一、非遗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依据

非遗诞生自乡村又发扬于乡村，同乡村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脉联系。从源头上看，构成非遗的土壤正是千百年赓续至今的民间乡村，可以说中国广袤的民间乡村以及生活在其间的民众，在日常生产、生存、生活的过程中孕育了非遗。从情感上看，非遗往往寄托着农民朴素的情感和愿望，特别是地域邻近的乡村之间，同风同俗和相近自然条件下形成的非遗更易相互交流、渗透，也就是说非遗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成为民间沟通的媒介。以民俗为例，虽然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有诸多民俗或消逝或稳定，但也有诸多民俗在保留原有文化基因基础上产生变异，或诞生新的民俗。无论如何变化，民俗都始终代表着民众对于某类事物的评判态度，从或正面或侧面或反面的角度反映了当地所独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展示了当地民众的心态、情感、性格。因此，非遗与乡村自古以来就有着深厚的血脉联系，无论是非遗的材质、技艺，还是非遗项目的主体都离不开乡村。更甚者，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非遗在乡村以外地区的生存土壤愈发逼仄，许多非遗项目因无法适应现代生活的节奏和方式，愈发淡出人们视野，日渐式微，而只有在受到影响较小的乡村地区才得以保留。从这个角度看，非遗的生命力是在乡村的庇护下才得以延续，只能在乡村找到非遗的生存空间。持续开展非遗保护和传承，有利于激活乡村长期沉寂的文化结构，为构建乡村精神文明提供文化引领，从而在乡村文化振兴方面发挥主力军作用。

文化人本主义为非遗赋能中国式乡村文化振兴明确价值导向。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这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也是非遗传承与发展不可动摇的真理准则。非遗作为“非物质”属性的文化，其产生和发展都必须依赖于人类活动，因此非遗与人密不可分，马克思在论究人的本质时，否定了“人是作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从现实意义上把“人”从实体中抽象出来而置于具体的、历史性的社会关系中，对其定义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135。这恰好与中国式现代化“人民至上”动力源泉不谋而合。对于文化的人本主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人是文化建设的主体。文化由人所创造，在丰富多彩的文化实践和文化生活中，需要全面调动人的主观性和创新性而创造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这也就要求文化建设主体化被动为主动，深刻把握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做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选择，创造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坚持“人”的主体地位，方能持续构建文化对人民生活方式的良性渗透及涵化。另一方面，人是文化建设的客体。文化是面向人所生产的，人是文化的唯一目的与归宿。通俗而言，文化的受众是“人”。只有面向“人”的文化才会促成关于其文化产品的终端消费。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人民至上”，才能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和创造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要求乡村文化振兴遵循“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让文化发挥出更为积极主动的效能，在塑造“人”的精神世界方面起到正向作用，从而达成为“人”服务的目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非遗赋能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不竭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理性思辨与治理智慧，延续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命脉。[5]乡村文化振兴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不仅“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还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基因。2017年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系统、全面地明确了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意义和总体要求，也分门别类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点任务和方案，不仅带动了中华文化资源普查、非遗传承发展、中华老字号保护发展、中华经典诵读等重点项目的出台，还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更加多元、传承体系更加系统，特别是在青年一代中起到了深远影响。非遗的文化内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一脉相承。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以非遗赋能乡村文化振兴，“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6]340。

二、非遗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难点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但乡村非遗传承与利用的主体力量单薄、文化服务乏力、专业人才缺乏及资源利用不足等问题突出，非遗赋能乡村文化振兴进展仍较为缓慢。

首先，乡村非遗传承与利用的主体力量单薄。实施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是广大农民群众，他们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受益者。推动乡村文化振兴需要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但随着长期城乡发展政策的不平衡推进，城乡二元结构下经济失衡日趋明显，出现乡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迁移的过度城市化现象，大量有活力、有素养的生活主体离开了乡村。2021年农村常住人口约49835万，占全国总人口的35.28%（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比2016年减少了约9000万人。与此同时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了7.37%，流动人口中农村以16—59岁的人群占比最大，农村空心化程度不断加深。孤寡老人成为建构农村在地人员的主体，也是乡村文化的主体。他们对非遗有满腔情怀，但多数文化素养较低，只对日常生活中的民俗有通俗理解，而对非遗的深层次认知不足，更缺乏文化宣传、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意识；同时，相较于城市居民，其可支配收入较少，且苦难与贫瘠的成长经历也影响着他们的消费观念，文化消费品难以在这一群体中打开市场，进一步弱化了非遗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效能。

其次，乡村非遗传承与利用的文化服务乏力。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是提升文化效能，增强乡村文化吸引力，提高农村居民文化素养，丰富农村居民精神文明的重要手段。2022年中办国办印发《“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补齐公共文化短板；《“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也明确“要进一步加强非遗系统性保护，健全非遗保护传承体系，提高非遗保护传承水平，加大非遗传播普及力度，推动非遗保护事业取得更大进步”。但一些地方政府将非遗作为地方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尝试大力推进含有非遗元素的商品批量化生产，但此过程往往过于关注经济效益而忽略非遗保护，致非遗在传播过程中越来越“失真”；在提供非遗公共文化服务时缺乏深入调研，仅以完成指标任务为目标却忽略了“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文化特性，不能因地制宜提供具有针对性的非遗文化产品和服务，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非遗公共文化服务发挥应有的文化效能。

再次，乡村非遗传承与利用的专业人才缺乏。乡村文化活力主要来自于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乡村文化人才的发展状况是衡量乡村文化振兴十分重要的因素。就非遗相关人才而言，目前突出的问题，一是非遗传承人断层。非遗同其他民间文化最大的区别在于，非遗是依托具体的且记录在册的“人”进行传承的，是有迹可循和有据可依的文化项目。一旦非遗传承人无法找到“接班人”，这项技能就面临着灭亡和消逝的风险。在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1082位第五批部级非遗传承人的年龄分析中发现，非遗传承人平均年龄达到63岁，60岁以上的传承人占比达到58.3%，40岁以下的部级传承人只有7人，占比仅为0.68%[7]142-144，可谓“耄耋翁媪大有人在，青年才俊凤毛麟角”。二是非遗管理人才匮乏。“十二五”期间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人才的缺口达10万人，而文化和旅游部2021年统计公报显示，当年全国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2431个，从业人员16554人，可见非遗管理人才的缺口仍然很大。

最后，乡村非遗的资源利用不足。利用好乡村资源的优势是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保障。《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提出，“传承保护传统村落民居和优秀乡土文化，突出地域特色和乡土特点，保留具有本土特色和乡土气息的乡村风貌，防止机械照搬城镇建设模式，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8]。实践中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利用既有地域资源促进文旅融合不够。一些乡村旅游从业者自身专业素养不足，不仅缺少对于旅游行业的认识，更缺乏对非遗的深层次认识，对自身禀赋挖掘不够，同质化现象也相当严重，难以形成差异化优势，对非遗项目的发展也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及引导，多数处于小规模经营状态，未能实现品牌化、产业化、市场化经营。以“剪纸”为例，截至2022年，纳入非遗名录的剪纸项目共有56个，但真正叫得响的品牌寥寥无几。通过文旅交融推动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实现非遗“活态化”传承，在此过程中通过创新非遗产品的形式和内容增加其附加值以提升经济效益，都还有很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利用数字资源实现非遗文化的信息化传播不足。随着国家“数字乡村”战略的推进，数字化逐渐渗透到农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字乡村既是乡村治理的强劲引擎，又为乡村文化振兴战略注入了现代化能量。数字资源开辟了资源存储的新道路，是赓续非遗血脉的一剂高效良方，虽然一些地区在积极创建数字图书馆，但馆藏资源不仅数量少而且相当陈旧，完全没有发挥出数字资源高效、便捷、全面的优势，反而沦为“权宜之策”。这种状况如果持续，势必导致乡村非遗资源的开发利用因失去数字红利而逐渐被尘封。

三、非遗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式乡村文化振兴要始终牢记文化脱贫不能落下任何一个人，要让所有农民在物质层面或精神层面享受到乡村文化振兴的红利，共享发展成果。在此过程中，非遗是重要载体，作为乡村地区得天独厚又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资源，与乡村和乡村人民都具有斩不断的精神联系，因而要充分发挥非遗对中国式乡村文化振兴的正向效能，还需要从文化主体、文化规划、非遗人才及文旅融合四个方面着手。

（一）提升文化主体自信

文化能够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人的精神力量。乡村发展厚植于深厚的传统文化之中，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必须要有强大的传统文化正面导向作为价值引领，而非遗恰好符合这一条件。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致力于充分调动人民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样地，中国式乡村文化振兴也必须牢牢抓住以人民为中心的主线。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36.11%，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农村是关键。

农民既是农村的主人翁，也是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实施乡村文化振兴战略必须坚定不移地从农民的角度出发，“坚持乡村文化发展为了人民、乡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乡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地向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群众问文化诉求之需、问文化发展之症、问文化发展之策，坚持尊重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9]。因而要想激活乡村文化振兴因子，稳定地为乡村文化振兴积蓄动能，就必须激发农民的文化自信。

一方面，要强化农民的非遗认知和文化素养。农民既是非遗保护与传承的主体，又是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因而必须深化农民对非遗的了解。通过在农村地区开展非遗文化宣讲、科学文化教育、公共道德讲座等活动来深化农民对非遗的了解、提高农民的文化素养，以强化农民在非遗传承和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主人翁意识；通过邀请非遗专家或创办文化企业的企业家进行“非遗产业化”宣讲，从事实案例出发，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深化农民对非遗的认知，拉近农民与非遗之间的距离，使农民意识到非遗在文化传承、产业发展方面的多重价值，这将利于农民将非遗文化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

另一方面，要增强农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首先，举办“非遗寻踪”“我与非遗的故事”等活动，鼓励农民思考与非遗的内在联系，唤醒有关非遗的童年乡土记忆，增强农民与非遗的内在联系；其次，充分挖掘非遗背后的精神意蕴，宣扬非遗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民族凝聚力与认同感；最后，将非遗与其他优秀乡村文化资源相结合，开展具有地域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动，进一步强化农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使之内化于心的同时外化于行，推动农民自觉保护及传承非遗和其他优秀乡村文化。

（二）加强规划精准服务

我国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在抓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必须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过程中实现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目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于精神文明的需求越来越高涨，尤其是农村地区。因此，要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就必须加强文化规划的科学性，遵循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方针，精准提供农民群体需要的非遗文化服务。

一方面，地方政府要遵循非遗保护与传承方针。在制定乡村文化规划前要摸清非遗分布状况与保护现状，分级、分类建立非遗档案，妥善保存相关实物、资料等。坚持“保护好，才能发展好”的思维。坚持依法科学保护，地方政府应积极推动地方非遗保护法规的制定，落实各参与方职责，提高农民的非遗保护主体意识；坚持完善非遗保护体系，运用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方式对非遗进行全面记录，不断加强非遗档案和数据库建设，推动非遗档案和数据资源的社会利用；坚持广泛普及非遗知识，广泛开展非遗知识普及活动，适应新媒体融合趋势，扩展线上普及渠道，鼓励支持有关机构拍摄非遗相关内容的宣传片、纪录片、公益广告等。

另一方面，保证公共非遗服务规划的精准性。政府应搭建文化服务组织与群众的互动平台，引导农民合理合情地表达文化之需，“并推动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向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倾斜，缩小城乡之间的公共文化服务差距，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10]，为农民提供喜闻乐见的公共文化服务活动。例如，利用传统节日、民族节日等塑造一批符合群众需要的非遗文化服务项目，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真正提升群众对公共非遗文化服务的认可度。同时，运用系统性思维推动非遗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打造“集传承、体验、教育、培训、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传承体验设施体系”[11]。为农民了解非遗提供更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更好满足农民的精神需要。

（三）培育人才建设梯队

社会或国家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无论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还是文化的传承与振兴，最核心的资源都是人才。

首先，加快培育非遗传承人。一方面，非遗传承人要树立正确的传习观念，不能仅仅注重家族传承，而应对有志于从事非遗事业的后辈一视同仁，倾囊相授；另一方面，要利用短视频、社交平台或线下宣讲等途径加大对非遗的宣传力度，激发农民对非遗的兴趣，鼓励农民尤其是青少年参与到非遗学习当中，鼓励副业传承、兴趣传承等，推动现有非遗传承人加快对下一代传承人的培养，为非遗传承储备人才。

其次，提高非遗从业者专业能力。当前，由于主客观因素等方面的限制，非遗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建设存在着专业划分不明确、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升等多方面的不足，因此，需要运用加强管理的手段来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和创作能力，以此来促进其在工作中创造新的文化形式，催生新的文化业态，使非遗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针对当前非遗从业人员中普遍存在的低学历、高年龄的现状，一方面，应尽快招才纳新，注入新鲜血液，从而在根本上提升非遗从业人员的质量；另一方面，要鼓励非遗从业人员学习进修并组织从业人员参加专业能力培训，提升从业人员专业性，使非遗人才梯队的中坚力量更加坚固。

最后，将新一代乡村教师纳入非遗人才储备中。[1]将乡村教师纳入非遗人才储备中，一方面能向乡村教师传授非遗知识，增加乡村教师非遗知识储备，激发乡村教师对非遗的兴趣，引导其自觉加入非遗保护与传承行列中，扩展非遗传播渠道。同时，新一代乡村教师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具有创新思维，能在学习中推动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教师能将所获得的非遗知识消化后，以更加通俗易懂的方式在日常教学或生活中传授给学生，促进乡村教育多样化发展，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丰富学生学业生活的同时为非遗传承培育青年力量，让非遗浸润学生成长。

（四）文旅融合创新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一切使农民的农业活动脱离其他生活活动的努力都是违背现实的，混沌不分是这个现实的根本特性:应当分析和理解现实，而不是抹煞或简化现实”[14]92。可以说文旅融合既是实现非遗活态化传承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农村居民经济富裕的重要手段。

《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将文旅融合列入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重点领域，鼓励农村地区依靠自身资源禀赋发展乡村旅游。目前，许多地区依靠特有的民族特色、人文风情吸引了大量游客，率先发展文旅产业，并在该项目的助推下走上脱贫乃至致富的道路，这也给许多正求发展的农村地区指明了发展方向。但如何在同质化的乡村旅游项目中脱颖而出，就需要围绕“一村一品”“一村一韵”做足文章。

首先要突出特色资源。不断创新非遗的形式和内容，通过民族节庆活动、非遗体验馆、非遗产品集市等文化载体，积极运用“非遗+演出”“非遗+体验”等形式，真实、活泼地将非遗或其他优秀乡村文化展示给游客，开辟农民就业新道路及增收致富新途径。一则丰富乡村文化的内涵，增强农民文化自信，加快陋习旧规的消解速度，培育文明新乡风，为推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凝心聚力；二则推动文化交流与互鉴，为探索非遗项目之间的融合模式创造机会，有利于提高非遗的价值，使非遗获得新活力和新发展；三则扎实推进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推动资本要素向乡村文化产业流动，形成集非遗文创、旅游住宿、特色餐饮为一体的旅游供给，增强乡村文化的“造血”功能，以文化建设为抓手促进乡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产业兴旺反哺乡村文化振兴。

其次要提升非遗产品附加值。非遗及其衍生产品融入乡村旅游中，不仅能开拓非遗产品消费市场，激活非遗存量，又能使非遗在传播中得到传承与发展，实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一是以时代化推动非遗产品及其衍生品推陈出新。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受到“复古潮”的影响，喜欢上非遗产品，而目前非遗产品市场中缺乏丰富的优秀文化产品来满足这种新风尚带来的商机。因此，要将非遗文化资源与时代化要素相结合，研发出非遗元素突出、符合时代审美、贴近消费者实际需求的文化产品，将非遗背后的文化情怀和实用价值传达给消费者，从文化产品自身出发，提升产品品质，激发消费者购买欲，形成良性循环，以此提升非遗产品附加值。二是以高新技术增加非遗产品科技附加值。在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年轻一代在不断追求带来新消费体验的文化产品，他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文化产品，而是更加关注高科技元素在文化产品中运用的成果，并愿意为这些成果买单。因此，应加深与科研院校及高新技术企业的合作，运用科技成果为非遗文化产品创新注入活力，不断进行业态更新，实现非遗产品品类、风格和载体的极大丰富，使非遗产品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

最后要善用数字资源为文旅融合赋能。数字技术与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是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新趋势，也是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力量。通过建设数字非遗博物馆、开办数字非遗展览，能够为文旅融合提供更多的支撑和保障。数字化博物馆不仅可以使非遗展品“活”起来，而且能够让游客看到非遗产品背后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及价值。通过建设数字非遗博物馆，能实现游客与非遗展品的互动，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的质量和效率，进而增强游客的参观体验感。通过数字媒体技术，不仅能够实现对非遗展品的快速检索，还能进行智能分析、讲演等，进一步丰富了游客的参观形式。此外，还可通过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等技术，将虚拟信息与实际空间结合形成更加丰富、生动甚至是身临其境的体验效果。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在文化旅游产业领域的应用不断深入和广泛，对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乡村文化振兴是一项需要多方推进，惠及广大农民却又极其复杂且耗时长的工程，既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做好顶层设计[15]，又需要从基层着手，发挥非遗的文化效能，推动农民自主参与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当中，由点及面，自觉担负起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重任，让非遗既能引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又能作为乡村文化建设载体赋能乡村文化振兴，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非遗赋能是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文化振兴之路，也是推进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合理选择。

作者：金艳 郑依然 单位：武汉纺织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