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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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进程论文

篇1

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还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但对于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走过来的新中国来说,对于一个现代工业仅占10%的落后农业国来说,要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将是一个漫长的征程,它已经历了如下三个发展阶段。

(一)20世纪50年代,“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早在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等文中明确提出,革命胜利以后,必须把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作为我们的首要任务。1953年9月,在全国政协扩大会议上详尽阐述了发展工业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并强调“重工业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注:《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09页、132页、439页。)。中国共产党在制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即把“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作为其总任务之一。因此,当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后,从1953年起,中国便进入了以实现国家工业化为基本任务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五年中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588余亿元。“一五”期间,中国的工业化获得高速度发展,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43%提高到57%。这一阶段,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二)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向四个现代化进军”。

在“一五”计划实施期间,中国共产党就开始认识到,把实现“工业化”作为唯一的建设目标是不够的。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便提出过:“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注:《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09页、132页、439页。)1957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地提出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注:《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404页。)首次将科学文化纳入国家现代化的战略目标。1964年12月,根据的建议,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向全国完整地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注:《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09页、132页、439页。)。从20世纪50年代末一直到70年代末,20年来,中国受到种种政治运动的干扰,尤其是“”的破坏,使中国社会发展偏离了现代化建设主题,现代化事业遭受严重损失。这一阶段,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可喜成绩,但曲折和失误造成的损失则难以弥补。

(三)20世纪70年代末期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又需要现代化的人才来掌握,而“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86—95页。)1978年12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并反复强调“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认识到了现代化的含义十分丰富,既包括物质的范畴,也包括精神的范畴,即包括管理的现代化和人的思想的现代化。而这些都需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来解决。因此,1982年党的十二大将教育列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6年9月28日,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阐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根本任务,就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并指出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兴衰成败的大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均迈出了新的步伐,工农业战线捷报频传,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改革开放给中国的现代化注入了强大的动力,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20多年中,中国在生命科学、核物理、天文、同步辐射等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在面向产业的材料、纳米技术、微电子与光电子、化工药物、医疗设备、资源环保、农业及通信技术等高技术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一阶段,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卓著成就,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点

中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必然地具有中国的特色。研究和分析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显著特点。

(一)中国现代化进程始终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结合在一起。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发展和现代化的认识,从一开始就是以社会主义为基本取向的。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始终是与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结合在一起的。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当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虽然只有苏联一种模式可以借鉴,但中国有自己的国情,照抄照搬未必能成功。中国共产党必须下大功夫探索、寻找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在这个探索过程的前期既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成就,也有着深刻的教训。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关于中国实现由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大国转变的构想,以及体现在中共报告中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等,均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探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自1957年起,这种探索不断受到“左”的错误的干扰,特别是“”的破坏,使生产力在20年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直到1978年12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又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并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继续探索一条符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一条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这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在这次大会的开幕词中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3页、78页、117页、373页。)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共十二大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在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问题上取得了重大成果,即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初步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199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全面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要求。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在十四大报告中,又从9个方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更全面、更系统、理论性更强的概括。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则提出了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宏伟纲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探索和奋进。正是因为这种探索,使中国逐步走上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因此中国才取得了现代化建设中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二)由求强向富民转变——现代化首要目标的重新定位。

近代史上,中国人对近代工业文明的最初认识来自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有志之士们对现代化追求的首要目标从一开始就被定位在迅速求强的选择上,即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分立对抗的世界格局中,尤其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而工业化的首要目标便是迅速求强,迅速建成以拥有强大国防力量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目标决定了中国工业化的特殊战略,即国防工业和作为其基础的重工业优先增长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这种战略与资本严重不足的资源条件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国家不得不采取特殊的超经济手段,以高度集权的方式在全社会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动员一切可用资源,实现超常规的资本积累。但这一发展战略,是无法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

1978年以后,中国现代化进程发生了波澜壮阔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战略的确定,富民思想被明确提了出来。解决温饱,进入小康,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直观的富民方略。它意味着中国现代化的首要目标的重新定位,即由求强向富民转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求强的目标,而是要为国家真正的强盛培植深厚的根基,这个根基就是人民的富裕。这既由社会主义本质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所决定,也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价值观的体现。富民目标的确立,决定了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即从资源劣势启动转变为立足于资源优势的战略,由国防工业和重工业的片面突进转变为结构均衡的整体经济发展,着眼于综合国力的提高。于是,长期被抑制的民生工业得到蓬勃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显著增长,第三产业迅速成长。这种工业结构的变革和整体经济的发展不仅带来了中国经济的空前繁荣,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生活,而且全面提升了中国的现代化水平,推动了社会进步。同时,随着现代化目标的重新定位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必然要求经济发展主体的多元化,改变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的局面,形成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掘出最有活力的源泉,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获得来自民间、来自社会源源不竭的支持。富民目标的确立,带来了中国经济发展与整个现代化模式的全面转换,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三)从经济现代化到人的全面发展——现代化内涵的渐趋丰富和完整。转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支柱,没有经济的繁荣和发展,现代化将是一句空话。但现代化不只是物质经济的现代化,而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素质在内的整体性社会变革。20世纪60年代,用“四个现代化”代替“工业化”,体现了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内涵的理解已更趋丰富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开始注意把经济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同时并提。中共十二大把国家发展的目标确定为“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到了十三大,则进一步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由“四化”的侧重物质技术,到作出实现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补充,中国现代化的内涵得到了不断丰富。在20世纪80年代后,邓小平为现代化注入了精神文明的内容,多次反复强调物质文明要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以精神文明的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精神动力、智力支持。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以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基于跨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发展要求,把社会全面进步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在十四大报告中就讲到,“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特别讲到了“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问题。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根据以上建议通过的“九五”计划和远景目标纲要,在确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指导方针”时明确提出:“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鉴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所引发出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分离和对立造成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双重危机,中共十五大在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层面上,提出了“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十五大报告更以鲜明的全面意识,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全面构成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从经济、政治、文化几个层面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基本纲领。

人的全面发展是与社会全面进步相统一的社会全面发展意识。中国共产党已明确认识到,现代化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注:见在中共十五大上的报告。)。继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培养“四有新人”的要求后,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培育适应社会主义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他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既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现代化的目标实现,必定要造就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新人;同时现代化的事业惟有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新人,才能得到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及未来社会的目标。在中国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被提到全党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内涵的理解臻于完整。

(四)由封闭到全面开放——现代化建设道路的不断拓宽。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在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包围的同时,在经济上对中国实行了严密的封锁禁运政策。中国在政治外交采取“一边倒”方针,在经济上仅得到苏联的有限援助,于是采取的是自力更生开展经济建设的方针。因而在建国后的较长时期里(尤其是在“左”倾思想泛滥的年代里,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视若洪水猛兽),中国实际上是在一个较封闭的条件下搞现代化建设的。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随着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总结过去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明确指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3页、78页、117页、373页。)“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3页、78页、117页、373页。)在科学技术长足进步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形势下,生产的社会化向生产的国际化发展使不同历史传统、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民族和国家在国际市场纽带下迈向经济全球化,任何国家都需要与别国进行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与交流。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大国来说,更需要打破闭关自守的局面,把发展的视野从本国扩展到全世界。

在实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对制约发展的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改变有一个正本清源的问题,这便是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问题。实践使人们认识到,符合社会化生产要求的管理方式、经营方式、先进的科学技术等等,即便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的,也并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而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因此,中国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3页、78页、117页、373页。)20余年来,中国通过以经济特区为中心,依次带动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带、长江流域直至全国的全方位开放。全面开放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飞跃发展获得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和巨大的牵引力;外资的引进改善了中国资金不足的缺口,改善了中国国际收支状况,增加了国家总收益;先进科技的引进加速了中国技术进步,推动了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中国还学到了先进的管理经验,综合国力得到增强。全面开放使中国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走向了世界,世界也走向了中国。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统一了起来。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更为加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既为之拓展了前进的道路,又使之融入了全球化的竞争之中。

三、由中国现代化进程得出的几点结论

现代化进程意味着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和新的社会运行机制或社会形态的再造。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不具备、也不可能造就这样的条件。因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进程,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后才开始的。我们从中国现代化进程得出的结论是:

(一)民族独立是现代化建设的前提。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如果没有前一任务的完成,为后一任务创造必要的前提,则后一任务的实现也就无从谈起。事实证明,在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使人民当上自己国家的主人。

(二)中国共产党承担着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任务。在中国,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都没有能力为中国开辟一条现代化道路,更无能力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惟有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能开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能力承担起领导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任务,才能领导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领导核心。

(三)邓小平理论正确解决了新时期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前两个阶段的理论探索和建设成就与教训,为新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第三阶段逐渐形成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则体现了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的认识,设计了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富强、民主、文明的目标三位一体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和实践道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20余年来,中国在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中空前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大幅度提高。这种持续的发展和繁荣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实践已证明,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贡献和根本意义在于,它正确地解决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问题。而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13年中,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所经受的考验及取得的成就证明,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四)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所显示的生命力。中国现代化进程是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结合在一起的,其目标是一致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功,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并在新的时代要求中重振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如果我们沿着这条现代化道路走下去,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那么我们就能够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显示社会主义的旗帜是不倒的,从而使当代世界人民看到其强劲的生命力。

(五)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现代化的问题。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强调人的现代化,这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因为现代化事业只能由具有现代化意识的人去完成。所谓现代化意识,就是要求人们的意识中具有开放性、进取性、创新性的特点。有了现代化意识,才能导引出现代化思想,也才能在实践中作出符合现代化要求的贡献。注重人的现代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性,我们才能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也才能够避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以物性吞没人性的弊端。

(六)以理性的态度看待中国现代化的成就和差距,以冷静的头脑参与全球化进程。半个多世纪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现代化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时候,我们要保持冷静的头脑,理性地看到中国存在的差距,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所处的弱势。中国在总体上还未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国民经济整体素质还不高,产业结构还不合理,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地区发展还不平衡,市场经济体制亦不完善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要靠全党全民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经济、政治体制,利用自己已经具备的各种有利条件,化相对劣势为相对优势,去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篇2

一、社会制度的结构性变迁与工业文明的滥觞及其在全球范围的扩张

社会制度是制约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关键性因素。在一定的技术和社会条件下,制度的改进与创新,往往可以在短期内极大地改变社会的面貌。就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思维创新三者关系而言,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与思维创新的重要前提条件,制度创新构成了技术创新与思维创新的社会动力保障。技术创新不是制度创新的简单派生物,但技术创新只有在相应的制度体系的依托和支撑下,才能真正转变成为变革社会的现实力量,而不至于沦为与社会生活实践无涉的“奇技淫巧”。同样,先知先觉者所取得的思维创新成果,也只有获得制度条件的支持,落实为现实的社会制度安排,才能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才能融入公众现实的生活实践。

在一定意义上说,一部文明史,就是一部社会制度的变迁史。社会制度的每一次有效的变革与创新,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新的文明成果。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的每一次质的飞跃,无不都以社会制度结构的革命性突破为前提。现代工业文明的滥觞及其在全球范围的迅速扩张,其最直接的社会动力正在于社会制度的结构性变迁。马克思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理论,韦伯“理性化”视野中的权威类型学说,哈耶克的“扩展秩序”理论,伯尔曼和泰格独特的法律变迁学说,以及现代制度经济学理论,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现代文明滥觞的社会制度根源作了深入的探讨。制度因素作为现代文明关键性的内生变量的作用,得到了日益广泛的认同。毫无疑问,西欧社会之所以成为现代化的发源地,之所以能形塑出一种独特的具有无限扩张潜能的文明形态,是众多因素历史耦合的产物。知识的积累、技术的创新、外部环境的变更,甚至某些偶然性的历史机缘,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变迁将社会各领域的变革以及各种历史性机缘整合为一种变更整个社会生活的现实力量,16世纪以来西欧社会逐步积累起来的新的文明因素,就很难凝聚成为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如果没有相应的新的社会制度框架将新的文明成果有效地巩固起来,并为之提供有效的社会激励结构的支撑,西欧社会在16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变化及其取得的成果,更不可能扩张成为一种普适性的现代文明。更进一步说,16世纪以来西欧社会各个领域发生的各种变革,如技术的创新、知识的增长、经济的发展等等,本身无不都与社会制度变迁所提供的激励与导向作用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现代工业文明之所以产生,首先正是由于人类社会制度结构的演变发生了历史性的大突破。

首先,就人类行为的动力机制而言,16世纪以来的一系列有关财产和权利的制度创新,为人类从事生产实践,尤其是创新性实践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动力。荷兰、英国之所以能率先步入现代文明,同它们在与产权制度相关的一系列制度上的进化有密切的关系。道格拉斯·诺斯指出:“在这两个国家,持久的经济增长都起因于一种适宜所有权演进的环境,这种环境促进了从继承权完全无限制的土地所有制、自由劳动力、保护私有财产、专利法和其它对知识财产所有制的鼓励措施,直到一套在减少产品和资本市场缺限的制度安排。”(注:道格拉斯·C·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这一系列法律化的制度安排的出现,将从事生产实践,尤其是创造性实践同个人利益最直接了当地联系了起来,有力地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为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提供了强大动力,为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创造了有利的社会制度条件。社会制度既表现为强制性的约束机制,又表现为诱致性的激励机制。现代社会逐步建立的明晰的产权制度,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与社会自由流动的社会制度安排,以及广泛运用市场机制来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体制,奖励创造发明的专利制度等等,都极大地强化了社会制度的激励功能,建立起了有效的社会激励结构。通过释放和调动人们追逐财富的欲望,现代社会汇聚形成了以往任何时代都不曾有过的努力创造社会财富的巨大洪流。恩格斯曾经说过:“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的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7页。)但是只有到了现代社会,追逐财富的行为才真正得到了社会制度的正当性确认和有效的保护,并因此而为社会财富创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强劲动力(尽管这种动力可能是以“恶”的形式出现的,意味着人的其他一切秉赋的损害),使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产生了质的突破,即第一次实现了在人口增长的同时保持社会生活水平的持续性提高,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

其次,随着知识的增长和人类理性的进步,文明社会的制度安排发生了“驱除巫魅”的理性化演进。从法理型权威的确立,到高效率的现代文官制度的建构;从形式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备,到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建立与完善,文明社会逐步形成了一种理性化、规范化、法律化的制度秩序。这种制度秩序的形成,极大地促进了“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转型,降低了社会行为的不可预测性,为实现日益扩大的社会分工与合作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制度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通过设立行为边界,建立相应的酬赏——惩戒机制,为行为主体提供一整套借以预测行为过程和结果的信息,最大限度减少社会行为过程的不确定因素,从而为日益广泛的社会分工合作创造有利的条件。现代社会制度的精细化、规范化与法律化程度,是传统社会难以望其项背的。社会制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是一个日益规范化、形式化、精细化、理性化、法律化的过程。这一变迁过程,有力地消除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因意识形态信仰、历史传统、文化习俗等等的差异而形成的隔阂,使人类社会的分工合作,不断突破了地域上的限制,有效地适应了商品经济无限扩展的内在潜能,为有限的区域市场扩展为全国统一市场,直至世界统一市场提供了可能。正如布罗代尔所指出的:“不听任何人指挥的市场是整个经济的动力装置。欧洲的发展,甚至世界的发展,无非是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域,把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远近贸易纳入理性秩序,而所有这些贸易加在一起就趋向于创造一个有整体性的世界。”(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卷,第227页。)而市场经济的本质,不是交易的场所,甚至不是交易行为本身,“市场的要素是秩序、可预测性、稳定性和可靠性”,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一个有序的关系集”。(注:丹尼尔·W·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8页。)正是这种规范化、理性化的制度体系,使市场经济成为一种滚雪球式的不断扩张的“扩展秩序”(哈耶克)。

再次,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一系列政治制度的确立,还孕育形成了一种崭新的社会生活秩序,一种新的人类文明的演进机制,它使生存方式的不断变革创新,成为了社会生活的常态。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通过变革创新追求收益的最大化成为各种社会利益主体的必然选择。通过制度创新,最大限度地挖掘制度的效率潜能,成为社会各个领域谋求进步与发展的核心问题。这一切就使得整个现代社会的制度结构形成了与传统社会的质的区别:变动不居成为社会制度体系的常态,开放、富有弹性和活力,能够适应和容纳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成为现代社会制度结构的本质特征。

正是现代社会制度这种不断变革创新的内在本质,使现代文明社会获得了以往任何时代都不曾有过的发展动力和活力。现代社会制度的这种结构性转变,有力地克服了传统社会秩序的封闭性和僵硬性。它一方面有效地容纳和促进了社会的变化发展;另一方面又因此而维持了社会秩序在总体框架上的相对稳定性,有效地防止了传统社会那种不是封闭僵化的制度结构扼杀社会变化发展的活力,就是整个社会秩序因难以容纳和承受社会变动的冲击而趋于崩溃的局面。现代文明社会能够维持数百年的持续发展端赖于斯。

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秩序向全球的扩张过程,也就是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强行拖入现代化变迁历程的过程。在“落后就要挨打”的严酷现实面前,后发国家丧失了早发国家原先那种靠自身社会的自发演进逐步积累现代性因素的历史时机、不得不在缺乏相应的社会变迁条件的状况下,强行启动现代化变迁,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的起飞。这样,在技术、知识及人力资本等现代化动力因素难以在短期内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制度因素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就不能不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关键变量。能否顺利完成对旧的社会制度结构的创造性转化,建立既能适应现代化进程普遍的制度规范要求,能够容纳和促进现代化变迁,同时又切合本国国情以及现代化变迁的具体实践的现代制度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着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命运。

第一,后发国家只有完成社会制度的结构性变迁,建构形成新的社会激励结构,才能打破旧的社会局面,为社会生活确立新的方向,驱动整个社会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新技术的引进,新观念的传播固然可能会给社会生活带来新的气息,但只有支撑现代化变迁的社会制度得到确立和巩固,这些新的社会因素才能对民众的现实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真正激发出人们追求和创造新文明的热情、意志及创造性智慧,从而实现现代化动力由外生到内生的转换。任何从外部植入的新的文明成果,如果不能落实到现实社会的制度安排之中,同千千万万的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发生紧密的联系,它就不可能找到现实的社会生长点,而只能成为少数人拥有的时髦物品。

第二,只有建立稳固的现代性的社会制度体系,才能为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秩序。现代化变迁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传统规范秩序的瓦解,新旧社会势力的利益冲突,新旧观念的碰撞,将会使转型期社会呈现出严重的失范现象。如果不能在较短时间里通过社会制度的变革与重建,重新树立社会权威,有力地克服社会无序状态,任何现代化建设都将无从谈起。因而,建立具有现代化导向的中央权威,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总是成为后发国家顺利地迈向现代化旅程的关键性的第一步。

第三,只有建立现代性的制度体系,才能在保护和催生各种现代性因素的同时,逐步将它们整合成一种新的社会文明形态。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引入或培植某些现代性因素并不难,难的是怎样将这些彼此分离的现代文明要素融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一种相互支持的内在有机联系,并使之逐步演变成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而现代性制度正是融汇现代性因素的社会整合机制,它将各种现代性因素汇聚在一起,并将它们联合成为一种整体的社会力量。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整合机制,各种现代文明的种子就可能被强大的传统社会秩序所扼杀,甚至被整合到传统制度结构当中,成为维护传统秩序的新资源。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恰恰又在于,现代性制度,在后发国家是一种稀缺性资源。社会生活的制度化程度,以及社会制度的形式化、理性化水平较低,正是后发国家陷入后发境地的重要根源。处在这样一个二难境地中,后发国家要发挥制度变迁对于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实际上最终只能在国家这一文明社会最根本的制度安排中去寻找制度变革的突破口。在全球现代化变迁的三次浪潮中,一个重要的总体趋势,就是国家(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自身社会内部缺乏现代性因素的积累,民间新兴社会力量异常薄弱,没有任何一个阶层能够启动社会变革的情况下,后发国家往往只能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由国家(政府)承当起唤醒民众,维护民族独立和政治稳定,聚集现代化资源,组织实施现代化发展计划,以及扫除现代化的障碍等各种重要职责。能否建立起一个高效能的政治制度框架,充分发挥国家(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二、制度变迁的困厄与中国现代化的百年历程

在回顾、检讨中国现代化百年曲折历程的众多文献中,将近代中国现代化历程归纳为器物(技术)变革、制度变革、文化变革三种社会变革模式的依次递进,是一种最为流行的叙述模式。但严格地讲,所谓三种模式的更替,实际上只是一种理论抽象,技术变迁、制度变迁与文化观念变迁事实上不存在截然的分离、对立。三种模式的更替究其实质而言,反映的是国人对于现代化丰富的社会变革内涵认识的逐步深入,而未必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真实历程和全部内容的反映。更进一步讲,五四新文化运动,尽管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化的认识达到了文化自觉的高度,但这并不等于新文化运动揭示的文化观念变革先行的现代化策略,必然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从事现代化建设的最佳道路选择。五四知识分子对文化观念变革先行的确认,既是知识分子在当时社会环境中的一种无奈的策略选择,同时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对自身社会关怀与文化批判职责的自觉承担。从更宏观的角度讲,近代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问题,就是建立现代化的社会制度框架问题。无论是百日维新、辛亥革命,还是北伐战争;无论是国共两党之争、八年抗战,还是改革开放,根本问题都是尝试建构有利于现代化事业发展的社会制度架构。而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兴衰成败,莫不与制度变迁的社会绩效紧密相关。

近现代中国的社会制度变迁,涉及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如何建立一个具有明确的现代化导向的稳定、高效的政治体系,形成一个稳定、良好的社会规范秩序;二是如何在此基础上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建立良好的社会激励结构以促进现代化各项事业的发展。前者是新中国成立以前近一个世纪的现代化变迁的主题,后者则是近50年来现代化建设探索历程的根本课题。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建构具有明确的现代化导向的,稳定、高效的政治制度体系,是后发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关键性一步。然而,恰恰是为迈出这一步,中国差不多就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艰难历程。

首先,在晚清的政治格局中,尽管有过洋务自强运动,有过,以及所谓的“筹备立宪”之举,但始终没有能形成一个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强有力的中央权威体系。控制国家政治权力的满清皇朝统治阶层颟顸无能,日趋腐化堕落,缺乏从事现代性变革的意识。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具有某种现代化意识的地方督抚大员,又处于倍受猜忌、牵制的地位。整个国家始终没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以筹划、实施现代化计划为职志的权威体系。相反,传统政治的封闭性格局,及其派生的官僚机构老化,盛行,使晚清政府在外部世界的挑战面前,始终处于迟钝僵硬,穷于应付的境地。要在这种政治格局中,推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并取得成功,自然是很难想象的。

接之而来的辛亥革命,在制度变革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严格地讲,辛亥革命的胜利只局限在“破”的意义上。它瓦解了沿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的政治体系,却无法建立起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权威体系。随后出现的军阀混战局面,勿宁说反而使中国现代化的前景变得更为暗淡了。富永健一在比较中日两国的现代化命运时指出:“在日本,当时主持明治政府的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井上馨等人与同样身居明治政府的西乡隆盛、江藤新平等旧武士代表势力的传统主义相抗衡,推进着日本的产业化。相反,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即中华民国,却是军阀割据和激烈的内部混乱,袁世凯和段祺瑞等人身居中央政府之要职却没有任何产业化和现代化意识,这是中国的致命点。”(注:转引孙立平:《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剖析》,载《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罗兹曼在中日俄三国现代化比较研究中,在谈到北洋政府时,也曾喟然叹息:“就建立一个具有征集资源和协调地方活动能力的中央集权政体来看,中国比日本、俄国何止落后40年!”(注: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36页。)

北伐胜利以后建立了的独裁政权,表面上一度形成了全国统一的政治秩序,但这一政权对外无力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对内则不惜将社会资源大部耗费于“剿共”和派系争斗,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上。结果,在其统治大陆20余年间,中国既没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秩序和单一的国内市场,更没有能筹划、组织和实施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事业。

未能通过有效的社会制度变革,建立起一个支撑社会现代化变迁的制度框架,从根本上制约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项现代化事业的发展。首先,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强有力的中央权威体系的阙如,使得百年中国始终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稳定的社会秩序,连绵不绝的外部势力蹂躏与内部纷争和混战,为现代化建设设置了一个致命性的障碍。从世界范围来看,成功地实现了社会现代化变革的国家,无不是以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与统一的国内市场,作为现代化的起点的。近代中国的悲剧恰恰在于,现代化的启动之日,便是社会秩序的全面瓦解之时。其次,由于缺乏一个稳固而强有力的权威体系,政府始终难以发挥它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应有的作用,难以有效地规划、组织和实施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从而使得各种现代性因素的孕育与萌发,始终处于自生自灭的分散状态,民族经济、文化乃至政治都逐步陷入了依附性境地。再次,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体系,政府对外不能维护国家及民族的根本利益,对内无法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以致现代化建设的有限资源几乎为内战及外强的野蛮掠夺消耗殆尽。

只有到了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之后,中国才第一次在建设性意义上初步实现了社会制度结构变革的第一个重大目标,建立起了现代意义上的稳定、广泛的社会政治权威,并形成了以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与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社会制度框架,中国现代化由此第一次步入了自主性和总体性建设的阶段。新的政治、经济制度框架,使中央政府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权威与效能,有效地发挥了在捍卫国家与民族根本利益,维护社会稳定,以及组织实施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等各方面的作用。借助于新政权强大而普遍的政治权威以及计划体制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新中国集中社会资源在现代化建设的一些关键性环节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为全面推进各项现代化事业奠定了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不幸的是,五十年代后期以来,由于一连串重大决策的失误,中国现代化进程再次陷入了困顿局面,而且这一局面长期没能从社会制度安排的变革与创新中得到解决,以致发展到“”期间,整个社会变迁反而从根本上背离了现代化的方向。

建国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失误,在制度建设上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从基本制度框架(或曰“制度环境”)层面上讲,新的政治经济制度框架,虽然具有强大的政治权威和资源聚集效能,但仍然带有鲜明的战时体制的烙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成为社会动员,以及实现政治、经济目标的基本方式。由于严重忽视法治建设,向法理型权威体系转型的进程被延宕甚至中断,各种社会制度安排的法律化程度很低,导致社会变迁缺乏稳定的社会制度体系的支撑与规范,现代化进程一再因人为因素的作用而发生中断和逆转。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在体制(或曰“制度安排”)层面,由于“左”的意识形态的误导,以及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与高度统一的计划体制相结合产生的种种弊端,使得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能建立有效地激发现代化变迁活力的社会激励结构。突出表现在,第一,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与计划体制,虽然在初期有利于集中社会资源投入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反映了后发国家现代化建设初期某种带有普遍性的客观要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的自上而下的动员机制,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了效率低下,难以容纳各种自发性的社会变迁的局限。第二,由于对市场机制的全面排斥,现代化的动力未能植根于亿万人民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之中,导致现代化的社会动力资源日趋枯竭,人们从事现代化建设的主动精神与创造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束缚。第三,受“左”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整个社会没有发展出一整套尊重、保护个人利益及个人自利的社会制度安排,甚至形成了种种严格限制、打击人们追求自身正当利益的制度安排,完全要求人们以道德理想主义的奉献精神作为自身行为的出发点。这种违反人的正常的自然与社会需求的社会激励结构,完全失去了激发、调动人们投身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作用。

三、制度创新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动力机制

以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与计划体制为核心的社会制度体系所积累的种种弊端,构成了建国30多年来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障碍。因而,当“”宣告结束,现代化建设被重新确定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之后,制度的变革与创新,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为当代中国最紧迫的现实课题。

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制度革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社会制度一系列重大的变革与创新,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外部制度环境和内在运行机制。20年制度变革与创新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进一步完善社会基本制度框架的基础上,初步建构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推动现代化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社会激励结构,充分激发和调动了社会变迁与发展的巨大的内在活力,使得改革开放20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富有创造性和建设性社会活力的20年。正是在这种有效的社会激励结构的作用下,当代中国人在现代化建设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奇迹,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现代化建设成就。

首先,在恢复和完善建国以来形成的高度统一的政治权威体系,维护和巩固中央权威,并充分发挥其在维护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方面的作用的前提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以往受到“左”的思想严重侵蚀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调适改造,彻底否定和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错误路线,牢固地确立了实现现代化在整个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在全党、全社会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地位,从而充分有效地发挥了意识形态以及基本政治制度框架在引导社会变迁重新步入现代化的正轨方面的重要保障作用。

篇3

(一)本土招贴设计过度西方化

现今的视觉设计标准在我们看来仍是以欧美等西方的设计为衡量标准,而且中国大部分的设计群体,尤其是年青一代的设计师和在校生,大多还是崇尚西方的文化设计潮流,有的甚至盲目跟风,对我们本土的文化特色“淡然处之”。在外来文化大规模的进军下,中国现代招贴设计充满了西方视觉设计语言。西方化视觉符号的“泛滥”与本土化视觉符号“匮乏”现象十分突出,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中国现代招贴设计的过度“西方化”现象。

(二)招贴设计缺乏传统特质

在当下我们不难发现许多的设计作品虽然表面具有传统年画元素,但其更多的只是将传统年画元素毫无意识的拼加、叠凑起来,以为那样就能体现民族特色文化。如此一来,其作品自然不能传达出民间年画的气派与神韵。因此,民间木版年画元素与现代招贴设计相融合还需要一个过渡、一个过程。招贴设计的艺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民间年画亦是其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的进程。由于时代的发展,人们审美需求的变化,传统年画中的很多形象元素并不一定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喜好,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理解、深思、再创造的过程。

二、民间木版年画对当代招贴的意义

中国民间木版年画不仅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也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财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重视民间木版年画的人也越来越多。重新认识并研究年画特色的同时对当代招贴设计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为招贴设计提供丰富的素材精华

中国历史文化悠久,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无论人事朝代如何更迭,民间木版年画艺术依然绵延了数千年而未被淘汰,它不仅是一种民间艺术成果的体现,更是我们现在与过去交流沟通的“艺术桥梁”。我们知道“单纯化的构图,强烈的形式感”,是现代招贴设计的重要特征。而年画艺术的题材之广、寓意之深、图像之美为招贴设计提供了广阔丰富的素材资源,只要运用的得当、巧妙就一定可以使传统年画达到现代招贴的艺术形式,且可以通过招贴将所表达的意义、底蕴升华的传达给每一位受众。如设计师史亦群的《中国第一届艺术节主题海报》,它是以1997年香港回归为背景而创作的,设计师从民间年画中选取了“麒麟送子”这一传统元素“,麒麟送子”在民间年画中寓意“多子多福”,将“麒麟送子”元素进行重新创作制作出了黑白木刻的效果并用在招贴中可谓是“中国味”十足。招贴不仅呈现出了中国传统民间年画造型的艺术美感,更使招贴的主题升华的传达给了每一位观众。民间木版年画中的“麒麟送子”元素就为《中国第一届艺术节主题海报》的设计充当了很好的素材。它是将优秀的中国民间木版年画元素与当代设计理念相结合,从而得到了非常好的表现效果,创造出了具有“中国风”的招贴设计,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二)符合本土审美满足受众心理需求

年画的形成与发展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一个民族从古至今的生活习惯、伦理道德、文化习俗各方面的缩影,也是本土审美观念、审美习惯的体现。加强设计者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使我们在做招贴设计时以我们的年画文化、传统文化为根基,并对其进行适时的改良,开启蕴藏无限财富的民间年画艺术宝库,开拓艺术视野,寻找分析我们年画艺术中的各种元素,强化自己的创新能力,研究并挖掘年画中的特色并将其与现代艺术构成方式巧妙相结合,不仅可以为我们的传统年画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更能使招贴设计符合我们自己的“口味”,符合我们本土的审美习惯,从而达到招贴“广而告之”的真正目的。

三、招贴借鉴传统年画的创新方法

民间年画与招贴设计怎样才能更好地融合呢?如果将民间木版年画中的元素进行分解重组,同时用年画上的造型方法来设计招贴,相信一定会有更好的表达效果。

(一)年画要素的分解与重构

年画中的要素大致有年画的图形、色彩和文字,而图形、色彩、文字三元素在招贴中亦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如果使招贴借鉴年画要素中的优点,相信会使招贴的整体效果表达得更好。

1、年画图形的分解与重构

现代招贴设计受西方包豪斯与欧普艺术的影响,在图形上多采用几何形与人工形,以简洁、高速、直线、理性为标准。而中国民间年画的各种图形造型丰富多彩、变化万千、使人觉得其乐无穷,妙趣横生,其创作时是以感性为主而不是理性。假如将年画的图形分解、重构,重新思考,让中国式的造型与西方现代构成理念相结合,使理性与感性相结合从而使招贴设计既有对现实的提炼概括,又具有现实的生命与活力。如:《年画表情》招贴作品,招贴汲取了民间木版年画艺术中门神的元素,是在年画图形的基础上重新分解重构而设计的。作品截取保留了门神的面部,通过对门神面部表情的各种夸张、变形、卡通化处理,使传统“严肃”的门神呈现出种种新奇、搞怪的表情,颠覆了人们心目中门神“威严”和“勇猛”的形象。招贴不仅用到了传统民间年画元素,而且结合了现代艺术设计的手法,将年画进行重构,使人们在会心一笑的同时产生了丰富的联系,它既达到了招贴的目的又充实、丰富了现代招贴设计的语言。

2、年画字体的分解与重构

文字是招贴设计中很重要的一项。我国的汉字源于象形字,在传承悠久的文化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是民族文化的结晶。而西方的未来主义设计是以字、字图的结合形式为主,假使我们打破招贴设计中的汉字一贯书写方式与结构,使汉字图形化,不仅可以丰富我们的汉字文化,又可以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来使宣传的内容得到强烈体现。如陈瞻教授设计的“囍”字招贴。将“囍”字分解重组,采用民间年画“花团锦簇”的花纹元素拼成了繁体字“囍”。它由上下两个“囍”字与“囍”字的倒影构成,囍字中间还暗藏了“60、09”两个数字,正看倒看都是同一效果,与上方下方对称的“喜”字构成了一种镜像美,巧妙而完美地表达了2009年新中国60华诞的喜庆。

3、年画色彩的分解与重构

当招贴中图形、色彩、文字三种元素初呈现给受众时,受众对招贴设计印象好坏的第一感觉是由色彩运用的好坏来决定的,其次才是对形体和图案的判断,由此可见在多种视觉语言中色彩的重要性。民间年画在用色上以高纯度色彩渲染气氛,用对比色来刺激视觉。是意念造型的色彩语言。色彩之间的关系在大小,形状对比中得到平衡,画中几乎全是高纯度高明度的色彩,使其极富有视觉张力。它不同于印象派的光色绘画,它不以天光,不以固有色,不以理论体系来作画,而是以自身的感觉、情感、五行观、阴阳观、八卦观为基础来用色。招贴设计中可以根据需要将年画中的那种夸张、饱和、主观融合于创作之中,打破原有的理性和“小心”展现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性夸张之美,从而为现代招贴设计注入新的活力。

(二)对年画造型上的借鉴

民间年画中出现的意象造型特征是年画造型中的一个很重要亦很常见的原则,如朱仙镇木版年画中的门神,就是“不求形似,只求神似”,改变人的正常比例。同时受汉唐绘画之风的影响,再加之夸张变形的处理形成了“头大身子小”,头占身体比例的三分之一的特征。招贴设计中的表意性传达是很重要的一点,在招贴设计中可以科学合理地学习年画中对主体物底蕴、神韵的表达重于对具体形的表达,随心所欲的表现需要体现的特征,这种特征的浪漫表现如果找寻其源头的话,它应源于原始艺术。这种原始艺术正是人本精神的抒发与体现,而这种体现正是我们招贴所不断追寻的目标。

篇4

在遭遇殖民侵略之前,中国自身是缺乏足够的现代性因素积累的,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中国社会对现代化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转变。“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手段是创新,而“后发外生型”国家的主要手段是“采借”,因为他们可以在早发型国家的现状中看到自己未来的前景。但中国在“采借”的过程中呈现出一些畸形的表现:以西方的现代化指标为标准,一味追求“工业化水平”“城市化水平”,以西方的理论为圭臬,一味的强调民主、人权,将几千年的中国经验化为零,缺少对现实的反思和对传统价值的认同,我觉得,这种将西方价值理念奉若普遍真理的思想实际上也是中国现代化过程遭遇的深刻危机。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西方是不同步的。中国刚进入前工业时期,西方“早发内生型”国家已经步入了后工业时期,而且“后发外生型”国家的现代化具有“一揽子解决”的特点,因此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与西方相比,除了一些共性的问题,比如贫富差距大,腐败滋生,道德失范、环境恶化等,也有一些不同于早发内生型国家的特殊问题.

这种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步一方面使中国可以采借西方国家已经积累起来的现代化因素,另一方面也给中国现代化造成了不利的国际环境。西方国家虽然鼓吹自由贸易自由市场,但他们无法容忍中国与之自由竞争,他们掌握着全世界的话语权,必然会利用其所谓的道德优势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与经济利益。根据沃勒斯坦的“核心-边缘”理论,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属于依附型的地位。我们通常只看到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却没有看到在GDP的快速增长中,中国付出了劳力和血汗,过半的利润是流向外资企业的!另外,中国也存在盲目跟随国际潮流的问题,在实体经济未发展成熟时将注意力转向金融业,其实是将自身置于被动、危险的境地,因为世界金融体系是以美国为主导的,美国利用金融工具向全世界借钱,中国用产品换取了大量外汇,而拿到的只是账单不是货款;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又把“负责任大国”的帽子扣给中国,试图让中国为其危机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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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随着加入WTO的临近,中国的法律制度也终于在二十一世纪开始全面实现与世界接轨。在中国迈向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有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需要澄清,有许多创造性的实践需要用理论的方式凝固下来,也有许多问题需要理论上的探索和解决。本文作者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制问题”进行的对话,不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涉及到了立法、司法、社会变革等等我们实际生活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为此,编者选择与法律实践相关的部分,分两次连载,希望引起广大读者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关注。 法律与治理 朱苏力:关注“真实问题”是前些年关于法律学术研究本土化讨论中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实际上涉及的是法学研究的中国化问题,即对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关注必须以中国的真实问题为出发点,因为我们所接受的西方关于法治的经典理论实际上是西方思想家在解决他们的时代和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时的产物,而中国的问题是有独特性的,我们只有在把握我们面临的问题的时候,才能作出我们的贡献,包括实践上的和理论上的。实践上的问题就是解决中国的问题,使中国成为法治国家,而这是不可能依葫芦画瓢就能完成的。 强世功:如果将西方的历史作为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指标或维度,那么中国是一种“压缩的现代化”,因为我们要在近一百年内完成西方在近千年内完成的社会变迁。我们既要面临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但由于我们与西方存在着同时性,也深切感受到了后现代性问题。在这些问题中,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法律与治理的关系。 在西方,从12世纪罗马法复兴到18世纪资产阶级法治的建立,法律在西方主要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以其独特的法律思维、法律知识、法律技术、法律共同体、法律机构等等这些法治的要素,对政治权力形成某种制约。从19世纪开始,法律成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治理工具,比如人口问题、犯罪问题、贫困问题等。而中国在向现代国家转型中面临的迫切问题首先是现代化推动的社会治理问题,比如国家政权建设、农村的土地改革、婚嫁家庭问题等等。由于没有强大的法律传统,也没有成熟的法治构成要素,所谓法律就简单地变成了社会治理的工具。我们近20年来的法治建设,就是将法律逐步从这种治理工具中解放出来,将法律作为一种独立的自主性的力量。如现在强调法律的专业化、提高法官的法律素质、进行司法改革等正是如此。 如果以西方法治的发展作为参照系的话,中国的法治发展似乎是一种逆转的西方法治历史。 朱苏力:你说我们与西方相比是一个压缩的、甚至逆转的过程,我同意前一种压缩的说法,倒不一定同意是个逆转的过程,我更倾向认为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西方现代法治的产生有很多支撑性的东西,而中国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可以说真正有法治的东西,以前即使讲法治还是作为意识形态来谈,没有法律职业、法律技术,只是民法、刑法上稍微有一些技术性的东西,而许多其他的部门法,比如最初的科技法、经济法,都缺乏细致的技术,更没有像反垄断法这种应用经济学分析的法律。因此,不能说80年代之前就已经开始进行治理了,那时也许只有“治”,没有“理”。因为治理需要一种专业化的能力,而那时我们缺乏这种能力。直到90年代,随着市场对法律的需求,法律的技术才开始得到更多重视,逐步发展起来了。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反复互动的过程,会持续较长的时间。而 法律要真正成为治理的工具,需要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发展,也就是说要有一种福柯讲的gaze的概念,即“对目标的凝视”:知道我们的对象究竟是什么,有什么特点,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有效地治理。 当然,这种互动会出现很多问题,尽管有人提出了这些问题,但社会还没有各种支撑力量(包括技术的、财政的、管理的等)来真正推进它,因此可能需要回头做补充工作,不光是知识上的,还有技术等一系列的调整。例如司法改革,我觉得不远的将来就可能会出现大的调整。如今法院案件越来越增多,法院变成了解决纠纷的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部门,法院能不能承受这种压力就会是个问题,而且这样的话,法院也就不可能成为确认规则的部门。因此,要法院成为法院,必须要有某种制度上的调整,实现纠纷解决的分流,包括民间自行解决、行政部门解决以及其他方式解 决。而法治意识形态化的做法之一就是把一切纠纷都“赶到”法院去。 强世功:正是在“治”与“理”之间的互动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治理技术的转型。80年代之前的“治理”并不是一种理性的科学的治理,但是,它有一套成型的治理技术,比如群众路线、批评自我批评、说服教育等等。这种治理技术大多是针对“灵魂”的治理,是对“思想”的凝视(gaze)。现在,我们对这种治理的技术很少使用,而发现法律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治理工具,甚至无论什么都似乎想通过法律来解决。这种对法律的误解、迷信有可能最终会破坏法律,因为法律承担了它所不能承担的任务时就会发生畸变。比如,用法律来治理“包二奶”的社会问题就引起很大的争议。法律要有所节制,有所为有所不为。 尽管法律的治理会出现一些负面的效果,但是,正是在对法律的期望中,我们看到了对新的治理技术的探索和追求。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而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无法治理人的“灵魂”,只能治理人的“行为”,这正是法律治理的特征。管理一个复杂社会,尤其是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需要很精致的技术,只有具备了成熟的治理社会的技术,我们才能构建治理国家政治生活的技术。法治、宪政、民主也是一种技术,因此,我们不能将中国的法律治理混同于西方的法律治理,而要区分法律作为治理国家的技术和作为治理社会的技术。 我前面所说的都是法律的社会治理。在西方,法律的社会治理是在国家政治生活的法律治理完成之后进行的,也就是说,在法治、宪政和民主政治的框架内进行的。而在中国,仅仅强调法律的社会治理就忽略了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法律治理。因此,我们不仅要谈作为社会治理技术的“法制”,还要谈作为国家政治生活治理的“法治”。法律不仅要在法学传统中的法律技术的意义上来理解,也要在政治学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民主宪政的意义上来理解。 法律家知识传统中的法制,与政治尤其是意识形态没什么关系,法律就是一套解决问题的技术,而这样的问题主要是社会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您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近10年来的主流观点,即法律就是法律,是一套解决问题的技术,而不必然与政治结合起来。 朱苏力:从当前法学界来看并不是这样。我只是努力在为更技术化、更治理化的法学奠定理论上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我作为一个社会思想者和尽可能冷静的旁观者,来反思一些法治可能存在的问题。我不愿意为了法治牺牲像当代秋菊这样渺小的愿望。我觉得法律应当更具丰富性,特别是针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复杂的情况。 强世功:您刚才说的似乎是一个悖论。首先要从法律人的角度来看法律,法律就是规则,要建立专业化的知识和法律共同体。但与此同时,如果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就会发现,建立法律共同体意味着知识垄断,“法盲”会更多,这种专业化知识背后又与权力、职业群体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同时,法制的进程会牺牲象秋菊这样的人的感受。这是现代法制建设的很大的悖论。 问题在于法制所带来的问题是在法制的基础上来解决,还是在非法制的基础上来解决?我想您也会主张前者,尽管不无遗憾。我倒觉得,现在问题是还没有这样一个法律共同体。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很大程度上依靠于技术的积累,技术背后知识的积累以及与之相关的知识群体的积累。如果现代社会没有专业化的法律,没有法律共同体,没有良好的职业群体,那么,良好的法治不可能仅依靠政治变革或者意识形态建立起来。 朱苏力:也就是说作为普及的知识,经济学已经为所有的企业家、政府官员必须考虑,比如机会成本的问题、收益最大化的问题。而法律家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因为法律职业者、政府官员和民众还没有建立起这种法律技术的共识,尤其是法律技术中程序技术的共识。 但是,我从来不认为法制带来的问题只能以法制来解决。首先,法制带来的问题也许不仅仅是法制的问题,而可能是社会的问题,因此必须眼界更开阔一些。其次,我的怀疑主义甚至会更重一点,有些问题是否一定都能解决?是否存在没有问题的社会?是你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问题对不同的人并不完全一样。对这些人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可能会成为另一些人的问题,甚至对昨天的他是解决问题的办 法,但对今天的他就是该解决的问题了。例如,乡镇企业是解决农民贫困的办法之一,但对他们的下一代可能就会出现污染问题。我不设想有彻底解决所有问题的一天,我们也许首先应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立法与司法 强世功:后现代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有可能使我们找到解决现代性弊病的渠道。我们在迈向法治的过程中,应当关注法律现代性本身所带来的问题。 就中国的经验来看,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们提出社会主义法制的概念,由此导致了大规模的立法,中国法制进入了一个“立法时代”,大家对法治的印象就是什么东西都要立法,要有规则。于是,法律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就是规定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90年代中后期开始提出司法公正,推进司法改革。中国的法制进程可以说进入了“司法时代”,人们对法律的理解开始从规则转向了审判。这个转向实际上意味着将法律理解为规则本身的局限性,因为规则可能是无效的规则,也可能是不合理的规则。司法公正不仅要求法律规则在实践中是有效的,同时也必须是公正合理的。 因此,这20多年来法治的进程不仅是制度上的逐步推进,而且也是法律观念上的不断更新,对法律想象的不断更新。其实,社会事实就是建立在想象之上的,当人们的想象发生了变化,社会事实也就会发生变化。我们今天经常谈到西方的经验,谈到历史的教训,其实真正的西方是什么或者真正的历史事实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如何谈论这些东西,人们是如何想象“西方”和“历史”的。这种想象构成了我们今天真实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法律是什么”实际上依赖于法学家对法律本身的想象。 当我们围绕立法活动来想象法律的时候,法律就是一种命令,就是一种体现国家意志的工具,就是一种治理社会的工具。这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自然成了法制的原则。当我们围绕司法活动来想象法律的时候,法律就是一种公正的判断,甚至是超越国家权力的公平裁判,它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渠道。在这种意义上,法制的原则就成了要求司法公正、要求程序正义等等。 朱苏力:我觉得下一个问题可能还是要回到政府的规制,这次回去不是一般的立法,而实际上是执法,是另一部分执法。我们说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门槛,但是为什么别的都不行了,让最后一道门承担那么重的社会责任?在法治社会中,绝大多数纠纷并不是到法院解决的,法院是确立规则,而真正的执行是在政府部门。司法诉讼要是这样膨胀下去,司法部门会被压垮。在一个比较理想的制度下,绝大部分法律的执行应该是在政府部门,绝大多数纠纷则会由社会的各种机制依据相对统一的规则来解决。 从经济体制改革、政府职能改革以来,中国就已经在解决这样的问题,即纠纷如何在行政部门解决,而不是都推到法院去。比如警察罚款、许可证、执照等问题,这些问题很可能将来不进入法院,而是在政府部门解决。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会不会强化政府而损害司法?其实,在一定意义上,把法院作为纠纷解决部门实际是把法院当作政府,这就表明法院还没有真正定位。将来法院的进一步定位就是要把法院作为规则的确认和调整的部门,把政府更多地作为纠纷解决部门。这就需要除了大量的严格执法的官员以外,政府内部重新调整战略,如许可制度等都会有重大变化,而且会更多受到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策科学等影响。要考虑效率问题,把纠纷逐步分流,使实际流向法院的案件减少。 法院和法学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必须更清楚地意识到,通过提高诉讼成本,把大量案件转移到行政部门解决,不仅有利于公正,而且有利于效率。不能把过于沉重的负担压到法院,否则法院承受不起,而且必然会腐败,因为当法院变成了一个主要的纠纷解决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差别不大时,寻租的可能性就增大。 此外,其他社会机制也应当同时发挥作用,在一些小的纠纷或不涉及基本权利或重大利益的纠纷上,人们通过其他的机制,包括相互妥协、信用、日常生活的合作与不合作等,可以获得一种秩序。现在不少人讲“为权利而斗争”,这当然重要,但是如果把这种口号意识形态化,一丁点儿事也要对簿公堂,实际上就可能是另一种方式的“斗争哲学”。 强世功:这种从规制的国家向非规制的国家 转化的过程,在西方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中国,由于是一个压缩的现代化,西方几百年中完成的建设我们必须在几十年内完成,西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经历的东西我们必须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中完成。比如,西方人权的发展经历了18世纪的经济权利、19世纪的政治权利和20世纪的社会文化权利的缓慢演进,而这些不同的权利类型以及这些不同的权利类型所需要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条件对当下的中国同时提出了要求。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社会转型不可能在一个有序的过程中进行,而总是在同时进行。一方面我们在放松政府管制,另一方面我们又在加强管制。问题的关键在于哪些管制应当放松,那些管制应当加强,我们似乎不很清楚。因此,政府对于社会问题总是处于一个应急的状态中,今天基层工作出现了问题就加强基层的组织建设和民主建设,明天财政税收出了问题就加强打击走私和偷税漏税的力度,后天市场秩序出现问题就加强工商管理部门的工作。其实,在这一点上,西方有些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尤其是在放松国家管制的同时,应当加强社会组织自身的能力,充分依赖市民社会管理自身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要处理几个关系问题,比如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与法律的关系等等。 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要逐步确立法律在社会中的地位。原来法律是政治暴力的工具,后来提出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现在又强调司法公正,这些都反映了不断的寻找法律的位置。从立法的角度来讲,原来立法针对的是老百姓,现在回过头来讲到规制问题,就不仅要为社会立法,还要为政府建立规则。由此通过法律划定国家、市场、社会间彼此的界限,通过宪政这样的程序性建设为三者的互动提供支撑性基础和规则。 我同意您对法院的看法,法院应当成为确认规则的机构,而不是纠纷解决的机构。但是,我认为要区分高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前者作为规则确认机构,后者作为纠纷解决机构。我的一个比较激进的方案是:建立中央法院和地方法院两套体系来区分这两种功能。让地方法院承担起社会治理的功能,让中央法院担负起维护法律规则的功能。我们可以将最高法院、高级法院和中级法院变为中央法院,将基层法院变为地方法院。这样更主要的是可以解决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 目前,在新一轮的改革中,正是要处理上述几种关系。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在提供知识和制度设想的可能性上很重要,即在复杂的关系中提供什么样的可能性,在政府、社会之间建立比较恰当的关系。 朱苏力:其实,我们一直在借鉴外国,但是外国并不是铁板一块,也是多种多样。因此,究竟借鉴什么,这就不是一个提倡不提倡的问题,而是要具体地借鉴。这就有一个判断问题。判断不可能通过借鉴完成,而必须具体细致地研究问题。因此,问题又回来了,要梳理问题,研究现实,需要社会科学知识,而不是价值判断,至少不仅仅是价值判断。比方说,社会自治的问题。仅仅说政府放松规制让社会自治,从长期看无疑是对的,但是在短期可能出问题。广州潮汕地区,政府不管市场,假货到处都是,结果商店甚至打出“本店没有潮汕货”,外资撤出,结果政府不得不进来干预。又比如公民权利保护的问题,如果政府不保护或没有能力保护,那么许多人就不是“公民”,而是社区成员,他享有的权利就不是“公民权利”,而是随社区而变化的“权利”,甚至有时就是没有权利。 因此,不能把“社会”本身神话,也必须具体分析。美国内战、战后修正案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要消除社会对人的“公民”权利的限制和剥夺,要建立一个更强大的保证自由、正当程序的联邦政府,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市场和政治框架的国家。中国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因此,不是笼统地讲减少规制,其实法治的一个维度就是增加规制,但必须是清醒的,必须基于具体的分析,一旦当成运动来搞,就会出问题。 我不赞同建立两套法院体系,尽管我曾经看到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思考过。因为当我们看到两套体系之好处时,也必须看到其坏处以及成本。两套法院,机构增加、人员增加,而且在目前的条件下,很难保证增加的人员都严格守法,国家和地方财政上能否支持,司法是否会进一步行政化等等。而且更重要的是会出现两套规则体系,也就是两套法律,会发生冲突法的问题,更多的程序法问题,律师的知识也都要整个发生变化。这甚至不是一个成本问题,而是民众的预期问题,法律依赖问题,还有防止腐败的问题,因 为两套体系有法律衔接问题,给人更多腐败可能。应当看到,规则统一化是大趋势,欧盟比较典型,还有北美经济区。其实最 重要的就是规则体系逐步统一。如果我们仅仅看到两套法院体系的好处,有可能出问题。没有相当把握,社会不应当轻易进行大规模的试验。是,这个思路不错。我以为应当在司法系统内部进一步分工。 审慎、知识与司法独立 强世功:对于西方的理论,我们不仅要在理论的意义上来考察,也要在制度的意义上来考察,比如司法独立。如果仅仅从思想史来考察,之所以实行司法独立是因为司法是一种理性的判断,是一个最不危险的部门,司法独立是通过分权来制约王权的重要机制,这些说法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但是从制度来考察,司法独立实际是在绝对主义国家兴起的时候,是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手段。 如果我们考察今天司法公正、司法独立,除了司法腐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权威或者国家能力不断削弱,尤其是地方保护主义妨碍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现在,我们都知道法院体系越来越变成地方政府的一部分,“地方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只有实行司法独立,才能摆脱地方政府的干扰,使得司法的力量成为执行法律的力量。如果我们不进行社会史的考察,就看不清某些制度的真实变迁。 我认为,应当将司法独立放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框架中来思考。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是中央“放权让利”,在这个过程中,中央的权威和能力越来越受到地方的制约,尤其国有企业面临困难的时候,中央就出现了财政困难,由此导致司法机关甚至军队为解决“吃饭”问题卷入到经济领域中去,或者更加依赖于地方财政的支持,由此产生了种种问题。因此,如果要树立中央的权威,中央就必须有必要的汲取财政的能力,其实税制的改革和金融体制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现在,司法改革不仅应当以司法公正为目标,而且应当以强化中央的权威为目标。在现代化进程中,没有中央的权威是不可能完成的。 朱苏力:现在越来越可以看出,司法是一个独立的确认、执行普遍规则的部门,它既脱离不了立法部门,也脱离不了行政部门。立法部门确立规则,行政部门执行规则。当然我不是说三权分立学说是错误的,但我们至少应知道,法院的最主要的职能是在个案中判断执行哪一个普遍规则;在普遍规则与特殊规则发生冲突时,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应当重申并坚持普遍的规则,而非特殊的规则。如果起不到这个作用,司法独立就没有意义。因为我们不能想象独立的法院就一定比独立的政府更清廉,而且即使清廉公正,这个法院或法官也只是一个“清官”,是政务官,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官。 强世功:我们在理解三权分立时,即使从观念史意义上讲,还漏掉了重要的共和传统。共和传统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承认社会由不同阶层所构成,不同的社会阶层不仅代表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也代表了不同的品德或德性。一个稳定的社会或者良好的政体不是一个阶层对其他的阶层的统治,而是混合政体,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德性都要体现在政治生活之中。 所谓的三权分立不仅是根据社会功能对权力的划分,而且是根据不同的德性进行的划分。比如,立法代表了大众的流行意见,这些意见是易变的,所以才有所谓“媚俗”的说法;行政代表了权威,代表了追求荣耀;而司法代表了均衡权利冲突中的一种审慎。所以,政治家的德性与法官的德性是不同的。这种共和的思想不仅体现在政治权力结构的安排上,而且体现在司法实践中。比如,陪审团与法官的区分,就是要让法官代表专业化的知识和真理,而让陪审团代表普通人的健全的常识和理智。 朱苏力:许多人认为要让最优秀的法学院学生当法官。而波斯纳就说过,不应当让最优秀的法学院学生当法官,因为最优秀的学生常常都有些怪癖(比如知识上的怪癖),因此距离普通人的生活远一些,更可能做出不合情理的判断。美国在70年代任命Blackman法官时,曾经提名过两名法官,其中一个在法学院的成绩较差,水平一般,因此许多人反对他,说他很笨。一个参议员替他辩护说:“是,他是很笨,但是美国也有很多很笨的人需要在法院里有代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从上个世纪初始终有一个犹太人的代表(法官),持续了很长时间,60年代后有黑人代表,80年代开始有妇女代表。这至少表明法院不是像我们设想的 那样完全 是一个智力性机构,而是一个政治机构,而政治智慧未必就是法学院的学业的好坏。对美国政治最有影响的法律家恰恰不是法律上最优秀的,而都是政治家出身,比如马歇尔、沃伦、塔夫特等。 强世功:我想其中的关键在于区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司法裁判面对的不是普遍的一般情况,而是面对具体的案件,要面对具体的人和特殊的事,而且在许多案件中,并不是对错截然的判断,而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就是经常所说的“疑难案件”。在诉讼中,当两种同样重要的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就需要均衡、判断、裁量。因此,法官需要具有实践理性和实践智慧,需要敏锐、有洞见,而不是纯粹的书本理论能力。我说过,优秀法官应当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能够倾听时代的声音,感受时代的变迁,把握时代的精神,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他同时应当是一个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能够分析社会力量和社会结构的变化,通过社会利益的分配与均衡来维持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 如果说议会或者政府中的政治决策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是通过直接的投票来反映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的话,那么,法院是通过司法判决中的法律推理来表现的。通过司法推理,不同的政治主张、社会理论、意识形态和社会利益进行公开的、理性的辩驳和推论。这种辩论不同于议会或者政府决策中的辩论,后者很大程度上借助于修辞的技术,追求在很有限的时间中打动人心,而司法判决中的辩论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法律知识的基础之上,比如概念法学的传统或者普通法的传统。 所以,在政治设置上,尽管法院也是一种政治,但它是一种不同的政治,它更多依赖知识上的精英化。行政是一种上级命令下级,但是,法院上级就不能命令下级,只能通过判决来否决下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无论是否受过法律教育,无论具有什么样的政治背景,但是要想成为著名的大法官必须要通过司法判决做出法律知识上的贡献。大法官马歇尔尽管是一个政治家出身,而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件中体现出一个法官避免将法院卷入到政治斗争中的明智之举,但是,马歇尔之所以成为著名的大法官,并不是因为这种政治上的明智,而是因为他的一系列判决确立了司法审查、合同自由等法律原则。 朱苏力:但这种判决也是一种政治力量的运作。比如,一个法官知识很高,但是很孤傲,不能调动其他法官,那他就无法获得判决。因为这时知识上的优势并不一定特别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判断,比如是否到了需要废除种族隔离的时机,这种判决是否会获得国会的支持,做出这个判断以后,能否获得其他法官的支持等等,这些考虑就非常重要。而这些东西往往被人们忽略了。 强世功:的确,一个好的司法判决是因为它适应了社会或者时代的要求,而不仅仅在法律知识上是正确的。在这个意义上,司法判决尤其需要法官的明智与判断。由此,我们可能触及到司法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一方面,司法建立在独特的知识基础上,而且必须以强大的、成熟的法律知识传统为依据,正是基于这种知识的独特性,司法独立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司法独立实际上是司法运作逻辑的独立,是一种独特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比如必须进行辩论、必须遵守程序等等。因此,我们才能将司法诉讼区别于上访、行政命令等这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如果没有这种独立的、专业化的法律知识和法律制度的话,司法机关即使在制度上是独立的,但是,在司法的运作过程中无法起到司法本身的作用。另一方面,法过程绝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孤立过程,司法过程是一种社会实践,而不是书本上的理论推理。因此,书本上的法律知识必须要符合社会的要求。司法过程中的知识运用要成为社会发展的一部分,甚至司法过程本身就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部分。 强调前一个方面往往被称为司法保守主义,强调后者往往被称为司法能动主义。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往往是在二者之间来回摇摆的。在一个社会稳定的时期,强调司法保守,而在一个社会变化的时期需要强调司法能动。 对于中国目前的状况而言,的确是两面为难。一方面,由于我们没有强大的法律知识传统,因此,特别需要强调司法的专业化和知识化,强调司法逻辑的独立性,由此为司法独立建构一个成熟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技术的基础。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处于急剧的变化之中,立法的后滞使得法官必须具有适度的发现甚至创造法律规则的可能性,因此,需要法官对社会的发展作出直接的反映。

篇6

为了全面纠正十年“”的错误路线,实行全面的拔乱反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完成后,如何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中心任务突出地摆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1979年3月,邓小平就明确提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P163)他还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重视的两个重要特点,即底子薄及人口多、耕地少进行了分析。党的十二大,邓小平在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和现代化的基本方向。1984年10月,邓小平强调“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2](P94~95)1987年8月,邓小平特别强调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2](P225)至此,“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思想已经趋于成熟,并成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开展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理论的核心是全面现代化的思想。与此前的“中国工业化道路”思想相比,它既强调工业化的重要,也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工业化、政治民主化和思想文化现代化的统一,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不能只看重其中的一方面,而导致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失衡现象出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现代化的思想,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被规范地表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表述被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所沿用,并被固定下来,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

二、“两个文明”建设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内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全面的拔乱反正,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由片面现代化向全面现代化的转变。使以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重新开始起步。起步后,首先抓住了农业和农村工作,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业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通过调整工业结构解决轻重工业的比例失调问题,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上了正确的道路,并全面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98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已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当作社会主义两个密不可分的重要特征进行了详细阐述。在实际进程中,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冲破了僵化的经济体制,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不可阻挡之势蓬勃发展。沿海地区,从南到北,形成了广阔的前沿开放地带,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三大产业的协调发展,而且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理想教育、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开展,人们的思想冲破了旧观念的束缚。追求变革、勇于开拓、讲求实效形成潮流。实践中,使我们对自己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基本任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任务是要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确立了我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这当时和之后的一段时间,尽管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但仍实现了国内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继续进行。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开始,在“以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思想的指导下,不仅使现代化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而且在思想上还突破了姓“资”姓“社”的束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想。从此,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得以加快推进,国内生产总值连年增长。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极大地适应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剧烈竞争。

具有重要意义的党的十五大,确立了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总结了近2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克服了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全面规划了迈向21世纪的战略目标,提出要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伟大构想。

三、这一时期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1.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20多年来,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在一个人口多、底子薄、文化科技总体水平不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它既承担着完成传统工业化的任务,又承担着进行新的产业革命的任务。在国际经济和科学技术激烈竞争的形势下,科学技术是尽快改变我国生产力的落后面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因素,是当今中国发展生产力的突破口。

当今世界,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并且正在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被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面貌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比以往更加重视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在农业方面,我们要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计算机技术、核技术等高新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来改造传统农业,发展新兴农业。工业方面,则必须应用以电子信息和自动化技术、新能源和新材料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用于新产品开发,提高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走出“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老路。至于国防现代化,就更离不开科学技术。此外,决策的自主化、科学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也都离不开科学技术。

2.改革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动力。20多年前,邓小平深刻地指出,“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然要大幅度地改变落后的生产力,就必须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1](P135~136)在这里邓小平第一次揭示了改革与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现代化本身就是一场革命,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现代化。20年的实践使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这些论断的认识。改革旧的体制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我国的现代化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改革使从经济、政治到思想、文化,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到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完成了现代化所要实现的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全面改革推动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向纵深发展,也为实现全面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开放,不仅适应了世界经济的客观状况和发展趋势,也推动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已经越来越离不开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加强了同世界各国在贸易、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高了我国的经济管理和科学技术的水平,扩大了对外贸易,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这一切都是推动现代化的直接动力。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将被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持久动力而被继续坚持下去。实践也证明,改革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必需的。

3.政治稳定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保障。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我们具有许多有利条件和优势,也有许多不利因素和困难,如众多的人口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源相对短缺、交通运输紧张、就业压力大、生态环境恶化等。在这样的国情下,如果全体人民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地进行现代化建设,就能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优势。反之,如果政治不稳定,社会动乱、人民内部发生分裂,那就不仅会加剧原有矛盾和困难,而且会丧失我们的有利条件和优势,现代化的实现就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持政治的稳定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保证。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2](P284)为此,所有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设计都要把保持社会稳定放在首位,一切有关现代化的方针、政策、方案都要服从于稳定这一最根本的大局。:

4.必须把现代化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实现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思想。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把现代化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内在地统一起来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我们不仅要把眼前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搞好,还要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粮,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我们不能为谋求一时的发展而以牺牲长久利益为代价。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吸纳和借鉴了世界的和我国的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找到了一条真正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实现了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的全面发展。

篇7

以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中国进入了激荡的“改革时代”。透过历时性的考察可以看出,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经济制度的变革过程,还是一个具有明确政治方向与目标的变革过程。这个方向就是政治文明的建构。这次全会因而也成为了中国真正开始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圆点。

一、现代化与政治文明

“现代化”是一个动态历史的概念,是普适的话语,它已成为一种为社会普遍接受的基本价值取向。文艺复兴是一次伟大的思想革命,它是现代化开始的先兆,是现代化的思想准备阶段。现代化的物质进程正式启动于18世纪的第一次产业革命。现代化是现代性在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三个层面上的累积和扩展。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是现代性的两面旗帜。现代化的判断指标主要是: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世俗化、法治化、理性化。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

许多人在物质层面上求变的欲望很强,但在制度、观念层面上却是“保守主义”的,甚至持有“科技乌托邦”的倾向,这就必将导致“瘸腿的现代化”。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之上的,现在仍然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仍然处在现代化进程当中,不仅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大丰富社会主义的物质财富,尤其要重视现代性在制度、观念层面上的积累和扩展。也就是说我国的现代化,在经济上要分三步走,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在文化上建立科学、民主、大众的先进文化;在政治上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建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二、政治文明建设的内核: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构建

民主具有规范和经验两个层面的意蕴。从规范层面来界定,其实质内容就是自由、平等、最高的善;从经验层面来界定,民主则是一种程序、一种机制。在这种安排下,采用竞争性选举投票来决定人民“代表”、“代表之代表”,再由这些接近“公意”的代表来代表选民决策。

当代西方学者对民主制度极为推崇。弗朗西斯·福山甚至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1]笔者对所谓“历史的终结”抱有谨慎的疑虑,毕竟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多数的暴政”就是民主永远的痛。[2]萨托利则认为:多数原则是零和原则。这也许就是哈耶克与布坎南等自由保守主义者对民主持保留态度的原因吧。但是作为避免人性之恶的艺术,它能够使多数人免于受压迫的命运,至少在目前我们还“找不出比自由民主理念更好的意识形态。”[3]

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一种民主形态,它既具有民主的共性,又有自己的特色。马克思主义者更倾向于从经验的层面来考察民主,实现了民主分析的经验转向,从理想走向了现实。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民主既是规范的,也是经验的。它是一种议事决策机制,是一种政治制度。民主的实现机制主要表现为三个原则:多数原则、程序原则和少数原则。强调民主的运行,必须有法定的、可以遵循的程序和规则。这种程序和规则,一旦确定,就不能随意改变。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前提下,允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不化约少数派的权利。

传统政治的主体是国家,现代政治的主体是人民。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必然会由政治民主迈向社会民主,作为国家形态的民主必然消亡,自由是人类的本质,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未来社会里人权达到了最大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终奋斗目标。达致这一目标的通路就是驱动民主政治制度建设、配套规范程序建设、政治文明的观念建设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创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在规范与实证统一的理念之下,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宪政主义的张扬、公共领域的培育、民主法制文化的培育、市场经济的发展、执政党的建设等路径来建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驱动社会主义民主。

三、政治文明建设的路径

1.宪政主义的张扬

“中国自有宪法已将近百年,然而中国之宪政建设尚待完成。盖宪政之于宪法,犹如法治之于法制,其盛衰兴废,不独受制于法律之制度,更取决于政制之安排、社会之结构、公民之素质与民众之信仰。故修宪法虽易,行宪政实难。”[4]有了宪法并不见得就有宪政,宪法只是宪政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

宪政是西方历史发展的一个自然产物,“它根植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及其表述世俗秩序意义的政治思想中”。[5]基督教的原罪说是基督教的理论与实践得以立足的基础,人不是“天使”,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罪恶性和堕落性,人性本恶,因此,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宪法又建基于一定的价值基础之上,这些价值主要体现在“自然法”之上。自然法与人的本性是一致的,服从自然法就是服从自己的本性。”[6]就一般意义而言,自然法指全人类所共同维护的一整套权利或正义。

宪政,意味着国家领导人和政府机构的权力是有限的,并且这些限制可以通过成文的程序得到实施;政府既为社会全体谋利益,也维护个人的权利。宪政的实质意义是用良宪限制国家权力,以建构个人权利。

宪法是宪政的基石,它是任何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应然”是公意的表现形式。现代宪法学的理想就是人民主权,也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它的内容主要包括公民权利和国家机关的权力两部分,但公民权利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它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限制政府权力,保证人民享有一切法律规定的权力,实现人的幸福。在肯尼斯·米诺格眼里,宪政的基本精神就是:“选民能够‘把败类淘汰出局’。”[7]它内含价值、制度、行为三个层面。“要使宪法成为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先得制定出一部好的宪法。法律权威从采就不仅仅来自以国家暴力机器为凭借的外在强制,而是更多地来自法律自身的内在理性。惟有良法而非恶法,才具有为人遵守、不可侵犯的内在力量。无良法则无善治。”[8]价值向度是宪政的核心指向,它决定和表现宪政的真正本质,为宪政奠定最终的正当性、合法性基础。如果价值维度缺失便会只有宪法秩序,而没有宪政秩序。

篇8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方法论的检讨。

详细来说,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存在如下方法论上的误区或缺欠:

(一)法治的先期热情与神秘忠诚——中国法治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翻开中国法治的历史,法治没有任何时候象今天这样在中国这般荣光——获得了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庶民百姓的关注与垂青,甚至被纳入了基本国策。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法治的话语没有任何时候象今天这样风靡流行,这也充分显示了法治的勃勃生机与话语的泛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个贩卖法治话语的时代,“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市”……,充分体现了其时代特色的话语霸权,(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民性事业。尽管如此,但在我看来,法治话语的风行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秩序的愿望和渴求,但另一方面,却也刺目的凸现了法治的神秘忠诚和先期热情,中国法治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而对于一个如我们一样古老而又生机勃勃的国度来说,要进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缺乏甚至没有理性的代表时代精神的理论作指导,无疑将是一个美妙的设想,为着同样的原因,它也只能是一份神秘的忠诚与先期热情。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本着因果关系的演绎方法进行阐释,准确地说,从中国法治的产生缘由,中国法治与现代意义的法治关系说起。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就不难发现并认同,中国要实现真正的法治具有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它绝不是急功近利的产物,也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理论的准备和证成,除此之外的任何观点和看法都势必具有方法论上缺憾—— 或多或少的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否则就是智识上的盲点。法治不能缺少理论的准备与证成,唯其如此,方才能摆脱方法论上的缺陷,并进而真正凸现法治的本来面貌。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当下的中国法治却盛行着一种流行病——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我们先看一则珍贵的实例然后才分析个中缘由,尽管这只是冰山一角或法治缩影:1998年《读书》杂志第7期刊载了苏力先生名为《“法”的故事》的文章。在文中苏力先生详细的演绎了近代乃至当代法理学者(家)对法的词源学解释,即想当然演绎许慎那显然不慎的关于法的词源学解释。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这样对法进行解释“(法) ,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之所以偏旁如水,是因为法律如水那样公平;之所以有“ ”,因为“ ”是传说中的一种独角兽,生性正直,见到不公平的人,会用角去顶,因此也就了法。”在先生看来,后者可不作追究,但前者却值得怀疑,因为从认知心理学上看,一般说来,最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往往是物体的活动特征。所以法字的水旁具有平的特征,但不应该成为代表或指涉法律要求公平这高度抽象的结论性特征,不仅如此,理论和史实都强调了法的水旁指涉——法的自上而下公布的特征。然而事实上中国近代直到现代许多法理学家却轻信许慎的法的故事,而且先生经过详细考察发现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知识或没有我们的知识。唯一的理由只在于他们的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无视逻辑和事实上的基本要求,想当然的努力论证中西法的一致性,并满足于时代需要和情感需要。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西方制度的先进,另一方面还必须不损及近乎变态的民族自豪感。这就是国人的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或者福柯所说的那种追求知识的情感意志[6]。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法治登陆中国也有自己的为外人所始料不及的初始缘由——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一般来说,法治是文明的产物,更确切的说是伴随17、18世纪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的西方文明的产物,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然而在中国,当法律权威出现时,正是中国意识显出弊端,个人魅力权威危害极大时,也许出于义愤或相对不成熟的思考以及西方法治的成功经验,因而它从一开始就被民众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和热情,法律似乎是作为救命稻草而出现的。所以中国法治从开始出现之日起就有自己独特的憧憬与梦想,梦想的理由在于:将人们从随意专断的受侵犯的境地中解脱出来,确保人们正常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不再为领导人的意志而饱经人间的沧桑;让人完全明了,任何人都不可随意滥用权力,任何人都必须受法律的约束,以确保正常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然而我国几千年的人治传统却总是疲于保证这种梦想的实现。因而立基于的反思和西方法治的良好印象就注入中国法治的期待中,与此同时,的惨痛教训反过来又增加了法治的神话色彩,于是我们便很认真地被引入法治的神秘崇拜中,法治从西方泊来时,我们便把这看作不言自明的真理:法治能约束政府权力,法治能保障平等、自由与人权,所有人生来就是平等的……相应地,我们的法治理论仅停留在引介和移植西方理论阶段,但从来没有反思过这些法治理论的现实意义,也没有对中国传统治国方略做出科学认识和评断,因而一个显明的事实是中国法治缺乏应有的理论准备。

而对于一个几乎没有法治传统、人治色彩浓厚的国度来说,要实现真正的法治没有理性的代表时代精神的理论作指导,法治怎么可能得以真正的践行?于是我们不久就会发现,这种以对的义愤或者说革命情结为契机建立起来的法治虽然都象革命一样曾经有血有肉,但也注定象它一样存在缺陷,在不顾一切的打破传统和秩序之后,相伴而生的是失去了保持传统和秩序的能力。而当现实法治陡现其真貌时,法治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就逐渐沦为一种稀疏平常的事物,真正的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也就无从培育,道理很简单,当一种为人所崇拜的东西在事后看来不过如此时,也即崇拜的东西露馅并没有带来人们期望的效果时,法治也就注定了命运的扭曲与失落,又没有足够的理论来予以证成,因而人们对法治也就逐渐缺乏了这种难言的崇拜,反而弃之如蔽履了。一提到法治就摇摇头说它没啥用,这势必使法治失去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法治意味着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道理仍然很简单:“一种不可能唤起民众对法律不可动摇的忠诚的东西,怎么可能又有能力使民众愿意服从法律?”[7]

(二)、价值上的求同证成与理性的建构——中国法治价值目标的错位

伴随着法治的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中国法治又走上了一条价值上求同和理性建构的不归路,在中国法治的工作者(无论是理论上的工作者还是实践的操作者)看来,西方法治有着成功的经验,因而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定向与目标似乎就是要在中国实现从传统社会控制手段向西方治国方略的转变。这就不难理解,中国法治现在总有这样一种倾向,将未来梦想中的法治演绎成标准的西方法治版,并想当然的从价值上进行求同性证成。关于这个问题夏勇先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无庸讳言,尽管法治在本世纪里已经成为中国的流行话语,但迄今为止我们在从学理上阐释法治的时候所使用的话语主要是翻译过来的西方原理”。而造成这现象的原因在于:“一、因西方法治先行经验厚积且学术经年,易成文化强势,二、因法治乃人类共求之物,人类社会共通之理,故先知先述,多知多述者遂居语言优势;三、因吾国近世深重,学人难以从容梳理故旧接应西学,且多患文化失语症,不能用自己的语言讲述当前发生的与自己相关的事情。” [8]然而价值上求同主义的法治又很容易滋生一种证明什么的倾向,证明我们也能同样的实行法治,但这却隐含着这样一个十分危险的法治陷阱——盲目与想当然。事实上,由于历史、国情、传统文化的差异,决定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伦理社会的土壤中是培植不出西方人的文化精神的,因而“中国不可能建成西方那样的法治社会,我们的法治必然是法治与伦理精神的结合”[9],法治从来不是数学考试,没有标准的一成不变的答案。

价值上求同总是伴随着天才的法治构想,于是怀着美好法治梦想的人们又再一次从不同角度揣着不同的想法走在了同一条道路上:建构法治,而若隐若现的法治期盼又给了人们异乎寻常的力量和炽热的渴望,驱使我们努力去建构中国法治体系,急于实现法治现代化,而无视逻辑的思辨和理性的把握,似乎法制就是法治的分水岭,法制齐了,法治也就实现了。也不在乎是否会有同样的绩效,于是短短二十年中国法治进入了法制化(准确的说是立法)运动时期,其火热的局面甚至可以使我们合理地认为,中国法治已进入了法制时代或法制的黄金时代。的确,一般来说,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法治化程度较高,因而这种努力建构的价值在于助始了法治实践历程的驱动力。然而过之犹不及的是,我们的建构热情过度炽热,使我们患上了全民性的建构症——一种“吃不到的总是甜的,得不到的总是好的”偏见的结果,有学者尖锐的指出,这是一种法律饥渴症。客观后果是:我们一方面建构出了全方位的法制(治),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叛逆法治的实践仍然不减,使得中国法治刺目的凸现出奇特的双重性特征,它在法治建构领域突飞猛进,却无力满足于人民的基本秩序的需要,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宣称法治,但却始终无法掩盖这样的现实,法治的力不从心,表面繁荣的法制时代掩盖不了粘乎乎的法治泡沫,正如表面的经济繁荣掩盖不了脆弱的泡沫经济一样,试镜中的法治效果并不明显,期望中的法治并没有到来,不期而至却是变形的法治,变味的法治,给人一种形似而神不似的感觉。究其根源,当与中国法治传统基础薄弱,民众法治意识、参与精神的匿乏有很大关系,但更重要的是,这不能不说是方法论缺陷所导致的结果,因而必须加以检讨与重整。

(三)功能上的速效与法治的远近——中国法治逻辑自洽的困惑

二、中国法治的未来:方法论的重构

显而易见,正是由于方法论上的缺陷导致了中国法治的现状是一种没来由的喝彩式的法治,其理想版本是标准的西方版,同时还带有一种浅尝辄止的特征。而对于正在践行法治的中国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喝彩的法治,也是理性的法治,是一种深层次的法治,同时还是一种针对性的法治。

(一)理性的法治首先,我们必须理性地认识到,法治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它只是治国方略的一种最好的形式,正如学者所说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它只是相对好的治国方式,这种相对意义蕴含着这样的内涵,人们渴望比法治更好的治国方略,但因各种因素不具备,因而人们不得不以退而求其次的办法选择了法治,而法治从被选择的那天起就伴随着缺陷,只是瑕不掩瑜才为人们所接受所选择,从这种意义上说,法治只是人们无奈的选择,因为没有准确体现人们意愿的治国方略,而社会还得继续下去,因而人们在不得不选择接受、认可法治的优点的同时,不得不(不管情愿不情愿)也认可、默许了它的缺陷。而事实上也确实这样,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的法治,社会观念的核心在人们心目中最突出的是和谐,人们靠传统习惯、、道德教化就可以起到社会控制、道德约束的作用,因而我们也会看到历史上的贞观之治的社会秩序良好的盛世局面,只是到了近代,社会的发展,物质的丰富,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导致了资本主义大发展,资产阶级为了排挤封建等级特权和封建剥削,保护自己的利益便高扬法治民主精神,因而法治也才真正形成,所以哈耶克认为:“法治理想得以巩固的主要时期,乃是18世纪上半叶,当时法治的理想正逐渐的渗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14]。因而我们总信奉着学者们如下简明的结论,传统社会不需要法治,也产生不了法治,法治只有在现代文明发展这个催生婆的催生下才能得以生产,它是治理国家的最佳方略,但绝不是唯一方略。杜撰法治的神话,无限度抬高法治的作用,既不符合理论旨趣,也不符合客观事实,对待法治的真实态度应该是理性的法治观。

同时常识告诉我们,社会是由宗教、道德、习惯、法律等多种手段来维持的,尽管法治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绝不代表全部,“这不仅因为法律不可能规定一切”[15],也不应规定一切,必须有个限度以防过度法规化,窒息人们的生活[16],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法律具有保守性、僵化性、缺乏灵活性等缺陷[17]。所以对法治而言,掷地有声理性评价哪怕是批评远比言不由衷或不负责任的喝彩重要得多,毕竟“理性才是法律的生命”(爱德华·科克爵士语)。

(二)深层次的法治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不难理解当下中国法治低层次的原因和关键所在。表面看来是因为法治在中国刚刚践行,时间较短,但更不容忽视的潜在的病灶则在于其方法论上的缺陷:理性的建构并缺乏生活的经验,把民众有意无意的当作“局外人”或者如学者所说的“旁观者”,为着同样的原因,法治仅作为一个象征,一种标志,远远没有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法治仅存在于法学家或法学职业工作者的自问自答式的理论建构和热情参与中。而真正的法治要义——大众认同与回应、民众参与与合作却遭到了忽视或漠视,从而导致了学者所言的法治主体整体性的缺位与失落,结果是法治的意义尽失,徒具有形式而已[21]。盛荣下的法制时代却涅磐出苍白的果实——现实中的法治非但不如预料中的热烈,反倒出奇的平静也就不足为怪了。对于21世纪的中国法治来说,必须进行深层次的方法论转向——法治乃是全民的事业,需要全民的参与。我们必须让法治厚实起来,穿越所有人的热情注视,并真正认同和积极的参与,否则法治终究逃不过被遗弃出局的命运。简言之,法治的真正上帝是中国的亿万百姓和人民大众!这意味着,未来的法治理论与实践:1、在思维方式上进行革命性转换。法治需要全民的参与,每一个社会成员既是看剧者又是剧中人,两个角色不能截然分开。也就说,作为社会基本构成粒子的人不再被想象为存在于他所认识、理解和分析的法律现象和法律实践之外的旁观者,法律也不再被简单地看作认知对象,恰恰相反,法律(治)应当被理解为观察者也参与其中的一项事业[22]。从而塑造出新的真实的法治社会的组成成员,这当然意味着,真正的法治社会中的法治人既是法律的严正服从者,也是法律的自由批判者,既是现有社会的维护者,也是进步社会的推动者,既是法治价值的信仰者,又是法治价值的填充者!2、在实践层面上,法治必须真正走向生活,也就是说法治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它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存样式息息相关,缺了它,人们将寸步难行。这就意味着:在一个维度上,要建立法治就是要建立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他人行为和自己行为的确定预期[23],并让亿万人民来共同负责践行,另一方面法律能够为人们真正寻求定纷止争、冲突解决、利益配置的合理手段和路径,而绝非理想层面的想当然的臆断。正如法治不是一种抽象的事业一样,法治不应该是天启的说教也不应是劝善的圣经,我们不能期待每个人都成为圣人,事实上,法治是一个实践的理想,它部分的是以“关于人和社会的本质的悲观主义前提的”,正是法治才“唤起了秩序、理性和正义”[24]。因而如果法治不能给人承诺什么,那么多少会让人不由生起几分虚幻和不踏实,长期下去,势必迫使人们重新正视它们时,传统的非法律权威势必会再度变得真实起来,法律权威的旁落也就不可避免了,结果正如前文所述,期待中的法治不仅没有到来,不期而至却是传统的落后的人治传统逾益坚固,刚刚启幕的法治也就无可奈何地摆脱不了谢幕的命运,这何尝不是文明的悲哀?!

(三)针对主义法治

我们一直还信奉着这样的观念,法治是一种实践的事业,它所要回应和关注的是社会的现实需要,因而它从来都是事实上的事业而非逻辑的事业,或者借用埃利希的话说就是:“法律发展的中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断,而在社会本身”[25]。因而法治具有现实的世俗性意义,从来就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法治标本和范例。这就意味着为一国所践行的法治必然是针对主义法治,必须适合自己本国的客观需要,所以“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人民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26]”,这是因为“具体的适合一个国家的法治并不是一套抽象的无背景的原则和规则,而涉及到一个知识体系[27]”,一个活生生的不断变化的社会知识体系。具体到中国来说,要实现法治,就必须处理好法治理想与国情、法治现代化与法律传统的关系。因为我们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建设并践行法治,我们是在有着千年封建传统礼法文化浸泡下的法治本土资源上进行革命式变革。“传统之于中国人,并非死了的过去,而是活着的现在。”[28]人们往往根据自己的经历、文化传统来理解和接受法治,这就决定了在中国践行法治不可能摆脱传统积淀的影响。换句话说,中国法治践行的独特使命必须是以传统资源的松动并逐渐更新为前提的,为着同样的原因,中国法治的始基性使命就是要追寻几千年封建传统社会文化浸泡下的国人心中那份久违的冲动——一种推陈出新,进步文明的内心体验和信奉。因此“中国现代法治不可能只有一套细密的文字法规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而是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相联系的”[29]。与此相适应,“中国法治之路就必须注重利用中国的本土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与实际”[30],否则“即使制订出了法律……法律也只能部分实行,或者完全不通”[31]。这就真可能造就一个学者常谓的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世界了,当然这也绝不是我们期望中的法治社会!

余论

其实,从终极意义上讲,作为一种表征进步与文明的治国方略的法治,既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过程,并无所谓的好坏良莠之分,唯一有所区别的只是践行过程中的差异,也就是说在何种情形下法治的践行方才有效。换言之,对于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而言,都有自己渴望法治的理由,正如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渴望富强的理由一样,真正不同点只在于每个民族如何将这些理由转化成促使法治理想得以实现的动力,这才是法治的关键和灵魂。除此之外的任何别的解说都只能看作是法治自不待言的误解和不言自明的违犯,因而也是错误的,行不通的。

注解: [5]高道蕴等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导言第3页。

[6]苏力:《“法”的故事》,《读书》1998年第7期。[8]夏勇:《法治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9]林 :《法律与伦理社会》,《政治与法律》1997年第6期。[1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66-167页。[15][23][27][29][30]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19、17、19、6页。[18][19][24]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12、615、617页。[26][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页。

[28] 梁治平:《新波斯人的信札》,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篇9

一、现代化的概念

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现生的社会和文化等变迁的一个过程,它的目标是使一个国家(或地区)具有现代的先进科技水平。而根据马格纳雷拉的定义,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系

五四新文化运动集中批判封建纲常名教等旧思想、旧传统,但没有完全否定传统,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不是非理性“情绪的宣泄”。五四新文化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逐渐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是其发展到后期的一个显著特征。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冲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阻碍作用。

中国近代社会主要表现出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是争取民族独立;二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归宿,只有在完成了前提的条件下,才谈得上国家实现现代化。因此,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帝国主义及与其相互勾结的封建势力的统治,才能成为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最基本条件。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民主与科学”。显示了中国人民要求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使民众从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的坚定信念。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无不体现出中国人民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从封建纲常名教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的斗争精神。然而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中国的反帝反封的任务,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与妥协性的特征无法将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中解救出来。北洋军阀腐朽的封建统治,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相互勾结,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一战后的中国更是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境地,五四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民众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有了更全面明确的认识,并以全民族的力量去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同时也积极参与打破封建礼教束缚的运动中去。正如五四后孙中山先生指出,帝国主义“不仅是我们走上独立自由道路的主要障碍,而且是我国的反革命最强有力的因素。”①,“故非除扰乱中国之外国势力,中国之统一和平绝对不可能”,所以“尤在打倒军阀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②因此,五四后“打倒列强除军阀”“民主与科学”便日益深入民心,最后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口号,鼓舞着人们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当巴黎和会实际成为分赃会议,中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没有得到任何利益时,中国现代化运动发生了关键性转折:中国现代化精英开始审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模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渐渐受到了他们的追捧和信奉。

首先是一战的残酷野蛮暴露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诸如战争、争杀、利己、欺诈等一系列比较严重的问题,无疑引起了一直以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为理想、以西方文明的今天为中国现代化明天的现代化精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度思考。所以梁启超在战后游历欧洲回国后即宣布欧洲物质文明已破产,必须对欧洲近代文明重新估价。其次是一战结束后,受西方列强控制的巴黎和会支持日本提出的21条,并同意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的这一强权态度,与俄国十月革命后即宣布废除沙皇同中国政府缔结的不平等条约的行动形成了鲜明对照,使中国现代化精英认清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虚伪的真面目。正如陈独秀指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③而“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运命”。④这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精英在现代化价值取向已从最初的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钟爱转向探索到了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实现这一目标努力。再次是既然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地开辟了一条通往社会现代化的崭新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而且俄国革命时的处境与中国有许多相似的地方,那么中国也可以效仿俄国走的路。总之,国际国内情况的变化和的发生,使中国现代化精英对中国现代化走向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思想境界,正是这一转折使中国走上了适合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波及社会各阶层和全国各地,反映了广大民众对现行政府不满,要求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参与历来被少数军阀、政客操纵的外交内政问题的爱国心理,标志着民众参政意识的觉醒。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真正意义上的民众参政意识还仅仅局限于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对于全国绝大多数的民众来说,他们并不存在民族国家的整体观念,所以更谈不上政治参与的热情。但经过五四新文化的政治动员,广大民众不仅认识到政府政治的腐败,还要求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运动,为日后形成全国规模的政治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除原有的那些职业团体(如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等)、同乡团体和各机关团体团结大批民众外,民众还自发组织起许多爱国团体,他们都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到反帝反封的斗争中,显示了民众对民族命运的关切。通过五四新文化的政治动员,广大民众的民主主义觉悟获得极大提高,政治参与意识空前强烈。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民众已渐渐认识到“救国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就是要卖国政府。因卖国政府一天存在,它可以在外交上、内政上活动订约借款,压迫国民,为所欲为。故国民必须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⑤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重大变迁,有力地推动着中国政治朝民主化方向发展。

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是中国特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背景下的产物,更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点。五四新文化运动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历史转折点。

注释:

①《广州公报》1924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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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本文论题之前,对现代文学理论教程的发生、发展,做一番简要的历史回顾与梳理,是殊为必要的。现代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实际上是中国自先秦两汉以来两千多年的传统文艺理论教育,在晚清民国之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大背景下,和社会文化诸多领域一样,发生现代转型的结果。中国的文艺理论原本没有教程,依托于经史子集诸多著作,靠士人举子、官宦等,以之指导、评价当时的文艺现象和文艺活动。20世纪初废八股、废科举后,经史著作不为所重,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益遭冷落。至此,在古代的辟雍、泮宫、庠、序、学校和后来的书院、私塾中,承传数千年的自《尚书》《周易》《周礼》《诗经》《春秋》以降的古老文论教育传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型与嬗变。要言之,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传承,是通过特殊的、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教育的传递方式。中国古代有文艺理论教育,但不是独立的专门的文艺理论课程的教育,而是附丽于其他的社会文化活动方式。中国古代有文艺理论著作,但不是作为讲授的教程,不是作为教程编撰的。

现代的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的开端、形成,应与西方现代文艺学、中国现代文艺学的起源、发生做一定的辨析区分,以进一步明晰认识。现代的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的发生,则与现代学科教育制度在中国的扎根与建立直接相关。1895年甲午海战的失败,进一步逼使当时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与朝廷共同发动了,最终归于失败,但变法期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等保留下来。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现代教育的确立,施行现代学科教育,当时还兼有国家的教育管理职能。以此为开端,1905年废除科举后,现代所谓“新学堂”的大量中学、大学,便首先在我国各大中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武汉以及江浙等先进地区,如雨后春笋般的先后建立起来了。这些学校,不同于传统的书院私塾,教授现代教育要求的各门学科课程,这直接催生了编撰现代学科教程(包括文学理论教程)的需要。民国前后现代教育制度、新学堂的建立情况,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叶文心在其研究专书中有周详的介绍与探讨。自1914年姚永朴在北京大学编撰《文学研究法》以来,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大批的西方文论教程开始被翻译介绍进来,本土文学理论教程的编撰也逐渐兴盛起来。在民国时期,主要有三类。最早受“中体西用”等保守思想的影响,出现了一些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内容,适当借鉴西方现代文论体系的体例框架的教程,尝试建立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此后,一些学者奉西方文学观念如情感论等为圭臬,移植理论体系、范畴原理等;三十年代后,受“革命文学”兴盛影响,出现无产阶级模式的教程,倡扬无产阶级政治功利的文学观,开始以意识形态、现实主义、典型等为核心范畴。民国时期的文论教程,政府没有统一的规划要求,故总体体现了个人著述、民间话语的特点。

新中国建立,50年代到1958年以前,应大一统意识形态的要求,教育部编写全国高校统编教材的精神,模仿苏式文论,一些学者尝试编撰新中国的文学理论教程。1958年中苏交恶“,”运动开始,新民歌运动兴起,文学理论也强调要自力更生。当时极“左”思潮日益扩大,随着学生编教材的热潮,的《讲话》被直接作为教程内容。到了1962年左右,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专家学者编写了两本文学理论教程,即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蔡仪《文学概论》“。”时期,百业荒废、文苑凋零,文学理论教程也少有进展。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使文化领域展现了丰富活跃的发展形势,文学理论教程的编撰日益多元活跃。

以“审美论”为发展契机,出现了一批反思、探索性的教程。到上世纪90年代,童庆炳以“审美意识形态论”为文艺学第一原理的《文学理论教程》,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前面对“现代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的发展轨迹,作了一番简要的勾勒。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日益深入,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兴起。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思潮日益占领潮头,强烈影响着文学研究者。如前所述,2002年以来陆续出版了一批思想基础、理论面貌与前迥异的文学理论教程。指导思想,是一定理论体系的根本基础。历史地看,有什么样的思想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体系构成、问题域、体例框架等。这方面,近年来有研究者作了专门的“文学理论的提问方式研究”博士论文,很富于启发性。新世纪出版的几本新著,是新中国文学理论知识体系建构的突出重围之作。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童著《文学理论教程》,虽然有很多突破与创新之处,但其基本文学观念终究未脱“意识形态”的框架,虽然童先生曾强调他的观念核心是审美,意识形态只是一种功能性借用。另外,《文学理论教程》本质论的体系与各分论来源驳杂背景相异的理论内容之间,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与矛盾,难以形成理想的通约性与整体性。这些现象都表明了童著《文学理论教程》的过渡性。#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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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本土化和课程与教学论

本土化是指外来文化与本土原有文化相互碰撞、沟通、融合并形成新的本土文化的变化发展过程。课程与教学论本土化,这是与本土课程与教学论既相联又相区别的概念,课程与教学论本土化和本土课程与教学论是指课程与教学论发展的两种状况和两种过程。由于中国现代课程与教学论主要是在移植西方近现代课程与教学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几乎是西方近现代课程与教学论的翻版,所以,这里所谈论的本土课程与教学论主要是指中国传统课程与教学论。

1.2中国传统课程与教学论及其特色

传统课程与教学论是指在教育实践历史基础上形成的、经历代流传的教学思想体系。现代课程与教学论是指以传统课程与教学论体系为基础的、在现代课程与教学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与教学思想体系。

2课程与教学论为何要本土化

(1)课程与教学论本土化是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客观需要。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要进一步深化发展并取得良好成效,迫切需要符合我国文化传统和基础教育实际的、能够指导课程与教学实践的理论即本土化的课程与教学理论。

(2)课程与教学论本土化是应对国际化课程与教学论思想挑战的需要,国际化绝不等于全面外化(全盘西化),而是要体现民族化和平等。在引进外国教育理论的过程中,常存在以下问题:

?P全盘照搬,不顾实际。翻开我国出版的各种课程与教学论书籍,内容里充斥着国外的教育理论与学说。不分“土壤”、“气候”的移植,难免有“南橘北枳”、“食洋不化”之虞。

?Q削足适履,失去自我。把本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纳入西方课程教学思想的体系中,好像只有这样才成为真问题的研究,才显得有真水平,才是真科学。这种做法就使我们的课程与教学论完全失却了本国文化根脉、丧失了自身特色。

3课程与教学论本土化建构的内容

3.1本国传统课程与教学论的现代适切性创造性改造

中国传统课程与教学论不仅源远流长、内容丰富,而且有许多是反映了课程教学活动规律、经过历史和实践双重检验的、优秀的、至今仍具有实践指导和理论借鉴价值的东西。

3.2本国课程与教学实践经验

20 世纪以来,我国在引进外国各种课程与教学论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课程与教学实际进行了多次改革实验,积累了丰富的课程与教学实践经验,涌现出多种课程与教学思想。

3.3国外课程与教学理论的本土适切性改造与转化

近代以来,我国引进了大量国外课程与教学理论,应当说,这些外来课程与教学理论的引入对中国课程与教学论和实践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引进国外的课程与教学论,必须避免曾经出现过的偏差,需要对其进行语境和文脉的分析与追溯,寻求适应和切合中国文化根脉和教育实践的契合点,并且进行话语和范式的改造与转换,使其真正中国化而成为本土化的课程与教学论。

3.4本国课程与教学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的建构

长期以来,在教学与课程的关系上,我国秉持以“教学”而非“课程”为主导的话语体系;在“教”与“学”的关系上,着眼于“学”而非“教”;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不是从纯粹“理念”或“概念”(范畴)出发,而是从实践“问题”或“实用”出发。

这种以解决课程与教学实践问题、指导学生学习为目的的?n程与教学论与建立在思辨、实验和逻辑理性、哲学范畴之上的课程与教学论完全不同,正是我们所急需的。本土化课程与教学论建设,应当而且必须植根于本国文化教育传统的根基,实现理论体系、话语方式和研究范式的转换。

4课程与教学论本土化的策略

4.1继承与创造性转化传统课程与教学论思想

传统课程与教学论思想的继承和创造性转化,必须首先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所谓继承就是对传统课程与教学论思想的精华进行选择、吸收、利用,将其创造性地转化成现代课程与教学论的有机构成部分,使课程与教学论体现出鲜明的本土民族特色。

4.2借鉴与创造性转化国外课程与教学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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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末到 目前 ,有两个说法值得重视:一个是“失语症”论,一个是“全盘西化”论。这两个观点之间也有密切联系,正因为认为当代文艺学是“全盘西化”了,才会推断其患了“失语症”。对此我已发表过文章对它们提出不同看法,这里再稍作补充。

先看全盘西化论。这种观点认为,“文革”以后我国文艺理论界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现代性西学东渐,人们争先恐后、毫无保留地 学习 、引进并运用西方现代文论话语体系,从而导致“文论失语症”;不仅如此,这种情况贯穿于20世纪中国追求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所以,百年中国文论的发展历程总体上是“全盘西化”的过程。

对这种全盘西化论我持完全相反的看法。我认为,20世纪中国文论,绝不是全盘西化的过程,而是既不同于古代传统文论、又不同于西方文论的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建构、生成过程。这个新传统离不开20世纪整个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这一大的系统工程,是这一系统工程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不能离开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孤立地看待中国现代文论的现代性诉求及其 历史 建构,不应该将之从这个大系统中割裂出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实践过程,而不是全盘西化过程。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意识形态和学科建设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现代文论,其构建过程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基本方向上是一致的,因而不可能是全盘西化的过程。中国的现代文论在生成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同时又不断学习、借鉴西方文论的经验和理论 内容 ,并在大的 政治 气候和 时代 背景下,关心中国现当代的文学问题,从而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文论的新传统。在此,是不是全盘西化,关键要看是否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是否为了解决本国的现实问题,而不在于是否学习和借鉴了西方。而全盘西化论者却恰恰是在这里将两个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了。

另外,全盘西化论者把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建构历程说成是“毫无保留地学习、引进并运用西方现代文论话语体系”过程,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百年中国文论的演进历史充分证明,我们借鉴、运用西方现代文论,从来都是从我们现有的期待视野出发有选择地进行的。梁启超提倡小说革命就是针对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中小说地位不高,而现实生活中小说在唤醒民众方面又具有超出其他文学体裁的优越性这一现实才提出的。“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的主张,就既是文化革命的策略,也是现代文论的主张,都立足于现实中国的现实问题。至于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突破“人性论”的禁区、“文学是人学”主张的重新确立,一直到用“审美意识形态”来概括文艺的本质特征,鼓吹文学重振人文精神、体现人文关怀等等,更是直接针对现实的文学现象。这种建立在始终直面中国文学、文化现实问题的现当代文论传统,虽然不断有对西方的学习、借鉴,却很难说它不是中国的而是西方的。全盘西化论不顾事实的说法是很难叫人接受的。

再说“失语症”论。其倡导者认为中国现当代文论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文论话语和特有的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学术规则,是谓“失语”。

在我看来,虽然失语症论者意在反对西方中心论,要为中华民族文论在整个世界文论格局中争取一席之地,其用心无疑是好的。但实际上它仍然没有跳出以西方话语的习惯视野来看待、衡量当代

二、如何看待 中国 当代文艺学学科的深层 问题 ?

失语症论也好,全盘西化论也好,其实都反映了当代文艺 理论 的困局。如何才能走出这个困局呢?在我看来关键之一是要解决当代文艺学学科内部构架的失衡问题。

当前文艺学学科的三大基本构件中,文艺理论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存在着不和谐。由于种种原因,90年代的文艺学建设的重点不在文学理论上,而在文论批评史上,中国古代文论史和西方 现代 文论史取得较大的实绩,超过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也与文学理论脱节,独立行走。这种情况表明,文艺学学科中,作为主体部分及文论史和批评基础的文学理论处于话语权缺乏的尴尬地位。

这种学科内局部失衡的情况说明,我们的文学理论既对中外文论的 历史 和现实缺乏审视、 总结 、概括、吸收,也对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现实状况关注、参与不够,因而文论史和文学批评这两个部分就与主体部分的文学理论缺乏互动、交流和相互吸收,也使文学理论缺少新的生长点和强大的活力。

所以,文艺学学科的深层问题在于其中文学基本理论缺乏与“史”和批评的互动、互通,由此既缺乏吸纳传统文论并实现现代转换的内在动力,又缺乏吸纳当代新的西方文论并加以中国化的消化能力,还同与文艺现实联系较为紧密的文学、文化批评有所隔离,因而造成文学基本理论在文艺学学科体系中的降格和孤立。造成这种现象的除非学术原因外,就理论本身而言,在于缺乏现代性的视野。事实上,新世纪文学理论的突破,除了在学术界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90年代形成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文艺观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外,我主张应该有多方位的新的突破,并能够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得到认同。这个多方位的突破包括文学本质论的突破、文学创造论的突破和文学接受论的突破。就文学本质论的突破而言,新世纪文论已从反映论文学观进入价值论和主体论文学观,又达到文学审美意识论的高度,已经形成了突破。但在文学创作论方面,对中外文学创作的新鲜成就和经验关注较少、总结不多,尤其是在创新的文学创作形式和手法面前束手无策,更谈不上理论的提炼、概括和对创作的指导,理论与创作实际严重脱节,从而沦落到许多作家认为理论可有可无的地步,这是值得深思的。中国古代的文论、诗话、画论名著,虽然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但都与当时的文艺创作紧密联系,因而获得了理论的生命,有些至今读来仍觉得大有深意。这对我们当代文论的 发展 和推进是很有启示的。再就文学接受理论而言,也存在着与实际脱节的问题。我们当前面对每年正式出版1400多部的长篇小说和绝大多数小说少有读者问津的尴尬局面。巨大的 经济 利益和 社会 效益之间的反差,原因是什么?出路在哪里?都迫切希望得到理论上、特别是现代接受理论的回答。而我们在这方面还做得很不够。要充分认识到,文学理论上的全方位突破是一个艰苦的、长期的建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几声呐喊和尖刻的几篇批评就能奏效的。相反,当代中国文论走出困局的唯一正确的途径或必由之路,仍在于立足于如何解决当前中国文学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并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同时,达到理论、批评、文论史三方面的协调和统一,形成整体突破。

总之,我认为,中国当代文艺学走出困局的关键恐怕还在于我们所有文艺学学者共同下功夫,走自己的路,努力在文艺学学科三个部分互通、互动、加强交流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解决现实的问题,这样才能够达到对文学基本理论的全方位创新和突破。

三、当代中国美学有无自己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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