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研究论文篇1

随着新媒体产业的迅猛发展，近几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传播与媒体研究人员开始关注新媒体的现状与趋势、发展与创新，整个学术界对于新媒体的探索与争论也在持续升温。然而纵观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即使是在世界范围内，有关新媒体的很多基本问题都尚未得到解决。比如“新媒体”的权威定义的提出、适用范围的确定、具体研究对象的划分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定位等等。一个准确权威的定义的提出不仅可以建立理论研究领域中系统性、全面性的基础，也可以为该理论领域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解除最基本的定义分歧。笔者认为，新媒体研究混乱局面的始作俑者就是悬而未决的新媒体定义纷争，分众楼宇电视称自己“新媒体”；手机短信称自己“新媒体”；早已出现的都市类、财经类、时尚类、IT类等纸质媒体也纷纷改头换面，把自己扮成所谓的“新媒体”……鉴于这种混乱的持续和加剧，及时准确地定义出当今的新媒体，为新媒体的涵盖范围作以界定便成了当务之急，以为它直接影响着学术界今后对新媒体理论系统全面的研究和深入细致的探索。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W.Schramm）曾经预言：“人类传播的基本性质不会改变，但传播本身的社会体系，很可能同我们已经知道的各个传播时期大不相同。”③诸多新兴媒体的产生对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已经逐步显露出来。新媒体在占据大众心智资源上自成一派，在政府管理监督与宣传、社会经济参与、企业公关营销与品牌宣传等方面都表现出无可复制的优势，新媒体对社会的影响无孔不入，用户数量也以惊人的速度飙升。据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介绍，近几年来中国读者传统图书阅读率呈下降趋势，而电子书和网络出版物的阅读率却大幅上升。调查数据表明，国民图书阅读率2005年比1999年下降了11.7%。然而网上阅读率迅速增长，从1999年到2005年7年间增长了7.5倍，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07％；④据2008年中国互联网络调查（CNNIC）显示，我国已经有2.1亿网民，成为世界上的互联网使用大国；⑤手机用户也已达5.75亿之众（2008年3月国家发改委的我国电话用户发展情况统计）占全国人口的约44.2%。⑥这些数据足以说明，新媒体正在被大众普遍认可并日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的信息传播方式和学习交流习惯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新媒体”定义的研究不仅是学术界对新兴事物的好奇，也不仅是新媒体理论系统全面的研究的前提，更重要的是对于规范形势模糊、规则紊乱的传媒市场具有很必要的现实意义。

二、关于国内外新媒体定义的分析

目前，关于新媒体的定义可谓五花八门。但有一定影响而被普遍传播的主要是以下观点。

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⑦这一观点一语道破新媒体的本质特征，见解独到深刻，但严格地说，这不是一个概念的定义，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句口号。首先，该“定义”的核心概念“传播”并不是“新媒体”的所属类而更像是一个动词，应解为“人类社会的信息流动过程和信息系统的运行”。形式逻辑学对定义的要求首先必须满足被定义项与定义项之间的所指对等，本质定义提出的前提是被定义项的所属类的确定，因此“传播”一词不具备定义“新媒体”这个名词的资格；其次，“所有人对所有人”概念不够清晰，过于笼统泛泛，不能准确界定新媒体本质特征，这只是其众多特质中比较显著的一面，不足以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彻底分离出来。

在线媒体顾问、资深媒体分析师VinCrosbie定义的新媒体，“就是能对大众同时提供个性化的内容的媒体，是传播者和接受者融会成对等的交流者、而无数的交流者相互间可以同时进行个性化交流的媒体。”⑧他指明了新媒体的传播模式——既包括人际媒体的“一对一”和大众媒体的“一对多”的传播模式，还包括特质层面上的“多对多”的模式。这与《连线》杂志“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的表述异曲同工，但显然要具体明确得多。可以说，在此之前，没有人对新媒体做出更加全面准确的定义。但仔细分析VinCrosbie的说法，在有关“个性化传播”方面表述稍显冗余，定义尚需提炼。而且对于新媒体的传播渠道、信息表现形式、传播范围等区别于传统媒体的重要特质还是没有明确的涉及与界定。

对于“新媒体”的定义，国内学者也是各执己见、百家争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局长岳颂东提出：“新媒体是采用当代最新科技手段，将信息传播给受众的载体，从而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的介质。”⑨他的发言侧重于为新媒体寻找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希望该定义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不被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所淘汰，所以提出“采用当代最新科技手段”的说辞。然而笔者认为，这种尝试没有实际意义，正如很多学者讨论过的那样，“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任何人都无力掌控它今后的定义走向和效力范围。况且，定义揭示的是事物的本质，其中不应出现带有模糊时间概念的限定词，诸如“当代”、“今天”、“未来”等。另外，“将信息传播给受众的载体，从而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更像是“媒体”的定义，并没有界定出新媒体有别于传统媒体的特性。而且，“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说法过于笼统模糊，所有传播活动都期望对受众产生预期的效应。显然仅用“采用当代最新科技手段”这一特征无法准确描述新媒体的概念。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教授在中国网络媒体论坛上指出，“今天的新媒体主要是指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上产生和影响的媒体形态，包括在线的网络媒体和离线的其他数字媒体形式。”⑩熊教授的定义基本上已经概括了“新媒体”概念的内容，观点清晰明确，但不符合形式逻辑学思想里本质定义的呈现形式。定义中“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上”范围过大，现在很多传统媒体都利用了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但这种技术的应用并没有使传统媒体发生本质上的改变，从而不能被定义为新媒体，例如电子杂志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它只是通过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改变了纸质杂志上的信息的存储形式，传播内容、模式和目标受众并未发生任何变化。“产生和影响的媒体形态”用词晦涩难懂，不易理解；“包括在线的网络媒体和离线的其他数字媒体形式”外延太广，这将各种户外音视频播放设备（如LED广告牌）也囊括在“新媒体”的范围内，笔者认为此观点尚需完善。

三、新媒体概念的定义方法与新媒体的定义

概念清楚明确是思想正确的先决条件，概念模糊浮泛则是探求真理的阻碍。现在，对新媒体概念之内涵与外延的说法稍显混乱，但也不能仅因标准不同、观点不一等问题，把传统的类别和属差轻易忽略，形式逻辑学中定义本身需要这种层层剥离的过程。换句话说，对新媒体定义的研究离不开缜密的思辨性，“以偏概全”只能让我们在新媒体的研究道路上越走越迷远。康德的“批判哲学”将世界分割为“感性界”、“知性界”和“理性界”，并提出了“感性——>知性——>理性”的事物认知过程。在已有的针对新媒体的学术研究基础上，我们要使“新媒体”的概念明确全面，应该从大众普遍的感性认知出发，培养自身在学术研究中理应具备的知性认识，进而将这种认识升华为对理性的深入探索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

近些年新媒体的定义常是以推理论证的方式给出，在给出关于新媒体定义一般性要素以后，接着证明推断出有关新媒体分类的种种假设，最后被分离出来的若干似是而非的类别成了新媒体确定性的划分。这样的定义方式在新媒体研究领域俯拾皆是。由于普遍的新媒体论是由从具体形态的根据中推论出来的一套并不完善的系统，根据的本身又是来源于假设，因而其总是处于不断的争论与分歧中失去了根基，这种利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建立的体系在聚集了极端的可能性（不同的角度）后，已远离了新媒体本身是什么的问题，而事实上新媒体本身的问题却又是这些理论的进步所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新媒体理论应该回到新媒体本身，只有确定了新媒体的本质定义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完成扩建，新媒体今后的研究才具有根基和支柱。本文对新媒体的定义正是回归本体的体现。

在纷乱的现代思维中,存在四种这样的基本形态:形而上,逻辑实证,结构主义,存在历史。而后三者都是对形而上的反判,三者又存在争执,逻辑实证否定本质和原则,结构主义在否定本质时却又坚持原则,存在历史肯定本质反对技术逻辑,而我们要做的是在坚持某些必要的定义原则基础上运用形式逻辑学原理探求“新媒体”的本质定义。“本质定义乃是用基本特征去解释事物本身的句子。它只包含事物的本质要素，也就是说，严格的本质定义必须是类加上种差两个要素合成的。”所以在为“新媒体”下定义之前，本文主要从类和种差两个要素对新媒体进行界定。

“类是一个普遍概念，存在于多个不同种的对象上，表现出主体的和其他同类物体所共同具有的部分本质。”美国在线媒体顾问、资深分析师VinCrosbie在他的文章《whatis“newmedia”?》提到，大众媒体的特征为：完全相同的内容到达所有接受者；内容发送者对内容有绝对的控制权。笔者同意这一观点，因此新媒体显然不属于大众媒体。但从新媒体的传播影响力出发，新媒体的传播无疑是一种大众传播，由此，在类概念上只能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视为两个平等的研究对象，它们共属“传播介质类”。

对于本质定义中的另一要素——种差，它是一普遍概念，表现出主体的部分本质，此部分本质为主体和其他同类异种之差异者。‘种差’加上‘类’就结合构成齐全本质的‘种’，这里的“种”也就是本质定义的定义产物。

首先，传统的大众媒体由于各种技术的限制，基本上都是区域性的传播。而随着新媒体传播技术的发展，如果没有人为管理因素的限制，在新媒体的平台上，所的每个内容理论上都是面对全球所有的使用者的。就传播者而言，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传播的主体，这使得大众传播的领域得到了极大的延展。传统媒体是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博弈场，无论如何受众在其中都始终处于被动的位置。纸媒体的交互性还停留在读者热线、读编往来阶段，虽然以借助电子版本，但始终属于辅助手段，电视媒体交互性只表现在专题节目中，也就是说，传统媒体归根到底是一种少数人对大众的传播载体。新媒体提供的一种可能是，任何使用者都可以在新媒体平台上信息、言论等各种内容进行地位对等的交流，通过与其他参与者的互动发出更多的声音，这种“全民DIY”式的信息与思想的传播是对传统媒体内容生产方式的彻底颠覆，使新媒体内容传播模式呈现多根网状，原创性日益增强。同时，这种交互是实时性的，参与各方都能够立即得到反馈信息，彻底打破了大众传播时代文化与传播精英对传播主体的把控。由于实现了个人成为传播主体的大众梦想，新媒体传播的内容所涉及的人类生活的广度、对各类问题所讨论的深度以及传播形式的多样性都是空前的。实际上，新媒体已经涉及和全面展现了人类现有的所有文化形态，并针对不同个体实施个性化的精确传播，这种个性化的范围完全可以缩小到单个个体，使得“个人化精准传受”一词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分众时代新媒体的代名词。另外，传播技术发展到今天，由于传播载体发生了改变，信息的传播形态也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依托于数字技术作为新媒体的共同特征，成为现代传播方式与传统传播方式更合适的区分词，“数字化”的字眼在新媒体定义中不可或缺。最后，新的传播技术在传播形态上产生的最大的变化就是能够在新的媒体平台上把传统媒体的各种信息表现形式复合起来。在已有的大众媒体中，按照传播形态的不同可以划分为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而网络和数字技术所能提供的可能性是主要的传播载体如网络、数字电视、手机等都既能进行文字的传播，同时又能进行视频和声音的传播，并且还能把文字、视频、声音存储下来，为受众提供闲暇时的信息消费。新媒体是多种传播形式复合的媒体，大众媒体界限分明的媒体类型区分在新媒体阶段将不再具有意义，“复合信息”将在新媒体研究领域备受关注。

综合以上特质，笔者将新媒体定义为：新媒体是所有人向大众实时交互地传递个性化数字复合信息的传播介质。

事实上，由新媒体革命推动的不仅是传媒产业的突飞猛进，更是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大发展。它是全球化浪潮推动下的产物，又是全球化浪潮强大的造势引擎。在新媒体的平台上，全球正逐渐成为一个真正的网状传播整体。新媒体的互动性和个性化精准传播等特点更适合现代人的生活和消费观念，“全民DIY”既是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内容生产方式的颠覆，同时也是新媒体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自新媒体引起人们瞩目至今，国内外对于“新媒体”定义的研究百花竞放、争奇斗妍，本文对其的定义也只是一家之言，笔者期待各位学术同道的评论和高见，并希望这篇文字能为学术界对新媒体的探讨有所裨益。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服务大众的层面上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应该看到，在不久的将来，整个世界将因为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和与传统媒体的互利共赢而愈发丰富多彩。

注释

邬昆如：《哲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蒋宏、徐剑：《新媒体导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

《后互联网时代的大众传播事业》，/13171620/2054279/articledetail.htm

《中国人网上阅读率年均增长107%》，/2007-04/12/content_9772578.htm

《我国网民人数达2.1亿》，/news/2008-01-17/000003192711.html

《2008年1-3月我国电话用户发展情况》，/showdt.asp?sid=336158

胡昱晖：《新媒体的泡沫经济?》,《广告人》,2007(12)

郑治:《新媒体是什么？》，/s/blog_591eeecd0100085r.html

《岳颂东：新媒体产业的8个特点》./hy/20080519/17024884944.shtml

新媒体研究论文篇2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个人电脑普遍接入互联网，更将新闻和信息的流通带入一个全新阶段，中国的“新媒体时代”也随之进入又一新阶段，其标志就是中国向全社会开放互联网接入以及各类数字新媒体开始大量进入民众家庭。

“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与“传统媒体”比较而言。但“新媒体”有一个本质的特征，就是它是数字化媒体。

因此“新媒体时代”有以下两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各类传统媒体的数字化步伐加快。报刊书籍等印刷媒体，尽管最后的形态还是以纸介质呈现在受众面前，但制作全过程已经数字化；传统摄影正在向数字摄影发展；传统电影正在向数字电影发展；广播在经历了调幅、调频两个技术发展阶段后，正进入数字音频广播新阶段；电视也正全面迈向数字高清晰度电视及数字压缩卫星直播电视。完全数字化后的传统媒体自然也就演变为“新媒体”，因为它不但将原有的功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而且具备了众多新的功能，且可以与其他任何数字传播进行信息交换。

二是基于数字技术的新的传播工具层出不穷。如数字照相机、数字摄录机、数码录音笔、PDA、eBook、MP3播放器、摄像头、扫描仪、DVD、光盘刻录机、3G手机、PS2及XBOX游戏机等等。当然，对于全球信息传播的作用和影响力首屈一指的互联网，也可视为“新媒体”，即今天常说的“第四媒体”、“网络媒体”。

中国“新媒体时代”的起步与发展恰恰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大变动期同步的。那么考察一下中国社会变革对新媒体的使用发展有哪些影响和作用，无疑是一个有意思有意义的话题。

一、中国社会变革提供新媒体发展开放环境

新媒体在传播方面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使信息的自由流通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这在网络媒体上体现得最为充分。很难想象一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社会，一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社会，能够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互联网。

中国在确定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后，开放的方针始终是明确而坚定的。具体到对待互联网问题上，多年来也是持这一方针进行积极的建设与发展。今年7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再次强调：“对信息网络化问题，我们的基本方针是积极发展，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努力在全球信息网络化的发展中占据主动地位。我们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我国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并在经济、社会、科技、国防、教育、文化、法律等方面积极加以运用。”（新华社，2001）

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民众对于互联网的认识也持普遍积极的认同态度。今年4月完成的一份调查报告数据显示：

如果说，以往中国互联网是在一个逐步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那么今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更加开放的环境。新的里程碑就是本月中国将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经过长达15年与各国（142国）的磋商及谈判，9月17日，中国与WTO正式签定了入会议订书。在这份900多页的文件中，中国承诺将逐步开放国内市场，遵循WTO有关投资及贸易规定，建立一套完善、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其中一项重要的条款为向外资开放中国的电信增值业务市场，包括互联网接入和互联网内容服务市场。

11月10日，中国将成为WTO中的一员。国务委员吴仪曾作这一事件的根本意义作了如下精辟的解说：“加入WTO后，中国将由目前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主导下的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开放”（新华社，2001）

可以预见，包括互联网（尤其是宽带网络和无线互联网络）在内的各类新媒体在今后中国更加开放的环境中的发展会更加迅猛。

二、中国社会变革提供新媒体发展市场环境

很难想象一个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业垄断和行业壁垒森严的社会，能够为各类新媒体的研发生产和普及提供内在持久强大的动力。

由计划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最重大的变革，市场化运作同样是中国互联网及其他新媒体持续高速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第1次和第8次的4项调查数据相比，就可以看出中国互联网近四年来的高速发展情况。

在这组数据背后的则是另一些数据。如目前经国务院批准已投入运营并正在建设的互联网骨干网已达10家，其中6家可以提供商业服务。在接入层，600多家ISP展开价格和服务的激烈竞争。用户只要付费，就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便利地上网。近年来通信费和上网费一降再降，1997年初，上网费为20元/小时，今天有的ISP的价格在优惠时段已降至0.5～0.3元/小时，各ICP在提供信息和网络功能服务方面，亦想尽各种办法来满足用户的需求。

市场经济提供了一个竞争的环境，而有竞争才有发展的动力，有竞争才有创新的动力。

在中国的市场上，不仅是国内厂商与国内厂商的竞争，也不仅是国内厂商与国外厂商的竞争，还有不同国家著名厂商间的激烈竞争。国内厂商充分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尽快将自己做大做强，不少产品的更新换代与世界保持同步，并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VCD的兴起是中国市场上的一个奇迹，从1996年开始，在短短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出现了爆炸式增长，使录像机和LD同时在市场上失去了空间。巅峰时期的生产厂商一度达到1000多家，销量达到7000万台。VCD的性能不断提高而价格一降再降，成为迅速进入千家万户的最成功的新媒体产品。到了今年，正在出现的是DVD将VCD挤出局的场面。据业内人士估计，去年市场上DVD销量约300万台，今年可望突破500万台，到明年将达到800万至1000万台的总容量。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DVD价格不断下降，与1998年刚上市时3000多元的价位相比，价格三年当中跌了近70%，平均售价已在1000元上下，与当年VCD走红时的价格相差无几，而在今年国庆期间，有的DVD机型甚至已打出500元低价位。（南方网，2001）

近年来，卫星直播电视成为重要的传播手段，尽管目前中国没有开放家庭利用小口径碟形天线接收直播卫星信号，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有关卫星接收设备的生产、销售在很多地方迅速扩展。这种状况至少说明需求产生市场，并促进产品研发与生产。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出现了很多不断冲击、突破现有法规规定的新情况。

一年前，《日经商务》曾出专辑“中国：世界的工厂”，描述了制造能力飞速提升的中国经济。这一专辑引起了巨大反响，以致日本媒体后来广为采用“世界工厂”这一表述来形容今天的中国。NEC总裁西垣浩司前不久指出：“不仅是对日本，就是对亚洲乃至世界经济，中国的冲击力也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制造方面，我想如果不与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联手的话，就不可能在竞争中取胜。进一步说，甚至连生存都很困难。”（日经BP社，2001）

当然，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还不够健全，也不够规范，但市场经济机制的确立，为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

三、中国社会变革提供国民购买及使用新媒体经济实力

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经济实力的贫国穷民的社会，能够为各类新媒体的大普及和大发展提供最坚实的基础。

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9万亿元，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5年增长41％。“九五”期间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8.3％。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国民的收入在不断提高，2000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达到2253元，比1995年的1578元增加了675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280元，比1995年的4283元增加1997元。总体看，“八五”时期中国尚在世界低收入国家行列列，而“九五”结束中国进入下中收入国家行列，实现了由温饱向小康的跨跃。（国家统计局，2001）

“九五”期间，国民的消费领域出现了明显改观，其中用于新媒体软硬件的购买、通信及信息服务领域消费的比重大为增加。新媒体的消费通常要两个特点：一是购买设备价格昂贵，二是持续消费的价格不菲。中国国民经济实力和购买力的增加，使得几乎所有的新媒体一旦在市场上出现，就立刻会拥有其消费群体，并且具有向高档化发展的趋势。

中国近年来电信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移动电话（手机）发展的高速发展。据信息产业部的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7月底，中国手机用户数已达1.206亿户，首次超过美国的1.201亿户，成为全球手机用户数最多的国家。据新华社引用相关报告指出，中国手机市场目前仍处在成长期，未来市场发展潜力无穷，现在不仅在总用户数居全球之冠，而且手机的更换率也超过美国。（人民日报，2001）

今天及未来的手机已不仅仅是点到点的语音通话工具，而正在成为多功能的媒体工具。以目前广受手机用户欢迎的短信息服务一项而言，据中国移动通信预计，今年全年短信息的发送量将在100亿条，如果以每条0.1元人民币来计算，这就意味着用户心甘情愿地掏出10亿人民币。（赛迪网，2001）

今后宽带网络、无线移动网络、卫星直播电视、数字音频广播、数字高清晰度电视等都是巨大的市场，人们为获取和传输不同形态的信息将付出更多的金钱，而这一切没有富国富民为基础，那就什么也谈不上。

四、中国社会变革与新媒体的逻辑关系

不同国家对新媒体的认识不同，使用新媒体的时间早晚不同，使用新媒体的广泛程度不同，新媒体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不同，政府对新媒体进行监管的力度不同，完全取决于国家形态、社会制度、经济实力、传播体制及科学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同等因素。

在观察中国社会变革与新媒体的关系上，有两个基本现实必须给予充分注意：

（一）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国家，由于人口基数庞大，人均经济总量仍处于世界中下水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2000年，中国人均GDP为848美元，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在30倍以上，与美国的29240美元和日本的32350美元相比，差距更十分悬殊。（国家统计局，2001）

中国国内各地区的发展也不平衡，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不同职业不同收入人群之间，对于新媒体的使用（不用说新媒体，至2000年底，我国才基本实现“村村通广播电视”的目标）差距也是十分巨大的。对于今天中国互联网用户2650万人口，我们可以说近年来增长速度极快，可以说绝对数量将成为世界第二，可以说中国是未来互联网最大的市场，但一个基本现实是，2650万网络用户仅占国民总数的2%，与网络用户占国民总数的30、40%甚至50、60%的发达国家及地区相差甚远。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讲，我们都不可作出盲目乐观的判断，认为此时“中国与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进入信息时代或新媒体时代，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并不是从同一起跑线出发的，即使单从技术角度看，几乎所有新媒体的核心技术包括技术标准的制定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信息时代或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不过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展机遇，能否在较短时间内整体缩小这一差距并在某些方面超出，要看我们的政策、机制和创新努力，如果贻误时机，已经存在的“数字鸿沟”不是缩小而是会进一步拉大。

（二）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后，也就取得了全部媒介权力，成为中国传媒业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中国社会变革时期大众传媒业呈现出以下六个显著特点：1、集团化、产业化的步伐日益加快；2、传播内容和传播形态日益多样化；3、各类传媒间及同类传媒不同媒体间的竞争日益激烈；4、各类传媒广泛采用高新技术手段及众多新媒体日益涌现；5、与国外海外媒体的各种形式的合作及国外海外资本的进入日益活跃；6、各类传媒及其产品日益走向全世界。中国传媒业的改革是在中国社会改革大框架下进行的，每一步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宏观指导和进程控制下进行的。中国的媒体担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正像党的宣传领导部门一再强调的那样，“无论什么情况下，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不能变，党管媒体不能变，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能变。”

因此，新媒体在中国的使用并非由于其新的传播技术特点，便可以与整体传播环境发生背离，恰恰相反，现实要求它必须适应整体传播环境。例如，2000年出台的《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就将网络新闻传播纳入整体传播格局之内。归根结底，“技术创造一个允许做事情的条件，但不能决定做什么事情，换言之，技术本身并不能改变历史的逻辑。”因为“技术诞生在确定的社会学空间中，技术发展的逻辑自我铭刻在这个空间的秩序中。只有文化主义的幻觉才会让人相信一种新技术将颠覆决定的秩序，而这个秩序不是通过文化领域优先孕育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技术没有对社会产生实际效果，也绝不意味着技术不是革新的携带者，而是强调技术逻辑服从于社会和历史的逻辑。”（阿芒·马特拉，2001）西方发达国家一些人士对待中国的事物往往往看走眼，例如期待互联网信息传播对促进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产生“奇迹”作用，就在于他们单纯以“技术决定论”的眼光看问题，颠倒了技术逻辑与社会逻辑的关系。

中国社会的变化是巨大的，它对新媒体在中国普及使用的推动是巨大的。当今中国社会最响亮的一个口号是“与时俱进”。新媒体在中国的大普及大发展大提高，有赖于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变革。

资料及数据引用：

1、新华社，《中共中央举办法制讲座主持并作重要讲话》，7月11日北京电

2、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卜卫、郭良，《2000年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长沙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的调查报告》，2001年4月

3、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郭良、卜卫，《2000年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长沙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调查报告（成人部分）

4、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997年10月第1次调查、2001年7月第8次调查）

5、新华社记者任涛、杜海涛、戎霄，《吴仪称入世后我国对外开放将出现三个转变》，8月13日上海电

6、南方网，《DVD掀起降价风暴厂家打出“跳水”价》，2001年10月4日

7、日经BP社报道，《NEC总裁西垣浩司：尽取两种制度之长》，2001年10月26日

8、国家统计局，《人民生活水平步步高》，2001年7月4日

9、国家统计局，《城镇居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九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系列分析报告之十八》，2001年3月23日

10、同上

11、《我国手机拥有量全球首位》，《人民日报》2001年8月24日第六版

新媒体研究论文篇3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党的十关于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讲话体现了时展的新要求。文化是大学之魂，特色校园文化是大学竞争力核心所在，是大学赖以生存、发展和承担社会责任的根本。高校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力军，培育和发展高校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优质的高校校园文化则依赖于高校校园媒体文化的建设。在深化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塑造青年学生意识形态和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培养骨干人才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典型的知识青年群体文化，高校媒体文化是整个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主阵地。

新媒体，是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清华大学的熊澄宇教授认为，“在今天网络基础上又有延伸，无线移动的问题，还有出现其他新的媒体形态，跟计算机相关的。这都可以说是新媒体”。具体来说，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手机报、手机或移动电视、网络等，甚至sns社区、博客也都可以算作新媒体表现的形式。随着信息科学和数字化技术在传播领域的高速发展，校园媒体正在逐步走上多重技术手段并举的新媒体时代，由第四媒体――网络和第五媒体――手机引领新媒介为校园文化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物质技术环境，它们在为高校师生学习、工作、生活、娱乐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人们原有的意识习惯，塑造和培养着新的思维方式，进而影响到了校园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提高学生媒介素养、加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整合、加强校园媒体之间的协作互动已然成为校园媒体进一步取得发展的必由之路，未来的高校文化建设中，整合化、系统性、高效有序的高校校园媒体运作模式将成为高校文化建设的主要标志。研究新兴网络媒体，发挥其作用，努力塑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高校作为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应该勇于履行和承担起新的功能和使命，积极适应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不断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推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一、校园媒体对高校文化建设的影响

校园媒体是大学校园管理者、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所共同认可的新闻舆论工具，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纽带和桥梁，这一特殊地位表明，校园媒体在大学校园区域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高校校园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基础之上，综合时代特点和现代管理思想，由领导者所倡导、全体教职工与广大学员共同实践形成的高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是一定时期高校建设和发展的总体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校园媒体是校园文化建设系统的重要元素之一，负担着传播校园文化、推进高校先进文化建设的重大使命，为真正实现高等院校作为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示范区和辐射源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校园媒体对高校文化建设具有舆论引导和实时监督功能

马克思曾将媒体誉为人民的文化和精神教育的强大杠杆，可见媒体对于人们思维的影响力之大。校园媒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工具，在现今良莠不齐的社会大思潮中，一部分有悖于先进文化的社会观念会反映到大学校园里来，影响到部分尚未形成稳定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大学生，为此，校园媒体应发挥其强大的思想政治导向作用，引导大学生提高对复杂事物的识别、分析和判断能力，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素质。同时，针对高校内部师生共同关心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校园媒体能够适时适当进行发挥舆论监督功能，以正确的舆论导向规范师生的价值观和思维体系，净化大学校园文化环境，推进大学校园的和谐发展。

2、校园媒体对高校文化建设具有宣传教育和价值引导功能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要通过新闻媒体的正确舆论引导，深入动员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和投身素质教育。”高等学校处于高速变动的社会大环境中，成长期的青年学生思想较为活跃，大市场环境下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负面思想无可避免地冲击着校园文化人，在这种情况下，校园媒体应正确把握校园文化的发展主线和核心理念，宣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为大学生在校园里的健康成长创造优良的校园氛围，营造一个洁净、积极的舆论环境，促进高校文化建设事业在正确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3、校园媒体对高校文化建设具有骨干培育和人才储备功能

校园文化作为各种思想文化交织碰撞的地方，各种思想观念、科技新潮、文化热点、生活信念、行为方式等融合互渗到校园，对大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校园文化的核心在于精神文化，而精神文化的着力点则在于价值观的塑造，高校青年学生正是校园文化价值体系的载体，通过校园媒体对于校园文化环境的塑造，可以使青年学生在更加丰富的文化活动中汲取优秀文化成果，同时，校园媒体以其固有的思想政治宣传功能和传播编辑模式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培育储备人才，使参与校媒编辑的学生能够经常在正确的思想舆论中受到熏陶，在新闻采访实践中加以升华印证，最终实现个人实践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提升，成为新一批校园文化建设的接棒者。

二、新媒体时代的校媒发展现状――传统与新型并存

高校校园媒体由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组成，传统校园媒体时代由校报、校园广播、校园电视形成三足鼎立，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数字化时代后，校园媒体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学生自主创办的一些平面刊物或者宣传广播、校园电视这些形式上，新媒体时代的校媒文化所包含的内容要丰富得多，以国际互联网为标志的第四媒体――网络以其信息快捷、使用方便等特点被广大师生接受和认可。同时，随着校园手机用户的大量增加，手机网络以新兴校园媒体的姿态悄然形成，并迅速发展壮大，继网络之后引发了又一场校园媒体的革命，校园媒体“五足鼎立”的局面正在形成。

1、校园学生报刊。这种传统的校园媒体在其发展过程中给高校文化建设烙下了时代的印记。它作为学校党政机关报，是学校党政部门的喉舌、重要的宣传阵地和学校教育的发声工具。但是，由于校报信息量与关注视角较传统报纸狭窄，且出版周期较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校园新闻的时效性和广泛性，使校报在信息爆炸的新媒体时代出现了疲软的迹象。

2、校园广播。是受众群体最为庞大的一种媒体，也是校园媒体中最早出现的一种形式，传播速度快，新闻周期短的优势使其成为传统校媒的主要途径。近年来，高校的校园广播适应时代的要求，逐渐普及了无线调频数字信号广播系统，但由于管理部门分工不明确、责任与义务模糊、缺少专业技术支持等多方面的原因，校园广播多处于离散状态。而随着第四代和第五代新兴媒体的广泛普及，校园广播面临着改革的巨大压力

3、校园电视。随着校园电视事业在校园媒体中出现，校媒的视觉冲击力和现场感大为增强，成为广受欢迎的校园媒体形式。但由于电视节目制作的复杂性，校园电视的自办节目往往周期不能确定，节目的形式也乏善可陈，多以谈话类和教育片为主，节目制作经费短缺又致使高校校园电视的节目质量普遍偏低，电视媒体无法在在校媒文化中充分展现其魅力。

4、校园网络。随着高校校园网络的建立和运行而出现的一种新的校园媒体形式。校园网络改变了原有的校园媒体模式，具备随时更新、流动播出、信息丰富、图文并茂、迅速快捷等特点，在广大师生中深受欢迎。但建立完善的网络站点需要专业的人才和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且校园网络的实用性、娱乐性与传播范围与传统网络存在一定的差距，所以各校在网络媒体的发展上有参差不齐，校园网络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规范的体系架构。

5、校园手机。网络是第五代新兴媒体，受众可以随时随地阅览自己关注的消息与资讯，在新型校媒中显得最为快捷便利，因其出现较晚，至今还没有一套完整科学的运营体系，信息内容不能受到高校相关管理部门的审核，因此无法保证信息的健康与安全，倘若不能合理利用则潜藏着较大的危险。

笔者所在学校（江南大学）对“高校校园媒体使用比例和学生满意度调查结果如下：在该校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900份，回收问卷856份，回收率95.1%，其中有效问卷797份。调查采用随机抽样，覆盖面涵盖各个学院年级。以下为数据处理结果：

图一 高校校园媒体使用比例图

图二 大学生对校园媒体质量满意度调查

从图一可以看出，高校校园媒体中，校园报刊所占比例最大，是学校师生了解校园新闻的首要途径。校园广播和校园网络其次，师生对校园手机网络和校园电视的使用范围相对较低。从图二可以看出，在对现有校园媒体质量满意度调查中，只有9%的大学生对现有校园媒体的质量表示比较不满意，而很满意的人数占到38%，这充分说明现有高校校园媒体的发展模式极具借鉴意义。

高校校园媒体在全社会层面辐射面虽然不大，但足以影响一所高校师生的思想意识，因此我们应当对高校传媒的改革与发展给予高度重视。传统的校园媒体在新时期面临着信息化的挑战，急需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新型的校园媒体尚且稚嫩，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需要进一步给以技术指导和完善组织管理。校园媒体目前属于非专业性质的媒体类别，在设备、技术方面均落后于正规媒体，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将会是校园媒体超越自我、追求进步的不竭动力。

三、发挥新兴媒体优势，建设高校校园文化

1、以鲜明的时代特色引导校园媒体，坚持新型校园传媒观念

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大学生的观念更加开放，高校校园媒体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来自社会大众媒体的强烈冲击，这就要求高校校园媒体必须团结一致，精确把握时代脉搏，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破除传统观念的束缚，接受信息化时代新型校园传媒观念的灌溉，共同践行“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要求。在实际工作中，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放在首位，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引导学生积极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只有牢牢把握这一点，并且矢志不渝朝这以目标前行，才能使各校园媒体凝聚到一起，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活动中发挥特有的作用。

2、以高度的思想重视打造校园媒体，推进校媒领导方式革新

传媒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其运作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要在高校中引起对校园媒体的高度聚焦，首先高校领导充分认识到校园媒体在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主渠道作用以及在学校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舆论导向作用，只有领导重视，在人、财、物上给予支持，适时加以指导，通过政策推动，才能真正实现校园媒体的价值。其次高校宣传部门要善于运用校园媒体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善于运用校园媒体推动学校中心工作的开展。校园媒体还应积极与社会接轨，在高校宣传部门的领导下积极尝试市场化的运营方式，在保证校园文化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吸引商业元素进入校园。市场化能够拓宽校园媒体的资金来源，更好地提高校园媒体的硬件建设，促进校园媒体的快速发展，使其顺利实现高校文化建设价值。

3、以科学的规章制度规范校园媒体，改革校园媒体运作方式

目前各高校校园媒体的规章制度不尽相同，但都不免在内部规章制度建设中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有：一是宏观的、统领性的规章制度缺失。比如，统领全校校媒组织章程等。二是内容不够健全。现有的制度不能覆盖校园媒体运行中的各个方面，有些方面无章可循。三是制度不配套。对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没有制定出具体的实施细则或办法，使得这些规定无法真正落实。四是主体混乱，政出多门。校报、校园广播等校媒往往自行其是，就同一事项作出不同的规定，重复或交叉制定规章制度。因而由校方宣传部门的在宏观层面统筹全局，在统领性纲程的指导下制定个校媒组织规章制度，把握实用性、可行性原则，从制度层面改进校园媒体运作的散乱状态。

4、以新型的科技手段创新校园媒体，提升校媒队伍战斗能力

新媒体时代是人掌控科技的时代，掌握现代科技的娴熟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校园媒体的发展前景，此时精心打造一支政治觉悟高、业务精良的采编人员队伍，成为了当前校园媒体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新型校园媒体应该把加强校媒队伍建设作为工作的核心，加大对校园编辑、撰稿人员、摄影技术人员的培养力度，以社会正规媒体人才培养模式为借鉴，提升专业素养。

在保证人才储备的同时，校园媒体的管理人员应该努力引进先进的设备仪器，提高校刊、校园网络等作品的质量。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校园媒体的发展对设备稳定性提出了新的挑战。各个媒体的融合加大了信息量，原先的模式和设备已经不能满足其发展要求，所以，及时更新设备也是校媒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5、以宏观视野整合校园媒体，实现校园媒体的资源融合

每一个媒体都有对自己的定位，即对自身传播的性质、任务、传播对象的规定，校园媒体也不例外。我们通过高校媒体资源联动和整合，实现资源共享，彼此互动，发挥协同效应，使媒体资源用途多样化，采集的信息通过不同的形式转换成适合不同媒体的需要，资源共享，相得益彰，以达到多个媒体之间相互支援、相互造势从而增值的目的。整合后各个媒体既发挥了各自的特长，又交叉互补，弥补了各自的不足和局限性，从而扩大了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形成立体报道的舆论合力。

五、结语

新媒体时代校园媒体发展壮大的趋势愈发明显，在寻求自身最佳发展道路之后，必定会对校园文化产生深远影响。有着强烈时代特征的校园媒体的运作和管理不仅为高校自身的建设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为参与校园媒体运作的学生、以及接受媒体作品的大学生受众提供着丰富的综合素质教育资源和广阔的实践锻炼空间，为高校文化建设提供了主要阵地。校园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内核和灵魂，它包含一所学校师生认同的具有自身特色的价值观念、理想追求、道德要求、办学理念等。在新媒体视阈下，我们要与时俱进，丰富校园精神文化建设的内涵，使之更具现实性和时代感。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文化创造活力。高校应紧跟时代步伐，充分发挥校园媒体文化传播的影响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为高校文化事业提供广阔舞台，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开创高校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青年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最终到达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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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96页）

参考文献

[1]参见薛波：《新媒体视角下高校校园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载《人民论坛》2012年第9期。

[2]参见李银：《加强高校文化建设提升人才培养素质》，载《江苏高校》2004年第6期，第109页。

[3]参见周先进，邬丽 ：《新媒体视阈下的高校思想文化建设问题研究》，载湖南农业大学党委宣传部2012-12-5。

[4]参见娄雷：《高校校园媒体的资源融合与发展》，载《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8年第3期，第50页。

[5]见前引，第50页。

[6]参见贾小桂：《高校校园媒体整合及其影响》，载《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第35页。

[7]见前引，第51页。

[8]江南大学：隶属江苏省无锡市，是教育部直属、国家“211工程”和“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重点建设高校。在国内外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综合性大学，多次举办大型校园传媒论坛，其主办的江南大学校刊在社会上已经打造成了知名刊物，无论是校园传媒的规模还是发展的速度，该学院在同类院校中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选取该校作为个案研究对象。

[9]参见王爱萍：《论校园媒体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载《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62页。

新媒体研究论文篇4

当今新闻传播界，新媒体成为一个最热门的话题。业界，忙于圈地烧钱，抢道起跑；而在学界，则忙于发表文章，抄抄拼拼。然而，在这一片熙熙攘攘之下，我们对新媒体的传播规律、媒介形态、运营模式等到底了解多少呢？学界能为新媒体发展提供什么样的理论支持呢？本文试图从产业经济学角度来审视新媒体，探讨新媒体产业的构成与形成，期望为新媒体产业化发展提供一种思路。

一、新媒体的经济学观照

2006年10月24日，据信息产业部的最新统计显示，到9月底，全国手机用户超过4.43亿户，平均约每3人拥有1部手机。我国手机拥有量位居世界第一。2006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表明，目前中国网民总人数为12300万人，位居世界第二。由此可见，中国拥有新媒体发展的巨大的潜在市场。

先拿网络来说吧，在经历前些年的网络泡沫之后，在去年，网络媒体似乎又掀起了新一轮风险投资热：

2005年8月5日，百度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并创下2000年互联网泡沫以来五年间纳斯达克IPO首发上市日涨幅最高的纪录。

2005年8月11日，雅虎宣布以10亿美元以及雅虎中国的全部资产换取阿里巴巴40%的股份及35%的投票权，开创了国际互联网巨头的中国业务交由中国本地公司主导经营的先例。

2005年11月7日，北京奥组委宣布，搜狐成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互联网内容服务赞助商。这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设立互联网内容赞助类别。

然而，中国互联网的盈利情况其实并不喜人，我们不禁担心这些新媒体是否“虚火”上升。从国内外Web2.0网站的发展来看，美国是技术驱动最明显的市场之一，但许多最成型网站的结局都是被互联网巨头和大财团收购。因此，有人不客气地指出：“Web2.0并不是一块肥沃的土地，太多人耕耘就成了沙漠。Web2.0创业的浪潮太高就会有泡沫，破灭恐怕也是迟早的事情。”[1]笔者认为，新媒体的“钱途”取决于其盈利空间和商业模式，而这又是建立在人们对新媒体的清醒认识和基本判断之上。

新媒体（newmedia)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近40年前。1967年，美国CBS技术研究所所长发表了一份开发EVR（电视录像）商品的计划，第一次提到了新媒体这个词语。1969年，美国传播政策总统特别委员会主席罗斯托在向尼克松提交的报告中，也多处使用“新媒体”，从此，“新媒体”开始在美国社会流行并扩展到全世界。与传统媒体不同的是，“新媒体”极具弹性，随着数字技术的急速发展，几乎每隔几天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媒介产品，并在没有经过精确确定之前被归结到“新媒体”中间。例如，以前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曾定义：新媒体是网络媒体。直到今天，人们对新媒体的定义也是五花八门：

“新媒体是音/视频技术与因特网的结合。”[2]

“新媒体，是新兴的数字媒体、网络媒体，它是建立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和互联网基础之上的各种媒介的总和。”[3]

“所谓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新”相对“旧”而言。这里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出现，是指以前没有出现的；一个是影响，所谓影响就是受计算机信息技术影响而产生变化的，这两种媒体形态是我们现在说的新媒体。”[4]

“新媒体是一种既超越了电视媒体的广度，又超越了印刷媒体的深度的媒体，而且由于其高度的互动性、个人性和感知方式的多样性，它具备了以前任何媒体都不具备的高度。新媒体是互动式数字化复合媒体。”[5]

“新媒体的内涵是：20世纪后期，在世界科学技术发生巨大进步的背景下，在社会信息传播领域出现的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上的能使传播信息大大扩展、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传播方式大大丰富，与传统媒体迥然相异的新型媒体。新媒体的外延是：光缆电信通信网、都市型双向传播有线电视网、图文电视、电子计算机通信网、大型电脑数据库通信系统、通信卫星和卫星直播电视系统、高清晰度电视、互联网-手机短信-多媒体的互动平台、多媒体技术以及利用数字技术播放的广播网等。”[6]

从这些新媒体概念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从媒介技术的层面上来定义，从传播学的视角来审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对新媒体还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和盲点。笔者认为新媒体的成长须经历三个阶段：新的媒介技术——新的媒介形态——新的传媒产业。媒介和媒体是有区别的。媒介更多的首先是指传播的介质，它带有更多的技术特征，比如说印刷媒介用的技术手段是纸、印刷机器等，而电子媒介用的技术手段是无线电波、有线电缆等。而媒体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产业经济学意义上的媒体，是指可以进行产业经营的传媒经济实体。在这个视域里，我们对新媒体的不少认识是模糊的。

误区之一：传播渠道等于传播媒体。新的媒介技术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新的传播渠道，但如果没有内容，那它就不能成为新的传播媒体。例如数字技术用于电视，它在电视传播中把模拟信号变成了数字信号，从而推出数字电视。但如果它只是让传播的图像更清晰，并没有增加新的传播功能，那它也不能算是新的传播媒体。这也是导致了当前的数字电视整体转换不顺的原因之一。

误区之二：媒介产品等于传播媒体。新的媒介产品可以形成一种新的媒介形态，例如博客，这种网络个人日记已成为一种新的传播载体。但它能否成为真正的传媒呢？其实，博客在欧美并不盛行，外国人不喜欢通过写网络日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政治抱负，所以博客近10年来一直处于互联网的边缘地带。或许中国人表达自己思想的途径太闭塞，以至于在互联网上也必须去访问量最大的新浪开博客。自2005年博客网获得千万美元风险投资之后，国内一下子涌现出19家博客服务提供商（简称BSP），但到2006年数百万博客人群分拨站队，新浪名人博客、搜狐IT博客、和讯财经博客以及MSN日志各就其位。“写的写，看的看，广告商却并不认可。”网友的一句调侃正中中国博客网站的“七寸”。

近年来，以博客为代表的Web2.0概念推动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Web2.0概念的出现标志互联网新媒体发展进入新阶段。在其被广泛使用的同时，也催生出了一系列新的媒介形态事物，比如Blog，RSS，WIKI，SNS交友网络等。对于这些新出现的媒介产品或媒介形态，能否成为新媒体的“明日之星”？我们可以放在产业经济学视域下进行扫描，从而作出新媒体产业现状的基本判断。下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媒体产业。

二、新媒体的产业构成

通常认为媒体有两大构成：渠道（管道）和内容。其实作为一个产业，还应加上媒体运营的商业模式，没有这个媒体是无法在市场经济中存活的，更谈不上产业发展了。对于媒体产业，渠道、内容和商业模式三者缺一不可，那么这三者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传播渠道是由媒介技术所支撑的。麦克卢汉认为，媒体可以指任何一种能延长人的能力的技术。这种技术决定论至今仍然让媒介技术的发明者们兴奋不已。比如说数字电视，如果只是视频图像清晰度的提高和传输节目套数的增加，那么它就是一种新的媒介技术而已。如果基于数字技术这一平台，开发出互动电视、手机电视等，那就是不同于传统电视的一种新的媒介形态和传播载体了。“只要媒体构成的基本要素有别于传统媒体,才能称得上是新媒体。否则,最多也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的变形或改进提高。”[7]就目前推出的数字电视和数字广播还只是模拟广播电视的升级换代产品而已。

传播渠道与传播媒体的界限有时是比较模糊的。“分众传媒”开创了新的传播渠道——楼宇电视，一下子吸引了众多广告商的目光，似乎创造了一个新媒体的“分众神话”。江南春也携此赴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但是，“如果仅仅是依靠注意力空缺时间的强制性来为其提供存在的合理性，那么它所提供的资讯将有可能沦为污染环境的‘噪音’，成为人们躲不开的媒体。”[8]在这个渠道相对过剩，内容相对稀缺的时代，没有内容的媒介仅仅是一个传播载体而已。因此，这种设置在商务楼宇、飞机列车、医院学校里的液晶电视播放屏，这些缺乏自身内容的大小“分众”的发展必然会很快碰到天花板。内容是划分传播渠道与传播载体的重要标志。

新的媒介技术决定新的媒介形态，而新的媒介形态又决定新的传播内容。例如车载移动电视，它播出的节目乍一看与传统电视节目差不多，都是一种视听传播。其实不然，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在公交汽车上嘈杂的环境里，谁又能听清楚电视荧屏里的声音呢？视听传播其实上已变成了以视觉传播，因此它的内容定制也应有所改变。新的媒介形态必定对应新的受众群体、新的接收行为和新的媒介环境。

目前，许多传统媒体纷纷开设了自己的网站，进军新媒体领域。但是，这些新媒体网站大多是依托传统媒体的内容供应，看起来是节省了运营成本，但由于没有根据新媒体特性开发的内容产品，没有形成新的受众市场需求，增值空间也就十分有限。例如，时下谈论最多的手机电视、手机电影和手机报纸，都是一种基于3G（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技术基础上开发的移动媒体。其实，3G手机早在多年前已进入实验阶段，但为什么还迟迟未能投入商业运营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包括与之相应的内容服务。

仓促上阵的新媒体投资者和运营者往往忽略了影响新媒体发展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它能够为市场和用户提供什么样的内容产品。换句话说，就是什么样的媒介产品是市场和用户所需要的？这就要从媒体特性、传播方式、接收方式、盈利模式等各方面来综合考察，遗憾的是人们大多还是沿用传统媒体的思路：手机+电视=新的传播渠道+传统电视节目，那么谁愿意在窄小的手机屏幕上观赏一集45分钟的电视剧或一部90分钟的电影呢？对此，上海移动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文广集团2005年2月4日联手推出中国第一部短剧《新年星事》，每集3分钟，共13集。为了庆祝中国电影100周年，由传媒公司拍摄的系列电影短片《聚焦这一刻》，由8部独立的影片组成，每部影片长3分钟。然而，这些内容仍然是由传统媒体从业人员制作的。新媒体的内容制作完全不同于传统媒体。例如，手机的短信和彩铃，相对传统媒体就是一种全新的文本。故此，他们的创作者基本上不是传统新闻媒体从业人员。

2005年4月底，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下属上海电视台正式获国家广电总局批准开办以电视机、手持设备为接收终端的视听节目传播业务。这是广电总局在国内发放的首张IPTV业务经营牌照。最近国家广电总局正式颁布了自主研发的手机电视标准（CMMB）。国家发改委高新技术产业司表示：一定要按照对国际奥委会的承诺，在举办的2008年奥运会的城市提供3G服务。新媒体不仅需要新的技术新的渠道，更需要新的内容和新的商业模式。

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副总裁张惠建认为在未来三年里，他们的新媒体付费收入将超过广告收入。清华大学陆地教授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只要是传统电视众多公共频道的运营模式不变，不管是什么视频，除非有突出的差异化内容，否则，新媒体视频会被迫走广播运营模式的路子。也就是说，必须依靠广告来维生。”[9]

媒体还有大众媒体和个人媒体、新闻媒体和娱乐媒体之分。按照过去美国的标准，受众人口达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才能算是大众传媒。在传媒高度分众化的今天，这样的标准显然已不现实。现在有人把手机、博客称之为个人媒体，但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受众，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就是没有足够的市场宽度，那就很难形成规模效益，成为具有商业开发价值的媒体产业。2005年，我国网络广告达到31亿元，仍不及被视为弱势媒体的广播广告市场（34亿元）。在网络出版中网络游戏占一半以上，2004年是36亿，预测2006年将达83.4亿元人民币。虽说手机电视和手机报纸的资费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但目前还没有成为事实。因此，目前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与3000多亿的中国传媒产业相比，所占市场份额还是很小，还没有形成与传统媒体抗衡的新媒体产业。那么，新媒体产业成长的路径在哪里呢？

三、开创新媒体的“蓝海”

在市场经济中，一个媒体就是一个企业，传媒业就是一个产业。按照美国著名战略管理学家迈克．波特的理论，产业是由相关的产业集群所组成，而这些产业集群是形成一个链式结构，我们把它叫做产业链。“无论是何种形态产业链，还是哪个层面的产业链，其本质是以价值为纽带将能够决定和影响节点产业产品主要价值部分连接所构成的链。”[10]因此，产业链就是价值链。新媒体能否形成产业，关键看它的产业价值链有没有形成，或者说打造出新媒体的产业价值链？

如何打造产业链？周新生教授认为“产业链打造最主要的内容是产业链伸展的方向和范围，即考虑是横向同业伸展，还是向上下游纵向伸展，还是按相关业务作延伸。”[11]这是一种传统产业经济学理论。目前，我国新媒体产业链的打造基本上是按此思路，它的内容供应和商业模式大多还是建立在传统媒体产业价值链的延伸上。例如网络媒体的商业模式，目前还是以传统媒体的广告盈利模式为主。其实，网络媒体的广告效果并不明显，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调查：网民最反感的，第一位是网络病毒（29．2%），第二位是网络广告（20．9%）。为于网络广告，网民们还会使用拦截工具来对付。由此可见，经营广告并不一定就是网络媒体最好的盈利手段和商业模式。那么，它的商业模式又有什么呢？许多网络媒体都在不断地探索。过去几个，新浪在旅游、网络游戏、即时通讯和搜索等方面进行了很多尝试，但大部分都失败了。新浪CEO曹国伟无奈地表示，除了内容和广告，新浪不擅长别的。难道新媒体不能找到新的商业模式吗？

喻国明教授认为：“所谓产业价值链指的是以某项核心价值或技术为基础，以提供能满足消费者某种需要的效用系统为目的、具有相互衔接关系的资源优化配置与组合。”[12]就是说新媒体产业的构建或者说其产业价值链的形成，是由其核心价值所决定的。目前，许多新媒体是在传统媒体产业链上延伸，也就是说这些新媒体还是建立在传统媒体的核心价值上。如许多传统媒体的网站和增值业务是作为传统媒体的衍生产品，这种附属关系必然制约了它的发展。

有什么办法摆脱传统产业的桎梏呢？这是一个产业发展的战略问题。金教授和莫博涅教授为此写出了一部颠覆传统的战略思维新著《蓝海战略》，他们把已知产业称之为“红海”，把未知产业称之为“蓝海”，并如何开创蓝海提出了一整套系统方法。“蓝海战略”给我们开创新媒体产业以启示。

“蓝海”是怎样开创出来的呢？两位教授指出，价值创新是蓝海战略的基石。论及传媒业，就是说决定新媒体产业的商业模式不是建立在传统媒体的核心价值上，而是建立可以建立在自己的核心价值上，从而形成属于自已的价值链。那么，如何做到价值创新呢？蓝海战略有两个重要的原则：重建市场边界，超越现有需求是实现价值创新的关键一步。“要做到这一点，企业需要挑战两种常规战略做法：一种是只关注现有顾客；另一种是追求市场细分，满足顾客间的细微差异。”[13]对于媒体，受众就是顾客。目前，无论是楼宇电视还是移动电视，都是在原有受众市场细分上做文章，也就是说在原有的传媒广告市场蛋糕里切下一小块。这样做的话，一来竞争加剧成本提高，二来细分的市场份额也不会很大。江南春宣称开创了“蓝海”，分众传媒只做广告，不做内容。其实他们开创的只是广告业的蓝海，而不是传媒业的蓝海。

新媒体要甩脱与传统媒体的竞争，开创属于自己的全新市场，就要寻找新的受众并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对于新媒体，“它们不应只把视线集中在顾客身上，还需要关注非顾客；它们不应着眼于顾客的差别，而应基于顾客强烈关注的共同点来建立自己的业务项目。”[14]比如，对于传统媒体，不看新闻只玩游戏的年轻人是非受众，但在网络媒体里，他们却可以成为的受众，成为新媒体市场的宠儿。

还是说回手机电视的内容供应。不论是乐视传媒拍摄的手机电视剧《约定》，还是拍摄的电影短片集“聚焦这一刻”，都采用胶片拍摄的方式。其中乐视还租用了拍摄美国大片的设备，制作成本达到300万。电影人由此乐观地认为，电影短片市场的出路就在新媒体。这一价值实现还是基于传者的单向传播，核心价值还是建立在传统媒体之上。实际上，价格不菲的胶片拍摄效果在手机屏幕上根本上无法得到体现。无论是“聚焦这一刻”，还是“未来移动影像发展计划”，都还局限于专业电影人在手机媒体上的表达。传者与受众的分立是传统媒体的价值观。新媒体的商业模式可以有很多种，但都应建立在与传统媒体迥然不同的核心价值之上。超级秘书网

全民参与、互动效应才是新媒体发展的最大驱动力。WSFF是由洛杉矶一家移动技术公司发起的手机电影节，现在全世界每年数以万计的手机用户自己拍摄手机电影参加这一比赛。由于WSFF的巨大成功，这家公司专门建立了频道用于播放手机电影。WSFF的目标是像戛纳电影节一样，成为最大的手机视频节目交易市场。喻国明教授认为，网络媒体第三代盈利模式是基于网络全新的内容生产DIY(DoItYourself)，就是自己动手制作，没有专业资质的限制，想做就做，每个人都可以利用DIY做出一份表达自我的产品来。DIY就是全民出版，全民传播。被誉为“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的保罗．莱文森提出两个观点：一个是媒介的使用者是内容，另一个是“处处皆中心，无处是边缘”[15]。受众同时也是内容的创造者，传播的双向互动成为自我价值的实现，也就成为新媒体超越现有需求的核心价值。

当然，新媒体产业的发展还受政治历史、人文环境和传媒制度等诸多非市场因素的影响。新闻集团在进军中国传统媒体市场受阻之后转身新媒体。2006年9月，默多克将其在凤凰卫视19．9％的股权出售给中移动。同时，新闻集团与中移动签定战略合作协议，准备推出无线原创音乐平台。2006年10月，默多克宣布他的中国妻子邓文迪正在帮助将旗下的社交网站MySpace带入中国。MySpace是默多克去年耗资5．8亿美元收购的美国著名交友网站。这个被形容为“一场豪赌”的事件，能否就此开创出新媒体产业的蓝海呢？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蓝海战略”中有一点是要质疑的，就是是否存在泾渭分明的“红海”和“蓝海”吗？“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在‘时空’、‘差异化内容’、‘服务模式’三个方面都应形成互补，以形成‘跨平台（CrossMedia）’传播。”[16]“三网合一”、新旧媒体的融合，使得新旧产业之间的界线在模糊，这对于新媒体产业核心价值的重构到底意义何在？这是需要我们考虑的。

[注释]

[1]朱泉峰：《Web2.0生死劫：Blog东方洗礼视频同门相残》，《计算机世界》，2006年10月25日

[2][美]J．R．Dominick等，[中]张海鹰：《电子媒介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2006年4月版，第123页

[3]卢涵：《后媒体时代的传媒竞合》——“广电集团进军新媒体的机遇与挑战”，新世纪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页

[4]熊澄宇：新媒体与文化产业（上），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CJR)，/05cjr/system/2005/02/04/004265729.shtml

[5]吴征：《媒体业发展趋势与新媒体的文化使命》，/it/t/66496.shtml

[6]蒋宏徐剑：《新媒体导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版，第14页

[7]周进：《新媒体之我见》,《广播电视研究》，2005年第3～4期

[8]：《“分众模仿秀”：创意的盛宴，还是概念泡沫？》，《新营销》，2006年10月号，第50页；

[9]郭春：《“粤家军”潜入新媒体》，《中国广播影视》，2006年9月下半月，第31页

[10]周新生：《产业链与产业链打造》，《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30页；

[11]周新生：《产业链与产业链打造》，《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31页；

[12]支英珉：《新传媒帝国竞争格局下的品牌、资本和产业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年8月版

[13][韩]W．钱．金［美］勒妮．莫博涅著吉宓译《蓝海战略》，商务印书馆，2005年5月版，第115页；

新媒体研究论文篇5

 

梅罗维茨说过，“当一种新的因素被导入一种旧的环境中时，我们所得到的并非该旧情境加该新因素，而是一种新的环境。当然，新的程度取决于新因素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旧系统。1”新媒体不仅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并且也改造着世界的结构，新媒体改变的不仅仅是传播的时间与空间，对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深刻的影响也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的巨大冲击，因为新媒体对高校思想政治的对象——大学生的影响巨大，新媒体改变了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方式，对其思想和行为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的变化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对高校的人才培养及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媒体改变了大学生的沟通方式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新媒体以其独特的优势，传播迅速。在传统的媒体环境下德育论文，大学生之间的交流以书信、电话为主，在新媒体环境下出现了手机短信、QQ、MSN、飞信、邮件等新的交流方式，这使得交流的范围更大，交流的时间更自由，并且也可以利用这些方式与老师交流，把当面不好意思讲的话用这些方式表达出来，拉近了学生与老师距离，有利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期刊网。由于网络具有自主性、平等性、隐匿性等特点，使大学生能够无顾虑地通过网络与老师进行交流。网上心理咨询室、网上论坛及电子信箱的开通使用，既有利于提高思政工作者的服务意识，更是了解和帮助大学生解决一些敏感问题的途径，尊重和保护学生隐私，增加其对老师的信任。

（二）新媒体改变了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方式

在传统的媒体环境下，学生获取信息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老师传授，学生也可以通过图书馆的书籍、报纸、期刊获取很多信息，新媒体的出现，使得学生获得信息的渠道更畅通，学生可以通过网络、电子期刊、图书馆的电子数据库、手机报等等来更快捷地获取更多的信息。新媒体一方面使学生获取信息的时间大大缩减，另一方面使学生获取信息的形式更为丰富，从单纯的文字、声音到图片、文字、声音为一体的多媒体信息。

（三）新媒体改变了大学生的情感表现方式

大学生在新媒体技术环境下， 有更多的载体和方式来张扬个性、展现自我。手机铃声、QQ 签名、个人空间、博客等新媒体技术下的“产品”，都为大学生表达个人情感、展示个性风格提供了载体。大学生在使用新媒体技术的过程中，追求平等、注重自我意识日益突显。在尊重、平等的前提下进行沟通交流、信息往来，是大学生对新媒体技术认可的重要基础。

二、新媒体环境下应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策略

新媒体对整个世界的冲击是巨大的，高校无疑也受到起影响。针对新媒体对大学生的影响，应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粗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运用新媒体，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供新思路

运用新媒体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例如指导学生在网上制作班级网页和个人网页，在班级网页中设立公告板、讨论区，让大家对社会热点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老师及时对价值观存的误区给予纠正德育论文，班级的事情师生之间通过讨论版进行充分讨论，一方面疏导某些学生的不良情绪，另一方面便于老师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便于指导以后的工作。

（二）拓宽学校与家长联系的途径，发挥家长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基础作用

从人的成长历程看，家庭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特别是家长，对于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影响很大，所以要充分发挥家长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老师可以通过电话、短信、QQ等途径，与家长及时沟通学生在学校的情况，出现问题让家长知道并协助解决，不要等到学生出现严重问题了，家长才知道学生的情况！

（三）运用新媒体，加强对学生的心理疏导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现在的大学生基本是90后的，他们是新生一代，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思维开阔，富有活力和创造力，但同时也存在着容易冲动，思想不成熟，独立性、适应性差，过于强调自我，容易忽视责任的问题期刊网。正是由于当今大学生的这些特点，他们在学业、感情、人际关系方面很容易出现问题，传统的面对面的沟通方式固然很好，但是有些学生不喜欢根老师面对面交流，他们会有很多顾虑，无法逾越师生之间的鸿沟德育论文，所以通过新媒体可以方面与学生更好的交流，从而发现学生存在的问题。比如一个建立QQ群，飞信群，或者通过邮件，可以在网络上与学生交流，这样学生感觉更加轻松，容易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意见，便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入开展。

（四）运用新媒体，建立全方位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结合教学和生活管理工作，渗透到各项教学管理和各个学科的教学中去，将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各个教学环节中去，真正做到教书育人。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学生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心理素质。要注意网络发展趋势和所产生的社会道德问题，把“网络法制教育”和“网络道德教育”作为高校德育的新内涵。要深入开展校园文化建设，在校园中营造浓厚的人文精神氛围，为日益个性化的大学生提供广泛的人际交往舞台。要大力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广泛接触社会，使他们在对社会不良现象的分析中自觉增强免疫能力。

注释：

[1] [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肖志军 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18.

参考文献：

[1]钱文彬.浅析新媒体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J].普通高等教育研究,2008 (6).

[2]徐万彬，李志勇，朱长征.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思路探索[J].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2006(1).

[3]韩风.网络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7).

新媒体研究论文篇6

[论文关键词]新媒体艺术；现代性审美维度；精神维度；制度维度

新媒体艺术诞生于2O世纪末，它是以科技发展和全新传媒技术为基础，将人类艺术灵感和理性思维融合为一体的、以计算机、数码技术、录像和胶片技术、网络技术相结合而创作完成的一种新型艺术形式。作为一种综合性艺术，新媒体艺术吸纳了此前许多艺术方式之长，集图、文、影像、声音和互动于一体，它体现了艺术家们在技术和机械化的工业文明层面上，试图将尖端科技与先锋艺术观念相结合去探索新的艺术空间，并用新方式去重新感知世界的可能。

新媒体艺术在发展了半个多世纪以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品格。尽管它吸纳了音乐艺术、绘画艺术、观念艺术、装置艺术以及行为艺术等多种艺术的构成要素与表现形式，然而由于它对高科技的依赖和对新型媒介的依托，使得它与传统艺术之间有了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突出地表现在：新媒体艺术通过对各种传统艺术所进行的美学观念的改造，确立了自己现代性的美学方法和原则。这就为我们能够从现代性角度对新媒体艺术审美维度的一些问题进行阐释提供了必要的素材和依据。

由于新媒体艺术还处在一个飞速发展的状态之下，因而它的审美维度是一个我们无法一下子就能作出简单穷尽解释的问题。所以本文旨在探讨新媒体艺术的现代性所包含的相互关联的两个基本审美维度，即：精神性维度和制度性维度。

一、新媒体艺术的现代性精神维度

提到新媒体艺术的现代性，人们可能立刻会想到很多思想家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和阐述，比如阿多诺的“启蒙理性”、胡塞尔的“纯粹的理性”、哈贝马斯的“时代意识”、利奥塔的“宏大叙事”等等。然而，我们认为，新媒体艺术的现代性。

首先应该是一种理性的文化精神，其最根本的特征就是理性或精神获得了一种自觉性或反思性。从文化精神的内涵上看，新媒体艺术的现代性精神维度包含着人的主体性的立体维度、解放维度以及体验维度等多个方面。因此，我们必须多维地透视其现代性的精神维度。

(一)人的主体性的立体维度

与传统艺术相同，新媒体艺术总是把情感作为人的主体性的重要方面进行阐释，但新媒体艺术又与传统艺术有所区别，一方面，媒介方式的多元化和由此带来的艺术实验的多样性与个人化，使得一种互动的、对话的关系正在形成，而一些新的问题也成为艺术家关注的中心，当代艺术的“公共性”和艺术如何在“公共空间”中自由交流的问题，成为20世纪末当代艺术转型的关键。另一方面，新媒体艺术突破了人们的有限而单向的思维框架，导向了媒介与语言、艺术与生活、主观与客观的二元超越。在新媒体艺术中，实在世界(材料现成品世界)成了艺术家主观建构起的艺术创造天地，这时的艺术作品，不仅是艺术家对实在世界的表现，也是艺术家的理性与情感以感性的方式呈现的一种自我的外拓，由此确立了一种人的主体性的立体维度。

以匈牙利艺术家FerencCako的沙画作品《创世纪》为例，新媒体艺术家采用了新的媒体形式——以光束为载体，通过实物投影仪和光转换投影仪设备的表现力将RGB状态下光的艺术展现在观众面前，配上音乐后，形成独特的艺术作品形式，最终将自己所钟爱的、前沿的自我表达形态通过连接、融人、互动、转化以及出现这五个环节，带给人们对美的思考。在此，宗教是艺术家表达自己对生命与爱的思考的一个载体。对于作品表现的每个场景，艺术家并没有强化特定的语义，但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他只是将个人对科学观、宗教观、生活观等的理解全部融汇于感性的形象中。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也是在用自己的热情赞颂生命，歌颂生命的活力，歌颂生命的繁衍，歌颂生命的伟大与变幻莫测。

(二)人的主体性的解放维度

现代性的美学就是解放人的主体性，释放人的自为潜力和能力。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新媒体艺术家们走出了一条集体奋斗的路线。艺术的使命本就应表现现代生活的节奏，表现现代生活的“英雄们”怎样将他们的生活转变成为艺术作品。这样一种寓言如本雅明所言，它在思想的国度里有如废墟在物质的国度里。它显得遥远，但是它足以揭示艺术并不是知识精英周旋在象牙塔里的专利，它建构起了一种新的美学体系，催生了现代性美学的合法性。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里，本雅明提出传统艺术膜拜价值，现代艺术侧重展示价值，而现代艺术的展示价值意味着艺术实践从早期的仪式中解放了出来，通过机械复制而为大众所有。

也就是说，在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的展示价值开始压倒膜拜价值，艺术作品不再笼罩在神秘光辉里高不可攀，而越来越接近日常生活，满足大众展示和观看自身形象的需要。新媒体艺术便是最好的例子。由于存在艺术家与欣赏者的互动，因而新媒体艺术作品使所有人在自己创造的审美想象的世界中得到精神的寄托，这就是一种自身的超越和解放。由于这种自觉的超越和解放，就能使人的精神本质得到复归，被束缚的精神力量得到释放，使主体意识得以唤醒，而这正是争取人的现实解放的必要前提。新媒体艺术使传统艺术的“光晕”逐渐消失，使得技术手段运用后机械复制的艺术更符合现代人的要求，仅此而言，新媒体艺术现代性的前景就构建了公共性的审美意识形态原则，突破了单纯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完成了人的主体性的解放，这是乐观的而不是悲观的。

我们还可以发现，新媒体艺术自产生之日起就既受益于技术的进步，又始终对技术抱有清醒的批判和警觉态度，从而树立了反对技术化、功利化和异化的美学理想，提升美学的批判功能。

例如，新媒体艺术家伏斯特尔在他的作品《蚂蚁农场》中用水泥将电视屏幕封上，就是为了表明人们意欲逃离电视这个禁锢人的“电子监狱”的愿望。新媒体艺术在这一基础上确定了自己的职责：始终站在社会和技术的前沿，更要强调人与世界同在的根源状态：能及时从技术的表象中抽身而出。因而，新媒体艺术并非如少数人眼里的“洪水猛兽”，只是为了满足人们追求消费社会的各种“欲望”，只会一味地带给人们，让人们将原来对“精神理性”的关注让位于对“感性肉身”的关注。恰恰相反，新媒体艺术带给人们的不仅不是一味的，而是一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沉重感。

(三)人的主体性的体验维度

美学现代性概念的提出就意味着艺术是大众的艺术，而不复是天之骄子们的专利。本雅明把艺术看作生产和消费的辩证过程，他不遗余力地推崇电影的革命意义，着眼点之一也正是要打破艺术的象牙塔，将大众引入艺术欣赏的殿堂。

新媒体艺术所显现出的艺术的商业性质和消费性质，本身就是美学现代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它的声讨对象。新媒体艺术的出现就像是一场大的地震，成了现代艺术上的革命，它使得传统艺术中的本体论转向了非本体论。它让“挪用”的策略在使艺术彻底物质化的同时又将物质异化，在将生活与艺术等同的时候又将它们分离。

新媒体艺术并没有延续现代艺术的进化论逻辑，因为，艺术家对社会的见解是无穷尽的，个人经验之于意识形态的控制和科技、传播的虚拟化是绝对真实而随处可见，同时不能被虚构的。“但在这个时期，杜尚被人认可的其实并不是他思想中最出色的部分：超越艺术局限，走人自由境界。那时他被人欣赏的只不过是在被限定了的艺术格局中的现代艺术作品。他的形象充其量是一个善于创新的现代艺术家而已……然而，他这个成熟而完整的思想却被西方人花了近四十年时间才理解。”因而，新媒体艺术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其反抗性，甚至也不仅仅在于其观念性，更重要的是它在技术与艺术、生活与艺术的装配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可延展的真实的个体经验。

大量可复制和批餐生产的日常用品，经过个人不同技术手段的选择与各种方式的重新组合，使被工业化和标准化剥离的个人经验重新在场，在一定意义上，新媒体艺术成为一种具有不可比拟的真实性和批判性的艺术。经验的呈现乃是一种波西米亚式的精神。日常形态的物品通过各种组合产生的问离效果正是经验在场的表征。“集合艺术家关注的不是被集合的物体本身，而是物体之间的组合关系，各种物体在新的空问里所造成的统一、整体的形象。”“由于每个人在不同时空下的经验是截然区别的，所以每个人对相同场景的利用当然是不同的。首先会有不同的选择，其次会有不同的利用，似乎从视觉上看来，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将材料拾来，重新拼接、虚拟化出另一个世界；但事实上却由于经验的参与，而使看来被虚拟化的世界成为比“电视即世界”的现实更为真实的呈现。新媒体艺术的挪用并不仅仅是一种美学上的陌生化手段，挪用本身即是目的，这种目的也不是简单地为了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日常生活的纪念碑，而是旨在通过对物本身的转换而唤起被它包围的现代人的鲜活本性。正如在阿西娜·塔恰的新媒体艺术作品中，“观众必须在她所做的梯级作品上走来走去，用身体感受节奏，认识它们与空间新概念之问的相似性”样，观众们只有通过身体的运动和参与，才能对它的作品进行充分体验。

二、新媒体艺术的现代性制度维度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无疑感受到新媒体艺术审美现代性的力量和无所不包的特征，但是，这还远远不是它的全部维度，如果关于新媒体艺术审美现代性的分析不同时引入其制度性维度，这种分析想必也是不完整的。不容置疑，审美现代性作为“脱域”之后的理性化社会的主导性文化模式，不仅要作为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渗透到个体的和群体的行为和活动之中，而且必然作为自觉的制度安排而构成社会运行的内在的机理和图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吉登斯曾经断言：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

新媒体艺术恰好体现了理论家所指的内在统一的意义，进一步展示了其制度性维度一面。因此，我们尚不能穷尽这一维度十分丰富的内涵，只能择其要者作简要分析。

(一)公共领域的自律化维度

新媒体艺术的审美现代性作为社会内在的机制和活动图式不仅体现在具体的经济运行和行政管理中，而且体现在社会公共管理之中。社会的公共管理又可以区分为两个层面：公共生活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这两个领域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制约，前者表现为个体化的私人领域的自觉和自律，后者是国家权力的独立化。应当说，在前现代社会中不存在公共生活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特殊分化与相互制约，只有沉默的、自在自发的私人家庭生活与集权的非理性的专制国家权力。

在现代社会中，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自觉自律的公共生活领域和民主化、契约化的公共权力领域的同步生成。

相对独立的公共生活领域的出现是以理性化进程中的个体化为前提的，它是理性化的公共文化精神的寓所。具有自觉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个体的生成，需要一种以平等的交互主体性为基础的理性的公共活动空间，来表达主体性的内涵和价值需求，或者抵御公共权力的自律化所造成的体系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是普遍理性化的社会的本质性特征之一。例如艺术家在新媒体艺术作品《l0单西斯》中审视了城市环境，分析了在特定的城市景况下存在的影响，提供了一些试验合作界面来处理这些影响范畴。然而，它的目的不是为建筑及城市设计发展尖端的工具，而在于促使人们对城市规划和建造进行再思考。

阳光文化集团首席执行官吴征说：“相对于传统媒体，新媒体的第一个特点是它的消解力量——消解传统媒体之间的边界，消解国家与国家之间、社群之间、产业之间的边界，消解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边界。”新媒体艺术就是这样影响着大众的视点，并且悄然改变着人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二)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维度

新媒体艺术的审美现代性在社会整体的运行和管理层面上的体现就是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理性化的政治文明的确立。新媒体艺术作品《人质：巴乔录像带》这个关于西方人质危机的试验记录片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危机指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生在黎巴嫩的伊斯兰武装分子对西方人的绑架和监禁事件。这部作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黎巴嫩、美国、法国以及英国的政治公共生活，从而也导致了一些高层政治丑闻的败露。正如葛兰西所分析的那样，在现代性的背景下，由于市民社会的出现，国家权力的性质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具体说来，现代性背景下的理性化的公共权力的重要特征是法治国家和民主国家的确立。

新媒体研究论文篇7

可以说，微电影的发展，与新媒体带来的媒体权利转变有着深层次的联系。新媒体的发展，冲击着传统媒体的话语权，媒体权力从权威转移到大众手中，而微电影的发展，正是借助了这股东风。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都市生活节奏的加快和信息大爆炸时代里，人们对长篇幅作品的兴趣渐尽，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微电影的出现。而新媒体的强势崛起，为微电影这一原本极具草根娱乐性质的新现象“登堂入室”提供了可乘之机。

与电影最初的出现是一种艺术形式的探索不同，微电影从出现之初便具备了浓厚的商业属性。微电影这一概念，最初是由美国著名汽车品牌凯迪拉克所提出的，其与中影集团合作拍摄的《一触即发》被认为是我国首部微电影作品。但是这部作品一定程度更像是凯迪拉克为宣传其新车而拍摄的广告。所以，微电影天生就与商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关于定义，目前学界众说纷纭，有学者从艺术角度加以界定，也有学者倾向于将微电影视为软性广告的一种新型表现形式。尽管分歧较多，但是在对概念界定方面仍然有着一致性：与传统电影相较，短时性、制作周期的简化性是微电影作品的共性。

二、微电影的新媒体属性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边界正在被模糊，被新媒体的强势发展而逐渐打破。关于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发展的探讨似乎已经成型：互相借力、资源共享与融合，成为学界、业界的共识。而微电影，作为传统艺术形式在新媒体时代中的创新性形态，其新媒体属性十分明显。

(一)草根性与专业性共存的主体特点

草根性与专业性在传统的媒体形式中似乎是对立的存在，但是在微电影方面却实现了握手。一方面，微电影继承了网络视频的草根性特点，让电影这一第七艺术走下神坛，飞入寻常百姓家。在中国，微电影是生逢其时，当下中国的个体更需要找到一些表达自我的新方式。①与此同时，微电影的背后有着更为专业、实力更为雄厚的团队加以推广，目前有诸多微电影作品在艺术表现力方面都十分出色。著名导演顾长卫、许鞍华等接连推出了微电影作品，微电影的专业化趋势可见一斑。而专业化的趋势并没有掩盖微电影的草根特性，如今微电影仍然是网友们展现原创水平的绝佳方式。

(二)多样化的传播渠道

新媒体的发展日新月异，主要包括了网络媒体、数字电视和包括手机、平板电脑在内的移动终端，而这些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成为微电影的传播渠道。而与微电影相比，传统电影的传播渠道则较为单一，以院线为主要依托，以电视媒体为补充。而微电影在传播方面，途径更为广泛，网站、移动终端等都可以作为传播载体。所以，微电影往往可以占据城市居民在交通、排队等狭小的时间间隙，这种观看方式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微电影的创作特点，出场人物较少并且故事主线明显、人际关系简单、主旨明确，这样才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抓住受众，引起观影兴趣。

(三)开放性的传播方式

与传统电影或者电视剧等将自己封闭在一个有限的产业内进行发展所不同的是，微电影自出现开始，就具备了其传播方式上的开放性。微电影因为其与生俱来的商业属性，在联合其他产业进行制作以及在上下游寻求发展更多发展空间方面，具备更多优势，从而让微电影走出了封闭的制作圈，在更多的空间中寻找生存土壤。这也决定了微电影的生命力更能适应新媒体带来的挑战。例如说，微电影可以与广告进行合作，从而制作出微电影广告。或者，微电影可以寻求与网络文学乃至网络游戏的合作。在新媒体环境下被催生出的微电影，具备了更能适应多媒体融合的大环境的能力。新媒体在对传统媒体进行强势冲击的同时，也在为微电影的萌芽和快速成长提供着丰厚的土壤。

三、新媒体环境下微电影发展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微电影顺着新媒体的潮流顺势而上，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十分重要的媒体现象，从最初的默默无闻到如今的如日中天，发展速度十分惊人。但是客观来看，微电影尽管初具规模，但是却仍然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尽管开始呈现出专业化的发展态势，但是与走过一百多年的传统电影相比，其在题材、制作等多个层面都暴露出一定的问题。

(一)微电影发展暴露出的问题

1.叙事手法平庸，题材单一化

微电影在经过了萌芽阶段之后，随着制作资金的大量涌入而开始呈现茁壮的发展态势，但是题材的单一化是目前微电影所暴露的首要问题。目前，微电影创作大都聚焦在情感类、青春类题材，例如让筷子兄弟一炮而红的《老男孩》，聚焦青春与梦想等容易在年轻群体中引发共鸣的话题。此后，微电影大都以此为切入点。这种题材上的单一化与微电影的制作特点存在必然联系，因为其制作周期较短、制作资金较少，所以古装、科幻、悬疑等传统电影的常见题材难以被微电影选择，故而集中于情感类、青春类等对制作要求较低的题材。

从叙事手法来看，微电影目前在艺术探索方面较为滞后。这同样受到了微电影其短、平、快的天性的影响。在一个狭窄的空间与时间范围内，微电影难以在叙事层面做出更多探索与尝试，故而大都沿用基本的叙事策略。

2.商业气息掩盖艺术创作

如前文所言，微电影与商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导致微电影的创作始终有着浓厚的商业气息，除了少数作品之外，大多数微电影都存在商业大于艺术的问题。长此以往，微电影的艺术创作将会走向瓶颈。

(二)微电影发展的可行路径

1.突破现有的盈利模式，开拓更多市场空间

伴随互联网而崛起的微电影，也必然要在媒体融合的大趋势下找准自己的方向和底盘，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互联网是催化其出现的土壤，也必然是其实现更好发展的根基。任何一种文化产业，要实现长远发展必然要解决市场问题，即找到一条良性的盈利模式道路。从目前我国新媒体发展来看，乐视、爱奇艺等视频网站已经摸索出了盈利之路，而微电影则可以将在线视频网站视为自己的大本营，从中谋求更多的发展空间。

2.强化艺术探索，提高微电影质量

新媒体研究论文篇8

崛起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是英国媒介研究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作为批判学派的一个分支，与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相对应，这一小组被有些学者称为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学派。根据该小组主要成员之一格瑞格・费娄①的访谈，格拉斯哥媒介小组其实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派，它主要是一学者群，他们在一起从事媒介研究，其成员既包括媒介内容生产加工的新闻媒体从业人员，也包括其它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它以格拉斯哥大学社会学系为依托，以社会学的方法对媒体、政府和受众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故此而得名。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格拉斯哥媒介小组对新闻的真相、媒体与舆论的形成、权利与控制、灾难与危机报道、精神病与自杀等重大而敏感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和反思，推出一系列经典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新闻三部曲《坏新闻》（1976）、《更多的坏新闻》（1980）、《真正的坏新闻》（1982）；以及《新闻：战争与和平》（1986）、《眼见为实》（1990）、《获取信息》（1992）、《大众传媒的巡回》（1998）等著作。在文化研究的政治介入和批判传统不断被改写、淡化甚至取消的情况下，②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批判理论成为固守英国媒介批判传统的一支生力军。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虽然由不同背景的研究人员组成，也没有统一的研究目标和宗旨，但他们却是基于一致的批判思想和理论出发点。他们的大多数成果也是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得以问世，所以他们的批判理论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梳理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研究图谱，不难发现其秉承着英国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批判传统；采用新受众研究方法；反思媒介的启蒙功能，强调媒介在促进民主进程方面至关重要的功能。在媒体空间日益被挤占和封建化的情况下，大众传媒与文化机构应该着力培育受众对于媒体现实和媒体幻觉的鉴别能力和相应的抵抗策略，继续现代性未完成的解放事业。

一、缘起与目标：新闻、真相与权力

格拉斯哥媒介小组以电视新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敏锐而犀利的笔锋“穿透了新闻媒介表面上所声称的中立和平衡，发现新闻报道中充满偏见和限制的事实”。③因此，格拉斯哥媒介小组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电视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以及围绕电视新闻生产过程的信息采集、信息传播、信息接受和信息控制等。格拉斯哥媒介小组主张，无论电视新闻看上去多么自然、真实和即时，它仍然是一种社会性构建的伟大创举。④换言之，新闻并不代表真相，新闻是一种构造的真实，是一种事实的外表。格拉斯哥媒介小组的研究目标，就是要考察媒介控制和媒介影响问题，进而促进媒介和传播领域里新方法的发展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

雷蒙德・威廉斯认为，“文化是对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达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⑤新闻既然是作为一种叙述的文本，作为一种话语的建构产物，也就是一种文化的载体，那么新闻中出现的图像和符号就不可避免地传递着一种共享的文化价值和一种共同遵守的行业规范。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不仅对新闻中出现的图形、符号、呈现方式等诸多方面作文本分析，而且还对新闻作话语分析，深入新闻语言的结构以及电视新闻的制作过程，从细节入手，揭示特定新闻得以生产的语境、背景和动机。

以BBC为代表的英国电视媒体向来以客观、公正和中立著称, 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对英国媒体在1982年“福兰克岛事件”中报道方式进行了研究，发现BBC不仅受到英国保守媒体的攻击而且受到英国政府的诘难，BBC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报道方式，甚至改变立场。对北爱尔兰的媒体形象研究发现政府部门对新闻的控制――政府对不同新闻记者采取等级制度，以影响不同的受众群体；政府通过媒体对不同事件给予不同的显著报道而避重就轻，藉此对新闻信息和传播进行控制。对1984年的煤矿工人罢工事件分析，发现政府控制媒体虚假和歪曲信息，影响罢工工人形象，进而瓦解罢工活动。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每一项研究都直指媒体的要害，其目的在于揭示新闻生产与权利之间的真实关系。

所以，新闻并非真相，新闻并不像它所宣扬的那样客观和中立，新闻只是真相的一部分或者是歪曲的了事实。新闻的生产过程是各种权力和利益争斗协商的过程。

二、方法论：新闻游戏与接受分析

批判学派的受众研究自戴卫・莫利在《举国关注的观众》一书中采用的民族志受众研究方法以降，进入了所谓的“新受众”研究时代，即接受分析。其显著特征就是回归文本的社会语境以及强调受众在文本解读时的能动性和主体性。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在方法论上继承了新受众研究的精髓，但又不排斥经验研究的一些优点，体现出了方法论上的创新和突破。约翰．埃尔德里奇坦言，“我们工作的重心多聚焦于信息内容分析，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方法”。⑥

首先，传统的受众研究大多遵循刺激―反应模式，重视媒介影响的结果，也就是媒介效果分析，而忽视对信息内容的分析以及这些信息如何与特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相联系。其二，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虽然为批判研究提供了定性分析受众类型的有效阐释框架，但是忽视了文化语境中的权利结构对受众的控制。霍华德・H・戴维斯指出，“虽然大部分文化研究对占统治地位的观念进行了含蓄或明确的批判，但它未能很好地说明由某种商业、政治或文化环境决定的研究成果与文本意义之间的关联，也未能说明这些研究成果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不同时间中对受众的意义。由于文化研究仅靠文本的突发性解释想象力，所以除一些显著的例子之外，经验主义受众研究是被忽视的。”⑦

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受众研究一方面竭力避免霍尔模式的缺陷，另一方面又力图克服定性研究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的缺陷。因此，在他们的受众研究中，“将两个议题看作是关键性的。第一个是信息如何确切地使接受者信服的。由此而来的第二个问题是：一条信息是如何对一组人群起作用而对另一组人群不起作用？”⑧为此，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设计的研究方法是让受众策划自己的新闻节目。具体说来就是，给受众一个既定的议题或者新闻剪辑图片，该议题为重大新闻事件且发生有一段时间；假设受众就是新闻记者，三、四个人组成一个小组，写出有关这个议题的新闻报道。然后检验受众的报道与媒体报道就同一议题的相关性。换言之，就是要揭示媒体报道如何影响人们特定观念的形成过程。

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以1984―1985 年发生在英国的矿工罢工事件作为研究，将受众在罢工一年结束后写出的新闻报道与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独立电台(ITN)的真实新闻节目进行比较，发现二者惊人的相似。首先，“每个小组的陈述不仅反映了新闻的主题内容，而且反映了报纸标题的结构”。⑨也就是说，人们能够回忆新闻中的重大主题。但是人们对新闻报道的认同与否却不尽相同。其二，“受众对新闻的理解是非常复杂的。文化、逻辑和经验的成分都可能融合在个人对新闻报道的评价当中。”⑩

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采用新闻游戏和接受分析的方法，其优点在于：首先，它揭示了受众的“事实”、“理论”是由媒体提出来的；其次，新闻游戏能够检验人们复制媒体语言的程度；第三，它能够探寻人们记得媒体报道的一些“事实”或者“单个词语”的程度。11不仅如此，他们研究的价值还在于：“以广泛的主导意识形态和社会等级政策的观点的连续研究，表明可以在特定的传媒讯息与已完成的诠释之间建立起一个清晰的、长期和共同保持的关系…这就使得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在这种诠释和由社会地位及经验决定的反应之间，建立了连续一致的关系，同时还认同了传媒讯息和改变态度及观念之间的关系。”12

简言之，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将受众置于广阔的文化和媒体背景之中，在微观上采用接受分析和内容分析，从宏观上揭示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控制。这种方法有助于揭示媒介的中长期影响，即媒介不仅影响了人们对社会问题显著度的关注，而且影响人们的认知和对外界事物的重构。

三、媒介观：意识形态批判与现代性启蒙

众所周知，传播批判学派的主要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因对受众的过分悲观，寄希望于文化精英，由此陷入了高雅艺术对抗文化工业的永恒悖论之中，从而失去了解释现实、变革现实的意义。英国文化研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实现从审美向政治的转换，发现媒介是意识形态的角斗场，重新确立受众的主体性，从而开创了英国媒介研究新的范式。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与英国媒介研究的总体特征是一脉相承的，即“它对于媒介厕身其中的社会应该是如何的总是有一种不安的考量。这种对应然问题的不断求索，使得对媒介能够和应该发挥什么功能的问题从来就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13

首先，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秉承着英国媒介研究的意识形态批判传统。对媒介的意识形态再发现是斯图亚特・霍尔对英国媒介研究的重要贡献。霍尔认为媒介是表意的工具。媒介通过表意过程建构社会现实。媒介一方面塑造社会的价值观和审美规范，使其成为大众的一种自觉共识；另一方面媒介又趋向于代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阶级的利益。在这一方面，媒介可以被说成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阿尔都塞语）。但是，“霍尔的工作偏离经验研究，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关注受众对意义的建构而忽视了权力结构对受众的宰制。然而，权力结构像所有权和控制权一样是关键问题，霍尔放弃探讨谁拥有这个社会、谁控制这个世界，反而关注人们怎样建构和发展自己的语言和意义”。14换言之，霍尔只关注微观的权力控制，而忽视了宏观的阶级结构。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认为受众是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群体，受众的任何解读都不能脱离社会文化语境。因此，媒介研究不能离开意识形态批判。因为“意识形态已经不是某种既有社会结构或秩序的后续反映了，它伴随着建构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全过程，并在此过程当中始终是有所作为的。”15所以，对媒体作意识形态的分析首先就是要确认眼见是否真实。然后，进一步分析意识形态如何作用于社会媒介和日常生活。

其二，在市场体制下，媒体作为一种现代企业，追逐利益的最大化是其本性。市场作为一种解放的力量一方面促进文化产品的极大丰富，另一方面也造成消费文化盛行。消费文化的泛滥导致文化的同质化趋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盛行。其结果是“意见的自由市场”难以形成，从而对民主进程造成威胁。在西欧的公共媒体制度事实上已经瓦解的情况下，公共领域有进一步被封建化的危险。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作为“第四力量”，如何实现其维护公义的社会责任，如何更好地担当看门狗的角色？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犀利地责问媒体的社会责任。格瑞格．费娄认为：“媒介已经丧失掉它的批判锋芒，已无力对其栖身的社会进行批判性的评论”。16因此，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主张媒体在促进民主进程方面应当发挥教育和启蒙的重要功能。因为“明达而非武断的公民群体是民主政治成熟的前提。大众传媒与我们文化机构的其他部分，尤其是教育机构一起在这方面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17

第三，在现实社会中，传媒的教育功能与娱乐功能时常发生冲突，有时甚至完全对立。在利益最大化原则的驱使下，传媒常常牺牲教育功能以迎合市场的需求。其结果是市场上媚俗化、低俗化的娱乐性媒介产品泛滥，从而导致众多媒体，一个声音。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将媒体的教育功能与社会的现代性和人的解放相联系，主张媒介应该服务于公众的认知活动并开启民智。因为它与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休戚相关。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解放事业。格拉斯哥媒介小组认为人类惟有坚持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普遍怀疑精神，才能从社会约束下解放出来。人们通过媒介对社会的认识，需要辨别媒介的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控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媒介的意识形态再发现就是回归被压抑的人（霍尔语）。正是基于这样的媒介观，格拉斯哥媒介小组超越了单纯的意识形态批判，体现出了普遍的人文关怀。

四、结语

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批判理论在英国文化研究陷入迷雾之际，为传播批判学派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他们的研究既有理论上的思辨，又有经验研究的实证分析；既继承了新受众研究的精髓，又有所创新和突破（新闻游戏）；既关注媒体的社会责任，也重视媒体的教育功能；既探讨微观的权力控制，也剖析宏观的意识形态影响；既关注受众的接受过程，也关注媒介影响的中长期效果。就像任何理论建构一样，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批判理论远非无懈可击。对该理论的批评集中在他们的方法论上。18尽管如此，瑕不掩玉，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批判理论以其锐利的批判锋芒和厚重的人文关怀为传播批判学派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正如凯瑞所言，“关于传播的现代思想―无论是肯定的还是批判的―揭示了同样的贪婪。传播的批判理论必须确认我们眼前之所见，并构想一个起码更令人向往的世界，以超越现在。”19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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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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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约翰．埃尔德里奇主编：《获取信息―新闻、真相和权力》[C]（张威 邓天颖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分析》，载[英]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 克里斯・纽博尔德编《媒介研究的进路》[C]（汪凯 刘晓红译）， 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08页。

同[4]第3页。

同[4]第49页。

同[4]第328页。

同[4]第332页。

同[4]第339页。

同[4]第356-357页。

[英]尼古拉斯・加汉姆：《解放・传媒・现代性》[M]（李岚译），新华出版社，2005版，第200页。

杨击：《传播・文化・社会―英国大众传播理论透视》[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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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击：《传播・文化・社会―英国大众传播理论透视》[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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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研究论文篇9

从2009年的微博控宣告自媒体时代到来至今，我国的媒体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回看2011年，媒体文化①研究依然如火如荼，保持着惯有的“理论热情”。媒体文化研究的话题一贯以来就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大有囊括一切的势头。这一点应该予以理解，毕竟在互联网发展起来以后，媒体这张大网几乎已经覆盖了世界的各个角落，世间万物似乎都与媒体沾边。伊尼斯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发现，一种新的媒体可能会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他依据媒体的形态、性质为人类文明史下注脚的方式也启发了无数后来者。显然，媒体文化现已成为参与、塑造我们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复杂文化形态。在我国，自上世纪末以来，媒体文化就成为理论界的显学。回到2011年，媒体文化研究有哪些关注点？参看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章以及同年出版的著作就能略知大概。自媒体文化研究、微博研究是本年度媒体文化研究的“大部头”，除此之外，还有些研究者沿袭过去媒体文化的研究思路，对具体媒体现象进行阐释、批评。下面，本文将对此进行梳理。

首先，部分研究者承继媒体文化研究中的批判传统，采取文化研究的策略，揭示媒体文化中呈现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消费特性，对具体媒体现象进行文本分析、意识形态批判。这类文章从媒体文化研究进入公众视野之后，就一直存在，颇有“旧话重提”的意味。具体来看，有些研究者回到西方媒体文化理论中，阐发具有原创性理论家的思想，像法兰克福学派、麦克卢汉、道格拉斯・凯尔纳、约翰・菲斯克、莱文森等在媒体文化研究中的视野、方法是被关注的对象。译著《去西方化媒介研究》通过研究一系列来自亚洲、非洲、南北美洲、欧洲、中东地区和澳洲的案例，在回顾传统媒体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媒体、权力和社会的关系，挑战了盛行的全球化理论；有些研究者关注媒体与青少年亚文化、女性文化的关系，其中，由青年政治学院、北师大文学院、文艺研究杂志社联合举办了以“媒介与青年亚文化”为题的学术研讨会，会议讨论了青年亚文化的学术源流，涉及酷儿理论、消费理论、意识形态、作为政治批评的文化批评等议题，其中，手机、微博、网络游戏等新媒体对青年亚文化的新影响是热议的话题；还有些研究者侧重于文本分析，分析电视剧、电影、广告或者具体的媒体事件，在媒体、受众、社会之间进行互动研究。《读书》杂志开设了专门的媒介批评专栏，即用文本分析的方式，进行媒体文化研究。其中蒋原伦的《今夜星光灿烂》通过分析年轻人上电视，阐述了伴随电视成长起来的当代青年，他们习惯在电视中扮演自己，他们是名副其实“身披电视屏幕”的媒体人。邱林川、陈韬文主编的《新媒体事件研究》分析的就是造成社会影响的重大媒体事件。另外，热播韩剧、网络游戏、电视娱乐节目、网络视频等都是媒体文化研究中备受关注的对象，对其研究往往涉及受众心理分析、政治意识形态、消费意识形态、性别对抗、权利关系等传统文化研究的话题。

其次，本年度最具中国特色的媒体文化研究，是探讨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族群文化如何利用媒体有效传播。如徐康的《红岩文化与媒体传播》、徐会乐的《中原武术文化媒体传播的现状与对策研究》、顾苏的《中德媒体2010上海世博会报道中的中国形象――从媒体政治、跨文化视角分析自我与他者形象》等，这些文章提倡利用新媒体的优势，把传统文化打造成适时的文化产品，推动其传播与发展。问题是，当传统文化在新媒体中重现时，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商业集团、传媒机构的介入，它们已改头换面，被“去传统化”了。如何保护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族群文化的原生态性，是这类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然，本年度媒体文化研究的热点当数自媒体文化。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改变了媒体的生态环境，致使媒体文化呈现出新的特征。基于过去传播学理论、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基础上形成的媒体文化研究已经无法对自媒体文化的新特性给出合理解释。基于此，自媒体文化成为中西方媒体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早在2002年美国专栏作家Dan Gillmor就已提出自媒体概念，把以博客为代表的个人媒体看做是“新闻媒体3.0”的象征与代表(其中1.0是指传统媒体或旧媒体，2.0指新媒体)，2003年，美国报业协会媒体中心出版了谢因・波曼（shayne Bowman）与克里斯・威里斯（Chris Willis）合著的自媒体的研究报告，拉开了中西方学界关注自媒体研究的大幕。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里斯的报告研究了美国公民利用电子邮件、博客、论坛等，在美国公共事件中（如“9・11”事件、伊拉克战争）参与制作并报道新闻的重大影响，这种“自己动手做新闻”的热情就是自媒体时代的特征。在过去那种批判性的媒体文化研究中，媒体文化被看做是以种种形式诱使个人认同那种占优势的社会和政治的意识形态、立场以及表征等。当然它也为个人能够获得反抗社会的力量提供了种种资源。［1］传统媒体文化的掌控权，交织在政客、商业集团、传媒机构的相互牵制之中，它与大众的关系是自上而下的。而今，自媒体拓展了自下而上的新传播模式，大众不再仅仅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他们同时参与信息的创造与传播。这样大众部分获得了媒体文化控制权，推动了传播民主化的趋向，促成了网络公共领域的构建，改变了媒体生态环境。

从2005年开始，我国的媒体文化研究开始关注自媒体的影响，当年仅两篇文章谈及这一话题。2009年之前，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很薄弱，零星有研究者分析自媒体时代可能出现的媒体文化特征、动向及其对传统媒体的挑战，那时的研究颇有前瞻性的意味。毕竟“人人都能动手做新闻”，不是件容易的事，它需要科技发展作为坚强的后盾。在我国，当博客开始流行，尤其是智能手机全面上市，网民才成为随时“寓居”网上的、名副其实的网人。另外，各大门户网站，如搜狐、新浪、腾讯等都全面打造自媒体式的平台，电子邮件、论坛、腾讯QQ、MSN、博客、微博等都发挥着自媒体的功能。尤其是2009年微博控的流行，正式宣告了自媒体时代的全面来临。总体来说，从2009年起我国对自媒体的研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11年自媒体研究的论文明显多于前几年，这的确是自媒体时代来临的症候。

而在本年度自媒体文化研究中，微博是最热的话题，中国知网中题目出现微博的文章有上千篇，微博的热度由此可见一斑。2010年蒋原伦、张柠主编的《媒介批评》（第四辑）的核心话题就是微博，涉及的话题有微博与公共领域、微博言说方式、媒体生态等。2011年微博的话题依旧火热，除了直接以微博为题的文章之外，探讨自媒体文化、新媒体文化的多数文章都涉及微博，我想是因为微博的确宣告了自媒体时代的全面到来。在研究微博的文章中，有些把微博作为新的教育途径，倡导通过微博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有些阐释微博的出现对其他媒体（报纸、广播、电视）造成的影响以及其他媒体该采取何种策略来应对，如《中国报业》、《新闻知识》、《新闻记者》、《新闻爱好者》等很多杂志都刊登过类似文章。这类文章特别提到在新闻界，报刊、电视不再是唯一能进行“权威”的中心了，微博中大量涌现的公民新闻已经斩获了部分创造与传播新闻的话语权，甚至传统媒体有时需从微博中采集新闻。如“辫子新闻”就指传统媒体、公民新闻、社会性媒体相融合的趋势。看来，未来传统媒体发展的前景必然是与新媒体的融合；还有些文章着重探讨微博对突发事件的介入及微博问政等情况，像宜黄拆迁、上海火灾、动车事故等公共事件的微博报道、两会的微博问政等。杨琰的《以两会微博为例谈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刘卉的《从宜黄拆迁自焚事件看微博传播的特点》、吉卫华的《微博客的媒介生态研究》即认为微博以其传播的自主性、互动性、扩散性、及时性推动了我国民主化的进程。

无疑，微博对公共领域的构建、媒体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微博研究的焦点，有研究者认为微博开启了信息传播的新纪元，有效改善了人际关系模式，加速了公共领域的构建；也有研究者认为应对微博“热”进行“冷”思考，因为微博中的信息庞杂、碎片化导致信息真假难辨。另外，由于网络使用地区不平衡、社会阶层、年龄、学历结构形成的数字鸿沟，会造成边远地区、农村和其他不接触互联网的弱势群体在公共领域构建中“失语”。总体来看，微博有效改善了人际关系，有了微博，大众不再仅仅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他们同时还是信息的创造者与传播者，大众的主体性获得了彰显，他们的社会热情与政治热情就会被调动起来。当大众的信息在碰撞与交流中形成公共舆论时，就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由传统媒体文化诱使个人所认同的那种占优势的社会和政治的意识形态，这样公共舆论在民主选举、灾难救助、突发事件中就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当然，如何更有效地发挥微博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让大众通过这一平台发出的有社会意义的声音不被信息的洪流所淹没，这是理论研究尚需解决的问题。另外，媒体、文化、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社会政治制度、文化环境、经济发展都会制约媒体文化的发展，所以关于微博的进一步研究，还需更多关注如何保持自由、健康的媒体生态环境。

除微博之外，还有些研究者探讨了我国自媒体文化发展的进程、特征及其影响。如周晓虹的《自媒体时代：从传播到互播的转变》、王长潇的《播客平台的商业模式、监管自律与播客自媒体公民意志的再传播》、尹章池等的《刍议“自媒体”的兴起与少数民族文化网络传播策略的创新》等，这类研究侧重通过自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比较，来谈自媒体文化的特征及其意义。如夏德元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用“媒介共鸣效应”和“溢散效应”来形容，认为传统媒体因其沉淀着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内涵是新媒体的唯一参照系，具有历史价值，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必然是共生共存的。邓若伊认为自媒体中的公共领域已不同于哈贝马斯笔下的公共领域，互联网中难以再现俱乐部、咖啡馆中的美好、真诚的交流情景。另外，保罗・莱文森的《新新媒介》对美国新新媒介（本文称自媒体）有全面介绍，书中谈到的兴盛于21世纪的自媒体有博客网、优视网、维基网、掘客网、聚友网、脸谱网、推特网、第二人生、播客网，莱文森分析了这些不同媒体的各自特征，并认为这些媒体在过去其他媒体优势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他称赞新新媒介的民主化特征，称每一位消费者都是生产者，个人能选择适合自己才能和兴趣的新新媒介，新新媒介没有自上而下的控制，新新媒介使人人都能成为出版人、制作人、促销人。当然，他也看到了新新媒介潜在的危险，如知识产权受侵犯、信息垃圾、留言、攻击、煽动、盯梢、恐怖、欺凌等在新新媒介中时有发生。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容易，他呼吁网民理性参与、回应新新媒介。尽管莱文森是针对美国自媒体来谈问题的，但同在“地球村”，我们也定能从中受益。

总之，2011年我国的媒体文化研究中，传统媒体文化研究与自媒体文化研究并行不悖。自媒体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尚需以传统媒体文化研究为参照。此外，媒体技术不断发展，媒体生态环境也有相应改变，如何构建积极健康的媒体生态环境，是今后媒体文化研究的关键点。

注 释：

①本文依照学界的流行观念把媒体分为传统媒体、新媒体、自媒体三类，传统媒体指互联网出现之前的媒体，新媒体指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上出现的第一代媒体，自媒体特指与新媒体相对的20世纪末出现的人人都能创造和信息的个人媒体。

参考文献：

新媒体研究论文篇10

崛起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是英国媒介研究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作为批判学派的一个分支，与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相对应，这一小组被有些学者称为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学派。根据该小组主要成员之一格瑞格·费娄①的访谈，格拉斯哥媒介小组其实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派，它主要是一学者群，他们在一起从事媒介研究，其成员既包括媒介内容生产加工的新闻媒体从业人员，也包括其它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它以格拉斯哥大学社会学系为依托，以社会学的方法对媒体、政府和受众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故此而得名。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格拉斯哥媒介小组对新闻的真相、媒体与舆论的形成、权利与控制、灾难与危机报道、精神病与自杀等重大而敏感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和反思，推出一系列经典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新闻三部曲《坏新闻》（1976）、《更多的坏新闻》（1980）、《真正的坏新闻》（1982）；以及《新闻：战争与和平》（1986）、《眼见为实》（1990）、《获取信息》（1992）、《大众传媒的巡回》（1998）等著作。在文化研究的政治介入和批判传统不断被改写、淡化甚至取消的情况下，②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批判理论成为固守英国媒介批判传统的一支生力军。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虽然由不同背景的研究人员组成，也没有统一的研究目标和宗旨，但他们却是基于一致的批判思想和理论出发点。他们的大多数成果也是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得以问世，所以他们的批判理论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梳理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研究图谱，不难发现其秉承着英国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批判传统；采用新受众研究方法；反思媒介的启蒙功能，强调媒介在促进民主进程方面至关重要的功能。在媒体空间日益被挤占和封建化的情况下，大众传媒与文化机构应该着力培育受众对于媒体现实和媒体幻觉的鉴别能力和相应的抵抗策略，继续现代性未完成的解放事业。

一、缘起与目标：新闻、真相与权力

格拉斯哥媒介小组以电视新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敏锐而犀利的笔锋“穿透了新闻媒介表面上所声称的中立和平衡，发现新闻报道中充满偏见和限制的事实”。③因此，格拉斯哥媒介小组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电视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以及围绕电视新闻生产过程的信息采集、信息传播、信息接受和信息控制等。格拉斯哥媒介小组主张，无论电视新闻看上去多么自然、真实和即时，它仍然是一种社会性构建的伟大创举。④换言之，新闻并不代表真相，新闻是一种构造的真实，是一种事实的外表。格拉斯哥媒介小组的研究目标，就是要考察媒介控制和媒介影响问题，进而促进媒介和传播领域里新方法的发展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

雷蒙德·威廉斯认为，“文化是对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达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⑤新闻既然是作为一种叙述的文本，作为一种话语的建构产物，也就是一种文化的载体，那么新闻中出现的图像和符号就不可避免地传递着一种共享的文化价值和一种共同遵守的行业规范。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不仅对新闻中出现的图形、符号、呈现方式等诸多方面作文本分析，而且还对新闻作话语分析，深入新闻语言的结构以及电视新闻的制作过程，从细节入手，揭示特定新闻得以生产的语境、背景和动机。

以bbc为代表的英国电视媒体向来以客观、公正和中立著称, 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对英国媒体在1982年“福兰克岛事件”中报道方式进行了研究，发现bbc不仅受到英国保守媒体的攻击而且受到英国政府的诘难，bbc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报道方式，甚至改变立场。对北爱尔兰的媒体形象研究发现政府部门对新闻的控制——政府对不同新闻记者采取等级制度，以影响不同的受众群体；政府通过媒体对不同事件给予不同的显著报道而避重就轻，藉此对新闻信息和传播进行控制。对1984年的煤矿工人罢工事件分析，发现政府控制媒体虚假和歪曲信息，影响罢工工人形象，进而瓦解罢工活动。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每一项研究都直指媒体的要害，其目的在于揭示新闻生产与权利之间的真实关系。

所以，新闻并非真相，新闻并不像它所宣扬的那样客观和中立，新闻只是真相的一部分或者是歪曲的了事实。新闻的生产过程是各种权力和利益争斗协商的过程。

二、方法论：新闻游戏与接受分析

批判学派的受众研究自戴卫·莫利在《举国关注的观众》一书中采用的民族志受众研究方法以降，进入了所谓的“新受众”研究时代，即接受分析。其显著特征就是回归文本的社会语境以及强调受众在文本解读时的能动性和主体性。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在方法论上继承了新受众研究的精髓，但又不排斥经验研究的一些优点，体现出了方法论上的创新和突破。约翰．埃尔德里奇坦言，“我们工作的重心多聚焦于信息内容分析，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方法”。⑥

首先，传统的受众研究大多遵循刺激—反应模式，重视媒介影响的结果，也就是媒介效果分析，而忽视对信息内容的分析以及这些信息如何与特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相联系。其二，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虽然为批判研究提供了定性分析受众类型的有效阐释框架，但是忽视了文化语境中的权利结构对受众的控制。霍华德·h·戴维斯指出，“虽然大部分文化研究对占统治地位的观念进行了含蓄或明确的批判，但它未能很好地说明由某种商业、政治或文化环境决定的研究成果与文本意义之间的关联，也未能说明这些研究成果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不同时间中对受众的意义。由于文化研究仅靠文本的突发性解释想象力，所以除一些显著的例子之外，经验主义受众研究是被忽视的。”⑦

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受众研究一方面竭力避免霍尔模式的缺陷，另一方面又力图克服定性研究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的缺陷。因此，在他们的受众研究中，“将两个议题看作是关键性的。第一个是信息如何确切地使接受者信服的。由此而来的第二个问题是：一条信息是如何对一组人群起作用而对另一组人群不起作用？”⑧为此，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设计的研究方法是让受众策划自己的新闻节目。具体说来就是，给受众一个既定的议题或者新闻剪辑图片，该议题为重大新闻事件且发生有一段时间；假设受众就是新闻记者，三、四个人组成一个小组，写出有关这个议题的新闻报道。然后检验受众的报道与媒体报道就同一议题的相关性。换言之，就是要揭示媒体报道如何影响人们特定观念的形成过程。

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以1984—1985 年发生在英国的矿工罢工事件作为研究，将受众在罢工一年结束后写出的新闻报道与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独立电台(itn)的真实新闻节目进行比较，发现二者惊人的相似。首先，“每个小组的陈述不仅反映了新闻的主题内容，而且反映了报纸标题的结构”。⑨也就是说，人们能够回忆新闻中的重大主题。但是人们对新闻报道的认同与否却不尽相同。其二，“受众对新闻的理解是非常复杂的。文化、逻辑和经验的成分都可能融合在个人对新闻报道的评价当中。”⑩

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采用新闻游戏和接受分析的方法，其优点在于：首先，它揭示了受众的“事实”、“理论”是由媒体提出来的；其次，新闻游戏能够检验人们复制媒体语言的程度；第三，它能够探寻人们记得媒体报道的一些“事实”或者“单个词语”的程度。11不仅如此，他们研究的价值还在于：“以广泛的主导意识形态和社会等级政策的观点的连续研究，表明可以在特定的传媒讯息与已完成的诠释之间建立起一个清晰的、长期和共同保持的关系…这就使得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在这种诠释和由社会地位及经验决定的反应之间，建立了连续一致的关系，同时还认同了传媒讯息和改变态度及观念之间的关系。”12

简言之，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将受众置于广阔的文化和媒体背景之中，在微观上采用接受分析和内容分析，从宏观上揭示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控制。这种方法有助于揭示媒介的中长期影响，即媒介不仅影响了人们对社会问题显著度的关注，而且影响人们的认知和对外界事物的重构。

三、媒介观：意识形态批判与现代性启蒙

众所周知，传播批判学派的主要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因对受众的过分悲观，寄希望于文化精英，由此陷入了高雅艺术对抗文化工业的永恒悖论之中，从而失去了解释现实、变革现实的意义。英国文化研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实现从审美向政治的转换，发现媒介是意识形态的角斗场，重新确立受众的主体性，从而开创了英国媒介研究新的范式。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与英国媒介研究的总体特征是一脉相承的，即“它对于媒介厕身其中的社会应该是如何的总是有一种不安的考量。这种对应然问题的不断求索，使得对媒介能够和应该发挥什么功能的问题从来就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13

首先，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秉承着英国媒介研究的意识形态批判传统。对媒介的意识形态再发现是斯图亚特·霍尔对英国媒介研究的重要贡献。霍尔认为媒介是表意的工具。媒介通过表意过程建构社会现实。媒介一方面塑造社会的价值观和审美规范，使其成为大众的一种自觉共识；另一方面媒介又趋向于代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阶级的利益。在这一方面，媒介可以被说成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阿尔都塞语）。但是，“霍尔的工作偏离经验研究，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关注受众对意义的建构而忽视了权力结构对受众的宰制。然而，权力结构像所有权和控制权一样是关键问题，霍尔放弃探讨谁拥有这个社会、谁控制这个世界，反而关注人们怎样建构和发展自己的语言和意义”。14换言之，霍尔只关注微观的权力控制，而忽视了宏观的阶级结构。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认为受众是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群体，受众的任何解读都不能脱离社会文化语境。因此，媒介研究不能离开意识形态批判。因为“意识形态已经不是某种既有社会结构或秩序的后续反映了，它伴随着建构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全过程，并在此过程当中始终是有所作为的。”15所以，对媒体作意识形态的分析首先就是要确认眼见是否真实。然后，进一步分析意识形态如何作用于社会媒介和日常生活。

其二，在市场体制下，媒体作为一种现代企业，追逐利益的最大化是其本性。市场作为一种解放的力量一方面促进文化产品的极大丰富，另一方面也造成消费文化盛行。消费文化的泛滥导致文化的同质化趋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盛行。其结果是“意见的自由市场”难以形成，从而对民主进程造成威胁。在西欧的公共媒体制度事实上已经瓦解的情况下，公共领域有进一步被封建化的危险。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作为“第四力量”，如何实现其维护公义的社会责任，如何更好地担当看门狗的角色？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犀利地责问媒体的社会责任。格瑞格．费娄认为：“媒介已经丧失掉它的批判锋芒，已无力对其栖身的社会进行批判性的评论”。16因此，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主张媒体在促进民主进程方面应当发挥教育和启蒙的重要功能。因为“明达而非武断的公民群体是民主政治成熟的前提。大众传媒与我们文化机构的其他部分，尤其是教育机构一起在这方面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17

第三，在现实社会中，传媒的教育功能与娱乐功能时常发生冲突，有时甚至完全对立。在利益最大化原则的驱使下，传媒常常牺牲教育功能以迎合市场的需求。其结果是市场上媚俗化、低俗化的娱乐性媒介产品泛滥，从而导致众多媒体，一个声音。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将媒体的教育功能与社会的现代性和人的解放相联系，主张媒介应该服务于公众的认知活动并开启民智。因为它与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休戚相关。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解放事业。格拉斯哥媒介小组认为人类惟有坚持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普遍怀疑精神，才能从社会约束下解放出来。人们通过媒介对社会的认识，需要辨别媒介的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控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媒介的意识形态再发现就是回归被压抑的人（霍尔语）。正是基于这样的媒介观，格拉斯哥媒介小组超越了单纯的意识形态批判，体现出了普遍的人文关怀。

四、结语

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批判理论在英国文化研究陷入迷雾之际，为传播批判学派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他们的研究既有理论上的思辨，又有经验研究的实证分析；既继承了新受众研究的精髓，又有所创新和突破（新闻游戏）；既关注媒体的社会责任，也重视媒体的教育功能；既探讨微观的权力控制，也剖析宏观的意识形态影响；既关注受众的接受过程，也关注媒介影响的中长期效果。就像任何理论建构一样，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批判理论远非无懈可击。对该理论的批评集中在他们的方法论上。18尽管如此，瑕不掩玉，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批判理论以其锐利的批判锋芒和厚重的人文关怀为传播批判学派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正如凯瑞所言，“关于传播的现代思想—无论是肯定的还是批判的—揭示了同样的贪婪。传播的批判理论必须确认我们眼前之所见，并构想一个起码更令人向往的世界，以超越现在。”19

新媒体研究论文篇11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检索关键词“媒介化社会”，可以搜集到的相关论文达两百多篇。其中，发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一文已经被引用两百多次，在学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媒介化社会”在学界的研究热度。但是这篇论文重点介绍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会化只是作为媒介融合的一个结果被简单提及，并未对其特征进行详细描述。不过其中关于“媒介人”和“拟态环境”的理论阐释，开拓了媒介化社会研究的理论视野，成为许多后续研究的起点。不过，学界早在2004年举行的“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已经把“媒介化社会：现状与趋势”作为论坛主题，积聚了一批颇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李双龙、王婷婷对论坛所做的综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会化”这一主题之下，大会研讨的内容涉及到了包括传者、内容、媒介、受众、效果等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2]这也显示了“媒介化社会”这一概念对新闻传播学研究问题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国内对于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文章从2006年开始大量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联网的发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进切实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体验。有学者提出社会的媒介化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同步的，只不过“其突破性进展却是在电视普及之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使这一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一些研究者仍然习惯将媒介视为媒介化社会研究的中心，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即受众的媒介依赖程度、受众对媒体的角色认知等。有的则将研究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如少数民族、“农民工”等)身上，从媒体的“赋权”功能分析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化。[51有学者从舆论学的角度关注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表达特点，实际上是阐述网络自媒体的出现所带来舆论生成过程的变化。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构社会的功能为出发点，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径，旨在通过研究媒介建构社会的特点，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以媒介为中心和出发点研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已经不足以理解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有学者提出的，传统想象空间已经不能解释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会并进而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个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应该看到，在社会媒介化的过程当中，媒介自身也在经历着社会化的过程。从传统媒体的中心辐射式大众传播到社会化媒体的病毒裂变式传播，媒体已经不是天然地站在社会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结构的改变也必然要求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同时，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关注社会的媒介化有可能带来诸多弊端。这种研究批判的路径其实也是“媒介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技术的过度发展和对人类的技术控制一直是潜伏于现代社会的深层忧虑。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就描绘了一个统治者依靠大众媒介重写历史、改造语言、清理思想、重构社会的恐怖场景。因此有学者认为，“媒介化社会”的概念“越过了和比较中性的信息化与国家发展的关联，而进入到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伪环境’(即拟态环境)、甚至所谓媒介‘妖魔化’的关联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警醒和反思基础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会中语境进行媒介素养的研究有了更加显著的意义，即使人们对现代传媒拥有一种批判的能力(即素养)，帮助人们解构媒介的“编码”，避免沦为媒介的奴隶。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对“媒介经验”的不信任，在逻辑上也必然走向对人类“直接经验”的强调。有学者就认为，“人类只能靠自己与生俱来的沟通本能，去诉说，去倾听，去建立并实施新的关系或交往规则，帮助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总的来看，媒介化社会的行政研究路径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的一些规律和特点，从社会建构、话语抗争、舆论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具体变化，其缺点则在于对媒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觉，对媒介技术带给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乐观，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会的倾向之中。媒介化社会的批评研究路径对上述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但如何从此路径进一步增加人们对于媒介化社会的认识和洞见，当前的研究似乎还缺乏有力的回应。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化社会研究路径，它既应该是有经验的支撑、实证的力度，也应该拥有批判的视野、思辨的深度。

二、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不过，让我们暂时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会”本身来，因为它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条理解诸多新闻传播学命题和理论的路径。19世纪30年代，大众媒体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媒介化进程的开始。随着电视这种更加直观化、娱乐化、大众化的媒介的普及，人们对于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众媒介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繁荣发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资讯服务的同时，也大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媒介依赖症。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实质上是媒介不断获得建构现实的能力和权力的过程，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始终是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同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媒介化是开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而媒介化社会可以看作是众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厦门大学陈贼如教授在其专著《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中曾对许多传播学理论作过类似的总结。她认为，如学术前沿“框架”、“议程设置”、“把关人”等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很多红火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有选择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关研究、议程设置，其目的都是为了推断这些隐藏在传媒内容背后的(选择的)‘标准’。”而在陈教授所未论及的许多新闻学理论的背后，也同样是以社会的媒介化为逻辑起点的。陆定一对新闻所作的定义“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已经将新闻的事实属性和建构属藏其中。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现实与镜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起点，所有的新闻理论无不指向于如何让媒体更好地反映现实。现代媒体以向读者提供信息，帮助读者观察外部世界为基本职能，这也是公众对于大众媒体的最低期待。这种功能和期待也是随着现代新闻业职业伦理的发展而形成的。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精确新闻学、新新闻主义等在内的西方众多关注新闻实践活动的新闻学理论，从根本上都是希望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角度出发，探索如何拉近“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距离。网络媒体的巨大繁荣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新的媒体环境极大地改变了作为逻辑起点的媒介化社会的内涵：大众媒体的传播中心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会作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仍然有着顽强的学术生命力。例如，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的传统研究需要应对网络媒体对媒体建构新闻事实的挑战，研究如何利用网络媒体采写、传播新闻。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中心，跟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新内涵，转向更加广阔的传播领域。而这种转向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社会实践、大量的研究课题、广阔的学术空间，还有来自理论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战。现在，我们可以把上一节结束时所希望探寻的全新的研究路径拿来一起思考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曾经说过，“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因此，我们探寻新的研究路径，也必须要对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媒介化社会)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改造。而凯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上面引用的这个判断。他提出的仪式传播理论，对我们完成研究起点的重建有很多启发。

三、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詹姆斯•w•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即传播的传递观(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或仪式传播理论，来源于杜威对传播的洞见。他提出传播“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循环，社会便成为可能”。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一词来指称人们分享意义、传播共识的行为，并将它所涵盖的范围扩大到了大众媒体的传播活动。人们被邀约进入新闻的阅读仪式或收看仪式，目的就在于通过某种戏剧性的行为改变读者作为旁观者的身份，进而卷入到权力纷争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仅仅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凯瑞的仪式传播理论是对人类所有传播活动的整体性反思，远远超越了新闻传播学的传统范畴。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所引发的深刻变化，却有着非常卓越的洞见和描述。他曾以电报为例阐释了技术的出现对日常观念的影响，包括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和简约文风的形成、全球时区的划分和标准时间的确定、空间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货交易的出现等。;或许，类似这样的对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才符合我们的学术期待，而这就要求我们把整个媒介化社会纳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而不再仅仅盯着新闻报道做文章。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或许也可以借用文化转向来称呼。

四、对文化转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学派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界中的重要组成。但因为西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巨大影响，国内文化研究学派理论的引介不多，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实证的定量研究把论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们的学术“匠气”十足，缺少思想的灵动;研究的问题具体而微，得出的结论也经得起科学的证实和证伪，但是许多问题的解决既不能拓展我们的认识，也缺乏理论的纵深。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焕发学科发展的新活力。这种倡导，还源自于网络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传播革命。一方面，网络媒体的出现导致了媒体环境的重新洗牌，大众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渐丧失，以大众媒体的新闻生产为主要对象的传统研究尽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渐削弱。另一方面，社会在媒介化的同时，媒介也在朝着社会化方向大步迈进。社会化媒体的出现重新结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径、思维习惯，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传播，而新闻传播学目前却一直没能从理论上系统地解答这些问题，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突破。

新媒体研究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1）11－0226－05

郑晓燕（1976―），女，江西上饶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学和应用语言学。（江西上饶 334001）

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已不断兴起和展开，笔者试就这一研究的几个不同视角提出一些浅见，予以策应与配合。

一、“概念涵义论”视角：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要阐释“媒介―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教育”的层递性内涵

大凡研究总是先要涉及其概念与涵义，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不妨反躬自问，逐词深入、层递与涵盖。

其一，“媒介”。此词最早见于《旧唐书•张行成传》一书，书中有云：“观古今用人，必因媒介。”在这里，媒介是一种中间物质，是一种介质，在这种介质的作用下，双关的人和事物才能发生关系。辞海中对媒介的解释为：使双方（人或事物）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其实，媒介一词可以分开理解，媒介一词由“媒”和“介”两个字组成。其中，“媒”字，早在先秦时期是指媒人，后引申为事物发生的诱因。《诗•卫风•氓》：“匪我愆期，子无良媒。”《文中子•魏相》：“见誉而喜者，佞之媒也。”而“介”字，则一直是指居于两者之间的中介体或工具。也指在两者或两者以上的人或事物间，从中介入参与其中的活动或组织，表达一种动作状态。我国的传播学研究，与西方的传播学理论有着很深的渊源。在传播学研究中，媒介一词使用频率较高。在英语词汇中，媒介“media”是单词“medium”的复数形式，media一词大约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涵义为：使事物之间发生关系的介质或工具。

媒介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媒介可以指日常生活中一切能使相关事物联系起来的介质。例如蚊虫可以传播疾病，那么蚊虫就是传播疾病的媒介，玫瑰花可以表达人的爱慕之情，那么玫瑰花就可以看做是传播爱情的媒介。狭义的媒介，是特指与媒体有关的介质，这些媒介能够给大众传递大量的信息，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在传播学中，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万物，万物皆媒介，而所有媒介都可以与人体发生某种联系，如石斧是手的延伸，车轮是脚的延伸，书籍是眼的延伸，广播是耳的延伸，衣服是皮肤的延伸……。媒介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在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我们研究的是狭义的媒介。而吴东权在1988年出版的著作《中国传播媒介发源史》一书中认为，将“media”翻译成“媒介”不太稳妥，不如译成“媒体”。因为“体”字本身含有身体、本体、形质、形状的意思。多少是有实体的感觉，并且作为一种“媒”之“体”，也应该含有一种实体的意义，即它是有形状存在而构成传播功能的实体。因此，“媒体是一个电视台、报社、广播电台、或通讯卫星地面接收台……能够发挥传播功能者”。但是，吴东权最终还是向“约定俗成”屈服了，仍采用了“媒介”一词。浙江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教授邵培仁则认为，媒介，就是指“介于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用以负载、传递、延伸特定符号和信息的物质实体”，它包括书籍、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及其生产、传播机构。随着电视的到来，然后是有线电视和卫星广播、卫星电视的出现，以及报业集团、出版集团、广电集团的相继出现，跨媒介联合的逐步普及与推广，人们理解媒介已不只是一个大型实体，而且还是一类或多媒体联合的实体。[1]（P35）从以上的这些概念可以看出，现在单个媒介更多的是作为系统的组成部分进行运作。

其二，“媒介素养”。其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媒介素养内涵丰富，外延广泛。但时至今日，在国内外，却没有一个可以获得广泛认可的媒介素养的定义。通过分析学者们的论述和概念强调的立脚点来看，对媒介素养概念的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模式。

一种模式侧重于强调技能。其定义立足于技能，认为媒介素养是公民获取、分析、评价和传播各种信息的能力，侧重于对媒介信息的认知过程。1992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给媒介素养做出了如下定义：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ability to choose）、理解能力（ability to understand）、质疑能力（ability to question）、评估能力（ability to evaluate）、创造和生产能力（ability to create and produce）以及思辨的反映能力（ability to respond thoughtfully）。以上定义，是技能模式定义的代表。

另一种是知识模式，侧重于知识。这类定义认为，媒介素养更多的是关于媒介如何对社会产生功能的知识体系，更多地侧重于媒介知识的累积（accumulation for knowledge）。媒介的国家领导人会议达成共识：媒介素养应包括以下几个知识要点：媒介信息是被建构的；媒介信息是在经济、社会、政治、历史和审美的背景下被生产的；在信息接受中对意义的解释过程是由读文本和文化之间的互动构成的；媒介有独特的语言，代表不同媒介形式的特征、类型以及传播信息的符号系统；媒介在现在人们理解社会真实中扮演重要角色。

综合以上两种对媒介素养的定义，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哪一种媒介素养的定义，其所强调的目标是相似的：都强调受众对媒介的参与和行动能力，这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指能正确地理解媒介提供的信息，不为其误导，有自己的判断力；另一方面指在理解媒介提供信息的同时，还可以正确地运用媒介，将媒介为我所用，达到理解媒介和运用媒介的统一。实际上，近年来，学者们更多地将“媒介素养”定位在媒介理解力和参与技能上。两方面缺一不可，缺少一方面，研究就显得不完整。

其三，“媒介素养教育”。即指导人们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教育，通过这种教育，培养人们具有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2]媒介素养教育简单地说，就是通过各种方法和教育的手段，使得人们获得一种媒介素养，有了这种素养，人们就可以正确地理解媒介提供的信息，同时正确地运用各自不同的媒介为自己服务。媒介素养教育是发源于欧美国家并得到欧美各国普遍重视的一场教育运动，它是融合传播学、新闻学、教育学、美学等多种学科理论的新的研究领域。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媒介素养教育是在大众传媒的发展上，针对大众传播媒介对人的影响而提出的一种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在我国大陆，媒介素养教育工作开展不足，与西方发达国家和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而，对媒介素养教育进行研究，提高我国大陆民众的媒介素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我国对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始自1997年，但在2004年才得到重视。至今，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已经获得了有规模的发展，在扩展领域、活动案例、课程教材、会议论坛、期刊网站、专业组织、学术研讨等方面都获得了可观的成果，媒介素养教育本土化的进程大大加快。在媒介素养教育本土化的过程中，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内地这个变化的传播环境中，媒介素养教育首先是一种社会运动，其主旨是反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个人的操控，反对文化压迫，通过媒介表达多元的声音。……并正在影响主流媒介甚至有关媒介的决策。”[3]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大多数为从事媒介素养教育的工作者和研究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者，他们认为，媒介素养教育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由大量的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开展，具有草根性。还有的人认为：“媒介素养教育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充分结合和依靠我们的国情，最大限度地发挥体制优势，我们的媒介素养教育才能真正生根发芽，才能真正发挥其在弘扬先进文化、传承社会文明、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中的作用，‘媒介素养教育本土化’的道路也才能越走越宽。”[4]（P57）坚持这种观点的人，大多数为高校教师或媒介教育的专职研究人员，他们认为媒介素养教育应该靠主管部门强力普及，媒介素养教育应该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

媒介素养教育的不同观念，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研究者对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解和认识。媒介素养作为现代社会公民素养的重要构成，以及现代社会公民教育的重要实践，更需要的是富有成效的行动。从中国的国情来看，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信息化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提高国民的媒体素养，加快中国的媒介素养教育任务艰巨。因而，推进媒介素养教育在我国大陆的发展，需要政府、社会和民众的参与，只有在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才能更好地推进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进程。

二、“背景视野论”视角：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要植入全球媒介融合的大背景

随着信息技术及网络传播的迅速发展，媒介融合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新闻传播业界发展的新趋势。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传统媒介与新媒体之间的融合发展迅速，并且初具规模。新媒体的兴起与运用，给传统媒体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在信息社会中，传统媒体只有与新媒体进行融合，在传播内容与传播手段上取长补短，才能够繁荣发展。媒介融合的多元化趋势对于媒介产业的发展也有着很重大的意义。“媒介之间跨媒体、跨地区融合，以及媒介产业和其他产业的跨行业的多元化融合可以使媒介组织结构与工作流程发生巨大的变化，将会大大增强媒介影响力，使媒介经济得到有效增长，媒介集团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5]

媒介融合不但影响着新闻与传播业，其影响也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媒介融合影响着每一个从事新闻传播事业的新闻工作者，同时也给社会普通大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媒介融合正从更深层意义上建构媒介化社会的社会意义和个体意识，并最终成为推动媒介化社会形成的核心动力。”[6]面对海量的新闻信息，复杂的传播技术，普通大众会显得无所适从。在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媒介素养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媒介素养教育是教会人们在面对来自媒介的信息与观念时，如何正确的理解媒介，并且利用媒介为自己的生活更好的服务。

传统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更多地注重于电视等单一媒介对青少年及老人的影响。而现实情况是，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单一媒介已经呈现多元化、复杂化。媒介融合的现实和趋势，给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带了许多新的问题。因此，在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的种种问题与不足，探讨媒介素养教育的新路径，无疑有着很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知行价值论”视角：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应有独到的知识理论意义和行为实践价值

（一）知识理论方面

媒介素养概念的提出以及对媒介素养进行系统的研究都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的，我国大陆的媒介素养研究稍落后于台湾和香港。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卜卫的论文《论媒体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7]，标志着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研究媒介素养教育的开端。自2004年以来，许多学者和研究人员对媒介素养及媒介素养教育进行了翻译、引进和介绍。著作方面目前较有影响力的，有关媒介素养的书籍主要有：单晓红的《媒介素养引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范红的《媒介素养读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陆晔的《中国传播学评论：媒介素养专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袁军的《媒介素养教育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彭少健编著的《2010中国媒介素养报告》（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年版）等。这些著作系统地介绍了媒介素养概念的提出及研究情况，在所研究的领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学术论文方面，笔者以媒介素养为关键词，对2000年至2010年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了检索，共有博士论文2篇，硕士论文69篇。博士论文分别是四川大学林晓华的《媒介素养与少数民族发展》和中国传媒大学江宇的《家庭社会化视角下媒介素养影响因素研究》。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大陆对于媒介素养及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一方面，针对媒介素养及媒介素养教育的专业书籍对媒介素养及相关知识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在普及媒介素养基础知识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专业学术论文则从不同的层面、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研究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情况。但从研究内容上来看，研究状况不尽如人意。当前国内的研究状况是“传统媒介素养研究太冷”[8] ，对媒介素养的研究大多数侧重引入和描述，从本土化视角进行系统研究的论文和著作不多；对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学校教育这个层面上，从家庭及其社会背景下研究媒介素养教育的论文很少；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定性研究的论文较多，定量研究的论文较少。如今，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媒介融合使得媒介的功能日益多元化，媒介在传播信息的同时，更重要的带来了商业化娱乐化的影响。媒介融合拓展了信息的传播途径和方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但是信息泛滥带来的消极影响，仍是不可忽视的。目前，中国内地的媒介素养教育整体水平不高，媒介素养教育本土化实践活动缺乏。因此，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对媒介素养及媒介素养教育进行相关理论研究，能够丰富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为我国媒介素养教育本土化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二）行为实践方面

在信息时代，媒介已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知识来源之一，有学者指出现代中国人一天所接触到的各种信息量，相当于20多年前的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所接触的信息总量。而我们谈媒介素养，尤其是在数字鸿沟日渐拉大的今日，强调媒介使用能力尤其具有现实意义。所谓媒介使用能力，也就是对媒介的认知能力，指的是从无数信息中获取、分析各种形式的有效信息的能力。 媒介的迅速发展，对接触媒介的人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媒介所影响的受众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读者、听众和观众，他们作为受传者在接受传播的同时，还会主动地传播信息，发表言论，进而影响着更多的网民和传播者。媒介素养教育的对象和受众，他们的意识观念、所接触到的媒介形态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改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日益完善，各个行业都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传媒业也不例外。传媒业的市场化无疑带来了巨大变化，节目越来越丰富，质量也越来越高。传媒业的营销方式决定了它“注意力经济”的特点，因而争夺收视率、发行量成了媒体的生存之本，受众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在收视率发行量的争夺过程中，多数媒体走向了娱乐化的道路，迎合受众成了制作节目的首要宗旨。娱乐化固然有其受众面宽、人们喜闻乐见、创收效益好的优点，但负面效果也不容忽视，低俗化是最为人们诟病的罪状。

在现代社会中，媒介迅速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病态受众群体的出现；信息过载使部分受众无所适从；数字鸿沟出现并日益扩大。病态的群体包括：大批网络成瘾者的出现，青少年中普遍存在的追星族。另外，网络暴力的现象也让研究界十分关注，近几年来，网络暴力现象时有发生。传媒业的发达还造成了海量信息，大量垃圾信息充斥其间，信息过载使人们疲于应付，真正有用的信息反而被埋没。传媒业还带来了传播新技术的发展，人们在信息获得和利用上的不平等，会转化为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差距，尤其是以电子技术为代表的传播技术，造成了“数字鸿沟”，使人们的差距有越来越大的趋势。正是在这一系列的现实语境中，媒介素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

以上现象的出现，原因是复杂的，但是通过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通过媒介素养教育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当今信息量的膨胀和信息质量的不确定性以及信息超载的局面对人们认识、使用和评价信息的能力提出了挑战。人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面临着不同种类、数量巨大的信息选择，为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安全性，必须借助有效的手段去获取、利用和鉴别信息，这种能力来自媒介素养教育和自我培养。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媒介素养作为现代社会公民素养的重要构成部分，媒介素养教育作为现代社会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需要的是富有成效的行动。

四、“方法路径论”视角：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要立足于新现象新事物提炼新方法新路径

研究方法是指在研究中发现新现象、新事物，或提出新理论、新观点，揭示事物内在规律的工具和手段。任何一项研究都离不开方法的支撑。没有研究方法的科学研究是不存在的。没有研究方法，其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不是真正的研究。主要方法如下：

一曰“文献研究法”。文献研究是一种最基本的研究方法。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要查阅、搜集有关新闻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书籍和与研究有关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根据论题核心概念的内涵，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全面的归纳整理。文献为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曰“历史分析法”。媒介素养教育的产生与发展并不是一朝一夕的过程，而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在研究媒介融合背景下媒介素养教育的过程中，要对媒介素养教育的相关历史及媒介素养教育中一些优秀的方法和事例进行梳理和分析，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对媒介素养教育的方法进行分析和研究。

三曰“综合研究法”。在社会体系下，任何学科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着，任何学科的发展都与其他学科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各学科之间的研究方法也相互渗透。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也不例外，它与新闻学、传播学、心理学、教育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有着关联。因此在研究过程中要运用到多层次、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

四曰“案例分析法”。案例分析是针对特定的研究对象进行以探究其特点为目的的一种研究方法。在写作的过程中，在研究对象范围内，要选取各种不同媒介对受众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分析来研究媒介融合背景下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方法及其发展趋势。这种研究方法是通过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来实现研究目的的。

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要运用上述方法，对目前我国公民的媒介接触情况进行分析，根据我国媒介素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尤其是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把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置于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有效地把握社会发展趋势变化可能对研究对象带来的影响，针对不同的群体和受众，提出相对应的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形式、方法、路径及发展方略。

至于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具体路径，可从整体性推进媒介素养教育事业的发展上考虑，围绕几个相关主体做一些重点性展开。譬如：政府性路径，重在加大政府的保障力度，这是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前提。学校性路径，重在发挥学校的主体功能，这是媒介素养教育的主导。家庭性路径，重在树立家庭的主动意识，这是媒介素养教育的关键。媒介性路径，重在加强和规范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这是媒介素养教育的根本。社会性路径：重在营造社会整体的教育氛围，这是媒介素养教育的基础。如此既具体又整体地进行研究，对媒介素养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邵培仁．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张志安，沈国麟．媒介素养：一个亟待重视的全民教育课题――对中国大陆媒介素养研究的回顾和简评[J]．新闻记者，2004，（5）．

[3]卜卫．媒介素养的国际发展与本土经验[J]．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7）．

[4]朱苏飞，赵渊．“媒介素养教育本土化”的意义建构和发展路径[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

[5]章于炎．媒介融合：从优质新闻业务、规模经济到竞争优势的发展轨迹[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