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经济论文篇1

（2）满足需要原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需要”（need或want）和“需求”（demand）有重要区别。“需要”通常是指人的生存和发展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客观要求。马克思在分析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构成时指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生活资料的价值表示的，而劳动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构成具有层次性，包括劳动者自己和家属所需要的“生存资料”，如衣、食、住、行等，也包括教育、文化、健康保健等“发展资料”。因此，“需要”是以使用价值来衡量的。而“需求”概念则不同，它用以描述市场中的交换行为，只要有货币、有购买力，就形成“需求”，“需求”是从价值实现角度分析的。“需求”不一定是客观“需要”，比如市场上有1万套商品房，从客观需要即使用价值角度来说，可以满足1万个家庭的需要，但也许由于房价过高，1000个家庭购买了这1万套商品房，从市场的角度看，商品房的价值得到了实现，也就形成了市场“需求”，但显然这些买房者不是为了“需要”，而是为了资本的价值增殖，其后果必然是房价虚高，一方面是需要房子的人买不起房，另一方面是不需要房子的人囤积大量房源。类似的问题还存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其他公共产品中。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表明，我们的生产是以“满足需要”为根本目的的。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还要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借助价值规律来满足需要，但这不妨碍“满足需要”理应成为指导我们各项经济工作的重大原则。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化解产能过剩，可以以“满足需要”为原则制定相应政策，比如化解商品房过剩，可以采取政府购买、百姓廉租的形式；化解钢铁、水泥等过剩，可以考虑增加基础设施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结构升级，可以考虑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消费需求差异性问题；等等。

（3）共享发展原则。共享发展理念是我们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理念之一。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表明共享发展已经属于社会制度深层内容。共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追求的理念，这一理念与以劳动者为本理念一脉相承。马克思在科学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运动规律基础上，指出了共享是未来社会的重要制度特征。我们党从强调“共同富裕”到强调“共享发展”，在理念上是一个新发展。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强调先富带动后富，这在一定历史时期有其必然性，但今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新阶段，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有了较好的经济实力，强调“共享发展”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增强发展动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提到共享发展，人们往往想到劳动成果分配方面的问题。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共享发展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从微观领域看，企业层面的共享既包括分配领域的共享，如提高工资，也包括生产领域的共享，如劳动条件、劳动资料、劳动保护、劳动管理等。在宏观领域，不仅包括基础设施、公共资源的共享，还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共享；在消费层次上，不仅包括生存资料的共享，还包括发展资料的共享等。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共享发展意味着在微观企业领域，不能一味把降低工人工资作为提高企业效率的口实。影响企业效率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技术高低、生产资料的性能好坏、企业管理的先进与否、工人积极性创造性的高低等。尽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新创造的价值是V＋M，二者之间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降低工资就可以提高利润。这是一种静态认识，马克思这一公式揭示了劳资之间的对立关系。但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因此不能用线性思维套用马克思这一思想，认为降低工资就能提高利润，即提高企业效益。

中国社会经济论文篇2

一、从传统经济史学到现代经济史学

中国很早就有系统的经济史记述，并形成延绵不断的传统。它主要有两大首尾相续的系列：一是历代正史《食货志》系列，二是《十通》中的尤其是“四《通典》”中的“食货门”系列。它们不但是我们今天研究经济史的基干性资料，同时，从这些记述的系统性和连续性看，其本身已经构成了“经济史”。但传统史学毕竟是以帝王将相为主角，以记述政治军事活动为中心的；经济史的记述只是它的附属部分。而且它所记述的主要是国家管理经济的典章制度和有关的经济政策、经济主张，对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经济生活，它所反映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此种反映的自觉性，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这不是现代意义的经济史学，可称为传统经济史学。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经济史的产生，中国和和西方走着不同的道路。在西方，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经济学发展为系统的理论，19世纪以后，人们用经济学和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来解释原来历史学中的经济内容，经济史遂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的。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丰富的经济思想，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独立的经济理论，因此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用这种系统的理论分析经济过程的独立的经济史；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是随着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的传入才得以形成的，而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它的出现又相对晩后。

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用进化史观改造传统史学；社会经济进入史家的视野。梁氏本人也尝试用西方的经济理论来研究分析中国古代某些经济思想和经济现象，可以视作中国经济史学的滥觞。

不过直到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史研究才比较全面地开展起来，出现了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中的第一个高潮。当时中国经济史研究非常活跃，人们用近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指导研究工作，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研究涵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各个环节，并涉及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出版了一批专著和论文，其研究的广度和深都是过去的“食货”式的记述所不可比拟的。当时还出现了专门的经济史研究机构和刊物。例如，三十年代初陶孟和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时，经济史是其主要的研究内容，193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改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1934年12月，陶希圣创办了《食货》半月刊，这是我国第一份关于社会经济史的专业性期刊，陶氏还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建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在南方，中山大学法学院也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并在《现代史学》杂志中开辟了“社会、经济史”专栏。从这种种情况看，可以认为这次高潮标志着独立的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科的正式形成。

二、唯物史观与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现

这次高潮是怎样形成的呢？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而直接启动这次高潮的则是中国社会史论战。

瞿林东先生曾经指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当是历史观的进步，即从古代历史思想的积极成果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到近代进化论，从近代进化论到唯物史观。”梁启超等人鼓吹史学革命、创建近代史学时，主要的思想武器是近代的进化论。作为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中国经济史学，其起步相对晚后，但正因为它起步较晚，当它临产时，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入中国并获得广泛的传播，这就使得中国经济史学与马克思主义结下不解之缘。

唯物史观是在五四之后才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经过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等人的努力，在当时烈火干柴的革命形势下传播相当迅速，到北伐战争时期已有风靡思想界之势，大革命的失败也没有能够阻止这一发展的势头。这种情况，当时的学者有着深切的感受。顾颉刚曾用“风靡一世”（1932年）[1]、“像怒涛一样奔腾而入”（1935年）[2]来形容唯物史观对三十年代的学术界的影响。郭湛波在1935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把1927—1934年这一阶段的思想特征描述为：“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主要思想，以辩证法为方法，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以中国社会史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锁钥。”齐思和后来也指出，从五四到北伐短短几年，中国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两个解放时期，“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3]。在中国经济史学孕育和诞生时期，曾经面临各种各样的思潮和理论，但是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像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那样对它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质所决定它十分重视经济史研究，同时又给这种研究提供最锐利的理论武器。中国经济史学的诞生适逢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之时，应该说是中国经济史学之幸。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但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而且它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也引导人们去关注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发展的历史。而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形势，又使这种关注具有了空前的迫切性。因为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关系到如何确定革命的性质和战略策略这样与革命前途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要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又不能不作社会经济的分析和历史的研究，由此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作为其延伸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主要问题，如战国以后到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什么社会？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或是别的什么社会？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如果存在，它存在于什么时代？都是与社会经济形态有关的问题。当时论战的各方，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基本上都使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范畴和名词术语。主持《读书杂志》并出版了四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的王锡礼，曾经比较了人生观论战与社会史论战的异同，指出前者是科学与玄学之争，后者科学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前者是唯物和唯心之争，后者是唯物的内部斗争，都以唯物辩证法作武器[4]。积极参加论战的胡秋原也说过，这次论战表示唯物一元论的历史观已经取得中国思想界的霸权[5]。事实上，参加论战的并非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政治上属于托派的，有政治上拥护的，有后来离开了唯物史观的阵线的，但他们在主观上或在表面上都信奉唯物史观，这是唯物史观风靡思想界形势下所出现的独特现象。论战的实质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尤其是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剖析中国的历史。这次论战相当激烈，不同观点的辩难，有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争，也有如何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歧。由于讨论的内容是围绕社会经济形态问题展开的，所以它属于经济史的范畴，而且是关系社会经济历史总体性的重大问题。或认为这些问题与具体的经济运行关系不大，是属于历史哲学的范畴。其实不然。这些问题诚然不能代替经济史具体问题的研究，但是，提出和研究这些问题，才能把具体的经济史问题统帅起来，才有整体的经济史。

热烈的论战在三十年代初告一段落，但经济史研究并没有随之而消寂，而是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因为社会史论战扩大了唯物史观的影响，同时也激发了人们深入研究经济史的愿望。论战牵涉社会经济的广泛方面，提出了许多问题，但论战中的文章往往是鸟瞰式的通论，比较空疏，而且论战各方往往带着激烈的情绪。要解决论战中提出的问题，就不能满足于那种上下几千年的笼统论述，而需要沉静下来，在充分收集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展深入的具体问题的专题研究。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以后经济史研究持续性的热潮就是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进步史学家嵇文甫1935年为马乘风的《中国经济史》作序，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概说阶段，论战时期和搜讨时期。他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肇始追溯到大革命时期，“许多突然袭来的事变，使当时参加这幕历史活剧的人们眼花缭乱，手足无措。于是乎他们不得不来个自我批判，对于自己的革命方略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于中国社会的结构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究竟是个什么社会呢？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发展来的？现在又将要往那里去呢？这不是课堂上书本上随便谈谈的问题，而是实际战斗中生死存亡的问题。为着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于是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引起热烈的兴味了。”他所说的“概说阶段”和“论战时期”实际上是社会史论战的两个阶段：自拉自唱的阶段和相互交锋的阶段。他批评了论战中空疏的缺点，又指出，通过论战，“有些以前极为模糊的观念，现在已甚明了，有些在从前不觉得成问题的，现在居然成为问题了。”例如，“从前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准很不一致，有的根据交换关系，有的根据政治形态，随手拈来，并没有确定见解。到现在，不论真正的理解程度如何，总都知道拿出生产方法作为划分社会史阶段的利刃了。最重要的还是这次论战使人认识了许多问题，使人知道自己之无知……”因此，在论战以后的“搜讨时期”，“返回头来，重新做起。郭沫若先生自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后，专向甲骨金石方向下工夫。如《卜辞汇纂》、《金文丛考》……为古史添了许多新材料。吕振羽的《史前中国社会研究》尽量利用神话和考古学上的知识，对于殷以前的社会作了大胆的试探。至最近，南有《中国经济》，出了两本“中国经济史专号”；北有《食货》，尤其专以搜集史料相号召，和从前《读书杂志》上剑拔弩张的气象迥乎不同了。从热烈到冷静，变空疏为笃实……”嵇文甫的这些论述，大体上说明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出现的动因和发展的轨迹，说明了社会史论战在这次高潮的启动作用；所谓“拿出生产方法（按，即我们现在说的‘生产方式’）作为划分社会史阶段的利刃”，正是唯物史观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它已在论战中和论战后成为社会经济史界的共识。

三、唯物史观与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的各派学者

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有三股活跃在经济史坛上的力量最值得注意：一是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二是当时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三是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及其联系的一批学者。他们对唯物史观的态度、他们接受唯物史观影响的先后、程度和方式是各不相同的。对此作些分觯部梢源又锌吹轿ㄎ锸饭塾胫泄檬费Э品⑸⒄沟墓叵怠?BR>

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致力于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不但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而且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济史也有开创意义。郭沫若把他1928年以来发表的有关论文结集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自称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书中运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周易》、《诗》、《书》、卜辞、彝铭的材料，用犀利的文笔生动而明快地论证了中国历史上依次经历过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本书虽然在方法的运用、材料的鉴别和具体结论上都存在一些缺点错误，但却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尝试，影响是巨大的。齐思和指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发表以后，中国社会史论战才走上科学的轨道。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发表以后，郭沫若继续钻研卜辞和彝铭，继续完善和发展他的学术体系。他的观点，开始时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是自1935年以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郭沫若的中国古史观，好像复活起来。六七年来为思想界所集中抨击的观点，忽然变成了大家共同信仰的真知灼见，甚至许多从前反对过他的人，也改变了态度。”“中外的新史家，差不多都以他的研究为出发点。”[6]郭沫若开创了一条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路，一些著名的学者就是在他的影响下走上研究社会经济史的道路，或者在研究中受到他的启发。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是在三十年代初社会史论战正酣时走进史坛的，他在北平中国大学开设社会科学概论、中国经济史、农业经济等课程。1933年编迄《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以后陆续发表了《中国经济的史的发展阶段》（《文史》1934）、《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36）等论文和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例如，第一次把考古发现和神话传说等资料相结合，对中国原始社会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坚持奴隶制社会的普遍性，首先提出并论证了殷商奴隶社会说；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系统阐述西周社会的封建性质；又首先把中国封建社会区分为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明确提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是封建地主制社会。继郭沫若、吕振羽之后，侯外庐、翦伯赞、邓拓等人也做了许多工作。侯外庐从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入手，指出“亚细亚”和“古典古代”是人类文明形成和发展的两条不同的“路径”，在遵循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理论的前提下，开辟了一条认识中国历史特殊性的途径；他还努力把社会史的研究与思想史的研究结合起来。邓拓对“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问题的分析和对中国救荒史的研究，都很有影响。总之，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但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举起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而且在论战的热潮过去后继续做了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成绩斐然。这些工作，有的是直接与经济史有关的，有的则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框架和思路。与此同时，在社会史论战中一些人提出的违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实际的“特殊亚细亚社会”和“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等理论受到了批判，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已基本上在中国史坛销声匿迹。另一些人在社会史论战中鼓噪了一阵以后也趋于消寂。这样作为社会史论战的延续的古史分期讨论，形成了主要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内部围绕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界开展讨论的局面，这种情况延续到了建国以后。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这些活动中，我们看到了唯物史观在中国前进的步伐。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是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它筹建于1927年，1934年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之北平社会调查所合并，1945年年改称社会研究所该所早在二十年代末，就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地下党员陈翰笙的主持下，从事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陈翰笙的活动为当局所不容，被迫离开中研院以后，继续组织农村经济研究会，继续从事此项工作。这些工作虽然不是直接的经济史研究，却为近代农村经济史的研究积累了资料，提供了基础。而农村经济研究会积极参与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是与中国社会史论战并行和密切相连的。三十年代初，陶孟和主持所务时，经济史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刊物的背后在一个学术群体在活动，这就是吴晗、汤象龙、罗尔纲、梁方仲等学者组成的“史学研究会”。他们当中有的是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有的并不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但都积极参加了《集刊》的编辑和有关问题的讨论研究，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史界的台柱。这些人基本上没有参加社会史论战等活动，他们研究的路数也不同于那种史论式的写作，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实证研究，他们多数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有比较进步的史观。他们反对颂扬帝王将相和少数英雄人物，主张历史研究以“整个民族和民族的发展为主体”，“叙述社会变迁、经济变化和文化的进步”，与唯物史观是相通或接近的。他们后来也先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染。他们当中最知名的经济史学家梁方仲，1939年访问了陕甘宁边区[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其前身即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工作成为经济史界一代宗师的严中平，1936年就是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生。他中学时代就通过阅读鲁迅、郭沫若的作品进而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坚信经济是社会发展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大学期间自学《资本论》等著作，并终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经济史。[8]稍后在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知名学者李文治，三十年代就发表过经济史的文章，他早年曾参加共产党，参与过农民暴动的领导，进入史学界以后，一直钟情于农民运动史的研究，并由此进入到农民运动的经济背景、土地制度和地主制经济的研究[9]。还应提及的是吴晗等人的“史学研究会”抗战时在昆明恢复活动，增添了新的成员，仍然关注经济史的研究。这一时期参加“史学研究会”的李埏后来回忆说：“昆明和重庆成为当时全国两大文化中心。就昆明而言，由于龙云与的矛盾，政治气氛相对宽松，许多革命人士纷纷宣传马克思主义。西南联大的经济系还开出《资本论》课程。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经济史，加之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迁入，带来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方法、新观点，所以经济史研究气氛较为浓厚。西南联大及主要研究机构都有人从事经济史研究。”[10]

陶希圣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是相当活跃的，他创办的《食货》半月刊联系了一百多位作者，在两年多时间内发表了约300篇文章，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食货》作者的学术观点和政治倾向很不一致，从所发表的文章看，许多作者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唯物史观，或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陶希圣本人在政治上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曾跟着走到了汉奸的边缘，后来又成为的笔杆子。他的学术思想比较驳杂，他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为文亦以唯物史观相标榜。他在社会史论战中提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否定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奴隶社会，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三十年代初，他对自己观点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认为战国到东汉是奴隶社会，魏晋进入封建社会。在《食货》半月刊中，陶希圣和他的弟子花不少力气构建魏晋中古（封建）说。陶希圣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但他企图把唯物史观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整体中剥离出来，有条件有限度地运用到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应该承认他和他的弟子构建的魏晋中古（封建）说主要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而且这些工作对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是有意义的。一个坚决反对马列主义指导的人民革命的人也讲唯物史观，用唯物史观，似乎不可理解。但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是充满矛盾的，我们只能按照事物本来的矛盾来认识它。这一事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唯物史观对中国经济史学科形成发展的巨大影响。陶希圣弟子的研究工作，相当程度上也是以唯物史观指导的，实际上魏晋封建说的具体论证工作主要是他们做的。这些弟子们后来发生了分化，有的堕落为汉奸，这与陶希圣政治上的误导有关。也有一直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成为经济史学界耆宿的。如何兹全先生，学生时代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学术研究中基本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比较注意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宏观的把握，同时把它和具体问题微观研究相结合。他认为自己资质、能力都不高，唯一稍为比同辈高的地方，就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较早用它来进行研究。他虽然由于与《食货》的关系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他仍然为有人称他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由衷的高兴。

除了上面谈到的三方面的力量外，中国经济史界许多老一辈的知名学者，都在不同程度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例如经济史界的南北二傅（傅衣凌和傅筑夫），在回忆他们治史经历时，都谈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他们的影响[11]。

唯物史观与经济史研究的密切关系，一些不是搞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也看得很清楚。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顾颉刚多次以肯定的口气谈到当时唯物史观的迅速传播，表示他的考辨工作与用唯物史观指导的研究并不矛盾，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某些基础和方便。抗战时期，由他主编的《文史杂志》出版了“中国经济史专号”，并发表了题为《略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社论。社论说：

依某一些历史学者的主张，经济史研究乃全部历史研究的重心，一切历史上所发生的分歧复杂的社会现象，都可以而且必须向当时经济实况中求得其所以然的原因；如果不把历史上各时代的经济情形予以究明，那一切历史事实绝不能得到正确而合理的解释。关于这一派学者的主张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由此可见在现代历史学界，经济史的研究是如何为人所重视。并且经济史研究也确实不应忽视，因为人类的物质生活的重要固不在精神生活之下，精神生活虽有时影响到物质生活，但物质生活也正不断地影响着精神生活，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所以进步的历史学者是绝不容忽视历史的经济因素的。[12]

社论所说的“某一些历史学者的主张”，正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唯物史观的广泛影响及与此相联系经济史研究所受到的重视。

四、唯物史观与“社会经济史”的传统

由于中国经济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或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它一开始就以社会经济史的面貌出现，这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的重要传统。

在三十年代的中国，“经济社会史”、“社会经济史”、“社会史”、“经济史”这几个名词的含义是相同的或相近的，以至可以相互替换使用。例如，在《食货》半月刊的封面上，“社会史专攻刊物”的字样赫然入目，而创刊号《编辑的话》申述其出版意图是把“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力量集合起来，该刊刊登的经济史论文索引，则或称“经济社会史”，或称“社会经济史”。这说明这三个名称是通用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的集刊，称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而侯外庐称其将社会史与思想史一担挑，把思想史研究置于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他的所谓“社会史”，就是“社会经济史”。再往上溯，所谓“社会史论战”，就是“社会经济史论战”。现在，人们已经不把经济史称作“社会史”，也很少用“经济社会史”这个词，但仍然广泛使用“社会经济史”这个名称。[13]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名词的问题。社会经济史既要研究生产力，又要研究生产关系，既要研究各个经济部门的发展，又要研究各种阶级关系、社会组织等等的发展。不但如此，它还把社会当作一个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规定的有机整体来进行研究。三十年代的经济史论著，其内容兼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不少是围绕着社会形态（当时称为“社会形式”）即生产方式（当时称为“生产方法”）展开的。以《食货》半月刊发表的文章为例，其内容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据我的粗略统计，主要涉及生产力的约占18%，主要涉及生产关系的约占57%，其中有关社会形态的讨论和研究文章超过该刊文章总数的1/4。这种情况说明，当时的经济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社会史论战的延续，同时也明显地体现了它作为社会经济史的特点。人们不是孤立地就经济论经济，而是从各种社会关系中把握经济的发展。所以，人们说“经济史”的时候，是指与社会有机体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发展史，人们说“社会史”的时候，是指以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史；两者是一致的。

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这种传统，显然很大程度上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下形成的。因为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把由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视为这个社会有机体的基础。

现代中国经济史学的这种传统，使它区别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并大大超越了中国传统经济史学。上面说过，中国传统经济史学主要记述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现代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虽不忽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但更关注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经济生活。广义的社会虽然包括国家在内，但社会和国家是也可以理解为不同的系统：国家是上层的统治的系统，社会是下层的基础的系统。传统经济史学注重前者，现代经济史学注重后者。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解和分析这种“社会”系统提供了最锐利的工具。只有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史学才能真正超越只重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的传统经济史学，走上科学的轨道。

把经济与社会联系起来研究，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因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是组织为社会的。在西方，也有把经济与社会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研究的，例如，法国费弗尔和布洛赫在1929年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把“经济社会史”写在年鉴学派的旗帜上。但西方也有脱离社会研究经济史，追求纯粹的经济分析的。著名经济学家陈振汉批评美国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作《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的经济学》，赞扬奴隶制的“高效率”和“生命力”，是一部没有奴隶的“奴隶制经济”史。这是研究经济史见物不见人的典型。陈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者应该与社会史家密切合作。其实，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正是中国经济史学的好传统。在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加珍惜和发扬这种好传统

注释

[1]《古史辨》第四册顾序。

[2]《古史辨》第七册上编《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和辨伪》附言。

[3]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10期。

[4]王锡礼：《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载《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辑》第6页，神州国光社1931年出版。

[5]胡秋原：《社会学观中国文学史专号刊言》，载《读书杂志》第3卷第6期第1—2页，神州国光社1933年6月20日出版。

[6]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生活书店，1937年。

[7]李文治：《辛勤耕耘，卓越贡献——追忆梁先生的思想情操和学术成就》，《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

[8]经君健：《严中平先生传》，载《严中平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9]本刊编辑：《从钟情农民运动到探研地主制经济——李文治教授谈他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0]龙登高：《商品经济、土地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史——李埏教授治学专访》，《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中国社会经济论文篇3

要区分基础理论（认识性理论）与应用理论（实践性理论，只针对某一时期或某一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属于基础理论，而马恩的多国革命同时胜利论、列宁的一国革命首先胜利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属于应用理论。应用理论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不能代替基础理论的创新，相反，由于基础理论的创新滞后，应用理论失去基础理论的论证和支撑，影响到人们对其的正确理解和接受，影响到在实践中的全面落实。

一、正本清源：基础理论创新的突破口

基础理论创新的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时代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要把“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中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这其中包括在实践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包括在应用理论层次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包括创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适应的基础理论。

“苏联模式”包括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也包括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中的有些理论观点，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例如，过去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就不是马克思的原意。

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强调过他对于“奴隶制-封建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论述主要限于西欧。例如，他在1877年10-11月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曾说过，《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他（指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在1881年2月底3月初写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再一次强调，“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指资本主义产生，引者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

然而，马克思这种限于西欧经济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的理论传入俄国之后，无论在其适用的地理范围，还是其理论外延，都出现了不断扩大的现象。以后逐渐形成了五种社会形态说。1938年，斯大林在其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最终把其作为定论确定下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实质是“单线发展”论，即认为人类社会都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单一模式发展的理论

“单线发展”论与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事实不符，造成许多牵强附会。它不能解释这个重要的事实：为什么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而落后的俄国和更落后的中国却最先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单线发展”论提出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大峡谷”的观点。但是，如果说生产力水平低、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可以进入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也不是要被打破吗？可见，“单线发展”论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解释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发达地区的建立，实际上只意味着这些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走其他道路实现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可以“跨越”历史阶段，一跃而进入到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但是，按照“单线发展”论，社会主义只能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照搬了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于现实。本来，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是马恩所说的社会主义了，它的起点比后者低，需要重新定位，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政策。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时没有这样做，仍然坚持了书本上的“高”定位，照搬了书本上更“革命”的制度和政策，所以导致长期犯 “左”的错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及指导思想方面，之所以长期出现“左”的倾向，根源就在于对“社会主义”的定位不准，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看成是要与资本主义相对立并且要代替它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各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和先进，从而不敢正视自己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敢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最新文明成果。为了不使自己的社会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多次发动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目的的群众运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阻滞了生产力和经济的正常发展。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之所以长期受姓“社”姓“资”问题的困扰，之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就是因为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及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找不到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按照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各个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优越，所以，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办法就是要不断增加公有制所占的比例，提高公有制的形式，扩大计划经济的覆盖面，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及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内，一争论就必然要否定改革开放，迈不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子。那是一个在没有基础理论指导（甚至可以说是突破、“违背”传统基础理论）的情况下摸索的过程，结果却走出了一条正确的“中国道路”。看不见路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我们过了“河”（最起码是快要看见“河”对面了），就要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看清楚我们实际上走的是哪条路？

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基础上、增加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及“三个代表”等规定性，允许私人企业主入党，“全民所有”资产更名为“国有”资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能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来解释和说明了。另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没有像前苏联那样，照搬西方模式，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和“公开性”，在经济上推行“私有化”，但是却取得了成功，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能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论来进行解释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用文明类型来解释和说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具有双重规定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有两个规定性：一个是“中国特色”，一个是“社会主义”。在这两个规定性中，究竟以哪个规定性为主？如果说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中国特色”只是对社会主义的修饰，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模式。如果以“中国特色”为主，那么，这里的“社会主义”就要用“中国特色”来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以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了。从实践结果看，沿市场化改革道路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了。

其次，“中国特色”是什么含义？是指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一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指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一面。显然，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是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共有的情况，不能作为“中国特色”；只有后一方面才可以作为“中国特色”。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与其他文明有什么不同？这就需要研究文明类型。

二、实事求是：创立文明类型理论

文明类型研究继承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研究的遗产和遗愿，借鉴汤因比、亨廷顿等西方学者对世界不同文明的研究成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找到了不同文明内在机制上的差异--主导性整合要素的差异。所谓主导性整合要素，就是在人类脱离原始状态、分化出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以后，能够给社会以秩序的那种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或关系。综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只有三种力量或关系，才可以成为最基本的主导性整合要素，这就是：宗教的力量或关系；政治的力量或关系；经济的力量或关系。主导性整合要素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文明类型。在世界现存主要文明中，西方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印度文明是宗教主导型文明，伊斯兰文明是“宗教/政治”（教政合一）主导型文明，日本文明是“宗教/政治/经济”（民族主义宗教精神与政治、经济一体化）主导型文明，俄罗斯文明和拉美文明是处于发展变化中的文明，非洲文明是正在形成中的文明。

人类社会总的发展趋势是生产力水平由低到高，由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但是，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道路由其文明类型来决定，经历的社会形态体现出不同特征。马克思所描述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主导型文明（西方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政治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发展道路，即经历了宗法社会-专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中国的宗法社会与西方的奴隶社会、中国的专制社会与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大体上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宗教主导性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是：一教社会-多教（派）社会-泛教（派）社会。

建国开始，我国的制度和观念，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和观念。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所完成的突破，就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增加了中国传统和现代文明的成分，开始了由传统社会主义向现代中华文明的转变，不再固守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和目标，而是以加快现代中华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包括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同时，继续坚持政治主导的优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回到了政治主导型文明的正确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其基本特点是：一心为公、为民的执政党的领导；国家可掌控的市场经济;“政治/伦理/科学”型的文化。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与它有很大的不同。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与现代经济主导型文明也有很大区别，后者的基本特点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受经济力量控制的议会制民主政治；“商业/宗教/科学”型的文化。中国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与西方的经济主导型文明形成鲜明对照，受到西方的攻击，认为中国“不民主”，“侵犯人权”，等等。这实际上是用西方文明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与之不同的文明，如果照办了，只能像前苏联那样，导致整合机制的削弱甚至解体，使国家分裂、社会陷入混乱，无法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文化的健康发展。

在当代，文明类型有两种重要的发展趋势：一种是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相互吸收、借鉴，有趋近（不是趋同）之趋势。例如，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加强政府对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另一种发展趋势是宗教主导社会的作用不断减弱，逐渐成为辅或普通的整合要素，宗教主导型文明向其他文明类型转变。宗教主导型文明消失后，世界上就剩下两大类型的文明--政治主导型文明和经济主导型文明，但其中还会存在不同的亚文明类型。

任何文明类型都有优势和劣势两个方面，因而，各种文明类型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政治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政治权力过分集中、干扰甚至阻碍经济和文化按其本身的规律发展的偏向，容易出现人治和腐败的问题。经济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资本家和企业为了赚取利润、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偏向，这种偏向会形成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破坏生态环境，使全球气候变暖，危害人类生存，影响可持续发展；容易出现为了经济效益而忽视甚至不顾社会效益的偏向，导致道德沦丧，黄、赌、毒泛滥；容易出现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大化，使人际关系趋向冷漠，自然亲情趋向淡化。对于每一种文明类型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的情况必须辩证地去看待和对待：一方面，不要看到一种文明出现了与其他文明相对而言比较突出的缺陷和问题，就全盘否定（包括自我否定）其根本制度和观念，甚至就断定其社会制度存在不下去了；另一方面，对于自身文明所容易出现的偏向必须时刻注意防止和纠正,容易出现的问题必须及时解决,才能保持文明的健康发展.否则,即使曾经兴盛过的文明也会衰落甚至消亡.

在人类文明由农业文明阶段进入工业文明阶段后，经济主导型文明比较适应。在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阶段进入生态文明阶段后，政治主导型文明将比较适应，因为在全球实现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防止气候变暖的目标，会减少资本集团的经济利益，需要国家发挥作用，需要伦理道德发挥作用。这些都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弱势，而是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强势。当然，政治主导型文明只有在吸收了人类在工业文明的阶段所创造的有益的文明成果后，才能够提升其文明的水平，承担起新的使命。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还需要继续提升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方面，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在战胜洪水、瘟疫、冰冻、地震等自然灾害方面，在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方面，在实行大规模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城市绿化等改善生态环境的工程方面，在成功举办奥运会等国际性活动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初步显示出政治主导型文明的优势。

三、明确方向：创建（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新学科

文明类型理论为构建适应现代中华文明发展需要的、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西方的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反映和服务于这一文明；中国的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内在机制、运行方式和发展规律，这些都需要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来加以总结和揭示，反过来指导中华文明的发展。

中华文明在思维方式方面也有自己的特征，这就是从整体出发，重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这一特征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设置方面，应当主要以复合性学科为基本学科，如：唯物辩证法哲学，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国民经济学，自然与科技哲学，辩证逻辑，政治与伦理，美与文学艺术，信仰与宗教，党史与党建，政策、法律与法规，行政与人事管理，经济管理与企业文化，中国与世界历史，教育与人力资源，新闻与宣传，体育与健身，语言文字学，图书文献学，等等。下面对几个与党校教学密切有关的学科的内容作以初步探讨。

1、社会历史文化哲学。文明类型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它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研究的对象由“社会”扩展为“文明”。“文明”不仅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且还包括文化、宗教、生态环境等“软实力”及环境因素。广义的文化（包括宗教）是一种对社会起长期作用的要素。不同文化传统塑造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特征。文化与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又和现实联系在一起。从“文明”的观念看历史和现实，与用传统的“社会形态”的观念看历史和现实，会更加全面，会对人类在过去所创造的文化和精神的成果（如宗教、儒家思想等）给予更多的肯定。文明类型理论在坚持的基础上创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原理，变“单线发展”为“多线互动”，实现了基础决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与整体决定（文明类型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形态）的统一，实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一元论与多样性的统一，纠正了传统社会发展理论机械论的倾向。文明类型理论是最贴近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的哲学理论，可以成为党校最基本的哲学学科。

2、国民经济学。国民经济学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其基础理论部分要通过对传统政治经济学概念和原理的创新，概括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其应用理论部分是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关系，解决容易出现的问题，重点是“国”与“民”的关系，如国家与市场、“国营”与“民营”、政府财政与民众福利的关系和容易出现的问题--这就是叫“国民经济学”而不叫“政治经济学”的原因。国民经济学可以成为党校最基本的经济学科。

3、政治与伦理。这应当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上升到政治学理论的高度而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在理论提升的过程中，要继承和创新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借鉴国外政治学理论。在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中，政治和伦理密不可分，伦理是政治的合法性和生命力，政治是伦理的承担者和推行者。西方的政治学主要研究制度和权力，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主要研究政治伦理和个人修养，要把这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创建中国现代的“政治/伦理”学，使其成为学员提高党性修养和执政能力的基础课程。

4、政策、法律与法规。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权力运行讲得是“法、势、术”的统一。从现实看，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搞“三权分立”，所以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就形成了政策、法律和法规同样起作用的机制。对这种机制要进行研究，并加以规范，使其逐渐合理，不留盲区。这一学科的建立将有利于提高学员的法治意识和政策观念，在工作中处理好有关关系，减少失误和矛盾。

中国社会经济论文篇4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内涵

1943年抗战期间，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科学概念，构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框架，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阐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开展什么样的革命、以及怎么开展革命的问题，解释了革命的性质、对象、前途等。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并不是建立资本主义共和国，而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只有经过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即相当长的而不是短暂的历史阶段，做许多的准备工作，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即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

（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意义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革命的实践中，科学地概括和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对中国共产党人寻找符合中国实际，有利于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新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及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

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其内涵来说，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继承与发展，是集道路、理论、制度为一体的已付诸实践的一个新的社会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涵丰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其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党中央基于现代中国的基本国情而作出的科学论断。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又在当时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挥了主导作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引领我们党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映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特点和要求，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三、新民主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联系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阐述，涵盖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孕育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内容、奠定了理论基石。

（一）政治上的关联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行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段联合专政。在国家的基本制度上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政治协商和多党合作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要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两者都强调无产阶级及党的领导作用，明确人民的主体地位，发展人民民主政治。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到的“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今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原生态雏形。当时，中央还就代表的直接选举、间接选举、代表任期问题提出了建议，从中可以看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由来和历史发展脉络，这项制度也是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

（二）经济上的关联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依据中国极端落后的经济状况，采取了与之相适应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其中，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占主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虽然两者的经济制度在构成成分、性质等方面已有较大不同，但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思想是一样的。

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理论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的思想。马克思曾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二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即从纯粹的公有制经济退回到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其实质是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和方式。

探索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理论的来源，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现阶段，我国要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三）文化上的关联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中国社会经济论文篇5

2010年5月13日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出台的第一份专门针对民间投资发展、管理和调控方面的综合性政策文件，也是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历程，研究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系，对于深刻理解这一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历程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利用”、“限制”阶段，“改造”、“消灭”阶段、“补充论”阶段，“组成部分论”阶段和“平等论”阶段。

(一)“利用”、“限制”阶段(1949--1952年)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1950年6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各种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正是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加工订货、定购包销、扩大贷款、减轻税赋、调整劳资关系等一系列措施保护和扶持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特别是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同时，对私人资本主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也进行了限制。在“利用”、“限制”政策的指导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健康发展，从而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二)“改造”、“消灭”阶段(1953--1976年)

1953年12月，毛泽东在《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指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之后，在社会主义改造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再次强调，“彻底地消灭一切资本主义的痕迹”，“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到1957年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大陆基本上被消灭了。

1957年前后，毛泽东等人对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又进行了探索，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指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但这些思想只是昙花一现。不久，党的政策又转到“消灭”上来。195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指出，“在政治上彻底把资本主义搞臭”，“对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原则上不允许继续存在”。特别是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在这种判断下，更是把资本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并开始了不断升级的尖锐批判。以这一错误分析为基础，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朝着“左”的方向越走越远。不仅不允许存在私营经济，而且急于消灭个体经济，急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农民的自留地，取消自由市场。到1976年底，私营经济在我国已经绝迹，个体经济也微乎其微，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者只剩下19万人，仅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的12.2％，锐减了87.8％。

(三)“补充论”阶段(1978--1991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雇工大户”形式出现的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大地上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针对这些“雇工大户”，中国共产党最初采取了“默许”政策。1983年，中共中央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对“超过规定雇请多个帮工”采取“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的“三不”政策。1984年，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得很明确：“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放了这么两年”，随着党对私营经济认识的逐步加深，在1987年提出了“补充论”。1987年1月，中共中央在《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个体经济和少量私人企业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有些为了扩大经营规模，雇工人数超过这个限度的私人企业，也应当采取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除弊，逐步引导的方针。”这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文件中第一次正式肯定私营经济，虽然它的名字还叫“私人企业”。在此基础上，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指出：“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肯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私营经济，并采取了鼓励发展的政策。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补充论”的提出标志着全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

(四)“组成部分论”阶段(1992—2002年)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共同发展”的提出，淡化了“补充”的配角意味，向“自家人”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在此基础上，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组成部分论”的提出，意味着私营经济由作为“补充”的配角变成了“自家人”，由“体制外”进入了“体制内”，正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党的私营经济理论实现了第二次重大飞跃。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必须毫不

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标志着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五)“平等论”阶段(2002年以后)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这就意味着“经济上平等竞争”。2004年，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宪法第二十二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这就意味着“法律上平等保护”。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从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服务、维护非公有制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引导非公有制企业提高自身素质、改进政府对非公有制企业的监管、加强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指导和政策协调等七个方面提出了给予私营经济平等待遇的36条意见。“非公经济36条”被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清除体制性障碍的第一声”。2007年，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平等论”即法律上平等保护和经济上平等竞争。这就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私营经济不仅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获得了和公有制经济平等的待遇，一视同仁，平等竞争。党的私营经济理论实现了新的飞跃。为了贯彻执行“平等论”，党和国家又先后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如2009年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年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大致经历了以上五个阶段，呈现出“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的曲折演进历程。而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演进历程，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演进的理论环境

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也会促进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发展，是其形成和演进的理论环境。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利用”、“限制”政策的理论环境

新中国成立之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锤炼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成熟。正是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为“利用”、“限制”政策提供了理论环境。

新民主主义理论认为，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极为落后；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是一种与近代生产力相联系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成分，它对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有积极作用。因此，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讲的：“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当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在利用的同时，也要对其采取限制政策，使其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

(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政策的理论环境

1953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的到来，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日渐突出。而当时唯一可以借鉴的，就是曾取得过巨大成绩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许多成果，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苏联模式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某些论断进行简单化、教条式的理解，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现了曲折。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认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所有制上，追求单一的公有制，不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党内许多人都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由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两种经济成分组成，非公有制经济不论其比例大小，都是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容的经济成分。在这样的理论环境下，私营经济被改造、被消灭就成了迟早的事情。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补充论”的理论环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逐步形成。在新的理论环境支持下，“补充论”提出了。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和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1987年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1997年党的十五大和2007年党的十七大又作了进一步的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基本特征就是不发达，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南逐步摆脱不发达的状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要充分调动各阶层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定的社会阶层，说到底它总是一定社会生产力的代表。比如，旧式农民是以自然资源为主的农业生产力的代表者，资产阶级是以化石能源为主的工业生产力的代表者，工人阶级是现代社会化生产力的代表者。一定的社会阶层之所以代表一定的生产力，是由于从这种生产力的维持和发展中可以获取他们本阶层的利益。在社会进步中，为了既不破坏旧的生产力，又能充分发展新的生产力，就必须相对维持旧生产力代表阶层的积极性。我国面临一个生产力结构多元化的现实，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新的生产力的发展积极性和适当稳定旧有的生产力不被人为地破坏，就应当保持一种多元化的生产关系结构，保障社会发展积极性的最大化。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就必然决定了我国的私营经济将被允许存在和发展。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组成部分论”的理论环境

1992年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逐步形成和完善。在新的理论环境支持下，“组成部分论”形成了。 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精辟论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到了党的十五大，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已经相当深刻，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允许私营经济由“体制外”进入“体制内”，正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作为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本质上是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所有权的让渡和转移。具有自主功能的多元化产权主体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而私营经济是行为独立、具有自主功能的产权主体，它的出现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内部构筑了多元化的产权结构。这就为社会主义市场关系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在公有制经济内部，国家是国有企业唯一的产权主体。集体所有制企业尽管与国有企业分属于不同的产权主体，但在国家统一经营的模式下，集体所有制企业失去其经济自主权，从而弱化了独立产权主体的功能。它同国有企业的产品交换关系也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行为。因此，如果没有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就难以形成真正的市场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允许私营经济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形成为“组成部分论”的提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环境支持。

(五)科学发展观：“平等论”的理论环境

党的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新的突破，科学发展观逐步形成和完善。在新的理论环境支持下，“平等论”逐渐形成了。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科学发展观。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先从理论层面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更加系统的阐释：“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然后指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而赋予私营经济平等的地位就是其要求之一。因为只有赋予私营经济平等的地位，法律上平等保护、经济上平等竞争，才能有助于私营经济破除体制障碍、冲破融资困境，实现上规模、上档次、高效益、可持续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由经济发展“输血型”向“内生型”的转变，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完善为“平等论”的提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环境支持。

由上述可知，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和发展，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是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不断突破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环境支持。也可以说，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在一系列突破性的重大理论中孕育产生，也是这一系列重大理论的一部分，同其它理论一起共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

综上所述，随着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加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向前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理论环境不断成熟和完善。正是在理论环境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经历了“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的曲折演进历程，不断向前发展。有了不断发展的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正确指导，私营经济获得了大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注释：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89至590页。

②③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316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1)》，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

⑥⑦张厚义、明立志《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2、36页。

⑧(2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373页。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7页。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12)(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2、18页。

(13)(17)(15)(22)《新华月报》编，《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3、396、82页。

中国社会经济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4-032-04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运用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产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我们把这个理论称为当代中国的经济学理论，是相对于西方经济学而言的。事实上，中国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实践中，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国经济学理论。其理论渊源来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以及当代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中的合理内容。笔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框架（一）》一文中已作了专门阐述，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具体内容和体系结构。按照系统论的研究方法，对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经济理论内容作如下的梳理和概括。

一、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中国经济学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是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在经济领域中的集中体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这一理论形成于改革开放初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客观地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他在科学判断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

这一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其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指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提出了要解决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党的各项工作都要服务和服从于这个中心。

这一理论根据现实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实际情况，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参与全球经济化；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强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实行对外开放；努力吸收世界文明成果，逐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正是在这个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改革开放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这一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纲领：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这一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这一理论还具体地规划出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从以上内容来看，这个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内容。我国改革开放的一切工作，不同阶段所形成的具体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都是立足于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的，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基础理论（蒋南平，2009）。

（二）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关系的核心问题是所有制问题。实践证明，追求“一大二公”的单一所有制，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加以改革，在改革中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理论。

这个理论提出了多种经济形式的合理配置和发展，有利于繁荣城乡经济。改革开放后，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鼓励“富余农民”进城务工和经商，搞活经济，繁荣流通市场。在坚持公有制为不变的前提下，鼓励发展个体经济，同时在经济特区，鼓励发展“三资企业”经济。

这个理论提出私营经济的发展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方面要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私营经济的监督和管理。

这个理论指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提出了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

这个理论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这个理论提出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没有的东西，但却符合当代中国的实际，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这个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一个伟大创新。

（三）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理论

该理论吸收了西方现代产权理论的合理内容，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国有企业又叫国营企业，实行的是把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集中统一起来进行生产经营的工厂制度。该理论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按现代产权理论的要求，理顺产权关系，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健全责权统一、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以《公司法》为法律依据，实行股份制下的公司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核心。

这一理论提出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一是产权关系明晰。国家拥有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成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二是企业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对出资者承担资产保值增值的有限责任。三是出资者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四是企业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五是建立科学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形成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经营机制。这一理论提出了现代企业的形式是公司制。按《公司法》规定的公司形式有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

这个理论是在改革开放中吸收西方经济理论中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没有的东西，体现了当代中国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和谐包容。事实上，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国有企业通过公司制的改造，完成了由计划经济下的国有（国营）“工厂制”向市场经济下的“公司制”转型，实现了企业内部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解决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随着价格改革、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相继推进，中国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这个理论在中国经济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四）中国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理论

这个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分配原则、分配政策、分配措施。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配是由生产决定的，同时分配又决定消费。分配制度的合理与否决定人们最终消费结构的合理与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问题决定改革的最终目标能否实现的问题，因此，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决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作为分配制度必须坚持把按劳分配形式和多种分配形式结合起来。按劳分配的形式有工资、奖金、津贴，其他分配形式有：个体劳动所得、利息、股息、红利、劳动力价值、福利。为了体现社会主义的公平性和公正性，这个理论提出了，应鼓励一部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分配政策，以及体现效率优先兼顾社会公平的分配原则。在执行具体的分配政策过程中，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扩大时，该理论提出了要积极扩大就业，努力改善人民生活，通过调整分配格局，使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具体分配措施上，提出了要“正确处理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关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普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逐步形成一个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占少数、中等收入人群占大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分配格局。”

这个理论提出了，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发展，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对国民收入的分配，要体现社会主义经济的公平性和均衡性，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完善失业保险和社会救济制度。这个理论始终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分配上必须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在分配上体现社会公平。可见，这个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理论，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中国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这个理论冲破了传统的思想束缚，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解决了多年来一直争论不清的“姓社”、“姓资”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往往忽略了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人民生活贫困，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把计划经济当成社会主义的本质，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十年以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才明确指出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政治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解决了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矛盾，“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超越，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马克思本人甚至没有提出‘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世界经济理论史上的重大突破。正如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个崭新的创造性发展。”

这个理论提出了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让市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对经济体制进行市场化的改革中，要建立和完善统一的市场体系，以及宏观调控体系。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是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宏观调控的政策是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当前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沉着应对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始终保持快速健康发展，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个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

（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转型理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转型理论是对中国30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结和概括。该理论肯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是我国社会主义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批判了那种乘改革之机，借改革之名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思想，且必须予以坚决反对，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该理论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提出了判断经济体制改革是非成败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一理论中，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式上采取了渐进式和激进式相结合的改革。北京师范大学李晓西教授认为，农村改革和特区开放，步子算是大的，可以看成是激进式改革，企业承包、调整价格，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性质转轨，步子就不算大，可以看成是渐进式改革，中国的改革就是从这样走过来的（李晓西，2010）。

这一理论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法是“体制外与体制内改革相结合，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相结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是先农村后城市、先试验后推广，改革的核心是国有企业改革，改革的关键是价格改革。”每一个阶段改革的重点都要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从党的十二大提出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以及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到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过程，顺利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当然转型的过程是长期的，在转型过程也会遇到各种阻力和困难，如在居民住宅市场化的转型中，就遇到了房价过高，涨幅过大、市场投机严重的矛盾。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采取宏观经济调控手段，限购和提高信贷利率的政策出台，2011年中国的房价上涨过快的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因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理论还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发展。

（七）中国经济发展理论

改革开放初，邓小平首先提出了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以及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思想。

这一理论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走“台阶式”的发展道路。提出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争取隔几年使国民经济上一个新台阶。邓小平同志说：“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

这一理论提出，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是要把速度搞上去。邓小平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他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取较快的增长速度。”该理论提出了经济发展要服从“两个大局”的思想。邓小平提出，先发展东部地区后发展中西部地区，这是一个大局，当东部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发展西部地区，这又是一个大局。20世纪末，当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思想。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这个理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提出了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逐步形成同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第一、二、三产业的合理结构；提出了地区结构必须优化，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提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八）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

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是对我国农村改革的总结和发展。这个理论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以及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思想。这个理论提出了农业的改革和发展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首先是实行家庭联产承责任制，其次是取消农业税，对农民实行粮食直补，提高农村城乡居民生活水平，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这个理论提出了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村和谐。这一理论提出了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按照科学发观的要求，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这个理论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了按照统筹城乡发展要求切实加大“三农”投入力度，巩固、完善、强化强农惠农政策，形成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良性互动格局，探索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这个理论提出了：“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提出了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完善各级行政管理机构和职能设置，逐步实现城乡社会统筹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中国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和地位作用

从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上述具体理论内容，集中反映了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模式的内涵和结构。该理论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也有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包容吸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理论、中国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转型理论、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八个理论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统一体，即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初步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即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中，核心理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础理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其中的每一个理论都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体现着生产关系内部四个环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决定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理论；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决定中国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理论；中国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理论决定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又决定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这八个理论共同贯穿着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改革开放理论，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集中体现。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内容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形成的，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的革命性、科学想和实践性特点所决定，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内容也具有革命性、科学性和实践性。

由于中国经济学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产生的理论，它必将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由实践证明这个理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既是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又是检验这个理论的试金石。改革开放30来，中国经济以“GDP年平均增长率达9.89%”左右的增长速度快速发展，到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创造了中国奇迹，或中国模式。这些事实雄辩地说明了中国经济学派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不仅对全球各国都有影响力，而且对中国经济学理论界来说是值得总结和研讨的。当前在高校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教学中，存在着对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关注过多，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关注过少，学生热衷于对西方经济理论的选修和研讨，对当代中国的经济学理论认识不足的现象，因此，当前建立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框架，用中国的经济理论解释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或“中国现象”，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框架，反映了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不同时期，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经济学派的产生和形成，不仅丰富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对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目标，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系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全球化、民族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0AKS002，w1124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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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经济论文篇7

福建师大经济学学科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成长和壮大的。1979年我校开始招收政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1986年该专业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1993年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成为当时全国省属高校以及全国高等师范院校的第一个政治经济学博士点；1994年开始获准招收政治经济学专业单招研究生；1998年经教育部批准建立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这是我国高师院校唯一的国家经济学人才培养基地；1999年经国家人事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批准，我校建立了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这不仅是我国省属高校的第一批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也是当时我国高等师范院校唯一的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998年增设产业经济学硕士点；2000年增设西方经济学硕士点；2003年增设经济思想史博士点和硕士点；2006年获得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和区域经济学硕士学位授予权，我校成为全国省属高校第3家、全国高师院校第2家获得理论经济学一级博士点的单位。在28年的学科发展历程中，我校经济学学科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目前已拥有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6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和8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形成了以政治经济学为龙头、理论经济学为主体、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协调发展、多层次办学的学科群，成为我省乃至我国理论经济学教学科研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经济学学科发展离不开学术带头人和学术梯队的共同努力。在老一辈主要学术带头人陈征教授和新一代主要学术带头人李建平教授的培养和带领下，经济学学科拥有了一支结构合理、方向明确、学术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富有发展潜力的学术梯队，现有教授20人，副教授17人，讲师28人，其士和硕士学位获得者分别为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教育系统先进个人2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4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人，福建省优秀专家3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1人；省劳动模范2人、省级“百千万人才工程”人才3人，省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3人；省优秀教师、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省“三育人”先进个人、省级教学名师各1人；等等。

二、学术研究的源流与特色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特色是学科发展的生命，也是学科建设的立足点和突破口，作为东南沿海的省属师范院校，我们始终立足实际找准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制定学科发展规划，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抓好学科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和发展学科优势，形成了一组具有鲜明特色和优势的学术研究方向。

(一）关于《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

早在1972年政教系复办后，我校经济学学科梯队就十分重视《资本论》的教学和研究。当时国内学者虽然出版过解释《资本论》的专著，但大都只解释了《资本论》第一卷，或者是复述《资本论》的部分内容，尚未有系统解释《资本论)全三卷的著作问世。1978—1983年期间陈征先后出版了长达144万字的《<资本it解说)(五卷本)，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解说《资本论》三卷的专著，至今修订三版，重印4次，印数达14余万册，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许多高校、党校、军事院校采用为教材，影响深远；该书于1988年获部级全国高校优秀教材奖和省“六五”重点项目优秀成果奖，1991年获光明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著作二等奖。1982—1986年期间陈征带领学科梯队成员进一步对《资本论》开展多维度的研究，陈征、严正、郭铁民、林述舜等合作编著了《资本论》研究的两套丛书，出版《评介国外部分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对〈资本论〉若干理论问题争论的看法》（上、下）等15部著作。另外，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科梯队成员还编著20余部高质量的教材和教学辅导资料，主要有:陈征、林健合作主编《政治经济学学习指南》(1986)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学》

2.1和42人在学科梯队成员中获得全国劳动模（1989)陈征、李建平和郭铁民合作主编的全国高师通用教材《〈资本论〉选读》（1990、1998)和《政治经济学》(1984、1992、2003)、教育部“十五”规划教材《〈资本论〉选读》（2003)和我校国家经济学基地系列教材等，其中全国高师通用教材《政治经济学》被誉为“名教材”，广被米用。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李建平就对《资本论》方法论进行专题研究，并取得了富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他于1986年出版的专著《〈资本论〉辩证法探索》在该领域独树一帜，他将《资本论》看成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开放性的方法论体系，并力求探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应用的每一种辩证方法的既成形态，并进而寻究其历史的来龙去脉；该书出版后，《光明日报》等媒体迅速做了报道，陈征教授等知名学者评价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称赞它是一朵学术界“初春的红萼”。1987年该书荣获省社科规划”六五”重点项目优秀成果奖，2006年该书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再版，获得广泛好评。此外，他还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1991年他所撰写的论文《关于马克思1844年巴黎手稿文本的研究》是我国最早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深入的文本研究的论述之一，1994年该文获得了第二届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我校经济学学科不仅重视《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和教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也重视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特别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和研究，使之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理论体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如围绕劳动价值论、资本理论、地租理论、分配理论等专题，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运用与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并逐步形成了“《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研究”这一富有特色和优势的学术研究方向，《陈征选集〉(1996)和《〈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陈征选集续篇》（2005)是我校经济学学科在这一领域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1、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理论的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校经济学学科在对《资本论》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研究的基础上，着济问题，取得丰硕成果。主要著作有：陈征、林健的合著《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问题新解》(1986)、《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实践》(1988)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学》(1989);严正的专著《评介国外部分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该书获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989);林健、李思的合著《国情与选播（1990);陈征、李建平和郭铁民的合著《〈资本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运用与发展〉，该书获得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0);陈征、李建平和郭铁民的合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纲领研究》（2000)，这是国内第一部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纲领的著作。主要论文有：陈征的《〈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一文，原刊于《福建论坛》1987年第3期，被美国《国际社会经济杂志》（use)译成英文，转载于1991年第9、10期；林健的论文《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研究》获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89);骆焉名的论文《怎样认识和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的作用》获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989);吴维崇的论文《试论生产资料流通经济效益》获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989);李建平以《资本i论〉原理研究国有企业改革而撰写的论文《关于资本营运的几个问题》获全国报纸理论宣传优秀理论文章一等奖（1997);陈征、李建平和郭铁民的合著论文《十五大报告对邓小平经济理论的运用与发展》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论文奖，并居于获奖论文的榜首（1999);李建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改革的系列论文获得第五届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0);陈征和李建平两位教授的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学习十五大关于分配方式新论述的思考》，双双获福建省邓小平理论研究基地优秀成果一等奖(2000);杨强的专著《中国个人收入的公平分配研究》(2007)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等等。在“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李建平教授将主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研究》文库（共10辑100本著作)，带领学科成员进一步深化对《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

2、关于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深化研究。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础。《资本论》力运用《资本论》原理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诞生100多年来人们围绕劳动价值论的激烈争论就从未休止，其原因既有来自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偏见，也有来自于对《资本论》理解的偏差，更由于《资本论》创作的历史背景与当代社会经济状况相去甚远，如今各种社会经济条件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陈征教授主张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依据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对新的情况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和说明。特别是针对当前流行的“知识价值论”等观点，进行了分析和商榷，澄清了理论是彳非捍卫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并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他的专著《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应用和发展》（2005)，根据当代劳动的新特点，提出了现代科学劳动的新理论，作为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范畴和本质性的核心理论内容，这是对当代劳动价值理论的最新发展。该书中有关文章已于2003年和2005年分别获得省第五届和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李建平教授以独特的视角，提出要划分和研究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两种形态即抽象的和具体的劳动价值论该系列论文获省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003)。张华荣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指导，研究了精神劳动与精神生产的问题，其专著《精神劳动与精神生产论》获省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3)。陈征和李建平还针对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潮，撰写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学动态》等核心刊物上发表了系列论文，予以反驳，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和广泛认同。经济学界的泰斗、中国人民大学宋涛教授赞誉我校经济学学科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南方阵地”。

3、关于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的研究。学科梯队成员以马克思主义地租、地价理论为指导，系统、全面地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地租、地价和房租、房价理论，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城市绝对地租、级差地租、垄断地租和房地产价格理论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填补了理论空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地租和地价理论；同时着眼于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针对我国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和房地产市场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土地产权关系、城市土地市场结构、批租地价的形成和住房贷款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取得丰硕成果。如陈征的专著《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研究》，是我国研究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主义城市中的应用和发展，该书获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8)和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1998)李建建的系列论文“土地资本试探”和专著《中国城市土地市场结构研究》；分别获得省第四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0)和省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5);等等。另外学科梯队成员还发表一系列高级别论文，如陈征在《中国社会科学》（1997、1998)连续发表“论社会主义城市级差地租”和“论社会主义城市绝对地租”两篇论文;李建建在《经济研究》（1991).《当代经济研究》（2001、2003、2004)等刊物发表《有关城市土地使用费的几个问题》、《论城市绝对地租》等系列论文，在理论界产生较大影响。

(二）关于资源可持续利用、制度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中的生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郭铁民、林卿、廖福霖等围绕“资源可持续利用、制度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开展持续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理论界产生较大影响。

1、关于土地资源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学科梯队成员借鉴国内外土地制度改革和发展的经验教训，以工业化进程城镇化发展、农村就业结构变化和可持续发展为背景，对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发展进行系统性、跟踪性研究，突出农村土地配置市场化与制度创新、农村土地制度与效率、农村土地制度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村土地制度与农业现代化等多维度进行研究，取得丰硕成果。高级别课题有：郭铁民的教育部“十五”人文社科规划《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土地流转与农业现代化研究》（1999);林善浪的国家社科规划课题《中国农村土地规模经营及其相关政策研究》(2004);李建建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农村土地征用与农民权益保护研究》（2005)；林卿的国家社科规划课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农民土地权益流失与保护的实证研究与理论思考》（2007)和国际合作课题《中匈土地制度比较研究〉（2006);廖福霖的省社科重点规划课题《海峡两岸生态生产力发展研究〉（2006);等等。主要著作有：林善浪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与效率研究〉（1999)，该书获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学术专著，是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在社会恤一等奖(2000).省第—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0)和省邓小平理论优秀成果一等奖(2000)林卿的《农地制度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地利用问题研究》，这两部著作分别获得省第四届、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0、2005)林卿主编的《土地政策学》，该教材被教育部列为面向二十一世纪推荐教材。另外学科成员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几十篇高质量的相关学术论文，其中廖福霖的论文《生态生产力是先进的生产力》获得省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5);等等。

2、关于城乡统筹与可持续发展研究。该方向学术梯队成员立足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分割体制双重制约条件下的我国城乡经济关系、工农业关系的演变过程、发展规律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系统、全面研究，丰富和发展了以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为中心的城乡经济关系理论，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著作有：蔡秀玲的《论小城镇建设一要素聚集与制度创茅新>，该书获得省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3)；张国的《中国城乡结构调整研究》，该书获得省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3);陈少晖的《国有企业劳动就业体制研究》和《从计划就业到市场就业》，这两部著作分别获得省第四届、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0、2005)王知桂的《中国人力资源结构大调整》(2007);等等。学科成员还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几十篇相关论文，如吴维嵩的《对福建省农村过剩人口转移问题的探讨》（1987)、李建建的《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运行机制》（1990)等等。

3、关于流域区际生态补偿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李建建、张国、黎元生等以闽江流域为例，对流域生态补偿的主体与客体，补偿原则，补偿计价办法，补偿资金的筹集、营运与管理等问题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探索性研究。李建建主持省环保局横向课题《流域上下游水环境补偿激励机制研究〉（2005)和省科技厅软科学重点课题《闽江流域水污染治理机制与对策研究》(2005)黎元生主持省社科规划课题《闽江流域区际生态补偿机制研究》（2006)、《完善闽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立法思考》(2007)等4项省级以上课题，并在《农业现代化研究》、《生态经济》、《福建日报》(求是版）等刊发了“闽江流促进区际协调发展”10余篇系列学术论文。其中有关完善闽江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建议，得到了同行专家的认同和实践部门的采纳。

(三）关于现代产业经济发展研究

1、关于产业发展的基本理论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我校经济学学科梯队在努力保持传统学科优势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学术领域在产业组织、产业竞争力、产业集群、新兴的网络产业和企业虚拟化经营等相关领域取得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高级别课题主要有：李建平的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福建和其它省、市经济综合竞争力比较研究》（2006)和《福建和其它省域综合竞争力评价与预测研究》（2007)李闽榕的国家社科规划课题《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与预测研究》(2007);王知桂的省科技厅软科学重点课题《福建产业集群与新型工业化路径研究)(2005)，等等。主要著作有：由李建平、李闽榕、李建建、张华荣、黄茂兴等主编的《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05~2006)»(230万字）蓝皮书，该书于2007年3月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各级政府、学术界和理论界的极大关注，中央和地方媒体共200多家单位全方位报道了该书出版的情况及相关研究内容，在国内夕卜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大大扩大了本学科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郭铁民、王永龙和俞姗合著的《中国企业跨国经营》，获得省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003)和全国第五届外经贸研究成果优秀作品奖（2005);林善浪和吴肇光的《核心竞争力与未来中国》，获得省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5);此外，学科梯队成员还出版了多部著作，主要有陈朝阳的《中国企业并购论》（1998)、黄瑾的《市场占有论》(2000)、何荣天的《产业技术进步论》（2000)、林玉妹的《中国现代企业制度》（2002);张国和林善浪的《中国核心竞争力研究》（2002)等等。另外，学科梯队成员还在国内权威刊物发表几十篇学术论文，其中陈明森的《试论社会主义信息经济学》（《经济研究》1986年第1期）是国内较早阐述经济信息功能、作用和效益的开创性学术作品；林子华的系列论文《虚拟空间与虚拟企业问题研究〉和《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一个视角一浅谈我国推进企业虚拟化运营》，分别获得省第五、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3、2005)集群研究”和“全球价值链与集群外部空间延展规律研究”，分别获省第五、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3)和优秀成果佳作奖（2005)；等等。

2、关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研究。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繁荣也是本学科开展持续深入研究的重要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科梯队围绕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农业产业组织创新、农业增长与发展、新时期农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高级别课题有：郭铁民的教育部人文社科“八五”重点规划课题《股份合作经济研究》(1991)、教育部人文社科“九五”规划课题《股份合作制与农业微观经济组织创新》（1996)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股份合作制经济问题研究》(1998)以及省社科规划课题10余项。主要著作有：郭铁民和林善浪的合著《股份合作经济研究)获得省第三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1998);郭铁民和林善浪的合著《中国合作经济发展史》(上、下册)，这是当时国内第一部研究股份合作经济史的力作，该成果获得省第三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1998);郭铁民和林善浪的合著《中国股份合作经济问题探索》（1999)。林善浪、张国的合著《中国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研究》和《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研究》，分别获得省第五届、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黎元生的《农产品流通组织创新研究》获得福州市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6)。另外，学科成员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中国农村经济》、《农业经济问题》等刊物百余篇相关论文，其中郭铁民的系列论文《解决农民收入问题要有新视野)以及他和黎元生合著的系列论文《有关县域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分别获得省第五届、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3、2005)。

3、关于金融产业发展研究。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吴有根、祝健和黄向臻等对现代金融产业组织结构演进、金融市场运行机制、金融体制改革等问题进行持续、深化的研究，取得了一批富有实践指导价值的研究成果。吴有根教授是我省较早进行证券投资理论和实务研究的资深学者，近年来在《宏观经济管理〉》、《福建论坛》等刊物上发表(2001)、《规范，从政府做起》（2002)、《股市困境的理论溯源》（2004)等论文，出版《股票投资诀窍》（1990)、《谁将扛起中国主流资本的大旗一论中国现代民族资本的崛起》（2003)、《营销与金融运营中的互动》（2006)，其中《谁将扛起中国主流资本的大旗一论中国现代民族资本的崛起）以全新的视角看待改革开放以来成长和崛起的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的私营经济，就是发展中国的现代民族资本，提出现代民族资本是21世纪中国的主流资本的观点，该书获得省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3)。祝健在《当代经济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等刊物发表《试论银行与证券市场的良性互动》(2001)、《私营企业信贷困局及破解》(2005)等论文，已出版专著《货币、银行与金融市场》(2005),即将出版《论构建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等专著。黄向臻在证券投资技术分析进行深入研究，发表《关于中国股市晴雨表功能的思考》(2004)、《中国股市价值投资与投机的思考》(2006)《上市公司净值提升的市场分析》(2007)等论文。另外，经济学学科梯队成员还承担10余项高级别的课题，如徐龙炳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资本市场的政策效应研究》（2002)，等等。

(四）关于闽台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1999年我校成立闽台区域研究中心，下设闽台经济研究所、闽台文化研究所和闽台政治研究所等学术机构，经济学学科部分梯队成员在闽台区域研究中心任兼职研究员，带动了闽台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方向的成长和壮大。该方向学科梯队成员立足于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宏观背景，多层次、多角度考察和描述台湾产业的演进轨迹，探讨台商大陆投资的结构演变、区域分布、本地化经营等方面的特征和趋势，以及深化闽台经贸合作、整合闽台资源要素、创新闽台区域优势的模式、机制与政策创新思路等等，取得了一批高质量的成果。高级别课题有：林卿的国家社科规划课题“世贸组织框架下闽台农业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2002)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课题“深化闽台农业合作研究”（2007);郑胜利的国家社科规划青年项目“台湾产业集群演进中国际代工问题研究”《迈向新世纪我国与国际资本竞争的发展趋势》麵；蔡秀玲的省社科规划课题“加入謂与闽台两岸产业结构调整研究”（2001)、黎元生的中国博士后基金课题“产业链整合：深化两岸农业合作的现实路径”（2006)，等等；主要著作有：严正、蔡秀玲等主编的《台湾产业结构升级研究》,该书获得省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5);蔡秀玲、陈萍的合著《海峡两岸直接“三通”与区域产业整合研究》，该书获省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5)蔡秀玲的著作《闽台经贸合作研究》(2000)和《面向新世纪的两岸经济合作》（2002)，林卿、郑胜利和黎元生的合著《两岸三通与闽台经贸合作研究》(2005)等等。学科梯队成员还在《台湾研究》等全国性刊物以上发表50余篇相关学术论文。

三、经济学学术研究服务“海西”建设

经济理论创新源于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丰富实践，而理论创新的成果对经济改革与发展又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基于此，我校经济学学科不仅重视经济理论的研究，而且十分重视实践应用，特别是加大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力度，为福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承担了几十项有关福建省社会经济改革与发展重大研究课题。经济学学科梯队成员围绕我省经济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开展实地调查研究，承担了一系列应用性强的重大课题，主要有：陈征的“福建省企业经营者年薪制试点改革研究”（1997)和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在新的条件下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和研究’（2001);李建平的“福建省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途径与对策研究”（1998年）、“国有资产管理与重组研究”（1999年）、“加强交通建设促进福建经济发展”（2003);李建建的“福建省社会发展'十五’规划超前研究”(2000年)、“闽江流域上下游水环境补偿激励机制”(2006年）郭铁民的“福建省‘十^一五’农业发展规划”(2004年）、“构建福建省公共卫生突发危机应急机制”（2003年）、张华荣的省发改委“十一五”规划课题“福建省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问题研究”（2004)以及厦门市发改委‘十^一五”规划课题“厦门市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问题研究”（005);等等。上述课题中许多思想、观点均被相关文件吸收和采纳。

2、积极参加省委、省政府、省直有关部门

策论证、咨询。本学科有不少教授、博士被聘为省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的顾问、咨询专家、特约研究员。如李建平教授兼任福建省政府顾问、福建省“十五”计划专家咨询组成员、福建省委政策研究室、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

中国社会经济论文篇8

一、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出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条件下，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理论创新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显示出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理论成果表现为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部分，它既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般规律，又具有自身的特点。正因为如此，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才具有特殊的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多年来，在大学经济学及管理学教学研究中，存在着轻政治经济学、重西方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倾向。诚然，适应着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潮流，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自然是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这是现实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理论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来替代政治经济学，因为政治经济学是作为各门具体经济学科理论基础和指导的一门理论经济学。只有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结合起来，才能全面地科学地进行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学理界定

1．作为经济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

什么是经济学，或者经济学研究什么，对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是不同的。二者的分歧倒不在于是叫政治经济学还是叫经济学，事实上，首次使用经济学来代替政治经济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1890年）第一编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句话就是：“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看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后来，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开始，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这一观点流行了很长时间。

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尽管存在各种说法，但都包含了以下的观点：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用途之间如何进行分配”，即资源配置的学问。围绕这一主题，经济学要研究三个w，即：如何生产（how），生产多少（how many），为谁生产(who)。

可见，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或者用马克思主义语言来说，主要是研究生产力方面；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侧重于生产关系或制度的研究。前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或市场经济是最好的选择，不用多费心研究；后者则认为生产力能否顺利发展，关键在制度（生产关系）。客观地讲，二者都有所偏颇，资源配置和制度是不可分离的，制度状况对资源配置的效率必然产生影响，而资源配置总是在一定的制度下进行的。所以，经济学应该把制度分析和资源配置研究结合起来，在此前提下可侧重于资源配置。我们可以借用恩格斯的话来界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 不过需要指出：这里的“条件和形式”，包括了制度和资源配置两个方面。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关系

按照以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对象的如此偏狭，导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化、抽象化和简单化。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关系，看起来很简单，即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则研究中国的特殊规律。然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转轨”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很少了，而且这些国家也正处于变革之中，从他们的新经验尚不足以总结和概括出所谓一般“规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既不能唯我独尊，把自己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学；也不能妄自菲薄，否定自己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种探索，一种形式。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新发展，是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所得出的理论创新成果，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

西方经济学中确实有很多东西应当借鉴、汲取，尤其是其研究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些理论成果和方法，很值得学习。但是，完全依靠西方经济学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是绝对行不通的。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和发展趋势进行系统研究的经济科学。它立足于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并上升为理论，揭示现代中国经济发展和运行的规律，确立基本经济范畴，形成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较为完整的经济学说。它具有实践性、规律性、开放性、前瞻性，体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品格，既突出中国特色，又带有时代特征，而重点是在“特”字上做文章。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深刻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特殊发展阶段、特殊经济结构、特殊经济关系，总结经济建设的特殊经验，找出特殊的发展规律和发展道路及政策。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性质和内容体系

中国特色经济学是中国化的经济学，在经济学世界也可称之为“中国学派”。中国特色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中国特色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本文取此义），广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则还包括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分析中国古代、近代社会经济的理论成果，以及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经济思想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迄今为止中国特色经济学的主要部分。那么，如何认识和分析这一成果呢？

第一，从指导内容上看，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经济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经济建设理论以及科学发展观。

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的重要经济社会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内容的主旨。凡是属于这方面的得到验证或公认为正确的重要思想和结论，都可以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内容的范畴。

第二，从理论形式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或理论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有形式和内容之分。这里的“形式”的含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属于经济学体系中的哪门哪派，地位和作用如何。庞大的经济学体系，可以大致分为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经济学技术工具三大门类，每一门类又都可分为一级、二级、三级乃至更细的层次。在当前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又可叫做政治经济学，但它不是一般的理论经济学，而是带有主导性质的理论经济学。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也涉及应用经济学的某些领域和方面，当然只是带有一般指导性质的。

这种界定是比较合适的。首先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作为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的治国理念和思想，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是“官学”，理应得到尊重，应当贯彻到具体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中。另一方面，也要实事求是地理解和处理它与其他经济学的关系，不能无限扩大其范围和深度。第一，它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是：一个侧重理论，一个侧重工具；一个偏于思想，一个偏于实证；一个带有政治性，一个属于技术性。在这里，不存在意识形态的争论，没有谁决定谁的问题。第二，它与其他理论经济学，比如与经济学说史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井水不犯河水。第三，它与具体的应用经济学（比如金融学）的关系，虽然有着指导的作用，但显然不能代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大体说来分为以下几个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对外开放理论。如果把这些内容加以系统化或“教科书”化，即有如下的内容安排：

第一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与经济制度

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

第三部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调控体系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保障体系

第三部分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一、科学发展观

二、建设和谐社会

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第四部分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关系

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趋势

二、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中国社会经济论文篇9

    (一)经济法理念研究雏形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颁行前,经济法和民法学界就经济法的对象、体系、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这些讨论旨在确立经济立法的发展方向,即是采用部门经济法调整体制还是民法和行政法的综合法律调整体制,“纵横经济法学说”、“纵向经济法学说”、“综合经济法学说”和“经济行政法学说”

    前述学说详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梁慧星、王利明所着之《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一书。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几种观点。虽然它们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认识并不完整且有偏差,但皆关注到国家的纵向管理性手段介入经济关系,在中国经济法学的起步阶段具有相当高的价值。然而遗憾的是,这些讨论和学说都没有触及经济法的理念问题。

    譬如当时被中国学界广为接受的“纵横经济法学说”亦只论及经济法的产生、独立地位、基本原则、主体、法律体系等问题,参见刘文华《“纵横统一说”是经济法的理论基础》,1985年全国第二次经济法理论会议材料。

    1986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出台结束了激辩已久的经济法、民法关系之争,也推动了经济法学说进一步的反省和修正。此阶段涌现的杨紫烜之“经济管理与协作关系说”、漆多俊之“国家组织协作的经济管理关系说”、谢次昌之“经济管理关系说”等理论是经济法学者们反思的成果,但对于经济法理念的探索还是付诸厥如。

    1989年7月学者江山所着的《中国法理念》出版,随着中国第一部法理念学术专着的问世,中国的法学界开始关注理念这样宏观高度的理性构建问题。1991年6月刘瑞复推出《新经济法论》在开篇的第1章“经济法本体论”中谈到:“当我们把经济法当作法的新的扬弃形式加以研究的时候,不能不首先从对经济关系、法观念和法三者交互作用及其演进的分析开始。”循着这样的逻辑线索,经济法是“垄断经济——社会本位法观念——调控法”[1]。此章中我们注意到“法观念”一词的频繁出现,通常而论,法观念是一个容括理念在内各种法律思想意识的总称性概念,由于在该书中由于具化为本位法观念,所以细究其义,应是与法理念通用的狭义所指。1992年,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召开年会,会上许多代表就经济立法总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目标展开了讨论,这些对经济法应然性规定的有益探索,是学者们追求经济法理念的初始形态。

    中共十四大社会主义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立后,经济法个别学说中也凸显出经济法理念的雏形,尽管这些思想零散见诸于经济法的其他主题性研究,同时也依然没有以理念定名。如李昌麒的需要干预论揭示“国家适度干预”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社会本位”是经济法的本位思想[2],尽管这些阐释是在论述经济法基本原则时出现的,但却是契合经济法理念本质意义的观念。王保树的“新经济管理关系论”提到:“对于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特征的概括,应该从行政性转变为社会公共性[3]。本质特征中“社会公共性”的总结暗合着对经济法精神的探寻。王家福的“经济行政法论”对经济法公法属性的界定虽可诟病,但“它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市场干预和调控、管理的法律”的描述,及对“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4]的强调却是理念高度的认知。

    (二)经济法理念研究初始期

    此阶段的学术着论始见“理念”二字,但将经济法理念作为经济法律制度内在精神进行解读的文章很少,李金泽、丁作提的《经济法定位理念的批判与超越》是发表于期刊杂志上关于此主题较早期的文章之一,为经济法的独立性饱受疑义时的作品,该文所指的“定位理念”围绕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之特点展开,文章指出:“经济法定位的本体基础”是“多元化、立体化和复杂化的社会经济关系”[5]。这样的理念研究模式在今天的学术界已不再使用,原因在于以社会关系为角度的探析并不是符合理念本义的研究路径,但该探索方式在经济法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运用,具有特定历史意义。何文龙的《经济法理念简论》明确解释了经济法理念的定义:“是关于经济法存在和发展的各种内在规定性的归纳,是经济法诸项制度的灵魂。”并指出经济法的理念涵盖“本体论”、“本位论”和“价值论”三方面[6]。本体论包括作为经济基础的经济本体和作为国家经济职能的政治本体;“本位论”两分为主体本位和利益本位;价值论中兼纳经济安全、经济秩序、社会正义、整体效益和经济自由。该文展呈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理念蕴义:“经济法因立足于国家经济生活而以整体为本位(或称社会本位)”;“经济法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追求和促进公法上的社会正义,致力于促进整体效益”;经济法“以牺牲少数人的自由去争取大多数人乃至社会整体的自由”。但文章在经济法理念的内容认识上糅入了经济基础、经济职能、价值等并不类属于理念内涵的概念,这样混杂的表达让人困惑;同时,该学者把经济法作为“国家经济生活为本体的公法”之观点也不足取。

    检视此阶段的经济法着作,谈及经济法理念者亦寥寥。1999年出版的《经济法原理》对经济法理念进行了界定:“所谓经济法理念,一般说来就是关于经济现象产生、发展、变化规律和相关的各种观点学说的理性认识。”该书对经济法理念的直接揭示抓住了理念的本质——一种主观性的理性认识,但其“经济法概念既是经济法理念之源,又是其核心”[7]的表述在今天看来却是不恰当的,它打乱了理念与概念的序位层级。

    (三)经济法理念研究发展期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法理念研究获得加速发展,有大量的文章面世,现捡其要者略述如下:张守文在2000年第5期的《中国法学》上着文《论经济法的现代性》简略概括经济法基本理念的含义。2001年1月董延林在《求是学刊》上发表《经济法现象与经济法理念》,对经济法理念加以客观审视。程信和、李挚萍于2001年2月在《学术研究》上撰文《可持续发展——经济法的理念更新和制度创新》,整理出经济法一系列的基本理念。2001年第3期《法商研究》刊载了陈云良的《谨慎干预——经济法的现代新理念》;徐孟洲、谢增毅在《法学家》2001年第5期具文《一部颇具经济法理念的产品质量法—兼评我国〈产品质量法〉的修改》。陈运华于2002年3月的《河北法学》上发文《论经济法的人性基础》,提出“经济法的理念是建立在“道德人”理念之上的。”2003年有2篇系统全面论述经济法理念的作品,一是史际春、李青山在华东政法学院院报上发表的《论经济法的理念》,另一是昝淑珍于《政治与法律》上所撰的《论经济法理念缺失与对策》;该年7月,单飞跃、罗小勇取程序研究角度于《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经济法程序理念论》一文。2004年《科学?经济?社会》开卷的第1期登载了吕志祥、辛万鹏的《再论经济法的理念》,2004年第4期《云南社会科学》推出了杨三正的《论经济法的人本主义理念》。2005年是经济法理念文章盛产的一年,仅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就有:《现代法学》中的徐孟洲、谢增毅的《论消费者及消费者保护在经济法中的地位——“以人为本”理念与经济法主体和体系的新思考》、江帆的《经济法的价值理念和基本原则》、常健的《现代性、经济法理念与经济法治—科学发展观语境下的解析与重塑》,《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的齐建辉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与经济法的基本理念考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中的刘映春的《从农民减负看均衡和谐发展的经济法理念》,《法学杂志》中的秦守勤的《经济法和谐理念之我见》等。2006年3月,《江汉论坛》刊登吕忠梅、陈虹的《经济法:在可持续发展的拷问之下》,该文表明:“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全方位地冲击着法律所奉行的理念,……其中尤以对公平观的扩展和更新最为典型。”《法学》2007年第3期上发表了顾功耘的《论经济法的理念、基本原则与和谐社会的构建》;2007年第6期的《环球法律评论》登载了江帆的《经济法实质正义及其实现机制》;许石慧在2007年11月的《理论界》推出《经济法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探析——兼谈和谐社会中的经济法理念》一文,等等。

    这一时期经济法理念的着作也相继出版,主要有: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1月版单飞跃的《经济法理念与范畴的解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版成涛的《经济法的理念与运作》,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6月版徐文超的《经济法理念与体系重整研究》与9月版张莉莉的《经济法自由理念研究》,2007年6月,武汉大学出版社还推出了赵立新的《社会和谐之经济法治理念》。与此同时,关于经济法理念的课题也陆续开展,

    如李昌麒主持了2004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经济法理念研究》(项目编号04FX039),湖南省2000-2001年社科规划课题中有《中国经济法法理观念与价值研究》。经济法理念的研究进入生机盎然的春天。

    二、中国经济法理念研究的特色

中国社会经济论文篇10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有三李（、李达、李汉俊）并称之说。三李的学说各有特色。主要宣传了唯物史观。李汉俊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见长，李达则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切入点，比较系统完整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李达早年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就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均有涉及。

李达在理论上的成就，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最为突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他尤其注重对唯物史观的介绍。李达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早在1918年秋至1920年夏，李达就翻译了荷兰人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一书，他们专门写了《唯物史观要旨》一节作为全书的附录；《唯物史观解说》及其附录，对国人接受唯物史观起了启蒙作用。在1919年到1922年，李达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张东荪现原形》、《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马克思还原》、《社会革命底商榷》等文章，宣传了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李达认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原则有五条："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说"（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1页。）。在《马克思还原》一文中，李达论及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一、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宗教、哲学、法律、政治制度等组织，均依这经济的基础而定。二、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至于一定程度时，就与现社会中活动而来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发生冲突。"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李达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还比较片面，但他把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首要原则，强调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这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30年代初，他又主持翻译苏联哲学名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这部译著在中国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代表李达研究唯物史观最高水平的是他的两部专著：《现代社会学》（1926年版）、《社会学大纲》（1937年公开出版）。

李达的《现代社会学》，是一部全面系统阐述唯物史观和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著作，书中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唯物史观理论。就所论及问题的广泛性和内容的深刻性而言，代表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运用所能达到的水平。李达的唯物史观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坚持唯物的一元史观，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的作用。李达认为，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而生产力又决定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他具体论述说："社会之基础为经济关系，其上层建筑为政治法制及其意识形态，经济关系中之生产力苟有变动，则经济关系势必改造，因而政治法制及其意识形态亦必改造。"（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4页。）他还指出："社会生活之历程，即物的生产历程，完全受生产技术及生产力之支配。在物质的生产历程中，所谓精神文化，皆由物质的生产关系中产生，随生产力发达而发达，随生产关系之变迁而变迁。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8页。）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变化决定社会构造的变动。李达说："生产关系之成立，必与社会的生产力相适应。"（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社会之构造，恒受生产力之状态所规定，而其形式之变化，又受生产力变化所规定。"（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9页。）李达进而指出，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社会进化之原动力实为生产力，生产力继续发达，则经济组织继续进化，政治法制及其它形态亦随而继续进化。"（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也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3页。）。总之，李达认为，人类社会的起源、社会之发达，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由此可见，李达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李达对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强调，从根本上保证了唯物史观的贯彻，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在20年代，包括在内的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们多侧重从生产关系方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李达则独树一帜，强调生产力的观点，弥补了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的缺陷，是颇具远见卓识的。李达在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同时，又指出不可忽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所起的反作用。他说："倘生产力继续发展至一定程度以上，而生产关系阻碍其发展时，当时之生产关系势必改造，生产力始有发展之余地。"（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现代社会学》一书还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一重大历史理论问题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证。李达说："个人能创造社会之历史，然不能任意创造之，必也依据社会历史进行之途径，应时势之要求而创造之。故个人欲创造其自身之历史也，第一必在确定之前提与条件下；第二其结果又常由于多数人意志冲突而生。"（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这就是说，个人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程度能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但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有限的，有条件的："此种影响增大可能性，恒受社会组织所拘束，恒受多数社会力所限制"。当物质条件还不具备，"个人无论如何努力，人群无论如何运动，社会之变革终不可期也"。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物质条件既备矣，个人或人群苟不努力以促成之，社会之变革亦不易实现也。"即是说，在社会变革中，个人和人群之努力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忽视社会变革中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为可以坐等社会变革，则是对唯物史观的机械理解。李达注意把唯物史观和旧唯物主义区别开来，他一方面强调社会发展的经济动因，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科学阐述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现代社会学》中有这样一段话，对唯物史观的众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概括性总结："社会之革命的进化，依据二种现象而成。其一为物质的现象，由生产力之发达而成；其二为精神的现象，系受前者之影响，由社会的阶级斗争而成，两者同出一源，而其任务则分途并进。盖生产力之发达，则社会物质的基础势必发生变化，旧生产关系不能增进生产之利益，而成为生产力发达之障碍。政治法制等上层构造，已不适合于经济的基础，于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遂至互相冲突，同时经济上被压迫之阶级亦与经济上占势力之阶级，发生阶级的利害之争斗。此时生产关系苟不改造，则生产力不能继续发达，社会即无进化。"（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这段话精辟地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以及历史发展的动力等重大历史理论问题。李达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是从生产力和阶级斗争两个角度进行的，其中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根本，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起"人工的发动力"的作用。

应当指出，在《现代社会学》中，李达的哲学思想体系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对辩证唯物主义论之甚少，还不能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这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还未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1929年李达撰写《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将唯物辩证法的原理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中，提出了"社会的系统观"的思想。李达强调指出，经济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社会是包括人类间一切相互关系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一切经常相互关系都以经济的相互关系做基础。"（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8页。）李达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社会系统变化的原因。他说，社会系统变化的原因，"当求之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中"。可以看出，李达对经济关系在社会系统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视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专门介绍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内容，不过论述还较为肤浅。

在《社会之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李达1935的写成《社会学大纲》。该书是第一部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作为具有严密逻辑结构和历史证明的完整体系进行论述的著作，它将辩证法引入了历史认识，因而在历史唯物论方面较其以往论述更具深刻性。历史唯物论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李达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李达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取得物质的生活资料。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根本观点的基础上，李达进而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李达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斗争。他说："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对立的统一过程中，生产关系常对生产力斗争，而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占居优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也是如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李达根据经典作家的论述，把社会存在概括为社会经济的构造，把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概括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和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二。李达说："与特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形成了社会的经济构造。这种经济构造，就是社会的基础"。上层建筑则包括两个部分："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意识形态上的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之二"。关于经济构造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李达论述道："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都是树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并受这个基础所规定的。可是这两种上层建筑虽受基础所规定，而对基础却又给以一定的反作用。"但是上层建筑的这种反作用是有条件的，不可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相提并论："上层建筑对于基础的反作用，从其发源与结果来看，是决不能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作用相同的。上层建筑反作用于基础的可能性，是由于上层建筑从基础得到的发展力量而来的。可是这些上层建筑反作用的结果，只在它没有和基础发展的倾向相矛盾之时，才能持久，才有意义。在相反的方向的反作用虽也能延缓并障碍经济发展的过程，但决不能变更这发展过程的倾向，而经济的必然性，结局是必须打开它的道路而前进的。"这些论述，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

《社会学大纲》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论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第一次被当成一个有机整体被全面介绍。李达指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相互联系的："历史唯物论如果没有辩证唯物论，它本身就不能成立；辩证唯物论如果没有历史唯物论，也不能成为统一的世界观。"也就是说，历史唯物论是立于辩证唯物论基础之上的；同样，历史唯物论的创立对于辩证唯物论的形成也是不可或缺的。李达说："只有彻底的把辩证唯物论扩张于人类社会或历史的领域，才能使辩证唯物论更趋于深化和发展，人们才能在世界变动的过程中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291-292页。）《社会学大纲》阐述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理论和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把唯物的辩证法引入历史认识，指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包括史学在内一切学科唯一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这在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对于清算当时中国史学界流行的唯心论、机械论等错误理论和方法，起了积极的作用。翦伯赞在批评史学界存在的忽视对历史进行哲学层次探讨的倾向时说，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虽然不是一部历史哲学的著作，然而却是值得一读的。"（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283页。）《社会学大纲》对于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社会学大纲》始终强调实践的唯物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作用。李达说，马克思、恩格斯把实践解释为历史上发展的物质生产和社会斗争，并把实践当作社会历史范畴，是感性的现实的人类活动，是唯物史观建立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认识的方法又是实践的方法。李达认为，辩证唯物论不同于旧的唯物论，因为它是实践的唯物论。李达说："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中这个生动的实践的概念，拿来放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展开开来，引入唯物论之中，给唯物论以新的内容、新的性质。……马克思基于劳动--实践的意义之正确的理解，所以超出旧唯物论的界限，建立了实践的唯物论。"（注：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序。）《社会学大纲》精辟地论述了马克思、列宁关于科学的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首要作用。李达认为，实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范畴，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当作劳动、物质的生产和社会斗争着的实践……不单是社会科学的范畴，并且是哲学的唯物论和范畴。"李达说，唯物辩证法作为科学的历史观和自然观统一的基础就是实践；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论，由于把实践的契机导入于唯物论，使从来的哲学的内容起了本质的变革"（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57页。）。李达的这些精辟论述，从整体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本质特性--实践性。

在认识论方面，李达既坚持实践的唯物论，又坚持辩证法。《社会学大纲》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同人类全部认识史的关系时，围绕着唯物论思想的发展与辩证法思想的发展这两条主线而展开。在唯物论思想方面，李达叙述了从原始唯物论思想的萌芽至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出现，再到马克思的唯物论的产生，最后到列宁的唯物主义诞生整个唯物论思想的过程。在辩证法思想方面，李达分析了从赫拉克利特至黑格尔、再至马克思、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发展的全过程。李达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对以往全部认识史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尤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费尔巴哈的唯物论、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关系。

《社会学大纲》探讨了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对象。李达指出："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以及人类思维的一般发展法则的科学"；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与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是根本不同的；辩证法的发展观的特征就是认为，"世界是永恒运动的、永远变化的；一切运动形态都是转变的，一切存在物相互关联，世界各部分之间极其复杂的相互作用。"李达全面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李达特别强调并突出了"对立统一法则"在唯物辩证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李达阐发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核心的思想。李达说，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是它的核心。这个法则包摄辩证法的其余法则。这个根本法则，是理解其它一切法则的关键。他说，矛盾是辩证法的精髓；"统一物之被分解为对立物以及充满着矛盾的构成成分之认识--这是辩证法的精髓。"李达对列宁这些思想的阐发和在《矛盾论》中对列宁这些思想的阐发几乎在同一时期，都是国内较早阐发矛盾是辩证法核心原则的。李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列宁关于对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中核心地位的具体闻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综上所述，李达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方面都有全面深刻的论述。他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突出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在辩证法方面，重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部分强调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反映论。李达的这些论述，构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结构严整的思想体系。

《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等著作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现代社会学》自1926年出版至1933年，共印行了14版；1928年湖南零陵县署曾以"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的罪名通缉李达。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社会学》的影响。1926年以前，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在中国虽然已得到传播，但这种传播还是初步的。在《现代社会学》出版之前。、瞿秋白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力图用唯物史观分析、解释中国历史问题，但就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他们阐述还不够全面、准确。李达在序言中指出，《现代社会学》的写作旨趣即是："欲应用唯物史观改造社会科学之一尝试"。该书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推进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特别是在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发展的规律、阶级斗争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以及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一系列重大历史理论问题都有独到见解。众所周知，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南；可以说《现代社会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初步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现代社会学》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侧重论述了社会的构成、社会和国家的起源和国家发展的具体历史形态。《现代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作了正确分析，在后来展开的关于中国性质问题和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中，该书为进步学者寻求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问题的正确答案提供了有利条件。书中关于家庭、私有制、阶级、国家的起源的论述，对此后郭沫若、吕振羽等研究上古历史有启迪作用。《社会学大纲》影响更大。《社会学大纲》1937年公开出版后，高度评价说："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60页。），该书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对于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完善更是有着直接的影响。侯外庐先生赞扬《社会学大纲》说："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李达的这两部著作虽然不是史学专著，但书中所阐述的唯物史观和辩证的历史认识方法，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二、李达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及其影响

李达十分重视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由经济史而社会史，他最早按经济形态划分历史发展阶段。李达着重对中国经济史问题进行探讨，他的研究给1929年到1935年开展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三大论战以重要的影响。

（一）李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作了分析，指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社会，是"帝国主义国家之半殖民地"，较早地正确揭示了中国社会性质。在1928年出版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中，李达在分析社会状况的基础上，指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任务。李达说："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社会。所以为求中国的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步的潮流相汇合。"（注：《李达文集》编辑组：《李达同志生平事略》，《武汉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这里，李达明确提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性质，并尖锐地提出了民族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1929年李达出版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该书在分析中国经济结构的基础上，论证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李达说，为了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就需要研究中国的经济状况；他在"编辑例言"指出："要晓得现代的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只有从经济里去探求。"李达认为，产业革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现代中国的社会，已经踏入了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渐脱去封建的衣裳，穿上近代社会的外套了，一切政治和社会的变动，都是随着产业革命进行的"。因此对产业革命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凡是留心于国家改造的人们，必先依照这产业革命的经过，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倾向作正确的分析，才能了解革命的理论，树立建设的计划。"（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页。）《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大量援引社会经济史料，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说，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方面，对中国近代的经济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和研究。李达全面地研究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认为中国社会正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向着近代社会方面运动。他说："数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自从前世纪中叶被国际帝国主义的政治力经济力侵入以后，就开始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次脱去封建的外衣，而向着近代社会方面运动了。"（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8页。）李达全面阐述了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表现：农业、手工业出现破产趋势，农业人口减少，旧式手工业组织被近代工场所取代；出现了近代工业；中国自办了一批银行等等。李达指出，中国近代经济虽然已开始起步，但很柔弱，外国资本支配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从中国近代工业来看即是如此，李达说："这类新兴工业，和中国的土地人口比较起来，还是在萌芽时期，中国的工业化，在国际资本控制之下，前途是辽远的。"（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2页。）中国银行业的情况也是如此，外国银行"几乎成了中国新式银行的总行"（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8-429页。）。由于国际资本的强大支配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至为有限。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一方面是在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同时又受国际帝国主义巨大的政治力经济力笼罩所支配，绝没有在它们的掌握中翻过筋斗的可能。"（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9页。）在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李达考察了近代中国的性质。李达说，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中国渐次脱去封建的外衣"，"而踏入初期资本主义时期"（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4页。）；另一方面，中国近代经济又越来越受到国际帝国主义巨大的政治力经济力笼罩所支配，中国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由此，李达作出结论：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李达认为，由中国社会性质的独特性所决定，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问题有很大的差异。他说："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的社会，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先进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特征，同样，半殖民地的社会问题的内容，和先进国的社会问题，也具有不同的特性。"（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3页。）

在分析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迟缓的原因时，李达说，中国产业不发达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帝国主义之侵略，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存在"（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9页。）。国际帝国主义的入侵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国际帝国主义从军事侵略到资本输入，进而通过控制封建主义势力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封建制度对新生产力也起着阻碍作用："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存在，是发展新式产业的碍阻"（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8页。）。总之，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在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压迫日重，生产力已受束缚殊难顺利发展。"（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1页。）因此"封建势力若不扫除，封建制度若不廓清，中国产业就没有顺利发展的希望"（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4页。）。基于以上认识，李达说："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对象，同时又是发展产业的唯一前提"（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8页。）；"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8页。）。李达依据他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提出了中国仍处在半殖地半封建社会的科学结论。李达的结论，不仅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而且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

（二）李达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对中国社会史的考察。30年代初，中国思想理论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这一论战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一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二是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制社会的问题，三是泰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李达参加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李达是主张按经济形态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1919年他在《女子解放论》中即确认中国存在过原始社会。他在随后发表的《社会革命底商榷》、《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等文章认为周秦至清末是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了人类社会经过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并展望了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他特别表述了殷商是奴隶社会的观点。可以说，二十年代李达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已初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中，李达又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所相当的社会历史阶段及其特点的理解，论战中提出了多种看法。早在1926年，李达就在《现代社会学》第11章中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原始的社会状态。后来他改变了看法。在《经济学大纲》中，李达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含有封建社会征的劳动力与生产手段的结合方法的意义"（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3页。）；在本质上"与封建的生产方法，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5页。）；"只是封建的生产方法之特殊的形相，即是封建的生产方法的变种"（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5-106页。）。李达的观点是否正确可存而不论，其意义在于批驳了那种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为独立于五种生产方式之外的特殊生产方式的论调，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原则。关于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制问题。托派大多数人持否定意见。李达在《经济学大纲》中，从经济结构的特征等方面，论证了殷代为奴隶制社会。李达认为，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奴隶制的形成也采取不同的路径；但是，"奴隶制是社会发达过程中所必须经过的阶段。世界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曾通过各种各色的奴隶制的阶段"（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6页。）。

关于封建制问题，在二十年代初的《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中，李达指出，自西周至清末，中国为封建社会。在三十年代的《经济学大纲》中，李达又进一步阐明这一观点："中国的社会，由周代到鸦片战争时期，是属于封建经济的社会"（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66页。）。他按经济形态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两段："这个期间，可以分为典型的封建经济时期和变相的封建经济时期，西周和东周时代属于前者，由秦汉迄于鸦片战争时代属于后者"（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10页。）。

对中国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变迁，李达也有探讨。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中，李达分析了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凋敝的状况。他说，中国进入产业革命时代以后，传统农业日趋破产，表现为大农降为中农，中农降为小农，小农降为佃农，荒地增加，农业人口减少等。

中国社会经济论文篇11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根本社会制度与具体运行机制的关系，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不可“本末倒置”。由于根本社会制度的不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有着本质区别。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是对等的关系，社会主义是基础、是主体，市场经济是手段、是工具。市场经济在西方国家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的，在我国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时，只能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际和需要，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前提下，将那些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理论和方法介绍进来，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

西方经济学理论有其自身的明显缺陷，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能“饥不择食”。富裕之邦，并非就是真理之地。西方经济学理论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但这并不等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应灵药。须知，西方经济学是以维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为根本着眼点的，其研究视角无不是面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运行实际的。毫无疑问，仅仅是这种特定时空背景的限制，就决定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更不用说其中为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始终存在的理论盲点甚至误区了。比较典型的是，新古典主义学派在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时，忽视了实践中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会导致“市场失灵”，常常使经济运行处于混乱无序状态；西方经济学中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往往视农业为不发达经济部门，忽视了农业中非农业部门的存在，忽视了农业通过自身的改造发展起来的现实可能；在西方经济学中还形成了诸多流派，不同流派往往侧重于某一方面的理论研究，相互之间壁垒森严，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其他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忽视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影响等等。 西方经济学理论自身存在的这些缺陷和不足，要求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时，不能“饥不择食”，不分优劣正谬照单全收；更不能盲目崇拜，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缺陷和不足也看成金科玉律。事实上，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全新的事业，经典作家没有论及，前人没有实践过，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更不可能找到答案。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要善于对其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分析和筛选。

中国社会经济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183-02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上新的道路，开辟了新的篇章。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党的思想路线是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遵循的思想方法和根本原则，是党制定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也是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本文从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两个方面来论述党的思想路线的价值。

一、党的思想路线对于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使我们开始能够认真总结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选择合适的道路。

邓小平在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对于我国国情进行了论述，突出强调了两点：一是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虽然搞了社会主义，但经济文化还很落后；二是在这样的国情之下搞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发展生产力。这时虽然还没有明确使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但这一概念所要强调和认定的“意蕴”已经很完整和明确了。之后，党的十三大报告正式提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做出了全面深刻的论述，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

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后，我们党坚持一切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社会需要同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来说只能靠发展社会生产力来解决，所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深化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于我国当时的经济状况进行分析，科学合理的逐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论断。它始于对计划经济弊端的反思，在对计划与市场相互关系的探求中发展，在对市场经济正确定位的认识中形成、发展和深化。

1.坚冰初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任务面前，邓小平意识到了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论述了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经济的手段，资本主义能用，社会主义也能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之间并不是过去我们所理解的尖锐对立的关系。他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在邓小平多次谈话的推动下，全党开始意识到完全实行计划经济之不足，逐渐形成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公式，这一公式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提出，后被十一届六中全会和党的十二大所确认。

2.峰回路转：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同时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此后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展开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经济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但城市经济体制中严重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端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城市经济的巨大潜力还没有挖掘出来，因而迫切需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中共中央于1984年10月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最突出和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理论，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的重大发展。

3.目标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迈出了一大步，随着认识上的重大突破，我国的经济改革也深入开展起来。市场范围逐步扩大，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已逐步放开，计划直接管理的领域逐步缩小，市场对经济活动调节的作用在大大增强。实践日益明显地告诉我们 ，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

我们党依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按照实践的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1992年春天，面对1989年后“左”的思想抬头，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讲话”，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我们全党对于这一论断有了统一的认识之后，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更加系统化、完善化。

党的十四大报告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论述，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观念的确立和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也标志着我们党在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认识又前进了决定性的一大步。我们党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策载入宪法，使我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进入了目标明确、不可逆转的崭新阶段。我们党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坚持经济体制改革，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扫除了制度障碍，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二、党的思想路线对于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一）党的思想路线在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尤其是在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之后，社会利益矛盾、文化的碰撞与冲突、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在此情况下，必须坚持党的思想领导，以党的思想路线引领社会发展。在应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应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即从当前我国的实际国情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矛盾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文化需要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只有从人民的实际需要出发，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才能最终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二）党的思想路线对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相应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在不断提升，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的选择渐趋多样化。我们坚持主旋律与多样性并存，这就需要加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与教育，同时吸收与借鉴各国文化发展的优秀成果。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建设与文化建设，文化建设与思想建设不是相互独立的，文化建设的发展与创新需要以党的思想路线为思想前提，科学、文化教育的发展以及思想道德建设都要从当前的现实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以科学的思想方法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来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进而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促进社会良好风尚的形成。

（三）党的思想路线对于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当前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也是我国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之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需要高效、民主的政治、行政体制，党的十高度重视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应坚持党的从我国的国家性质及其政府体制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走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健全与完善人大制度，加强基层民主建设，促进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良性发展，以基层民主建设的发展与创新经验检验我们的基层民主理论，进而促进我国社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完善与发展。

（四）党的思想路线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一项重大任务。在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必须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解决阻碍和谐社会健康发展的各种矛盾，保证和谐社会的构建是健康、有序的，进而保证地方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实事求是的认识矛盾的本质，并制定出相应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从而使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安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和国家制定的一项宏观举措。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况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把握好构建和谐社会的正确方向；也只有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出发点，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才能使和谐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积极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方针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