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语言学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H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2-123-01

一、引言

近几十年来，对科研论文进行的体裁分析研究也成为了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对科研论文的体裁分析能够提高学者们在其领域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的能力。Swales被认为是体裁分析之父，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将Swales的CARS分析模式应用到学术论文的其他部分， Yang & Allison对应用语言学科研论文如何从研究结果部分过渡到结论部分进行了研究，并对提出了结论部分的体裁结构模式。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从国际语言学杂志Applied Linguistics上2005至2010年间发表的论文中，选取由英语本族语者撰写的应用语言学科研论文的结论部分，组成了一个包含30篇语料的英语本族语者结论部分样本语料库APP，从《中国应用语言学》杂志上2009至2010年间发表的论文中，选取了中国学者撰写的科研论文结论部分，组成了一个包含了90篇语料的中国学者结论部分样本语料库CAPP。本研究提出了新的体裁结构模式，即“背景信息”、“总结研究”、“解释研究结果”，“评价研究”、“研究推论”。

二、研究结果

笔者利用语料库软件对两个语料库中的语步赋码进行了提取与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Nwogu（1997）认为，某一个在语料库中出现频率超过50%的语步，即被认为是稳定的语步。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在APP中，稳定的语步有：“总结研究”、“解释研究结果”、“研究推论”；在CAPP中，稳定的语步有：“总结研究”、“解释研究结果”、“评价研究”、“研究推论”。另外，对各个语步的出现频数进行了卡方检验的结果表明，在两个语料库中，语步一（%p2=2.1399, p>0.05），语步二（%p2=1.1223, p>0.05），语步三（%p2=0.0159, p>0.05），语步四（%p2=1.8783, p>0.05），这四个语步的出现频数没有显著性差异；而语步五（%p2=4.8000, 0.01

笔者对两个语料库中，情态动词，时态，以及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进行了对比分析。对两个语料库中情态动词的检索结果表明，在CAPP中“should”的密度明显高于APP，而“may”和“would”的密度却远远低于APP。通过对CAPP中“should”的索引行的检索分析发现，其主要被中国学者运用于语步五：研究推论，并常用含有“should”的结构提出教学建议、展望未来研究。

对动词时态的调查结果表明，在应用语言学科研论文结论部分，最常用的时态是一般现在时。对比两个语料库中时态的分布后发现，显著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语步二中时态的使用。中国学者在语步二中常用一般现在时和一般过去时，而本族语者在语步二中常用一般现在时和现在完成时。

对第一人称代词的检索统计表明，在CAPP中，每万词中有45.1个第一人称代词出现，而在APP中，则有102.1个第一人称代词出现。此结果表明中国学者较少的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学者通常认为学术研究是客观的，应避免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另外，在两个语料库中，第一人称复试代词的使用频率均高于第一人称单数代词。

三、结语

本研究运用ESP体裁分析方法，结合语料库技术，对比分析了应用语言学科研论文结论部分的体裁结构模式及语言特点。研究结果对学术英语阅读与写作教学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为应用语言学的研究生及科研人员掌握科研论文结论部分的基本结构模式和语言特点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参考文献：

对比语言学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3-0159-02

前言

摘要，作为一种学术体裁，其主要功能是迅速而准确地反映作者的研究成果。因此，摘要以其内容的客观性和信息传递的精确性而著称。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科学探索的不确定性，摘要无法真正做到“准确”和“客观”，因此，一些模糊限制语便出现在摘要语篇之中。模糊限制语是指“有意把事物弄得模模糊糊的词语”，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著名生成语义学家拉科夫于1972年在他的论文《语义标准和模糊概念逻辑的研究》中首次提出来的。由于人们一贯关注学术语篇的准确客观性，因此忽视了学术语篇中模糊限制语的修辞作用，而对于摘要中模糊修辞的研究则更是少之又少。为了深入理解摘要中模糊限制语的人际功能和语言特色，本文将通过对中外学术论文摘要中模糊限制语的对比研究，总结出模糊限制语在摘要语篇中的分布状况、语用功能和文体风格，以及中外学者在模糊限制语使用方面的异同和原因。旨在帮助学生掌握摘要语篇中的模糊修辞，增强学术英语写作能力，为更好地开展ESP教学研究做出一些有益的尝试。

一、研究方法

本文将采用Swales学派的IMRD结构作为分析语料中摘要宏观结构的参照，即学术论文摘要的宏观结构分为引言、方法、结果和讨论四个语步。对于模糊限制语的分析，本文将主要研究由Varttala划分的以下五类词汇形式的模糊限制语：认知情态动词模糊限制语、认知动词模糊限制语、认知副词模糊限制语、认知形容词模糊限制语以及认知名词模糊限制语。

二、结果与讨论

（一）模糊限制语在中西方学者撰写的英文摘要各语步中的使用分析

从模糊限制语在中西方学者撰写的英文摘要各语步中的使用频率来看，讨论语步模糊限制语的出现频率最高，其次是引言和结果语步，而方法语步中模糊限制语的密度最小。这主要是由于摘要各语步不同的交际目的造成的。从功能上看，引言部分主要是引出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在这一语步中，作者通过评述该学科内前人研究的成败作为切入点，阐述其论文研究的目的、动机以及核心内容。在评述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缺陷时，作者除了使用一些像“few”、“little”等属性模糊限制语来暗示读者以往研究的空缺外，还使用了一些像“neglect”、“violate”和“inadequate”、

“outdated”等具有负面意义的认知动词模糊限制语和认知形容词模糊限制语，来谨慎地指出前人研究成果的不足。这些模糊限制语的大量使用不仅间接地表达了该领域仍需大量的科学研究，还暗示读者本项研究潜在的价值和意义。

方法语步是论文摘要中最客观的部分，是对研究所用到的实验、数据、方法、程序进行精确描述，为下文新的学术观点的提出提供依据，并不涉及对实验结果的推论。因此，模糊限制语在这一语步中的出现频率最低。

结果语步的作用是展示研究结果，要求作者对其研究结果作真实、准确的描述，因而拒绝大量模糊限制语的存在，只是使用少量像“re-examine”、“re-observe”等带有前缀“re-”的表示反复意义的行为动词和像“show”、“reveal”等表示客观意义的认知动词模糊限制语，来表明研究结果是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经过无数次实验，在对客观事实反复观察的基础上形成的，显示了新的科研成果的可信性和客观性。

讨论语步是学术论文摘要中最具有主观性的部分，是作者在完善和拓展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新的论断。在这一语步中，作者大量使用一些像“interpret”、“argue”、“suggest”等表示诠释和推论意义的认知动词模糊限制语，来阐释和捍卫其研究结果，力图说服读者和其他学术同行接受其新观点。与此同时，作者还大量使用一些像“perhaps”、“probably”、“possibly”等表示可能性的认知副词模糊限制语，谨慎地表达自己新的学术观点。这类模糊限制语的大量使用不仅可以帮助作者以更精确的方式表达其尚未被确立的科学论断，而且可以帮助作者在日后新论断证明有错，遭遇反对时避免承担个人责任。此外，一些像“implication”、“application”等“显性”认知名词模糊限制语的使用是讨论语步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此类模糊限制语的使用可以帮助作者明确地表达其科研成果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实用价值，从而使读者和其他学术同行意识到本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和其对于该学科的贡献。

（二）中西方学者在其英文学术论文摘要中使用模糊限制语的对比分析

经过对中外学术论文摘要中模糊限制语的分析与统计，笔者发现西方学者在其撰写的英文摘要中所使用的模糊限制语明显多于中国学者。这表明西方学者善于使用模糊修辞来帮助其精确、严谨地表达学术观点，而中国学者则不太习惯使用这一语言策略。从模糊限制语在中西方学者撰写的英文摘要中的使用频率来看，认知动词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率最高，其次是认知情态动词、认知副词和认知名词模糊限制语，而认知形容词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率最低。此外，我们发现西方摘要作者对认知动词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率要高于中国作者，他们使用认知动词模糊限制语的形式多样，不仅包括像“prove”、“demonstrate”、“report”等行为动词，像“assume”、“think”、“believe”等推论动词，还包括像“appear”、“seem”等感官动词。相比之下，认知动词模糊限制语在中国学者撰写的英文摘要中的形式比较单一，只涉及像“show”、“suggest”、“propose”等这一类行为动词，而像“believe”、“seem”等推论动词和感官动词却没有出现。

从认知情态动词、认知副词、认知形容词和认知名词模糊限制语的使用来看，西方学者对这几类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率均高于中国学者。不仅如此，我们发现西方摘要作者大量使用了一些像“novel”、“innovative”、“new”等具有肯定意义的态度型认知形容词模糊限制语，来强调其科研成果的新颖性和独创性。而这类模糊限制语在中国学者撰写的英文摘要中却不曾出现。此外，在西方学者撰写的英文摘要中，这几类模糊限制语的语言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既有像“rarely”、“slightly”等降低语气的认知副词模糊限制语，像“meaningful”、“good”等情态认知形容词模糊限制语，也有像“hypothesis”、“assumption”等推论型认知名词模糊限制语。

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中外学者撰写的英文学术论文摘要中模糊限制语的对比分析，发现摘要各语步不同的交际目的造成了模糊限制语在摘要各语步中不同的出现频率、语用功能和修辞风格。不仅如此，中外学者在认知情态动词、认知动词、认知副词、认知形容词以及认知名词模糊限制语的使用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摘要中的模糊限制语体现着其特有的人际功能，既帮助作者准确客观地反映其科研成果，又使其表达了谦虚、礼貌的态度，营造出与读者以及其他学术同行对话的空间。期望本文能丰富ESP教学研究，为学术英语写作和跨文化学术交流做出一些有益的尝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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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wales， J. M. Genre Analysis： English in Academic and 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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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语言学论文篇3

一、在语言中的比较和对比

对比与比较二词是语言实践与研究中的常见字眼，并且这两个词极易被混淆。然而比较与对比作为学科在本质上便有区别。通常对比语言学也被称为对比分析和比较语言学，其是语言学中有着本质区别又有着相互联系的两个分支。两种或是两种以上语言为研究对象并通过对比与比较对其本质特征进行揭示是这两门学科的联系所在。然而，二者的根本性区别在于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的不同。

比较语言学是属于共时语言学的范畴，两种或是两种以上语言常为静态、作共时是其主要进行考查与分析的内容，对其各个层次指出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例如，指出词汇、语法、语音等异同，结合多个学科的理论知识对这些不同之处的根源进行解释。在研究对象、目的研究重心以及研究方法方面，比较语言学以及对比语言学均存在巨大差异。

对比与比较作为研究方法密不可分。所谓“辨别两种或两种以上同类事物的异同”则为比较。在认识与研究事物时，人们是无法离开比较的，另外，比较分析更是解释各类语言现象不可或缺的基础所在。只有利用比较法，才能够充分看出语文表现法的特殊之处和共同之处。要进行对比就必须进行比较，这是因为要想表现出一种事物的特点，就必须要跟其他的事物进行比较才能够显现出来。由此看来，虽然在本质上比较语言学与对比语言学有着较大差异，然而在对比中，比较是其基本方法。

因此，作为研究方法的比较与对比，一直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在对比研究语言时，这两个术语的使用频率都非常高，经常会混合使用。

二、英汉语言对比理论和方法

我国就英汉语言对比这一话题进行着不断的研究与探索，同时国外的先进理论也为这一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所以我国自九十年代以来的英汉对比研究不断呈现了理论和方法多元化的局面。目前我国英汉语言对比理论主要有结构主义理论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系统功能语法理论等。

1.结构主义理论语言学

结构主义理论语言学认为各个语言元素以某种组合方式进行组合便构成了语言结构。语言是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具有分层次的形式结构。在语法层面上，语言是由单词、词组、介词短语、句子等组成的；从语音层次上来说，语言又是由音节、语音词、语音段、语音句构成的。英汉语言对比以结构主义理论语言学作为理论指导，主要是在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某一对应语言结构层面上将这种结构形式的应用情况进行对比研究。

2.转换生成理论语言学

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是欧美语言学理论中最有影响的一种，它认为：（1）语言是创造的，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我们获得语言并不是要去学会特定的句子，而是学会分析规律，利用组句规则去理解和创造句子，句数是无限的；（2）语法是生成的，即语法是人类固有、天生所具备的一种特定状态，这种普遍语法的实质就是一种大脑具有的与语言知识相关的特定状态，即使是刚出生的婴儿也具备学习人类任何一种语言的基本技能与特征；（3）每一个句子都有两个结构层次：一是深层结构，即句子的句法关系及所蕴含的深层含义；二是表层结构，表层结构则表示用于交际中的句子的形式，决定句子的语音等。而句子的深层结构通过转换规则可转换成句子的表层结构，从而被人们理解与传递。

3.系统功能语法理论语言学

系统功能语法理论认为语言所要表达的真正意思受环境与文化的影响，系统功能语法理论语言学比较注重语言的语言环境和交际能力，是一种动态研究方法。我们知道相同的语言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与文化背景下所要表达的真正含义可能截然不同。如下面这个例子，一位美国学生向帮他解决问题的中国教授表示谢意，中国教师礼貌客气地说道：“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在汉语文化环境下，这位教授十分谦虚礼貌，然而在英语环境下，学生会认为教授只是出于工作需要才给这位学生提供帮助，教授并没有十分热情、乐意地为学生提供帮助，由此看来，语言所要表达的真正意思深受环境与文化的影响。

现阶段就英汉语言对比研究的方法也非常多，有宏观与微观的、归纳与演绎的、历时和共时的、定性与定量的、静态与动态的。目前最为广泛的运用要数定量分析法了，总而言之，在对语言进行对比研究的过程中要注意宏观与微观、历时和共时、共性和个性三方面的结合。

三、英汉语言对比的现实意义

英汉语言的对比通常分为理论和应用的对比，理论的对比可以分为具体理论对比和一般理论的对比，所谓一般理论对比就是利用语言学中的方法理论和方法问题进行对比，而具体的理论对比则是通过一般对比语言学的方法针对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对比。理论对比的目的就是对对比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合理模式进行深入探讨，并且对两种或者两种以上语言间的异同进行细致的分析和描述，从而确定语言之间的对应的意思或者概念。应用对比也可以分为具体应用对比和一般应用对比，一般应用对比主要是研究对比语言学应用的方法问题和一般理论。而具体应用对比的目的是为某一个具体的应用目的所进行的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对比，然后将研究的成果运用到实际情况中。概括起来，英汉语言对比研究主要具有如下的现实意义：

1.促进英汉两种语言的教学

英汉对比最重要的问题是需要找出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异同处，帮助中国的学生更加了解英语学习中的难、易点，提高学习的效率。早在1947年，吕叔湘就在《中国人学英语》的序言中说过：“对于中国学生学习英语最有用的帮助就是让他们充分认识到英语和汉语的差别，针对每一个具体问题时，都尽可能用汉语的情况来与英语作比较，例如词义、词形、句子结构、语法范畴等等，通过这种方式让中国的学生能够切身体会到两种语言的真实含义，由于汉语和英语属于不同的两种语系，汉语属于一种孤立语，是音形义三位一体的语言，而英语是带有一定的曲折形式的音义型形态语言，两种语言的表现方式完全不同，如果学生能够了解到这两种语言的相同之处，就能在英语的学习过程中掌握正确的方法，同样，掌握了这两种语言的不同之处就能够有效地避免因为语言的不同所带来的不便之处，从而掌握一套好的学习方法。”

目前，我国英语的学习仍然缺乏实际有效的经验，尤其是官方教学，更是偏向于理论化，学习效率较低，关于英汉两种语言的对比研究也远远不够，只有加强不同语种之间的对比研究才能够有效地掌握一套外语学习方法。

2.促进翻译理论的建设与实践和机器翻译的应用

英汉语言对比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英汉互译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和经验。翻译是将两种不同的语言所表达的信息进行相互传递的文化交流，作为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翻译在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暴露出了硬译、乱译等问题，不仅如此，还出现了西方一边倒的现象，汉式英语，英式汉语屡见不鲜，各种公共场合随处可见，新的翻译理论的产生和翻译学的建立都需要建立在对比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同样，机器翻译问题也比较普遍。随着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机器翻译技术也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然而，语言的沟通具有相当的灵活性，而作为一种设定的程序，机器翻译不可能完全满足这种需求，例如，人名翻译，周铜柱，如果是机器翻译则会翻译成Round copper pillars，而真正的英译名字则是 Tongchu Zhou。对于这类情况，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技术可以解决，因此还需要英汉对比研究工作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3.促进英汉双语词典的编纂工作

英汉双语词典在英汉、汉英教学和翻译中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深，各类新词语新句法越来越多，因此英汉词典的编纂工作也越来越频繁，更新换代的速度越来越快，目前，我国词典的品种和数量众多，这些词典良莠不齐，也不乏上乘之作，但是同样也存在很多低劣之作，词典的质量与编纂人员的知识结构，文字功底息息相关，但是也需要有英汉语言对比的功底，如果要把每一条词语所对应的含义，音标等等标注清楚，编纂人员就必须要充分熟悉英汉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本质特征和异同之处。双语词典的翻译首先就是要找对应的词语，而实际情况中完全符合的对应词语并不多，大多时候都是相对符合的词语，这与英汉两种语言的起源，语言结构以及文化背景等有关，英语和汉语在词性和词义方面有很大的区别，如何找出它们的对应词，对应的程度等都取决于民族文化，这些工作都需要建立在英汉对比研究的成果之上，因此，要保证英汉双语词典的编纂质量就必须要加强英汉语言的对比研究。

4.促进现代汉语的研究

早在1977年，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吕叔湘就说过，要认识到汉语的特点，就必须要和其他非汉语语言进行对比研究，我国从清朝末年开始就掀起了对比研究之风，出现了一批例如林语堂，赵元任，王力等语言大师，改变了传统的以训诂来研究汉语的方式，并且揭示了很多在汉语中长期被人忽视的现象，建立了汉语的语法和词类理论。但是，自从关于语言研究的《马氏文通》问世之后，汉语界引进不断、争论不休。吕叔湘也曾经批评这些研究的理论都是来自于外国，并没有自己的理论，虽说有争论，但是并不是说引进和争论不符合语言对比研究的要求，相反，引进则是为了借鉴和吸收别人的成果，而争论则是对一些不明的问题各抒己见，促进真理的形成，不管是引进还是争论，英汉语言的对比研究必须要实现立足点的转移，找出英语和汉语的文化差异，得出具体的理论和方法。

我国的英汉对比研究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英汉对比语言学的理论建设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英汉微观层次系统的量化对比研究还不足，应用对比研究还缺少深度和广度，因此，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还需要加强汉语的学习和研究，深入了解汉语的特点，找到汉语和英语的异同之处，重视理论体系的建立，用科学严谨的态度促进我国英汉语言对比的发展。

参考文献：

对比语言学论文篇4

一、前言

二十世纪初，索绪尔提出了“零符号”的概念，此后中外语言学界对“零度”理论不断进行探究，逐渐发现了该理论的深层内涵，推动了零度偏离理论的发展。一个多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语言中的偏离现象从未停止过关注，偏离理论的发展也日新月异。然而学界对偏离现象对比研究的关注不够多，本文选取以下两篇具有代表性的对比研究论文展示和分析近年来语言偏离对比研究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成果。并根据分析后得到的启发，对该领域的对比研究进行浅层探讨。

二、语言偏离对比研究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1、冯琳等：英汉广告语言偏离现象对比研究——以大连品牌的广告语与英语国家的广告语为例

本文以零度偏离为理论研究基础，以大连品牌的广告语和英语国家的广告语为研究预料，对比分析了二者在语音、词汇、语法和语义方面的语言偏离现象，找出它们在语言偏离方面的相似点和差异，并给出了相应的建议，以期使大连品牌的广告语得到更好的发展。

文章首先介绍了零度偏离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指出了零度偏离观念的普遍性，并通过介绍正偏离和负偏离引出了在广告语的撰写中通过使用语言的正偏离手段为广告增添色彩，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接着作者具体通过语音偏离、词汇偏离、语法偏离、语义偏离等四个方面对大连品牌的广告语与英语国家广告语的偏离现象进行了对比。

在语音偏离的对比中，作者主要对比了大连广告和英语广告中的押韵和谐音现象，并得出了以下两个结论：英语头韵多尾韵少，汉语尾韵多头韵少；二者都广泛体现了语音偏离中的谐音现象。但作者并未对押韵所体现的偏离理论结合实例进行分析，缺少进一步的解释说明。对于词汇偏离，作者从造新词和掺杂外来语两个角度进行了对比研究，但“造新词”并未在大连广告语中有所体现。语法偏离中，作者通过改变词性、改变词序、省略结构三个方面对二者进行对比，由于汉语本身的语法特点，改变词性的偏离未在大连广告语中大量出现。语义偏离的分析中，作者列举了二者对辞格的使用以及在语义色彩方面的体现，通过褒贬错位实现词语附加义的正偏离，达到正面效果，起到扩大广告宣传吸引注意力的作用。

2、李晗蕾：中西零度偏离理论比较研究

本文从零度偏离的重新发现、理论本源、体系和方法、研究意义等四个方面详细地阐述了中西零度偏离理论的异同。

作者指出，零度理论作为普通语言学的基本概念，从二十世纪初就有“零符号”的概念提出。二十世纪后期，比利时列日学派的新修辞学对零度理论作了重新发现，它继承了古典修辞学的传统，把偏离作为操作概念运用于语言系统的各个层级，其中最主要的偏离操作是词汇层面的修辞格。二十世纪后期，中国语言学界在零度偏离领域也有了新的探索。与西方修辞学相比，中国修辞学的零度概念更宏观，零度不仅指语言的零度，也指与语言应用有关的四个世界的零度。偏离和语言零度、物理零度、文化零度、心理零度都有关系。这些偏离概念的重新发现是中国偏离理论的重要研究成果。尽管中国的零度偏离理论较晚于西方，二者共同的学术本源即为大陆结构主义。

作者分别选取了中国零度偏离理论的代表作：王希杰的《修辞学通论》和西方零度偏离理论的代表作：列日学派的《普通修辞学》，通过分析比较，从目标和范围、研究对象、理论体系、方法论原则四个方面具体对中西零度偏离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的理论目标是建立“零度-偏离模式”，从表达效果出发建立表达模式系统；但后者的理论目标则是建立“诗语模式”，用语言学程序描写诗学语言，建立一个辞格系统。前者的目标基于语言本质，结合了人文主义和科学精神

后者基于诗学语言，目标过于理想化。但不排除随着语言学家对零度和偏离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修辞学理论的不断完善，能够越来越接近后者的理想化目标。

三、浅谈语言偏离对比研究的现状与发展

无论是理论对比方面，现象对比分析方面，还是学科比较方面，关于语言偏离的对比研究都寥寥可数。近些年来，语言学界对于语言偏离现象、语言的超常规使用都有了更多的研究成果，对于偏离的分类，偏离的语用功能，偏离的研究价值都有不少新的建树。然而鲜有中外偏离理论、偏离现象的对比研究。

关于语言偏离的研究，在概念界定（超常规和偏离）、语音偏离、社会语言学、跨学科等方面都需要投入更多的研究力量。笔者认为，这些偏离研究中的弱势领域都可以尝试从对比研究的角度切入进行深层发现。

例如语音偏离，在《英汉广告语言偏离现象对比研究——以大连品牌的广告语与英语国家的广告语为例》一文中，作者在文章的语音偏离部分作有如下分析：“英语广告中，撰写人有时会使用押韵这种修辞方法，分为头韵和尾韵，使广告词更富有节奏感”所举实例为女士泳装广告语：“flah，dash，classic splash！”（押尾韵），作者分析“尾韵[？]可以使人联想到东西落入水中或人跳入水中时发出的声音”。然而在中文广告的例子“海鲜美食好，当属三山岛”中，除了作者缺少的深层解释说明外，读者也感到疑惑：此例中的语音零度何在？偏离又何在？如果仅仅是押韵，何以作为一种语音偏离的现象？尚且不论作者所举此例恰当与否，实际上不少人在分析语音偏离的时候都简单地将大部分甚至所有押韵（抑或谐音）当做语音偏离去分析。这实际上已经违背了偏离研究的精神：没有零度，何来偏离。在上例英语广告中，尾韵的零度为国际音标的标准发音，而广告中却采取了该音与物体入水声音的相似点，便使其发音更接近水声而对原标准音的发声作了一定偏离——如果我们能够进行丰富的对比研究，将中外语言偏离现象的偏离规律进行比较分析，相信更易实现新的研究突破。

总之，语言偏离的对比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去深入，我们应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拓宽研究视角，加大研究力度，同时促进语言偏离理论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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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语言学论文篇5

关键词：

对比语言学与二语习得；关联性

早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最早出现了对比语言学概念。所谓对比语言学，指的是通过对二种或二种以上语言进行对比研究，一般采用语音，词汇，语法，语意，语用这几个方面对比，从来达到提高教学水平和解决翻译问题的目的。第二语言习得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以描述二语习得过程和解释二语习得特征为重要目的。也是语言学的新兴分支学科。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发展背景下，我们越来越重视对两者的研究。两者存在的主要联系包括：首先，对比语言学和二语习得都可以归类于现代语言学范围，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语音，词汇，语法，语用，文化层面；而后，研究的过程也和母语，目的语，教育学这几门学科有关联。通过对比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依据

（一）中介语对比分析中介语包括语音，语法等层面，作为在二语学习过程中形成的特殊的语言系统，中介语和目标语以及母语都存在不同。它是一种动态，介于目标语与母语之间的语言系统。由Granger（1998a）提出。目的在于对比本族语学习者和非本族语学习者的语言行为。

（二）语言迁移目前，关于语言迁移的研究很多，但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对其进行阐述。我们把目的语和其他可能习得或尚未完全习得的语言之间的共性和差异引起的影响称为语言迁移。它是是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的中心课题。语言迁移分为正负迁移。具体来说，正迁移是指母语的语言规则和目的语是一致的。这样的迁移对目标语有正面影响。负迁移是指母语的语言规则和目的语不一致。这样的迁移对外语的学习则产生消极的影响。作为近年来渐渐萌芽的一个新的二语习得视角，概念迁移也是语言迁移的一种，语言具有相对性，这种相对性被描述为语言对思维的假设影响。影响母语和第二外语的理解和生成。也可以认为是第二语言情况下的语言相对性。是结构层面和语言表象的迁移。

（三）生成学习生成学习理论是从认知心理学角度出发，由美国教育心理学家维特罗克提出的理论。我们可以从人类学习的实质，学习生成过程的一般模式，学习过程中的个体差异这几个方面来理解它的理论含义。生成学习告诉我们，人类对事物的感知，是通过与业有的知识经验联系的，不是单纯的信息输入过程。我们在看待某样事物时，一般大脑中已存在的知识经验会通过已经构建的模式对人产生反射，来对各种信息做出判断和理解。同时，不同的年龄，性别，对知识经验积累的程度差异，使得学习者对语言的获得程度不一致。

二、对比语言学与二语习得关联性

随着全球化和多元文化背景的发展，对比语言学和二语习得作为重要的语言领域学科飞速向前。在科学研究和实际的教学翻译层面，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对比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包括语音，词汇，语义，语法，语用，并涵盖了社会，文化，历史，教育等方面。二语习得一样存在相交性和相似面。这两者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一定存在互用以及重叠。例如，以中介语对比分析理论为例子。词汇习得研究因素包括词汇的产生，构成，意义，用法，文化背景等。对比语言学对母语和外语差异进行研究，中介语对比分析则是通过母语和外语的中间过渡的语言系统来解决二语习得的问题。为母语和第二语言的学习构建了支撑。其次，作为新兴的语言学发展学科，对比语言学和二语习得在理论研究和应用方面。存在着不成熟和不完善的问题。它们的理论成果是依附于其他学科的理论而产生的。再次，在研究目的上，两者具有一致性。通过对对比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的研究探讨，目的在于解决现实的语言教学问题，翻译应用问题。语言是交际的载体，只有在良好运用的基础上，才能发挥语言的沟通交流作用，促进社会文明发展。二语习得研究和其它学科合作的领域得到扩大，对其他学科有价值的借鉴吸收，纳入体系。理论研究必将有所突破、创新和发展。同时，二语习得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不仅对教育改革指导启示，对人类在语言普遍性规则、认知发展、语言发展、生理发展、社会语言问题及文化普遍性等问题正在产生积极影响。究方法最根本的方法是在高校加强现有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研究问题逐渐深入发展。中国的对比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已经逐步融合到国际性研究当中，不仅在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上进一步和国际接轨，而且在整体上接近国际研究水平，与全球范围二语习得研究的发展潮流同步，并在不久的将来有望在许多重要研究课题上站到本学科的前沿。

对比语言学和二语习得作为现代语言学两个新兴的学科分支，其理论和应用在几十年的研究探索中不断得到检验，修正，补充和丰富。有力推动了对比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的发展。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它们并不是孤立的，存在着一定关联。本文是采用文献和比较法，在描述两者的概念意义基础上，总结出两者的关联性：在概念上具有相交性，不仅共同对语音，词义，词汇，语法，语用进行研究，而且对社会，文化，教育，心理非语言领域也进行研究；在理论发展历史上具有相似性，都属于新兴的学科，依附其他的学科理论基础而产生。研究目的具有一致性。研究目的在于解决具体的语言教学，翻译，以及语言研究上的种种问题。帮助人们沟通和交流，增加跨文化交际的有效性。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本文希望能引起语言工作者的重视，采用关联性教育方法教授语言学理论知识的同时，帮助学生更好的掌握和记忆。同时，我们更要清醒得认识到存在的不足，继续努力为中国的对比语言学和二语习得创造一个充满希望的新局面。取得更加令人瞩目的成就。

对比语言学论文篇6

1. 对比语言学的起源

语言的比较研究源于历史比较语言学，当时的研究旨在发现语言之间的历史演变和亲属关系。现代对比语言学是从美国和欧洲发展起来的。20世纪初布拉格学派有不少语言学家对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 linguistics）感兴趣。1941年美国语言学家B.L.Whorf在《语言与逻辑》（language and logic）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contrastive linguistics这一名称。后来的语言学家进而从事于不同语系的语言之间的对比，旨在发现语言间的相同相异之处，得出了规律性的理论。我国语言学界目前谈论得比较热烈的英汉语比较的话题也是这种类型的研究。据杨自俭、李瑞华1990年合编的《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我国最早的英汉对比研究大概应从严复的《英文汉沽》算起。

2. 英汉语言对比对比研究的发展现状

自严复的《英文汉沽》后，1898年马建忠著成了《马氏文通》――我国第一部语法专著，以后有黎锦熙、赵元任、王力、高明凯、吕叔湘、林语堂等，他们都对汉外对比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赵元任和吕叔湘在英汉对比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吕叔湘（1942）明确提出：“只有比较才能看出隔着语文表现法的共同之点和特殊之点。”并在书中“把汉语同印欧语尤其是英语作了画龙点睛式比较”（王菊泉，1998）。1977年他发表了《通过对比研究语法》的著名演讲，第二年亲自招收了我国第一个英汉对比语言专业的硕士生，应该说，英汉对比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在中国正式诞生了。1994年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英汉语比较研究已迈上一个新台阶。

我国很多专家学者进行过英汉对比研究，同时比较的维度也覆盖了语言的各个层面，比较的内容包括词类、语法范畴、语序、语义结构、句子结构、修辞及影响语言运用的历史文化因素及思维模式等。

2.1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

许余龙先生（2002）将对比语言学分为理论对比语言学和应用对比语言学，其中理论对比语言学又分为一般理论对比语言学和具体理论对比语言学；应用对比语言学分为一般应用对比语言学和具体应用对比语言学。理论研究主要着眼于科学的研究对象、学科的性质、地位、范畴、理论结构体系与方法论等。国内学者在应用研究方面比较积极，如开展了外语教学与学习（包括对外汉语）、双语词典编纂、机器翻译等方面的研究。

而我们进行英汉对比研究的目的在于，在理论研究的同时着重突出应用研究的成果。目前，各语言理论工作者和教师也正是通过理论和应用研究的综合，为我们提供大量的理论依据和例证，便于中国学生了解英汉语之间的异同，克服母语干扰，掌握和运用地道的英语。

2.2 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

宏观研究包括语言各个层次如何受社会、文化、思维模式的影响，以及语言在结构与功能上形成的特点。微观研究则包括语音、词汇、词组、句子、语篇、修辞、文体等两种语言系统本身的结构类别、功能以及各层次之间的关系，甚至还涉及到英汉两种文字对各自语言的影响。其研究重点是各层次的表义功能及语用特点。

不少学者从宏观上对比了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如连淑能先生从“综合语与分析语、聚合与流散、形合与意合、繁复与简短、物称与人称、被动与主动、静态与动态、抽象与具体、间接与直接、替换与重复”等方面对汉英差异进行了宏观对比研究。蒋坚松先生从“形合与意合、物称与人称、被动与主动、静态与动态、收缩与展开、主语与话题”等方面对英汉差异进行了宏观对比研究。

另外，很多学者本着语言的实质性研究原则，从语音、词汇、句法、语义、语用等方面微观对比研究英汉语，并且在对两种语言结构、表现方法、修辞手段、语言动能和用法以及语篇衔接特点进行对比研究的同时，努力挖掘两种不同语言的社会文化差异、不同的民族心里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

3. 英汉对比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对比语言学的研究虽说比以前有较大发展，但是，作为一门独立的语言学科，目前还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1）缺乏宏观的理论基础。

（2）描写列举过多，分析解释相对较少。

（3）过分突出两种语言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的实用价值。

英汉语言对比研究是对比语言学的一部分，或多或少也存在着以上几个缺陷，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及完善。

参考文献：

[1]James.C.Contrastive Analysis[M].Harlow Essex： Longman，1980

[2]Whorf，B.L.Language and Logic[J].Technological Review， 43， 250-272.1941

[3]连淑能. 英汉对比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4]刘重德.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8

[5]任学良. 汉英语比较语法[M].延边：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

[6]沈家煊. 英汉对比语法三题[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 ， （4）

[7]王菊泉，吕叔湘. 我国的英汉对比研究[A].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对比语言学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5－0041－02

引言

对比修辞学可谓是当今语言学研究的热门领域之一，它主要通过对修辞模式的差异分析来研究跨语言、跨文化写作的异同，与第二语言写作、翻译教学及英语多元化研究有密切联系，对认识了解跨文化语言和写作上的文化差异有重要影响。近年来，出现了将对比语言学与翻译理论结合研究的趋势。这种结合形式的研究主要探究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在句法、篇章结构方式上存在的文化异同，尤其是比较其间的主要差异。本文将结合国内外的有关研究成果及作者的认识，从以下几方面对对比修辞与翻译研究进行概括性评述。

一、对比修辞研究概述

对比修辞学（Contrastive Rhetoric）是应用语言学领域的一个跨学科研究分支，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创于1966年，以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母语的修辞模式对第二语言写作的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美国应用语言学家Robert Kaplan可算这一领域的拓荒者和领路人。“对比修辞”这个概念是他在对近六百篇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所写作的英语作文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后率先提出的。Kaplan认为“每一种语言及其文化都具有独特的修辞传统，逻辑与修辞是相互依赖的，在特定的语言中思维与语法是互相联系的”。同年，他发表了《跨文化教育的文化思维模式》这一奠基性文章，率先对母语的语篇结构和修辞方式在第二语言中的表现进行研究（杨玲，2002：1）。Kaplan提出假设：向美国学生(指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学生)和外国学生（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教授阅读和写作的方法不应相同。这一教学方法上的差别主要是由于修辞性质上表现出来的文化差异所致（胡曙中，1989：40）。同时指出：学生的第二语言创作会受到母语、文化、修辞模式和修辞传统的影响（这影响主要体现在干扰方面）。Kaplan认为修辞模式不是普遍存在的，它是依附于文化而产生的，并将修辞模式归纳为以下几种：英语的直线式模式，东方语言的螺旋式模式、闪族语的平行式模式、俄语的偏离式模式和罗曼语的拐弯式模式(见图1)（穆从军，2007，22）。

实际上，每一种语言都向其使用者提供了其对所处文化氛围的现成的解释。譬如像中国人在表达自己感想的时候会通常使用“我们认为/得觉……”这类的具有集体色彩的句子，这表示了中国人往往把作用于自身的感官印象主要以委婉间接的集体活动形式来表现，而美国人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不说“We think/believe…”，而以更为直接的表达方式“I think/believe…”，这里的差异源于印欧语系语言使用者与汉藏语系语言使用者文化传统的不同。不同的文化传统继而影响到表达方式的不同，当然表达方式包括各种修辞的使用。由此可以说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语言的表达方式，会产生不同的修辞模式，而修辞模式对人们交际、理解和翻译有一定的影响。正如Clayann Panetta所指出的，成功的交际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普遍的，而是文化的、修辞的。

二、翻译研究概述

翻译研究这门学科在20世纪后半期才正式出现：Holmes在1972年发表的文章《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中首次提到“翻译研究”。他主张把作为经验科学的翻译划分为纯理论的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两大类。前者后来逐渐发展为理论翻译研究和描述翻译研究。理论翻译研究包括翻译训练、翻译辅助和翻译批评三大应用分支。描述翻译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功能、过程和导向上。总体说来，翻译研究主要是对翻译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系统性的跨学科研究。它的历史较短，其理论基础建立在许多其他学科上，其中主要包括比较文学、计算机科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字学、哲学、符号学、传播学、心理学以及认知科学等等，是一门归属于人文学分支的整合性学科。

塞莱斯科维奇指出，“翻译的对象是借助语言表达的意义，而不是语言本身”，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翻译的对象是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之间所要表达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语言只是一种必要的媒介。翻译的任务和目的是成功地促成交际（对于目标语言的使用者来说，一个好的翻译除了要保留原有的意思外，还应该要能像是以母语使用者说或写得那般流畅，并要符合目的语的习惯）：把一种熟悉的语言信息转变成另一种原本不熟悉的语言信息的活动。它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问题，尤其涉及两种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比较研究。杨自俭曾指出“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作为意义再生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的翻译，首先“需要克服的是其语言障碍”（许钧，2003，76）。因为这些语言障碍通常是由文化差异而产生的，所以语言中所蕴含的文化差异就成为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这里语言中所蕴含的文化差异当然也包括修辞模式、修辞方法及修辞传统的差异。

三、对比修辞学与翻译研究的关系

张会森在《修辞学通论》一书中提到：“对比修辞学的对象是翻译艺术的规律。”“翻译理论的任务在于揭示两种语言功能上雷同的内在资源。揭示这种资源的科学应该称为对比修辞学”。(张会森，2002:251)

费道罗夫指出：“翻译理论作为一门语言学科，首先与修辞现象有关，因此它的基本点是语言功能和语言单位功能的概念、意义功能和艺术功能的概念。这些概念，对于以比较分析译文和原文为其研究方法的对比修辞学的那一分支来说，也是根本性的概念，因为它的任务恰恰在于系统地描写译文语言，为充分再现原文语言单位所执行的意义功能和艺术功能而拥有的那些修辞手段和修辞潜力。”（李维琦，1984：35）

我国的对比语言学家在对比修辞与翻译研究这些方面也做出了一些尝试。李定坤在《汉英辞格对比与翻译》一书中通过全面、透彻地比较分析汉英辞格，提出了直译、代换、意译、直译与意译相合等译法；袁昌明在《英汉修辞比较与翻译》一文中从形合与意合、动态与静态、人称与物称、主动与被动和复合与简单五个方面对比了英汉语在表达方式上的差异，并论述修辞比较对翻译的指导作用；朱丽田则在《英汉比喻修辞格的对比与翻译》一文中分析英汉比喻修辞格的异同和翻译技巧。（李东辉，2006：114-119）

修辞不是普遍存在而是依附于文化的，作为意义再生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的翻译也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文化即是对比修辞与翻译研究两门学科的联系纽带之一。虽然对比修辞与翻译研究有着必然联系，但对比修辞学家们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第二语言写作上，他们对翻译研究的理论和研究翻译的学者通常是不太熟悉的。同时，翻译理论学家也似乎不清楚对比修辞学的发展。这种相互的无知是奇怪的，因为这两类学科研究背景除了在文化上的共同之处外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相关之处，比如研究目的还有研究方法等等。两者的研究领域都属应用型而非理论型，它们所获得的研究结果，可以直接用于解决一系列的实际任务如：翻译，双语书籍、词典的编纂，外语教学等。因此，它们属于语言学的应用学科。在某种意义上说，对比修辞学与翻译研究用于各领域的实际目的是同样的，譬如：对比修辞学帮助语言教学专家研究，而翻译理论辅助翻译家从事翻译工作。无论是对比修辞学还是翻译研究它们都以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为媒介，以语言间所要传达的意义为研究对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受到应用语言学、人类文化学、认知心理学等学科理论的影响，它们理论研究的方法都经历过变革。

对比修辞与翻译研究的关系正如W.Marton在其论文《对比研究的教学启示》中指出的“翻译是一种典型的对比分析练习”。这里的对比分析当然是包括对比修辞学的。刘宓庆在他的《文体与翻译》一书中专门留出一章谈修辞，他谈到：“翻译学中的表达问题与修辞学关系十分密切，因为两者都是探讨运用语言的技巧。翻译工作者要功于表达，绝不能忽视修辞学。”(刘宓庆，1998:536)由此可知对比修辞学与翻译研究两者之间相互联系，互为促进发展。

四、结语

对比修辞学与翻译研究都是比较新的研究领域，对比修辞学由Kaplan在1966年发表的《跨文化教育中的文化思维模式》中提出，而现代翻译研究始于1972年Holmes’s的文章《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以上的评述完全有理由说明，对比修辞与翻译研究是关联的，它们有一些共性：都与文化息息相关，不仅具有共同的研究媒介即蕴含在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之中，而且具有相同的实用目的即正确理解文章，改进翻译水平，促进第二语言写作和完成交际目的。在近年的发展历程中，对比修辞与翻译研究都不断吸收其他领域的新理论和新思想，拓宽了研究领域，它们相互融合的研究更有助于第二语言习得和写作者了解和掌握目标语文化的修辞习惯和修辞取向，以满足目标语读者的阅读期望达到翻译目标，促进教学双方的理解和沟通。

【参考文献】

[1]穆从军,对比修辞研究发展四十年综述[J].修辞学习,2007(5):21-25.

[2]杨玲,对比修辞学:发展历史与研究趋势[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1):1-4.

[3]胡曙中,英汉对比修辞研究初探[J].外国语,1989(2):40-53.

[4]Ulla Connor,Contractive Rhetoric:Cross-Cultural Aspects of Second-Language Writing[M].Cambridge,CUP.1996:15-16,117-123.

[5]许钧.翻译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76-77.

[6]张会森.修辞学通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251-255.

[7]李维琦.对比修辞学与翻译理论[J].外国语言学,1984(2):

34-36.

[8]李东辉,英汉对比研究的翻译学视角[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4):114-119.

[9]刘宓庆.文体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536-537.

[10]杨自俭.英汉对比研究管窥英汉语言对比研究[M].上海: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0:45-47.

[11]朱余刚.20世纪国内英汉对比修辞研究综述[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2):63-68.

[12]朱永生.郑立信,苗兴伟.英汉语篇衔接手段对比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8-16.

A Survey on Contrastive Rhetoric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Liu Mingyang

对比语言学论文篇8

2、语言对比

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大师吕叔湘先生说过，“一种事物的特点，要跟别的事物比较才显出来”，这充分说明对比在语言学习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Linguistics），又称“对比分析”，从对比的角度出发，对不同语言进行比较研究，描述其异同，并将这类研究应用于其他有关领域。综观其学科发展，首先产生的是“对比分析”这一共时的研究方法。随后基于二战后外语教学的需要，美国语言学家B.Whorf首次提出“对比语言学”的名称。1957年，美国语言学家R．Lado出版了LinguisticsAcrossCultures，标志着对比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潘文国，2002）。由此可见，对比语言学的学科基础是外语教学，二者在目的与方法上始终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我国的汉外对比研究从《马氏文通》开始,经过几代语言学家的努力，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学英语的热潮，目前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学科建设方面，许余龙的《对比语言学》提出对比语言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步骤及方法等，强调语言项目的共同对比基础，运用统一的理论进行语言在语音、词汇、句法、语篇等方面的对比研究。然而与认知语言学相比，对比语言学的独立程度稍显不足。究其本质，对比只作为一种方法来进行研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因此尽管国内“对比语言学”的提法层出不穷，笔者经过反复考量，认为这一指称有待商榷。综上，虽然“对比语言学”是否作为独立学科尚无定论，但“英汉对比”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仍给英汉语的研究及教学提供了思路。

3、英汉认知对比和大学英语写作教学

认知语言学的产生与发展为语言对比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事实也证明对很多语言现象都有较强的解释力。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的意义不是简单再现外部世界的物体、事件或关系，而是人类将自己对外部事件的认知用语言表达出来。由于全人类对外部世界的基本经验相似，因此同一意义的表达在不同文化与语言中具有共性，这为语言对比提供了可能。但不同的社会环境存在差异，并体现在语言文化上，这使得对比存在必要性。文旭（2009）指出，认知框架下的语言对比在国外已具雏形，但以认知为基础的英汉对比在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其成果只分散于部分著作与论文中，如赵世开先生的《汉英对比语法论集》，沈家煊先生的“英汉对比语法三题”等。更进一步，探讨二者的结合对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启示，笔者认为也十分有意义。下面就结合理论与实践进行分析。

3.1语言的意义———范畴化理论

认知语言学指出，范畴分为三个主要层次，上义层次、基本层次和下义层次。人类以范畴化认知外部世界，从基本层次范畴认识物体，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原型。在学习使用语言时，属于基本层次的词比其他层次的更显著，易掌握。如汉语中“汽车”是基本层次，人们提及此概念时，既不会说“交通工具”，因为太抽象，也不会说“跑车，奔驰车”等，因为太具体。在此基础上，我们发现虽然不同语言的基本范畴相近，但仍存在细微差别，因此英汉语词汇在范畴上不能构成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对于二语习得，我们不能拿二语中新的语言形式套用学习者母语中旧的意义，而是要引导学习者通过对照两种语言的异同来掌握二语中新的概念和范畴，以及这些新知识所形成的网络体系。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我们要提醒学生注意英汉语词汇在范畴上的异同，例如英语的cousin和汉语的“表姐”、“堂弟”等词并不等同，其背后隐藏着丰富的英汉文化差异及认知范畴区别。结合这种思路，我们不妨在写作教学中引入“头脑风暴”式训练，引导学生对某一概念的汉语义联想尽可能多的英语表达，从而作文语言多样化，避免行文单调。例如“优点”一词，引导学生联想advantage,merit,virtue,strength。同时引申出“缺点”，英语对应disadvantage,drawback,shortcoming,weakness。这两组词可构成一个知识域，使学生了解英汉语在词汇意义上的对应方式，意识到写作时可以替换使用。

3.2语法的意义———构式语法

认知语言学关于语法的研究派系众多并各有重点。Croft（2004）指出该框架下的语法理论主要包括四种，即Langacker的认知语法,Lackoff和Goldberg的构式语法,Fillmore的构式语法，Croft的激进构式语法。尽管诸学者有不同的思路，但大体上构式语法的特点由Holme（2009）总结为：（1）语法是由符号综合体或构式构成。（2）语法能够表达意义，建立形式与意义的表征关系。（3）语法意义像词汇意义一样是经过概念化处理的范畴，用于记录某一特定方式的认知情境。构式语法强调语言是形式与意义的统一，对习语、词组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比如way构式（Goldberg1995），what’sXdoingY构式（Kay和Fillmore1999）。同样的，构式语法也成功解释了汉语中长期困扰学者的特殊用语，如沈家煊（2006）分析了“王冕死了父亲”，陆俭明（2002；2004）分析了“吃了他三个苹果”。相对于乔氏句法理论，构式语法在解释力与发展前景上有很大优势。因此，我们可以在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结合英汉对比，引入构式语法的概念与思路，有意识地让学生分析形式和意义的关系，帮助他们识别语言中存在的大量构式，加强他们对构式的整体把握。例如英语中的therebe存在结构、双宾语结构、系表结构等，都是学生看似掌握但容易出错的地方。首先我们可以让学生整体输入这些构式，记忆语言的形式和意义，而不是分析语言内部语法；再结合汉英互译练习，通过模仿进行语言输出。此外，对于英、汉语中同一概念但表达对应方面容易忽略的构式也要注意。如“某地有某人/物”这一认知概念，英语对应的表达是therebe结构，但学生容易出错。如“我们大学有5000多名大一新生”，这个句子看似简单，但很多学生写成Ouruniversityhasmorethan5000freshmen.相信所有能进入大学的同学都掌握该句的英文表达Therearemorethan5000freshmeninouruniversity，但为什么自己输出时会犯错呢？这就反映了学生对于英汉双语的认知及构式理解有偏差。这些都是教师要在教学中反复强调的。

对比语言学论文篇9

世界的语言研究有三大传统，即希腊―罗马传统、印度传统、中国的小学传统。三大传统各有特色和研究重点。希腊―罗马传统以主谓语法结构以及与此相关的词类划分为基本框架，重点研究词的形态变化；以巴尼尼语法为代表的印度传统，重点研究构词法和语言问题。尽管那时还没有语系的概念，但这两个传统所研究的语言却都是印欧语系的语言，并且在研究侧重点上是互补状态。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生物进化学说的诞生，两个传统走上了相互结合的道路；其中西欧学者在沟通欧洲语言和印度梵语之间的联系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导致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和发展。

一、19世纪语言研究的历史回顾

历史比较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的发生和发展，按生物进化的模式把语言纳入谱系关系的框架中，并构拟不同阶段的共同语，探求它们的原始形式及其后来的各种发展演变过程。早在18世纪后半叶，英国学者威廉・琼斯发现，古代印度的梵语和古代西欧诸语言之间有相似之处，于是提出了它们同出一源的假设。

19世纪初，西方语言学者开始运用历史比较法研究有亲属关系的语言，产生了历史比较语言学（早期也叫比较语法）。从而把语言研究从哲学、逻辑学等学科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把语言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后来，英国语言学家威廉・琼斯（1746～1794），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希腊语和拉丁语、梵语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于是大胆地提出“印欧语假设”，成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先躯。德国学者A.W.施莱格尔也看到梵语和欧洲许多语言有着不可否认的共同点，第一个提出“比较语法”。他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草创者。这以后，丹麦的拉斯克、德国的葆朴、格林、俄国的沃斯托科夫等人进一步奠定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面。他们以及他们之后的学者，如F・施莱格尔、维尔纳、梅耶等建立了一套科学的历史比较方法，找出不同语言的亲属关系。他们的研究使语言学摆脱了过去的附庸地位，标志着语言学已成为一门真正的独立学科。

到19世纪中叶，欧洲语言学家提出了一个包括八个语族一百多种语言的庞大语系，称为“印欧语系”。语言学家通过历史比较的方法提出西欧和印度在语言上同属一宗，在文化上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这一发现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为科学语言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二、19世纪西方语言研究的价值

语言学家们常说，19世纪是用历史比较的方法研究语言，特别是印欧语言的世纪。这并不是说，19世纪以前人们没有通过语言比较来进行历史研究，也不是说19世纪完全忽略了语言其他方面的研究。实际上，19世纪产生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新观念，在语言的历史比较方面，集中了语言学研究的大部分才华，特别是印欧语言研究。

首先，从语言观上看，在19世纪初，印欧语言研究在生物进化学说的影响下，自然主义思潮在欧洲语言学界盛行一时。在一些语言学家看来，语言的存在和发展同生物有机体一样，是一种自然现象。19世纪后期，一批年富力强的语言学家即青年语法学派把语言看作是个人心理现象，并通过对例外现象的解释以及语言演变中类推作用的研究，把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推向了高峰。

其次，从语言学史上看，历史比较语言学以严格的历史主义原则、科学的比较方法，通过不同语言的比较，构拟共同语，并以共同语为立足点，研究语言的历史发展规律，确定语言的亲属关系，进而揭示语言的历史关系。这种研究目标决定了历史比较研究的基本程序是，首先要研究个别的历史，然后在语言比较基础上构拟共同语，而共同语的构拟又能反过来修正个别语言的历史，从而促进语言的历史研究。

第三，从文化意义的角度看，19世纪西方语言学家通过历史比较法把欧洲和远离欧洲的印度大陆的语言和文化联系起来，这对“欧洲文化优势论”无疑是个打击。

当然，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也存在着局限性，既有历史语言学理论方向的，也有历史比较乐趣本身的，还有某些客观因素的制约。

就历史比较本身而言，它无法确定所构拟原始形式的大致时代，由于直线发展语言观的制约，采用历史比较法构拟的原始形式常被看作同一年代的语言现象。然而，语言是发展变化的，它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和多元方向性，因而所构拟的各种语言形式不一定属于同一个年代层次。另外，语言在发展过程中，有些语言要素消失了，对于那些消亡的语言要素，西方历史比较法受到了限制。

三、19世纪中西语言研究的差异

19世纪，中国正处于清王朝统治之下，清代政治稳定，社会发展，资本主义开始萌芽，西洋科技不断引进，这些都为中国传统语言学（小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无论在音韵学、训诂学和文字学方面都有人做过比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全面发展，其成就也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同时，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语言资源丰富，语言关系复杂，特别是汉藏语系语言，语种多，分布广。中国语言尤其汉藏语言的结构特点、历史关系、文化背景等都与印欧语系语言有很大区别，这就决定了19世纪的中国语言研究不同于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

首先，从研究方法上看，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采用历史比较法，通过不同语言的比较，构拟共同语，研究语言的历史发展规律，确定语言的亲属关系。而清代学者以客观材料为依据，使用严谨的科学考据方法，从而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尽管这样，19世纪中国也没有产生历史语言学。

其次，从研究内容上看，19世纪，中国在音韵学、训诂学和文字学研究上都有了全面发展。研究音韵学，尤其是研究古音，其目的就是利用古音学知识来校订古书，从而为读懂古书服务。研究训诂学旨在揭示出语言和文字的关系，进而为诠释经典，阅读古书服务。文字学研究自宋代开始，清朝后达到了极盛，研究文字学有助于解决汉语语源研究和汉藏语系语言比较研究。中国这个时期的语言研究大都侧重对前人的文献作考证、诠释和评注，目的是帮助人们读懂古代文献，为经学附庸，因而也没有产生语言学理论。而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通过几种语言的比较，找出相互间的语义相同、相反或有关语音成分的对应关系，确定语言的亲属关系，然后构拟它的原始形式，重建原始共同语，目的在于说明语言事实的历史演变。

再次，中国传统的语言研究从汉字入手，分析它的形体，考究它的读音，探讨它的意义，形成文字、音韵、训诂三位一体的传统小学，其研究核心是语义问题，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后来，汉藏语言学家总结的“语义比较法”实际是西方历史比较法和中国传统小学研究相结合结出的果实，它和印欧语系历史比较研究中的“形态比较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建立词族的前提下寻找同源词，进行历史比较，是汉藏历史比较语言学在研究方法上不同于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最后，中西传统语言研究对语言的把握视角有很大不同。西方传统语言研究以“句”为语言表达的基本单位，语法成为语言研究的主体。中国传统语言研究以“字”为表达的基本单位，“字”的形、音、义研究成为语言研究的主体。到19世纪末期，西学东渐，尤其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中国语言研究影响最深。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引入西方语法研究的内容，打破了中国语言研究的传统格局，也不自觉地带来了研究语言的新视角，改变了中国传统语言研究的整体格局。语法成为19世纪末期中国语言研究的重要方面，并逐渐成为研究主体。但19世纪末期的中西语法研究也存在着差异，西方传统语法研究有词法和句法两部分，词法主要是变词法，即形态学，并由此划分词类。从根本上讲，西方传统语法研究立足于句子，研究句子的形式和意义的关系。而汉语没有形态变化，所以变词法对汉语研究没有什么可借鉴的。马氏采纳的是词类和句法两部分，从总体上看，这两部分的立足点是不同的，与西方传统语法在本质上也不一致。《马氏文通》的实用目的使作者仅仅采纳了西方传统语法的框架，而没有对“语法”作更好的理论阐释。它与西方传统语法思想存在着差异，这一点在20世纪中国语法研究中很有代表性。

19世纪中西语言研究，无论在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存在着很大差距，尽管中国语言研究历史比国外早，中国古代语言研究也作出了不少贡献，但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统治之下，闭关锁国，眼睛只盯着国内，致使中国现代语言学的产生比国外晚了一百年，直到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诞生才宣告中国现代语言学的产生。

相比于西方语言学传统，中国语言学的传统就其理论的浓度和完整性来说显得单薄了一点。但要注意的是，在评估中国语言学传统时我们不能混淆不同的理论框架。人们常常为中国古代没有出现句法研究以及没有一套词类范畴理论而感到遗憾。但是正如我们已指出的那样，句法及词类本来就不是在中国传统语言学理论的视界范围内，中国传统语言学思想的自身逻辑蕴涵不了这样性质的研究。相反，从中国经典时代的语言学思想出发是有可能发展出一套完整的以语义概念为经纬，以能指关系为轴心的精密的符号学理论的。然而，或许是因为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的不足，或许是因为研究手段的不合，更有可能是对语言研究的实用性要求压倒了一切，一直到19世纪中西文化开始全面交往时，中国传统语言学也没能产生出一个像印度的巴尼尼语法那样的对西方语言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本土的语言学理论体系。相反，中国却很快地开始按照西方语言学传统的模式建立起了一个新的汉语语言学理论体系。但是，长期以来，中国语言学界还是一直以创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理论体系为目标。

很显然，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我们不能不重视对我们自己传统的发掘，探索中国传统语言学的思想。这是因为只有在充分认清中国语言学传统的认识取向及其方法论选择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循着自己的传统方向创造出有意义的新成果。中西语言学的对比研究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就在于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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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夏中华.语言学教程[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

[6]邓文彬.试论中外语言学史研究的意义、现状与发展趋势――代

《中外语言学史》序言[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11）.

对比语言学论文篇10

摘 要：波兰语言学家韦日比茨卡提出的自然语义元语言论（NSM）是一套影响深远的语义分析方法，在解释语言时具有简洁性、系统性和穷尽性，对语言学研究具有重要性。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还原释义，即使用最简语义成分描述和分析语义。该理论发展至今，语义基元探析已经同通用词汇、普遍语法、跨文化交际学的探析结合起来，在词汇学、语法学、跨文化交际学中具有普遍的解释力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为该理论提供了更多的实践验证，同时该理论的独特思潮和释义方法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词汇学、语法学、跨文化交际学等领域提供了启示和理论指导。

关键词 ：自然语义元语言论；语义基元；词汇；语法；跨文化交际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2-0158-03

基金项目：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自然语义元语言视角下英汉语义基元相关性的实证研究”（NJSY14277）

Harris认为意义在语言研究中具有极端重要性，波兰语言学派在自然语言中提出的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NSM）及此理论提出的语义基元（Semantic Prime/Semantic primitive）思想为语义分析提供了新思潮。自然语义元语言论者通过词汇-概念的分析和验证来寻找，发现和确定这些最小的基本单元，使所有其他词汇和概念得以解释和说明。韦日比茨卡的NSM在词汇语义学、语法语义学、文化语义学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使该理论得到语言学界的关注，通过该理论在词汇学、语法学、跨文化中的解释力，为该理论提供实践理据，同时该理论的独特思潮和释义方法也为第二语言教学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一、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提出的背景

元语言是指用来解释语言的语言，具有简洁性、穷尽性和系统性。语言学界的元语言被称为“释义元语言”。波兰学派语言学家韦日比茨卡是释义元语言理论的代表人物。她曾论述到：“任何语言中都有一些语义核心词，不可定义，可以用来释义其他词汇，是最小的语义单元；这些最小的语义单元是可以列举的并可以定义其他复杂文化词汇；这些最小的语义单元存在于任何语言，虽各不相同，但语义上是等价的，可被视为“普遍词汇”。

韦日比茨卡在受到前人“同核”思想和语言研究现状的启发，基于儿童早期学习语言的研究成果，吸收了卡兹（J. Katz）、莱可夫（G.Lakoff）、菲而默（C.Fillmore）等为代表的认知语义学派的相关研究成果，提出了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Natural Semantic Primes）。

（二）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的基本观点

NSM学派的语言学家认为任何语言都有一个“核心”，它具有最基本的、最普遍的意义，既可以是词，也可是其它语言表达形式或粘着语素，这个“核心”称为“语义基元”、“语义启动”或“最小语义成素”（Semantic Primes/ Semantic Primitives），是释义和解释的最简单元。因此，NSM的基本观点是还原释义（Reductive paraphrase），即使用最简语义成分描述和分析语义。还原释义能防止词典学中的循环定义。

实质上这一观点和原则我们可以理解为运用“微型语言”的概念来解释或描述语义。这种“微型语言”与完整的自然语言具有相同的表达能力或解释能力。因此语义基元需满足两点：（1）是最小语义单元，不可再还原定义；（2）存在于任何语言形式中。例如，“DO”是语义基元，因为这个语义单元不可再分也不可被其他语义定义；而其他动词语义如“读”“跑”“喝”“打”“踢”“扔”“洗”就不是语义基元，因为这些语义词汇不是最小语素，均可被再次还原和定义。

韦日比茨卡及支持者们在过去的30多年里，通过不断的测试和尝试错误法已经在世界上不同文化的语言中发现并验证了将近70个语义基元。例如英语中表示Quantifiers： ONE， TWO， SOME， MANY/ MUCH， ALL； Mental predicates： THINK， KNOW， WANT， FEEL， SEE， HEAR； Existence and possession： THERE IS， HAVE； Similarity： LIKE等。

韦日比茨卡的自然语义元语言包括：①元语言词库，根据最新版本，这些语义基元已经发展到15种类型将近70个；②元语言句法：韦日比茨卡认为语义基元不仅在词汇方面具有普遍通用性，受到普遍人类思想的影响，词汇之间的组配模式也就是句法也同样具有普遍通用性。

这一理论坚持基本前提和宗旨不变，积极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拓宽研究领域，取得了很多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语义基元数量在逐渐扩大，从最初的14个语义基元发展到现在的将近70个，而且还在不断发展。

二、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的语义解释力

自然语义元语言发展至今，语义基元探析首先同词汇的探析结合起来。韦日比茨卡在Semantic and Lexical Universals： Theory and Empirical Findings一书中将提出的语义基元尝试着翻译成不同的语言，目的是要在不同类型语言中找到与语义基元相对应的词，来证明该词库的普遍性；接着通用词汇的探析与通用句法探析结合起来， 韦氏在Lexical Universals and Universals of Ggrammar中，开始了对通用句法的研究；至今，自然语义元语言的应用范围继续扩大，至此已扩展到文化领域。

（一）语义基元释义词汇

韦日比茨卡的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首先就是运用到词汇释义研究。涉及了包括定义问题、颜色词语义、情感概念定义等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可在Lexicography and Conceptual Analysis（1985）、Semantic， culture and cognition： Universal human Concepts in Culture-specific Configurations（1992）中得到体现。下述分别举例说明语义基元对表示名词语义、动词语义、形容词语义的释义框架：

名词plant（植物）

动词watch（观看）

形容词envious（嫉妒）

（二）语义基元释义语法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的核心是普遍语法。韦日比茨卡是乔姆斯基的支持者，她认为，人类大脑中除了存在语言的“语义核心”，也应该存在一套普遍的构成“语义核心”的组合方式，也就是“语法核心”。在此基础上，她将NSM在语义领域研究扩展语法领域。该领域研究语料除了英语，还包括俄语、日语、波兰语等诸多语言；内容包括数、格、词类等词法部分，还描写了句法结构、固定搭配的语义。其成果在The Semantics of Grammar（1988），Semantic： Primes and Universal（1996）中得到体现。她认为，语义基元不仅可以释义词汇语义，还可以释义语法范畴。例如在句法方面，在普遍语义基元和普遍搭配模式上，韦日比茨卡列举出了一些“基准句”：

You did something bad

I know when it happened.

I want to see this.

These people did not say anything about this

If you do this， I will do the same

This person can’t move

韦日比茨卡认为类似英语中的基准句型在任何语言中都是存在并且可以翻译的，并且意义成分在互译的过程中不会有增减。这些都可以作为此理论的实践性研究。

例如，在该理论中韦日比茨卡在分析名词、动词、形容词方面得出结论：名词属于“性质”的范畴，表达的是类；形容词属于“特征”的范畴，表达的是静态的和单维的概念，通常存在比较级；动词则描述的是“时”和“式”的概念。韦日比茨卡用原型语义角色可以将此3类词表达成：

又如，MAKE有6种描述人际间使役关系的句子，其中之一的句型“make something happen to someone”型可用该理论表示为：

make something happen to someone

某人做了某事

因为这个，坏事Z在Y身上发生了

假如X不做该事，Z不会再Y身上发生

（三）语义基元释义文化负载词汇

该理论在文化语用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Cross-Cultural Pragmatics、Semantics of Human Interaction（1991）、Semantic， Culture and Cognition（1992）、 Understanding Cultures Though Their Key Words： English， Russian， Polish， German， Japanese（1997）中，通过对多种语言的实践验证，韦氏指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言语行为系统体现不同文化，又扎根在不同语言文化中。语言学中的语义学对文化的分析具有较强的关联性，比如，韦日比茨卡的引例：波兰语中的barszcz（甜菜汤），powidla（特制李子酱），这些具有文化负载意义的对应词在英语中是不存在的。同样，英语中的文化负载词marmalade（橙子酱）在波兰语中也不存在。

作为新兴的理论，NSM的方法和特征能够突出其普遍的、不受文化影响的特点，研究不同语言的多元文化和具体文化的特有性极具潜力。“文化脚本”理论是该理论提出的重要的思想，指用语义基元来描述不同文化中的价值观、社会规范、言语行为、习语、俗语、谚语等的一种媒介模式，这种模式可以反映出这种文化的文化

关键词 。运用该理论的文化语用学思想、文化

关键词 理论和文化脚本理论，更能够发挥这些方法在语言教学和跨文化理解、跨文化交际教学中的潜力。

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Philosophy of the Middle Way）的文化脚本可以表述为：

英语的文化脚本“个人自主”为例

三、自然语义元语言论对第二语言教学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该理论在词汇学、语法学、文化中的解释力，为该理论提供了更多的实践验证，同时该理论的独特思潮和释义方法也为第二语言教学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可以分别体现在词汇学、语法学、跨文化交际学教学中。

在第二语言词汇教学方面，应以基本词汇和核心词汇教学为主，在掌握基本词汇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培养学习者的认知能力，比如隐喻能力、比较和类推能力、抽象化能力，找到核心词汇与非核心词汇之间的系统性和关系，加上适量的语言刺激，使学习者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词汇网络而扩大词汇量；在语法教学方面，以典型的句法为主，从基准句教学入手，培养学习者交际能力和交际策略，使学习者在交际语境中将具有生成意义的抽象语法结构转化为显性和具体内容的活语；在实施的过程中，针对不同文化、不同认知水平的学习者，教学者应同语言学家相结合，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中努力探索“基本词汇”“核心词汇”“基本语法结构”，也需要结合学习者的学习水平、语言基础、心理特征等因素，使教学质量得到最大提高，逐步提高学习者的第二语言学习能力。

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以语义为研究核心，通过人类共核的思维方式，将语义共核扩展到语法共核和文化共核，有助于人类抓住语言内部的关系和规律，从系统出发分析语义。通过分析语义基元在词汇学、语法学、跨文化交际学中具有的普遍解释力，为该理论的验证提供了更多的实践验证，同时该理论和释义方法也为第二语言教学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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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苏剑芳.《语义学：原词与普遍性》评介[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1）：71-74.

对比语言学论文篇11

0 引言

比较与对比是语言接触、文化接触后人对语言、文化的一种认知方式。赵元任也曾说过：“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引自潘文国，1997）语言中的比较，可以在同一语言中进行，也可以在不同语言中进行；可以是共时的，也可以是历时的。对比语言学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可以上诉到19世纪上半叶的洪堡特，但对比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在20世纪以后形成。其有着欧洲与美国两个源头。汉英语作为两种不同语系中的语言，都拥有众多母语说话者。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语言接触不可避免。因此，语言比较不可避免。也正是因为比较，产生了我国第一部汉语语法《马氏文通》以及黎锦熙的《新著国文语法》、《中国文法要略》、赵元任的《中国话的文法》和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及《中国语法理论》（连淑能，1993）。汉英对比研究可以“……促进人们对所对比语言的研究，并为语际翻译、语言教学和双语词典的编撰提供理论上的指导。”（潘文国，1997）潘先生的《汉英语对比纲要》尽管不是新书，但是对其做一评介，让读者了解汉英语的异同是不无益处的。

1 该书主要内容

全书从什么是比较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开始。“比较语言学”也叫“比较语法”，“它的主要职责是进行历时的研究，为一些亲属语言建立一个共同的母语”；而“对比语言学则更多的被称作对比分析……，它进行的主要是共时的研究，通过比较不同语言间在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等方面的异同，来寻求语言的变换、对应及干扰等关系，为语言教学、语际翻译及本族语的研究服务。”紧接着，潘先生就进行对比研究的原因及意义做了分析，并指出了进行对比研究的方法及途径：“一个中心，两种途径，三种角度，四项条件”。

在第二章中，潘先生探求对比研究的哲学基础：语言是一种世界观，并在本章结尾明示了语言是一种世界观对对比研究的意义。

人们都说不懂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同样，不懂历史的研究者是茫然的研究者，他的研究是没希望的。潘先生在接下来的两章内介绍了汉英语的历史及汉英语的研究历史。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以后，推行“书同文”政策，统一了语言文字，促进语言的规范化。之后，汉语经历了三次大的语言融合，大致分为四个时期：上古期（南北朝以前）、中古期（南北朝―宋）、近古期（金、元―清）、现代期（“五・ 四” 以后）。而英语及其民族的形成与其被侵略的历史紧密相连，大致可以分为：古英语时期（500-1066）、中古英语时期（1066-1500）、现代英语时期（1500-）。由于它们自身的历史原因，在发展中汉语表现出独立性与稳定性，而英语则表现出开放性和剧变性。我们也不难看出，汉语的历史比英语的历史悠久得多。但是在语法研究上，汉语远远滞后于英语。潘先生在书中把英语语法的研究分为五个时期。而中国的真正的语法研究是从1898年的《马氏文通》开始，比1568年第一部英语语法书晚了几百年，而且中国的语法研究一直没有脱离西方语法研究的框框，受到了西方语法的束缚。

什么是特征？潘先生在下面的第五章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特征是比较出来的，是一个相对概念，必须从本质着手。通过对比汉英两种语言，他把汉英语的特征概括为两条：汉语语法是隐性的，英语语法是显性；汉语语法是柔性的，英语语法是刚性的。原因大概是汉语是语义型语言而英语是形态型语言；汉语是音足型语言，而英语是形足型语言。

如果前面几个章节是对汉英语言进行宏观上分析，潘先生在第六、七、八、九、十章中便是从微观处着眼来观察了。当然我这里谈及的宏观与微观与其在书中提到的略有不同。

在讨论汉英语法的基本单位的时候，潘先生首先提及了音韵，区分了语音学与音韵学的不同，认为语音学重生理性和物理性，是人类的共性，而音韵学是为民族所特有的，并且比较了汉英两种语言在音韵上的不同。同时，潘先生也把汉英文字进行了对比，认为“拼音文字走的是一条间接的道路，从概念先到语音再到文字，因此语音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在这种体系里，文字只能是‘符号的符号’；而汉字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以形写意，从概念直接到文字。在这种体系里，文字就是语言的符号，文字的研究就是语言学的研究。”另外，汉英两种语言到底何为“本位”的问题也在书中得到了阐述：汉语的字本位与英语的词本位。

在讨论了汉英语法的基本结构后，潘先生又从宏观的角度来讨论汉英句子。首先，什么是句子？潘先生对比了对汉英句子的不同理解。我国古人有音句、义句的区别。英语是树式结构语言而汉语是竹式结构语言。英语是主语―谓语型语言，汉语是话题―说明型语言。

在宏观讨论完句子后，潘先生又分别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来讨论语序。在微观角度方面，他又从构词法层面、短语层面、小句层面、句子层面方面做了一定的对比，但是他也意识到微观研究的不足：1）很难形成真正的对比，2）容易忽视动态的比较，3）前提的未经证明性。微观的语序对比尽管有意义，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对两种语言语序的认识。因为汉语是一种语义型语言，音足型语言，而英语是一种形态型语言，形足型语言，在宏观上，汉语与英语受到一些规律的支配。汉语重逻辑，英语重形态。汉语遵守音韵律，英语遵守贴近律。逻辑律包括时间上的先后律，空间上的大小律，心理上的轻重律，事理上的因果律。他也强调说汉语重逻辑律并不是说其他语言不重视逻辑，英语也重视逻辑，只不过以形态的形式表现出来罢了。另外，汉语的语序也是灵活的，有时并不一定和逻辑顺序一致。如果说打破英语逻辑顺序的是形态，那打破汉语的逻辑顺序的便是汉语的音韵和节奏特点。而影响英语语序的除了形态之外，还有“临近原则”。

随着语言的发展，英语越来越由综合型语言演变成分析型语言，这样英语在形态上变得越来越简单。为了弥补这个损失，英语借助了虚词，因此在虚词的使用上也表现出刚性。而汉语是语义型语言，虚词的使用则是语义虚化的产物和填补语义空缺的语音手段，因此在使用上也表现出弹性和柔性。不过在进一步讨论虚词之前，潘先生首先明确了各时期对虚词的界定，也出现了不同的术语，因此在这些术语的使用上是值得注意的，不能混用，不然会贻笑大方。同时，他也指出了汉语虚词另外的表现形式―格式。

如果说上面的是从字、词、短语、小句、句子的角度来讨论，那么第十一章，潘先生上升到篇章的角度来谈论汉英对比。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当然两者有时可以倒过来，这里谈论的仅仅是大部分情况。

在第十二章，潘先生从语言使用者的心理角度来解释汉英的不同。汉语是语义型语言，重悟性，英语是形态型语言，重理性推理。而悟性的特点是参与意识，理性是距离意识。这样就有了汉英两种语言的主题意识与客体意识的差别。另外，汉英的区别也有整体意识和个体意识的差别。

在第十三章中，潘先生对汉英对比一百年历史做了一个梳理，也是对全书的总结。

总之，要对比汉英两种语言，必须抓住一点的是：汉语是语义型语言而英语是形态型语言；汉语是音足型语言，而英语是形足型语言。把握了这点，也就把握住了基本。

2 评价

《汉英语对比纲要》的正如其书名那样，对汉英的异同进行了提纲挈领，从较高的层面来看待语言的同与异，好比一台摄像机，往前推，能看到每一个景物的点点滴滴，往后拉，能看到事物的全景。这样看待事物就会更空灵，会更理性，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既有宏观的把握，也有微观的拿捏。全书章节的安排首先从宏观上对汉英对比进行阐述，使读者对汉英语有整体的把握，然后按照语法单位的大小进行微观观察，宏观里面也有微观，微观里面也有宏观，逻辑紧密，浑然一体。

全书既有对前人理论的继承，也有独到的见解。潘先生认为，在语言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上，宏观更为重要。这为后来研究指明了一个方向，特别是对普通语言学研究。现在的年轻学者在做语言学研究的时候，往往只会抓住某种语言现象进行研究，从而给出某种程度上的解释，但脱离于语言系统大框架的解释是牵强的，甚至与整个语言系统是相抵触的。当然，这个不是说微观研究不重要甚至要不得，而是说我们应该重视宏观研究。我们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中国缺乏像乔姆斯基、韩礼德等这样的语言大家，就是我们缺乏这种对语言的宏观把握和宏观构造，结果导致我们对语言的微观研究都是在西方语法体系下的零碎研究，对汉语的研究也是在西方语法体系下的附会。从1898年中国第一部汉语语法书《马氏文通》到现在，汉语始终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语法解读，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打破陈规一切重来的勇气去宏观构造一个新的语法体系。因此，在我们的日常语言研究中，我们要重视语言的宏观研究。潘先生从哲学的发展角度来看待语言其实也是为了达到这种登高望远的效果。潘先生认为语言是一种世界观的观点也与其哲学、语言心理学是一致的，也是对语言的一种宏观把握。另外，将音韵和文字的对比提高到十分重要的高度是潘先生的贡献。

《汉英语对比纲要》着重论述的是汉英语的不同。汉英语中其实存在大量的共性的东西，这个应该是汉英对比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其研究成果对普通语言学的理论研究以及语言教学过程中的正迁移应该是有益处的。因此，除了宏观上把握语言的相异之处外，我们还可以从共性方面进行研究。

对比语言学论文篇12

摘 要：20世纪60年代以来，第二语言研究理论发展迅速、不断深入。对比分析作为二语习得研究中的重要理论方法，虽然长期遭到学术界的批评，但总体上来说，它的作用还是正面的和积极的。本文通过对对比分析的概念、起源、发展、类型、原则、局限性等方面的分析，充分肯定了其实际操作在中国外语教学中的作用，有利于中国外语教学的发展。

关键词：二语习得；对比分析；外语教学

一、引言

第二语言教学中，外语教学者会发现学习者出现的各种语言错误，这是普遍现象。西方学者很早就开始研究有关外语学习者的错误。对比分析是有关错误的早期理论，始于20世纪50年代Fries和Lado对语言学习者错误的系统研究。Lado在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1957）一书中指出，“人们倾向于把他们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形式、意义以及它们的分布迁移到外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中去。”正是Lado的这一假设，成为后来应用语言学界对比分析研究的主要思想。

二、应用语言学中对比分析研究的概念和理论基础

所谓对比分析，就是把两种语言进行对比，从而确定其中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目的是为了预测母语对第二语言学习可能造成的影响，即第二语言学习者受母语干扰可能会出现的错误，从而确定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采取相应的预防性措施。

对比分析的语言学理论基础是Bloomfield的结构主义和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前者主要进行表层结构的对比，强调语言形式的内部差异问题，是静态的系统对比。后者主要强调母语与第二语言深层结构的对比分析以及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转换问题。Chomsky认为，第二语言与母语，可能在表层结构上不同，但是在深层结构却是一致的。

对比分析的心理学基础是迁移理论。学生在学习第二语言的时候，往往尝试借助本民族的语言文化、词汇、语音、语义等方面的基本特征，这样迁移现象就产生了。迁移现象可以分为正迁移，负迁移以及零迁移。在外语学习过程中，我们所推崇的理想状态是利用正迁移，克服负迁移，把第二语言结合成一个整体进行学习和研究，从而尽可能接近本族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水平。

三、对比分析的发展

对比分析在发展过程中主要形成三种理论，各有优点和局限性。包括强式对比分析，弱式对比分析以及折衷式对比分析三种。

（一）强式对比分析

强式对比分析学派坚持，造成外语学习困难和错误的主要原因或者说唯一原因可以归

结为母语对外语学习的干扰，这种干扰主要是由不同语言中的差异造成的，并且差异越大，学习者学习起来就越困难。因此在外语教学和外语学习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解决这些困难，找出语言中的差异所在。因此强式对比分析是“预测”的。

（二）弱式对比分析

弱式对比分析认为，研究者所要研究的是“运用他们已掌握了的最好的语言知识来解释第二语言学习中所观察到的困难”。这种对对比分析进行观察性运用的做法被Wardhaugh称为弱式对比分析。这种分析方法不同于强式对比分析，它试图通过描述的方法解决外语教学和学习中出现的错误的根源性问题，最终对学习者的错误进行矫正。因为这种分析方法降低了对语言工作者的要求，因此它较强式对比分析学派更具实用价值。弱式对比分析是“经验”的。

（三）折衷式对比分析

折衷式对比分析既不完全反对强式对比分析，也不完全赞成弱式对比分析，而是采取一种比较折衷的方式对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进行了描述。它认为，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困难可能来自于母语的干扰，也可能来自于目标语的干扰或者是学习者正在学习的第三种或第四种语言。同时它还考虑了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认知因素、情感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等方方面面。因此，折衷式对比分析走出了传统的母语与第二语言的单纯性、直线对比，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四、对比分析遵循的原则

（一）共时性原则

与比较语言学不同，对比分析属于对比语言学，是两种语言在同一个时间点上的对比分析。比较语言学则是同一种语言的历时性研究，比如研究莎士比亚时期的英语与现代英语的差异性。

（二）方法和角度同一原则

任何一种合理的对比分析，必须有统一的尺度，否则对比将无法进行。

（三）语体原则

不同的语言体裁使用的语言是不同的。口头语，书面语，军事用语，政论性语言，文学翻译，医学翻译等都是截然不同的体裁。方言，土话，标准语也在正式程度上有差异。因此，根据不同的语体进行语言对比分析是十分重要的。

（四）可比性原则

相似性是一切事物具有可比性的基础。有经验的教师一定会在学生的错误中找到相似处，从而发现可比性。语言间是存在共性的，共性是一切个性的基础。

（五）对比分析的局限性

目前学术界对对比分析有坚持有反对，反对之声中最流行的一个观点是文化因素的欠考虑。事实上，在众多的外语学习者的学习中，干扰学习者的、能产生学习困难的语言障碍在很大程度上与目标语所在民族的语言文化有着密切连续。语言，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许多外语教学者和学习者都忽略了所学目标语中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往往只强调了语音、语法、语义等方面，甚至包括Lado本人也忽略了这一点。

五、结束语

比较是认识事物的方式和过程，是一切认识和思维的基础。吕叔湘（1942）指出，“只有比较才能看出各种语文表达法的共同之处和特殊之点”。语言的对比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外语教学的发展。通过语言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识别学习者出现的错误、预测学习者可能出现的错误，反过来，又促进了语言对比分析理论的发展和深化，从而更好地突出讲外语教学和学习中的重点和难点。我们总是让外语学习者去死记硬背一些语法规则，这往往是不切实际的，也达不到预期良好的效果。语言对比分析未尝不是一条实用的道路。总之，语言对比分析的方法促进了中国外语教学的发展，对中国外语教学的实践起着积极的作用。（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