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文化论文篇1

如果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各有特色，有着较大的差异，那么这种差异在金宋南北对峙期间的表现更为突出。金朝文学和文论表现出了质朴、尚实、宗经致用、豪迈奔放的北方特色；南宋则更为注重形式美，抒情细腻。从文化思想方面说，南方以老庄玄学为主导，重在个性的张扬，注重形式美；北方以儒家思想为主导，重在质实宗经，经世致用；从文学方面讲，南方有尚文的传统，北方有尚质的传统。北方文辞质朴，说理意味重，倾向于传统守旧；南方总的说来，香艳抒情较多，形式发展倾向于创新。

地域的差异深刻影响了文人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同样造成了文艺思想的差异。以下我们以北方金朝王若虚的《滹南诗话》和南方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为例，来论证南北文化的差异。

金代学者王若虚生活于南北对峙的金代，其文艺思想也颇具北方特色。虽然也留意艺术的华美和乖巧，但更强调内容的充实。严羽生活于南宋，与王若虚生活时间相去不远，属于同一时代的文艺理论家，然而《滹南诗话》和《沧浪诗话》所面临的现实却很不同。南北对峙期间，苏黄诗风对南北双方都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但是倾向性却不同，所以两部诗话的现实针对性各有侧重。苏黄诗风对北方的不良影响主要体现在文人对尖巧诗风的追求，字句雕琢，求新求奇；而对南方的影响则是诗中极力用典使事，卖弄才学，以议论为诗，倾向于以逻辑理性的思维方式代替形象化的思维方式。在意识形态方面，南方理学逐渐拓展市场，占据意识形态的主流，渗透到文学领域，对文学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也渐露端倪，这也成为严羽的锋芒所向；而北方面临的则是汉化的问题，汉化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儒学的推广。王若虚充当了儒学先锋的角色，他潜心儒家经典的研究，且对南宋理学极力推崇，认为理学解决了儒学的新问题，开创了儒学的新局面。所以严羽提出的是以禅宗为基础的妙悟说，主张的是“别材别趣”、“不涉理路”的兴趣说；而王若虚主张的是传统儒学温柔敦厚的诗教说，重内容轻形式，又杂以本自然，发真情的道家思想。两部诗话都是主情主兴的，都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同样是对江西诗派的猛烈抨击，王若虚从内容的充实切入，批评江西诗派在内容上没有自我，使诗歌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严羽则是从艺术形式美上切入，批评江西诗派失去了诗歌审美本质。同样是对杜甫的肯定，王若虚倾向于内容的充实，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而严羽则重在“别材”、“别趣”讲究意境的浑然一体。相形之下，《沧浪诗话》更注重诗歌自身创作规律的探索，强调诗歌自身形式的审美特征。《沧浪诗话》开拓了诗歌构思创作的理论空间，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理论的终结。

对同一问题的切入点不同，源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审美理想。其中南北文化的差异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文学史上多位学者探讨过南北文学思想的差异，如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曾概括论述过南北文学思想鲜明的对立：“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于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辞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1]文学即人学，人是历史的主体，是文学的主体。南北差异反映到文人中是什么情形呢？在《日知录》卷十三《南北学者之病》中，顾炎武引用《论语》中的话评价了南北文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今北方之学者是也。‘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今南方之学者是也。”在南北地理文化差异的大背景之下，南北方从文学创作到文艺思想都必然带有地域的色彩，如施闰章所言“丘壑之美，江山之助，古之咏歌见志者往往藉是”（《阳坡草堂诗序》）[2]。王若虚《滹南诗话》的“以意为主”的思想亦是如此，可以这样说，北方深远的儒学传统，重质尚实的地域文化背景，是王若虚“以意为主”思想形成的摇篮，这必然使王若虚文艺思想带有浓郁的北方地域色彩。

相书上说：南人北相，北人南相者贵， 鲁迅说，南方人机智而近于狡诈，北方人忠厚而近于愚傻，倘能集南北之长，必为人中之龙凤[3]。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认为，春秋之前，我国的政治道德思想，可以分为帝王派和非帝王派，前者是入世的国家派，后者是遁世的个人派前者大成于孔墨，后者大成于老子；前者是北方派，后者为南方派。北方派的理想，在改造旧社会，南方派的理想在于创造新社会；北方派专有诗歌，南方派仅有散文文学；北人多坚韧之志，强毅之气；南人长于思辩而断于实行，但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又胜于北人远甚。王国维说：“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骑驿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王国维又说：“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虽南方之贵族，亦常奉北方之思想焉。观屈子之文，可以征之。其所称之圣王，皆北方学者之所常称道。”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多为言志抒情之体”《文心雕龙・物色》“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屈平所以能洞鉴之请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诗经》和《离骚》代表着北南文学的源头，《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是精华，描写了黄河中下游和汉水流域劳动人们的生活、劳作、婚恋等情况，记录了周代中原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喜怒哀乐，成为北方文明的标志。《离骚》中上天入地、奇绝的楚地山水、离奇的神话传说所表现出来的浪漫主义精神，风格华赡，丰富的想象，这些都使得《离骚》具有了浓郁的楚地地域特色。

注释：

[1]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鲁迅.《鲁迅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年版240页

[3]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上海古

南北文化论文篇2

2.把“人权”作为提供经济援助的条件。美国的条件是受援国要采取稳健的经济政策 和良好的维护人权的政策。欧盟提出，援助应以受援国在人权和民主自由方面的进展为 条件。日本也说要考虑受援国的民主化、基本人权和市场经济情况。1989年12月，欧盟 在签署第四个《欧洲共同体与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国家)洛美协定》(简称“洛美协 定”)时，第一次将民主和人权列为该协定的基本条款。随后，欧共体与发展中国家签 订的含有人权民主内容的协议大量增加。据统计，从1990年到1993年，欧共体与拉美18 个国家签订了关于经济、贸易合作协议，每一个都含有人权、民主的内容。(注：参见 马胜利：《欧洲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政策》，载《欧洲》，1998年第3期，70页。)凡达 不到它们要求的南方国家，就得不到它们的援助；已经得到援助的国家，则会受到停止 援助、经济制裁或经济封锁等不同程度的惩罚。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对别国实施经济制裁 最多的国家，它的经济制裁采取了除直接军事行动以外的一切手段。

仅1996年一年，美 国采取的经济制裁多达22例。这一年美国先后炮制两个法案对古巴、伊 朗、利比亚实行 长期制裁。1997年美国又将制裁范围扩大到阿根廷、缅甸、苏丹等国。特别是美国对古 巴进行了长达40多年的经济封锁。尽管从1992年至2001年，联合国大会已10次通过决议 要求美国解除对古巴的制裁，但美国一直置若罔闻。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卡斯特罗政 府至今仍不实行西方的“民主化”、“多党制”和“市场经济”。美国的封锁政策，已 给古巴造成了1000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把人权作为提供经济援 助的政治条件，其目的就是诱使发展中国家向西方靠拢，并促使发展中国家实行西方的 “民主化”、“多党制”、“市场经济”。

3.利用大众传媒和一些基金会宣传西方的人权观念、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渗透。美国 的VOA、CNN，英国的BBC，“欧洲自由电视台”等大众传媒，对南方国家进行广泛的大 量的宣传，力促南方国家的民众接受西方的人权思想、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还利用包括学术和文化交流在内的人员往来，培植亲信，进行 思想文化渗透。

它们利用一些基金会，一方面派遣教授、专家、学者到南方国家讲学，从事研究；另一方面也资助南方国家的学生、学者到北方国家去学习研究，使他们接受 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思想的熏陶。据美国官方统计，在克林顿8年任期内，美国在4 0多个非洲国家中开展了有关民主的宣传活动。美国政府建立的“民主与人权基金”， 专门用于美驻非洲使馆资助当地的人权等项目。为加强非洲的民主体制，仅2000财政年 度，“非洲的民主基金”拨款就高达600万美元。北方国家还通过信息网络对南方国家 进行政治宣传、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传播西方的人权思想和价值观念。 4.不惜动用武力，进行直接干涉。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人权高于 主权”、“实行人道主义干预”的旗号，对南斯拉夫联盟公然发动空袭，对这个不结盟 运动的创始国实行前所未有的狂轰滥炸，致使数千平民百姓在战火中丧生，无数的民用 设施在空袭中被夷为平地，近百万难民流离失所。可见，美国等北方国家的所谓“人权 ”、“人道”、“民主”只不过是推行强权政治、新干涉主义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二)北方国家把南方国家作为安全和军控关注的重点。

在安全和军控问题上，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已把安全战略针对的重点转向南方国家 。美国《1992年度国防报告》提出以“全球威慑，应急反应”为核心的新防务战略，主 张把安全战略的重点从对付原苏联，准备打一场世界大战转到对付南方国家和地区的局 部战争，并准备打击对美国重大利益进行挑战的国家和力量。欧盟在海湾战争以后也认 为，“今后在军事上具有更大直接意义的是南部防务，而不是位于欧洲中心的东部防务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近年来极力推行北约东扩计划，通过不断进行军事演习来向世人 炫耀武力，以提高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和灵活应变能力，以便对付南方国家随时可能出 现的突发事件。

1997年，“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出笼。该指针的核心是美日联合对付“ 周边事态”。美日使用“周边事态”这一极不明确的概念，为日本根据自己的意图扩展 军事力量及其在周边地区的活动范围和方式，为美日联手干涉南方国家的 内部事务提供 借口。 北方国家认为，核、生、化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导弹技术在南方国家的扩散，是其 安全利益的最大威胁。美国已把防止核及其他军事技术的扩散置于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 优先地位。

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反扩散中心”，加强情报活动。这个中心利用各种 先进手段，对24个南方国家和72种以上的武器技术进行严密监视和跟踪，重点防范朝鲜 、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的秘密核活动。当前，美决心搞“反恐”扩大化，将防止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同反恐混为一谈，将上述国家定为“邪恶轴心”，将对其加大施 压和打击度。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没能制止住印度、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的行动。 北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所推行的军控政策，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和双重标准，它们只限 制别人，不限制自己；只限制不跟着美国走的国家，不限制随它转的“伙伴”。美国可 以做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却指责别国卖武器零件。“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就是美国霸权主义的真实写照。

以上事实表明，冷战后南北政治关系日益凸显。南北经济关系与南北政治关系已经相 互渗透，相互影响，彼此交融。南北关系已成为以经济政治关系为主线的南北各种关系 的综合。今后，南北经济政治关系将进一步加强，这不仅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还 将继续利用人权等问题打压南方国家；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进一 步发展，诸多的全球性问题，如核扩散问题、局部冲突和战争问题、走私贩毒问题，尤 其是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等等，必须南北合作才能解决。

二、随着北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南北差距继续扩大，南北经济矛盾 更形尖锐。

冷战结束后，在南北政治关系中的矛盾日益凸显的同时，南北经济矛盾更加突出，南 北经济冲突呈上升趋势。如列入美国普通和超级301条款的28个国家和地区，近一半是 东亚和拉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欧盟在贸易优惠制度的调整中，把劳工标准和环境问 题同贸易挂钩，损害的是南方国家的利益。在1991—2000年的10年中，南方国家的年平 均增长率普遍高于北方国家(注：参见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世界经济年鉴》199 0—2001年，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2001年。)，一些南方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在 逐步上升，在世界资金市场上也越来越成为北方国家竞争的对手。尽管南方国家对北方 国家的经济恢复增长起了主要带动作用。但是这却使北方国家感到自己的经济强权地位 受到威胁。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受阻就是最好的例证。一方面，北方国家垂诞 中国的广阔市场，同时又惧怕中国提高国际竞争力。因此，它们对中国漫天要价，百般 刁难。

南北文化论文篇3

泰顺、庆元廊桥与经常古代名流望族连在一起。南宋礼部尚书陈嘉猷（庆元竹口镇平岭岗村人）《题济川桥>日：“长桥高阁一时胜，巨碣雄篇众口夸”古人把廊桥与文章联系在一起，足见廊桥深厚的文化底蕴。曾任南宋大理寺少卿、起居人、工部、礼部及吏部侍郎等要职的胡舷（庆元松源镇坑西村人）从小就经过松源草桥（后建咏归桥）到镇上念书。他在南宋庆元三年曾亲具奏章极力请命，皇上恩准置庆元县制。从绍兴经泰顺库村迁移到此的吴氏望族对修建廊桥更是情有独钟，大济二座，月山村二里十桥，从某种意义上说，庆元人是从廊桥上走出大山、走向全国的。

庆元、泰顺的木拱桥，桥上都盖廊屋，这桥廊屋有多种功能：其一，从木拱桥力学结构上其可增强桥的稳定性；其二，从木结构建筑的保护（特别是防风雨）方面，延长桥的使用寿命，建廊屋是必不可少的；其三，浙南山高路远、气候多变，桥屋可以遮阳、挡风、避雨，过往行人可在桥凳上歇息、乘凉、聊家常，有的桥（如庆元竹坪桥）还在桥内设木床可代行人商贾睡觉休息；其四，一般村里造桥桥址皆选择在村溪流出口处，意为固一村之风水，所以桥上一般设神龛祀神佛于廊层之中。因桥廊屋的桥头，桥屋脊造型，造桥的题缘、记事碑记、木匾，桥柱楹联、桥梁墨书等等，留下不少历史印记以及文字资料，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木拱廊桥人文景观。

一、桥屋景观

木拱桥廊屋一般采用四柱九檩穿斗式结构，中间为五架梁左右用单步梁。桥两旁檐下设多重挡风雨板，寿宁多全封闭并开窗，其他县（市）有小部分为半封闭。桥内两旁设桥凳以供行人歇息，有的桥还将板凳加宽铺成床状，可供行人睡觉，更显得人性化。桥屋脊双坡顶居多，简洁古朴，也有的升出重檐或三重檐，并在桥内设藻井，显得壮观华丽。有的桥内梁上墨书丰富的人文资料，有建桥董事、缘首、造桥工匠、书梁、择日、地理先生以及当地官员，四方百姓捐助、地名、人名、数额。此种做法，也称作以梁代碑（有的书写在匾额里）。柱联、梁上绘画。

二、教化空间

其实廊桥作为教育下一代，传授民间技艺之场所在第一章中已做陈述，这里主要强调的是廊桥在村落社区中被当地官员主事者作为议事、教化与道德评判场所，其功能等于村落中的宗祀，但优于宗祀，因宗祀总是一姓一房所有，还不如廊桥更具广泛性。因此廊桥在乡村社会组织与结构中成为议事、舆论、评判、惩治之场所，是乡村道德维系、治安维持的重要场所，对村落民众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

福建屏南双溪劝农桥与陆地莲宝台宝塔桥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例子。劝农桥位于古镇双溪村东二里的千年古刹北岩寺前，桥原名下院桥因首任邑令沈钟劝农于此而改名劝农桥，沈钟《春日近郊劝农》诗云：“载酒春山自劝耕，官亭杂沓共欢迎，溪回树绕青旗转，风定花随翠盖轻。已荷恩纶蠲宿赋，史占丰穰报秋成。太平乐事原多众，野老休跨长吏清。”在古代农业社会粮食生产第一要务，一县之长吏春耕时节劝农告农桑也是必然，但在屏南开县之初，农业生产与农民教化问题相对突出，这可从沈公《治屏管见》中得出答案。其文云：“治屏之要，莫先乎教养。”“屏民习于懒惰，耕获之外别无所事，每见冬成后唯闭门向火，男妇皆然，良可笑也。”“屏南虽自古田分出，然从前百姓实未识有官长，与生苗无异，其朴陋山野之状难以言喻。”8《沈志》卷五“风土”载：“（屏南）山多田少，耕作常远在一二十里之外，晨往暮归，逾岭涉山献，工去其半。”清乾隆开县前屏南水稻岁只一获，且产量低，民无以为生，多出外谋生，沈种上任后经调查提出许多措施，如推广“蓄水灌田法”、“杂粮豆麦法”、“设猪圈屯灰粪肥田法。”9等，同时还兴修双溪水坝等全县多条水利工程，并每年开春于劝农桥上率众吏鞭春劝农，可以说，沈种的确是名良吏，在他课桑重农下，屏南农业在清乾隆朝及以后二百多年来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因此在劝农桥上劝农成了每位县令开春后的常例，不管沈公之后的170多位县令几人用心、几人作秀，廊桥被官方做教化民众之场所确实实实在在的。

庆元如龙桥作为村落教化空间功能也很突出。一个村落中小到夫妻口角，大到宗族纠纷都可拿到廊桥上由众人评说。如果出现一个道德失范之事，当事人是难以承受廊桥之上众口一词的舆论指责。同时，廊桥上有神明，神明崇拜除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道德维系功能，“抬头三尺有神明”，在因果报应思想的长期灌输下，人们在神明面前不敢说谎，神明也就成为乡村道德治安的有力维护工具。屏南陆地村订有许多村规民约，包括禁鱼、禁伐、盗窃、毁物等方面，处罚包括罚戏、罚物、公开道歉、张榜检讨等等。

三、建桥登科

在浙江一带有“建桥登科”的风水之说。例如，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浙江宁波定海县令王阮一上任，了解到本县尚无人由科举取得功名，他十分迷信风水，听从风水先生说，在城外架了一座石拱桥，并亲自题写一副桥联：“人从桥上过，状元此时生”。桥中间设有神龛，供奉文曲帝君，祈愿文教昌盛、人才辈出。桥成后，名日状元桥，据说大有利于发荣科甲、文运昌盛之意。平时许多文人学士争相过桥，以祈登科。果然不出几年，当地文教大振，有几个学子文武登科，应验了“状元此时生”之言。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当地有个名叫张信的书生，中了解元，族人出资造了一座石桥，名为解元桥，以示光宗耀祖。翌年，他又中了状元，人们便相信是造桥缘故。时至今日，科举制度早已废除，但当地每年有些高考生，深受民间口碑传说影响，为图个吉利，在考前也会在状元桥、解元桥上往返走一遍祈盼“人从桥上过，状元此时生”的洪福降临身已考上理想大学。把桥与功名联系在一起，来是属于一种偶然巧合，但却被风水先生牵强附会说成是风水的必然现象。

四、桥头送客

古有在桥头迎送客友之俗。起源于我国史载最早的一座桥——绍兴舜桥。《会稽地志》载：“舜桥，舜避丹朱于此，百官候之。”从此，开创了一个久传不衰、盛行各地的迎送桥俗。凡帝王临幸桥梁，地方官吏要在桥头迎恩；凡派到地方的官吏赴任或离任，地方其他官吏也要迎送到桥头。此习俗，逐渐延伸到文人雅士、平民百姓在桥头送客别友的桥俗。

古人送客到桥头，折柳送别亲友，是古时的风俗。因为“柳”与“留”是谐音，表示主人挽留之心。用柔柳挽系离愁的习俗可追溯至汉唐。《三辅黄图》卷六载：“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折柳赠别。”当时灞水两岸多柳，长安人送客，必至桥头折柳而别。唐诗人裴说《柳》诗云：“高拂危楼低拂尘，灞桥攀折一何频。思量却是无情树，不解迎人只送人。”

五、桥上赏月

中秋节与春节、清明、端午、重阳并列为我国民间传统的“五大节日”。中秋明月皎洁，晶莹团圆似镜，人们把它当作幸福美满的象征，并出现许多中秋赏月的故事。旧时，在江南、中原、西南一部分地区，中秋之夜有在桥上赏月的习俗。这一习俗源于西周，唐宋时代此风甚盛。古时，说拱桥是人间彩虹，顺着这道彩虹可上天。据《龙城录》记述，有年中秋之夜，唐明皇李隆基在桥上遥望明月，遐想着跨上“天桥”进入月宫见“广寒宫”前有仙女起舞，便记下其乐曲。当他回到人间后，将嫦娥舞曲记述于《霓裳羽衣曲》中，乐工演习，乐音清丽动人，宫女翩翩起舞，为赏月助兴。历代帝王沿此习俗，代代相传。南宋《癸辛杂识》中说：“中秋之夕，帝王在京都临安德寿官内桥上焚香拜月，遥寄美丽善良的嫦娥，并在桥上宴饮赏月，池之两岸宫女穿白绸衣，与月光相映生辉，舞于桂树下，乐工奏乐助兴。”在《东京梦华录》中也有记载，说中秋明月夜，富贵之家结伴到台榭桥亭饮酒赏月，民家争占酒楼赏月。

明清时，宫廷内桥上赏月礼仪流人民间市井。旧时，孔子门徒仲子路的故乡山东泗水卞庄一带，每逢中秋之夜，村民汇集在一座名叫“卞庄双月桥”的古桥上共赏明月，祭祀孔子，看桥下双月戏水。

六、桥头聊天

在江南水乡苏州、绍兴和四川成都一带乡镇，桥头常建有茶楼酒馆，桥上设肆摆摊，商贾、行人、游客常在此处品茶饮酒，买卖交易，赏景聊天，热闹非凡。许多人常到桥上石级或低矮条石状桥栏上，席地而坐，小憩、闲聊。尤其是夏日晚上，明月高悬，河水盈盈，凉风习习，桥上更是近处居民纳凉好去处。三五成群坐在一起，纵论古今人世百态，趣闻逸事，付诸一笑，其乐无穷。这种江南盛行的“桥头聊天”千年遗风，至今仍为人们所继承。

总之，在我国传统的文化现象中，如科举、风水、命相、宗教、建筑、学宫、农事、娱乐等等，都与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沿成俗，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桥俗，蕴涵着古老历史文化内涵，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表征。

参考文献：

[1]吴积雷.民俗文化视野下的庆元木拱廊桥[J].语文学刊,2006(1).

南北文化论文篇4

从1800年到1980年的180年间，世界人口增加了3.5倍，而城镇人口增加了35倍。城市化水平从5.1％上升到40％，发达国家已经达到75％。 目前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城市，以2％的国土面积创造了97％以上的社会财富。中国现有的600多个城市以0.43％的面积创造了68.6％的国内生产总值。 据匡算，我国一个中等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10万人左右，仅带动基础设施投入就达20亿元。从我国十五发展计划看，城市化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全国范围内将掀起新一轮城市化高潮，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这里介绍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在规划建设上较有代表性的两个城市的经验。江苏省徐州市实施“东进、南扩、北造、西延”，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大力吸纳外来人口，并改革调整不适应形势要求的制度和政策，深化户籍制度、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城市建设投资体制和市政公用行业四项改革，走出一条城市化的新路。而山东省济宁市则采取构筑城市群的做法扩大城市的发展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东部沿海地区借助对外开放的先机和经济发展的优势，迅速崛起了一批现代化大中城市，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等五大城市群和都市圈，带动全国城市化水平从1980年的19％上升到1999年的30.4％。 从“十五”发展计划来看，城市化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全国将掀起新一轮城市化高潮，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根据国际经验，徐州市已开始向工业化中期迈进，工业化水平达到46.4％，但城市化水平却只有31.9％，城市化水平低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去年，江苏省委、省政府作出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大决策，全省将进一步突出四个特大城市（苏州、无锡、南京、徐州）和构筑三大城市圈――――苏锡常、南京和徐州。 江苏省的三大城市圈，现在的发展并不平衡，有个从南向北的梯度，苏锡常最发达，南京次之，而徐州则排老末。最发达的苏锡常建设特大城市已经有了最引人瞩目的行动――――曾经的华夏第一县已不复存在，这个早先的无锡县，后来的锡山市并入了无锡市成为锡山区，具有巨大经济总量的锡山区，使无锡市在迅速长大……看来江南特大城市会迅速崛起。 经济欠发达的徐州准备怎样成长为特大城市和构筑起城市圈呢？ 徐州五省通衢，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和近现代战争在此地留下重重痕迹。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往往经济都不甚发达，徐州只有将自己变作商家必争之地，才能真正完成江苏省赋予它的“建成特大城市”的历史重任。 如何为城市化进程提速，徐州选择了深化改革，建立操作性强的运行机制。 城市化进程提速，涉及产业结构调整、人口职业变迁、农业土地使用率、人口居住地集中度、居民生活方式现代化等一系列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徐州主动适应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发展需要，摒弃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大力改革调整不适应形势要求的制度和政策，目前主要工作放在深化户籍制度、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城市建设投资体制和市政公用行业四项改革上。 为了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城镇户口管理制度，徐州准备在搞好试点的基础上，实行以合法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准迁制度，按居住地划分城乡人口，职业确定身份的户籍制度，并逐步用身份证制度代替户籍制度。要清除各种人为的障碍，如不再收取城市增容费或类似费用，淡化行政对户口的干预，尽可能地打开城门，降低门槛，逐步放开对农民进城落户的限制，促进农村人口有序地向城镇集聚。对进城农民子女入学与城镇居民一视同仁。还要研究制定积极的外来人口政策，大力引进并留住外来优秀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和熟练技术工人，积极鼓励投资移民，特别是符合徐州市发展方向的项目的投资移民。同时，要以市场化、社会化为方向，加快建立以养老、失业、医疗为主体，覆盖城乡的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调整就业政策，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取消不合理招工前置条件，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就业机会。进城农民可以参照个体、私营企业养老保险管理办法，建立个人账户养老保障制度，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放手放胆发展民营经济，广泛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依靠民力，广聚民资，引导个体私营业户和先富起来的农民进入城镇投资兴业，促进生产要素向城镇聚集。 要把土地的增值效应注入城市建设，就要 深化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要通过市场化运作，使城市土地的升值注入城市的建设之中，转化为城建资金的主要来源。徐州确定，今后要尽快建立土地市场，依法规范供地方式，促进土地有序流转。还要建立土地收购储备制度，对城镇闲置和因城市改造、退二进三或企业破产、搬迁等需要调整利用的土地，由市政府统一收回或收购，统一实施出让供应。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实行承包经营和有偿使用的，其使用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可实行国家作价折资、入股或租赁、出让使用。 对全市土地要实行总控制，优先保证特大城市的年度建设用地指标。在农村，将积极鼓励离农进城的农民将原承包的土地使用权，通过出让、出租、转包、入股、抵押等方式进行有偿转让，解除农民进城后的后顾之忧，逐步使转移人口“离乡”又“离地”，为农民进城定居创业提供启动资金，同时推进农业规模经营。 城市建设需要大量资金，目前必须改变财政投入的单一体制。实行多元化投资，徐州市的各级政府要在加强规划引导的基础上，积极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吸引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城市建设，根据“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鼓励和支持包括企业在内的社会法人和个人，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参与城镇住宅开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管理和经营，这样就变一方投入为多方聚资，变政府包建为全民共建。 要变兵家必争之地为商家必争之地，徐州还要进一步学习运用市场机制来经营城市，把城市当做最大的国有资产，把城市建设当作一项产业，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来运作、经营，提高城市建设的市场化程度，走“以城养城，以城建城”的新路。徐州人意识到“借力发展”的重要，正在积极探索建立城市基础设施基金并组建城市投资公司，推行BOT（建设―经营―转让）、TOT（转让―经营―转让）、ABS（资产收益抵押）等投资和政府特许专营的方式，盘活存量资产，扩大增量，促进城市建设资金的保值增值和滚动发展。 城市做大，城市公用行业也必然长大，徐州正在深化市政公用行业改革，走市场化经营的新路。城市交通、园林、公用设施、可利用空间等城市资产，都是价值可观的资源。但长期以来，许多城市都是将其当作公益设施，致使政府包袱越背越重，城市更难以长大。徐州人已经有“城市设施是特殊商品”的意识，正在把这些资源推向市场，进行市场化配置，对城市道路、广场、桥梁、公园、建筑等设施的“冠名权”，对公园、交通、园林绿化的“经营权”，城市可利用空间的“使用权”，都可以进行公开公平竞争，或租赁或拍卖。闲置资产变成了“摇钱树”，无效状态下的公用行业变为有效资产，可以打破多年政府投资建设，补贴亏损的管理方式。加快城市公用事业产业化的步伐，才能实现在城市长大的同时，城市市政公用事业同步进入良性发展。 江苏的“西部地区”？ 在江苏省确定的三大城市圈中，徐州是经济欠发达的，它是经济发达的江苏省的“西部地区”，在全国地级市中名排35位，“九五”期间GDP年均增长12.2％，2000年GDP达到658.2亿元。人均7420元。三个产业的结构由24.5／45.3／3.2调整为目前的18.1／16.1／35.8。从这个调整结果看，徐州经济在“九五”期间自定位为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徐州结构性矛盾突出的是综合实力不强。在计划经济时代，它是江苏的能源基地，采煤对徐州的资源破坏比较严重。所以在江苏全局的棋盘上，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都没有在徐州布点，造成全市工业体系明显不合理。十年前兴起的乡镇工业大部分没有跳出五小工业的范畴，经济调整时，“刀”就自然落在这些企业头上，结果是徐州的工业产业对全市的支撑作用不强。从另一面看，徐州又是江苏人口第一大市――――人口达到708万，占全省11％，而GDP只占全省7.8％，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比全省平均水平分别低35.8％和47％。第一产业的比重比全省高了5.9％，第二、三产业的比重比全省低了4.5％和1.4％。三个产业该高的没有高，该低的没有低。经济发展内在动力是比较强劲的。 苏南经济板块中，苏州无锡主要是靠县域经济支撑，徐州则主要是靠市区。徐州弱就弱在六个县市，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徐州国有经济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3％，国有经济改革比较滞后，人才聚集能力也比较低。 看来，徐州与苏州、无锡（这二位是全国地级市的老大和老二）南京相比，经济总体实力、发展水平都不在同一层次上，要实现江苏省的战略目标，要建设特大城市圈，徐州比苏南地区和南 京有更长和更难的路要走。 设立目标锁定目标 徐州市为自己建设特大城市的定位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全国交通枢纽之一；陇兰经济带东部商贸都会；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新兴旅游城市和现代化生态园林城市。徐州为自己建设特大城市的规模设立目标是：到2005年全市城市化水平达到45％左右，城市基础设施与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相适应，市区人均GDP达到3万元；到201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50％，市区人均GDP达到5万元。建成面积162平方公里，徐州市基本实现现代化，全市城镇发展整体水平跃入全国先进地区行列。徐州市未来的总体布局是建设“一城两翼”的特大城市，构筑“一主五副”紧密城市圈，形成“两轴一带”城镇体系主骨架。“一城”，即把徐州城区做大做强。“两翼”，即建设贾汪和双沟两卫星城，使之成为两个增长极，开成以主城区为中心，向两翼扩大发展的特大城市构架，做到主城强，两翼丰；“一主”是以徐州特大城市为主中心，“五副”是把新沂、邳州、沛县、丰县、睢宁五个城区建成中等城市，成为徐州的副中心，形成徐州紧密城市圈；“两轴”一是徐连（连云港）、徐丰城镇聚合轴，二是徐淮、徐沛城镇聚合轴，形成特大城市为辐射源，中等城市和重点中心镇布局合理的城镇体系主骨架，“一带”即徐连经济带，要抓住徐连高速公路和新亚欧大陆桥贯通的机遇，充分利用连云港桥头堡优势，加快徐连经济带建设，使之成为南接沪宁，北连胶济的，带动全市和周边地区快速发展的经济新高地，也从而带动全市城市化进程。 为此，徐州正在加快拓展城市空间，实施“东进、南扩、北造、西延”。“东进”：城区向东跳过三环路形成新的城市组团；“南扩”：在南部和东南部形成两个城市组团，并逐渐与主城区对接；“北造”：在城北塌陷区造地建城，形成新的城市组团；“西延”：综合开发，完善功能，增强对外辐射力。 鲁南济宁将组群式成长 在江苏省的城市化进程大力提速之时，山东省也不示弱。山东省的“十五”计划中，确定了重点建设四个区域性中心城市，济宁即为其中之一。 横览纵观，各国把城市做大有几种模式：其一是全国人口高度集中，有的甚至集全国1／4人口于一城；其二是摊大饼，逐渐外延城区空间；其三是老市区不动，在邻近区域建设数个卫星城；其四是依老建新；其五是采用组群结构，大约以50公里为半径，建设城市群，城与城之间不超过半天车程。 山东济宁市被省里定为四大区域性中心城市之后，聘请北京大学9位城市规划专家，经过充分的专题论证，选择了做大城市的第五种模式―――建设组群结构大城市，并很快编制了“济（宁）兖（州）邹（城）曲（阜）复合中心城市发展规划”，确定了对济兖邹曲复合中心实行组织管理、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经济活动一体化的总体建设思路，以求打破现有行政隶属关系的限制和各自独立发展的格局，实现扬长避短、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城市建设。 济宁市组群结构大城市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济兖邹曲四个城市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包括四个方面――― 组织管理一体化。建立一体化的管理机制是建设组群结构大城市的关键。 基础设施一体化。这是联系4个城市的纽带，是都市区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和保证。济宁市的目标是在四城市之间形成22万伏大双环电力网络；实现4个城市同城票据交换和电子联行异地转账“当日通”；建立都市区动态数据网络平台，四城市间网话变市话；重组四城市广播电视系统；统一规划交通体系…… 生态环境一体化。济兖邹曲是一个典型的城乡复合生态系统，四城将统一规划治污和绿化。 经济一体化。济兖邹曲要逐步形成四城市间的横向经济网络，建立四城市统一的生产要素市场，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优势互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综合经济实力，并建立四城市企业间的分工协作，增强四城市经济整体的抗风险能力。根据各城市的现有基础和未来优势，形成合理的城市职能分工，如兖州与曲阜为对外交通中心，曲阜与邹城为旅游中心，济宁与兖州为加工工业中心，邹城为能源动力中心，济宁为商业、金融和通讯中心，真正使这个组群结构的大城市成为能够带动鲁西南区域发展的中心城市。 以上的“四城一体化”规划将在济宁“十五”期间分步实施。到2005年，济宁全市城镇总人口将达到400万人，城市化水平达到45％。到2010年，济宁组群结构大城市总人口会达到150万人，建设城区面积达到150平方公里，成为鲁西南地区中心城市，城镇人口达到5 00万人，城市化水平达到50％。

南北文化论文篇5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若干次大的民族融合过程。其中魏晋南北朝是民族冲突最剧烈的时代之一，北方的鲜卑、氐、羌诸民族甚至长期占领中原，建朝立国：公元304年，匈奴族刘渊建立政权，316年灭西晋，国号赵，史称前赵；329年羯族政权灭前赵，建立後赵，曾领有今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山西以及江苏、安徽、甘肃、辽宁的一部。357年氐族建立的前秦曾一度统一中国北方；386年，鲜卑族建立北魏，439年统一北方，领有广阔的疆域：北至蒙古高原，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西，南至淮河，与南方汉族政权相对峙，共历十七帝，一百七十多年。自西晋灭亡到隋统一这二百多年中，北方各民族与汉族的冲突和战争，演成了多少惨烈的悲剧!铸就了多少康慨咏歌：祖狄北伐，中流击楫；淝水之战，草木皆兵；侯景之乱，满目疮痍……。北方各民族与汉族的剧烈冲突，又引起了汉族与南方各民族的冲突与融合。“在这期间，汉族的地主政权偏安到南方，把北中国的人民完全丢给敌人。在外族统治，烧杀恐怖下的汉族人民，也纷纷向长江和珠江流域逃亡，如‘永嘉之乱’，‘胡人’杀‘晋人’不下数十万，‘中州士女’避乱南迁者十居六七，号曰‘渡江’；……由於民族的移徙，东南的东瓯、杨瓯、百越，四川的〖CX2〗〖SX(B-*6〗〖HT7，4”〗宗〖〗目〖SX)〗〖HT4”SS〗〖CX〗族，西南的苗族等等，便与带着高度生产技术、高度文化去的汉人，发生了更频繁的接触；以後在争夺自然条件或生存斗争的过程中，他们或步步後退，或渐次成为‘汉蛮杂居’的状态。”①然而，这最痛苦的时代，却成为“美的成就最高的时代”。这世积乱离，风衰俗怨之世，却恰恰是一个思想大解放，哲学思辩异常深刻活跃，文学艺术大踏步前进，文艺理论收获最丰的时代。在文学上，小说的产生标志着新文体的诞生；五言诗的成熟，尤其是“声病说”的提出，标志着中国近体格律诗的开端，堪称“诗歌史上的壮举”②；而以《文心雕龙》、《诗品》为代表的文艺理论的繁荣，甚至形成了一个空前的理论高峰!常常令学者们大惑不解的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这战乱频仍，生民涂炭的时代，却偏偏成为文化繁荣，文论昌盛之时?学者们就此曾做过多种探讨，提出过许多看法，但很可惜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被人们忽略了，即：这时期各民族的冲突与融合及其多元文化的相互交流(包括南北东西交流)，这是促成这时期文化繁荣的一个重大因素。而中国文学理论的高峰，就恰恰产生在这各民族多元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之中。

吕振羽先生指出：“由於这时期民族大同化和各民族关系交错的结果，在汉族，从人种上的体质、面貌、生产技术、生活习惯，以至哲学、科学、文艺、宗教等方面，都加入了其他民族一些成分，有着不少的改变；同时，其他各民族在人种和文化内容上，也都或多或少地吸收了汉民族的一些成分。”③吕先生在这里所指出的汉民族在哲学、科学、文艺、宗教等方面他民族成分的加入，实质上就是跨民族的文化交流，在文学上则是不同民族的文学交流与影响。

如果说六朝是以民族冲突为主、融合为辅的话，那么隋唐，尤其是初盛唐时期则是以民族融合为主了。被北方各民族尊为“天可汉”的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典范：他的母亲独孤氏、妻子长孙氏都是鲜卑人。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族皆依朕如父母”④以下事实，便是唐代民族融合的显著标志之一：唐代的不少名臣，皆非汉族。李怀仙等是汉化的“胡人”，阿史那杜尔、哥舒翰、契芯何力、朴固怀忠等是突厥人，李光弼、王武俊是汉化的契丹人，李怀光、高崇文等是汉化的抹褐人，高仙芝、王毛仲等是汉化的高丽人，史宪诚、李宝臣等是汉化的奚人，姜公辅等是汉化的安南人。不仅大臣如此，甚至唐大中二年进士李彦升也是阿拉伯人。受唐朝赐姓李氏的有印度人、安南人、阿拉伯人、狄太人、高丽人、突厥人、契丹人、回纥人、党项人……等等。这种民族的大融合，必然对中国文化产生极大的影响。正如吕振羽先生所指出：“汉族同化了他民族的大量人口，吸收了他民族文化的许多新因素，丰富了人种和文化的内容，这不仅使唐朝文化表现了许多新型的东西，并替两宋的哲学(理学)、科学和文艺预备了一些条件。另一方面，藏族、突厥族、高丽族、契丹族，以至南洋和葱岭四周各族，也都多少同化了一些汉人，受了汉族文化的不少影响。所以民族同化和文化交流是相互的。不过在这过程中，凡经过侵略和被侵略关系进行的，便都有许多血腥凄惨的内容。”⑤

吕振羽先生在这里已经明确指出，魏晋南北朝与唐朝文化所表现出的许多新型的特征与民族融合、民族文化交流密切相关。这确实是灼见!从两晋南北朝到隋唐的统一，各民族剧烈冲突的刀光剑影给人们留下的是“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的悲惨凄凉景象；然而人们却偏偏没有料到，民族大冲突的腥风血雨，有时恰恰滋润着，催生着文学艺术这朵需要鲜血、需要情感、需要大悲大恸、需要疾痛惨淡才能够怒放的花朵。这就是古人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正如法国著名启蒙运动领袖狄德罗说：“什么时代产生诗人?那是在经历了大灾难和大忧患以後”。“正是内战猖獗狂热的情绪使人们拿起刀枪，血流遍野的时候，阿波罗诗神的月桂树才复活而发青，它需要以血滋润。”⑥我国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黄宗羲认为：“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元气之在平时，昆仑磅礴，和声顺气，发自廊庙，而鬯浃於幽遐，无所见奇。逮夫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勇郁遏，忿愤激讦，而後至文生焉。故文章之盛，莫盛於亡宋之日。”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族融合有时需要付出血的代价，但是民族融合却促进了文化的新生。民族的交融与文化的交流，正是新型文化的根基与动力。而中国的文论高峰也就产生在这民族融合与多元文化交流的大潮之中。

南北民族的碰撞与交融导致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新生，同时也导致了中国文学理论高峰的到来。兹述之如下：

这个腥风血雨、战乱频仍的最痛苦的时代，却恰恰成为了中国“美的成就最高”的时期，成为了整个古代世界文论的一个成果非凡的时代。这是一个中国文化转型的时代，其表现为对核心文化(儒学)的批判与解构，对异端思想的汲纳以及对异族文化(印度佛教及少数民族文化)的接受和改造等方面。从而实现了一种从伦理型文化向审美文化的转型。正是由於文化的转型，使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成为一个思想大解放、哲学思辩异常深刻活跃，文学艺术大踏步前进的时代!而这种思想的解放，恰恰是社会战乱动荡的产物。面对着“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现实，连曹操这样的雄才大略之人，也慨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死者长已矣，生者长戚戚。人生无常之感，促使人萌生及时行乐之思想，而再不愿受儒家道德思想的禁锢，“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迭，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⑧人性的觉醒、享乐的追求，推动着中国文化由儒家的道德文化向注重人生享乐的审美文化的转型。追求生活的享受、容貌的美好、文章的华丽漂亮，在魏晋时蔚然成风。既然道德节操，谶纬鬼神都是虚假的，何不紧紧抓住短暂的生命，去尽情痛饮生活的美酒呢?於是乎，前有建安七子“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籍谈笑。”⑨後有竹林七贤，手拿拂尘，风度翩翩，高谈阔论，豪饮痛啸，放浪形骸，洒脱不羁。嵇康痛斥儒家之论，公然为享乐辩护道：“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固知仁义务於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於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⑩既然六经、礼律、仁义都是“理伪”“犯情”，压抑人性之桎梏，就应当打碎这个桎梏，“以讽诵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而纵情任性，求人性之自然。由魏晋时人所伪作的《杨朱篇》则说得更坦率。“逸乐，顺性者也。”“则人生之乐，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张湛注道：“任情极性，穷欢尽娱，虽近期促年，且得尽当生之乐也”。“惜名拘礼，内怀於矜惧忧苦以至死者，长年遐期，非所贵也”。无论你是否赞成这种享乐放浪的思想和行为，无论你认为它是坦荡直率还是腐败堕落，总之，这种违背虚伪儒学教义的纵欲享乐思想，标志着人性的真正觉醒!这种觉醒的意义是重大的，它击中了儒学节制欲望的要害，揭穿了“名教”孝悌仁义的虚伪性，沉重地打击了维护君主专制的正统思想文化，给魏晋南北朝的思想文化带来了一股充满生机的清风。尽管这种觉醒的火花最终被正统思想所扑灭，但它的历史意义却是不可忽视的。

思想的解放带来了人性的觉醒，随着人性的觉醒，开始了由伦理文化向审美文化的转型，产生了以审美为特征的文学的自觉。

中国魏晋时“文学的自觉”(鲁迅语)，也正是在人性的觉醒与文化的转型之中勃发的。那“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钟嵘《诗品》)的《古诗十九首》，并没有描写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只不过是对人生无常、欢乐少有，悲伤实多的感叹，是对现实幸福生活、对爱情的执著与眷念。然而这种“惊心动魄”的力量从何而来呢?王国维认为，这是因为它写得真实、坦率，“‘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久贫贱，頥轲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写情如此，方为不隔。”B11“淫鄙之尤”，为什么会成为不朽之作呢?不正是真实地描写出了人的生活，人的本性么?被後世文人赞不绝口的建安诗歌，其主题之一，正是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对生命与生活的眷念，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鲁迅认为，魏晋文学“确有点异彩”，这种“异彩”，正是“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而产生的，所谓“异端”，正是与儒学克制欲望的教义格格不入的人性的觉醒。这种“外来思想”，正是南北文化碰撞、交汇与东西(中—印)文化交流与多元文化态势的动力之一。因此，“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自觉时代’”。B12。

这种“文学的自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审美感受的觉醒，由此而萌发了对於美的强烈追求。魏晋南北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美感觉醒之时。当人性从儒学礼教中解放出来之时，美感也从伦理道德的压抑下解脱出来了。那些“纵情背礼败俗”之士在山涧水滨放浪形骸之时，不觉欣欣然陶醉在自然美之中，“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B13在摒弃了道德操守的束缚後，人们转向了对人的气质、才性的追求，对人物漂亮的外表，翩翩的风度、以及内在的丰神美韵的欣赏和赞叹。正是这种对於美的强烈追求，促进了伦理文化向审美文化的转型与文学艺术的全面勃兴。

可以说，魏晋文学自觉之时，恰是文学艺术全面兴盛之日。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绘画、音乐以及中国特有的书法皆进入了一个全面勃兴的崭新阶段。

从绘画上来看，魏晋时期，也是中国绘画艺术大丰收之时。人们对人物丰神美韵的追求，产生了“自苍生以来，未之有也”B14的一代大师顾恺之。此外当时尚有曹不兴、卫协、戴逵、宗炳、陆探维、张僧繇、谢赫等一大批著名画家。从流传下来的名画《洛神赋图》、《女史箴图》(摹本)，我们不难感受到当时审美意识的勃兴。魏晋南北朝辉煌灿烂的绘画艺术，是两汉所望尘莫及的。

在文学上，小说的产生与兴盛和诗歌的繁荣，是文化转型与“文学自觉”时代的又一重要之处。中国小说这一文体正式诞生和第一个高峰在“文学自觉”时期，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这种现象是意味深长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成为一种颇有影响的文学体裁，出现了大批的作品”。B15主要作品有《笑林》、《世说新语》、《神异经》、《十洲记》、《列异传》、《博物志》、《搜神後记》、《拾遗记》、《幽明录》、《齐谐记》、《冥祥记》……，从这一大串书名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小说之盛况。

应当看到，文学自觉时期小说的产生和兴盛，是与当时的文化转型与思想解放浪潮密不可分的。没有“反礼背俗”之士的清谈玄论与对审美享乐的追求，就不可能有《世说新语》等小说的问世。

在小说形成并兴盛的同时，文学自觉时期的诗歌也形成了一个高峰，并产生了崭新的诗体。中国“文学自觉”时期抒情诗的繁荣是与新诗体的形成携手并进的。从《古诗十九首》到建安三曹、七子，五言诗终於取代了四言诗，拉开了“文学自觉时代”诗歌繁荣兴盛的序幕。南朝文学理论家钟嵘曾经谈到过五言诗兴盛的原因，他认为四言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而五言诗则“指事造情，穷情写物，最为详切”。B16所谓“穷情写物”是“穷”什么情，“写”什么物呢?“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标志着五言诗成熟的《古诗十九首》，就是“穷”的人生易逝，及时行乐之“情”，就是写的叛礼背俗，人性觉醒之“物”，其情感之深沉，其形式之完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B17至魏晋之时，五言诗开始兴盛，“五言腾踊”，前有“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感时伤事、发愀怆之词的三曹和建安七子，後有非汤武而薄周孔，“讦直露才”的嵇康和背礼叛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的阮籍，大量的五言诗，如云兴霞蔚，还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以及“笃意真古，辞兴婉惬”的陶渊明，形成了五言诗的一座座高峰。随着五言诗的进展，又产生了七言诗。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文人作品中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写得情意婉转，韵致悠扬，对七言诗的形成，具有开创性意义。随着五言诗的繁荣与七言诗的兴起，人们开始了对声韵的追求和讲究，中国的近体诗(格律诗)遂开始酝酿。应当说，建安文学，已不乏声韵铿锵之作，晋代文学，则“结藻清英，流韵绮靡。”B18

南朝文学，更是“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B19在文学实践的基础上，陆机最早提出了声韵的基本原则，“既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虽逝止之无常，固崎奇而难便。苟达变而识次，犹开流以纳泉，如失机而後会，恒操末以续颠。谬玄黄之秩序，故典忍而不鲜。”(《文赋》)范晔自谓“性别宫商，识清浊”。B20沈约则正式提出了近体格律诗的“四声八病”说及声韵理论。自觉地运用声律来写诗，这的确是“诗歌史上空前的壮举”。B21

声韵说的创立，推动了诗歌实践，终於形成了新体诗“永明体”，标志着中国近体格律诗的开端!

中国五七言古体诗和近体格律诗的产生，并非偶然，除文学发展诸因素外，由道德型文化向审美型文化的转型，促进了“文学自觉”时代审美意识的觉醒，是一个根本的原因。恰如鲁迅先生所说，“为艺术而艺术”的意识，促使人们去追求声韵文采之美。无论是“诗赋欲丽”(曹丕)还是文须“绮彀纷披，官徵靡曼”(肖绎)，皆是对艺术美的极力追求；讴歌人生的抒情诗与赞美大自然的山水诗的勃兴，以及“永明体”的形成，正是由思想解放、人性觉醒而产生的审美意识的觉醒。觉醒了的人们，在对人生与自然的渴念中，萌发了对艺术形式美的追求，由此而产生了新的诗体。

与文学艺术实践大踏步前进相适应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艺理论的大踏步前进。在中国，文艺理论的繁荣甚至形成了一个空前绝後的文艺理论高峰。

文艺理论繁荣的第一个标志是大量文艺理论著作的涌现。中国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体大而虑周”的文论专著《文心雕龙》以及专论五言诗的诗学专著《诗品》。另外，还有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葛洪《抱朴子外篇》以及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肖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萧统《文选序》、裴子野《雕虫论》、萧绎《金楼子·立言》等论著。

从理论上来看，魏晋南北朝文论之特征，集中体现在对传统文艺观的反叛与新的审美意识的建立上。这种反叛和建立，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是反对轻视文学的观点，提高文学的地位。曹丕《典论·论文》首先向这种旧观念开战，提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葛洪《抱朴子外篇》则更进一步，提出文章与德行应当并重，甚至文章比德行更胜一筹，因为“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识者精也。”B22这亦从理论上大大地提高了文学的地位。

其次是对文学本质特征的认识逐步深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论家们对於文学的审美性特征，对於文学想象，皆有着不同於两汉的新见解。曹丕提出“诗赋欲丽”，首先打破了传统偏见，为文学的声韵辞采之美赢得了合法地位。所以鲁迅说“华丽好看”，“是曹丕提倡的功劳。”B23在曹丕之後，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B24萧统认为，文学应当“事出於沉思，义归乎翰藻。”B25萧绎提出“至如文者，惟须绮彀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这些看法，尽管有重形式之弊，却是对文学审美本质的深入认识，具有着历史进步意义。至於想象论，中国魏晋南北朝的想象论比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想象论要深刻得多、系统得多。陆机《文赋》，以极形象生动优美的文字，首次详细描述了文学创作中的想象构思过程，“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瞳日龙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观古今於须臾，抚四海於一瞬。”在众多文论著作中，首推刘勰《文心雕龙》与钟嵘《诗品》。

刘勰(约465-约520)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空前的文学巨著，涉及面之广、探讨问题之精深，在整个世界古代文论史上，大概只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与婆罗多牟尼的《舞论》能与之比肩。人称《文心雕龙》“体大虑周”。B26。就“体大”而言，《文心雕龙》所涉及的作家之多、文类之广、历史跨度之长，是亚里亚多德《诗学》和婆罗多牟尼《舞论》所不能比拟的；就“虑周”而言，《文心雕龙》几乎包容了文学理论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并且所论皆十分“折衷”和全面。尤其重要的是《文心雕龙》提出了不少在它之前世界文论尚未提出或尚未全面深入论述的重要理论问题。例如：关於艺术想象，艺术批评方法，艺术风格，尤其是文学史观念。因为在文学史观念上，《文心雕龙》可谓独步一时，压倒群雄。众所周知，在刘勰《文心雕龙》之前，世界文论尚无文学史观念及其论著。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还是贺拉斯的《诗艺》或是婆罗多牟尼的《舞论》，都没有建立一种文学史的观念。即没能用史的观念来系统地研究文学现象。而《文心雕龙》全书，处处闪烁着文学史的观念。可以说《文心雕龙》的上半部，除“文之枢纽”的前五篇外，其余二十篇实际上是一部分体文学史。例如，《明诗》篇，从葛天氏之乐到《诗经》，从汉初四言、“五言腾踊”到建安诗歌，从“稍入轻绮”的晋世群才到宋初的“文咏因革”，全篇以诗歌史发展为纲“铺观列代，撮举同异”。正是在上篇的分体文学史的厚实基础之上，刘勰才总结出了下篇那“思精”而“虑周”的文学理论。而文学史的观念，在《通变》、《时序》等篇中，得到了更系统的总结。《时序》开篇即道出了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在《通变》中，则提出了“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望今制奇，参古定法”的基本原则。《文心雕龙》所提出的文学史观，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具有万古常新的理论价值。

这一时期，堪与刘勰《文心雕龙》相比肩的另一部文论专著是钟嵘(约468-518)的《诗品》。与《文心雕龙》不同的是：《诗品》为专论五言诗的著作，因此被後世推为诗话之祖。《诗品》评论了从汉魏到齐梁的120多位五言诗人，分置於上、中、下三品，共60条品目，从以下三个环节品评诗人：一是探讨作家艺术上的渊源所自、风格流派，如说曹植“其源出於《国风》”；二是分析作品的成败得失，优点缺陷，如评刘桢，“仗气爱奇”、“真骨凌霜”，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三是评论、比较作家的优劣高下，“显优劣”、“定品第”。在《诗品》的序言和正文中，钟嵘也谈到了不少重要的理论问题，如文学产生於现实的“感荡”，主张“赋、比、兴”结合，并“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提倡“自然英旨”，反对“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可以说，这一时期不但是中国文学理论辉煌灿烂的时代， 而且是整个世界古代文论的又一个高峰!多元文化的交汇，不但造就了中国文论的高峰，而且还导致了中国古代跨文化文学比较批评的产生，这更值得今天比较文学界珍视。这里着重谈谈南北文化交流及其影响。

由於南方汉族与北方鲜卑等各民族的长期对峙，因而南北方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学特色。这种不同的民族特色，突出地体现在南北乐府民歌上。大体而言，北方乐府多表现战争、人民疾苦以及游牧生活、北国风光和尚武精神；而南方乐府多为情歌艳曲。北方质朴，南方绮丽；北方刚健，南方娇柔；北方雄浑，南方清秀。而这种不同的文学特色，正是不同民族特征的体现。这就是宋人郭茂倩所谓“艳曲生於南朝，胡音生於北俗”B27

当时的南北文学之异，正因为南北民俗相异。不但民俗不同，当时的南北民族连语言也不相同。这更加大了南北文学的差异，使南北文学的民族特色更加突出。乐府中《折杨柳歌辞》说：“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郭茂倩《乐府诗集》引《乐府广题》说：“北齐神武(高欢)攻周玉壁，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恚恨疾发。周王下令曰：‘高欢鼠子，亲犯玉壁。剑弩一发，元凶自毙。’神武闻之，勉坐以安士众，悉引诸贵，使斛律金唱《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一。”目前传世的《敕勒歌》，是从鲜卑语翻译过来的。有人认为译者很可能就是斛律金。据史书记载，还有不少用他民族语言所写的诗歌，因语言不通，多不可解而失传了。《唐书·音乐志》说：“北狄乐其可知者，鲜卑、吐谷浑、部落稽三国，皆马上乐也。……隋世，与西凉乐杂奏。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目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汉》、《吐谷浑》、《部落稽》、《巨鹿公主》、《白净皇太子》、《企喻》也。其不可解者，咸多可汉之辞。此即後魏所谓‘簸罗徊’者是也。其曲亦多可汉之辞。北虏之俗，呼主为可汉。吐谷浑，又慕容别种，知此歌是燕、魏之际鲜卑歌。歌音辞虏(按，似应为：其词音虏)，竟不可晓。……贞观中，有诏令贵昌(并州人)以其声教乐府。元忠之家世相传如此，虽译者亦不能通其辞，盖年岁久远，失其真矣。”

由此看来，当时的南北方，不但分属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在北方，掌握统治权的主要是鲜卑等族)而且使用着不同的语言。因此，当时南北文学的交流、影响和比较，正是在跨越国家和民族界限，有时甚至是在跨越语言界限的基础之上而进行的。即便用今天的标准来严格衡量，这也是地道的比较文学。

当时的南北民族，在互相对抗的同时，也互相影响、互相学习。最突出的例子是北魏由大同迁都洛阳後，改鲜卑姓氏为汉姓，鼓吹胡汉通婚，禁止在朝廷上讲鲜卑语。试图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方面向汉人学习。同样，汉族也在各个方面受到北方各民族的影响。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南北文学的互相影响和交流。就乐府民歌而言，北朝乐府“除二三曲沿用汉魏晋的旧歌外，都是‘五胡乱华’以後的新词。大约从东晋到梁武帝时陆续传到南方。”而南朝乐府在“魏孝文帝时‘吴歌’、‘西曲’都流入北朝，北朝上层统治阶级都十分爱好，间或模仿其歌词。‘梁鼓角横吹曲’中的北方情歌也有少数轻婉像《子夜》、《读曲》之类的，似已受到南歌的影响。”B28

既然有南北文学的交流与影响，文人作家之间，就难免互相之间的影响、学习和模仿。《北齐书·魏收传》曾记载了北朝大作家邢邵和魏收对南朝作家的模仿：“收(魏收)每议，陋邢邵文。邵(邢邵)又云：‘江南任窻，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乃曰：‘伊常於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无论邢、魏二人是否偷窃作贼，这条材料至少说明了北方作家在模仿南方作家。颜之推《颜氏家训》也记载了北魏两大文人邢邵和魏收对南朝作家沈约和任窻的倾慕，以及由此而来的论争，甚至因此而结成了朋党：“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邢赏服沈约而轻任窻，魏爱幕任窻而毁沈约，每一谈宴，辞色之下，邺下纷纭，各有朋党。祖孝徵亦尝谓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优劣也。’”B29这是北朝作家钦慕和模仿南方作家而产生的朋党之争的记载，也可以说是一则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札记。南方文学对北方文学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陈书·徐陵传》甚至说徐陵之文“被之华夷”。北周文人李昶《答徐陵书》称赞徐陵云：“丽藻星铺，雕文锦缛。风云景物，义尽缘情。经纶宪章，辞殚表奏。久已京师纸贵，天下家藏；调移齐右之音，韵改西河之俗。”所谓“调移齐右之音，韵改西河之俗”就是说徐陵的作品在北方被普遍地模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然，影响是互相的。北方文学虽不及南方文学发达，但对南方文学同样产生了影响。《北史·文苑传》说：“梁使张皋写(温)子升文笔传於江外，梁武称之曰：‘曹植、陆机复生於北土。”《北史·魏收传》说：“(魏)收兼通直散骑常侍，副王昕聘梁。(王)昕风流文辩，(魏)收辞藻富逸，梁主及其群臣咸加敬异。先是，南北初和，李谐、卢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并为邻国所重。至此，梁主称曰：‘卢、李命世，王、魏中兴，未知後来复何如尔。’”由此可见文学影响的双向性。《颜氏家训·文章篇》还有不少论及南北文学比较的内容，例如，颜之推主张文学创作，应当先给亲友评论，然後出手：“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论者，然後出手。慎勿师心自任，取笑旁人也。”然而，当时的南北方却有着不同的评论风气，南方作家喜欢互相评论，北方作家却不乐意别人批评：“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陈王得之於丁冀也。山东(北朝)风俗，不通击难。吾初入邺，遂以此杵人，至今为悔，汝曹必无轻议也。”这一段堪称比较批评。而文学鉴赏性的比较则更多：“王藉(南朝作家)《入若耶溪》诗云：‘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江南以为文外断绝，物无异议。简文吟咏不能忘之，孝元讽味以为不可复得，至《怀旧志》载於籍传。范阳卢询祖(北朝作家)，邺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语，何事於能?魏收亦然其论。《诗》云：‘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毛传》曰：‘言不喧哗也。’吾每叹此解有情致，藉诗生於此意耳。”这一段实际上说明了南北作家有着不同的鉴赏趣味和批评标准。南方作家激赏的诗句，北方作家却不以为然。

在南北民族对峙的形势下，当时南北文学交流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一些南方作家因战乱而漂泊到了北方，其中包括著名作家庾信、王褒、颜之推等。他们到了北方，一方面将南方文学的风格和技巧传播到了北方，另一方面他们的创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北方的社会现实、民族风俗和文学氛围的影响，因而引起了他们创作内容和文风的转变，这种文学传播与交流是很有特色的。其突出的例子是庾信。庾信本是南朝著名作家，他与父亲庾肩吾以及徐螭、徐陵父子都是南朝宫体诗的重要作家。公元555年，庾信奉命出使西魏，正当他到西魏都城长安时，西魏军队攻陷了江陵，捕杀了梁元帝萧绎，由於北方鲜卑族统治者倾慕南朝文化，作为著名诗人的庾信以其文学成就被强留在了北方。北周代魏後，他更被重视，当了大官。但在庾信看来，留在鲜卑族的敌国做官，不仅是背乡离井，而且是“失节”行为，他内心是十分痛苦的。後来南方陈朝请求北周放他回国，北周因爱惜他的文才，不肯放还，终於老死他乡。“国家不幸诗家幸”，这一点在庾信身上表现得最突出。庾信到了北方之後，其创作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使他从一个形式绮艳，内容空洞的宫廷诗人，成为“凌云健笔意纵横”，“暮年诗赋动江关”(杜甫评语)的北方文坛领袖。庾信文风的转变，不仅仅是因为其身陷敌国，而且与北方文化密切相关。恰如萧涤非等人所评曰：“南北朝时代，传统文学的中心在南朝。北朝除乐府民歌外，文人诗坛一直是比较荒凉的。北魏末至北齐时期，出现了号称北朝三才的温子升、邢邵、魏收，但他们的诗文基本上是规抚齐梁的沈约、任窻，没有什么创造。直到庾信由南入北，才给北朝诗坛带来转机。他一方面把南朝诗歌的丰富遗产和新的成就带到北方，一方面又吸收北方文化中比较健康的精神，批判了南朝诗歌腐化浮艳的内容，创造了新的风格，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南北文学合流的新趋势。”B30不仅庾信如此，由南入北的诗人王褒等人同样如此。其“风格质朴刚健，和他在南朝时的作品也颇有不同”。B31这充分说明南北文学交流对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

有了南北文学的互相影响与交流，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南北文学的比较批评理论。这种比较除了上述模仿、影响、交流以外，还有互相的指责与批判。如果套用今天的比较文学理论，那么可以说上述模仿与交流多属正影响，而下面将要论述的互相指责与批判，则可以称之为反影响或负影响。从当时的情况看，北方文学在技巧、辞藻等方面不如南方文学，南方文人难免自负，常常瞧不起北方作家。《隋唐嘉话》有这么一则记载：“梁常侍徐陵聘於齐，时魏收文学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以遗陵，令传之江左。陵还，济江而沉之，从者以问，陵曰：‘吾为魏公藏拙。’”徐陵把魏收的作品扔进江中，好像是怕魏收丢丑，实际上是瞧不起北方文学。《朝野佥载》说：“梁庾信从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轻之，信将《枯树赋》以示之，於後无敢言者。时温子升作《韩陵山寺碑》，信读而写其本。南人问信曰：‘北方文士如何?’信曰：‘唯有韩陵山一片石堪共语，薛道衡、卢思道少解把笔，其余驴鸣犬吠，聒耳而已。”这里将北方大多数文人的作品说成是驴呜犬吠，轻蔑之意，溢於言表。然而，北方文人并不甘心做南方文人讥讽的对象，他们试图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北史·祖莹传》说：“莹以文学见重。常语人云：‘文章需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盖讥世人好窃他文以为己用。”祖莹的话，代表了北方文人的一种心态和要求：用自己独特的风骨，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如果说北方文人对南方文人的模仿体现了一种求同心态的话，那么这种“自出机杼”就体现了一种求异心态。有了这种求异心态，就必然会产生南北文学的对比。邢邵虽然模仿沈约，但也努力求异，提出了南北文学不同论：“昔潘陆齐轨，不袭建安之风；颜谢同声，遂革太元之气。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江南江北，意制本应相诡。”B32所谓“江南江北，意体本应相诡”就是说南北文学应当各有其特征。北方文学的特征何在?那就是质朴刚健。倡导质朴刚健，力矫南朝靡丽文风，就成为北方文人的自觉要求。苏绰对南方绮靡文风的批判，就是其典型代表。《北史·柳庆传》说：“苏绰谓(柳)庆曰：‘近代以来，文章华靡。逮於江左，弥复轻薄。洛阳後进，祖述未已。”苏绰对南方文学的批判，得到了鲜卑统治者宇文泰的支持，《北史·苏绰传》说：“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遂以成俗。周文(宇文泰)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庙，群臣毕至，乃命绰为《大诰》，奏行之。……自是之後，文笔皆依此体。”《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云：“(苏)绰逮言务存质朴，遂糠秕魏晋，宪章虞夏。”对南方绮靡文风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北方质朴文风的支持。在这里，“反影响”的意味是很浓的。由南入北的颜之推，也曾批判过华艳文风，认为“今世相承，趋末弃本，率多浮艳。”力主以北方之刚劲质朴矫之。但颜之推又认为，批判浮艳之风，不等於完全否定文学的形式之美，而是应当将刚劲质朴与文辞之美结合起来。他说：“齐世有辛吡者，清干之士，官至行台尚书。嗤鄙文学，嘲刘狄云：‘君辈辞藻，譬若荣华，须臾之玩，非宏才也；岂比吾徒十丈青松，常有风霜，不可凋悴矣。’刘应之曰‘既有寒木，又发春华，何如也?’辛笑曰：‘可矣’。”这里所谓“既有寒木，又发春华”，就是质朴刚劲与文采华丽相结合之意。颜之推明确指出：“古人之文，宏才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辑缀疏朴，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B33颜之推这种通达的看法，代表了当时南北文学合流的大趋势。当时的南方文学，也正在反省之中。刘勰《文心雕龙》提出了“折衷”之论，主张风骨文采并举。钟嵘《诗品》提出了“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的审美标准。因而，苏绰、李谔的革文华主张，虽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但却因矫枉过正，不合时宜而被人们所遗弃。《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说：“(苏)绰建言务存质朴，遂糠秕魏晋，宪章虞夏。虽属辞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唐代刘知几《史通·杂记》也说：“(苏)绰文虽去彼淫丽，存兹典实，而陷於矫枉过正之失，乖夫适俗随时之义。”显然，南北文学的合流，是一种时代的要求和进步。南北文风只有互相取长补短，才能真正促进文学的发展。

然而，怎样来认识南北文学的长与短呢?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比较批评。中国比较文学“平行比较”的渊源，就诞生在这种南北文学的比较之中。最早明确比较南北文学的人之一，是北方作家邢邵，他提出的“江北江南，意制本应相诡。”堪称南北文学比较批评的先声。不过，真正称得上比较文学批评的，是初唐李延寿等人的南北文学比较论。《北史·文苑传》有这样一段南北文学比较的论述：“既永明、天监B34之际，太和、天保B35间，洛阳(公元496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这里借指北方。)江左(借指南方)，文雅尤盛，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於清绮；河朔(指北方)词意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於时用，文华者宜於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美尽善矣。”这一段文字，无论从那一个角度来说，都是地道的比较文学。因为这既是跨国的比较，又是跨民族的比较，有时还是跨语言的比较，如前面所举《敕勒歌》，自然应当包括在“河朔词意贞刚”之内，而《敕勒歌》当时就是用鲜卑语写的。而且这种比较还有一大特色：不注重同的综合，而是注重异的对比。这恰恰是当代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异同比较法”的基本特征之一。这种古代渊源与当代学派特征的相似性，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必然的结果?令人玩味。

在当时，这种南北文学比较，并非个别和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和有意识的文学现象。这就更加突出了其比较批评的意味。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说：“江左诸人，咸好瑰姿艳发。精博爽丽，颜延之急病於江、鲍之间；疏散风流，谢宣城缓步於向、刘之上。北方重浊，独卢黄门往往高飞；南国轻清，唯庾中承时时不坠。嗟夫!古今之士递相毁誉，至有操我戈矛，启其墨守。……近日刘勰《文心》，钟嵘《诗品》，异议蜂起，高谈不息。……”B36这种“北方重浊”，“南国轻清”的比较，正是突出了南北文学之异。令狐德芬所撰《周书·王褒庾信传论》着重论述了北方文学特点及南方对北方的影响，并提出了“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的审美标准：“既而中州板荡，戎狄交侵，僭伪相属，士民涂炭，故文章黜焉。……至朔漠之地，蕞而夷俗，胡义周之颂国都，足称宏丽。区区河右，而学者埒於中原，刘延明之铭酒泉，可谓清典。……洎乎有魏(鲜卑北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关陇。当时之士，有许谦、崔宏、崔洛、高允、高闾、游雅等，先後之间，声实俱茂，词义典正。……周氏创业(鲜卑北周)，运属凌夷，纂遗文於既丧，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苏亮、苏绰、卢柔、唐瑾、元伟、李昶之徒，咸奋鳞翼，自致青紫。然绰建言务存质朴，遂秕糠魏晋，宪章虞夏。虽属词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车电迈，渚宫云撤(指鲜卑西魏攻占南朝江陵)，尔其荆衡杞梓，东南竹箭(喻南方文学人才流到北方)，备器用於庙堂者众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笼於代。……由是朝廷之人，闾阎之士，莫不忘味於遗韵，眩精於末光。犹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子山(庾信)之文，发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胡能夸目以红紫，荡心逾於郑卫。……”由这段对苏绰和庾信的评论来看，令狐德芬既不满北方苏绰的矫枉过正，又不满南朝文风的淫放轻险。南北比较的结果，是取长补短：“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焕乎若五色之成章，纷乎犹八音之繁会。”B37唐代名臣魏征《隋书·文学传序》也有大段的南北文学比较之论。其文字与《北史·文苑传》多有相同之处。例如，“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於清绮；河朔词意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於时用，文华者宜於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这一段与《北史·文苑传》一模一样，一字不差!我们这里关心的不是随谁抄谁的问题，而是这种相同之论体现了当时人们的一种共同的看法，一种通过南北文学比较而得出的文学发展规律，即：“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

从某种意义上说，唐代文学的黄金时代，正是这南北文风取长补短的铸就，正是南北文学合流的硕果。南方的声律辞藻，北方的风骨气质，铸成了中国文学光彩四溢的黄金时代!为有唐一代诗歌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的陈子昂，与初唐史家有着几乎一致的看法。一方面，他批判了南方文学“彩丽竞繁”之弊，提倡“汉魏风骨”；另一方面，他又提倡“音情顿挫，光英朗练”B38之作。这与北朝苏绰等人所主张的一味的复古质朴，是完全不一样的。因而，陈子昂的复古，实质上是革新。所以後人才可能给陈子昂以极高的评价：“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B39唐代文学，是风骨气质和声律辞采相结合之文学。正如唐人殷?明确指出，盛唐文学的基本特征，就是声律风骨始备。而盛唐诗人的杰出代表李白与杜甫，堪称南北诗风结合，声律风骨始备的典范。提倡“转益多师”的杜甫一方面向南朝文学的“清词丽句”吸取营养，“熟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B40一方面向北方文学的“凌云健笔”学习，“庾信文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B41李白同样如此，“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B42李白所推崇的就是“文质相炳焕”B43风骨气质与声律辞采的完美结合，“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B44文化的大交流，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南北文学的比较，近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声律风骨始备”的文学黄金时代!

可以说，多元文化的交融，是文化兴盛、文学繁荣、文论崛起的一个基本动力。

注释：

①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23页。

②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2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③《中国民族简史》23页，三联书店1951年版。

④参见《中国民族简史》25页，三联书店1952年版。

⑤《中国民族简史》26页。

⑥狄德罗《论戏剧艺术》，参见《西方文论选》上37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⑦《谢皋羽年谱游录注序》，见《南雷文案》附《吾悔集》卷一。

⑧《古诗十九首》。

⑨《文心雕龙·时序》。

⑩《难自然好学论》。

B11《人间词话》。

B12《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B13《世说新语·言语》。

B14《晋书·顾恺之传》。

B15《中国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19页。

B16《诗品序》。

B17《文心雕龙·明诗》。

B18《文心雕龙·时序》。

B19《文心雕龙·明诗》

B20《狱中与诸甥侄书》。

B21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275页。

B22《抱〖FJJ〗朴〖FJF〗子·尚博》。

B23《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B24《文赋》。

B25《文选序》。

B26章学诚语。

B27《乐府诗集》。

B28中国社科院编《中国文学史》一，276页、2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B29《文章篇》。

B30游国恩、萧涤非等编《中国文学史》一，2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B31同上书284页。

B32《萧仁祖集序》。

B33《颜氏家训·文章篇》。

B34“永明”是南方汉族政权齐武帝年号，“天监”是梁武帝年号。

B35“太和”是北方鲜卑族政权魏孝文帝年号，“天保”是北齐文宣帝年号。

B36《幽忧子集》卷六《南阳公集序》。

B37《周书·王褒庾信传论》。

B38《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B39韩愈《荐士》诗。

B40《解闷五首》。

B41《戏为六绝句》。

南北文化论文篇6

《文镜秘府论》，“文”即作文，“镜”字揭示了该书的教材性质，即为了讲解写作规范，教导学习者模仿范例并进而学会写作而编撰，“秘府”即告知书中珍藏着作文的种种奥妙。全书分天地东西南北卷以配六合。该书一直被认为是一部文学批评理论的专著，对于诗歌写作学习者是很有价值的，其价值仅次于刘勰的《文心雕龙》。

通过对《文镜秘府论》的初步阅读，我们不难发现，弘法大师在编撰该书时用中国传统的方位为各卷次命名，对于作者为什么要以方位为各卷次命名以及卷次顺序为什么是“天、地、东、西、南、北”，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具体论述。

第一，空海在模仿和吸收汉民族文化，一个民族吸收另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是从仿学开始的，从仿学入手，学习外国的传统文化是文化交流常见的现象，弘法大师来中国以前， 汉语素养已有相当的基础， 能用汉语作文著书。在《诗经》中，有许多篇目都运用了方位词，它们除了指具体的方位以外，还有其他的很多意思。“东”多指征伐之事，多指青年男女幽会之所；“西”则多有一种眷恋，思慕、回望的意义；“南”多与一些美好的事物用在一起，寄托憧憬向往之意；“北”字在《诗经》中则多与人生不适意，命途多舛有关。《诗经》中的的方位词“东南西北”之所以有多重意义，这和先民们的空间崇拜有关。原始时期，先民们凭借自然景物辨认方向，从社会生活经验中，逐步形成了“东、南、西、北”的概念，也形成了对“东、南、西、北”的不同的心理体验，从东开始进行顺时针旋转，依次为东、南、西、北，这种排列顺序也符合汉民族的生活习惯。当天地四方观念在人们心目形成之后，还必然伴随着一些情感活动。空海在构建《文镜秘府论》时，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方位观，反映了当时汉民族对空间的崇拜。可见空海在创作的时候，是运用传统汉民族的思维方式的并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海空采用方位词为各卷次命名。

第二，空海在吸收和传播汉文化的同时，加上了自己的民族意识，对汉文化进行了创新。我们不难发现，该书卷次排列的顺序是“东西南北”而不是中国传统的“东南西北”。这说明空海在吸收和传播汉文化的同时，也融入了自己的日本意识。他不是一味的吸收汉文化，而是把吸收异域文化，立足于本民族实际， 带着本国意识， 这在文化交流史上是普遍现象， 也是正常现象。只有立足本国实际， 才能使异域文化为我所用，融入自己民族的文化。

关于《文镜秘府论》的卷次，本人通过阅读相关的资料就发现，各版本的说法不一。有人说《文镜秘府论》的卷次顺序是“ 天、地、东、西、南、北”， 有人又说它是“天、地、东、南、西、北”。到底是哪一种排列顺序才是当年空海原始的编排顺序呢？

通过各个版本的对比，应该采用第一种说法。一、《文镜秘府论》天卷序记述细目以及《文笔眼心抄》正文，顺序均为“天、地、东、西、南、北”。二、从传本材料看， 《 文镜秘府论》江户刊本每卷末有“ 卷一” “ 卷二”…… “ 卷六” 字样， 顺序是天（卷一）、地（卷二） 、东（卷三 ）、南（卷四） 、西（卷五）、北（卷六） 。维宝《文镜秘府论笺》和《文镜秘府论》天海藏本顺序与江户刊本同。《文镜秘府论》醍醐寺甲本天卷封面里页贴纸有“秘府论天东西南四帖在之……弘治三年九月”字样， 说明此本顺序为天地东西南北。《文镜秘府论》高山寺丙本残南卷， 南卷封面为“文镜秘府论卷第五” ， 则知其西卷在南卷之前。高山寺丙本和醍醐寺甲本年代均在平安末镰仓初， 即使醍醐寺甲本的里页贴纸，也在日本弘治三年（1555） ， 年代均远早于江户刊本。且维宝《文镜秘府论笺》34 卷， 显然是自编， 江户刊本等的顺序亦当为收藏者自编， 而非原貌。

卷次作“ 天地东西南北”，而不是作“ 天地东南西北” ， 可能就和空海的意识有关。在方位观念上， 中国的传统和日本可能有不一样的地方。中国古代也有“东西南北” 的说法，但有多个意思。一是在方向上东西和南北对举，还有是泛指到处各处，还可以指人生凄惶之意。不论东西和南北对举， 还是泛指各处乃至用指人生凄惶， 都没有方位顺序的意思。上文中《诗经》中的例子也可以说明这一观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用作方位顺序的是“东南西北” 。这也和中国人的四时观念有关。春夏秋冬是自然顺序， 和这个观念联系， 方位顺序是“ 东南西北” ， 五行八卦也有与之一致的顺序， 而五行八卦之说进一步确立了“ 东南西北” 的方位顺序。讲到方位顺序， 应该是“东南西北” ， 因为这才是顺天顺四时乃至顺五行八卦之序， 才符合中国人天人合一的观念。

卢盛江教授曾经向《文镜秘府论考》的作者小西甚一先生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请教过，他们几乎都是脱口而出，东西南北就是日本人的习惯，虽然没有书面文献的证实，但民间的口传往往最能反映真实的风俗习惯，因为风俗习惯就在于每个人自然而然的生活中。所以“东西南北”才是日本方位的顺序。

综上所述， 就看出《文镜秘府论》的卷次应当是“ 天地东西南北”。这说明海空在创作过程中不仅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而且融入了自己的民族情感和爱国主义。他对中国文化的吸收是采取了扬弃的态度。只有立足本国实际， 才能使异域文化为我所用，融入自己民族的文化。空海在编撰《文镜秘府论》卷次的时候，他的方位顺序观念， 是“东西南北” ， 而不是中国的“东南西北” 。他应该是按照日本人的思维习惯。因此， 从《文镜秘府论》本身的编撰和《文镜秘府论》卷次的安排， 都能显明地感受到空海的日本意识。

参考文献：

[1][日]弘法大师原撰.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M].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M].上海教育出版社

[3]金安辉.《诗经》中“东、南、西、北”及其对后世诗歌的影响[J].辽宁教育

学院学报，2003年1月第二十卷，第一期.

南北文化论文篇7

北齐是一个战乱中的短命王朝，但是文学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在诗歌、散文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著名作家。但是就北齐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学术界有着一定的分歧。有些人认为北朝是没有文学的，南北朝的文学也就是南朝文学。有些人给予了北朝文学积极的评价，认为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并且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新时期以后，随着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全面展开，北齐文学也逐渐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对其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学术界对北齐文学的研究主要从北齐文学兴盛的原因、北齐文学作品、北齐作家、北齐文学的影响等各个方面展开了对北齐文学的研究，下面我就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进行一个简单综述，以期有利于研究者的研究之用。

北齐文学兴盛原因综述

吉定在《北齐文学兴盛及其原因初探》中指出，北齐文学的主要成就在诗歌、骈文、辞赋、民歌等方面，而北齐文学兴盛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北齐统治者的重视；文林馆的创办；北齐文风的“南化”；南北文士的交流。他认为北齐文学在模仿南朝文学的同时，保持北方文学的贞刚之气、开阔境界是北齐文学的一大特点，在哀婉之情的抒发中，包蕴了一份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 ，折射出南北分裂 、融合时期动乱现实给士人心态造成的精神失落和特殊人生的深悲沉恨 ，这一点部分地继承了汉魏风骨 ，是北齐文学的又一特点。

陈娟、徐中原在《东魏北齐散文发展的动因及其表现》中也指出，东魏、北齐的散文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一方面是受到北魏的影响，另一方面，北齐统治者的重视和文士自身审美意识的增强也是出现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东魏北齐不管是在作家、作品数量还是在作品题材、艺术性方面都比前代有了一个重要的发展，并且开始出现了散文的文学流派，这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文林馆的设立，是北齐统治者重视文学的一个重要表现，它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出现了多篇单篇研究论文。如宋燕鹏在论文《北齐的文化著述机构——文林馆》中就考证了文林馆设立的时间、执掌与成员人数、成就与撤销时间等一系列问题。他认为文林馆设立于武平三年（572年），颜之推、李德林、张景仁执掌文林馆，经过考证得出文林馆实际有68人，并且整理和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和集子，随着北齐政权的灭亡而消失。魏宏利《北齐文林馆的设立、构成及其历史意义》也认为文林馆的设立时间应当在武平三年（572年），待诏文林馆的人大都富有才华，待诏文林馆的大都是北方的汉族士人，出身于不同的阶层，年龄结构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预示着北方文学新的创作高峰的到来。王允亮《北齐文林馆考论》经过研究史料认为北齐文林馆的真正建立时间应当在武平四年（573年），建立之后主要由颜之推、李德林负责，文林馆的主要职责是编纂书籍，编辑了大批类书，文林馆作家创作了大量诗歌。文林馆的建立在南北方文学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还对以后朝代相应官职的设置产生了一定影响。石美莹在论文《试论北齐文林馆设立的意义与作用》中着重论述了文林馆设立的意义，她认为文林馆的设立标志着北齐文坛实现了“文学的自觉”，北朝文学开始追赶南朝文学，对南北文风的融合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还培育了一大批新锐作家。

北齐主要文学成就研究

由于文献资料的散失，北齐文学一直为学术界所忽略，直到近些年，收集到一些散佚的作品，例如严可均辑佚的《全北齐文》，逯立钦编辑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等，基本上反映了现存的北齐文学的整体状况。随着这些辑佚作品的出现，学术界也逐渐开始重视北齐文学的发展，逐步肯定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1985年，张皓在论文《北朝诗风刍议》中肯定了北朝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通过对北朝诗歌的进一步分析，他认为北朝诗歌应当分为三种：汉魏遗响，燕赵悲歌；民族交融，乐府新声；南北初融，寒木春华。

曹道衡先生在论文《论北齐诗歌的历史地位》中肯定了北齐的诗歌创作，虽然现存数量不多，但是却代表了北朝文学比较繁荣的一个阶段，与北魏、北周相比，诗歌创作在数量上明显要多，就创作技巧而言，相比北魏时期也是比较成熟的。由于地理、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北齐诗歌呈现出不同于南朝的特色，数量上也无法与之相比，但总体来说，北齐诗歌是代表着上升的趋势。当然，北齐也是在借鉴南朝诗歌的经验，体现了南北文风的大融合。

刘怀荣在《北齐、北周及隋代的歌诗艺术考论》中看到了歌诗在三代中的繁荣发展，王室、贵族和文人们阶层对歌诗艺术的喜爱，极大地促进了歌诗艺术的发展，而这些喜爱歌诗艺术的文人大多都是歌诗的创作者。胡汉音乐交融，南北歌诗融合，使得歌诗艺术的创作和消费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胡大雷的论文《南北朝外交场景中的诗人诗作》论述了南北朝诗人在外交场景中的诗歌创作。因为外交使者的形象、口辩、风度、才学都与国家的形象、威严紧密相连，所以才学俱佳的诗人就成为了外交场景中的常客。文学作品也承担起了外交往来的重任，双方有往来必有赋诗，这也成为一种定例，包括使者的以诗相会，对自己使节生涯的吟诵等等，这也表明，南北统一已经成为一种大趋势。

北齐诗歌与同时期的陈朝相比，有着许多不足之处，但是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上也有自己的可取之处。

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还是相对薄弱的，没有对北齐文学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这还有待于后来者进一步开掘。

北齐具体作家研究

由于大量文学作品的散佚，北齐的作家也有不见于史料者，现在学术界所见的大都是《北史》，《北齐书》等所记载的，也逐步开展了对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并取得了初步成就。

孔毅在《东魏北齐的文士及其命运》一文中指出，在东魏北齐活跃着一个文士集团，在两朝政治、文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隋唐人对这个文士集团有高度评价，但是近些年又受到忽视。他们编修了大批书籍，如《魏书》、《修文殿御览》、《文林馆诗赋》等，对后代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文士大都才华卓著，富于辩才，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外交领域也占据着重要地位。

李少雍的论文《史传文学家魏收》对魏收的文学和史学创作进行了总结。他通过研究的出，魏收的诗作目前现存16首，大多是模拟南朝诗人的作品，但也有少数诗歌体现了北朝浑厚的诗风。魏收推崇并模拟南朝梁昉，并以散文创作见长，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收录了魏收13篇散文。魏收最著名的是他编写的《魏书》，尽管颇受争议，但仍然代表了魏收创作的高度。

徐中原《邢邵散文略论》一文集中论述了邢邵散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他的散文现存28篇，风格不同，以文采见称，其思想内容涉及佛学、文学思想等等。他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被南朝人成为“北间第一才士”。

钟素梅在论文《颜之推入北后的文化反思》中阐述了颜之推在出使北朝后的思想变化。她指出颜之推出身南朝高门，曾受南朝皇帝大恩，所以入北之后对故国怀有依恋之情，加之北方文化的变化和政局的动荡，使得他不得不小心从事，在北方儒家讲耕读的质朴刚直的文化氛围中，颜之推重新审视自己所依恋的南方文化时，发现了腐化堕落的一面，又反过来批判南方文化。

王允亮《颜之推与南北文学交流》一文，指出了颜之推在南北文学交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中涉及到南北方文学风貌的不同以及他对于文学创作的一些深邃见解。颜之推的文学创作受到家世影响，有着浓厚的儒家气息，入北之后对于推动南北文学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颜之推还将南北方的典籍、文风、士风等进行对比研究，促使他对文学创作提出了许多切实的见解。他比较重视文学功利性的一面，认为文章应该“不失体裁，辞意可观”，同时还强调文学的艺术性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文学作品的创作离不开具体作家，所以研究一个朝代的文学就必须要研究这个朝代的作家。北齐的作家载于典籍的并不多，对于北齐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尚有许多作家没有人进行研究，还期待以后的研究者可以做出更多研究，以完善研究资料。

北齐文学影响研究

北齐文学创作虽然不如南朝各代丰富，但是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上都对后代文学产生了积极影响。

杜晓勤在论文《北齐文学传统与唐初诗歌革新之关系》中指出，活跃在北齐，活跃在周隋易代之际的卢思道、薛道衡等人，对唐初的革新派诗人的诗风和思想内容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在南北朝向唐朝诗歌艺术的转变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卢思道、薛道衡等人的文学创作已经表现出地域特色和艺术个性，这些对初唐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陈子昂、王绩、初唐四杰、魏征等人在改革初唐绮靡诗风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都直接或间接收到了卢思道等人的影响。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北齐文学发展的时代背景、具体原因、北齐文学作品、北齐作家以及北齐文学对后世的影响做了具体阐述，并且进一步朝着深入方向发展，让我们对北齐文学的整体状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但是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对于北齐文学的研究仍然存在着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对北齐整体文学的研究不够深入全面，许多作家的研究还呈现出空白的状态，北齐文学的辑佚工作做得还不够，对于具体作家的研究只限于影响较大的几位，对北齐文学的地位和影响的研究也不够深入。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后来的研究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我们期待着更多的研究者投入到北齐文学的研究当中，使得北齐文学的研究取得更为深广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吉定.北齐文学兴盛及其原因初探.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

【2】陈娟、徐中原.东魏北齐散文发展的动因及其表现.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3】宋燕鹏.北齐的文化著述机构——文林馆.兰台世界，2006，24.

【4】魏宏利.北齐文林馆的设立、构成及其历史意义.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5】王允亮.北齐文林馆考论.长沙大学学报，2006，6.

【6】石美莹.试论北齐文林馆设立的意义与作用.宿州学院学报，2010，12.

【7】张皓.北朝诗风刍议.江汉论坛，1985，8.

【8】曹道衡.论北齐诗歌的历史地位.社会科学战线，1992，3.

【9】刘怀荣.北齐、北周及隋代的歌诗艺术考论.齐鲁学刊，2004，1.

【10】胡大雷.南北朝外交场景中的诗人诗作.文学评论，2008，5.

【11】孔毅.东魏北齐的文士及其命运.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1.

【12】李少雍.史传文学家魏收.古典文学知识，1999，3.

南北文化论文篇8

文学地理学根基于文学，形成文学与地理学的交融，它展示地域观照视野下的文学演变趋势和文学人文的脉络。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云：“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有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清晰地确认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本位，凸显了基于文学本位的文化地域考察视野。作家的艺术个性和创作风格，是地理文化的形象显示。罗根泽的文学地理观恪守文学本位，特别是强调以文学家为考察中心，这种研究视野的确立客观体认和展示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基础。就诗歌而论，罗根泽在梳理汉赋作家的评论之时，就清晰地意识到地域民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宋玉的《九辨》云：‘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当然是引用的《诗经•魏风》所谓‘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但较北方学者，如孔、墨、孟、荀的服膺《诗经》，相差甚远。”在他看来，屈原、宋玉等楚辞作家很少甚至不征引《诗经》的文学现实，正标举了中国文学起源中的《诗经》和“楚辞”两类地域文化脉络。罗根泽在《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中论述“诗格”之时，援引《文镜秘府论•论文意》所云“司马迁为北宗，贾生为南宗”之说，确立了散文的南北分野。文学地理所蓄积的文化张力，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会引发文学革新思潮。罗根泽追究古文运动的成因，有意从地理视角切入和突破，其云：“而唐代的有名的古文家，除陈子昂外，又大半是北人；就中的元结独孤及，不惟是北人，且是胡裔；所以古文实兴于北朝，实是以北朝的文学观打倒南朝的文学观的一种文学革命运动。”以文学地理来为古文运动号脉，已触及古文运动勃兴的地域背景，这种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往往离不开原生环境的影响，区域文化所积蓄的能量形成革新思潮对守成观念的大面积释放。他进而断论：“古文运动所以肇端于北朝者，最大的原因由于南朝的地方经济不同；而北朝多胡汉杂种，胡人固厌薄文丽，当亦是原因之一。唐代的古文家不惟多是北人，若独孤及与元结，更直是胡裔，此种消息，不难窥知了。”地域经济的繁荣，直接影响文学的发展，同时又隐含着因循守旧的经验思维。沾溉北方文学的场域特质，豪放求新之气驱使文人以复古求革新。缘于地域文化而引发的文学革新，形成根基于地理文化之上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心理的嬗变，姑且不论这种分析是否命中古文运动爆发的关键，但这种另辟蹊径的文学创新思维倒是值得称颂的。

地理环境对于中国文学、中国文论的影响是持续而深刻的，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使得文学发展的多样性成为可能。罗根泽的文学地理观兼有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色彩，推举自然地理作用下的文化习俗的能动作用。其在考察中国文学批评的“时代意识”之时就论：“横的各国文学批评异同，大半基于空间关系；纵的一国文学批评流别，大半基于时间关系。所以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我们归之地理的自然条件。”以空间与时间的演奏来把捉古代文论的特点，甚至直言自然地理之于中国文学批评特质的关键作用，强化了文学研究的人文地理特色。文如其人，作为创作主体的文学家总是一定文化区域的社会人，相应地域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性情总会或隐或显在其文学作品中流露出来，从而形成相对固定的文学风格。罗根泽属意时空维度来考察文论特点及其嬗变的思维方式，展示了朴素的文学地理意识。在此统摄视野下，罗根泽援引魏征《隋书•文学传》和李延寿《北史•文苑传》的相关知识，推举地理因素为形成中国文论特点的根本原因之一：“此中原因甚多，最重要的当然是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罗根泽肯定了地理因素打造了中国文论的多样类型的可能，但又绝非简单的地理决定论者，显示其求真的学术识见。这样，经由文学家这一中介，文学或文论因地理之异而形成不同的文学类型和区域特色。在中西文化的对比研讨中，罗根泽将二者细论为以海洋文化为表征的欧洲文明和以平原文化为特质的中华文明，侧重文化地域生态来考察二者文化差异：“中国的文化，发源于寒冷的黄河上游，经济的供给较俭啬，平原的性质较凝重，由是胎育的文化，尚用重于尚知，求好重于求真。”属意中华文明发祥地的地域生态，强化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尚用色彩，“中国的文学批评偏于文学理论，与西洋之偏于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者不同。”就中西不同文化生态环境而论，建构了地域文化基础上的思维演变，培植了不同文化区域背景的文化生活格局，罗根泽明显认识到中西文论的相对独立性，而这种相对自足的文论体系恰恰又是建立在人文地理基础之上的，从而呈现与西方大异其趣的艺术追求和批评趋尚。这种旁借异域，注重从地理因素来横向比较的文学眼光，展示罗根泽开放的学术路径，罗根泽独到的文论思维洞悉了文学地理学的壸奥。

转贴于中国

南北文化论文篇9

        北齐是一个战乱中的短命王朝，但是文学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在诗歌、散文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著名作家。但是就北齐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学术界有着一定的分歧。有些人认为北朝是没有文学的，南北朝的文学也就是南朝文学。有些人给予了北朝文学积极的评价，认为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并且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新时期以后，随着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全面展开，北齐文学也逐渐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对其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学术界对北齐文学的研究主要从北齐文学兴盛的原因、北齐文学作品、北齐作家、北齐文学的影响等各个方面展开了对北齐文学的研究，下面我就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进行一个简单综述，以期有利于研究者的研究之用。

        北齐文学兴盛原因综述

        吉定在《北齐文学兴盛及其原因初探》中指出，北齐文学的主要成就在诗歌、骈文、辞赋、民歌等方面，而北齐文学兴盛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北齐统治者的重视；文林馆的创办；北齐文风的“南化”；南北文士的交流。他认为北齐文学在模仿南朝文学的同时，保持北方文学的贞刚之气、开阔境界是北齐文学的一大特点，在哀婉之情的抒发中,包蕴了一份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 ,折射出南北分裂 、融合时期动乱现实给士人心态造成的精神失落和特殊人生的深悲沉恨 ,这一点部分地继承了汉魏风骨 ,是北齐文学的又一特点。

        陈娟、徐中原在《东魏北齐散文发展的动因及其表现》中也指出，东魏、北齐的散文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一方面是受到北魏的影响，另一方面，北齐统治者的重视和文士自身审美意识的增强也是出现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东魏北齐不管是在作家、作品数量还是在作品题材、艺术性方面都比前代有了一个重要的发展，并且开始出现了散文的文学流派，这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文林馆的设立，是北齐统治者重视文学的一个重要表现，它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出现了多篇单篇研究论文。如宋燕鹏在论文《北齐的文化著述机构——文林馆》中就考证了文林馆设立的时间、执掌与成员人数、成就与撤销时间等一系列问题。他认为文林馆设立于武平三年（572年），颜之推、李德林、张景仁执掌文林馆，经过考证得出文林馆实际有68人，并且整理和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和集子，随着北齐政权的灭亡而消失。魏宏利《北齐文林馆的设立、构成及其历史意义》也认为文林馆的设立时间应当在武平三年（572年），待诏文林馆的人大都富有才华，待诏文林馆的大都是北方的汉族士人，出身于不同的阶层，年龄结构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预示着北方文学新的创作高峰的到来。王允亮《北齐文林馆考论》经过研究史料认为北齐文林馆的真正建立时间应当在武平四年（573年），建立之后主要由颜之推、李德林负责，文林馆的主要职责是编纂书籍，编辑了大批类书，文林馆作家创作了大量诗歌。文林馆的建立在南北方文学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还对以后朝代相应官职的设置产生了一定影响。石美莹在论文《试论北齐文林馆设立的意义与作用》中着重论述了文林馆设立的意义，她认为文林馆的设立标志着北齐文坛实现了“文学的自觉”，北朝文学开始追赶南朝文学，对南北文风的融合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还培育了一大批新锐作家。

        北齐主要文学成就研究

        由于文献资料的散失，北齐文学一直为学术界所忽略，直到近些年，收集到一些散佚的作品，例如严可均辑佚的《全北齐文》，逯立钦编辑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等，基本上反映了现存的北齐文学的整体状况。随着这些辑佚作品的出现，学术界也逐渐开始重视北齐文学的发展，逐步肯定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1985年，张皓在论文《北朝诗风刍议》中肯定了北朝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通过对北朝诗歌的进一步分析，他认为北朝诗歌应当分为三种：汉魏遗响，燕赵悲歌；民族交融，乐府新声；南北初融，寒木春华。

        曹道衡先生在论文《论北齐诗歌的历史地位》中肯定了北齐的诗歌创作，虽然现存数量不多，但是却代表了北朝文学比较繁荣的一个阶段，与北魏、北周相比，诗歌创作在数量上明显要多，就创作技巧而言，相比北魏时期也是比较成熟的。由于地理、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北齐诗歌呈现出不同于南朝的特色，数量上也无法与之相比，但总体来说，北齐诗歌是代表着上升的趋势。当然，北齐也是在借鉴南朝诗歌的经验，体现了南北文风的大融合。

        刘怀荣在《北齐、北周及隋代的歌诗艺术考论》中看到了歌诗在三代中的繁荣发展，王室、贵族和文人们阶层对歌诗艺术的喜爱，极大地促进了歌诗艺术的发展，而这些喜爱歌诗艺术的文人大多都是歌诗的创作者。胡汉音乐交融，南北歌诗融合，使得歌诗艺术的创作和消费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胡大雷的论文《南北朝外交场景中的诗人诗作》论述了南北朝诗人在外交场景中的诗歌创作。因为外交使者的形象、口辩、风度、才学都与国家的形象、威严紧密相连，所以才学俱佳的诗人就成为了外交场景中的常客。文学作品也承担起了外交往来的重任，双方有往来必有赋诗，这也成为一种定例，包括使者的以诗相会，对自己使节生涯的吟诵等等，这也表明，南北统一已经成为一种大趋势。

        北齐诗歌与同时期的陈朝相比，有着许多不足之处，但是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上也有自己的可取之处。

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还是相对薄弱的，没有对北齐文学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这还有待于后来者进一步开掘。

       北齐具体作家研究

        由于大量文学作品的散佚，北齐的作家也有不见于史料者，现在学术界所见的大都是《北史》，《北齐书》等所记载的，也逐步开展了对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并取得了初步成就。

        孔毅在《东魏北齐的文士及其命运》一文中指出，在东魏北齐活跃着一个文士集团，在两朝政治、文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隋唐人对这个文士集团有高度评价，但是近些年又受到忽视。他们编修了大批书籍，如《魏书》、《修文殿御览》、《文林馆诗赋》等，对后代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文士大都才华卓著，富于辩才，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外交领域也占据着重要地位。

        李少雍的论文《史传文学家魏收》对魏收的文学和史学创作进行了总结。他通过研究的出，魏收的诗作目前现存16首，大多是模拟南朝诗人的作品，但也有少数诗歌体现了北朝浑厚的诗风。魏收推崇并模拟南朝梁昉，并以散文创作见长，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收录了魏收13篇散文。魏收最著名的是他编写的《魏书》，尽管颇受争议，但仍然代表了魏收创作的高度。

        徐中原《邢邵散文略论》一文集中论述了邢邵散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他的散文现存28篇，风格不同，以文采见称，其思想内容涉及佛学、文学思想等等。他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被南朝人成为“北间第一才士”。

        钟素梅在论文《颜之推入北后的文化反思》中阐述了颜之推在出使北朝后的思想变化。她指出颜之推出身南朝高门，曾受南朝皇帝大恩，所以入北之后对故国怀有依恋之情，加之北方文化的变化和政局的动荡，使得他不得不小心从事，在北方儒家讲耕读的质朴刚直的文化氛围中，颜之推重新审视自己所依恋的南方文化时，发现了腐化堕落的一面，又反过来批判南方文化。

        王允亮《颜之推与南北文学交流》一文，指出了颜之推在南北文学交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中涉及到南北方文学风貌的不同以及他对于文学创作的一些深邃见解。颜之推的文学创作受到家世影响，有着浓厚的儒家气息，入北之后对于推动南北文学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颜之推还将南北方的典籍、文风、士风等进行对比研究，促使他对文学创作提出了许多切实的见解。他比较重视文学功利性的一面，认为文章应该“不失体裁，辞意可观”，同时还强调文学的艺术性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文学作品的创作离不开具体作家，所以研究一个朝代的文学就必须要研究这个朝代的作家。北齐的作家载于典籍的并不多，对于北齐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尚有许多作家没有人进行研究，还期待以后的研究者可以做出更多研究，以完善研究资料。

        北齐文学影响研究

        北齐文学创作虽然不如南朝各代丰富，但是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上都对后代文学产生了积极影响。

        杜晓勤在论文《北齐文学传统与唐初诗歌革新之关系》中指出，活跃在北齐，活跃在周隋易代之际的卢思道、薛道衡等人，对唐初的革新派诗人的诗风和思想内容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在南北朝向唐朝诗歌艺术的转变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卢思道、薛道衡等人的文学创作已经表现出地域特色和艺术个性，这些对初唐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陈子昂、王绩、初唐四杰、魏征等人在改革初唐绮靡诗风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都直接或间接收到了卢思道等人的影响。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北齐文学发展的时代背景、具体原因、北齐文学作品、北齐作家以及北齐文学对后世的影响做了具体阐述，并且进一步朝着深入方向发展，让我们对北齐文学的整体状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但是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对于北齐文学的研究仍然存在着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对北齐整体文学的研究不够深入全面，许多作家的研究还呈现出空白的状态，北齐文学的辑佚工作做得还不够，对于具体作家的研究只限于影响较大的几位，对北齐文学的地位和影响的研究也不够深入。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后来的研究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我们期待着更多的研究者投入到北齐文学的研究当中，使得北齐文学的研究取得更为深广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吉定.北齐文学兴盛及其原因初探.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

  【2】陈娟、徐中原.东魏北齐散文发展的动因及其表现.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3】宋燕鹏.北齐的文化著述机构——文林馆.兰台世界，2006,24.

  【4】魏宏利.北齐文林馆的设立、构成及其历史意义.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5】王允亮.北齐文林馆考论.长沙大学学报，2006,6.

【6】石美莹.试论北齐文林馆设立的意义与作用.宿州学院学报，2010,12.    【7】张皓.北朝诗风刍议.江汉论坛，1985,8.

  【8】曹道衡.论北齐诗歌的历史地位.社会科学战线,1992,3.

  【9】刘怀荣.北齐、北周及隋代的歌诗艺术考论.齐鲁学刊，2004,1.

  【10】胡大雷.南北朝外交场景中的诗人诗作.文学评论,2008,5.

  【11】孔毅.东魏北齐的文士及其命运.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1.

  【12】李少雍.史传文学家魏收.古典文学知识，1999,3.

南北文化论文篇10

关于三国时期的起始年代,史学界有不同的认识。传统史家多持曹丕称帝之年说(公元220年),然而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许多学者已突破王朝体系的局限,认为根据整个时代的特征,这个断代时间应该提前到汉末军阀混战阶段。至于提前到何时,众说纷纭。王仲荦是黄巾起义说(184年)、范文澜是董卓之乱说(189年)、白寿彝是曹操迎汉献许说(196年),此外还有官渡之战说(200年)、赤壁之战说(208年)等。方诗铭《曹操·袁绍·黄巾》(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一书,以曹操为中心,分别对董卓、袁绍、吕布、孙坚父子、刘备、张鲁以及白波黄巾、青州黄巾、泰山诸将等各种政治军事势力进行了分析研究,全面展示了汉末军阀混战阶段的政治史。类似的文章还有田余庆《曹袁斗争和世家大族》(《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问题》(《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陈勇《董卓进京述论》(《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等。对于曹魏政权的性质,陈寅恪认为,曹氏出身于寒族,且与阉官有关。曹操的崇尚与政策即是由他的出身决定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万绳楠认为,曹魏政权是依靠尚武的谯沛集团和崇儒的汝颍集团建立起来的,而曹丕继位后以司马懿为核心的汝颍集团实力的膨胀,则导致了两个集团势力的分化和斗争(《曹魏政治派别的分野及其升降》,《历史教学》1964年第1期)。周一良打破旧说,认为曹丕、曹植争位,植之失败与他反对曹操决意篡汉的态度有关。陈寅恪提出魏晋兴亡嬗替,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的寒族的胜败问题。周一良对魏晋禅代之际分属于曹氏和司马氏两个政治集团的激烈斗争以及对当时思想领域的影响做了深入研究。指出双方实力的消长和文人集团的向背,决定了魏晋两朝政权的交替(《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4—6、26—37页)。万绳楠则认为,谯沛集团内外势力被汝颍集团逐次剪灭,是司马氏代魏的关键(《魏晋南北朝史论稿》第78—82页)。此外,还有大量文章是讨论曹魏用人、校事之制和封国政策内容的。

关于蜀汉政权的构成,王仲荦认为主要是属于刘备的荆州集团、刘璋的东州集团和巴蜀土著集团三种政治势力(《魏晋南北朝史》第78页);李开元在和曹魏、孙吴进行比较之后,认为刘备的蜀汉政权是一个以豪侠武人、寒门下士为核心的政治集团(《浅谈蜀汉统治集团的社会构成》,《文史知识》1985年第6期)。田余庆在《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一文中认为,蜀汉政权中新与旧、客与主的分野主要是刘备和刘璋两个营垒,当主客合流后仍然有政治上的派别之分。诸葛亮当政把巩固新人地位、协调新旧关系作为治蜀的核心所在。魏蜀吴三国中,孙吴建国迁延时日最长。田余庆《孙吴建国的道路》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它需要内部调整的时间,与江东诸大族关系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在《暨艳案及相关问题》一文中,田余庆又详论了孙吴政权江东化的过程,对其异常艰难的建国历程给予了合理的解答(《中国文化》1991年第4期)。高敏《试论孙吴建国过程中北方地主集团与江东地主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郑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和方诗铭《读〈檄吴将校部曲文〉》(《史林》2000年第4期)等文也讨论了这一问题。西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惟一实现了全国统一的王朝。对于这个短命政权,史家历来评价不高。陈寅恪认为,西晋整个官场都已溃烂,弥漫于社会上的是贪鄙、淫僻之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讨论西晋政权腐朽性的文章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简修炜《论西晋地主阶级贪欲和权势的两重性》(《河北学刊》1987年第4期)、王永平《论西晋上流社会的贪欲风气》(《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许辉《西晋的佞臣与后党评析》(《江苏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袁济喜《西晋的政失与世风》(《学习》1995年第6期)、夏保连《西晋的腐败风气与门阀制度》(《晋阳学刊》1996年第1期)等。当然也有的文章对西晋前期的历史有所肯定,如郑欣《西晋的历史地位》(《文史哲》1993年第3期)、尚志迈《晋武帝与太康之治》(《张家口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等。曹文柱《西晋前期的党争与武帝的对策》晃娜衔?晋武帝虽然较好地处理了发生在中枢权力圈内的党争,保持了前期社会的政治稳定,但是这种党争仍然为西晋王朝的灭亡预伏下了祸根(《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八王之乱”是导致西晋灭亡的重大历史事件。关于动乱产生的原因,传统的说法是由于晋初大封诸王造成的。王仲荦认为此说不全面,八王致乱,主要是司马氏任诸王以方面重镇之故(《魏晋南北朝史》第216页)。唐长孺在《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文中也持此说(《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祝总斌则认为,乱因是由于继承人和辅政大臣不得其人所致(《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试探》,《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何吉贤对上述几种观点皆持否定意见。他认为西晋门阀士族势力恶性发展,才是造成八王之乱的主要原因(《试论八王之乱爆发的原因》,《河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杨德炳则认为,八王之乱是晋廷内部存在着宗王、太子妃党和后党三支力量互相殊死争斗的产物(《西晋的崩溃与门阀的分化》,《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杨光辉将宗王分为皇子王和宗室王两大派系,认为动乱是两大派系展开的一场争斗(《西晋分封与八王之乱》,《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

门阀政治一直是学者们用力较多的论题。在门阀政治的产生、性质、作用和衰亡等几个方面,学者提出了很多观点。早期研究这一课题的成果除上面已提到的杨筠如、王伊同、谷霁光等人的著述外,还有其他人讨论门阀士族内容的文章。如杨廷贤《南北朝之士族》(《东方杂志》1939年第4期)、蒙思明《六朝士族形成之经过》(《文史杂志》1941年第10期)、方壮猷《中国中古时期之门阀》(《中山文化季刊》1944年第5期)等。但对门阀政治研究取得重大进展还是在20世纪后半叶。唐长孺《门阀政治的形成及其衰落》一文认为,士族门阀特权的确立,政治上是皇权和地方豪强势力妥协的结果,经济上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贵族官僚大土地妥协的结果。因此,其发展和衰落也与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息息相关(《武汉大学学报》1959年第8期)。以后他又在《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士族的形成与升降》等文中,进一步论述东汉以来的大姓名士是构成魏晋士族的基础,但能否列入士族与决定士族高低序列的基本条件乃是凭借这一家族在当世的权势(《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祝总斌在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5卷典志部分中撰有《门阀制度》一章。祝文认为,门阀制度最重要的特征是按门第高下选拔和任用官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它先后共经历了四个阶段:东汉后期是萌芽期,曹魏、西晋是初步形成期,东晋和南北朝前期是确立和鼎盛期,南北朝后期是衰落期。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大家族与宗族以及儒学三者相结合之统一体的形成与发展,是门阀制度出现和持续存在的前提。战乱、统一帝国瓦解与分裂、新皇朝力求获取三结合之统一体,是门阀制度加速形成的决定因素。而门阀制度在形式上如果离开了九品中正制,便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一书,把本论题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作者综合考察了东晋时期的政治、经济、民族、军事、地理、文化等诸多方面因素,对门阀政治进行了概括和界定。作者指出,学者所习知的门阀政治实际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具有过渡性和暂时性,其实质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几家大族的权力平行或超越于皇权的政治变态,是皇帝和士族的联合执政。黄正藩不同意“门阀”的提法,他把东晋政权的基本形式概括为君主制下的门阀合议体制(《东晋门阀政治散论》,《苏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相关的专题论文还有陈长琦《魏晋南朝世族对国家权力中心的作用方式》(《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等。论述士族地位衰落的文章有祝总斌《试论东晋后期高级士族之没落及桓玄代晋的性质》(《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高诗敏《试论南朝门阀地主地位的变化》(《安徽史学》1986年第6期)、薛军力《晋宋之际门阀政治的衰落与皇权的重振》(《汕头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陈伟强《从刘宋王朝和谢氏家族的关系看谢灵运的政治悲剧》(《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牛贵琥《南朝世家大族的衰落》(《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等。

北朝士族的情况和魏晋南朝有很大的不同。唐长孺在《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一文中指出,两晋南朝士族序列高下多是习惯上的而不是法律上的,而北魏是皇帝以朝廷的权威,采取法律形式制定包括胡族在内的门阀序列和体制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刘琳《北朝士族的兴衰》一文,具体考察了北朝士族发展的过程,指出在北魏前期、孝文帝时期和北朝后期是北方门阀地位上升、极盛和衰败的三个历史时期(《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刘驰《从崔卢二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族士人地位的变化》以个案的形式,考察了北魏后期汉人上升为士族并形成汉人士族统治集团的过程(《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

与门阀政治衰败同步,南朝的低等士族、寒门庶人不断崛起。对这个问题,唐长孺在50年代撰写的《南朝寒人的兴起》一文中有专门的探讨。他认为南朝实际权力逐步转移到寒人手中,既是由于南朝士族的腐朽,也是由于寒人队伍的增加的缘故(《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进入80年代以后,讨论继续深入。代表性的文章有郑敬高《南朝掌机要的寒人刍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南朝的将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何德章《宋孝武帝上台与南朝寒人之得势》(《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王铿《论南朝宗齐时期的寒人典掌机要》(《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等。有的学者还把这一变化同南朝皇室的出身与宗王出镇联系起来。祝总斌《刘裕门第考》将刘宋开国皇帝刘裕门第考订为低等士族(《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祝总斌又研究了从晋末刘裕起兵至南朝宋文帝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认为地位日趋上升的低级士族一直没有停止向没落的高级士族进行夺权(《晋恭帝之死和刘裕的顾命大臣》(《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万绳楠考察了南朝“拟周之分陕”的政策,认为宗王出镇造成的政治混乱和纷争,使皇室不得不以寒人充任舍人、典签制衡诸王。而舍人典选又进一步扩大、提升了寒人的势力,这是南朝寒人兴起的基本原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第228页)。类似的文章还有陈勇《刘裕与晋宋之际的寒门士族》(《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薛军力《刘宋初年对强藩的分割》(《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陈长琦《南朝时期幼王出镇》(《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鲁力《孝武帝诛竟陵王事与刘宋宗王镇边问题》(《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等。王铿认为南朝时期的士庶交往已经非常频繁,所谓“士庶天隔”之说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论南朝宋齐时期的士庶天隔》,《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到南朝后期连江南土豪也日渐兴起,张国安《论梁代湘交广诸州豪强的兴起》(《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何德章《梁陈之际的江南土豪》(《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欧阳小桃《梁末陈初的南川酋豪》(《争鸣》1992年第2期)等,都是论述这一课题的文章。侯景之乱的发生,不但导致梁朝的覆亡,而且给南朝士族带来灭顶之灾。与此有关的文章是萧黎《浅析侯景之乱》(《湘潭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夏建新等《论侯景之乱》(《河北学刊》1988年第3期)、郑显文《侯景之乱新探》(《松辽学刊》1993年第1期)等。

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的研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收获颇丰的一个领域。举凡这一时代的官制、监察制度、选举制度、军事制度、外交制度等,都得到了深入的研究。下面重点介绍的是魏晋南朝有关制度的情况,个别地方兼及北方。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职官体系最大变化,莫过于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的逐步确立。秦汉三公九卿制虽然仍有保留,但“三公”已徒有虚名,“九卿”职务卑落而变成闲散职位。作为辅佐皇帝决策和执行政务的机构是三省及尚书省所属诸曹。对于三省机构设置、运行及变化情况,陈仲安《汉唐职官制度研究》、王素《三省制略论》(齐鲁书社,1986年)、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皆有详细论列。陈琳国《魏晋南朝游移发展中的三省制》(《史学评林》1982年第3、4期)、陈满光《论三省六部制形成于两晋南朝时期》(《河北学刊》1996年第6期)也是较有代表性的论文。韩国磐《略论由汉至唐三省六部制的形成》认为,秦汉的尚书、中书、侍中等低等官吏转变成隋唐枢机大臣的原因,在于皇帝欲分相权(《厦门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祝总斌认为此说未抓住事物本质,其真正的原因是为了在新形势下更有效地进行统治。他为“宰相”的内涵做出了界定,并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宰相是尚书省(台)长官,而中书令、监和门下侍中都不是,尽管他们也在某些时候或某些方面权力极大(《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13页)。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方政权,比较规范的是州郡县三级制。涉及这一方面问题的论述,则出现得比较早,如萨师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地方制度》(《东方杂志》1945年第9期)、严耕望《魏晋南朝地方政府属佐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6本)等。此后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以及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约论》(《大陆杂志》第27卷第4期)、薛军力《州的地方化与曹魏时期中央地方关系》(《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等,都有专门的研究。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环境,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具有军事化的特点:州刺史、郡太守多带将军号以治民又领兵。同时又出现了以军将为都督,督一郡、数郡,或一州、数州,往往又兼府所之刺史或郡太守,治军又领民的现象。研究这一方面的文章有陈琳国《魏晋南朝时期都督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姚念慈《两晋都督制演变述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薛军力《魏晋时期都督制的建立与职能转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张鹤泉《孙吴军镇都督论略》(《史学集刊》1996年第2期)等。近年来,对魏晋南北朝官制的研究有不断细化的趋向。陈长琦《魏晋南朝的资品与官品》认为,官品是表示官职所需才能的品位,资品是在官品基础上显示的官才(《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同类的文章,还有汪征鲁《魏晋南朝官职中的“言秩”与“不言秩”》(《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张旭华《萧梁官品、班品制度考略》(《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阎步克在2000年发表了一系列与此有关的文章,如《魏晋的朝班、官品和位阶》(《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南北朝的散官发展和清浊异同》(《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和《仕途视角中的南朝西省》(《中国学术》2000年第1期)等,全面探讨了这一时期朝班、官品、位阶和西省、东省散官的仕途状况,使魏晋南北朝官制史的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

监察制度是君主对臣下的监督和考察。黄惠贤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监察制度,从监察官的职位来看可分三类:一是专职监察机构(御史台)及其官吏(御史中丞、尉)。二是兼职官吏(散骑诸官、司隶校尉、尚书左职官员)。三是君主直接任命的监察官吏(校事、典签、候官等)(《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第272页)。讨论这一课题的论文有陈琳国《魏晋南朝监察制度的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邱永明《略论魏晋南北朝监察制度的得失》(《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徐斌《南北朝监察概论》(《浙江学刊》1996年第1期)和朱朴《论三国时期的校事制度》(《福建论坛》1988年第5期)、高敏《曹魏与孙吴校事官考略》(《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章义和《孙吴校事与吕壹事件》(《许昌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周兆望《南朝典签制度剖析》(《江西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徐茂明《试论南朝的典签》(《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等。考课属于对官吏管理的重要制度,代表性的论文有张文强《魏晋北朝考课制度述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杨钰侠《论北魏地方官吏考课制度的演变》(《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杨普罗《关于魏晋考课制度研究的两个问题》(《甘肃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等。

1985年第6期);陈琳国承认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选举制度的基础,但是同时指出,两晋的选举又可分为吏部铨选与公府征辟、州刺史辟召和察举秀才、郡太守辟召和察孝廉三个层次,而且恰好和高、中、低三级士族的入仕相适应(《两晋九品中正制与选官制度》,《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研究九品中正制的文章还有胡宝国《东晋南朝时代的九品中正制》(《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期)、杨希珍《北魏的中正选官制度》(《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方北辰《解释九品中正制度之一品虚设问题》(《许昌师专学报》1989年第1期)。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举制度,特别是关于九品中正制的研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取得不少成果。50年代唐长孺撰写《九品中正制试释》,对这一制度进行了全面考察。他认为,九品中正制建立的时间在曹丕代汉前,州郡设有大小中正,负责评定人物以备政府选官之用。中正提供的资料有三项:一是家世,二是行状,三是品。二品是上品与下品的分界。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巩固门阀的工具(《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胡宝国进一步指出,九品中正制保证的是当时高官显宦的世袭特权,在势族向世族转化中起重要作用(《魏西晋时代九品中正制》,《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张旭华《魏晋时期的上品与起家官品》认为,门第高卑决定起家官品的高下,上品与下品是分属于清流与浊流的两大任官体系(《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也有学者认为不应夸大中正在西晋选官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汪征鲁指出,中正定品只是魏晋选官制度的内容之一,乡论清议、高门达官的意志仍然在选举中起着重要作用(《略论“九品中正制”在西晋选官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学术月刊》1985年第6期);陈琳国承认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选举制度的基础,但是同时指出,两晋的选举又可分为吏部铨选与公府征辟、州刺史辟召和察举秀才、郡太守辟召和察孝廉三个层次,而且恰好和高、中、低三级士族的入仕相适应(《两晋九品中正制与选官制度》,《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研究九品中正制的文章还有胡宝国《东晋南朝时代的九品中正制》(《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期)、杨希珍《北魏的中正选官制度》(《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方北辰《解释九品中正制度之一品虚设问题》(《许昌师专学报》1989年第1期)。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全面考察了察举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向科举制度演变的过程,弥补了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选举制度过多注意九品中正制的不足。他认为,察举虽然比世卿世录、任子制优越,但人格化色彩浓厚,有很大的随意性。这是其终被科举制取代的原因。张兆凯研究了魏晋南北朝的门荫入仕制度,认为这种靠祖辈功绩入仕的制度的最主要内容是“计资入仕”,它对门阀制度的强化和延续起着很大作用(《汉唐门荫制度研究》,岳麓书社,1995年)。张兴成《西晋的宗室仕进制度》是研究这一时期宗室仕进制度的文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军事制度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军事机构和官员,二是军队的来源和性质。魏晋南朝的中央军也称“”。其中屯戍京师的部分称禁军或中军,屯驻外镇的称方镇兵或外军。曹魏时中军的最高长官是中领军,西晋改称中军将军或北军中侯。护军将军为中军的副长官。东晋南朝禁军的领导体制基本沿袭魏晋格局,变化很少。外军的长官是各方镇的“都督诸军事”,因此外军的存在及其变化,与都督制的存在及其变化密不可分。州郡兵是地方军。魏晋南朝时期,除了传统的征兵制、募兵制、谪兵制外,最具时代特色的当属世兵制。世兵制的主要特点是兵民分离和兵家子弟世代为兵。最早系统论述魏晋南朝兵制的学者是何兹全。他在《魏晋南朝的兵制》(《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16本)、《魏晋的中军》(《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17本)两文中,全面论述了这一时期军事制度的情况。以后学者的成果都是在何文研究基础上展开的。有关论述中军的文章,主要有陈勇《刘宋时期的皇权与禁卫军》(《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张泽咸《晋朝军制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2期)、张焯《汉代的北军与曹魏的中军》(《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张金龙《禁卫军权与南朝政治》(《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等。关于外军方面的研究进展,我们在有关都督的部分已引述过,这里不再重复。对于州郡兵,唐长孺有专文进行深入的探讨。他认为,曹魏时期的地区皆有州兵,置兵的郡不多,但也存在。晋武帝统一全国后州郡兵一度被废止。东晋南朝时期的都督设置的制度化,出现了外军地方化并与州郡兵合流的趋势(《魏晋州郡兵的设置与废罢》,《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141—150页)。相关的论文有杨光辉《晋武帝悉去州郡兵辨疑》(《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3期)等。讨论世兵制的文章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是赵克尧《关于曹魏士家制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85年第6期)、陈玉屏《曹魏西晋兵户身份的卑贱化》(《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高敏《曹魏士家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周士龙《南朝时期兵户制度衰落的原因试探》(《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等。此外,论述军事制度其他方面问题的文章有陈苏镇《南朝散号将军制度考辨》(《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耿敬《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募兵制度的探讨》(《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童超《魏晋南北朝军事领导体制的特点》(《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等。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军事制度的系统著作,除前述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外,还有刘展主编《中国古代军制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陈高华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大象出版社,1997年)等。中国军事科学院主编《中国军事通史》第7、8两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是对魏晋南北朝军事制度史研究成果的集大成。

黎虎对魏晋南北朝的外交制度做了系统的研究,除有专著《汉唐外交制度史》出版外,还先后发表《魏晋南北朝鸿胪寺及其外交管理职能》(《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魏晋南北朝都督的外交管理职能》(《齐鲁学刊》1999年第3期)等文。

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研究（四）民族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大激荡的时期。内迁各族和沿边各族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或在中原建立政权,或居边地进行割据,各族间的混居以及各族政权的建立,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社会的进步,为隋唐盛世到来准备了条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学者就对这一时期民族史的研究投入了不少精力,不断地取得进展,使之成为学术成果最为繁富的领域之一。

综合探讨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的著述,成就较大的是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和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黄著理论色彩浓厚,白著注重对史实进行全面系统的叙述。黄烈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古老的民族走完自己的历程,从历史上消失了。因此中国古代民族史的研究,魏晋南北朝应该是一个阶段性的下限。由此上溯,可以弄清中国古代一些重要少数民族的脉络。属于综合探讨的论文还有黄佩瑾《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的发展》,作者系统考察了这一时期各民族关系发展的大势,指出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发展经过了三国西晋的和平发展、东晋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武力征服中原和南北朝时期大融合的三个阶段,贯穿着少数民族和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两种矛盾,并呈现出同化中有融合的历史特点(《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齐鲁书社,1991年)。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观初探》(《民族研究》1993年第5期)、邱久荣《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一统思想》(《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两文观点类似,都认为这一时期各族统治者在政权巩固之后,往往以华夏正统自诩,普遍存在着大一统思想。

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分布、起源和迁徙的著述,主要有王伊同《五胡通考》、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中国历史人口地理部分,各书都设有专门的章节论述这方面的问题。对十六国北朝历史有较大影响的北方、西北方少数民族,主要是被称作“五胡”的匈奴、羯、氐、羌和鲜卑。匈奴原居蒙古草原,后分裂成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后南迁,曹魏时期已深入到汾河流域。对此,马长寿《北狄与匈奴》、林干《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等书皆有专考。羯人入塞前属匈奴别部。关于其族源众说不一,白翠琴将之概括为六说。唐长孺从羯人相貌特征、葬俗、、姓氏等方面论证,羯人是包含西域胡较多的杂胡(《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414页)。羌原居青海草原,东汉时部分人口被强徙到关陇一带,被称为东羌。氐人原居西起陇西,东至略阳,南达岷山以北的地区,汉魏之际被曹魏和蜀汉分别徙至关中与巴蜀。氐人与其他北方少数民族不同,是个以定居农业为主的民族。研究这一时期氐、羌的权威著作是马长寿《氐与羌》、《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值得注意的论著还有冉光荣《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李绍明《关于羌族古代史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5期)、黄烈《有关氐族来源和形成的一些问题》(《历史研究》1965年第2期)等。关于鲜卑族的情况比较复杂,原居大兴安岭山脉一带,后居有匈奴故地,建立过统一的檀石槐汗国。再后分裂成三部:东部为段部、宇文部,中部为慕容部,西部为拓跋部。慕容部东进吞并段部,打散宇文部,尽有辽东之地。拓跋部是鲜卑族地处最东北的一支,故称别部鲜卑。拓跋鲜卑族早期历史上曾有过三次大迁徙,最后到达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此外,属于西部鲜卑的还有后来在河西地区建立政权的秃发氏、乞伏氏。控制青海一带的吐谷浑则是慕容部西迁的一支。马长寿《乌桓与鲜卑》是系统论述乌桓与鲜卑起源和变迁的著作。与此有关的论文是周伟洲《魏晋十六国时期鲜卑族向西北地区的迁徙与分布》(《民族研究》1983年第5期)、王俊杰《魏晋南北朝的鲜卑不是一个民族》(《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陈仲安《乞伏出于高车补正》(《文史》第25辑,1986年)、林干《鲜卑拓跋、秃发、乞伏三部的早期历史及其南迁的初步探索》(《北方文物》1989年第3期)、曹永年《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时间和契机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赵向群《河西鲜卑事迹钩沉》(《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等。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阿里河附近的大兴安岭北段发现拓跋鲜卑祖庙嘎仙洞石室,这使得长期令人困惑的拓跋鲜卑发祥地“大鲜卑山”之谜得以廓清。石室发现者米文平有《鲜卑石室所关诸地理问题》(《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鲜卑源流及族名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等考证性文章发表。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历史有较大影响的少数民族是分布在东南地区的山越、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蛮族、岭南及西南地区的僚族、赣南粤北地区的溪族、两广湖南地区的?族以及一度在巴蜀地区建立过政权的巴氐。相比较而言,学者对于南方少数民族的研究成果不多。除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外,涉及这方面的论文,较早的有叶国庆《三国时山越分布之区域》(《禹贡》1934年第12期)、金宝祥《汉末至南北朝南方蛮夷的迁徙》(《禹贡》1936年第8期)、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等。时间靠后的论文,主要有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施光明《山越非山民、宗部解》(《民族研究》1984年第1期)、刘琳《僚人入蜀考》(《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张雄《南朝荆郢蛮的分布和族属试探》(《江汉论坛》1983年第5期)、张泽洪《魏晋南北朝蛮、僚、?族的迁徙》(《四川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陈再勤《南北朝时期峡中蛮的分布与活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刘复生《入蜀僚人的民俗特征与语言遗存》(《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等。

此外,还有著述探讨了柔然、高车、稽胡等族分布及族源的情况,主要是冯家升《蠕蠕国名考》(《禹贡》1937年第8、9期)、周一良《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燕京学报》1950年第39期)、周伟洲《关于柔然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初步研究》(《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曹永年《关于柔然人的民族成分》(《内蒙古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陈发源《柔然族源探讨》(《学术月刊》1985年第1期)、林干《稽胡略考》(《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以及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

全面探讨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性质和历史作用的论文是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期政权在中国的统治》(《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唐文指出,晋末各族变乱源于种族和阶级的双重矛盾。各族统治者所建立的政权,一方面有种族报复的特点,另一方面又要同汉族上层分子合作。黄烈认为,不应该仅仅根据各民族政权上层统治者的族属来确定该政权的民族性质,对这一时期的民族战争和民族融合也要做这样的辨证分析。促进各少数民族走向迅速与汉族的融合是政权的建立,其民族共同体和政权是朝相反方向发展的,其政权越巩固,民族共同体越分散与衰落,从而迅速地向汉族全面转化(《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的几个理论问题》,《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分论十六国史的著作有周伟洲《汉赵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南凉与西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蒋福亚《前秦史》、齐陈俊《五凉史略》(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论文有邱久荣《十六国时期的胡汉分治》(《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王延武《后赵政权胡汉分治政策再认识》(《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2期)、蒋福亚《论慕容鲜卑的封建化》(《历史论丛》1988年第3期)、《前秦政权的民族性》(《北朝研究》1990年第1期)、陆庆夫《略论五凉的民族分布及其融合途径》(《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等。研究十六国时期制度史的文章是牟发松《十六国时期地方行政机构的军镇化》(《晋阳学刊》1985年第6期)、何兹全《十六国时期的兵制》(《燕园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高敏《十六国前秦、后秦时期的护军制》(《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张金龙《十六国“地方”护军制度补正》(《西北史地》1995年第4期)等。

淝水之战是十六国时期一次重要的南北战争。蒋福亚《淝水之战前夕北方的形势及淝水之战的性质》一文认为,战争发起方前秦是一个以氐族为主体的、民族性十分强烈的政权,属于一个不巩固的军事行政联合体(《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持相似看法的还有简修炜《关于淝水之战性质的商榷》,认为前秦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学术月刊》1981年第5期)。黄烈则认为,前秦是一个继承了汉族封建政治传统的氐汉结合的政权,其民族性质不应该被看作是单一的。持此说的还有徐扬杰、赵文润等①。不过,在战争性质上,徐、赵认为前秦是正义的而东晋是非正义的。黄烈则反对简单地以正义非正义划分淝水之战的性质,认为这次战争实质上是南北封建集团之间的一场兼并统一战争。孙祚民认为,是战争的非正义的性质决定了前秦的失败。徐扬杰、黄烈则认为,前秦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发动战争的时机不成熟。赵文润指出,前秦是败于骄傲和战略的错误,持同样看法的还有曹永年、周增义等②。田余庆则认为,在南北民族差异十分巨大、还不具备统一可能的情况下,苻坚过早地发动的以统一南北为目的的淝水之战,只能是一场民族灾难,在本质上仍然是一次民族入侵战争(《前秦民族关系和淝水之战的性质》,《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1期)。

北朝史研究是从讨论拓跋鲜卑早期政权性质开始的。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认为拓跋部落早在猗卢统治时期即开始形成国家,其发展道路乃是由家长奴役制向封建制转化,在这个过程中,奴隶制不占主要地位(《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193页);黄烈《拓跋鲜卑早期国家的形成》则认为从猗卢的祖父力微开始,拓跋鲜卑就已经开始国家化的进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不典型和不发达的奴隶制阶段(《魏晋隋唐史论集》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杜士铎主编的《北魏史》则认为拓跋鲜卑经过了氏族公社、早期奴隶制和封建化国家三个阶段的历史演变,研究更趋细致(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研究拓跋鲜卑社会性质和封建化的论文,还有孙钺《拓跋鲜卑在接受汉族文化过程中新旧势力的斗争》(《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曹永年《早期拓跋鲜卑的社会状况和国家的建立》(《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曹文柱《论北魏初年都址的选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高敏《论北魏的社会性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田余庆《北魏平城政权的建立与封建化》(《文献》1990年第3期)、《贺兰部落离散问题———北魏“离散部落”个案考察之一》(《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华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4期)等。

关于北魏前期的政治制度。严耀中认为,它的行政中枢包括外朝与内行两个部分。内朝的行政对象主要是京畿地区的拓跋人,外朝管理的是其他地区的臣民。其特点是内重外轻,以内制外。地方官制则是分任互督的州郡县三长官制。其武力核心是内行武官中领将军统率的中央禁军和驻扎在地方的八个军府。负责维持统治的还有由城民组成的地方兵。对于归附的其他游牧民族则实行领民酋长制(《北魏前期政治制度》)。陈琳国指出,北魏前期的鲜卑八部大人制居于主导地位,三省制无足轻重,孝文帝改制后尚书省成为中央行政中枢,这是一个由繁到简、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北魏前期中央官制述略》,《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2期)。论述北魏官制早期的论文有严耕望《元魏北镇制度考略》(《现代学报》1947年第8期)、《北魏尚书制度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9本)、周一良《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北魏镇戍制度及续考》(《魏晋南北朝史论集》),近年来主要有张金龙《北魏政治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黄省非《略论北魏统治中原的几个问题》(《浙江学刊》1986年第6期)、曹文柱《北魏明元太武两朝的世子监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张旭华《试论北魏前期的奴隶主贵族官职世袭制》(《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等。北魏前制地方官主要通过宗主督护制间接行使权力。李凭《再论北魏的宗主督护制》(《晋阳学刊》1995年第6期)以及其他人的一些文章都具体地考察了这一基层管理制度。

南北文化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22-0047-06

近代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后，日本人的中国观虽以“中国停滞论”与“中国蔑视论”为主流，但其背后却存在不同的认知路径，同时日本人对中国的关注比之前更加强烈。1875年2月至1898年1月，三菱会社、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等先后开辟了横滨―上海航线、长崎―芝罘―天津航线和长江航线，①这便利了中日间的渡航。于是，日本的记者、作家、学者等，或受命于公务，或出于兴趣，开始前往中国旅行，他们以游记、日记、见闻录等形式记录了中国当时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文化政治等综合信息。由于游记本身的亲历性与现场感，旅行者能够在异文化的体验与碰撞中形成更为直观的印象，成为研究近代日本人中国观诸类型的特殊文本。

内藤湖南（1866―1934年），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是近代日本京都大学“支那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一生曾十次来中国旅行或考察，足迹遍及华北、东北、长江流域，留下了《燕山楚水》《游清记》《满韩视察旅行日记》《中国观察记》等十余种游记或日记，②是研究内藤中国观的重要文本。其中《燕山楚水》是内藤1899年第一次中国旅行前后的游记汇编，可以将其看作游记视角下内藤中国观的原点。内藤在此次旅行期间曾与多位中国名人谈论中国变法问题并交换各自经验，因此有论者认为：“内藤对于中国的改革，是持友好关切和平等支持的态度的，并无武力干涉之侵略用心。”③此外，还有论者根据内藤对中国社会基层结构的分析，认为：“内藤湖南延续了欧洲黑格尔以来的批评，将中国社会诠释为一个‘停滞’的社会。”④对于这两种观点，前者有矫枉过正之嫌，后者则未能把握住内藤史学的文脉。本文尝试从《燕山楚水》的三个部分――《禹域鸿爪记》（游记）、《鸿爪记余》（杂感）与《禹域论纂》（评论）出发，首先总结内藤第一次中国旅行期间形成的中国印象，然后在内藤史学体系中分析产生上述形象的文脉，最后探究内藤中国观的原初形态与内在理路，从而展示内藤中国观的整体面貌。

1898年6―9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开始了，但很快慈禧太后便发动了戊戌，结束了这场仅百余日的维新运动。在接近尾声之时，内藤分析道：“察其内情形势，清国改革之气运不足为恃。改革派之领袖康有为、汪康年等，缺乏旋转乾坤之大气魄、大力量。此外，全国人民柔惰怯懦之风气不易拔除”，①中国社会表现出“沉滞”②之气，改革之前途堪忧。内藤在中国旅行之时，刚刚过去一年，这种风气尚未完全散去。

1899年9月9日至11月25日，内藤作为《万朝报》的记者被派往中国，这是他第一次在中国旅行，期间他游历了天津、北京、上海、杭州、苏州、武汉、南京、镇江等主要城市，拜访了严复、王修植、陈锦涛、蒋国亮、文廷式、张元济、罗振玉等官宦名人，游览了长城、明十三陵、文庙、西湖、灵隐寺、寒山寺、沧浪亭、黄鹤楼、赤壁等名胜古迹。内藤既感受到中国在失败后社会风气的怠惰与士人的低迷心态，也体会到中国地域上南北地气与风俗的迥异，引发诸多感慨，形成了“守旧”之中国与“北衰南兴”之中国印象。

首先，内藤从变法方式、社会风气和文化特征三个方面体验中国的文化。内藤在天津和上海分别与蒋国亮、文廷式谈论了中国的变法方式问题，内藤认为“贵国人士如果只是坐在那里讨论，试图以口舌来完成维新，那是大错特错”，“希望用一纸法令让全国执行，这就是去年维新之举归于失败的原因”，③他指出中国士人空谈务虚，缺乏果敢的行动精神。内藤在天津逗留期间，与王修植、严复谈论了中国的社会风气问题，内藤对王修植说：

日本人勇于进取而不善于守成，贵国则相反，进者退之，退者进之。④

他认为依据当下的形势，中国连“守成”都难以为继。内藤在游览北京文庙之后认为，中国即使在康乾盛世也未能消除中国千年的文化积弊，表面的国泰民安反而掩盖了中国深刻的危患，不承认改革的必要，以致逐渐显露出衰落的征兆，因此内藤对张元济说：

安于旧态难以改变，这是贵国当朝的一大弊端。⑤

可见，内藤在与中国士人的笔谈与游览名胜古迹时，从口舌维新、进退无措和千年积弊上构建了一个“守旧”的中国形象。

其次，内藤从地力、人种和风土三个方面观察了中国的南北差异。地力方面，内藤在游历了北京地区之后认为：

从北京的规模来看，果然是堂堂大国的首都。……不过看了郊外的土地，我觉得地力已经枯竭，即便有真命天子出世，也不会再以这里为都城。⑥

他认为中国百姓只知道利用地力，却不懂休养土地，隐藏着深层的病患。人种方面，内藤在上海与蒋国亮笔谈时认为：

我觉得贵国的南方人和北方人并不是一个种族。南方人的骨骼轮廓很像我国人。……北方人大多浑朴桀骜，只是缺少英气。南方人大多英锐慧敏，缺点是不善持久，就像我国人一样。⑦

风土方面，内藤在从威海卫游览至上海后，认为上海郊外草木茂盛，和日本别无二致。在游览了苏杭之后，他对张元济说：

看到江南民风和物产的丰富，和北京附近迥然不同，内心感到对未来的希望。……估计关中的民风和物产，一定没有往昔的繁盛了，地力、人才都比不上江南。⑧

他在游览了京津地区和苏杭地区之后，认为中国的南北在诸多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而且北方在地力上已经枯竭衰亡，而南方却物产丰富，一副兴盛的景象，即形成了“北衰南兴”之中国印象。

从以上对内藤中国观表层形象的复原上，内藤第一种“守旧”之中国印象与源自黑格尔并被福泽谕吉等日本文明论者过度渲染的“停滞”之中国像有着极大的相似，所以才有论者指出内藤中国观的形成源自黑格尔。但事实并非如此，问题就蕴含在内藤中国观的第二种表层形象上，即“北衰南兴”之中国。文明论者所谓的“停滞”之中国像是将中国看作“一个整体”，中国在整体上是“停滞”的。与之相对，内藤“北衰南兴”之中国形象却是将中国看作南北“两个部分”，虽然北方已“衰”，但是南方可“兴”，孕育着中国未来的“希望”。在此暂且不论内藤将中国“两分”的方式是否别有深意，仅从这种将中国看作“一个整体”与“两个部分”的视角差异上讲，支撑内藤中国观表层的应当是与黑格尔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历史哲学相异的理论框架，这就是作为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内藤史学之两翼的“唐宋变革论”与“文化中心移动论”。

1907年10月，内藤受聘为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讲师，开设东洋史概论与清朝史课程，开始在学术上构建“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京都支那学”，“唐宋变革论”与“文化中心移动论”便是内藤中国史学研究的两大理论支柱。

关于“唐宋变革论”，有论者指出内藤将“唐宋”作为历史分界、以“宋”为近世起点的看法在1907年的大学讲台上已经谈到，并在1909年明确提出，最后在1922年《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公开发表。①这是从文献考证的角度提出的观点，反映了作为内藤史学体系的“唐宋变革论”的发展过程。但是作为一种思想过程，“唐宋变革”的观念在内藤第一次中国旅行期间便已明确形成，主要体现在内藤对中日书法的比较认知上。

内藤在上海期间与罗振玉讨论了金石拓本和书法问题，当内藤被问及喜欢何种书法时，内藤称自己欣赏六朝书法：

唐人的书法，我国还能找到不少真迹，书法家中也有继承其笔法的人，应该学习。宋人多改变古法，大多不能作为依据。②

随后，内藤在旅行期间以杂感的形式发表《书法与金石》一文，文中记载内藤曾拿出唐代流传至日本的雀头笔与严复、罗振玉交流书法技巧，严、罗二人均不得要领，于是内藤认为雀头笔的运笔方法在中国已经失传：

中国唐代的书法范式都在我国继承流传下来。而中国自宋代以来已经失去了正传，越是后来的时代越缺乏古意，到明清则古法荡然无存了。③

其中他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中国文化的外部传播，即唐代文化传至日本并得到保存；二是中国文化的内部变迁，即书法风格在唐宋之际产生变革，至清代已没落。这种书法上的唐宋变革与内藤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上的近世转型暗自呼应，内藤认为中国在唐宋之际形成了社会的大转型，贵族政治衰落而君主独裁政治兴起，中国自宋代开始进入近世时期，直至清朝。内藤将这一过程比作人的生命成长史，就像人会经历幼年、青年、壮年、老年各阶段一样，中国文化也经历了幼年期的上古时代、青壮年期的中古时代和老年期的近世时代。④“唐宋变革论”的意义在于中国文化自宋代开始便进入近世，中国文化得到空前发展，同时也开始步入老年期，文化活力降低，不易接受新事物，于是至清代时中国文化逐渐走向“老衰”，呈现出“守旧”之形象。在内藤史学的文脉中，“守旧”之中国形象是由于中国自宋代开始“过早”地进入近世，至清代则耗尽了活力，进入垂暮之年，自然呈现出“守旧”气象。即，“守旧”之中国形象是位于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唐宋变革论”的延长线之上，而并非源自黑格尔的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中国停滞论”，尽管其表象类似，但其文脉却是两立的。因此，内藤在指出书法的唐宋变革后感慨道：

书法虽然是小道，但探寻它兴衰的缘由之后，不能不发出千古之叹。⑤

关于“文化中心移动论”，内藤最早是从地势论的角度进行论述。在《地势臆说》（1894年11月1、2日）一文中，内藤首先论述了地势与人文的因果关系：

地势与人文相关，或以地势为因，而人文为果；或以人文为因，而地势为果。⑥

随后，内藤在赵翼地气论的基础上，认为中国的地势发于冀豫两州之间，进而从洛阳移至长安，再移至北京，同时东北的地气也十分旺盛，而人文中心则移至江南，当下地势则在岭南。内藤认为“中国的存亡是坤舆的一大问题”，所以尝试在地势论中“思考文明大势的移动方向”。⑦内藤在中国旅行期间十分注意对中国南北地势与文化差异的考察：

这里我要阐述一下自己独断的历史理论：南方的人种本来和我国相同，都是从热带来的茅屋人种；北方的汉族从住在洞穴进化到住在土石的房子里；因为文明的传播是自北朝南，后来南方人也逐渐住到土石的房子里，木造的房子也越来越模仿土石房屋的结构。①

也就是说，内藤认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始于北方，后来经过文化传播，逐渐移至南方。这一点在南北画风上表现更为突出，内藤认为“画的南北之分，不过是始于南宗一派以‘顿渐’来区分士大夫和职业画家的画品”，②画风的南宗北宗并非由于南北画风的差异，北宗画根本无法与南宗画媲美，给予南宗画以极高评价。也就是说，在内藤史学的文脉中，南方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可见，内藤在中国旅行之前已经基本形成了以地势论为基础的“文化中心移动论”，并在此次旅行期间通过对中国南北地势与文化差异的亲历性观察与体验，自然形成了“北衰南兴”之中国印象，恰好印证了内藤自己所提出的中国文化中心由北向南移动的理论。

由上可见，内藤在中国旅行期间形成的“守旧”之中国与“北衰南兴”之中国印象分别源自于内藤史学之两翼的“唐宋变革论”与“文化中心移动论”。与文明论者以西洋文明作为评判标准进而将中国置于“停滞”的认知框架相对，内藤是从“中国”视角出发在“文化中心移动”中追寻中国文化内部的“活力”，形成了对“中国文明停滞论”的理论“抵抗”。从近代日本汉学转型上看，在文明论与脱儒论③的双重挤压下，“人们对中国的蔑视所带来的轻视中国研究的倾向”④使日本的传统国学与汉学面临着强大的生存压力，产生了共通的危机意识，这种从“中国”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史的方式便是为了在源头上给予日本汉学以合法性。但是，如果分别沿着上述“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内藤中国观的两个中层理论继续走下去，却发现二者存在理论交叉，而这一交叉点却是窥探内藤中国观古层的“钥匙”。

内藤在中国旅行期间曾从书法的角度表达了唐宋转型的观念，认为宋以后的书法未能继承唐的精髓，以致形成文化断层。但内藤的另一层意思是，虽然中国未能延续唐代的书法精髓，但是日本却学习并继承了唐代中国的书法奥妙，即唐代书法传至日本并得到保存，日本才是唐代书法的真正传承者。由上可知，内藤所谓的“唐宋变革论”与“文化中心移动论”均存在两个维度的解读：一是中国文化的内部传承（移动），二是中国文化的外部传承（移动）。关于中国文化的内部传承（移动），如上所述，内藤主要从“宋代近世论”与“南北地势论”的角度进行阐述。以下主要从内藤对中国文化的外部传承（移动）的论述上进行分析。

从中国文化的外部传承上讲，内藤认为：

从整个东洋来考虑，有中国这样一个大文化中心，它的文化传播四方，逐渐引发了周围各国的文化，使之形成了新文化。⑤

日本国内没有什么现成的文化种子，而是先有可以成为文化的成分，依靠别国文化的外力，那些成分渐渐集合起来，然后形成一种日本文化的。⑥

又因日本地处东洋，而东洋文化历来以中国文化为中心，所以日本是在中国文化的刺激下形成了自身文化。内藤指出，日本天平时代的文化在由中国文化扩展而形成的周围各国文化中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以遣唐使的派遣为中心，日本学习了唐代的三省六部官职制度、律令格式法令制度、书籍输入、诗文素养、雕刻绘画和书法书风：

总之，天平时代日本所拥有的文化几乎全部是中国文化的输入，但当时的人们不仅成就了其他各国所无法模仿的事业，而且日本人还拥有了自己的国语，创作了日本语文学，这是非常了不起的。⑦

所以，他认为日本通过遣唐使的派遣尽得唐代中国文化之精髓，成为唐代中国的“文化”承绍者。

从中国文化的外部移动上讲，内藤起初主要是从文化中心在中国的内部移动上进行阐述，但到后来，这一文化中心的移动却不以国界为限，他认为：

文化中心这个东西单在中国内部而论也是逐渐流动的，同一个地方，文化并不总是繁荣。在中国，起初是北方渤海湾沿岸地方文化最发达，后来逐渐向南扩展，现今南方成为文化的中心。这一文化中心之逐渐移动，与国境无关。①

在《新支那论》中，内藤更加明确地指出：

因为文化中心的移动不因国民的区域而停顿，而是继续前进，所以在接受中国文化上绝不比广东迟缓的日本，今日将成为东洋文化的中心，相对中国文化形成一种势力，并非不可思议。②

既然文化中心不以国界为限而是逐渐移动的，那么作为东洋文化新中心的日本文化也将“以同样的方式开始向中国反射文化，这就是日本文化在东洋的真价值”。③所以，日本通过传承发扬东洋文化又通过明治维新吸收学习西洋文化，已经形成了新的世界文明中心，那么东洋的文化中心在地理空间上必然从中国移向日本，并且将以日本为中心在地理空间上向中国“反射”，成为东洋的“地理”承绍者。

从以上分别对“唐宋变革论”与“文化中心移动论”的“文化”承绍和“地理”承绍的角度进行分析之后，可以看出作为内藤史学之两翼的“唐宋变革论”与“文化中心移动论”在“日本”这一因素上形成了理论的交叉。即：唐宋变革之后，中国的“文化”承绍出现断裂，在内部从繁盛走向老衰，但与此同时，日本却通过遣唐使制度引入中国文化并将之保存、发扬，成为新的中国“文化”承绍者；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中心的移动不仅仅限于国界之内，从东洋文化中心移动的角度，其文化中心在地理空间上超出中国国界移向日本，日本将成为新的“地理”承绍者，并向中国“反射”，形成地理空间上的“大一统”。在内藤看来，若将此二者进行综合思考，便是他所谓的“日本的天职”。

甲午丰岛海战后，日本和清政府在1894年8月1日正式宣战，但此时尚未爆发大规模的战役，战争局势并不明朗。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对这场战争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内藤在《所谓日本的天职》（1894年8月25日）一文中，先后否定了“和好论”与“征服论”，认为前者不会得到国民舆论的支持，而后者基于“进化之大则”主张征服中国、解决日本剩余人口与资金的观点则是策士虚谈。内藤从“天职论”的角度重新认识这场战争的意义：

日本的天职即是日本的天职，它不是以西洋文明为中介传给中国，再弘扬于整个东方，也非保持中国陈旧的东西尔后传给西洋，而是让我们日本的文明、日本的趣味风行天下，光被坤舆。我们在东方立国，东洋诸国以中国为最，因此要成就这一事业，就必须以中国为主。④

显然，内藤将这场战争作为一种日本文明发展的必然性予以对待，回避了征服论和殖民论的侵略意味，获得了“正义”的解读。

随后，内藤将这种理论用之于对坤舆（世界）文明中心转移的研究上，他认为埃及、印度、希腊、罗马等坤舆文明相继而起：

当时它们最有力量宣扬人道与文明，因此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它们都为尽其责而出力。文明的中心之所以与时移动，其因即在此。今又将大移，识者实知此间肯綮，日本将承其大命。⑤

即日本的天职是“应天受命”，学者的任务是稽古揆今、因循损益，宣扬人道与文明，创造出新的思想。在此，内藤将日本文明的兴起与坤舆文明中心的转移结合起来。但这绝不意味着内藤的天职论是“通过提高学术、文化来复兴东方”，⑥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用意。内藤在《新支那论》中认为中国物产丰富却不知利用，“可谓暴殄天物，而其近邻日本却为人口过剩苦恼”，⑦转变为自己先前所反对的“利源论者”，进而希望通过日本小商人在中国的经济运动：

根据日本的经验，有必要从中国经济组织的基础做起，日本人改革中国的使命即在此处。⑧

在这种无限制地将“中国”进行地理空间隔离、文化虚化与经济一体化的中国“解放”策略下，内藤直接主张：

以日本的力量加诸中国，无论是促其革新，还是其自发革新，最好的捷径便是在军事上进行统一。①

南北文化论文篇12

【关键词】

陇右；傅氏家族；家族文化；研究综述

家族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家庭———家族———国家”的“家国同构”模式是宗法社会的基本社会政治模式。家族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不容忽视的现象，在中国文化，乃至政治、社会诸方面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世家大族、高门甲族有学术文化的底蕴，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以及杰出的文化个体，所以他们往往是时代文化、地域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陇右傅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当活跃的一支北方大族。他们显赫于政坛，在文化方面，翰墨相承，诗文相继，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不可低估。通过对陇右傅氏家族的迁徙、政治动向、诗文创作和思想学术倾向的研究，可以揭示汉魏六朝家族文化的某些特征，也可以折射出时代的侧影，同时可以探究陇右地域的传统文化。

一、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现状与趋势

随着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引入，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者开始致力于家族研究，代表成果有吕思勉《中国宗族制度小史》，陶希圣《婚姻与家族》，高达观《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旺族》，费孝通《乡土中国》。这些著作对我国古代的家族文化进行了奠基性研究，其研究成果不仅涉及单一家族，而且涉及分朝代或通代的家族制度研究。尤其是陈寅恪先生率先运用“地域———文化———家族”之法治中古史、中古文化及文学，其著作《隋唐制度渊源论略》《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金明馆丛稿初编》及《金明馆丛稿二编》对研究中古家族文化有开山之功，启发学界良多。另外，钱穆先生亦着力于家族角度研究中古文化，其文《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中具体概述了世家大族在中古历史文化中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代一切学术文化，必以当时门第背景作中心而始有其解答。当时一切学术文化，可谓莫不寄存于门第之护持而得传习不中断，亦因门第之培育，而得生长有发展。门第在当时历史进程中，可谓已尽其一分之功绩”［1］。钱穆在中古家族文化研究方面影响深远。后继者又有唐长孺、岑仲勉、王仲荦、毛汉光、余英时等先生，以及外国学者池田温、谷川道雄、崔瑞德等在家族文化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可喜成果。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成为史学界与文学界共同关注的议题，此方面的研究渐趋繁盛。史学界有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及常建华《宗族志》，这些通论性的著作均对中古家族文化进行了专题研究［2，3］。另外钱杭《中国宗族史研究入门》，为研究入门手册，将家族史的基本概念梳理得极为精准［4］。而断代家族史以及家族史个案研究的学术成果则更多，如李卿《秦汉魏时期家族、宗族关系研究》、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王永平《六朝江东士族之家风家学研究》与《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岳庆平《汉代家庭与家族》、阎爱民《汉晋家族研究》、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杨际平郭锋与张和平《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高门之仕宦：陈郡谢氏个案研究》、郭锋《唐代士族个案研究———以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为中心》等［5～9］。并且，周一良先生在《〈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评价》一文中指出，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近年来日本和西方的学者喜欢采用社会学和民族学的方法，往往对魏晋南北朝的某些世家大族作所谓的个案研究，如矢野主税氏有《张氏研究》《郑氏研究》，丹羽兑子氏有《关于魏晋时代之大族旬氏》等。这些成果都彰显了家族研究在史学领域内的繁荣景象。文学界也同样硕果迭出，如曹道衡《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刘跃进《门阀世族与永明文学》、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与《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杜志强《兰陵萧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以及姚晓菲《两晋南朝琅邪王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等，这几部专著都是从家族角度来研究中古文学、文化，功莫大焉［10～13］。渐次，研究家族形成、传承、变异和消亡的历史过程与规律，以及从家族角度研究士族、世族及中古历史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精神成为学术界的热议。关于傅氏家族文学文化的研究，20世纪初中期已有对傅氏家族人物的个案研究，出现了如周春元《傅玄之经济思想》、张岱年《〈物理论〉和〈傅子〉是否一家之学》及王云五《傅玄的政治思想》等文章。到七十年代，赵光勇《傅玄论》开始对傅玄进行了综合研究［14］。80年代以后出现了高新民、朱允校编的《傅玄〈傅子〉校读》、王会绍等《傅玄阴铿诗注》、王绘洁撰《傅玄及其诗文研究》、高新民《傅玄思想研究》、魏明安赵以武著《傅玄评传》、刘志立《〈傅子〉评注》等令人瞩目的研究专著［15～20］。相关研究论文也频结硕果，且内容涉及广泛，有籍贯、家世、生平与其生活时代的考论，又有关于傅玄文献的整理编注，也有对《傅子》及傅玄诗文的研究，还有的学者探讨了傅玄个人的学术思想等。另外，傅氏家族的傅咸、傅亮也受到研究者的一些关注，有孙宝《傅咸家风与魏晋文风流变》、张亚军《北地傅氏与傅亮》等，赵茂林、张明华及马黎丽等对傅咸诗歌辞赋的研究成果显著。也有论及傅嘏、傅燮与傅斡等傅氏家族人物的研究。近年来，开始出现了对傅氏家族进行宏观整体研究的成果，日本学者石田德行对北地傅氏家族进行了整体考证。另如罗世琴的硕士学位论文《傅氏家风及傅玄傅咸个案研究》也考证了傅氏家族的谱系、籍贯并阐发了傅氏家风等问题。霍昇平的《灵州傅氏试探》一文讨论了灵州傅氏在汉魏晋南北朝各时期的政治态度与地位变迁，以及在历史上所起之作用。魏明安的《汉末清议与傅氏一家之儒》考察了傅氏四代的议政言论，并展现了他们的精神风貌［21］。柳春新的《论汉晋之际的北地傅氏家族》与安朝辉的博士学位论文《汉晋北地傅氏家族与文学》，都考证了汉晋傅氏的发源、兴起与迁徙变化，以及傅氏家族的政治盛衰演变，并阐述了傅氏家族的家学与家风。要之，在家族研究渐热的大背景下，陇右傅氏家族文学文化研究越来越得到学者们的关注，研究范围不断得到拓展，研究内容也不断深化，但仍嫌薄弱，尤其对从魏晋到南北朝傅氏家族做整体研究的成果还几无可见，许多问题也需要继续细化、深入研究，所以这些问题必将成为傅氏家族研究的趋势。

二、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的主要问题与研究重难点

目前学术界对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陇右傅氏家族之郡望、谱系与传承概述。联系北地泥阳及傅氏家族迁徙的具体状况，考辨厘清陇右傅氏。根据史书记载以及相关资料，列出本课题所涉及的傅氏家族的谱系，概述傅氏家族的传承脉络，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陇右傅氏家族政治地位的变迁。其二，陇右傅氏家族“刚劲亮直”的家风传统。傅氏家族“刚劲亮直”的家族性格与文化特征，傅氏家风形成的主要根源———地域影响、气候因素、时代风气、政治环境、士人心态、诗教儒学传统以及遗传基因等，傅氏家族成员与帝王、同僚、平民的交游状况。其三，陇右傅氏家族的儒学传统，以及法道杂家对傅氏家族文化的影响。从傅玄、傅咸等傅氏家族成员的文学作品中，探讨傅氏家族的儒学传统，以及所兼有的法道杂家等多元文化对傅氏家族文化产生的影响。其四，魏晋南北朝陇右傅氏的文学创作。魏晋南北朝时期，陇右傅氏在文坛上声名显赫，根据文献资料辑出陇右傅氏家族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作家有傅玄、傅咸与傅亮三位。以他们的作品为研究中心，兼论其他傅氏家族成员的作品，考察其各种文体的文学创作情况，并发掘他们各自的特征以及文风的传承影响发展。其五，专论对傅氏家族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傅子》，分析梳理《傅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社会思想、教育思想、农业思想、经济思想以及美学思想。关于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的重点，一为陇右傅氏家族“刚劲亮直”的家风传承。傅氏家风，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其刚正耿直的性格特征，从傅幹、傅玄到傅咸皆是如此。结合时代背景和地域特点分析形成这一家风传统的内在外在成因。二为陇右傅氏家族的儒学传统，以及法道杂家对其家族文化的影响。傅氏家族是以儒传家的，但它又不简单的表现为纯儒，法道杂家等对其家族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表现出多元文化兼容并包的形态。三为文化包含文学，文学同时又折射文化。通过深入研究傅氏家族的文学创作，我们可以更有效地探索傅氏家族文化。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的难点在于，追溯傅氏籍贯可以发现其籍贯“北地泥阳”之址由于历史原因变迁多次，而傅氏家族也几经迁徙，所以使考订其籍贯显得复杂难行，学术界历来存在陕西耀县、宁夏灵武和甘肃宁县三说。这些都需要仔细梳理，小心求证，考订其籍贯，并区分出陇右一族。另外，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辑出的陇右傅氏家族作品就有近三百篇，归纳、梳理这些卷帙浩繁的作品是本课题的又一难点。还有，深入分析傅氏家族文化形成的复杂成因也是这一课题的一个难点。

三、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的方法

对于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的方法目前有：第一，运用“家族学”的相关理论知识进行科学研究，力图展现出傅氏家族文化的整体风貌。第二，采用文献整理考证法。从传统目录学出发，对相关文献进行勾稽整理。第三，将群体研究与个案研究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家族是一个群体，将其分不同的历史时段，加以分析，观察其发展规模、地位升降、文化演变的特点，将家族中一些成就显著的成员作为个案，以展示家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演进的轨迹及其文化面貌。第四，数理统计、归纳分析法。本论文以文献作为研究的依据，排比文献史料，归纳出傅氏家族的人物、作品、本家族的发展轨迹等。第五，文化阐释法。文化与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历史环境、地理特征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可采用文化阐释的方法，力图还原魏晋南北朝陇右傅氏家族文化与文学所根植的地域文化与时代文化的背景。

四、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

研究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的学术意义与理论意义在于：其一，家族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宗法社会的基本社会政治模式是“家庭———家族———国家”的“家国同构”模式。世家大族、高门甲族有学术文化的底蕴，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以及杰出的文化个体，所以他们往往是时代文化、地域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因此，从微观上描摹一个家族的文化盛景，不但可以发掘出这一家族的文化精髓与精神内核，而且可以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文化状况、社会生活、政治经济等社会全景。而门阀士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主导地位，陈寅恪讲“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故以家族文化为切入点进行中古文化研究大有可为。再者，魏晋南北朝时期陇右傅氏是相当活跃的一支北方大族。他们在政治方面簪缨不替，爵位蝉联，显赫于当时政坛，在文化方面，翰墨相承，诗文相继，荣耀于当时文坛，对社会的影响巨大。通过对傅氏家族的迁徙、政治动向、诗文创作和思想学术倾向的研究，可以管窥到汉魏六朝家族文化的某些特征，也可以折射出魏晋南北朝的时代侧影，同时可以探究陇右地域的文化传统。三是，通过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述评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家族文学文化”研究已成为学术界一个比较受关注的问题，家族文学研究大家迭出、成绩斐然，并且关于傅氏家族重要成员的个案研究也是成果颇丰，但是对傅氏家族文化做整体的研究并不多见。尤其是对从魏晋至南北朝时期的整个陇右傅氏家族文学文化的整体研究几无可见。且以往对傅氏家族的研究大多仅就某一文体、文学艺术或某一思想进行分析，较少关注傅氏家族文化的发展流变，以及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体文学、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四是，虽然学界对傅氏家族重要成员的个案研究成果良多，但多是对傅氏家族成就较高的成员如傅玄、傅咸及傅亮的关注，而对其中成就较小的成员如傅祗、傅畅、傅隆、傅昭、傅休、傅郁以及傅岐等关注较少，我们以后的研究需要关涉傅氏家族中这类成员，以期更全面地展现傅氏家族的文学与文化风貌。五是，在广泛研究傅氏家族各成员的基础上，将傅氏家族各成员做比较研究可以从他们相继承的、相一致的一面总结出傅氏家族整体的家风、家学、文学特征与文化传统；从他们相异的一面，考察他们各自的特征，借此试探讨从魏晋到南北朝文学文化演进的趋势。最后，北地傅氏向有陕西耀县说、宁夏灵武说、还有甘肃庆阳说，我们依然需要考辨厘清陇右傅氏。进一步考订证明魏晋南北朝傅氏家族有两脉，其中傅燮一脉为“北地泥阳”一脉，这一家族曾在甘肃陇右地区生息繁衍过。同时，在对傅氏家族的研究中还存在许多有争议的地方。因此陇右傅氏家族研究还有很大空间，并需要进一步深化。

作者：边思羽 单位：兰州城市学院文学院

【参考文献】

［1］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3）［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121．

［2］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322．

［3］冯尔康．中国宗族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6－466．

［4］钱杭．中国宗族史研究入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214－225．

［5］李卿．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宗族关系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3－278．

［6］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362．

［7］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1－366．

［8］王永平．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320．

［9］闫爱民．汉晋家族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4－449．

［10］曹道衡．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4：1－287．

［11］刘跃进．门阀世族与永明文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6：1－370．

［12］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M］．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1998：1－306．

［13］姚晓菲．两晋南朝琅邪王氏家族文化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1－351．

［14］赵光勇．傅玄论［J］．陕西师大学报，1979，（2）：69－79．

［15］高新民，朱允．傅玄《傅子》校读［M］．银川：宁夏大学出版社，2008．

［16］王会绍等．傅玄阴铿诗注［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1－189．

［17］王绘洁．傅玄及其诗文研究［M］．北京：文津出版社，1997：1－206．

［18］高新民．傅玄思想研究［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1－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