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经济论文篇1

（2）满足需要原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需要”（need或want）和“需求”（demand）有重要区别。“需要”通常是指人的生存和发展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客观要求。马克思在分析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构成时指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生活资料的价值表示的，而劳动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构成具有层次性，包括劳动者自己和家属所需要的“生存资料”，如衣、食、住、行等，也包括教育、文化、健康保健等“发展资料”。因此，“需要”是以使用价值来衡量的。而“需求”概念则不同，它用以描述市场中的交换行为，只要有货币、有购买力，就形成“需求”，“需求”是从价值实现角度分析的。“需求”不一定是客观“需要”，比如市场上有1万套商品房，从客观需要即使用价值角度来说，可以满足1万个家庭的需要，但也许由于房价过高，1000个家庭购买了这1万套商品房，从市场的角度看，商品房的价值得到了实现，也就形成了市场“需求”，但显然这些买房者不是为了“需要”，而是为了资本的价值增殖，其后果必然是房价虚高，一方面是需要房子的人买不起房，另一方面是不需要房子的人囤积大量房源。类似的问题还存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其他公共产品中。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表明，我们的生产是以“满足需要”为根本目的的。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还要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借助价值规律来满足需要，但这不妨碍“满足需要”理应成为指导我们各项经济工作的重大原则。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化解产能过剩，可以以“满足需要”为原则制定相应政策，比如化解商品房过剩，可以采取政府购买、百姓廉租的形式；化解钢铁、水泥等过剩，可以考虑增加基础设施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结构升级，可以考虑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消费需求差异性问题；等等。

（3）共享发展原则。共享发展理念是我们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理念之一。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表明共享发展已经属于社会制度深层内容。共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追求的理念，这一理念与以劳动者为本理念一脉相承。马克思在科学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运动规律基础上，指出了共享是未来社会的重要制度特征。我们党从强调“共同富裕”到强调“共享发展”，在理念上是一个新发展。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强调先富带动后富，这在一定历史时期有其必然性，但今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新阶段，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有了较好的经济实力，强调“共享发展”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增强发展动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提到共享发展，人们往往想到劳动成果分配方面的问题。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共享发展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从微观领域看，企业层面的共享既包括分配领域的共享，如提高工资，也包括生产领域的共享，如劳动条件、劳动资料、劳动保护、劳动管理等。在宏观领域，不仅包括基础设施、公共资源的共享，还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共享；在消费层次上，不仅包括生存资料的共享，还包括发展资料的共享等。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共享发展意味着在微观企业领域，不能一味把降低工人工资作为提高企业效率的口实。影响企业效率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技术高低、生产资料的性能好坏、企业管理的先进与否、工人积极性创造性的高低等。尽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新创造的价值是V＋M，二者之间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降低工资就可以提高利润。这是一种静态认识，马克思这一公式揭示了劳资之间的对立关系。但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因此不能用线性思维套用马克思这一思想，认为降低工资就能提高利润，即提高企业效益。

中国社会经济论文篇2

一、从传统经济史学到现代经济史学

中国很早就有系统的经济史记述，并形成延绵不断的传统。它主要有两大首尾相续的系列：一是历代正史《食货志》系列，二是《十通》中的尤其是“四《通典》”中的“食货门”系列。它们不但是我们今天研究经济史的基干性资料，同时，从这些记述的系统性和连续性看，其本身已经构成了“经济史”。但传统史学毕竟是以帝王将相为主角，以记述政治军事活动为中心的；经济史的记述只是它的附属部分。而且它所记述的主要是国家管理经济的典章制度和有关的经济政策、经济主张，对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经济生活，它所反映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此种反映的自觉性，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这不是现代意义的经济史学，可称为传统经济史学。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经济史的产生，中国和和西方走着不同的道路。在西方，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经济学发展为系统的理论，19世纪以后，人们用经济学和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来解释原来历史学中的经济内容，经济史遂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的。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丰富的经济思想，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独立的经济理论，因此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用这种系统的理论分析经济过程的独立的经济史；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是随着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的传入才得以形成的，而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它的出现又相对晩后。

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用进化史观改造传统史学；社会经济进入史家的视野。梁氏本人也尝试用西方的经济理论来研究分析中国古代某些经济思想和经济现象，可以视作中国经济史学的滥觞。

不过直到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史研究才比较全面地开展起来，出现了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中的第一个高潮。当时中国经济史研究非常活跃，人们用近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指导研究工作，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研究涵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各个环节，并涉及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出版了一批专著和论文，其研究的广度和深都是过去的“食货”式的记述所不可比拟的。当时还出现了专门的经济史研究机构和刊物。例如，三十年代初陶孟和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时，经济史是其主要的研究内容，193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改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1934年12月，陶希圣创办了《食货》半月刊，这是我国第一份关于社会经济史的专业性期刊，陶氏还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建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在南方，中山大学法学院也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并在《现代史学》杂志中开辟了“社会、经济史”专栏。从这种种情况看，可以认为这次高潮标志着独立的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科的正式形成。

二、唯物史观与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现

这次高潮是怎样形成的呢？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而直接启动这次高潮的则是中国社会史论战。

瞿林东先生曾经指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当是历史观的进步，即从古代历史思想的积极成果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到近代进化论，从近代进化论到唯物史观。”梁启超等人鼓吹史学革命、创建近代史学时，主要的思想武器是近代的进化论。作为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中国经济史学，其起步相对晚后，但正因为它起步较晚，当它临产时，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入中国并获得广泛的传播，这就使得中国经济史学与马克思主义结下不解之缘。

唯物史观是在五四之后才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经过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等人的努力，在当时烈火干柴的革命形势下传播相当迅速，到北伐战争时期已有风靡思想界之势，大革命的失败也没有能够阻止这一发展的势头。这种情况，当时的学者有着深切的感受。顾颉刚曾用“风靡一世”（1932年）[1]、“像怒涛一样奔腾而入”（1935年）[2]来形容唯物史观对三十年代的学术界的影响。郭湛波在1935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把1927—1934年这一阶段的思想特征描述为：“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主要思想，以辩证法为方法，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以中国社会史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锁钥。”齐思和后来也指出，从五四到北伐短短几年，中国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两个解放时期，“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3]。在中国经济史学孕育和诞生时期，曾经面临各种各样的思潮和理论，但是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像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那样对它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质所决定它十分重视经济史研究，同时又给这种研究提供最锐利的理论武器。中国经济史学的诞生适逢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之时，应该说是中国经济史学之幸。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但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而且它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也引导人们去关注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发展的历史。而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形势，又使这种关注具有了空前的迫切性。因为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关系到如何确定革命的性质和战略策略这样与革命前途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要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又不能不作社会经济的分析和历史的研究，由此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作为其延伸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主要问题，如战国以后到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什么社会？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或是别的什么社会？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如果存在，它存在于什么时代？都是与社会经济形态有关的问题。当时论战的各方，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基本上都使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范畴和名词术语。主持《读书杂志》并出版了四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的王锡礼，曾经比较了人生观论战与社会史论战的异同，指出前者是科学与玄学之争，后者科学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前者是唯物和唯心之争，后者是唯物的内部斗争，都以唯物辩证法作武器[4]。积极参加论战的胡秋原也说过，这次论战表示唯物一元论的历史观已经取得中国思想界的霸权[5]。事实上，参加论战的并非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政治上属于托派的，有政治上拥护的，有后来离开了唯物史观的阵线的，但他们在主观上或在表面上都信奉唯物史观，这是唯物史观风靡思想界形势下所出现的独特现象。论战的实质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尤其是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剖析中国的历史。这次论战相当激烈，不同观点的辩难，有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争，也有如何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歧。由于讨论的内容是围绕社会经济形态问题展开的，所以它属于经济史的范畴，而且是关系社会经济历史总体性的重大问题。或认为这些问题与具体的经济运行关系不大，是属于历史哲学的范畴。其实不然。这些问题诚然不能代替经济史具体问题的研究，但是，提出和研究这些问题，才能把具体的经济史问题统帅起来，才有整体的经济史。

热烈的论战在三十年代初告一段落，但经济史研究并没有随之而消寂，而是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因为社会史论战扩大了唯物史观的影响，同时也激发了人们深入研究经济史的愿望。论战牵涉社会经济的广泛方面，提出了许多问题，但论战中的文章往往是鸟瞰式的通论，比较空疏，而且论战各方往往带着激烈的情绪。要解决论战中提出的问题，就不能满足于那种上下几千年的笼统论述，而需要沉静下来，在充分收集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展深入的具体问题的专题研究。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以后经济史研究持续性的热潮就是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进步史学家嵇文甫1935年为马乘风的《中国经济史》作序，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概说阶段，论战时期和搜讨时期。他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肇始追溯到大革命时期，“许多突然袭来的事变，使当时参加这幕历史活剧的人们眼花缭乱，手足无措。于是乎他们不得不来个自我批判，对于自己的革命方略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于中国社会的结构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究竟是个什么社会呢？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发展来的？现在又将要往那里去呢？这不是课堂上书本上随便谈谈的问题，而是实际战斗中生死存亡的问题。为着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于是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引起热烈的兴味了。”他所说的“概说阶段”和“论战时期”实际上是社会史论战的两个阶段：自拉自唱的阶段和相互交锋的阶段。他批评了论战中空疏的缺点，又指出，通过论战，“有些以前极为模糊的观念，现在已甚明了，有些在从前不觉得成问题的，现在居然成为问题了。”例如，“从前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准很不一致，有的根据交换关系，有的根据政治形态，随手拈来，并没有确定见解。到现在，不论真正的理解程度如何，总都知道拿出生产方法作为划分社会史阶段的利刃了。最重要的还是这次论战使人认识了许多问题，使人知道自己之无知……”因此，在论战以后的“搜讨时期”，“返回头来，重新做起。郭沫若先生自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后，专向甲骨金石方向下工夫。如《卜辞汇纂》、《金文丛考》……为古史添了许多新材料。吕振羽的《史前中国社会研究》尽量利用神话和考古学上的知识，对于殷以前的社会作了大胆的试探。至最近，南有《中国经济》，出了两本“中国经济史专号”；北有《食货》，尤其专以搜集史料相号召，和从前《读书杂志》上剑拔弩张的气象迥乎不同了。从热烈到冷静，变空疏为笃实……”嵇文甫的这些论述，大体上说明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出现的动因和发展的轨迹，说明了社会史论战在这次高潮的启动作用；所谓“拿出生产方法（按，即我们现在说的‘生产方式’）作为划分社会史阶段的利刃”，正是唯物史观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它已在论战中和论战后成为社会经济史界的共识。

三、唯物史观与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的各派学者

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有三股活跃在经济史坛上的力量最值得注意：一是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二是当时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三是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及其联系的一批学者。他们对唯物史观的态度、他们接受唯物史观影响的先后、程度和方式是各不相同的。对此作些分觯部梢源又锌吹轿ㄎ锸饭塾胫泄檬费Э品⑸⒄沟墓叵怠?BR>

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致力于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不但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而且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济史也有开创意义。郭沫若把他1928年以来发表的有关论文结集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自称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书中运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周易》、《诗》、《书》、卜辞、彝铭的材料，用犀利的文笔生动而明快地论证了中国历史上依次经历过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本书虽然在方法的运用、材料的鉴别和具体结论上都存在一些缺点错误，但却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尝试，影响是巨大的。齐思和指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发表以后，中国社会史论战才走上科学的轨道。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发表以后，郭沫若继续钻研卜辞和彝铭，继续完善和发展他的学术体系。他的观点，开始时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是自1935年以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郭沫若的中国古史观，好像复活起来。六七年来为思想界所集中抨击的观点，忽然变成了大家共同信仰的真知灼见，甚至许多从前反对过他的人，也改变了态度。”“中外的新史家，差不多都以他的研究为出发点。”[6]郭沫若开创了一条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路，一些著名的学者就是在他的影响下走上研究社会经济史的道路，或者在研究中受到他的启发。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是在三十年代初社会史论战正酣时走进史坛的，他在北平中国大学开设社会科学概论、中国经济史、农业经济等课程。1933年编迄《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以后陆续发表了《中国经济的史的发展阶段》（《文史》1934）、《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36）等论文和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例如，第一次把考古发现和神话传说等资料相结合，对中国原始社会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坚持奴隶制社会的普遍性，首先提出并论证了殷商奴隶社会说；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系统阐述西周社会的封建性质；又首先把中国封建社会区分为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明确提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是封建地主制社会。继郭沫若、吕振羽之后，侯外庐、翦伯赞、邓拓等人也做了许多工作。侯外庐从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入手，指出“亚细亚”和“古典古代”是人类文明形成和发展的两条不同的“路径”，在遵循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理论的前提下，开辟了一条认识中国历史特殊性的途径；他还努力把社会史的研究与思想史的研究结合起来。邓拓对“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问题的分析和对中国救荒史的研究，都很有影响。总之，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但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举起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而且在论战的热潮过去后继续做了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成绩斐然。这些工作，有的是直接与经济史有关的，有的则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框架和思路。与此同时，在社会史论战中一些人提出的违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实际的“特殊亚细亚社会”和“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等理论受到了批判，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已基本上在中国史坛销声匿迹。另一些人在社会史论战中鼓噪了一阵以后也趋于消寂。这样作为社会史论战的延续的古史分期讨论，形成了主要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内部围绕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界开展讨论的局面，这种情况延续到了建国以后。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这些活动中，我们看到了唯物史观在中国前进的步伐。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是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它筹建于1927年，1934年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之北平社会调查所合并，1945年年改称社会研究所该所早在二十年代末，就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地下党员陈翰笙的主持下，从事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陈翰笙的活动为当局所不容，被迫离开中研院以后，继续组织农村经济研究会，继续从事此项工作。这些工作虽然不是直接的经济史研究，却为近代农村经济史的研究积累了资料，提供了基础。而农村经济研究会积极参与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是与中国社会史论战并行和密切相连的。三十年代初，陶孟和主持所务时，经济史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刊物的背后在一个学术群体在活动，这就是吴晗、汤象龙、罗尔纲、梁方仲等学者组成的“史学研究会”。他们当中有的是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有的并不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但都积极参加了《集刊》的编辑和有关问题的讨论研究，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史界的台柱。这些人基本上没有参加社会史论战等活动，他们研究的路数也不同于那种史论式的写作，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实证研究，他们多数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有比较进步的史观。他们反对颂扬帝王将相和少数英雄人物，主张历史研究以“整个民族和民族的发展为主体”，“叙述社会变迁、经济变化和文化的进步”，与唯物史观是相通或接近的。他们后来也先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染。他们当中最知名的经济史学家梁方仲，1939年访问了陕甘宁边区[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其前身即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工作成为经济史界一代宗师的严中平，1936年就是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生。他中学时代就通过阅读鲁迅、郭沫若的作品进而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坚信经济是社会发展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大学期间自学《资本论》等著作，并终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经济史。[8]稍后在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知名学者李文治，三十年代就发表过经济史的文章，他早年曾参加共产党，参与过农民暴动的领导，进入史学界以后，一直钟情于农民运动史的研究，并由此进入到农民运动的经济背景、土地制度和地主制经济的研究[9]。还应提及的是吴晗等人的“史学研究会”抗战时在昆明恢复活动，增添了新的成员，仍然关注经济史的研究。这一时期参加“史学研究会”的李埏后来回忆说：“昆明和重庆成为当时全国两大文化中心。就昆明而言，由于龙云与的矛盾，政治气氛相对宽松，许多革命人士纷纷宣传马克思主义。西南联大的经济系还开出《资本论》课程。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经济史，加之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迁入，带来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方法、新观点，所以经济史研究气氛较为浓厚。西南联大及主要研究机构都有人从事经济史研究。”[10]

陶希圣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是相当活跃的，他创办的《食货》半月刊联系了一百多位作者，在两年多时间内发表了约300篇文章，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食货》作者的学术观点和政治倾向很不一致，从所发表的文章看，许多作者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唯物史观，或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陶希圣本人在政治上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曾跟着走到了汉奸的边缘，后来又成为的笔杆子。他的学术思想比较驳杂，他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为文亦以唯物史观相标榜。他在社会史论战中提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否定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奴隶社会，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三十年代初，他对自己观点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认为战国到东汉是奴隶社会，魏晋进入封建社会。在《食货》半月刊中，陶希圣和他的弟子花不少力气构建魏晋中古（封建）说。陶希圣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但他企图把唯物史观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整体中剥离出来，有条件有限度地运用到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应该承认他和他的弟子构建的魏晋中古（封建）说主要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而且这些工作对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是有意义的。一个坚决反对马列主义指导的人民革命的人也讲唯物史观，用唯物史观，似乎不可理解。但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是充满矛盾的，我们只能按照事物本来的矛盾来认识它。这一事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唯物史观对中国经济史学科形成发展的巨大影响。陶希圣弟子的研究工作，相当程度上也是以唯物史观指导的，实际上魏晋封建说的具体论证工作主要是他们做的。这些弟子们后来发生了分化，有的堕落为汉奸，这与陶希圣政治上的误导有关。也有一直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成为经济史学界耆宿的。如何兹全先生，学生时代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学术研究中基本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比较注意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宏观的把握，同时把它和具体问题微观研究相结合。他认为自己资质、能力都不高，唯一稍为比同辈高的地方，就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较早用它来进行研究。他虽然由于与《食货》的关系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他仍然为有人称他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由衷的高兴。

除了上面谈到的三方面的力量外，中国经济史界许多老一辈的知名学者，都在不同程度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例如经济史界的南北二傅（傅衣凌和傅筑夫），在回忆他们治史经历时，都谈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他们的影响[11]。

唯物史观与经济史研究的密切关系，一些不是搞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也看得很清楚。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顾颉刚多次以肯定的口气谈到当时唯物史观的迅速传播，表示他的考辨工作与用唯物史观指导的研究并不矛盾，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某些基础和方便。抗战时期，由他主编的《文史杂志》出版了“中国经济史专号”，并发表了题为《略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社论。社论说：

依某一些历史学者的主张，经济史研究乃全部历史研究的重心，一切历史上所发生的分歧复杂的社会现象，都可以而且必须向当时经济实况中求得其所以然的原因；如果不把历史上各时代的经济情形予以究明，那一切历史事实绝不能得到正确而合理的解释。关于这一派学者的主张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由此可见在现代历史学界，经济史的研究是如何为人所重视。并且经济史研究也确实不应忽视，因为人类的物质生活的重要固不在精神生活之下，精神生活虽有时影响到物质生活，但物质生活也正不断地影响着精神生活，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所以进步的历史学者是绝不容忽视历史的经济因素的。[12]

社论所说的“某一些历史学者的主张”，正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唯物史观的广泛影响及与此相联系经济史研究所受到的重视。

四、唯物史观与“社会经济史”的传统

由于中国经济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或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它一开始就以社会经济史的面貌出现，这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的重要传统。

在三十年代的中国，“经济社会史”、“社会经济史”、“社会史”、“经济史”这几个名词的含义是相同的或相近的，以至可以相互替换使用。例如，在《食货》半月刊的封面上，“社会史专攻刊物”的字样赫然入目，而创刊号《编辑的话》申述其出版意图是把“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力量集合起来，该刊刊登的经济史论文索引，则或称“经济社会史”，或称“社会经济史”。这说明这三个名称是通用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的集刊，称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而侯外庐称其将社会史与思想史一担挑，把思想史研究置于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他的所谓“社会史”，就是“社会经济史”。再往上溯，所谓“社会史论战”，就是“社会经济史论战”。现在，人们已经不把经济史称作“社会史”，也很少用“经济社会史”这个词，但仍然广泛使用“社会经济史”这个名称。[13]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名词的问题。社会经济史既要研究生产力，又要研究生产关系，既要研究各个经济部门的发展，又要研究各种阶级关系、社会组织等等的发展。不但如此，它还把社会当作一个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规定的有机整体来进行研究。三十年代的经济史论著，其内容兼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不少是围绕着社会形态（当时称为“社会形式”）即生产方式（当时称为“生产方法”）展开的。以《食货》半月刊发表的文章为例，其内容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据我的粗略统计，主要涉及生产力的约占18%，主要涉及生产关系的约占57%，其中有关社会形态的讨论和研究文章超过该刊文章总数的1/4。这种情况说明，当时的经济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社会史论战的延续，同时也明显地体现了它作为社会经济史的特点。人们不是孤立地就经济论经济，而是从各种社会关系中把握经济的发展。所以，人们说“经济史”的时候，是指与社会有机体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发展史，人们说“社会史”的时候，是指以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史；两者是一致的。

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这种传统，显然很大程度上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下形成的。因为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把由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视为这个社会有机体的基础。

现代中国经济史学的这种传统，使它区别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并大大超越了中国传统经济史学。上面说过，中国传统经济史学主要记述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现代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虽不忽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但更关注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经济生活。广义的社会虽然包括国家在内，但社会和国家是也可以理解为不同的系统：国家是上层的统治的系统，社会是下层的基础的系统。传统经济史学注重前者，现代经济史学注重后者。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解和分析这种“社会”系统提供了最锐利的工具。只有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史学才能真正超越只重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的传统经济史学，走上科学的轨道。

把经济与社会联系起来研究，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因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是组织为社会的。在西方，也有把经济与社会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研究的，例如，法国费弗尔和布洛赫在1929年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把“经济社会史”写在年鉴学派的旗帜上。但西方也有脱离社会研究经济史，追求纯粹的经济分析的。著名经济学家陈振汉批评美国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作《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的经济学》，赞扬奴隶制的“高效率”和“生命力”，是一部没有奴隶的“奴隶制经济”史。这是研究经济史见物不见人的典型。陈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者应该与社会史家密切合作。其实，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正是中国经济史学的好传统。在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加珍惜和发扬这种好传统

注释

[1]《古史辨》第四册顾序。

[2]《古史辨》第七册上编《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和辨伪》附言。

[3]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10期。

[4]王锡礼：《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载《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辑》第6页，神州国光社1931年出版。

[5]胡秋原：《社会学观中国文学史专号刊言》，载《读书杂志》第3卷第6期第1—2页，神州国光社1933年6月20日出版。

[6]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生活书店，1937年。

[7]李文治：《辛勤耕耘，卓越贡献——追忆梁先生的思想情操和学术成就》，《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

[8]经君健：《严中平先生传》，载《严中平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9]本刊编辑：《从钟情农民运动到探研地主制经济——李文治教授谈他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0]龙登高：《商品经济、土地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史——李埏教授治学专访》，《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中国社会经济论文篇3

文化是反映人类社会活动的精神结晶,是一种意识形态以及特殊的抽象财富,文化直接影响着人类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要深刻的理解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既要理解社会主义文化的主要类型,同时也要强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强化文化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也才能保障中国的国家建设取得新的进步。

一、社会主义文化的主要类型

(一)传统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五千年优秀文明历史的精神结晶,是中国重要的基本文化内涵。传统文化丰富多样,不仅包含着中国的与汉字相关的文字文化,还包含着与中国人生活密切相关的习俗文化,使得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影响力。这些文化基因不仅深刻的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行为规范,同时也具有新时代赋予的新意义,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直接影响着中国的不断前行的重要动力,也是中国建设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是具有强烈的民族判读与民族指引的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系统文化

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以及相关的发展理论是中国政治文化与国家文化的显著特点,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还包括系列讲话精神以及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等,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系统文化,是中国文化与时俱进的科学内涵,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方向胜指导。是中国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供给侧改革等新的理论文化,也是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也是指导中国国家宏观改革的具象性措施。

(三)西方的先进经济文化

由于受到国际经济交流的影响,使得中国的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也受到国外经济文化的影响,其中就包括国外的先进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还包括对于市场经济的阐述理论。其中对于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意识、科学管理、法制精神、契约精神以及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环境建设都是中国经济建设中不可避免的需要积极解决的问题,这些先进的经济文化,中国应该积极的学习以及恰当的吸收与发展,将西方的经济文化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经济文化。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促进与发展

我们在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化时,应该首先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市场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重要表现,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既是独特领域的系统化知识理论框架,又是有机结合的一个整体。在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文化建设时,一切的出发点都应该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为根本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不利于经济建设的文化短板如不科学发展等进行选择性、技巧性的文化抉择与改造。是将文化建设与市场经济建设有机的结合起来。对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主义理论体系对于我们的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进行理论创新,建立属于中国特色文化的市场经济文化以及市场经济规则,建立起科学的市场经济体制、培养与时俱进的市场经济人才、同时建设相关的法律环境以及市场规范准则,培养中国人的市场经济意识以及市场经济道德水平,使得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协调发展。同时针对于中国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我们不仅应该主动的进行系统化的调整,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同时还要积极的推进文化改革与市场经济的改革的协调同步,将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同步、同频进行,保障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我们必须要致力于建立起支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乃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有序发展的科学文化体系,保障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可以克服文化对于市场经济建设带了的负面消极影响,克服文化对于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制约,使得市场经济建设不仅符合中国的文化需求与社会需求,同时可以保证其具有强大的发展生命力。同时对于先进技术、先进文化、先进理论、先进思想、先进经济制度,我们应该进行有效准确的吸纳,将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与世界同步,共同发展。

三、结束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相互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中国不断强大的重要动力。我们应该坚持在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积极选择性学习西方先进的经济文化,促进中国市场经济与文化的不断发展,只有这样才可以更好的保障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与经济硬实力协调发展,也才能更好的应对国际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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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徽.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生成机制研究—资本力量与文化基因的互动[J].上海财经大学,2010.

中国社会经济论文篇4

要区分基础理论（认识性理论）与应用理论（实践性理论，只针对某一时期或某一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属于基础理论，而马恩的多国革命同时胜利论、列宁的一国革命首先胜利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属于应用理论。应用理论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不能代替基础理论的创新，相反，由于基础理论的创新滞后，应用理论失去基础理论的论证和支撑，影响到人们对其的正确理解和接受，影响到在实践中的全面落实。

一、正本清源：基础理论创新的突破口

基础理论创新的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时代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要把“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中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这其中包括在实践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包括在应用理论层次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包括创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适应的基础理论。

“苏联模式”包括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也包括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中的有些理论观点，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例如，过去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就不是马克思的原意。

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强调过他对于“奴隶制-封建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论述主要限于西欧。例如，他在1877年10-11月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曾说过，《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他（指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在1881年2月底3月初写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再一次强调，“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指资本主义产生，引者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

然而，马克思这种限于西欧经济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的理论传入俄国之后，无论在其适用的地理范围，还是其理论外延，都出现了不断扩大的现象。以后逐渐形成了五种社会形态说。1938年，斯大林在其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最终把其作为定论确定下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实质是“单线发展”论，即认为人类社会都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单一模式发展的理论

“单线发展”论与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事实不符，造成许多牵强附会。它不能解释这个重要的事实：为什么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而落后的俄国和更落后的中国却最先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单线发展”论提出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大峡谷”的观点。但是，如果说生产力水平低、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可以进入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也不是要被打破吗？可见，“单线发展”论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解释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发达地区的建立，实际上只意味着这些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走其他道路实现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可以“跨越”历史阶段，一跃而进入到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但是，按照“单线发展”论，社会主义只能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照搬了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于现实。本来，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是马恩所说的社会主义了，它的起点比后者低，需要重新定位，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政策。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时没有这样做，仍然坚持了书本上的“高”定位，照搬了书本上更“革命”的制度和政策，所以导致长期犯 “左”的错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及指导思想方面，之所以长期出现“左”的倾向，根源就在于对“社会主义”的定位不准，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看成是要与资本主义相对立并且要代替它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各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和先进，从而不敢正视自己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敢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最新文明成果。为了不使自己的社会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多次发动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目的的群众运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阻滞了生产力和经济的正常发展。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之所以长期受姓“社”姓“资”问题的困扰，之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就是因为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及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找不到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按照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各个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优越，所以，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办法就是要不断增加公有制所占的比例，提高公有制的形式，扩大计划经济的覆盖面，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及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内，一争论就必然要否定改革开放，迈不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子。那是一个在没有基础理论指导（甚至可以说是突破、“违背”传统基础理论）的情况下摸索的过程，结果却走出了一条正确的“中国道路”。看不见路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我们过了“河”（最起码是快要看见“河”对面了），就要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看清楚我们实际上走的是哪条路？

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基础上、增加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及“三个代表”等规定性，允许私人企业主入党，“全民所有”资产更名为“国有”资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能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来解释和说明了。另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没有像前苏联那样，照搬西方模式，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和“公开性”，在经济上推行“私有化”，但是却取得了成功，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能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论来进行解释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用文明类型来解释和说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具有双重规定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有两个规定性：一个是“中国特色”，一个是“社会主义”。在这两个规定性中，究竟以哪个规定性为主？如果说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中国特色”只是对社会主义的修饰，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模式。如果以“中国特色”为主，那么，这里的“社会主义”就要用“中国特色”来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以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了。从实践结果看，沿市场化改革道路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了。

其次，“中国特色”是什么含义？是指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一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指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一面。显然，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是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共有的情况，不能作为“中国特色”；只有后一方面才可以作为“中国特色”。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与其他文明有什么不同？这就需要研究文明类型。

二、实事求是：创立文明类型理论

文明类型研究继承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研究的遗产和遗愿，借鉴汤因比、亨廷顿等西方学者对世界不同文明的研究成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找到了不同文明内在机制上的差异--主导性整合要素的差异。所谓主导性整合要素，就是在人类脱离原始状态、分化出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以后，能够给社会以秩序的那种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或关系。综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只有三种力量或关系，才可以成为最基本的主导性整合要素，这就是：宗教的力量或关系；政治的力量或关系；经济的力量或关系。主导性整合要素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文明类型。在世界现存主要文明中，西方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印度文明是宗教主导型文明，伊斯兰文明是“宗教/政治”（教政合一）主导型文明，日本文明是“宗教/政治/经济”（民族主义宗教精神与政治、经济一体化）主导型文明，俄罗斯文明和拉美文明是处于发展变化中的文明，非洲文明是正在形成中的文明。

人类社会总的发展趋势是生产力水平由低到高，由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但是，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道路由其文明类型来决定，经历的社会形态体现出不同特征。马克思所描述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主导型文明（西方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政治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发展道路，即经历了宗法社会-专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中国的宗法社会与西方的奴隶社会、中国的专制社会与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大体上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宗教主导性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是：一教社会-多教（派）社会-泛教（派）社会。

建国开始，我国的制度和观念，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和观念。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所完成的突破，就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增加了中国传统和现代文明的成分，开始了由传统社会主义向现代中华文明的转变，不再固守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和目标，而是以加快现代中华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包括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同时，继续坚持政治主导的优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回到了政治主导型文明的正确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其基本特点是：一心为公、为民的执政党的领导；国家可掌控的市场经济;“政治/伦理/科学”型的文化。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与它有很大的不同。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与现代经济主导型文明也有很大区别，后者的基本特点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受经济力量控制的议会制民主政治；“商业/宗教/科学”型的文化。中国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与西方的经济主导型文明形成鲜明对照，受到西方的攻击，认为中国“不民主”，“侵犯人权”，等等。这实际上是用西方文明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与之不同的文明，如果照办了，只能像前苏联那样，导致整合机制的削弱甚至解体，使国家分裂、社会陷入混乱，无法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文化的健康发展。

在当代，文明类型有两种重要的发展趋势：一种是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相互吸收、借鉴，有趋近（不是趋同）之趋势。例如，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加强政府对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另一种发展趋势是宗教主导社会的作用不断减弱，逐渐成为辅或普通的整合要素，宗教主导型文明向其他文明类型转变。宗教主导型文明消失后，世界上就剩下两大类型的文明--政治主导型文明和经济主导型文明，但其中还会存在不同的亚文明类型。

任何文明类型都有优势和劣势两个方面，因而，各种文明类型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政治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政治权力过分集中、干扰甚至阻碍经济和文化按其本身的规律发展的偏向，容易出现人治和腐败的问题。经济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资本家和企业为了赚取利润、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偏向，这种偏向会形成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破坏生态环境，使全球气候变暖，危害人类生存，影响可持续发展；容易出现为了经济效益而忽视甚至不顾社会效益的偏向，导致道德沦丧，黄、赌、毒泛滥；容易出现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大化，使人际关系趋向冷漠，自然亲情趋向淡化。对于每一种文明类型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的情况必须辩证地去看待和对待：一方面，不要看到一种文明出现了与其他文明相对而言比较突出的缺陷和问题，就全盘否定（包括自我否定）其根本制度和观念，甚至就断定其社会制度存在不下去了；另一方面，对于自身文明所容易出现的偏向必须时刻注意防止和纠正,容易出现的问题必须及时解决,才能保持文明的健康发展.否则,即使曾经兴盛过的文明也会衰落甚至消亡.

在人类文明由农业文明阶段进入工业文明阶段后，经济主导型文明比较适应。在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阶段进入生态文明阶段后，政治主导型文明将比较适应，因为在全球实现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防止气候变暖的目标，会减少资本集团的经济利益，需要国家发挥作用，需要伦理道德发挥作用。这些都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弱势，而是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强势。当然，政治主导型文明只有在吸收了人类在工业文明的阶段所创造的有益的文明成果后，才能够提升其文明的水平，承担起新的使命。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还需要继续提升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方面，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在战胜洪水、瘟疫、冰冻、地震等自然灾害方面，在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方面，在实行大规模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城市绿化等改善生态环境的工程方面，在成功举办奥运会等国际性活动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初步显示出政治主导型文明的优势。

三、明确方向：创建（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新学科

文明类型理论为构建适应现代中华文明发展需要的、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西方的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反映和服务于这一文明；中国的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内在机制、运行方式和发展规律，这些都需要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来加以总结和揭示，反过来指导中华文明的发展。

中华文明在思维方式方面也有自己的特征，这就是从整体出发，重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这一特征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设置方面，应当主要以复合性学科为基本学科，如：唯物辩证法哲学，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国民经济学，自然与科技哲学，辩证逻辑，政治与伦理，美与文学艺术，信仰与宗教，党史与党建，政策、法律与法规，行政与人事管理，经济管理与企业文化，中国与世界历史，教育与人力资源，新闻与宣传，体育与健身，语言文字学，图书文献学，等等。下面对几个与党校教学密切有关的学科的内容作以初步探讨。

1、社会历史文化哲学。文明类型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它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研究的对象由“社会”扩展为“文明”。“文明”不仅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且还包括文化、宗教、生态环境等“软实力”及环境因素。广义的文化（包括宗教）是一种对社会起长期作用的要素。不同文化传统塑造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特征。文化与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又和现实联系在一起。从“文明”的观念看历史和现实，与用传统的“社会形态”的观念看历史和现实，会更加全面，会对人类在过去所创造的文化和精神的成果（如宗教、儒家思想等）给予更多的肯定。文明类型理论在坚持的基础上创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原理，变“单线发展”为“多线互动”，实现了基础决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与整体决定（文明类型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形态）的统一，实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一元论与多样性的统一，纠正了传统社会发展理论机械论的倾向。文明类型理论是最贴近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的哲学理论，可以成为党校最基本的哲学学科。

2、国民经济学。国民经济学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其基础理论部分要通过对传统政治经济学概念和原理的创新，概括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其应用理论部分是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关系，解决容易出现的问题，重点是“国”与“民”的关系，如国家与市场、“国营”与“民营”、政府财政与民众福利的关系和容易出现的问题--这就是叫“国民经济学”而不叫“政治经济学”的原因。国民经济学可以成为党校最基本的经济学科。

3、政治与伦理。这应当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上升到政治学理论的高度而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在理论提升的过程中，要继承和创新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借鉴国外政治学理论。在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中，政治和伦理密不可分，伦理是政治的合法性和生命力，政治是伦理的承担者和推行者。西方的政治学主要研究制度和权力，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主要研究政治伦理和个人修养，要把这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创建中国现代的“政治/伦理”学，使其成为学员提高党性修养和执政能力的基础课程。

4、政策、法律与法规。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权力运行讲得是“法、势、术”的统一。从现实看，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搞“三权分立”，所以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就形成了政策、法律和法规同样起作用的机制。对这种机制要进行研究，并加以规范，使其逐渐合理，不留盲区。这一学科的建立将有利于提高学员的法治意识和政策观念，在工作中处理好有关关系，减少失误和矛盾。

中国社会经济论文篇5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内涵

1943年抗战期间，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科学概念，构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框架，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阐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开展什么样的革命、以及怎么开展革命的问题，解释了革命的性质、对象、前途等。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并不是建立资本主义共和国，而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只有经过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即相当长的而不是短暂的历史阶段，做许多的准备工作，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即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

（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意义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革命的实践中，科学地概括和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对中国共产党人寻找符合中国实际，有利于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新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及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

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其内涵来说，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继承与发展，是集道路、理论、制度为一体的已付诸实践的一个新的社会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涵丰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其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党中央基于现代中国的基本国情而作出的科学论断。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又在当时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挥了主导作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引领我们党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映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特点和要求，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三、新民主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联系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阐述，涵盖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孕育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内容、奠定了理论基石。

（一）政治上的关联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行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段联合专政。在国家的基本制度上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政治协商和多党合作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要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两者都强调无产阶级及党的领导作用，明确人民的主体地位，发展人民民主政治。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到的“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今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原生态雏形。当时，中央还就代表的直接选举、间接选举、代表任期问题提出了建议，从中可以看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由来和历史发展脉络，这项制度也是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

（二）经济上的关联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依据中国极端落后的经济状况，采取了与之相适应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其中，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占主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虽然两者的经济制度在构成成分、性质等方面已有较大不同，但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思想是一样的。

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理论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的思想。马克思曾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二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即从纯粹的公有制经济退回到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其实质是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和方式。

探索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理论的来源，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现阶段，我国要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三）文化上的关联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中国社会经济论文篇6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内涵

1943年抗战期间，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科学概念，构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框架，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阐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开展什么样的革命、以及怎么开展革命的问题，解释了革命的性质、对象、前途等。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并不是建立资本主义共和国，而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只有经过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即相当长的而不是短暂的历史阶段，做许多的准备工作，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即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

（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意义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革命的实践中，科学地概括和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对中国共产党人寻找符合中国实际，有利于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新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及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

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其内涵来说，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继承与发展，是集道路、理论、制度为一体的已付诸实践的一个新的社会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涵丰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其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党中央基于现代中国的基本国情而作出的科学论断。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又在当时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挥了主导作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引领我们党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映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特点和要求，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三、新民主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联系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阐述，涵盖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孕育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内容、奠定了理论基石。

（一）政治上的关联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行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段联合专政。在国家的基本制度上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政治协商和多党合作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要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两者都强调无产阶级及党的领导作用，明确人民的主体地位，发展人民民主政治。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到的“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今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原生态雏形。当时，中央还就代表的直接选举、间接选举、代表任期问题提出了建议，从中可以看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由来和历史发展脉络，这项制度也是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

（二）经济上的关联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依据中国极端落后的经济状况，采取了与之相适应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其中，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占主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虽然两者的经济制度在构成成分、性质等方面已有较大不同，但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思想是一样的。

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理论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的思想。马克思曾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二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即从纯粹的公有制经济退回到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其实质是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和方式。

探索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理论的来源，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现阶段，我国要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三）文化上的关联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中国社会经济论文篇7

2010年5月13日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出台的第一份专门针对民间投资发展、管理和调控方面的综合性政策文件，也是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历程，研究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系，对于深刻理解这一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历程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利用”、“限制”阶段，“改造”、“消灭”阶段、“补充论”阶段，“组成部分论”阶段和“平等论”阶段。

(一)“利用”、“限制”阶段(1949--1952年)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1950年6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各种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正是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加工订货、定购包销、扩大贷款、减轻税赋、调整劳资关系等一系列措施保护和扶持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特别是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同时，对私人资本主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也进行了限制。在“利用”、“限制”政策的指导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健康发展，从而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二)“改造”、“消灭”阶段(1953--1976年)

1953年12月，毛泽东在《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指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之后，在社会主义改造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再次强调，“彻底地消灭一切资本主义的痕迹”，“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到1957年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大陆基本上被消灭了。

1957年前后，毛泽东等人对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又进行了探索，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指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但这些思想只是昙花一现。不久，党的政策又转到“消灭”上来。195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指出，“在政治上彻底把资本主义搞臭”，“对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原则上不允许继续存在”。特别是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在这种判断下，更是把资本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并开始了不断升级的尖锐批判。以这一错误分析为基础，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朝着“左”的方向越走越远。不仅不允许存在私营经济，而且急于消灭个体经济，急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农民的自留地，取消自由市场。到1976年底，私营经济在我国已经绝迹，个体经济也微乎其微，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者只剩下19万人，仅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的12.2％，锐减了87.8％。

(三)“补充论”阶段(1978--1991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雇工大户”形式出现的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大地上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针对这些“雇工大户”，中国共产党最初采取了“默许”政策。1983年，中共中央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对“超过规定雇请多个帮工”采取“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的“三不”政策。1984年，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得很明确：“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放了这么两年”，随着党对私营经济认识的逐步加深，在1987年提出了“补充论”。1987年1月，中共中央在《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个体经济和少量私人企业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有些为了扩大经营规模，雇工人数超过这个限度的私人企业，也应当采取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除弊，逐步引导的方针。”这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文件中第一次正式肯定私营经济，虽然它的名字还叫“私人企业”。在此基础上，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指出：“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肯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私营经济，并采取了鼓励发展的政策。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补充论”的提出标志着全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

(四)“组成部分论”阶段(1992—2002年)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共同发展”的提出，淡化了“补充”的配角意味，向“自家人”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在此基础上，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组成部分论”的提出，意味着私营经济由作为“补充”的配角变成了“自家人”，由“体制外”进入了“体制内”，正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党的私营经济理论实现了第二次重大飞跃。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必须毫不

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标志着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五)“平等论”阶段(2002年以后)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这就意味着“经济上平等竞争”。2004年，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宪法第二十二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这就意味着“法律上平等保护”。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从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服务、维护非公有制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引导非公有制企业提高自身素质、改进政府对非公有制企业的监管、加强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指导和政策协调等七个方面提出了给予私营经济平等待遇的36条意见。“非公经济36条”被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清除体制性障碍的第一声”。2007年，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平等论”即法律上平等保护和经济上平等竞争。这就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私营经济不仅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获得了和公有制经济平等的待遇，一视同仁，平等竞争。党的私营经济理论实现了新的飞跃。为了贯彻执行“平等论”，党和国家又先后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如2009年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年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大致经历了以上五个阶段，呈现出“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的曲折演进历程。而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演进历程，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演进的理论环境

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也会促进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发展，是其形成和演进的理论环境。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利用”、“限制”政策的理论环境

新中国成立之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锤炼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成熟。正是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为“利用”、“限制”政策提供了理论环境。

新民主主义理论认为，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极为落后；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是一种与近代生产力相联系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成分，它对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有积极作用。因此，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讲的：“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当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在利用的同时，也要对其采取限制政策，使其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

(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政策的理论环境

1953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的到来，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日渐突出。而当时唯一可以借鉴的，就是曾取得过巨大成绩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许多成果，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苏联模式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某些论断进行简单化、教条式的理解，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现了曲折。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认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所有制上，追求单一的公有制，不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党内许多人都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由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两种经济成分组成，非公有制经济不论其比例大小，都是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容的经济成分。在这样的理论环境下，私营经济被改造、被消灭就成了迟早的事情。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补充论”的理论环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逐步形成。在新的理论环境支持下，“补充论”提出了。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和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1987年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1997年党的十五大和2007年党的十七大又作了进一步的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基本特征就是不发达，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南逐步摆脱不发达的状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要充分调动各阶层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定的社会阶层，说到底它总是一定社会生产力的代表。比如，旧式农民是以自然资源为主的农业生产力的代表者，资产阶级是以化石能源为主的工业生产力的代表者，工人阶级是现代社会化生产力的代表者。一定的社会阶层之所以代表一定的生产力，是由于从这种生产力的维持和发展中可以获取他们本阶层的利益。在社会进步中，为了既不破坏旧的生产力，又能充分发展新的生产力，就必须相对维持旧生产力代表阶层的积极性。我国面临一个生产力结构多元化的现实，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新的生产力的发展积极性和适当稳定旧有的生产力不被人为地破坏，就应当保持一种多元化的生产关系结构，保障社会发展积极性的最大化。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就必然决定了我国的私营经济将被允许存在和发展。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组成部分论”的理论环境

1992年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逐步形成和完善。在新的理论环境支持下，“组成部分论”形成了。 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精辟论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到了党的十五大，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已经相当深刻，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允许私营经济由“体制外”进入“体制内”，正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作为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本质上是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所有权的让渡和转移。具有自主功能的多元化产权主体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而私营经济是行为独立、具有自主功能的产权主体，它的出现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内部构筑了多元化的产权结构。这就为社会主义市场关系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在公有制经济内部，国家是国有企业唯一的产权主体。集体所有制企业尽管与国有企业分属于不同的产权主体，但在国家统一经营的模式下，集体所有制企业失去其经济自主权，从而弱化了独立产权主体的功能。它同国有企业的产品交换关系也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行为。因此，如果没有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就难以形成真正的市场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允许私营经济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形成为“组成部分论”的提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环境支持。

(五)科学发展观：“平等论”的理论环境

党的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新的突破，科学发展观逐步形成和完善。在新的理论环境支持下，“平等论”逐渐形成了。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科学发展观。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先从理论层面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更加系统的阐释：“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然后指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而赋予私营经济平等的地位就是其要求之一。因为只有赋予私营经济平等的地位，法律上平等保护、经济上平等竞争，才能有助于私营经济破除体制障碍、冲破融资困境，实现上规模、上档次、高效益、可持续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由经济发展“输血型”向“内生型”的转变，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完善为“平等论”的提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环境支持。

由上述可知，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和发展，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是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不断突破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环境支持。也可以说，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在一系列突破性的重大理论中孕育产生，也是这一系列重大理论的一部分，同其它理论一起共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

综上所述，随着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加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向前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理论环境不断成熟和完善。正是在理论环境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经历了“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的曲折演进历程，不断向前发展。有了不断发展的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正确指导，私营经济获得了大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注释：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89至590页。

②③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316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1)》，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

⑥⑦张厚义、明立志《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2、36页。

⑧(2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373页。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7页。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12)(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2、18页。

(13)(17)(15)(22)《新华月报》编，《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3、396、82页。

中国社会经济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4-032-04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运用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产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我们把这个理论称为当代中国的经济学理论，是相对于西方经济学而言的。事实上，中国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实践中，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国经济学理论。其理论渊源来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以及当代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中的合理内容。笔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框架（一）》一文中已作了专门阐述，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具体内容和体系结构。按照系统论的研究方法，对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经济理论内容作如下的梳理和概括。

一、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中国经济学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是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在经济领域中的集中体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这一理论形成于改革开放初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客观地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他在科学判断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

这一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其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指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提出了要解决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党的各项工作都要服务和服从于这个中心。

这一理论根据现实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实际情况，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参与全球经济化；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强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实行对外开放；努力吸收世界文明成果，逐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正是在这个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改革开放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这一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纲领：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这一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这一理论还具体地规划出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从以上内容来看，这个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内容。我国改革开放的一切工作，不同阶段所形成的具体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都是立足于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的，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基础理论（蒋南平，2009）。

（二）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关系的核心问题是所有制问题。实践证明，追求“一大二公”的单一所有制，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加以改革，在改革中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理论。

这个理论提出了多种经济形式的合理配置和发展，有利于繁荣城乡经济。改革开放后，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鼓励“富余农民”进城务工和经商，搞活经济，繁荣流通市场。在坚持公有制为不变的前提下，鼓励发展个体经济，同时在经济特区，鼓励发展“三资企业”经济。

这个理论提出私营经济的发展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方面要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私营经济的监督和管理。

这个理论指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提出了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

这个理论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这个理论提出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没有的东西，但却符合当代中国的实际，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这个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一个伟大创新。

（三）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理论

该理论吸收了西方现代产权理论的合理内容，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国有企业又叫国营企业，实行的是把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集中统一起来进行生产经营的工厂制度。该理论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按现代产权理论的要求，理顺产权关系，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健全责权统一、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以《公司法》为法律依据，实行股份制下的公司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核心。

这一理论提出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一是产权关系明晰。国家拥有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成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二是企业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对出资者承担资产保值增值的有限责任。三是出资者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四是企业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五是建立科学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形成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经营机制。这一理论提出了现代企业的形式是公司制。按《公司法》规定的公司形式有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

这个理论是在改革开放中吸收西方经济理论中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没有的东西，体现了当代中国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和谐包容。事实上，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国有企业通过公司制的改造，完成了由计划经济下的国有（国营）“工厂制”向市场经济下的“公司制”转型，实现了企业内部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解决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随着价格改革、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相继推进，中国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这个理论在中国经济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四）中国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理论

这个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分配原则、分配政策、分配措施。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配是由生产决定的，同时分配又决定消费。分配制度的合理与否决定人们最终消费结构的合理与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问题决定改革的最终目标能否实现的问题，因此，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决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作为分配制度必须坚持把按劳分配形式和多种分配形式结合起来。按劳分配的形式有工资、奖金、津贴，其他分配形式有：个体劳动所得、利息、股息、红利、劳动力价值、福利。为了体现社会主义的公平性和公正性，这个理论提出了，应鼓励一部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分配政策，以及体现效率优先兼顾社会公平的分配原则。在执行具体的分配政策过程中，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扩大时，该理论提出了要积极扩大就业，努力改善人民生活，通过调整分配格局，使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具体分配措施上，提出了要“正确处理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关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普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逐步形成一个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占少数、中等收入人群占大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分配格局。”

这个理论提出了，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发展，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对国民收入的分配，要体现社会主义经济的公平性和均衡性，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完善失业保险和社会救济制度。这个理论始终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分配上必须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在分配上体现社会公平。可见，这个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理论，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中国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这个理论冲破了传统的思想束缚，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解决了多年来一直争论不清的“姓社”、“姓资”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往往忽略了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人民生活贫困，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把计划经济当成社会主义的本质，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十年以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才明确指出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政治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解决了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矛盾，“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超越，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马克思本人甚至没有提出‘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世界经济理论史上的重大突破。正如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个崭新的创造性发展。”

这个理论提出了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让市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对经济体制进行市场化的改革中，要建立和完善统一的市场体系，以及宏观调控体系。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是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宏观调控的政策是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当前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沉着应对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始终保持快速健康发展，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个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

（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转型理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转型理论是对中国30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结和概括。该理论肯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是我国社会主义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批判了那种乘改革之机，借改革之名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思想，且必须予以坚决反对，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该理论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提出了判断经济体制改革是非成败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一理论中，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式上采取了渐进式和激进式相结合的改革。北京师范大学李晓西教授认为，农村改革和特区开放，步子算是大的，可以看成是激进式改革，企业承包、调整价格，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性质转轨，步子就不算大，可以看成是渐进式改革，中国的改革就是从这样走过来的（李晓西，2010）。

这一理论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法是“体制外与体制内改革相结合，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相结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是先农村后城市、先试验后推广，改革的核心是国有企业改革，改革的关键是价格改革。”每一个阶段改革的重点都要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从党的十二大提出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以及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到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过程，顺利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当然转型的过程是长期的，在转型过程也会遇到各种阻力和困难，如在居民住宅市场化的转型中，就遇到了房价过高，涨幅过大、市场投机严重的矛盾。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采取宏观经济调控手段，限购和提高信贷利率的政策出台，2011年中国的房价上涨过快的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因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理论还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发展。

（七）中国经济发展理论

改革开放初，邓小平首先提出了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以及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思想。

这一理论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走“台阶式”的发展道路。提出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争取隔几年使国民经济上一个新台阶。邓小平同志说：“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

这一理论提出，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是要把速度搞上去。邓小平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他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取较快的增长速度。”该理论提出了经济发展要服从“两个大局”的思想。邓小平提出，先发展东部地区后发展中西部地区，这是一个大局，当东部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发展西部地区，这又是一个大局。20世纪末，当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思想。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这个理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提出了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逐步形成同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第一、二、三产业的合理结构；提出了地区结构必须优化，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提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八）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

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是对我国农村改革的总结和发展。这个理论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以及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思想。这个理论提出了农业的改革和发展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首先是实行家庭联产承责任制，其次是取消农业税，对农民实行粮食直补，提高农村城乡居民生活水平，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这个理论提出了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村和谐。这一理论提出了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按照科学发观的要求，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这个理论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了按照统筹城乡发展要求切实加大“三农”投入力度，巩固、完善、强化强农惠农政策，形成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良性互动格局，探索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这个理论提出了：“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提出了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完善各级行政管理机构和职能设置，逐步实现城乡社会统筹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中国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和地位作用

从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上述具体理论内容，集中反映了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模式的内涵和结构。该理论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也有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包容吸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理论、中国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转型理论、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八个理论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统一体，即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初步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即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中，核心理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础理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其中的每一个理论都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体现着生产关系内部四个环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决定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理论；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决定中国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理论；中国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理论决定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又决定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这八个理论共同贯穿着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改革开放理论，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集中体现。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内容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形成的，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的革命性、科学想和实践性特点所决定，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内容也具有革命性、科学性和实践性。

由于中国经济学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产生的理论，它必将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由实践证明这个理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既是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又是检验这个理论的试金石。改革开放30来，中国经济以“GDP年平均增长率达9.89%”左右的增长速度快速发展，到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创造了中国奇迹，或中国模式。这些事实雄辩地说明了中国经济学派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不仅对全球各国都有影响力，而且对中国经济学理论界来说是值得总结和研讨的。当前在高校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教学中，存在着对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关注过多，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关注过少，学生热衷于对西方经济理论的选修和研讨，对当代中国的经济学理论认识不足的现象，因此，当前建立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框架，用中国的经济理论解释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或“中国现象”，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框架，反映了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不同时期，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经济学派的产生和形成，不仅丰富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对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目标，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系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全球化、民族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0AKS002，w1124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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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经济论文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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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问题研究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11 求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2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江苏省行政学院 13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中共中央党校 14 欧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15 青年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16 中共党史研究 中共党史研究室 17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国家行政学院 18 公共行政评论 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等 19 国际论坛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 理论探讨 龙江省委党校 21 妇女研究论丛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中国妇女研究会 22 德国研究 同济大学 23 南洋问题研究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24 东南亚研究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25 日本学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华日本学会 26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27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北京行政学院 28 求实 江西行政学院 29 俄罗斯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30 南亚研究季刊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 31 台湾研究集刊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32 中国青年研究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研究会 33 探索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34 党史研究与教学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35 新视野 北京行政学院 36 理论探索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行政学院 37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上海行政学院 38 南亚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中国南亚学会 39 理论学刊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法学（21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中国法学 中国法学会 2 法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3 法商研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4 中外法学 北京大学 5 清华法学 清华大学 6 政法论坛 中国政法大学 7 法学家 中国人民大学 8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西北政法大学 9 现代法学 西南政法大学 10 法学 华东政法大学 11 法制与社会发展 吉林大学 12 行政法学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 13 法学评论 武汉大学 14 知识产权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 15 环球法律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16 比较法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 17 法学论坛 山东省法学会 18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华东政法大学 19 政治与法律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20 法学杂志 北京市法学会 21 当代法学 吉林大学 社会学（9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社会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2 中国人口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3 人口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4 人口学刊 吉林大学 5 社会：社会学丛刊 上海大学 6 人口与经济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7 人口与发展 北京大学 8 南方人口 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 9 西北人口 甘肃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 民族学与文化学（14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民族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2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西南民族大学 3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 广西民族大学 4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中南民族大学 5 中国藏学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6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 中央民族大学 7 广西民族研究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问题研究中心 8 西北民族研究 西北民族大学 9 世界民族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10 贵州民族研究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 11 青海民族研究 青海民族大学 12 民俗研究 山东大学 13 文化遗产 中山大学 14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云南民族大学 新闻学与传播学（15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编辑学报 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 2 新闻与传播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3 新闻大学 复旦大学 4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中科院自然科学期刊编辑研究会 5 国际新闻界 中国人民大学 6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中国传媒大学 7 出版发行研究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8 编辑之友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 出版科学 湖北省编辑学会、武汉大学 10 科技与出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11 中国出版 新闻出版报社 12 中国编辑 中国编辑学会、高等教育出版社 13 新闻记者 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等 14 当代传播 新疆日报社、新疆新闻工作者协会 15 现代出版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等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20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中国图书馆学报 中国图书馆学会、国家图书馆 2 大学图书馆学报 北京大学、高校图情工作指导委员会 3 情报学报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等 4 图书情报工作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5 图书情报知识 武汉大学 6 情报理论与实践 中国国防科学技术信息学会等 7 图书与情报 甘肃省图书馆 8 国家图书馆学刊 国家图书馆 9 情报科学 中国科技情报学会、吉林大学 10 图书馆建设 黑龙江省图书馆学会、黑龙江省图书馆 11 情报资料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 12 图书馆杂志 上海市图书馆学会、上海图书馆 13 图书馆论坛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14 情报杂志 陕西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15 图书馆 湖南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学会 16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17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天津图书馆、天津市图书馆协会等 18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学会等 19 档案学研究 中国档案学会 20 档案学通讯 中国人民大学 教育学（37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教育研究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2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北京大学 3 高等教育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等 4 电化教育研究 中国电化教育研究会、西北师范大学 5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清华大学 6 开放教育研究 上海远程教育集团、上海电视大学 7 中国电化教育 中央电化教育馆、中国电化教育杂志社 8 比较教育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9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 华东师范大学 10 教育与经济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 11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等 12 中国高等教育 中国教育报刊社 13 教师教育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 14 教育研究与实验 华中师范大学 15 教育发展研究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等 16 教育学报 北京师范大学 17 远程教育杂志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 18 中国高教研究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19 教育科学 辽宁师范大学 20 复旦教育论坛 复旦大学 21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22 课程.教材.教法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 23 全球教育展望 华东师范大学 24 现代大学教育 湖南省高等教育学会、中南大学 25 高教探索 广东省高等教育协会 26 江苏高教 江苏教育报刊总社 27 现代教育技术 清华大学 28 中国教育学刊 中国教育学会 29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高等教育出版社 30 中国大学教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31 中国特殊教育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32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33 现代远距离教育 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等 34 外国教育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 35 大学教育科学 湖南大学、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 36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四川广播电视大学 37 研究生教育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体育学（10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体育科学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2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上海体育学院 3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天津体育学院 4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西安体育学院 5 中国体育科技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 6 体育与科学 江苏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7 体育学刊 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 8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北京体育大学 9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武汉体育学院 10 体育文化导刊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 统计学（4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统计研究 中国统计学会、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 2 数理统计与管理 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 3 统计与决策 湖北省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 4 统计与信息论坛 西安财经学院 心理学（7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心理学报 中国心理学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2 心理发展与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3 心理科学进展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4 心理科学 中国心理学会 5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6 心理与行为研究 天津师范大学 7 心理学探新 江西师范大学 人文、经济地理（7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旅游学刊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 2 经济地理 中国地理学会等 3 城市规划学刊 同济大学 4 人文地理 西安外国语大学 5 城市规划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6 旅游科学 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7 地域研究与开发 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环境科学（5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等 2 资源科学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3 自然资源学报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等 4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中科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等 5 环境保护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综合性社科期刊（50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2 开放时代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3 学术月刊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4 社会科学研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5 文史哲 山东大学 6 社会科学 上海社会科学院 7 学海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8 江海学刊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9 江苏社会科学 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 10 甘肃社会科学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11 浙江社会科学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12 读书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3 求索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14 东南学术 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15 贵州社会科学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16 学术研究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17 国外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 18 天津社会科学 天津社会科学院 19 南京社会科学 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 20 浙江学刊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21 江西社会科学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22 江汉论坛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23 广东社会科学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24 学习与探索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25 东岳论丛 山东社会科学院 26 社会科学战线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27 东疆学刊 延边大学 28 人文杂志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29 思想战线 云南大学 30 河北学刊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31 云南社会科学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32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福建社会科学院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34 科学与社会 中国科学院学部等 35 学术界 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36 探索与争鸣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37 北京社会科学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38 山东社会科学 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39 中州学刊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40 学术论坛 广西社会科学院 41 宁夏社会科学 宁夏社会科学院 42 社会科学辑刊 辽宁社会科学院 43 河南社会科学 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44 天府新论 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45 学习与实践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 46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47 湖南社会科学 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48 江淮论坛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49 青海社会科学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 50 新疆社会科学 新疆社会科学院 高校综合性学报（70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中国人民大学 2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北京大学 3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浙江大学 4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华中师范大学 5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清华大学 6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北京师范大学 7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南京大学 8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中山大学 9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吉林大学 10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复旦大学 11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西北师范大学 12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上海师范大学 13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厦门大学 14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湖南师范大学 15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四川大学 16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湖南科技大学 17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上海交通大学 18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河南大学 19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湘潭大学 20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南开大学 21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云南师范大学 22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中国农业大学 23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陕西师范大学 24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河北大学 25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上海大学 26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重庆大学 27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中国地质大学 28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天津师范大学 29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东北师范大学 30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南京师范大学 31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华东师范大学 32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山东大学 33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西南大学 34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武汉大学 35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西安交通大学 36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兰州大学 37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河南师范大学 38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南京农业大学 39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北京工商大学 40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华中科技大学 41 求是学刊 黑龙江大学 42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大连理工大学 43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暨南大学 44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湖南大学 45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东北大学 46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东南大学 4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四川师范大学 48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首都师范大学 49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西北大学 50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福建师范大学 51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山西大学 52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新疆师范大学 53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湖北大学 54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华南师范大学 55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安徽师范大学 56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安徽大学 57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深圳大学 58 北方论丛 哈尔滨师范大学 59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郑州大学 60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武汉大学 6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62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同济大学 63 齐鲁学刊 曲阜师范大学 64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烟台大学 65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华东理工大学 66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北京理工大学 67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中国海洋大学 68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海南大学 69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大学 70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新疆大学

中国社会经济论文篇10

福建师大经济学学科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成长和壮大的。1979年我校开始招收政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1986年该专业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1993年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成为当时全国省属高校以及全国高等师范院校的第一个政治经济学博士点；1994年开始获准招收政治经济学专业单招研究生；1998年经教育部批准建立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这是我国高师院校唯一的国家经济学人才培养基地；1999年经国家人事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批准，我校建立了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这不仅是我国省属高校的第一批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也是当时我国高等师范院校唯一的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998年增设产业经济学硕士点；2000年增设西方经济学硕士点；2003年增设经济思想史博士点和硕士点；2006年获得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和区域经济学硕士学位授予权，我校成为全国省属高校第3家、全国高师院校第2家获得理论经济学一级博士点的单位。在28年的学科发展历程中，我校经济学学科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目前已拥有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6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和8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形成了以政治经济学为龙头、理论经济学为主体、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协调发展、多层次办学的学科群，成为我省乃至我国理论经济学教学科研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经济学学科发展离不开学术带头人和学术梯队的共同努力。在老一辈主要学术带头人陈征教授和新一代主要学术带头人李建平教授的培养和带领下，经济学学科拥有了一支结构合理、方向明确、学术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富有发展潜力的学术梯队，现有教授20人，副教授17人，讲师28人，其士和硕士学位获得者分别为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教育系统先进个人2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4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人，福建省优秀专家3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1人；省劳动模范2人、省级“百千万人才工程”人才3人，省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3人；省优秀教师、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省“三育人”先进个人、省级教学名师各1人；等等。

二、学术研究的源流与特色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特色是学科发展的生命，也是学科建设的立足点和突破口，作为东南沿海的省属师范院校，我们始终立足实际找准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制定学科发展规划，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抓好学科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和发展学科优势，形成了一组具有鲜明特色和优势的学术研究方向。

(一）关于《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

早在1972年政教系复办后，我校经济学学科梯队就十分重视《资本论》的教学和研究。当时国内学者虽然出版过解释《资本论》的专著，但大都只解释了《资本论》第一卷，或者是复述《资本论》的部分内容，尚未有系统解释《资本论)全三卷的著作问世。1978—1983年期间陈征先后出版了长达144万字的《<资本it解说)(五卷本)，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解说《资本论》三卷的专著，至今修订三版，重印4次，印数达14余万册，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许多高校、党校、军事院校采用为教材，影响深远；该书于1988年获部级全国高校优秀教材奖和省“六五”重点项目优秀成果奖，1991年获光明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著作二等奖。1982—1986年期间陈征带领学科梯队成员进一步对《资本论》开展多维度的研究，陈征、严正、郭铁民、林述舜等合作编著了《资本论》研究的两套丛书，出版《评介国外部分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对〈资本论〉若干理论问题争论的看法》（上、下）等15部著作。另外，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科梯队成员还编著20余部高质量的教材和教学辅导资料，主要有:陈征、林健合作主编《政治经济学学习指南》(1986)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学》

2.1和42人在学科梯队成员中获得全国劳动模（1989)陈征、李建平和郭铁民合作主编的全国高师通用教材《〈资本论〉选读》（1990、1998)和《政治经济学》(1984、1992、2003)、教育部“十五”规划教材《〈资本论〉选读》（2003)和我校国家经济学基地系列教材等，其中全国高师通用教材《政治经济学》被誉为“名教材”，广被米用。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李建平就对《资本论》方法论进行专题研究，并取得了富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他于1986年出版的专著《〈资本论〉辩证法探索》在该领域独树一帜，他将《资本论》看成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开放性的方法论体系，并力求探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应用的每一种辩证方法的既成形态，并进而寻究其历史的来龙去脉；该书出版后，《光明日报》等媒体迅速做了报道，陈征教授等知名学者评价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称赞它是一朵学术界“初春的红萼”。1987年该书荣获省社科规划”六五”重点项目优秀成果奖，2006年该书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再版，获得广泛好评。此外，他还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1991年他所撰写的论文《关于马克思1844年巴黎手稿文本的研究》是我国最早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深入的文本研究的论述之一，1994年该文获得了第二届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我校经济学学科不仅重视《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和教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也重视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特别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和研究，使之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理论体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如围绕劳动价值论、资本理论、地租理论、分配理论等专题，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运用与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并逐步形成了“《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研究”这一富有特色和优势的学术研究方向，《陈征选集〉(1996)和《〈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陈征选集续篇》（2005)是我校经济学学科在这一领域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1、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理论的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校经济学学科在对《资本论》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研究的基础上，着济问题，取得丰硕成果。主要著作有：陈征、林健的合著《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问题新解》(1986)、《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实践》(1988)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学》(1989);严正的专著《评介国外部分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该书获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989);林健、李思的合著《国情与选播（1990);陈征、李建平和郭铁民的合著《〈资本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运用与发展〉，该书获得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0);陈征、李建平和郭铁民的合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纲领研究》（2000)，这是国内第一部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纲领的著作。主要论文有：陈征的《〈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一文，原刊于《福建论坛》1987年第3期，被美国《国际社会经济杂志》（use)译成英文，转载于1991年第9、10期；林健的论文《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研究》获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89);骆焉名的论文《怎样认识和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的作用》获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989);吴维崇的论文《试论生产资料流通经济效益》获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989);李建平以《资本i论〉原理研究国有企业改革而撰写的论文《关于资本营运的几个问题》获全国报纸理论宣传优秀理论文章一等奖（1997);陈征、李建平和郭铁民的合著论文《十五大报告对邓小平经济理论的运用与发展》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论文奖，并居于获奖论文的榜首（1999);李建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改革的系列论文获得第五届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0);陈征和李建平两位教授的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学习十五大关于分配方式新论述的思考》，双双获福建省邓小平理论研究基地优秀成果一等奖(2000);杨强的专著《中国个人收入的公平分配研究》(2007)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等等。在“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李建平教授将主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研究》文库（共10辑100本著作)，带领学科成员进一步深化对《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

2、关于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深化研究。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础。《资本论》力运用《资本论》原理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诞生100多年来人们围绕劳动价值论的激烈争论就从未休止，其原因既有来自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偏见，也有来自于对《资本论》理解的偏差，更由于《资本论》创作的历史背景与当代社会经济状况相去甚远，如今各种社会经济条件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陈征教授主张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依据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对新的情况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和说明。特别是针对当前流行的“知识价值论”等观点，进行了分析和商榷，澄清了理论是彳非捍卫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并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他的专著《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应用和发展》（2005)，根据当代劳动的新特点，提出了现代科学劳动的新理论，作为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范畴和本质性的核心理论内容，这是对当代劳动价值理论的最新发展。该书中有关文章已于2003年和2005年分别获得省第五届和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李建平教授以独特的视角，提出要划分和研究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两种形态即抽象的和具体的劳动价值论该系列论文获省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003)。张华荣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指导，研究了精神劳动与精神生产的问题，其专著《精神劳动与精神生产论》获省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3)。陈征和李建平还针对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潮，撰写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学动态》等核心刊物上发表了系列论文，予以反驳，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和广泛认同。经济学界的泰斗、中国人民大学宋涛教授赞誉我校经济学学科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南方阵地”。

3、关于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的研究。学科梯队成员以马克思主义地租、地价理论为指导，系统、全面地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地租、地价和房租、房价理论，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城市绝对地租、级差地租、垄断地租和房地产价格理论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填补了理论空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地租和地价理论；同时着眼于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针对我国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和房地产市场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土地产权关系、城市土地市场结构、批租地价的形成和住房贷款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取得丰硕成果。如陈征的专著《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研究》，是我国研究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主义城市中的应用和发展，该书获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8)和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1998)李建建的系列论文“土地资本试探”和专著《中国城市土地市场结构研究》；分别获得省第四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0)和省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5);等等。另外学科梯队成员还发表一系列高级别论文，如陈征在《中国社会科学》（1997、1998)连续发表“论社会主义城市级差地租”和“论社会主义城市绝对地租”两篇论文;李建建在《经济研究》（1991).《当代经济研究》（2001、2003、2004)等刊物发表《有关城市土地使用费的几个问题》、《论城市绝对地租》等系列论文，在理论界产生较大影响。

(二）关于资源可持续利用、制度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中的生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郭铁民、林卿、廖福霖等围绕“资源可持续利用、制度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开展持续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理论界产生较大影响。

1、关于土地资源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学科梯队成员借鉴国内外土地制度改革和发展的经验教训，以工业化进程城镇化发展、农村就业结构变化和可持续发展为背景，对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发展进行系统性、跟踪性研究，突出农村土地配置市场化与制度创新、农村土地制度与效率、农村土地制度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村土地制度与农业现代化等多维度进行研究，取得丰硕成果。高级别课题有：郭铁民的教育部“十五”人文社科规划《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土地流转与农业现代化研究》（1999);林善浪的国家社科规划课题《中国农村土地规模经营及其相关政策研究》(2004);李建建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农村土地征用与农民权益保护研究》（2005)；林卿的国家社科规划课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农民土地权益流失与保护的实证研究与理论思考》（2007)和国际合作课题《中匈土地制度比较研究〉（2006);廖福霖的省社科重点规划课题《海峡两岸生态生产力发展研究〉（2006);等等。主要著作有：林善浪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与效率研究〉（1999)，该书获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学术专著，是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在社会恤一等奖(2000).省第—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0)和省邓小平理论优秀成果一等奖(2000)林卿的《农地制度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地利用问题研究》，这两部著作分别获得省第四届、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0、2005)林卿主编的《土地政策学》，该教材被教育部列为面向二十一世纪推荐教材。另外学科成员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几十篇高质量的相关学术论文，其中廖福霖的论文《生态生产力是先进的生产力》获得省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5);等等。

2、关于城乡统筹与可持续发展研究。该方向学术梯队成员立足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分割体制双重制约条件下的我国城乡经济关系、工农业关系的演变过程、发展规律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系统、全面研究，丰富和发展了以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为中心的城乡经济关系理论，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著作有：蔡秀玲的《论小城镇建设一要素聚集与制度创茅新>，该书获得省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3)；张国的《中国城乡结构调整研究》，该书获得省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3);陈少晖的《国有企业劳动就业体制研究》和《从计划就业到市场就业》，这两部著作分别获得省第四届、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0、2005)王知桂的《中国人力资源结构大调整》(2007);等等。学科成员还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几十篇相关论文，如吴维嵩的《对福建省农村过剩人口转移问题的探讨》（1987)、李建建的《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运行机制》（1990)等等。

3、关于流域区际生态补偿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李建建、张国、黎元生等以闽江流域为例，对流域生态补偿的主体与客体，补偿原则，补偿计价办法，补偿资金的筹集、营运与管理等问题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探索性研究。李建建主持省环保局横向课题《流域上下游水环境补偿激励机制研究〉（2005)和省科技厅软科学重点课题《闽江流域水污染治理机制与对策研究》(2005)黎元生主持省社科规划课题《闽江流域区际生态补偿机制研究》（2006)、《完善闽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立法思考》(2007)等4项省级以上课题，并在《农业现代化研究》、《生态经济》、《福建日报》(求是版）等刊发了“闽江流促进区际协调发展”10余篇系列学术论文。其中有关完善闽江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建议，得到了同行专家的认同和实践部门的采纳。

(三）关于现代产业经济发展研究

1、关于产业发展的基本理论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我校经济学学科梯队在努力保持传统学科优势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学术领域在产业组织、产业竞争力、产业集群、新兴的网络产业和企业虚拟化经营等相关领域取得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高级别课题主要有：李建平的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福建和其它省、市经济综合竞争力比较研究》（2006)和《福建和其它省域综合竞争力评价与预测研究》（2007)李闽榕的国家社科规划课题《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与预测研究》(2007);王知桂的省科技厅软科学重点课题《福建产业集群与新型工业化路径研究)(2005)，等等。主要著作有：由李建平、李闽榕、李建建、张华荣、黄茂兴等主编的《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05~2006)»(230万字）蓝皮书，该书于2007年3月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各级政府、学术界和理论界的极大关注，中央和地方媒体共200多家单位全方位报道了该书出版的情况及相关研究内容，在国内夕卜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大大扩大了本学科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郭铁民、王永龙和俞姗合著的《中国企业跨国经营》，获得省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003)和全国第五届外经贸研究成果优秀作品奖（2005);林善浪和吴肇光的《核心竞争力与未来中国》，获得省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5);此外，学科梯队成员还出版了多部著作，主要有陈朝阳的《中国企业并购论》（1998)、黄瑾的《市场占有论》(2000)、何荣天的《产业技术进步论》（2000)、林玉妹的《中国现代企业制度》（2002);张国和林善浪的《中国核心竞争力研究》（2002)等等。另外，学科梯队成员还在国内权威刊物发表几十篇学术论文，其中陈明森的《试论社会主义信息经济学》（《经济研究》1986年第1期）是国内较早阐述经济信息功能、作用和效益的开创性学术作品；林子华的系列论文《虚拟空间与虚拟企业问题研究〉和《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一个视角一浅谈我国推进企业虚拟化运营》，分别获得省第五、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3、2005)集群研究”和“全球价值链与集群外部空间延展规律研究”，分别获省第五、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3)和优秀成果佳作奖（2005)；等等。

2、关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研究。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繁荣也是本学科开展持续深入研究的重要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科梯队围绕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农业产业组织创新、农业增长与发展、新时期农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高级别课题有：郭铁民的教育部人文社科“八五”重点规划课题《股份合作经济研究》(1991)、教育部人文社科“九五”规划课题《股份合作制与农业微观经济组织创新》（1996)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股份合作制经济问题研究》(1998)以及省社科规划课题10余项。主要著作有：郭铁民和林善浪的合著《股份合作经济研究)获得省第三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1998);郭铁民和林善浪的合著《中国合作经济发展史》(上、下册)，这是当时国内第一部研究股份合作经济史的力作，该成果获得省第三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1998);郭铁民和林善浪的合著《中国股份合作经济问题探索》（1999)。林善浪、张国的合著《中国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研究》和《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研究》，分别获得省第五届、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黎元生的《农产品流通组织创新研究》获得福州市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6)。另外，学科成员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中国农村经济》、《农业经济问题》等刊物百余篇相关论文，其中郭铁民的系列论文《解决农民收入问题要有新视野)以及他和黎元生合著的系列论文《有关县域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分别获得省第五届、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3、2005)。

3、关于金融产业发展研究。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吴有根、祝健和黄向臻等对现代金融产业组织结构演进、金融市场运行机制、金融体制改革等问题进行持续、深化的研究，取得了一批富有实践指导价值的研究成果。吴有根教授是我省较早进行证券投资理论和实务研究的资深学者，近年来在《宏观经济管理〉》、《福建论坛》等刊物上发表(2001)、《规范，从政府做起》（2002)、《股市困境的理论溯源》（2004)等论文，出版《股票投资诀窍》（1990)、《谁将扛起中国主流资本的大旗一论中国现代民族资本的崛起》（2003)、《营销与金融运营中的互动》（2006)，其中《谁将扛起中国主流资本的大旗一论中国现代民族资本的崛起）以全新的视角看待改革开放以来成长和崛起的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的私营经济，就是发展中国的现代民族资本，提出现代民族资本是21世纪中国的主流资本的观点，该书获得省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3)。祝健在《当代经济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等刊物发表《试论银行与证券市场的良性互动》(2001)、《私营企业信贷困局及破解》(2005)等论文，已出版专著《货币、银行与金融市场》(2005),即将出版《论构建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等专著。黄向臻在证券投资技术分析进行深入研究，发表《关于中国股市晴雨表功能的思考》(2004)、《中国股市价值投资与投机的思考》(2006)《上市公司净值提升的市场分析》(2007)等论文。另外，经济学学科梯队成员还承担10余项高级别的课题，如徐龙炳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资本市场的政策效应研究》（2002)，等等。

(四）关于闽台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1999年我校成立闽台区域研究中心，下设闽台经济研究所、闽台文化研究所和闽台政治研究所等学术机构，经济学学科部分梯队成员在闽台区域研究中心任兼职研究员，带动了闽台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方向的成长和壮大。该方向学科梯队成员立足于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宏观背景，多层次、多角度考察和描述台湾产业的演进轨迹，探讨台商大陆投资的结构演变、区域分布、本地化经营等方面的特征和趋势，以及深化闽台经贸合作、整合闽台资源要素、创新闽台区域优势的模式、机制与政策创新思路等等，取得了一批高质量的成果。高级别课题有：林卿的国家社科规划课题“世贸组织框架下闽台农业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2002)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课题“深化闽台农业合作研究”（2007);郑胜利的国家社科规划青年项目“台湾产业集群演进中国际代工问题研究”《迈向新世纪我国与国际资本竞争的发展趋势》麵；蔡秀玲的省社科规划课题“加入謂与闽台两岸产业结构调整研究”（2001)、黎元生的中国博士后基金课题“产业链整合：深化两岸农业合作的现实路径”（2006)，等等；主要著作有：严正、蔡秀玲等主编的《台湾产业结构升级研究》,该书获得省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5);蔡秀玲、陈萍的合著《海峡两岸直接“三通”与区域产业整合研究》，该书获省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5)蔡秀玲的著作《闽台经贸合作研究》(2000)和《面向新世纪的两岸经济合作》（2002)，林卿、郑胜利和黎元生的合著《两岸三通与闽台经贸合作研究》(2005)等等。学科梯队成员还在《台湾研究》等全国性刊物以上发表50余篇相关学术论文。

三、经济学学术研究服务“海西”建设

经济理论创新源于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丰富实践，而理论创新的成果对经济改革与发展又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基于此，我校经济学学科不仅重视经济理论的研究，而且十分重视实践应用，特别是加大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力度，为福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承担了几十项有关福建省社会经济改革与发展重大研究课题。经济学学科梯队成员围绕我省经济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开展实地调查研究，承担了一系列应用性强的重大课题，主要有：陈征的“福建省企业经营者年薪制试点改革研究”（1997)和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在新的条件下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和研究’（2001);李建平的“福建省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途径与对策研究”（1998年）、“国有资产管理与重组研究”（1999年）、“加强交通建设促进福建经济发展”（2003);李建建的“福建省社会发展'十五’规划超前研究”(2000年)、“闽江流域上下游水环境补偿激励机制”(2006年）郭铁民的“福建省‘十^一五’农业发展规划”(2004年）、“构建福建省公共卫生突发危机应急机制”（2003年）、张华荣的省发改委“十一五”规划课题“福建省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问题研究”（2004)以及厦门市发改委‘十^一五”规划课题“厦门市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问题研究”（005);等等。上述课题中许多思想、观点均被相关文件吸收和采纳。

2、积极参加省委、省政府、省直有关部门

策论证、咨询。本学科有不少教授、博士被聘为省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的顾问、咨询专家、特约研究员。如李建平教授兼任福建省政府顾问、福建省“十五”计划专家咨询组成员、福建省委政策研究室、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

中国社会经济论文篇11

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述后，学术界围绕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江泽民2001年4月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新表述，明确回答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一系列问题，实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论认识的重大创新。

一

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过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局限于制度特征上的把握。邓小平第一次作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但从认识社会主义制度深入到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并非要撇开社会主义制度。江泽民明确地把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制度直接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包括：“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未提及公有制、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制度内容。有人认为，公有制、按劳分配不属于社会主义本质范畴，它只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有人认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替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论，不再强调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问题了。20世纪9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制度关系的讨论没有形成结论性的观点。

2001年4月，江泽民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关系问题作出了肯定性回答。他指出，“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制度是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社会制度。人类最终总要摆脱任何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而进入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制度，消除两极分化，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江泽民是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中揭示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本质联系的，其间“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制度与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三点规定性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直接继承，而新提出的“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三点新规定性则是从制度层面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丰富和发展。

社会主义本质不是先验的规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社会主义本质就已以潜在的形态生成和存在。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趋势的阐述实际上已包含了对潜在形态的社会主义本质的揭示。当列宁和毛泽东先后领导在俄国和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后，社会主义本质就由潜在的形态转变为实在的形态，内化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中了。社会主义本质不可能抽象地存在，如果没有公有制、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就无从谈起，社会主义本质也就不能以实在的形态存在。江泽民在社会主义本质内容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前提的基础性意义。

二

传统社会主义观从社会主义理论原则出发，简单地把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脱离了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束缚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未提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有人由此认为邓小平把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一起从社会主义本质中剔除了，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江泽民社会主义本质论提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消灭剥削制度”，在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基础上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本质。

最近有学者指出，传统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无法解释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现实，计划与市场、公有制与私有制不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邓小平把计划与市场从社会制度的本质中剥离出来，为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造了条件；把生产资料所有制从社会制度的本质中剥离出来，为创立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理论创造了条件。在之后，众多国家的左翼政党和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都从传统的体制特征本质论转变为价值目的本质论，即社会主义本质不是计划经济、公有制等体制特征，而是平等、消灭剥削等社会主义的价值目的。这种从国际视角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认识作出的所谓深层思考是站不住脚的。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的确抓住计划和市场关系进行了理论创新，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邓小平冲破计划经济姓“社”、市场经济姓“资”的束缚，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思想解放，但他并未在剔除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的同时否定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邓小平指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地，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

随着改革的全面展开，国内外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曾有两种评论：一种认为中国改革会放弃社会主义，另一种认为改革不会放弃社会主义。之所以出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是因为我国的改革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纠正了非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观。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更加鲜明、突出地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1985年，他指出，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他在反复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时，得出了两个相互联系的结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体现和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制度基础，舍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就无从谈起。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条件的分配，生产条件掌握在谁手里，是决定生产关系性质和社会性质最本质的东西，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江泽民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出现的，是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个历史条件决定了我们在革命胜利后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点比较低，建设任务异常繁重，需要进行长期努力。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基础决定了我国要搞社会主义又不能搞单一的社会主义，只能确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以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存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之中。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剥削制度已被消灭；但因为非公有制还存在，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中仍存在剥削现象。江泽民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形成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把“消灭剥削”明确界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消灭剥削制度”的现实要求，提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消灭剥削制度”、“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既符合社会主义最终目标，又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前目标，使得社会主义本质论更切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

三

江泽民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纳入社会主义本质，丰富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把社会主义本质论与社会主义制度观联系起来把握，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首先，从经济一个层面理解社会主义本质转向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三个层面理解社会主义本质，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更为全面。江泽民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有学者认为，江泽民从一个新的角度、以新的标准，给社会主义下了一个新的定义。他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而“全面发展、全面进步”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要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一基本要求，不仅要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加强物质文明建设，同时还要求加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与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及建设层面理解社会主义本质是完全一致的。

其次，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纳入社会主义本质内涵，明确解答了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全方位联系。2000年6月20日，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座谈会上强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绝不能动摇，否则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就很难巩固和加强。”江泽民不仅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本质的经济制度要求，而且指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政治、文化制度要求。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全国各族人民享有的最广大的民主，它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和行使国家的权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时候都必须做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既促进经济的发展，又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再次，江泽民为社会主义本质论增添社会主义制度内容，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

中国社会经济论文篇12

经济社会（the economic society），这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对此概念的不仅是一个语义学的，而且是确定经济-社会史研究单位和时段的前提。经济社会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不是经济与社会两个概念的合并。从语意内容上看，经济社会是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展开而形成的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由于本文所指的经济社会概念在国内学术界很少有人明确界定，故此予以咬文嚼字式地说明，以免引起歧见。为了具体阐明本文的经济社会概念，笔者认为，有必要把握国内外学者的相关概念，并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关论述，进行界定。

（一）国内外学者的相关概念

国外学术界较早提出“经济社会”（the economic society）概念者，是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L．海尔布伦纳（Robert L. Heilbroner）。他在1962年出版的《经济社会的形成》一书中提出了“经济社会”的概念。但是他的“经济社会”是指欧洲中世纪以来的经济生活及其组织形式，主要是社会组织生产和分配的方式。[3] 在此基础上，他把经济社会的演进划分为中世纪的经济社会、近代早期以来的市场社会（the market society）、市场机制 (the market mechanism) 衰落后的人类自我管理的社会三个历史阶段。显然，他对经济社会的界定仍然是以广义的社会概念为基础的，并不是本文界定的概念。

日本新经济史学界借鉴了海尔布伦纳的经济社会概念，并作了修正。他们认为，“某个社会、即在其中居住的人们从事基本经济性活动的社会应当正确地称之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是经济社会的“集中表现”；经济社会是近代以来才存在的历史现象。[4] 这一修正的概念与海尔布伦纳的经济社会概念没有本质区别，只是他们认为经济社会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并不始于中世纪而始于近代。

此外，以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等人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者所提出的“经济世界”、“世界经济体”、“世界体系”等概念则更为广泛。布罗代尔认为，“经济世界是它集合下的各具特色的经济空间和非经济空间的总和，它占有辽阔的地域（原则上它是一个具有严密内在结构的区域，出现在某个和地球的特定部位），通常超越历史的其他门类的界限”，甚至自远古的腓尼基时代就有了“经济世界的雏形”。[5] 然而沃勒斯坦则认为，他的“世界体系”把主权国家“看成是这单一社会系统之内诸多结构的一种有组织的结构”，这一世界体系是近代以来随着欧洲的世界扩张而形成的。[6]

显然，以上学者所界定的经济社会、经济世界以及世界体系概念都是把经济与社会合并而来的概念。事实上，这种界定方式和分析问题的在不同程度上都继承了19世纪经济史学在德国创建以来所形成的传统。19世纪作为“历史学的世纪”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充分体现，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是在经济学领域运用历史分析的先驱。他认为，“作为我的学说体系中一个主要的特征是国家。国家的性质是处于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的中介体，我的理论体系的整个结构就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但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是重商主义的回归，而是“以历史与事物的本质为依据的”，并吸取了重商主义体系中的“有价值的部分”。[7] 这就把经济学研究领域大大扩展了。此后德国经济学领域兴起了分别以威廉．罗雪尔为代表的旧历史学派和以古斯塔夫．施穆勒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他们普遍地超越了古典经济学派的纯经济理论研究，把经济学研究领域扩展到国家社会生活乃至于伦理道德、心理因素等诸多方面，为经济史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德国经济史学发展和向其他国家传播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法国社会学思想的，在德国出现了伟．桑巴特、马克斯．韦伯等在历史学派基础上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经济社会历史现象的巨匠。伟．桑巴特甚至把他的现代资本主义史研究称为“经济社会学”，主张“在人类社会生存的大联系中编制经济生活”。[8] 这种大经济史观传播到法国对新史学的重要旗帜“年鉴学派”的形成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英国则影响较小，因为英国经济学家更愿意关注经验性的经济现象和统计数字。

这样，欧洲的经济史研究基本上形成了德国和英国两种范式，分别并对美国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大体上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的经济史研究主要继承了欧洲大陆德国和法国的大经济史观，形成了旧制度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经济史学派的兴起则又从英国继承了经济史研究的传统，并强调计量统计的重要性；在新经济史的竞争推动下，旧制度学派发展为新制度学派，并在社会学思想影响下出现了一批“社会经济史学家”。[9]

综上所述，国外主要是欧美经济史学界对经济社会的界定主要是一种大经济史观的反映，“经济社会”并非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而是在运用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方法研究人类经济活动领域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概念。

国内学者至今还没有明确界定经济社会这一概念。但是，20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吴承明、李根蟠等先生为代表的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傅衣凌、杨国桢等先生为代表的厦门大学历史系和以侯建新先生为代表的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分别形成了经济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心，出现了一大批相关的高质量研究论著，并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

最近吴承明先生对国内社会经济史研究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他指出，经济史学“在我国，大体上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济发展，包括历史学原有的和典章制度研究。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有的并重视计量分析。一派兼重社会变迁，可称为社会经济史学派”，他还就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提出要重视社会包括政府和文化等“非经济因素”。[10]

这些认识是十分可贵的，对指导今后我国经济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但是，也应当看到，由于我国经济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兴起较晚（从20世纪20、30年代起），中经“文革”的曲折，至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兴起，其中可以看出国外经济史学影响的痕迹，对经济社会的认识以及展开经济-社会史的研究仍有待深化。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关论述

本文的经济社会概念将在国内外学者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市民社会的论述进行界定。最近几年，国内学术界主要是社会学界兴起了市民社会的研究热点，其中关于市民社会的界定偏重社会学方法，笔者认为它不足以准确概括对应的历史现象，而以经济社会概括是比较恰当的。因此，准确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有关市民社会的论述，是本文界定经济社会概念的理论依据。

市民社会的概念是黑格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同时，曾经使用过这个概念，但是，其内涵已经从根本上被颠倒过来，还原了其应有的历史地位。那么，什么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市民社会”呢？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制定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们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社会是以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庭，即所谓部落制度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的”，“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11] 随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市民社会的内涵进行了明确概括：

“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仍必须组成为国家。‘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12]

因此，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首先它是指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的总和”；其次它是指随着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的物质关系”。[13] 这种物质关系的总和主要是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但又不仅仅是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这就是说，市民社会正如资产阶级一样，它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此以前的市民社会犹如“第三等级”一样，并不是独立的市民社会。因此真正完成形态的市民社会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形成而发展起来的历史现象。这正如说自有人类文字记载以来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但是阶级的真正完成形态是社会划分为现代无产阶级和现代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此以前的阶级是通过政治的等级形式表现出来。

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把市民社会的特征及其发展阶段作出了这样的概括：早期资产者即第三等级通过政治革命上升为阶级是市民社会形成和独立的开始。在此以前的“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就是说，市民生活的要素，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14] “在这里，国家的物质内容是由国家的形式规定的。在这里，一切私人领域都有政治性质，或者都是政治领域；换句话说，政治也是私人领域的特性。在中世纪，政治制度就是私有财产的制度，但这只是因为私有财产的制度就是政治制度。”[15] 笔者据此把旧的市民社会称为“政治社会”。

通过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而形成的独立的市民社会就是“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的真正完成形态的市民社会。政治革命“它把市民社会分成两个简单组成部分：一方面是个人，另一方面是构成这些个人生活内容和市民地位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政治革命使国家“不再同市民生活混在一起，把它构成共同体、人民的普遍义务，成为一种不受市民社会上述特殊因素影响而独立存在于观念中的东西”；这样，“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的同时也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精神从政治中获得解放，使瓦解了的封建社会只剩下“利己主义的人”作为政治国家的基础和前提，政治国家对“利己主义的人的自由和承认这种自由，无非是承认构成这种人的生活内容的精神要素和物质要素的不可阻挡的运动”。[16] 这就是近代早期西方人权概念的主要内容。因此，笔者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市民社会实质上就是指一种由“利己主义的人”组成的经济社会。

市民社会的独立形成，使国家的物质内容与政治国家这一外在形式分离，同时也使人自身分化为“公人和私人”、“政治人”与“非政治的人”、“人”与“法人”。[17] 这种人自身的分离是走向人作为类获得解放的最后阶段。当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形式、政治人与非政治人不再分离，政治国家形式还原给市民社会和人自己的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18] 在这种条件下随着政治国家的消亡，市民社会必将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三）本文的经济社会概念的界定

通过以上两方面的考察，我们发现：国外学术界虽然提出了“经济社会”的概念，但它只是大经济史观的产物，实际上成为以经济为中心观察人类社会历史的工具，从而把经济学泛化。国内学术界的经济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从总体上看，这种“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至今在国内外学术界仍有较大的影响。经典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使用过黑格尔等人的“市民社会”概念，但是已经对其内涵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并把它界定为封建社会解体后由“利己主义的人”组成的市民社会，实质上是一种经济社会。然而，它只限于资产阶级的经济社会，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论及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的经济社会，因为当时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在巴黎公社的短暂实践还没有直接面临这一问题。

本文正是在以上两方面考察的基础上，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市民社会观和现实实践的发展，进行经济社会概念的界定。所谓经济社会是指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由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辨证运动而产生的、相对独立于上层建筑的社会；与经济社会相对应的上层建筑部分则是政治社会。因此，经济社会不仅包括生产关系，而且包括生活方式即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二者共同构成经济社会有机整体。经济社会是确立了个人主体权利的社会、是具有健全的私法体系的法制社会、是按照经济运转的市场社会、是个人普遍自觉的道德社会、是上层建筑的物质内容和现实基础的社会、是相对独立于上层建筑而又逐步展开的开放社会。

经济社会是历史的、发展的。它形成于封建社会瓦解之际，存在于近现代以至于将来，并随着政治社会的消亡而消亡，最终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历史是经济社会前史即政治社会史。经济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立，构成封建社会解体以来历史主线之一。二、-史

在明确了本文的经济社会概念的界定之后，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只是一个实践的了。经济-社会史研究是针对经济社会这一特定的现象而展开研究的学术领域。在上，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任务在于探讨经济社会兴衰的历史；在实践上，经济-社会史研究针对一定的经济社会及其发生、的过程而展开，主要包括：个人主体及主体权利发生、发展史，私法体系发生、发展史，市场机制发生、发展史，经济社会的道德伦理史，经济与关系史，经济社会与政治社会关系史，不同经济社会之间的交往史，经济社会整体史等等。经济-社会史研究不仅要还原、描述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经济社会，而且要解释、说明其存在状态及其变迁的理由。

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是：在时间上，始于15世纪末以来欧亚大陆西端的封建社会迅速瓦解、经济社会初露端倪，直到当代。在空间上，包括封建社会瓦解、走向或已完成化的国家和地区，在现实性上它至今仍然以民族国家为主要存在领域。

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经济-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基础；唯物辩证法是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主要运用历史学方法，并吸收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作为方法。因此，经济-社会史研究是历史学的重要学术领域之一。它的理论方法具有其他学科理论方法不可取代的地位。

因此，经济社会不是经济与社会二者简单联合起来的模糊概念，经济-社会史也不是经济史与社会史交叉而来的学术领域，因为国外的社会史研究仍然处于初建阶段，[19] 国内外关于其研究对象和领域仍存在分歧。经济-社会史也不是国内外学术界盛行的社会经济史，这是因为社会经济史仍然是经济史，只是一种大经济史观支配下的经济史。经济-社会史也不同于世界体系论者所展开的经济世界或世界体系的研究，因为他们的经济世界或世界体系只不过是在地域上扩大了的大经济史观支配下的经济史或世界经济史。

事实上，在我国已经有一批知名学者逐渐从大经济史观下的社会经济史接近了经济-社会史。北方主要以侯建新等先生为代表，结合社会转型理论和转型社会的研究，把“社会经济史”研究逐步集中于现代化研究的时段和单位之内，其实质上已经属于经济-社会史研究的范围。南方则以杨国桢等先生为代表在傅衣凌先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建立海洋人文社会和展开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构想，并日益集中于明清以来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尤其注重探讨明清以来由古代向近代社会转型问题。此外，在我国许多科研院所和大学里也逐步展开了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其中许多研究领域和方向已经逐步接近了经济-社会史。

三、余论

本文不揣浅陋，冒昧地提出经济社会概念，并初步勾勒经济-社会史研究的轮廓，决不是文字游戏或自我标新立异，而是试图在理论前进的前提下，为开拓历史学研究领域尽一份绵薄之力。正如于沛先生曾经郑重指出的：“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史学理论的进步为前导”，“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在21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前景，首先在于史学理论研究有无建树”。[20] 这一论断是富有远见的。历史学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方法体系，但这并不排斥在历史研究中广泛吸纳其他学科包括科学诸学科的理论方法，只是这种吸纳是为我所用，是作为历史学研究的方法被吸收、借鉴的。然而，近年来，历史学领域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或“社会学帝国主义”势力日益增强，以至于有人认为历史学只是其他学科研究的“原料产地”。这一方面反映了一些人对历史学知之甚少，另一方面也说明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建设日益迫切。

就经济社会和经济-社会史研究而言，它将有助于排除其他学科“帝国主义”对历史学的误解和“掠夺”，还历史学以科学面目；将有助于学术界深入认识历史学的社会转型理论和转型社会研究，从而推动世界现代化理论和进程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不断深化；将有助于学术界以发展的观点看待21世纪学科综合与细化的辩证发展趋势。同时，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展开必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注释

[1] 龙秀清：《转型时期社会和文化国际研讨会综述》，《世界》2000年第6期，第112页。

[2] 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齐世荣先生的“总序”。

[3] Robert L. Heilbroner， Making of Economic Society， Prentice-Hall， INC. 1962， p.29.

[4] （日）速水融 宫本又郎编：《日本经济史》卷1，《经济社会的成立》，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16页。

[5]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4-5页。

[6] 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第1卷，北京：高等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7]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8页。

[8] 伟．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重印版，“第二版序言”，第14页。

[9] Thomas C. Cochran， Economic History， Old and New，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ume74， No. 5， pp.1561-1572.

[10] 吴承明：《经济史的和》，《中国经济史》1999年第1期，第115-117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88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131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4页注释5。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1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4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0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0页、第442-4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