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流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G0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17(C)-0129-01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不同文化之间跨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由于文化的不同，也给跨文化交流带来了障碍，影响了异文化之间的交流，即“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文化休克”对跨文化交流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必须努力跨越“文化休克”这一难题。

一、“文化休克”的定义

“文化休克”，1958年美国人类学家奥博格（Kalvero Oberg）率先提出这一概念，是指一个人进入到不熟悉的文化环境时，因失去自己熟悉的所有社会交流的符号与手段而产生的一种迷失、疑惑、排斥甚至恐惧的感觉。当一个长期生活于自己母国文化的人突然来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的文化环境中时，在一段时间内常常会出现这种文化休克的现象。

二、引发“文化休克”的原因

一般认为引起“文化休克”主要有以下三种原因：

1、在异国文化中丧失了自己在本文化环境中原有的社会角色，因而造成情绪不稳定。

2、价值观的矛盾和冲突。

3、在异国文化中，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等使得身处异乡的人难以适应。

三、“文化休克”的阶段

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休克”大体经历以下四个阶段：

1、蜜月阶段：指人们刚到一个新的环境，由于有新鲜感，心理上兴奋，情绪上亢奋和高涨。这个阶段一般持续几个星期到半年的时间。人们常常在到其它国家以前对异国充满美好的憧憬。来到异国文化后，刚开始对所见所闻都感到新鲜满意，处于乐观的、兴奋的“蜜月”阶段。

2、沮丧阶段：指由于在异国经历着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等、尤其是跨文化价值观的矛盾和冲突，发现自己对新文化缺少了解而产生孤独感，之前的新鲜感和兴奋渐渐被失望、失落、烦恼和焦虑所替代，一般持续几个星期到几个月。有的人还会产生头晕、头疼、四肢乏力、无法正常饮食和休息等生理反应。

3、恢复调整阶段：指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沮丧和迷惑之后，“外乡人”逐渐适应新的生活，找到了应对所处新文化的办法，逐渐解开了一些疑团、熟悉了本地人的语言及非言语的东西，并正确理解了异文化的优缺点，慢慢地适应了异文化的环境。

4、融合阶段（适应阶段）：是指进入异文化环境中的人原有的沮丧、烦恼和焦虑消失了。这一阶段他们基本上适应了新的文化环境，能够很好地融合到当地人的风俗习惯、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中去，也能与当地人友好和平地相处。

四、应对跨文化交流中“文化休克”的策略

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虽然经常发生“文化休克”，但“文化休克”并非不可跨越。

1、跨文化培训（Inter-culture Training）跨文化培训一般分为三种方式：（1）知识提供方式。培训往往通过授课、电影、录像、阅读背景资料等方式进行。（2）情感方式。培训内容一般除了第一种方法还包括文化模拟培训、压力释放培训、文化学习训练、强化外语学习等等。（3）沉浸方式。除了以上的内容外一般培训应在东道国进行，与本地人接触，培训内容包括跨文化能力评估分析、文化敏感能力等等。

2、聘请文化顾问进行指导和训练（Personal Coaching from Cross-Cultural Consultants）聘请文化顾问，专门进行个别辅导，指导经理人如何跨越不熟悉的文化领域。有许多大的跨国企业运用“文化翻译”，帮助新的外派经理和家人解决刚到不同文化中所遇到的问题。文化翻译有助于外派经理顺利过度到东道国社会，并解释出现的误解，更快地协助外派经理融入东道国的文化与生活。

3、自我训练。有句谚语说得好“劣匠手中无利器”。无论参加了多么有效的培训，聘请了多么得力的文化顾问，跨文化交际的人本身要做好准备，在出国前做好准备，了解目标国家风土人情、文化、政治、经济等知识，加强外语学习，与那些在目标国家生活过的人交谈、学习，在思想上和心理上做好克服文化休克的准备，并以开放的心态接受新的文化和结交那里的人们。同时，也还要帮助家人做好准备。

结论：“文化休克”是一个复杂的学习过程和人生体验，对于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对于那些即将或正在处于异文化的人来说，虽然无法改变社会环境，但却可以通过努力做文化调试。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了解了“文化休克”的产生原因及过程，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尽快跨越“文化休克”，以尽早融入到新文化中，体验新的文化，顺畅地进行跨文化交流。

作者简介：阮晓霞，胡乐容，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教师，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跨文化交流论文篇2

一、企业员工跨文化交流的背景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渐深入，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全球化进程已成为必然趋势。跨文化的政治、经济、外交、商品、人员交流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频繁。无论在国际市场还是在国内市场，中国的商家和企业都必须与国外的商家和企业竞争。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外厂家的不断涌入和到国外经商设厂的中国企业与日俱增，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型企业，想要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和发展，都要具备一定的国际交流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重要性也显得越来越突出，受到从未有过的重视。很多企业都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在自身的企业文化中逐渐导入国际交流元素，使员工接受国际交流教育。如何使员工面对来自陌生的文化和国家，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人，尽量减少交往过程中出现文化冲突现象，如何使自己的员工和外国人充分交流，这是每个企业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二、企业员工存在的跨文化交流问题及解决方法

企业员工普遍不了解西方国家的生活和工作习惯，在交流中无法取悦对方。我们就以下问题，对企业员工进行了特别培训，举例说明在各种场合下应该说什么得体的话、做什么得体的事，取得了很好效果。

1.隐私问题。中国人的隐私观念比较薄弱，认为个人要归属于集体，在一起讲究团结友爱、互相关心，故而中国人往往很愿意了解别人的酸甜苦辣，对方也愿意坦诚相告。而西方人则非常注重个人隐私，讲究个人空间，不愿意向别人过多提及自己的事情，更不愿意让别人干预。因此在隐私问题上中西双方经常发生冲突，例如：中国人第一次见面往往会询问对方的年龄，婚姻状况，儿女，职业，甚至收入，在中国人的眼里这是一种礼貌，但在西方人眼里这些问题侵犯了他们的隐私。

2.守时观。对于约会迟到甚至爽约，很多中国人都不会特别介意，会接受对方的各种解释。有的中国学生或同事不事先跟外教约好，而直接到外教住所找外教，让外教大为头疼，有的外教就直接拒绝见来访者，双方都不愉快。西方人的时间观和金钱观是联系在一起的，“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他们非常珍惜时间，在生活中往往对时间都作了精心的安排和计划，并养成了按时赴约的好习惯。在西方，要拜访某人，必须事先通知或约定，并说明拜访的目的、时间和地点，经商定后方可进行。

3.寒暄。中国人注重谦虚，在与人交际时，讲求“卑己尊人”，把这看作一种美德，这是一种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礼貌现象。在别人赞扬我们时，我们往往会自贬一番，以表谦虚有礼，甚至闹出“哪里，哪里”被翻译成“where? Where?”的经典笑话。西方国家却没有这样的文化习惯，当他们受到赞扬时，总会很高兴地说一声“Thank you”表示接受。由于中西文化差异，我们认为西方人过于自信，毫不谦虚；而当西方人听到中国人这样否定别人对自己的赞扬或者否定自己的成就，甚至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时，会感到非常惊讶，同时也很尴尬，不知道该如何继续谈话。我们应该主动地看到别人的优点，尝试把赞美之词多挂嘴边。

4.用餐文化。中华民族素有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在交际场合和酒席上，热情的中国人常常互相敬烟敬酒。中国人宴客，即使美味佳肴摆满一桌，主人也总习惯讲几句“多多包涵”等客套话。主人有时会用筷子往客人的碗里夹菜，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多吃菜、多喝酒。而在西方国家，人们讲求尊重个人权益和个人隐私，所以他们不会做强人所难的事。吃饭的时候，绝不会硬往你碗里夹菜，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们也不会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喝酒，不会非要你喝醉了为止。中国人点菜也很让外国人头痛，在中国，多由主人点菜，而客人只是客气说“随便”；而在西方，主人认为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不会代为点菜，如果对其说“随便”，会让主人很为难，整个饭局都会很尴尬。西方人用餐也很讲究，正式场合，餐具摆放的顺序与上菜顺序一致，服务员会在上下一道菜之前撤掉上一道菜的餐具。这些都是中国没有的，应该多了解。

企业员工应充分了解外宾的文化背景，在每次接待前都应做足功课，应充分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接待方式，如见面时是握手还是拥抱，对方有何，在饮食上有何忌讳，等等，这些都要妥善考虑。

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中国文化越来越受西方的青睐。很多西方客人对中国的古老文化有较深的研究。因此，除了要充分了解外国文化外，企业员工还应充分了解本国的基本文化，人文地理知识也要精通，这样才不至于在谈及中国文化时，自己却成了“老外”。

跨文化交流论文篇3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之一，也是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文化的传播需要借助语言的力量，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整体。正是由于这种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英语教学中必须加强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在教学中，对比英语文化与汉语文化之间的相似点和差异点能够加深对二者共性的认识，这也利于英语学习。目前，我国的英语教学主要是将英语的语言基本技能和语言交际能力作为教学重点，并非通过英语学习重新对汉语文化进行认识。学习英语的学生基本上已经对汉语的文化有所了解，所以在学习英语时，通过英语对各种文化进行的理解都是以汉语文化的理解为基础。学生在学习英语时，可借助自身对汉语以及汉语文化的理解，促进对英语的理解；可增加英语学习中的正迁移，降低负迁移，提升英语交际能力。所以，在英语学习中融入母语文化，也是英语语言学的需要。

（二）培养国际文化交流能力的需要

在英语教学中存在着一种错误观点，认为只要能够掌握英语的听说读写技能，了解英语文化环境，对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有所了解，就具备了国际交流能力，就能够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这些年来，英语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对我国文化的影响巨大。学生在学习英语的同时无意识地接受了西方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尤其是青少年学生，追捧先进科技，热衷西方文化，甚至产生了西方的消费观和价值观，却对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没有任何兴趣。国际交流是双向的交流，是文化的互相传递。交流的双方都应该对彼此的文化和风俗有所了解，充分尊重对方的文化，在这样的基础上，跨文化交流才能够正常进行。拥有跨文化交流的能力是英语教学中一直非常注重和培养的，然而在教学中，如果仅仅重视了英语文化的教育而忽视了母语文化，那么在跨文化交流当中只能进行单向交流，而这种交流也并非真正的双向跨文化交流。所以，在英语教学中，在强调英语文化学习的同时，也要融入汉语文化。另外，在英语学习中加入汉语文化的学习，学生们对母语文化的了解加深，也能够与西方文化形成对比，发现其中的差异，无意间就提升了跨文化交流意识，促进了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高。如果在英语语言学习中只关注到了西方文化的输入，忽视了中国文化的学习，会造成学生在使用英语时不能够表达出中国文化，或者表达效果较差，出现词不达意的现象，在跨文化交流中就会处于被动的地位。所以，在英语教学中加入对中国文化的学习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平等、互利的跨国文化交流的要求。

(三)中国文化的继承和传播的要求

学英语不仅要学习如何使用英语，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和风俗，同时也要学会用英语将我国的文化传播到国外，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要求，不仅在于在跨国交流中能够双向交流，更在于能够将我国的优秀文化向世界进行传播。所以，在英语教学中，把西方文化学习放在重要位置的同时，还应该积极尝试使用英语表达我国的灿烂文化，将我国文化传播出去。然而长期以来，西方文化在我国英语教学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英语学习者在表达西方文化时比较流畅，而表达中国文化时，一方面是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多，一方面就是了解中国文化但不知道如何用英语表达，所以向外推广中国文化也就更加困难。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所以必须在英语教学中不断渗透中国文化，加强对本国文化的学习，增强学生的文化自我意识，避免学生在学习西方文化之后产生崇洋的思想。同时，广大英语学习者在英语学习中要注重培养使用英语表达我国文化的能力，做到用熟练的英语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做中国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如果我们国人都不能够用英语向世界展现我国的文化，又怎能让世界来了解我国文化？

二、英语教学中输入中国文化的措施

（一）在教材中融入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

让学生用英语进行跨文化交流一直以来都是英语教学的目的，英语教材对英语学习者具有引导作用，也是英语学习者的重要学习依据。但是，英语教材内容的设计长期以来只关注到了对英语国家文化的介绍，教材中几乎没有对中国文化进行引荐的内容。当前的英语教材当中，所有的课文几乎都是围绕着英语国家文化而展开的，只有极少部分的文章会略微提及中国文化，造成教学中缺少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课程内容，而此方面的英文资料又比较欠缺。长此以往，英语学习者对如何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接触得较少，这就造成了无法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现象。所以，在当前的英语教学中，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改变英语教学单一性以及片面性的局面，让英语教材中能够体现出文化的多样性和平等性。英语教材中要增加更多的关于中国文化的内容，要涉及多个方面，如文学、艺术、历史等，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具备中国特色的文化融入教材中，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这些内容可以通过我国优秀文学作品的译本获得，也可以通过中国文化的相关英语文章获得。这样，通过英语教材中中国文化的加入，将传授文化知识与语言技能的学习统一在一起，让学生掌握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二）发挥教师的积极作用教师

在英语教学中起着主导作用，所以在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元素，就必须发挥教师的作用。英语教师一方面承担着英语教学的任务，另一方面身上还肩负着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英语教师必须加强对自身母语文化的了解，使用英语来传承中国文化。这就要求英语教师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同时不断学习中国文化，培养跨文化交流意识。在英语教学中教师要发挥两点作用：一是在英语教学中渗透中国文化。课堂教学中老师的引导作用很明显。教师向学生介绍英语语言文化无可厚非，但与此同时，还必须要将中国文化推荐给学生，引导学生发现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既要领会西方文化的精髓，同时还要学会如何使用英语正确地表达中国文化。教师要将汉语文化的英语表达方式展示出来，充分发挥汉语的正迁移作用。且教师要对学生进行课外学习的引导，鼓励学生在课余时间通过网络等多种途径自主学习如何使用英语来表达中国文化。教师在向学生推荐优秀英文文学作品的同时，也要鼓励学生多阅读中国优秀文学作品的英译版，这样学才能了解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区别，同时也能够提升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培养平等的跨文化交流意识。另外，杂志、报纸、电影等多种媒体都是学生学习中国文化英语表达方式的重要途径，教师要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对中国文化表达方式的学习中。

跨文化交流论文篇4

中国经济的崛起给传统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其中对于如何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流的能力以适应国际竞争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尽管跨文化交流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的必修课程，但是以英文专业背景为依托的课程设计并没有真正提高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笔者以琼州学院为例，通过对教材选取，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方法等情况的客观分析，并提出积极有效的改进措施，以促进非英语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高。

1 非英语专业《跨文化交流》教学现状分析

跨文化交流学最早起源于美国，在Edward Hall 1959年出版《无声的语言》后，许多有关跨文化交流的著作应运而生。同时，美国的一些大学开始开设跨文化交流课程[1]。而跨文化交流学在我国的历史很短，大致上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才引起国内学术界的注意。

1.1 《跨文化交流》教材选取分析

首先，《跨文化交流》教材内容的选编不应以英文专业背景作为依托。以琼州学院大二酒店管理学生采用的英文原版教材为例，学生的英文认知水平与对英美文化的了解不能与教学目标同步，过难的英语词汇以及地域文化的空白在学生的阅读过程中造成了比较严重的障碍，从而不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再次，教学内容的编排以输出“优等文化“为主，抑制了文化双向信息交流的本意。我国引进的原版或编著的教材中有关跨文化交际的理论、概念、案例和话题具有鲜明的“舶来”特色，如老龄化、同性恋文化、性别歧视、社会阶层、个人取向系统等文化层面和社区动力学、大众传媒、计算机协助交流、关系交流、劝说、谈判、认知、判断、推理等交际学概念和理论。[2]提到异国文化，就会想到西方文化，一讲到西方文化，就认为是美国文化，讲到美国文化，便认为是时尚优等文化。然而跨文化交流的意义并不仅仅单一传递西方强势国家的文化与价值观，而是通过与本国文化的对比，提供一个多元化的视角去激发学生思考问题，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去接受世界的多样性，以促进本国文化的良好发展。最后，教材内容的选编不符合学生兴趣。例如学生对于社会热点问题与国际争端的关注要远大于英文诗歌的起源。

1.2 《跨文化交流》课程设置分析

83%的高等院校将跨文化交流设置成为选修课，69%的院校认为最佳开课时间为大三第一学期，62%的院校认为此课应持续两个学期。超过一半的学校认为目前课时不够是教学中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这说明大家普遍感到这门课程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3]。非英语专业的跨文化交流课程旨在从历史、地理、经济、政治、宗教、教育制度、文学、哲学、美学等各个方面，多角度、多侧面、深层次地发掘和研究目的语和本族语文化[4]，同时又肩负着使学生熟悉中国文化传统，提高大学生文化素养，能够以一种多元文化人的身份“开放、灵活、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流的任务”[5]。因此，仅将其作为一个学期的选修课，是很难完成从“跨越”——目的文化知识和交际技能的获得——到“超越”——对文化多元性的意识和对差异的宽容态度，对异文化成员的欣赏能力以及对自身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观察和反省——的转变。

1.3 《跨文化交流》教学方法分析

93%的院校采用了文化对比，86%采用了案例分析，61%采用了文化讲座。这说明多数教师依然立足于单向传授与对比描述，而对学生跨文化交流的技能提高没有真正落实[6]。例如琼州学院跨文化交流课堂主要采取影音图像示范以及微型剧模拟进行角色冲突扮演，由于受到条件限制，无法带领学生运用项目教学方法（project based）进行社会实践深入研究，从而也无法量化评价教学效果。

2 非英语专业《跨文化交流》教学改革建议

2.1 教材选编应以“因材施教“为原则

阅读词汇的难易程度应符合我国大学生英语水平的实际情况。我国大部分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文水平处在英语四级至英语六级之间，少数优秀分子可以达到英语专业八级水平。英文教材的选编应以适应普遍性为主，过易或过难都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教材内容的选取应从全球角度出发，冲出“英美即世界“的定格模式。同时适当引入社会以及全球的热点问题，如黄岩岛争端或苹果公司，激发学生的讨论热情，提高学生辩证思考的能力。

2.2 优化课程设置

高校应重视跨文化交流课程，将选修课改为必修课。英语应用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已日趋重要，而交际能力的高低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学生的职业发展与前景。

跨文化交流课程不仅仅是一本教材就可以真正达到“跨”的目的，它要求学生具有广泛的知识与较深的认知水平。例如种族优化主义理论涉及人类发展学，战争史，经济学等；交际学概念涉及到社区动力学，大众传媒，判断推理等；而跨文化的研究方法又涉及到心里分析方法，辩证法和诠释法。所以为了保证跨文化交流的教学效果，高校应当考虑开设相关人文课程作为铺垫。

跨文化交流课程开设的时间也有待商榷，笔者认为开设在大三第二学年比较适合。大部分高校学生大一大二学年忙于基础公共课的学习，尚未形成比较完善的专业知识体系和社会认知体系。通过大二学年末期的社会调查实习以及大三第一学年的专业知识学习，学生的批判思想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这段时间他们思维相对活跃，接受新鲜事物的态度也比较积极，而本课程的培养目标也是通过给学生提供一个多元化的视野，促进学生的批判学习能力，两者不谋而合。

2.3 教学方法改革

以学生未来的职业规划为依托，进行针对性较强的实践教学。例如我院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可与本校留学生混合分组作业，共同派遣到本地酒店进行实习调查，并提交英文报告同时进行组织课堂展示。

课堂组织模式应打破传统教师单向传授“静”的模式，给予学生“动”的权利。教师采用启发式教学，将问题不断抛出，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或者观点辩论，将课堂主导权回归给学生，让学生在相互学习（peer study）中自觉提高交流能力，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陈词并由学生独立完成课堂笔记总结。

3 结论和建议

非英语专业的《跨文化交流》课程强调的以英语语言为媒介，通过对本族与异域文化现象的思考和讨论，增加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以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本文从教材选取，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方法三个方面阐述了教学改革意见，下一步研究方向建议重点讨论教师自身素质的培养以及教学效果量化的体系开发以促进与完善非英语专业跨文化交流课程的建设。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46-55.

[2]姚霖霜.美国大学跨文化交际课程大纲的文化特征分析[EB/OL].htt

p:///news/2008-01-31/70665.html，2012-3-10.

跨文化交流论文篇5

涉外商贸谈判中跨文化沟通，是国内企业谈判者难以把握的内容。如何处理好涉外谈判中的文化沟通，如何避免谈判中的误解……，是国内许多涉外谈判者十分关心的问题。论文从谈判中常见的中外商务谈判的文化冲突分析出发，结合东西方思维方式、商业习惯、社交禁忌与法律等方面的差异，提出了涉外谈判中的跨文化沟通的策略

商务活动开展必须依跨文化沟通来实现。跨文化沟通往往会受到不同的文化差异因素的阻碍。这些文化差异包括语言文字、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法律规范、风俗习惯等因素。要进行有效的跨文化的沟通，应采取适当的沟通途径，克服文化差异的不利因素，加强理解和融合。

三、选题的学术前史

跨文化沟通是跨国公司管理中的重要方面。文化、文化层次及文化差异在跨国经营中对跨文化管理和谈判的语言沟通与非语言沟通的基础有着重要影响。肩负跨文化沟通任务的跨国管理者们应该认识文化差异、尊重其他文化及努力协同文化差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跨文化沟通指出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个体的交际行为、审美观念、时间观念和个人成就观会有所不同

四、选题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

1、商务谈判中的跨文化沟通问题的重要意义。

2、商务谈判中的文化语言文化差异。

3、商务谈判人员的跨文化交通能力。

难点：商务谈判人员应该具备的跨文化沟通能力。

五、计划采用的方法

6月到9月查找资料，10月整理资料，11月完成初稿，12月修改，定稿。

将用夹叙夹议的方法进行论述。既对跨文化交流学进行论述，又结合涉外秘书的具体工作进行分析。把跨文化交流学的理论有效的运用到商务谈判的具体工作中去。

六、论文纲要

目录

第一章商务谈判中跨文化沟通的重要意义

第二章关于跨文化交流学

第一节内容

第二节文化交流学研究的目的

第三节跨文化交流学的基础研究提高跨文化意识

第四节跨文化交际的障碍

第三章商务谈判人员应该具有的跨文化语言修养

第一节中国与世界各国间的文化差异

第四章商务谈判人员应具备的素质

七、参考文献

⑴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11第1版

⑵胡文仲，跨文化交际面面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⑶王兴孙，陈洁，报道国际贸易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和最新信息，介绍国际商务知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

⑷王健宜、滑本忠编著：潘雪辉、滑本忠、刘肖云、张季芸，书中所讨论的问题是由三方面的专家共同认为在国际商务沟通方面至关重要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0第2版

姓名：

学号：

跨文化交流论文篇6

跨文化交际能力是指为了成功地进行不同文化背景的交流所需要具备的能力和素养。目前，仍然没有对具体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组成要素有一个全面的定义，但是目前比较流行的定义是，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3个方面。认知方面是对文化的认识和对“三观”的认识；情感方面包括感情判断、容错度以及共情能力等；行为方面则包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建立维护关系的能力。还有一种是西方学者较为认可的定义，即在跨文化交际中个人的适应情况、与人互动沟通能力和最终任务完成等方面的评估。其中，任务是否完成是西方最看重的要素。

1非外语专业英语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不同国家不同教育背景的人无论是因为工作需要还是交流沟通都日渐增多，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学习英语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性。许多非外语专业的英语学习者通过参加外语研讨会或是在线论坛进行学习和交流，但是比专业的英语学习者还差很多。专业的英语学习者比非外语专业的学生更有机会去国外深造或是就业，有更多的资源参加国际交流和科研活动，他们更有机会去表达他们对学术的认识和见解。但是非英语专业的英语学习者通过自身的努力和不断学习，语言水平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衡量一个人的交际沟通能力并不只局限于掌握的英语语法等语言知识，更要结合当地的语言进行跨文化的交流沟通，以及在沟通过程中展现的举止、语气、行为是否合宜等。

各地的非英语专业的英语学习者未经过全面系统性的学习，因此会习惯性地将所归纳总结的学习方法生搬硬套进交流沟通中，从而忽视了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他们更注重英语知识的学习，而忽略了对当地文化、风土人情、政治法规等方面的系统性探究，最终影响到跨文化的交际能力。纵观外语教学的发展史，实现跨文化交际是最终的目标，一切的学习都是为此做铺垫、打基础。而非外语专业的英语学者并未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普遍认为只要掌握了语法、词汇，可以进行听说读写，能够进行日常交流，学习外语的目的便已经达到，事实上远非如此。试想，在跨文化交流中，如果忽视了对方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禁忌等因素，轻者会犯语法错误，造成交流障碍，情况严重甚至会引发国际问题。因此，与专业英语学习者相较，非专业英语学习者提高跨文化知识的学习和应用是英语学习中的重点学习方向。

2非外语专业英语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框架

对于非外语专业英语学习者，不论哪个地域都应该遵循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整体培养框架可总结如下。

2.1跨文化意识培养

首先就是对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只有英语学习者足够重视跨文化理念，才能够将所需的英语知识融会贯通，进行无障碍的跨文化交流。总体而言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可分为4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也是最为基础的层次，就是对当地表面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这个层次很容易达到。第二个层次是对与学者母语文化不同而又被大家认可能够代表当地文化特征事物的认识。第三个层次是经过一定的学习积累和实践，自己对文化特征的认识和解读。第四个层次是最难以达到的层次，也是培养跨文化意识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求英语学习者将培养的外语文化融入自身的母语文化中，也就是所说的学者需要具备“移情”能力，到达这一层次需要对文化差异有包容性，对异族文化有共情能力，同时要求英语学者对自身文化、举止行为和价值观点进行时刻反省，从而激发跨文化交际的潜在能力。

2.2文化调节适应能力培养

文化调节适应能力是指在沟通交流的过程中，对不同文化的调整和适应的主观能动能力。比如，在交流过程中，可能对方的文化与自身的文化有一定的差异甚至是背道而驰，此能力的培养就是为了应对此情况的发生。然而对文化调节适应能力的培养必须建立在对文化有一定认识的基础上进行。事实上，也可以将此能力的培养理解为对学者心理素质的培养，该过程比较长，由于常年日积月累的文化积淀，不太容易培养学者对异域文化的吸收或是排斥。对文化调节适应能力的培养主要会经历4个阶段，初始阶段就是当学者刚开始接触新的文化时，由于对文化的了解不深，比较有兴趣并且不会排斥新文化的融入，此时处于大量吸纳异域文化的阶段。第二阶段便是在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了解后，会对异域文化产生困惑和不解，这时候英语学者的心态会发生严重的改变，进而进入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大部分学者会表现出对异域文化产生厌恶的感觉，让学者更加怀念和信任自身长期以来培养的文化知识。这一阶段的人会感受无法融入其中，对异域文化产生厌倦和抵触。最后一个阶段可以理解为逐步回归。随着更长时间的接触，英语学者慢慢地会理解异域文化，逐渐包容异域文化和自身积淀文化之间的差异，久而久之英语学者又会重新认识周遭的事物和新接触到的价值观念，无论在感性还是理性方面都可以调节适应。再经过一定的时间积累，学者会渐渐适应，以此英语学习者便具备了文化调节的适应能力。但在后期仍需要英语学者时刻加强文化调节适应能力，以便快速应对。

2.3文化知识的学习

语言是交流的载体，而文化是交流的媒介。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缩影，它反映着这个国家的习惯、风土人情、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笔者认为，文化知识的学习可分为两个方面：即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而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中，显然更应注重交际文化的学习。交际文化可理解为两种不同文化背景在交流过程中由于缺少或者使用某个特殊词语而产生歧义或者误解，这种便可理解为交际文化。虽然交际文化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中更为重要，但这并不否定培养知识文化的无用。交际文化注重的是在交流沟通中，根据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人，采用最为合宜的交际礼仪等，而这两种文化的培养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

2.4实战能力的培养

跨文化交际的重点在于“交际”，也就是要和对方交流沟通，因此无论英语知识、文化知识、交际礼仪掌握的多么熟练，重点仍然在于实践，它们都是为交流沟通做“嫁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实践才能够巩固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实践过程中，优秀的学者会结合当时的表现进行实时的自省反思，当出现问题时，注重对异域文化的理解、语言整合、举止行为、面部表情管理、交际策略等多个方面的补救和调整。

3非外语专业英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地区对比研究

3.1偏远地区

虽然我国越来越重视偏远地区的教育，但是与城镇地区相比，无论是教学环境还是师资力量都相差甚远。首先，偏远地区的非外语专业英语学习者接触英语较晚，学习的途径也是少之又少，只能通过老师面授进行学习，稍微好一些的地区有网络，能够上网进行学习，但是获取知识，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方法还是比较匮乏。其次，由于偏远地区的师资力量有限，学者往往无法找到优秀的英语老师进行辅导学习，而且老师不注重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只是一味地注重英语知识的传授，甚至可以说偏远地区的教师也并不一定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除此之外，学者们参与英语研讨会、交流会的机会也比较少，因此偏远地区的非英语专业学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较城镇地区资源多的学者而言比较低。

3.2城镇地区

城镇地区的非外语专业的英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明显优于偏远地区，优秀的教学老师都在城镇地区汇集。同时，良好的教学环境也是偏远地区不可比拟的。城镇地区的一些跨文化交际的交流协会、论坛，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活动，也是数不胜数，经常有优秀的学者举办交流活动，供非外语专业的英语学习者交流学习，大家相互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除此之外，城镇地区的英语学习者也有更多的机会去国外进行深造。

4启示

4.1改变观念

笔者通过访谈发现，我国无论是专业的英语学习者还是非英语专业的学习者都更重视英语考试的成绩，而非注重交流的本身。他们认为拿到英语证书是最重要的，忽视了对交际能力的培养。这与英语教师日常对学者的思想灌输也是分不开的。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该更注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培养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英语学者也应该自发地改变观念，语言只是工具，培养交流能力才是重点。

4.2选修跨文化相关课程

边远地区的学校应该开设相关的跨文化课程进行辅导，非外语专业的英语学者应该加强对跨文化意识的培养。老师言传身教，在教学中列举一些实际发生的案例，供学生们反思。同时还应该注重情景模拟等，加强学者的沟通能力。对于已经工作的英语学者可参与一些跨文化的课程，或者参加学术交流会，增加见识培养跨文化意识。

4.3提供出国深造的机会

学校应多为非外语专业的学者多提供一些出国交流的机会。身处异国他乡才能够真正地提高英语水平，促进对异域文化的认识、理解和容纳。

5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非外语专业英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还需提高；跨文化意识培养不够重视导致了这一现象的发生。目前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已经成为英语教学的重中之重，但是对跨文化意识的培养仍然有很大欠缺，尤其是偏远地区。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它很复杂并且多样，笔者希望通过对非外语专业英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分析以及对偏远地区和城镇地区的不同差异课题的探究，能够让更多的教师和英语学者认识到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参考文献：

[1]宋葵.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实证分析[J].中国农业教育,2011(6).

[2]王艳萍.大学非外语专业英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地区对比研究[D].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6.

跨文化交流论文篇7

一、简介

跨文化语用学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语言学学科，从语用学和对比语言学当中延伸并吸引大批语用学学家在它一现世便做出了大量的研究。且不说这些语用学家们的研究结果的分歧，人们对于文化对交流的重要性上一直保持着精神上的一致。本文中，作者根据关联理论试图对于跨文化语用失误上做出一定的解释性研究，并根据关联理论在交际中的跨文化语用失误做出分析。

跨文化语用学可被分为跨文化语用学和跨文化社会语用学。前者是关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同一种语言的异同方面的研究。然而后者是关于社会环境对于语言使用的影响的研究，也就是说，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着人们使用语言的。

跨文化语用失误是指由于听者没能够很好地理解语篇隐含的意思，或者由于没有有效地进行语用输出而导致的交流上的误解或者意思上的矛盾。这一误解或者矛盾有可能是由于听说话人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的，也有可能单纯就是因为互相交流的不顺畅导致的。中国语用失误研究的先驱何自然先生曾在中西方之间做出了一项语用失误调查，发现跨文化的语用失误在跨文化交际当中十分普遍。在这一过程当中，说话人并不能够遵守交流时所需要遵守的社会习俗，经常忽略听话人的身份或社会地位，并且会在无意间损害到目标语言的文化价值观。

因此，跨文化语用失误同语用学中的关联理论同等重要，笔者将本文的注意力放在跨文化语用理论上，来解释语言使用者在语言的输出过程中的语用失误现象。

二、语用失误

1.语用失误的定义。语言学家Sperber和Wilson曾在书中写过，交流并不是一种很完美的学习手段，交流中的失误在某种程度上说能够更好地促进人们完成交流。根据关联理论，我们知道交流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进行信息的传递，而是要有效地完成信息的传递。也就是说，那些可能影响到交流或者上下文意思的内容是应当被恰当的摒弃或剔除的。

2.语用失误的分类。根据关联理论，交流上的失误大概是可以分为语用语言学失误和社会语言学失误。语用语言学失误是一种语言问题，基本上是由于语用用意编码的差异性导致的。当说话人对于一个既定话语的语用用意同目的语或母语使用者的人表述的语用用意有偏差时，语用语言学上的失误便由此产生。很显然，语用语言学失误既同说话人不恰当的措辞相关，又可能与听话人误解说话人含义有关。

3.语用失误的原因。

（1）价值观念。价值观念在跨文化交际当中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们是我们思维和行动的核心所在。价值观念体现并主导着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基督文化下成长的人们，他们受到强烈的基督文化的影响，通常不会同那些佛教、犹太教或者印度教等人有着高度一致的价值观念上的重合，这是因为价值观是独立于各个文化之上的，并且影响着我们的动作与交际行为。（2）社会习俗。根据霍夫斯泰德的跨文化交际理论当中，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是研究文化差异的一种重要方面。总的来说，个人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和人权，集体主义强调的是集体的利益和权益。比如，西方国家的姓氏是跟在名的后面的，相反，中国的姓氏放在名的前面，因为家庭作为社会的一个基础单元，被认为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最小单位。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的，然而大部分的西方文化都是以个人主义为主。

4.语用失误的应对策略。对于人类来说，我们无法学到世间的所有文化现象。即便是在某一个特定文化当中的学者，能够将毕生精力付诸于本土文化内涵也是一件相当困难并且是工程量特别大的事情。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还需不断地研究跨文化之间的问题，以便应对科技为我们带来的变化。要达到这一目标，首先应当从交际的常用语言开始，在掌握了人们在特定的语境之下的特殊回答方式之后，再去理解和研究更深一层面的语言表达和习惯。其次便是在语言的使用过程当中，有很多带有文化色彩的典故都是简单交流的时候无法进行深一步解释的。解释的多了反而会使当时的语境内容或者气氛变质。只有通过了解文化的方式才能够帮助人们减少交流当中的语用失误，或者说，只有多犯语用失误才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避免语用失误。

三、结论

跨文化交流论文篇8

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首先提出了跨文化传播（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相关概念。20世纪50年代创立了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此后，美国不少大学的传播学院系相继开设了跨文化传播学课程，也涌现出了大量经典著作，如《跨文化传播读本》（Larry A.Samovar and Richard E.Porter，1972）、《跨文化传播学》（L.S.Harms，1973）、《跨文化传播学入门》（John C.Condon and Fathi Yousef，1975）。我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跨文化传播学这一领域，早期研究重点为外语教学与文化的关系，后期扩展至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旨在研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是如何进行交流以及提高跨文化交流技巧、跨越跨文化交流障碍的方法和途径。在我国有关跨文化传播的著作也相继出版，如关世杰的《跨文化交流学》与《国际传播学》，还有胡文仲的《跨文化交际学概论》。

本文将对2000年至2011年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进一步梳理，以理清我国跨文化传播这一学科的发展脉络并试图探寻该学科未来的发展路径。

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现状

我国跨文化传播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借鉴和初创期（1990-1995年）。这一阶段开始引入西方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理论成果，多为译著型文献，如高一虹的《文化定型与跨文化交际悖论》、刘燕南的《跨文化传播的差异分析与因应探讨》等。（2）提升和拓展期（1996-1999年），这一阶段开始对西方跨文化传播学进行拓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拓宽本土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视野。学者从偏重语言和文化层面的关系研究转向大众传媒与跨文化传播的融合研究，代表作有胡正荣的《卫星电视的影响与控制——一种跨文化传播研究》、聂小华的《文化差异与传播规范——如何把握引进电视节目跨文化交流的特性》等。（3）深化期（2000年以后），该阶段以横向拓展与学科交叉为主，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学科构建意识，大量的学科从自身的角度出发介入跨文化传播的研究领域，包括新闻类、语言类、文学类、心理学、教育学等。国内研究者逐步认识到跨文化传播中具体存在的误读与障碍性问题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交流中的影响，并着重开展如何提升跨文化传播能力的研究。如吴予敏的《跨文化传播的研究领域与现实关切》、张咏华的《试析2005年中国大陆的国际传播研究》、刘阳的《试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建构——以2000-2008年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为背景》、姜飞的《试析跨文化传播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兼与童兵先生商榷》。

本文将以2000年以后的研究成果为分析对象，着重探讨大众传媒与跨文化传播学的交叉与融合研究，大致可以细分为以下四类：

跨文化新闻传播研究。此类研究成果主要对比中西方在新闻报道过程中的差异性特点，着重分析双方在不同语境下的新闻理念、信息解读以及写作风格等方面的不同之处，如张大卫的《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程曼丽的《将中国的声音传向世界——新华社国际新闻报道的历史沿革探析》、单波的《浅议跨文化新闻传播》、张昆的《国家形象传播》、王祎的《对国家形象研究的反思》等。这些研究一致认为：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观成为东西方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最主要的沟通障碍，这也是导致双方彼此误读甚至产生敌意的最根本要素。程曼丽教授在其文章中提出，在境外创建我国新闻部门驻外分社以及提高记者的英文采编能力是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的主要途径，这将有助于国际社会倾听来自西方世界以外的声音，构建一种更加客观更加平衡的信息秩序。

跨文化交流论文篇9

1. 前言

据悉，在未来10～15 年内，中国要有20 所高职院校跻身国际著名高职院校行列，因此我们必须提升开放办学水平，积极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快高职教育国际化。

在高职教育国际化过程中，有一点是必须的，那就是：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另外，教育部高等学校高职高专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于2010 年6 月试行的新《高等职业教育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以下简称《高职英语教学要求》）明确指出要提高学生的综合文化素养和跨文化交际意识，进而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具体来说就是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会根据说话的不同主题、不同场景、以及对方的不同文化背景，讲出得体和恰当的话语。我们认为学习者的交际能力与其对所学语言所蕴含的文化熟悉程度密切相关。著名语言学家Thomas 认为：“若一个能说一口流利外语的人出现语用错误，他可能被认为是没礼貌和不友好。他在交流中的失误便不会被归咎于语言能力的缺乏，而会被归咎于粗鲁和敌意”。胡文仲教授则认为：“只注意语言的形式，而不注意语言的内涵是学不好外语的”。

跨文化交际， 指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人之间的交际。因为不同的民族所处的生态、物质、社会及宗教等环境不同，各自的语言环境产生了不同的语言习惯、社会文化、风土人情等语境因素。如果不掌握一定的语境，那么交流起来难免会出现误解，甚至不解的状况，达不到交流的目的。

2.跨文化交际所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2.1 价值观

价值观是一种社会意识，是文化中最深层的部分，它可以确定个人、群体或社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方式和交往准则。价值观是跨文化交际的核心，中国文化与英语国家文化因文化传统、、政治、地域环境等因素的差异，形成了许多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具体体现在个体取向还是集体取向，集权取向还是分权取向，喜欢创新还是趋向保守，以男性为中心还是男女平等，重资历还是重能力，重长远利益还是短期利益等等。

总的来说，个人主义是英语国家人的主流价值观，而集体主义是中国人的主流价值观。这一点在英语的词汇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比如，在英语中有许多反映“自我”的词语，象：self-study（自学）、self-assurance（自我肯定）、self-reliance（自力更生）、self-centeredness（自我为中心）self-confidence（自信）。这些词是英语国家人生哲学在日常工作和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反映。尊重和保护个人隐私是英语国家重视个人价值至上的体现。集体主义是中国人的价值观，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人认为，一滴水只有放在大海中才不会干涸，强调个人离不开集体，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意志必须服从集体意志。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引下，人们通常反对标新立异，故有“枪打出头鸟”之说。当今，在西风东渐的情况下这种价值观慢慢地在改变。

2.2 思维方式

不同文化影响下的人在思维模式方面存在着差异。英语国家文化的思维模式是直线型的，注重逻辑和分析；而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是螺旋型的，注重认识过程中的经验和感觉，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左右下，人们对人和事往往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忽视个体事物的差别。处理事务时常常带有感彩，并伴有固定的信条，影响跨文化交际。

3.跨文化交际教育途径

3.1 利用讲座进行跨文化交际教育

要提高高职英语专业学生跨文化交际水平， 一个很好的途径就是开设跨文化讲座或课程。例如， 可以就英语词汇的文化含义， 日常谈话中的文化差别， 成语、谚语、格言以及典故、委婉语、禁忌语等的跨文化比较， 开设专题讲座。也可以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 就他们/ 潜在的可能会就业的企业（ 行业） 进行/ 企业（ 行业） 文化的中外跨文化比较。例如， 可以为/ 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开设/ 中美（ 中英、中国） 澳大利亚等） 贸易谈判过程中的文化差异专题讲座； 也可以为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开设有关/ 营销策略的中外跨文化比较专题讲座；而开设系列文化讲座， 实际上就是为学生开设/ 跨文化交际方面的选修课。可开设语言与文化，跨文化交际学概论，跨文化交际学等课程。通过开设这些跨文化讲座可以丰富学生的文化知识， 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3.2 利用课堂开展跨文化交际讨论

课堂上，讲解课文时，教师先对中英文语篇模式差异进行分析，让学生了解中西文化不同的思维模式，培养学生的英语思维能力。除了对语篇模式进行分析外，对课文中出现的习语、典故等作适当的补充，让学生了解言外之意，从而了解西方文化的价值观。然后，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讨论，讨论的目的在于解决一个实际的跨文化交际问题，加深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比如，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就美国英语词汇中/ individualism （ 个体主义） 和/ materialism （ 物质主义） 的文化含义，西方人主要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进行讨论， 记录讨论结果， 并帮助学生使之与中国的集体主义 （ collectivism） 进行比较。或者，老师列举一些常见的跨文化交际方面的典型案例，要求学生进行分析和讨论，加深中西文化差异的印象，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途径。

3.3 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进行跨文化欣赏

利用网络让学生搜寻与课文相关的材料，作为课堂讨论的素材及对课文内容的补充。利用先进的教学设备组织学生观看原版的英美等国家的电影， 尤其是获得过国际大奖的电影。这既可以使学生享受到生动有趣的电影故事情节， 还可以通过电影习得英语； 更重要的是， 在老师的指点下， 学生通过电影可以欣赏到很多英语国家的文化。另外， 教师也可以向学生介绍一些浅显的英美小说以及英文报刊杂志如21 st Century， China Daily 及 Times 、 Digest等，从中选些文章让学生阅读 ；不失时机地提醒他们多注意文化方面的细节。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参考文献：

[1]郑会娟，王俊景.高职教育跨越式发展：困境与对策. 中国成人教育，2010年第8期.

[2]李妙惠. 高职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几点思考.福建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3]屈俊玲. 高职高专旅游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价值工程.

跨文化交流论文篇10

就目前来看，国内高校均针对学生开设了基础英语课程，甚至部分高校要求学生在毕业前必须取得CET4级证书，由此不难发现高校英语教学的重要性。文化和语言是紧密相连的，茶文化属于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其也有对应的语言体系。茶语言是对茶文化的反映，以茶语言为切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英茶文化之间的差异，并从这些差异之处探究这两种语言及文化的异同，从而在今后的语言学习中掌握相应的语言习得规律，促进语言自身的学习。

1跨文化交际能力概述

跨文化交际源于英语“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其是上世纪国外学者所提出的观点。相关学者指出，跨文化交际表示“在特定的交际情景中，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交际者使用同一种语言（母语或目的语）进行的口语交际”。这是目前为国内外学者所普遍接受的定义。事实上，跨文化交际场景必须满足四个基本条件：其一，交际者的文化背景不同；其二，交际者通过同一语言交流；其三，交际者通过实时的口语交流；其四，交际者直接使用言语交流。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剧，整个世界成为密切相连的整体，居住在同一个地球村的人们不可避免地会相互交流，因而就会出现跨文化交际的场景。如何得体地进行交流是交际双方都需要考虑的问题，这同时也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直接体现。有学者在其论著中明确指出，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语言基础能力、社会文化能力在内。一般说来，跨文化能力可以分为五个方面：其一，交际者能够具备开放、好奇等心态，且能够对不确定因素采取包容的态度，同时不随意对事物进行评断；其二，交际者能够与他人建立关系并保持关系；其三，交际者能够降低不必要的曲解在交流过程中的发生率；其四，交际者能够基于相同需要进行合作、协作；交际者能够正常使用外语进行基本交流。

2茶文化英语语言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必要性

2.1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现状分析

英语语言教学除了教授学生基础语言知识之外，还会讲解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等内容，而茶文化作为中西方文化中相互交织的部分，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当前，国内高校的英语语言教学存在明显的功利化和应试化倾向，学生不再单纯为了知识而学习，学生的学都是为了考取相关证书、通过期末测试、得到毕业证书等。教师在教学中也主要围绕所谓的考点展开讲解，教授内容缺乏新意，学生只能学到一些不太受用的理论知识，其语言交际能力却不见起色。语言学习的目的本应该是为了交流服务，而落后的教学理念明显误导了学生。从针对高校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问卷调查结果来看，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并不理想。其中接近一半的学生对“跨文化交际”的概念不了解，有接近五分之三的学生不能够与外国人正常进行口语交流，其中不乏那些平时考试拿高分的学生。由此可以看出，国内高校英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工作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教师应该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拟定相应对策，帮助学生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

2.2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从大的角度来讲，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是基于汉语国际推广战略的需要。当然，对于学生而言，教师应该帮助学生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点。其一，学生作为祖国未来的接班人，其在外事交流中能够自觉传播我国优秀文化（包括茶文化在内），向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展示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促进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其二，由于世界各地存在不同的文化体系，文化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可以使学生注意到语言背后的文化禁忌和文化冲击，从而在交流中自觉加以避免。其三，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外企业的交流合作也日渐增多，很多国内企业（比如茶叶企业）不可避免地与国外同行展开交流。在企业对外交流的过程中，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可以帮助企业得体地表达自身的观点和态度，并在商贸往来中赢得国外同行的尊重。因而，不难发现，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茶文化英语语言教学中，教师应该注意到这些因素，并帮助走出语言交际的误区。

3茶文化英语语言教学中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策略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当前的茶文化英语语言教学中刻不容缓。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当前英语语言教学所存在的弊端，我们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策略提出相关建议：

3.1教学理念：重视语言能力培养

教学理念会影响到教师的教学目标、教学方式以及评价方式等方面，如果教学理念存在问题，那么茶文化英语语言教学的效果可想而知。传统茶文化英语语言教学中，教师主要采取应试教育理念，他们把重心放在培养学生的应试能力上，而忽视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这种教学举措很显然是得不偿失的。教师应该重视学生综合素质和实际语言能力的培养，并在课程设置和教学目标设置上侧重于语言能力。同时，教师还应该引导学生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加以重视，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

3.2课程设置：增设文化和口语模块

从传统课堂教学来看，教师的教学重心主要在于基础语言知识，比如词汇、语法、阅读等。很显然，这种教学设置无法适应当前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需要。教师应该增设文化模块和口语模块，以此推动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在文化模块中，教师可以对中英茶文化、中美茶文化进行多方位对比，帮助学生真正认识到中西方茶文化的异同；同时教师还应该采取举例说明的方式帮助学生认识茶文化交流习俗、茶事活动禁忌等内容，使学生真正掌握相关文化知识，并在今后的跨文化交际场景中灵活运用。在口语模块中，教师可以设置不同的口语主题，比如“茶事交流”、“茶文化对比”、“茶的分类”、“茶文化思想”等，同时给学生分配不同的讨论任务，让学生在口语模块的学习中有所收获。

3.3教学方法：采取多种教学方式

传统的教学方式十分单一，教师主要采取“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师生之间零交流，整个课堂氛围十分压抑，课堂收效甚微。针对这种情况，教师有必要对教学方式加以丰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首先，教师可以灵活运用多媒体资源，通过视频、音频等方式向学生讲述茶文化知识，使学生能够形象生动地了解这些知识内容。其次，教师不妨采用分组教学，引导学生在小组内讨论相关茶文化内容，这样可以使学生充分参与到课堂之中。不同小组的学习任务也不同，小组内的成员也有着不同的任务，比如资料搜集、知识总结、观点陈述等。再次，教师还可以创设相关教学场景，比如为学生创设茶事交流场景或者茶博会场景，让学生模拟交际双方进行交流演练。

3.4评价方式：综合多种评价方式

就传统的教学而言，教师主要从应试成绩（80%）和课堂出勤率（20%）来对学生的学习成果作出评价。这种评价方式不太科学合理，而且应试成绩的高低并不能够直接反映出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因而教师应该综合多种评价方式对学生作出评价。评价模块主要包括应试成绩（30%）、课堂表现（20%）、口语对话（30%）、社会实践（20%）这四个方面。应试成绩包括随堂测验和期末闭卷测验两部分；课堂表现包括学生讨论成果、学生出勤率、学生的学习态度等因素；口语对话包括师生口语对话、生生口语对话、人机口语对话三部分；社会实践包括社会实践报告、社会实践实录视频等内容。从以上这些因素出发对学生进行评价，可以更为全面地评估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因而值得教师在今后的教学评测中采用。

3.5课外活动：提供更多实践机会

很多教师往往忽视了课外活动的重要性。事实上，学生要想培养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还需要通过实践积累经验，而课外活动就是学生的实践舞台。就茶文化英语语言教学而言，教师不妨帮助学生组织相关的英语角活动，同时邀请外教参加，学生在轻松愉悦的英语角环境中可以更加自在地交流，提升自己的能力。当然，教师还可以在校内组织相应的英语辩论赛，主题围绕茶文化，学生在参加辩论赛的过程中可以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口语能力。同时，教师还可以给学生提供相关的社会实践机会，比如带领学生到国际茶博会、国际茶事交流等活动中参加志愿活动，让学生现场感受文化之间的碰撞，这对于学生的语言学习十分重要。学生在实践活动中会加深对真实跨文化交际场景的认识，同时还会增强自己的口语表达技巧和能力。

参考文献

[1]明星.从中西茶文化差异看旅游英语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J].福建茶叶,2016,38(4):227-228.

[2]苗琴.高校旅游专业开设《茶文化及茶道艺术》课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以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为例[J].才智,2014(25).

[3]杨成娟.在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J].试题与研究:新课程论坛,2013(27):62-62.

跨文化交流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0)010-177-02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于巴黎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旨在承认和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之上，保障世界各民族文化的自由传播与平等分享，同时这一宣言也是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的一种反击。然而，倡导文化的多样性并非是鼓励开展文化圈地运动，并不提倡各种文化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而是要通过文化之间的交流来“认识到人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和“开展更广泛的团结互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任总干事松浦晃一郎曾对此直言不讳：“文化间的对话是和平的最佳保证”。因此，跨文化交流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理论范畴，而是走上了国际政治的舞台，成为国家之间、民族之间进行交流，达到相互认识、理解和促进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

不可否认，文明的多样性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承载着厚重而独特的历史与传统，每个民族又都着有自己绚丽、独特的文化内涵。而语言既是民族文化表达和传播的工具，同时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有深深的民族烙印。由于不同民族的人文历史、世情风俗、自然环境、、生活与思维方式等等的差异，跨文化交流中常常出现信息被误读、遗漏或失真的现象。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的民族文化如何走出去，如何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中国形象与争夺文化市场，抵御强势文化的入侵，是当前我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命题。而克服跨文化交流中的理解误差，努力校正历史形成的文化偏见，进而消除因误读与误解造成的对抗与冲突的责任，也部分地、历史地落在了翻译界与传媒的肩上。本文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拟对跨文化交流及翻译与双语编辑如何克服异语障碍提出几点拙见。

毫无疑问，在世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跨文化交流有着众多的形式，而语言交流一即翻译，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交流形式，却是难以替代的。双语编辑的工作因为涉及两种以上的语言文化，也更具挑战性。它不仅要求编辑拥有开放、平等的文化心态，以及弘扬民族文化、维护文化多样性的使命感，而且要求具有广博的跨语言的文化知识，不同语言的编辑规范运用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双语信息处理能力。

诚如美国翻译学家斯坦拉所言，无论是同一语言之内还是不同语言之间，人的交往就等于翻译。而当代法国翻译理论家塞莱斯科维奇女士也在与南京大学许钧教授的访谈中明确表示“翻译首先是人类的交际行为。”而且“翻译的对象应该是信息内容，是意义，而不是语言。”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同质还是异质文化交流中，翻译都是人们交流的一种最为重要的形式。跨文化交流实质上也属于信息内容的交流，而翻译和编辑正是保证来自不同文化的信息内容能够得以顺利交换的重要桥梁，“翻译就是那在多种文化、多种民族之间，因此也是在边界处发生的东西。

事实上，翻译和双语编辑面对的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是文化问题。文化，则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人类的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和表达工具，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翻译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语言的转换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法国后结构主义翻译批评学家贝尔曼在《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代文化与翻译》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这一观点。但是在跨文化交流活动中，翻译与一般意义上的跨文化交流还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翻译借助于语言这种信息传播的载体，赋予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一个交流沟通的渠道。而且与一般意义上的跨文化交流不同的是，在翻译和外文书刊编辑的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与碰撞是全方位的，充满矛盾的，既有所坚持又有所创造。松浦晃一郎认为翻译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工具，能够开通渠道，在个性与共性，多样化与对话之间找到契合点”，必然能在尊重差异、保持差异，维护文化多样性的跨文化交流活动中担当重任。

翻译既是我们文化扩充的手段，吸收异域文化精华的途径，又是我们文化走出去的一个媒介，是传播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通路。但是，没有好的翻译和编辑就不会有顺畅的跨文化交流。因此，一个好的双语编辑同样需要正确认识和对待翻译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因素，尽可能克服翻译和编辑工作中的困难和障碍，为异语间的交流、异质文化的交流搭桥铺路。

2.1　灵与肉

在克隆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复制一个基因一致的生物体己经不是一件难事，但复制一个思想观念、是非标准、意识形态一致的灵魂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翻译与双语编辑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即在翻译过程中再现词汇、句式等外在的语言表现形式是有可能的，但毫无疏漏地再现作品深层次的内涵、文本的艺术性等超越语言之上的文本内在特性却绝非易事。

纵观当代的翻译理论，早已突破了乔治・穆南、贝尔尼埃等人的“纯语言学途径”。从梅肖尼克在《诗学――创作认识论与翻译诗学》一书中对文学作品独特艺术个性和别具一格的文本形式的重视，到塞莱斯科维奇女士的“释意理论”的形成、对翻译思维模式、言语意义的把握，都突出说明了，人们在跨文化交流中，对于难以复制的文本内在特性、言语意义有了更多的关注，也开始从各种角度来着力解决不可译的部分，使之能够被表达出来。

而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如同质文化环境里，信息的信息度很高，因此信息熵很低；在开放的系统中，信息熵会增加。这就说明，在跨文化交流活动中，由于文化差异等客观原因，理解和沟通所需要的信息量就会增大。所以在跨文化交流中，语言交流已经不能满足沟通的需要，超语言学范畴的多种因素，如文化背景、语境因素等等方面对于理解异质文化是至关重要的。塞莱斯科维奇女士在释意理论中强调了这些因素对传达内容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确实，从信息度的提供这一角度来看待翻译问题，就会发现，单单依靠语言本身的信息，信息度是远远不能够满足异质文化尤其是低语境跨文化交流需要的，很难仅仅通过语言这一项因素来表达丰富的言语意义。通过语言之外的因素来补偿或重新表达，不失为一种变通的办法，增加信息量令译文更易被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使不可译的部分尽量地减少。对于这一点，作为双语编辑应对翻译在译文中增加的信息量有足够的认知和准确的把握。

但不容否认的是，在交流和信息传递的过程中，信息的耗散是一个必然的事实。因此，不论是什么样的译文对于原文来说，都是一种文化消解的结果。而被消解掉的往往不仅仅是语言，更多的是文本的内在特性和言语意义。翻译是根本无法做到百分之百的对等的，在坦然面对译本不完美性和译者个人偏好的同时，翻译和双语编辑所需要注重的则是在尽量保持原作的语言特色、语言风格的基础上，无限接近原文的核心意义，使译文在形式与内容上贴近原作，在目的语中使原文本的韵味尽量地展现出来。

2.2　补偿与剪裁

斯坦拉的四步阐释翻译模式中提出了“侵入”、“补偿”的概念。而法国释意派理论提出了“脱离原语语言外壳”的翻译步骤，即是在一定程度上扬弃了语言外壳，摆脱了原有的语言形式的束缚，而尽可能地释放其内在的意义。不论是何种翻译理论学派，所不能回避的便是可译与不可译以及如何掌握翻译尺度的问题，简而言之，便是剪裁与补偿的问题。

在跨文化交流的翻译活动中，剪裁与补偿表现得非常突出，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都必然遇到这两种情况。但剪裁和补偿的度，直到今天仍然是学界、翻译以及双语编辑无法解决的一个难题，应该以何为标准来确定原文翻译时的取舍呢?

如前所论，在跨文化交流中，需要增加一些相关信息来帮助理解和沟通。补偿看似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但是又该如何补偿，补多少，如何才能在不破坏文本的语言风格、保持原作内在特性的同时，巧妙地将异质文化信息融进译本中呢?要避免补偿的信息变成“狗尾续貂”首先就必须深入理解原本，尤其是理解原本的最核心的内在特性。但笔者认为，在翻译过程中，重点不是补偿，而是剪裁。剪裁就是对原文信息的合理消解。因此，剪裁是在对原文的篇章逻辑结构以及核心的内在特性的保留的基础上，寻求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共性和支点，去除一些不影响理解和沟通的信息和无关紧要的信息。只有在剪裁过后，我们才能真正知道应该增补哪些方面的信息。补偿是剪裁后的补偿，剪裁是理解后的剪裁。对原文的解读是第一位的，但在深入剖析原文后，笔者以为，应该首先从整体上和宏观上把握和构架译文，也即是裁剪原文，厘清何者译、何者不译，然后对于原文中的异质的文化元素进行一定的信息补偿。这也是双语编辑在工作中应予以厘清和掌握的问题。

今天的翻译不再是单纯的语言学意义上的翻译了，而已经成为横跨多个研究领域的新学科，翻译和编辑也不再追求语言上的等同，而更多地转向关注有形的语言文字背后的文本的真正内涵和言语意义。

3、结　语

跨文化交流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3－0137－10

跨文化交际学至今已经走过半个世纪的旅程。1959年，爱德华・霍尔在其力作《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中首先运用跨文化交际概念，并对非言语交际行为做了理论分析，本书因此成为跨文化交际学的开山之作。20世纪60年代之后，更多学者加入研究行列，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历经50年积淀，跨文化交际学的架构渐渐清晰，其内涵日益丰满，逐步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生源自普遍性的现实问题。跨文化交际理论首先针对的是最为根本的文化差异问题，然后延伸到调整、价值、身份、能力与意义等重要议题。起始阶段，跨文化交际理论主要解释某些局部现象，各种视角缺乏必要的统合，显得有些零散。经过80－90年代的拓展、深化和整合，它在跨学科、多元化发展的格局下，现已具备较高的系统性。学科发展离不开理论建设。本文拟以跨文化交际核心议题的形成、拓展、深化和整合为线索，全面检视该学科理论研究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的得失。

一、跨文化交际理论的起点与中心：差异与调整

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在局部现象的探索中起步，其第一个核心议题是最为根本、尖锐的文化差异问题。二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国际交流的范围迅速扩大，频度直线上升，由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问题显得极为突出，它促使学者们潜心思考，对此做出学理的解释，提出相应的对策。

上世纪50年代末，霍尔率先把人类学的文化与社会学的交际概念结合到一起，启动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进程。他着力探究身势语言(kinesies)、距离学(proxemics)以及时间学(chroneml‘cs)等非言语行为，论述了文化差异对交际的影响。就理论探索而言，其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提出高、低语境文化理论(high-and-low-eontext cultures)。霍尔依据文化与语境之间不同程度的联系，把世界文化抽象为从高语境型到低语境型的文化连续流(cultural continuum)。高语境文化指高度依赖语境来传递信息的文化，它通过外部环境或内化于人们心中的价值观与规范等来表达大部分意义，而用语言符号明确传达的仅仅是整个信息的小部分。低语境文化正好相反，它倾向于把大部分信息编入明晰的语言代码之中，直接表达出来，较少依赖语境。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大致对应于东西文化分野，以简洁的分析框架解释了两种文化运作机制的本质差异，为后来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文化取向理论的发展做了有力的铺垫。

60至70年代期间，围绕文化差异这个核心问题，学者们推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欧伯格等人的文化休克论(cultural shock)、格拉洪的文化适应周期论(acculturation stages)、白瑞的文化适应理论和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intercuhural adaptation theory)。

欧伯格1960年首次运用文化休克概念表达海外旅居者面对陌生文化产生的疏远、惊恐、烦躁和沮丧等一系列心理失衡症状。他对里加德(Lvsgaard)1955年提出的经典U-曲线模型加以改良，创建了文化适应周期理论。该模式显示，跨文化交际者大体经历蜜月期(honeymoon stage)、危机期(crisis stage)、恢复期(recovery stage)和完全适应期(full adaptation)四个阶段。格拉洪注意到旅居者返回故土后重新适应原有文化的现象，把U-曲线拓展为W-曲线模型，更全面地演示跨文化适应的过程。文化适应周期理论研究的对象是海外旅居人员，揭示了他们在适应异国文化以及重新适应本土文化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典型特征。上述理论来自经验的归纳，主要是现象的描述，缺乏系统性。它们仅以交际者对新文化的满意度来衡量效果，没有考虑适应的逆转与失败等情况，有简单化理解问题的倾向，但为研究者更深入地分析跨文化交际原理，开拓新的领域做了必要的准备。

70年代后，白瑞在文化休克理论的基础上探讨文化适应策略。他认为，“休克”概念比较模糊，缺乏充分的心理学理论依据；相对而言，“压力”(stress)概念更明确和有解释力。白瑞提出，移民们面对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压力，他们在适应主流社会时会采取四种不同的策略。如果移民们既想保持原有文化，又希望融入新的社会，他们会选择整合(integration)；如果他们不想保留原有文化，则会选择同化；如果他们只想保留原有文化，不愿融入新的社会，他们会选择分离；如果他们对保持原有文化和融入新的社会都不重视，就会选择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在四种策略中，移民们最愿意选择的是整合，选择整合策略的移民所承受的社会压力也最小。白瑞的理论得到学界的高度赞赏，他本人也因此成为文化适应研究的领军人物，但同时也引起一些批评。纳瓦斯等人指出，文化适应在不同的时段以及不同的领域有差异，表现出较大的相对性。他们为此重建白瑞的理论，发展出“扩展的相对文化适应模型”。沃德指出，白瑞的理论主要关注移民群体，应该拓宽它的视野，把目光投向旅游者等群体。

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的起点同样是文化差异带来的压力。她认为，文化差异造成各种压力促使交际者做自我调整；经历调整与转化后，他们不断成长，能够从容应对不同的文化场景，最终成为超越自我的跨文化人(intercultural pemon)。金荣渊的理论被广泛运用于跨文化交际研究。以其简明的概念框架、严谨的逻辑和坚实的实证基础而备受学界推崇。

1960年至1980年期间，跨文化交际学者们还对其他议题进行研究。例如，奥利弗对修辞与跨文化交际的关系、康顿和约赛夫对文化价值取向、以及费琛对跨文化交际理论与方法的论述等。学者们从各自的视角来观察，观点庞杂，不成体系。这个时期，他们对文化差异与跨文化调整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但对其他问题的分析相对薄弱，理论建设的发展缓慢，学科的繁荣期仍未到来。

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经过10年“”动乱，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跨文化交际渐渐成为广泛关注的社会议题。何道宽1983年率先把跨文化交际学介绍给外语学界。随后10年， 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逐步展开。就理论探索而言，国内研究者的起点也是文化差异这个核心问题。围绕文化差异对语言交际和外语教学的影响，中国学者着力分析跨文化语用失误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其代表作有：王得杏《跨文化交际的语用问题》、顾日国《礼貌、语用与文化》、高一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道”与“器”》、许力生《交际能力与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的交际能力问题探讨》等。

王得杏认为，跨文化交际既涉及文化的规约，又涉及语言的规约；两种规约在不同文化里的差异是导致交际障碍的根本原因。顾日国也指出，由于英汉文化差异，两者的礼貌准则有所不同；其中，“贬己尊人”的礼貌原则最富中国文化特色。从跨文化语用研究的成果看，中国学者大体上持一种温和的语言相对论与文化相对主义，在承认人类共性的基础上强调各个语言、文化的独特性和不可通约性。高一虹运用中国文化中“道”与“器”的概念剖析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她在批评以“功效”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缺陷后，论证以“人”为中心，从涵盖“健全人格与能产生交际意向”的“道”与原理，及其“文化知识、交际技巧与功效”的“器”两个层面来解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合理性。㈣许力生认为，就语言层面而言，交际能力包括语法、社会语言、语篇和策略四个方面的能力：在跨文化交际中，语法和策略能力占有非常突出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比其他两种能力更具跨文化性。从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的进展看，中国学者已经能够在吸收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由于他们大部分来自外语教学领域，往往更侧重语言能力的分析。

在1980年至2000年期间，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者还探讨其他一些议题，例如高一虹对定型(stereotype)的正负面效应的分析、贾玉新对面子与身份在跨文化交际中作用的讨论、胡超有关文化思维模式差异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胡文仲有关跨文化交际学性质与研究层面的论述等。这段时期，特别是第二个十年，中国跨文化交际学科发展很快，但理论研究比较薄弱，相对滞后，建设性成果屈指可数，并且集中于语言交际层面。开始阶段理论视野的偏狭并不一定完全是负面的，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找到坚实的立足点，但随着学科的发展，它的局限性就会逐步凸显出来。

二、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拓展与深化：价值、身份、能力与意义

跨文化交际理论在核心议题的拓展与深化中逐步走向成熟与系统化。20世纪80年代至今，全球化迅猛发展，文化间的交往愈益深化，由此产生的矛盾与问题也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差异与调整仍然是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核心议题，与此同时，价值、身份、能力和意义等议题逐步成为新的重心。

(1)关于差异与调整问题的理论主要包括：刘易斯和江纳曼的6阶段跨文化适应理论、金荣渊的综合的跨文化调整理论(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cultural adap~tion)、古迪康斯特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anxiety and uncertainty management，AUM)理论、伯贡的预期违背理论(expectancy violation theory)和盖洛斯等人的跨文化通融理论(intereultural accommodation theory)等。

刘易斯和江纳曼博采众长，推陈出新，发展出跨文化适应6阶段论。该模式显示，跨文化交际者在适应异国文化和重新适应本土文化过程中，一般经历“预备期”(preliminary stage)、“旁观期”(speeta-tor stage)、“参与期”(participant stage)、“休克期”(shock stage)、“调整期”(adaptation stage)和“返乡期”(reentry stage)6个阶段。它虽未揭示各个阶段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没有揭示适应的逆转或失败，仍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上，但仍然是迄今为止跨文化适应阶段论中最完整的一个模型。

白瑞基本上延续了前期的观点，没有提出新的文化适应理论。金荣渊则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全面考虑长期与短期、宏观与微观因素，建构综合的跨文化调整理论。她认为跨文化调整涉及6个层面：个人交际、社会交际、族际、当地社会环境、交际者个人倾向及跨文化转化(intercultural transformation)。经过一系列转变之后，交际者逐步成长，形成健全的交际功能、健康的心理以及跨文化认同。打破文化定型，超越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发展更为包容的跨文化认同的路径是身份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与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金荣渊的理论简洁而严密，得到广泛引用，堪称经典。

古迪康斯特在20世纪80年代重建博格(Berger)的不确定性消除理论(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于1995年推出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AUM)理论，随后在1998年和2005年对其理论进行精简与完善。他认为，当陌生人进人新的文化时总要面对诸多不确定性，产生相应的焦虑；人们对不确定性和焦虑的承受有一定的限度。当它们超过最高限度时，人们就难以进行有效的交际；但当它们低于最低限度时，交际往往陷于单调与乏味。较为理想的情形是，不确定性介于最高与最低极限之间，可预测性与新奇性形成动态平衡，一道促进跨文化交际的顺利完成。AUM理论启发了许多学者，开辟了一条围绕心理调节而展开的分析途径。

伯贡1995年提出跨文化预期违背理论。她认为，预期违背在跨文化交际中起到两种作用。一方面，它使交际者感到惊讶或恐慌，阻碍交际的顺利展开；另一方面它能够提高交际者行为的主动性，创造相互学习的机遇。评判的要素首先取决于交际能否得到积极回报，其次取决于文化规范对预期违背的容忍度，再次取决于交际发生的语境。预期违背理论是为数不多的直接探讨非言语行为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之一。由于非言语行为具有较大的暧昧性和不确定性，该理论没有清晰地演绎各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此外，预期违背理论的理性主义立场使它在解释与情感相关的现象时显出较大的局限性。

盖洛斯等人于1988年借鉴言语通融理论(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SAT)发展跨文化交际通融理论。她们指出，交际发生在特定的历史与社会语境之中，它既是信息交换也是认同建构的过程。首先，不管是以群体交往或人际交往为定位，正面的历史交往以及交际者感受到的善意都构成相互通融的基础；其次，积极的群体形象和文化认同是促进双方通融的另一个显要因素。此外，群体认同的强度、交往的意愿以及群体地位都影响跨文化通融的过程。跨文化通融理论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对情感因素的重视，但该理论似乎过于强调历史交往的影响，有轻视交际者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能力的倾向。

(2)关于价值取向的理论代表作主要有：霍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理论以及苏瓦茨的文化价值理论。他们探讨了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权势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 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和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以及长期定位和短期定位(Iong-term and short-term orientation)5个价值维度。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取向显示一个文化对自我是相互依赖，还是独立、自治的理解；权势距离表明社会平等的程度；不确定性规避显示文化群体对暧昧性的容忍程度；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反映男女之间是否平等；长期定位与短期定位主要反映文化群体对儒家思想的认同度。

霍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论引发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其中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价值取向论得到最多的肯定和运用。特里安德斯还在他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更精致的纵向和横向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取向论(horizontal／verfical 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横向个体主义珍视自我独立和相互平等：纵向个体主义重视个人自治的价值观，但接受现实中一定程度的社会等级。诚然，霍斯泰德的理论也遭到尖锐的批评，最严厉的莫过于实证基础的片面性。他的理论建立在实证研究之上，但其样本仅仅局限于跨国公司的雇员，其代表性自然有问题。此外，也有学者对文化范畴是否可以用线性、相互排斥的概念来表达、并且用数字进行量化提出质疑。

“霍斯泰德仅仅在国家层面上探讨文化价值取向问题，苏瓦茨主要在个人层面上展开研究”。苏瓦茨发现，个人层面存在10个近似普遍性的价值观(near universal values)：权力(power)、成就(achievement)、享乐主义(hedonism)、刺激(stimulation)、自我导向(self-direction)、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仁慈(benevolence)、传统(traditiun)、顺从(conformity)和安全(security)。这些价值观在每个特定文化中会有不同的取向。近年来，苏瓦茨的理论在跨文化交际学界的影响渐隆，为学者们理解文化的共性与差异提供了一般性参照框架。

(3)有关身份问题的理论主要包括：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face negotiation theory)、科里尔与托马斯的文化认同理论(cultural identity themy)、库帕奇与今堀的身份管理理论(identity management the-ory)及其丁允珠的身份协商理论(identity negotiation theory)等。

丁允珠于1988年围绕跨文化交际中身份冲突问题，开始建构面子协商理论。她指出，集体主义文化重视他人的面子与相互关系，强调内外之别与长远的得失，较多采用回避、通融、妥协或第三方帮助的策略；个体主义文化侧重自我的面子与目标的实现，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平视内外成员，较多采取直接面对差异、不惜使他人丢脸的策略。当冲突的利益重大、回报额高的情况下，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文化都表现出理性主义的逐利倾向，愿意与内部及外部成员展开平等竞争。面子协商理论推出后，受到学界好评，广为引征，但也存在不足，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首先，该理论忽略了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文化内部的差异。其次，它没有深入探讨尊重、信赖、尊严与荣誉感等情感因素对面子协商的影响。

面子协商理论关注的焦点在于交际者的外部形象，文化认同理论则更侧重身份内涵的分析。科里尔与托马斯1988年提出，文化认同主要中文化群体的核心符号系统表征，产生于社会交往和跨文化对话，在不同的语境中显示出多样的形态；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规范和意义系统，跨文化能力表现在能否得体地运用交际规则、准确地理解话语意义以及有效地确认交际者的文化身份上。文化认同理论属于思辨、解释性理论。它在经验归纳型理论占主流的情况下，为研究者探寻跨文化交际原理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蹄。与此同时，它也有待于经受实证研究的检验。库帕奇与今堀分析交际个体如何在发展相互关系的过程中来建构身份，进而实现成功的交际。他们认为，身份与面子在社会交往中占据着中心的地位；跨文化交际者都面临一系列与文化身份管理相关的处理面子的难题；相互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3个相互联系、循环的阶段，即试探(trial)、交织(enmeshment)和再协商(renegotiatlon)；交际者的跨文化能力体现在面子的维护以及相互满意的交际关系的建立上。

丁允珠围绕身份管理的5对辩证关系来建构理论。她认为，跨越文化边界应该遵循下列5对辩证关系：身份的安全和脆弱性、身份的包容与差异化、身份的可预测性与不可预测性、身份的联系与自治以及身份的一致性与变化；交际者不但要积极维护身份的安全与一致性，而且要勇于改变视角，拓展与更新原有身份。身份管理理论与身份协商理论是跨文化交际学中有关身份商谈的两大主要理论。前者聚焦于身份的微观层面，注重交际行为；后者关注身份的宏观层面，侧重交际原则；两者互为补充，在跨文化交际学界影响广泛。

(4)有关能力的理论主要有：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以及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等。早期的理论以“有效性”(effectiveness)与“得体性”(appropriateness)为标准来评判跨文化交际能力，有些过于抽象，并且常常与能力概念产生混淆。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1984年提出，跨文化交际能力涉及认知层面的“知识”、情感层面的“动机”与行为层面的“技巧”三个要素。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的三分法简要地概括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关键层面，为人们理解跨文化交际能力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概念框架，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同，现已成为经典的理论模型。

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延续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的思路，于1996年提出综合性理论。他们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涵盖情感、认知和行为3个层面。情感是指跨文化交际的敏感性(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即特定的情形中交际者的个人情绪或偏好。认知是指跨文化意识(intercultural awareness)，主要涵盖自我意识和文化意识两个方面。自我意识是指交际者对自己文化身份的领悟；文化意识是指对交际者对文化共性与差异的理解。行为――跨文化交际的灵巧性(intercultural adroitness)是指交际者实施交际行为，完成交际目标的技能。陈国明2005年又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加入全球心态(gJobal mindset)层面――全球思维，进一步提出全球交往能力模型。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们全面地解析跨文化交际能力，丰富了它的内涵。

(5)有关意义理论的代表作主要是克罗南和皮尔士等人的意义协同处理理论(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meaning-CMM)。克罗南和皮尔士等人于1988年提出CMM理论，其后皮尔士对它加以拓展与改进。他们认为，交际是人们以开放的心态，探索互动模式、理解意义、建立相互关系的进程。协同的意义在于它把不同的见解和反对的意见转变为推动交际走向深入的潜力；协同的手段主要包括：策略性 过程设计、事件的运筹、交流的技巧、逻辑的力量(logical force)、个人地位和日常语言以及语境重建等。CMM理论吸取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观点，主张打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界限，鼓励理论家参与社会实践，更有效地改造世界，其新颖的视角在跨文化交际界引起较大反响。然而。该理论的强处也正是其弱点所在。它消解了理论与实践的分界，但却无法否认它们之间的相对独立。一方面，理论有它超越现实的部分；另一方面，交际行为在很多场合中是下意识、习惯的而非反思的，不一定能升华为理论。

上述理论汲取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思想对跨文化交际行为与观念做理性的分析与解释，拓展了研究领域，引发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和学术争鸣，促进了学科的壮大与繁荣。

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也取得了巨大进展。经过几十年的社会变革与发展，中国与世界建立起更广泛、密切的联系，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跨文化交际已然成为显要的社会议题。在理论研究方面，跨文化交际学者突破了早期局限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狭隘视阈，拓展到移情、身份认同以及全球化等问题。主要代表作包括：高永晨的《跨文化交际中移情适度的原则》、胡庚申的《国际交流语用学――从实践到理论》、胡超的《跨文化交际：E-时代的范式与能力建构》以及戴晓东的《建构跨文化认同的路径――双向拓展模型》等。

高永晨指出，在跨文化交际能力要素中文化移情能力是最重要的成分，文化移情应该遵循适度的原则。胡庚申提出“日常交际”、“专业交流”和“谈判交涉”语境三分假说。他认为，语境对话语有制约和释义作用；在国际交流中，对语用失误的处理应该根据语境和交流效果，分别采取“酌情”、“忽略”和“补救”的原则。胡超以马斯洛对人的基本需求的论断为基础，结合中国道家无为与儒家仁爱的思想，提出她对E-时代跨文化交际能力内涵的解读。戴晓东在汲取金荣渊、吉川和阿德勒(P.Adler)等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发展跨文化认同模型。他认为，向独特性与普遍性两个向度拓展文化认同，使其实现最大限度的本体开放，不断积累跨文化共识，是建构跨文化认同的有效途径。这个时期，中国跨文化交际学者锐意进取，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但理论研究成果依然较少，与国外同行仍有较大差距。

三、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整合与分化：学派与范式

在跨文化交际理论不断拓展的同时，学者们也在尝试对它们进行系统整合。长期以来，欧洲范式一直主导跨文化交际研究。继阿桑迪1998年提出建立以非洲为中心的范式的构想之后，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和三池孝贤等人探讨了构建亚洲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可能性。学派与范式现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

真正意义上系统性理论研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古迪康斯特1983年编辑出版了跨文化交际学史上第一部理论研究文集《跨文化交际理论：当下的视角》(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CurrentPerspectives)。古迪康斯特与金荣渊1988年合作推出了第二部理论文集《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Theo-ries in Intereuhural Communication)。其后，卫斯曼于Wisemanl995年也编辑了理论文集，对现有的理论进行整合与比较。古迪康斯特2003年在其两篇论文《跨文化交际理论》(Cross-cultural communlcation theories)与《文化间交际理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ies)中对现有理论成果做系统性总结。2005年，古迪康斯特对现有跨文化交际理论进行新的整合，出版了《跨文化交际的理论》(Theorizing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和全面的理论文集。上述几部理论文集以及综述性文章围绕跨文化调整、交际能力、身份和意义等核心议题，对跨文化交际的基本层面做立体、多方位的研讨。

理论的整合与系统化自然涉及学派与范式问题。学派与范式泛指学界公认的理论流派或体系。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研究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使之形成连贯的研究传统，避免因过于庞杂、凌乱而迷失方向。范式的建立既可以从广义，也可以从狭义来理解。前者涉及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后者指具体研究成果发挥示范作用，在开启新的治学门径的同时，又留下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在跨文化交际学界，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霍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理论、白瑞的文化适应模型、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古迪康斯特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伯贡的预期违背理论、丁允珠的身份协商理论、库帕奇与今堀的身份管理理论以及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等已成为跨文化交际学领域里影响广泛的经典理论。然而，这些理论相互之间的互动较少，各自基本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并未在学界建立起高度的学术认同，只能在很宽泛的意义上称作学派或范式。

斯密斯提出，指导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有3种基本范式：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empiricism)、社会解释主义(social interpretivist)以及修辞法(rhetorical approach)。逻辑实证主义运用假设一推演以及解释客观因果关系的探索模式：社会解释主义，或曰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eonstructivism)采用对社会语境中的符号进行主观诠释的研究路径；修辞法采取对现实做预测和辩证解释的分析模式。陈国明基本赞同斯密斯的观点。他认为，主导当今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三大范式是：实证主义(positivism)、解释范式(interpretive paradigm)和批判范式(critical paradigm)。其中，批判范式的旨趣主要在于挖掘事件的内在结构，揭示压迫者或被压迫者的社会背景。罗杰斯与哈特认为，跨文化交际学经过前范式期和范式期之后，现在已经进入常规研究期(normal science)。前范式期以上世纪20年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博厄斯的历史特殊主义的出现为标志；范式期以霍尔《无声的语言》为发端；十年后，跨文化交际学进入常规研究期；在此期间，学者们有意识地运用既有的范式进行分析，他们所探讨的问题也具有高度相关性。迄今为止，跨文化交际理论基本建立在欧美人的问题、假设、概念与逻辑之上，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鉴于欧洲范式对欧美以外文化经验与价值观念的忽视，阿桑迪率先倡导非洲范式。他认为，以非洲为中心的范式意味着理论所关注的非洲人是交际的主体、非洲文化形象以及人类利益的人；他们在自己的现实情境中进行交际，以非洲人的心理、身份、文化与语言来诠释交际原理。例如，欧洲人把交际理解为信息的传递与接收；在非洲人看来，交际是关系的建立与发展过程：有效的交际需要经过gin-so(foreword)、benne-so(side-word)、bolo-so(baek-word)和so-dayi(clear-word)4个阶段。gir- 1-so是话前话(word before word)，在此阶段交际者依据自身文化常识准备进行交际。benne--SO是比较性分析，在此阶段交际者通过省察对方的观点了解如何与之交际。bolo-so是各种知识的综合，在此阶段交际者进行互动、建立关系。so-dayi是交际的结束，在此阶段交际者对交际过程做整体评判。

受阿桑迪的启发，陈国明、斯塔罗斯塔和三池孝贤等人提出建构亚洲交际理论的构想。陈国明2001年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建构由“仁”、“义”、“礼”、“时”、“位”、“极”、“关系”、“面子”与“权力”构成的概念框架，演绎和睦交往的原理，创立“和谐理论”。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2003年讨论亚洲的交际方法。他们认为，亚洲文化极具多样性，很难概括出代表整个亚洲的特性或价值。但各国之间相似性是存在的。在本体论上，亚洲人持有整体宇宙观；在认识论上，他们倾向于认为事物是联系与互动的；在价值论上，他们倾向于把“和谐”看作核心价值；在方法论上，他们常常运用循环、直觉的感知方式；以亚洲为中心的方法，可以检验理论建构的限度所在，找到欧洲范式之外的可能。

三池孝贤明确倡导亚洲范式。他指出，交际是表达人性与人道的过程；文化的独特性能够更好地体现人性的内涵，人们在建构抽象、普遍的理论时需要从各种独特的文化中汲取养分。以亚洲为中心的范式意味着：肯定亚洲人的主体性，围绕亚洲人的旨趣，运用亚洲的价值、历史经验、信息与伦理建构理论。恰如非洲中心论体现非洲人的视角一样，亚洲中心论反映亚洲人视阈中的现实，在反思欧洲范式的缺失与偏见、完善跨文化交际理论中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