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篇1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饮冰室主人，饮冰子等，是中国近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史学家。他喜欢墨学，曾说过“启超幼而好墨，二十年来于兹。”[1]2他号“任公”、“兼士”，来源于其对墨学精神和墨子人格的钦佩和叹服，他说到“我是心醉墨学的人，所以号称‘任公’，又自命为‘兼士’。”他从小受到爱国思想的影响，再加上受到墨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神圣责任感和大无畏的牺牲奉献精神的感染，在面对民族危亡、帝国主义的污蔑以及国内人们悲观情绪滋长的情况下，任公饱含着排山倒海的激情，以报章体的形式于1900年2月10日，在《清议报》第35册上发表《少年中国说》。此文以“少年”与“中国”作为题目，围绕“少年”与“中国”展开。文中“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明确地阐释了《少年中国说》的内涵。接下来文章就围绕作者思想中比较突出的国家与国民展开论述。

一、《少年中国说》创作缘由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也即“”，但1898年8月21日，百日维新遭到慈禧太后（西太后）的极力迫害，梁启超被迫逃亡日本。而在此之前的甲午战争，大清帝国惨败于小国日本，接着《马关条约》签订。在此之后，八国联军侵华，帝国主义勾结清政府，镇压义和团运动，攻陷天津和北京等地，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即“庚子国变”。整个国家，满目疮痍，民不聊生，而八国联军还污蔑中国为“老大帝国”，亦如文中“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是“东亚病夫”，是“一盘散沙”，不能自立，只能由列强共管和瓜分。而一些麻木无知的国人也跟着叫嚷“中国不亡实无天理”，“任何列强三日内就可以”，散布悲观情绪，民族危机空前严重。[2]

上文已提到梁启超的爱国情怀与责任担当意识，在民族危亡的情况下，暂居于日本的他心神难安，担心着国家的存亡，为一些麻木而平庸的人们发愁着。正如他在1900年2月20日在《呵旁观者文》中写到的“今吾观中国四万万人，皆旁观者也。”并根据“旁观者”的麻木不仁袖手旁观分为六种类型：混沌派、为我派、呜呼派、笑骂派、暴弃派、待时派，于激愤失望中责问年轻人：“若我辈青年，正一国将来之主人也，与此国为缘之日正长。前途茫茫，未知所届。国之兴也，我辈实躬享其荣;国之亡也，我辈实亲尝其惨。欲避无可避，欲逃无可逃，其荣也非他人之所得攘，其惨也非他人之所的攘，其惨也非他人之所得代。言念及此，夫宁可旁观耶？夫宁可旁观耶？”[3]

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西方新学的影响下，鉴于已明治维新成功三十年的日本，又读“畴昔所未见之籍”，叹“畴昔所未穷之理”，[4]33在历史进化论和社会竞争论的引导下，鉴于上文的三种原因，以激情澎湃的语言写下了《少年中国说》。以此篇散文来引导国民，唤起大家的爱国热情，挽救民族的危亡。

二、《少年中国说》与国家思想

面对中国被污蔑为老大帝国，作者在《少年中国说》中开篇布置一设问句来表示自己对此的思考，“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任公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问句中的“少年中国”乃是作者渴望存在的国家，同时是对谣言的极力否定。美国历史学家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一本名为《想象的社群――对于民族国家兴起的反思》的书中，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在兴起之前有一个想象的过程，有了这个想象的过程，才有民族国家的基础。这个过程依靠两种非常重要的媒体，一是小说，一是报纸。”[5]102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上的《少年中国说》中的“少年中国”的国家构想正印证了美国历史学家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观点，梁启超通过报刊把国家思想传播开去。

接着作者以人之老少喻国之老少，花大量的篇幅抒写老年人与少年人的不同特点，“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以老与少的突出对比，展现少年的优点，以少年的特点突显少年中国的具体内涵。继续泼墨似的大幅度地展现对中国为“老大帝国”这一问题的思考。写到了国家的衰败，民族的危难“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如此“待死之国，待死之民”的危难之地，难道是老大帝国会有的结果？作者怀着民族之痛而以此结果对那些污蔑者进行诘问，同时提出了国家思想。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对国家的描述为：“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有服从，人人皆者，人人皆服从者。”他心里的国家有土地、人们、自治、法律、。关于什么是国家思想？即“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6]392同时他分析了中国为何没有产生国家的原因：“夫古昔之中国者，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或为家族之国，或为酋长之国，或为诸侯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国。虽种类不一，要之，其于国家之体质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非过去之谓，而未来之谓也。”昔日之国只有国之名而无国之形，由于压制、迫害未有发展，未形成国之形。既而否定中国为“老大帝国”，认为中国发展到现在，少年中国正处于萌芽状态。并具体分析了朝廷与国家的区别“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朝有朝之老少，国有国之老少。朝与国既异物，则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为国之老少明矣……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通过对比，梁启超更加坚定国家思想，而对封建制度大力批判，此批判体现在下文对为何称“老大帝国”的分析之上。

再者梁启超“吾中国人无国家思想也”，“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根源于君主专制统治下的国民“知有天下”，“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6]392特别强调了国家对于建立国家思想的重要性，下文将对《少年中国说》中的作者的国民观进行论述。

三、《少年中国说》与国民性及其改造

梁启超在戊戌后逃亡日本，受到西方民约论、进化论等的影响后，于《少年中国说》发表前后谈论了他的国民观。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中，他指出“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辱，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在《新民说・叙论》中说到“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段、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脉已涸，而身犹能存着;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独，而国犹能立者。”[4]33在少年中国的国家构想中，在人之老少的对比中，他把希望寄托在少年身上，如文中“任公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进一步论述少年与中国的关系，“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这样的少年国民也即“新民”才能使国家富强，拥有民智、民气、民力、自由、进步的新国民才能让国家真正有希望。

《少年中国说》中也隐邢的对国民性改造提出了建议。一是报刊造舆论。在《少年中国说》与国家思想中提到“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在兴起之前有一个想象的过程。”“这个过程依靠两种非常重要的媒体，一是小说，一是报纸。”同样进行国民性改造也需要小说与报纸。梁启超认识到报纸在宣传思想、营造舆论、开启民智等方面的巨大作用，对报纸的地位和作用作了高度的评价：“起天下之废疾者报馆也”，“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7]他发表在自己创办的《清议报》上的《少年中国说》，正是利用了报纸来宣传新国民思想，进行国民性改造的。梁启超的办报宗旨和舆论导向十分明确，《清议报》旨在“广民智、振民气。”为改造国民性找一种影响力比较大的方式。二是立会建党改造国民性。他在《少年中国说》中写到“玛志尼者，意大利三杰之魁也。以国事被罪，逃窜异邦。乃创立一会，名曰“少年意大利”。举国志士，云涌雾集以应之。卒乃光复旧物，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以玛志尼立的一会“少年意大利”来暗示立会、建党的重要性，同时曲折地表达出作者欲立会来改造国民性。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和活动始于戊戌时期，贯穿于他的政治及学术活动的始终。其宗旨和目标就是指导和提高国民的素质和程度。他强调学会、政党对“新民”发挥着重要作用，“政治团体，诚增进国民程度唯一之导师哉？”[6]392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以酣畅淋漓的语言来思考中国到底是不是“老大帝国”，与论述中对其给予否定。文中“少年中国”与“中国少年”的反复述说，与其浓厚的爱国意识与强烈的民族危机感是分不开的。他“少年中国”的构想鼓励和吸引了青年人为之而努力，国民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及对其的改造，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单位：山东省济南市济南大学）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 蓝强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爱国主题[J]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

[3] 冯恩大启蒙立场的民族主义宣言――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新解[J]济南：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8卷，第5期

[4] 方平论清末梁启超的国家思想[J]武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篇2

“新文体”主要是指19世纪90年代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在进行报刊文学写作中创造的一种散文新体，也被称为“报章体”。而梁启超不仅是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社会改革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舆论宣传家。他曾说过：“我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1]；又说：“鄙人二十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2]在漫漫的救国救民道路探索中，梁启超的一生始终与政治和文学交织在一起，文学既是他宣传革命、唤醒国民的号角，也是他宣泄感情、发表杂论的阵地。在进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宣传的过程中他创作了大量的“新文体”散文，为维新运动鼓吹，并因此赢得了“舆论界之骄子，天纵之文豪”的美誉，本文就着重探讨他这一时期创作的“新文体”。

《时务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刊载新体散文的主要阵地。黄遵宪曾高度评价梁启超及其所主编的这些报刊，认为梁启超发表在这些报刊上的新文体散文“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这一方面说明了梁启超的“新文体”感情真挚，具有卓越的文学价值，另一方面也暗示了梁启超的“新文体”所产生的重大的社会影响。下面就简要论述一下“新文体”新在何处以及它的特征。

梁启超之所以将自己的散文创作称为“新文体”，主要目的在于与当时占正统地位的桐城派古文、骈文以及时文八股等“旧文体”相区别。与旧文体相比，梁启超的“新文体”显得不拘一格，通俗晓畅，感情真挚，文气纵横，赢得了时人一致的盛赞，并开创了散文写作的新风。具体的说，梁启超的“新文体”以其渊博的学识，敏锐的思想，独到的见解为散文写作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使他的报刊文章呈现出崭新的风貌，为当时沉闷的文坛注入了新风，也呼唤着文学改良运动的到来。相比旧文体，梁启超的“新文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题材广泛，视野开阔

从内容上说，“新文体”视野开阔，主题凝重，题材广泛。与传统四平八稳的旧文体相比，梁启超“新文体”最大的变化就在于它带来了时代的新风，带来了新的声音，显露着一代政治改革家的大手笔。梁启超的“新文体”在很大程度上要为政治服务，要宣传新的政治思想，这也就决定了“新文体”在主题上要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而非像旧时文章一样关注表现士大夫的情调的山川草木，花鸟鱼虫。因此，作者的视野常常触及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社会的制度以及民族的命运。相比传统士大夫的闲适之情，梁启超的身上更多出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忧患意识，再加上国运衰颓，西学东渐，认识到东西方差距的他常常在笔端表达他的政治见解和政治抱负并不时流露出尤时忧民的紧迫感。为救亡图存，他取法西方，因此，他的“新文体”有很大一部分致力于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而为唤醒国民，他又集中力量探索中国出现的问题，因此，他的“新文体”在很多地方也针砭时是，激励国人。所以梁启超的新文体与传统的旧文体相比不仅题材广泛，更带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通观梁启超的新文体可以发现这些新文体与他的政治抱负以及资产阶级维新运动脱不开关系。在这些新文体中有综述其政治抱负的政论、时评，如《变法通议》、《新民说》、《少年中国说》等，更多的是系统的探索中国政治经济体制何去何从的文章，如讲解政治体制的《古议考察》、《中国专制政治史论》等，讲政治学说的《国家思想变迁论》、《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等，讲外交政策的《中日交涉汇评》、《中国外交方针私议》等，讲法制的《论立法权》、《宪法起草问题答客问》等。而谈到经济，他的新文体则涉及币制、关税、公债、地方及中央财政税收以及一些更为具体的经济措施甚至带有世界性的眼光涉及到国外的一些经济政策。其中《银行制度之建设》、《余之币制金融政策》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除了上述的政治经济两大方面，梁启超的新文体也涉及到山川、传记、民俗、风情、历史、科技等方面，但即使是这些方面，读者也能从其中嗅出政治的气息，如《祭六君子文》、《谭嗣同》等。

总的来说，梁启超的新文体在题材上涉猎广泛，囊括了古今中外的名家名作，涉及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方面面；而从内容上说作者又能凭借其卓越的政治眼光，丰厚的文化学识捕捉到历史变革的瞬间，使其作品呈现出崭新的时代性，深刻的启蒙性。作为一位救国救民的启蒙先行者，梁启超先生的新文体常常包含着他对国家民族的拳拳深情，带有那个时代觉醒的知识分子独有的使命感探索着国家民族的未来，这是他的新文体与旧文体最大的区别。新文体带来了新的文学气息，脱离了旧文体“阐道翼教”的范畴，昭示着文学的新生。而这里所谈到的开阔的视野，广泛的题材，救国救民的主题正启发着后继者在这些道路中进一步探索。

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从情感上说，“新文体”真挚感人，热情奔放，气势磅礴。相比于旧体散文的节制含蓄，梁启超的新体散文文词激昂，感情奔放，带有强大的感染力与号召力。而这种感染力与号召力一方面来源于作者深刻的政见，深邃的思想；另一方面就来源于作者在文章中蕴含的真挚的感情。梁启超的“新文体”读起来常常使人激情澎湃，这种激情正来源于作者发自肺腑的呐喊。面对日益落败的国家，作者苦心寻求着救国救民的出路，因此他的胸中充满了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与治国平天下的伟大气魄，这两种心态结合在一起使他常常在文章中流露出嫉恶如仇的正义感和忧国忧民的使命感。作者的感情力透纸背，真挚动人，就像一条汹涌澎湃的大河直接冲击着读者的心灵。如他的《少年中国说》直抒胸臆，恣意，感情充沛，文不加点，读起来有一种酣畅淋漓的痛。梁启超将他的一腔热情毫无保留的写入文章之中，就使得“新文体”或笑或怒，皆可动人。

梁启超曾经评价自己的文章说“笔锋常带感情”。正是由于他这种写作方法才使得新文体有了更强大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的根源就是作者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满腔热情。在《少年中国说》中作者慷慨的写到“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将变革的希望寄予青年，将祖国的未来也寄予青年；而在《呵旁观者文》中则猛力批判了那种“不知责任”“不行责任”缺少主人翁意识的旧国民。通观梁启超的新体散文，无论是慷慨激昂的《过渡时代论》、《少年中国说》、《变法通议》，还是真挚动人的《南学会序》、《祭六君子文》、《谭嗣同传》都无一例外的饱含着作者苦闷的心情，求知的态度，探索的精神。正如屈原所说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样，梁启超始终带着这种态度寻求家国的出路，并且将这种态度融合到文章的字里行间以感召更多来者。文章合为时而著，在那个翻天覆地的变革时代，梁启超用一支笔书写着真挚动人的文章，也用这些真挚动人的文章谋划着中华民族的未来。情感是文章的灵魂，正是梁启超在新文体中注入的巨大感情，使得新文体跨越百年仍感人至深，也是这种感情为文学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呼唤着新文学的到来。

善用修辞，援引今古

从形式上说，“新文体”灵活多变，善用修辞，多引例证。同时期占据文坛主体地位的桐城派散文讲究简明达意，条理清晰，力求“清真雅正”，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亦不用诗词骈句。而梁启超的新文体则一反常态，在新文体中，作者常常大量运用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并援引古今中外的例证来证明观点，且喜用长篇，以洋洋洒洒数千言来说明一个问题。梁启超的“新文体”一方面继承了唐宋以来古文的写作手法，另一方面很明显的呈现出受西学影响的特点。作为一个政治改革家，梁启超具有世界性的眼光和视野，同时拥有渊博的学识和严密的逻辑思维，再加上他注重向西方学习，这就使得“新文体”在形式上体现出西学重实证、讲逻辑、重事实的科学精神。而改革家的魄力又使得梁启超得以突破古文家的束缚，不拘一格的放言高论进行文体改革。梁启超的“新文体”虽然一般篇幅较长，但是论点突出，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层层递进，加上随处可见的排比比喻，辞彩华美，一气呵成，可读性极强。

以《少年中国说》为例：文章开头就以“老大中国”为引，提出“吾心中有一少年中国在”的观点，此后再以老年和少年之比引出国家的“老年”与“少年”进而说明这一观点，并寄予作者伟大的理想。全文从起始部分就多次运用排比的手法，贯穿始终，气势不凡。如“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再如“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喏，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等。而为了说明“少年中国”这一希望之所在，作者借用琵琶女，白发女等意象，并分析中国历代王朝中所谓的“老”与“少”，以此罗列“老年中国”种种腐朽之处，并引用意大利的“玛志尼革命”“西伯利亚大铁路”“死海”“金字塔”等意象加以对比说明，将读者的视野引向广阔的世界。而在文章的结尾则采用博喻的手法描绘了“少年中国”的蓝图：“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采用骈文的形式讴歌了少年中国的美好理想。

与《少年中国说》相似，梁启超的其他“新文体”散文也不拘于传统散文的形式，不仅吸收了骈文的辞彩，还融汇了白话文浅显易懂的特点，开创了政论文的新形式。旁征博引的议论，俯仰皆是的排比，灵活多样的比喻都使得梁启超的新体文充满号召力，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语言活泼，语法革新

梁启超的“新文体”在语言上除了上述的善用修辞，辞藻骈俪的特点外，还有其他突出的特点。一方面“新文体”大量吸收俚语、小说、白话文等民间话语，使得语言平白质朴，生动形象；另一方面“新文体”大量运用外来词，西方谚语等新鲜话语，使得语言的承载能力更强，更具有时代性。“新文体”在某些句式的表达上甚至吸收外文的表达方式，对汉语语法的革新也有促进作用。

梁启超的“新文体”对近代的思想启蒙有很大的影响。一方面来源于“新文体”自身所蕴含的近代政治经济思想，另一方面也在于“新文体”引进了大量外来词汇，并予以精准的解释。这些外来的新名词一般来源于日本，如“自由”“自治”“政治义务”等名词，有时作者还会对这些新名词加以解释说明，如“于是经济上（日本人谓凡关系于财富者为经济）之势力范围”，再如“亚氏又明哲学与科学（中国所谓格致学之类）之别”。这些新名词给“新文体”带来了新的气息，也带给读者更多的启发，具有更大的启蒙意义。

如果说对外来词、外来事物的引进更多地体现了新体文的启蒙性，那么对白话文、小说等句子的吸收改造，对外来语法的吸收就体现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过度的特征，开启了白话文运动的先声。如：“粤谚有之：‘做过不如错过，错过不如错得多。’”，再如：“近人词云：‘韶华在眼轻消遣，过后思量总可怜。’”而像“政治上之思想，社会上之思想，艺术上之思想”“当国家海禁极严之时，而吾民之游海外扩土长子孙者，已不知凡几”之类的句子则能看出已经吸收了外文的一些语法特征。这大概是受作者翻译外文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对汉语的发展来说却有重要意义。

意在觉世，重在新民

从思想上说，“新文体”醍醐灌顶，发人深省，重在启蒙。中国传统的散文常常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强调文学的社会价值和道德教化作用，这与中国传统所提倡的“文以明道”尤其是宋明以来越来越重视的“文以载道”思想分不开。梁启超的“新文体”在这一点上也继承了传统文学的文以载道思想，但“道”的范畴有了很大不同。与同时期的“桐城派”等学派讲究“道统自然”重视宣扬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不同，梁启超的“新文体”重在觉世与新民。梁启超曾认为他要做的文章是“觉世之文”而非“传世之文”，所以他的“新文体”就更加注重文学的宣传号召力，更强调文学的社会性，而不注重文学对个人情调的抒发，这也是那个社会动荡年代文学的必然出路。

从觉世和新民这个角度来讲，梁启超的“新文体”极为成功。凭借着卓越的文学功底和充沛的爱国情感，梁启超很好的将他的思想融汇到文字和情感当中，使之更具有感染力和煽动性，而不是单纯的说教，这在那个需要启蒙，需要觉醒的年代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而“新体文”中所渗透的学贯中西的才识，明晰生动的议论，远见卓识的见解更是进一步增强了其思想性，以至于在今天，梁启超“新文体”仍具有教育意义，由觉世之文变为传世之文。

总的来说，梁启超的“新文体”在形式、内容、语言、结构等方面都有独具特色，呈现出崭新的时代特征。这既是在呼唤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又是那个动荡年代的写照。在中国近代几经波折的起伏历程中，一大批知识分子前赴后继的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寻求着祖国的出路，梁启超正是其中的先行者。他用饱含深情的“新文体”呼唤着国人的觉醒，讴歌着祖国的新生，掀起了后继的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的大幕，也掀开了近代中国变革的大幕。“新文体”的独特之处不仅仅在于一个又一个不同于前人的特征，更在于其中所蕴含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觉世新民的抱负，忧国忧民的精神。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篇3

其实，梁启超被英雄般的欢迎是对的，虽然他在此之前长时期坚持保皇，支持清廷的政治变革，反对革命。但人们不太清楚的是，梁启超维护体制维护皇权反对革命的坚定性非常有限，而且在关键时刻最先转向，成为旧体制的终结者和新体制的共建者。只是在过去一百年，我们被梁启超给出的近代

史叙事所遮蔽，只记住了他改良的一面，而忽略了他在晚清最后时刻走上政治反抗，加入造反者队伍的事实。一百年过去了，各种史料逐渐呈现出来，使我们有机会重建这段史实。

梁启超在政治上的发迹主要得益于1898年的政治变革，特别是变革的失败。不论“戊戌”真相如何，梁启超都是最大受益者，他因“戊戌六君子”惨死而长时间获得了道义上的同情。至于在海外流亡那些年，不论风云变幻，梁启超除了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想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联手反清排满外，基本上都坚定地站在清廷这一边，至少在公开言辞中始终对光绪帝痴心不改，一再向清廷表白自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拯救光绪帝，就是要将被慈禧皇太后夺取的皇权还给皇上。然而，对于梁启超的这些宣传、谄媚与讨好，清廷始终不认账。光绪帝数次公开发言，痛斥梁启超，以为梁启超的那些说法荒诞不稽，1898年政治转折根本不是梁启超在《戊戌记》中所说的那个样子。

对于清廷的指责，梁启超不理不睬，只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宣扬保皇。实事求是地说，在流亡的那些年里，梁启超先后主编了好几个刊物，写了许多文章，传布了大量新思想，比如“新民说”，比如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这对于中国后来的政治进步贡献良多。

在流亡的日子里，梁启超的这些活动都没有问题，但只要涉及1898年秋天那个政治转折的故事，他的看法就不被认同，不被接受。比如他一直认为清廷政治不进步不改革，清廷之所以在1894年之后一次又一次被动挨打，都是因为慈禧皇太后揽权，因为光绪帝没有掌握实际权力。梁启超坚信，皇权中心的偏移是重要原因，而慈禧皇太后政治上的保守和偏听偏信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其实，从晚清政治史的实际情况看，梁启超的这个说法是很值得怀疑的。光绪帝不仅在1898年拥有权力，即便到了1900年义和团战争时，也是御前会议的主持人之一。如果一定要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强调光绪帝在1898年秋天“那场未遂”之后就被囚禁在瀛台了，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1900年当中国的政治危机一触即发，中外冲突迫在眉睫之时，依然是光绪帝在御前会议上力挽狂澜，阻止强硬派对外寻衅开战。假如光绪帝此时失去了自由，他一定会像一个泥菩萨一样听之任之，不会龙颜大怒，甚至动手动脚。至于光绪帝动辄“钦奉懿旨”，更不能说明他没有实际权力，这只是晚清特殊历史阶段的特殊处理方式而已。

梁启超恭维光绪帝，排斥皇太后，这是他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在1898年就开始了的，流亡海外后更不便更改。当然，有人指出这并非历史真实。对此，我们不能轻易怀疑梁启超的人品，不能以为他在造假，在编造历史。只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即便梁启超如此真诚地相信清廷内部存在着皇太后和皇上两个权力中心，那也只能说明他是囿于个人的特殊视野，无法关照全局而已。

问题在于，梁启超为什么在流亡的日子里一直要恭维皇上批判皇太后呢?对此，严复后来有个解读，他以为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其实都很有些功利主义，都相信比慈禧皇太后小36岁的光绪帝肯定有机会掌握全部权力，他们只要坚定不移地支持皇上，一旦皇上顺利上位，或者说一旦慈禧皇太后百年之后，他们就是大清新朝的功勋大臣，就是光绪帝最为仰赖的得力干将。我们不必从阴谋论角度去解读梁启超的政治见识，只是从日常情理说，梁启超有这个想法太正常不过了。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提前想到，比慈禧皇太后小36岁的光绪帝竟然在38岁那年突然病逝。更没有想到的是，光绪帝去世第二天，慈禧皇太后也相继归天。这两件事情太蹊跷了，不仅与梁启超内心深处多年的预判相差太远，而且突然而至的大变故让梁启超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

思前想后，又经与康有为等各方面协商，梁启超认为，无论如何应乘此机会要求清廷给自己。只有，他才能回国，才能以正当身份参与现实政治。这是关键中的关键。

按理说，当1901年新政的时候，清廷要走的路线，就是康有为、梁启超当年所给出的方案，但是作为清廷的罪犯和逆臣，朝廷并没有给梁启超任何机会。梁启超在海外保皇，鼓吹新政，鼓吹改革，其实都是自愿，清廷并没有任何人通知他这样做。

到了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清廷走到这一步，确实隐含着梁启超海外多年来的鼓吹之功。据说，在日本考察的这一路大臣，不仅与梁启超有过很多接触，征询意见，而且就连大臣们向朝廷提交的考察报告也是由梁启超主笔或润色的。

对于这个传闻，其实不必相信，不要以为朝廷中真的没有人。可是清廷为什么能够允许极端激进的革命党人刘师培夫妇回归主流，参与变革，并给予相当的安置，却始终不肯赦免梁启超，不愿让他返回国内介入现实政治呢?

众所周知，刘师培是激进的革命者，但刘师培夫妇只是理论上的革命派，他们并没有什么刑事罪责，所以当清廷宣布进行君主立宪改革后，像刘师培夫妇这样的人回来的很多。清廷在这一过程中确实有很大收获，赢得

了人心，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孙中山、黄兴等极少数革命领袖，还有康有为、梁启超等极少数与1898年政治事件有直接关联的人。

过去，我们都囿于梁启超单方面的意见，一直不清楚i898年政治逆转的真相，一直以为那一年秋天发生在北京的故事就是慈禧皇太后为了控制权力，下令抓了谭嗣同、康广仁、杨锐、林旭等“六君子”，囚禁了光绪帝，放逐了张荫桓，开除了陈宝箴等一大批大臣。这是梁启超在《戊戌记》里描述的故事脉络，一百多年来人们信以为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1898年政治逆转的真相

我们不必怀疑梁启超造假，或许他还有什么隐情不便说。但是无论如何，经过一百多年积淀和几代人研究，梁启超所描述的1898年这个故事脉络彻底混淆了事情的真相。

根据各方面资料进行排比，1898年秋天，当政治变革遇到巨大困难，皇上因开除礼部六大臣而受到各方特别是皇太后责难后，梁启超等所谓“维新阵营”核心层似乎由此普遍认同了康有为的判断清廷内部可能真的分成两大阵营了，帝党一方力主改革，倾向维新；后党一方反对改革，力主守旧。基于这样的判断，当皇上要求谭嗣同为设立新的政治机构从历朝实录中寻找依据时，就连先前不信康有为帝党、后党阵营分析的谭嗣同也恍然大悟，以为清廷的政治权力可能真的还牢牢掌握在慈禧皇太后手里。

谭嗣同的敏感是对的。退居二线的慈禧皇太后确实握有清廷的实际权力，只是在家天下背景下，我们不必夸大慈禧皇太后和光绪母子之间的冲突，他们之间即便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但在维护大清国根本利益上别无二致。所以当慈禧皇太后就礼部六堂官撤职事件和皇上交换看法并略有指责时，皇上并没有抱怨皇太后偏听偏信，而是找沉稳且机智多谋的军机章京杨锐出主意正在推行的政治改革应该怎样进行，才能做到既不影响大清改革，又不使皇太后忧心焦虑，更不要使皇族和满洲贵族们感到危险，也就是说怎样才能做到新旧两宜，各得其所。

杨锐是张之洞及门大弟子，虽说与谭嗣同、刘光第、林旭同时被任命为军机章京，都是所谓“维新阵营”中的人物，但是杨锐的经历和知识，使他根本不能认同康有为的看法，只是碍于职守，杨锐并没有对谁表露过自己的政治心迹。皇上虽找他出主意，然而由于这些问题毕竟牵涉两宫，牵涉大清政治高层最敏感的问题，杨锐便抱着一种信念――即便有想法，打死也不说。

对于汉臣来说，宫廷内部的事务特别是两宫之间的问题确实不宜多嘴。杨锐的坚守是对的，而皇上对杨锐的器重也是真的。不得已，皇上给杨锐写了一份密诏，意思是将来你若因此而遭遇不测，这就是遮风挡雨的“免死牌”。

有了这张“免死牌”，杨锐终于吐露了心声。其实说起来也非常简单，不过一句话：“康不得去，祸不得息。”杨锐告诉皇上，京城官场之所以这段时间聚讼纷纭，冲突不断，其实都是康有为引起的。维新运动应该往前推动，但要想健康发展，就应该将康有为请出京城。

康有为确实在过去几年为维新运动的推展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对1898年政治变革贡献良多。但是，康有为确实也是一个“麻烦制造者”，他不仅以激进思想引起恭亲王和一大批满洲贵族的反感，而且在性格上也是上蹿下跳，到处串联，激起官场阵阵涟漪。原本官官相护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官场一时间变得格外紧张，原本并不存在的新旧阵营严格对阵的情形，似乎被康有为越说越像。在这种局面下，杨锐的建议无疑切中了要害，因而引起皇上的认同。

其实，对于康有为，皇上也有自己的看法。一个月前，朝廷就明发御旨让他到上海接管《时务报》，改版为《时务官报》，成为中央政府的言论机关，有步骤地引导舆论，促动全国正在形成的维新思潮。然而由于康有为与《时务报》掌门人汪康年交接不顺，加上康有为不太愿意离开北京，放弃就近参与现实政治，那份明发御旨名存实亡。现在杨锐建议支走康有为，并不使皇上感到格外吃惊。所以光绪帝很快按照杨锐的意思又下发了一道御旨，责成康有为早点打点启程前往上海接管《时务报》。皇上还在随后与林旭的谈话中讲过这个问题，大约也有让林旭就近劝说康有为的意思。

皇上与杨锐、林旭之间讨论的真实情形现在无法复原，但林旭确实在随后找到康有为，劝说康老师还是接受皇上的安排尽快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林旭是康有为的狂热崇拜者，但由于杨锐的严厉批评和朝廷纪律，林旭没有办法向康有为说出实情，他只能公事公办希望康有为离开北京，这当然不能让康有为信服。不得已，林旭只好口传谕旨，凭借着自己的记忆将皇上写给杨锐的那道密诏作了转达。林旭此举似乎有拉大旗做虎皮的意思，期待能以皇上的名义逼走康有为。

林旭的用意是好的，他确实是为了康有为好，只是康有为错误理解了这份密诏的意思。密诏中有“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等字样，这原本是皇上想让杨锐找几个人商量“新旧两宜”的万全之策，却被康有为莫名其妙地误读成皇上遇到大危险，甚至已被守旧势力如慈禧皇太后所囚禁。所以康有为在支走林旭之后竟然发誓要动用袁世凯的新军包围颐和园，然后派江湖领袖唐才常、大刀王五、毕永年等入园劫持皇太后，迫使其将权力还给光绪帝。结果当然就像大家都知道的那样，这个计划在实行过程中出了纰漏，康有为、梁启超不仅没有成为“维新元年”的开国英雄，反而连累谭嗣同、杨锐、林旭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

这就是1898年秋天中国故事的真相。凭借着这些事情，清廷怎么可能在1905年像对待刘师培夫妇那样赦免康梁?又怎么可能将梁启超重新纳入体制?即便慈禧皇太后不在了，光绪帝不在了，主持大清国日常事务的摄政王也不是阿斗，他是光绪帝的亲弟弟，是慈禧皇太后的亲外甥和亲侄子，他当然清楚当年的真相，当然不会因梁启超这几年在海外鼓吹保皇鼓吹改良就赦免他。摄政王不会领梁启超的情，因为梁启超毕竟是当年“围园劫后”那场未遂的主谋之一。

与清廷分道扬镳

光绪帝、慈禧皇太后相继去世后，流亡海外的保皇党人立马觉得昭雪的机会来了。先是杨锐的儿子将他家藏的那份光绪帝亲手写就的密诏捐了出来，希望朝廷能给杨锐恢复名誉。梁启超也乘机向朝廷提出类似要求，希望朝廷能看在他们流亡海外多年鼓吹保皇、反对革命的份上，放他们一马，让他们回归主流，参与现实政治。

梁启超的请求是合理的，清廷其实也可以考虑。只是赦免关涉对1898年政治事件的重新评价，而梁启超所叙说的故事脉络在摄政王看来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根本没有悔罪诚意，因此年轻的摄政王在请教了庆亲王、张之洞等政治元老之后，决定维持1898年原案不动摇，不给梁启超、杨锐等人。

清廷的不予通融伤透了梁启超的心，十年等待十年忠诚竟然换来这样的结果。这怎能让梁启超再继续忠于朝廷呢?即便从“会闹的孩子有奶吃”这个中国政治规律来说，

梁启超也必须学会与清廷翻脸。于是，梁启超从清廷政治改革的支持者逐渐疏离，并在关键时刻临门一脚，走上朝廷的政治对立面。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当辛亥革命发生后梁启超上蹿下跳大肆活动时，严复不去指责他，反而在写给《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的信中大骂年轻的摄政王是“最近一个笨伯”――为什么不能采用变通办法暂时接纳梁启超等人呢?为什么要亲手制造一个最有能量的造反者呢?

按照严复的看法，摄政王没有接受梁启超的请求绝对是犯了一个政治上的大错误，至少是将一个原本可凭借可团结的力量推到了对立面，这对后来的政治发展危害极大。

摄政王的拒绝使梁启超等人非常失望，多年的流亡生涯还得继续，只是梁启超在此后转变了斗争策略，他虽然没有与孙中山等革命党公开合流结盟，但他对清廷和摄政王的批评越来越多，特别是梁启超那支带有激情的笔，往往使朝廷和摄政王非常尴尬。“无皇可保”的梁启超渐渐演变成清廷政治的反对者，并毫不犹豫地加入反对清廷和摄政王的大合唱，加入唱衰预备立宪的阵营。根据严复译述，梁启超在他主编的《国风报》如此抒情：

哦，中华的子民哪，你们现在唯一的目的(事实上是生与死的问题)，是这个毫无价值的、罪恶的政府。其余的政治行动，不论是好是坏，是立宪还是专制，都是不合适和荒谬的。

梁启超的这段话已经说得足够明白：清廷不论是立宪还是继续专制，都没有了继续存在的法理基础和历史根据。清廷必将终结。这就是梁启超在清廷拒不给他之后的反制措施，梁启超毫不犹豫地走上了反对清廷的政治道路。

此时的清廷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立宪改革，按照清廷既定规划和梁启超等人原先提出的设想，君主立宪毕竟是改变中国政治架构的大事件，应该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这是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在位时确定了的。然而，现在皇太后和皇上都不在了，国内的立宪党人便有意改变先前的“有计划政治”，一再向朝廷发起请愿运动，要求提前立宪。梁启超因无法回国而没能在请愿运动现场现身，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知道他对这场运动格外上心，派遣同党及门生返回国内，一方面鼓吹加速君主立宪进程，一方面让这些同党和门徒通过各种方式积极介入各省咨议局竞选，尽量多地占据席位。

在鼓吹君主立宪加速的同时，梁启超照样毫无顾忌地唱衰清廷，不断宣称清廷不彻底改革就会被历史抛弃，这些言论巧妙地把握住了敏感的政治边界，再加上当时的中国毕竟很快就要立宪，因此梁启超的这些言论不仅无法被内务部或各省阻止、压制，各省及内务部当局反而因能够容忍梁启超的极端言论而自豪。因此，梁启超的文章与革命党人的数百种报纸杂志便一起流向内地，在不知不觉中深刻影响了读书人的思想，为1911年的政治大变革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从政治流亡者到大清命官

进入1911年，预备立宪根据修改后的日程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指日可待，革命者觉得无望了，就在那年春天举行了一次大规模武装暴动。这场暴动后来被定名为“黄花岗起义”。因其死难者中确实有不少梁启超的同党或门生，所以梁启超借着这个机会加大了对清廷的抨击，大有彻底翻脸的意味。

紧接着，清廷又在立宪问题上犯了两个不该犯的错误：皇族内阁和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两个错误给了梁启超极好的口实，他借机严厉批评清廷在政治上缺少起码的诚意；经济上则是不择手段掠夺民众正当财产，明显具有国进民退的意味。假如清廷能够妥善处理这两个问题，梁启超肯定无法得手，那么，当清廷真的进入君主立宪时代之后，梁启超或许能在立宪体制下重回正途。无奈清廷不愿撤销皇族内阁，不愿调整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终于因此酿成武昌起义，给原本并不一定与清廷彻底决裂、原本准备脚踏两只船的梁启超送来一个不得不做的机会。

梁启超敏感地意识到武昌起义的意义，他没像孙中山那样拖拖拉拉拒不回国，而是迅即制定应对策略，派员潜回国内，策动北洋新军推倒皇族内阁，呼吁立宪党人和各阶层支持立即召开正式国会。这些活动迎合了新军、立宪党人的正当要求，也与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没有太大冲突。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篇4

[作者简介]张少鹏，历史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史学发展到“后现代”时期，研究者逐渐注意那些在历史上不很“彰显”的人物和重要人物不很“重要”的方面。国家主义派的领袖曾琦向来研究的人较少，即使有研究者涉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也较重，属于前者；研究系的领军人物梁启超虽不乏研究者，但既有研究多集中其戊戌至五四时期的活动，“五四”后则多强调其学术而少注意其政治方面，即使注意其政治方面，也是偏重在“五四”后期，而对其在北伐前后的活动语焉不详，属于后者。至于在民国政治生态中国共两党之外第三势力的源头活水梁启超和曾琦之间的关系，就少有研究者注意了。然而，通过爬梳相关史料，笔者发现两者在“五四”至北伐时期的关系不仅涉及近代中国国家主义思想的传承，而且涉及相互间人事关系的分合，值得深入探讨。由于篇幅有限，两者间有关国家主义思想的传承关系只能另文探讨，本文着重考察后者。大致而论，崛起于五四时期的国家主义派领袖曾琦与梁启超系在“五四”至北伐前后经历了曾琦接近梁启超系，曾琦对梁启超失望之余而将目光转向青年一代，曾琦在留欧及归国后不再认同梁启超以及在国共两党压力下又不得不与梁启超再议携手的分合历程。本文主旨要在通过对两者在“五四”至北伐时期人事关系的分合历程及其前因后果的考察，一方面厘清两者关系的来龙去脉，另一方面揭示1920年代中国政治生态的复杂面相，进而揭示民国时期第三势力的起源困境及其式微因缘。

一、接近“梁系”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梁启超的影响最为突出。并且，其影响大多通过报刊、图书等现代传媒传播。崛起于五四时期的国家主义派领袖曾琦和那一时代其他人物一样，主要受梁启超主编之《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的影响。李璜曾经谈到：“任公先生可以说是新知的启蒙运动者，其在时务报与新民丛报所发表的言论，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大都受其启发，而对于为学立志乃有了新的境界。”可为旁证。具体到曾琦，1905年他在广西宁明高等小学堂读书时，就读过在广西陆军测绘学堂读书的长兄昭携回的梁启超所著《中国魂》一书，并由此产生国家思想。据蒋维乔日记，《中国魂》“实则《清议报》《新民丛报》中之论说杂凑而成”，可见曾琦所读的是《清议报》《新民丛报》的选本。不过，1907年料理完父亲的丧事以后，曾琦由宁明州赴桂林，在桂林中学堂读书半年，其间得阅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全份。众所周知，《新民丛报》乃型塑当时青年国家思想的重要文本，故曾琦所说其国家思想源于梁启超所著的《中国魂》应为实录。

同时，梁启超所主编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也是宣传革命的温床。因此，曾琦受到影响，此时也产生革命思想。不过，曾琦此时的革命思想也受到章太炎主编《民报》的很大影响。尤其在辛亥革命前后，革命活动频繁爆发，曾琦受其影响，1909年转学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以后，不仅革命思想更甚，而且与四川地区的同盟会联系紧密，积极参与四川当地的革命活动。从此，曾琦的人生选择徘徊在“读书”与“革命”之间。

曾琦参与革命活动，其目的或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然事与愿违。民国肇建，他不仅“对当时党人之骄纵，自居贵族，极不谓然”，并峻拒出仕，且“日为文批评当局之所为”，益遭当局疑忌。政治既不可为，曾琦只有继续求学。1913年春，曾琦续人四川法政学校。适易长风潮起，他不得不与同学熊仁山、易志高等另入共和大学。秋季，“二次革命”爆发，曾琦赴重庆参加熊克武、杨庶堪的反袁运动，失败后亡命绕道潜回乡居。这时，家人欲以婚姻束缚曾琦，使其不至冒险再为革命。但曾琦认为，“不读书即革命”，不受儿女私情之累。因此，1914年春，曾琦在二兄的资助下，准备留学法国。因阻于欧战，又北京留法预备学校已为袁世凯所解散，他于是就学上海震旦学院。

在震旦年余，曾琦仍时时支助革命党人，难以忘情革命。据李璜回忆，当时曾琦“早夜与同窗年少，谈论国事不绝”“成绩既不佳，弃去北游，请益于章太炎与梁启超两先生，两先生皆以国士目之”。李璜回忆的后半部分应有误。沈云龙先生指出，这次曾琦与梁启超并没有见面，只因通讯而产生师生关系。虽然如此，这并不能稍减曾琦对章、梁的心仪之情。张梦九注意到，在日本三年，曾琦与他衡论民国人事，“文化人物只佩服梁任公、章太炎”。但左舜生指出，曾琦心仪梁启超与章太炎实是梁、章谈政治或革命的方面，并不在于他们的学术方面，甚至章太炎讲学的精微处，他也不太能理会。揆诸前文所述，左舜生所说乃是实情。

撇开章太炎不论，专就梁启超而言，曾琦这时实有由同情革命党转变为接近梁启超的倾向。转变的关键在于梁启超及其所主导的进步党在护国运动中的突出表现。1915年5月底，曾琦陪二兄昭琪由川进京向平政院申诉，适值袁世凯接受日本所提二十一条要求，且欲帝制自为，并冀以爵禄羁縻天下英豪，他深感士大夫。恰值此时，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而蔡锷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起义云南，反对袁氏变更国体，曾琦由此觉得“正气尚存，人心未死，天下事犹有可为”，对梁启超心仪之感油然而生。

1916年春，曾琦留学日本。其间，梁启超领衔的进步党在北廷势焰正彰，曾琦屡屡致信梁启超，表现出明显的接近倾向。1917年夏，曾琦在房州避暑时，曾致梁启超一封万言书，力劝梁氏“慎于出处，并继续提倡国家主义勿懈”。梁启超覆书说：“得手书，字字悉如鄙怀，而所以匡其不逮者且无量，禹闻善言则拜，况闻而至

再三哉。下走谨再拜服之而无数矣。”曾琦此函写在段祺瑞组阁之际，梁启超有入阁可能，故他劝梁氏“慎于出处”。到梁启超人阁，1917年11月13日，曾琦又致函梁氏，指出：今之当局“或动于正义，而为功名心所激，慨然引公以共国事”，但“与彼辈习处既久，不知其奸；聆公道义之言，终不若彼辈利害之言为亲切而有味，一时暂合而共谋，必难久处而无间”。故他建议梁氏，“不如退保潜势，益结人才，徐收众望，以俟时机”；而“于段内阁加以赞助可也，遂与共事，则殊不必”。尤其，军器同盟风说传来，他主张梁氏应不负留日学界众望，宜有解之之道。由此可见，曾琦对梁启超不仅心仪有加，而且不顾交浅言深之虞，期望梁启超保持与段政府的距离，并出而担当社会的中坚。

事实上，曾琦留学日本期间及回国后不仅与梁启超时有通信，而且与“梁系”重要人物如石醉六、周宏业、汤化龙、林长民、周善培、蒋百里等往还甚勤。

1916年冬，蔡锷病逝于日本福冈医院。曾琦做挽联予以纪念。联曰：“率滇黔健儿，背水同趋，当时直迈淮阴略；告巴蜀父老，长城已坏，此日空怀严武才!”后因询问蔡锷事迹，曾琦结交石醉六。据《戊午日记》记载，曾琦在1918年春为了解蔡锷的生平特性与同寓石醉六往还甚勤。由此，曾琦通过石醉六的介绍，一方面了解了蔡锷的特性，另一方面也对蔡锷更加敬佩，以致他后来的言行受蔡锷影响较深。

关键在于，由于相互之间的频繁交往，曾琦与石醉六的关系发生升华，由蔡锷话题延伸到彼此诗词唱和及互相的交流与劝勉等友谊层面。1918年2月26日晨，曾琦赠诗石醉六，而石醉六也于是夜依曾琦原韵和作七律一首见酬。3月9日，《戊午日记》载：往日有一谬见，即谓“豪杰不宜有拘束，但使能立功，即稍失之奢侈，亦为无害”。因与石醉六谈及此说，曾琦乃知其不然，盖“今日所为救国之豪杰，方当冀其献身以救国，安有迷于物质而能勇于牺牲者哉?”3月17日，《戊午日记》载：“与友人谈及吾国社会之坏，由于君子难进而易退，小人易进而难退所致。”石醉六则认为“中国未始无善人，但善人多无力，故虽进而无补”，与曾琦之言互相发明。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以后，石醉六渐渐发现曾琦的不足处，便于6月4日致函曾琦，提醒曾琦：“无恒心者，无善不为；无善不为，犹之无恶不作，故序鸡鸣之诗者日，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曾琦感觉石醉六意在“讽予意志之驳杂也”。但他认为：“所见多过人者，录之以志良友之雅意。”7月22日，曾琦已回国，石醉六仍不忘致函诘问：“一人国门，非张迷网，即坠苦海，足下以何根据，自脱于迷与苦之外?苟不尔者，则我辈片刻之惺惺，竞成永久自欺之污痕耳。”曾琦认为“其言足发人深省”，但他“自信颇有把握，尚不至堕迷网与苦海”。8月10日，他便以回国舟中所做五言杂诗做答：“勿效王尼叹，休夸陶令言，心安能悟道，到处是桃源。”表现得相当乐观。据张君劢1920年1月12日致黄群函，石醉六与梁启超、蒋百里交情甚深，与他自己也熟识有年。由此合观，可见曾琦结交石醉六并不仅仅在于“询问蔡锷事迹”，而应含有接近研究系的意思在。

曾琦留学日本的目的除了求学深造外，还有揭露日本图我及北洋军阀与日勾结内幕的目的在。因此，为了维护中国的利益，曾琦在留日期间与留日友人发起组织华瀛通讯社，以阻止日本控制对华舆论。据《戊午丑记》记载，为了使通讯社的章程与办事细则之起草、理事之选举及大会之召开等事顺利进行，曾琦与湖南人周宏业(字伯勋)联系密切，往还甚勤。需要追问的是，曾琦为何与周宏业往还甚勤?回答此问题要弄清周宏业的身份。原来周宏业是梁启超任总教习的时务学堂之西文留课生，与范源濂同班，民初在梁启超主办的《庸言》《大中华》上发表文章多篇，为进步党做舆论鼓吹。由此看来，曾琦与周宏业往来除了组织华瀛通讯社外，实有接近研究系的动机。正因如此，4月19日，当范源濂由日转美时，曾琦便往访周宏业，交华瀛通讯社章程数十份，托转范氏赴美洲散给华侨。

自从研究系在1918年的国会选举中失败以后，梁启超声言不复再问政治。但研究系的另一领袖汤化龙却志不稍衰，仍为民主政治的实现而准备出国考察。因此，为考察国外国会的详情，汤化龙于1918年3月24日偕林长民、蓝公武等先往日本，居东京两月余而至美国考察。据张梦九回忆，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琦就称道民国人物中汤化龙为政治家。如今，汤化龙一行来到东京，曾琦当然不能放过接近机会。因此他是屡屡造访、询问信息、交流思想并有所请。1918年4月4日，汤化龙在一次谈话中谓：“十年以前，彼等但知当变法，而不知所以变之之道，是以国愈乱而术已穷；十年以后，国事当属少年，若再无素养，国将何望?”曾琦听后，认为“言颇沉痛”。4月10日午后，曾琦赴本乡追分町帝大青年会，与华瀛通讯社同人欢迎汤济武(化龙)、林宗孟(长民)、蓝志先(公武)、陈博生诸人莅会演说，汤林二人各述其已往之经验，及将来之理想。曾琦认为林说最为沉痛，也起立发言，略谓“诸公在国内号为稳健之士，惟其稳健，愈当急进，国家已濒危殆，何为尚徘徊新旧两党之间”，有质问之意。4月26日，曾琦写致汤化龙、林长民各一函，劝他们不必久留日本。4月29日晨，曾琦偕张梦九访汤化龙，询其对于近日所传日本对中国的要求条件，有何主张。4月30日晨，曾琦又偕张梦九赴帝国旅馆访林长民，询其近日对于所传消息，意见如何。林长民因昨日曾琦致函劝其归国，遂引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曾琦认为二语措词太激，颇抱不满，并与林发生辩论。5月4日晨，曾琦偕雷眉生、若飞访汤化龙，询其近日对中日交涉所得消息如何，并劝其关于留学生倡议全体归国事，宜有所主张，免致青年失学，无所归宿。5月11日晨，曾琦又偕瞿仲弥访汤化龙，询其近日留学生归国事意见如何，并劝在国内办一学校，以收容此归国失学之青年。而当听说汤化龙不日将赴美国考察，曾琦于5月26日晨，再偕若飞访之，询此次来游日本观察所得的感想如何。汤氏历述种种，先谓：“日本维新先辈之规模，终较今之人物为伟大，又其国政治之进步，由于社会未坏。”次述中国近年的内容及其与梁启超入阁的政见。曾琦颇有同感，认为“皆阅历之语”。9月4日，报载汤化龙于美洲被刺身死，曾琦阅后不禁深为太息，认为：“汤之为人，固有不足取者，然要是吾国之新人物，贤于旧官僚远甚，且政党竞争，自有其轨道，出以暗杀，殊非所宜。”于是感叹党祸的日益激烈。由上述可见，曾琦不仅与汤化龙等接触频繁，而且一方面，他期望汤等在稳健的基础之上“愈当激进”，摆脱“徘徊新旧两党之间”的局面，为彼辈代言；另一方面，他又期望汤等能主导当时中日交涉的舆论，并办学以收容归国学生。遗憾的是，汤氏不幸在

美被刺身死。

曾琦在日本还结交了一位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的人物周善培，他们的关系甚至影响到曾琦此后的私人生活，值得一述。周善培与梁启超关系非同一般，并对梁启超影响较大。尤其周善培在清末曾任各省督抚幕僚及四川、广东官立学堂督办、提调等职，与民国军政界要人联系广泛，故曾琦在接近周善培方面上很是下了一番工夫，希望于已有所助力。据《戊午日记》记载，留日期间，曾琦曾多次拜访周善培，以取得联络。由于谈话较为投机，两人相互之间的关系迅速接近。1918年6月1日午饭后，曾琦往访时，周善培就向其指出：“体质太弱，由于神气不固，盖志虽具而气不充，终不能有所成就，今后宜从养气工夫人手。”曾琦听后，感觉“其言实深中予病”；6月3日，两人谈话更进一层，开始讨论学术，周善培谓：“程朱之学，为高明一派人说法，使其敛才就范也；陆王之学，为沈潜一派说法，使其超凡人圣也。义各有主，皆足为法。”这一观点对曾琦思想影响较大，可以当时日记覆按。后来，两人交往密切，至有联姻之举。

在日本留学期间及因抗议中日秘密军事协议事回国初，曾琦与军事学大家蒋百里也有所交往。1918年4月14日。曾琦曾题蒋百里著《军事常识》绝句二首。次日，曾琦在致陈愚生的信中附“致蒋百里书”。在曾琦看来，“蒋君百里为吾国军学大家，军人而有儒者气象，所著《军事常识》书，读之极为倾倒”。故他请石醉六作书介绍准备到北京以后往晤。7月1日晨，他便偕雷眉生赴东城北新桥街箍萧胡同访蒋百里，纵谈良久。蒋百里谓：“吾国风俗之坏，自上而下，欲挽颓风，惟有士大夫以身作则，为社会之中枢，庶几可补救于万一。”曾琦认为，其所谈皆“超越恒流”，与自己所怀若合符节。7月5日，曾琦在天津梁启超家又遇到蒋百里，相与倾谈良久。此外，曾琦还与研究系的张东荪等也有通讯或面谈，此不赘。

二、转向青年

梁启超及其主导的进步党因在护国运动中表现突出，颇得曾琦好感。相反，孙中山所领导的因其内部混乱及其反日目的不够鲜明，不被广大青年寄予甚大希望。然揆诸当时青年学生对“现实政治的混乱腐败多表示鄙薄不愿与闻”的实情，曾琦接近“梁系”或和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一样，乃是希望稳健的“梁系”能出而充当社会中坚。因此，当留日学生因反抗中日秘密军事协议遭日警暴行而纷纷罢学归国时，曾琦期望“梁系”能出而办学，以收容留日归国学生。

曾琦之所以如此关注留日归国学生的安置问题，是因为：一方面他是此次留日学生归国的主要组织者；另一方面他认为这是“梁系”出而培植社会中坚的绝好机会。更重要的是他也想运动学界。曾琦自述他当时毅然辍学归国的原因时说：“尚非仅为一时之外交问题，而实重在重振中原之士流，以期外抗强权而内除国贼。”故留日学生救国团发起之初，他即力主“归国运动之目标宜特别注重于学界：一则以学生联络学生，其势顺而易；二则以纯洁无染之青年，容易激发其良知也”。所以他决定运动学界响应，首要目标即在北京大学。因此，他借此机会与张梦九绕道大连回国鼓动于京津学界。

曾琦赴京津地区活动的目的之一，是打算在京津一带设立留日学生救国团分部，结果却发起了少年中国学会。1918年6月25日，曾琦在北京晤见王光祈，告诉其打算。王光祈听后，指出：“留日学生救国团的主张，明明是在反对段祺瑞，要在京津发动，障碍必大。”且“即使发起成功，也不过是一轰之局，势难持久”。因“二三千人一旦罢学归国，声势虽大，而其中大多是感情用事，以之而言救国，则办法当不如是之简单”。在他看来，“我们皆在青年求学时期，救国最要在早做好基础准备工夫，而准备工夫不外两事：一为人才，二为办法”。但“人才既不能求之于已成的势力之中，则应早日集结有志趣的青年同志，互相切磋，经过磨练，成为各项专门人才”。至于办法，“也非浅识玄想，东写西抄，便可以适合国家真正需要。因此必须每个同志都去增进自己学识，从事各种研究”。王光祈所论句句打中曾琦的心眼。留学日本时，曾琦已与雷宝菁、张梦九及陈清等“相与有组织团体之约”。至于团体的组织形式，曾琦的构想是：“拟集合同志，提倡分业，为一真正之学会，各就所学，轮流讲演，要以根于学理，按诸事实为主，冀收切磋之实效。”可以说与王光祈的想法如出一辙。因此，他便与王光祈等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并将学会的宗旨与办法大致决定。

正在曾琦等发起少年中国学会之时，段祺瑞政府鉴于五月下旬归国留日学生发动的请愿运动有进一步推进国内学生进行排日救国活动的可能，便令警察驱逐留日归国学生，不许他们逗留都门。不得已，这些学生只有离京赴津。为此，曾琦等也前往天津组织归国学生的排日救国活动。然而，段政府又运动法国领事，不容归国学生居天津租界。在此情况下，归国学生在天津除为文字宣传外，仍组织国货贩卖部，以实行抵制日货。最终，曾琦等鉴于“国人麻木如故，废约更无希望”，决意解散留日学生救国团支部，分途活动。

虽然，王光祈有“人才既不能求之于已成的势力之中”之语，但曾琦到天津后仍希望能劝梁启超出而办学，以收容归国留日学生。因此，7月5日，他一到天津，便前往意界二马路拜谒梁启超，再劝其出而办学，遗憾的是梁启超并不见听。

梁启超婉拒曾琦的办学要求比较符合他其时专心著述、绝意政治的生活实态。相反，他还劝曾琦致力学问。在他看来，“处兹乱世，若投身社会，惟有日陷悲境，因事事反乎理想，万难有所成就也；若从事学问，则自有乐境，因开卷有益，日起有功也”。

对于梁启超此举，曾琦颇感失望。由此，他加快了发展少年中国学会的步伐。按原来计划的安排，曾琦当南下上海。然而，就在曾琦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之前的7月27日，少年中国学会的七个发起人复聚于中央公园，商定：“凡加入‘少中’会友一律不得参加彼时的污浊的政治社会中，不请谒当道，不依附官僚，不利用已成势力，不寄望过去人物；学有所长时，大家相期努力于社会事业，一步一步来创造‘少年中国’。”我们如果联系到曾琦此次赴天津拜谒梁启超一事，当能感觉到这一规定实有防范包括梁启超系在内的已成势力或过去人物的嫌疑。

虽然如此，曾琦于7月28日路过天津时，仍“往谒任公，以学会章程及公函呈阅，请渠为赞成员”。但这并不能掩饰曾琦对梁启超已然产生的失望之情。他到上海以后在《救国日报》上发表《归国感言》及《中国之青年与共和之前途》等文，即大肆发挥此意。他在文中指出，他们此次归国，“其所殷殷属望者，一为现在国内正受教育之青年，一为曾在国外已受教育之前辈”。然事与愿违。“所谓曾受教育之前辈，对于吾侪，不惟不加助力且从而暗嘲焉冷遇焉，或大加教训焉，或助政府摧残焉”。所谓“广义的前辈”既如此，那么在国内立

于指导地位老成硕望之所谓“狭义的前辈”又如何呢?事实是，“非无多数老成人，而时至今日，大都趋于消极，对于吾侪救国之举，率皆目为浮躁，其能稍分心力代为谋事者盖亦鲜矣”。在曾琦看来，“夫吾侪少年举动，诚不免于轻率，然当兹国家濒危之际，似非貌为稳健之时，即日辍学非计，而立于指导地位之前辈，亦当为之设法安置，岂能以其轻率而恝置不顾哉”。故“白今以往，吾侪少年对于国中先辈，已不敢多所希望”，而只得把希望寄托在“国内正受教育活气横溢之青年”及此次辍学归国坚苦卓绝的留日学生。这里所谓“广义的前辈”当指接近官方者，所谓“狭义的前辈”当指在野的梁启超辈。由此看来，曾琦这时已对梁启超颇感失望，开始把目光转向青年一代。

本来曾琦南下上海主持《救国日报》笔政，实打算鼓吹舆论于上海学界。但上海学界沉寂尤甚于北京，“鼓吹逾年，迄无影响”，曾琦因此脑病复发。

正在这时，爆发。曾琦闻讯以后，翌日即束装北上。曾琦如此兴奋，原因在于：其一，北京学界活动起来颇合其辍学归国的初衷；其二，据周无致曾琦的信上所说：“因为当初决定，还是以本人意思为主，并且北京之行，不过消极的安排。现在既有了积极的进取，自然赞成的。不过因系尊重团体的决定，不能不有一形式。”可以推测这次五四学生运动背后或有少年中国学会的推动。并且，曾琦原计划有“北京之行”，因病未果，如今，五四学生运动爆发，不啻是一个北上的好机会。

然而，北上之后，形势却发生了与曾琦期望相反的变化。一方面，由于京警禁阻，学界寂然无声。失望之余，曾琦往北大询学生会代表，该会定期请其讲演，为京警所阻，乃改至清华学校开会，曾琦以新闻记者资格前往报告“”的影响，略谓“现在全国各地反响甚烈，而北京为此运动之发源地，反淡然视之，大背运动之初衷”。另一方面，五四学生运动之后，鉴于段祺瑞政府的压制，为保全北大，参与维持北大的胡适等倾向妥协(详另文)。受此影响，少年中国学会会友、康白情等人这时都不以曾琦的主张为然，劝他“勿主再动，以全北大命脉”。曾琦大为鄙视，并面责以“全国之反响若彼，而汝等主动者反安然若此，殊非救国之道，无论如何必须前进”。而且，曾琦在清华演说完毕以后，主席朱一鹗即提议恢复游街讲演案，经众通过，明日续出讲演，从而诱发了“六三事件”。其时，曾琦在罗家伦的带领下，“导往北大第三院共致慰问之忱，于军警密布之中，发慷慨激昂之论”。最终，北京政府在由“六三事件”所引起的全国罢市、罢课、罢工风潮的压力下罢免曹、陆、章职，“以息众愤”。五四学生运动由此取得初步胜利。

由上述可知：其一，少年中国学会内曾琦与、康白情等分歧明显。1951年8月，章士钊为张次溪所撰《先生传》作序，其中有一段话论及进入北大及其对五四学生运动的影响。他说：“盖守常虽学问优长，其时实至而声不至，北大同僚，皆擅有欧、美大学之镀金质量，独守常无有，浅薄者流，致不免以樊哙视守常。时北京民主运动正在萌芽，守常志在得北大一席，以便发碇指示，初于位分之高低，同事不合理之情绪，了不厝意。由今观之，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全国去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章士钊这段话不仅提示出促使以北大为中心的北方知识界激进化，而且与五四学生运动发生有关。而在这两事之中少年中国学会都起着发酵的作用。又据张梦九回忆，康白情与周炳琳、许德珩、孟寿椿、易克嶷和袁同礼等就是这次曾琦由上海到北京着重物色而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北大学生。由此合观，可见曾琦与、康白情三人作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确有促进五四学生运动发生发展的作用在。然而，李、康两人转变态度不仅说明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存在较大分歧，而且预示着曾琦冀少年中国学会而影响北大并最终影响整个青年学生的愿望难以实现。

事实确实如此。本来在少年中国学会的七个发起人中，除之外，其余五人都与曾琦有同乡、同学或朋友的关系。顺理成章，曾琦成为学会的核心。但从思想上讲，七个发起人之中，曾琦、雷宝菁和张尚龄则倾向国家主义；王光祈、周无与和陈则较为接近：王光祈、周无倾向无政府主义；、陈清倾向苏俄，赞成共产。无形之中，曾琦在学会成为少数派。关键是从人脉上看，随着1918年7月27日曾琦南下上海主持《救国日报》笔政，周无、张梦九也相继到达上海，加上雷宝菁于1918年12月14日病逝东京，致使留在北京的学会发起人只剩下倾向社会主义的王光祈、、陈洧三人了。这样，曾琦不仅在少年中国学会发展的方向上影响力下降，而且对学会吸收新成员等方面也逐渐丧失影响力。因为随着学会的发展，北大学生“近水楼台”，成为学会吸收新会员的首选，而在这方面，的影响相对突出。实际上，曾先后邀请北大国民杂志社与新潮社的活动分子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由此，在少年中国学会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当在情理之中。有鉴于此，曾琦只得改变初衷，留学法国，以寻求新的发展。

其二，诚如有论者所说，曾琦“于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之间，实为平、津、沪三地间之学运领袖及重要活动分子，于五四爱国运动中，自应居有一席之地位”。尤其，在促发五四学生运动方面，曾琦等留日归国学生作用明显。时梁启超系失势，鉴于对段祺瑞政府不满，他们对五四学生运动的鼓动也是不遗余力。由此看来，研究系与曾琦在促发五四学生运动方面虽非共谋，却有桴鼓相应之效。同时，据张梦九回忆，在1919年初，曾琦曾以巴黎和会重要，深恐我国被日本排挤，不得列席，又恐北京总统徐世昌受日本军阀挟制，和约或将对华不利，力促李璜、周无速与李石曾同往巴黎，筹组“巴黎通讯社”，将和会真实情形，向国内报导，以免外交真象为外国通讯社蒙蔽。毫无疑问，曾琦这一思路又与梁启超一行游欧那监督国际舆论的目的异曲同工。虽然如此，双方的分殊是存在的。随着梁启超游欧及曾琦留法，各自开始了渐行渐远。

三、渐行渐远

1918年，梁启超退出政坛以后，决心离绝政治，专事著述。不仅如此，梁启超的朋辈如袁思亮等也致函梁氏，劝他趁时联合同志从事讲学事业。有鉴于此，1918年12月27日晚，梁启超等欧游一行在上海和张东荪、黄群讨论一个通宵，相约此后决然舍弃政治活动，从思想界尽力。

然而，欧游归来，梁启超在欧洲所得新知的刺激下又跃跃欲试。1920年3月中旬，梁启超前往吴淞中国公学发表演说，认为此次游欧所得乃是“精神得以振作”。不过，梁启超这一精神振作诚如缪凤林所说，并非“自悟其短，忘情于政治活动者”，而是“讲学之余，常思组织一党以握政权，时或借讲学以散播种子”。而梁

启超不能忘情政治的原因则如陈寅恪所指出的那样：“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是说也，余窃疑之。尝读元明旧史，见刘藏春姚达虚皆以世外闭身而与人家国事，况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身国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当时腐恶之政治绝缘，势不得不然。”

的确，梁启超与政治不能绝缘，乃不得不然：一是由于外在的影响；二是由于“澄清天下”的良心驱使。欧游归来，前一种影响不再存在，后一种驱动却时时撩拨着梁启超的政治兴会，使他难以绝然于政治。

梁启超的这次冲动是想发起一个“国民制宪”运动。1920年7月，直系军阀取得直皖战争的胜利，吴佩孚宣布将召集国会，制定宪法，并望梁启超拟一宪草，以俾遵循。趁此机会，梁启超计划推动一个“国民制宪”运动。诚如张朋园所说，该计划的关键在于：“制宪的不是国会，而是国民。”

虽然，根据其时的国民素质，制定宪法的应是“国会”而非“国民”。但是，揆诸梁启超那“唤起国民意识而造成国民意力”的苦心，该计划似又执行的价值。因此，该计划提出以后，能够得到朋友们积极回应。黄群强调：“国民大会之说，虽亦决不成事实，但可于此时作文鼓吹。”张东荪认为：“国民公决一层，比较难办，而国民动议则易为之。既名为国民动议，当然不可用报馆名义，即由吾辈签名可也。求人同意，不必名流，但社会上确知有其人者，皆可加入，一俟签名者有万人，则提出求公决，必可惊憾社会也。”徐新六则指出，国民制宪大会“极应鼓动”“不论办得到与否，总应喊一喊”。而傅治认为：“以创议手段撼动社会，为议论行动之出发点，诚为妙着。”

尽管如此，该计划却只能用于鼓吹而不能落实于实践。黄群认为，其时制宪问题无从说起，若联合各方作实际运动，不但无益，而且“徒滋疑议”。傅治也认为，政治运动须有基础。鉴于梁启超认为，非向国民说话，则青年团将不能成立；“欲求真团结，非共事不可，非觅事来共不可”。他指出，梁氏“仍在浮处用力，不在实处用力，仍于政治方面有泛运动之兴趣，不于社会方面下筑基础之苦工，思前顾后，可为寒心”。

既然如此，“国民制宪”运动无果而终乃意料中事。鉴此，梁启超不得不重新回到由“国会制宪”的老路。1922年夏，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吴佩孚主导的直系获胜，梁启超再次燃起对吴氏的希望。他不仅与吴佩孚、曹锟及黎元洪见面，而且鼓动黎元洪再度出山。不仅如此，梁启超还于5月22日与熊希龄等十余人组成名流会议，同时致电吴佩孚、曹锟，主张恢复民国六年的国会，以制定宪法。

对于梁启超此举，朋友们多不以为然，纷纷劝其歇手。先是张东荪于6月1日来函指出：“黄陂复位必见事实，其来路不正固不待言，而暗中黎派已欲存钳制直系之心，将来必重演黎、段之故事。此间旧国会议员早已置制宪于脑后，而专门于阁员之分配。五、六年之旧戏，行将重演，吾辈宜避而远之。”然后是陈叔通在6月4日致籍亮侪的信中主张梁氏仍以讲学为是，勿又以一时冲动，大谈政治”。应该说，张东荪和陈叔通的劝勉不仅道出了梁氏的困境，而且也指明了以后发展的方向。因此，当梁氏醒悟并自责时，他由“协同”政治转向“讲学”当是理所当然了。

事实上，欧游归来，梁启超积极从事于“讲学”事业乃其题中应有之义。梁启超认识到，既然难以忘情政治，就必须重振政党。鉴于过去的失败，乃因缺乏人才，知己太少，故必须再从培植人才与结交知己着手。而培植人才和结交知己，当以从事文化事业和讲学为要途。因此，他决定以退为进，从办文化事业和从事讲学人手。因此，梁启超积极组织共学社和讲学社，改版《改造》杂志，接办中国公学，甚且梁启超还不辞劳苦，讲学南北。遗憾的是，结果并不理想。其中原因除梁启超积极从事“协同”政治之外，在“虚”处用力恐怕也是要因之一。

五四学生运动以后，随着“社会”的发现与“行动的时代”再起，一个“社会改造”的时代已然来临。广大青年的“人世”方式也由“坐而言”转变到“起而行”。因此，号召青年的方式必须要适应这一形势的变化。张君劢在1920年1月12日写给黄群的信中已经注意及此。他说：“惟内地吾党旗帜不鲜明，则招致新人才之举，无由着手，故任公宣布方针，及此后杂志之论调，总以打破军阀，改进社会为标目。”从《解放与改造》改版为《改造》来看，梁启超似采纳了张君劢的建议。但在具体着手处，梁启超在“改造社会”层面实际上仍停留在“言”而非“行”。对此，朋友们纷纷致函梁氏，希望他能顺应形势，实现转轨。1924年2月12日，张君劢致函梁启超，指出：“海外学生大有动意，不以吾辈居城堡中讲学为然。人心如此，吾辈殊少适应此种环境之兴会，奈何。”4月3日，张东荪致函梁启超，称：“以后救国之道，不在空言，必须于社会上占有不摇的势力，故此后吾辈生死存亡关键，即在能否充分吸收新人物与开发事业。”4月4日，陈筑山也致函梁启超，认为：“将来的社会中心势力，非托与学者与商人之团结不可，外此运用劳工，鼓动农民，都不过是时髦书生的见解，非徒无益，而且有害。”但是，不仅梁氏由于“士大夫”意识的限制，无法实现转轨；而且从陈筑山等所写信的内容看，他们的认识也有很大的局限。依他们之意，他们自己也难做到“与一般人生出交涉”(黄远庸语)。然而，能否“与一般人生出交涉”已成为其时社会身份“新”“旧”的标尺之一，也就是“能”者即“新”，“否”者即“旧”。按照这一标准，梁氏似应划在“旧”者之列。留法的曾琦这时就是依此看待梁氏。

值得注意的是，到法国以后，曾琦对梁启超的失望情绪并不稍减。据考，留法期间曾琦不仅没有拜会游欧的梁启超，而且与留法的张君劢“毫无私交”。不过，这种失望情绪与后来他把梁启超划归“旧”派却不是一回事。前者属想依靠而不可得的境地，后者则属政治营垒的“敌”我之分，由前者转变到后者，中间隔着一段曾琦思想由“改良”走向“革命”的转变历程。

大致而言，曾琦在思想上由“改良”向“革命”转变完成于留法时期。曾琦等发起少年中国学会，最初目的在借团体的力量研究学术、砥砺修养。五四学生运动以后，曾琦等因应时势，在学会侧重从事社会活动的形势下，积极从事社会改造事业。为此，曾琦留法的求学重点也由空疏的政治学转向实际的社会学到了法国，曾琦不仅学社会学不辍，而且始终认为“欲图真正社会改革，亦惟有努力提高多数人民程度”，故主张创造“教育、实业、舆论各方面有形无形之力”以促进政治的发展。也就是说，“社会活动”乃为“政治活动”之前车。1921年7月初，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年会，结果为大多数会员主张社会活动应包括广义的“政治活动”，从而间接承认“政治活动”。这无疑有违曾琦的主张。因此，曾琦对此结

果表示强烈反对乃是必然。更而甚之。曾琦不仅认为“社会活动”不应包含“政治活动”，而且还把“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作为辨别新旧时代及人物的标准。在他看来，主张“社会活动”者为新。主张“政治活动”者为旧。毋庸置疑，曾琦的自我认同当在“新”者之列。

然而，随着“曹锟贿选”及列强提出共管中国铁路等事发生，曾琦对形势的认识日益悲观。相应地，其根本地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逐渐由主张“社会运动”转变到认同“政治运动”。从思想层面看，这一转变表现为他由认同“儒家”转变到认同“法家”。留学日本期间，曾琦认为，中国革新的希望在中流社会，而“孔子之说，中正和平，大都为中流人士说法”，故欲救中国，非明孔道以振士气。后来，鉴于国人“能言不能行”，曾琦主张“儒法互补”之道：‘在学术上则当以陆王之学矫之，在政治上则当以管商之法药之。”留学法国以后，曾琦认为，“中国数千年来，为儒者迂腐之谈，佛家寂灭之旨，老庄虚无之说所误”，故认同“法家”：“拟乎法家整齐之术，以霸功行王道，以菩萨心肠行金刚手段。”

在此思想倾向的影响下，曾琦认同“革命”当为必然。曾琦观察到“中国人心之险诈，国体之涣散”，故深信“中国人非再经一次大革命，人人皆受痛苦之后，不能有苏醒之望”。同时，他还认为：“今日之中国非再经一次大流血，使旧势力完全推倒，则政治不能入轨道。”不过，曾琦认同“革命”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出于不得已。他说：“革命本为不得已之手段，犹之医者之施刀圭，然苟非痈疽，必不奏刀也。”至于革命的具体步骤，曾琦认为，就今日中外大势而论，“非推倒军阀，不足以言改良社会；非改良社会，不足以言振兴国家；非振兴国家，不足以言促进大同”。因此，他发起中国青年党，以“军阀，改良社会，振兴国家，促进大同”为宗旨。

“革命”认同一旦形成，曾琦再遥顾国内的梁启超，其感觉恐怕就不是“失望”一词所能形容，而是有点“儿嫌母丑”的味道了。事实的确如此。就在曾琦反对社会活动应包括广义的“政治活动”时，他即因与梁启超系有违政党政治原则而曾表示“厌弃政党而不与接近”。具体到梁启超系，他认为，该系“早失信用，即有一二先觉之士，亦无支配全党之能。若欧美政党之旗帜鲜明，纪律严整者，殆难以望诸彼辈”。因此，为避免与梁启超系被人误认为“一丘之貉”，曾琦坚持与梁系划清界限。

曾琦划界的依据仍然是“新”与“旧”。不过这时新旧的标准已不是“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而是是否认同“革命”“军阀”。在曾琦看来，梁启超系由于与吴佩孚等北洋军阀“协同动作”，无疑应被划在“旧”派之列。不仅如此，为了实现“军阀”的目标，曾琦积极联络新党以向旧党作战。1924年3月27日，曾琦草《神圣联合与统一前敌》一文，大意就是“劝新党联合以向旧党作战”。1924年6月9日，曾琦对健社干事潘君也谓：“吾人对于一切新党，皆以友谊相待，期于联络一致以与旧党作战。”甚至为了联络新党，曾琦不仅不计前嫌与共产党合作，而且还打算加入。1924年6月7日，曾琦与国共两党代表会商新党联络办法，订立规约十条，共以“打倒军阀，抵抗列强”为宗旨。可以说，曾琦为了“军阀”，几乎联络了除梁启超系以外所有可以联络的派别。曾琦之所以如此忌讳梁启超系，是因为梁启超系那与吴佩孚等军阀“协同动作”的事实。

虽然，留法的曾琦已不很认同梁启超系。但在国内，曾琦与梁启超实乃“一丘之貉”。不过，这有一个形成过程。以的观察为例，先是在“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政策指导下，为了军阀，中共主张尽量联合可以联合的力量。因此，把梁启超系当作“非革命的民主派”包含在联合的对象之内。但是，到了1925年底，梁启超系与北洋军阀的“协同”关系已经昭然若揭，故其又成了眼中的“反对派”。

梁启超与吴佩孚‘协同动作”失败以后，本打算歇手，专心讲学。但时势的变化却使他欲罢不能。原因在于：首先，梁启超对北洋当局处理“五卅惨案”的交涉手段不满。“五卅”以前，梁启超对北洋当局已经不满，并“大做其政论文章”以表达之。“五卅惨案”爆发以后，张君劢于6月25日致函梁启超，谈到己党形势时似有劝梁氏出山之意。“五卅”以后，“不能不管政治”已成为多数稳健分子的共识。他们纷纷责备梁启超，表示梁氏不能袖手旁观。关键是，梁启超也对外交当局的交涉手段不满，决定随时“出山”。

其次，梁启超的学生此时多在孙传芳幕活动，企图影响政局发展。虽然，梁启超免不了代学生受过，但他心颇坦然。觉得时局日紧，“不能坐视”。北伐初兴，鉴于以唐生智为首的北伐将领多为自己的保定学生，而孙传芳又宣布东南五省自治，并在和吴佩孚之间“中立”，蒋百里利用和孙传芳分别拉拢他的机会，斡旋于蒋、唐、孙三者之间，企图先把蒋、唐分开，待蒋败后谋孙、唐联合，以开新局。同时，丁文江、张君劢及刘厚生等也悉数参与孙幕，运动其间。因此，京津一带谣传，一会儿说梁启超到上海，一会儿又说梁启超在汉口。就梁启超而言，尽管他不赞成学生辈的活动，且因此而受到一定牵连，但他并不抱怨，而是时刻准备着再起。在梁启超看来，蒋百里或不会成功。随着蒋、孙开战，梁启超的预测成为事实，梁启超系重返政治舞台的期望又一次落空。由此，梁启超系完全成为国共两党的“敌人”。

最后，梁启超对出面共产党主导的国民革命极不以为然，企图出而矫正之。尽管梁启超承认国共两党在“打倒军阀”上的功劳，但他却不看好“”。第一，梁启超反对共产党打破传统四民社会的结构。在他看来，中国社会发展应由中坚阶级来主导。但共产党却利用工人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结果使中产阶级不能自存，正当的工人全部失业，全国生产力有“涸竭到底”之虞。第二，梁启超担心共产党受第三国际训练，组织力太强，将“无敌于天下”。尤其他担心军队将落入共产党之手。因为他观察到：“行军以外的一切事情，都被极坏的党人把持”“党军所至之地，弄得民不聊生。”第三，梁启超对共产党受第三国际的操纵而企图引爆世界革命的行经十分不满。1927年3月26日，“南京事件”爆发。梁启超认为这一事件是由第三国际预先计划而由党军发命令干的。因此，他推断其时国内各种恐怖事件都是第三国际的领先计划而由共产党实施的，以引起帝国主义干涉中国。故他非常反对共产党为促进世界革命的发展而充当第三国际的机械进而牺牲中国的做法。综上所述，可见梁启超觉得有责任出而矫正国民革命并非无因。否则，他感到不仅对不起国家，而且将无立锥之地。因此，他不仅表于“言”，准备在清华讲堂发表他的全部政治主张；而且见诸“行”：一方面，支持同学们

组织团体，讲学并作政治运动，另一方面，准备为多数人自由与党人一拼。

既然准备再从事政治，梁启超就不得不与其他党派合作。但在梁启超看来，当时国内能与其合作的党派似只有曾琦所领导的国家主义派。尽管梁启超不赞成国家主义派有主张“”的倾向，但他认为只要他们“能稍折衷以归于中庸”，双方合作的空间还是较大的。况且，梁氏对国家主义派的发展前景颇为看好。

虽然如此，但曾琦此时却根本不把梁启超放在认同之列。在1924年10月10日《新闻报・国庆增刊》上发表的《论中心思想与中心人物》一文中，曾琦提出了“中心思想”与“中心人物”两个概念。就“中心人物”而论，其条件有四：(1)有一定的主义。(2)有一定的主张。(3)有具体的计划。(4)有实行的手腕。然而，以此条件揆诸当时社会上所谓“知名之士”，则“其足以为全国重心作国民之表率转移风俗而影响政治者，殆亦渺无其人焉”。毫无疑问，梁启超应算当时社会上的“知名之士”。据此，可知曾琦此时已不把梁启超放在“中心人物”之列了。

不独此也，在曾琦“革命”的透视镜之下，梁启超实具“反革命”的色彩。因为曾琦倡导“全民革命”，以期“彻底澄清”，不唯军阀官僚，凡他们认为是国贼，志在必除。而在曾琦看来，梁启超等实不脱“国贼”的嫌疑。虽然，梁启超等曾经赞成“国家主义”而反对“革命手段”，但曾琦认为，其容忍军阀实是“姑息养奸”，其结果是有害于国家。故他不以梁启超等“口称爱国，遂予宽容”。在此“革命”心理的支配下，曾琦根本认为，梁启超等主张“对国贼和衷共济，对强权开诚布公”，最终必导致“救国适以祸国”。

甚且，曾琦不仅与梁启超等改良派观念歧异，而且在对具体事件的认识上也差异明显。1926年3月18日，“三一八”惨案发生，梁启超就此发表谈话，主张法律制裁。但曾琦领衔的国家主义派在宣言中却表示不希望法律制裁，而希望“诉诸武力”。不过，他们所诉诸的“武力”不是“军阀的武力”而是“民众的武力”，亦即“革命”。

四、再议携手

然而，随着北伐的步步推进以及“”的实行，曾琦所领导的国家主义派不得不到北方军阀的地盘内讨生活，梁启超因对这时的并不看好，也是跃跃欲试。因此，为了对付共同的对手，国家主义派与梁启超似乎存在合作的可能了。

本来，梁启超对党军北伐已相当悲观，随时准备“亡命”。但因为“南京事件”已经证明非共产党，所以随着“四一二”的爆发，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梁启超又改变主意，对产生一点希望。然而，由于的无能所造成的灰暗情势使梁启超对局势发展相当失望。在他看来，蒋派虽然在军事上颇有利，但“他们党的内部，早已是共产党做了主人翁”，故“最后的胜利，只怕还是共党”。更为卑劣的是，“南方大多数人都天天盼望外国人来收拾”。

因此，梁启超有点跃跃欲试的冲动。再加上天天被人包围，梁启超显得进退两难。其时，国家主义派、及实业界的人等“太息痛恨于共党，对于国党又绝望”，故希望梁启超能挺身而出，并在他的统率之下，成一种大同盟。同时，他们对于梁启超的朋友门生也是不遗余力地运动。

就曾琦的情形来说，事实确实如此。1927年冬至，伍宪子致函梁启超，说：“慕韩约定十二月初到港，当为之稍布置也。”1928年9月18日，张君劢致函梁启超，也说：“曾慕韩前年在申与定章、梁联合之计，一年来曾向此方进行。”由此合观，可见曾琦确实运动过梁启超，但结果似不理想。据周传儒回忆，曾琦到北京拜见梁氏，欲组织第三党，推梁氏与章太炎为南北首领。但梁氏没有答应。其后，梁氏派学生周传儒与曾琦谈。结果两人话不投机。周传儒要曾琦去找林宰平、丁文江、张君劢等人谈。然林、丁两人认为梁氏与曾琦等胡闹，将难以在北方立足，故反对梁启超从事政治活动。后来。曾琦又到梁启勋家找过梁氏，梁启超推说丁文江等不同意，最后以赠曾琦三千元活动经费作结。

虽然，梁启超又一次婉拒了曾琦，但这并不代表他的本意。实际上，他这时很矛盾。一方面，他已讨厌政党生活。另一方面，他又无法回避现实政治的考虑。考虑的结果是先进行“党前运动”，成立一个“虚总部”，职责是‘不直接活动而专任各团体之联络”。至于其成立的理由则在于：理论上，梁启超已确信代议制和政党政治断不适用，非打破不可。同时，他也不相信团体组织能够救中国，故绝对不加入。实践上，梁启超认为许多非的团体要求拥戴领袖做大结合的时机未到，故不能答应。但又不能听他们散漫无纪，故成立“虚总部”，做极稀松的结合，将来各团事业发展后，随时增加其结合的程度。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篇5

20世纪初，是思想界发生重大变革的年代。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维新变法运动了。维新变法运动中，改革者们提出“启女智”和“重幼教”的观点。同之后周作人提出的“妇女”和“儿童”问题一样，无形中提高了妇女和儿童的地位。从中可以看出清末民初是“儿童的发现”、“儿童文学的发现”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的时期。

梁启超作为清末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力图以文学为工具“新一国之民”。于是儿童作为未来之““国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此举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由自发状态向自觉状态的转变。梁启超关于儿童和儿童教育的见解主要体现在《卢梭学案》、《少年中国说》、《论幼学》、《蒙学报演义报合叙》、《教育政策私议》、《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等文章中。本文将主要从他的儿童观、儿童教育观及其理论实践等方面入手分析梁启超在儿童文学走向自觉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

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梁启超等改革者超越了洋务派在器物层面对西方的学习，转而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政治制度。“卢梭的社会政治著作《社会契约论》所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在民等主张，不仅成为梁启超的政治理想，而且引发了他在儿童观上的觉醒。”[1]《卢梭学案》是梁启超宣传卢梭思想的代表性作品。他直接继承了《社会契约论》中的“人是生而自由的”的观点，认为“彼儿子亦人也，生而有自由权，而此权，当躬自左右之，非为人父者所能夺也。”梁启超一方面批判了“父为子纲”的伦理道德，另一方面更加重视儿童的地位和价值。

在《少年中国说》中认为：“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文中认为儿童精力充沛，代表着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对儿童的自由和人格的尊重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以来的儿童的地位。 “这种对儿童生命特点和精神个性的认识，为人们谈论儿童的独特的精神需求，为人们谈论和思考儿童文学的种种话题，提供了最直接而现实的文化动力和理论起点。”[2]

据此，梁启超在《论幼学》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人生百年，立于幼学”的教育主张。梁启超是从提高国民素质、提高民族文化水平的宏观角度建构自己的儿童教育观。与西方相比，尽管中国很早就产生了文字符号，但是文字教育并没得到普及，多数人没有接触文字的机会，更谈不上阅读了，因此导致了国人创新能力的缺乏。因而儿童没有阅读文字的机会，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极为不利。儿童期是人一生发展的关键，要改变国民的素质，必须从儿童教育入手。儿童教育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息息相关。这种说法与我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和创作的著名人物曹文轩的观点不谋而合，“孩子是民族的未来，儿童文学作家是民族性格的塑造者，儿童文学作家应当有一种庄严的神圣的使命感。”[3]

长久以来，儿童生活在“父为子纲”封建观念的层层桎梏下。梁启超正是深刻认识到了封建旧教育对儿童天性的摧残，才对旧式教育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旧式教育对儿童的体罚，严重违背了教育规律，如同女子缠足一样，是对儿童身心的巨大伤害。这种教育方式非但不能取得很好的教育效果，反而会导致儿童视学校如牢狱，畏老师如狱吏。体罚是不尊重儿童的表现。这从反面确证了梁启超认为儿童是有情感、有自尊、有主体性的存在这一观点。因此不难发现他的思想中孕育着儿童本体论的雏形。

他进一步指出，封建社会中以记诵为主的儿童教育方法是有问题的。“其课学童也，不因势以导，不引譬以喻，惟苦口呆读，必求背诵而后已。”这种呆板的教学方法很容易打消儿童学习的积极性，使他们失去学习的兴趣。而相比于西方的教育，中国的教育存在着先后顺序严重颠倒的弊端。凡此种种都表明了旧式教育方法违背了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不利于培养儿童的创造力，不能激活儿童心灵中潜在的灵性。这种过分理性化的方式也被许多研究者所批判。如卢梭和别林斯基都承认理性的能力是人的一生中最难发展的一种能力。在儿童期，应该主要致力于儿童感性能力的开发。再如朱自强教授所说“对于幼儿来说，他的理性能力还处于蛰伏的状态，因此，他的感性的能力就能有很好的发展机会。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认为地、超前地发展孩子们的理性能力，这个理性能力当然就和一些知识的能力是有直接的联系的。如果在幼儿阶段，我们过早地发展他的理性、知识这方面的能力的话，教育就不会收到好的效果，就只能起到负面作用。”[4]因此，不得不说，梁启超的观点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二

“近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自梁启超始。”[5]毋庸置疑，梁启超为儿童文学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不但是一个儿童教育理论的倡导者，还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实干家。他的理论是深深根植于实践中的。他在《蒙学报演义报合叙》中表达了对“俚歌”的重视。1902年，他在《新小说》上开创“杂歌谣”栏目。

他率先以“少年中国之少年”的笔名发表了儿童诗《爱国歌》四章，受到了日本留学生们的喜爱。此后，他又创作了《皇帝歌》四章。“不久，他又创作了《终业式》四章，这组诗的儿童性稍为明显，比前两首容易理解。虽然有着宣传改良思想的目的，但其表现形式大致可以为少年人理解和接受。正如梁启超所说：“今欲为新歌，适教科用，大非易易。盖文太雅则不适，太俗则无味。斟酌两者之间，使合儿童讽诵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国文学之精髓，真非易也。”[6]梁启超已经看到了在儿童诗歌中处理雅俗关系的重要性。从中不难发现梁启超儿童文学前意识之端倪。

同时，梁启超还在自己创办的刊物上呼吁更多的人从事儿童诗歌的创作。例如，他在新小说上曾经发表过张敬夫的《警醒歌》四章、剑公的《新少年歌》、自由斋主人的《爱祖国歌》、珠海梦余生的《劝学》、黄遵宪以笔名“岭东故将军”发表的《出军歌》四章和黄遵宪以笔名“人境庐主人”发表的《幼稚园上学歌》四章等。

其中黄遵宪的《幼稚园上学歌》语言生动活泼，自然流畅，易于上口，适合儿童吟唱，不失为一首优秀的儿童诗歌。全诗一共十节，诗人对幼童渴望知识的急切心情和幼童初上学校时欢呼雀跃的形象做了形象的描绘。这首诗在当时的儿童中传唱甚广，后来又被辑入《最新妇孺唱歌集》和《改良唱歌教科书》。“在晚清为儿童创作的诗歌中，如此具有儿童特点的诗作还属凤毛麟角。”[7]梁启超对这种朗朗上口，具有音乐美，同时寓教于乐，又不失艺术性的儿童诗歌是极为赞赏的。

除了倡导儿童诗歌的创作之外，梁启超还进行关于儿童诗歌的文学批评工作。他在《饮冰室诗话》的第78则中全文引录了黄遵宪《小学生相和歌十九章》，称其为“一代妙文也。”同时，他高度评价了杨皙子（杨度）所创作的《扬子江》、《黄河》等儿童诗歌，认为它们是斟酌雅俗之间、适合儿童吟唱的诗歌。他十分欣赏《江苏》（清国江苏籍留学生1903年在东京创办的反满革命刊物）上刊载的儿童诗歌，如《游春》、《秋虫》等，认为其是中国文学复兴的先河。“将儿童诗歌的地位提高到如此的程度，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5]

三

此外，梁启超对于儿童文学的重要贡献还在于他的翻译工作上。他用章回体的形式重新翻译了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小说”《十五小豪杰》，连载于自己主编的《新民丛报》。考虑到少年读者的理解水平，译文采用的是白话文，他还以“饮冰”的笔名译述了“科学哲理小说”《世界末日记》。陆续在《新小说》上发表了南海卢籍东与东越红溪生合译的“科学小说”《海底旅行》、周桂笙译述的《水底渡节》和《神女在世奇缘》、南野浣白子的“冒险小说”《二勇少年》等。他称赞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小说”“寄思深微，结构宏伟。”由于梁启超的翻译工作是为了实行“小说界革命”，所以包括儿童文学作品在内的翻译工作不过是他“新一国之民”的手段。虽然他并没有儿童文学的文体意识，也没有以儿童为读者的意识，但是这些从异域引进的文学作品，在青少年中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利于儿童冲破封建文化的屏障，已经开始为儿童文学的自觉松动着久久压在其上的板结的土块。

四、结语

总之，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中固然存在着资产阶级改良的思想和工具论的倾向，但他主张尊重儿童的尊严和个性，尊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无疑在儿童文学前意识的萌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已经显现出现代儿童观的些微征兆。梁启超还是中国儿童诗歌和翻译小说的倡导者和力行者，为了儿童文学的诞生做了准备，有利于儿童文学的本体自觉。

参考文献

[1] 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M].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116.

[2] 方卫平.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M].南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3：77.

[3] 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309.

[4] 朱自强.朱自强小学语文教育与儿童教育讲演录[M] .长春：长春出版社，2009：129.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篇6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是一幅复杂斑驳的图景：内乱不断，外患频仍，****横行，列强凌侮。在民族危难和社会危机的催生下，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应运而生。梁启超作为一名理性的民族主义者，始终致力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本文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作出客观的评价，这无疑对我们了解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一、梁启超对民族主义的认识

“民族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15世纪的德国，近代以后才开始被人们广泛应用。在世界近代史上，出现过两种民族主义。即“以反对民族压迫为内容和以反对封建压迫为内客。前者以建立资产阶级民族独立国家为目标，用反对民族压迫为思想旗帜，推动了一系列的革命运动。后者以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为目标，用反对封建压迫为思想旗帜，推动了一系列革命运动”。①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属于后者。

20世纪初，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问题。梁启超说：“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是中国人’之一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他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明确写道：“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专就欧洲而论之，则民族主义全盛于十九世纪，而其萌达也在十八世纪之下半。今日之世界，实不外此两大主义活跃之舞台也。”“民族主义之发达之既极，其所以求增进本民族之幸福者，无有厌足。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于外”，这就是“帝国主义之所行也”。今“知他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②

可见，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是在国家面临列强侵略、民族危亡的情况下，为挽救社会危机而催生的。梁启超主张通过迅速培养起中国固有的民族主义，用中国的民族主义来抵制西方列强的民族帝国主义。他所阐述的民族主义概念，用现代专业术语来说，指的是由民族意识唤起的对本民族的感情、态度等，表现为对本民族的忠诚和奉献，其最终诉求的是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民族国家。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先行者，其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认识深刻独到，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史上无疑起到了其他人无可替代的历史先驱作用。

二、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

在对中国民族主义问题有了一定认识之后，受中国传统民族观念的熏陶、西方民族主义学说的启迪及日本民族主义运动巨大推动力所形成的强劲动力影响，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从“种族民族主义”到“合族民族主义”，从“天下大同主义”到“民族国家主义”的演进过程。

（一）从“种族民族主义”到“合族民族主义”

维新变法前，梁启超师从康有为服膺于“今文学派”，以“公羊三世说”为理论核心建构自己的历史观。梁启超认为，民族即指有共同语言地域及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同一种族的人血统相同、语言相同、宗教相同、习俗相同。他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这样论述“种族民族主义”的产生：在封建时代，分土分民，或同民族而异邦，或同邦而异族，“胡汉吴越，杂处无猜”。但到了封建的末世，“民求自立而先自团，于是种族之界始生，同族则本吸集，异族则相反拨，苟为他族所钳制压抑者，虽粉身碎骨，以图恢复，亦所不辞，若德意志，若意大利，皆以同民族相吸而建新邦，若匈牙利，以异民族而分离于奥地利，皆其最着者也”。

甲午战败后，梁启超从西方民族主义学说中接触过“民族的国家”的观念，“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日渐发达，遂至磅礴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顺兹者兴，逆兹者亡”，“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梁启超倡导建立的民族国家指的是单一的汉民族主义国家。在他此时的民族主义思想中，民族国家的构建只能是单一型的汉民族，而不包括中国的其他少数民族，甚至是排斥其他少数民族的。

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1903年以后，梁启超逐渐接受了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的学说，其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从“种族民族主义”转向“合族民族主义”。他在《新民丛报》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解释道，所谓“合族民族主义”，即强调在中华共同体内各族为统一之民族。为进一步说明“合族民族主义”的重要性，梁启超强调：20世纪是“民族帝国主义”兴盛的时代，而“民族帝国主义”与以前的“帝国主义”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民族帝国主义”是以整个民族的力量对外侵略扩张。既然“民族帝国主义”是以整个民族的力量对外侵略扩张，那么我们要抵抗“民族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民族独立，也就必须集合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包括满人的力量，而不能兄弟阋于墙，制造满汉对立，“将彼五百万之满族先摈弃之”。很显然，此时梁启超关于“合族民族主义”的思想主张，已经摆脱了传统上以文化、种族主义为标志划分族类的狭隘民族观念，具有现代多民族国家的观念。

（二）从“天下王朝主义”至“民族国家主义”

对中国近代史颇有研究的美国学者列文森曾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可以说是一个使‘天下’变为‘国家’的过程。”③甲午战败后，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在中国逐渐展开。由于变法严重损害了顽固势力的切身利益，只持续了三个多月就被西太后发动政变所扼杀，梁启超不得不流亡海外。

随着对西方民族主义学说日益广泛的接触，梁启超开始逐渐背离康有为的“三世说”理论，“万国并立”的观念开始在他脑中萌芽。在日本，梁启超亲眼看到了这个国家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下所表现出来的巨大潜力。在对中日的历史及现状进行研究比较后，梁启超逐渐意识到：传统的“天下主义”并不能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只有将“天下”与“中国”分离、“国家”与“朝廷”异位，确立民族国家思想，使国家成为国人为之奋斗的唯一目标，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所在。

梁启超在《爱国论》中写道：“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自数千年来，……盖视吾国之外，无他国焉。”④在此，梁启超分析了中国人不知爱国的原因所在：由于“天下王朝主义”导致“国家”与“天下”一体，人们只知道有“天下”，而不知道有“国家”。

20世纪初，梁启超已经接受了西方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的民族主义学说。他刚从美国回来就开始“宣扬放弃个****利，以国家至上的集体主义价值为本位，提倡‘民族国家主义’，认为中国急需的是建立一个巩固的现代化国家，‘而自由平等值其次耳’”。⑤对比之前梁启超对民族建国的看法，我们可以发现，他转变了以前认为民族建国就是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思想，接受了伯伦知理的“合族民族主义”理论，认同建立多民族的国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其利也不少”。因为“世界文明每由诸种民族互相教导互相引进而成，一国之政务亦往往因他族之补助而愈良”。

梁启超声称：国家要想实现自强，需“平满汉之届，诚支那自强之第一阶梯也”。⑥他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指出，根据伯伦知理关于民族的定义，“吾中国言民族主义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流亡海外的经历，使梁启超深切地体会到近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此民族与彼民族的竞争，中国要想实现富强，必须团结国内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力量，在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建立多民族的现代国家，提高国民素质。至此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演进，已从“天下王朝主义”嬗变到“民族国家主义”，标志着其民族主义思想趋于完善。

  三、对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评价

任何一种思想的提出，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也不例外，它是在民族危难和社会危机的催生下产生的。基于此，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深受当时中国特定历史环境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救亡图存色彩。刚开始时他试图用传统文化来唤起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重塑民族奋发图强的精神；维新变法失败后，特别是1903年接受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的思想后，梁启超关于民族主义的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从“种族民族主义”、“天下王朝主义”转而提倡通过建立多民族现代国家、提高国民素质来挽救处于危亡境地的中华民族。

纵观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实际上它已经触及到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两大基本问题：一是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以及建立民族国家；二是国民意识的觉醒，梁启超称之为“国家主义”。作为中国近代始终致力于民族主义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杰出代表，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近代政治和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不容置疑。正如胡适先生所言：“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啄所不能诬也。”⑦

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客观探讨无疑对我们了解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回顾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先驱梁启超的思想历程，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注释：

①彭树智.亚洲民族主义思潮.载《人文杂志》1988，（2）.

②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影印版）：19-22.

③［美］列文森着，郑大华等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87.

④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270.

⑤徐立望.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史的考察.求索.2001，（5）.

⑥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77—81.

⑦胡适.藏辉室札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9：112.

参考文献：

［1］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M］.饮冰室合集·文集（一）.北京：中华中局，2005.

［2］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文集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1627.

［3］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A］.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C］.2010.

［4］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类编（上）［C］.北京：中华书局，1989.

［5］郑大华，任着译.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6］徐立望.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史的考察.求索.2001，（5）.

［7］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J］.史学月刊，2006.6.

［8］金冲及.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近代史研究.2001，（5）.

［9］郑师渠.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历史研究.1995，（5）.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篇7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是一幅复杂斑驳的图景：内乱不断，外患频仍，专制横行，列强凌侮。在民族危难和社会危机的催生下，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应运而生。梁启超作为一名理性的民族主义者，始终致力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本文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作出客观的评价，这无疑对我们了解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一、梁启超对民族主义的认识

“民族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15世纪的德国，近代以后才开始被人们广泛应用。在世界近代史上，出现过两种民族主义。即“以反对民族压迫为内容和以反对封建压迫为内客。前者以建立资产阶级民族独立国家为目标，用反对民族压迫为思想旗帜，推动了一系列的革命运动。后者以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为目标，用反对封建压迫为思想旗帜，推动了一系列革命运动”。①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属于后者。

20世纪初，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问题。梁启超说：“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是中国人’之一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他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明确写道：“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专就欧洲而论之，则民族主义全盛于十九世纪，而其萌达也在十八世纪之下半。今日之世界，实不外此两大主义活跃之舞台也。”“民族主义之发达之既极，其所以求增进本民族之幸福者，无有厌足。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于外”，这就是“帝国主义之所行也”。今“知他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②

可见，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是在国家面临列强侵略、民族危亡的情况下，为挽救社会危机而催生的。梁启超主张通过迅速培养起中国固有的民族主义，用中国的民族主义来抵制西方列强的民族帝国主义。他所阐述的民族主义概念，用现代专业术语来说，指的是由民族意识唤起的对本民族的感情、态度等，表现为对本民族的忠诚和奉献，其最终诉求的是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民族国家。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先行者，其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认识深刻独到，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史上无疑起到了其他人无可替代的历史先驱作用。

二、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

在对中国民族主义问题有了一定认识之后，受中国传统民族观念的熏陶、西方民族主义学说的启迪及日本民族主义运动巨大推动力所形成的强劲动力影响，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从“种族民族主义”到“合族民族主义”，从“天下大同主义”到“民族国家主义”的演进过程。

（一）从“种族民族主义”到“合族民族主义”

维新变法前，梁启超师从康有为服膺于“今文学派”，以“公羊三世说”为理论核心建构自己的历史观。梁启超认为，民族即指有共同语言地域及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同一种族的人血统相同、语言相同、宗教相同、习俗相同。他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这样论述“种族民族主义”的产生：在封建时代，分土分民，或同民族而异邦，或同邦而异族，“胡汉吴越，杂处无猜”。但到了封建的末世，“民求自立而先自团，于是种族之界始生，同族则本吸集，异族则相反拨，苟为他族所钳制压抑者，虽粉身碎骨，以图恢复，亦所不辞，若德意志，若意大利，皆以同民族相吸而建新邦，若匈牙利，以异民族而分离于奥地利，皆其最著者也”。

甲午战败后，梁启超从西方民族主义学说中接触过“民族的国家”的观念，“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日渐发达，遂至磅礴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顺兹者兴，逆兹者亡”，“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梁启超倡导建立的民族国家指的是单一的汉民族主义国家。在他此时的民族主义思想中，民族国家的构建只能是单一型的汉民族，而不包括中国的其他少数民族，甚至是排斥其他少数民族的。

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1903年以后，梁启超逐渐接受了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的学说，其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从“种族民族主义”转向“合族民族主义”。他在《新民丛报》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解释道，所谓“合族民族主义”，即强调在中华共同体内各族为统一之民族。为进一步说明“合族民族主义”的重要性，梁启超强调：20世纪是“民族帝国主义”兴盛的时代，而“民族帝国主义”与以前的“帝国主义”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民族帝国主义”是以整个民族的力量对外侵略扩张。既然“民族帝国主义”是以整个民族的力量对外侵略扩张，那么我们要抵抗“民族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民族独立，也就必须集合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包括满人的力量，而不能兄弟阋于墙，制造满汉对立，“将彼五百万之满族先摈弃之”。很显然，此时梁启超关于“合族民族主义”的思想主张，已经摆脱了传统上以文化、种族主义为标志划分族类的狭隘民族观念，具有现代多民族国家的观念。

（二）从“天下王朝主义”至“民族国家主义”

对中国近代史颇有研究的美国学者列文森曾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可以说是一个使‘天下’变为‘国家’的过程。”③甲午战败后，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在中国逐渐展开。由于变法严重损害了顽固势力的切身利益，只持续了三个多月就被西太后发动所扼杀，梁启超不得不流亡海外。

随着对西方民族主义学说日益广泛的接触，梁启超开始逐渐背离康有为的“三世说”理论，“万国并立”的观念开始在他脑中萌芽。在日本，梁启超亲眼看到了这个国家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下所表现出来的巨大潜力。在对中日的历史及现状进行研究比较后，梁启超逐渐意识到：传统的“天下主义”并不能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只有将“天下”与“中国”分离、“国家”与“朝廷”异位，确立民族国家思想，使国家成为国人为之奋斗的唯一目标，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所在。

梁启超在《爱国论》中写道：“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自数千年来，……盖视吾国之外，无他国焉。”④在此，梁启超分析了中国人不知爱国的原因所在：由于“天下王朝主义”导致“国家”与“天下”一体，人们只知道有“天下”，而不知道有“国家”。

20世纪初，梁启超已经接受了西方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的民族主义学说。他刚从美国回来就开始“宣扬放弃个人权利，以国家至上的集体主义价值为本位，提倡‘民族国家主义’，认为中国急需的是建立一个巩固的现代化国家，‘而自由平等值其次耳’”。⑤对比之前梁启超对民族建国的看法，我们可以发现，他转变了以前认为民族建国就是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思想，接受了伯伦知理的“合族民族主义”理论，认同建立多民族的国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其利也不少”。因为“世界文明每由诸种民族互相教导互相引进而成，一国之政务亦往往因他族之补助而愈良”。

梁启超声称：国家要想实现自强，需“平满汉之届，诚支那自强之第一阶梯也”。⑥他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指出，根据伯伦知理关于民族的定义，“吾中国言民族主义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流亡海外的经历，使梁启超深切地体会到近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此民族与彼民族的竞争，中国要想实现富强，必须团结国内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力量，在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建立多民族的现代国家，提高国民素质。至此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演进，已从“天下王朝主义”嬗变到“民族国家主义”，标志着其民族主义思想趋于完善。

三、对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评价

任何一种思想的提出，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也不例外，它是在民族危难和社会危机的催生下产生的。基于此，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深受当时中国特定历史环境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救亡图存色彩。刚开始时他试图用传统文化来唤起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重塑民族奋发图强的精神；维新变法失败后，特别是1903年接受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的思想后，梁启超关于民族主义的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从“种族民族主义”、“天下王朝主义”转而提倡通过建立多民族现代国家、提高国民素质来挽救处于危亡境地的中华民族。

纵观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实际上它已经触及到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两大基本问题：一是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以及建立民族国家；二是国民意识的觉醒，梁启超称之为“国家主义”。作为中国近代始终致力于民族主义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杰出代表，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近代政治和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不容置疑。正如胡适先生所言：“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啄所不能诬也。”⑦

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客观探讨无疑对我们了解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回顾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先驱梁启超的思想历程，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注释：

①彭树智.亚洲民族主义思潮.载《人文杂志》1988，（2）.

②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影印版）：19-22.

③［美］列文森著，郑大华等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87.

④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270.

⑤徐立望.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史的考察.求索.2001，（5）.

⑥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77―81.

⑦胡适.藏辉室札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9：112.

参考文献：

［1］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M］.饮冰室合集・文集（一）.北京：中华中局，2005.

［2］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文集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1627.

［3］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A］.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C］.2010.

［4］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类编（上）［C］.北京：中华书局，1989.

［5］郑大华，任著译.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6］徐立望.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史的考察.求索.2001，（5）.

［7］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J］.史学月刊，2006.6.

［8］金冲及.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近代史研究.2001，（5）.

［9］郑师渠.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历史研究.1995，（5）.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篇8

中图分类号：G8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5）02-0063-05

《饮冰室合集》是由中国著名政治家、学者梁启超的书斋命名，它是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的重要研究史料，由后人集中把梁启超的著述集中编排而成，分《文集》、《专集》两部分，是当前内容最全面、最系统、最丰富的的梁启超著述集。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他自幼便得到良好的教育机会，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属于少年得志的一类。1890年，赴京会试的失败，改变了他的整个命运。在回乡途中，阅读了《瀛环志略》在内的大量西文书籍，使其大开眼界。后又结识了康有为并拜其为师，在万木草堂学习的4年时间里全面接受了康有为的维新思想。梁启超一生当中，提倡强兵、强民，强烈批判了中国主静克动的传统思想观念，主张培养文武两备的军事人才。为其维新变法。在《饮冰室合集》中，梁启超的这种“尚武”思想内容较为丰富，主要是积极主张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尤其强调培养“具有国家思想品德、毅力，有尚武精神的国民”。本研究意在通过对《饮冰室合集》中梁启超“尚武”思想产生背景与内涵的分析，探讨梁启超“尚武”思想对中国学校体育的当代价值，为我国学校体育的良性运行与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1 《饮冰室合集》中“尚武”思想的形成背景

什么是“尚武”，按其字面理解就是“崇尚勇猛”之意，翻开世界史，我们可以发现“尚武精神”无不为各个民族的强盛发达提供了巨大的推力。回顾中国的发展历史，早在汉代就体现了卫青、霍去病等精英从军报国、建功立业的尚武精神，但到了宋朝尚武之风开始逐步泯灭了，到了明朝，程朱“理学”的高度发展进一步导致了尚武精神的丧失，老百姓们都成了顺民，清明时代因满清的防汉、恐汉心理，则大兴“文字狱”用来迫害汉族的尚武反抗精神。

十九世纪中期鸦片流毒中华大地，清政府不但不禁止，上层阶级反而带头吸食，致使民众体质越加羸弱，从而激起了不少有志之士忧国忧民的情绪。北洋水师战败的事实证明，军人精神的塑造远比强大的军事装备更加重要。由此，“尚武”意识在此社会背景下再一次兴起。

其次，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日本武士道精神对他影响很深，他认为，中国人若要强盛，就应该摈弃“贱武右文”思想，树立日本的武士精神。

梁启超受康有为恩师的影响很深，他同样十分重视学校教育的价值与意义：“调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他分析了当时中国人的性格，是“我责人，人亦责我；我望人，人亦望我”，互相观望，推卸责任，人人对社会、对国家都不负责任。他认为要抵御外寇，只有培养新的国民。

综上，梁启超“尚武”思想形成的主要条件是“列强入侵”，其次是“西学东渐”、“欧风美雨”的思潮影响，同时也因为维新变法斗争，需要一批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人去改良社会。因此，从历史角度看，康、梁的“尚武”思想是伴随着维新变法斗争而形成和发展的。虽然他们的维新变法未能成功，但是经他们吸取、融化和发展了的“尚武”思想，与他们的变法思想一起，给教育界和整个社会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对我国近代体育的兴起与发展也起了启蒙作用。

2 《饮冰室合集》中梁启超“尚武”思想的内涵

2.1尚武精神源自“进化论”与“周易”思想

“进化论”是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中表述的一种认为事物不断地从简单向复杂、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演变的学说。在甲午战争之后，达尔文进化论由于严复的积极传播开始广泛影响中国，自严复译著《天演论》出版后，“物竞”、“争存”、“优胜劣败”等词，广泛流传。之后梁启超将其糅进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形成了他的进化论观。

梁启超认为，“淘汰复有二种：曰‘天然淘汰’，曰‘人事淘汰’。”对于“人事淘汰”，他认为，斯巴达人因强武而获得竞争力的原因就是运用人事淘汰方法丢弃或者杀戮出生婴儿羸弱者；对于“天然淘汰”，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同类竞争，其激烈程度超过了物种之间的竞争。因此，如果一个国家要在残酷竞争的人类社会中生存，就必须使得国民具有超强竞争力的尚武精神。

另一方面，梁启超尚武精神来源于《周易》的“唯变所适”，它不仅为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哲学依据，同时也为其尚武精神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他运用了《周易》卦象的变化，通过阴阳、刚柔循环转变，阐明了事物运动不息、变化不止的规律。

2.2“尚武”精神是衡量民族强盛的重要标志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授徒的学校课程中就有了“射、御”的尚武内容，但为后继者所抛弃，导致民族体质的逐渐羸弱，还沦落为“东亚病夫”。

梁启超很敬佩古斯巴达尚武历史，他说：“斯巴达一个弹丸小国，全国人口加在一起不到一万，竟然对内统治数十万的异族，对外挫败十余万的波斯军队，雄霸希腊，与雅典狎主齐盟！――就因为尚武。”

同时，梁启超也很欣赏德意志的尚武精神，他说：“德国一个新成立的国家，到今天仅仅二十年，竟然能够打败奥地利、法兰西，雄视欧洲！――就因为尚武。”

尚武精神并不是只有欧洲的国家才有，东邻我们中国的日本，人口只相当于我们十分之一，然而他们剽疾好死，将他们所谓的武士道、大和魂发扬光大。因此，他对日本人的尚武精神也很佩服，他说：“在他们刚开始实行征兵制的时候，还有哭泣逃亡、乞求避免的人，到现在却是：争相入伍，争上战场。尚武雄风，举国一致。最近日本人力发展体育事业，定将让国民都具备军人的本领，都具有军人的精神。总之，日本区区三岛，维新成功仅二十年，竟然能够战胜我们中国，虎视眈眈，屹然称继于东洋！――就因为尚武。”

而对于中国，他大声疾呼：“我们中国却以文弱在世界上考第一名，逆来顺受，窝囊透顶，东亚病夫，病入膏盲！”特别是清代满人人住中原后，清政府为了更好地统治汉人国家，拼命推行良民政策，限制人民练武，导致整个社会尚武之风殆尽，懦弱成为当时社会的严重问题。

对于这种中华国民羸弱现象，梁启超认为这是历代统治者的杰作：“秦始皇赢政收缴天下兵器铸成铜人，汉景帝刘启扑灭游侠，汉高帝刘邦及明太祖朱元璋诛杀功臣，都属于采取了‘锄’的办法。然而前者刚被除掉，后者就又涌现，锄不胜锄”，于是统治者发明了第二个办法――“柔”。“拿律令制策柔化人才，拿诗赋词章柔化人才，拿帖括楷法柔化人才，拿簿书期会柔化人才，柔化他们的才力，柔化他们的筋骨，柔化他们的言论，柔化他们的思想，柔化他们的精神。――这样一来，不用动刀动枪，天下英雄就被圈养起来，不再有丝毫叱咤慷慨的豪气。一个霸者上台，用这些办法摧荡国民；再有霸者上台，也用这些办法摧荡国民；经过历朝历代不断摧荡，国民自然成绵羊。”

综上，梁启超认为，无论是地处欧洲的各国，还是东邻的日本，其尚武精神可嘉，同时也体现了他们民族的强大，但中国因其历代统治者实行的弱民政策，导致了近代“东亚病夫”的耻辱，要使得国家民族强盛，必须重塑尚武精神。

2.3身体强健是优秀的“新民”必备素质之一

由于梁启超对当时国民身体羸弱的这一惨状痛恨不已，因此，如何培育优秀的“新民”以强大国家是梁启超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他认为，具有特色的“新民”要具有公德、国家思想、合群、毅力、尚武等品质，他在其专著《新民说》中专设一章“论尚武”用以讨论“新民”所需的尚武精神，他主张“发扬其尚武之魄，鼓舞其自尊之念”，他积极推崇古希腊的斯巴达人尚武之精神，并号召国人“凡我同胞，各厉乃志，各竭乃力，急君父之难，待他日之用，扶国家之敝，杜强敌之谋”。

但考虑到德国、日本等都是中国的侵略者，因此，基于不损害中国人的自尊心，他借“古已有之”之名，再次向国民推荐与倡导他的尚武精神。并认为应从“心力”、“胆力”、“体力”三方面培养国民的尚武精神。

对于“心力”的重要性，他解释说：“心力涣散，勇者也会胆怯；心力专凝，弱者也会变强。”他还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弱妇保护自己的孩子时为啥就能摇身一变为强母呢？就因为她的精神爱恋都专注于孩子的身上，孩子遇到了危险，她当然挺身相救。出于这种母亲保护孩子的心理，即便她当时面对的是人生中极为艰险可怖的局面――连壮夫健男都直往后退――她也奋勇向前，完全没有了平时树叶掉下来都怕砸破头的柔弱相。”

对于“胆力”，他说：“项羽破釜沉舟战胜秦军，韩信背水一战击败楚国，战前双方人马相差悬殊，项羽、韩信面对的难道不是一般人认为的危境？然而他们凭借胆力，最终成功。”

对于“体力”，他认为，“体魄跟精神有密切关系，有健康强固的体魄，才能保证坚忍不屈的精神。所以古代的伟人能担负重任，开创伟业，大都具备超人的体质，能承受非常的艰苦。”他对欧洲各国积极发展体育运动非常赞赏。他说，“除了体操以外，凡是击剑、赛马、足球、摔跤、射击、游泳、赛艇等运动，无不通过奖励提倡，力求使全国人都具备军国民的资格。过去只是一个斯巴达，现在全欧洲都成了斯巴达。”

2.4“尚武”的精髓在于发展身体并维持和助长其人格精神

首先，梁启超认为，国家要大动，动到天翻地覆才好；个人也要动，因为动可以强身，强身有保国之功效。因为“动”对人的身体气血运行，脑筋灵魂都有很大益处。他在《说动》一文中提倡“动力”：“至于人身，而血，而脑筋，而灵魂，其机械之妙，至不可思议，否则为聋Z，为麻木痿痹，而体魄之弱随之。”

其次，“尚武”的精神并不仅仅在于发展身体，把人们培养成为“武士、侠客、刺客”等中国武士道，而是培养一种“内在的精神”，一种积极向上、勇敢果断、昂扬坚持、认真顽强的生活态度，国家和民族振兴需要的正是这种人内在的精神。梁启超在《中国之武士道》一文中较为详细地描述了70多个春秋、战国时期著名人物的中国武士道精神，在梁启超眼中，增强体质、提高健康水平只是“尚武精神”初期功效，终极综合目标是增强人的机体能力、思想素质、毅力、勇气、集体精神、斗争精神，而其中培养人格精神与群体协作精神为核心内容。因此，他认为体育锻炼的价值首先在于筋骨强健，其次是因强健身体而产生的自信、自立、自尊。

2.5体育教育是培养“新民”尚武精神的途径与方法

梁启超在较早时期就提出中国人的现代化问题，并提倡培养“新民”。那么，应如何提高“新民”素质呢？梁启超认为当然应该是教育。他认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恶乎立，立于教。”梁启超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他认为，“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为教育上缺一不可之物。”在其安排的教育内容中包括：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其中的养心、治身、摄生等均含有体育教育的内容。例如在养心中，梁启超说：“养心之功课有二：一静坐之养心；二阅历之养心。”关于治身，梁启超说：“治身之功课，当每月于就寝时，用曾子三省之法，默思一日之言论行事，失检者几何，而自记之。”关于摄生，梁启超的解释是：“起居饮食皆有定时，勿使过劳。”特别强调“体操之学，采习一二”。

康、梁维新变法，主张说服皇帝宣布改制，要求兴办教育以开民智。因此主张“奋励新学，思洗前耻矣”。梁启超十分推崇康有为“若体不备，谓之不成人”的体育观。把“其为教，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体育亦特重焉”作为教育学生的指导思想。由此可见，他对体育是何等的重视。梁启超就是这样崇其师说，在教育实践中，注意体育对培养资产阶级全面发展的人才所起的作用，曾提出“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今用之，起居饮食，皆有定时，勿使过劳，体操之学，采用一二”的教育方针。

为了适应抵御外侮的需要，梁启超十分倡导“尚武”教育。梁启超在《新民说・尚武篇》中，极力主张效法斯巴达、俄罗斯、日本帝国主义的尚武教育。他尖锐地抨击中国“重文轻武”的传统教育，认为这种教育招致了“武事废堕，民气柔靡”的严重后果，因而主张力纠时弊，发展学校的体育活动，注意培养学生的“尚武精神”，准备为国效力。

3 《饮冰室合集》中梁启超“尚武”思想的当代启示

3.1强化青少年学生的体质关乎国力的强盛

纵观中国发展史，自宋朝以来，尚武之风开始逐步泯灭，而明朝由于盛行程朱“理学”的“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文弱之风，进一步丧失了尚武精神，到了清明时代，恐怖的“文字狱”更深层次地迫害了汉族的尚武反抗精神。梁启超总结了中华民族丧失尚武精神的根源：一是国势之一统；二是儒教之流失；三是霸者之催荡；四是习俗之濡染。由于国民尚武精神的丧失，从而导致了国民体质衰弱，无法抵御外寇的侵略，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举证，这些惨痛的民族教训告诫我们必须要重塑民族的尚武思想，这关乎民族的兴衰。

当下社会，我国国民体质不容乐观，特别是关乎民族的未来与希望的青少年一代，其体质状况更是令人担忧。近年来国民体质监测情况表明，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不断下滑，特别近视眼率、肥胖率不断攀升，这些因素甚至影响了军队的征兵工作，这是一件关乎民族存亡的大事，因此，国务院、教育部非常重视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工作，历经数年的努力，中小学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下滑的趋势基本受到遏制，但大学生的体质健康仍然显示下降的趋势。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很多，其中“重文轻武”的传统观念在当下国民的意识中依然根深蒂固。具体表现为应试教育曾改革多时，却依然盛行。在这种观念与做法的强压下，学生不得不持续不断地埋头在书堆里，无法主动休息，甚至被动休息的睡眠时间也被严重挤压，这种做法远甚于程朱“理学”的“半日静坐、半日读书”，至少“理学”做法还有“半日静坐”的休息。

综上，笔者认为，梁启超的尚武精神在当代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它不仅仅是国民个人的事，更是关乎民族存亡、国家兴衰的大事，而青少年学生关乎中国民族的未来，因此，倡导与传播青少年学生的“尚武精神”，关注青少年学生的体质健康问题，有效促进他们的身体健康水平在当下与未来都是特等重要的任务与目标。

3.2有助于重新审视学校体育的出发点与归宿点

纵观近代中国学校体育发展史，“增强学生体质”历来都是学校体育的主要目标之一，其次掌握运动技能也是重点目标，即通过运动技术教学实现学生增强体质的目标，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是体育学科的本质特征之一，但学校体育除了学习运动技术、增强体质之外，就没有其它方面的价值了吗？而这直接涉及了学校体育的出发点与归宿点。正如梁启超认为的那样，体育的核心价值更在于因强健体魄带来的自信、自立、自尊等。这是把学校体育上升为学校教育层面的论断，这个论断对于我们重新思考学校体育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首先，学校教育承载着“教书育人”的功能，然而学校教育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一个实体概念，它的功能必须依赖各个具体学科发挥作用，因此，学校教育的功能自然要落实到组成学校教育的各个学科，因此，学校体育也要承担“教书育人”的任务，其中学校体育中的“教书”就是传授运动技术，使得学生学会运动技能，而学校体育中的“育人”指的是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育体，即增强体质；二是，育心，即梁启超所指的体育锻炼所获的勇敢、顽强、战胜自我的意志品质。同时，梁启超认为这不仅是关乎个人之事，而且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强盛的大事，这是一种大视角、大境界，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综上，笔者认为，我们必须开拓视野，不能仅仅把学校体育活动的出发点局限于运动技术传习、增强学生体质上，而要把它拓展到培养学生意志力、勇敢顽强的斗志、群体协作能力等方面，并把它作为终极评价指标考察学生身心发展的全面性，这同时又是学校体育的归宿点。

3.3提倡学校体育中的“三力”教育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篇9

中图分类号：B25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4-0143-006

谭嗣同与梁启超相识时间不长――梁启超说3年，其实不过2年（从谭嗣同1896年的北游访学到1898年的百日维新）。两人结识后相见恨晚，过丛甚密，梁启超更是成为谭嗣同牺牲前生死相托的人。同样是在梁启超的介绍下，谭嗣同第一次对康有为的思想主旨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并且大为折服，用梁启超本人的话说便是“则感动大喜跃，自称私淑弟子”。从此以后，谭嗣同与康有为亦师亦友。由于相识的时间短，更由于谭嗣同的壮烈牺牲，谭嗣同对梁启超并无太多评价，目前看到的第一手材料主要是谭嗣同写给梁启超的7封信。在这7封信中，有4封是写给汪康年和梁启超两人的，只有3封是专门写给梁启超的。与谭嗣同对梁启超的提及和评价相比，梁启超对谭嗣同关注甚多，这也是本文名为《梁启超视界中的谭嗣同》的原因所在。

一、对谭嗣同其人其学的推崇

梁启超是最早对谭嗣同的思想予以宣传、推崇和刊发的思想家。他对谭嗣同的评价是：“谭浏阳志节学行思想，为我中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人。”[1]这个评价包含对谭嗣同慷慨赴死的英雄气概的敬佩与学术思想的折服。由于对谭嗣同的人品极为敬重，因其人而好其学是梁启超步趋谭嗣同的重要原因。梁启超为谭嗣同的代表作《仁学》作序，并且作《谭嗣同传》，对谭嗣同的生平、为学予以介绍，并且给予了高度评价。与此同时，好史的梁启超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清代学术概论》，率先对中国近代（1840年之后，梁启超统称为“清代”）的思想史予以梳理和研究，使谭嗣同与龚自珍、魏源和康有为等人一样进入了学术研究视野。此外，梁启超在论及中国近代的学术思想或在其他论作中时常提到谭嗣同，在彰显谭嗣同人格魅力的同时，多维度地展示了谭嗣同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梁启超对谭嗣同及其思想的介绍和阐发有客观陈述，也有主观评价。透过这些，既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梁启超对谭嗣同的推崇，又可以领悟谭嗣同与梁启超思想的异同。

梁启超指出，谭嗣同的为人与为学是合一的，其英雄气概就贯注在学术之中;英雄是宗教造就的，正是“应用佛学”成就了谭嗣同的壮举。梁启超写道：“夫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故为信仰者，苟不扩其量于此数十寒暑以外，则其所信者终有所挠。浏阳《仁学》云：‘好生而恶死，可谓大惑不解者矣，盖于不生不灭瞢焉。瞢而惑，故明知是义，特不胜其死亡之惧，缩H而不敢为，方更于人祸之所不及，益以纵肆于恶。而顾景汲汲，而四方蹙蹙，惟取快已尔，天下岂复有可治也！……今使灵魂之说明，虽至暗者犹知死后有莫大之事及无穷之苦乐，必不于生前之暂苦暂乐而生贪著厌离之想;知天堂地狱森列于心目，必不敢欺饰放纵，将日迁善以自兢惕;知身为不死之物，虽杀之亦不死，则成仁取义，必无怛怖于其衷，且此生未及竟者，来生固可以补之，复何所惮而不！’呜呼！此‘应用佛学’之言也。（西人于学术每分纯理与应用两门，如纯理哲学、应用哲学、纯理经济学、应用生计学等是也。浏阳《仁学》，吾谓可名为应用佛学。）浏阳一生得力在此，吾辈所以崇拜浏阳步趋浏阳者，亦当在此。”[2]梁启超对谭嗣同的佛学思想兴趣盎然，与将谭嗣同的代表作《仁学》归结为“应用佛学”相一致，始终从入世“应用”的角度诠释谭嗣同的佛学和《仁学》。这样一来，梁启超便以佛学作为谭嗣同思想的主线，以“应用佛学”为桥梁，将谭嗣同的为人与为学联为一体。

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是谭嗣同准备杀身成仁时最后的托付。梁启超在《戊戌记》的《殉难六烈士传・谭嗣同传》中对此有详细记载，读之令人动容：“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数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3]谭嗣同的狱中绝笔印证了梁启超的说法，也为两人的情深义重提供了佐证：“八月六日之祸，天地反覆，呜呼痛哉！我圣上之命，悬于太后、贼臣之手，嗣同死矣！嗣同之死毕矣！……嗣同不恨先众人而死，而恨后嗣同而死者之虚生也。啮血书此，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愤，翦除国贼，保全我圣上。嗣同生不能报国，死亦为厉鬼，为海内义师之助。卓如未死，以此书付之，卓如其必不负嗣同、皇上也。”[4]事实证明，梁启超没有辜负谭嗣同的重托。谭嗣同牺牲后，梁启超利用各种机会介绍、宣传谭嗣同的思想，并在自己主办的《清议报》上首次刊发谭嗣同的《仁学》。“其《仁学》一书，先择其稍平易者，附印《清议报》中，公诸世焉。”[3]在回顾《清议报》一百期所刊内容时，梁启超首推谭嗣同的《仁学》：“其（指《清议报》――引者注）内容之重要者，则有谭浏阳之《仁学》，以宗教之魂，哲学之髓，发挥公理，出乎天天，入乎人人，冲重重之网罗，造劫劫之慧果。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实禹域未有之书，抑众生无价之宝，此编之出现于世界，盖本报为首焉。有饮冰室《自由书》。”[5]在回顾和总结《清议报》所刊的内容时，梁启超最隆重推出的是谭嗣同的《仁学》，之后是自己的《自由书》、《瓜分危言》、《亡羊录》、《灭国新法论》、《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和《过渡时代论》等论著，章炳麟的《儒术新论》及其他内容更列于后。不仅如此，在具体介绍和评价中，梁启超对《仁学》不惜笔墨――这一点与对待章炳麟的《儒术新论》相比则看得更加清楚：对待后者，梁启超只用了“《儒术新论》诠发教旨，精微独到”一语。由此反观，足见梁启超对谭嗣同的隆重推出，并且极尽溢美之词。至于梁启超所言《仁学》“出现于世界，盖本报为首焉”则属实情，亦表明了梁启超对于推介谭嗣同思想的用力之著和首刊之功。

与此同时，梁启超在自己的论作中时常援引谭嗣同的观点和《仁学》等著作，这样做的初衷固然有借题发挥、利用谭嗣同的人格和观点阐发自己思想的意图，同时也有让更多人了解谭嗣同及其思想的目的。不论动机如何，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那就是：梁启超的做法在客观上对于人们了解谭嗣同及其思想，促进谭嗣同思想的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二、谭嗣同与梁启超的相互影响

谭嗣同与梁启超的关系既有个人情感，又有共同追求，在朝夕相处、学术切磋中相互影响。按照梁启超的说法，自己与谭嗣同在学问上相互影响，彼此学问都为之一变：一方面，谭嗣同在接触自己后思想为之一变：“自交梁启超后，其学一变。”[6]3102另一方面，由于受谭嗣同的影响，自己的思想也为之一变。与“崇拜浏阳步趋浏阳”相一致，梁启超坦言自己的思想受谭嗣同和夏曾佑影响甚深。

在中国近代崇佛史上，梁启超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梁启超对佛教的虔诚和痴迷令人注目，谭嗣同在其中功不可没。据梁启超本人披露，自己早年对佛教兴趣索然，甚至在听闻康有为讲佛教后不为所动。在结识谭嗣同后，梁启超才在谭嗣同的“鞭策”下开始向佛，并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文会深通‘法相’、‘华严’两宗，而以‘净土’教学者，学者渐敬信之。谭嗣同从之游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学》，尤常鞭策其友梁启超。启超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著论，往往推挹佛教。”[6]3105在现存不多的谭嗣同致梁启超的信中，除了商谈变法维新诸事宜之外，还有一封是专门切磋佛教的。[7]

这封信文字较长，内容却十分集中，只讲了一件事，专门为梁启超解释佛法。信中透露了如下信息：第一，谭嗣同与梁启超经常在一起切磋佛学，此信就缘于两人头一天切磋（“昨言……”）的意犹未尽。第二，信中集中呈现了谭嗣同的佛学观，那就是基于华严宗的圆融无碍，宣称佛与众生相即相入，自度度人相即相入。这与谭嗣同在《仁学》中阐发的“一入一切，一切入一”相印证，梁启超在《〈仁学〉序》和《谭嗣同传》中对谭嗣同佛教思想的介绍也是在这个思路下展开的。第三，谭嗣同在信中阐释自己的佛教观，是为了借此点悟梁启超。值得注意的是，信中内容显示，谭嗣同对梁启超的点悟从认识梁启超时就已经开始，“观公两年来……”便是明证。

事实证明，无论谭嗣同的这次点化是否成功，梁启超后来的行为都表明，谭嗣同对梁启超佛学的引领或“督促”效果显著。正是在谭嗣同的“鞭策”和点化下，梁启超从对佛教无动于衷转而顶礼膜拜，如醉如痴。由此，佛教成为梁启超的精神支柱和信仰皈依，梁启超对佛教的痴迷和虔诚甚至达到了癫狂的程度。有这样一件事足以证明这一点：1922年，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学期间，每天坚持到支那内学院听欧阳竟无讲佛法，风雨无阻，坚持不辍，即使出车祸或身体欠佳也不放弃。对于这段学佛经历以及其中的苦乐，梁启超不止一次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提及，对佛教的热情跃然纸上。[8]梁启超是性情中人，做什么事全凭兴趣所致，对待佛学也不例外。由于兴趣盎然，乐在其中，所以排除万难，乐此不疲。

进而言之，梁启超之所以对佛教如此虔诚和痴狂，是出于真心向往，兴味盎然;同时也因为对佛教的受用，获益匪浅。在写给自己的“宝贝”梁思顺的信中，梁启超概括了自己的宗教观和人生观，也揭开了自己崇尚佛教的秘密所在：“这是宇宙间唯一真理，佛教说的‘业’和‘报’就是这个真理，（我笃信佛教，就在此点，七千卷《大藏经》也只说明这点道理。）凡自己造过的‘业’，无论为善为恶，自己总要受‘报’，一斤报一斤，一两报一两，丝毫不能躲闪，而且善和恶是不准抵消的。……如此，恶业受完了报，才算善业的帐，若使正在享善业的报的时候，又做些恶业，善报受完了，又算恶业的账，并非有个什么上帝做主宰，全是‘自业自得’，又并不是象耶教说的‘到世界末日算总账’，全是‘随作随受’。又不是象耶教说的‘多大罪恶一忏悔便完事’，忏悔后固然得好处，但曾经造过的恶业，并不因忏悔而灭，是要等‘报’受完了才灭。佛教所说的精理，大略如此。他说的六道轮回等等，不过为一般浅人说法，说些有形的天堂地狱，其实我们刻刻在轮回中，一生不知经过多少天堂地狱。……我虽不敢说常住涅，但我总算心地清凉的时候多，换句话说，我住天堂时候比住地狱的时候多，也是因为我比较的少造恶业的缘故。我的宗教观、人生观的根本在此，这些话都是我切实受用的所在。”[9]透过这段文字可以想见，佛教对梁启超意味着什么，难怪梁启超将佛教奉为“全世界文化的最高产品”[10]。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最早使梁启超倾心佛教的是谭嗣同。从这个意义上说，谭嗣同对于梁启超虔诚向佛以及对佛教的终身受用功莫大焉。

三、谭嗣同与梁启超的思想异同

诚如梁启超所言，谭嗣同与梁启超的思想相互影响，这使两人的思想之间呈现出诸多相同之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经对自己与谭嗣同之间的关系有过这样一段记载：“启超屡游京师，渐交当世士大夫，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此可想见当时彼辈‘排荀’运动，实有一种元气淋漓景象。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及交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详次节）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巨。”[6]3099-3100引文作为“排荀”运动中心的“彼辈”指谭嗣同和梁启超，据此可知，两人都言民权，并将荀子视为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罪魁祸首加以批判。这表明，谭嗣同、梁启超都反对荀子――这一点与章炳麟天差地别。此外，两人都对老子持否定态度，对老子尚静而贻祸中国的评价如出一辙――这一点与严复相去甚远。谭嗣同在《仁学》中说：“李耳之术之乱中国也，柔静其易知矣。若夫力足以杀尽地球含生之类，胥天地鬼神以沦陷于不仁，而卒无一人能少知其非者，则曰‘俭’。”[11]梁启超对谭嗣同的观点深表认同，并且进一步发挥说：“老子有言曰：‘无动为大。’此实千古之罪言也。夫日非动不能发光热，地非动不能育万类，人身之血轮，片刻不动，则全身冻且僵矣。故动者万有之根原也……谭浏阳先生《仁学》云：‘自李耳出，遂使数千年来成乎似忠信似廉洁一无刺无非之乡愿天下。言学术则曰宁静，言治术则曰安静。处事不计是非，而首禁更张，躁妄喜事之名立，百端则是废弛矣;用人不问贤不肖，而多方遏抑，少年意气之论起，柄权则颓暮矣。陈言者则命之曰希望恩泽，程功者则命之曰露才扬己。既为糊名以取之，而复隘其途;既为年资以用之，而复严其等。财则惮辟利源，兵则不贵朝气。统政府六部九卿督抚司道之所朝夕孜孜不已者，不过力制四万万人之动，絷其手足，涂塞其耳目，尽驱以入乎一定不移之乡愿格式。夫群四万万乡愿以为国，教安得不亡，种类安得而可保也？’呜呼！吾每读此言，未尝不废书而叹也。”[12]鉴于两人对诸多问题的认识大致相同，梁启超称谭嗣同为“讲学最契之友”，甚至声称两人对于所学无不契合。梁启超在为谭嗣同的《仁学》作序时曾经回忆说：“余之识烈士，虽仅三年。然此三年之中，学问言论行事，无所不与共。其于学也，无所不言，无所不契，每共居则促膝对坐一榻中，往复上下，穷天人之奥，或彻数日夜废寝食，论不休，每十日不相见，则论事、论学之书盈一箧。”[13]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谭嗣同、梁启超的气质性格、思想来源和学术经历迥然相异，两人的思想也由此呈现出不容忽视的差异。对于这一点，梁启超并不讳言。在肯定自己与谭嗣同思想相同的同时，梁启超揭示了两人思想的差异，并将谭嗣同与自己思想的最大分歧归结为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仁学》之政论，归于‘世界主义’……又曰：‘不惟发愿救本国，并彼极盛之西国与夫含生之类，一切皆度之。……不可自言为某国人，当平视万国，皆其国，皆其民。’……其后梁启超居东，渐染欧、日俗论，乃盛倡褊狭的国家主义，惭其死友矣。”[6]3103依据这个说法，谭嗣同秉持世界主义，以大同社会为旨归;梁启超恪守民族主义，倡导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就事实而言，梁启超的说法可谓中肯。饶有趣味的是，梁启超对谭嗣同世界主义、大同理想的评价非同寻常，甚至可以说是“一反常态”。众所周知，恪守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梁启超将救亡图存与民族主义视为不可分割的正反面，故而断言在中国近代，若振兴中华，舍民族主义别无他途。基于这种认识，他对大同主义、世界主义怒不可遏，斥之为宗教家的梦呓。这一点也是梁启超与其老师康有为思想分歧的焦点之一。在论及谭嗣同的大同理想时，梁启超却完全是另一种腔调，不仅没有对大同主义、世界主义流露出一如既往的厌恶、拒斥，反而一再表白自己对大同思想的热衷，有意无意地拉近自己在大同思想方面与谭嗣同的距离：第一，在介绍谭嗣同的思想转变即谭嗣同喜言大同的缘起时，梁启超指出，谭嗣同“及交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6]3099。这意味着谭嗣同的大同思想与梁启超具有某种关系，甚至是受梁启超的影响所致。“亦盛言大同”之“亦”表明，谭嗣同“盛言大同”，梁启超也“盛言大同”――准确地说，是梁启超“盛言”在先，谭嗣同“盛言”在后，谭嗣同是跟随着梁启超而“盛言大同”的。这与梁启超所言自己“居东，渐染欧、日俗论，乃盛倡褊狭的国家主义”相印证。第二，无论是介绍谭嗣同的大同思想，还是说明自己经过思想转变、秉持国家主义而与谭嗣同的思想渐行渐远，梁启超均没有对谭嗣同的大同思想置一微词，反而以“褊狭的”称自己所倡导的国家主义，以惭愧表达对谭嗣同（“死友”）的心情。梁启超对康有为、谭嗣同大同思想的态度之所以呈现极大反差，除了为死者讳之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梁启超一贯认为《仁学》是发扬大乘佛法普度众生之作，谭嗣同本人亦有“不惟发愿救本国”，连同西方国家“皆度之”的“皆其国，皆其民”之语。这样一来，大同思想恰成谭嗣同普度众生的一个注脚，谭嗣同本人又为这一宏愿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面对谭嗣同知行合一的人格和学问，梁启超敬仰、步趋尚恐不及，又何来质疑！

四、梁启超对谭嗣同的学派归属

尽管与谭嗣同的思想异同互见，梁启超显然引谭嗣同为同调。无论是政治上的志同道合还是与谭嗣同的相互影响，都使梁启超更喜欢突出自己与谭嗣同思想的一致性，这透过他对《仁学》的介绍可见一斑：“嗣同根本的排斥尊古观念，尝曰：‘古而可好，则何必为今之人哉！’（《仁学》卷上）对于中国历史，下一总批评曰：‘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仁学》卷下）当时谭、梁、夏一派之论调，大约以此为基本。”[6]3102一目了然，梁启超在此与自己归为一派的并无康有为，除了谭嗣同之外，尚有夏曾佑。

值得注意的是，就康有为、谭嗣同与梁启超三人思想的关系而言，梁启超更为突出康有为与谭嗣同思想的一致性：一方面，在将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划分为同一派或归结为同一期的前提下，梁启超总是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疏离出来。例如，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写道：“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壬寅、癸卯间……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6]3104-3105

这段话前半段肯定三人同处“学问饥荒”之环境中，思想都带有“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特征，理应归为一派――无论是“学问饥荒”之处境还是“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思想都是就康有为、谭嗣同和梁启超思想的共性而言的;后半段所讲的“新思想之输入”主角或者说主体是梁启超，并不包括康有为和谭嗣同两人，并且与严复等人的输入相比带有自身特点，因而冠以“梁启超式的”――这是就梁启超思想的个性而言的，有别于严复，更重要的是与康有为、谭嗣同亦不相同。正是“新思想之输入”使梁启超与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渐行渐远，最终将梁启超从“康、谭一派”中分离出来。另一方面，梁启超多次强调谭嗣同在思想来源上受康有为影响，以此突出、加固谭嗣同与康有为思想的一致性和相同性。有鉴于此，在对中国近代思想进行分期时，梁启超在自己“不在场”的情况下将谭嗣同与康有为归为同一期，给人一种只有康有为、谭嗣同两人思想最相近的印象。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对从顺治到光绪二百余年间的清代学术进行梳理，并且整合了其递嬗轨迹。他写道：“本朝二百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年之学术，倒影而缫演之……其在前两期，则霸者之所以监民也至严，学者用聪明才力于他途，或将以自焚，故不得不自锢于无用之用，此惠、戴所以代朱、王也。其在第三期，天下渐多事，监者稍稍驰，而国中方以治经为最高之名誉，学者犹以不附名经师为耻，故别出一途以自重。……其在第四期，则世变日亟，而与域外之交通大开。世变亟，则将穷思其所以致此之由，而对于现今社会根本的组织，起怀疑焉;交通开，则有他社会之思想以为比较，而激刺之、淬厉之。康、谭一派，所由起也。要而论之，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古学复兴时代’。”[14]618在这里，梁启超将清代学术划分为4个不同时期，突出谭嗣同与康有为思想的一致性。在这个视界中，梁启超一面指出清代学术在本质上都是复古之学，一面强调这一复古从整体上呈现出愈复愈古的演变轨迹;由于所复之古的具体内容和核心话题大不相同，从而呈现出泾渭分明的4个时期：第一期顺治、康熙年间，以程朱陆王问题为核心话题;第二期雍正、乾隆、嘉庆年间，以汉学宋学问题为核心话题;第三期道光、咸丰、同治年间，以今古文问题为核心话题;第四期光绪年间，以孟荀、孔老墨为核心话题。各个时期不仅核心话题不同，而且具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其中，第四期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谭嗣同。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期的代表人物只有康有为、谭嗣同两人，既没有严复，也没有既是康有为高足，又是谭嗣同“讲学最契之友”的梁启超本人，令人颇感意外。反观前期人物，“惠、戴一派”、“龚、魏一派”，无论是以吴派领袖惠栋、皖派领袖戴震代表乾嘉学派还是将龚自珍、魏源作为近代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开明派相提并论都属“老生常谈”，唯独与之对应的“康、谭一派”别出心裁，因为说到康有为“拉帮结伙”，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康梁”而绝非“康、谭一派”。

综观梁启超的思想可以发现，凸显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的一致性并非偶尔为之。除了此处的“康、谭一派”之外，还有出自《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这段话：“南海之功安在？则亦解二千年来人心之缚，使之敢于怀疑，而导之以入思想自由之途径而已。自兹以还，浏阳谭壮飞（嗣同）著《仁学》，乃举其冥想所得、实验所得、听受所得者，尽发之而无余，而思想界遂起一大革命。”[14]616这段话与上段相比更为突出康有为对于前清思想的变革之功，同时肯定康有为对谭嗣同思想的引领，甚至将谭嗣同的《仁学》说成是对康有为思想的发挥――“尽发之而无余”。

鉴于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的密切关系，梁启超在直接让康有为、谭嗣同两人共同担纲一派（第四期）的同时，还从其他角度凸显两人思想的相同性。他写道：“自龚定庵好言佛，而近今学界代表之数君子，大率与定庵有渊源，故亦皆治佛学，如南海、壮飞及钱塘夏穗卿曾佑其人也。虽由其根器深厚，或其所证过于定庵，要之定庵为其导师，吾能知之。”[14]这表明，康有为、谭嗣同均好佛，并且两人的佛学均与龚自珍（龚定庵）具有某种渊源关系。在这个前提下，有两个问题尚须进一步澄清：第一，梁启超认为，第四期与第三期今古文问题具有思想渊源。因此，在作于1920年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承认康有为的公羊学与龚自珍一脉相承，并且将康有为称为今文学的集大成者，同时将自己说成是康有为今文学的宣传者和推行者。第二，与《清代学术概论》的主旨和论调大不相同，在作于1902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之所以肯定康有为与谭嗣同皆师出龚自珍，是为了突出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的一致性;接下来便是以西学“大苏润思想界”的严复，始终不见梁启超的影子。耐人寻味的是，在反复将谭嗣同与康有为相提并论，并且归为同一期时，梁启超并没有让自己出现于其间。这或许是一种谦虚，自认为尚不足以与康有为、谭嗣同一样称为“人物”;或许是一种拒绝，想要委婉表白自己原本就不属于此列――这四期皆属复古之学，而自己是“新思想界之陈涉”。对于这一点，严复没有出现似乎提供了佐证。无论动机和意图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梁启超的做法不仅给人们理解谭嗣同与康有为的关系带来了困惑，而且使梁启超本人与康有为的关系也变得复杂起来。

综上所述，梁启超对谭嗣同思想的历史定位和学派归属既突出了谭嗣同与康有为思想的一致性，又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梁启超与康有为思想的微妙关系。这就是说，无论是康有为与梁启超还是谭嗣同与梁启超的思想关系都是多维度的，对于其间的异同关系不可作简单或僵化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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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仁学[M].北京：中华书局，1998：321.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篇10

梁启超的行动让日本一些人感到了恐慌和不解。诚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日本文化非常强调“报恩”。在他们看来，“恩”是债务，而且必须偿还，“难以报恩于万一”是日本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日本当局在派人对梁启超进行“种种运动”遭到严词拒绝之后，不由得恼羞成怒，通过其报纸污蔑梁启超接受了德国的贿赂?穴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属于“协约国”，德国属于“同盟国”。中国在战争后期加入了“协约国”，对德宣战?雪，很多日本报纸也指责他“忘恩负义”。梁启超则对此进行了坦荡的反驳。他指出：维护国家民族的权益是我的权利和义务。我难道因为曾受日本保护十余年，就可以放弃对国家的责任吗？难道要我“日思引外人以扰乱祖国而始为报恩”吗？他正告那些日本军国主义者：“凡以正义待我者，无论何国，吾皆友之；凡以无礼加我者，无论何国，吾皆敌之”。

作为“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的文章引起了巨大反响。“二十一条”最终未能付诸实施，梁启超是有很大功劳的。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召开的“巴黎和会”期间，梁启超又重演了这一幕。作为中国的文化名人，他受到了东道主法国方面的热情礼遇，在法国政要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梁启超就《凡尔赛和约》中关于中国山东的不平等条款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严正指出：“若有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的侵略主义遗产，就是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国家便是和平公敌！”梁启超的演说赢得了在场各界人士的热烈掌声，对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起到了一定作用。

梁启超还在会场内外积极活动，并与国内的“不签字运动”相呼应。《晨报》发表了根据他的巴黎来电撰写的新闻《山东亡矣》，如实介绍了和会的情况，惊呼“国亡无日”，呼吁“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这篇新闻立即引爆了北京各大学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就此爆发！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但却是“”的间接推动者。

梁启超强烈的民族情感，使他超越了个人恩怨。和梁启超同时代的那些经常“往来于中国与他国之间”的知识分子，比如康有为、陈天华、杨度等等，其实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但到了当下，那些口口声声“世界公民”、有条件“往来于中国与他国之间”的知识分子，却有不少人不认同梁启超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篇11

对于这样一个经历和思想都异常丰富的历史人物，要研究他，要写一本客观、公允又相当扎实的传记，对作者的综合能力和研究水平都是一项极大的考验。而且同一历史人物在中国不同的政治语境下，评判和立传的角度也是差异巨大。而生前死后一直备受争议的梁启超，当然更是难逃此藩篱。从最初的批判，到其后选择地接受，再到如今的重新评价，国内学界对梁启超的认识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这个过程，也恰恰同步于中国社会的不断开放和公众自由、民主意识的不断觉醒。此中滋味，颇值玩味。

这本解玺璋所著的《梁启超传》，被冠以“八十三年来最客观、最详实的梁启超传记”，名头着实不小。在整体结构框架上，作者并没有采用编年体传记的写法，而是代之以《史记》列传的方式，通过梁启超与其身边不同人物的个人交往为线索，再现了梁启超的社会活动、学术思想、教育理念等等。乍看起来以点代面，立体呈现，但细细一读，便顿生“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之感。

首先，梁启超恢弘的一生，显然不是通过与这11个人的个人交往就能代表得了的。与其中几位人物的交往，如康有为、孙中山、谭嗣同等等，都具备了独立成书的能力。再者，梁启超除了政治活动之外，其学术更是涉猎广泛，于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等各领域均有建树，任何一项拿出都可做独立研究。而书中所涉及上述的内容，仅像是揭开了一层表皮，离深入探究还有很大距离。

在本书的书皮上赫然印着：“读懂梁启超，就能读懂近代中国。”诚然，之于近代中国，梁启超当然是重要的人物，但构建近代中国历史的人物和事件纷繁复杂，非梁启超一人可以囊括――有时代代表性的人物和代表一个时代的人物还是两个概念。如按刘再复先生序言中写道的那样，说此书是“把一个人的传记写成一部中国近代史”，委实是言过其实的溢美之词。

通读全书后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梁启超显然充满了认可和热爱之情，完全是站在欣赏的角度完成自己的书写。但对于梁启超这样的巨擘，不坐在图书馆细细研读史料，不从已有的研究中提炼总结，仅仅凭借一腔热情，大段引用《饮冰室合集》中的文字，是很难写出一本能历经时间检验的梁启超传记的。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篇12

爱国如家

在梁启超的心中，国家占有非同寻常的比重。1915年，袁世凯欲，梁启超挥毫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抵制复辟逆流，还没发印，袁世凯托人送来20万元贿赂梁启超，梁启超不仅拒绝了袁世凯，并将此文抄录一份寄给袁世凯。愤怒的袁世凯遣人威胁 ：“君亡命已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梁启超毅然将此文发表，并绕道香港，赴广西发动护国战争。

他在饮冰室题的“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指引了梁家九子女未来的路。1919年，梁启超欧游归来前夕，在写给梁思顺的信中说：“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

梁启超将一生不变的家国情怀，融入了梁氏后人的血脉，他的9个子女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其中7个留学海外，面对当时处于战乱之中的中国，都义无反顾地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国内，与自己的祖国休戚与共。还有3个子女直接投入革命的战争之中。

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与长儿媳林徽因，宁愿在四川过着清贫且疾病缠身的生活，仍顽强工作，断然拒绝日本的物质利诱和美国的高薪聘请。梁思成说：“我的祖国正在苦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哪怕仅仅是暂时的。”在交通不便、兵荒马乱的十几年间，梁思成夫妻踏遍中国15省，200多个县，考察古建筑，完成了中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使中国建筑在国际上闪耀出灿烂的光辉。北平解放前夕，围城，梁思成帮助标明城内古文物、古建筑位置，以免遭到炮击，为保护古都、古迹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年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四处挖掘文物，得手后即偷运出国牟取暴利，梁启超觉得中国不能放任自家的宝贝被人夺走，中国学者应该努力建立自己国家的考古学科，受此影响，次子梁思永选择考古。

1949年9月，梁启超九子梁思礼刚刚获得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就从旧金山港乘船回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后来他对于当初的回国选择如此阐述：“我有个好朋友留在美国，后来他任美国波音宇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我任中国航天部的总工程师，我们地位相当但收入相差很多。有人问我，对此作何感想。我的回答是，他研制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而我研制成功的东风五号导弹是保卫祖国的，这就是我们的差别。”梁思礼说：“我父亲传给我，或者我的基因里头最重要的是两个字‘爱国’。”

淋漓尽致地表达父爱

与其他传统、保守、寡言的深沉父爱不同，梁启超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子女的爱，甚至常常挂在嘴边、笔端，日常生活的点滴小事中也无不渗透着他对孩子们无微不至的爱。

梁启超一生给子女写了400多封家书，总计百余万字，占他著作总量的十分之一，堪与《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并称三大家教典范。这些家书有的只寥寥十几字，报平安或叙家事，有的则长达几千字，论时事或谈心得。从政局艰难到个人烦忧，从吃了美味到买了好书，无不备述，这位“纵笔所至不检束”的文字豪杰在给孩子们写信时，却是罕见的温柔、嗦、流水账。

梁启超在家书中反复提到一点：“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感情，十二分热烈。”

梁启超称大女儿思顺为“大宝贝”，给三女儿思懿取了个外号叫“司马懿”，给小儿子思礼的代号是“老白鼻”（老baby的谐音），对其他子女的称呼也全是“小宝贝庄庄”、“达达”、“忠忠”等，发自内心的亲昵。

1910年，在梁思顺17岁生日时，梁启超特意做了一首长诗，送给他喜爱的“宝贝思顺”，勉励她治学要有恒心，立志做一名中西兼通的人。

在给次女思庄的信中，梁启超这样写道 ：“小宝贝庄庄：我想你得很，所以我把这得意之作裱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你姐姐（长女思顺）呢，她老成了不会抢你的，你却要提防你那两位淘气的哥哥，他们会气不忿呢，万一用起杜工部那‘剪取吴淞半江水’的手段来却糟了，小乖乖，你赶紧收好吧。”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父爱。思庄排行第五，按理说，夹在中间的孩子最不受宠，但梁启超非但没有忽略她，反而让思庄感觉自己在父亲心中极为特殊。

梁启超对所有子女都关注、欣赏，让他们感觉自己特殊。他曾给当时身在国外将要结婚的思成写信说：“你们若在教堂行礼，思成的名字便用我的全名，用外国习惯叫作‘思成・梁启超’，表示你以长子资格继承我全部的人格和名誉。”

梁启超生前，成家的仅长女、长子，他充沛的父爱也无私地惠及了女婿、儿媳。他赞女婿周希哲“是天地间堂堂的一个人”，写信给梁思成、林徽因，表达对他们婚姻的喜悦：“我以素来偏爱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儿，其可爱与我原有的女儿们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极愉快的一件事。”

以子女为友

梁启超对待子女，谦逊、敏锐、自省、坦诚，堪称一位与时俱进、勇于认错、既不假道学、也不老顽固的“无代沟”好爸爸。他对子女的个性选择和发展意愿，从来都基于平等、尊重的立场，谆谆劝诱，从不让子女以自己的理念判断为圭臬。

梁启超会像知心朋友一样，将自己的心情告诉子女。梁思顺是梁启超的长女，一家人客居日本时，她就经常帮父亲做资料收集和翻译，担任工作助手。梁启超返回国内后，写信时，常常会把自己在政界的活动和感受告知她，用家书来排解自己抑郁的心绪。

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梁启超会给子女建议，但从不替子女拿主意，更不会将自己的主观意愿强加给他们。

如思庄选专业，他一开始希望她选学生物，写信劝勉，后来了解到她没兴趣，便又写信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适，你应该自己体察作主，不必泥定爹爹的话”。

再以梁思成的婚事为例，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是梁启超的挚友，梁启超和林长民想做儿女亲家，更加亲密。但梁启超在介绍梁思成和林徽因认识的同时，明确告诉当时才18岁的梁思成和15岁的林徽因：尽管两位父亲都赞成这门亲事，但最后还得由你们自己做决定。事实上，这个决定又过了4年才最终做出。

梁思礼年近九旬时还常常想起父亲：“他与孩子们之间，除父亲与子女之情外，还是知心的朋友。孩子们提出不解的问题及个人前途的选择，这一切父亲均能逐个给以详尽的解答并予以鼓励。除了以上谈及之外，他更关注对子女们人格道德品质方面的培养，在这方面他更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循循善诱。”

梁家是一个温馨的大家庭。几十年来，梁家的凝聚力始终很强，他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谁年龄最大，谁就是家里的“头”，经过民主协商，少数服从多数，家中一切重大事件都由他最终拍板决定。

细节上无微不至

除了给儿女们讲做人的大道理，梁启超还非常注重生活细节的具体关怀，儿女们上什么学校，读什么专业，看什么课外书，如何保养身体，如何培养业余爱好，如何修身养性，如何劳逸结合等，他都会一一指导，详细叮嘱。

1923年5月，梁思成因车祸受伤住院，梁启超一方面从生活上、心理上关怀，一方面还指导他读书，他在给梁思成的信中说 ：“吾欲汝以在院两月中取《论语》、《孟子》，温习谙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细加玩味。次则将《左传》、《战国策》全部浏览一遍，可益神智，且助文采也。更有余日读《荀子》则益善。”

梁启超还特别注意向孩子传授学习方法，尤其常向他们讲述自己做学问的诀窍：“我国古来先哲教人做学问的方法，最重优游涵饮，使自得之。这句话以我几十年之经验结果，越看越觉得这话亲切有味。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

对于儿女们的恋爱婚姻，梁启超更是关心。大女儿梁思顺和大儿子梁思成都是由他牵线搭桥，再让儿女自由恋爱，促成婚姻。乃至于梁思成和林徽因赴欧洲旅行结婚的具体路线，尤其是回国路线，梁启超也给安排得十分妥当，这对于一个繁忙的社会活动家和大学问家是很少见的。

即使是在吃饭桌上，梁启超一方面给孩子们以十分平等的地位，一方面也不忘给子女们传播各种知识。他的外孙女吴荔明记称：“当年在家吃饭时，除了梁家几个较小的孩子不上桌吃饭，每天都有一大桌人吃饭，大多是亲戚寄养在这里的孩子。天津家中吃饭也很自由，公公坐在中间，必等人都到齐后，由他先拿起筷子才能开始吃，他在饭桌上天南海北不停地讲。谁先吃完饭谁可以先走，有时公公和婆婆吃得慢，最后只剩下他们两人，也毫不介意，他仍和婆婆兴致勃勃地聊天。谁吃完了离开桌子，又过一会儿再回来吃些菜，都不会受到任何干涉，因此，全家把吃饭看作是每天团聚交流感情的好时光，既可饱餐一顿，又可聆听公公有趣的谈话，每到这时大家都无拘无束地围坐在一起，十分高兴。”

为送子女上学不惜成本

为让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梁启超可谓不惜巨资，宁肯别的方面节省一点，也绝不让孩子上差一点的学校。

他在家信中，常常劝导儿女们不要为上学的经费计较，他的孩子基本都受到了良好的学校教育。梁思顺，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梁思成，先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梁思永，先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后往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梁思忠，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校和西点军校；梁思庄，先留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后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梁思达，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梁思懿，先入燕京大学学医，后又往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梁思宁，先入南开大学学习，后因日本侵华，自愿投奔革命，参军抗日；梁思礼，先入美国普渡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就读于辛辛那提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梁启超不仅倾其所有让子女上好的学校就读，还在家中办实验室、开国学班，都被传为佳话。

思顺作为长女，曾随父母在日本生活，当时神户没有适合华侨子弟的学校，梁启超就亲自在家教女读书，并专门请了家教教数理化，还在家里建了一座实验室，让孩子们在遇到想不通的理化问题时，自己动手做实验，加强理解。

1924年以后，几个大孩子出国留学，梁启超忙于政事，自觉对身边几个年纪小的孩子教诲不多。于是决定让思达、思懿、思宁休学一年，专门聘请了谢国桢做家教，给他们补习国学、史学。

梁启超还经常为子女购买图书和各种学习用品，在其书信中有相当的篇幅是讲购书的。1912年梁启超一回到北京，就为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梁思顺买《东坡集》、《韩柳合集》等。为使二儿子梁思永在考古学研究上有所进步，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甚至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其在西北的考古活动。

为了让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建筑学上大展宏图，梁启超专门筹集了五千美金，让毕业新婚的他们取道欧洲回国，兼度蜜月和考察，这番张罗是在梁启超去世前仅一年，当时他身患肾病，时常便血，极为痛苦，且家境已不富裕。

给孩子充分的自由

虽然学富五车，但是对待子女，梁启超从来不倚老卖老，独断专行，而是给子女充分的自由，非常重视子女的兴趣，让他们自己选择未来的路。

1927年，思庄读加拿大著名的麦基尔大学满一年，该选具体专业的时候，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当时在中国还是空白，希望她学这门专业，思庄遵从了他的意愿，但麦基尔大学的生物学教授的课无法引起思庄的兴趣，她十分苦恼，向大哥思成诉说。梁启超知道后，深为自己的引导不安，赶紧写信给思庄，思庄改学图书馆学，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梁启超的子女中，大多学的不是“热门专业”，但只要子女真心喜欢，对社会有益，他都给予全力支持。

在《学问之趣味》一文中，梁启超说 ：“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梁思礼先搞导弹控制，再扩展到计算机应用，也得益于兴趣的驱使。

在指点孩子如何做学问上，梁启超反复强调学习要“求理解”，不要“强记”，且要劳逸结合，“多游戏运动”，尤其注重心性的养成，“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梁思成所学的建筑学乃是极为专业之学科，梁启超在写信给他时就建议他“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若你的学问兴味太过单调，将来也会和我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全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不少了。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对于次女梁思庄，梁启超也有同样的建议：“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