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安全论文合集12篇

时间:2023-03-29 09:28:20

生态安全论文

生态安全论文篇1

二、高校生态安全的知识性分析

1.系统性。

高校是以知识作为基本的操作材料和加工材料,几乎所有的活动都跟知识有关。高校自然生态安全包括高校自然生态环境的建设,树木花草的种植,自然环境的绿化,校园整体的美化亮化都需要有生态学相关的知识作为积累。而高校人文生态安全更需要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精彩纷呈的学术讲座和探访神奇的科学研究,这一切都是在知识的应用和创新中体现知识系统性的魅力。高校的社会生态安全是社会对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和高校社会声誉的综合反映和系统的写照,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体现了其知识的传递、升值过程,也正体现了知识的系统性和综合性。

2.动态性。

高校的生态安全正如知识的学习和提高一样,不是一个固定不变、一劳永逸的事情,它会受到经济、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一所高校受其综合实力、科研水平、师生的生态环保意识、文明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其生态安全状况呈现动态性,这跟知识的学习一样,常用常新。

3.艰巨性。

高校生态安全一旦出现问题后进行整治和治理,就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超出了前期的投入,所以高校生态安全又具有艰巨性。知识也如是,一旦用在了错误的地方,就会产生惊人的后果。例如,携带核弹头的原子弹用在战争上,会对人类产生毁灭性后果。当然,对于知识的学习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要达到较高的专业水准更需要经过专业的熏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因此具有一定的艰巨性。

三、影响高校生态安全的要素分析

高校生态安全包括自然、文化、社会三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其中自然因素是直接影响因素,因为自然因素出现问题,生态安全问题就会直接表现出来。文化因素、社会因素是间接影响因素,它们主要是通过自然因素这一中介变量对生态安全产生间接影响。因此,我们可以把自然因素作为文化、社会这两个变量的中介变量来研究生态安全。从该模型可知:要想解决高校生态安全问题,可以从自然、文化和社会这三个因素入手进行研究。把这三个方面作为影响生态安全的3个一级指标,而自然因素又分为高校环境绿化、高校空气状况、高校植被情况、高校物种多样性、高校土地资源、师生居住情况6个二级指标来进行分析;文化经济因素可分为高校教育教学、高校的科学研究、高校的人才培养、高校的文化传承4个二级指标来判断;社会因素分为高校的生态安全意识、高校的生态宣传力度、高校师生数量、国家对高校的政策、高校规模扩张程度、高校拥有生态技术、高校科技教育经费、高校汽车数量8个二级指标来分析。这样我们可以从18个二级指标来判断生态安全的破坏程度,每一个指标有一个合格或良好的经验值(标准值),用管理学上的专家打分法对高校的生态安全进行评估,邀请专家对这3个一级指标和18个二级指标进行打分,打分结果的平均值作为这个指标最终得分,再根据指标的相应权重,得出总的得分与相应的经验值比较,判断高校生态系统的安全程度。

四、高校生态安全教育的现状分析

1.生态安全教育重视程度不够。

在一些没有设立生态、环境资源等专业的高校,其生态安全教育体系尚未形成,如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材编写、师资配备都不完善,要真正开展非生态专业大学生的生态安全教育就是不可能的事了。即使开设了相关专业的一些大学,主要是进行专业课教学,非本专业的大学生也是不可能得到相关的教育熏陶。从全国高校来看,每年招收的环境类专业学生不到普通学校招生总人数的0.5%,非生态专业学生占绝大多数,而在非生态专业开设与生态相关选修课的院校仅占全国高校总数的10%左右。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学生没有选修或必修过生态安全教育相关课程,没有接受过生态安全教育,这势必导致大学生对生态安全和生态环境缺乏应有的敬畏之心、尊重之情,更不能主动参与环保公益活动。

2.生态安全教学设置不够合理。

在教学体系方面,许多高校只重视生态专业或是环境专业学生的课程设置,但是在非生态专业或环境专业的学生中,把生态安全教育作为必修课或选修课的非常少。在人才培养规格方面,高校大学毕业生应该是具有生态意识、懂得生态文明、有专业技术的现代人,因此在大学教育教学的培养方案中,就应该含有生态世界观和生态伦理道德观的内容;在专业设置方面,对非生态专业的学生来说,虽然不是其专业课,但是高校的课程设置应该包括生态意识、生态的重要性、生态安全危害性及生态安全的基本技能技术等内容,并且有相应的学分。

3.缺乏长远通识生态安全意识。

生态意识是开展生态安全教育深入开展的前提条件,没有生态学的相关知识,就不可能对生态安全的危害性有深刻的认识。以下三种情况都是因为生态安全意识的缺乏导致的生态安全:一是过度开采带来的生态安全;二是盲目引进外资带来的生态安全;三是忽视森林资源保护带来的生态安全。我国的高校生态环境教育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目前虽有几百所大学开设了环境专业,但在专业学生中的生态环境专业教育不能代替在非专业学生中的生态普识教育,更不能替代生态文明教育。生态安全意识,事关21世纪我国能否顺利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远景目标。

五、实施高校生态教育的对策

1.加强高校生态环境建设。

要推进高校生态安全教育,就必须把高校生态安全教育与生态环境建设结合起来。而加强高校的生态环境建设,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加强高校自然生态环境建设。高校要加强绿化,植树种花,注重校园美化,保护物种的多样性,维护高校生态平衡,让人在一个芳香宜人、绿树成荫的环境里学习和从事科学研究。二是加强高校人文生态环境构建。如先贤感悟、节能降耗、低碳出行等的生态文明行为,这些均能激发师生践行生态文明的意识,也能自觉地内化自身素质,提升师生员工内在人文素养,表现为自觉的生态文明行动。三是强化师生的生态环境意识的构建。即让师生员工树立良好生态观,积极主动地投身到高校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的建设中。反过来,参与又提升了其主体意识,强化了责任。因此,要提升师生的生态环境意识,让其主动关心生态安全建设,从而慢慢地固化为其行为,养成生态文明习惯。

2.深化高校生态教育改革。

生态学是一门学问,更是一种理念。课堂教育是高等生态安全教育的主阵地,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对高校生态课堂教育模式的改革:一是改革高校的生态课程设置。高校可以在非生态专业、非环境专业的学生中开设生态安全教育选修课,课题内容涉及生态观、生态建设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论述、生态建设的不可逆性等生态安全的特性介绍,以及生态环境破坏带来的严重后果,让大学生深刻体会到生态安全和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二是注重生态环境师资的培育。一方面,可以在重点大学或研究生院培养生态教育师资力量,为生态环境教育的开展奠定坚实的师资基础;另一方面,加强师资对生态安全教育定期培训,提高高校现有师资对生态安全的教学能力和生态意识。三是寓教于乐,把生态理论教育融于社会实践中。例如,可以将生态理论融于大学生毕业实践的调查和学习中,让他们有针对性地对高校所在的地区的山川河流、厂矿企业、生态环境、物种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这既让学生了解社会自然环境和生态状况,又得到相应的科学锻炼,也为地方政府正确有效地规划环境治理与城市发展提供科学的方案和依据。

3.加强高校生态实践教育。

高校应视生态文明素养与人格素质、学术品质和职业素养一样重要。高校学生处、团委、学生社团等组织是推进生态实践教育的重要力量,在高校团组织生活会、院校活动中将引进生态环境保护的议题,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能给广大学生带来普遍而深刻的教育作用。高校还可以利用校园网、电视台、广播站、校报等,开设生态教育专栏,倡导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知识,并且邀请专家作环保讲座,交流生态环保的经验和体会。

4.建立高校生态安全知识库。

高校的活动是以知识作为基本的操作材料和加工材料,高校的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均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因此,高校应该建立一个核心的生态安全知识库,集中高校的生态安全的理论知识、教学讲义、科学研究、生态历史资料、环境保护、毕业生生态论文、学术交流等知识组成的知识库。其核心知识库由校学术委员会作为最高的领导层,任命由校长和学术带头人为主的知识主管(CKO)决定其知识共享机制和范围,下设知识管理办公室,办公室由学校的科研处、教务处、校长办公室、信息中心组成,统一知识库的日常管理,保证生态安全知识的共享、创新和增值。同时,可以建立校园生态安全知识库的知识共享机制和知识激励机制。

5.建立高校生态安全知识链。

高等教育是联系社会的纽带,具有较高的自由度与开放性。生态意识的形成,生态习惯的培养既可以在高校也可以在社会组织中获得。因此,高校生态安全教育应该具有一定的延展性,不能拘泥于某一组织或者范围内,应该与其他社会组织机构开展合作,把生态安全知识的节点(高校、政府、居民社区、社会民间组织)连接起来,组成一个开放的生态安全知识链,让生态安全知识在整个知识链中流动起来,从而在知识流动的过程中,实现知识的共享、传播与创新。在实践上,高校可以加强与地方政府、居民社区以及敬老院、中小学等机构的合作。开放的高校生态安全知识链,可以有效地运用知识管理的相关理论,让高校生态安全知识高效运行。

生态安全论文篇2

1.法律与政策不够健全,缺乏有力的激励机制

目前,我国缺乏全国发展生态农业的纲领性的文件,全国性生态农业建设法规条例还未制定,仅依靠《全国生态农业建设技术规范》等指导性文件进行生态农业建设,政策激励机制不健全,传统生态农业建设无法取得独立的财政扶持,资金渠道有限,建设项目难以全面展开,长期处于初级阶段。而以粮食安全为发展主题的生态农业则更是缺乏规范、政策与相应的激励机制。近年来,国家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实施了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收购政策,又实施了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订单奖励、农机购置和作业补贴等扶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种粮农民的收益,但是,随着土地承包价格上涨、生产成本提高等因素,种粮效益仍然很低。如以杭州市萧山区普通的粮食承包大户为例,如承包100亩大田,种植一季春粮和一季晚稻,一年的净收入一般只有4万元左右,收入不但低于其他产业,也低于农业中其他如花卉苗木、养殖等行业。同时,对于粮食生产实行生态农业的生产方式,由于政府没有额外有效的政策激励机制和保障措施,经济效益难以保障,因此农户对生态农业与粮食的协调发展的积极性普遍不高。

2.理论技术体系不够完善,缺乏农业技术人才

要将生态农业与粮食生产、粮食安全协调起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严密的理论支撑与深入的研究、实践。要将农、林、牧、副、渔业各大类、以及个小类综合起来,需要包括农学、林学、畜牧学、水产养殖、生态学、资源科学、环境科学、加工技术以及社会科学在内的多种学科的支持。而且我国领域广阔,地理环境各不相同,不能简单的将一个地方、区域的经验搬到另一个地方的经验。同时,我国农业劳动人口科技素质偏低,农村科技人员严重缺乏。如杭州市萧山区江东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区,核心区面积2万亩,有农业企业32家,这些企业普遍反映科技人才难以留住,主要原因是农业工作辛苦、报酬低,企业偏小职业发展空间小,位置偏僻、生活艰苦等。因此,要将生态农业与粮食生产有机结合的效益发挥出来,难度很大,需要不断的摸索、实践与创新。

3.农业经营规模小,市场化水平不高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耕地平均分配到农民身上。耕地分配到户后,在保证了农民平均分得了一份土地的同时,也影响了土地的规模经营与经营效益。虽然经过一定程度土地流转,但流转毕竟数量偏少,农户经营规模依然偏小,如经济较发达的杭州市萧山区,到2009年已流转的占总耕地面积的48.2%,其中50亩以上的大户数只为1.1%。与此同时,我国农业市场化水平还不高,表现为市场主体发育程度低,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完善,信息化建设滞后等问题。因此,农业生产整体很难达到规模经济,市场化、商品化、产业化水平不高,制约着生态农业与粮食生产规范化、规模化与社会化发展,难以体现生态农业与粮食生产协调发展的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

4.农业公共服务能力有待提升,技术推广力度有待加强

经过多年来的努力,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与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与广大农民的服务需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为一是经费投入不足,如基层工作经费保障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开展试验示范、检验检测、技术培训、进村入户的日常工作费用在很多地方还没有落实;条件建设投入不足,设施设备缺乏,服务手段落后。二是运行机制不规范,如一些地方管理体制不顺,乡镇农技人员在编不在岗,主要精力从事乡镇其他工作,业务工作难以开展;一些地方责任机制不健全,没有把公益性职能细化到每个岗位和人员,很多工作没有落到实处,农技人员的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三是人员素质亟待提高,基层农技人员队伍老化,专业人员进不来,新生力量补充慢,部分地方已出现人才断档;现有人员培训跟不上,知识更新不及时,业务能力与生产需求有较大差距。因此,农业生产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推广力度不够,在生态农业与粮食生产发展中的技术培训、指导力度也欠缺,已很大地影响了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推进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的思路与措施

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以及粮食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的现实压力下,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今后一个时期,既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时期,也是生态农业与粮食生产由各自发展向协调发展转变。为此,我国要紧紧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健全法律与相关政策,完善理论与技术体系,培育农业生产主体,推广应用农业技术,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促进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四化”同步发展。

1.健全法律、相关政策与激励机制

我国在粮食生产上的法律、法规与激励政策相对比较健全,但在生态农业发展上还相当欠缺。为此,我国要参考国际上发展生态农业成功的做法,借鉴确保粮食安全的一些有效经验,在深入的客观分析和农民意愿研究基础上,完善推进生态农业以及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的法规体系,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规范农业生产者、管理者的行为。要将现代高效生态农业与粮食生产的有机结合,与一般的农业相比,具有更强的正外部性,承担着更大的机会成本,弥补的办法就是实施扶持政策,建立激励机制,通过有力的政策扶持、项目推动和保障措施,提升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的经济效益。

2.完善相关理论与技术体系

要持续快速地推进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需要有科学的理论与技术体系相支撑。为此,需要从学科上加强对生态农业以及与粮食生产相结合的理论的重视,加强跨学科和跨领域的探讨和研究,发挥各门相关学科和理论的优势,促进生态农业这一系统工程的综合发展。基于我国各地的气候特点、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在研究相关理论与技术体系时,不能照搬国外,更不能闭门造车,要与各地的实际相结合,要加强产学研三者的结合,要关注实施中所面对的具体问题,加强理论的问题意识和实践意识。要通过科技发展促进经济进步,通过经济效益的提升推动理论的发展;以实践为指向推动理论的完善,以理论为指导推动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实践的深化。

3.积极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和实用人才

要发展现代农业,推进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人才是关键。要注重提高农业人员、劳动者的文化知识水平,加强专业素质和科技素质。一方面要发挥农村现有培训机构、基地作用,推动高校和科研院所到农村一线开展培训和技术推广,通过系统性和针对性农民素质培训、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和技能培训等,提升农业生产、管理人才专业水平和能力。另一方面,政府和农业企业要出台政策、改善环境,让专业人才愿意到农业企业去就业、创业,使专业人才在农业企业中有较大的锻炼空间和发展平台。此外,要充分发挥各级农村实用人才的示范和传帮带作用,使农业生产人员整体素质得到提升,并涌现出一批有理论、有知识和实践能力的专业人才,为推广、应用农业科技、促进农业企业更好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人才支撑。

4.积极推广应用农业新技术和节水技术

要加强生态农业与粮食生产集成技术的科技攻关,推广应用优良品种,创新农作制度;推广节约型农业技术,如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治等技术;施用有机肥和生物农药,减少化肥农药用量;推广雨污分流、干湿分离和设施化处理等先进适用的污染防治技术;推广太阳能、风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技术,减少煤电消耗,促进节能减排。同时,要提升农业水利设施水平,完善田间排灌体系,推广应用微灌、喷灌、低压管道输水等节水技术,推进农业用水循环利用。

5.切实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要严格执行

保护基本农田、标准农田以及林地、湿地、水域、海岛、滩涂等各项规定。加强耕地地力培肥,深入实施标准农田质量提升工程,强化新垦造耕地和围垦土地的改良和培育。规范农业生产过程,科学评估农业生产及投入品对土壤、水、大气环境的影响,加强耕地质量定位监测点建设和动态管理,开展耕地质量状况监测和评价,建立完善耕地质量监测网络体系和耕地质量长效管理机制。要强化农业执法监管。严格管制乱用、滥用农业投入品,加强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保护农业生态环境。

6.提升农业市场化、产业化水平

要推进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发展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土地流转、完善市场体系尤其重要。一是要以工业的理念经营农业,创新农业经营机制,坚持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的原则,发展壮大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大户,积极培育适应现代农业的经营主体。二是要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加强土地流转的财政扶持力度,落实有针对性的激励与优惠政策;健全市场化运作的土地使用流转机制,改善土地流转的环境,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农业自愿向生态农业、粮食生产集中,提高生态农业及粮食生产规模化、集约化水平。三是要加强市场体系建设,促进农业生产要素、农产品流通,特别要发展规范绿色市场,促进生态农产品批发、流通,通过绿色产品市场来提升生态农业与粮食生产相结合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生态安全论文篇3

论文摘要:国际贸易中的生态安全问题不可忽视。我国生态安全状况本不容乐观,面对加入WTO后的新挑战,有关问题将会更加突出。鉴于现有国际与国内两方面的法律机制对生态安全的调控存在诸多缺陷,我们迫切需要设计相应的法律对策,以有效维护我国的生态安全。 论文关键词:加入WTO;生态安全;法律调控 由于人口剧增和社会经济发展,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生态安全问题日益凸现。广泛意义上的生态安全概指自然生态和人类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发展不受威胁或破坏,它具有全球性、跨国性特征,亦可从一定地域空间观察界定;国家生态安全即指一国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处于相对稳定和可持续利用的状态,包括一国范围内的环境安全、资源安全、生物安全、食物安全、人类健康乃至产业企业、社会人文生态系统的安全。[1,2] 当今世界,对生态安全构成威胁的因素除了自然灾害、战争破坏,更多的表现为人口膨胀、投资开发、贸易发展、污染加剧、政策失灵等等。随着经济全球化、环保时代的到来, 国际社会对贸易与环境问题给予了相当重视,加入WTO后的我国也不例外。不过,目前国内学界大都关注于发达国家实行高标准的环境政策对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即绿色贸易壁垒问题,鲜有涉及贸易自由化程度提高对我国生态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在生态安全保障认识方面。因此,本文主要结合贸易对环境影响的历史现实,针对加入WTO后我国生态安全可能面临的新挑战,探讨我国生态安全法治保障的意义、条件与应采取的对策措施。 一、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影响 (一)理论概括 在理论上,开展自由贸易和环境保护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相辅相成的两个重要手段。贸易自由化是当今国际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是世界贸易组织(WTO)追求的目标。若在可持续发展原则指导下,贸易自由化可为环境保护提供更多物质保障和先进的技术支持,优化全球资源配置;然而,不顾环境和生态负荷的国际自由贸易和投资发展,可能给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导致生态危机或环境灾难。有学者将两者的关系概括为三个方面:(1)结构效应。在自由贸易体制下,各国根据各自的资源禀赋等比较优势从事专业生产,改变生产的产品结构而会对环境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当各国的专业化经济活动与环境容量相适应并能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时,则有正结构效应;反之产生负结构效应。规模效应。贸易自由化产生的市场扩大会使各国扩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生产规模,与限制贸易时小规模经济活动相比,在缺少环境政策有效干预的情况下,贸易增长、规模扩大导致资源过度消耗与环境退化。(3)技术效应。贸易自由化使各国更有可能采用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生产技术以降低成本,同时也为解决特定生态问题的环境技术和设备在全球扩散提供了机会。 (二)历史与现实考证 在实际中,由于全球生态安全观未被普通认同,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尚未成为国际社会共同信守的规则,加上旧的不公平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环境条件、发展水平及政策法规存在差异,贸易自由化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显得特别突出。主要表现为:(1)自由贸易导致污染的越境转移,加剧了他国乃至全球的污染扩散与环境恶化。自由贸易体制使各国之间的贸易与投资更容易进行,同时也使一些污染产品、有毒有害废弃物、污染型产业和技术更容易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因落后而亟需物资、资金、技术及设备引进,其环保法规和标准较为宽松,疏于环境管理;发达国家的企业为逃避国内日趋严格的环境法规与监管措施,就必然将其国内淘汰的某些污染严重的产业、技术及设备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将有害废弃物直接出口到发展中国家。据联合国UNEP估计,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每年至少有10万余起越境转移事件,数量达2000万吨以上;绿色和平组织某项调查显示, 发达国家目前正以每年 5000万吨的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运送有害废弃物,其中美国在1993年将超过1500万磅塑料废物运往菲律宾、3500万磅运往印尼、7500万磅运往香港;另悉,美国危害生态的工业部门国外投资40%以上是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因此受到广泛破坏与污染。自由贸易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压力,加速了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生态退化。发达国家的高度工业化历来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盲目开采、掠夺式利用的基础上,自由贸易使原本一国范围内对其资源的消耗变为世界化,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的世界性过度消耗而无法得到恢复。如日本许多跨国公司在东南亚、南美设子公司,从事木材砍伐和加工业务,使得当地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恶化。再如玻利维亚、埃塞俄比亚、加纳、尼日利亚等发展中国家基本是依赖出口原材料或初级产品来发展经济,这种超强度单一的经济模式,不仅使环境的多样性遭到严重破坏,而且资源过快耗竭给当地生态平衡带来严重危害。(3)现代生物技术所涉及的生物安全问题伴随着自由贸易而国际化。近年以转基因DNA工程为核心的生物技术的应用,对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食品短缺、生态退化等重大环境问题作用巨大,同时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人体健康潜伏着未确定的危害因素,已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担忧。外来生物或生物制品及其携带的有害病菌入侵造成生态灾难的历史事件早已触目惊心。如公元5世纪下半叶,鼠疫病菌从非洲经中东到达欧洲,造成1亿人死亡;1845年,马铃薯晚疫侵入欧洲,引起历史上著名的大饥荒,夺去数十万人的生命。而近年出现的疯牛病、口蹄疫、二恶英的传播,就是与转基因生物技术有关的生物入侵、生物污染问题。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当今一些发达国家一方面试图将高风险的GMO (GeneticalllyModifiedOrganism)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任其充当基因技术试验场;另一方面唯利是图,将大量转基因产品、作物、技术输入发展中国家,不顾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平衡、人体及动植物安全可能会产生不可预料的长期影响。如美国Monsanto公司、英国的阿斯特拉-捷利康公司等跨国基因工程公司,将其开发的“终极种子”(注:采用该技术即排除了传统上从农作物收成中采种的可能,代之以必须向生物技术公司购买种子)以“技术援助”为幌子提供给第三世界国家,已引起了这些国家的警惕与不满。另外,自由贸易活动还因规模生产、运输量扩大以及消费使用等条件限制而导致生态环境质量普遍下降。如原料、能源消耗剧增、土地侵蚀及生产功能丧失、污染废弃物的增多并扩散。据某项统计,近年产品包装造成的城市垃圾在全球城市垃圾中约占 40%-60%,成为一大环境公害。 二、我国生态安全现状及加入WTO后面临的新挑战 (一)我国生态安全的基本态势与国别特征 我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资源总量多而人均占有量居世界后列;资源类型多而总体质量差;资源后备不足且供给有限,而需求增长迅速,供需矛盾突出;资源短缺和浪费现象并存,资源承载负担重,资源安全状况欠佳,尤其是能源、水资源及耕地资源的 安全形势最为严峻。同时,由于长期奉行“快增长、高物耗、大排放、污染重”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经济技术实力薄弱,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严重而未能得以有效治理及恢复,致使非再生性资源呈绝对逆减趋势,再生性资源也显衰退趋向,进一步削弱了工农业生产原材料的后续供给力;加之受区域地质和自然条件的影响,生态环境恶化所诱发或加剧的灾害问题(如洪涝、水土流失、荒漠化、沙尘暴)连年不断,危害后果特别严重。1995年以来生态恶化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高居5000亿元以上,占年GDP的10%以上,其中生态灾难所致直接损失每年均不低于1000亿元,每年国民经济增长的一半由此被抵销;这还不包括基因、物种消失等方面的潜在损失,该损失 估约达到前述经济损失10 倍以上的程度。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不断走向国际化,对外贸易与吸收投资的规模和国际影响力在持续扩大。1997年以来我国进出口额已跃居世界前10位之列。1994年世界银行发表的一份报告宣布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国外资金流入国。但作为一个新兴贸易大国,我们在扩大外贸与外资引进的同时,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没能避免污染转嫁入侵、国内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破坏加剧等现象,某些方面已相当严重。据悉,我国所引进的外资项目中属污染密集型企业占引进外资总额的36 8%,仅欧共体国家在我国投资项目中就有20%的污染密集型企业(资料来源:1996年11月7日《中国环境报》的一则报道)。美国在1991—1993 年间向我国出口有色金属废液及废旧汽车蓄电池等废物达12884吨;英国1993年出口到我国的废物达4186吨;很多危险废弃物由发达国家经港澳台等转口到我国大陆广东沿海等地为乡镇企业再用,对当地环境造成很大污染。另如发达国家利用国际保护臭氧层公约所禁止的工艺淘汰时间差,1992年后以“技术转让”的形式在我国境内转移兴办了1200多家使用氟里昂的生产企业。广东之所以成为华南地区水污染、大气污染与酸雨重灾区,这与当地外商投资的制革、化工、橡胶、电子、印染等重污染业过于集中密切相关。还有资料显示,一些外国投资者早已进入我国境内等生产和销售转基因,到1998年其相关投资企业已达 200余家,投资总额已达10多亿美元;而我国2000年进口转基因作物已达1000多万吨,若国内对此疏于有效监管,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如报载 1996年河北对引进的抗棉蛉虫棉花种子未认真进行生物技术处理,结果上万亩棉田害虫猖獗,棉花颗粒无收。 上述情况表明,我国生态安全现状不容乐观,贸易与外资的增长已是影响我国生态安全的重要因素,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已成为我国显性的生态危机势头;加入WTO后,这些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若不及早采取有效的整治遏制措施,将严重损害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二)加入WTO后我国生态安全面临的新挑战 加入WTO是我国走向世界的必然选择,对我国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是良好的机遇;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环境和贸易大国,我国既面临国内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压力,亦面临国际上来自发达国家的污染转嫁或生态侵略以及要求更多承担维护国际环境安全义务、遵循国际自由贸易规则的压力。这些矛盾的存在与发展势必影响我国的生态安全。 第一,发达国家向我国实施污染转嫁的机会增多,加上国际产业结构的调整,导致新一轮生态侵略而威胁我国生态环境。近年来,发达国家正在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大力发展高科技、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而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那些笨重、污染环境、低附加值的夕阳产业。加入WTO后,发达国家可能会在国际经贸合作的名义下,通过跨国公司经营、直接投资等渠道,向我国转移其比较优势衰减的传统产业。而国内一些地区和企业由于存在持续的投资饥渴及特有的速度偏好,可能会规避环境影响评价等预警机制,从国外盲目引进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造成结构性污染。同时,不法外商可能以兜售“资源性”废物、“技术转让”甚至提供假检验证书等欺诈手段,以经济利益为诱饵,通过直接贸易形式向我国出售陈旧设备、搞工业垃圾出口,导致外来有害废弃物数量倍增,形成生态公害。由于我国目前的环境政策法规标准一般较发达国家宽松,无法有效阻止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设备、产品及有害废弃物以“合法”方式流入我国,从而增加我国环境治理的难度。 第二,经济活动数量的扩大可能形成新的环境压力,加上转型时期的市场失灵对环境管理形成冲击。研究表明,加入WTO后我国实际GDP将至少提高2000亿元,约占当年实际GDP的2个以上的百分点,如此大规模的经济总量扩张,在边际成本递增规律的作用下,需要投放的土地、矿产、水、森林等资源要素大大增加,既增加其消耗的力度而形成新的环境压力,又导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扩大。与此同时,我国政府将转变职能,逐步减少对企业的干预、对资源的控制及对产 业的绝对垄断,但由于转型时期的市场发育及信息的不完全性,加之环保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及非竞争性,因而易于形成市场失灵,而环境问题大多是由于市场失灵、环境资源成本外部性而产生。正如国内市场没有考虑环境的损失一样,国际自由贸易也忽视了环境问题,贸易自由会增加市场失灵的可能性与外部性在国家之间进行传递,如此穷国成为富国转移污染的场所也有一定必然性,我国也在所难免。 第三,国内管理体制的欠缺可能使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产生新的矛盾。我国的环境政策法规本来就不完善,规制内容笼统、分散,各法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现象,一些地方仍继续着不惜以环境代价换取经济快速增长的短期行为,外贸、生产、环保等各部门与条块之间还未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各行其事。加入WTO后,随着国内经济、贸易的发展,这种制度上的不严密性极有可能给我国的环保工作带来较大冲击。一是由于加入WTO后出口环境的相对宽松,某些自然资源富集区往往受多出口的利益驱动,急功近利,无节制地出卖初级产品和稀缺资源,从而加剧我国的资源危机。二是国内企业为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可能会在环境成本上做文章,以增加资源消耗、不处理污染物等牺牲环境的手段求取竞争力的增强和贸易的发展。三是由于国内环保工作的不平衡性,经济发达地区往往会向经济落后地区或边远地区转移环境污染,造成新的更大范围的生态破坏,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在大开发过程中必然面临国外和国内双重污染转嫁的风险。 第四,增加非本土动植物病害在我国传播的风险,威胁国内生物安全。尽管我国还没有出现严重的非本土动植物病害疫情,但近年来在一些西方国家发生的口蹄疫和疯牛病传播的事实,预示着随着基因工程技术的推广、关税的降低和非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取消及贸易渠道的多元化,转基因产品与作物的贸易量在一段时期内必会有一个较大的增长,从而提高了国外动植物的病害在我国传播蔓延的风险。 [3,4] 第五,国际环境贸易竞争可能对我国新兴环保产业冲击巨大。环保产业是防治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物质基础,是当代产业结构调整面向生态安全的重要途 径。我国是一个环境贸易市场极具潜力的国家,必将成为发达国家争夺的对象;但由于我国经济与科技落后,环保产业起步晚、起点低、规模小,产品单一、技术含量低,缺乏国际竞争力。依据WTO规则,环保产业无法作为幼稚行业加以特殊保护,而直面国际市场竞争。在市场准入、非歧视待遇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利用其资金、技术、管理、规模诸方面的优势,可以通过竞争挤占至全面控制我国环保产品及服务市场份额,迫使我国为数众多的中小型环保企业遭遇被兼并、转产或停产关闭的威胁;并在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影响下,阻止向我国转让清洁生产技术、污染防治技术及资源综合利用和“三废”处理技术,从而阻碍我国新兴环保产业的顺利发展,造成实质性损害。 三、加强我国生态安全法律调控的必要性 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对一国环境的影响具有多层次性、复杂性特征,但由此是否导致一国生态安全问题可以预测与调控。前述我国生态环境的基本国情与加入WTO后的变化态势,表明生态安全问题的提出有客观依据,既涉及国内的发展模式、环境管理、自然环境、经济技术诸因素,也涉及国际社会的经济格局、贸易动态、环保机制及贸易与环境的冲突或协调等因素。生态安全问题已不是某种简单的污染问题或某项资源的短缺问题,而是一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即国家长治久安所依赖的生态环境系统的综合支持问题,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全局性、跨国性。我们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认识到这点。针对加入WTO提出生态安全问题,既表明了我国对外开放与环境保护两项基本国策的相互协调性,也表现出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环境合作、对人类环 境事业与国际环保大计敢于负责的精神状态与切实行动。此与我国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而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宗旨目标完全一致。 贸易导致一国生态安全问题,既涉及国内关系,也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故对此进行有效调控的法律机制无疑包括国际法机制与国内法机制两方面;国际社会的协调合作是基础保障,当事国内的环境与贸易政策措施是关键。正如1992年联合国环发会议通过的《里约宣言》指出的那样:“为了更好地处理环境退化问题,各国应该合作促进一个支持性和开放的国际经济制度,这个制度将会导致所有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和可持续的发展。为环境目的而采取的贸易政策措施不应该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种任意或无理歧视的手段或伪装的限制。应该避免在进口国家管理范围以外单方面采取对付环境挑战的行动。解决跨越国界或全球性环境问题的环境措施应尽可能以国际协调一致为基础。”联合国《21世纪议程》对此进一步强调:“必须发展和执行综合的、有制裁力的和有效的法律条例,而这些法律和条例必须根据周密的社会、生态、经济和科学规则制定。”这可以作为强化法律调控生态安全的充分理由与基本原则,但其说明的仅仅是一个必然性问题,至于调控的可能性与有效性还得求证于国际国内法律机制的现状。 首先,在国际法领域,目前涉及贸易性环境问题的国际公约、多边协定已超过200项,从不同角度确定了一系列的环保贸易规则,并强调国际合作是解决贸易与环境冲突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但是,就生态安全法律保障的全面要求而言,这些国际法规及规则尚存在不少缺陷,主要表现:一是WTO《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及相关协议尽管体现了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注意到了跨国公司在他国投资采用双重环境标准合理性问题、污染避风港及国内淘汰、遭禁或受限的产业、技术、设备、产品等转移的环境责任问题,专设了环保例外条款,而WTO原则上也只负责处理贸易问题,并无处理环境问题的专门协议,特别是在商品贸易、服务贸易领域之外即在多边投资规则方面还无建树,缺乏投资与可持续发展的条款。二是某些专门的国际环境公约,如《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没有明确规定非法输出者及输出国的法律责任,且没有涉及到控制污染行业转移问题,更没有涉及各种污染转移造成发展中国家生态破坏而应给予合理补偿问题;《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均对非缔约国通过投资方式向特定缔约国(即享有宽限期的发展中国家)转移ODS生产和消费尚无有效的法律限制及惩罚措施,实际上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些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开了“绿灯”; 《生物多样性公约》只是对国际生物安全管理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而针对转基因食品(GMF)贸易的《生物安全议定书》确定的主要是基因产品标签规范,虽亦承认“各国有权禁止他们认为可能对人类及环境构成威胁的基因改良食品”,但同时有一保留条款(即议定书不能凌驾于WTO及其他贸易协定之上),由此势必削弱了其对GMF贸易的监管效力。三是1982年《内罗比宣言》、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及《21世纪议程》等,同样注意到了贸易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呼吁国际社会努力采取防止措施,但都是原则性的规定而无具体的执行标准及有效的制裁手段。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自1995年开始的多边投资协议谈判达成了一个《多国公司指南》(MAI),其强烈反对东道国降低或放松国内环境标准而吸引或鼓励外国投资者,但没有要求投资者为保护东道国的环境而采取高于东道国环境标准的母国标准,实际上对跨国公司的环境责任采取了迁就态度,问题还在于MAI目前只是自愿基础上的非约束性法律文件(OECDMAI谈判文体 1998-4)。 其次,在我国国内法领域,生态安全法制现状包括:(1)虽然我国《21世纪议程———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1994)、“2010远景目标纲要”(1996)、《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1998)等已注意到了我国生态安全问题,《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2000)首次在国家安全战略高度将生态安全明确为我国环境保护目标,但这些都是政策性的原则与纲领,有关生态安全保障的决策机制、衡量标准、监测预警系统、基本制度、对策 措施等尚未有相应立法确定,使既定的生态安全战略难以有效贯彻于具体环保计划与实施步骤中。纵观我国近20年的环境立法实践,现已颁以《环境保护法》为主体的7部环境法、14部资源管理法和400多项环保规章及标准措施,还有其他立法中有关环境问题的专类规范及专项制度,就立法层面上已基本形成了法治框架,但是,从现代环境法所蕴涵的“生态利益中心主义”价值观、以生态安全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保障功能以及国际横向比较看,必须承认我国环境立法的现代化转型相对滞后。目前的局限性主要为:现行《环境保护法》作为基本法,未能全面覆盖现代生态环境法体系之自然资源保护、生态建设(保育)、生态灾害防治等基本领域,污染防治法色彩太浓,没有涉及到社会性(包括贸易投资)的环境侵害规制问题;原则性规范与实施性规范掺杂,难以发挥其综合调整作用;专门或地方性的法规缺乏统一立法规划,专注于较有经济价值的单项资源保护或从技术规范角度的局部或末端污染控制问题,未体现出协调一致性、综合预防原则,可操作性差。由此表明我国现阶段环境立法难以具备对生态安全的综合保障功能,加上行政管理体制上的痼疾,进而导致环境执法、守法领域的混乱与困难。(3)就我国与贸易投资有关的政策、法律法规而言,所涉环境保护规制亦存在诸多欠缺 :一是未将环境保护纳入经贸发展战略,制订某项外贸或对外开放政策,沿袭传统赶超型非可持续发展模式,片面注重出口创汇数量增长、招商引资低门槛而忽视环境规划、环境容量及生态损害后果;二是偏重于外商投资前和立项申请过程中的环保审批,即主要通过环保产业导向目录的“硬性”规定进行粗略分类调控,缺乏环保全过程监控机制的系统性、严密性和可操作性, 目前《关于加强外商投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通知》的突出问题在于:审批权设立根据是投资金额而非污染程度、外资环保审批权下放到基层过多而无力把好环保关、对违规项目无明确合适的处罚措施等;三是针对WTO协议的原则条款,尤其是与环境有关的规定及国际环保公约要求,国内相关立法滞后,包括涉及人类健康、动植物生命安全以及全球环境(如大气臭氧层)保护和公共安全的产品实行统一的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国际环境管理标准的国内立法程序尚未启动;四是针对环保产业化、市场化的扶持政策、规范制度近乎空白。 鉴于目前国际规则与国内政策法规均有缺陷,不足以有效调控贸易中的生态安全问题,因而从法律上设计相应对策有现实迫切性。 四、加强我国生态安全法律调控的对策思路 (一)广泛开展国际环境合作与交流,积极参与有关国环保组织和贸易组织的活动与谈判,构建有利于维护我国生态安全的国际屏障。 第一,在坚持“可持续发展”、“尊重国家主权”、“不损害他国环境”、“共同但有区别”以及“损害预防”等国际环境法原则的前提下,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现在和将来有关环境问题的讨论、谈判以及法律文件的起草和修订,争取完善不损害或有利于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环境权益的保障机制,促使改变目前发展中国家在维护其生态安全方面的被动局面。目前迫切需要推动国际社会修改有关环境国际公约,如充实《巴塞尔公约》与保护臭氧层的国际公约,明确禁止一切形式的污染转嫁(包括投资转移污染行业问题),强化投资和输出国政府的控制责任及惩罚措施,推动建立污染转嫁特别基金和污染损害赔偿等经济机制以及国际监控处理机制。 第二,充分发挥我国在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贸发会议等有关贸易与环境问题的重要论坛中的大国影响力,积极推动并参与有关议题的广泛探讨,密切注视有关动态,特别注重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与交流,加强与港、澳、台在有关组织中的协调,为维护共同的利益而相互给予支持,并肩应对局势。同时,积极支持WTO开 展环境议题的深入谈判和多边投资协议的签订,促进对生态安全影响巨大的国际投资问题能有合理规制,争取建立维护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权益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第三,谨慎签署和切实履行国际环境公约及协定。出于对全球生态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目前我国已参加签署了30多项重要的国际环境公约及多边协定,尚有不少还没有参加。今后参加和签署新的环境协定时,事前应作认真研究和分析,趋利避害,防范某些国家强加给我们过多的环境责任而限制我们的发展、或诱导我们接受借国际“合作开发”、“共同保护”名义而实施变相的资源掠夺等不良倾向。针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谈判期间曾抛出所谓国际排污权交易的方案,以及原始的《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协定》(IU)有关遗传资源“免费提供” 的规定等,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理当给予反对。当然,对已参加的环境公约或协定,理应通过国内立法、宣传、执法等环节得到切实履行。 (二)适应国际环保与国内生态安全维护的新形势,完善国内生态环境法制体系 第一,将我国目前生态安全的政策上升为法律规范并纳入环境资源法体系中,尽快制定一部综合性的《国家生态安全法》或《生态环境保护法》,将生态环境、资源、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总体上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方针、体制、制度等提出统一规范的要求,解决各单项自然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法现无法解决的有关生态环境和资源系统保护的全局性问题。 第二,修改和完善现有的单项资源和环境保护法,以适应市场经济与国际接轨的需要。如对土地法、森林法、水法、矿产法的修订,要引入资源补偿机制的规定;对《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的修订,既要体现国际公约的有关要求,提升对污染排放的控制标准,又要推行国际上已流行的“总量控制”、“全过程控制”的规则,还要充分体现“污染者付费”、“污染者治理”之环境成本内在化的原则。 第三,填补立法空白,消除立法盲区。一要基于我国政府加入WTO承诺及履行国际环境义务的要求,尽快进行涉及人类健康、动植物生命安全、公共安全产品强制性认证以及全球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配套立法工作。二要看重解决目前我国生物安全立法方面的规格低、监管机制欠缺、风险防范与安全性评估规制落后等突出问题,对原国家科委《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农业部《农业生物基因工程管理实施办法》、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进出口食品标签管理办法》等进行统一清理、编纂,借鉴国外经验,加强对生物安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三要抓紧制定化学品污染防治、放射性污染防治、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环境标准管理、生态灾害防治等方面的立法,构筑防御来自国外各种可能性的“生态侵略”的法律屏障。 第四,加强与国际标准组织及先进国家的交流蹉商,吸收和借鉴其在环境标准与环境标志、包装管理方面的立法经验,并通过国内立法程序加以转换,出台适于我国推广使用的环境标准以及管理体系、环境标志、绿色包装的实施规范。 (三)全面调整产业结构,严格控制环境污染行业,大力发展环保产业,构建有利于国家生态安全的产业政策与法律调控体系 传统产业结构和布局及发展模式的缺陷是造成工业污染加剧并扩散,难以实现生态性经济循环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我国经济改革的战略性调整就是要限制对生态安全构成威胁的产业,加快有利于生态安全产业的发展。就其宏观调控政策导向而言,现应明确:首先,在编制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和制订对外经贸发展计划时,建立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对一定区域内的资源条件、环境容量、技术力量等因素进行综合的科学论证,制订配套可行的环保专项规划,确保产业结构布局、区域招商引资,特别要考虑并解决资源、环境等负荷问题。其次,在产业结构调整中须严格执行环保法规和产业政策(如依据《国家产业政策纲要》、国家经贸委《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标》、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等),着重控制国家限制性和禁止性投资产业,防止境外污染行业向境内转移,完全禁止以资源再生利用为名在我国投资设厂、从事以进口危险废物为原料的行业。同时,采取有关投融资、税收、用地、科技、补贴等方面积极的产业政 策,重点扶持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借助经济杠杆机制促进环保市场化,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服务保障职能,还要鼓励外商投资环保产业,如允许外商投资环境污染物处理设施并实行商业化运作;鼓励其引进技术和设备嫁接改造重污染的产业或企业等。 (四)完善贸易中的环境管理体制,健全环保市场化宏观调控机制,强 化环保执法力度 目前我国的外贸、生产、环保等部门及条块之间还未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难以有效实施贸易中的环境管理,故对此需要改革完善,在对外贸易中建立环境管理体制。环保市场化强调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无论是推行清洁生产、外资项目引进、开发环保产品,还是推广实施环境管理标准,进行排污权交易等一切市场行为,均有可能涉及经贸、环保、外贸、质监、税务、科技等诸部门及条块之间的协调监管问题。在坚持环境与贸易投资发展综合决策的前提下,注意改革多头审批、职能交叉不清的传统做法,转变政府职能,因具体事权突出中心部门的职责。同时,要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与目标管理责任制,严格行政执法责任,还要依法惩治生态犯罪。政府环境管理要与国际接轨,其中包含的一条原则即要求政府权威与市场机制结合,建立环保市场化的科学运行规则与管理新机制,要求政府依法行政。 (五)建立有利于国家生态安全建设与贸易发展“双赢”的利益保障机制 生态建设本应是现代政府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在编制与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应将生态环境建设的支出纳入经济预算体系。同时,必须建立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联动和利益机制,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投入生态安全的维护与建设;建立资源补偿、生态环境补偿制度与征管机制;建立生态建设与环境治理的资金筹措机制(如国内由政策性银行安排专项优惠贴息贷款,争取国际上的技术援助和资金支持等)。 另外还需说明,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不断增强、资源领域的国际合作不断拓展的情况下,我们既要依靠合理政策机制,有效配置国内资源,提高其综合利用率,也要提倡和鼓励开拓国际资源市场,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弥补我国国内资源的不足。如制订政策鼓励矿业部门到海外从事我国紧缺矿产品的风险勘探开发的商业活动,建立国外矿产供应基地;或与外国机构建立长期稳定的供应关系,以及实现必要的战略资源的储备,国家给予财政、金融、价格方面的支持,确保我国资源安全。 王如松 西部开发应取生态安全第一[N] 中国环境报,2000-10-20 陈国阶 论生态安全[J] 重庆环境科学,2002,(3):1-3 蒋信福 我国生态安全如何应对加入WTO的挑战[J] 探索,2000,(5):67-69 陆文聪,郭小钗 农业贸易自由化对我国环境的影响与对策[J] 中国农村经济,2002,(1):46-51 叶汝求,等 环境与贸易[M]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 93-103 袁军,宋林 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及相关管理的思考[J] 环境保护,2001,(3):7-9 王韩民,等 国家生态安全:概念、评价及对策[J] 管理世界,2001,:149-156 宋瑞祥 对我国资源、环境现状与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的思考[J].环境保护,1998,(7):9-11 周珂·王权典

生态安全论文篇4

关键词:旅游资源开发保护湿地建议

旅游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一旦遭受破坏就无法恢复。所以,我们要切实加强旅游资源的保护。发展湿地旅游是开拓整个旅游市场的要求,而湿地旅游业发展较慢,市场份额较低,湿地生态旅游的发展有利于旅游市场的开拓,是未来旅游业新的增长点。

一、湿地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的意义

湿地是介于陆地和水生系统之间的过渡带,以其高度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与农田、森林并列为世界三大生态系统。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湿地不但在维持当地生态平衡和为一些珍稀动植物(特别是水鸟)提供野生生境等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也显示出了其作为旅游资源的开发潜力。我国湿地类型多、数量大、分布广、区域差异显著、生物多样性丰富,为湿地旅游提供了优越的资源基础。

二、湿地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的现状

(一)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现状的概述

海滨湿地资源属于生态环境脆弱带,环境容量小,干扰抗逆性弱的旅游资源,而施于其上的人类活动复杂,所以旅游开发要以生态安全为指导,注重开发模式的选择以及功能区的划分。目前湿地生态旅游仍以观光游为主,年接待量较低,旅游开发模式单一,旅游活动的负面影响尚未完全突现,随着湿地生态旅游的进一步发展,寻求能够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综合开发模式,是海滨湿地生态旅游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湿地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的实例研究

1.湿地旅游资源现状

尽管湿地旅游带尚处在旅游大发展初期,但湿地旅游已经初具规模,除开辟的湿地生态旅游路线和湿地为主题的旅游公园,不少旅游地域已进行了初步的功能分区,由单一的自然保护区发展成为可供观光游览以及娱乐的生态旅游区。

2.湿地旅游资源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1)湿地生态旅游主题不明确,景点知名度较低

湿地资源在国内首屈一指,但由于对自身优势挖掘不够,一直处在较低的开发层次上,主要表现为旅游项目单一,形式简单,内容缺乏新颖性。湿地旅游的主题不明确,没有形成较高知名度。

(2)存在社区居民与野生动物争夺生存空间现象,环境有待提高

周围征用的湿地滩涂成为普通农耕用地、水产养殖地,仅留下所管辖湿地在保护区内呈孤岛状,大量珍贵物种资源在无形中流失,生态环境遭受破环。

(3)较少的资金投入抑制了湿地生态旅游的发展

湿地生态旅游开发主要依靠地方政府拨款,这远远不能满足湿地生态旅游的开发强度与规模。而且在项目经营上多为单一形式经营,缺少统筹规划。

3.针对湿地旅游问题的整改意见

(1)加大开发力度,打造全方位旅游体系

在各景观带大的框架结构上,可以选择节点进行开发,同时进行交通线路的选定、连接,逐渐向轴的方向发展,逐步形成集观赏、参与、购物、娱乐为一体的全方位的旅游综合体系。

(2)统一开发与分区管理

湿地生态旅游开发是一个全局性的行动,分散的对同质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势必形成混乱局面,不利于整个地区的旅游经营与管理。在统一开发的基础上应对湿地生态旅游区实施分区管理,对核心保护区实行绝对保护,严禁任何类型的旅游活动,缓冲区对旅游项目和游人密度进行严格限制,只允许从事观光、科普活动,并采取定时、限量放人进入。

(3)制定完善的管理计划和规章制度

完善的管理计划和规章制度是湿地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其内容应对经营者、旅游者、社区居民等进行协调与控制,对湿地自然保护区各种动植物,特别是对于重点保护对象如何进行管理、保护与救护,对游客安全如何保证,对突发事件、火灾险情如何应对,以及各项奖惩制度如何落实等。

(4)提高经营管理人员的生态意识和保护技能

目前,生态旅游经营管理人员素质不高,但在大量引进高层专业人才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对有关经营管理人员进行短期培训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特别是要提高导游人员的生态素养,使他们在旅游中起到引导与示范作用。

(5)加强生态监测,建立管理信息系统

湿地生态系统基本保存完好,受污染程度较轻,发展旅游业或多或少的会给湿地生态系统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应在湿地旅游区内,特别是自然保护区内,对湿地生态环境进行监测,对生态旅游开发和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不断地分析和预测,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与补救,确保生态旅游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三、结论

湿地旅游伴随着生态旅游的热潮正在兴起,目前我国拟建和己建的大型湿地公园和旅游区有20多处,可见湿地旅游资源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对于以自然资源—海滨湿地为基础而展开的海滨湿地生态旅游,从一开始就具有环境保护的色彩,因此,本文以生态旅游和生态安全理论为指导,对海滨湿地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开发保护进行分析。

通过对江苏海滨旅游开发条件和海滨湿地资源的评价,可以得出结论:江苏海滨地区区位、经济背景良好,海滨湿地旅游资源丰富,其保存的完好程度和生物多样性等多项指标在国内海滨湿地资源中首屈一指,有很大的开发潜力。但由于该区开发时间较短,资金有限,加之湿地旅游开发刚刚起步,因此在开发上选择以海滨湿地观光旅游为主,集中力量开发级别较高的湿地旅游资源,其他作为后备景点培育,同时将社区参与环境保护作为旅游开发的一个部分,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旅游开发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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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提升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度的重要内容,就是培养大学生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这是一项特殊又无比重要的教育实践活动,对维护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内容,是指引大学生确立正确人生价值取向、克服人生道路发展困难和坚定大学生人生信仰的科学指南。加强对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增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从而自觉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

二、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作用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高校传播的主渠道,是培养大学生意识形态的主要课程,在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占据意识形态教育领地。基于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为学生讲授相关知识时,要善于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切实从学生意识形态现状以及国内外形势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促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深入大学生的心中,使学生了解、认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保证大学生可以有效应对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登上科学的高峰,终究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课堂上的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要以大学生理论思维能力训练为切入点,这是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必然要求。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讲授理论时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导入课程要善于运用社会热点和大学生关心的问题,以此激发大学生学习理论课的兴趣,同时通过引导他们正确分析社会现象和时事热点,帮助他们自觉抵制意识形态领域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直接影响了大学生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以及吸收效果,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需要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上不断尝试创新,用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激发大学生学习兴趣,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从而使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认同感,坚定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信念。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直观体现,基于此,要想保证大学生处于意识形态安全领域中,使其更好地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挑战,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用24个字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从公民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在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领域,怎样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呢?我们可以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大学生通过了解自己的祖国,认识到“家国一体”,进而可以培养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意识,从而更好地抵制西方腐朽思想和价值观的冲击,保证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另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润物细无声地浸润学生们的心田”,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增强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价值选择能力、价值塑造能力”,最终引领大学生成长成才。

四、大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高校校园文化是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重要载体。作为反映社会意识的大熔炉,它总是通过营造浓厚的意识形态氛围,把社会主导的思维方式和信念、价值观传输给大学生,潜移默化地熏陶和影响大学生的意识和行为。高校要积极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强化校园文化活动与当代大学生的亲切感,例如通过开展红色主题教育活动、学术交流会、知识竞赛等校园文化活动,将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主流文化的魅力,进而保证受到意识形态安全教育。

五、有效利用新媒体平台

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带来了信息传播的巨大变革,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成为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必然选择。新媒体既拓宽了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视野,又创新了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方式。充分发挥网络新媒体、手机新媒体的教育功能,让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内容在进教材、进课堂的基础上“进新媒体”。充分利用新媒体拓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内容的传播渠道,引入实效性强的理论内容,不断满足当代大学生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当代大学生的吸引力。

六、发挥高校宣传舆论阵地功能

校报、校园广播、校园网络、校园标语墙与电子屏以及校史馆等都是高校舆论宣传的重要阵地。通过这些阵地的文化传播、新闻报道等宣传活动,可以大力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使大学生掌握正确的信息,从而提升辨别是非的能力,增强了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有效性。

七、加强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队伍建设

生态安全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7836(2015)01001902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代表某一阶级或集团的根本利益的意识形态,在经过宣扬和推广,逐渐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所接受,并上升为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后,保持稳定和健康,保障其不受外来侵害和内部挑战的一种没有危险的状态。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主导地位不受任何威胁的相对稳定的形态。 

一、我国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历史演进 

意识形态安全与教育关系密切。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就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社会集团,用本阶级或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观点教育启发人们,进而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从而保障本阶级或社会集团意识形态和统治地位不受威胁而相对稳定的活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重建与规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和国家教育行政部门通过制定和颁布一系列文件,对高等教育战线进行拨乱反正,使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得以重建和规范。 

第二阶段:加强和改进。1989年6月,党中央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重申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中心议题,从战略高度为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发展进步确立了主旋律。 

第三阶段:践行和升华。党的十六大召开,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新任务,使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党的十八召开,使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继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理论体系的指导下不断向前发展。 

二、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1课堂教育理念落后,教育创新乏力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在内容上和方法上缺乏创新,导致理论与实际相脱节。一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采取“一刀切”的教学法,缺少个性化教育,导致不同学生群体难以用自己的方式和思维接收到有针对性的、能够解决思想实际问题的教育内容;一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实质不了解,以职业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等代替理想信念教育,出现少讲或不讲的现象;一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能准确地把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内容,只会讲空话、套话甚至假话,使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的课堂教育效果大打折扣。 

2社会实践教育重视不够,落实不到位 

目前许多高校在实践教学的认识上还存在误区,没有充分认识到课外活动实践的重要性,没有具体的实施大纲,没有形成统一的管理配套制度,考评和监控机制更是处于空白阶段。一些地方、部门和高校领导存在着片面的政绩观,认为大学生社会实践教育属于“虚功”,没有完善合理的活动机制和科学管理方式,缺乏可操作性,导致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中的实践教育越来越边缘化,使教育者产生了一种应付的心态,导致实践教育陷入了一种“说起来重要”“做起来可以不要”的尴尬境地。 

3队伍建设机制不完善,运行不协调 

在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队伍的建设上,有些高校对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队伍建设不够重视,缺乏具体的措施和明确的规划,一些高校有意压缩队伍编制,给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待遇过低,教育队伍工作条件改善、职业培训深造、福利待遇等方面的制度不到位、不落实,使从事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工作的人员积极性不高,教育资源严重流失和浪费。 

三、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面临的挑战 

1西方“西化”阴谋不断渗透,威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搞“人权”外交,无非是想以虚构和捏造等伎俩在国际上给中国制造舆论压力,以此来混淆国内不明真相的人的视听,达到动摇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险恶目的。宗教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敌对势力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千方百计地用宗教渗透的方式,在我国新疆和西藏等地是备受敌对势力“关注”的地方,煽动教徒和部分群众寻滋闹事,破坏社会安定,极大地冲击了人民的思想武装,更给众多无辜百姓造成了重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2信息网络化对意识形态传统功能的弱化 

在信息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从网上获取和信息,网上信息的这种共享性,使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信息落差越来越小,教师进行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难度却越来越大。网络时代的“文化反哺”现象使年轻一代垄断了网络的话语主动权,他们不再简单地按照教育者制定的目标去获取知识,而是“运用自己的判断力,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再将其转化为自己的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网络上那些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不良信息就有可能被大学生认同接受,进而达到侵蚀国家对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成果的目的。 

3社会转型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挑战 

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社会转型期出现了新问题和新矛盾,对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巩固和提升带来了重大影响。例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现状导致了贫富阶层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公共资源分配不均,失业与就业的矛盾冲突,导致人们的社会心理失衡等,这些突出问题如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人民对社会失去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就丧失了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根基。 

4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对民族文化的冲击 

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是必然选择,也必将面临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冲击。随着经济全球化在广度和深度上的不断深入,包含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技术和知识,已经在我国大面积扩散和加速流动。当前中国传统经典文化备受冷落,国富民强、八荣八耻的传统观念渐隐渐退,对崇高理想信念的追求日益匮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立世精神已成空谈。因此,我们必须竭力捍卫民族文化的个性和根基,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以国为重的文化传统,充实及适应文化全球化,又保持鲜明民族个性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系。

[JP2]四、加强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有效途径[JP] 

1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渠道,不断增强其吸引力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强化大学生理论思维能力的训练,是课堂上进行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切入点,是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必然要求。因此,教师在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应注重把历史与逻辑统一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和阐述,善于将教材中的理论观点与社会实际相结合,用社会热点问题导入课程内容,以激发学生听理论课的兴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讲授、理论灌输是必要的,课堂讲授必须随着学生情况的变化不断创新。 

2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大力弘扬民族精神 

生态安全论文篇7

一、我国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开展的必要性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在经济全球化、科技和“互联网+”迅猛发展的形势下,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及文化的多样化,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过去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之间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1]276。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终结论、乌托邦终结论、历史终结论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的潜滋暗长,还有“中国威胁论”等论调侵蚀着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如今的网络、自媒体和微媒体对大学生的影响尤其大,这就使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较容易渗透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中,还有西方的一些不良思想也会通过网络渠道传播给大学生,让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影响中国的大学生,因此,需要高度重视我国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及意识形态安全的概述

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1]3”“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的产物就统治他们。他们这些创造者就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2]”这说明,社会意识形态产生是为了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思想,这就提醒我们,要时刻让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性质的意识形态成为我们的主流思想。当然,我国理论界普遍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主体意识形态地位不受威胁的相对稳定状态[3]。因此,高校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就意味着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在高校教育中的主导地位不被动摇。

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下的我国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对策

回顾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方面曾出现过失误和教训,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和教育一定要警钟长鸣,决不放松。在思想观念上,我们必须牢牢掌握好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重点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方面的教育,防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遭到重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扫清障碍。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增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和话语权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4]”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一方面,从社会意识形态来看,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坚持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根据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实际,以及新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实践,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从社会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角度看,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是意识形态的“题中之意”,脱离意识形态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无意义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实现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也应该要让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掌握在手中……”[5]在高校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中,通过各种手段,尤其是以思政理论课作为主渠道,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上,重点加强爱国主义及理想、信念教育,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渗透,深化相关法律知识的讲解和实践;在形势与政策课中,如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我们应在各个高校加深对马克思本人的再认识,重点讲解马克思的伟大思想,同时,也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将新的理论和新的观点,以及主流思想,通过校园文化形成强大的正面宣传,让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在大学教育中进课本、进课堂、进头脑。

(二)坚持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行动指南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实践和时代的产物,是我国目前的主流意识形态。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今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最有价值的思想之一,是对高校大学生思想的正确意识形态的引领,高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教育的主阵地,一定要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建立和发展,这是时代赋予高校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高校的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一部分,承担着历史的重任,要认清形势,把握主流,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统领,作为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行动指南。

(三)坚定文化自信,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

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是既相对独立又互相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也是党的精神旗帜。文化是意识形态的基础和前提,文化是人类经验生活的一般表现形式,意识形态是人类经验生活的特殊表现形式,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包含和被包含、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文化和意识形态又互相促进的关系,意识形态可以赋予文化新的寓意,文化所内含的精神又可以促进意识形态的完善和发展。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进步的灵魂。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文化有着独特的魅力和价值体系。我们要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构筑起中国精神,创造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而奋斗。在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加深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爱国主义”一章的深度,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课中,不断渗透文化自觉和自信的理念,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时代风采。同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上百年时间里,革命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在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要加强对中国革命文化的宣传和弘扬,主要通过社会实践的方式,带领学生去革命圣地等相关红色文化实践基地去体验,应该大力传承和加以弘扬,让积极的、正能量的思想和智慧占领大学生意识形态的高地,让消极的、腐朽的、非主流的、不安全的意识形态被消灭在萌芽中。同时,要注意避免网络、自媒体、微媒体等共享媒体上消极的思想意识对大学生的侵蚀。大学生要加强文化自觉和自信,勇担责任,向世界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建设文化强国而积聚正能量。

(四)抓住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利用好校园文化建设和网络的宣传力量

生态安全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G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4 ― 0061 ― 04

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互联网的发展和壮大,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已经从现实世界转移到了虚拟网络,网络意识形态的斗争成为了主要阵地。对此,在多个场合不断强调,要求我们牢牢掌握网络舆论战场的主动权,确保国家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我们要争取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话语权,占领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制高点,提高我国的网络文化软实力。

一、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的内涵

(一)话语权

话语权是通过创造、表达、设置、传播和运用一定的话语来影响和引导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权利和权力,这一概念揭示并凸显了隐藏在纷繁复杂的话语交往现象背后的权力意义世界。〔1〕话语权作为一种国家力量,是一个国家自发提出、表达、传播和运用本国文化优势、维护本国文化安全、主导本国文化发展、保障本国文化权益、根本利益的权利和权力。意识形态安全是文化安全的最根本的部分,意识形态话语权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和国家文化的重要指标,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方面的价值日益凸显。特别是当今时代,网络十分发达,话语权以从人民现实生活中逐步扩大到了互联网,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就显得尤其重要。

(二)网络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指一种观念的集合。法国哲学家特拉西创制了“意识形态”这一新概念,试图为一切观念的产生提供一个真正科学的哲学基础〔2〕。意识形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具有理解性的想象、一种观看事物的方法(比如世界观),存在于共识与一些哲学趋势中,或者是指由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对所有社会成员提出的一组观念。

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神秘特殊的意识形态)、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意识形态的内容,它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和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起源于以生a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物质生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各以特殊的方式,从不同侧面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意识形态的有机整体。

意识形态的突出特征,首先意识形态具有现实性,它不是空洞的存在,其存在是具有指向性的,要么是为了维护现存的政治制度,要么是为了批判现存的政治制度。其二,意识形态具有总体性,它并不是单独的存在,它是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经济思想、社会思想、教育、艺术、伦理、道德、宗教、哲学等构成的有机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引领着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过程。其三,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意识形态表达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形态碰撞的产物,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最后,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征,虽然是被社会存在所决定,但其自身具有特有的发展规律。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人类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即网络意识形态,

它是网民看待网络世界的有机的思想体系,代表着网民的利益,指导网民的“行动”,并通过虚拟社会反作用于现实社会,同时也关乎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最终影响着现实社会中个人的意识形态。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的网络用户量大国,占领网络意识形态的至高点,是我们刻不容缓的任务。

(三)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因为网络意识形态如此的重要,那么我们必须对其进行保护,维护其安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战略防御的过程,其目的是国家利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帮助我们鉴别外来的意识形态,抵御不良意识形态,使得我们可以尽可能少的受到不良网络意识形态的侵蚀。同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也是为了保障和维护本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和文化权益。

现阶段,我国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存在着十分突出的问题和挑战。首先,互联网为意识形态的传播开创了新的传播方式。传统的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主要是通过报纸、书籍、期刊等途径,这些途径传播速度慢,受众群体范围小,消息相对滞后;相反,通过网络的传播途径具有新的特点,传播速度快,受众广泛,消息更新及时。其次,互联网对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前所未有的冲击。网络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例如恐怖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这些意识形态的传入,对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了冲击。最后,由于这种冲击的存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所形成的价值观,价值功能也大大地被削弱,各种不当的价值观、价值言论层出不穷。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我们刻不容缓的任务。〔3〕

(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

综上所述,对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的内涵就显而易见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是国家利用经济、政治、互联网技术的优势,发表言论进行鉴别和抵制不良外来文化,维护国家自身的主流意识形态、根本利益、文化权益的权力和权利。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是意识形态话语权在网络中的扩展。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传统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如果我们不能够与时俱进的话,那么这场意识形态的大战我们必将失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的斗争对我们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我们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我们必须牢牢的抓住现在的互联网革命的机会,抢占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的制高点,先机点。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要想抢占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我们首先需要加强意识形态的建设,打好意识形态的根基,充分发挥理论优势,做好现实生活中的理论传播。其次,我们要加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做好五位一体建设,这些是意识形态的基础,意识形态是对于他们的反映。

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所面临的新情况和突出问题

(一)新情况

网络意识形态相比较传统的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这些新情况的出现打破了过去的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稳定的格局。随着我国新媒体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互联网用户数量的进一步增加,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领域所出现的新情况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面对这些新情况,我们该如何应对也是迫在眉睫的问题。这些新情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网络意识形态的传播途径日新月异,复杂多样。传统意识形态的传播主要是通过电视、报纸、期刊、杂志、广播等手段,这些传播手段具有传播速度慢,覆盖范围小,更新不及时的特点。网络意识形态的传播具有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更新速度迅速的特点。我们不难发现,朋友圈、微博等社交软件对于社会舆论的作用,例如小月月事件,聂树斌事件等。这些社交软件,舆论平台,使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正面的交锋,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参与者不多数是学者、政治家,而网络意识形态的参与者是各行各业的人,群众范围在进一步扩大,大家谈论的话题内容和形式也在进一步扩大,其中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多了,意识形态的碰撞就会引发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思考。

二是网络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频率加大了。主要表现为:当舆论遭遇社会热点事件之后,体现不同意识形态的舆论论争出现了频发的态势。例如2016年发生的,我国实行全面二胎政策、英国脱欧、人民币加入SDR、中国发射首颗量子卫星、中国女排再夺冠,每一个事件都引起了群众的广泛热议,其中不乏有许多言论涉及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无论是家庭小事还是国际社会大事,这些事件在网络上都会上升为意识形态问题,国家治理、国家制度的问题,持续不断地引发着舆论战。这些舆论战深刻的打击了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促使我们保护网络意识形态的安全。

三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中价值功能减弱。互联网时代以前,我们接触的意识形态,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我们几乎无法接触到其他的意识形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我国国民数量的飞速增长,人们在网络了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的碰撞,使人们开始怀疑原来所固有的思想。当然,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对我国人民进行其所信仰的意识形态宣传,分裂我们的团结,诱导我们的思想,实现其目的。一部分人改变了原来的思想,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开始诋毁,污蔑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在网络世界中,我们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功能,正在逐渐的减弱,减速的速度越来越快,尤其是在年p人之中。因此,我们必须打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这一战。

四是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存在向政治事件转化的动向。〔4〕网络的舆论宣传必然会导致线下的群众性事件的发生。例如聂树斌案件,随着网上媒体的大力宣传,原本媒体是想要告诉公众司法的权威性,正义可能会来的迟一些但不会不来。但是,人们却把怒火发在了法官身上,煽动舆论,激发大家的愤怒情绪来抵制政府,诋毁司法体系。2015年5月的庆安事件,其维权群在网络中散布谣言,在线下聚众闹事,干扰了社会治安,动摇了社会稳定。这样的事件如果一个个无休止的重复下去,那将会引起社会动荡和恐慌。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严肃对待。

网络意识形态的新情况可以总结为以下特征,一是虚拟和现实相统一,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体和传统意识形态的主体相一致,网络话语权的思想体系归根到底还是需要传统意识形态的根基。二是超时空性,网络意识形态的传播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削弱了传统媒体的宣传力度,有利于传播主体表达自己的话语权。三是意识形态多元化,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在网络环境中进行碰撞,对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的传播变得更为艰难和复杂了。掌握新的特征有助于我们拥有主动权。

(二)突出问题

一是针对自身而言,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具有自身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十分缓慢,自身的创新能力不足,网络时代信息飞速发展,理论的发展无法跟上经济、政治发展的脚步,就会导致话语权的减弱。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的实现主要是依靠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以及话语理论的创新来进行支撑。中国的经济突发猛进,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也是不断攀升,但是由于自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不足,并没有将发展优势有效的转化为自身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的优势,进而使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从网上到网下都被削弱了。其次,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发展缓慢,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政府网站,更新速度很慢,有的甚至是多年停更,政务的不公开,使百姓对国家和政府失去了信心,进而使国家的意识形态失去了民心。党政宣传部门,对于网络宣传工作懈怠,有些上了年级的工作人员不会使用网络进行党政宣传。这些都是我们进行网络意识形态时自身所存在的问题。

二是针对外来文化,信息和文化的多样性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强烈冲击了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我们的时代,直接的殖民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完结,然而我们所看到帝国主义仍以其在政治、思想、经济与社会实际中的特有形式,特别是在文化领域中徘徊。”〔5〕互联网已经成为文化帝国主义最有力的武器,文化帝国主义利用自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我国人民进行渗透,其目的是实现政治文化扩张和意识形态的渗透,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国家企图以一种西方的普世价值来代替世界的多元文化。这些强有力的文化渗透,对我国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的建设产生了强力的冲击。由于这些思想的传播使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被边缘化了,甚至有些人公开发表一些诋毁国家,诋毁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这些人群的队伍在不断地壮大,由线上转移到线下,呈现出来组织化的趋势。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盲目的追求个人利益,这些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更能被他们接受,这样的态势强烈的冲击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了两级分化的趋势,社会产生了阶级的分层,这种分化使人们的价值选择变得更加的多元化。这一系列的问题,动摇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使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摇摇欲坠。

三是互联网技术和管理存在许多的问题,急需改善。网络意识形态与传统意识形态斗争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媒介的不同,网络相对于过去的传统媒介来说更为复杂,需要更多的技术操作和有效科学的管理经验。我国虽然是互联网大国,但是互联网技术我们还是相对落后的,在互联网技术涉及的各个领域我们都不难发现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子。提高互联网技术水平,鼓励和扶持互联网技术创新,无论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的进攻还是防御阶段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在技术上处于弱势地位,那么我们在话语权上也只能是被动的地位了。先进的互联网技术需要人才来实现,人才需要科学有效的管理。行之有效的管理就是加强对于技术人才和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工作,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加强舆论的监督和信息鉴别管控能力。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人才的培养还是意识形态的受众,最重要的主体还是青少年,我们必须牢牢的抓住这个重点问题。

三、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的实现途径和防御战略

一是要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提升和创新工作。首先,我们要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深刻的认识和分析,在生活中,甚至在一些学术领域内,我们总是会无意中对这个名词进行放大或缩小的解释,这么做是十分不理智的,这样做不利于我们积极有效的应对意识形态问题。由于我们自身认识的偏差,会使我们难以掌握意识形态安全的主动权,使我们处于被动状态,尤其是在复杂的网络世界。

其次,我们需要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而提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是实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最有力的武器,网络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离不开思想的碰撞和理论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必须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就是科学性和前瞻性。目前,西方意识形态理论创新的速度要远高于我们的速度。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的国家,其对于抢占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的制高点,作用是根本性的、全局性的。理论的创新需要人才的培养,对马克思理论学科的高度重视和建设投入,是理论创新的根本保障。

最后,我们要确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正确方向,正如列宁所说的“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6〕。我们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大众化方向,理论要说服人,得到群众的广泛认同,必须将主流意识形态的学术话语、政治话语与网民的生活话语紧密结合、有效转化,尤其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一定要贴近生活。党要始终坚持自己的工作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在网络意识形态中要想掌握话语权,就必须牢牢抓住群众的心,群众的思想。

二是提高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能力。我们如果需要在网络中传播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第一步需要建立安全高效的网络信息传播平台。传统媒体需要与新媒体高度融合,将传统媒体网络化,以网站作为支撑点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发挥自身的理论优势和经验根基。网络安全部门要进行网络信息的规范化审查,进行鉴别网络信息的优劣,对不合规范的网络信息进行监控,对于情节恶劣,言辞危害性较大的发言人进行处罚。党政宣传部门要利用起网站这把有力的武器,迅速调整状态,运用网络媒介M行意识形态的宣传,树立和加强网络宣传的理念。

第二步是组建精英化的网络宣传工作队伍。网络宣传平台作为网络意识形态宣传的主战场,操纵这个战场的战士必然是一支精英化的队伍。精英化的队伍需要具备两个方面的能力,其一是熟练的操作互联网的技术能力,其二是对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崇高信仰。这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缺一不可。熟练的互联网技术是始于敌人争取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最有力的武器,可以帮助我们躲避敌人的攻击,必要时候进行有力的还击。但是,强有力的技术需要有一个价值观的引导,需要意识形态武装其头脑,才能更好地利用技术武器。

第三步需要扩大我们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我们不光要守住自己国内范围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我们还需要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传播出去,这是争取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的必经之路。国家的话语权最主要是在国际交往之间的话语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目前,世界各国不光是在经济领域寻求全球化,在意识形态领域更是希望自身可以对世界各国产生影响和引导。话语权的建立立足于全球化视野,我们需要向世界表达中国思想,讲好中国故事,宣传中国的意识形态。伴随着经济、政治、国际地位的迅猛发展,今天的中国也应该足够的自信去宣传中国的软实力。

〔参 考 文 献〕

〔1〕骆郁廷,史姗姗.论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的文化话语权〔J〕.理论探讨,2014,(04).

〔2〕俞吾金.意识意识形态:哲学之谜的解答〔J〕.求是学刊,1993,(01).

〔3〕姚元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探究〔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5).

生态安全论文篇9

自我党执政以来,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一直十分关注。对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始于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了解和认识。比如1951年《科学通报》上《科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但这一时期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解基本是包含在哲学研究中的。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开始丰富起来,国外意识形态方面的论著开始被翻译和研究,如哈伯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我国学者对于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日益深入,开始从对意识形态内涵的全面理解发展为对意识形态安全进行深入研究。国内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研究

关于意识形态的内涵分析,胡辉华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中指出:意识形态从其产生到现在一直是一个含义复杂和多变的概念。在其演变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具有中心地位。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意识形态概念重大的变化就是它获得了中立化的含义。他认为,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观念是一个中立的概念,既包括错误的意识,也包括正确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指称的是与生产力、生产关系不同的社会的构成要素,即任何一个社会所具有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和其他社会意识形式。

王永贵认为,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包涵三层含义:一是作为与唯物史观基本范畴相对立的唯心史观的意识形态,即从“否定的”意义上使用的意识形态。二是指统治阶级为各自的目的和利益要求而提出的意识形态。三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和社会结构基本要素的意识形态,即观念或思想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及其社会意识形式。

周民锋在《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两个来源及其两重含义》中说:“作为全体的社会意识形态可以在两种维度下加以研究,一是历时的,即在人类历史中,社会意识形态如何随着社会形态的更替而发生变化,从而显现人类意识或精神的演化历程;二是共时的,即在同时代的某个社会形态中,社会意识形态如何与社会经济形态相互作用,以显示整体的社会形态的运作机理。”

杨河认为被马克思、恩格斯看做“阶级形态”的意识形态,在理论分析包涵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对意识形态阶级性的特殊层面即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本质的分析,这已层面对意识形态持批判态度。第二层面是对意识形态阶级性的普遍层面即一切阶级意识形态本质的分析,这一层面对意识形态持客观的历史“还原”态度。

郁建兴在《意识形态:一种政治分析》中说:“狭隘的物质活动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狭隘的社会关系,正是产生意识形态的存在论基础。现实的社会矛盾才导致了意识形态的出现,意识形态是在实践中没有解决的社会现实矛盾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一种解决。”

刘少杰认为,可将意识形态划分为总体意识形态、群体意识形态和个体意识形态三种类型。总体意识形态首先是由精英分子建构出来,然后再灌输到社会成员中去的产物。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融合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保障,比如列宁的意识形态理论,列宁继承和发展意识形态理论,并提出科学意识形态理论。包毅认为,列宁的意识形态理论可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党性原则。列宁在意识形态发展史上首次把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提高到党性的水平。为此,他要求意识形态工作者自觉地承担起自己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责任,把党性看成是意识形态工作者责任心的最高表现。二是意识形态概念中性化。在列宁那里,意识形态含义的变化过程达到了顶点,意识形态不再是取消冲突的必然扭曲,而是成了一个涉及到阶级(包括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的中性概念。三是意识形态灌输。列宁深刻剖析了俄国经济派产生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灌输理论,回答了为什么要灌输和灌输什么的问题。四是意识形态继承。五是意识形态批判。列宁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这一说法,把意识形态理解为描述性的概念,不是出于对马克思学说的错误理解,而是他生活时代的实际斗争的需要,是对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的发展。

二、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研究

对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方面面临的挑战,多数研究者认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可分为外部挑战和内部挑战两个方面。如徐成芳、罗家锋在《试论当前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中认为,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所面临的压力包括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和来自内部的挑战。来自外部的压力包括:西方意识形态联合行动的压力,经济全球化给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挑战以及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在全球的扩展给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挑战。来自内部的挑战包括:“新儒学”、“新自由主义”、“”、“淡化意识形态”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争夺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指导和支配地位;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肤浅,应对意识形态挑战的能力不足;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严重消解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度;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关乎能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西方观念国内化规模扩大、速度加快,对中国已经产生负面影响;社会阶层分化产生了多元的阶层意识,加大了意识形态调控的难度。

韩健鹏指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外部挑战可归为:西方意识形态和文化思潮涌入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主体性的冲击;全球化文化交融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带来的压力;西方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的和平演变等。

赵兴伟指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可分为:全球化的挑战,社会转型的挑战,网络文化的挑战,党自身变化带来的挑战,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的挑战。

王勇认为,目前我国以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除了来自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主流意识形态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也是重要因素。这种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有所下降;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仍然是一个远未完全解决的问题;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存在盲点意识形态的创新主要集中在与执政者政策相关的领域;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模式亟待转变。

张骥,程新英在《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面临的挑战与回应》中认为,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包括两方面:意识形态整合机制与方式转换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挑战,意识形态文化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

从研究中不难看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面临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压力的同时,国内意识形态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西方意识形态能够进行渗透归根结底还是自身意识形态的弱化,在抵御西方意识形态入侵的同时,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的主体地位也十分重要。

三、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和路径研究

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各个层面。田改伟在《试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中指出: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是我国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和保证。研究意识形态安全,归根结底是在深入理解意识形态内涵、充分了解意识形态重要性的基础上,探讨出当前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途径。黄建明、杜阿奇认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路径有五点:第一,加强意识形态政治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结合,实现主体意识形态的内在化。第二,增强意识形态安全意识,正确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第三,主动参与文化全球化的过程,提高与多元意识形态长期相处共存的能力。第四,在国际交往中既要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又要充分警惕西方的西化、分化。第五,在各种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主动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第六,发挥中国文化的辐射,让世界了解中国,扩大我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谢雪屏认为:首先,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其次,要正确认识主流意识形态一元化与社会意识多样化的关系。再次,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要坚持并善于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领域主阵地。

刘慧婷在《社会转型期我国意识形态发展的困惑及特点》一文中指出在社会转型期我国意识形态的路径可归为:第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创新。第二,在社会整合的过程中形成意识形态的认同。第三,构筑共享的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其在意识形态中的引领整合作用。

卢新德认为加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途径有五点:一是加大投入,积极扶持文化软实力建设;二是强化“文化走出去”战,争取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三是建立健全批判和反对“文化侵袭”的长效机制;四是提高现代传媒体系的质量和水平;五是在多样思想文化并存中,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探索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路径,根本要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不动摇。

综上所述,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国外意识形态对我国不断渗透,意识形态问题关注度不断提高,我党对于意识形态安全的建设也不断加强。尽管国内学者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分析研究已渐趋丰富,对于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已具有清晰的脉络,形成一系列系统的论文和专著;但是,随着国内国际局势的更加复杂,当前我国面意识形态仍面临着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深入研究意识形态安全,必须结合当前实际,有针对性的进行分析选择对策,才能保证在国际和国内局势更加复杂的当前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不动摇。

参考文献

[1] 胡辉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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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九海.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历史与当代审读[J].学术界,2005(3).

[9] 徐成芳,罗家锋.试论当前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J].政治学研究,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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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赵兴伟.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D].辽宁大学,2012.

[12] 王勇.近年来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综述[J].探索,2011(2).

[13] 张骥,程新英.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面临的挑战与回应[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2).

[14] 田改伟.试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J].政治学研究,2005(1).

[15] 黄建明,杜阿奇.积极构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体系[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5(4).

生态安全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Recognition of Ideological Security Issues in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SUN Xiaol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24)

Abstract How do promote the recognition of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to the dominant ideology is the key security issue the ideolog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Solve this problem, the key is to strengthen the dominant ideology theory, and optimize the dominant ideology of the propagation path and improving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ideological security; social identity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明确指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乎党的前途命运、国家长治久安以及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具有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意义。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逐渐深化,全球化作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与趋势,从器物到制度再到精神层面,都深刻的影响并改变着传统社会的生存方式、人民的价值取向与理想信念,它所蕴含的精神价值及其强大的影响力也波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基于此,充分认识这种复杂条件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尖锐问题便显得尤为重要。总体来看,学界对此已有深入探讨,但其研究成果大多采取自上而下的视角进行研究,防御性研究较为充分。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在自下而上视角的关照下,探讨社会认同作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环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分析其成因并探寻解决路径。

1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问题

在全球一体的生存平台上,处于后工业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倚仗其经济、科技的强大实力,在规则制定、议程设置等问题上构成了对众多现代化后发国家的优势与强权。然而,随着中国等后发现代国家的兴起,世界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全球化发展呈现出“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向非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由西方对东方的单向扩张转为东西方的互动”、“由经济层面向文化、政治层面整体推进”的新特点。在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直接关涉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等重要方面,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质就在于维护社会政治指导思想、社会政治信仰和道德秩序以及国家民族精神的安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为我们融入世界发展格局,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以充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结构,传播塑造‘中国声音’、‘中国形象’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际影响力提供了机遇”,但全球化不仅呈现为一种客观的历史进程,更是一种主观意识参与的人为过程,其本身就蕴育了强烈的意识形态性。正如同德国前外长克劳德・金克尔所说:“‘全球化’为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对共同价值观取得一致的机会”。在这一视角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意识形态领域多样化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元化的矛盾。经济活动从来都不是孤立进行的,世界各国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都随着经济贸易的过程、产品向他国进行传播与渗透。随着全球化大门的开启,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等西方社会思潮不断涌入,这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是长期的、严峻的。二是马克思主义信仰遭到质疑与西方渗透的碰撞。随着全球化进程逐渐加快,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对话和竞争中,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在社会主义实践中遭到质疑。与此同时,西方国家通过传播宗教教育、挑动教派对立等方式进行宗教渗透,严重扰乱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政治信仰。三是旧的道德秩序逐渐瓦解与新的道德秩序尚未建立之间的空缺。彰显着我国传统文化的旧道德秩序在个人利益日益凸显的全球化时代逐渐瓦解,而社会意识的多元化又使得新的道德秩序很难在传统道德废墟之上迅速建立起来,这种空缺使我国道德秩序的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四是保持民族精神活力与西方价值观不断冲击的矛盾。我国在历经千年的风雨洗礼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一民族精神长久以来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然而在西方“自由”、“民主”等价值观猛烈的冲击下,如何保持民族精神的先进性与科学性,就构成了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重要现实课题。

破解这些问题固然需要切实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实效性与时效性、完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建设,但是也应看到,全球化背景下的意识形态安全不仅是个由国家主导的治理过程,更是一个由群众普遍参与的建设过程,离开群众参与,单靠国家治理,意识形态安全就可能成为停留在文件政策话语之中的单纯设计,而无法转变为群众普遍自觉的实践活动。因此,只有将国家主导意识形态转化为社会民众的广泛共识,增强主导意识形态凝聚力、包容力和感召力,才能真正扎牢强大的群众防线。

2 全球化背景下主导意识形态认同面临的挑战

主导意识形态的认同缺弱是全球化背景下社会认同面临的重要挑战,更是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现实课题,究其成因,主要是由内外两个因素所导致。

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化带来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选择取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优势,在推进资本扩张的同时,以信息为载体,进行政治排挤、文化渗透,宣传资本主义的制度、价值观,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严重影响。企图使非资本主义国家在消费西方产品的同时,逐渐认同并接受他们的价值观,从而达到“西化”、“分化”的目的,这种资本主义文化与价值观的宣扬,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主导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从内部建设来看,我国主导意识形态在自身建设上存在薄弱环节。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国主导意识形态在自身建设进行了内容与话语创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一系列反映时代精神和国情要求的话语表达了对国家发展、社会稳定、价值取向的理性思考,塑造了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但在主导意识形态的建设和传播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结构多元化,导致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始滋生。一部分人宣扬所谓的“民主”、“平等”、“自由”,其实质是否认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二是理论更新速度过快致使现有研究流于表面,难以深刻探寻其理论依据和实践旨归。三是在传播过程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模式较为传统,且过于理性化。而主导意识形态的现有传播普遍属于官方话语体系,在日常生活中难以为社会成员所接受,也就难以将其内化为社会成员的自觉意识。

3 增进我国主导意识形态认同的有效途径

面对全球化、市场化所带来的价值理念、文化样式的多元化,以及个体生存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如何实现作为我国主导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民众心理在核心价值的层面上形成完美对接,如何推进作为一种诞生在西方历史文化序列中的异质性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与我国悠久传统文化良好结合并有效发展,是我们必须慎重处理的重要问题。

生态安全论文篇11

一、概念研究

上世纪40年代Aldo Lcopold在对土地功能状况评价中考虑了土地健康的因素,生态安全的研究也随之逐渐开展。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土地,人们对土地资源开发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大,甚至已经超过了土地生态系统自身承载能力,区域内土地生态安全处于亚健康的状态,人们的生存环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些学者从土地生态系统结构是否受到破坏,生态功能是否降低定义土地资源生态安全;张虹波等从保持土地生态系统自身动态平衡,内部结构、功能完整,实现土地资源的持续利用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角度定义土地生态安全;梁留科等从实现社会、经济、生态安全的协调发展角度定义土地生态安全;还有学者从人类对土地的需求量与土地的供给能力定义土地生态安全,即土地的数量和质量能够满足后代人发展对其的需求。

二、土地生态安全的基本理论研究

(一)人地关系协调理论

1650年西方人文地理学家沃仑·纽斯的《地理通论》中首次提出了人地关系。从地理学角度上讲,人地关系就是人与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影响关系。人地关系有两大基本原理,一是土地承载力限制与超越原理。人地矛盾主要是指人口的不断增长以及人类对土地需求的增加使得土地难以满足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既土地承载力是有限制的,人地关系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提高土地承载力;二是人地关系地域关联互动原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与土地生态环境的联系更加密切,在关联互动中,即便是来自不同尺度的人地关系系统,每一种层次都是彼此联系、彼此依存的。这时,变动与冲突、互补与协调就成为了人地系统的主要特征,吴传均在上世纪90年代就指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内容。

(二)可持续发展理论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莱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阐述了农药的大量使用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揭示出环境安全问题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影响。布伦特兰报告中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并给出可持续发展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构成威胁的发展”。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社会、经济的持续性发展要与自然生态环境的持续能力相适应,保证人类社会的发展要在土地生态环境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而谋取发展。只有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基础、作为前提条件,土地的生态安全的研究才更具有意义。

(三)生态经济理论

20世纪80年代国际生态经济学会成立,1989年创办《Ecological Economics》杂志。国内外对生态经济理论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显著的成就。生态系统和生态经济系统的研究均是生态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内容,土地生态保护与经济持续发展是密切联系、内在统一的,土地资源生态安全的实现必须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基础,要遵循生态环境的内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实现生态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情况下。反之,生态环境的破坏会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

三、土地生态安全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研究进展

(一)土地资源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土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土地生态安全面临着严重的威胁。现代化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化肥农药的使用改变了土壤的特质,人类对森林不合理开采改变了陆地水循环。土地生态安全评价的研究被人们提上日程。土地生态安全评价的关键在于构建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与评价标准,目前尚无统一标准,多通过借鉴1993年FAO发表的《可持续土地管理评价大纲》中关于土地质量评价指标构建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多数学者从土地生态系统压力、状态、响应3个方面对土地生态安全进行研究,张建新在P-S-R框架模型的基础上选取评价指标,对湖南省土地可持续利用进行了生态安全评价。许月卿从自然、经济、社会安全的角度构建小城镇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对贵州省猫跳河流域土地生态安全进行了研究;杜忠潮依据P-S-R模型,从土地自然资源现状、土地社会经济环境压力和人文影响3方面构建土地资源生态安全评价指标;高珊依据“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从环境、行为和决策三个层面选取指标,研究了生态建设成效。

(二)土地生态安全评价的方法研究

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确权的方法有特尔菲法、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及熵权系数法,部分学者也采用两种或以上的方法确定指标权重。李秀霞采用熵权对吉林省城市化进程中土地生态安全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实现土地生态安全的合理性建议;徐道炜采用突变级数法研究了福建省土地生态安全问题。综合指数法、物元法等方法是学者们常用的土地生态安全综合性评价的方法,李明月基于BP神经网络方法对广州市土地生态安全进行评价。上世纪60年代,部分学者以研究土地承载力的方法对区域土地生态安全进行了研究,90年代,人们将生态足迹的方法引入到生态安全的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的创新,突破了原有的定量水平和精确程度,生态足迹方法定量化程度高,一般只有很少因素定量评价生态承载力状况。何淑勤等利用生态足迹理论与方法,对雅安市土地生态安全情况进行了研究。

(三)土地生态安全预警研究

土地生态预警的目的在于时刻了解系统内部生态安全的综合状况。法国经济学家Alfred Fourile最先阐述了监测预警的思想。HaqueC.Emdad对加拿大红河谷土地资源的危险性进行评价。我国对预警的研究主要在一下几方面,一是概念方面,傅伯杰提出的区域生态环境预警是对区域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后果、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变化以及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预测和警报;二是研究方法方面,目前国内部分学者利用GIS建立土地生态预警信息系统,准确掌握区域生态状况和动态变化趋势;三是评价指标方面,吴冠岑选取从自然、经济、社会三方面选取预警评价指标,并引入变权理论的概念,构建了土地生态安全预警的惩罚型变权评价模型并对淮安市进行了实证研究,许学工对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进行了评估和预警研究。

(四)土地生态安全设计研究

生态安全设计,对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区域土地资源生态安全有重要意义。主要针对区域内生态环境问题,对区域生态环境问题进行有效控制和持续改善。主要包括以生态安全为前提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和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设计。生态因素已成为影响土地利用结构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S.Hermann从自然环境角度选取生态约束因素对乡村土地利用结构进行设计;赵丹从生态绿当量的角度,对宁国市土地利用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设计方面,马克明对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概念以及理论基础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设计原则与方法;徐海根等提出了自然保护区生态安全设计的概念,构建了从区域层次到网络的每个节点(保护区)再到网络与节点的连接(廊道)的研究流程,综合运用迭代法、整数规划方法和地理途径方法等方法设计自然保护区生态安全格局。

四、研究启示

首先,土地生态安全评价研究中,加大对各模型进行基本参数与可信度、准确度的研究。评价方法上将计量模型与现代信息技术结合起来,为土地生态安全设计的研究构建空间模型。

其次,加强土地生态安全评价和设计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土地生态安全评价和土地生态设计的研究在于保持生态系统平衡和土地资源的持续发展和利用,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最后,加强动态监测和预警系统研究。目前国内没有明确系统预警指标体系和成熟的理论体系,有关预测误差方面的研究较少,在预警过程中难以及时、准确对预测误差进行修正。且较少进行多种预警方法的综合运用。构建基于过程的动态模型,结合地理信息技术加强土地生态安全动态监测,在此基础上建立土地生态安全预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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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何淑勤,郑子成.基于生态足迹的雅安市土地生态安全研究[J].水土保持研究,2010(6).

13.Haque C Emad.Risk assessment,emergeney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to hazards:The case of the 1997 Red River Valley flood[J].Canada.Natural Hazards,2000(2).

14.傅伯杰.区域生态环境预警的原理与方法[J].资源开发与保护,1991(3).

15.江勇,付梅臣.基于能值分析的武安市农业生态安全预警[J].农业工程学报,2011(6).

16.吴冠岑,牛星.土地生态安全预警的惩罚型变权评价模型及应用—以淮安市为例[J].资源科学,2010(5).

17.许学工.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的评估和预警研究[J].生态学报,1996(5).

18.S.Herrmann,E.Osinski.Planning sustainable land use in rural areas at different spatial using GIS and modeling tools[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1999.

19.赵丹,李锋,王如松.基于生态绿当量的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优化—以宁国市为例[J].生态学,2011(20).

生态安全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5.0002

一、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的概念及高校的战略地位

从当前学术研究来看,“意识形态安全”这一概念还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阐释,大致有三种研究思路:一是从意识形态安全的状态来界定。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不受外界颠覆,而保持其和谐与稳定的能力或状态。”[1] 一是从意识形态安全的组成部分来进行解释。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安全具体包括“道德安全、舆论安全、理论安全、政治信仰安全等”[2] 。一是从意识形态安全的本质来阐释,认为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是“指一个群体或集团所接受的思想体系,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能够给行为者带来稳妥的物质生活水平,稳定的人身安全以及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睦相处及互通有无。”[3] 目前,一般地认为,意识形态安全,就是指意在确保政治意识形态基本原则不变的前提下,面对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发生的新变化与新挑战,能够有效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从容应对意识形态领域各方面挑战的一种安全稳定的思想状态。

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政治和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和灵魂,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力保障。在2013年8月19日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4]。我国高校是传播、弘扬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阵地,是培养、塑造未来建设者与接班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战场,是巩固、引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走向新境界的主渠道。高校的文化传承、社会服务以及教育等功能,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中发挥着基础作用、控制作用以及强化作用。

二、意识形态安全视阈下制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原因

目前的中国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信力、认同度和影响力在不断提高,但多元的社会思潮也大行其道。高校是各种社会思潮蔓延与影响的重要场所,多元社会思潮的冲击,直接影响着大学生思想信仰与“三观”的形成。大学生越来越多地受到非主流意识形态思想价值观念的影响,意识形态安全观念淡薄。意识形态创新性不足,主动适应性不强;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方式方法传统单一等等,弱化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一)多元化社会思潮的冲击和渗透影响了当代大学生的政治认同

从外在的大环境方面来说, 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对包括我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全面的输出,是造成我国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模糊的重要原因。从内在的环境现实来看,新媒体网络平台的广泛应用,易造成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泛滥。随着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QQ、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网络平台在大学生人群中很受欢迎,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大学生获得外界知识信息与价值观念的重要渠道。新媒体使得思想交流方式更加丰富、便捷,意识形态信息传播方式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带有很强的虚拟特征,使得信息内容难辨真伪,信息来源难以预测,信息辐射面难以控制,尤其情绪化、煽动性的信息容易动摇大学生已有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观。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不成熟到成熟的特殊阶段,对民族意识、政治意识和党情国情社情等一些基本问题认识不深,加上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进程中的负面因素影响,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殖民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拜权主义等社会思潮,对当代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选择带来严重的干扰,日益泛滥的非主流社会思潮逐渐销蚀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让大学生甚至对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质疑,出现“信仰危机”。

不仅如此,从当代“90后”大学生的成长经历来看,他们既直接受益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社会发展成果,但同时也要承受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应试教育、高考扩招、教育收费、自主择业等多重压力。为了以后找工作增加竞争力的筹码,当代大学生宁愿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去参加各级各类考试,诸如英语等级考试证书、计算机等级考试证书、会计事务证书、律师资格证书等种种证书,重智力、技能轻理想信仰的现象比较普遍,政治参与度低,政治态度冷漠比较普遍。

(二)意识形态的主动适应性不强,创新性不足,传播模式有待转变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存之本,马克思主义本身也需要不断地与时俱进。成功的意识形态是以社会现实的变迁作为自己的理论生长点,创新理论体系,正确地解释现实,合理地改造现实,才能保持其合法性和先进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势头和景象,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等一系列反映时代精神和国情要求的理论,成为指导党国家社会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和传播过程中,理论的发展常常滞后于社会实践的发展,时常不能及时反映社会生活新情况、新变化,主动适应性比较差。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济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出现新变化,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多样化呈加速发展的态势等等,这些都会在意识形态领域、思想观念上反映和折射出来,也即出现了人们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上的分化和差别,当这种分化和差别超出原有意识形态可解释、可承受的范围,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就会影响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创造力、说服力、感召力。 从而削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效果。 [5] 就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来说,一些教材中的有些陈旧原理及观点对于阐释当今巨变中的中国现实问题来说,已经有些不合时宜,或没有了说服力。

同时,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模式也有待进一步转变。长期以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模式主要以媒体的正面宣传、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以及单位学习培训等方式为主。当然,这样的传播模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历史必要性。但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推进,这种传播模式已经不适应了时展的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模式较为传统,属于官方话语体系且过于理性化。而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说教式的意识形态传播方式难以为社会大众所乐于接受,也就难以将其内化为社会大众的自觉意识。

(三)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方式方法传统单一,思想政治课教师的综合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国高校对大学生教育的传统优势和特色,也是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手段。信息时代的到来,全球化的冲击,多元文化意识形态传播的网络化,这些带来了教育环境的巨大变化,使得正统的政治宣传、单一的理论灌输、会议传达、个别谈心等传统的教育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发展的新形势。社会转型期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相对滞后,主要表现为传统意识形态教育与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学校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教材内容空泛枯燥、教学方法传统单调,单向式、灌输式教学方法与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不相适应,大学出现了过度专业化和严重的实用主义倾向。这些都增加了高校舆论导向的控制难度。

社会与教育大环境的变化,也使得少数思想政治课教师的理想信念发生了倾斜与蜕变。有些教师缺乏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方向,对自己的专业、职业失去信心,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迷茫。对马克思主义的功能和价值存在着片面的看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和逻辑关系缺乏准确的整体把握,对现实社会中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不能正确分析、批判和引导,在课堂上“眦必中国”的现象时有发生,从而对大学生易形成错误的教育方法和思想引导。这些现象违背了党的教育方针,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因此,高校重视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工作,高校教师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教育能力与水平,对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要处理好几对关系

一是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正确处理学术自由的关系。高校要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各类社会思潮的有效方式,充分发挥思想政治课的主渠道作用。教师在思想政治课教学实践中,要充分发挥好主阵地、主渠道、主课堂作用,必须与党的教育方针保持一致,必须坚持和弘扬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不能出现思想导向上的偏差甚至错误。要坚守学术无、课堂有纪律的原则,努力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正面引导的能力和水平。

二是要正确处理坚守意识形态本质和适度增进思想政治教育开放性之间的关系。面对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全球文化交融互通,意识形态碰撞的复杂局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对立的,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模糊这种界限。毫无疑问,我国必须以一贯之地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同时对待非主流意识形态要采取包容的态度,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化。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我们要在坚守意识形态本质的同时,适度增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开放性。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域外研究、中外比较研究仍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的薄弱环节。在以慕课(MOOC)为典型代表的教育资源在线免费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如果继续处于封闭状态,必然会形成处处被动、穷于应对的局面。高校思政课教学要改变传统封闭的教育理念,确立只要有利于大学生的成才、成长,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内容,就可以纳入到高校思政课教育范围的开放式教育理念。要尝试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进行跨国别、跨文化交流的可行方法与途径,推动中国思想政治教育“走向世界”[6]。

三是要正确处理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和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关系。要实现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广泛认同,强化意识形态安全观,单纯的理论引导是不够的,必须坚持以人为本。马克思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7]。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教师要体认学生的内在的情感世界,关心学生的物质利益和精神诉求,注重学生能力和责任意识的培养,用真实的情感来感化学生,让学生体会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与学生自身发展要求的一致性。

总之,强化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阵地意识,不仅是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必然要求,也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支持。因此要精心打造信息化平台,营造防范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校园人文环境,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为大学生所感知、所认同、所接受,并使之内化为大学生的自觉意识,外化为大学生的自觉践行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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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金龙.文化交流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J].湖湘论坛,2010(4):811.

[3]王水雄.论制度变迁中的意识形态安全[J].江海学刊,2007(1):125128.

[4].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报,20130820(001).

[5]张骥,张爱丽.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J].社会主义研究,2007(6):5356.

[6]高地.“慕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挑战[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3):104108.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