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经济发展论文篇1

Abstract:Theenvironmentandsocio-economicdevelopmentoftherelationshipbetweenveryclose.Ontheonehand,economicandsocialenvironmentisanimportantconstraintontheotherhand,thesocio-economicdevelopmentontheenvironmentandimprovethedemandisalsoofgreatsignificance.Alongwiththeprocessofhumandevelopment,environmentaldegradationissuesarereceivingincreasingattention.Forboththecurrent,suchastheUnitedStatesandotherdevelopedcountries,stillarisingstarsuchasJapan,SouthKorea,ChinaTaiwan,aswellassomedevelopingcountries,intheprocessofdevelopmentwillhaveexperiencedtheenvironmentalproblems.Havehadtheexperienceandlessons.ThisisChina''''smodernizationprocessisaveryimportantreferencevalue.

Keywords:environment;socio-economic;developmentexperience;China

引言

环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类生活、作用于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过程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体系统。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人创造了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了人，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特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

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环境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是逐步被认识的。环境问题也是逐步被认识、重视和解决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人们开始辩论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进而转向对于环境的关注。197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提出了“生态发展”的概念;1980年UNEP召开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会，指出这四者之间是紧密联系、互相制和互相促进的，新的发展战略就要处理好这四者之间的关系。1982年2月，《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明确提出了“持续发展”的概念以及实现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1982年5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特别会议提出了新“环境”概念。1992年6月《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发表。到目前环境问题仍然是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关乎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幸福和未来。

1、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

1.1．环境问题

人和自然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对立统一整体。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自然环境发展史。自然环境创造了人，人又改变自然环境。人以其社会活动影响和改造自然环境。人类不断地与外界环境进行、能量、信息交换，以维持其生命过程。在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中，人类社会活动是一个引起生态系统变化强有力的因素。当人类的活动与外界环境相协调时，人类的活动就可以促进人类和环境的共同优化，反之，人类的活动与外界环境不能协调时，将导致外界环境的恶化，而环境的恶化反过来影响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在近代大工业建立之前，环境对于人类作为一种自然界无偿提供的公共产品存在着，环境问题只是在大工业发展到相当程度之后才为人们认识。

1.2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问题的普遍性

从大多数国家现代化过程或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或多或少都出现了环境问题。

19世纪80年代，美国第一次意识到自然界赋予的公共环境产品已相对稀缺。在城市中，饮用水也不能免费任意使用。1895年左右，工业废物的排放问题被提到了议会。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开始出现并引起人们的关注。

日本、韩国也有类似的经历。在“开发的十年”的60年代，韩国的经济出现了腾飞。被称为“汉江奇迹”。但同时，以“汉江污染”为代表，韩国的环境、生态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日本于战后50年代中期，经过经济恢复之后，进入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时期。1955~1973年平均增长9.8%。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偏重重化工业，这一时期的产业技术整体上具有“重、厚、长、大”和高资源能源投入的特征。巨大规模经济加上巨大的能源资源消耗，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60年代后半期，日本已成为世界公认的公害大国。

战后台湾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忽视了环境保护，在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后，被称为“富裕中的贫困地区”。

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近年经济也有了较快的增长，但同样出现了环境恶化等问题。

从这些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伴随着经济的增长都出现了环境问题。无论是美国这样的先发展的国家，还是日本、韩国这样的后起之秀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在目前的初步发展中也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这不能不令我们警醒。

1.3出现环境问题的原因分析

1.3.1.由于认识不足。

由于人类缺乏对环境、资源、经济发展等之间的关系的正确把握，认为资源环境的无限供给性，所以往往单纯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安排活动，这样不可避免会打破人与外界环境的均衡，导致环境问题。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当然后起的工业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环境问题。

1.3.2．从人类的效用偏好分析

我们可以把一切可以给人们带来效用的物品分为环境和非环境两类。由于人类存在边际效用递减，所以当环境物品非常丰富时，人们对其的边际效用接近于零，而对其它非环境物品的边际效用很大，所以人们往往选择牺牲环境来生产其它的物品，直到两者相等。而在这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牺牲环境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引起环境问题。这在所有的国家都得到了体现。

1.3.3发展过程中一些客观限制

在发展初期，由于技术等的限制，不可避免的会造成对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另外，由于人口等一些原因也会造成对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造成环境问题，如印度等国家。

1.3.4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

一方面，由于国际分工问题，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只能利用环境资源的比较优势，出口初级产品，并接受一些有污染的国外企业。以获得发展。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可以将一些污染较重的工业企业搬到发展中国家，这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造成破坏。

1.3.5制度失灵

包括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市场机制可以被理解为配置资源的制度。由于现实的市场中存在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不完备等问题，市场不能有效的配置资源，导致一系列的环境生态问题。政府由于不恰当的行动或缺乏行动，也会导致一系列的环境生态问题。

2、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治理过程

2.1．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过程和治理过程

在当时的开发年代，包括发达国家都未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环境问题为世人所关心，主要在1972年如开联合国环境大会之后。

美国1899~1948年期间，环境污染在美国尚未成为全局性问题，加上联邦政府的经济实力有限，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环境保护措施不力。管制职能主要靠地方政府行使，且侧重于水资源的保护。从整体来说，各个地方的政策成效很不平衡。1948~1970年时期，1948年颁布水源污染控制法，联邦政府开始真正介入环境保护。1970~1980年时期，环境保护政策开始取得成效。1972年颁布了净水法。由于财政经费充足，加上美国各界对污染问题高度重视，环保手段大大强化，进一不提高了环保系统各层次措施的协调配套能力。但是，巨额环保开支成为美国财政赤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严厉的管制措施对整个经济也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引起了美国朝野的极大关注。

韩国60年代开始“汉江奇迹”,那时，工厂的烟尘被称为“繁荣的烟尘”。人们陶醉于经济的发展之中。在经济增长至上主义的时代，虽然也有一部分舆论强调环境意识的重要性，但占压倒多数的立场反倒人为经济增长才是维护环境的先决条件。只有经济增长国家和个人才能富裕起来，只有富裕了，才能维护环境。进入70年代，由于经济增长一边倒政策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日益暴露，国民也开始切实感受到，经济增长和环境，大体上处于“相抵消”（trade-off）的关系，这时环境问题得到重视，政府和民间都开始行动起来，但力度还不是很大。环境保护的社会意识到了80年代末，才开始初见成果。到了90年代，环境意识在国民之中极大高涨起来。但韩国的环境保护，总的来说仍只停留在“改良主义”的水平上。

日本和台湾也大致经历了相似的过程。所以我们分析，这些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是一个“试验和失误”（trialanderror）。从环境无知的阶段，到环境认识的模糊阶段。然后是知到行的过渡阶段。最后达到环境保护的官民共同行动阶段。

2.2．治理和管理手段、方式

美国环境保护的具体政策措施是多层次的。就整体而言，其特点是以立法为基础，以行政措施为主，辅之以一定的经济手段。主要有：1、直接的行政管制2、自愿管制3、责任赔偿制4、污染税制5、津贴制等。

日本现在强调的是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首先在法律和有关政策、计划中明确社会各部门的环境保护责任。第二，把环境考虑纳入政府的政策、计划和重在公共项目。第三，把环境保护纳入企业的综合决策。第四，日本民众和NGO的参与及其综合决策活动。

台湾的对策有：1、建立自然资源保护区，保护自然环境。2、对城市与重点经济区、工业区环境进行综合整治。3、推行“清洁生产”。主要措施：1、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正常机制。2、较大幅度地增加环保投入，积极治理污染，加快环境保护建设。3、加强以立法为中心的环境保护法制建设，完善法规，强化法治。4、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环保产业，促进污染处理。

从这些国家治理和管理环境的手段、方式来看，都强调了政府的干预。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且，各个国家由于国情的不同，在具体的行动中不尽相同，有各个国家的特色。

3、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参考意义

3.1．必须清楚认识我国的国情，如资源禀赋，人口众多等问题。

从上面的案例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国家，其资源禀赋不同，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环境问题也不尽相同。同样，在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的具体手段和方式上也不同，这就要求我们清楚认识我国的国情，选择适合我们的发展道路，采用适合我们国情的环境策略，处理好我国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3.2.采取适合于我国国情和地位的政策

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是大问题。我们应当结合国情和发展阶段，将环境问题放在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解决。综合处理环境和发展的关系。

3.3.注意制度设计

制度设计即包括有效的利用市场机制又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在利用市场机制方面可以参考新制度学派的产权管理方式。在目前应注意发挥政府的作用。一方面，加强立法和执法。用行政管制手段，通过国家权力强制执行，以禁止、限制或要求经济主体的特定行为。如最低技术标准、排污限额或指标。另一方面，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手段，主要通过创造一定的刺激方式，将资源环境的成本纳入各经济主体的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从而间接地改变经济主体的行为。如排污收费、污染税、生态环境补偿税、财政补贴、排污权交易等等。

3.4.建立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

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也即在决策过程中对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科学决策。从决策开始就要在环境、经济、社会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这样才能使三者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改善。

3.5.政府和民众一起行动。根本在于人们的效用偏好，人们真正认识和感受到环境对自己的效用的影响。

3.6．正确认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的关系。树立大系统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这些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环境问题中，我们应该吸取经验教训。那就是正确认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的关系。树立大系统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发展目标上，追求单一的经济近期高速增长逐渐转换成追求近期与长远相统一、经济与资源、环境、人口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在发展路径上，主要依靠拼资源、上规模扩大生产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成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发展内容上，应该注意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提高效益。

参考文献：

Pearce,D.W.andWarford,J.J.,Worldwithoutend:economicsenvironment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

JapanEnvironmentAgency.NationalActionPlanForAgenda21.

OECDPlanning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CountryExperience.Paris,1995

UNCED.TheGlobalPartnershipforEnvironmentandDevelopment:AGuidetoAgenda21.Geneva,1992

Bartelmus,PeterEnvironment,GrowthandDevelopment:TheConceptandStrategiesofSustainability.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4

Carew-Reid,Jeremy(etal).StrategiesforNationalSustainableDevelopment:AHandbookfortheirPlanningandImplementation.TheWorldConservationUnion,1994

王金南，《环境经济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夏光等，《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

刘思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金炯国，《经济发展过程和环境问题：现代韩国的经验》，《当代韩国》第4期,1994，

张俐萍，《美国的环境保护政策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外国经济与管理》第10期,1994，

张茂法，《论台湾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1995

陈萍，《台湾经济成长背后的环境代价台湾经济》，《海峡科技与产业》第4期,2000

胡国杰等，《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经济师》第10期，2002

杨庆发，《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世界经济》，第9期，1994

冯薇，《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及其局限性》，《中央财经大学学报》第1期，2002

许云霄等，《经济增长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关系及政策建议》，《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第2期,2002

何全先，《论环境问题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商业研究》，第6期，2002

魏一鸣等，《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多目标集成模型》，《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第8期,2002

环境与经济发展论文篇2

1、马营河流域生态环境状况

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的马营河流域发源于祁连山北麓的冷龙岭，是黑河和石羊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也是黑河干流东部最大的一条支流，流域总面积2347平方公里，总人口16.59万，为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具有日照充足，干燥少雨的特点。区内年平均气温5.9度，年平均降水量195毫米，年平均蒸发量1695—2246毫米，具有降水量少而蒸发量大的显著特征。流域可利用的水资源总量为9398立方米，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不足600立方米，大大低于国际公认的17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线值，流域内地表水和地下水经多次转化和重复利用，水的重复利用率高达144%，余水下行至张掖汇入黑河。

马营河灌区是山丹县唯一的大型灌区，控制灌溉面积32.42万亩，是河西走廊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灌区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掠夺式粗放经营的短期行为也导致了人们对该流域生态的严重破坏，特别是山丹军马场，逐年开荒种地，破坏草原植被，与民争食，逐步蚕食包围水源涵养带，目前已扩展到了祁连山脚下，耕地面积已由80年代的30万亩，增加到现在的40万亩，造成土壤严重沙化。据掌握，仅该地沙暴天气发生率就由70年代的每年5次增加到现在的每年24次，昔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已一去不复返。与此同时，由于水域、植被的严重破坏，逐渐引发了气候演变——少雨、高温、多沙暴天气逐年增多。据统计，灌区泉眼湖泊由70年代的3511眼萎缩到目前的125眼，泉水溢出流量由70年代的1.8立米/秒，减少到了目前的0.8立米/秒，导致部分湖泊干涸、地下水位下降、林木枯亡；李桥水库年拦蓄水量由80年代初的5500多万立米减少到现在的3800万立米，减少了1000多万立米；祁店水库从1996年开始就无径流调节，只是为了维系1.37万东乐人民的生命，每年从李桥水库调剂300万立方米用于生计。

整个流域自下而上呈现出“沙化区向农业区推进，农业区向牧业区推进，牧业区向林草区推进，雪线向主峰推进”的生态恶化趋势，而且还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成为影响灌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因素，生态环境已越来越制约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支流生态环境的恶化必将威胁到黑河干流的生态环境。因此，马营河支流应与黑河干流的利用与保护同等重要，若支流开发利用程度过高，可能会破坏水文循环，也不能达到黑河流域乃至河西内陆河流域综合治理目标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目标。

2、流域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马营河属黑河水系，是山丹县境内最大的一条内陆河，河道全长176公里，综贯山丹县全境，水资源总量9398万立米，而流域国民经济各部门现状需水总量为10900万立米，经济社会发展用水量严重超越了水资源的承载能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传统水利的观念一直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大水漫灌、串灌、明浇夜退的灌水陋习长期束缚着灌水方式的革命性突破和超越发展。以李桥水库为界，上下游在经济结构、用水习惯等方面差异极大，用水矛盾也很尖锐，上游水的浪费大的惊人，只有40%的水资源能得到有效利用。

其二，马营河流域内河床下切，水利设施基础掏空，上下游左右岸水土流失区林分结构不合理，坡地径流的汇集，缺乏工程措施、植物措施的有效拦截，入河泥沙大量增加，加快了水库淤积，至目前李桥水库已淤积泥沙300万立米，严重影响到了水库的安全运行。

其三，水利工程建设滞后，流域水库上游缺乏控制性枢纽调蓄工程，工程配套差，渠系渗漏严重，有些村社仍然沿用土渠或天然河道输水，使大量水被渗漏、蒸发掉了，水量损失较大。

其四，农牧业结构不合理，粮经比例失调，高耗水作物和高耗水企业使水资源总量不足，打破了原有的水生态平衡，经济社会发展未充分考虑水资源条件，农村人口的迅速膨胀，新的城市消费群体对给水需求的增加，导致政府和职能部门在协调生产生活用水的同时，忽视了生态用水，挤占了生态用水。山丹县解放初期有人口5.74万人，到现在已增加到20.21万人，增加了14.47万人，增长252%；而由于流域地处欧亚大陆腹地，属极强型气候，干旱少雨，水资源先天不足，从50—60年代政府号召农民开荒种地，到80年代至今的改革开放又使得到致富机会的农民更加过度地开垦草地、坡地，上游耕地面积越来越大，下游保灌面积却越来越小，东乐乡6.0万亩土地沙化，人均耕地不足0.5亩，昔日绿洲面临沙化的危机。以牺牲下游的生态系统来换取上游的生存和发展，必然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恶性循环。

其五，河川径流逐年减少，地下水补给量也相应减少；过度开采地下水，导致一些湖泊、湿地消失，使下游地下水位下降最大达19米，井深发展到250米。祁家店水库出现库水倒灌现象，不得不从2000年开始把调水以来每年3月1日开始的轮期推迟为4月15日以后，以减少库水倒灌，保证下游的灌溉。

因此，不论是水资源的的浪费，水环境的恶化，还是区域人口、数量、流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都远远超出了现有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二、加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途径

面对不堪重负的水资源，面对有限的供水能力及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按照“有序有偿，供需平衡，结构优化，集约高效”的办法通过建设水市场来保护和重新合理配置现有的水资源，节约用水，量水发展，以供定需，增强水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

三、加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

1、通过开展“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等节水运动，张贴节水标志和节水标语，增强人们的节水意识。

2、树立上下游、左右岸、全流域一盘棋思想，密切配合，团结治水，共同发展。

3、流域生态环境恶化，病在下游，根在中上游，要坚决在上中游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禁止陡坡开荒，湖泉打井，先保护，后利用，再配置。

4、流域内打井要建立监理制度，合理布井，制定取水标准，改进水量计量手段，用价格杠杆调节用水量，防止过量开采地下水。

5、通过灌区改造，加大上中游节水工程的比重和力度，特别是上三坝灌区要搞好渠系配套，渠道防渗，配备量水设施，计量收费，节约用水，把节约的水量用在下游农田保灌和生态用水上，逐步增加科技对水利的贡献。

6、大力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压夏扩秋，压缩高耗水作物面积，减轻夏灌压力，减少水事纠纷，促进社会稳定。

7、在马营河河床沿岸、沿坡种草种树，营造绿色走廊，改善植被，恢复生态。

环境与经济发展论文篇3

海洋工程与海洋环境相互作用随着沿海经济的迅猛发展，近海海域遭到越来越严重的污染，使海域环境质量明显下降，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并对生物资源和人体健康产生有害影响。近海水域的污染已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象我国这样具有相当长的海岸线和众多海湾的国家所共同关心的环境问题。海洋经济的发展还面临严酷的海洋自然环境，海洋灾害直接影响着海洋经济的发展规模、速度和效益，精确预报海洋灾害的发生、发展和应该采取何种防灾、抗灾和减灾工程措施，也成为严重关注的环境问题。为了开发海洋中的空间、矿产、渔业、能源等物质资源，需要在海上进行各类工程建设，在目前科技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工程建设的规模日益巨大，这些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和海洋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将是开发海洋中的一个应引起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为了适应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海洋环境的日益恶化，海洋灾害的频发和海洋工程向大型化发展，近海石油气田的开发，以及海岸带开发过程中的后效问题的研究需要，针对我国重大海洋环境与保护问题开展研究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在这方面，重点需要开展的研究课题大体上有三类。第一类课题是海洋环境特征对各类污染物作用的机理和规律研究，第二类课题是海洋工程设施防灾、抗灾和减灾研究，第三类课题是海洋工程及海洋环境工程与海洋环境的相互作用吸防治措施与对策。

一、海洋环境特征

对各类污染物的作用机理和规律研究以海洋流体动力对各类污染物迁移、扩散、转化规律的研究为基础，考虑各种自然环境因素（浪、流、风、光、温度、湿度）、物理因素（扩散、挥发、沉降、吸附、释放）、化学因素、生物因素的作用，揭示污染物在海洋复杂条件下的运动及演变规律，并建立海洋水质预测预报模型。此外，近年来，在我国沿海海域，赤潮频发严重。因此，除了加强赤潮的监测和预报外，也应加强在建立赤潮生长机理和发展规律方面的研究工作。

此项研究应通过现场观测、物理模型实验和数学模拟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由于现场观测工作耗资巨大，且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所获得的数据往往有许多综合因素的共同作用，很难将其中的单因素影响分离出来，因此，往往只能用它来作为对某一水质预测预报模型进行检验其可行性和精度的一个实例。

用数学模拟方法来建立海洋水质预测预报模型是一个较为有效的方法。目前，在这方面国内外已有不少水质预测预报模型，这些水质预测预报模型大体上都基于以下几方面的模型：水流数学模型；波浪数学模型；液流相互作用模型；近海海域污染物迁移转化数学模型。

在水流数学模型研究方面，对于较大范围的海域，通常可采用深度平均的潮流教学模型，对于紊动影响不显著的海域，可不考虑湍流影响，而对于湍流效应显著的区域，如排污口近区，则应考虑湍流效应。此外，采用坐标变换，可建立一种能够考虑复杂地形和套流效应的三维潮流数学模型，这样才能够较好地重现实际海域的三维潮流特征。在较小范围的水域，水流数学模型可以以N－S方程和通用的k－（湍流模型为基础，针对水温和盐度分层流的流动特性，考虑浮力对紊动的影响，建立用于模拟同时存在温度和盐度梯度这一类密度分层流的k－（单流体数学模型。也可以基于多流体模型的基本概念，分别对两相本身的湍流输运规律以及相间相互作用规律进行模拟，建立两相湍浮力分层流的双流体数学模型。

在波浪数学模型研究方面，可应用BI—CGSTAB法求解由椭圆型缓坡方程离散得到的代数方程组，以提高求解效率。从水波发展方程出发，可导出一种用于大区域波浪变形问题的数学模型。通过引入弱非线性波色散关系，可使双曲型缓坡方程能够有效地考虑波浪的非线性效应。对高阶Boussinesq方程的进一步研究，可使方程的色激性从入水到深水都达到很高精度，并提高方程的非线性精度，可以更精确的计算较深水域波浪的非线性特征。

针对带自由表面的波浪场问题，通过把能有效模拟自由面形态的N—S方程和波能平衡方程的结合，可导出一个能考虑破波能量损失的抛物型缓坡疗程，用这个方程可模拟规则波和不规则波破碎引起的波高变化。建立沿岸流数学模型，可模拟海岸上波高变化和破碎波波高、波浪增减水和沿岸流。

在波流相互作用模型的研究方面，对于弱流情形，可采用一种考虑流影响的修正的合流缓坡模型；对于强流情形，可采用在Botssinesq方程中考虑流影响的模型。可以将辐射应力的计算公式与抛物型缓坡方程中的待求变量联系起来，建立一种辐射应力计算的新方法，用该方法可对较大区域均匀斜坡地形上的波浪辐射应力进行数值模拟。

在近海海域污染物迁移转化数学模型研究方面，基于N一S方程所建立的深度平均的二维应力一通量代数全场模型，可对非对称潮流作用下的侧向岸边排放问题过分数值模拟。以研究近海海域污染物迁移转化的三维预报系统作为目标，在分析近海环境中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现象的基础上，针对近海海域水污染的特点，从三维湍流模型出发，在动量方程中引入表面风应力、底部切应力以及柯氏力的作用；在输运方程中引入反映物理、化学、生物等作用的源、汇项，可建立一个统一考虑物理、化学和生物等过程综合作用的近海海域污染物迁移转化的三维预报模型，它可为环境评价、水质规划、污染控制以及水域排污工程设计等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同时对确定水域环境容量，从而制定水域环境保护策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前景。

应该指出，在海洋水质预测预报模型研究方面，数学模拟无疑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但不论是何种数学模型，其模型中所需的必要参数和边界条件的处理是研究水质模型的技术关键，直接影响到水质模型的科学性和预测能力。而这些必要的数据是无法从数学模型本身来取得的，有些可以通过现场观测来得到，但其中一些最基本的卷数是要通过基本机理的研究才能得到，在这方面物理模型实验研究将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能模拟海洋动力因素的先进实验设备，现代化的量测仪器和测试系统是开展物理模型实验研究的必备条件。进一步完善PIV和LIF的浓度场、速度场同步测量系统，可研究非破碎波浪、破碎波浪及波流相互作用下水流的垂直结构，获得流场中水质点速度的空间分布和时间过程；并同步获得波浪及波流相互作用下浓度场的空间及时间变化过程，可用以分析定量污染物团在波浪及波流相互作用下扩散的基本特征和扩散系数。

二、海洋灾害的精确预报及海洋工程设施防灾、抗灾和减灾的研究海洋灾害主要包括风暴潮、海浪、海冰、海啸、赤潮及海岸侵蚀等。

90年代以来，我国海洋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每年达上百亿元人民币，是世界上海洋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海洋工程结构的投资费用很高，一旦发生破坏，将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巨额财产损失（如1969年渤海冰推倒“海二井”平台，1989年风暴潮损失超6亿元，1991年DB29销管船在南海通台风翻沉等）。当前我国海洋能源开发与海洋空间利用的绝大部分活动是在近海和极浅海海域。为了保证在这些海域所建造的工程设施能够安全服役免遭破坏，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弄清这一海域中严酷和复杂多变的环境因素。我国东临西北太平洋，每年出现的台风数目占全球的38%，其中对我国可能造成灾害的台风每年有7—8个。每当台风在我国登陆或接近我国沿海通过时，都会在沿岸局部地区产生风暴潮，形成风暴潮灾害。

在我国北方海域（渤海和北黄海），冬季由于受寒潮影响，沿岸地区每年都有结冰现象，结冰严重的年份则出现冰害。若对这些海洋灾害估计不足将会带来巨大的损失。渤海重叠冰与堆积冰的形成，不但可给结构物以强大的冰压力，而且由于冰激引起的振动作用，也会给海洋平台的使用和安全带来巨大的损害。而冰区溢油的迁移规律及预防和清理技术，至今尚未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对近岸大面积冰排和海上浮冰，在波浪、潮汐作用下都会引起海冰的断裂，断裂后冰块的尺度直接影响其对结构物的作用。在渤海海域建造的海洋平台，为了抵抗冰害，往往建成正、倒锥体的结构型式，冰排对锥体结构的冰荷载及与其的动力相互作用，也是目前尚未解决的课题。在海冰力学的研究中，除进行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外，实验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在实验研究中，模型冰可采用冻结模型冰和非冻结模型冰来进行，它们各有其优缺点，发展这两种技术是海冰力学研究中的一个课题。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海域中时有地震发生。强烈的地震将有可能是海上工程设施的主要破坏荷载。如果一旦在地震中结构物（海洋平台、钻井船、人工岛、输油及输气管道等）发生破坏，除其直接经济损失极大外，其次生灾害——火灾、环境污染等的后果也不堪设想。

近年环太平洋地区地震的频度和强度都在上升，造成重大灾害。大型海上工程在地震作用下的安全性，特别是抗震防灾的基本原理和减震技术措施需要认真研究。海域中的大型海上水工建筑物在地震作用下的响应和振动破坏机理更有待深入研究。日本阪神地震记录资料表明，地震及由此引发的巨浪共同作用对水中和岸边建筑物造成的破坏十分严重。水工建筑物的这类破坏机理，至今国内外对此都很少研究，且由于试验条件的限制，国内外对此方面的试验研究工作开展极少。这是海上水工建筑物抗震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

以下的一些研究内容将是为解决海洋工程设施抗震措施中的关键技术所必需考虑的，如近海环境地震危险性分析，设计地震动参数和频谱特性，强震海底多维地震动及其空间分布规律，地震波传播特性及地震动输入机理；海域中大型海上水工建筑物在地震作用下，考虑周围水介质影响的结构振动破坏机理、振动控制、地震动时颇联合分析模型和输入机制、非线性动力分析和动力破坏试验；核电站海域工程建筑物抗地震性能，海洋采油平台及地下输油管线与地基土动力相互作用，码头及护岸建筑物地震稳定性；海域中水工建筑物的性能设计和地震设防标准等。

海上水工建筑物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其损伤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结构的老化、疲劳、超载、内部损伤（裂缝）、地基沉降变形以及环境的物理化学损伤（低温、冻融、大气侵蚀）等；其二是设计不周或设计标准偏低，施工质量差，原材料不合格，管理维护不善等。大型海上水工建筑物的损伤和事故都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重大的影响。

因此，发展以下的一些技术和方法将是十分重要的。如在考虑海洋环境荷载在幅值。时间及方向上的随机性所导致结构安全的不确定性情况下，对现役海洋工程结构进行健康诊断和评估剩余可靠度的理论；结构健康状态及损伤检测的新技术和新方法；结构病害治理用的新材料、新技术和新方法；海洋工程结构在多种复杂海洋环境条件下（风、浪、流、冰、地震等）的可靠度和优化理论研究，设计与建造新型抗灾工程结构；研究和设计使海洋工程结构物在设计使用期限内有足够的安全度，而在退役之后又便于拆除的各种工程措施。

为了及时掌握海洋环境的风云变幻和灾害的可能来临，发展海洋环境及灾害的预报技术是非常必要的。为此需要建立以下一些系统，如建立由近海到远海的海洋环境及灾害观测网络、预报与预警系统、沿岸防灾准备和各类应急处理系统；以主要海域和海岸带区域经济发展为背景，进行重点研究，建立数字化的海洋环境信息系统模型与结构；以及建立海岸和近海工程设施防灾减灾数字信息系统，将海岸和近海工程与网络技术人算机技术、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相结合，建立数学物理模型，通过多媒体技术，形象化地描述灾害成因、发生机理、传播规律、模拟灾害破坏的过程，建成智能化的防灾、抗灾和减灾决策支持系统。

三、海洋工程及海洋环境工程与海洋环境的相互作用及防治措施与对策为了充分利用海洋空间，现代海洋空间利用除传统的港口和海洋运输外，正在向海上人造城市、发电站、海洋公园、海上机场、海底隧道和海底仓储的方向发展。

人们现已在建造或设计海上生产、工作、生活用的各种大型人工岛、超大型浮式海洋结构和海底工程，估计到21世纪，可能出现能容纳10万人的海上人造城市。我国澳门和日本已经在海上建成了人工岛海上机场。为缓解紧张的陆地资源及减少城市噪音等，日本已经于99年8月在东京湾用6块380米长，60米宽的矩形漂浮钢板拼装海上漂浮机场。

由此可见，随着海洋资源与空间的开发利用，各类海上工程建筑物数量不断增多、规模日益复杂和庞大，保证这些海上工程设施的安全运行及采取海洋工程防灾减灾措施将越来越重要。海岸带和近岸海域是各种动力因素最复杂的地区，但同时又是经济活动最为发达的地区，海上工程建设如果考虑不当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环境灾害。工程设施可能破坏原有海岸带的动态平衡，影响岸滩的冲淤变化。海上回填和疏浚会改变海岸的形态，破坏某些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栖息地，若对含有污染物的疏浚污泥倾抛处理不当则会造成二次污染。海上石油生产中的溢油事故将对海洋环境造成极其严重的污染。日益增多的海上退役工程设施如果不及时处理也将会逐渐成为海上障碍物以致引起公害。海洋工程抗灾减灾的任务是一方面要保证最大限度地减少自然界海洋灾害带来的报失，另一方面又要避免人为造成的海洋环境灾害。

随着人类对海洋资源的不断开发和利用，海洋环境保护与人类生产实践活动协调发展日显重要。如港口开发中的环境问题，主要内容包括：航道、港池开挖、疏浚引起的泥沙输运及其疏浚物抛放对海洋环境的影响，深水港口水工建筑物、大型人工岛、超大型浮式结构的环境和生态影响；破波带及其附近水域沿岸流对物质输运扩散规律研究；大型海岸工程、岸滩保护和整治工程引起的海域环境的变迁和海岸演变；海岸演变、防护及开发利用新概念的原则与理论，如由于工程措施所引起的海岸动力学、生态学、社会经济学及与环境关系的综合分析与协调。

环境与经济发展论文篇4

一、黄山市的资源状况

黄山市的资源可分为历史自然，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

（一）历史资源

黄山作为中华十大名山之一，一直以来都受到古今中外文人雅客的青睐古代就有诗云：“壑远潭清水亦香，黄山缥缈惹仙藏”来描绘黄山的仙境，更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诗句来表达黄山在人们心中的地位。1990年黄山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名录，自此黄山以“震荡国中第一奇山而闻名。

（二）自然资源

1、气候资源

清代曹文值用“四月始知春，一岁竟无夏”来形容黄山天气可谓绝妙。黄山地处我国东部的季风区，有着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年平均气温在15-16摄氏度，降水多，云雾大，山高谷深，气候垂直变化，形成了特殊的山区季风气候，由于水热条件充足适宜多种林木茶叶果树及农作物生长。

2、地质资源

黄山为坚硬的花岗岩经冰川运动和地理风化而成，形成了垂直节理发育的峰林结构，其山体高大雄伟，主峰屹立于江南丘陵之中，是其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3、水资源

由于黄山的河流水源主要是以降水作为补给，其典型的季风气候也就决定了河流的水文状况，即汛期集中在夏季时间分布不均，年际变化大，加之黄山特殊的山高谷深的特点，应运而生的是黄山著名的“四绝三瀑”――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和三大瀑布，这也为黄山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4、土壤资源

黄山市中低山地多为黄壤，土层较厚，肥力较高，有利于茶树，林木，药材的生长；丘陵地带多为红壤，酸性很大，肥力较差，但水热条件充足，适合油茶，栎松等作物的生长；在河谷地带，由于河流冲击带来大量肥沃土壤，加之地势平坦，适合农业播种生产。

（三）人文资源

黄山文化是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山至今还保存着许多徽州古建筑，徽雕艺术，绘画以及诗词歌赋。徽州古文学，以及黄山画派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黄山市经济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不足

黄山市的旅游配套设施虽然近年来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是受环境承载量、经济、消费市场等因素的影响，旅游业的配套设施仍然无法全部满足旅游的需要。

（二）旅游资源开发不合理，破坏严重

客流量过大以及人为破坏等因素导致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

（三）商业活动缺乏统筹规划

黄山作为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商业发展水平较为低下，缺乏种类齐全的商业街，没有发达的商业与旅游业相互协调，难以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

三、提升黄山市综合经济实力的举措

分别从第一，二，三产业出发，进行具体说明。

（一）第一产业与生态旅游业相结合

1、农产品市场化

结合黄山自然条件及自然资源，重点栽种适应市场需求的济作物，如黄山茶叶，贡菊，野生菌类等作为发展旅游业的下游产业，以提高农业生产价值。

2、进一步开发乡村观光旅游业

即‘农家乐’旅游，把乡村自然风光与旅游业紧密结合起来，打造‘中国乡村旅游第一品牌’。

（二）走具有创新力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1、开发生产绿色环保产品

结合黄山自身条件与自然资源，贯彻落实黄山工业无污染化的方针，开发绿色无污染的环保工业，如黄山著名的龙头企业――黄山一品有机茶叶有限公司。

2、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通过引进人才，区域合作，中外交流，与时俱进，发展例如聚酯树脂，高级粉末油墨等高科技产业，一定做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并存，如黄山最大的工业企业永佳有限公司。

（三）重点开发以旅游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

1、旅游营销方式创新

打通校园，企业，社区宣传渠道，采取旅游宣传途径多样化方式，加强景区城市基础设施商业规范化建设，强化黄山旅游城市形象宣传，提升知名度和品牌形象。

2、文旅结合

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效应，提升文化软实力。推广‘徽韵’，黄梅戏等特色歌舞演出，使游客领略徽文化的意蕴；深入开发徽文化的旅游产品，如著名的潜口民宅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西递宏村文化产业建设。

环境与经济发展论文篇5

二、国内外有关学术动态及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80 年代末，可持续发展理论开始提出，但至今对经济发展的环境制约因素研究仅局限于宏观的认识，如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污染物破坏问题、经济技术水平问题等。而对区域经济的环境制约因素，特别是一些微观内在因素研究甚少。作者拟从微观与宏观的结合点上加以探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环境制约因素，并提出一些措施和对策。

三、论文写作提纳

前言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背景、研究的意义、目的、基本技术路线。

一、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制约

（一）环境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基础；

（二）区域经济发展对环境产生反作用；

（三）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才能相得益彰。

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环境制约因素

（一）失衡增长导致环境制约区域经济发展；

（二）区位资源的不平衡制约区域经济发展；

（三）现有环境管理体制与国际不配套制约环境经济发展。

三、对策研究

（一）中国区域开发管理体制必须创新；

（二）适时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

（三）制定完善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政策。

四、论文工作计划

2001 年 3 月至 4 月 完成论文初稿并请导师修改，完成论文二稿并请导师修改；

2001 年 5 月至 6 月 论文定稿与答辩

五、参考文献

1 ．张敦富主编，《区域经济学原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0 年，北京

2 ．李京文主编，《中国区域经济教程》，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南京

3 ．孙久文，《中国区域经济实证研究——结构转变与发展战略》，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999 年，北京。

4 ．叶裕民，《中国区域开发论》，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0 年，北京。

5 ．宋璇涛，《寻求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1 年，北京。

6 ．李京文主编，《 21 世纪中国经济大趋势》，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8 年，沈阳。

7 ．汤爱民，《大整合》，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 年，北京。

8 ．顾介康、储东涛主编，《江苏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与规律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南京。

9 ．薛志平、刘波，《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创新》（理念卷），香港文学报社出版公司 2000 年，香港。

10 ．吴兴鹏、董剑南、谢玉平，《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创新》（实践卷），香港大学报社出版公司 2000 年，香港。

11 ．国家环境保护局译，《选择还是放弃——荷兰国家环境政策计划》，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5 年，北京。

12 ．厉以宁、章铮，《环境经济学》，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5 年，北京。

13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编，《西方经济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广州。

14 ．陈耀邦，《可持续发展战略读本》，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8 年，北京。

15 ．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等 6 部门，《江苏省人口资源、环境研究文集》，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1995 年，北京。

环境与经济发展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4002605改善与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在理论与实践中已经得到了人们的持续关注。在观点表达上，人与自然和谐、经济与生态协调、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绿色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等相关概念已相继出现，并得到了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些概念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科学有效地构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结构合理、正确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文明概念体系。当然，在这一概念体系中，概念数量众多，并且在内涵与外延上各有侧重，若不能科学厘清这些概念与生态文明概念的内在逻辑和相互关系，则容易造成认识的混乱与实践的困惑。

一、人与自然和谐：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人与自然和谐，也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或人与自然和谐发展。2002年，江泽民在全球环境基金第二届成员大会开幕式上指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类总结历史得出的深刻结论和正确选择。”\[1\]人与自然和谐更是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一个重要理念。“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2\](p69-70)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而且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2\](p706)，简称为“三生”共赢。其中，生产发展是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物质基础，生活富裕是发展生产和保护生态的最终归宿，生态良好是生产发展和生活富裕的先决条件。“三生”共赢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如何？胡锦涛指出：“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加快推进节能减排，加快污染防治，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技术体系和生产体系，加快实施生态工程，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3\](p463-464)“三生”道路是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反复提到的一个重要思想，而且都与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等相关问题一起论述。这意味着，“三生”文明发展道路实际上是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道路。

人与自然和谐是党中央提出的重要概念与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就是“三生”共赢，建设生态文明要走“三生”共赢发展道路。这就告诉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就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是生态文明建设本质所在。这也是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共识。工业文明是人与自然分裂与冲突的不和谐发展，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内在统一与和谐共生的和谐发展\[4\](总序6)。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生态文明，都表征着人与自然关系的进步状态，区别仅仅在于，狭义生态文明将人与自然和谐视为全部内容，广义生态文明将人与自然和谐看成部分内容。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7月第12卷第4期黄娟，等：生态文明：概念体系与内在逻辑二、经济与生态协调：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经济与生态协调是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简称，这是党的文献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重要论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态与经济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对基本矛盾。2006年，温家宝在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在发展中面临着两大矛盾：一个是不发达的经济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矛盾，这将是长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要靠发展。另一个是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压力

大的矛盾，这个矛盾越来越突出，解决这个矛盾要靠科学发展。”\[5\](p5)十七大报告更是将“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列为前进中面临的八大问题之首，足见生态经济基本矛盾的严重性。

为应对生态与经济基本矛盾，我们党提出了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思想，并初步形成了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6\]。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3\](p16)李克强进一步指出：“环境问题本质上是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问题；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必须在转变发展方式上下工夫，在调整经济结构上求突破，在改进消费模式上促变革。”\[7\]这些论述深刻表明，要解决生态与经济矛盾，必须从经济方面入手，使经济发展建设在良好生态基础上。只有协调经济与生态关系才能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核心是促进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因此，经济与生态协调就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

三、“两型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两型社会”与生态文明关系十分密切，这是两个最容易混淆的概念，也常常被混用或互换。十六大以来，迫于能源等多种资源的紧张形势，我们党提出了建设节约型社会思想。由于资源消耗将会造成环境污染，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建设“两型社会”的概念与思想。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指出：“我国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8\](p5)该规划建议及后来通过的纲要，都将建设“两型社会”确立为“十一五”时期的重要任务。十分重视“两型社会”建设，十七大以来不仅发展了相关思想，而且更将“两型社会”理念一步步推向了社会实践。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3\](p19)。同年底，中央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改革试验区，将“两型社会”建设从理论层面推向了实践层面。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二五”规划建议，将“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明确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建设“两型社会”的重要性、紧迫性、现实性，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党没有明确“两型社会”含义，但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是其基本内容，这也是生态文明建设任务。胡锦涛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从当前和今后我国的发展趋势看，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必须着力抓好的战略任务。”\[9\](p45-46)这一论述以及相关论述表明，建设生态文明与建设“两型社会”任务相似，但建设“两型社会”是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任务，我们要通过建设“两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关系密切，但后者是前者的生态基础和建设任务。一些学者与相关部门，将生态文明建设等同于生态建设或环境保护，将会降低生态文明的地位与作用；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只有上升到生态文明高度才能建设好，就事论事只能导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四、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江泽民时期我们党提出的重要战略思想。可持续发展就是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不危及后代人的生存需求，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合适的生存空间。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成为其一项基本要求，“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3\](p12)

可持续发展是20世纪90年代国际社会形成的共识。可持续发展是由环境与发展问题，特别是环境与经济矛盾转化而来，解决环境与经济的矛盾、协调环境与经济的关系是可持续发展观形成的重要背景。这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问题。2002年，在南非全球地球峰会上

，国际社会形成了可持续发展三大支柱的新认识，其中，生态可持续发展是基础，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前提，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保证。可持续发展就是协调生态、经济、社会三者关系。这一新认识丰富了可持续发展基本内涵，与学术界的广义生态文明的外延相类似。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紧密相关。

可持续发展也是我国政府向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2002年，江泽民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实现可持续发展，核心的问题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10\](p462)实现经济与生态、社会与生态的协调发展，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目前，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已经受到党中央重视，甚至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也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但社会与生态协调发展至今没有引起关注。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经济与生态协调都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这就决定了建设生态文明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9\](p45)这为我们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

五、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归宿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重视经济建设轻视社会建设，导致我国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引起了党中央高度关注。2004年，党中央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和谐社会。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正式形成《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构建和谐社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期奋斗目标，作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重要内容和重点任务，建设生态文明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共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五大建设的奋斗目标与最终归宿。

建设生态文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胡锦涛指出：“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高度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2\](p715)这是告诉我们，生态和谐是人际和谐、社会和谐，乃至人的身心和谐的重要基础，如果没有良好的生态基础，那么构建和谐社会将无从谈起，建设生态文明是要奠定和谐社会的生态基础。

建设生态文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我们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社会”\[11\](p675)。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必须建设生态文明，和谐社会应该是生态文明建设等五大建设协调发展的社会。

建设生态文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决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其中之一就是“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11\](p651)，这也是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重点。《决定》在“坚持协调发展，加强社会事业建设”部分还提出：“加强环境治理保护，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以解决危害群众健康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为重点，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并要求“优化产业结构、实施重大生态建设工程、统筹城乡环境建设、加快环境科技创新、完善环境保护政策等”\[11\](p656-657)。这些都是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任务及其措施。 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发展观，对这个国家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长期以来，我们信奉经济增长优先的传统发展观，遵循传统发展观支配下的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这是造成人类社会生态与经济冲突、人与自然矛盾的深刻思想根源。党中央，尤其是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传统发展观及其危害进行了深刻反思，在此基础上及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重要战略思想。

2008年，胡锦涛在全党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动员大会上指出：把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摆在突出位置，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是因为，建设生态文明成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和组成部分，是科学发展观的新发展的重要标志，使我们党的发展理论和

文明理论由原来局限于“社会的世界”扩展到“自然的世界”，反映了当今世界和人类文明的最新发展理念\[4\](总序2-3)。作为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方面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应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点领域。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指导。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建设生态文明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节约发展、绿色发展、安全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我们不仅要以人的物质需要、文化需要为本，也要以人的生态需要为本，建设生态文明可以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不能局限于生态环境建设，也不能停留在经济领域，还必须渗透到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确保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民生等建设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相统一。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坚持统筹发展，针对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中重城市轻农村、重东部轻中西部的情况，我们必须统筹城市与农村、不同区域之间的生态文明建设。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才能引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成功。

七、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模式

尽管学术界多年前就提出了绿色发展概念，但党中央是在绿色发展成为全球发展大趋势、绿色崛起成为我国发展大背景下提出该概念的。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二五”规划建议，“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是其重要任务，其中要求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更为重要的是，2011年“两会”通过“十二五”规划纲要中，绿色发展是其重要篇章。绿色发展成为了“十二五”规划的最大亮点。胡鞍钢认为，“十二五”规划是中国第一个绿色发展规划，标志着中国进入绿色发展时代，成为中国本世纪上半叶实现绿色现代化的历史起点\[12\]。

什么是绿色发展？2010年，胡锦涛在两院院士会议上指出：“绿色发展，就是要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降低能耗和物耗，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使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相协调。”\[13\](p747)2012年，温家宝在斯德哥尔摩+40可持续发展伙伴论坛上进一步指出：“当前，绿色发展正在全球兴起，发展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创新绿色科技、生产绿色产品、开发绿色能源、倡导绿色消费，不仅有助于减缓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而且可以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提供新的就业岗位。”\[14\]绿色发展，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尤其是经济发展绿色化，是要通过发展绿色产业、绿色科技、绿色经济、绿色消费等措施，促使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这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重大创新，是在资源环境承载力约束日益强化背景下，将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作为可持续发展基础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

科学发展观下建设生态文明必须采取绿色发展模式。为实现绿色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增强危机意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并明确了具体任务，主要包括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促进生态保护和修复、加强水利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只有选择绿色发展模式，我们才能提高生态文明水平。

八、循环经济：生态文明建设的途径

新世纪以来，面对经济与生态的尖锐冲突，党中央提出了循环经济概念及其思想。2002年，江泽民提出：“只有走以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可持续发展才能得以实现。”\[1\]这应该是我们党最高领导人首次提出循环经济。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多次提到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要求“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之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废弃物排放，逐步使生态步入良性循环”\[14\]。2005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产出和最

少的废物排放，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2\](p959)

党中央之所以如此重视循环经济，是因为循环经济的三大原则及其基本特征，决定了循环经济是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经济增长方式。这也意味着，循环经济可以在建设“两型社会”与生态文明，实现绿色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十一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8\](p18)十七大报告将“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作为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措施。“十二五”规划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作为绿色发展重要内容。我们党将发展循环经济视为建设“两型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更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途径。 候问题的日益突出，催生出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等新概念。绿色经济是以生态文明为价值取向，以生态、知识、智力资本为基本要素，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为根本目标，实现生态资本增值的可持续经济。从实践层面上说，绿色经济是生态文明时展的全新经济模式……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低碳经济和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特征的循环经济，它们都属于绿色经济范畴，都是绿色经济模式的现实体现\[4\](总序3-17)。不管三个概念具体内涵有何不同，它们都是协调经济与生态关系的重要经济形式，因而都是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15\]。参考文献：

［1］ 江泽民.在全球环境基金第二届成员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21017（1）.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4\] 刘思华.生态文明与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总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

\[5\] 温家宝.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6.

\[6\] 黄娟.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7\] 李克强.在第七次全国环保大会上讲话(全文)\[eb/ol\].chinanews.com/gn/2012/0104/3580887.shtml,20120105.

\[8\] 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五规划纲要学习问答\[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9.

\[10\]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12\]胡鞍钢.中国“十二五”规划与绿色发展\[j\].中国水利,2011,(6).

环境与经济发展论文篇7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和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石山、刘国光等都认为，当今人类文明发展正在“进入生态时代”。“我所说的生态时代，是指人与自然、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的发展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时代。”可持续发展文明观正是人类文明发展从工业文明时代走向生态文明时代的必然的思想理论表现，其主旨是要解决当今世界人类文明延续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现在，可持续发展已成为21世纪世界现代文明发展的战略纲领。因此，2001年4月，由23名世界著名学者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可持续性学科》论文，将可持续发展思想提升为可持续性科学，希望综合现有各学科及领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成果，促进可持续性科学建设与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观是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观，它的学理表述是可持续性经济科学，或者说可持续性经济的理论形态就是可持续性经济科学，这是人、社会与自然和谐统一，生态与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时代的必然的理论表现。随着2007年建设生态文明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在中国正在从非主流经济学科走向主流经济学科。本文就中国特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建设谈几点意见。

一、中国特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主要特征

2001年，我曾在《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形成与展望》一文中指出：“从世界经济学说史来看，20世纪末期传统经济学理论危机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中一个特点是经济学的新兴学科的产生和原有新兴学科的发展，使新兴经济学理论获得的突破性进展，从经济理论危机中找到通往21世纪经济学发展的新道路。”正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服务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知识经济学以至网络经济学等一大批新兴、交叉经济学科开始产生与兴起，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则是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形态。在国际上，20世纪中后期，美、日等发达国家学者出版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其中，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e·戴利著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在1996年出版，影响较大。次年，笔者主编的中国第一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教科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问世。目前，中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已基本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已屹立于世界可持续性科学与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研究之林。我国建设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并被不断赋予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在此，本文强调三点：

(一)在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研究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展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理论体系，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新兴的、交叉经济科学。在以往的研究中，有三点历史经验值得借鉴：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可持续性经济研究。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进行可持续性经济研究。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与生态经济理论进行可持续性经济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经济可持续性发展观，不仅表现了可持续性思想，而且反映了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思想，即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性发展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了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性发展观的先河，是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来源之一。

(二)立足中国国情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赋予可持续性经济科学鲜明的民族特色。“人口大国、资源小国、生态弱国”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对此，我在20世纪80年代的论著中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这种国情使我国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生态基础很脆弱，是制约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与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的基本因素；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态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支配和决定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生态经济基本矛盾发展尖锐和突出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长期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在近些年来保持10％以上的超高速增长，使我国很快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不和谐、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困难和问题。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生态经济发展理论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着眼于解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面临的各种不可持续性经济社会问题，通过认真总结人民群众经济社会实践活动与他们协调自然生态相互发展关系的独创性经验，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同步进行与协调发展提供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指导。

(三)顺应当今人类社会经济“三重转变”的时展客观要求，赋予可持续性经济科学鲜明的时代特色。任何学说与学派都是时代变迁的产物与标志，并服务于时代的发展。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巨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它有三个主要标志：即现代文明形式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现代经济形态由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现代经济发展道路由非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我们把它称之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三重转变’。这是新世纪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时代洪流。”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需要研究回答的问题。“21世纪必然是生态文明、知识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经济‘三位一体’的新时代”。站在这个新时代的高度，推进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科学建设，它的时代特色就体现为对“三位一体”新时代课题的回应和对这个新时代精神的把握，并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三重转变”。因此，坚持与时俱进，把发展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同“三位一体”新时代及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在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今现代经济“三重转变”历史进程的基础上解决“三位一体”时代课题，不断赋予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当今世界与当代中国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理论根源

发展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必须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当今世界与当代中国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理论根源。20世纪的100年以来，极端的经济主义(又称极端发展主义)、贪婪的功利主义、腐朽的享乐主义在世界各国的蔓延和泛滥，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正像弗朗索瓦·佩鲁曾指出：当初穆勒用功利主义伦理学取代勤奋和义务伦理学的时候，是有各种高尚的道德意图的，但后来蒙受了真理衰退之难，被后人退化为把发财致富、追求物质享受作为目的的经济主义、粗制滥造的功利主义、腐朽的享乐主义。这就导致两个方面的苦果：一是在传统经济学的价值观和发展观指导下，工业文明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和高消费、高享受、高浪费的生活方式，即两者统一的人类的生存方式具有“反社会”和“反自然”的性质。这是当今世界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不可持续发展危机的直接根源。二是工业文明发展到当代，在整体上已经堕入极端的经济主义、贪婪的功利主义、腐朽的享乐主义，标志着工业文明发展进入了衰落的阶段。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作为工业文明时代的理论表现的传统经济学，必然从兴盛走向衰落，寻找新的发展方向，以适应当今世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

经济第一主义、经济功利主义和物质享乐主义是与现实世界系统即“生态——经济——社会”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相背离的行为规范，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带来不可持续发展危机的严重结果，故可以称之为“不可持续发展陷阱”。所谓“不可持续发展陷阱”是指人们经济活动无限制地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和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益与物质财富占有过程中，生态与经济、人类的个体与整体、部分与全局、眼前与长远、现在与未来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这就是当人们经济实践的终极价值选择时，作出的决定依据是一种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只顾经济牺牲生态、只顾个人牺牲整体、只顾眼前牺牲长远、只顾现在牺牲未来的“路标”，如以自然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人的可持续发展，以生态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他人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自己的可持续发展，以整体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局部的可持续发展，以长远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眼前的可持续发展，即以后代人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当代人的可持续发展。按照这种“路标”前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运行落入“不可持续发展陷阱”之中，使现代人类文明面临着空前的危机，有的人甚至断言，“人类正在走向自我毁灭”!

工业文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可持续发展危机，其深刻根源就在于传统经济学的价值观与发展观及其指导下的极端经济主义、贪婪功利主义、腐朽享乐主义盛行，使当今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已在逼近地球承载能力的总量极限，在许多方面甚至超越了地球资源与环境承载力的极限。时至今日，世界多数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和发展行为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反自然”的性质，继续在朝着通向生态灾难的深渊飞奔。正如保罗·霍肯所说的那样：“我们没有去面对生态系统极限所提出的产出力的挑战，而是暂时地绕过了这个问题，用更快的速度掠夺资源……这样做不仅是借用了将来的资源，威胁到人类社会的长远未来，而且还对这些生态领域中依赖同样的资源生存的其他物种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而，“今天世界上的每个自然系统都在走向衰落。”这是传统经济学转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深刻根源，从而决定了发展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必要性、迫切性和重要性。

三、发展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创新

21世纪现代经济运行与发展是经济系统的输入输出没有生态环境限制的世界系统，转向输入输出受到生态环境限制的世界系统，使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已从物质资本是经济发展限制因素的时代，进入到生态资本是经济发展限制的时代。因此，引起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几个重大理论的变革与创新。

(一)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前提是地球有限论。过去所有的东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是自然资源供给能力是无限的，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无限增长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存量取之不尽，可以无偿索取和利用，是不受限制的；自然环境消纳废物能力是无限的，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排放所需要的环境容量纳之不尽，也是可以无偿利用不受限制的。建立在这种地球无限论基础之上的工业文明发展，必然相信物质财富可以无限增长，经济可以无限增长，消费和人口可以无限增加。传统经济学理论就是为经济无限制增长指明道路和提供手段，整个工业文明时代的经济是在没有生态环境限制的世界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所以，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形态，既是工业文明时代的产物，又是工业文明时代经济发展的理论表现。

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前提是自然资源供给能力是有限的，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增加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存量不仅存在极限而且存在总量极限，对它的索取受到极限制约并给予相应的补偿；自然环境消纳废物能力是有限的，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排放所需要的环境容量也是存在着通量极限和总量极限，对它的利用受到极限制约并给予相应的补偿。建立在这种地球有限论基础上的生态文明发展，必然相信物质财富增加是有限的，经济增长是有限的，消费和人口的增长也是有限的，它们都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因此，我们可以说，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发展观的核心理念就是生态文明时代的经济发展绝对不能超越地球或本国、本地区生态系统承载力极限的发展。所以，可持续性经济科学作为21世纪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形态，既是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转变进程中的产物，又是生态文明时代经济发展的理论表现。

(二)从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首要问题是实现生态环境从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向内生变量的转化。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产生之前，国内外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一个积习难改的特性，就是从不作生态环境内生化及创新分析，生态环境一直被作为经济增长或发展过程的外在因素对待。而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等，虽然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及基础作用，着重探讨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一般的协调发展关系，指出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制约因素，这些就为生态环境内生化及其创新分析提供了新的理论与方法，但还是没有将它作为决定经济发展及其可持续性的内在力量来对待。只有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才作生态环境内生化及创新分析，从而将生态环境假定为经济系统运行与发展的内生变量而纳入经济分析过程，真正成为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核心因素。对此，通过世界经济学说发展史考察可以看到，世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发生过多次内生化的过程，现在只有确立生态环境内生化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才能摆脱传统经济学的困境。从物质资本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到技术创新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再到制度创新内生化经济理论等，都是生态与经济相脱离的经济增长理论。生态创新内生化经济发展理论是过去所有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的根本变革。’因为，长期以来，反生态环境决定论的传统理论，把生态环境从现实的世界系统中分割开来，对人类经济社会完全孤立地考察，把生态环境仅仅看成是一种“社会的世界”的外在力量，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外在因素，于是“自然的世界”和“社会的世界”的发展史就好像是互不相干的东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工业经济时代的二三百年，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东方经济学，先是经济增长理论，后是经济发展理论，都把生态环境看作经济增长或发展的外在变量，是生产力发展的外部条件，这就是传统经济发展观念的“生态环境外因论”。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克服了过去所有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关于生态环境外生假定的根本缺陷，转向在生态环境内生假定下考察现代经济发展及可持续性的源泉，将生态变迁、生态创新这一长期经济可持续发展最基础的决定因素视为可持续发展经济系统的内在力量，突破了当今国内外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框架，形成了生态创新内生化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它的核心内容是生态变迁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决定作用和生态创新内生化及同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一起构成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的三大支柱。事实表明，20世纪的生态灾难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生产力运行与发展的实践表明，生态环境不仅是现代生产力运行的外部环境，而且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因素，成为现代生产力稳定运行与健康发展的基本要素。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关系，环境变迁、生态发展将日益决定现代经济发展模式、道路方向和发展趋势，使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力量。这就是“生态环境内因论”。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的确定，为把生态环境内化为独立的现代经济发展要素提供了基本经济框架，21世纪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将会围绕这一主题展开。

(三)从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内在统一。工业文明发展时至今日，无论是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是当代新古典主义的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发展理论，都向人们经济活动与发展行为提供无限制地追求经济增长或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发展的理论原则和实现途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所创立的地球有限论已科学地阐明了现代经济发展既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也不能超越地球资源环境承载力，要求人类经济活动与发展必须限制在地球资源环境系统的生态容许限度内，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自然生态的可持续性，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换言之，人类经济活动和发展行为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强度不能越过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污染物排放量在生态系统的容纳能力范围之内，这样的经济发展就具有可持续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

(四)从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关键是市场原则、技术原则和生态原则三者紧密结合与成功协调。21世纪现代经济发展，必须正确地把市场机制运行——技术进步推动——生态环境支撑三者紧密结合、有机统一、成功协调，充分发挥三大原则的协同作用，这是21世纪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原则。当代主流经济学的缺陷是不能适应这种客观要求的。因此，直至今日，国内外主流经济学仍只是强调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能够解决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一切问题，极端相信市场原则和技术原则而否认生态原则对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这是传统经济学的中心原则。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确实是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两个基本工具。但由于市场力量和技术力量都是把无限制地追求经济效率作为惟一目标，而忽视生态上的要求，这种在生态上的巨大缺陷不仅不能实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而且还成为当今生态危机的经济和技术根源。在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即使可以解决资源环境的某些具体问题，但它们最终都不能也不会克服地球资源本身的有限性，因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环境全球化相互融合的大趋势下，对于环境修复或生态恢复方面，市场和技术只是个配角，必须依靠它们与生态原则的紧密结合与成功协调的协同作用，才能终止当今不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这是21世纪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也是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最基本原则。“现代人类实践活动就应该也必须首先遵循生态优先规律；一切经济社会活动都要根据生态系统安全优先的原则，构建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安全体系。”这就是说生态优先是生态发展和经济发展等一切发展的最基本原则。因此，必须尊重自然生态极限的原则。尤其是用生态原则矫正市场原则和技术原则导致的生态环境负效应，规范2l世纪现代经济的发展，使现代经济运行朝着生态化的可持续性方向发展。

(五)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假设是经济人向社会生态经济人的转变。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设，这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基本范畴或理论基石。所谓经济人或理性经济人作为经济行为主体，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几百年间是在不断地变换自身存在的形态，但在经济社会活动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个本质是不变的。因此，按照理性经济人行为假设，在经济社会活动中，所有的行为主体惟一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实现当代人自身的经济利益，就可不惜牺牲自然的利益，牺牲他人或他民族的利益，尤其是涉及代际资源配置问题时，这一假设就只会起负作用，只能牺牲后代的利益，从而产生对自然、对他人或他民族、对后代的不公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看，当今不可持续发展危机是理性经济人造成的。换言之，建立在理性经济人行为假设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不可持续发展危机的经济根源。这种经济根源反映了当今全球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市场竞争机制在生态上的巨大缺陷。在西方经济学演变和发展过程中，西方学者不断对理性经济人进行尖锐的批判，并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正。但因西方经济学天然存在着一个致命弱点，即不承认人的自然本质是生态人，忽视了人的生物性和环境性，错误地把生态环境作为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一个外生变量，是人的征服、掠夺和占有的对象，经济行为主体为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既可以无节制地消耗地球资源环境，又可以不计算生态成本和环境代价，也就必然形成“公有的悲剧”。哲学家余谋昌认为，“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当代环境问题是理性经济人造成的。”①美国生态后现代主义奠基人查伦·斯普瑞特奈克认为，“在经济领域，生态社会的视角拒绝把人看作‘经济人’，还反对把经济当作社会的核心焦点和驱动力量。”在10年前，笔者就明确指出，“鉴于经济人假定不仅在涉及代内公平问题研究时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而且在涉及代际公平问题研究时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不应该将它视为生态经济学或环境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更不能作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因此，我们必须把新兴经济学理论引入现代经济发展理论，拓展和修正经济人假设与新经济人假设，确定社会生态经济人的新观念，将现代经济行为主体视为社会生态经济人，使其行为规范建立在社会生态经济人理论假设基础之上，推动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从经济人向社会生态经济人转变。

所谓社会生态经济人，是指现代经济行为主体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的偏好仍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但其在维护人的利益的同时必须同等地维护自然的利益，必须促进个人与社会、微观与宏观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相统一，必须保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并不使后代人福利减少的代际公平获得实现。在21世纪的生态文明时代，经济人、社会人和生态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统一的。经济人是社会人，也是生态人，每个人在现实世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中是集多种生态、经济、社会关系于一身的，既是个体人同时又是多种生态、经济、社会关系主体，即人在经济系统中是经济关系主体，在社会系统中是社会关系主体，在生态系统中是生态关系主体，因而，在现实世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中，现代经济行为主体就是生态人、经济人和社会人的有机统一整体。只有这种有机体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因此，社会生态经济人假设是经济人、社会人与生态人假设的有机统一论，必然成为21世纪生态文明时代新兴经济学即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基本理论假设。

四、加强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综合的理论平台建设

(一)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一是过去所有的东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的非持续性，即自然资源的供给能力的无限性，自然环境的自净能力的无限性，地球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无限的，并把经济看作不依赖生态环境的孤立系统，是可以无限制增长的。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的非持续性，即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经济活动与发展行为，是与可持续发展相背离的行为规范，必然造成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退化，极大危害后代的发展。三是当今世界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理论的非持续性，尤其作为发展经济学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资源配置理论，它所关注的是在资源数量一定条件下，如何配置资源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即只是资源利用方式的优化配置，无视自然资源的稀缺与极限，甚至认为经济增长或发展不可能受到自然资源的绝对短缺所阻碍，也不会构成经济增长或发展的限制条件。四是当今主流经济学研究目标的非持续性，它们始终是以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的无限增长及追求物质财富的无限增加为根本目标。因此，这种理论的经济增长本身就是目的，强调以物为中心、以物为本，人和自然都工具化了，完全不符合可持续性经济运行与发展的根本目的。

环境与经济发展论文篇8

20世纪50年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加快了社会工业现代化进程，为人类创造了丰富的社会财富和物质文明。与此同时，人类急速膨胀的生产能力和消费需求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生态环境危机。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以过度消耗自然资源以及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活动转而又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经济增长与发展不仅不能化解日趋加重的生态环境危机，甚至本身也成为导致这些危机的主要因素。20世纪60年代掀起的绿色政治运动进一步将生态环境问题扩大到全球范围，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绿色政治产生的时代背景 经济增长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及社会各界政治家、经济学家们永恒不懈研究和探讨的重要话题。各国政府把经济增长作为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政治学家把经济增长视为保障政治稳定的“灵丹妙药”，经济学家则把经济增长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尺。20世纪现代技术革命加快了工业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随着高科技和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世界经济也迅速步入了黄金发展时期，经济高速增长甚至成为人类追求的唯一目标。与此同时，技术进步促使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与需求急速增加，工业发展导致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与污染日趋严峻，最终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迫使人们从最开始一味重视经济增长问题转而关注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1962年美国著名学者蕾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向人类敲响了生态危机的警钟。时隔十年罗马俱乐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的出版，再次激起人们对生态危机的恐慌意识。面对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人们开始反思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开始审慎地思考经济增长与环境发展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摆脱人类生存困境逐步成为人类共同关注的焦点。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一股源自西方随后遍及全球的绿色政治浪潮迅速兴起。 二、绿色政治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反思 经济增长理论的成长大致经历了古典、新古典和新增长三个发展阶段。从18世纪后期开始以斯密和李嘉图等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索洛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再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罗默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分别对经济增长要素及决定因素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和阐述。［1］其中，根据经济增长决定因素来源的不同，又可将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外生经济增长和内生经济增长。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由诸如资产、资本和劳动等外生技术进步推动，因而又被称为外生经济增长理论，或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诸如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变化推动，因而又被称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或现代经济增长理论。［2］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源稀缺制约经济发展，但科技进步、对外贸易等途径可以缓解资源危机，资源并不能构成对经济增长的不可逾越的绝对限制。然而，从20世纪60、70年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技术进步与创新不仅没有缓解资源危机，反而加剧了自然资源与环境的消耗速度。对此，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审视和评价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关注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与影响。 1．反思经济增长的代价———社会环境边际 成本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中，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汲取与利用是不可避免的，因而经济增长成本也是必然存在的。但长期以来，由于人们缺乏代价意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因经济增长而支付的自然资源消耗、社会环境污染等社会环境边际成本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导致现在社会所面临的经济越增长，环境越恶化的发展困境。1967年英国经济学家米香(E．J．Mishan)在其著作《经济增长成本》中指出，技术进步、人口和财富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产生社会、环境和心理等边际成本。如车辆持有率的增多会产生交通拥挤问题，增加路程往返时间;新型塑料产品会给社会生态环境带来新的污染问题;高节奏生活会让人们产生更多的心理压力及精神损伤。他还指出，如果科技进步不能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品质，我们就应停止这种进步。人权应该包括人们生活环境舒适的权利。［3］面对高增长带来高消耗的发展困境，人们开始反思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环境边际成本问题。认为单纯追求经济高增长而忽略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和社会整体发展的破坏影响，最终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日趋恶化，继而走向灭亡。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也因忽视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稀缺性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而受到社会各界专家学者的批评和质疑。 2．反思经济增长的极限———经济增长的有限性 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梅多斯等人发表了《增长的极限》，文章中指出，人们追求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往往忽略为之付出的生态环境问题。由于经济增长而附带的人炸、土地沙化、资源枯竭、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等生态环境危机已经使人类陷入了生存的“困境”，当困境达到一定极限时世界就会走向毁灭。［4］1980年里夫金在其著作《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中运用“势力学第二定律”，断言科学技术的发展只能加速地球资源的枯竭和人类社会的崩溃。［5］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经济增长不可能是无限的。以耗竭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不能推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也会因为受到自然资源稀缺的限制，逐步达到经济本身发展的极限。因此，反思传统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均衡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3．反思经济增长与发展———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 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标。特别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技术进步为研究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西方国家普遍盛行，经济增长甚至成为社会发展唯一目标。“在大多数工业社会中，有三个密切联系的增长量，即经济的、技术的和机构的增长量度。经济的持续增长，实际上被所有的经济学家认可为一种教条。……几乎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一个共同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目标进行，这就是:追求更多的物质财富”。［6］在经济增长理论的指导下，西方发达国家当时的经济和物质财富确实迅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对高增长高发展的强烈要求，也造成了资源环境的高消耗，致使生态环境的急速恶化。基于对经济增长代价、极限以及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反思，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开始反思这种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的发展模式，试图寻求一条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之路，从而使人类走出不可持续地、有限地发展困境。#p#分页标题#e# 三、经济增长理论的调整与变革 对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造成的资源环境问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调整方式:一种是在不改变工业文明的经济模式情况下修补式、应对式的反思和调整。另一种则是要求对传统工业文明的经济模式进行革命的变革式、预防式的反思和调整。［7］对于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也有两种调整方式:一种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补充型调整;一种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变革型调整。 1．经济增长理论的补充型调整:从外生经济增长理论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外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由经济理论不能预见的所谓外生的技术进步推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哈罗德—多马”模型与“索洛—斯旺”模型对此都已经做了不少研究。①前者认为，经济增长最终由一国的储蓄率与资本的投资效率决定。后者则指出，通过诸如资产、资本等外生技术进步来修正总量生产函数，以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8］对外生经济增长理论而言，经济增长是由经济理论不能预见的所谓外生的技术进步推动。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变化与发展，外生经济增长理论也开始暴露出一些缺陷。该类模型无法对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以及诸如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进步率做出解释。面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问题和缺陷，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1990年提出了技术进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内生技术进步上。自此，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理论基础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之源，又是“知识”内生积累的结果。因而，经济增长就取决于经济系统本身，而非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所谓的外生因素。［9］新经济增长理论关于知识、技术、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的论证，进一步提高了技术创新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尽管新经济增长理论突破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单纯论述劳动与资本的局限性，在对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进步的解释上取得了进展。然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假设和外生经济增长理论仍然是相同的，即技术进步可以推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因而只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修补型调整。 2．经济增长理论的变革型调整:从经济零增长到经济稳增长 不可否认，以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观点在20世纪中期社会实践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西方国家的高经济增长政策为其带来了丰富的社会财富和物质文明。然而在经济迅猛增长的同时，与之相伴的却是日趋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问题。因而，仅以技术进步就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理论观点逐渐引起了人们的质疑和挑战。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报告中认为工业革命以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将给地球和人类自身带来毁灭性灾难，人类社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资源有限性决定了经济不可能无限增长，经济高增长必然会引起资源高消耗和环境高污染，当这“三高”突破一定限度，世界末日就要来临。［4］为了避免经济崩溃，唯一出路是实行经济零增长。 经济增长极限论因对经济增长过于悲观甚至极端的观点遭到很多经济家的激烈批评，然而，经济增长极限论也因对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关注而在环境学界受到人们的重视。美国经济学家米香认为，经济增长只是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并不能让人们精神得到满足。相反，人们在追求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往往会失去很多幸福。因此应该停止经济增长。［3］ 不同于增长极限论所提倡的“经济零增长”激进观点，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达利(Her-manE．Daly)1971年在著作《走向稳态的经济学》中提出“稳态经济”理论观点。达利认为，在经济增长与发展无法避免的现实状况下，发展经济必须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保持一定的平衡关系。“用质量性改进(发展)的经济范式来代替数量性扩展(增长)的经济范式作为未来进步的道路。”［10］稳态经济理论促使人们改变过去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态度，转而开始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环境与经济发展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F251 文献标识码：A

作为服务业的重要分支，物流业是一个集协调性、复合性和整合性于一身的产业［1］，直接服务于钢铁、石化、汽车、船舶、有色金属、装备制造业、纺织、轻工、电子信息等产业。虽然物流在国民经济活动中处于动脉地位，然而位于不同经济区域中的物流环境是不一样的。经济区域中的物流简称为区域物流，“是在一定的区域地理环境中，以大中型城市为中心，以区域经济规模和范围为基础，结合物流辐射的有效范围，将区域内外的各类物资从供应地向目的地进行有效的实体流动”［2］。区域物流以服务本区域的经济发展为宗旨，是实现区域内物流、跨区域物流和国际物流的有效运作的有力保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区域物流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资源表明物流能力每增长1%，区域经济的GDP将增长22%［3］。因此，作为国家10大调整与振兴规划的产业之一，当前物流业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更具有战略意义。

区域物流与区域发展政策等软环境因素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性，现代物流业的发展不仅需要硬环境的支持，更需要软环境的保驾护航。在区域物流硬环境发展已获得普遍重视的今天，从系统的角度研究区域物流软环境资源的整合配置利用等，将成为未来区域物流的研究趋势，如研究如何协同政府、经济组织、企业在区域物流中的活动，以达到经济社会的协调有效发展。基于区域物流业软环境的战略建构机制，本文从理论上对物流产业的宏观经济环境进行解构，综合考虑制度环境中政府与市场协同机制，并提出区域物流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物流软环境的研究综述

软环境是一个与硬环境相对的概念，前者具有更强的物质性，如地理条件、资源状况、基础设施等；后者具有更强的精神性，强调作用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意识形态那部分因素，这部分因素集中体现在机制上，如思想观念、文化氛围、政策法规及政府行政能力水平和态度等。软环境是一个极具中国背景情境依赖性的名词［4］，由于国情不同，国外学者通常以“企业外部环境”、“企业生态系统”或“企业社会资本”进行替代。在一些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中，制度的稳定性较强，表现出相对显性、甚至是刚性，制度类的环境因素通常被排除在软环境之外。目前，尽管不存在一个明确的概念，然而中国学者普遍赞同软环境是“社会生产实践与交往活动中创造并反映出的制度上和精神上的总和”［5］。

软环境具有以下特征：（1）人为特征。软环境的相对隐形使其易受人为因素干扰，从而难以进行量化研究。（2）系统性。软环境之所以称为环境，必然是一个系统，是一个要素间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有机统一体；软环境一般应包括法制环境、行政环境、人文环境、服务环境等子系统，但不同主体的软环境子系统又不尽相同。（3）发展渐进性。软环境的评价指标通常属于“慢指标”，软环境的发展是渐进的，需要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4）边际贡献递增性［6］。硬环境开发效益的发挥与回收成本有一定的时间限制，硬环境通常遵循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而软环境建设虽然历经的时间长以及开发的难度大，然而一旦形成良性循环，则会产生示范效应和巨大的吸引力，形成长效性。（5）单向循环性。软环境通常按自身规律进行演变，一旦形成则往往会单向强化，最终要么良性循环，要么恶性循环。

区域间经济发展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软环境的竞争，作为重要的生产力之一，软环境将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硬件趋同的一般情况下，软环境是提高竞争力的惟一决定性手段，优良的软环境可以形成优势明显的“洼地”效应，从而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物流基础设施等硬环境的建设和发展日臻完善，软环境从过去被忽视日益转化为被关注的焦点，逐步成为学者们所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软环境的理论基础

基于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国外学者通常对软环境展开研究。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包括政策、科技、人文环境［7］等，是一个企业与外部环境共生共促的生态系统，这一概念由Moore［8］提出，其内涵涉及区域软环境的各个层面。Baum和Singh认为企业的生存状态，简称为生态位，是企业在资源和能力方面的特征，是企业与环境互动匹配后的状态［9］，企业可通过生态机制使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各要素协调匹配，因此外部环境要素深深影响着企业的战略行为。Berger 等提出“关系型融资”假说，强调中小企业的成长战略与区域服务环境具有很大的关联性［10］，Baron则认为政府规制对于企业的成长路径影响显著［11］。应该说国外学者的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研究拓宽了国内软环境的研究视角，并为国内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

Granovetter提出经济活动的组织及其行为方式受到社会关系的约束，即经济活动具有社会嵌入性［12］，这一学说发展成为社会嵌入性理论。Zukin和Dimaggio［13］补充了嵌入性理论，认为经济行为还受到心理因素、文化因素、政治因素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嵌入性理论阐述了经济活动对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依赖，同时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构成了企业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企业组织被视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与外界各社会因素具有一定的联系，需要以一定的手段来解决企业这一系统与外界的协调与配合，企业应主动加强社会根植性，丰富企业的社会资本，事实上就此而言，嵌入性理论的企业社会资本学说的观点与企业战略理论是不谋而合的。国内外学者，如Bourdieu［14］、高静美和郭劲光［15］等，均基于企业社会资本的角度，强调了软环境对企业竞争优势的作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建立了系统的社会分工制度理论体系，现代分工理论给予人们三点启示：一是社会分工将不断演进；二是制度创新将促进社会分工；三是社会分工的不断演进需要能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创新［16］。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理论从另一路径为软环境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其核心观点认为所有实际资源的使用都会产生交易成本，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制度安排将导致不同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制度演变的目的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17］。根据交易成本理论，交易的总成本由固定交易成本及变动交易成本构成，固定交易成本则与软环境有关，受到正式制度的安排及非正式制度的影响，由正式制度安排所不能解决的诸多问题, 如公平问题、信用问题、道德风险、机会主义行为等在交易中易导致的问题，需要非正式制度，如意识形态、文化、价值取向等手段来降低交易成本。因此，降低交易成本需从软环境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方面综合治理，惟其如此才能行之有效。

（二）物流软环境的实证研究

国内学者较少系统地展开物流软环境的实证研究，较有影响力的相关研究有张方、刘丙午分析了珠三角物流业软环境研究的现状，并结合现代物流的特点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对珠三角地区现代物流软环境进行了实证研究，旨在创造良好的适应国际物流发展要求的政策环境［18］；李晓娜、韩增林等则运用层次分析法，将东北经济区发展现代物流业的软环境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进行比较，并针对东北经济区存在的差距，提出改善和发展东北经济区现代物流业软环境的对策［19］；周明、高杰从区域物流和区域物流系统理论入手，采用统计学方法分析了全国具有代表性的12 个城市的区域物流环境条件，并据此提出中西部地区发展区域物流的战略方向［20］。此外，肖军、单圣涤针对长株潭现代物流中心软环境的构建，提出了政策、金融、税收等方面的战略构想［21］。以上研究者均提出了有助于区域物流持续发展的政策策略，有的学者也对物流软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展开了研究，但其测度指标体系尚未得到细化。

（三）物流软环境的研究评述

目前，欧美和日本等国的物流软环境研究领域，比较侧重于微观的企业层面，由于经济体制的差异，国内的物流软环境研究则对于宏观层面的问题较为关注。纵观国内现有的物流软环境研究文献，已有诸多学者基于各自的知识层面对物流的政治环境，如政策环境、法律环境等，经济环境，如经营环境、服务环境等，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等展开探讨。可以认为基于各知识层面的物流软环境研究已形成了一定的理论枝蔓，但大多数研究者对于物流软环境各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以及各变量与物流软环境间的耦合关系等问题尚缺乏考量。物流软环境的多元性，即组织、规则、意识形态等综合因素的交互作用机制，决定了物流软环境的治理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今后物流软环境的研究方向，应当从宏观层面思考物流资源的整合配置问题，如研究如何协同政府、物流企业和其他机构组织在物流活动过程中的表现，达到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由于国内文献普遍偏重从理论视角分析物流软环境，以定量分析为主的实证性研究明显不足。现有的物流软环境研究，其研究方法较为简单，尚处于定性分析阶段，大多缺乏实证分析数据。物流软环境研究应用价值的提高，尚有赖于强化区域物流软环境综合治理方面的探索，如区域物流软环境的政策机制、法律机制、金融机制、保险机制和文化机制等的嵌入战略分析。为了发现物流软环境系统的运行规律，其研究前提是深化和细化物流软环境的衡量与评价模型，今后的研究路径应更注重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如可在某个区域范围内展开市场调查并采集调查数据，进行数据整理、分析和挖掘，以此构建区域物流软环境系统指标体系。

二、区域物流软环境系统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区域物流软环境系统的关键构成要素

软环境系统的关键构成要素对于相关实证研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缺乏实证的计量或测度，将难以厘清软环境具体构成因素对总体效果的影响程度，然而要获得科学客观的区域物流软环境系统的关键构成要素却并非易事。在沿袭、借鉴其他经济领域软环境的研究基础上，笔者首先通过业界专家访谈的形式，完成物流软环境评价指标的理论遴选。为建立动态软环境观测手段与方法，本文综合国内多个理论专家的已存研究成果和业界专家的访谈结果，认为区域物流软环境应包括以下五大关键构成要素。

1．政策环境。政策环境是指区域各级政府的管理体制、管理理念、工作作风、政府与物流市场的关系，以及政府在物流市场中的角色扮演，即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是政府为实现区域物流的高效运行与健康发展而制定的公共政策以及对物流活动的干预行为。物流业政策体系是国家或地方围绕物流业发展目标而制定的，一整套有关物流业发展、结构、技术、组织、布局等的一系列政策组合。因此，作为物流经济运行的基本保障，物流政策在宏观上对于物流产业发展具有规范、引导、激励和约束的效用。具体而言，物流政策应当包括由政府部门根据区域内物流运行状况提出的，各种增加或减少市场主体利益的系列措施、规划、计划、标准等。对于物流企业的创业与运营影响较大的政策有市场准入政策、金融政策、管制政策等，物流政策具有行政性和公共物品的属性，良好的物流政策环境一方面可减少或降低物流的外部不经济，譬如治理物流污染、超载行为等；另一方面，物流政策还可以扶持、促进和指导物流产业的良性发展，如加快物流标准化的建设，提高社会物流效率等。

2．法制环境。物流法制环境是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影响区域物流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物流法律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是促进物流产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现代物流业的持续发展必然以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为依托和动力，实现现代物流法律体系化是现代物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物流法制环境既包括立法环境和执法环境，当前涉及物流的法律法规非常宽泛，一方面是因为物流系统处于转轨时期的复杂经济系统中，另一方是由于物流活动的特性决定的，物流活动涉及运输、仓储、采购、配送、搬运、流通加工和物流信息等各个方面，涉及法律、法规、规章等不同层次的立法。目前，我国尚不具备一部统一的《物流法》，现行的物流法律法规散见于各层面的法律规制中，主要由五部分构成：一是物流市场的准入规则；二是物流作业的技术规范；三是搬运配送环节的法律规范；四是包装环节的法律规范；五是仓储和流通加工环节的法律法规；六是行业标准规范［22］。区域政府可根据国家法律和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立法，但立法权较小，因此执法权在当前状态下对于区域物流的法制环境具有更为实质性的影响。

3．经营环境 。区域物流的经营环境是直接影响物流企业的软环境之一，而经营环境主要包括市场需求环境、经营的税费负担和诚信环境等因素。物流业具有整个区域经济市场中的重要连贯功能，在经济活动中犹如静脉和动脉系统。物流的需求环境对物流产业发展影响较大，但目前我国企业仍处于粗放扩张阶段，企业物流的发展极大程度上受到了这种高投入、高积累、高消耗带动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23］，因此对于物流的需求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目前，国内物流业所面临的畸高的经营成本也广受诟病，由于经营成本较高，物流业的利润率逐年下滑，企业除了要面临油价、路桥费等刚性成本，还要承受人力、土地等成本，以及高额的税负。此外，道德信用环境，即企业间、企业与个人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与商业道德环境是否符合基本伦理的规范化观念，也是构成区域物流经营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

4．服务环境。在物流业的一体化运作过程中，只有当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合理流动且良性循环，才能带动整个物流业有序和有效发展。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良性循环必然需要金融、保险和信息等服务，否则将无法建立真正的现代物流产业。首先，物流金融能提升第三方物流企业的经营利润和服务能力，物流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通过金融产品有效地组织和调剂物流领域中的货币资金，为企业提高物流服务的增值性［24］。其次，物流与保险的结合是经济发展环境变化的必然产物，是物流业发展的内在需求，因此物流保险也作为物流业的服务要素之一，为物流业务的运作承担保驾护航的责任。第三，标准化也是保障物流业规范发展的软性技术之一，如物流信息系统的代码、文件格式、接口标准，以及物流操作规程标准等，既有助于促进物流业的规范发展，又有益于物流运作效率和效益的提高［25］。第四，政务环境作为政府各级机构组织为区域物流经济市场主体提供服务的环境，由服务的质量、服务的效率和服务的态度等方面构成，它虽然不具可传递性，但同样对区域物流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5．人文环境。作为潜在影响区域物流发展的非制度性因素，物流的人文环境是社会、媒体以及个人在实践中孕育而成的，关于物流活动的思想意识、规则制度与价值体系的总和，因此既是物流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物流经济发展的条件。具体而言，物流人文环境包括社会环境中发展第三方物流的意识、发展绿色物流的理念、物流企业的创新精神、物流文化的开放性，以及物流文化的教育水平和物流人才的培养状况等。在社会性软环境中，培育现代物流的人文氛围是非常关键的, 良好的物流人文氛围有助于现代物流的道德信用、市场规则和物流创新的发展［26］。另外，物流发展离不开复合型的专业人才，各级院校的物流初、中、高级管理人才的培养氛围，以及行业或企业自身创立的学习氛围等人文环境，也会间接地影响区域物流软环境的发展。

（二）区域物流软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

软环境的概念是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其主观性难以用客观指标去度量，但这并非是完全无法达到的。物流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应当遵循软环境的一般特性，通过挖掘软环境要素的可感知性，以及科学设计论证内容将可以弥补这一缺陷。软环境的内涵范围较广，几乎可说是包罗万象，适当聚焦其关键性指标，并采取预论证的理论遴选方式，能使研究结果更具有实操性。在借鉴国内外学者已有研究设计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同时结合调研与访谈资料，在深入考察目前国内物流产业的运行状态的基础上，本文剔除了部分理论遴选后获得的指标，将五个大类的一级指标概括为政策环境、法律环境、经营环境、服务环境、人文环境，具体分为13个二级指标，并在尽可能保证各层面指标间的独立性的基础上，将二级指标细分为30个三级指标（见表1）。这种构建本着系统性、独立性、相对性和实操性的原则，旨在建立一个对区域物流软环境精确测评的模型，为进一步研究物流软环境系统的运行规律，以及提出物流政策、物流法律、经营环境、服务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系统优化提供依据。

三、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区域物流经济发展的中国情境特征，结合调研与访谈资料，构建了区域物流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阐述了关键要素指标的含义，旨在为建立区域物流软环境的衡量与评价模型奠定基础。为完善本文所构建的物流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后续的研究将基于管理学方法论，拟将某经济区域的物流软环境作为评估对象，分别针对区域内物流业的供方、需方以及物流业的相关方，如政府管理部门、金融机构、保险机构、教育机构等展开大样本实证调查，获取所建构的各级指标权重。未来的研究将对物流软环境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与评价，旨在研究经济区域内的物流业软环境的战略建构机制，即特定制度环境下的政府与市场协同机制等，从理论上对物流产业的宏观发展环境进行解构，从而发现这一经济区域内物流产业软环境系统结构要素的权重次序，以此刻画物流产业战略运行机制的理论模型，并进一步为优化区域物流软环境，提出有效的金融机制、保险机制和文化机制等嵌入战略。

参考文献：

［1］ 白雪洁.产业融合影响物流产业市场结构的路径及企业的应对策略［J］．物流技术,2005(l0).

［2］ 海峰. 怎样认识区域物流［J］．中国物流与采购，2003(10).

［3］ 许秀峰. 江苏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关系研究［J］．物流技术,2009(2).

［4］ 范钧. 区域软环境研究综述［J］．社会科学战线,2008(9).

［5］ 纪连永.科技发展软环境制约因素及对策浅议［J］．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2004(4).

［6］ 何伟军.区域物流中心服务支撑体系的作用机理研究［J］．当代经济,2011(2).

［7］ Daft, R. L. Characteristics of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s and Perceiver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9, 1988(2):123-139.

［8］ Moore, J.F. Predators and Prey: A New Ecology of Competition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3(3):75-86.

［9］ Baum, J.A. & Singh, J.V. Organizational Niche and the Dynamics of Organizational Founding［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4,5(4):11-26.

［10］ Berger. N.A. & Udell G.F. The Roles of Private Equity and Debt Markets in the Financial Growth Cycle［J］． Journal of Banking Finance, 1998(22).

［11］ Baron,D.P. The Non-market Strategy System［J］．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1995,37(1):73-86.

［12］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3): 481-510.

［13］ Zukin S., Dimaggio P. Structures of Capital: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Economy［M］．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4］ Bourdieu, P. Social Space and Symbolic Power ［J］． Sociological Theory, 1989,7(1):14-25.

［15］ 高静美, 郭劲光. 社会资本：理论回顾与本土研究［J］．石家庄学院学报, 2010(4).

［16］ 傅首清.高技术产业软环境中的政府作用机制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8(19).

［17］ 魏中海，李保刚.区域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因素及对策思考［J］． 理论研究,2002(2).

［18］ 张方, 刘丙午.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珠三角地区物流软环境的评价［J］． 物流技术, 2007(10).

［19］ 李晓娜, 韩增林. 东北现代物流业软环境的指标体系构建及其发展对策研究［J］． 物流科技, 2006(2).

［20］ 周明, 高杰. 区域物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及其实证研究［J］． 生态经济, 2007(7).

［21］ 肖军, 单圣涤. 论长株潭现代物流中心软环境构建［J］． 湖湘论坛, 2009(2).

［22］ 王鹏.中国物流法立法问题的分析［J］． 法学研究, 2010(7).

［23］ 向玉冰, 安雪娇, 李玉东. 关于我国企业物流发展出路的探讨［J］．中国商贸, 2011(8).

环境与经济发展论文篇10

[关键词]：“两山论” 生态文明 经济建设 辩证统一

1.“两山论”的提出及发展

“两山”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2005年在浙江省安吉县余村考察时期。当时余村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河水污染，空气质量低下，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余村村委毅然关闭矿山和水泥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治理生态环境，同时发展旅游业，将生态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正式根据余村生态优势转变的生动事例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

在提出这一论断之后，并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他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对这一思想进行深刻的理论探索。2006年3月23日发表的《从“两座山”看生态环境》这篇文章，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两山”思想，2006年9月15日发表的《破解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两难”悖论》文章，用环境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实践，具体而深刻地阐释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这两篇文章标志着“两山”思想逐渐走向完善和成熟。

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对其“两山”思想进行了更加全面的表述：“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思想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指导中国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南。党的高度重视生态文明，提出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建设美丽中国。

2018年5月18日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站在新时代中国现实和历史的高度上，阐释了保护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关乎经济发展，更关乎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党的长远发展。同时提出了六项重要原则：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这六项原则标志着生态文明思想的正式形成，其核心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的思想。

同时在党的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一理念是对“两山论”的进一步发展，强调了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性，人类不可能离开自然而独立生存下去，自然环境所给予人类的不仅是光、空气、土壤等这些自然条件，更深层次的是生态优势可以转化成经济优势，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这个共同体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和解，实现了人类史与自然史的统一。

2.“两山论”的哲学底蕴

2.1.“两山论”的内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内涵非常深刻。首先从字面意思来理解，“绿水青山”不仅是河水清澈、山峰苍翠，而是指生态系统处于良性发展、环境得到有效保护、资源实现合理利用的一种和谐发展状态。而“金山银山”也不是仅仅是财富大大增长，更多的是经济效益和质量的提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体现了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生态环境的保护，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中，实现绿色发展。

“两山论”还具有广泛的实践意义。一是“两山论”蕴含着新的发展理念，“既要金山银山，也要保住绿水青山”要求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实施绿色发展方式，改变以往以经济建设至上的观念。二是报告中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推动了我国人居环境的改善，为我国居民创造了山清水秀的宜居环境。

2.2.“两山论”的哲学底蕴

“两山论”在哲学上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可以实现齐头并进，更说明了传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2.2.1 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

物质资料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物质资料则来源于自然界。人类不能离开自然环境生存，同时自然界也需要人类的保护和合理利用。“两山论”中的 “绿水青山”是人的居住地和生活场所，它表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金山银山”是人利用 “绿水青山”实现自我发展的结果。因此，“两山论”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的状态，人类需要自然，也离不开自然。自然同样离不开人类。“两山”思想更加深刻地表明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意在希望人类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建立和谐发展的关系。

2.2.2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统一

过去我国的经济发展以牺牲“绿水青山”换取“金山银山”，这样“两山”是完全对立的，经济利益大于生态环境，导致过去几年我国大部分地区生态遭到严重破坏。而主席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关键就是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意味着当保护生态与经济建设碰撞时，宁愿放弃“金山银山”，也要选择“绿水青山”。但是这是一种极端的处理方式，其实这两种“山”可以统一起来，共同发展。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注意绿色发展和生态保护，而生态保护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发展动力，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保护实际上也是一种发展”。“两山论”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统一起来，大大拓展和深化了发展的内涵。

2.2.3利用与传承的辩证统一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是我们要代代传承的宝贵财富。为了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这一代人在利用自然生态环境改善我们的生活时，不能损害后代人的利益，不能影响后代人利用自然资源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我们要节约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为后世留下资源。“两山论”思想要求我们意识到环境利用、传承和创新转换能源机制的辩证统一关系，使自然界能够再生产，使自然界得以持续发展，更高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创造出无尽的财富。

3.“两山论”在中国的实践发展分析

3.1改革开放时期，忽视绿水青山

改革开放初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目标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人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盲目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而牺牲了生态环境。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总量迅猛增长，物质财富日益丰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是当人们冷静下来反思我们的发展方式时，发现之一成就的背后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空气污染、资源枯竭、动植物灭绝等。这一问题不仅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也威胁人类自身的身心发展。这样的发展方式是用“绿水青山”换取提“金山银山”最终势必会威胁人类自身。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曾经明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虽然在理论层面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认识到不能只要“金山银山”，还要“绿水青山”，必须实现经济与生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对科学发展观的贯彻执行，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落实并不到位和，导致这一时期对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够，生态环境状况没有实现根本好转。

3.2进入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党的十八大以来，第一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四位一体变为五位一体，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建立生态文明监管机制，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立法，同时改革原有的业绩考核制度，将环境质量指标纳入进来。生态文明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同时，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结合国内外形式，指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时期已经过去，未来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发展将面临发展速度放缓、经济结构调整、发展动力转换、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态势、新局面，即“经济新常态”。经济新常态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的机会和动力，所以必须尽快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新方式，建设美丽中国，让人民群众权利健康绿色的生活环境。

党的报告中： “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全党全国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状况明显改变”，“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主席的“两山论”在指导我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要求我们坚持“绿水青山”。我们要自觉增强生态保护意识，树立生态观念，为未来的生态文明建设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参考文献

[1] 姜 韦,杨宪苓. 浅析“两山论”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J]. 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7(3).201-203

环境与经济发展论文篇11

（一）环境会计的概念。环境会计与环境的日益恶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环境会计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从经济学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核算各类环境因子对经济持续发展的影响。孟凡利教授对环境会计学概念定义为：环境会计学的核心就是将自然资源等因子进行会计核算，从而将这种消耗纳入到企业的经济活动成本范畴。

（二）林业经济的概念。林业经济是林业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在进行环境会计与林业经济之间的关系研究前一定要将林业经济的范围进行界定。林业经济就是将一切与林业发展相关的因素都要纳入到林业经济发展的考量范畴，具体包括：一是林业的经济生产部分。林业经济生产部分主要是针对林业经济的价值效益而言的，比如林木通过市场销售而获得市场价值；二是林业的环境生产部分。林业的环境生产部分主要包括林业在环境保护中发挥着重要的效益与林业在实现市场价格过程中所进行的生产、加工以及销售等。

二、环境会计在林业经济中应用的优劣分析

鉴于我国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严重，我们有必要从多个角度分析环境会计在林业经济中的应用，结合SWOT分析模型，环境会计在林业经济中的应用具有优劣势之分：

（一）优势分析

1、林业优势。首先，我国是林业资源大国，我国森林面积达到了19，545.22万公顷，全国林地面积为30，378.19万公顷，尤其是我国的人工林面积更是得到快速的发展。截止到目前，我国人工林保存面积为6，168.84万公顷。这就为环境会计的研究提供了广泛的对象分析；其次，我国林业绿化面积在不断扩大，截至2011年我国人工义务植树达到了133亿人次，并且植树造林的活动越来越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最后，我国防沙治理与生物保护越来越完善，政府加大了对防沙治理工作的重视程度，并且每年都会投入巨大的资金与技术应用于发展林业经济，因此巨大的林业资源优势为林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同时也给环境会计提供了应用空间。

2、政策法律优势。我国关于环境会计与林业经济的法律法规可以说非常的完善，比如198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等，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实施为环境会计在林业经济中的应用提供了重要的发展依据，有效地指导了环境会计在我国林业经济发展中应用范畴。

3、社会公众对林业资源保护意识的提高。社会对环境保护的意识不断增强，为此社会公众积极地进行植树造林等活动，大大提高了我国林业资源，同时社会上的生态文明理念也不断完善与丰富。比如，2011年我国新建生态文化基地380处，并且针对环境会计文化的影视宣传题材也越来越丰富，《青春的油茶树》、《遥远的村庄》以及《我们是中国林业人》等影视反映了生态文明的日益成熟。另外，社会各界对林业资源保护的宣传渠道也越来越丰富。对林业资源保护的宣传已经突破了传统的以林业部门的行政宣传手段，社会媒体人主动进行林业资源宣传的积极性在不断提高。截至2011年，我国各大综合网站都加大了对生态文化的宣传，比如中国政府网、新华网根据自身的特点，结合生态文明，广泛的开展了主题鲜明的宣传活动。

（二）劣势分析

1、林业经济环境效益可预见性差。虽然大力发展林业能够促进环境的改善，但是着重改善具有滞后性，如同我们常说的“植树造林，造福后代”就充分的阐述了植树造林只能让当代人获得短期的经济效益，而其环境效益则需要较长的时间，也就是投入与回报的不对等体现为林业发展中的环境效益的时滞性，这就是为什么社会投资人不愿意将环境会计应用到林业经济中的直接原因。对此问题，我国政府通过一系列的干预手段降低环境会计进入林业经济的门槛，但是这种问题并没有解决，表现为林业经济对环境效益的可预见性比较差：林业环境效益的周期比较长，这种较长的周期必然会导致在应用的时候出现许多无法预测的因素，根据期望值风险理论，林业环境效益的发生概率是比较低的，导致林业投资者对环境收益的期望值比较低，因此影响到林业经济的发展。

2、林业企业不利的行业竞争地位。我们知道，发展林业经济除了要发挥其经济价值之外，更重要的是发展环境效益，但根据市场法则，如果将林业企业处于市场竞争中，那么是不利于社会资金流向林业行业的，因为林业企业在发展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兼顾社会环境效益，这样很多的社会投资者会考虑到利润最大化的因素，而将资金流入到其他行业中，这样就不利于林业企业的融资，如果我们再将环境成本纳入到林业企业的生产成本中，那么无疑就会扩大林业企业的成本费用，进而影响到林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考虑到经济效益的角度，很多企业不愿意将环境会计应用到企业财务管理中。

三、环境会计在林业经济中的具体应用

环境会计在林业经济中的应用需要全社会行业、部门之间的密切配合，立足于社会责任积极营造与实施与环境会计发展相适应的措施。

（一）政府部门要加强对环境会计在林业经济中应用的指导与规定。首先，立法部门要加强与完善环境会计的立法工作。虽然我国关于林业资源保护与会计工作的法律法规都比较多，就如同我们前面所述，但是具体到林业环境保护与会计手段相结合的法律法规目前仍为空白，因此我国立法部门要加大对该领域法律法规的制定，针对当前我国实施环境会计与林业资源保护立法条件不成熟的现状，我们可以采取上粗下细的方法，即地方在遵循国家相关环境会计政策的基础上制定地方法规，实现林业经济与环境会计相结合的目的；其次，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引入绿色GDP。我国传统考核经济指标的方式就是采取GDP，即对经济领域内生产出的产品与劳务价值的总情况进行考核。但是此种考核导致地方政府将发展经济作为第一要务，甚至经济的发展建立在污染环境、破坏环境的基础上，这也就是说传统的GDP考核模式不利于环境会计在林业经济中的应用，因此我们要积极构建绿色GDP考核指标体系，将环境资源消耗因素、环境改善成本以及环境退化成本等因素纳入到GDP指标考核中。

（二）加强环境会计的理论研究。完善的理论体系是支撑与促进环境会计在林业经济中应用的基础保证，针对我国环境会计在林业经济中应用效果的不理想因素，有必要从加强理论研究层面入手。一是注重会计学科的交叉问题。由于会计学科理论的范畴比较大，同样环境会计理论研究所涉及到的学科种类也比较多，既包括环境经济理论、资源经济理论以及生态经济理论等等，因此需要在理论研究时要注重对这些学科的综合运用；二是注重对实证理论的研究。任何理论的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实现实践操作这一目的上，脱离实证研究的理论是没有使用价值的，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经得住实践检验的理论才是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具体价值的理论；三是我国环境会计理论研究要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积极借鉴与参照国外先进国家的理论研究成果。比如，我国会计理论专家学者要打破传统的地域限制思维模式，向先进国家、学者进行讨论与学习，共同促进环境会计理论的发展。

（三）构建与环境会计相适应的核算科目体系。首先，在资产负债表中增加相应的科目。环境会计在林业经济中的应用，对传统的会计核算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资产负债表中的一些科目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具体就是要增加以下科目：环境资产、环境资产折耗以及环境资产净值；其次，在损益表中增加的科目主要有环境收入、环境成本；最后，对环境会计核算要素进行确认。会计要素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因此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环境会计要素主要包括：一是环境资产。针对林业经济而言，林业资源的开采权也代表着环境资产，因为我国公益林的开采必须要经过国家的授权；二是环境负债。环境负债主要是实施主体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所需要承担的资产赔付；三是环境权益。环境权益主要是针对环境资源的拥有角度而言的，也就是企业对环境资源所享有的权利与义务；四是环境收入。环境收入是林业企业对林业资源的破坏结果进行治理而发生经济事项导致企业经济收益的增加与减少。另外，设立相匹配的会计报表项目。比如把资产负债表中的林木资产项目转变为森林资产，并设置林地资产、森林生态资产、森林生物资产项目。

（四）丰富与扩大林业会计核算的内容。丰富与扩大林业会计核算的内容首先要明确环境会计的核算原则，根据环境会计理论，环境会计应该遵循继承与创新的原则，在遵循原有会计核算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具有创新性的核算原则，比如针对当前林业经济在处理生态、经济以及社会效益时很难做到三者兼顾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生态林业方面入手，进行创新，根据生态林的价值将其进行分类，一般来说生态林具有商品林和公益林之分，但是无论其属于什么性质的树木，其都应该纳入到环境会计核算体系中，但是由于其属性不同，导致其经济效益也就不同，因此需要构建具有区别化的会计核算体系；其次要构建具有循环成本观念的核算概念。传统的林业会计成本采取的是按照马克思成本概念，也就是产品的成本按照劳动与付出之前的关系，侧重对人的劳动付出而言的。这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不相符的，因此我们要从整个社会发展的循环角度考虑；最后对林业的考核也要突破以往的以货币形式的方式，将林业经济中对生态环境、社会贡献以及环境资源成本等因素纳入到新的核算体系中，实现林业企业的利润与社会成本、社会收益之间的协调发展。

（五）完善林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首先，完善林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林业不仅为社会提供了木质资源，而且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但林业生产又消耗着一定的林业资源，而投资者为了提高与改善环境质量问题又必须进行必要的投资，因此需要林业企业进行会计信息的披露，这样才能让外部投资者了解企业的经营情况，进而对林业企业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其次，扩大林业会计信息披露的范围。林业会计信息披露要从过去的以人造林方面的会计信息转变为提供自然资源、生态资源等方面的会计信息，这种信息的披露也要打破传统的以货币作为计量方式的模式，提供非财务的会计信息；最后，拓展林业会计信息披露方式。林业会计信息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因此我们对林业信息的披露方式也要进行拓展，在遵循原有会计信息框架的基础上，采取现有财务报表框架内披露与在现有财务报告框架内披露的方式，并且要根据社会投资者的需求采取多种形式的操作方式，以此满足不同社会需求者的要求。

作者:史晓倩 单位:渤海大学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环境与经济发展论文篇1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新古典主义 经济生态观 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创造大大超出地球本身的承载能力，加之经济理论也长期把生态资源定义为非稀缺、无价值产品，促使人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度地向地球掠夺了大量的资源，造成了资源巨大的浪费与环境的严重污染，出现了当前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危机”。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使得人类生存和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生态环境问题”也开始得到广泛关注。通过生态文明建设，解决好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课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相当多的学者投入到探索解决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研究中来。当然，生态文明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其中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是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也就是经济生态观的问题，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学派。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经济人”假定基础上，运用价格理论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求解，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在新古典主义经济生态观的理论指导下，是很难形成科学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的。而早其100多年的马克思经济生态观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以及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并已经对生态环境问题给出了科学的回答。马克思科学的经济生态观才是经济生态观的理论真谛，只有以其为指导，才能寻找到缓解生态危机、化解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正确路径。

新古典主义经济生态观的理论局限

对于日益凸显的生态环境问题，20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提出了具有一定影响的经济生态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的发展是以边际调节来实现的，均衡状态是稳定的，价格理论是其核心，价格机制是一切调节的原动力，从而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经济发展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实现均衡发展。按照这一理论，新古典主义经济生态观提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环境服务进行定价。因为生产过程中合理的环境要素服务定价和严格的环境保护策略，有助于促使生态环境保护内部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由于资源的开采、加工的污染等破坏了环境要素，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不可逆性损失，进而使得消费者的效用受到了影响，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就应该从生态环境服务的价格机制或者补偿机制入手。因此，国家在制定环境保护策略时，就必须通过求解包含资源的效用函数，考虑不可再生资源的可耗竭性、环境损害的可累计性，并通过对污染控制、资源发展研究与投资、自然资源对环境影响的不确定性以及自然定律等问题的考察，选择适宜国情的社会偏好贴现率，通过资源、环境的定价和补偿机制，建立起生态环境要素适度内化模式；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同时，还可以通过产业的集约化经营及科学技术的应用，使得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实现良性互动。

上述新古典主义经济生态观是建立在严格的理论假设基础之上的。而在现实过程中，其理论显然是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首先，以价格为核心的经济生态观是扭曲了的生态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强调的生态环境服务定价和通过价格机制实现生态环境的保护是行不通的。因为生态环境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如果单纯地依靠市场机制的调节，必然会带来“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悲剧。同时，对于如何定义不可再生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机会成本，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标准。正是由于缺乏统一的计算方法和衡量维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生态效率模型一直是“空中楼阁”，无法应用于实践。其次，完美的市场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讨论生态环境问题时，虽然其前提是生态环境的不可逆性、不可再生资源的可耗竭性，但其建立的模型却是基于完美市场这一前提条件的，即信息是完全的。而在现实中，信息是不完全、不对称的，不确定性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最显著的特性。信息的不对称性会带来“道德风险”的普遍存在，因此，建立在完全信息假设下的政策方针与解决途径往往在现实中显得软弱无力。再次，建立在“经济人”假定基础上的经济增长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是相互矛盾的。由“经济人”前提条件出发，在现代福利经济学、特别是在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下，理性的当代人（经济人）在其经济活动中只会寻求个人（当代人）利益最大化，既不考虑同代人的社会利益，更忽视后代人的经济与非经济利益。可以说，新古典主义经济生态观带来的是不可持续的发展观。况且，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是追求剩余价值和利润，因此，其发展无疑是“反生态”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生态观的科学性

面对新古典主义错误的经济生态观，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生态观重新加以审视，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审视生产、分配、消费，重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和谐。正如马克思所言，“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一般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①

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制度批判入手，着力构建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以及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理论，先于西方新古典主义生态经济学100多年就已经为人类的发展敲响了警钟。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对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进行过专门系统地论述，但是他们的生态经济思想广泛存在于各个时期的论著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都有关于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等方面的论述。综合这些著作中的论述，可以总结出马克思经济生态观的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观。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要处理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明确指出，人类“经常依靠自然的帮助。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②。恩格斯也有相同的论述，即“人本身是自然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因此，人类和人类社会都是归根到底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没有自然界就没有人自身”。③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整个自然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人、自然与社会都处在这一循环过程中。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他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④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应当是和谐相处的，携手并进的。由于人类的经济活动对自然系统有巨大的作用，并且制约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人类应当克服“自然服从于人的需要”的观点，避免人与自然关系的破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有着这样的论述，“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因为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⑤“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一样，绝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间；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⑥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财富的创造不能违背自然规律。生态环境有其自身的承载力，如果人类不尊重自然规律，片面地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忽视了对自然的尊重，过度地向地球掠夺资源，且不惜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那么人类必将遭受自然的惩罚。随着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对于“资本”的崇拜带来了自然的灾难。资本主义国家在大规模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污染和破坏。资本家追求利润的动机、榨取更多剩余价值的欲望淹没了人类保护环境的呼声。马克思、恩格斯敏锐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带来的灾难，并明确地呼吁：“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⑦他们从多个方面论述了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并进而预言，如果人类社会依然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下去，那么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将会耗竭。

第二，强调通过科学技术的运用建立循环经济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他们敏锐地观察到了科学技术对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和推动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道：“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⑧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亦反对科学技术的滥用，他们强调废物的再利用，即现在所提倡的循环经济体系。马克思认为，“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⑨因此，“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⑩他们认为，如果要克服资源被耗尽、环境被毁掉的危险，需要人类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类应当“合理地调节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进而实现的途径应当是，“把这种通过生产排泄物的再利用而造成的节约和由于废料的减少而造成的节约区别开来，后一种节约是把生产排泄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和一切进入生产中去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也就是说，要注意生产中的“最低限度”与“最高限度”，其中，“最低限度”是指最大限度地消减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排放，而“最高限度”是指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过程中的资源利用效率。而“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就是指通过技术与制度的发展，摆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从今天的意义上来讲，就是要避免浪费、集约化生产，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第三，提倡生态化的消费模式。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直接提出生态消费的概念，也未能对消费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并形成理论体系，但他们的消费思想散落在各部著作之中，是其经济理论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如马克思所叙述的，“在进一步阐述资本时，必须更详细地考察消费和生产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注重自然生态环境与消费的关系。因为人类最基本的物质消费资料是由自然提供的，“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人与自然必须“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否则人类将不复存在。马克思认为消费应该是反映人的本质丰富性、全面性的消费，然而，当人的需要范围超出了自然的界限时，“自然界就会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从而会导致人对自然的掠夺与剥削。消费是人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与活动，先于生产而存在，人与自然界持续不断的物质变换是人类社会延续最基本的前提。当消费变成纯粹地占有资本时，人们就会陷于奢侈消费中无法自拔。资本将变成“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完全异己的力量的财富”，从而使得消费“异化”了。消费领域的异化和裂缝向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蔓延，全面地渗透于人类生活，这种对资本的无限占有欲望，使得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愈发激烈且变得不可调和，最终导致了生态危机。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倡生态化的消费模式，是要求人类的消费需求应当建立在对生态环境给予保护的前提下，将生态环境平衡、人类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终目标的生态文明消费模式。

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生态观要求，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破坏人与自然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整体生态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是与自然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系统稳定有序为着眼点，不能破坏生态环境的“新陈代谢”能力。只有把人与社会都融合于生态自然，形成一个休戚与共、息息相关的整体，才能实现真正的生态和谐，即“所有社会经济体制都嵌入到了自然环境之中，并依赖于它，相应地，人们不得不考虑社会经济体制和生态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考虑污染和生态退化等类似的效应”。

小结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生态观显然比新古典生态观更加科学和深刻。对此，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奥康纳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生态危机的问题上，马克思谱系的理论要比自由主义及其他类型的主流经济思想更有发言的机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等问题，面临着生态危机的重大威胁。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成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党的十明确提出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成为“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是摆脱生态危机的重要举措，同样也是世界发展的需求，是时展的要求。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以及资源利用的关系，不应当完全照搬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尤其是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新古典主义经济生态观所指导的经济社会发展，只会带来发展的更加不可持续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

我们应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生态观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生态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第一，摒弃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提倡的“GDP崇拜思想”。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动因驱使下，从剥削劳动转向掠夺自然、破坏生态是资产阶级的必然选择，因此，从经济危机转向生态危机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反生态”生产方式的实质必然是掠夺自然、剥削自然的。因此，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扭转这种“反生态”的指导思想，即“GDP崇拜思想”。第二，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类干预自然的活动是有限的，人类社会必须与自然共同发展，不能独立于自然之外。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解决好人与自然的矛盾，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求注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没有健康和谐的社会生活，更谈不上人的全面发展。第三，理性地处理节约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进程中，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偏离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此，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就显得极其重要。第四，鼓励生态和谐的技术观。当前世界逐渐恶化的生态危机之根源并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是在于人们“控制自然”的观念。科学技术的运用应当与自然资源的配置方式以及社会发展的政策方向相结合。根据生态环境平衡与市场需求变化动态地进行分配。自然资源的分配与政策的制定也要重新开始充分考虑经济发展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避免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与污染，使得全社会的生产都建立在生态文明的基础之上。第五，注重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生态观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生态观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创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生态理论体系，为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提供理论支撑，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在新的文明――生态文明到来之际，中国理论研究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制度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2&ZD057）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5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7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51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2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16～117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64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26～927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1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43页。

[德]马克思：《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6页。

[德]马克思：《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6页。

[德]马克思：《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