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发言稿篇1

下面由我发言，我的发言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第一、意识形态的含义及重要性?第二、意识形态工作应遵循的原则，第三，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难题，第四，新时期做好人大意识形态工作的建议。

一、意识形态的含义及重要性

意识形态，顾名思义，它是一种对事物的感观思想，它是观念、观点、概念、思想、价值观等要素的总和。并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社会存在在我们脑海中的反应。意识形态，可以指导我们的行为，对我们的思想产生影响，一旦意识形态发生改变，我们的所思所想和行为也会产生变化。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从国际情况看，随着国际金融危机逐渐向制度危机和价值观危机延伸演变，西方制度和文化的衰退已经彰显。同时，伴随着我们国家综合实力快速提升、中国文化的优势和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国外敌对势力把我国的崛起视为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威胁，从而加大对我国实施西化和分化。他们利用网络优势和话语霸权，以非政府组织、基金会等为掩护，寻找和培养代理人，唱衰中国经济、虚无党的历史、消解文化自信、放大社会负面信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他们抹黑中国，甩锅中国，指使国内敌对势力，加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与和平演变力度，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同时插手我国香港和台湾，企图搞乱香港，分离台湾或者利用台湾要挟中国。

从国内情况看，随着我国改革发展步伐加快，社会阶层日益分化细化，不同阶层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难免发出复杂的社会声音，发生系列社会事件。国际敌对势力于是趁火打劫，利用国内的社会事件，如劳资矛盾、刑事案件、医疗事故、民间纠纷等，或无中生有，或借题发挥，兴风作浪、炒作热点、造谣生事，煽动民众不满情绪，将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制造党群干群对立，加剧我国意识形态尤其是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严峻形势。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意识形态斗争形势日益复杂多变。在人人都是自媒体时代，文字与音频、影像、图片、动画等结合运用，不仅使传播内容更加立体化，而且容易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以假乱真或者断章取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制造不少歪曲党和政府形象、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诋毁国家政策的信息。有的直接把一些社会事件的责任引向党和政府、军队和警察，进而鼓吹假如实行西式民主就不会出现类似事件，矛头直指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此类事件往往利用网络技术的开放性、信息流通的迅捷性、意见表达的全球性造成事件的负面效应成几何级数增长，因而使意识形态尤其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更加复杂。

从意识形态的受众对象看，中小学生、大学生是最大群体，其次是广大农村群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仅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系统了解、缺少对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党史、国史知识的系统学习，也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优良传统等基本常识的了解，更缺乏对时势政策的了解和对信息真相的辨识能力，因而对敌对势力鼓吹传播的各种错误思想观点缺乏政治鉴别力和政治免疫力。同时，西方意识形态多借助青年人喜欢的网络娱乐形式如游戏、电影、文学、音乐等，潜移默化地向他们灌输西方价值标准，培养西方意识形态的信众。随着网络受众群体低龄化越来越严重，思想处在叛逆期的未成年人，极易受到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蛊惑和毒害，这进一步增加了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艰巨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部门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处理了一些故意扰乱主流意识形态工作的人物和事件，但形势仍不容乐观。一些观点和做法带有极强的隐蔽性、欺骗性和危害性，使意识形态斗争呈现更为复杂的局面。

党的十九大强调，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要求“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但是，一些同志在意识形态领域仍然不敢担当，面对错误思潮不敢旗帜鲜明站出来，有的态度暧昧甚至姑息纵容。一些同志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甚至存在错误认识，把敢于亮剑的言行视为极“左”，把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与“以阶级斗争为纲”混为一谈，把批驳错误思潮和错误言论视为“惹事”等等。这些错误认识使不少人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采取回避、躲避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意识形态工作的被动局面，也对未来的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需要强调的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国际上“唱衰论”“捧杀论”“威胁论”以及抹黑、甩锅、妖魔化中国等此起彼伏，国内通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之后，亲眼见证了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杂音相对减少，但仍有一些吃着中国饭长着外国心的人，明里暗里与国际上别有用心的人一唱一和、彼此呼应，再加上传播手段网络化、传播受众低龄化或低学历化、思想观点隐蔽化、理论外衣新潮化，使意识形态工作的社会环境和现实条件发生深刻变化，这要求我们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以积极进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二、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问题

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安全，关系国家安危、民族存亡和百姓福祉。然而，当前对意识形态工作存在认识误区和错误论调，我们须正本清源、以正视听。

第一，意识形态工作不仅宣传部门要抓，全党都要抓。长期以来，有一种认识：宣传部门是抓意识形态工作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宣传部门抓的。这只说对了一部分，宣传部门是抓意识形态工作的，但意识形态工作是全党要共同抓的。党管意识形态是党委主体责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就必须管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工作涉及方方面面，涵盖各条战线，不是哪一级、哪一家的责任，而是全党共同的责任。全党的事，就必须全党动手、齐心来做，就必须坚持“一盘棋”、打好“组合拳”、形成“大合唱”。

第二，意识形态工作不是分外事，而是分内事。不少人甚至很多人都认为工作分工明确，职责清晰，如果不分管抓意识形态工作、不是宣传思想工作者、不是党务工作者若承担此项工作是否职责越界、工作越位?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应有之责、应负之责、应尽之责。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没有“局外人”“旁观者”，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当“甩手掌柜”。

第三，意识形态工作不是虚功，而是实务。意识形态工作就怕任务空泛、内容空洞、工作空转、阵地空心。意识形态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宣传思想工作，它涉及人们对世界和事物的看法、认知、理解，涉及对特定事物或事件的具体感知、价值判断与思想观念，无法用具体的产品、量化的标准来进行考量。但意识形态工作事关“两个巩固”的大局，因此是最大的政绩与业绩。

第四，意识形态工作不能满足于应急、应付，而要做到经常性、常态化。意识形态工作是在人的头脑里“搞建设”，相比其他建设，“地质”情况更复杂，变数更多，工作难度更大。意识形态工作平时做不到“万无一失”，关键时刻就会“一失万无”。必须要作为一项常态化工作来抓。如果平常不闻不问，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不抓舆论导向，不积极应对舆情，不抓班子队伍，等到出了问题，再去应急式地“灭火”，那就为时已晚。

第五，意识形态工作不是软任务，而是硬责任。意识形态工作绝非随意拉伸的“橡皮泥”，不能“有职无为”“有职不为”，也不能“有权无责”“权大责小”，而是“法定职责必须为”、“位高权重”责任大。有人认为，意识形态工作是“软工作”，可有可无、无关紧要。这种意识形态工作“无用论”是错误的。如果意识形态工作不力、意识形态领域出现问题，那么发展建设的大好局面就有可能丧失，每个人的幸福也就无从谈起。

三、新时期做好人大意识形态工作的建议

人大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委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人大已经自觉地把意识形态工作融入了工作领域，抓实阵地建设，用好用活、管紧管严人大意识形态阵地，传播民主法治正能量，从严规范人大机关党员领导干部网络行为，严肃工作纪律，切实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压实了工作责任，以常委会党组领导班子总负责，机关党支部直接抓，切实将意识形态落实到人大机关建设和人大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为依法行使人大各项职权提供坚强的思想保障、精神力量和良好的舆论环境。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提高政治站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县人大常委会始终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切实增强四个意识，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开展各领域意识形态工作专题研究，全面掌握学习工作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二是强化理论武装，凝聚思想共识。做好人大意识形态工作，首先要抓好人大干部的思想政治建设。县人大常委会要一如既往地加强机关政治建设，结合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继续采取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专题交流和学习心得交流等形式，组织机关党员领导干部强化政治理论学习，增强理论学习的政治自觉，筑牢意识形态的共同思想基础。

三是突出分管领域，发挥助手作用。人大代表是人大工作的主体，意识形态工作同样需要守住人大代表这块阵地。为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我们要按照“使人民的意志更好地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得以实现”的要求，遵循和把握代表工作规律，积极组织自己所联系的代表团开展各种形式的代表小组活动，引导广大代表在加强学习、新旧动能转换、联系群众等方而做表率、当先锋，不断增强代表履职为民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央、省、市、县委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引导和帮助本组代表正确行使好民主权利，在鼓励人大代表建真言、献良策的同时，明确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规范个人言行，切实做好人大代表意识形态工作。同时守住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方面，正确引导代表要正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财政化解债务负担的压力，要共同当责，共同增收节支，为缓解财政压力做出贡献。

四是注重宣传带动，讲好人大故事。自己作为人大县人大常委会的一份子，要始终将人大宣传工作作为抓好人大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抓手，大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民主法治建设新成就等，弘扬社会主旋律，传递人大“正能量”，为法治马关建设营造强有力的舆论氛围，讲好人大故事。

意识形态发言稿篇2

谈起新闻播音，大多数人的脑海中会浮现出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通过几十年的继承和发展，规范播报的基本样式和特点已成为播音员和受众的共识。有些新闻播音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既保持了庄重大气的一贯风格，又能贴近实际生活，亲切自然，并合理地融入了创作个性，如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播音，庄重大气、稳健有力；中央电视台对海外播出的《中国新闻》的播音，状态振奋，明朗自信，彰显出中国人民的新风貌。

在处理不同新闻类型稿件时，会存在具体差异，如播报时政新闻与文娱新闻时，播音员在内在感受和外在表现方法上有所不同，前者更为庄重稳健，后者略显活泼跳跃。

规范播报的主要特点有新鲜感强，字正腔圆，语势稳健，节奏明快。

广播电视的新闻，通过播音员的有声语言传达出来的播音创作被称之为新闻播音。新闻分为导语、背景、主体和结尾。在播导语时要注意确定语句的重音，播报时突出重点，揭示价值，避免平直架起；播报背景时要用介绍性的概述语气；主体部分的播报要注意层次的划分和转换，以及语气的衔接和转换；结尾的播报要顺势给予概括性的评价，语气明朗，舒展、自然地结束。其基本要求有：1.叙事要清晰。扎实的基本功：字音准确清晰、气息深匀通畅、声音结实明亮、重点部分拉开说清楚；处理好句子：避免蹦字，在播读时要处理好停连，确定语句重音；组织好句子：如大层次的划分、小层次的集中和鲜明、避免全篇堆散句等；注意层次的转换和呼应。2.新鲜感要强。从内容立意上去挖掘，从语言表达技巧的新鲜感上去把握。

虽然新闻播音教学阶段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不是语言基本功的问题，其核心内容也不是基本功的练习，但是，语言的基本功与新闻播音有着密切联系。那么在进行新闻播音的训练阶段，实际上是拿已具备的“功夫”来“用”。大一学生所打下的基础，如字音、气息、口腔状态等手段就好似砍柴用的柴刀，其质量如何关系到“砍柴”的效率。“有声语言表达技巧”的“巧”字，在新闻播音创作过程中，就是如何利用“字音、气息、口腔状态”等有声语言表现手段巧妙地达到传递信息作用。

广博的知识储备、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和娴熟的表达技巧是广播电视新闻播音员的必要条件。有些播音员在面对镜头或对着话筒说话时，往往会一方面想着注意语音；另一面想着语言表达的内外部技巧，以至于影响到播出效果。应全神贯注、充满自信地投入到文章的播读中。因此，在新闻播报创作中，如何认识语言基本功的作用，如何达到语言基本功的要求，是创作的基础和关键。

第一，播音员要注重吐字发声基本功。

字音、气息、口腔状态是播音员进行新闻播音创作的主要手段。新闻播音的效果如何，与播音员的吐字发声基本功有直接的关系。如只叼字头没字腹的字音使人难以辨清某些词意；语速快语调平没重音使人难以听清语意；急促飘浮的气息使播音员和听者都心情躁动。因此，新闻播音要求播音员具备扎实的吐字发声基本功，声音结实舒朗，主要在中声区的小实声，用声幅度不大但层次较为丰富；吐字圆润，字音颗粒饱满，铿锵有力，能根据表情达意的需要，通过字音的颗粒变化，起到突出或带过的效果；气息稳健持久，用气灵活，膈肌活跃，气息状态调整自如。

第二，播音员要提高识稿能力。

播音员备稿是一门看似简单，实则不易的工作。备稿效果如何，与其识稿能力有着直接关系。识稿能力是播音员创作的重要能力，包括播音员面对具体稿件的备稿速度以及把握稿件内容的准确程度和深刻程度。

在实际工作中，播音员备稿时间往往较短。因此，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利用备稿的方法，“准、简、快”地理解感受稿件内容是新闻播音对播音员的要求。“准”是指理解要准确，要抓住本质的内容，抓住要害；“简”是指识稿的结果应该是播音员摸到了稿件的“骨架”和“支点”，即层次和重点，形成了简明的印象；“快”是指播音员能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识储备，较为快速地理解和消化。

播音员在识稿时，应把握一个原则，即“整体着眼，具体着手”，即识稿要先抓整体意思，然后才是细节点染。其应熟练掌握备稿六步，“六步合一步”是识稿的常见方法。播音员在看稿时，如果一时难以理解或缺乏感受，不妨多问问自己“是什么”“为什么要播出，有什么价值”“给谁听”“希望引起什么样的关注”“为了引起这样的关注和受众心里的变化，需要在播报上做怎样的提醒和设计”“为引起这样的关注和变化，在传受双方情感交互的过程中如何处理态度”“如何在表达中落实这样的态度”，通过提问，引起自己的思考，有利于保持思想感情的运动状态，不断建立事实细节之间的关联，唤起内心的态度和感受。即便是较为熟悉的内容，播音员在播出时也应思考。

第三，播音员要注意语气、节奏、态度的把握。

在稿件播报时，播音员如果无视新闻稿件的内容、态度和风格而采取缺乏创造性的刻板形式，就会形成固定腔调。因此，在平时的训练中，加强基本功的训练是播音员必须要做的，要丰富语言表达及表现形式，在创作时要抓住“语气”这一核心技巧，充分重视语气的具体性、多样性，令语句呈现出曲折和变化。同时要注意内在语的把握和利用。在创作过程中注意有声语言、思维反应和形象逻辑感受的密切关系，避免语言与思维、感受脱节，注意“情、气、声”的综合运用，做到“气为声动、声为字动、字为情动”。

参考文献：

[1]张颂.中国播音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

[2]张颂.播音创作基础[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意识形态发言稿篇3

为了呈现一个完整的文本解读基础，对于那些思想深邃而又命运多舛的作品，应当对关乎此文本的所有文献，包括准备材料、先行稿、最初草稿、过程稿、修改稿、誊清稿、刊印稿、失佚稿以及其他相关材料进行全面性的收集和详实的考证。作为本书研究对象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正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除却写作过程中的特殊情形（如出版形式一直不能确定(即是在杂志上发表还是出版单行本？这一问题能否很快落实直接影响这一著述的行文、选材和篇幅。)、对有的批判对象的有关著作或文章不太了解、另有《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英国社会史》的写作计划等等），它没有顺利完成，就内在的思想根源说，一定程度上缘于马克思等人了断与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及当时德国流行的其他社会主义学说之间关系和因缘的艰难，新的思想的剥离、锻造和建构过程的艰难，因此关乎那些原属于同一阵营、观念互为背景和参照的思想历练过程中那些众多的文献文本都是我们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必须注意的材料；再从最直接的关系考虑，昭示马克思等人思想进程的那些文本[1]、被马克思喻为“莱比锡宗教会议”的《维干德季刊》第3卷上鲍威尔、施蒂纳等人的文章、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费尔巴哈、卢格、赫斯以及其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著述也都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准备材料的范围，因此，也需要对这些著述给予程度不同的关注，甚至详细解读。

而就《德意志意识形态》本身来说，它的写作过程异常复杂，写作之初还没有通盘的框架构思。待确定了批判对象后，先写出一些短稿，这些篇章虽然后来也没有成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但实际上是正式写作前的“尝试”或“演练”，因此，可将其视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先行稿”。如果不算《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那么至少《对布鲁诺·鲍威尔的反批评的答复》是属于这样的“先行稿”，对此我们也就不能视而不见。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最初的草稿、两卷本体系框架的形成过程、特别是《费尔巴哈》章文稿的各不相同的手稿，还有迄今所有版本都没有收录的一些刊印稿、作为原属第一卷组成部分的《“格拉齐安诺博士”的著作》和第二卷遗失的两章，等等这些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过程稿、修改稿、誊清稿、刊印稿、失佚稿以及其他相关材料，更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至于《费尔巴哈》章多种不同的编排方案，我们当然需要将这些重要的版本集中在一起进行比较和鉴别[2]。

所有这些并不是“博士卖驴”式的买弄和炫耀，不是搞“烦琐哲学”；相反，可以说，版本考证深入和准确的程度与对作者思想把握和理解的客观程度是成正比的。在这里我不得不特别要表达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家所做工作的敬意，特别是对他们在研究中所体现的谨慎、严谨的治学态度的钦佩。联想到国内长期以来对《德意志意识形态》，那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绝大多数研究者撇开对这一著述的写作过程、版本源流、文体结构的探究，甚至对其内容也不作全面性的解读和梳理，单纯根据通行本中的某个段落甚至一句话就无限演绎、提炼，根据当代现实和流行的观念去挖掘、比附马克思的思想，把马克思的原始思想弄得与当代社会现实和流行的思潮具有比肩而立的地位。现在看得很清楚了，这种没有学术依据、蹈空阐释的所谓“研究”，只有时效性，没有恒定性，从而也就很少有科学性和学术性，以至于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内的马克思文本研究方面的积累是如此薄弱，对马克思本人思想的理解长期没有达到马克思本人所实现了的哲学变革的高度，而是处于一种低于马克思的或“前马克思”的层次和水准。

把版本考证的重要性强调到如此重要的地步，是不是意味着它就是文本研究的全部呢？也不是。行文至此，我又不得不表达通近年持续跟踪国外马克思学研究动态、出入《德意志意识形态》各种版本研究后形成的一种感受：话分两头说，在表达对国外同行工作敬意的同时，我又感到需要防止另一种极端的状况。即版本考证只是基础和条件，但它并不是文本研究的全部和归旨，文本研究不能至此止步，孜孜于文本版本的枝节考证而遗忘了对思想的总体关注，与撇开版本、单纯依据文本段落甚至话语就随意演绎、提炼思想一样，都不是完整的文本研究。

就拿《费尔巴哈》章排序问题来说，自从1965年巴加图利亚提出对长期流行的阿多拉茨基版结构和内容的不同理解以来，时间已经过去40年了，国外的文献专家们不厌其烦地在内容的顺序编排上进行考证和重构，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工作小组成立以来，陶伯特等人更是在不同方案中爬梳、比较，难下决断。到1997年第2期《mega研究》出版，大致方针本来已经确定，准备启动mega2第1部分第5卷的出版。但在征求包括巴加图利亚等人的意见后，巴加图利亚明确表示不同意他们的方案。这样围绕《费尔巴哈》章内容的顺序编排越来越成为一种排列组合的游戏，局内人乐此不疲，局外人则感到异常琐屑。很多论著置《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其它章节和马克思复杂而丰富的思想于不顾，老在一些枝节和细节上做文章，意欲何为呢？要知道，研究马克思文本的版本，不是为版本而版本，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以此为媒介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只停留在枝节和细节上消耗智慧，而遗忘了研究的真正目的和意旨，是不是有点舍本逐末了呢？而且，在一次性提出一个绝对客观、人人认同的永久性方案不太可能的情形下，根据现在的研究成果暂时拟议和创设的范型去进一步探究马克思的思想，如果这种探究能够深入下去，或者遇到了困难，反过来不是可以对这种范型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作出评判、检视和调整吗？

这里我还想对mega2《德意志意识形态》卷的编排提出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完全放弃内容的逻辑构架而固执于时间顺序的设想，值得进一步考虑。

我认为，在具体文本编辑中，实际上很难单独按照时间顺序或逻辑顺序进行编排，二者并不是截然区分、判然有别的。从前面几章的梳理中，我们知道，虽然《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出版，甚至个别章节没有写完，致使就现在留存下来的手稿看，这是一部结构上相当松散的著述。但是，对手稿的研究结果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对其中一些部分还是进行了定稿处理，对其内容做了一些编排；就是对《费尔巴哈》章也是如此，只是这一部分留下来的手稿、誊清稿和刊印稿有几份，有的页码和内容上又不连贯，还有则遗失了，致使对其进行逻辑体系编排增添了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放弃逻辑顺序的编排，特别是过分地指责这种努力的必要性，甚至认为“由于缺少足够的线索和根据，那样做的结果将是一种随意编成的结构”[3]，是不公允的。“随意”的断语下得太“随意”了，举凡前面历数过的关于《费尔巴哈》章的各种编排，研究者都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框架。就是对于论者诟病最多的阿多拉茨基版来说，把原文分成三部分是编者的理解，但各个章、节、目所冠以的标题，有的是手稿原有的，其余的则都是来自作者在手稿边写的词语，编者将它们视为相应内容必要的提示。因此，广松涉为了突现他的编排方案的正确而指称阿多拉茨基版“事实上等于伪造”是一种缺乏同情性理解的评判。对于按照逻辑顺序编排的编者来说，我觉得重要的不是放弃这种编排，而是“力图避免将自己的诠释抬高为绝对真理，并因此排除其他有道理的观点”。[4]

如果认为，“把留存下来的手稿和刊印稿编成一部著作，那就意味着要去完成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没有完成的东西”[5]，进而主张不按“逻辑顺序”进行编排，那就要按时间顺序编排。但实际上，后一种方案的麻烦一点也不会少。

按时间顺序编排的条件是能够基本上断定各个章节的写作时间，或至少能断定大概的写作顺序。可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和刊印稿并不具备这个条件。就大多数文稿而言，人们无法准确地弄清它们的手稿是何时至何时写作的，它们的样稿是何时至何时完成的；也无法完全断定哪篇手稿或样稿完成于前，哪篇完成于后，即着手撰写内容连贯的文稿的日期很难确定。那些没有流传下来的样稿也是如此。通常只有一些可靠的线索能够说明这些手稿或样稿的写作至早开始于何时，至迟结束于何时：《维干德季刊》的出版，卢格的《巴黎二载》、格律恩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倍克《穷人之歌》等书的出版，赫斯抵达和离开的时间，魏德迈抵达和离开的时间，恩格斯前往奥斯坦德的时间，等等。为数不多的一些暗示着某些历史事件的说法又往往非常含糊，几乎无法让人信服。这种情况下，编者通常要依靠推测。此外，完全按时间编排也会破坏各篇著作的完整性。譬如，仅从写作时间上考虑，就得分解《三、圣麦克斯》和《一、费尔巴哈。草稿和笔记》的手稿，而这样做是有悖于出版原则的。

其实，对于时间顺序与逻辑顺序并不是截然区分、判然有别的这种状况，那些多年浸润在手稿文献中、对提出一种既符合作者原初意旨又可以获得人人认同的方案之难有深刻体味的学者也意识到了，为此，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工作小组”成员之一的雅克·格朗让提出了“相对”时间排序(relativen chronologie)的原则，这也符合mega2的《编辑准则》规定，即“遇到某篇著作有多篇文稿的情形，可选择较早写成的文稿收录，如果可以明显看出此文稿内容连贯的话。”“所编著作在每一部分之内按时间顺序编排：编排时主要依据完稿（写作）时间，而非准备时间或者发表时间。……若某些著作的写作时间较长，可视其写作过程而定。”[6]

总之，版本研究与文本解读、思想阐释和体系建构是基础与目的的关系，它们之间既是递进的，同时也是相互依存的。缺乏版本研究的支撑，只是凭借由后人编辑而成的现成的文本、把一部未完成的著述俨然视为完整的作品去进行解读，甚至单纯根据其中的只言片语就对其思想进行概括和评论，必然会造成误读和歧解；而离开对文本思想意旨和总体构架的了解，版本考证实际上也不能顺利进行下去，那些散乱的片断、中断了的叙述、失佚稿的内容和逻辑，只有靠文本思想的整体把握，才能得到接续、联系和“复原”。尊重文本原貌、再现原始思想与揭示体系构架只有处于一种相互支持、融通的关系中，真正体现出“三位一体”，文本研究才能达到比较高的水准。

注释：

[1]对这一问题的梳理参看拙文《思想的传承、决裂与重构——〈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前史研究》，《河北学刊》2006年第4、5期。

[2] 因此，我们特别需要在mega2新版外，将这些编排不同的重要版本集中在一起，编辑、出版一本“阅读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发言稿篇4

为了呈现一个完整的文本解读基础，对于那些思想深邃而又命运多舛的作品，应当对关乎此文本的所有文献，包括准备材料、先行稿、最初草稿、过程稿、修改稿、誊清稿、刊印稿、失佚稿以及其他相关材料进行全面性的收集和详实的考证。作为本书研究对象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正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除却写作过程中的特殊情形（如出版形式一直不能确定(即是在杂志上发表还是出版单行本？这一问题能否很快落实直接影响这一著述的行文、选材和篇幅。)、对有的批判对象的有关著作或文章不太了解、另有《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英国社会史》的写作计划等等），它没有顺利完成，就内在的思想根源说，一定程度上缘于马克思等人了断与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及当时德国流行的其他社会主义学说之间关系和因缘的艰难，新的思想的剥离、锻造和建构过程的艰难，因此关乎那些原属于同一阵营、观念互为背景和参照的思想历练过程中那些众多的文献文本都是我们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必须注意的材料；再从最直接的关系考虑，昭示马克思等人思想进程的那些文本[1]、被马克思喻为“莱比锡宗教会议”的《维干德季刊》第3卷上鲍威尔、施蒂纳等人的文章、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费尔巴哈、卢格、赫斯以及其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著述也都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准备材料的范围，因此，也需要对这些著述给予程度不同的关注，甚至详细解读。

而就《德意志意识形态》本身来说，它的写作过程异常复杂，写作之初还没有通盘的框架构思。待确定了批判对象后，先写出一些短稿，这些篇章虽然后来也没有成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但实际上是正式写作前的“尝试”或“演练”，因此，可将其视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先行稿”。如果不算《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那么至少《对布鲁诺·鲍威尔的反批评的答复》是属于这样的“先行稿”，对此我们也就不能视而不见。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最初的草稿、两卷本体系框架的形成过程、特别是《费尔巴哈》章文稿的各不相同的手稿，还有迄今所有版本都没有收录的一些刊印稿、作为原属第一卷组成部分的《“格拉齐安诺博士”的著作》和第二卷遗失的两章，等等这些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过程稿、修改稿、誊清稿、刊印稿、失佚稿以及其他相关材料，更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至于《费尔巴哈》章多种不同的编排方案，我们当然需要将这些重要的版本集中在一起进行比较和鉴别[2]。

所有这些并不是“博士卖驴”式的买弄和炫耀，不是搞“烦琐哲学”；相反，可以说，版本考证深入和准确的程度与对作者思想把握和理解的客观程度是成正比的。在这里我不得不特别要表达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家所做工作的敬意，特别是对他们在研究中所体现的谨慎、严谨的治学态度的钦佩。联想到国内长期以来对《德意志意识形态》，那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绝大多数研究者撇开对这一著述的写作过程、版本源流、文体结构的探究，甚至对其内容也不作全面性的解读和梳理，单纯根据通行本中的某个段落甚至一句话就无限演绎、提炼，根据当代现实和流行的观念去挖掘、比附马克思的思想，把马克思的原始思想弄得与当代社会现实和流行的思潮具有比肩而立的地位。现在看得很清楚了，这种没有学术依据、蹈空阐释的所谓“研究”，只有时效性，没有恒定性，从而也就很少有科学性和学术性，以至于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内的马克思文本研究方面的积累是如此薄弱，对马克思本人思想的理解长期没有达到马克思本人所实现了的哲学变革的高度，而是处于一种低于马克思的或“前马克思”的层次和水准。

把版本考证的重要性强调到如此重要的地步，是不是意味着它就是文本研究的全部呢？也不是。行文至此，我又不得不表达通近年持续跟踪国外马克思学研究动态、出入《德意志意识形态》各种版本研究后形成的一种感受：话分两头说，在表达对国外同行工作敬意的同时，我又感到需要防止另一种极端的状况。即版本考证只是基础和条件，但它并不是文本研究的全部和归旨，文本研究不能至此止步，孜孜于文本版本的枝节考证而遗忘了对思想的总体关注，与撇开版本、单纯依据文本段落甚至话语就随意演绎、提炼思想一样，都不是完整的文本研究。

就拿《费尔巴哈》章排序问题来说，自从1965年巴加图利亚提出对长期流行的阿多拉茨基版结构和内容的不同理解以来，时间已经过去40年了，国外的文献专家们不厌其烦地在内容的顺序编排上进行考证和重构，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工作小组成立以来，陶伯特等人更是在不同方案中爬梳、比较，难下决断。到1997年第2期《MEGA研究》出版，大致方针本来已经确定，准备启动MEGA2第1部分第5卷的出版。但在征求包括巴加图利亚等人的意见后，巴加图利亚明确表示不同意他们的方案。这样围绕《费尔巴哈》章内容的顺序编排越来越成为一种排列组合的游戏，局内人乐此不疲，局外人则感到异常琐屑。很多论著置《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其它章节和马克思复杂而丰富的思想于不顾，老在一些枝节和细节上做文章，意欲何为呢？要知道，研究马克思文本的版本，不是为版本而版本，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以此为媒介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只停留在枝节和细节上消耗智慧，而遗忘了研究的真正目的和意旨，是不是有点舍本逐末了呢？而且，在一次性提出一个绝对客观、人人认同的永久性方案不太可能的情形下，根据现在的研究成果暂时拟议和创设的范型去进一步探究马克思的思想，如果这种探究能够深入下去，或者遇到了困难，反过来不是可以对这种范型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作出评判、检视和调整吗？

这里我还想对MEGA2《德意志意识形态》卷的编排提出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完全放弃内容的逻辑构架而固执于时间顺序的设想，值得进一步考虑。

我认为，在具体文本编辑中，实际上很难单独按照时间顺序或逻辑顺序进行编排，二者并不是截然区分、判然有别的。从前面几章的梳理中，我们知道，虽然《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出版，甚至个别章节没有写完，致使就现在留存下来的手稿看，这是一部结构上相当松散的著述。但是，对手稿的研究结果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对其中一些部分还是进行了定稿处理，对其内容做了一些编排；就是对《费尔巴哈》章也是如此，只是这一部分留下来的手稿、誊清稿和刊印稿有几份，有的页码和内容上又不连贯，还有则遗失了，致使对其进行逻辑体系编排增添了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放弃逻辑顺序的编排，特别是过分地指责这种努力的必要性，甚至认为“由于缺少足够的线索和根据，那样做的结果将是一种随意编成的结构”[3]，是不公允的。“随意”的断语下得太“随意”了，举凡前面历数过的关于《费尔巴哈》章的各种编排，研究者都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框架。就是对于论者诟病最多的阿多拉茨基版来说，把原文分成三部分是编者的理解，但各个章、节、目所冠以的标题，有的是手稿原有的，其余的则都是来自作者在手稿边写的词语，编者将它们视为相应内容必要的提示。因此，广松涉为了突现他的编排方案的正确而指称阿多拉茨基版“事实上等于伪造”是一种缺乏同情性理解的评判。对于按照逻辑顺序编排的编者来说，我觉得重要的不是放弃这种编排，而是“力图避免将自己的诠释抬高为绝对真理，并因此排除其他有道理的观点”。[4]

如果认为，“把留存下来的手稿和刊印稿编成一部著作，那就意味着要去完成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没有完成的东西”[5]，进而主张不按“逻辑顺序”进行编排，那就要按时间顺序编排。但实际上，后一种方案的麻烦一点也不会少。

按时间顺序编排的条件是能够基本上断定各个章节的写作时间，或至少能断定大概的写作顺序。可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和刊印稿并不具备这个条件。就大多数文稿而言，人们无法准确地弄清它们的手稿是何时至何时写作的，它们的样稿是何时至何时完成的；也无法完全断定哪篇手稿或样稿完成于前，哪篇完成于后，即着手撰写内容连贯的文稿的日期很难确定。那些没有流传下来的样稿也是如此。通常只有一些可靠的线索能够说明这些手稿或样稿的写作至早开始于何时，至迟结束于何时：《维干德季刊》的出版，卢格的《巴黎二载》、格律恩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倍克《穷人之歌》等书的出版，赫斯抵达和离开的时间，魏德迈抵达和离开的时间，恩格斯前往奥斯坦德的时间，等等。为数不多的一些暗示着某些历史事件的说法又往往非常含糊，几乎无法让人信服。这种情况下，编者通常要依靠推测。此外，完全按时间编排也会破坏各篇著作的完整性。譬如，仅从写作时间上考虑，就得分解《三、圣麦克斯》和《一、费尔巴哈。草稿和笔记》的手稿，而这样做是有悖于出版原则的。

其实，对于时间顺序与逻辑顺序并不是截然区分、判然有别的这种状况，那些多年浸润在手稿文献中、对提出一种既符合作者原初意旨又可以获得人人认同的方案之难有深刻体味的学者也意识到了，为此，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工作小组”成员之一的雅克·格朗让提出了“相对”时间排序(relativen Chronologie)的原则，这也符合MEGA2的《编辑准则》规定，即“遇到某篇著作有多篇文稿的情形，可选择较早写成的文稿收录，如果可以明显看出此文稿内容连贯的话。”“所编著作在每一部分之内按时间顺序编排：编排时主要依据完稿（写作）时间，而非准备时间或者发表时间。……若某些著作的写作时间较长，可视其写作过程而定。”[6]

总之，版本研究与文本解读、思想阐释和体系建构是基础与目的的关系，它们之间既是递进的，同时也是相互依存的。缺乏版本研究的支撑，只是凭借由后人编辑而成的现成的文本、把一部未完成的著述俨然视为完整的作品去进行解读，甚至单纯根据其中的只言片语就对其思想进行概括和评论，必然会造成误读和歧解；而离开对文本思想意旨和总体构架的了解，版本考证实际上也不能顺利进行下去，那些散乱的片断、中断了的叙述、失佚稿的内容和逻辑，只有靠文本思想的整体把握，才能得到接续、联系和“复原”。尊重文本原貌、再现原始思想与揭示体系构架只有处于一种相互支持、融通的关系中，真正体现出“三位一体”，文本研究才能达到比较高的水准。

注释：

[1]对这一问题的梳理参看拙文《思想的传承、决裂与重构——〈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前史研究》，《河北学刊》2006年第4、5期。

[2] 因此，我们特别需要在MEGA2新版外，将这些编排不同的重要版本集中在一起，编辑、出版一本“阅读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3] [5] Tnge Taubert.Manuskripte und Drucke der“Deutschen Ideologie”(November 1845 bis Juni 1846).Probleme und Ergebnisse，in:MEGA Studien， S.6，1997/2.

意识形态发言稿篇5

文学作品是一个时代、一个时期的缩影。文学作品体现了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形式。同时，文学作品也是一种语言的艺术。

文学作品具有认知的作用、教育的作用，甚至是美感的作用，也因此，社会生活是文化创作的唯一源泉。著名文学理论家以群在其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上下）中对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阐释是这样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学说告诉我们，无论是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内容与形式，都是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体。”根据这一定义，编辑接到文学类作品，在进行审稿、编辑加工时，应当在心里和思想上牢牢记住这个定义，要以这个定义去领会一部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形式及作品主题表现的倾向性，这是一个把握稿件的大方向和原则，没有这个方向性，就很难把握好一部稿件（作品）所要表现的内容是什么；其次才是对一部稿件是否存在原则性错误与常识性错误的把关。

一 文学作品的社会属性极强，是作者世界观的具体表现

文学作品的社会属性，使其必然涉及作家的观点和立场。加之文学本身具有的阶级性，就会有“阶级的意识”和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的属性。因此，“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各个时代的思想家、文艺家、文艺评论家，由于立场、观点的不同，他们对文学的性质和认识，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甚至截然对立。这种分歧和对立，往往集中地表现在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见解上，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这就给文学作品带来了审稿上的困难，如果编辑对以上问题认识不深，只是拘泥于纠正错别字或是语法上的差错，而忽视对作品的内在表现形式和主题思想的中心问题把关，将会犯错。比如，我接到某个女作家写的一部作品，作家塑造了一位在旧社会靠放羊生活的羊倌，新中国成立后，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后很快升任的师长，而这位师长在作家的笔下竟是一个禽兽不如的人，将作家笔下的女主人公（旧社会）娶为妻子，以非人的手段折磨她。同事交来稿件时说，他看了前半部，认为写得很好，感动和吸引着他看了大半夜。当我将这部稿子认真看了一遍后，脑子里想到的是，这与我以往接触和了解的高层领导的形象塑造不相符。而且，一个的师长，难道找一个媳妇还困难么？再说，在那个特殊年代，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娶一个做老婆，肯定是要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的，更何况，组织上能否容许他这样呢？我将此疑问提出来，向有经验的老同志请教，搞清了一个在文学作品中甚至在其他艺术形式中都不可能存在的事实：像女作家笔下塑造的这位女性与师长的故事是不可能发生的。领导干部的配偶是要经过部队组织部门严格的政审，才能获准结婚的。虽然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且文学作品允许虚构，但这种虚构显然违背了生活中的原则性与常识性的问题，反映出作家在创作中极其不严谨的态度。作品出现这样大的硬伤，编辑如果不注意认真把握，很容易被作品的思想牵着走，而导致出现编辑出版的重大失误。因此，从事编辑工作的编辑应当牢牢把握每一部作品的世界观，慎之又慎，才能保证不出版坏书或是质量不高的书。

二 文学作品在审稿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1.表现主题与出版要求

出版工作的定义是出版，所谓出版，就是“将作品编辑加工后，经过复制向公众发行”，以飨读者的出版物。根据出版的定义，一部作品要呈现给读者前，必须经过出版社的编辑进行编辑加工。这个编辑加工所涵盖的内容是较为宽泛的，首先编辑要考虑的是，作品是否合乎出版的要求，要经过编辑对书稿的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进行把关。编辑把关的作用在于对社会文化负责、对出版者负责、对读者负责，同时，也是对作者负责。编辑的这种责任心具体就是决定一部稿件是否达到了出版要求，在于发现和保护好作品的诞生；再就是作为一个编辑还应当以读者的心态去审稿，以对书稿既欣赏又“挑剔”的心理进行审稿，才能保障书稿的质量，也才能守好出版主阵地。著名作家夏衍非常赞赏对于作品质量重要性的认识，他引用的话告诫年轻的创作者：“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还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影响许多的人。”这是1942年在《反对党八股》里的论述，现在读来，仍是我们从事编辑业务审稿把关的指路明灯。

2.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关把握

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的审稿把关较为不易，可以这样说，直接考验着一个编辑的知识面和审稿经验，以及平时的文学作品阅读量，甚至是对某一个纵深领域的关注度和持续获得的经验积累。语言是小说构成的重要元素，俄国文学家高尔基把文学的语言称为第一个要素，就足以说明语言在文学中是第一等重要的。

编辑如何把握和认识语言关呢？就笔者的阅读与编稿的实践经验而言，首先要搞清文学语言的构成关系。以群先生认为，文学作品有文学语言与人民口头语言。它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文学语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在民族共同语言基础上经过加工的书面语言，它包括文学作品的语言，也包括科学著作、政治论文和报纸杂志上所用的一切书面语言，以及经过加工的口头语言”。我们现在接触的大量书稿，在语言表达上千差万别，有经过作者提炼的，也有未经提炼的，但经作家呈现出来，里面包含了粗糙、不纯、特征含混的语言，这就需要作为编辑的我们务必要认真地进行辨别、选择、剔除、修改、润色等，才能把握住书稿的语言关。如果我们对此认识不够或是不深，是很难做好一部书稿的编辑加工的，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与作者产生矛盾。共同的语言架构不难理解，尤其是经过加工过的书面语言。然而，在出版工作中，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现象：打乱语法结构，要么长得一口气读不下去，要么就是缺乏主谓宾等语句，形成鲜明的语病。另外就是，有的作者为了搞所谓的风格个性创作，语句间的标点符号乱用，比如，通篇是句号，带疑问的句子都是句号，等等，如果照此出版了，就会误导读者。这就要求我们审稿时要认真审读，要站在国家语言规范使用的角度上严格把关每部作品，并做好与作者的沟通，求得作者的理解和支持。

因此，在语句的表达上，编辑既要照顾到作品的语言特色，又要特别注意作品中民众口头语表达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是区分哪些语言要加工、哪些不需加工。

文学作品中，由于作者知识面的问题，容易出现知识性错误，编辑审稿时就要杜绝这种错误。从现在接触到的作品看，常识性错误在文学作品中的存在越来越普遍，这与作者的知识面有较大关系，如果作者在写作某一题材时不熟知这一领域或者这一领域离他太远，而作者又要以这个题材来展现内容，就很容易出现知识性错误。比如，反映清朝、民国历史时，涉及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的写作，会出现日军部队番号的书写不统一，比如同一部书稿，就有“方面军”和“军”“师团”“旅团”等，如果不熟悉和了解日军军队的构成，就很难判断是军、师、旅、团，还是团军、师团、旅团，日军团一级部队叫联队，营一级称为大队。我们有的作者也许是书写时不够严谨或者是自己也没有认真探究事实的真谛，在引用资料时较为混乱，在整篇作品中会出现“联队”与“连队”的称谓，如果编辑不认真核查资料，就很难把握，所以编辑要杜绝文学作品审稿中的知识性错误，除了要拥有广博的知识积累外，很重要的一条便是常备一些权威的关于这一领域研究的图书或工具书以备检查验证之需。

三 文学作品的审稿要注意作品的思想、生活与艺术糅合

编辑是国家出版物的第一把关者，涉及出版者本身的社会影响力。因此，出版物的质量如何，直接体现了一个责任编辑和出版者的社会认同感。编辑在取舍稿件时应当从大处着眼，要体现作品的思想、生活、艺术感染力等。现在强调文学作品要体现“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就为我们指明了审稿的方向。

对“三贴近”的重要性认识，关乎出版物质量与生存的关系。我们要看到：一个作家在其成长道路上与另一个作家就算是生活经历、政治与文化素养、写作经验完全一样，可是在处理同一个素材的时候，写出来的作品也不会相同。加上个性与才能的差异，也一定会产生艺术手法、艺术风格的差异。因此，判断同类稿件时，编辑要从出版专业的角度和“三贴近”的方向去评价一部作品的成功与不足之处，要向作家提出希望和修改作品的建议。虽然，在评价和对一部作品做出出版价值判断时，我们要以一个共同的政治性、科学性、思想性的标准去评价作品，但也要肯定作家个人的风格特点、所长和所短，而不是一味地要求统一标准，这一现象，尤其在系列丛书的出版审稿上较为突出。所以，编辑审稿时，在统一的审稿原则下，应当兼顾作家作品的创作个性与艺术特色，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发现好书、出版好书的价值。

四 结束语

我们在编辑稿件过程中，常常因为书稿存在的知识性、原则性、科学性、思想性、政治性等问题，要么束手无策，要么与作者沟通不畅，而使编辑工作难以发挥很好的作用。因此，我认为，编辑应具备较好的知识素养与勤劳苦干的作风去赢得作者的尊重，鼓励他（她）们写出好作品，接受编辑的修改意见，以赢得更多读者的支持。著名编辑家赵家壁先生的体会是“作者是我的衣食父母”，所以，编辑要具备很强的编辑能力，靠丰富的文化知识与踏踏实实做编辑的作风，在某些方面能给予作者合理的建议和指导，也是提高编稿质量的重要途径之一。

我们不但要认识作家的重要性，还要考虑读者的感受。巴金在《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成立三十年而作》一文中说：“我过去搞出版工作……就依靠两种人：作者和读者。”因此，把好书稿质量关既是对国家和出版者承担好责任，又是为作者和读者做好服务工作。

参考文献

[1]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2]夏衍.生活・题材・创作[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意识形态发言稿篇6

对新闻主播工作进行改革是一直以来我们所探讨的问题，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课题。可以说对广播电视节目进行改革主要是从变革语态开始的，在广播电视改革中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新闻主播在语态方面的变化。

一、新闻主播的语态概述

我们可以将语言形态解释为“腔”，其简称就是语态。人们的语言主要分为三种语态，即说、念、播，在这三种语态中没有什么优劣的区别，只是具有不同的特性而已，只要能够选择出和节目内容形式一致的语态，就能实现节目的有效传递，使得群众更加喜爱节目。因此，要想对新闻主播的语态进行有效把握，就应对相关语态特性加以了解。

首先是“说”，说的主要表象特征就是不依赖文字和稿件的提示，来对思想感情加以表达的言语方式。其心理特征为思维在先，言语在后。人在信息的接收以后进行一定的思维，随后进行科学判断，最后再用言语来对思维判断结果加以表达。在这种模式的心理运动下出现的语言具有一定逻辑和感彩，所以更加生动和自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种语态经常出现在口头语言的交流过程中。这是在表达愿望驱使下形成的言语表达，其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强调的先思维后表达。

其次是“念”，念的主要表象特征为依赖相关的文字和稿件提示，对文字符号所承载信息进行一定的言语表达。其主要心理特征为语言在先，思维靠后。人首先进行的是书面文字的接收，结合书面的文字符号，通过一定的大脑识别，将文字符号变成有声的语言。学生在念课文时就是这种语态，所谓念是主要是依靠外在文字和稿件所进行的言语表达，其语言形态为被动的，强调的念是先用眼睛进行接收，然后用语言加以表达。

再次是“播”，播主要是在广播电视传播方式的影响下形成的一种特殊语言形态。它不等于说，也不等于念，而是将说与念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它在念文字的过程中有效结合心理思考的过程，使得从眼到口的时间变得，以留给大脑进行思考的充分时间，从而便于将看到文字进行一定的理性思考和形象思维，然后再用一定语言进行表达。播是从念到说进行转化的过程，其起点为念，终点为说。所以，它虽然看起来比较像念，但听起来却像是说。播所强调的是眼、心、口的一致。

新闻主播的语态主要是为节目内容进行服务的，所以其应适应节目的内容相，符合节目的主要形式。当前，新闻报道在内容和理念上、传播手段以及方式上都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所以在选择播音主持语态的过程中也应对这些变化加以关注，在一个新闻节目中能够使用单一语态，也能够使用复合语态，其关键是实现语态和节目默契配合。

二、如何对新闻主播中语态进行有效把握

新闻主播员在对语态进行有效把握时，并不是简单的对腔调加以转换，播音语态的主要内容并不是进行这种形似而神不似的模仿。不断变化的新闻能够为新闻播音带来一定的条件和机遇，此外也使得新闻播音遇到一定挑战。所以，新闻播音员应及时对自己进行调整、不断改变播音的方式、使其知识结构丰富，以提高自身素质，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新的变化和要求。

（一）对角色定位进行转变

长期以来，新闻播音人员都是在学校毕业后就走上工作的岗位，他们没有一定的生活阅历，没有进行相关经验的积累，在外出采编方面的锻炼机会也比较少。这就使得一些新闻主播员无法适应新闻发展变化，在播音过程中陷入被动的情形。要想对这种状态加以改变，在新闻播音的改革过程中就不能只改变播音腔调，新闻主播员还应对自己角色定位进行积极改变，在采编和制作新闻节目的过程中不能只强调播，应使自己朝着全能主持人方向进行发展，在播音的过程中确保自己处于主动地位。

（二）对播音稿加以改变

在新闻主播工作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备稿。在传统意义上，备稿的主要方式就是对某次新闻稿件进行播音前的准备，其中主要包括将稿件中出现的复杂长句和生字词弄懂，做好停连、轻重、换气等标记，以确保在播音时能够准备、流畅地对新闻信息加以表达。然而，当前的世界是瞬息万变的，这要求新闻主播音不能单凭事前准备，依靠播音经验和技巧来完成播音的任务，这会给观众造成顺畅但空洞的感觉。因此，新闻播音员在平时的生活中就应带着一定的新闻敏感性来观察生活、走进生活，不断进行学习，使自己知识结构得到丰富，在拿到稿子后就能及时发现新闻的价值，从而向观众传达具有内涵和思想的新闻信息。

（三）对传播方式加以变化

在新闻节目的播音过程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实现新闻播音员的转型。自长期来，新闻主播是以第三人称的方式来进行新闻信息的播读，从而把新闻内容向听众进行转述，这种传播的方式为单向传播方式，没有互动性。而且如果长期照稿进行播音，那么会使得播音员在语言方面比较僵化，所以，对这种播音方式进行改革是播音发展的必然要求。新闻主播应将自己转变为新闻主持人，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播音，实现单向传播方式向双向传播方式的有效转变，使自己具备进行访问、分析、谈话的多样语态，不断对自身素质进行提高。

三、结语

总之，在新闻播音过程中实现语态的有效把握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工程。在播音过程中，新闻主播还应正确处理自己感情。比如播音员如果采用冰冷的表情和死板的声音来向受众进行信息的传递，那么效果必然是不理想的。所以新闻主播在播音的过程中应进行情绪的合理恰当调整，对真情实感加以运用，同时使用正确的语态，这样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合格的新闻主播。

参考文献：

意识形态发言稿篇7

广播新闻播音过程中，根据单位时间内发出的音节数量体现播音的快慢，它属于语言节奏范畴之一，在随着根据播音内容、情感、节奏、对象等变化中，播音语速也在变化，但是在变化过程中是有“度”的，“度”是事物本身质的数量界限，在界限内，质不受量的增减而影响自身的本质，当超过一定范围时，则就产生了质的变化状态。本文针对在新闻媒体界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进行分析。播放的收视率具有一定的感染力和影响力，该栏目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气派的播音风格，体现播音语言形态和适度的语速。在内容和形式中表现的特点是：庄重大气、态度鲜明、逻辑严谨、节奏明快等。为了提高新闻播音的传播质量和效果，对于标志着权威性的重点新闻节目，其新闻播音语言速度的变化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同步进行的。在上个世纪的文革期间，中央台半个小时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出大约5700字，平均下来每分钟180字左右，然而到了80年代，每分钟大约播出210字。近几年中，每分钟大约在270字左右，甚至达到300字。因此，随着时代不断变化，新闻播音的语速也在不断加快。这体现了播音的节奏感。在逐步变化中，突出了“快”字，在语速的不断提高中要结合新闻播音语言形态的变化而变化。本文将广播新闻播音的语言形态基本可以分为三部分进行探究。

1.1 朗读式

朗读式播音，在新闻媒体中又称为播读式或者是表情朗读式。该语言形态的特征是：语言规整、吐字清晰、声调高中有强、亲切自然。有助于观众在收听中根据语调以及语法结构很清楚地听到，语言停顿具有明显性。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为了促进政治、经济等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广播新闻语言基本采用宣读式播法。在适应听众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将播音员看成了党和政府的代言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语气庄重大方，在合适的语速中，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例如中央台的资深播音员夏青、方明就是当时的代表。

1.2 报道式

针对日常生活语言特点，报道式播音它吸收和借鉴了朗读式播音中的语言规整以及吐字清晰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其独有的语言形态，具体特点表现在：语式稳健、节奏明快、吐字清晰以及语言规整等。在播报过程中，广播播音员自然洒脱，顺耳入心，语句组织“突出”和“带过”巧妙结合，语气基调适度，将“饱满”与“和平”融为一体，提升了播报的影响了。另外在播报速度中，采用适当加快并且稳健，播音员做到松紧有度，整个过程体现了亲切自然，稳健轻巧的表现力，该语言形态在播报过程中，语速在逐渐增快。例如成都新闻广播的《998快讯》就是采用播报的方式，为听众每十五分钟传递本地和国内外重大消息。

1.3 说新闻

新闻媒介中，播音员主持人和听众已形成良好的传播关系，因此，传播的形态也发生了调整和改变，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谈话和交流。在播音主持过程中，有些广播栏目还设置了和听众在线互动交流的形式，这其实也回归到人际交际语言的形式中，从而产生了说新闻。其基本形态有：社会新闻、民生新闻以及地域新闻三种。例如成都新闻广播的《998有报天天读》节目，就是一档以说话的方式读报的栏目。听众还可以打进热线点播要听的新闻，并且和主持人交流发表对报刊新闻的看法。这样的“说新闻”广播栏目其语言表现形式基本采用的是“口语化”，在体现新闻语言简洁并且具有说服力的基础上，体现了消息语体的风格，如此播音员主持人对于语速也能更容易掌握。说新闻的语速相比宣读式、播报式有所提高。在新媒体发展迅速的当下，广播说新闻节目在坚持“三贴近”的原则下，就应该多说百姓喜闻乐见的话，多讲百姓能听懂的话，把说的话说得更“接地气”，如此广播节目的影响力和收听率才能提高。

2 新闻播音与语速构建

新媒体的发展，自媒体的介入，让整个信息社会急速发展。作为广播新闻节目信息传播最后一关的播音员，在播音主持过程中要根据文稿内涵和外延、听众群等情况合理调配语言和语速，体现时代语言的需要。二者在构建过程中，应具体做到如下几点。

2.1 从新闻内容中把握

广播新闻播报时，播音员要根据稿件内容、深挖主题，确定新闻内容重点，对其进行立意，从而把握播报的尺度。运用鲜明富有特色并且充满激情的语言形态和适当的语速，传播内容丰富的稿件内容，提高新闻的影响力。让听众更容易接受新闻传递的信息和情感。因此，新闻播音语言形态和语速是新闻内容表现的重点。新闻语言表达要加深听众对新闻内容的认可和易于理解。另外，根据内容播音员要适度情况下，放慢语速，给受众以思考和揣摩的时间。

2.2 具备高强度的听众意识

播音员在播报过程中要结合听众的具体反应，换位思考和感受，真切意识到听众的心理、要求、情绪等变化。在受到思维的驱动中，创作更具有影响力的有声语言创作，有助于把握好语速，增强观众的认同感和满足感。

2.3 职业技能

播音员必须要具备扎实的基本功和娴熟的表达技巧，能够根据不同情况做出不同的方式选择，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升自身的职业能力。播报中准确把握有声语言的语气、语调以及语速等，融入自身的感情，在规范语言形态中，体现播音内容的重点和时效性。做到运用自如，表达和理解统一。

2.4 用“心”创作

播音员的情绪对于听众有着直接的感染力。因此，要求播音员要深挖新闻内容，感受稿件的内容实质和精神品质，在播音主持过程中采用更具有说服力的语言表达方式以及适合听众的语速，最终将稿件的精髓体现出来，提升 稿件传播的效果和质量。这样，观众才能够用心去感受，提升播音员有声语言的感染力和号召力，提升传递信息的效果。在符合听众心理的情况下，适当提高播放语速，体现新闻播放的鲜明性特征。  

3 结论

综上所述，广播新闻播音的时代语言和语速，必须要结合新闻稿件的内容和体裁，做到与稿件内容相协调，语言形态准确，该快则快，该慢则慢，必须要把握语言表达的“度”调整好语言形态和语速，根据听众心理来满足受众的要求，提升新闻播报的影响力。在体现新闻内容和形式新鲜性的前提下，达到更有效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其播音主持的形式完全符合时代广播的要求，促进我国广播新闻媒体事业不断发展和创新。

意识形态发言稿篇8

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变迁、社会的演进，“转型”成了当下的一个主题词。中国正处于转型期，政治、经济、文化在转型，期刊也在转型。期刊建设的重心应在于期刊竞争力的提升，而提升期刊的竞争力，关键在于提升期刊人的综合实力。作为办刊人的期刊编辑如何适应时代的需求，在迷惘和挣扎中找到自己发展的路径，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进程中，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都已经和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并体现于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无疑构成了当代中国期刊编辑转型的大背景。

（一）社会文化的转型：从单一模式到多元共生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文化消费日渐强劲，努力弘扬传统文化，积极吸纳外来文化，自觉建设先进文化，国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逐步增强，社会文化呈现出从大一统的一元独尊到多元共生的格局。文化领域发生了多种形态的文化转型，不仅包括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还有公益性文化向盈利性文化、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工业文化向生态文化、文本文化向视觉文化等多个层面或侧面的文化转型[1]。文化转型不仅推动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历史进程，而且要求承载传播文化职能的期刊和负责期刊运营的编辑人员与时俱进作出相应的转型调整。

（二）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型：从学科构建型到问题导向型

在经济、技术和生产条件的急剧改变过程中，传统理念受到极大的冲击，社会的认知方式以及科学、社会和文化知识生产方式也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通常是在某一学科结构下推进，倡导“纯学术”、“纯知识”、“纯理论”，主张知识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推进知识的进步，知识生产者应“为了科研而科研”。而现代知识生产的视野不在限于某一学科背景，对知识生产对象的认知趋于开放，主张知识生产的目的应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传统的以理论独尊、试验性科学、学科内部驱动、以大学为核心的知识生产模式，正在被新知识生产范式所取代。[2]新范式下的知识生产呈现如下特征：（1）强调知识生产的情境化；（2）以应用问题为导向，采用跨学科和多学科的方式进行知识生产，这无疑有利于不断消解传统的以学科为基础的知识生产模式下所形成的学科界限和壁垒；（3）强调知识生产参与者的多样性，即不同的参与者围绕某一“应用语境”确定需要合作解决的问题，进而在互动中促进知识生产；（4）倡导和践行为了社会的实际需要而进行知识生产，知识生产的组织形式趋于敏捷、灵活和多样。[3]期刊编辑是知识生产的参与者、传播者和创造者，其所承担的职责与工作内容决定了其必须密切关注知识生产方式的变化，并备有应对之策。

（三）媒体生态的转型：全媒体时代的来临

近些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尤其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传播手段层出不穷，传播方式不断丰富，新媒体不时涌现，媒体形态日趋多元化。同时，媒体承载的内容、传播的渠道、发挥的功能等也都在调整变化整合。在此背景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日益融合互通，一个全新的谓之“全媒体”（omnimedia）的概念应运而生。就媒体的发展阶段而言，当今已迎来了一个由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相互融合、共同发挥作用的全新发展阶段——“全媒体时代”。期刊作为知识生产成果与展示的载体，在人类文明的传承中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全媒体时代的来临则对于期刊和期刊编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转型时代的大背景下，传统期刊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此时此景，如果依然只是埋头苦干（编辑人员非常具有这种精神），而无视周遭的变化，必将落伍于时代。当代中国期刊编辑不能止于迷惘与挣扎，而应在坚守本分的基础上学会变通，顺势而上，有所突破，主动转型，以争取更大的作为。笔者就此谈些个人的想法，以求教于编辑同行。

（一）从来料加工型到找米下锅型

意识形态发言稿篇9

二、主持意识产生的适应性需求

播音是一种有声语言艺术的表达方式，属于创作范畴。在这种有声语言的二度创作过程中，传播主体按照创作要求运用主持意识，积极能动地将文字符号转化为有声语言、创造性地将内部语言转化为外部语言。张颂认为“有声语言的创作，必须完全符合创作要素（创作目的、艰苦劳动、改变形态、完整作品）的要求，否则就称不上创作”；①创作主体按照播音创作四要素的要求进行语言传播时，需要发挥主持意识的能动性，掌控创作的主动权，展示自我张扬个性的舞台，有效地实现个人的艺术梦想。人们的行为总是有着一定目的，播音创作的目的亦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播信息、服务大众。在明确播音创作目的的过程中，创作主体需要在主持意识的统率下，规范创作过程，搞清对具体内容的创作是在规范社会公德还是在痛斥社会陋习，是在宣传家庭美德还是在开掘审美视角，做到心中有数，而不致迷失航向、偏离主题。播音创作的第二个要素是需要艰苦的劳动。播音属于二度创作，是把冷冰冰的文字转化为有声有色的语言的过程，创作主体需要在对文字进行理解感受的基础上遣词造句、表达情感。这时创作主体在进行反复推敲和再三琢磨的劳动中，激发创新意识，挖掘艺术思维中转瞬即逝的闪光点，启发语言表达上的表现力，实现播音创作的目的。在这种创作中，创作主体运用主持意识深钻苦研，提高播音创作的自觉性，增强对播音艺术的创作力。播音创作的第三个要素是改变形态，是创作主体把文字稿件转化为有声语言，把内在思维转化为外部语言进行传播的活动，完成了语言艺术由静态到动态、由无声到有声的形态转变。这个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念字吐词而是把文字转化为创作者自己的语言，亦不是漫无目的闲谈性的聊天，而是在理解与升华基础上的以理服人、以美愉人。这就要求创作者在改变形态中发挥主持意识的潜在的主观能动性、遵守播音创作的规律、呈现创作高潮，从而使主次关系明晰、表情达意贴切。播音创作的第四个要素是需呈现出完整的作品，可以是一档完整的节目也可是多人共同完成的诗歌朗诵作品等。作品的“完整性”体现出创作者调动自己的主持意识的重要性，因为“完整性”不仅是形态的有头有尾、有始有终，还是作品内容中的“不可重复、不可模仿”。这就要求创作主体以主动性的思维对语言内容进行不同形式的具体感受，引发不同思想情感的深化，传达出具有个性印迹的艺术作品。这个完整的作品包含着创作主体与众不同的表现手法和艺术趣味，更融入了个人在生活道路和艺术历程中的体验、触动、思考与启发。

三、主持意识在播音艺术创作中的主导作用

主持意识是建立在对主动性思维的理解和主动性语言表达方式的创作把握上。所以，在播音艺术创作中的每一部分（内在感受、有声语言的组织特点及创造表达等）都是来源于对主动性思维的理解和把握上，以主动性语言的形式特征和艺术轨迹进行思考，是使有声语言在表现力上具有魅力的关键。良好的文化基础和学习储备，对于有声语言创作的完成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这种创作的准备就是广义备稿和狭义备稿，有这一点作为基础，可使创作者更为集中地抓住稿件的精神实质，更为恰当地把握表达技巧。但不善于运用主动性的思维方式开掘播音创作的表现力，便无法使播音创作有的放矢。创作主体也只有在较高的政治觉悟和丰富的艺术素养的广义备稿、较为广博的知识和较为扎实的播音技能的狭义备稿的基础上，才可以更为主动驾驭稿件的主次关系，恰如其分地运用表达方法，吸引和感染受众。文字稿件是将静态的文字呈现给读者，而播音艺术的创作必须把静态的形态改变为动态，改变成一串串鲜明生动的语言符号以丰满受众的想象力。播音艺术创作是把文字的东西转变为创作者要说的话，所以不能被动地“播”、被动地念字出声，要理解、感悟，激发播讲愿望，以积极的心态进行声音意象表达，以主动性的方式思考节目的内容形式、选择语言表达手段，从而使播音鲜明深刻，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主持意识在播音创作的每一环节中的呈现。“音”是播音艺术创作的表现形式，“播”则是这种创作的趣味核心，更是播音之所以称为“艺术创作”的意义所在。播音艺术创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重视个人的具体感受和情景表现的自由，使文字稿件里的任何一种对象都可以通过停连、重音、语气、节奏等表达技巧打通情感动脉，赋予其生命；作品的生命在创作主体的调度和发挥中，充满灵性，富于韵味。创作主体发挥主持意识的主导作用，能动地运用表达技巧，把技巧转化为表达工具，为传播服务。创作主体通过停连的回味想象、节奏的抑扬顿挫、语气的拟人夸张等技巧的运用，使有声语言创作串联起听觉微妙的感受，描绘出富于情节的精彩画面；作品的内在韵味基于创作主体主动积极的内在感受过程，也只有主持意识所引发的主动性思维运用方能将文字内容的原汁原味解读给受众。电影、电视等艺术作品，因其是实物的呈现，所以在创作上的表现力是相对写实的，这就限制了受众的接收空间；但播音艺术创作则不是，作品中创作的所有对象可通过多姿多彩的表现手法赋予其灵性，让受众意念自由挥发、任意驰骋。这就是有声语言创作表现出来的自由性所带来的优势，这也正是有声语言创作在表现力上无可比拟的一个特点。所以，播音艺术的创作意义不是简单的“播报”与“发音”，而是创作者在以负责、掌管的主持意识的运用后所给予受众多姿多彩的意境空间；重要的是在语言的组织方式和表现力上怎样以主动性的思维、主动性的目的进行创作，充分运用播音语言的“主持”优势营造魅力声场。运用主持意识所进行的有声语言的创作对受众进行吸引与统领，具有鲜明的目的性。播音艺术的创作，不是自娱自乐，亦不是漫无目的胡侃，而是吸引受众，让受众获得信息，得到启发，感受到生命的真谛与生活的价值。所以当受众感同身受时，创作者必然会对受众的潜意识进行统领，以“催人向上”为目的，知善恶、辨美丑、明是非。以主动性的方式与主动性的目的去思考、设计节目的内容和形式，是在播音艺术创作中灌输的内驱力，是播音员由内而外生发出来的前进力，使播音员的语言创作拥有了生命力，凝练着感召力。这种与受众在情感上所达到的心理默契充满了人文关怀，可以在创作中营造沟通的氛围，疏通交流的渠道，在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中达到一种情感共鸣，以承担起广播电视媒体“教育和鼓舞”受众的职责。

意识形态发言稿篇10

我国的新闻出版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根本方向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必须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严格宣传纪律，做到守土有责，在重大问题、敏感问题、热点问题上把好关、把好度。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的文化，努力改造落后的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这是我国新闻出版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

新闻工作是政治性、政策性极强的工作。新闻舆论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对社会精神生活和人们思想意识有着重大影响。新闻宣传工作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营造健康向上丰富生动的主流舆论、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肩负的重大责任，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发扬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兢兢业业地做好新闻宣传工作。

在实际出版工作中，迷失方向，违背准则的情况时有发生，例如宣扬错误的政治观点，表现错误的思想倾向，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内容低俗化等。防范这些政治性错误，是校检工作的重要职责。而要防范政治性错误，防范者必须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水平。所以，政治素养是校对工作者自我修养的重要内容。

扎实的业务技能

新闻校检工作是新闻出版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是编辑工作的补充和延伸。校检工作专业性强，分三校一读检查、清样、核红等环节，实施集体交叉校对与责任校对等制度，倡导大胆质疑、小心求证的精神。校检人员是出版中最后的把门人，校检是出版质量保障体系的最后防线。它不仅是技术性工作，而是一门学问。

1.语言文字能力

同志说，要打好新闻业务根底。新闻工作，无论编辑、采访，都需要有业务能力，特别是要有很好的文字功底。

语言文字是校检人员的基本功，每个校检人员都必须练好这个基本功。具体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必须多认识字；必须掌握现代汉字使用规范，包括简化字规范、异形词规范；必须掌握标点符号、数字、量和单位用法的国家标准；学好语法、修辞和逻辑；掌握书面语言文字出错的规律。

新时期校检工作没有原稿可以核对，工作重心由校异同向校是非为主转变。校检工作有了更多的文字编辑属性。统计数据表明，出版物差错中百分之八十是语言文字错误。语言文字差错的主要表现，就是用字错误、用词错误、语法错误以及标点符号、数字、量和单位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造成这些差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编辑工作紧张粗放、校检投入不足、质量管理混乱，等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编辑、校检由于语言文字功力不足，对一些语言文字错误失去辨识力，甚至指瑜为瑕，改正为误。

校检工作必须多总结，多思考出版物出错类型和规律，搞清常见语言文字错误的辨析。还要认真汲取经验教训，不犯同样的错。在校对地名人名时，必须前后统一，这时主要校异同，要多方求证，有把握后再改。在校对事实性知识性政治性内容时，以校是非为主，这时要发挥自己的知识能力储备，改错为正。

2.清样检查能力

三校之后是清样核红的工作，必须把值班负责人的大样和三校样改动的地方核对一遍，看是否有漏改、误改的情况。清样必须认真细致，有的值班负责人改动多且字迹潦草，或改动不当不全面，这时要请教商榷。有的三校改动由于疏忽签错地方或改动不正确，这时必须与三校人员沟通，重新更改过来。清样环节还必须看题文是否相符，标题中的人名、地名、数据、提法是否与正文相符，每条稿件是否行文完整，图片说明和标识是否正确。检查是清样后的最后把关工作，每一个细节都要根据经验能力检查一遍。要核查稿件放置的位置是否恰当，报眉日期星期版次是否正确，最后一版是否有报脚，图文是否相符，栏题是否放错，连续报道期次是否连续，标题关键词在文中是否有交代，等等。

3.规范统一能力

一张报纸，除标题吸引人，稿件可读性强，版面大气美观外，还要注重细节规范化。版式、相关体例统一，报眉形式，文章字体字号疏密，标点符号规范，数字在标题中大小写规范，一些常用字词规范等。言论、图片说明及作者、文中小标题等是否变体，转文字体字号与正文一致，等等，这些细节的完美都体现出报纸的品位。

良好的沟通能力

校检在出版流程中处在承前启后的环节，工作中会遇到很多新问题。因为是出版的最后环节，不能绕道走，必须与相关人员沟通衔接，解决问题。校检工作中涉及细节多，头绪复杂，矛盾集中，很多疑问需要核对，处理，落实，这时候，不能怕麻烦，怕耽误时间，不能放过任何疑点，需要运用良好的沟通能力解决问题。

1.与值班领导沟通

涉及重大问题的差错，需要请示值班领导。如重稿，重要稿件放置不当，领导人职务、姓名、排序错误，重要会议的重要表述等。这时不能擅自改动，而要向值班领导汇报，认可落实后再修改。有的稿件是特殊时期的安排，与常规处置不同，有的领导人职务发生了变动，第一次见报，涉及类似的改动要慎重，要汇报，避免以讹易正。

校检人员与记者编辑一个在白班，一个在夜班，可能没有见过面，但在电话中却是熟人。涉及人名、地名、数据等事实性问题，无论多晚，尽可能与记者编辑联系，说清疑问处，寻求解决之道；自己不懂的专业术语也要请教他们，辨正误，长知识。

校检与版面编辑联系是最密切的。沟通能解决很多问题，做到又好又快。常有文配图没有文字说明，一定要与版面编辑沟通，查一下原稿中图片是否带有说明，如没有看看是否要加上。有的标题表述不完整，这时也要与版面编辑沟通，有的是版面编辑根据美观所需，而删节不当。还有的时事版提炼的标题不当，也要商量沟通。有的稿件放置不当，图文不符，要负责地提出来。版面编辑要认真负责，当看到校对人员笔误或明显签错或改错的地方，不能完全按三校照葫芦画瓢，必须与三校当事人或清样人员说明，哪些地方得再斟酌，做到相互保护。有的三校后，稿件有临时改动，版面编辑也要与清样人员指出来，需要重看三校。版面编辑清样后有改动，要与校检人员通气，需要再清样检查，做到万无一失。

4.与同事之间沟通

同事之间要团结互助。有的稿件中发现一些疑问，应主动虚心请教一下这方面专长的同事，尽快弄清疑问，这样可以节约时间，提高效率。还有转文、导读标题可以与相关责任校对沟通衔接。一些连续报道期数，也可以问问三校当事人是否已核对，做到每一个环节不疏漏。

平稳的工作心态

报纸对社会影响重大。作为报纸的最后把关人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校检是个苦差事，寂寞，单调，枯燥，艰苦。校检工作的特殊性，对校检人员心理素质提出了特殊的要求：要始终保持良好的心态。校检良好心态的特征，可以归纳为三心：耐心、静心和适心。

耐心，就是耐得寂寞，不烦不躁，工作有韧性。校检工作的对象是校样，工作方法是一字一句审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寂寞难耐，枯燥乏味。因此，校检工作者首先要耐得寂寞，心态平和。没有耐心，没有韧性，是不能做好校检工作的。

静心，就是排除杂念，心静如水。校检工作的职责是猎错改错，要在字里行间猎获差错，注意力必须高度集中。如静不下心来，是做不好校检工作的。

适心，是一种乐业的内心体验。如果热爱校检工作，全心全意去查错改错，以发现差错为乐事，就不会感到寂寞、枯燥，这样，校检工作不再是被动的负担，而是主动的创造；不再是痛苦，而是一种享受。这是校检人员心理修养的最高境界。

校检工作是个重复性的工作，有的稿件必须交叉看多次，这时不能有依赖思想，也不能有厌烦情绪，这就必须敬业乐业，有认真负责的态度，有为人作嫁的奉献精神，对作者、读者、社会负责。这是校检工作者的道德责任。校检人员要有敬业爱岗认真负责的态度，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作风。

守土有责。责任意识是一种精神状态，有了责任意识，才能集中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形成意志和品格，凝聚出正能量，创造出一流的业绩。

自觉的学习意识

由于社会和科技进步，导致个人知识、技能、经验的相对老化，而不适应出版工作发展的要求。校检人员要有终身学习的思想，定期进行业务培训，自我学习，不断更新知识，不断提高业务能力，积极应对挑战。校检人员应因人制宜，扬长避短，主动营造自己的知识结构，才能优势，确定自我发展方向。校检的功能之一是校是非，即发现并帮助记者编辑改正原稿中的错误。原稿中的错误，有一类是知识性错误。要发现知识性错误，首先自己必须具备丰富的知识储备，所以，知识积累是校检工作者自我修养的内容。

意识形态发言稿篇11

态势指仪表、姿态、神情、动作诸方面，它包括立与坐、眼神、手势身体动作、步伐移动等。讲，是有声语言，给人以听觉形象;演，是无声语言，给人以视觉形象。俗话说：“花好还要绿叶扶”。如果说有声语言是红花，无声语言则是绿叶。光“讲”不“演”，或光“演”不“讲”，都不成其为演讲，只有动静相兼，将两者有机地融合起来，才能构成完整的演讲形式。唯声、色、姿、情，相得益彰，方能称作上乘的演说。了。演讲者的风度、仪表、神态，应给观众留下最佳的“第一印象”。心理学理论“晕轮效应”认为：一个人给别人的第一个印象往往是人们对其作出判断的依据。如你见到一个人衣着整齐、合体入时，表情自然，则会认为此人做事细心，有条有理，进而会想，这个人一定有责任心 ，你就必然会在心里产生最初的中意的感觉，并且还会联想到其人会有这样、那样的能力。

倘若一个人给你的最初形象是衣冠不整，嘴巴里骂骂咧咧，你定然会作出其缺乏道德观念的结论，甚至还会联想到此人的其他缺点。一次，心理学家雪莱在莫萨立斯特大学挑选了六十八个自愿参加实验者， 这些应试者的外貌、口才及对事物的理解判断能力都挑不出毛病的，但仪表、 风度却大不相同。六十八人分别征求四位素不相识的过路人的意见，以期得到他们的支持。

结果表明，风度翩翩者较之仪态平平的对手，自然是稳操胜券了。登台讲演时，仪容更不能不修边幅，肮脏邋塌，而要整洁、大方，有风度，但也不能过分雕饰。服装应该同身份相称，不宜过于奇特，那种自恃高雅，油油头粉面，衣冠楚楚，似奶油小生的装束;或一味追赶时髦，仔裤港衫，长发垂肩，仿洋人港客模样，纵然口吐莲花，舌绽春蕾，也绝不会使人产生钦敬之感。“峨冠博带话务农”必显得滑稽可笑，如果“蓬首垢面谈诗书”，那就有失风雅体统了。要针对特定的演讲环境来决定演讲时自身的仪表、衣着和态势。演讲者的外部表象即仪表、衣着、态势是被听众直接感受的，它对演讲的效果乃至成败会有直接影响。据一般的社会心理分析，听众往往会将演讲者的仪表、衣着等与自己的仪表、衣着相比较，以自己的仪表、衣着、态势作为评判演说者的标准。所以演讲者就要尽可能将自己的仪表、衣着与听众接近或一致起来。如果是在高雅的宴会上，听众衣冠华贵，讲者衣衫不整，举止粗俗，就难登大雅之堂了。而在沸腾的工地，繁忙的田野，西装革履的粉面小生登台，就必定在心理上产生与听众的距离。

你做演讲时看演讲稿吗?!!!

意识形态发言稿篇12

现代的西方艺术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将启发学生的创意作为教学核心。使学生对于艺术观念的拓展、形式语言的表达有了新的诉求。与此同时，教学中对于创意的追求也使原有教学中的传统技术性因素不断萎缩，使得其逐渐在美术学院的教学中销声匿迹，转而向观念性方向转化。这种教学理念在影响现代西方教学体系的同时，也带来另外一个的结果：学生对技术的传承失去兴趣，传统日渐流逝。如何在教育中体现应有的文化积累、精神传承值得思考。相反，俄罗斯的现行教学模式强调传统性、传承性。其现代艺术教育始于18世纪，至今仍在坚守西方古典主义的教学方式，并结合自身的现实主义传统，推崇教学的科学性，技术性和系统性，体现出俄罗斯对于古典精神的坚守和本土文化的自信。但相对单一化的教学模式势必会造成艺术形式的趋同和创造力的匮乏，问题同样显而易见。

中国的传统学院教学有其自身的特点和面临的问题，基础教学已从照搬国外教学方式，转变为针对自身特点和实际问题调整教学模式。近年来，国内各大美术学院都在积极的尝试具有开放性，实验性的教学课程，针对雕塑专业的基础教学也呈现出更具针对性和多元性的学术倾向。众所周知，国内现行的学院教学体系大都以上世纪苏式教学为主体，以大量的泥塑写生为基础的教学系统使学生对于创作的认识趋于狭窄，急待解决造型基础训练如何培养创作思维的转换，单一的训练方式如何应对艺术多元化等问题。

反观雕塑创作教学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基础训练目的不明确。学生往往更关注技术层面的学习，忽视观察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培养；第二，基础训练与创作实践的内在逻辑关系不清晰。学生没能理顺基础与创作的逻辑关系，片面、孤立、习惯性的看待问题，导致学到的东西用不上，不能把所学合理转化为所得；第三，基础训练无法有效的提高审美修养和判断力。基础训练的内容相对单一，传统学院教学内容无法应对复杂的当代艺术语境，学生容易盲从和跟风，在缺乏系统认识和学习的情况下建立了简单、感性的价值判断；第四，基础训练没能使学生自觉的建立对造型本体语言的追求。学生在创作中更关注“话题”而非“语言”。创作中话题式的表达往往流于表面，很难进入本体语言的表达层面。针对教学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创作基础教学需要做出适当的调整和新的尝试。

雕塑基础教学的任务除了让学生掌握基本的造型规律，专业技术之外，更重要的是启发学生自主认识和独立思考，培养其艺术自觉和反思能力。雕塑创作教学需着重培养学生对于思维方式的构建，形式语言的推敲、材料的运用以及观念的表达。这些创作的基本功将直接的影响一个雕塑家的艺术品位和判断力。让学生懂得如何正确，有效的看待形式，关系等基础造型问题；如何认识空间与材料，语境与叙事等基本创作问题；如何认识材料、造型、题材三者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是雕塑创作教学的重要任务。正如亨利・摩尔所说：“艺术家需要懂得每一种观念都有一个适当的物质尺寸。”让学生掌握创作的基本规律并展开思考，让创作变成一种自然而然的流露，而非闭门造车、苦思冥想的结果。

二.基于雕塑草稿的创作教学理念

众所周知，雕塑家大都有在创作构思阶段和创作初期绘制草稿，制作小样的工作习惯。这并不是偶然的选择，而是由诸多因素促成的。首先，草稿是雕塑家收集素材，内省反思，形成创作动机的阶段；其次，草稿是雕塑作品正式完成或正式发表前的各种尝试，作品仍存在变化发展的可能性；最后，草稿可以直观，有效的呈现创作意图，是创作推进的有效途径。不难看出在创作实践阶段，草稿是创作动机形成的初始形态，并伴随创作行为始末，雕塑草稿饱含艺术家的创作动机和非理性的因素，是创作的源点。所以，我们希望在创作教学中以此环节作为重点，使创作的每个阶段清晰可见。

以雕塑草稿为核心的创作教学具有几方面的优势：第一，创作草稿的构思阶段实际上经历了创作信息的收集，创作动机的形成，创作观念的显现几个层次，它很好的整合了创作教学中思维训练的环节；第二，创作草稿的构建阶段学生需要对造型本体语言进行推敲和探索，这也是创作教学造型训练的重要环节；第三，学生可以在创作草稿练习中养成随时记录想法，尝试多种方式、反复对形式语言推敲的创作习惯。

《雕塑创作实践》是清华美院雕塑系基于雕塑创作草稿训练开展的创作基础课程。在坚持自身教学特色的基础上，借鉴欧洲和俄罗斯的教学方法，积极地进行教学创新。继承造型传统并扩展当代视野的教学理念是在多元化艺术环境下的一种新尝试。清华美院雕塑系的现行教学体系为单元制教学，其教学特点使学生能够接受多种的教学方式和不同的学术观点，在教学单元的差异和关联中发现课程设置的用意。我们的创作基础教学核心理念：立足于雕塑本体研究，建立当代视野的创作观。

课程遵循“四个多”的教学原则：多观察、多思考、多尝试、多推敲。“多观察”可以提高对周遭事物的感知力并培养独特的观察角度；“多思考”是对事物进行分析、研究、通过感性的认知和理性的梳理，进行当代观念的合理思辨，切中要害“多尝试”即在创作意向初步形成之时，尽可能的寻找出最佳的形式和媒介；“多推敲”是在作品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大量的针对形式语言、空间、媒介等方面的苛刻推敲，使作品逐渐成熟的过程。教学中引导学生在充分研究和继承传统造型规律的同时，对造型语言、物质媒介以及观念传达等雕塑创作的核心问题大胆尝试，让学生自觉、诚恳地思考，在实践中体会创作的规律。

三.以雕塑草稿为核心的创作课程设置

《雕塑创作实践》课程由形式语言和物质观念两大部分组成，下设4个教学模块。形式语言部分包括具象形态、空间构成；物质观念部分包括材料实验、观念表达。教学模块的层次划分基于雕塑形式和观念的发展脉络。这种多层次教学有助于学生理解不同雕塑语言形成的脉络，体会雕塑发展变化的内在逻辑。课程为期一年，贯穿两个学期，每周一次，给予学生较充足的消化时间和课下创作时间。教学形式包括创作原理讲授、研究报告展示、主题单元讨论、创作思路分享和草稿创作推敲等几部分。课堂上强调师生互动，突出课堂的开放气氛，给予学生独立思考、自由交流和提出不同见解的机会；课堂下学生自主研究、创作草稿，发挥学生的自主能动性。

1.形式语言教学部分

此教学单元以“形式语言”作为教学切入点，并非要求学生直接进入当代艺术创作的复杂语境，而是立足于雕塑本体，从一种狭义的“形式语言”入手，以形式和造型为主要探究内容。本阶段的教学重点是梳理造型基础训练与创作实践的逻辑关系，通过创作草稿练习深入研究造型规律、形式美感和空间构成，提升学生的造型修养。让学生深刻体会雕塑草稿在创作推演的过程中，从基本的体量、空间处理，到构图的基本势、态，再到作品的造型意味。形式语言能否与创作思路达成统一，决定了作品内在逻辑的严整性和外在形式的独特性。

具象形态、空间构成两个教学板块，以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几个时期作品的形式和观念作为剖析对象，比较其造型与形式、审美与观念的差异性。学生可以在此范畴内根据自己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和追求进行自主性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课上学生展示创作草稿（平面草图和泥稿模型两部分）并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创作体会，教师根据实践和研究成果启发并组织学生进行互动式讨论，最终提出推敲及修改意见。让学生充分体会创作是在不断尝试、推敲、调整的过程中实现的。在教学的开展过程中，也根据实施过程和阶段结果对最初的教学设想进行相应的调整和适当的取舍。由最初将不同艺术时期的形式审美追求逐一分析尝试，调整为在分析比较的前提下强调自主选择，突出培养学生的个人化经验，强调创作语言的独创性。

对学生创作意识的培养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通过对创作草稿造型语言、推衍过程的实践和认识，学生逐步体会到造型意味和形式特征既是雕塑家灵感（非理性因素）的物质载体，更是理性推敲并将造型规律合理化呈现的结果。每一件杰作的诞生都是经过无数次推敲甚至是推倒重建才最终完成的。让学生习惯这样的创作过程，使其对造型的苛求成为自觉，寻找恰如其分且独到的形式语言成为创作的目标，当学生真正体会到在小稿中推敲造型的作用和乐趣时，才能够“苦尽甘来”。

形式语言教学总结：

随着课程的不断深入，学生的创作热情也被激发出来。课程开始阶段学生总是有太多想法要去“讲”，而没有真正意义上去“做”，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体会，每个人都试图从自己创作的细微变化和真实体会中寻找深入推敲的可能性，并在主动挖掘自我的同时，将雕塑的本体语言作为了重点研究的对象。在学生找到自己专注的方向并推进造型方式时，他们完全投入到自我的创作状态之中。有一位学生在课程总结中回忆道：“我开始进入了状态，不再为了交作业而去做草稿，因为创作这些东西太让我着迷了，从无到有，每个部分都是惊喜，我喜欢这种感觉。”

创作基础教学从传统的讲授式教学转化为自主学习式教学，给课堂创造自由、开放的氛围，激发了学生创作的热情。将课程的主导权交给学生，创作课程已经不再是传授某一种套路或方式，而是尽可能地启发学生大胆发挥出自身的独特潜质，使创作教学更具有生命力和活力。

2.物质与观念的教学部分

如果说现代艺术发展的成果是视觉形式的拓展，后现代艺术则是把艺术变为无所不在的“生活一感觉”状态，这是从“形”到“态”的演变。雕塑作品突破了原有的以造型语言、形式美感为主的结构框架，转而将“物”的概念集中地体现在对于客观物象的尊重和观念性表达上。

在创作教学中可以从3个层面对“物质”的属性进行剖析和引导。首先，作为媒介的“物”，它包括物质材料自身的各种物理及化学特性。其次，“物质”所承载的社会属性，如文化、情感、时代符号等。第三层维度是“物质”所存在的时空和占有的场所，是物质与场域的动态关系，即“时空的物质”。本阶段的教学是从物质的3个层面进行思辨性拓展，培养学生关注物质材料本身，体悟材料是观念的物质载体，并将造型本体与材料观念有机契合。课程以“物的属性”作为切入点，从物质认识，材料处理和创作思路整理这3个创作环节入手，进行视觉思维训练和创作小稿基础训练。

发现“自然的物质”。此教学模块要求学生对物质材料以“物”的概念进行认识和思辨。引导学生尊重、发现并有效利用物质的自然属性进行创作，实现更多的可能性。启发学生调动多种感官对物质材料的自然属性进行多方面的探索。这一单元要求学生进行材料收集，通过其物理属性、存在形态、作用力下的形态变化、化学性状、机械运动性等，对材料进行从感性信息的收集和理性分析研究。

承载“社会的物质”。语境和叙事角度是作品成立的重要因素，也是物质属性的社会化外延。物质材料体现着社会性的一面，包括其历史、文化价值、社会化语境等。在创作中要对其加以利用，产生一种物质化的语境与艺术家个人化叙事的微妙关系。在教学中要特别提示学生在利用材料的社会属性时避免空泛、俗套、牵强和符号化的使用。

占据“时空的物质”是物质所处的时空、场所的关联性。包括物质的时间性、物质与空间、环境的场域关系。时间性在创作中体现出更广的维度和更多的可能性。这种更加综合化的“剧场化的呈现”使时间、空间、观众、周遭环境都成为作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需要作品与现场完全融为一体或全面占领。在教学中强调草稿、草图的全面性，草图中对现场的要求、作品与现场的比例关系、如何利用场域表达观念都需要仔细考虑。

物质与观念教学总结：

随着课程的推进，学生在创作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材料、造型、题材三者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的问题。此时可以从雕塑的创作方式进行分析，抓住问题的核心。雕塑的创作方式大体上可以归为两种：其一，创作从想法和题材出发。这时艺术家所用的雕塑语言一定是其想法的最佳代言，其他媒介无法取代；其二，创作从雕塑语言出发。艺术家直接从处理材料出发，把对材料的兴趣发挥到极致，观念在创作过程中被具体化，并与雕塑语言自然结合。材料、造型、题材三者相互催化，才能促成作品的成熟，忌讳任何一方的迁就和随意。

物质与观念为主题的创作教学单元对学生的吸引力非常大，因其所体现的是当代雕塑思想意识的扩展，从材料性状的研究到观念化的物质呈现，这种建立在逻辑性和感官相互作用基础上的表达体现出当代雕塑形式语言的多样性，也是创作基础教学中不可忽视的。

四.以雕塑草稿为核心的创作教学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