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B22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5-0101-05

作者简介：孙保学（1986-），男，山东临沂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科技思想史、儒学与科学关系研究。

在人类科技思想史上，古希腊思想家大多被称为自然哲学家或自然科学家。其实，先秦诸子百家对中国科技文化的奠基作用并不逊于古希腊的先哲们。冯友兰曾说：“我们若把中国的历史和若干世纪前欧洲的历史加以比较，比方说，和文艺复兴以前比较，就看出它们虽然不同类，然而是在一个水平上。”[1]81李约瑟通过详尽地考证和发掘证明：至少从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中国古代科技在许多领域要领先于西方。贝尔纳也指出：“中国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从希腊的抽象数理科学转变为近代机械的、物理的、科学的过程中，中国在技术上的贡献――指南针、火药、纸和印刷术――曾起了作用，而且也许是有决定意义的作用。我确信，中国过去对技术的这样伟大贡献，将为其将来的贡献所超过。”[2]中文版序先秦时期作为中国思想最活跃的时代，在科学起点上其实并不输于其他文明，只是到了近代，由于政治、经济、历史和其他社会因素才使中国渐渐落后于西方。这样看来，中国科技文化发展并非先天不足。如今，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传统文化与科学之间“不是互斥的，而是相容、互促的”。[3]因此，发掘中国古代科技思想对于中华文明的复兴与崛起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拟从自然主义的科技观、“志于道”的求是精神、“博学务本”科研方法和“以德摄知”的知识观等几个方面切入，分析《论语》蕴藏着的丰富传统科技文化元素。

一、自然主义的科技观

在很多人看来，孔子是一个相信并且顺从“天命”的保守主义者。尤其是他倡导“尊周礼”“倡礼乐”的政治主张，明显地体现了这种倾向。但是，这种解读并未整体地展现其思想全貌。其实，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有着更为积极的面向。按照李约瑟的解读，孔子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着自然主义或唯物主义的理性看法。对此，他曾做出这样的评价：“儒家思想基本上是重理性的，反对任何迷信以至超自然形式的宗教。……儒家思想把注意力倾注于人类社会生活，而无视非人类的现象。”[4]12当代科技哲学视域中，对自然主义的定义各式各样，但总体上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本体论上不预设超自然的存在物，认为物理世界即是自然世界的全部，除此之外不存在超验的神灵世界;另一方面，在方法论上排斥神秘主义，主张运用经验的方法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这两个方面，在《论语》中都鲜明地呈现。

《论语》中的自然主义态度集中表现在对鬼神和生死的看法上。譬如，“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又如，“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从这里，有人看到孔子着眼于现实的生活态度，也有人解读出他对自然事理以及生命的看法。从自然主义视角分析，我们会看到：首先，孔子不去追问到底有没有鬼神，而是说活着人都还照顾不过来，哪有功夫伺候鬼神！这里，他先在地预设了活人要比死人更重要，而且我们只有先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才能论及其他。倘若有鬼神存在，那也是现实问题得到妥善处理之后的事情;倘若没有鬼神的存在，侍奉它们只会是枉然不得。其次，孔子在“生死”问题的谈论中，强调了“生”的重要性。对于“死”究竟是怎么回事，人死后究竟会怎样，这些问题最好不要去追问。在他看来，我们连“生”的道理都尚未深入理解，何谈弄明白“死”呢！在此，同样存在一个进阶的问题：“生”的问题是“死”的问题的必经阶段，明白了前者才有可能去探索后者。对于那些超出我们当前认知能力的问题，考虑它们只能是徒费心力。其实，即使生活在科技如此发达今天，我们对于死亡、灵魂、鬼神的科学认知也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

另外，《论语》中提到的“天命”多是指宇宙与人生的运行规律。不能依据字面意思简单地推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观点。譬如，“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讲的“天”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不同与西方的“上帝”或“神”。他告诉人们，一定要透过自然现象来理解大自然内在的运行规律，对其有了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之后，可以藉此阐释对社会及人生的理解和体悟。其实，这里包含一种隐喻，一种将自然界、社会发展和人生际遇相互统一的和谐图景。我们只有真正将三者统一起来，才能深刻理解宇宙人生的规律，通达自然、社会与人生，使得“人与天地相参”。这样，我们便能理解孔子持有“天命”观却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宿命论者。

这种自然主义的科技观有助于引导人们挣脱对神话的迷信和对宗教的执着，走向理性、澄明的现实世界。“儒家思想偏爱甚至强调传统的礼仪，但也坚决地怀疑和反对任何一种超自然主义。这是有利于科学世界观发展的因素。”[4]1420世纪初，唯物主义能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为最广泛的中国人所接受，在很大程度上与儒家思想所内在的这种自然主义取向不无关系，它最大程度地塑造着人们对待周遭世界的科学态度，对生产和生活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二、“志于道”的求是精神

任何一项人类事业的发展都需要特定的精神或信念的支撑。科学事业也不例外，科学之为科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其有一种“一以贯之”的精神。古希腊先哲追问“世界的本原”和探究“万物的构成”;近代文艺复兴之后，人们转向探究事物发展和运动的规律及其性质等问题，从而诞生了经典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等近代科学体系;在当代，科学更是将探索触角伸得更广，宏观上大至宇宙，微观上小至夸克，不仅探索物理世界，而且也探究心灵世界的认知奥秘。这些活动始终贯穿着一种探索未知领域的求知精神，这是矢志不渝的追问自然和探究万物的科学精神。这种精神最基本地反映着人们从事科技活动的态度、品格和气质。

一般认为，科学精神既包括对真理的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精神，即“求真”精神;也包括面对现实，探索规律的精神，即“求实”精神。[5]按照这种理解，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能够肯定，那种主张“人本主义的极度发达必然导致科学精神的颓弱”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并非先天地缺乏这些科学基因。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是后来的继承者们逐流于世事的更迭，逐渐放弃了科技向度，并非儒家文化本身存在缺陷。

竺可桢曾总结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近代科学巨匠的事迹，归纳出科学精神应包括三个方面：“（1）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依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则不屈不挠，只是问是非，不畏，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专横;（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6]这里，他将近代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科技文化贯通起来。其实，丰富的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都具有这种“求是”品格。但是，“由于把近展起来的科学体系看作了‘科学’本身，作为求知活动的科学以及它所包含的科学精神却恰恰在‘科学’的名义下被忽视了。”[7]其实，在《论语》中积淀着丰富的先人们勇于探索未知领域的精神气质和不懈不屈的坚毅品格。

孔子提醒我们要做到以下四点：不凭空猜测，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唯我独是。做事不能固执己见，走极端，要虚怀若谷，祛除偏见。“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他提醒门人要保持怀疑的学问态度，如果只读书而不加怀疑和思考就很容易受骗，但如果只是空想或思考问题而不加学习则会缺乏信心，难成定见。在评价自己最得意的学生颜回时，他曾谈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论语・为政》）。在他看来，“违”其实并非大不敬，对权威和定见的质疑是智慧的一种表现。孔子是反对盲从与附和的，对颜回的表面顺从他曾表达过些许的不满意，认为他“非助我者也”。但是，通过对其私下与其他弟子的交流却发现，颜回还是有很多发挥的，能够“闻一以知十”，举一反三。“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怀疑精神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表现在它能够刺激人们去追问，有利于思想的创新。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即大家厌恶的东西，一定要去考察;大家喜爱的东西也一定要去考察。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有其原因，科学活动就是探究隐藏于事物背后的因果关系。培养创新精神第一步就是要大胆怀疑，不畏权威。

而且，孔子提倡弟子要“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甚至要为了“仁”的实现而献身，提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卫灵公》）的观点。在他看来，“仁”是人道的最高真理，一旦认为自己掌握真理，就要据理力争，就算面对老师也不能有所谦让。相比于生命，真理的价值更高。为求真理，不畏生死，敢于抛弃一切，是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在西方，亚里士多德也曾说过：“吾爱吾师，我尤爱真理”。纵观科学史，受到政治或宗教等外在压迫而仍然坚持科学研究、记录各种天文现象、扎实地收集各种数据的科学家比比皆是。在坚持和捍卫真理这一点上，古今中外的科技工作者是一致的。

《论语》的微言大义能对治国安邦和为人处世提供指南和启发，殊不知，这些思想也同样体现着求是精神。首先，孔子告诫读书人要有志于真理。那种以吃粗茶淡饭穿破旧衣服为耻的人，不值得同他商议和交往。“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其次，物质条件的匮乏不能阻碍对真理的渴望和追求。做学问搞研究要有这种甘于平淡、甘于贫穷的境界才能真正有所发现和创造。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知识分子应该有颜回的精神境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第三，追求真理任重而道远，需要刚强的意志和坚毅的品格。正如曾子所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敢于担当，为求真理和道义而不畏生死。正所谓是“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并且，在追求真理和道义的过程中务必做到持之以恒、坚持不懈。“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论语・子罕》）第四，求真之路还需要有实干精神，不能只想不做、只说不做。“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君子不能说的多，而做的少，应该少说多做，这样才能积累实力，不断进步。做真学问不能图慕虚名，“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宪问》）“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要时刻牢记言语谨慎，工作勤劳敏捷。在学术共同体内，不要总是想着自己的研究是不是为人所知，要更多地想着我对别人的研究了解多少，我的研究和别人的差距在哪？对比之中找出差距，然后努力补足，提升自己能力才是关键。“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做事情要有一技之长才不至于为没有合适的职位而发愁，不断完善自身实力锻炼本领自然会为人知晓，以此来被共同体所接纳。是谓“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论语・卫灵公》）。

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现代社会，越来越强调科研活动要尊重知识产权，讲究学术诚信，遵守学术规范和科研道德。一切研究和论证都要实事求是，严谨认真，反对任何形式的投机取巧、沽名钓誉和弄虚作假行为。这些观点，在《论语》里随处可见。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倪，小车无杌，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诚信是一个人立足社会的最重要的人格品质。如果一个人没有信誉，就像车子没有了轴承，可见诚信对一个人的发展是多么的重要。如何做到诚信？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信守约定、遵守规范，不做任性而为之事。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论语・里仁》）。因为对自己节制、约束而犯过失的，这种事情总不会多。规范对于学问是必要的，无规矩不成方圆。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颜渊》）君子广泛地学习文献，再用礼节来加以约束，也就可以不至于离经叛道了，因为不端行为大多是急功近利的思想作祟。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做研究不能只求快，更不要贪求小利。求快反而达不到目的，贪求小利做不出真学问。

三、“博学务本”的研究方法

李约瑟证明，通常认为的中国古代科学不发达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中国人在许多重要方面的科学技术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8]对此，他提出被后人称之为“李约瑟难题”的疑问：“为什么以伽利略为代表的近代科学――连同它对先进技术的一切影响，产生在欧洲，而不发生在中国？”按照他的分析，近代科学从方法上区别于古代的是将数学与实验结合起来。[9]

有学者曾指出“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所走的发展路径和西方大不相同。事实上，古代几个主要文明在这方面走的发展路径都是互不相同的”。[10]好比说，我们无法断言“向南走的人比向东走的人领先”“某一围棋手的棋艺曾长期领先某一象棋手”。[10]其实，“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11]几个主要文明的科学技术都沿着自己的轨道缓慢地发展着，这些多样的科技成就的取得不仅得益于那个时代的科技精神，同样也受益于盛于其时的科技研究方法。

亚里士多德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著作加起来就是希腊人知识的概貌。其实，“述而不作”的孔子同样也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这一点从《论语》中便可窥一斑。“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论语・子罕》）孔子自谦年少时“多能鄙事”，生活实践上的磨练，使他学会很多技艺。但是，他也指出不能耽溺于这些，所谓“君子不器”其实就是说人一定要全面发展才行，不能只有一种用处。所以，有人说孔子非常伟大，但是很难称他为某一方面的专家。“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论语・子罕》）他警示门人，要广泛地学习，坚守自己的志向，恳切地发问，多考虑当前的问题。“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后来，《中庸》发展了这种思想，将其提炼为一种方法论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行，这完全符合认识过程和研究科学的方法，即获取信息，提出问题，逻辑推理，检验结果，躬身实践。”[12]但是，孔子也强调君子要专心致力于基础工作，不能舍本逐末。“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基础牢固地确立了，真理自然水到渠成。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孔子坚持的“博观约取”“务本生道”的方法论总纲。

具体来讲，《论语》中有如下的求知方法或原则：首先，要重视学思结合。正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对此，孔子有着切身的体会：“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其次，勤学好问，虚心向别人请教。“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第三，温故知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论语・学而》）第四，要学会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叩其两端而竭焉”是一种科学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常用方法，抓住事物的正反两方面或者抓住问题的两个极端，就能找到符合中庸之道的解决策略。第五，要学会举一反三。“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科学研究内部道理都是相通的，有了举一反三的能力，遇到问题即可“触类旁通”。第六，要见贤思齐，深刻内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不善者”作为教训是反思自身行为的一面镜子，要随时检讨自己，以人为镜，向贤者学习优点，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不过，孔子也意识到，在做学问、搞研究的过程中很容易走弯路，误入歧途，这需要多加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学以致用。“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第二，要杜绝固执己见，走极端。“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第三，学问要循序渐进，遵循进阶过程。“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论语・子张》）君子之道，哪些先传授，哪些后讲述，要像区分草木那样，做以区别和分类。第四，多闻多见，多交流，切忌闭门造车。“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要多听，有怀疑的地方先放在一旁不说，其余有把握的，也要谨慎地说出来，这样就可以少犯错误;要多看，有怀疑的地方先放在一旁不做，其余有把握的，也要谨慎地去做，就能减少后悔。“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第五，态度端正，实事求是，不可马虎行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反复强调要“敬事而信”（《论语・学而》）“事思敬”（《论语・季氏》）“执事敬”（《论语・子路》）“孔子认为敬就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13]最后，务必要做好基础工作，不要好高骛远。“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

四、“以德摄知”的知识观

有学者论证，传统文化与科学之间是善与真的关系。传统文化和科学都涵盖真、善、美三个领域，但本质上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追求的是以“仁”为核心的善的哲学;而求真在科学的价值取向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前者所求之善以科学之真为前提之一，这被总结为“以德摄知”的传统。[3]在《论语》中我们能够看到言传身教在求善问题上的作用，也能读出“从求真的角度对什么是善、为什么要求善以及求善的方式方法有准确深入的认知”。“儒学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尊德性，但同时认为必须道问学。在一定意义上说，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前提。”[3]孔子提出“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知者利仁”（《论语・里仁》），把“知”作为得“仁”的手段，视“利仁”为“知”的目的。这种“以德摄知”传统的确立，为历代儒家所继承和发扬。因此之故，做学问要有更高的追求，为学不仅是为了求真、求知，更是为了成为君子，而且为学是成为君子的唯一路径。“孔子肯定了人只有借助于为学才能成为君子，才能更好地实现个体的自我价值，实现自我完善”。[14]在孔子与学生之间的问答之中可以看出，“问答的发轫与完成，始终不在于知识的积累，而在于成就‘君子’的道德品行”。[15]这种“以德摄知”的知识观，要求研究者不断丰富见闻，提高综合素质。

孔子将“有教无类”和培养“博学通才之士”作为教育方针和目标，“对学生进行礼、乐、书、数、御、射‘六艺’教育。其中数即数学，乐和声学有关，御和力学有关，射和机械有关。”[12]墨子曾这样称赞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墨子・公孟》）可见，孔子不仅具有较高的人文修养，其实也有着丰富的自然知识。孔子早年参加各种社会实践，对大自然和动植物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要求学生学习《诗经》，不仅学习其中反映出的社会意识形态问题，同时也要学习其中所包含的各种自然知识。“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苗而不秀，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论语・子罕》）这反映当时人们对有些苗木不开花、有些开花不结果生物现象早有洞察。

而且，孔子在谈到自然知识时，喜欢运用比喻，将其与一定的哲学道理联系起来。一般而言，我们只有对本体和喻体有了充分的理解之后才能做出恰当的比喻。孔子将自然知识、技术知识与政治哲理内在地打通，使之浑然一体。在《论语》中，不乏利用天文现象来进行道德和政治说教的例子。例如，“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从《论语》受众的角度看，这段话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日食和月食等自然现象的关注，能够根据对它的认识来理解社会现象。又如，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北辰”也就是北极星，在这里将其用作为政治比喻，不仅反映了他对天文、历法和气象的了解，同时也能反映出当时一些天文知识（譬如，北斗星围绕北极星周期性地旋转等）普及程度。再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日月逝矣，岁不我与”（《论语・阳货》），这反映了春秋时期人们的时间观念，不仅认识到时间的单向性或不可逆性，而且用它来诠释社会与人生的道理。

《论语》中还涉及一些技术知识。例如，“《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我们一般对这句话的寓意理解是，学习和研究务必要互相商量研究，学习长处，纠正缺点。其实，这能够反映出当时手工业水平。一般而言，切、磋、琢、磨是针对不同的材质所使用工艺技术的分类。古代把骨头加工成器物叫“切”，把象牙加工成器物叫“磋”，把玉加工成器物叫“琢”，把石头加工成器物叫“磨”。这些专门的技艺孔子了熟于心，能够信手拈来打比喻。我们知道，传统技术多是以自然认知为基础的，而且认知与评价是相互融合的。加上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殊形态，“一方面促成了与民生直接相关的实用技术的发达，另一方面则造成对看似无用的‘奇技淫巧’的排斥或轻视，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理论理性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不过，在当下技术革命的新背景下，传统技术的这些认知特征以及相应的观念值得再次重视。”[16]

结语

综上所述，相比同处于“轴心时代”的古希腊先贤，称孔子为自然哲学家并不为过。而且，《论语》也有资格成为反映先秦时期我国传统科技文化发展的代表性著作，其作为一种古代知识分子的综合文化背景，对中国古代科技文化领先于西方一千多年亦曾发挥了积极作用。的确，中国的传统科技文化缺乏兴起近代科学的一些必要元素，以致没能独自发展出近代科学体系。正如生活在地球上不同地域的人形成了不同的肤色和生活习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有着自己的本色、长处和优点”，[17]也因此发展出了不同的科技文化类型。李约瑟曾说，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一方面使科学受到损害，另一方面也助长了科学萌芽。[4]12考察中国科技思想史会发现，像张衡、祖冲之、沈括、徐光启、李时珍等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其实未曾受到儒学体制的阻碍，在中国历史上也罕有屠杀科技发明者的现象。[18]而且，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最早接受了西方科学技术，并将其积极地介绍给国人的也是儒士们。因此，企图割断历史，全盘否定儒学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影响的做法并不可取。

通过分析我们也能够看到，科技观、科学精神、科研方法等并非中国传统科技文化的盲点。中国科技史上璀璨的科学成就也能证明我们并不缺乏这些“文化软实力”。在中华文化走向复兴的21世纪要开启现代化的“中国模式”，[19]中国传统科技文化仍然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承继和发扬。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研究古代科技思想时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任意框定议题，也不能因此苛求古人拥有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科学。传统科技知识和思想可能大多较为零散、直观，明显不同于当今的大科学那样体系缜密、结构严谨。但站在历史的视角来看，发展科学毕竟不是那个时代最迫切的任务。我们从对古典文献的重新理解和诠释中挖掘并继承先人的智慧，从而对当下的科研实践提供借鉴和指导才是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冯友兰. 中国哲学小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英]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M]. 伍况甫，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

[3]马来平.儒学与科学[N].人民日报，2014-07-18.

[4][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5]李秀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1.

[6]竺可桢.科学之方法与精神[M] ∥王修智.民国范文观止.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704.

[7]倪培民. 中医的科学性与两种科学概念[J].哲学分析， 2010， （19）.

[8][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3.

[9]席泽宗.科学史十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30.

[10]江晓原. 中国的“川”有没有入世界的“海”？[N].南方周末， 2010-01-14.

[11].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报， 2013-08-21.

[12]王渝生. 传统文化与中国科技发展[N].光明日报， 2012-05-14.

[13]颜炳罡. 李退溪敬之哲学与东西方文化[J].孔子研究， 2009， （4）.

[14]王大千.走近孔子，表达了什么？[J].孔子研究， 2014， （2）.

[15]杨雅雯.从“兴于《诗》”谈孔子教学法[J]. 孔子研究， 2013， （5）.

[16]郦全民.中国传统技术的认知特征及其当代价值[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1）.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N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2-0190-02

中国古代的许多科技成就，如四大发明，对东西方社会及整个人类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这其中无不凝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中华民族的智慧。中国传统文化在接受外来文化挑战的同时，与之又不断地融合，推动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不过从明代中期开始，中国的科技逐渐走向下滑。作为科学技术生长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不得不进行反思。

一、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科学的区别

近代科学探求自然规律的方式跟中国传统文化相比，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1][2]。其一，跟传统中国文化一样，近代科学采用归纳法求得这些规律。其二，近代科学另外有一套思维的方式，是用逻辑的方法来推演的，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所没有的。

传统中国文化怎样进行归纳呢？那就是思考。比如有名的王阳明“格”竹子：坐在那儿，看着竹子，脑子不断思考，希望能够了解到这个竹子的“理”是什么。这跟西方的近代科学精神是不一样的。近代科学的精神，是要把归纳法跟推演法结合起来，为研究基本的现象，你需要做一些实验。从这些现象和实验中，在一个很广但很浅的领域里提炼出一些规律性东西。这些规律性理论跟这些现象之间的关系，又是归纳的，又是推演的。因此，传统中国文化跟近代科学从精神上最主要的分别就在于：传统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是以思考来归纳天人之一切为理，但缺少了推演和实验。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近代科学的益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代创造的文化的综合，它反映和代表了我们祖先的思想和智慧[3][4]。由于它已被中国社会长期认同，因此它对科学的影响全方位、多层次，同时也根深蒂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精神归纳起来主要有“自然” “天人合一” “会通”等。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精神的出发点就是要人们“如实的认识自然，不要附加主观想象”。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汉代王充的“天道自然”观。它并非要人们在自然面前无所事事，主张按照自然本身的结构和特点去认识它，在不伤害自然的前提下向自然索取人类的生活资料，这些“自然”观，充满着朴素唯物主义的色彩。也就是说，人与自然密切关联，要客观地认识自然，然后利用自然的规律为人类服务[5]。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特点，主要强调要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协调发展。世界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共同组成的矛盾统一体，两者辩证统一。人类如果能够恰当把握与自然的关系，就能不断取得改造自然的成果。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如果被破坏，那么遭受自然的报复也就难以避免。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人类曾一度滥用改变自然的能力，迫使资源枯竭，物种消失，这一切促使人类反思并选择理性发展道路，维护生态协调，使人与自然能够和谐发展。因此，“天人合一”对当代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明显的指导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汉族为主体，各族人民在保持自身特点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相互交融共同创造的。在创造过程中并非故步自封，而是不断学习各种文化体系的优点和长处，加以消化吸收丰富提高自己，这也形成了中华民族宽容的气质。这即是“会通”精神的含义，这对科学的进步起着直接或间接作用。

三、中国传统文化在科学发展方面的弊端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政治伦理为本位，最为强调人伦。历代文人学士的“格物致知”，无不限于伦常之中，科举考试则更偏重于“为圣贤立言”的道德文章，远离经济生活和科学技术。当古希腊科学家逐渐从哲学分化出来，有了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时，中国的科学则还游弋在伦常的海洋中。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伦理修养，忽视自然科学研究，这阻碍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的科学非常重视直接观察和实际应用，但缺乏必要的科学实验。如李时珍为写《本草纲目》深入樵夫、猎人中间收集民间的药方，主要是直接的考察和现有经验的归集，但缺乏相应的科学实验和理论升华。即使有科学理论，也多进行描述性叙述，缺少严密的理论推理和论证，如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内容多为记述形式，缺乏理论思考。

对经验的重视，是中国思想千古以来的传统。前人的经验和生活模式，便是后人生活的基础；前人的所言所行，便是后人立身处世的准则。人们习惯于从前人的言行中去寻找标准。《墨子・非命上》中说：“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可以看出其高度重视前人的经验和功利，轻视对知识的追求和探索。也正因为此，在代表西方演绎思维的《名理探》传入我国之后，数百年间，“习者盖寡”，影响甚微。“中国的经验长梦”虽然使其在一些实用型、技术型的学科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它后来就停步不前了。因为，科学一旦走进理论的殿堂，“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由于中国古代科学长期局限于经验材料的记录、整理，因此就只有量的积累，而无质的飞跃[6-11]。正如哲学史家罗斑所说，“东方的科学在它存在的许多世纪之中，甚而至于和希腊科学接触之后，都从来没有超出实用的目标，或对细微末节的好奇心，以提高到纯粹的思辩和决定原理的阶段。”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偏重于在宏观上把握世界，从总体上观察和描述自然界、社会及人生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又忽视了事物本身要素、结构、关系等方面的深入剖析。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中还主张通过内心的情感体验来把握事物。这种思维方式把科学限定在人的自我体验的狭小范围，淡漠了对自然本身的深入探讨和验证。各个朝代都自诩中国是“天朝”大国唯我独尊。这种内省而不外求的思维方式影响了对外部优秀科学文化的学习。

四、中国传统文化对未来科技发展的启示

在五千年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大潮的双重夹击之下，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碰撞和融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方面，新时代的中国显然仍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去思索、判断和选择。

一方面，现代科技的思想基础可以取法中国古代哲人的某些思想。李约瑟就一直认为中国传统科学中保存着“内在而未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当代西方有一些自然科学家已经把目光转向包括《道德经》《论语》和《周易》在内的中国古代典籍上。这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价值理论和思维方式在推动未来科技的发展中可能会重新获得其生命力。

另一方面，在时代转折的新历史时期，要使未来科技不断发展，中国文化需要不断地开陈创新。新时期的中国不仅要引进科技成果， 更重要的是要吸取和消化科学精神、科学规范、科学方法。要吸取现代科学的优点，去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理论及其思维成果，增强科学意识，构建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12]。只有这样，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才能在创新中得到真正发展[13][14]。

李约瑟、卡普拉、普里高津等人都特别强调中国系统思想的现代科学价值， 中国的学者也越来越强调中国传统系统论思想对于当代科学整体化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可以在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发展规律，指导现实科技工作；而且其本身特有的理念和方法等也可以直接推动科技前沿的探索。我们应该重视并发挥中华民族文化的优势， 大力加强优秀民族文化的教育， 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升华， 促进传统哲学和科学思想的研究， 探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特殊规律， 在新的世纪中，实现中国科技的历史腾飞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吴禾.传统文化与近代科学的求理方式之比较[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2）：137-139.

[2]陈方正.谈科学发展与传统文化的关系[J].自然辨证法研究，2015（6）：3-8.

[3]王渝生. 传统文化与中国科技发展[J]. 传承，2012（9）： 82-85.

[4]杨长春.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发展的影响[J].琼州大学学报，2004（6）：74-75.

[5]余卓群.从科学发展观视觉看中华传统文化[J].科学咨询：科技・管理，2012（12）：16.

[6]李斌全，郑伟建. 论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科学的发展[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89（5）：50-52.

[7]孙岩.李约瑟难题与文化基因移植[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19-22.

[8]乌尼日，何华青. 从中国传统文化特点解读“李约瑟难题”[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83-85.

[9]孙小淳，储姗姗.中国传统文化和思维对科学起阻碍作用吗？[J].科学文化评论，2011（2）：97-116.

[10]余静.中国文化背景中的科技现代化[J].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45-48.

[11]宋会群.中国文化传统与科学发展的关系研究[J].韶P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42-50.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篇3

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古代曾经领先于世界，对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到了近代却落后于西方。为什么曾经的辉煌到了近代却成了落后？本文将从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关系方面入手，简要分析我国科学技术衰退的原因。

一、文化与科学技术发展的辩证关系

科学技术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相应的社会文化的产物，它的发展要求要有一定的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环境。文化以科学技术为基础，并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具有选择和导向作用。

文化与科学技术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因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价值取向的不同而各有差异。不同的文化孕育出不同内涵的科学技术，一种文化可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在这种文化中存在的缺陷也会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阻碍作用

1.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人文、轻自然”的特点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核心，强调要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传统文化对人文的关注度远远高于对自然现象、自然知识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核心是支配社会生活的法则，是社会生活秩序的建立，而缺乏对自然的研究。认为社会法则和自然规律二者是一致的，没有认识到自然界的独特性和运动的规律性，过分强调对人、对社会的探究，忽视了对自然的研究，从而导致了以自然为基础的科学知识的缺失。

李约瑟博士曾这样评论：“儒家相信宇宙的道德秩序（天），他们使用‘道’一词，只要地――如果不是唯一的――是指人类社会里的理想道路或秩序，这在他们对待精神世界和知识的态度上表现得很明显。他们固然没有把个人与社会人分开，也没有把社会人与整个自然界分开，可是他们向来主张，研究人类的唯一适当对象就是人本身。”

2.中国传统文化中“重直觉、轻逻辑”的特点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明清哲学,以理气之辩、心物之辩、格物致知等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主张通过内在的自我反省实现自我认知，从人的内心中找寻世间万物的真理，强调“内心的认知是万物的尺度”，内心的认知是自然万物存在的依据，也是其不存在的依据。王守仁在他的《传习录》中写道：“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爱因斯坦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在文艺复兴时期）可以找出因果关系。”科学发展史表明，形式逻辑是整理经验材料、构造理论体系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当一门科学的经验材料积累到一定数量时，能否运用形式逻辑方法对其加以整理概括，从而建立一个初步的理论体系，对其进一步的发展至关重要。

3.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政务、轻学术”的特点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我国古代社会是官本位至上的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关注更多的是国家政务，“学而优则仕”则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主要精力和学习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国家政治，鲜有为科学技术的发明。梁启超在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中做了鲜明的描述，“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所做学问，原想用来做新政治建设的准备；到政治完全绝望，不得已才做学者。”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篇4

《自然辩证法》课程是高校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材，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一般规律、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课程。2012年高教版教材《自然辩证法概论》的编写，增加了“创新型国家”这一内容，旨在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推动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针对这一内容，除了采取传统授课方法外，更适宜采取案例教学法。从学习理论看，案例就是库恩所称的“范例”，具有情境性、具体性、易迁移的特点。因此，从课程目标和定位看，《自然辩证法》课程在这部分内容的案例应选取与科学研究相关的典型范例，使学生产生一种亲切感，创设引人入胜、新奇不解的学习情境，起到触类旁通的功效。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出现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在该内容的教学设计上，我国科学家的自主创新案例有助于这一教学目标的实现。

一、自主创新的内涵

同志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几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1]创新型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主创新能力较强。自主创新的实质是通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独特核心技术及在此基础上实现新产品的价值的过程，其成果一般体现为新的科学发现，以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产品、品牌等[2]从广义上讲，基于本土科技知识进行创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成果，都可视为自主创新的范畴。本文所探讨的科技自主创新案例主要聚焦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当代自主创新，即我国科学家在继承传统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利用传统的科学技术资源和方法，解决了现代科技问题，并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作出独特的原创贡献的案例。

二、我国科学家自主创新案例应用的可能性

案例教学以案例的收集为出发点。中国具有丰富的传统科技资源，几千年的科技传统形成了独特的体系、思想与方法，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世界科技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李约瑟的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洋洋洒洒七大卷三十四分册，对中国古代科技的整理研究挖掘历经半个多世纪，至今仍未全部出版完成，便是中国古代科技资源极其丰富深厚的一个明证。李约瑟对此感慨道：“随着时间的流逝，证明这是一个绝对的金矿。古代和中古时代的中国科学成就，一再表明足以使人眼花缭乱。”[3]面对这座“金矿”，一些当代中国科学家的自主创新已经有力地显示了传统科学在当代的巨大价值，这些资源至少通过以下两种类型为案例教学提供了可能。

1.传统科学思想方法解决现代科学问题的案例。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案例是数学家吴文俊的自主创新工作。吴文俊在深刻领域与继承中国传统数学的基础上，融合西方数学和当代计算机技术，一举解决了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问题，开启了具有浓郁中国特色和强烈时代气息的新的研究领域――数学机械化，并被广泛运用于智能计算机、机器人学、计算机图形学、工程设计等多个不同领域[4]，在国际上形成了自动推理与方程求解的“中国学派”[5]，为此，他在2000年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此外，还有翁文波提出的包括可攻度性方法和干支法等信息预测理论与方法在天灾预测中的运用，任振球特大自然灾害触发机理研究及预测，徐钦琦提出阴阳大年生物进化论[6]等，这些丰富的科学文化遗产已然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科学原创力，为《自然辩证法》课程提供了丰富案例。

2.利用传统科学史料研究现代科学问题的案例。这方面的典型案例不甚枚举。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利用历史文献资料收集冰川进退、湖泊冻结、动植物分布等资料，采用数学方法加以分析，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对气候波动提出令人信服的观点，这种气象学历史研究方法开创一种重要的研究范式，在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科学研究中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天文学方面，席泽宗发表的《古新星新表》，充分利用了中国古代在天象观测资料方面完备、持续和准确的巨大优越性，考订了从殷代到公元1700年间的90次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纪录，使之成为这方面空前完备的权威资料，为超新星这一天文学的重大课题的研究开创了新局面[7]。近几十年来，利用中国古代的天象纪录研究超新星遗迹、地球自转的不均匀性、太阳黑子活动的周期、哈雷彗星的轨道演变等许多问题，也逐渐成为热门课题，如英、美、日、韩等国都有人在研究[8]。另外，在李四光、竺可桢的编制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势必在当前的地震科学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科学家自主创新案例应用的教育意义

《自然辩证法》课程作为研究生的思想政治课程，除了使学生梳理正确的自然观、科技观、方法论之外，还应充分发挥其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中国、科学与人文等方面的沟通作用，这是新版教材将“树立科学技术战略观和科学技术创新观”纳入教学目标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课堂教学中，进行中国科学家在当代自主创新的案例教学，课程目标将以更具现实性和启发性的方式呈现出来，可以把以上几方面的沟通作用较为集中地凸显出来，有利于体现《自然辩证法》课程的文化功能、教育功能、科学功能、历史功能。同时，通过对“科技自主创新”的案例教学，达到一举多得的效果、以小见大的效果，其意义颇为深远。

1.融合研究生的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教育。自2010年8月教育部出台《研究生思想政治课新课程试点工作方案》后，《自然辩证法》课程由原先理工类硕士生必修课调整为不分学科、专业均可学习的选修课，同时课时也有所调整。在新的课改方案下，课程面对的是人文类和理工类的研究生，根据该课程的本身特点和学生的培养目标，《自然辩证法》课程应搭建起科学与人文的桥梁，“通识”教育的内涵更加凸显。硕士研究生是高素质的人才，应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深厚的人文素养，我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为造就全面发展的人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精神资源。我国科学家自主创新的案例涉及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古代及现代的科学思想，具有融合科学素养与人文素质教育的功能，对培养全面发展的研究生具有重要意义。

2.引导研究生树立自主创新意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科技竞争日益成为国家间竞争的焦点，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作为我国研究生培养体制的课程，《自然辩证法》课程面对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关注中国背景下现代化建设中的科学技术自主创新问题，有助于使学生对科学技术的中国道路形成自觉思考，增强使命感和自觉性。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关注我国近些年的自然科学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获奖的科学家个人或科研团队，并透过他们解读当前科学发展的新特点和动向，学习他们在研究时的人文关怀和科学精神，不仅贴近研究生的科研实际，还可帮助他们树立科学技术战略观和科学技术创新观，对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3.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吴文俊、竺可桢、席泽宗等老一辈科学家对传统科学的创新案例，不仅有力地证明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仍具有巨大价值，还在国际科学界为中国科学赢得了尊重，对研究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有积极的教育意义。“为有源头活水来”，通过现实的科技创新案例，使学生认识到借鉴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有助于解决现代的科学问题，使他们重新认识我国的科技资源，对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继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性和使命感有很好的教育效果。在课程中，以案例为切入点带动整个教学，通过生动的讲解，再配合图片再现、视频观看、分组讨论等方式充实课堂，可以达到良好效果。中央电视台十套《大家》栏目推出的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特别节目《荣耀中华》，便是一个很好的视频素材。

4.提高科研创新的方法论自觉。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新的时代需要我们认真发掘中国传统科学的资源。在分析案例后，要进行必要的方法论总结和提升，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论自觉。例如吴文俊案例的方法论在于突破西方中心论下的科学观，以历史主义恢复古代数学的规范，但同时又不拘于本土知识传统，而是在此基础上，以西方数学为观照，以当代科技发展为创造性转化的发酵剂，融会中西，贯穿古今，为中华科学的复兴开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通过案例的方法论解读，有利于学生树立起自主创新的意识和方法论自觉，在现实的研究工作中结合自己的专业进行思考，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又有利于在当代的科技中对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形成文化自觉，保持开放的姿态，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提高适应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能力，为文化强国和创新型国家建设奠定良好的思想准备与基础。

四、注意问题

案例教学重在分析。案例教学绝不是一些典型案例的简单罗列，也不是简单地播放和观看录像。录像、图片、文字、讨论等可以帮助学生获得一定的启示，教师应进行必要的引导与深化。因此，案例教学应在案例的分析上下工夫，真正做到深入解读，而不流于形式，起到“解剖麻雀”的教学效果。例如在对吴文俊的案例进行分析时，必须围绕三点展开分析和讨论：一是在传统科学文化的教育内容上，应在与西方数学比较的前提下，讲清楚中国传统数算法化、机械化的特点与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问题；二是在自主创新方法论上，讲清楚吴文俊使用的历史主义原则对古代数学的研究、以西方数学作为优秀文化资源和以计算机技术作为创新转化手段的自觉性；三是在意义阐发上，讲清楚吴文俊自主创新的重要意义和当代启发。只有凸显这几点，案例教学在上述几方面的教育功能才能很好地体现，才能真正发挥案例教学举一反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M].人民出版社，2006：6.

[2]郭贵春主编.自然辩证法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1：306.

[3]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李约瑟博士有关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论文和演讲集（1944-1984）[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1-2.

[4]张维.不断创新的著名数学家――吴文俊[J].自然杂志，2007（4）.

[5]吴文达.吴文俊的数学机械化理论及方法[J].中国科学院院刊，1991（1）.

[6]李世.科技创新与中西文化互补之我见――六个典型实例的思考[J].中国工程科学，2005（4）.

[7]李正风.中国科学家学术思想的传承与创新：概念、特征与方法[J].南京社会科学，2012（4）.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篇5

传统主义的技术批判与文化建构

从技术强国理念的意识形态强化过程看,几乎均是基于西方科学话语系统的技术原则。如果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思想已经逐步转向这一原则的话,那么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主义到技术精英治国论,一路下来不过是要将这一原则复制到文化、政治、社会和生活等各个领域变革中。这种复制对传统文化秩序无疑是一种创造性破坏,因此随着技术强国理念及其科学话语完善,也遭到传统主义对抗。这种对抗在晚清时期表现为坚执传统政制(人们至今还笼统地称此为“顽固派”或“保守派”),辛亥革命后逐步表现为退守社会生活方面的传统文化秩序(今天人们称之为“现代新儒家”)。传统主义的现代新儒家对西方现代技术给予了思想批判,同时又鉴于技术强国这一意识形态要求力图从传统道德话语对现代技术给予建构性阐释,由此来维护中华传统文化。第一,西方现代技术的文化批判。资本主义诞生后,现代主义以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天文学或科学革命表明的“空间同构”为基础,确立起了通过理性使历史逐渐克服野蛮的时间之矢。但西方思想家们却从二次世界大战中看到理性的异化,看到世俗化的科技文明不过是颠覆社会和道德的理智发现和发明。这种思想变化也在当时中国思想界获得反映。梁启超作为维新派思想家,在1898-1912年期间曾强烈主张接受西方科学和文化,但他后来赴欧洲考察,于一战结束后回国便转向了对现代主义的思想批判。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对机械论哲学及其“破坏性创造”进行了批判,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与梁启超相似,梁漱溟于1921年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指出中西文化差异从根本上说是作为生活动力的“精神”或“意欲”差异,西方文化是“意欲向前”,中国文化是“意欲自为调和折中”。西方文化的“意欲向前”是一种现代技术文化隐喻,它包含两种倾向:一是对外在世界的理性计算导致科学发展;二是个人私利、权利的倾力追逐导致民主扩展。梁漱溟认为这两种倾向均源自“理智”运用,这种理智一方面发展了改造自然的技术方式,增加了知识和财富,另一方面也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分离开来。因为它“常常分一个目的、手段”,“若处处持这种态度,那么就把时时的生活都化成手段”,这样“彻底的理智把直觉、情趣斩杀得干干净净”。[11](P133-134)按照这一看法,现在是西方文化占据主流的时代,接着便是中国文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主流的时代。接受梁启超和梁漱溟的现代主义思想批判,张君劢于1923年2月14日在清华讲演,说明了中西文明传统的差异在于,中国文化强调的是“内心生活之修养”的“精神文明”,而西方文化强调的是“以人力支配自然”的“物质文明”。正是由此引起了以丁文江为首的科学主义支持者的强烈反应,也吸引了陈独秀、胡适、吴稚晖、任鸿隽和唐钺等人的广泛参与。丁文江对张君劢把物质文明与科学等同起来表示不能认同,认为物质文明是科学的结果而非科学的原因,西方因战争引起的物质文明危机不能归咎于科学。这场“科玄”论战的焦点问题及其意识形态意义在于:一是西方现代技术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功能,就是表明中国落后于西方,从而在心理层面产生了一种以精神前提评判中西文明模式标准,因为人们意识到枪炮和机器制造只是一种具有开拓精神的文明的副产品而已;二是自洋务运动以来,当将中国古老文明与西方现代技术结合起来进行哲学思考时,体用范畴的传统理论已经逐渐被抛弃,中国整个思想领域甚至大众舆论倾向于吸纳西方科学话语系统,坚持科学方法万能的一派总是被认为拥有人生和宇宙的钥匙,而坚持传统文化秩序的传统主义一派则总是被认为玄学家而不受欢迎;三是科学主义派针对传统主义派所提出的技术后果往往采用工具论将科学与其负面影响分离开来,将其负面后果归于应用而保留科学的纯洁,传统主义派则一般不排斥科学,但在技术负荷价值意义上对机械论哲学给予批判,并试图以传统文化秩序给予批判和矫正。在这种意义上,传统主义不得不从技术批判转向对技术创制的本土文化解释,即在中国文化意义上对西方现代技术在中国健康发展的合理性论证。第二,现代技术的传统文化建构。梁漱溟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摧毁传统文化秩序的西化浪潮中,重又举起儒家思想大旗,力图在不完全拒绝现代科学的情况下复兴一种“孔颜乐处”的人生态度。他认为,“只有踏实的奠定一种人生,才可以真吸取收溶科学和德谟克拉西两种精神下的种种学术、种种思潮而有个结果”。[11](P214)与梁漱溟坚持“新心学”(或“新陆王”)把中西文化看作一种“路向”的个性差异不同,冯友兰从“新理学”(称“新程朱”)体系出发推演出中西文化的共性差异。在他看来,文化的“理”是公共的,是各个民族或国家都有的“共相”,但具体到每个国家又表现为不同形态,即“殊相”。在他看来,中西文化均包含共同的“理世界”(如功利境界),只是发展阶段不同而已:中国文化是“生产家庭化底文化”,西方文化是“生产社会化文化”。这里一个严肃文化问题在于:如果不能避免学习西方生产社会化文化,那么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持中国民族文化的个性或殊相。中国文化的出路是吸取西方文化共相(工业化)而舍弃其偶然性(如私有的功利),然后将西方文化的工业化属性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如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结合起来,以避免全盘西化与全盘孔化的文化困境。冯友兰强调超越中西实际世界之上存在的基本道德是不变的“客观”或“理”,即中国传统的“五常”(仁义礼智信)、“至善”或“良知”。他指出“我们的良知,遇见事物自然而然知其至当处置之办法,我们只须顺我们的良知而行”,“所谓至当或‘天然之中’本是本然的有,不过我们良知能知之”,而“良知即我们知之智者,我们的知愈良,即我们的知愈智”。[12](P187,193)他将“仁”(良知)解释为“智”,以“理”的客观性取代“心”的主观性,借不变的、公共的、超越的“理”和“理世界”应对变化的、流动的、生动的实际世界,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变革以及社会变迁等。这种主张虽然与梁漱溟不同,但他以“理”论证知识、技术、工业、制度、道德、规范、标准等一切现实的合理性,赋予梁漱溟的“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一命题以深刻的哲学解释。与梁漱溟和冯友兰相比,熊十力更加明确地对科学与哲学做了区分,以避免科学主义一派将“从实用出发”、“以实测为本”、“从各部分区探究”的科学方法变成哲学上的科学认识论和机械论,从而追求与理智认识(“量智”)相反的非理智认识所能达到的本体境界(“性智”)。他以“体用不二”方法表明,现象是本体的“功用”,“功用”是永恒变动、生生不息和“流行”不已,而本体就是“流行”。熊十力喜欢以“翕辟成变”为隐喻,说明本体以凝聚(翕)与开发(辟)两种动力势能处于永恒运动之中。他指出“惟有凝摄之一方面所谓翕势,乃使健以开发之辟势,有所依据、集中,以显其胜用”。[13](P67)这种“翕辟成变”既适合解释自然世界运动,也可用于说明人工世界。他指出“翕势方起,即有辟势与之俱起,健以开发乎沉坠之物,转翕而不为翕转,是故就辟之一方面而言,终未尝物化”。[13](P145)这就是说,当现代技术展现其强大力量时,必须要以“内圣”的道德价值防止“外王”的“有体无用”情形。在以上三位现代新儒家中,梁漱溟以西方机械论的理智和算账意识批判,来衬托儒家文化的“孔颜乐处”。与此不同,冯友兰无疑赋予西方现代技术(大机器)和机械论(功利意识)以合理性,以便成就“极高明而道中庸”。但冯友兰在追求“天地境界”方面,即以“内圣”之道作为根本,应对西方文化和哲学挑战,不仅与梁漱溟相同,而且与熊十力也完全一致。熊十力坚持以“体用不二”方法传承和发展儒家文化,以应对西方哲学(包括机械论)挑战。也就是说,可以从儒家文化中通过“内圣”开出“外王”,如科技和民主等,其意义在于将西方现代技术包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借助技术强国途径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秩序。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篇6

一、近代西方科技的弊端

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产生于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科技的进步使西方社会进入大工业时代,然而科技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向社会进行全面渗透,另一方面在帮助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产生异化,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潜在的威胁。科技在给西方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将西方社会引入了黑暗的沼泽。许多严重的问题深深地困扰着人类:道德沦丧、环境污染、资源危机。人类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向东方世界寻求解决之道。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恰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近代中国的科技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但李约瑟认为不应把传统的中国科学视为现代科学的一个失败的原型,他认为中国科学在世界新科学的过程中具有更崇高的地位:中国科学传统将为科学的未来发展开辟道路,现代自然科学的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各种道德上的问题,都可以从中国文化所包含的伟大的传统道德精神中得到解答,将西方世界从它陷入的机械唯物论和唯科学主义的深渊中解救出来。

二、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对科技发展的推动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传统文化价值观概括起来主要有整体和谐思想、有机论思想、兼容并蓄思想。

1. 整体和谐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包含许多相反相成的子系统的复杂体系,中国各派哲学家的价值学说分为儒墨法道四家,他们内部的不同学派都持有和谐思想的价值观,正是这种多元文化的合力,造就了中华民族文明崇尚和谐的特质。

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应是和谐关系的观点非常鲜明。中国古代在许多专门领域已有系统的论著,如《黄帝内经》、《天工开物》、《梦溪笔谈》等。如果说当代西方科学可以称为“精确科学”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科学可以称作“整体性科学”。整体和谐思想在我国古代医学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如《黄帝内经》就吸取了儒家关于天地人相统一的“和谐”(即“天人合一”)思想。整体和谐思想和整体研究的成果,也推动了哲学、医学、天文学、数学、军事学、物理学、农学、建筑学和人文科学等的发展。如万里长城、无数雄伟壮丽的宫殿、巧夺天工的桥梁也是整体和谐思想的有力见证。

2. 有机论思想

有机论是一种把活的有机物当作整个自然的模式和比喻的哲学。它认为,有机物拥有物化分析所难以理解的性质,而这些性质是因这个整体的统一作用造成的。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有机论生态自然观根据阴阳五行的宇宙一体化理论,认为自然界与人有相互联系,有同构性,这种生态价值观把人与自然看成是高度相关的统一整体,强调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整体性和有机性。每一个物种都占据着特定的生态位,都离不开与其它物种的联系和对环境的依赖。人类呵护自然的内在价值就是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从而将人文法则逐步推广到非人类的自然——从动物到植物,到所有生命的存在,再到大地生态环境。有机论思想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医学、农学、手工学著作很好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对科技发展的有益导向。

3. 兼容并蓄思想

兼容并蓄就是把不同内容、不同性质的东西收下来,保存起来。自古以来,谦逊的中华民族就善于吸收前人和外来的优秀成果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明。

中国古代各个朝代都创造和丰富了中国文化,汉族的统治者利用通婚等手段使少数民族学习汉文化,少数民族统治者更是积极向汉族学习,促使自己“汉化”。中国还善于向外国学习,从西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经历魏晋南北朝时期,至唐朝时期形成鼎盛局面。然而,中国人对外来的佛教并不照搬照抄,而是加以消化吸收、加工改造,形成了中国自己的佛教。到了宋代,中国化的佛教的某些内容和思维方式被儒学吸收,并加以融合,形成了被称为新儒学(理学)的思想理论体系。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唐玄奘取经等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思想,这些活动在当时对科技的进步都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

三、中国科技崛起的可能性

然而,往往很多中国人本身并未意识到这些,他们看到的只是近代中国科技的衰落和西方科技文明的崛起,探讨的只是“李约瑟难题”,却忽略了有这么一句话:“不过,正如人们在阳光明媚的法国所说的‘注意!一列火车也许会遮挡另一列火车!’”近代西方文明确实极大的改善了人类的生产与生活,但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也逐渐凸显,无论是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关系上,都遇到了很大的障碍,科学的发展、社会和经济的进步都呼唤一种新的科学、新的文明,而它们的核心思想与东方科学和文明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东方科学与文明将面临一个巨大的发展。

目前,经济社会全球化浪潮正在给东方文明的复兴提供一个巨大机遇,我们可以自信的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中华民族必然会实现伟大复兴,而东方文明的思想和方法将会被全世界所接受,中国会当仁不让的成为下一个科技崛起的中心。

参考文献:

[1] 林坚、马建波,《论中国文化传统对科技发展的双重作用》,《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6, (11).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G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2）16-0001-03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网络的普及化，新型出版方式——数字化出版得到了快速发展。与传统出版方式相较，数字化出版具有以下特点：（1）写作、编辑的便利性，缩短出版周期；（2）可以同步出版、印刷、发行，做到按照发行数量决定印刷数量，从而减少库存；（3）节约出版发行的开支，方便检索，绿色出版。本文结合我国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的现状，浅析我国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的发展思路。

1　目前国内外期刊数字化出版发展现状

1.1　国外期刊数字化出版发展现状

在国外，数字化出版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初露锋芒。数字化出版运作主体主要是期刊出版大集团，在当时数字化出版虽然与印刷化出版是并存的，但是数字化出版已经开始在网上相关信息，这也就标志着印刷化出版已经慢慢向数字网络化的趋势发展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中期，如Wiley-Blackwell等国际科学出版商（社）都相继建立了期刊的网络采编和平台、引文链接、全文数据库等各网络平台，并且还创建了链接多种资源的一站式网络服务出版平台。据有效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国外大约总共出版了6000多种高水平的学术期刊，ISI已经收录了超过50%的期刊。所以我们已经可以得出，当前数字网络化出版已经几乎覆盖了国际主流科技期刊。

1.2　我国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的情况

在我国，期刊的数字化出版一直都得到政府的重视，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就有一项是推进科技期刊的数字化出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大力发展以数字化内容、数字化生产和网络化传播为主要特征的新兴文化产业，积极发展电子书、收集报刊、网络出版物。鼓励自主研发数字内容、数字传播、数字服务终端的产品和装备。即将的“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中出版业及出版社的数字化改革是重点

内容。”

经过1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数字化出版已经得到了飞速发展，2010年我国数字出版业的整体收入大约为799.4亿元人民币，较之2009年的404.4亿元人民币增长了50.6%；2011年的收入又比2010年增长了40.2%。据统计我国总共有4800多种科技期刊，超过八成的期刊已经通过知网、维普、万方这三家大型信息服务数据库实现了期刊的数据网络化出版。在我国按需印刷（POD）、期刊同步数字化上网、纸本期刊数字化等形式都是期刊数字化出版的主要形式，然而与国外同行业的相比较，我国的数字化出版仅仅处在较为初级的阶段，2011年数字化出版的收入只达到了传统印刷化出版收入的4%，然而在国外，数字化出版的收入与传统印刷化出版之间的比例已经可以基本达到持平，甚至数字化出版的收入已经超过了传统印刷化出版的收入。

2　我国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中现存的问题

2.1　期刊学术水平偏低

在我国，虽然科技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的科技论文，然而这些论文却普遍缺乏学术质量，无论是在国际学科影响力方面，还是在论文的引用率方面都不高。据有效数据统计得知，从2001年到2011年6月，我国科技论文的引用率为6.2，而在国际上，科技论文的引用率已经达到了12.03.按照论文的引用率进行排名，我国只能屈居第14位。期刊学术水平较低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因为我国科技期刊发展比较迟，所以在国际学术影响力较小；（2）根据现有的科技评价系统，学术质量高的科技论文一般都鼓励向国外期刊投稿，这是导致我国科技期刊学术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从21世纪开始，我国科技研究论文越来越少选择发表在国内科技期刊上，其数量从2000年的42.6%跌落到2010年20.2%；（3）数字化出版的科学评价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与传统纸质期刊相比，数字化科技期刊的社会肯定度不高，很多学者认为利用网络发表学术论文缺乏制约性，其论文的价值认可方面没有权

威性。

2.2　缺乏建设科技期刊数字化的自觉意识

目前，信息传播的方式日益增多，而主要的传播方式必然是网络传播，然而很多科技期刊并没有达到这个认识，很多科技期刊主要负责人至今对数字技术缺少认识，而科技期刊的工作人员的数字技术水平也普遍较低，所以缺乏建设科技期刊数字化的自觉意识，局限于已有的出版方式及出版形式，大家都在观望数字化出版的发展形势，与国外传媒相比较，我国的数字化科技期刊在动力、效果、方法方面都明显存在较大的距离。

2.3　人才与资金缺乏

如果推行数字化出版的方式，在前期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然而目前我国的大部分期刊，尤其是科技期刊，经营效果都不是很好，面对这笔较大的前期资金都只能望而却步。另外在人才方面同样也是一个较大的问题，如今数字出版方面的工作一般都交由具有计算机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但是这部分工作人员却普遍缺乏出版编辑学方面的知识，所以我国的数字化出版一直都举步维艰。

2.4　科技期刊的网站格局缺少创新性

现在虽然很多科技期刊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但是却缺乏创新性，很多网站无论在格局方面，还是在内容方面都出现了“千网一面”的现象。大部分科技期刊的网络版只是其纸质版的附带形式，常常忽略了对网站上的信息进行维护及定时更新，其传统品牌的效力在网络空间没有办法得到延续。网络服务、技术力量、信息量及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都紧缺，所以根本就没有力量维护大访问量。很多科技期刊网站缺乏时效性及交互性，根据有关数据显示，在我国，只有不到30%的科技期刊网站具有在线交流互动的平台，也正是因为缺少这个平台，读者进入网站之后，只能浏览文章，不能与网站的后台人员进行交流互动。同时，为了不影响传统期刊的发行销售情况，大部分科技期刊故意推迟网络的时间，对期刊数据库的光盘发行也是一拖再拖，最长的时间可以达到4个月，甚至更迟。缺乏时效性。

2.5　数字化出版缺少统一的技术标准

如今，我国知识信息的检索方法及期刊的网络格式都缺少一个统一的标准。比如知网、维普、万方这三家大型的信息服务商都有各自的技术标准。知网及维普在页面打印、页面原样浏览的方面都是采用自己公司开发的系统软件，只有万方是使用国际上通用的浏览器。因为有不同的存储格式，所以在进行期刊维护、资源共享、数据交换的时候没有办法使用统一的全文管理系统，从而为资源的传播带来难度。这样对于资源交流、共享、监督、整合方面都是不利的。

3　我国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的发展思路

上面所提到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国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的进程，所以我们应该运用有效对策为数字化出版的发展摈除阻碍，让我国科技期刊以更快地速度实现网络化、国际化及现代化的

转变。

3.1　改变理念，加强建设科技期刊数字化的自觉意识

如今，科技期刊的传统出版形式正面临着数字化转型的变革，它们必然要面对信息化、数字化的问题，每一个科技期刊的工作人员都要开拓自己的思维、扩大视野，加强建设科技期刊数字化的自觉意识，主动寻找适应数字化出版的运营管理模式，从而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化出版业出谋

献策。

在推动科技期刊数字化出版发展的进程中，很多科技期刊都做了不少有效的探索。例如，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就与很多科技期刊结成战略合作关系，就像是中华医学会所属的系列期刊的结盟，这一结盟标志着重复出版、资源的多方授权的局面的结束，这是我国首个与信息服务商达成的独家合作。而广东省出版集团也在2009年1月开辟了新传媒的商业化运营的新局面，该集团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独立运营的数字出版公司，探索了数字出版新的运营模式。

3.2　加大资金量的投入，重视数字化出版相关人员的培养

在人才方面，数字化出版比传统出版方式要求更高，它需要的是既懂得编辑出版学专业知识，同时还要对计算机技术、现代化传媒技术、网络技术方面等方面的知识都有涉猎的综合性的人才，因此在人才培养方面需要投入更大的力量。而无论是人才的培养，还是在硬件设备的采购上，资金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加大资金量的投入，才能为数字化出版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条件。

3.3　建设科技期刊新颖的网络系统，积极建设数字化编辑部

据统计，已经有1000多家科技期刊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各个网络编辑部要紧跟国际数字化出版的技术，利用好网络的便捷性，构建网络编辑、产业整合等平台，提高编辑工作的时效性，从而实现编辑工作的现代化。建立网站互动交流平台，提高读者间、读者与编辑间交流的便利性。利用网络平台，将最新的科技信息传播给读者。

3.4　促进科技期刊国际技术标准的建设

数字化出版的发展是依托于网络的，所以在处理信息的时候最好要采用国际技术标准。如知网、万方、维普这三个信息服务商的管理都是采用信息的集成化，也就更要求一致的标准。在制定及执行技术标准的时候，要将灵活性和适应性、系统性和整体性、合作性和国际性几个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让标准更具可操作性及兼容性，从而确保了网上资源信息开发利用的效果及水平。

3.5　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现今虽然我国数字化出版还处于较初级的阶段，但是它正以迅猛的速度向前发展，在发展中出现了方方面面的问题，很多相关法律法规已经跟不上形势，严重落后于数字化出版的发展。为了建设更优良的发展环境，推动科技期刊的数字化出版，要求更为完善的法律法规，无论是在评估标准、行业规范，还是在版权有偿使用机制或版权登记制度方面都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健全，从而保护数字

版权。

3.6　坚持质量优先的原则

不论出版业出现怎样的变革，质量优先的原则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信息的生产及传播是期刊的生存之本，相对于其他因素，质量是期刊的核心竞争力。无论是传统纸质化出版，又或者是数字化出版，只要掌握了质量，就把握住了竞争的优势地位，所以坚持质量优先的原则，是谋求期刊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不断提高期刊的创新性和学术性，才有可能得到持续发展的力量。

4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网络的普及化，数字化出版已经成为期刊发展的必然趋势，科技期刊只有顺应这个趋势，及时改变办刊理念，才能在出版业中求得生存，谋得发展。

参考文献

[1]　徐佳宁．我国图书情报学与化学期刊信息化现状对比分析[J]．图书馆学刊，2008，（1）.

[2]　李娜．高校期刊数字出版现状与前景分析[J]．辽宁警专学报，2008，（6）.

[3]　何丽．我国科技期刊数字化建设动因、现状及对策[J]．科技创业，2009，（5）.

[4]　王书柏．新形势下我国科技期刊办刊理念探索[A]．改革创新·科学发展——第7届全国核心期刊与期刊国际化、网络化研讨会论文集[C]．2009．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3-0068-03

（一）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从纵向看是从“史前史”向“人类史”的转变，从横向看是从“民族史”向“世界史”的转变。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结束了长期与世隔绝的闭关自守状态，逐渐纳入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并开始了社会转型。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1]276这里的“文学”是广义的“文学”即文化。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使世界各民族的需要、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行为，从而加速了各民族多元文化的交流互动，而且呈现出超越时空限制的特点。各民族文化由狭隘地域性的民族历史性文化向开放的“世界历史”性文化亦即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现代文化是对“世界历史”的观念呈现，本身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存在”。[1]87近代中国社会革命的文化任务就是要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使狭隘封闭的农业文化转变成“世界历史性存在”的现代文化。但是民族救亡的重任使文化现代化始终不能在和平的环境中顺利实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20年时间，依然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还没有真正介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华民族从狭隘地域性的生存空间走出来，迈向了开放的“世界历史”的大舞台，逐渐树立起了开放的整体性“世界历史”文化观。

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历史”文化场域中，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为指导，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价值取向，把中国与世界相联系，传统与现代性相对接，整合创新，形成的民族性、开放性、现代性的多元文化互动的文化成果。

（二）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邓小平理论之文化结构的生命源泉。邓小平创造性地吸收了传统文化关注民生的富民思想，注意功利、讲究实效的实用理性传统，革故鼎新、变法自强的思想，“和而不同“的思想，以及西方的重视科学技术的功效作用，强调个人生活幸福的工具理性精神、民主法治精神、竞争创新精神相结合，扬弃了其中重义轻利、因循守旧、人情本位、忽视法治的落后观念，重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为指导，对中华民族传统的政治伦理文化与民主科学、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的第一次整合。由于它以平民化的立场、大众化的情怀来阐释自己的文化理念，在全社会各阶层获得了普遍认可，所以，它形成了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理论创新的浓郁的文化氛围，也以观念形态的精神力量激励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这样，民族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世界，不仅获得了理论创新的民族形式，更转化成了强大的精神源泉。

重视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注重文化系统内部各文化要素之间的互动互渗。他是从系统性、结构性的视角来解读文化的，着力于在开放的“世界文化”场域中对文化意识的自我反思和批判超越，所以，的文化理念是文化精神层面的理念。他把文化从因素构成上理解成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多元互动体，从内容上看成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统一体，从物质形式上看成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结合体，从内在精神上理解为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主要体现为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民族精神概念，并系统阐释了它的功能意义，较完整地概括了中华民族精神。在中共十六大的报告中，他深刻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民族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2]559应当指出的是，并不是孤立地解读中华民族的传统政治伦理精神，而是把它放在文化全球化的大舞台和大熔炉之中，与西方的资本主义是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在碰撞中对话，在冲突中融合，在批判中吸收，在扬弃中提升。的民族精神体系是传统精神、革命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结合体。对“井冈山精神”、“长城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的重新诠释，就是要寻找传统文化精神在革命战争岁月中的延续机制，并把它与时代精神相对接，形成源远流长的一脉传承的精神结构体。所阐释的“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救灾精神”、“64字创业精神”和“6种精神”是民族的时代精神，那就是科学求真、改革开放的创新精神。“64字创业精神”是对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集中阐释。他在1993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勤劳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这些都应该成为新时期我们推进现代化建设所要倡导和发扬的创业精神。”[3]301它们统一于爱国主义这一基本思想之中，是以科学性为基础，以伦理性为动力，以开放性为条件，以创新性为特质的时代精神。总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历史传统精神，以救亡图存为主题的革命精神和以创新为特质的时代精神，是所考察阐述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三大历史形态。其中，历史传统精神是民族精神的历史源头，革命精神是革命战争年代民族精神的崭新形态，其所高扬的共产主义信仰、人民本位的价值伦理观正是传统爱国主义的政治伦理精神的革命化体现；而时代精神则张扬、肯定了传统、革命精神的政治伦理情怀，以之为底色，以科学性、创新性、开放性来保证理想信念道德等人文精神的实现。可见，族群主义的价值观念和奉献牺牲的道德情怀，统领于爱国主义这一历史主题，它是传统、革命和时代精神共同的价值本体。而勤劳自强、艰苦奋斗、科学求真与开放创新，不过是实现这一价值理想的主体品质和能力而已，是民族精神的外在功用。中华民族精神是爱国主义的政治伦理精神和求真务实的主体性精神的有机统一体，具有体用统一、知行合一的特点。对民族精神的概括，鲜明地体现了他对多元文化的批判继承，整合创新的精神旨趣。

也非常重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他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和谐世界的思想，就是对中华民族古代和谐思想的批判继承。早在西周时期，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4]470的宇宙生成论思想。老子亦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5]196其中，“三”即“和”。可见，“和”乃万物生成的根本法则。我们的老祖先把“和”诠释成天人和、人我和、人人和、身心和。强调人和天地万物的同根性，主张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人类对自然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反对过度开发，造成天人相违的不和谐困境。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方面，主张“和为贵”，[6]176 “仁者爱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7]95要求“待人如己”，爱天下所有的人和物，建设“天下归仁”、“天下一家”的“大同”世界。在达到和谐世界的方法途径上，推崇“和而不同”， [6]131 “执两用中” [8]21的人道主义和“中庸”方法，反对强人所难和走极端，这些对于今人锤炼和谐思维，养成和谐人格，建构和谐社会及和谐世界，都是珍贵的本土文化资源。的和谐社会（世界）思想无疑是传统和谐思想的当代创新。当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础是中华和谐文化，优秀传统和谐文化是其本土文化资源。当然，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文化创新，不是全盘接受传统文化，而是以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文化为指导，以西方的民主文化为借鉴的整合创新。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扬弃了传统和谐文化之轻视个人的整体主义理念，吸收了西方文化之尊重个人的人本思想，用马克思的“真实”的集体主义[1]119整合中西新旧文化思想所形成的开放包容的现代文化结构。所以说支撑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文化结构是经过批判反思、价值和逻辑双重整合之后的多元一体的精神体系。这里的传统文化是内隐着马克思主义主导型文化理念，包含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合理性因素的传统文化，是经过现代性阐释之后的传统文化，它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文化结构的民族性之基。

（三）

邓小平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他认为经济一体化促使人类形成了整体性的世界联系，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外生性，使对外开放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开放的世界整体性格局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性条件，学习西方先进的肯定性文明成果，把西方先进文化植入传统文化的土壤，实现传统与现代性的成功对接，是传统文化重生的根本途径。因此可以说，西方先进的现代和后现代文化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共通性的现代性根基，缺失了它，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能建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邓小平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吸收是全方位的，包括科技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明；态度是明确的，体现了历史认知与价值评判的统一，走出了近代以来历史与价值背反的文化误区；评判是辩证的，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民主法治以及效率、竞争意识的肯定性吸收，同时就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伦轻科技的道德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批判，对轻法治重人情的人治模式的否定，对苟安顺从的奴隶意识的批判；他对西方科技理性至上所造成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腐朽文化的批判性否定，又意味着对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合理因素的肯定。

对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精神的高扬，对民主法治精神的肯定，对西方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吸收，是在文化精神高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精神理念上的融合。他的中西文化观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2000年8月6日，他在北戴河会见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获得者时的谈话中说：“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控制自然和人自身的能力。但是，科学技术在运用于社会时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工业的发展带来水体和空气的污染，大规模的开垦和过度放牧造成森林和草原的生态破坏。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涉及人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有的国家利用高技术成果提高自己的军事实力，在世界或地区范围内谋取霸权，干涉他国内政。互联网可以迅速、广泛地传播大量有用的信息，但也存在大量垃圾和虚假信息。如何区别网上哪些信息是真实的？哪些信息是被歪曲的？科学技术本身难以做到这一点。在21世纪，科技伦理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该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 [2]104 “科技伦理”问题的提出，是对“科学万能”的西方主导性文化理念的批判反思，意识到了科学技术的局限性，看到了人文精神对科学技术的引导作用。“科技伦理”还是对科学与人文相统一的文化理念的时代肯定。 （下转第72页）（上接第69页）的西方文化理念同样是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人本性的文化思想指导下，实现了传统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对话之后而整合成的多元文化互依互渗的整体性文化理念。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对西方传统发展观的扬弃。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观是以工业化为中心、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单线条发展模式，其优势是促进了经济的急剧增长，满足了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其缺陷是导致了贫富严重分化和社会不公，人的精神家园的缺失，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背反，是西方传统发展观在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的最大缺憾。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注重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强调人的价值的全面充分实现，这无疑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超越，同样也是对中国传统的以重均平、轻效率的伦理中心主义文化理念的批判超越。但它又充分肯定保留了西方现代科技理性至上文化理念主导下的幸福、正义、自由文化价值的合理性。由此可见，西方先进文化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文化结构的现代性之基。

（四）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文化结构中始终居于统帅地位。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思想根源，多元互动的“世界文化”理念构成其文化基础。以人的劳动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历史发展史与人的发展史相统一的整体性历史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唯物史观指导，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属物性和属人性的双重理解，的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的提出，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形成，都是马克思整体性历史观指导下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理念也启迪了邓小平追求人民幸福的价值观的成型，也直接导引了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价值本质的新论断，更成就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人本文化精神的自觉。而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整体性与主体性相统一、批判性与重构性相统一、历史规律性与历史能动性相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针。当然，这里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现代阐释而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吸纳了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体现了多元文化互依互渗的整体性文化概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徐元浩.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5]陈永栽，黄炳辉.老子章句解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篇9

办刊理念是期刊工作者在实践中通过理性思考所形成的思想和观念，它决定着实践活动的质量和效果。先进的办刊理念是对期刊出版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反映，对办好期刊、提高期刊影响力具有总体性和根本性的指导作用。理念创新处于一切创新的顶层，办刊理念创新就是对整个办刊工作的顶层设计。“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发展遭遇“寒冬”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学术期刊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对科技期刊来说，尽管在可预见的未来传统纸质期刊不可能完全消失，但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进步，纸质期刊发行量将会大幅度减少。媒体融合将是期刊发展的大势，期刊工作者的重心将不再只是传统的三审、编辑、校对，传播特别是新技术传播将成为期刊工作者的一个新的工作重心。关注、学习和应用新媒体技术传播产品是科技期刊工作者必须做的日常工作之一，也应当成为现代办刊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创新不是完全推倒重来，办刊理念创新既要尊重期刊实际，也要认清期刊发展大势。对高校科技期刊（学报）来说，既要有坚守学术定位的阵地意识，又要有“互联网+”时代的创新理念，认清大势，抓住机遇，才能做到因势而谋，在传统学术期刊和新兴媒体的融合中找准新时期办刊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找准新的定位，形成新的办刊理念。在先进办刊理念的指导下，高校期刊编辑部才能在办刊实践中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在媒体融合中更好地抓住关键，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把数字化、工具化、网络化等新媒体技术融入今后的编辑出版工作全流程，使高校科技期刊（学报）更好地服务于高校的教学科研活动，不断提高高校科技期刊（学报）的影响力，为向国内外展示我国高校先进科研成果、促进学术交流和科技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学术价值决定传播力，内容仍是根本

期刊影响力受制于传播力。对包括高校科技期刊（学报）在内的学术期刊而言，主要读者对象局限于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及研究生，有着小众性特征。尽管所刊载论文的影响力与期刊影响力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但从根本上讲，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论文影响力决定期刊影响力。学术价值越高的论文越能得到相关学科专家及研究生的认可，即刊载论文的学术价值决定期刊传播力。刊载论文的传播力大，对应期刊的影响力才会大。因此，刊载论文的整体学术质量，即内容的生产仍是最基础、最根本的工作。

1．稿源拓展，着眼学术热点目前，我国科技期刊数量已近6000种，其中高校科技期刊（学报）有1000多种，完全称得上是科技期刊的量产大国。但若以学术质量和学界认可度评判，中国科技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的国内外影响力则不容乐观。狠抓稿源建设，多渠道组约优质稿件依然是提高期刊学术质量的根本途径［3］。高校科技期刊（学报）可利用网络优势和文献资源大数据库，使用科学的文献检索和分析方法去发现学科热词，动态定位学术研究热点及相关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以此作为潜在目标作者群，着眼学术热点，定向约稿，持续拓展优质稿源并迅速处理刊发，抢到学术热点并及时传播，自然有益于提高论文质量和期刊影响力。此外，积极参与相关学科的重要学术会议，关注国家立项的各类基金项目等也是定位学术热点的有效途径［4］。在科技创新的大背景下，建设一批与我国科研能力大幅提高相匹配的科技期刊已日益成为我国科研管理部门领导、科研工作者、期刊出版领域等专家学者的共识［5］。2015年底，国务院正式印发了推动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的方案，为高校科技期刊（学报）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高校科技期刊（学报）要依托高校的传统优势学科和高校“双一流”建设的具体导向和任务，着眼学术热点，组约优质稿源，构筑内容特色，提升特色栏目学术品质，通过优质内容吸引和集聚国内外读者群，培育潜在作者群，实现科技期刊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2．提高编辑加工质量科技论文的学术影响力本质上取决于选题的创新及研究成果的层次和水平，但很多编辑在处理稿件时发现，有些作者的研究选题非常新，也处于学科研究前沿，却由于水平有限，未能很好地将研究成果呈现给读者。因此，科技期刊编辑通过编辑加工工作来提高论文的撰写水平和表达层次是编辑工作的应有之义，也是提高科技期刊影响力的一个途径。需要强调的是，在网络大数据普及的环境下，论文能够在海量信息中被读者检索到，并能依靠内容质量“粘”住读者，无疑将极大提高论文直接被引的可能性。从检索角度来说，关键词是论文的首要检索标志，它在提高论文的被检索和引用概率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键词选用不当，他引自然不会高，同样也很难被第三方文摘库收录。因此，关键词的选用不宜片面追求新颖，应选用规范化的并收入正式主题词表中的叙词及其上位词、下位词或替代词，在此基础上可结合文章主题选用必要的或能彰显新颖性的自由词作为关键词，但总数应控制在3—8个。此外，提高科技期刊标准化水平也是提高编辑加工质量的重要环节。如计量单位的标准化、专业术语的规范化、英文摘要的国际化等，这些都会直接影响论文被国际同行检索或被国际主流数据库收录的可能性，也关乎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化水平。

三、媒体融合中要有所作为

1．主动参与，注重大读者思维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传统媒体加速步入以“数与网”为典型特征的互联网时代。作为传统媒体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术期刊，在出版发行模式、传播渠道、读者范围以及内部运行机制等方面，都面临媒体融合大势的冲击和影响，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新的形势，高校科技期刊工作者必须克服观望心理，不断转变传统办刊理念，积极适应国内外办刊环境变化，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不断开创媒体融合发展的办刊新局面。媒体融合的最终目的是要创造用户价值，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垂直化服务。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读者接受信息的渠道和数量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元，潜在读者范围将会更加广泛，这对提高期刊影响力来说显然是个很好的机会。由于现实原因，我国不少高校科技期刊虽号称面向国内外，但很大程度上是为教师评职称或研究生获取学位服务的，读者范围更是局限于以作者本人为主体的少数人。新媒体时代，高校科技期刊（学报）要有大读者思维，要通过思维互换来夯实读者基础，想读者之所想；利用各种网络资源和现实途径分析所有潜在读者的信息获取习惯和喜好，在确保内容品质的基础上，传播力求简单，服务注重精准定位和方便互动，让读者参与期刊媒体的生产流程，让更多的读者成为高校期刊的“粉丝”。

2．树立技术先导理念，融合发展新媒体时代，技术已成为现代科技期刊融合的有力支撑，科技期刊的融合发展要树立技术先导理念。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是当今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期刊融合发展所要依赖的新技术。树立技术先导理念，就是要结合高校科技期刊（学报）实际，勇于学习新技术，不断开发期刊出版传播的软件和技术，引领和驱动传统科技期刊和新媒体的融合发展。要在获取优质内容和条件的基础上，争取更多的软硬件投入，搭建采编、出版发行网络平台，架构多媒体传播渠道，实现高校科技期刊和各种媒介资源、技术要素的有效整合，逐渐形成一体化的组织架构和人性化的传播体系。拥有相对稳定的网络平台和高质量的技术架构为科技期刊的弹性发展提供支持，将是高校科技期刊（学报）在媒体融合大潮中得以持久健康发展的关键。在数字化产品开发方面，力求兼顾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喜好，同时有利于第三方检索。一方面，专业读者既是读者又是潜在作者，他们首先关注的是期刊的科技含量和文章的学术价值，吸引专业读者，也是培养潜在作者，是保持科技期刊生命力的源泉，是期刊之本。另一方面，方便快捷获取阅读内容是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对科技期刊的共同期待，数字化产品既要让专业读者及时获取和感受到其传播内容的科学性和新颖性，又要让包括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在内的读者及时感受到其便捷性。此外，高校科技期刊在自身人力、财力、技术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与知网、超星集团等高端数字化平台合作的方式来提高期刊的影响力。如超星集团开发推出的基于流媒体技术的移动客户端，得到越来越多期刊的认可和使用，特别是在高校师生中颇受欢迎，可谓媒体融合中技术开发的成功案例。高校科技期刊（学报）应用好新媒体工具，积极探索开发适合作者、编者、读者全流程互动参与的出版传播形式，找到真正符合高校科技期刊数字化转型的道路，更好地与新媒体融合，不断增强期刊的品牌建设力和传播能力，不断应用新技术拓展期刊的影响力。

3．优化编辑出版流程目前，国际主流科技期刊大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立体化网络平台，以荷兰爱思唯尔（Elsevier）出版集团和德国施普林格（Springer-verlag）科技出版集团为代表的出版巨头仍在持续投入巨资建设先进的数字平台，出版流程和管理模式也正朝着与期刊数字化、网络化相适应的方向逐步完善，媒体融合程度日益加深。而国内科技期刊仍然停留在“观望者众、行动者寡”的阶段，甚至有些人仍认为“把论文电子版挂在网上就是数字化”了，媒体融合意识欠缺，改革积极性不够，期刊数字化水平明显滞后。媒体融合发展不仅是大众传媒领域，也是涉及学术期刊领域的一场重大而深刻的变革，但目前国内还缺乏有关数字出版等网络信息产品的管理或指导规范，科技期刊基本上还在沿用传统的编辑出版流程和管理模式。要想在数字化大潮中持续绽放生机和活力，高校科技期刊（学报）必须行动起来，优化、升级采编流程和出版流程，积极推动学报编辑部改革创新，敢于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再造适应期刊融合发展的编辑出版体系。在经费使用上，改变以往大量资金单纯投入具体编辑业务的片面做法，大幅度向技术投入倾斜，增强开展数字化出版业务的自主研发能力。在流程分工上，不仅要打破编辑部内部不同角色、不同板块之间的分工模式，还要主动出击，打破科技期刊（学报）编辑部与现代媒体行业的业务边界，让传统科技期刊与现代媒体产业充分融合，以积极的心态解决媒体融合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不断创新传统编辑部工作机制，构建适合高校科技期刊（学报）的现代出版传播体系。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篇10

一、科技络发表的基本概念及其与传统发表方式的区别

1.科技络发表的基本概念。科技络发表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从广义上看,在网上公布学术论文的任何途径都可以视其为科技络发表。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广泛使用,学术期刊网络版、网络期刊的出现以及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广泛使用所出现的越来越多的网上论文公布途径已经使得科技论文的网上发表成为极为普遍一件事。从狭义上看,只有从科技论文的公布、传递等环节全部都是在网上进行才是科技论文的网络发表,它的一大特点就是在网上科技论文产生之前没有公开的相对应的纸质或其他任何电子形式的出现。相对于广义概念所强调的网络化发表途径而言,狭义概念更加重视络发表过程中所依赖的模式以及运作机制。从国内外的发展实践上看,广义上的科技络发表已经变得极为普遍,而狭义的科技络发表才刚刚起步,其对作者、读者以及出版机构的影响也仅仅是刚刚显现。因此,本文主要以狭义的科技络发表作为研究对象。

2.科技络发表与传统发表方式的区别。作为一种完全基于网络的发表模式,科技络发表模式与传统模式具有根本性的差异。首先,从发表方式上看,纸质期刊是科技论文传统发表方式的主要途径,而网络发表的科技论文则是以互联网络为交流和传播平台,借助于信息技术和信息高速公路来进行传递。以印刷媒介为中心的纪录与传播体制仅仅是一种静态的保存方式,而网络发表的科技论文则具有瞬时性、国际化的特点,能够使最新的科研成果、信息资源瞬时扩散各地,科研人员也可以非常便捷地远距离、跨地区获取最新科研动态及相关信息等。其次,从运作模式上看,传统发表方式需要经过投稿、评审、修改、编辑、印刷等环节才能完成发表,受纸质媒介版面数量较少的限制,科技论文的发表难度大、周期长;而网络发表方式则采取的是“先发表、后评审”的方式,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通过构建网上平台系统来实现科技论文的发表,因此具有门槛低、费用低等特点,有助于作者的快速发表。第三,从各个相关主体之间关系上看,科技络发表方式在作者、出版单位、读者三者之间关系方面与传统方式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在科技论文的传统发表方式中,出版单位由于掌控着较为有限的版面资源而处于核心位置,决定着作者论文能否发表;而在网络发表方式中,网络发表平台容量的无限性使得作者的论文更有可能发表,同时,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将成为评价论文质量、提高作者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上述差异的存在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传统的科技成果公布体系,也会对科技论文作者的科研活动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科技络发表对作者学术发展的积极影响

科技络发表由于在信息传播速度、传播质量、出版周期短以及交互性等方面具有传统发表方式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因此能够为作者的学术发展带来很多积极影响。

1.科技络发表有助于作者展示研究成果。借助于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和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作者可以通过多元组织和动态表达方式将静态信息转化为动态信息。作者可以把枯燥单调的文字描述转变为包含声音、影像在内的多媒体信息,既便于作者的论述又有利于读者对论文的解读;作者还可以运用超链接的方式为论文补充论证材料,从而减少读者的信息查找时间,进一步提高科技成果的传播质量。此外,借助于互联网传播过程中的瞬时性、国际性特点,科技络发表方式可以使作者的科研成果能够迅速被其他人所获知。在以文字为主要表达方式的论文中,作者要根据观察和经验对研究结果进行编码,编辑根据自己的理解对编码再加工,读者通过解码来推测作者试图表达的意义(有时候这个过程不止一次)。因此,网络发表所能实现的“多维论文”表达方式对于缩小信源与信宿之间的理解误差具有重要意义。

2.科技络发表有助于缩短科技论文的发表周期。网络发表方式对发表周期的缩短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体现。其一,科技络出版模式采用较为先进的数字出版技术,利用网络来进行数字化科学信息的,将传统出版方式中由出版社统一进行的文稿校对、排版等工作交由读者自行完成,消除了过程中的一个瓶颈,从而缩短了论文的发表周期。其二,网络化的出版方式节省了印刷厂照排、制版、装订和邮局发行等环节,简化了信息的过程,缩短了期刊与读者见面所需的时间。其三,网络发表方式所采用的“先发表,后评审”的发表模式,回避了传统方式在论文得到采用前所必须经过的较为漫长的评审环节,避免了因评审专家人为原因而导致的出版延误,从而大大减少了前的等待时间。其四,网络发表方式不存传统期刊中的版面限制,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科技论文都可以在网络平台上得以发表,从而使已经被接受的论文无需经过等待空闲版面的时间。

3.科技络发表有助于提高作者的科研水平。网络发表方式的出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期刊对知名学者和普通学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双重标准,避免因盲目崇拜或出于提高期刊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目标而对知名学者论文的采用倾向,从而为普通研究人员、特别是一些初出茅庐的学者以更大的发表机会,使其学术观点和学术主张能够得到公开阐述的机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作者开展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同时,通过网络互动环节,作者和读者可以直接进行交流和对话。作者在线科学信息,读者可以直接向作者提出建议,作者可以及时修改内容,真正实现科学交流的双向互动性,为科研人员提供了一个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吸引更多学者大胆提出自己的思想和观念,让各种新的闪光学术思想不断碰撞,引发学术争鸣的新局面,有助于作者的学术发展和创新。此外,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必然需要以读者的身份通过阅读大量的期刊文献,了解同行的研究情况和相关问题的研究进展,借鉴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来支持自己的工作。科技络发表提倡为读者提供免费服务,读者通过公共互联网可以免费阅读、下载、复制、传播、打印和检索作品,或者为实现对作品全文的链接,为作品建立索引,将作品作为数据传递给相应软件,或者进行任何其他处于合法目的地使用。上述各种使用都不会受到经济、法律和技术的任何限制。

三、科技络发表对作者学术发展的消极影响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篇11

        一、学科交叉现有理解的科学哲学背景

        一个学科的理论是另一学科的理论基础；两个学科的理论可以结合而发展出新的理论。我们通常在理论角度理解学科交叉。例如，量子化学是以量子力学为理论基础应用于对化学过程的解释。

        我们在实验、仪器、技术等角度也看到过学科交叉。x射线衍射方法对dna结构的发现有极为关键的作用。但通常理解这是生物学研究中应用了物理学的结果。这种理解背后暗含的还是学科理论间的结合。

        我们还往往通过回溯去理解学科交叉。当科学成果出现后，回顾科学史发现有学科交叉的重要作用。这样，我们在科研过程中难以意识到存在哪些交叉的可能，限制了我们有意创造机会各异的学科交叉。

        我们对学科交叉的这些理解有它的科学哲学背景。从逻辑实证主义出现，无论批判理性主义还是范式（paradigm）理论等等，所有传统科学哲学都采取了理论优位的观点。ssk强纲领以种种社会利益因素解释科学活动[1]的社会学研究进路虽然对前述科学哲学形成强烈冲击，但它只是将科学理论以自然为基础转变为以社会为根源，并未改变理论优位的立场。

        只关注科学的理论形态是理论优位的传统科学哲学和ssk的一个共同特点。除此之外，它们都试图在理论上为科学寻找普适性的所谓合理性与方法论，而忽略科学研究的具体过程和历史轨迹。由此又可以得出传统科学哲学和ssk的另一个特点：忽视对科学研究过程做科学哲学上的研究。

        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忽视了对科学研究过程的研究，也就看不到科学研究中仪器、技术、实验、研究者、财力、政治等等诸多因素的相互牵制与促动，也不认为科学是自然、理论、仪器、解释等诸多方面巧妙组合出的“自我辩护（self-vindication）”[2]。古丁（d. gooding）感言“主流科学哲学……没有一次涉及实验过程（experimentation）”[3]。

        科学哲学体现的是科学观。我们从理论角度对学科交叉的理解来自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背景。对这一状况的扭转需要我们进入科学哲学的实践视野。

        二、 一些科学实践哲学观点

        随着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一些颇有见地的观点出现。

        哈金（i. hacking）认为科学是人介入（intervening）其中的过程[4]，科学是仪器、解释、自然、理论等等“彼此培育”出的“自我辩护”[2]。皮克林（a. pickering）认为科学是各种异质要素冲撞（mangle）的筑模过程（modelling）[5]。古丁（d. gooding）将“观察的精细结构中手、眼与脑的相互结合”[3]总结为实验实践的两个特征之一。劳斯（j. rouse）认为“范式首先不是获得认同的理论立场，而是……获得和应用一种技能”[6]。“科学研究……根植于对专门构建的地方性情景（典型的是实验室）的技能性把握”[6]。伽利森（p. galison）认为科学存在仪器、理论、实验等亚文化，这些传统不是同时转换而是相互交叉与重叠[7]。其中一个传统（例如理论传统）出现断裂并不影响其它传统的连续。

        科学是处于不同社会领域的众多参与者共同活动的综合结果，边界对象（boundary objects）[8]和标准化整合（standardized packages）[9]揭示了科学研究的这一特点。“边界对象处于几个不同的社会领域的交界面上……边界对象的可塑性足够适合采用它们的几个不同团体的地域需要与限制……还足以充分维持着一种跨越不同场所的公共认同性”[8]。可塑性意味着不同社会领域、不同团体在不同场景中研究同一个被称作边界对象的东西，在不同场景中对边界对象虽有不同理解，但它适合于各个场景。标准化整合则是由科学理论和被标准化了的技术组成，由于它们被不同社会领域成员的共同采用才建构出科学。

        上述这些观点都体现出对科学研究过程的关注。它们不是单纯把科学看作知识体系，而是把科学看成一个实践过程。它们不是把科学看作理论的转换与延续，而是不同文化传统的融合与演进。它们认为科学已经没有严格的“内”“外”之分和学科界限。它们看到的是科学活动过程中各种异质要素的相互冲撞与耦合；看到的是研究者的技能和人介入到不同的研究情景（context）之中；看到的是理论、仪器、技术、实验、相应解释、社会利益、文化传统等各个方面的相互牵动。科学的这些异质性和相应的复杂性，为我们展示出学科交叉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三、科学实践哲学对学科交叉的新理解

        （一）多种可能的学科交叉

        科学研究是各种异质要素的冲撞过程。

这些异质要素来自仪器、实验、技术、理论、假设、社会利益、文化传统、观念、自然、物质条件、人的技能等诸多方面。这样，学科交叉就不是一种可能，而是在各种异质要素的牵动中出现多种可能的交叉。伽利森的亚文化传统相互重叠本身也意味着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的交叉。边界对象和标准化整合本身就是不同研究领域间的交叉带。科学实践哲学凸显了我们以前没有直接揭示的学科交叉新形式。

       在不同于理论优位的实践视野中，仪器、方法、实验、技术、背景理论、研究指向、解释性理论等等之间可以存在交叉。例如同一学科中在它所关注的同一研究问题上可能涉及不同的技术，从而形成不同的交叉。同是粒子物理中探测中微子，采用电子学探测器时涉及到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数据处理技术。同样问题上，对探测器中的水进行纯化或从四氯化碳液体中提取出中微子的反应产物，利用的是化学工程的提纯技术。这两种方式都涉及技术因素，都形成技术与研究指向之间的交叉，但显然是不同的交叉形式。

        学科交叉也可以出现在不同亚文化之间。例如粒子物理探测中曾有图像和逻辑两种亚文化传统[7]，现在的粒子物理探测器多是大型谱仪。大型谱仪既获得逻辑信号（即数字信号）也获得图像信号，这些信息由计算机进行数据重建。数据重建时，对采集的图像信号也经过计算机的逻辑电路进行处理，对采集的数字信号（即逻辑信号）也可以生成可见图像。逻辑传统与图像传统交叉于同一套仪器的同一次探测过程中，并且这种交叉是必须进行的，否则我们无法获得对粒子事件的探测和理解。

        （二）科学活动中人的介入与学科交叉

        科学实践哲学的独到视点是看到了科学研究中研究者的技能（craft knowledge）和默会（tacit knowledge）。这样，研究者把一个学科中习得的默会、技能带入了另一学科中也可以形成学科交叉。科学哲学实践视野还看到了传统的融合。这都使我们对学科交叉有了新的理解。如何进行文化传统的融合，如何在新的领域运用研究者的默会与技能，在这些方面的适当把握可以促成新的交叉。

        为解决色散对短周期脉冲星观测的制约，赫尔斯（r. a. hulse）发展了消色散算法[10]。实际应用时，必须运用自己的默会与技能判断观测结果。对消色散算法的运用又发展了他的技能。他凭借这种技能，通过观测数据判断发现了脉冲双星，这一判断又需要把电子学信号处理传统与天体力学数据处理传统相融合。在此基础上，他又运用射电手段检验引力波。这是在射电观测的新情景中应用已有的传统和技能。他因发现脉冲双星并检验引力波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必有这些交叉的贡献。

        （三）边界对象和标准化整合带来的新思考

        边界对象和标准化整合都是由不同社会领域的不同学科所共同关注并建构而成的。边界对象使得对它有兴趣的不同领域间相互招募，标准化整合则是不同研究领域共同构筑和认可的一致标准。

        由于不同领域对它们的共同兴趣，使得我们既要考虑学科交叉的可能，也要考虑交叉的结果。考虑可能意味着其它相关学科也会关注同样的问题，只是方法、侧重点、利益不同而已。考虑结果意味着该研究问题对其它学科的可接纳性，因为这关系到能否形成标准化整合而使研究结果得到共识。这种新特点与理论优位看待学科交叉非常不同，应当引出对学科交叉与以往不同的自觉性。

        各种各样的学科交叉就存在于丰富而复杂的科学研究过程中，关键是我们能否意识到它们，是否获得了在各种可能的方式上学科交叉的自觉。 

参考文献：

[1]shapin,s.the politics of observation:cerebral anatomy and social interests in the edinburgh phrenology disputes.on the margins of science: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jected knowledge,sociological review monograph 27.university of keele,139-178.

[2]（美）哈金.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a].（美）安德鲁?皮克林编著；柯文,伊梅译.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1-68.

[3]（美）古丁.让力量回归实验[a].（美）安德鲁?皮克林编著；柯文,伊梅译.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69-118.

[4]hacking,i.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introductory top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5]pickering,a.the mangle of practice:time,agency and scienc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19.

[6]（美）劳斯著；盛晓明,邱慧,孟强译.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1,124.

[7]galison,p.image and logic:a material culture of microphysic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784-803.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篇12

Abstract:Traditional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inChinaandWesterncountriesarecloselyrelateddespitetheobviousdistinctionsconsideringtheperspectivesofontology,epistemologyandmethodology.ThispapermakesacomparisonofthetraditionalSino-Western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discussingparticularlythedisputesastowhetherscienceandtechnologydisturbharmonybetweenmanandnatureortheymeanknowingandconqueringthenature,whethertheyarerationalknowledgeorirrationalknowledge,andwhethertheyarenon-systematic,theorized,andindependentbodyofdisciplineortheyaresystematic,theorized,andindependentbodyofdiscipline.

Keywords:thetraditionalSino-Western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distinction;comparison

科技观即科学技术观，是科学观与技术观的统称，它是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总体看法和基本态度。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和不同的理论，对科技的看法和态度常常有很大差异。

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活动总会受到科技观的影响。科技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社会作用。这种作用的方向、强度、方式等不仅取决于科技本身的发展状况水平，而且还取决于社会历史的发展现状和条件。由于科技观的差异，所以它引导的效果也就不一样，正确的科技观可以引导人们深入地揭示世界的奥秘，揭示真理和追求真理，进而达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目的；相反，错误的科技观则会引导人们走向错误的认识，离真理越来越远，达不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中西方传统科学技术观从本体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主客体的地位和作用的差别。其主要特点是中国注重从主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整体自然科学观；西方则注重从客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分解自然科学观。从认识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实践和理论的关系问题。从方法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致思途径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比较研究：

一、科技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观念与科技是“认识和征服自然”观念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西，主张“见素抱朴，绝圣弃智”；西方科技观则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主张“知识就是力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天地万物和睦相处。而西方则强调以人为中心，崇尚对自然的征服与驾驭。

中国传统的有机整体自然观、整体自然科学观和人伦中心相结合，在认为人与自然是浑然一体的基础上力图使自然界人格化，提出诸如天人感应、天人同理等观点。中国的“天人合一”,实际上更多强调的是人与人的和谐,而非真正重视自然的天。认为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是一个有机整体，要求人们在认识自然时不能离开社会的现实，因而人们很难把自然界作为科学研究的独立的客观对象，也很难从客观的角度来把握自然现象而形成科学理论体系。在历史上中国人由于所处的生存环境相对较优越，使他们无需与自然作太艰苦的抗争即可获得自足的生活，因此他们企望与自然保持一种亲和的关系，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人文社会的建立与研究上。中国人崇尚的“智”主要指人生智慧——“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1〕。加上以伦理及政治哲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很早便取得了文化上的独尊地位，这就不可避免地抑制了以认识自然规律、创造物质财富为宗旨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在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狭隘保守的思维方式也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桎梏。以农业为社会经济之根本的农本思想从维护封建经济的目的出发,重农抑商或曰崇本抑末，不但压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且还在其思想文化上的因循守旧,不思变革,极大地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巨大创造力,阻断了我们领先走向近代社会的可能。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儒教国家,伦理型文化色彩浓厚。儒家的义利观、道器观、宇宙观等根深蒂固的观念约束着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中国古代有着重“道”轻“器”的传统。在封建社会,就整个学术理论而言,是重视人文科学而轻视自然科学,轻视对具体器物、技能的研究。即便对具体事物进行研究,也只是在能够从中发掘出总体精神时才具有意义。因此,古代贤哲对于自然界的大量的敏锐观察和新见解,结果总是无一例外地导向对人心的启迪,归结到启示人们某种社会人生的哲理,否则便被视之为“丧志”。这种崇尚政治人伦之“道”,而轻视具体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艺之“器”的偏执,只会将读书人隔绝在自然科学技术的门外。伦理型文化的另一特征是重自省、轻外求。在探求客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时,这种自省法表现为内心世界的自我体悟、猜测和臆想,极力排斥对事物进行剖析,把探察弄清其内部的结构、机理的向外探求,看做是“奇技”而加以禁止。如《礼记•王制》称:“凡执技以事上者”,“不与士齿”,“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2〕，强调自省内求,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人们向外探求自然奥秘的道路。

总之，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小农经济文化,对自然不需要一定得深入揭示其本质和规律,通过自给自足的生产基本上就能满足需要,因而不太重视对大自然奥秘的深入探索。学者们在没有弄清自然的本质,也没有对科技本质形成正确认识的情况下,只是凭着感觉经验，主观上认为探索和改造自然,会破坏自然,破坏“天人合一”。由于科技是不断地探索和揭示自然本质、规律,并改造自然的,从而必然不断地改变自然的原貌、改变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使学者们认为发展科学技术会导致人与自然的日益对立以及矛盾的尖锐化,破坏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和谐关系，因而科技在本质上实际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西。因此要加以限制和摈弃，乃至做到“见素抱朴，绝圣弃智”。〔3〕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时期，地中海沿岸诸城邦古国，由于其地理环境和客观条件，决定它的经济朝着航海、贸易、商业和加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方向发展，由于航海和商业的发展，可以把外国的资源运回本国进行加工，引进国外的科学技术，促进其发展。这一切，增加了人们的冒险心理和进取精神，培养了人们重视自然，追求科学知识，崇尚理性的风气，认为科技能使人认识改造并战胜自然,使其商业文化获得大发展，这为古希腊以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经济基础和思想条件。

要确保航海和商业贸易的顺利进行,就必须注重对大自然的探索,不断揭示自然界的奥秘,注重对自然细节的了解和认识，从而获得改造自然的成功。海洋的惊涛骇浪带来的生存忧患，使古代希腊人产生了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征服和驾驭自然的雄心。而要驾驭自然的先决条件便是认识和掌握自然的规律，知识就是力量，因而“爱智”成了希腊人乃至整个西方民族的共同价值取向。古希腊的学者们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就抛弃了神话，更不相信天神的喜怒哀乐能操纵人和世界。他们认为自然界是有秩序的，并始终按一定的方式运行，并相信人的智慧，人不仅可以探索自然界的规律秩序，甚至还能预知它将会出现的事态。古希腊人尤其偏爱能帮助人认识利用自然的知识。这显然是因为探求和发现自然之奥秘乃是战胜自然、实现人的自由意志的最有效的手段。几乎所有古希腊学者都接触到或掌握了当时自然科学前沿的知识、理论，并且较为得心应手地用自然科学事例论证自己的哲学思想，自然科学往往是他们学说的一块重要基石。西方的哲学家历来都观注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和物质运动的各种形态。如此形成了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的西方科技观，它主张“知识就是力量”。而且西方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肯定人为万物的尺度，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从而鼓励人对自然的征服与驾驭，这就为西方以认识和利用自然为宗旨的科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原动力。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启蒙心态在20世纪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因为它的后果是被破坏的自然秩序对人无情的报复。

二、“非理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非理性知识,而西方科技观认为科技是理性知识。

中国古代在认识上注重直觉体知的方法以及知识成果的获得大都不是通过思辨的或理性的论证方式得到，使其产生了科技是非理性知识的思想。科技是探索、揭示自然本质和规律、并改造自然的,不断改变着自然的原貌、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和矛盾的尖锐化。中国古代学者在把自然界人格化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支配下，自然容易把科技视为非理性的产物了。既然科技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自然就会遭到排斥和蔑视。中国的历史上，在很多志于正道的学者眼里，科技是非理性知识，所以，儒、道、名、法、阴阳诸家均视科学技术为末道或不屑为之，或持明确的排斥态度。在这一观念的影响和价值导向下，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宁可走科举仕进之途或沉溺于经学义理的研习考据之中，也不屑于弃儒从技，绝少有一流的人才去研究科学理论，致使科技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无足轻重。

古希腊时期，人们把研究自然界看作是高于一切的事情。人们崇敬自然界，把对自然现象的解释看作是智慧的表现，研究自然界是获得智慧的途径。学者们普遍认为自然界中蕴藏着真理，赫拉克利特说过:“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P25)。古希腊的学者大都专心研究自然界，以获取智慧。他们为研究自然,不惜牺牲自己的荣誉、地位和财物。学者们把掌握科学真理看作高于一切的胜利。他们醉心于研究自然,非常注意和关心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和过程。古希腊学者并不满足于解释自然现象，而是在这一基础上做更高的概括抽象，形成了自然哲学，并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结合社会事物，以说明整个世界，就形成了既能解释自然又能解释社会的哲学理论。古希腊的哲学体系乃至整个学术体系最先是建立在研究自然的基础上的，它的发展同自然的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一传统一直被保留并在文艺复兴后被不断发扬光大。西方的学者基本上都是熟悉甚至精通当时自然科学知识的，他们的学术同自然科学都有着某种联系。这种传统对西方科学技术乃至社会科学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对自然的研究，学术的发展与自然科学有密切联系，众多的学者包括社会科学者都比较自觉地关心自然，研究自然，甚至宗教神灵学说都研究、利用自然界物质运动的某些材料为自己服务。因此，西方传统上是把科技看成能够帮助人们实现对自然和真理把握的理性知识。由于科技是理性知识，西方的科学家们都十分注重科学精神，特别是科学的理性精神。

三、非系统化、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与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的区别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而西方科技观则认为科技应当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

首先，中国的学术起源于先周的巫史之学。从现代科学分类角度看，巫、史之学基本上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到春秋时期，社会发生极大变动，逐步形成了春秋战国时诸子的学术思想。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安帮定国之策，整个学术都是以探索社会政治之术为目的，其学术起源及其发展与自然科学都比较疏远，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并有明显为社会政治服务的色彩。诸子百家中，墨家是最重视自然科学的学派。《墨子》一书中有这一派对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许多研究成果，代表了当时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但其自然科学的内容也只是墨家学术体系中次要部分，其学术体系的重心、目标主要在社会政治方面。令人遗憾的是，自汉以后，儒家定为一尊，道家成为其辅，儒道互为表里，形成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主流。墨家所开创的科学精神和独到的科技理念，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未能在传统科技文化中占有应有的地位。自此以后，在学术领域中自然科学的成份就更少了。中国古代几乎没有像样的科学技术研究团体。科学家大都是分散、孤单地进行研究，没有形成一支持续不断，以自然界作为对象的研究力量。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均以“内圣外王”、经世致用为宗旨，推崇实践理性，贬损以科技为主要内容的工具理性，使得科技理论思维的翅膀被绑上了沉重的经世致用的铅坠，难以建立起科学理论体系。其次，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表现为很强的实用性。这就决定了中国技术思想特别发达，并形成了工匠传统。许多能工巧匠尽管在技艺上有很高的造诣，拥有丰富经验技能，但由于知识有限，却无力把经验上升到理论体系层面，形成科学理论。他们的技艺一方面无法得到总结提高，另一方面也无法通过文字记载传诸后世，只能靠面授、口传，这往往会造成人死艺绝的失传现象。而绝大多数正统的学者由于没有实践经验，也难以完成这一重任，加之对科技有偏见和误解，也就不重视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国流传下来大量的科技著作，大多是对某一时代科技状况的直接记载、现象的描述和经验总结，却很少有理论方面的研究总结。中国科技具有的理论技术化倾向虽暂时有利于技术工艺的发展，但不利于理论体系的构成，譬如中国天文学的观察资料非常丰富，但它长期附属于历法，未能建立起完整的天文学理论体系。

再次，从科技理论建构角度看，中国传统科技观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其原因有二：第一，中国人在整体自然科技观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具有无限涵容性的理论体系。这使自然科学始终包含在思辨哲学和其它文化形态中，限制了它走上独立研究的道路，不利于它形成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这阻碍了科学认识论的发展，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大都停留在直观观察、经验推断和主观臆测的水平上，没有超出经验的层次，没有升华到系统的理论体系，没有对规律性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没有用理论形式将其概括和总结，不能完成理论上的抽象和概括。

第二,科学作为知识体系，还必须从大量事实材料中抽象和概括出关于事物的本质联系，即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建立起科学的知识体系．这个过程通常是由两个步骤来实现的：第一步是抽象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事物作分析研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形式逻辑；笫二步是具体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第一步所获得的思维材料作综合的研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辩证逻辑。这个过程是离不开逻辑的。中国古代的思辨性思维是比较发达的，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其中尤其是以自然本身来解释自然现象，较之神学自然观有很大的进步。如以“气”来解释宇宙万物的构成，以阴阳来解释万物的变化发展，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但是这种自然观是排斥对客观事物作具体分析研究的。加上中国传统科学强调应用，把有关名词，概念等逻辑方面的议论斥之为“诡辩”，予以唾弃。先秦时期名家学派的惠施、公孙龙和后期墨家谈辩派，就以其研究不合对时宜，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而名家和后期墨家谈辩派所研究的问题在科学思想史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名家与墨家谈辩派的湮灭，是中国科学思想史上的一大损失，致使中国在科学方法论上一直未有大的突破。因而中国传统科学总体上还停留在经验形态上，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这不利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人文传统长期以来形成了只是努力发展各种与人伦社会有关的思想学说，而不关心对客观自然的认识、探索，不热心逻辑认识体系和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长此以往，也就形成了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的误解。

古希腊人在机械分解的自然科技观思想指导下，自然科学很早就逐渐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主体、对象、手段和成果。并从其它社会实践中分化出来，组建成共同体。这一点和中国人始终把科学事业涵容在其他社会实践中是不同的。古希腊学者研究自然“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出说明。”〔5〕(P5)这就形成了最早的学术，最早的科学理论。

古希腊科学的发展最初得益于古埃及、巴比伦和印度文明所创造的科学。但是古希腊的科学家们将这些源于实用的天文、数学、医学知识加以理论的升华和系统总结，建立了分类明确的科学学科体系，为后来西方科学的长足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被称为西方科学之父的亚里士多德早在公元前4世纪便写下了多卷本的《物理学》、《天体学》、《动物史》以及气象学、矿物学方面的著作，而他关于逻辑学、形而上学的理论对于西方理性思维方式与科学思辨精神的形成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古代西方也有很高超的技术，但总的来说，科学理论的创立更为突出。其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如德莫克利特、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欧几里德、阿基米德等等科学巨人，他们都是学者型的，古希腊思想家普遍具有在哲学思辨中追求严密的演绎化系统的倾向。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几乎所有哲学家都曾不倦地探索逻辑的推理规律问题，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形式逻辑体系，接着欧几里得又建立了数学史上第一个公理化系统的欧氏几何体系，为近代科学理论体系的创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到16世纪以后，又逐步建立起受控实验和开放性技术体系，从而形成了近代科学技术结构。这种结构具有科学理论、科学实验和技术三者之间的互相推动的循环加速机制，促进了科学技术革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强调理智的作用，重视知识的完善，科学家同时又是哲学家，这是西方的一大特色。这就决定了西方科学思想特别发达，并且形成了智者传统，他们善于构造科学理论体系，其影响直至今日。

〔参考文献〕

〔1〕王亚丽.孟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