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管理论文篇1

当时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城邦制度，政治学即关于治理城邦的学问，国家的起源、政体、国家的组织和管理等从那时起就成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古代希腊的然哲学认定宇宙有自己的规律，所以政治也被看作是自然的过程，城邦的法则与自然法则相似，“整个希腊政治学说中的基本思想是：求得这种共同生活的和谐。”[3]但实际上人为因素使城邦的运行带有许多非自然的成份，“希腊政治哲学就起源于探索这样一个难题：城邦一方面是自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工的创造。”[4]

希腊时代的的家政（即经济）也有管理的意味，城邦中家庭由奴隶、主人组成，家庭活动也需要管理。政治是城邦的管理，经济是家庭的管理。古代希腊在城邦层次基本上没有经济活动，生产和交换以家庭为单位。当时只有初步的政府通过管理促进经济的思想，比如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5]在其著作《雅典的收入》中从城邦国家的角度探讨了经济问题，认为城邦可在促进经济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他建议对侨居雅典的外邦人的利益给给予照顾，以吸引更多的人来雅典。这样不仅可以增进雅典城邦的收入，给城邦国家带来财富，还可以使外邦人更甘心情愿地处于雅典的统治之下。[6]他还在《经济论》（Oeconomicus）中主张完善商事法院制度，以促进外贸发展。色诺芬推崇农业轻视手工业，“农业是其他技艺的的母亲和保姆，因而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7]在西方最早把农业放在产业基础上的思想家，被认为是近代初期法国重农主义的来源。色诺芬的主张可以说是最早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尽管如此，《经济论》并不是他的主要著作。[8]

古希腊明确和集中地阐述了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的是柏拉图[9]。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勾画了理想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从财产所有制、家庭构成、人口繁衍、教育等社会经济政治各个方面都要由城邦管起来。柏拉图把私有制与理想国家对立起来，认为私人拥有财产会妨碍公共精神的形成，主张在统治者和保卫者两个阶层中不应有任何私有的东西，妻子、儿女、家庭等都应是共有的，“因为他们一切公有，一身之外别无长物，这使他们之间不会发生纠纷。因为人们之间的纠纷，都是由于财产、儿女与亲属的私有造成的。”[10]柏拉图看到所有制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提出用公有制来纠正私有制的缺陷，可以认为是近代政治经济学中制度理论的思想渊源之一。柏拉图还主张儿童的抚养和教育由国家负责，这可能是关于国家公共职能的最早探讨。

柏拉图学说的核心概念是“正义”。正义体现于秩序之中，个人按上天赋予自己的品质，遵照分工，各尽其职。“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11]从个人的角度，城邦的建立是因为个人单靠自己无力达到自足，需要分工合作，以满足个人多方面的需要。国家以社会分工体系为基础，他把居民分为三个等级：统治者、保卫者、生产者，强调一切经济和非经济的活动都受到分工等级的严格规定。“这套分工体系完全是从国家整体需要、国家的效率、国家的和谐与秩序来考虑构思的……人都是机械被动的国家的工具，象砖头和螺丝钉，被固着于国家整体结构之中。”[12]按照分工的观点，在柏拉图这里，国家不仅是统治的工具，而且是一种人们在其中可以互换劳务的机制，国家既有政治职能，也有经济职能。

柏拉图考察了希腊城邦政体的演变，提出政体循环的规律，并进而指出了政体变革的动力，认为“从寡头政治到民主，从民主发展到（一个人心所向的领袖的）僭主政治，这一切发展过程的根源是变动，是经济变动。”[13]因此柏拉图又是西方历史上最早发现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的思想家。他在晚年所著的《法律篇》中，对理想国家的人口规模、产品分配、婚姻制度、财产制度、政府的组成和产生办法都作出了规定，提出了包括政治、经济、家庭等完整的城邦制度构想。[14]从现代的意义上，可以说是相当典型的政治经济学观点。

亚里士多德[15]的国家学说从论证个人不能离开城邦而生活入手。他主张人的本性是合作和群居，“人天生要过城邦生活。”他的一个著名论断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把个人与城邦比作四肢与全身，一旦全身被毁，手或足也无法独立地存在。因此国家高于个人，个人应服从城邦。接着用目的论来论证国家的全面功能，他认为自然不造无用之物，每一件事物都是有目的的。人的目的是过优良的生活，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某种善业，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最高最广的善业，即使城邦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得到适量的财产、强健的体魄和高尚的道德。

亚里士多德谈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时，是从国家与家庭的关系入手的。他认为国家是家庭(oikia)的联合而成的，希腊文oikia是英文economics的词源，指的是一个由隶属关系组成的单位，包括从属于男人的女人和从属于主人的奴隶。[16]家庭是国家的最小单位，对国家的管理从对家庭的管理开始。管理城邦须首先研究管理家务，家务管理的对象是奴隶，国家管理的对象为自由人，“家务管理由一个君主式的家长掌握，各家家长以君臣形式统率其附从的家属；至于政治家所掌握的则为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付托的权威。”[17]家财的运用是家庭内部的事，属于家务管理，但个人获取财产的途径和额度则需要城邦国家的监管，亚里士多德反对以经商的方式无限度地敛财。“在交易中损害他人的财富以牟取自己的利益，这不合自然而是应该受到指责的。”[18]管理国家与管理家务的道理是一样的，即注重善德，不以聚敛财富为唯一的目的。善德的核心是正义，正义的含义是“城邦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19]

亚里士多德是众多学科的奠基人，但他的学科分类中还没有经济学，有关经济（家政）的管理放在伦理学中，他认为伦理学是关于小善——个人的善的学科，政治学是关于大善——城邦的善的学科。管理活动兼有政治与经济的内容，管理国家与管理家庭的区别在于其所依据的“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20]除了平等的正义之外，亚里士多德还谈到了分配的正义，这也涉及经济问题。在探讨交换的正义时，提出了反垄断的观点，并试图寻求一种定价的公正原则。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政体是一种城邦公职的分配制度。亚里士多德没有独立的经济学著作，“他主要的工作以及他主要的兴趣，就社会现象而言，都在我们称之为经济社会学或者毋宁说是政治社会学的领域之内，而他将经济社会学与技术意义上的经济学都隶属于政治社会学之下。”[21]

二政治经济学在近代出现经济学在近代形成，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学在国家问题上有重合，政治学和经济学各自从自己的学科角度研究国家，经历了从推崇国家到限制国家的观点演变。

1近代早期推崇“强国家”欧洲中世纪是神权的一统天下，对世俗国家的职能也有所涉及，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就曾探讨过国家在形成公平价格时的作用。近代资产阶级在西方崛起后，他们的任务是争取政治权力，以维护个人的权利。政治上推崇世俗权力和民族国家，抬高国家和法律的地位，制度上强调中央集权，“强国家”的主张流行。这个时期政治学高扬国家的地位，经济学则关注国家如何获得财富，以应付对内统治和对外征战的需要，强调国家对经济，特别是贸易的干预。

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国家学说中，从“人的眼光”（马克思语）出发是当时的主流思潮，思想家们以人为出发点，强调国家在保卫个人财产和权利方面的作用。这种观点最早的代表之一就是尼·马基雅维利[22]，面对诸侯割据的意大利，他力主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在国家的建立过程中需要借助君主的权力。马基雅维利主张强化国家权力，认为国家并不象古代先哲们所说的那样，以“善”为目的，而是以建立和维护统治权为核心。为了保持国家的权力，君主的行为不受道德的约束，为了实现统治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另一方面，财产是国家的基础，国家必须设法保障每个人的财产和安全。马基雅维利后一个观点又隐含了限制国家行为的意味。“马基雅维利力图揭示社会政治现象的规律性，发现一种国家形式代替另一种国家形式的原因，研究最好的管理形式问题、统治者的权力同人民的关系问题……”[23]这种思想后来发展成为天赋人权说和社会契约论，国家被认为是实现和保护人的天赋权利的力量。

西方的经济学在近代形成的时候是以政治经济学的面目出现的，史称古典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首次把经济整体的效果评价问题和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提出，认为经济的目标是增加财富，国家的任务是保证财富的增加。近代政治经济学与当时的政治学都关注国家问题，政治学从保护权利的角度研究国家，经济学从财富增长的角度看待国家。最初的政治经济学在16、17世纪的代表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西欧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交替时期的经济政治理论。

重商主义没有把生产当作财富的源泉，而是把商业当作增加财富的途径。重商主义把促进贸易的发展看成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任务，认为国家必须设法增加自己的财富，财富的内容是由金银铸成的货币，货币的多寡是衡量财富的标准。货币一旦离开自己的手，就意味着财富的损失和国家的贫困。聚敛货币收入只能通过商品交易，不断地贱买贵卖。重商主义的一个特殊观点是增加国家财富只能通过对外贸易来增加，他们认为国内商业不能增加一个国家的货币量，不过是国内一部分人多得，另一部分人少得，国家的财富没有因此而增加。在外贸中增加的货币量要遵循多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则，使国家的出口大于进口，作为货币的金银才能流入本国。由于西欧国家的金银储量贫乏，积累金银主要得自对外贸易，依靠扩大对外出口。

重商主义强调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主张国家的干预是国家致富的保证，重商主义把增加财富当作国家的主要功能，国家的经济政策的目的是获取金银。为此，重商主义在政治上主张强化中央集权，以扫除封建割据，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认为封建割据妨碍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是国家强大的障碍。实行重商主义的西欧国家利用中央集权政府，采取了统一国内关税的政策，这与当时强调集权，扩大国家权力的主流政治思想是一致的。重商主义的政策是实行国家保护主义，重商主义认为商业是国家活动的基础，国家应保护本国商人的利益。国家还应保护工业，扶持手工工场的发展，以增加生产，扩大出口。国家限制货币输出和商品进口，鼓励出口和货币输入。国家用行政手段来增加货币（金银）财富，西欧许多国家都颁布法令，禁止货币输出。以外贸中的顺差来保持货币（金银）输入本国。托马斯·孟[24]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1630）一书中把商人称为国家财产的管理者，商人肩负着与其他各国往来的商务。[25]重商主义还主张殖民扩张，壮大军队，以保证货币财富的不断流入着重于商业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法国重商主义者柯尔培尔（1619-1688）认为国家拥有的货币数量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国家并不是指大众国家，而是属于君主。尽管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克列钦[26]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学”的名称，但是是出现于《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1615）一书中。“在18世纪以前，很少有国王、政治家或政治哲学哲学家认为，国家应当为其人民的经济福利负起责任，两者是必然相联系的。国家的财富仅仅从属于君主——属于国王、王后，以及那些设计、资助、指导各种方案来积累外国财富，以便发动战争及增加其权力和威望的臣僚——而不是属于这个国家普通人的福利。”[27]从这点上看，重商主义与当时的政治学说在国家问题上的立场接近，也正是法国学者首次把“经济”一词的含义从家务管理扩展到公共行政和国家事务的管理，并加进了政治含义。[28]

法国的重农学派是近代后期放任主义的经济学鼻祖，对重商主义的批评首先也是来自他们。18世纪中叶法国的农业仍在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部分农村还处于封建经济阶段，柯尔培尔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对法国的农村经济造成很大破坏，国家的财源枯竭。以《经济表》（1758）一书闻名的法国经济学家魁奈[29]等人总结了重商主义政策把国家致富之路放在流通领域的的教训，重新提出以生产领域作为富国的根基。自然秩序是重农主义的哲学基础，重农学派的原文为Physiocrate,是由希腊文“自然”和“主宰”两个字组成，意指自然的统治。自然秩序支配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然秩序是上帝赋予的，人们只能了解和遵循它。复苏经济的办法是使人为秩序符合自然秩序，实现与自然秩序一致的办法是自由放任，自然秩序的结果会导向以最少的支出获得最大的满足。重商主义相信“建立在私人财产和政府权威基础上的社会自然秩序最有利于保障人类幸福。”[30]重商主义在法国的失败原因在于违反了自然秩序，魁奈主张取消一切干预政策，对个人的和国家间的经济活动实行放任政策。

2近代后期流行“自由放任”随着资本主义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近代后期西方政治学说的主题由为了保护天赋人权而争取建立国家变成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而尽量限制国家。突出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限制国家的权力成为主要话题。19世纪西方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差不多全都建立起来，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进入稳固资产阶级政权的阶段，这个时期不需要再强化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的介入了，国家的介入被当作个人自由的一种阻碍。英国于19世纪中叶率先完成产业革命，其他欧洲大国也陆续开始产业革命。产业资产阶级崛起，逐渐战胜封建残余势力和金融资产阶级，成为西方国家中的主导阶级。产业资产阶级的功利动机更为明显，其根本的要求是取得“利润”，“快快发财”。产业资产阶级要求更多的个人自由，特别是经济活动方面的自由。他们认为国家是个“不得不要的祸害”，要求国家“远离”自己。

西方意识形态相应地由争取个人的权利转为维护个人的自由，“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突出强调个人自由，捍卫个人自由或个性的自由发展成为首先考虑的问题。……认为现代人所理解的自由并不是指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而是个人自由，即自由经营、自由贸易、个性的自由发展，是自由竞争。国家应该是个人自由的保护者。”[31]个人开始“远离”国家，要求自由发展，经济按自己的规律运行，不需求政治权力的帮助了。国家是社会的“守夜人”角色、“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等观点代表了当时西方的主流国家观。

政治思想的基础也发生转变，功利主义原则取代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成为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基础。功利主义者注重认经验和感受，主张以事实为依据，反对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功利主义以个人的物质利益和欲望的满足程度作为判断政治制度的依据，主张在个人事务中，个人最有发言权。在社会经济领域，国家不应干涉个人的活动。个人在有关自己的财产权问题上有最高的支配权，国家无权干预。国家的职能仅仅体现为保护个人的利益不受他人侵犯的范围内，仅在这个范围内，国家有权干预个人活动。因此国家是“必要的罪恶“。功利主义者边沁[32]为个人权利至上制定了一套哲学原则，认为“求乐避苦”是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主张“合理的利己主义”。边沁认为社会利益由个单个人的利益总和而成，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社会的利益会自然地得到增进。他用功利原则来评价国家，只有能够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政府才是好的政府。这个时期的国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33]

经济学中出现反对国家干预的主张早在18世纪末就已经出现，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34]被公推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的著作《国富论》（1776）被当作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典。《国富论》的第4篇讲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在全部9章中有8章批重商主义，其主要倾向是反对国家干预主义。亚当·斯密以自己的人性论作为经济学的基础。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人皆有“交换倾向”，以利人之物来换取利己之物。满足人的“利己心”的途径是经济自由，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自由经营。如果每个人都想使自己的产品实现最大价值，“利己”行为的结果是资本的最大利润。

亚当·斯密在政治经济学上的特色还在于他提出了关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可以自动协调的主张。他认为社会收入是全部个人收入的总和，个人利己行动的极大化会自动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个体之间相互受益的分散化的交换活动会自动实现对资源的配置。只要每个人都努力扩大自己的个人收入，社会财富就会随之增加，“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35]在他们行事时，“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其结果却比任何机构或个人刻意追求公共利益时要好。在亚当·斯密看来，这个结果是在个人充分竞争的基础上，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来指导的，它使人们“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自由竞争越充分，价值规律越起作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越能一致。在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比喻中，亚当·斯密“实际上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前提：追求自己利益的人们不违反正义律。”[36]这一条从此成为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关于政府的职能，亚当·斯密假设面对的是一个有序的社会，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即那些对个人极为有益，却不能由任何个人或群体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使私人提供者无法从受益人处征收足够的费用，以抵销其成本，比如国防，所以私人不会自动提供。再比如法与秩序、社会公平等.政府的另一项任务是反对垄断，“独占是良好经营的大敌”，给予个人充分的经营自由才是符合“正义的法律”的。“斯密向他们提供了适合他们要求的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并为自由企业和政府的自由放任的方式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37]亚当·斯密提出的政府职能的观点也一直是经济自由主义和现代政治保守主义政府观的出发点，在他那里，政治与经济是不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的。这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政治现实，“英国经济在十八世纪后期及十九世纪初明显地政治化，从斯密等古典学者的分析中，既产生了对经济过程的实证理解，也产生了对于特定制度的哲学观点。关于自由放任主义的规范观点，与对于在特定的约束结构（主要特点是最低限度的、保护性的或守夜人的政府）的相互作用的实证分析，这二者是（也许是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38]

18世纪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39]等西方经济学的鼻祖正式以政治经济学为题目展开自己的学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四卷导言中提出“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亚当·斯密接受重农主义的“自由秩序”主张，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涉主义，认为个人利己行动的极大化会自动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一个明显目的，就是解释市场如何在没有详细的政治指导下运作……证明具有可接受的效率市场之功能与政治指导无关。”[40]亚当·斯密经历“从重商主义向流行的经济民主主义转变的同时，也伴随着从专制主义向民主制度的政治转变……由于民主思想和制度的传播，经济和政治的压倒一切的目标从扩大君主的权力转变成增进国家人民的福利。”[41]

斯密的后继者大卫·李嘉图的代表作题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通过对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研究，发现当时条件下地主与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他得出了政治结论：资本主义将导致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三大阶级的对立。李嘉图也反对政府干预私人经济，并把之运用到国际关系中，认为分工和自由贸易将有利于各国。尽管李嘉图把制度问题列入政治经济学，以消除制度的不公正，建立一种更人道的制度为目标，但他与亚当·斯密等人都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研究的是政治问题。

三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分离与复兴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是国家干预经济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以后的反映。在这以前，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大体上是关于管理经济的学问，主要关心如何指导经济，增加国家的财富。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关系密切，但其首先关注的仍是管理问题，尽管方向与18世纪相反，不再强调国家的干预，因此其所关心的仍不是商业或个人经济学。20世纪的前一大半时间是政治学与经济学分道扬镖的时代，政治学集中于法制和政府机构上，经济学这着重在个人和企业行为。直到1960年代以后，政治学与经济学才又一次趋近，“政治经济的伟大传统似乎并没有在管理专业或政治学专业确立自己的地位，只是近来政治经济学流行起来。”[42]

1经济学离开政治领域经济学与政治学在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的分离与社会中国家“远离”市场密切相关。1848年约翰·穆勒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在维护斯密的自由市场原理的基础上，针对马克思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提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修改。此后，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阿·马歇尔[43]综合了各派的观点，在斯密基本主张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关于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体系。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把注意力集中在微观经济分析上，把制度当作不变的常量，只考察既定制度下，稀缺资源的配置和效率问题，经济学研究“谁，为何，如何生产”的问题。从此，西方的经济学与政治问题脱开，“十八世纪原本名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到了十九世纪末变成了‘经济学’，”[44]史称新古典经济学。

西方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人自由的强调也是推动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转变的动力，“由于19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自由经济理论，因此到了19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终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学’一词。把形容词‘政治的’去掉以后，经济学家便可以论证说，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一种个体主义心理学，而不是以社会的形式建构起来的各种制度；据此又可以进一步断定自由放任原则是符合自然的。”[45]经济学的独立倾向也与19世纪西方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当时主要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确立已有一段时间，并经过不断地改革逐步完善起来，自由主义的总体政策倾向基本形成。这种政治环境使得经济学家可以专心地关注经济问题，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终于发生分裂，“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可以在为经济学和政治学建立分立的学科组织中略见一斑。”[46]

这个时期经济学的非政治化强化了政治学已有的独立发展，“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实现了一个更进一步的目标：它把经济学也合法化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时，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主题已经遭到贬斥，因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国家和市场是按照而且也应该按照各自不同的逻辑来运行。”[47]政治学的一个现代转向是研究重心由国家转向政府，随着自由市场制度在西方世界的普及，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这个时期也已经成型，稳定为三权分立、代议制、政党政治等结构，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也随之从制度转向政府，政府的运作过程、政党政治、官僚体制，以及个人和团体的政治行为等成为政治学主要关注的问题。学科的专业化在工业化专业分工的推动下进一步发展，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经历了强调独立发展的一段时间。但是“经济学和政治学并不是通过简单地割裂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而创立起来的。”[48]经济学是从政治经济学变为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略有变化，不再关注国家问题，集中于微观领域。政治学仍以国家为主，但也发生了向政府、团体、个人等研究对象上的微观化转向。

2经济学重新关注国家问题政治经济在现代再次结合必要性是经济学家先认识到的。1930年代爆发了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阶段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以新的方式出现，自由放任的原则已经无法解决。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关于市场可以自行调节，经常保持供求平衡的主流经济学“一夜之间变成了神话”，自由市场的经济学说无法解释西方的经济现实，也无力提出解决经济危机的药方。凯恩斯的经济学应运而生，凯恩斯把经济危机归咎于自由市场制度，主张通过国家纠正市场的缺陷，解决经济危机。凯恩斯用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来解释危机，认为生产过剩和失业的原因是在总收入和总消费之间存在差额，且无法依靠私人投资来弥补。因此必须由国家采取措施，比如扩大财政支出、减少税收等，来刺激需求，达到社会充分就业水平。“在30年代大萧条期间，人们曾经突出确认经济关系对于政治生活的重要性.”[49]凯恩斯的经济学里国家又一次成为重要问题，他主张“国家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不是涉及那些由私人已经在完成的活动，而是那些落在个人活动范围之外，如果国家不出面不会有人去做出决定的事情。对政府来说，重要的不是去干那些正在由私人做的事情，或把这些事做得更好些或更坏些的问题，而是去做那些根本就没人去作的事。“[50]1940年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由于国家再次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政治学与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又一次融合，也可以说政治经济学开始回潮，引起经济学界关注社会整体、国家等政治问题，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主张。

经济学切入政治领域的另一个角度是这个时期出现的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探讨如何在均衡条件下实现资源的最优分配，从整体角度评价经济，也是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一种动力。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51]综合了凯恩斯和希克斯以及其他经济学家，包括福利经济学的思想，建立了一个以西方国家“混合经济”为蓝本的新经济学体系，他编写的教科书《经济学》自1948年问世以来，在西方广为流传，到1995年，已经出到第15版。萨缪尔森的观点被称为新古典综合派，其特点是把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分别论述个体经济行为和总体经济运行，认为个体经济领域通行自由放任，总量平衡则需要国家的干预。由于国家被正式纳入经济学体系，新古典综合派已经包含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除此之外，源自T·凡勃仑，经J·康芒斯、G·缪尔达尔[52]等人发展的制度经济学在1930年代也开始形成，对制度在经济的作用做了大量的研究。凯恩斯以后国家问题在经济学中已经无法回避了。

战后各国社会发展中政治与经济的融合也向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政治学发生变革，与其他学科之间出现交叉。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得以扩大，研究课题被更新，除了传统的政治制度、国家形式结构、民主、平等、自由等问题，对于政治系统、政治发展、政治变迁、政治心理、决策、利益集团、政党、政治文化、舆论、选举等纷纷进入政治学领域。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从而政治因素的经济后果也受到政治学家瞩目。这时的政治学走向实证，注重研究实际问题。1987年美国政治学家伊斯顿在回顾美国政治学发展历程时，提到50年代末美国经济从战后的繁荣消退，引起人们对30年代大萧条的回忆，学界马上作出反响，社会科学各学科再度兴起对经济的兴趣，“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此时都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谙的新的政治经济学，它再次集中关注隐匿于经济政策背后的政治活动。关切经济关系对于政治权力的归属和运用之影响。”[53]社会矛盾的发展是促进政治学的这一方向性变化的动力，社会科学的新发展也为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提供了条件。

3新的政治经济学出现经济学和政治学共同把目光投向政府发生在1970年代，并以出现带有两种学科的明显交叉为标志学说。到那个时期，西方经济战后发展的黄金时期结束，各国纷纷陷入滞胀的困境，长期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通货膨胀高居不下，同时生产停滞，失业率又降不下来。凯恩斯主义失灵，新古典综合派也遭到沉重打击，各种其他经济学纷纷借机登场，其中既有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有激进主义主张。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自由主义倾向的观点居于主导地位，代表人物有哈耶克(F.A.Hayek)、弗里德曼(M.F.Friedman)、卢卡斯(R.E.Lucas)等人。他们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学说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造成滞胀的原因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及其错误政策，价格机制原本能自发地调节供求。他们讨论的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以J·布坎南（J.Buchanan）为代表的弗吉尼亚学派，专注于政府行为研究，认为滞胀源自“政府缺陷”，被称为公共选择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专门研究政府失败的原因，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政府和政治。另有一批经济学家专门分析制度因素对经济的作用，被称为新制度主义。这些西方经济学家重新关心政治问题，相对于近代的政治经济学，他们以及其他重新涉及政治问题的经济学说，就构成了新的政治经济学。

公共选择学派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和塔洛克1960年代在美国共同创立，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政治学的传统问题，“简单地说，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就是政治科学的主题，即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党派政治学、官方政治等等。”[54]着重于指出政府行为缺陷的原因，因而也是现代政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公共选择学派对政治学所批漏的重要问题重新进行研究，因而有广阔的研究领域，个体和团体的政治行为、政府的行为、选举、投票、集体决策的规则等政治学问题都进入其研究视野，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投下精力。主要代表人物有詹姆斯·M·布坎南、戈·塔洛克、安·唐斯、威·尼斯坎南、肯·阿罗、科尔曼(J.S.Coleman)等。[55]

曼瑟尔·奥尔森[56]的学术成就跨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学科，一生著作颇多，其中影响最大的两部为《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和《国家的兴衰》（1982），均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这两部书中，奥尔森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出发点，专注于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团体行为，对集团进行经济学分析和博弈分析，抓住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改变了传统上对团体行为的看法，并把政治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引向深入。

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又称为新制度主义，集中了比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和产权经济学等流派，他们的特点是以制度为研究对象，改变了制度研究为政治学专有的狭隘学科现象，制度的概念由此向经济和其他领域扩展。经济学家从经济的角度对制度进行研究不仅为经济学开拓了新的视野，而且使人们对制度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角度。新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兴盛的学派，不断有经济学家加盟，当代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学家D·诺斯、R·科斯、H·德姆塞茨、T·舒尔茨（T.W.Schultz），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我国经济学家林毅夫等[57]。其中的诺斯既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又是新经济史学的创始人之一；科斯既是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人物。

其他的政治经济学家中有一批被称为“政治的经济学”[58]，主要由一批欧美经济学家组成，包括美国经济学家D·希布斯、威廉·诺德豪斯、詹姆斯·阿尔特[59]、阿莱克·克莱斯勒等人。“政治的经济学”是真正意义上新的政治经济学，他们开始全面探讨政治与经济，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并对政治经济学给出学科交叉性定义。他们与公共选择理论明显不同，不是从经济的角度看待政治，试图用经济学统一政治学，而是真正把政治经济学当成一种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合成。

新的政治经济学与旧的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联系在于都使用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两者的区别是主要的，复兴以后的政治经济学“的涵义已经与传统用法大不相同了。”[60]《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则用PoliticalEconomics(中译为“政治的经济学”)来区分PoliticalEconomy（中译为“政治经济学”），并着重指出了两者的区别。政治的经济学“这个术语包括一系列政治学和经济学共同关注的问题的分析，它不同于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政治的经济学的重点在于试图解释总体的经济政策中政治和经济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61]主要研究对象一是经济状态如何影响政府的维持或换届，二是政治因素在经济政策的形成中发挥作用。政治商业周期、政策的优化、选举、政党、政府的规模、公共支出等成为它的主要研究内容。基本方法是“使用现代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的技术来检验有关经济和政治组织相互作用的假设。鉴于它用数据来提供相互对立的假设，它几乎完全摆脱了同传统的术语——政治经济学相联系的意识形态色彩。”[62]政治的经济学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在内容的区别如此之大，以致于它已经“成为一种用经济学作为分析工具研究若干社会政治现象，政治学与经济学相交的新学科。”[63]

国家、制度等问题是西方政治学的传统主题，但政治学一直没有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问题纳入自己的领域，直到1970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Easton）在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政治学”条目时仍没有提及政治经济学。与此同时，当代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非主流的经济学家，比如极端保守的公共选择学派，还有象加尔布雷思（J.K.Galbraith）这样的新左派经济学家，关注经济的整体效果，关注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和布坎南的研究事业延伸进一般认为无关乎经济的领域，例如政治、官僚体制、种族主义、家庭、生育率等。如今许多大学的政治学系里都充斥这所谓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学者，他们用本质上属于经济领域的方法，来解释政治现象。”[64]

经济学者向政治领域的挺进使得政治学界“当代对政治经济学兴趣的重新燃起，与其说是政治学家努力的结果，不如说是激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努力的结果。”[65]经济学家对政治问题的研究给政治学注入了新的血液，引起政治学从新的角度研究政府、国家、制度等政治问题，政治学的发展得以新的激发。现代政治学开始转向，走向具体，不仅研究组织、制度，而且研究政策和决策过程，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遂成为政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政治学的这种变化也是社会现实发展的要求，19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实行混合经济体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干预，干预到何种程度的问题。政府在管理社会（包括经济）方面的功能大大强化，政府既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也成为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问题。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社会的分化和专业化、现实的复杂化和多元化在1980年代以后又有进一步发展，促使各个学科的研究视野明显扩大，政治学的研究领域随之扩展，伊斯顿总结道，“这些变迁使我们在广泛的领域中对先存的实际状况之看法和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领域包括：种族和性别歧视，环境的污染，贫困和经济不平等的最低限度，政治经济权力的集中，核军备的重整，国际范围内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依存等等。”[66]奇尔科特在总结政治学在当代的新进展时认为，性别问题、环境问题、选择问题、民主问题、资本主义的作用等已成为80年代政治学的主题。[67]上述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综合性的、多侧面的，以整体面目出现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单一学科的分别研究，不足以为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合适的方案，政治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共同研究重要的社会问题成为现实需要。

到1990年代，西方政治学者明确主张“政治学研究不能孤立于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之外。”[68]经济学也在发生变化，更关注宏观问题，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府的职能等问题被普遍当作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的再次出现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肯定。当代西方出现政治理论与经济理论相结合的趋势，《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词典》中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处理政治和经济过程的相互关系的一门社会科学。”伊斯顿于1990年代意识到了总结1970年代以来的美国政治学发展时，注意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他被认为这是政治学在后行为主义时期走向应用，注重政策研究的总趋势的一种表现，也是现实中经济状态与政治事件之间联系日益密切的反映。[69]

4政治经济学复兴的意义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反映了当代学界多学科融合的趋势，“旧政治经济学及其近来的复兴，能够比范围较狭隘的经济学和政治科学更好地认识和研究存在于主要政治和经济制度（国家、公司、尤其是市场）中各种形式的复杂的相互依赖。它们还能较好地研究和理解对于政治和经济制度都非常重要的基本的社会进程。这些进程包括‘把稀缺手段分配用于相互竞争的目标’以及讨价还价和行使权力。”[70]由美国社会学家华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主持的“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TheGulbenkianCommissionontheRestructuringoftheSocialScience)，于1994年和1995年组织了来自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十位学者进行讨论，认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这三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传统社会科学在当代日益相互重合。

首先是社会学，于1950年代提出了“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并把它们作为自己的两个分支。政治学家步其后尘，也将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大到正规的政府建制之外。象压力集团、抗议活动和社区组织等，只要是有政治意味的社会现象，都被纳入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华勒斯坦等人认为“政治经济学”的重新使用是社会学家的手笔，“当某些具有批判精神的社会学家重新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时，另外一些不那么具有批判精神的政治学家所作出的回应是力图赋予它以一种更加偏于古典的意蕴，即注重对普遍规律的研究。”[71]结果促使政治学家更加关注经济过程，经济学中的凯恩斯主义的流行重新唤起了对‘宏观经济学’的关注，“于是经济学于政治学之间的分界线变得不那么清晰了，因为分析的对象主要是政府的政策以及各类政府间机构。”再以后，一些非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主张用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分析模式去研究传统上归于社会学的各类主题，比如家庭、犯罪等。

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也是政治学吸纳经济学方法的结果。经济学对政治学的“边界入侵”受到政治学家的欢迎，“一些在政治学方面被看作较有独到见解的和比较有用的著作，是由经济学家所撰写的，他们把自己学科的工具箱中取出的合理的概念和模式应用到政治学上。”[72]这使得一些政治学家沿着与经济学家相似的路线来重建政治学，比如把政治学中的“权力”相当于经济学中的“财富”。因此经济学是作为一种模式和一种研究方法进入政治学的，“这时政治经济学的独到之处，是它对于方法论的杰出贡献。迄今为止，唯有经济学因此而著称于世。理性的行动者模式，一般是以演绎推论为基础的，但它时常也需要对于行为世界予以正确的参照。这种模式代表了技术从某个学科向其他学科——实际上是从经济学向一系列其他学科的转移，这种转移的速度之迅速、范围之广泛，在社会科学史上是鲜有先例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听到有关‘经济学大帝国主义’的议论，当然，其涵义即是指其他社会科学在进行理性建模时已发现了经济学的威力。”[73]在这方面，政治学不光吸收了经济学的方法，而且还吸收了心理学、社会学，甚至若干自然科学的方法。“‘入侵者’常常受到欢迎，并且被看作对政治研究作出了有用的贡献。”[74]对于政治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学科来讲，“最重要的情况是，近年来为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学（即，为更紧密地、更系统地结合，无论是什么名称，也无论最终学科的重新安排是什么）提出了有力的论证，这一论证显得很有说服力。”[75]

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新政治经济学也是一个重提价值观问题的过程，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某种意义上把政治经济学当作道德科学，他的《道德情操论》发表在《国富论》之前。新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古典时期以后经济学家不再研究的问题：产权、利益集团的冲突、国家、官僚制度、自由、正义、秩序等政治现象和政治哲学问题，“保守主义经济学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规范的政治理论。”[76]这与西方政治学走向后行为主义，重提价值问题，向国家的回归等的学术趋势是一致的。伊斯顿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回归形成了政治研究新的方法：理性人和公共选择模式，这种方法先是被政治行为研究所采用，尔后又推广到道德问题等其他政治学领域。他举了罗尔斯(JohnRawls)对正义问题研究的进展为例，罗尔斯在《正义论》（1971）运用了理性人和博弈等模式，给出有说服力的、准确的正义标准。伊斯顿得出结论：“理性的模式使得新的政治哲学有可能要求与经济学本身无分伯仲的逻辑性和精确性。因而，各种价值标准亦以一种合意的方式，觅见了自己返还科学研究的途径。”[77]而在行为主义时期，规范性问题涉及价值观，一直被当作主观性的东西而排斥在政治科学之外。

当代西方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学科的融合与交叉，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互融合，出现了一些边缘学科，如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其中一些经济学家关注政治问题，进入以往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研究政治问题的经济学家。他们不仅对政治制度、国家、政府、选举、自由、平等、民主等传统的政治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得出自己独特的结论，而且还专门分析了投票规则、代议制民主与财政政策的关系等新的问题。经济学家“侵入”政治学，给政治学这一古老的学科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如何回应经济学的“入侵”，如何从政治学的角度评价经济学家的政治研究，是摆在政治学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注释:

[1]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93年版，上册，绪论，第6页；country一词在政治学著作中一般汉译为“国度”。

[2]（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6年版，上册，第33页。

[3]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第33页。

[4]（美）肯·米诺格：《当代学术入门：政治学》，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5]（Xenophon，约公元前430-355），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有《居鲁士的教育》、《希腊史》、《远征记》等著作传世，还有一些记录苏格拉底思想的对话体著作，

[6]参见陈孟熙主编：《经济学说史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7]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1年版，第18页。

[8]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的名著《政治哲学史》中有“色诺芬”一章，但只在其中个别地方提到色诺芬的Oeconomicus(中译本译为《财源论》)，参见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第93-126页。

[9]Plato，公元前427-347，古希腊思想家。

[10]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6年版，第201页。

[11]柏拉图：《理想国》，第154页

[12]丛日云：《西方文化传统》，大连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

[13]（美）约·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1年版，第91页。

[14]参见（苏）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1年版，第145-7页；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3-4页。

[15]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古希腊思想家。

[16]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第3卷，第968页。

[1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5年版，第19页。

[18]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31页。

[19]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53页。

[20]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48页。

[21]《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93页。

[22]Nicollo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

[23]（苏）莫基切夫主编：《政治学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79年版，（上），第135页。

[24]ThomasMun,1571-1641，英国经济学家。

[25]参见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59年版，第1页。

[26]AntoynedeMontchretien,1575-1621，法国经济学家。

[27]（美）罗.赖克：《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第11页。

[28]《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第968页。

[29]FrancoisQuesnay，1694-1774，法国经济学家。

[30]亚当·库珀等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第549页。

[31]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0页。

[32]JeremyBertham,1748-1832，英国哲学家。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53页。

[34]A.Smith,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

[35]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74年版，下卷，第27页。

[36]（美）保·海纳：《权利·自由·乡镇自治》，中译文见《自由与社群》，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6页。

[37]（美）保·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1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下）第1275页。

[38]布坎南：《宪法经济学》，中译文载《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35-336页。

[39]DavidRicardo,1772-1822,英国经济学家。

[40]《宪法经济学》，中译文载《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第335页。

[41]（美）罗.赖克：《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第13页。

[42](美)罗·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第474页。

[43]AlfredMarshall，1842-1924,英国经济学家。

[44]（美）弗·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远方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第26页。

[45]（美）伊·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和牛津大学出版社中译本，1997年版，第19页。

[46]（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6年版，上卷，第50页。

[47]（美）伊·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第21页。

[48]（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5页。

[49]（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中译本序言，第3页。

[50]（英）凯恩斯：《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见《凯恩斯全集》，第4卷，第291页；中译文见《预言与劝说》，江苏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97年版，第317页。

[51]P.A.Samullson，1915-，美国经济学家。

[52]ThorsteirnVeblem，1857-1929,美国经济学家；mons，1862-1945,美国制度经济学家；GunnarMyrdal，1898-，瑞典经济学家。

[53]（美）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3页。

[54]丹·缪勒：《公共选择》，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2年版，第5页。

[55]JamesM.Buchanan，1919-，美国经济学家．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主要著作有《贸同的计算；民主的逻辑基础》(1962)（与戈登·塔洛克合著）;《民主财政论》(1966)；《公共选择理论；经济学在政治方面的应用》(1972)；《赤字下的民主》(1977)；《自由、市场和国家》(1966)等。G.Tullock,主要著作有《官僚制的政治》（1965）。AnthonyDowns，代表作为《民主的经济理论》（1957）。W.A.Niskanen，代表作为《官僚与代议制政府》（1971）。K.Arrow，代表作为《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1951），

[56]MancurOlson，1932-1998，美国经济学家，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院院士，曾任公共选择协会会长（1972-1974），美国经济协会会长（1986），以及其他若干学术头衔。

[57]D.North，主要著作有《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合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81）、《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0）。R.Coase，主要论著有《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1960）、《企业、市场与法律》。H.Demsetz，主要著作有《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维度》（1982）等。

[58]这里的“政治的经济学”指的是PoliticalEconomy或PoliticalEconomy,，目的是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区分。

[59]D.A.Hibbs，与Fassbender,H.合编：ContemporaryPoliticalEconomy,(1981)美国经济学家，著有。W.D.Nordhaus，美国经济学家，著有《经济学》（与萨缪尔森合著），为再版了十几此的大学教材。JamesE.Alt，美国经济学家，著有ThePoliticsofEconomicDecline,(1971).K.AlecChrystal,美国经济学家，与JamesE.Alt合著：PoliticalEconomics,(1983).

[60]《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第968页。

[61]（英）戴维·米勒等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第554页。

[62]《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第555页。

[63]刘德厚：“‘经济政治’范畴分析”，载《经济评论》，1994年第2期，第6页。

[64]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第26页。

[65]（美）罗·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第475页。

[66]（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2页。

[67]参见（美）罗·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第18页。

[68]《比较政治学理论》，第14页。

[69]DavidEaston&,DevelopmentofPoliticalScience:ComparativeStudies,Press,1991.chapter12..

[70]（美）卡·爱·索乌坦：“什么是新论？”，载（美）斯·L·埃尔金和卡·爱·索乌坦编：《新论》，三联书店中译本，1997年版，第13页。

[71]（美）伊·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第49页。

[72]（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5页。

[73]（美）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5页。

[74]（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6页。

经管理论文篇2

2建筑项目经管存在的问题

(1)预算执行力不够。工程项目的预算工作在工程施工前已经完成了，是项目施工的前提与保证，在建筑工程中影响着工程的质量与效益，但是，我国目前的建筑工程的预算工作存在很多的问题，很多建筑企业虽然做出了预算设计，但是缺乏预算管理的制度，预算过程没有考虑投资回报率，也没有考虑工程的变动与更改，缺乏变通性，缺乏有效的误差范围，而且预算中没有加入土地征用的资金数目，这样的预算准确率不高，而且没有实际价值，没有结合工程的实际情况。而预算的管理工作也缺乏执行力，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使得建筑工程的整体管理水平大大降低了，管理的效率也被削弱了。

(2)资金管理效率不高。我国大部分建筑企业都存在资金管理效率不高的情况，一方面是管理水平不高，建筑工程的投资金额、融资金额以及利益分配等工作都缺乏有效的管理与利用，很多资金的利用缺乏有效的监管与控制，很容易出现制度管理漏洞，企业资金受到损失等现象。出现这类问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企业的项目经管人员素质不高，缺乏相关的法律知识与专业的管理水平，思想觉悟不高，没有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没有看到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竞争的激烈情况，资金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使得企业的发展速度很慢，而且增加了企业的成本，甚至会使企业的债务增加，出现经济危机。

(3)没有有效的控制成本。建筑管理的项目经管涉及的内容广泛，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运行过程，有效控制项目资金，可以增加工程的效益。项目资金可以控制的方面很多，比如工程造价、员工工资、材料成本、开发设计费用、工程设备机器等等，但是我国目前很多建筑企业，常常出现铺张浪费的行为，没有有效的控制资源的浪费，这样既增加了建筑工程的成本，也降低了建筑工程的收益。

3强化建筑工程项目经管的措施

3．2加强成本控制成本的控制管理是建筑企业财务管理的核心与重点。为此，企业应注重自身成本的控制，通过合理的对项目各阶段成本的有效控制和管理，实现提高企业市场竞争优势和经济效益的目的。成本控制需要做到:合理使用外部造价咨询单位;建立完善的资料管理;使用信息化系统和台帐月报对工程项目动态进行成本监控;做好材料以及设备的核价;做好工程预结算方面的管理。

3．2优化资金结构建筑施工企业只有通过不断优化资金结构和完善自身资金管理，才能提高对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创造最大化的经济效益。建筑企业应制定科学合理的现金使用计划，并严格执行企业相关收款责任制度，以延迟现金的流出并加快资金的回流，使企业能够实现在收支上的平衡。资金的风险主要体现在建筑企业投资方面的风险。为此需加强在工程项目投资初期的控制，并对投资项目进行科学化、专业化的调查论证，使项目资金的投资风险能降到最低。

经管理论文篇3

数据分析师经济管理毕业论文致谢词_经济管理毕业论文

经管理论文篇4

摘要：综上所述,本文主要针对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当中应用问题进行简要分析,通过具体论述了经济信息与宏观经济管理二者的概念,加强了对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性问题进行深入性的认识。

关键词：经济信息;宏观经济管理

一、宏观经济管理意义

在进行宏观经济管理活动的过程中,应当结合经济发展实际情况,顺应时展规律。宏观经济管理行为同样需要能够满足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以及平衡市场的能力。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几个方面:首先,宏观经济管理需要目标市场调控相关不足部分。由于市场调节的能力有限,又存在弱点,往往在进行调节的过程中缺少必要的实时性,因此,需要政府加以宏观调控。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是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其次,在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政府对国有企业放权,不会过多干涉国有企业的生产与经营决策问题,这样就十分有效的维护了形成的市场经济环境。并对市场经济的弊端进行规范,从根本上确保了国有资产以及相关问题的安全性。最后,进行宏观经济管理能够更好的维持市场经济的环境良好与秩序健全。通过加强宏观调控的力度,能够更好的实现社会分配的公平性。更好的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国家也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增强监督力度与机制。不断促成良好经济竞争环境。

二、宏观经济管理条件下的经济信息重要性分析

经济信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其能够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部门之间形成良性沟通提供桥梁性的作用。同时,也是经济管理部门行为的重要数据指导。能够有效的促进社会经济生产管理效率提升,拓展人类智力发展。因此,大量的收集和掌握经济信息对提升生产力以及提升实践效率意义重大。经济信息同样还能够具体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其能够从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经济建设过程中对资源的开发程度与利用效率。是工业发达国家在进行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能够从根本上推动发展。与此同时,经济信息在现代经济环境当中表现出多元化功能的特征,能够开发、增值、预测经济行为相关活动。在人类社会生活当中,信息、物质以及能源作为人类发展的不可或缺重要基础,其中信息的重要性表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三、基于宏观经济管理条件下的经济信息应用措施

宏观经济管理行为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几个方面,具体包括计划、决策、监管以及服务等部分。为了能够进一步提升宏观经济管理实际效率,需要不断健全宏观建立机构机制。经济信息意义重大,其对宏观经济管理的影响更加至关重要,因此在进行宏观经济管理行为开展的过程中需要采取更加行之有效的措施,不断提升和完善经济信息管理系统。

(一)构建科学合理经济信息管理网络

在进行经济信息应用措施管理的过程中想要做好信息工作,必然需要具备如何掌握经济信息的能力,而经济信息掌握同样需要遵循一定的收集原则和规范。经济信息的收集工作更加需要科学的设计与规划,不能贪多求全。盲目的经济信息收集会增加信息管理的负担,不利于形成良好的经济信息管理。同时,经济信息收集还要确保信息的及时性,要充分体现出信息的时间观念。除此之外,经济信息的掌握与收集更加要有针对性,只有有针对性的信息才具有使用价值。另外,经济信息的收集还应当从实际出发,形成系统性、完整性的长期信息收集机制。

(二)建立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

宏观经济信息管理系统是一种在一定范围内体现经济信息总体正常运行的内部联系和特征的信息。对于宏观经济的管理,要逐步建立一配套的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此系统应坚持有一定的目的性、系统的完整性,允许一定的独立性、保证一定的可靠性、讲究经济性的原则。体制改革是宏观经济政策效应能够实现的保证,所以要加大力度进行体制改革,首先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加快国有经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要不断的改革国有企业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还要改进我国的金融体制,逐步与国际金融接轨,更要实现财政体制变革,实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良好财政体系,要建成现代国家体制,不断提高政府的效率和廉洁性。

(三)加强经济信息导向作用

我国不断加大宏观经济管理力度,最终目的在于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整体进步。为了实现这一最终目标,在宏观经济管理中要加强经济信息的引导作用。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和控制中一直具有双方面的影响,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只有保证经济信息应用科学合理,才能促进经济管理效率的提升,若应用不当,则会对宏观经济管理起到制约影响。因此,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必须要加强经济信息的引导作用,以经济信息为重要的发展导向,实现推进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例如,在某地区内进行经济信息的收集、整合,分析出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此为依据相关部门采取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顺利,推动区域经济整体进步。同时,通过经济信息的引导,能够避免出现局部经济和整体经济冲突的问题。提升局部经济发展效益推动整体经济进步,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目标。

(四)加强宏观经济体制改革

基于经济信息所产生的重要意义,在经济管理中相关部门要注重经济信息引导下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形势,可以进行的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有:

①在考虑到宏观经济长效发展的基础上,对国有企业当前的体制进行分析,并采取针对性、个体化措施加强对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

②基于我国当前经济体制的发展情况,可大力倡导,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以便能起到推动国有经济健康、良好发展的作用。

③通过对国际金融形势的分析,加强对我国现有金融体制的改革,使国内金融体制能够与国际接轨,进一步地促进我国经济的良性发展。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针对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当中应用问题进行简要分析,通过具体论述了经济信息与宏观经济管理二者的概念,加强了对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性问题进行深入性的认识。除此之外,更对经济信息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管理应用效果进行了论述,最后,对如何应用经济信息加以论述,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应对措施。

参考文献

1、从桑弘羊的经济政策看中国古代的宏观管理吴娅茹华夏文化1995-08-15

2、宏观经济管理与中央权威胡影江淮论坛1996-04-15

宏观经济学管理论文范文二：经济信息宏观经济管理论文

摘要：综上所述,本文主要针对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当中应用问题进行简要分析,通过具体论述了经济信息与宏观经济管理二者的概念,加强了对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性问题进行深入性的认识。

关键词：经济信息;宏观经济管理

一、宏观经济管理意义

在进行宏观经济管理活动的过程中,应当结合经济发展实际情况,顺应时展规律。宏观经济管理行为同样需要能够满足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以及平衡市场的能力。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几个方面:首先,宏观经济管理需要目标市场调控相关不足部分。由于市场调节的能力有限,又存在弱点,往往在进行调节的过程中缺少必要的实时性,因此,需要政府加以宏观调控。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是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其次,在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政府对国有企业放权,不会过多干涉国有企业的生产与经营决策问题,这样就十分有效的维护了形成的市场经济环境。并对市场经济的弊端进行规范,从根本上确保了国有资产以及相关问题的安全性。最后,进行宏观经济管理能够更好的维持市场经济的环境良好与秩序健全。通过加强宏观调控的力度,能够更好的实现社会分配的公平性。更好的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国家也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增强监督力度与机制。不断促成良好经济竞争环境。

二、宏观经济管理条件下的经济信息重要性分析

经济信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其能够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部门之间形成良性沟通提供桥梁性的作用。同时,也是经济管理部门行为的重要数据指导。能够有效的促进社会经济生产管理效率提升,拓展人类智力发展。因此,大量的收集和掌握经济信息对提升生产力以及提升实践效率意义重大。经济信息同样还能够具体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其能够从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经济建设过程中对资源的开发程度与利用效率。是工业发达国家在进行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能够从根本上推动发展。与此同时,经济信息在现代经济环境当中表现出多元化功能的特征,能够开发、增值、预测经济行为相关活动。在人类社会生活当中,信息、物质以及能源作为人类发展的不可或缺重要基础,其中信息的重要性表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三、基于宏观经济管理条件下的经济信息应用措施

宏观经济管理行为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几个方面,具体包括计划、决策、监管以及服务等部分。为了能够进一步提升宏观经济管理实际效率,需要不断健全宏观建立机构机制。经济信息意义重大,其对宏观经济管理的影响更加至关重要,因此在进行宏观经济管理行为开展的过程中需要采取更加行之有效的措施,不断提升和完善经济信息管理系统。

(一)构建科学合理经济信息管理网络

在进行经济信息应用措施管理的过程中想要做好信息工作,必然需要具备如何掌握经济信息的能力,而经济信息掌握同样需要遵循一定的收集原则和规范。经济信息的收集工作更加需要科学的设计与规划,不能贪多求全。盲目的经济信息收集会增加信息管理的负担,不利于形成良好的经济信息管理。同时,经济信息收集还要确保信息的及时性,要充分体现出信息的时间观念。除此之外,经济信息的掌握与收集更加要有针对性,只有有针对性的信息才具有使用价值。另外,经济信息的收集还应当从实际出发,形成系统性、完整性的长期信息收集机制。

(二)建立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

宏观经济信息管理系统是一种在一定范围内体现经济信息总体正常运行的内部联系和特征的信息。对于宏观经济的管理,要逐步建立一配套的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此系统应坚持有一定的目的性、系统的完整性,允许一定的独立性、保证一定的可靠性、讲究经济性的原则。体制改革是宏观经济政策效应能够实现的保证,所以要加大力度进行体制改革,首先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加快国有经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要不断的改革国有企业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还要改进我国的金融体制,逐步与国际金融接轨,更要实现财政体制变革,实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良好财政体系,要建成现代国家体制,不断提高政府的效率和廉洁性。

(三)加强经济信息导向作用

我国不断加大宏观经济管理力度,最终目的在于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整体进步。为了实现这一最终目标,在宏观经济管理中要加强经济信息的引导作用。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和控制中一直具有双方面的影响,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只有保证经济信息应用科学合理,才能促进经济管理效率的提升,若应用不当,则会对宏观经济管理起到制约影响。因此,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必须要加强经济信息的引导作用,以经济信息为重要的发展导向,实现推进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例如,在某地区内进行经济信息的收集、整合,分析出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此为依据相关部门采取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顺利,推动区域经济整体进步。同时,通过经济信息的引导,能够避免出现局部经济和整体经济冲突的问题。提升局部经济发展效益推动整体经济进步,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目标。

(四)加强宏观经济体制改革

基于经济信息所产生的重要意义,在经济管理中相关部门要注重经济信息引导下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形势,可以进行的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有:

①在考虑到宏观经济长效发展的基础上,对国有企业当前的体制进行分析,并采取针对性、个体化措施加强对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

②基于我国当前经济体制的发展情况,可大力倡导,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以便能起到推动国有经济健康、良好发展的作用。

③通过对国际金融形势的分析,加强对我国现有金融体制的改革,使国内金融体制能够与国际接轨,进一步地促进我国经济的良性发展。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针对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当中应用问题进行简要分析,通过具体论述了经济信息与宏观经济管理二者的概念,加强了对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性问题进行深入性的认识。除此之外,更对经济信息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管理应用效果进行了论述,最后,对如何应用经济信息加以论述,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应对措施。

经管理论文篇5

2我国旅游经济宏观管理的重要措施

2.1把握机遇，提高旅游经济的发展速度首先需要做到根据实际情况，统一旅游经济的发展理念。旅游行业对我国人民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也存在少数群众对我国旅游经济产生过质疑的情况，但是这二十多年取得的进展，足以证明统一旅游经济思想，是可以促进旅游行业的快速发展。其次，提高旅游经济的前瞻性，我国是全世界自然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多变的气候以及多样的环境已经组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资源，所以在对其进行管理时一定要把握机遇，提高自身的前瞻性，从而为我国旅游行业发展奠定夯实的基础。

2.2提高中国旅游经济的创新性对我国旅游经济进行宏观管理需要不断创新，因为旅游理念是随着时代在进行不断改变的，旅游行业不仅仅是一项对文化欣赏之后的消费活动，更多的是一种经济活动，为了使旅游经济效力达到最大化，就务必时刻保证旅游的相关理念是处于该时代最前沿的。从目前宏观管理的情况来看，旅游行业已经成为发展潜力最大、经济效益最好的产业之一，只有不断更新观念，才可以优化旅游经济所处的体系。

2.3加快我国旅游经济转变的方式加快我国旅游经济转变的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探索出具有我国特色主义的旅游经济发展策略，并且合理处理旅游经济与政府管理的关系，坚持多方位发展旅游经济，通过相应政府对其产业链的重视与扶持，来挖掘我国旅游经济更大的潜能。第二，加快我国旅游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提升优化旅游经济管理模式，不要只注重旅游景点门片的收入，将注意力更多的放在开发旅游产品、发挥自身独特优势以及提高旅游资源的管理意识等等。并不断增加旅游经济中的科技含量，优化管理配置，降低不必要的损失。

3目前我国旅游经济宏观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我国旅游经济宏观管理存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旅游行业的生产效率低下、管理水平不高，主要体现在对旅游资源成本的管控、质量的检测以及人员的调配方面，而且大多数旅游行业的管理人员自身素质还要不断加强，由于管理经验不丰富，对旅游经济认识也存在较多不足。旅游资源没有得到有效使用也是频繁出现的问题，由于管理人员工作存在疏忽以及旅游乘客对环境的不重视，便加深了该现象的负面影响力度。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如下：政府机构的管理措施不具有针对性，目前旅游行业已经涉及到新城村的建设和农业产业链的改变等内容，相关政府机关没有及时协调好各个部门，未达到统一管理的效果。旅游经济管理者盲目加大成本，优化硬件设备，却忽略了对旅游景点管理模式的改善。

经管理论文篇6

1导言

从事经营活动时谁也不会不考察资本的投入,不过,绝大多数公司在核算时确实忽略了一项非常重要的资本构成,即地球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1]。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大多数人忽略了资源的有限性和有价性,使得经济得到高速发展的同时,造成资源的过度消耗以致资源短缺,对社会的未来发展造成极大的威胁。

以许庆瑞教授为首的一批学者于2002年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全面创新管理”(totalinnovationmanagement,简称TIM)的创新管理新范式,以求在新时代条件下丰富发展创新管理理论,并为我国企业适应竞争环境的变化,进行科学有效的全面创新提供理论指导[2]。企业进行的创新都要以资源为前提,没有资源,创新变得没有任何用处。鉴于目前经济活动借以生存的资源短缺和许庆瑞教授提出的全面创新管理理论,我们提出创新使用资源的方式,以便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使人类和社会实现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认识到赖以生存的资源越来越短缺的危险性,纷纷提出走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循环已经逐渐成为发达国家的一股新经济的潮流。近年来,我国也认识到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2004年中央把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提上议事日程。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彻底摒弃传统的线性经济模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发展循环经济将推动我国经济朝着生态化方向前进,也将提高我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竞争力,选择循环经济符合历史和社会规律的必然。然而选择发展循环经济只是一个开始,更为重要的是怎样结合我国国情发展循环经济。本文将结合我国国情和创新管理有关理论,提出进行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并利用集成创新这个有效机制来融合这三者。

2循环经济的本质与特征—与创新管理密切相关

2.1循环经济的本质与特征

所谓循环经济,毕业论文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要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循环经济为工业化以来的传统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提供了战略性的理论范式,从而从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3]。

发展循环经济,意味着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这种变革需要创新管理理论来指导,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组合”,它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因此,发展循环经济,必须和创新管理结合起来,从技术、制度、组织三个方面对资源进行创新,并高度融合这三种创新,这样才能加快循环经济的进程,更快解决资源短缺问题。

2.2发达国家循环经济中的创新管理

发达国家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运用了创新管理理论并取得较好效果。美国是循环经济的先行者,经过以提高资源利用率为目标的技术创新,使得既包括传统的造纸业、炼铁业、塑料、橡胶业,也包括新兴的家用电器、计算机设备业等行业实现绿色生产;在德国,垃圾处理和再利用已成为其循环经济的核心,通过诱致性制度创新,德国对垃圾处理和再利用实行双轨制回收系统,有效促进了废弃物的回收利用[3];2000年日本召开了一届“环保国会”,审议通过了《循环型社会形成促进基本法》,把建设循环型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作为21世纪日本经济社会的总体发展目标,并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确定下来。这种方式就是强制性制度创新[4]。

3发展循环经济必须做好创新管理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的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硕士论文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熊彼特看来,所谓“经济发展”也就是指整个社会不断地实现“新组合”5]。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在当前资源不堪经济发展需求的情况下,创造出“新组合”,使我们的生产方式合理化。所以,我们说发展循环经济本身就是创新,用

公式(1)来表示:

CE=F{TI,II,OI}(1)

其中,CE代表循环经济、TI代表技术创新、II代表制度创新、OI代表组织创新、F代表集成创新。这个公式表示了发展循环经济,需要从技术、制度和组织三个方面进行创新,并集成这三个方面,发挥资源的更大作用。

3.1技术创新

2004年秋天召开的全国循环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加快推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10项措施。其中要求依靠科技进步,加大循环经济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的力度,努力突破制约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并确定到2010年我国要建立比较完善的循环经济技术创新体系[6]。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通过生产技术与节约资源意识、环境保护意识相结合,实现生态环境的永久平衡。发展循环经济的可能性和经济效益好坏,往往取决于技术体系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6]。举例来说,如果循环利用资源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企业的废弃物循环利用就具有可能性,但企业是否有积极性循环利用资源,则取决于技术水平所决定的经济效益好坏。因此,技术创新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前提。

技术是循环经济的载体,它处于核心地位,主要是指以清洁生产技术和废物资源化技术为内容的环境无害化技术(EnvironmentSoundTechnology)[7]。环境无害化技术的特征是污染排放量少、合理利用资源和能源、更多地回收废物和产品,并以环境可接受的方式处置残余的废弃物。环境无害化技术包括预防污染的少废或无废的工艺技术和产品技术,但同时也包括治理污染的末端技术。其主要类型有:消除污染物质的污染治理技术、进行废弃物再利用的废物资源化技术、进行无废少废生产的清洁生产技术。

技术创新主体是技术创新中带有根本性和基础性的问题之一。正是技术创新主体的创造性活动,支配着或决定着创新资源要素的投入—产出,医学论文才使得劳动得以激活并加入到主体变革课题的能动创新过程之中,从而变得更有价值[8]。在进行技术创新的时候,不能以政府设立的技术研究中心为唯一主体,企业更应从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出发,发挥创造性,推动技术进步。

3.2制度创新

目前中国的生态省、生态市、循环经济省市的试点建设中,普遍存在对技术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对制度的重视程度。基本操作模式是以政府作为推进主体,靠这种模式发展循环经济是不可能持久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制度至关重要,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功能[9]。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正是人类对难以为继的传统发展模式反思后做出的战略选择。如果只有技术创新而没有进行制度创新,会造成没有一套好的制度保证循环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制度创新有两种方式,即强制性制度创新和诱致性制度创新。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就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创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创新是制度创新的逻辑起点;强制性制度创新是诱致性制度创新的必然结果,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10]。所以,在政府为循环经济制定有关法律法规的同时,应鼓励部分先进企业自主进行有关制度的创新。

循环经济制度体系创新的关键是改变自然生态系统无价值、无产权的经济制度基础,构建以利益机制为核心的循环经济制度体系[11]。健全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强制约束制度,职称论文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02年)等;完善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激励政策,如向废弃物的生产者征收处理费,促使其减少资源消耗量和废弃物产生量;建设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保障制度,如建立循环经济制度环境,包括资源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和产业制度等。

3.3组织创新

面对快速变化的生存环境,许多企业改变了以前的机械的组织结构,趋向于建立有机的富有灵活性的组织结构,以求通过柔性的组织结构提高本组织的竞争能力。发展循环经济,意味着经济模式的转变,传统经济模式的组织结构也就不能适应了,为了适应循环经济的要求,企业需要进行组织创新。循环经济和传统经济的出发点不同,它是以节约资源为首要原则,在进行组织结构设计的时候也要考虑到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

为了适应循环经济的需求,企业需要建立一个直属于总经理的资源利用监控部门。资源利用监控部门的主要工作有:寻求当前行业内的先进资源利用技术,并介绍到组织中来;对项目小组和职能部门进行资源利用率的测算,英语论文对资源利用率高的单位进行表彰并推广该单位的有效方法。另外,由于循环经济的特性,组织应该赋予资源利用监控部门较大的权力,这样才能使得该部门有效实施其决策。

4资源的优化配置,必须实施集成创新

李宝山教授等人在《集成管理—高科技时代的管理创新》中认为,集成从管理角度来说是指一种创造性的融合过程,即在各要素的结合过程中,注入创造性的思维[12]。在创新理论中,高层次的集成是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由分化走向融合,更好的发挥技术、制度和组织结构等因素对主体发展的推动作用。为了更好发展循环经济,需要使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实现优势互补、相互匹配,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各种优势,更快推进发展循环经济。如图1所示,通过有效集成针对资源进行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实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扩大资源再生的投入、建立集约化的生产模式、强化社会责任第一的经营理念等中间目标[1],最后真正实现最优化配置和最小化污染的目标。

4.1对资源进行集成创新的中间目标

为了实现最优化配置和最小化污染这个最终目标,需要实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扩大资源再生的投入、建立集约化的生产模式、强化社会责任第一的经营理念等中间目标,这是不可逾越的。这些中间目标的实现是以技术、制度和组织的共同发展为前提的。例如为了提高资源利用率,虽然有了先进的绿色技术,但有的企业出于自己的特殊情况可能仍旧使用原先的“有害”技术,这就需要相应制度的约束;假设技术和制度都有利于循环经济的发展,然而组织结构又过于臃肿,在浪费人力资源的同时也使得技术和制度的推广过慢。

(1)大幅度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发展循环经济就是为了解决资源短缺问题,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便成为首要目标。通过对生产流程设计和生产工艺等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可使资源的利用率提高1倍、5倍甚至10倍。当然,提高资源利用率并没有固定的限制,提高1倍也是进步。不过只要存在着提高资源利用率的空间,就要通过各方面的改进来争取,这才充分体现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

(2)扩大资源再生的投入。从某种角度而言,发展循环经济的根本目的,不外乎是恢复、保持和扩展我们这个星球的生态环境,从而更大规模地提供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服务和生态资源。随着人类需求的扩张和生态环境破坏所导致的成本增加,以及消费者环境意识的加强等,这种压力也日益凸现。扩大资源再生的投入,在资源再生技术方面加大投资,提高资源的使用次数,变“有限”为“无限”。

(3)使生产模式朝着集约化的方向发展。集约化的生产模式,追求的不仅是减少浪费,而且是杜绝浪费。按照皈依自然的设计,在封闭环式的生产系统中,每种产出要么以无害的营养物质的形式重归自然,如混合肥料,要么成为制造其他产出的投入。留学生论文最近山东省青岛市有一个转变观念变有害物质为其他产出的投入的例子。青岛市红星化工厂的铬渣难题竟然在与近在咫尺的青岛钢铁公司找到解决办法,铬渣恰好是钢铁公司炼铁所需要的添加剂,这样一来,红星化工厂解决了20万吨的铬渣难题,钢铁公司也找到了能减少运输费用的添加剂。

(4)强化社会责任第一的经营理念。回望大部分企业的发展路程,其经营理念多是盈利第一。这种理念驱使着企业在经济利益和社会道德发生矛盾的时候,为了取得经济利益,不惜牺牲社会利益。作为社会的一员,企业有其社会责任。当前社会面临着资源危机,企业应该以主人翁身份承担改善资源危机局面的责任。以社会责任第一为经营理念,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企业也适应社会要求,这样更有利于企业开展其经营活动。

4.2对资源进行集成创新的最终目标

显而易见,工作总结上面四个目标并不是独立的,在实现其中任何一个目标的同时也在实现其他三个目标。我们坚持四个目标的共同实现,就是要从不同层面推进发展循环经济,真正做到有效利用有限资源。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类的需求是无限的,这就需要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来实现两者的平衡。发展循环经济,进行集成创新,以环境无害化技术为先导,以强制性制度和诱导性制度为保障,以灵活的“节约型”组织形式为附体,达到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变有限为无限,达到最优化配置和最小化污染的目标。在复杂环境下,要实现生存发展,就需要等一个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不断适应、融合的过程[13]。只有有效集成各种创新优势,才能实现最优化配置和最小化污染这个最终目标,才能使经济社会发展有持续的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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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何畏,等译.商务出版社,1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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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兆友.技术创新主体论[M].东北大学出版社,2004:1～4.

[9]张玉春.关于循环经济制度创新的思考[J].学习与探索,2005(02):172～175.

[10]诺思1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效绩[M]1上海:三联书店,1994:47～48.

经管理论文篇7

1.企业再造的含义

企业再造，也可称为企业再造工程或企业重新设计。汉莫等人在《再造企业》一书中作了十分清楚的定义：“企业再造就是对企业业务流程(BusinessProcess)做根本性的重新思考和彻底的重新设计，以求在成本、高质量服务和速度等各项当代绩效考核的关键指标上取得显著的改善”。

根据汉莫的定义，再造企业是从根本上对企业原有的基本信条、业务流程进行重新思考和重新设计，因此企业经营中一直遵循的基本信念，如分工思想、规模经营、标准化生产、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岗位责任制等，都提出了质疑，认为应该对此进行全面的重新考虑。再造企业不是对组织进行修修补补，而是对企业运营方式的重大革命，它要触及到事情的根源，对企业进行彻底改造，而决非是一般的改善或提高。企业再造着眼于业务流程。业务流程是企业以输入各种原料为起点到企业创造出对顾客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为终点的一系列活动。汉莫等人之所以认为应从业务流程着手改造，是因为现行企业业务流程是分工理论的直接产物，不重造业务流程，就不可能实现绩效指标的显著提高。

2.对分工理论的挑战

两个世纪前由亚当·斯密创立的劳动分工理论，一直是企业组织建设的核心理论。一方面，企业制造产品的过程被分为一连串的简单动作，最后由生产线组装完成；另一方面，在组织机构上表现为金字塔式的官僚体制。这种劳动分工、专业化及金字塔式组织体制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发挥了很大作用。然而，当人类进入网络信息时代后，价值观念和消费需求发生新的变化，对企业的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分工理论指导下形成的企业经营与组织模式已不再是产生高效率的法宝，而已成为限制企业发展的枷锁，直接影响到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员工在生产经营中的“只见树木（局部或自己岗位），不见森林（全局或最终产品与服务质量的效果）”、管理者的“本位主义”、组织内部的“官僚习气”、轻视顾客与缺乏革新精神等，都使企业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瞬息万变的经营环境，动摇了企业持续发展的根基。因此，企业再造理论大胆地向主宰了人类两个世纪之久的分工理论提出挑战，它否定专业分工论，主张工序合并，实行团队工作的“合工”业务流程工作方式；它否定传统的金字塔式组织，提倡“精兵简政”、组织结构“扁平化”；它实行分权管理，彻底消除官僚体制；它广泛、充分地发挥信息在生产业务流程和组织结构中的作用。

总之，企业再造理论与分工理论不同，其宗旨是通过一场彻底的经营管理革命，建立起高效率的组织模式和运作模式，增强企业的应变能力和竞争力，实现企业绩效的飞跃式提高。

企业再造理论一经提出，便迅速风靡欧美，继而波及亚洲等其它地区，成为世界企业关注的热点。目前约有70～75%的欧美企业正计划进行企业再造，美国500家笃笠抵杏?0%不同程度地正实施着“企业再造计划”。一些企业通过企业再造，有效地创造了竞争优势，使企业再度迈向辉煌之路。例如，美国波音公司进入90年代后出现不景气，公司为了摆脱困境，决策者确立了以降低成本为突破口，以改革工作流程为出发点的“企业再造方案”。公司打破传统的分工专业化、顺序化及中央集权的经营管理方式，建立工作整合（进行工序合并，实行综合作业），打破组织界限及讲求平行作业的管理方式，使公司在成本、质量与顾客服务上取得了显著效果。如1996年生产一架737波音客机的生产周期由原来的13个月减少到6个月，经营成本也降低了20～30%，波音公司终于通过“再造”挽救了自己，重新走上了繁荣之路。

国外实施企业再造取得成功的经验有下列几点值得借鉴：(1)对企业的整体改造优于局部改造；(2)企业高层主管和各级主管重视并直接参与改造；(3)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充分发挥信息网络技术的作用；(4)变革的时机适宜，如选择企业面临困难、危机时期；(5)团队精神发挥得好；(6)对员工进行高素质的培训，拓开他们的知识面，提高他们的综合作业技能。

世界酒店业也正酝酿着与旅行社、航空公司的结合，进行综合改造；根本改革市场调研、预定、交通、接待、服务的作业程序；酒店内部的作业程序合并、工序合并，实现对顾客的“一条龙”服务、跟踪服务，让顾客感到十分方便和满意。

二、酒店经营管理模式的两大转变

因特网对酒店经营环境产生的重大影响，现代管理理论对酒店经营管理的理念、经营思路产生的支配作用，都导致了酒店经营管理模式必须来一个大的根本性的转变。

1.从制度型经营管理模式向人本型经营管理模式的转变

制度型模式主要是“以工作为中心”或“以岗位为中心”，通过各种规范、规章制度、标准等对酒店进行有效的管理。这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管理组织形式，它提高了管理者的权威，有利于制度、法规的制定、执行和任务的完成，有利于管理者制定工作方针、计划、经营目标，在世界酒店业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但它在强调管理者权威性及制度的强制性的同时却忽视了员工作为“人”自身的能动性、创造性和潜能的发挥，缺乏对员工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引导，忽略了员工间的和谐团结对酒店经营的重大影响，制约了员工个性发挥。

人本型模式是以“人”为中心，通过员工自主管理、民主决策、确立团队精神、协作精神、主人翁意识等观念，充分发挥员工的主动性和潜能，管理者主要起宏观调控和监督作用的一种经营管理模式。这一模式的实施必然要引起酒店组织结构、运作机制、工作程序等的重大变化，组织机构要更加精简，更有效能；对现代信息的传递与利用的要求越来越高。

2.从“以财务为核心”的经营管理模式向“以现代营销为核心”的经营管理模式的转变

当今酒店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在经营观念、经营方式等等方面来一个革新，必须把过去的“以理财”为重点的管理模式转到“以生财”为重点的经营管理模式上。“客源是酒店的衣食父母”。无客源酒店什么都谈不上，也没有财可以理。酒店要有持续的丰富的客源，必须要以现代营销学的理论与实践去开发客源，真正做到时时处处方便客人，处处时时为客人提供优质服务。必须了解市场、细分市场、选择目标市场，及时调整酒店产品与服务的组合，向公众不断沟通本酒店的服务特色、价格，以及做好即时的跟踪服务和各种信息反馈等等，使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都十分满意，起到良性循环的经营效果。要做到这些，最好的帮手就是借助于因特网与酒店企业内部网的有机结合，为四面八方的客人与酒店之间架起一座方便的桥梁。信息网络技术为现代营销提供了真正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越来越多的人需要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使用因特网。目前，一般人都可以在公司、家庭、学校等轻易连接上因特网，进行通信，获取资料，消遣娱乐等。他们也希望差旅时可以方便地上网。至于租用酒店办公的商业客户，上网更加是工作和生意上的需要。所以一家没有因特网服务的酒店会减少吸引力，也显得不高档。网络酒店是当今酒店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谓网络酒店就是已经连上因特网的酒店。在网络酒店里，无论是酒店本身，还是入住客户，都可以便捷地连上因特网，进行通信，获取信息等。也可以说网络酒店是酒店通过特有的系统联接上国际互联网，通过网上的主页向全球多姿多彩、声情并茂地展示自己的风貌、特色；向全球亿万的用户分销自己客房和各种服务的酒店；并可依此组成酒店连锁业，以强劲灵活的营销手段向广大市场进军；它可以向众多的客户提供面对面的营销方式；它开拓市场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平常方式下的人力、物力所无法与之比拟的。它代表了最新和最有效的营销方式，它为酒店开发客源市场带来了无限的商机。

一般来说，网络酒店可以为世界各地的顾客或公众提供以下的因特功能：

(1)WWW（网站浏览）；

(2)电子邮件收发；

(3)文件传输FTP；

(4)用因特网免费打长途电话；

(5)因特网视频会议；

(6)流动商务中心；

(7)网络打印（打印网上获取资料）；

(8)因特网培训，等等。

网络酒店还可以为酒店带来新的收入，如：(1)记时上网服务；(2)电子信箱服务；(3)视频会议；(4)出租主机空间，出租PC笔记本电脑服务、(5)网上订房服务；(6)网上订餐、订花、订书等服务；(7)网上广告服务等等。

可以说，酒店经营进入网络营销时代，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科技进步的必然。

三、“以网络营销为核心”的酒店经营模式

具体在四个方面可以得到突破：

1.在实现新思维方面可以得到突破

当今酒店经营管理的新思维集中概括为社会营销观念；一切为了顾客，最大限度地满足顾客需求为已任的酒店意识；全心全意任劳怨为顾客服务的精神。由于有了大容量、高速化、互动式信息互联网，为酒店按照新思维经营管理提供了可靠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条件。因特网的大容量、高速化、互动式，改变了我们过去受空间、时间限制的服务方式和较低的服务效率。过去许多服务需要有中间商诸如旅行社、航空公司的介入，才得以有效地完成，中间商成为信息的组织和传递者，并控制着酒店部分营销活动。如今使用信息互联网，一方面使顾客有了充分的信息来源，让客人选择酒店商品的范围和权利大大提高，真正做到“任君选择”；另一方面，酒店亦获得了更强大的信息处理和传输能力，使之对市场的调研和市场细分可更加深入与可靠，并可不受空间、时间限制及时满足消费的个性化、特殊化的需求，实现“一对一”的特定营销，从而摆脱“非得批量才予办理”的惯常做法，从而逐步摆脱中间商的控制，更加符合顾客的需求进行酒店商品的销售，达到更加有效的进行市场营销活动。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酒店与顾客之间的沟通强化，变得更自由更方便，生产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缩短，直销变得更为重要。网络营销可以改变过去被动反应性的营销方式，而成为主动性灵活性的营销方式。

因特网络将使酒店的组织结构职能化分工向一体化、综合化方向发展，并形成以顾客为中心、顾客为导向的新的组织结构体系（扁平化的组织结构）。酒店营销战略的时效性、灵活性随之增强，战略计划的调整将更为频繁。市场营销组合也由4PS（产品、价格、销售渠道和促销）策略转化为4CS组合（满足顾客欲望、满足欲望的成本、满足购买便利和满足沟通）。这是消费者参与信息控制之后的客观要求。

2.在信息海洋中，迅速、准确的解决供需双方“各取所需”的信息问题可以得到突破

酒店网络营销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要解决快捷、准确的信息沟通，提供信息服务，为此对网上供需两方的信息进行科学分类十分重要。要有一目了然的方便查询和可利用的《信息目录总汇》、《信息目录检索》等等。商品经济最本质的表现形式就是“供”和“求”两个字。经济发展必然造成“供”的大量增加，而新的“求”一方面刺激着新的“供”，另一方面又淘汰着老的、旧的“供”。这两个字无休止不停的运动。谁真正能在若干具体的“供”与“求”之间架起桥梁，谁就是成功者。酒店营销工作的成功，关键也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上网的供方与需方的主页，实现全天候的供需双方信息的沟通。

3.充分利用因特网的优势，在酒店营销、公关广告宣传手段上取得突破

事实上目前国内已有多家酒店利用因特网进行了一系列的公关、广告宣传活动，并迅速获得了信息反馈和显著的经济效果。例如，杭州望湖宾馆通过我国因特网商业信息站“中国黄页”上网后，一周内就收到国外发来的电子邮件要求预订房间，此后预订房间的电子邮件、传真连接不断。酒店进行网络广告有着传统广告不可比拟的优势，这些优势是：(1)成本低、制作一个网络主页成本仅需几千元人民币；(2)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并容易调整广告的信息内容；(3)酒店与顾客可双向交流。

4.建立面向顾客的服务体系，实现直销的突破

建立面向顾客的直销服务体系，包括：

(1)向顾客传递有关服务项目、服务特色、价格以及可为顾客带来独特利益的信息；

(2)利用电子邮件帮助顾客解决问题，减少顾客购买和查询信息的货币成本和精力、体力等非货币成本，从而提高顾客感觉中的价值。

(3)向顾客提供网上模拟服务，使顾客亲临其境感受服务，以降低其购买风险。

(4)根据有关顾客偏好等信息，事先准备好顾客所要求的“定制化服务”，以提高顾客的满意程度。

(5)减少旅行社、航空公司等中间环节下的直接营销渠道服务。

(6)为降低成本建立酒店与设备生产厂或原材料供应厂间的直接联系服务。

(7)为丰富顾客文化娱乐生活在客房内建立多媒体可放精密唱盘和游戏光盘的服务。

……

总之，今天的酒店已处于网络信息环境之中，谁能及早认识并采取网络营销手段，谁就会在酒店经营中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并具有更多更强的竞争优势。

世界最大的假日酒店集团建立了全球网络(WWW)的站点。无数的因特网入网者通过电脑上假日集团的主页，可获取其它各个酒店的信息，包括服务和房间种类等等。该公司的董事长和执行主席BrianLangton先生说：“客人可通过他们的私人电脑直接预定客房”。德国的假日酒店在客房内也设置了因特网站点，包括文字处理、平铺式窗口和传真设施。客房内还有多媒体可放精密唱盘和游戏光盘。另还推出新项目"Vidoondemand"顾客可以选择特定的时间看他们想看的电影，而不必按固定的电视节目表的顺序。

我国开发的千里马{图}酒店电脑管理系统(Intranet)为酒店与因特网(Internet)结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它把每间客房的PC工作站用网线连上因特网，然后通过专线把酒店企业内部网和因特网相连。或者是用专线把酒店企业内部网和国际互联网相连，这种方式成本较低，对酒店住客也十分方便。

【参考文献】

经管理论文篇8

全球化是指社会经济体系、政治体系的非国家化和全球一体化的进程。20世纪中后期以来，全球范围内的经营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显著的表现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经济不断壮大。在其影响和推动下，全球化条件下的管理会计也面临强烈的冲击，并从欧美波及到我国，使管理会计无论在内涵还是外延上都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大范围的变革，宏观上由政治、经济开始，经过财政、金融下传至企业，从方针、战略，微观上直接由财务会计传导给管理会计。

一、全球化经营的管理会计背景

十多年来，在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推动下，全球范围内的企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Corporations）向全球公司（GlobalCorporations）的转型。其主要特征之一是围绕全球经营，吸纳整合全球各国或各地区的各种最优势资源，包括资金、市场、原材料、技术、人才，打造全球产业链，采用诸如并购成长的方式以全球的资源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①。由跨国经营转变为全球经营，其具体特征表现为：

（一）经营活动的全球化

随着营销及服务网点撒向全球，制造组装等业务也开始全面向新兴市场或者最适宜加工组装的地区转移。无论是主动发起还是被动应对别人的全球化市场挑战，跨国公司都不得不根据全球市场制定全球战略，从而保持现有的竞争优势和开发新的竞争优势。适应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国际管理会计开始从内涵与外延上发生转变。

（二）打造全球产业链

随着制造业的转移，跨国公司开始将研发设计业务向全球转移。近年来，跨国公司研发出现了从国内到国外，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通过在全球范围设立营销服务、制造组装和研发设计中心，跨国公司建立了自己的全球产业链。现代市场竞争已经从单一企业间点对点的竞争上升到产业链的竞争。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管理会计的边界，促进了供应链管理会计的发展。

（三）外包的常态化

跨国公司根据全球产业链发展的需要，往往把经营重点转向服务环节，退出某些制造环节，把零部件生产，甚至最终产品生产按照自己的标准发包给经过认证的海外企业。开始是制造外包，后来则是服务外包。现在，连财务管理、信息系统管理、产品设计等过去完全由企业自己完成的服务业务也都开始外包给其他企业进行。

（四）通过并购快速成长

过去企业比较注重“有机增长”（organicgrowth），即主要依靠自身生产能力扩大而取得发展。现在仅仅依靠有机增长已难以适应迅速变化和扩大的市场。通过并购其他企业获得增长的方式被广泛应用。

在全球经营的推动下，跨国公司在数量和贸易规模上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随着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的转变，它们所产生的内部贸易已经占了世界贸易的很大比重。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截至2004年底，全球跨国公司6.4万家，海外分支机构85万多家，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以上②。全球公司通过跨国界的企业内部市场来代替外部市场进行中间产品交易，可以更大程度上以日益广阔的内部市场的交易来降低外部市场不完全所形成的交易费用和成本的增加。一般而言，产品的内部化程度随产品加工程度的提高而上升，也就是说制成品内部化程度一般远高于初级产品的内部化交易程度。这是因为，通常一国最终产品的名义关税税率都高于中间产品的名义关税税率。随着产品加工程度而逐渐升级的关税结构，不仅推动了全球公司出口中间产品，然后在市场所在地进行组装，而且也促使出口企业将一些最终制成品的出口实行内部化。在这种形势下，管理会计的转移价格问题研究再次提到人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并成为当前管理会计研究的重要课题。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偏向于对收入和资产规模的重视，而对企业收益的质量缺乏应有的关注。一方面资产规模在扩张，而另一方面资产收益率却不尽理想，甚至出现下降态势。面对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企业只有不断增强价值创造的能力，才能在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实现持续稳定的发展。全球公司新的发展战略、新的管理结构以及新的理念和文化给我国管理会计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与机会。一方面，我们要积极推动本国企业的市场化以及战略、结构及理念文化的转型；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必须转变管理会计的传统观念及思维方式，积极考虑以全球资源来参与全球竞争和有效吸纳整合跨国公司的资源为我所用。同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加快产业整合，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让那些具有全球经营战略理念的企业跨地区跨部门并购同产业的其他企业，允许外部企业参与国有企业的并购。通过外资企业并购促进竞争，淘汰落后，使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主动地位，提升市场经济地位，促进管理会计的创新与发展。

二、管理会计标准的国际化

面对全球化的经营环境，企业管理一般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适应环境；二是影响环境；三是重新选择新环境。管理会计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不单纯是管理会计的方法，作为其根基的管理会计概念也面临着挑战。

（一）管理会计的国际标准

在全球化的经营环境下，管理会计仍然采用一国的局部标准是难以适用的，制定国际标准（globalstandards）已成为当务之急。国际标准可分为法律标准（dejurystandards：DJS）和事实标准（defactostandards：DFS）。法律标准有按与法律相同的基准进行处理的强烈要求，而事实标准虽无法律上那么高的强制性，但是若缺少这样的基准，灵活处理经营活动就会带来困难。比如，作为强制性要求的前者有JIS（适时制）及ISO（国际认证）这样的标准，而作为后者则有“window”（微软公司）及VHS等规范，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后者。

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某类工业产品若只注重自行创立DFS，而不考虑与其他DFS的一致性，那么其生产的产品就无法到世界市场上去销售。不仅是工业层面，经营层面上也有DFS的问题，这是必须重视的问题。公司治理（corporategovernance）也不例外。如何适应全球化经营的需要，改造我国传统的公司治理模式，是管理会计战略制定应当考虑的重要因素。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国内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经营文化，然而，随着企业的跨国经营，各国之间存在的文化、体制、法律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要求国际性企业对这些差别具有敏锐的感觉，并针对这些差别采取适当的策略。

管理会计规范必须与全球化环境相适应。AAA．NAA（全美会计师协会）连续颁布的是IMA（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的《管理会计文告》（StatementsofManagementAccounting：SMA）。IMA在管理会计领域是全球最大的研究、教育机构，拥有包括世界各国或地区在内的300多个分支机构，会员达到八万五千多人。管理会计的基本目标是向管理者以及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号召经营过程的管理会计人员积极参与企业的全球化管理。通过《管理会计文告》（SMA），对管理会计人员在经营活动以及过程中应遵循的标准作了明确的规范。现阐述如下：1.管理会计人员的责任。为实现管理会计目标，管理会计人员必须恰当地进行计划的制定、经营事项的评价、控制的实施，以及完成有关经营资源履行情况的会计受托责任，并向外部作出报告。

2.管理会计人员的活动。为了完成上述责任，管理会计人员需要承担信息的报告、信息的解释、经营资源的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先进设备、技术的利用、信息的验证以及会计组织的管理等职责。

3.管理会计的过程。上述各项活动，是经过交易事项的确认、计量以及归集，作业的分析、资料的编制以及解释，并向使用者进行信息传递等这一系列过程来加以实施的。

《管理会计文告》（SMA）较早的事实标准（DFS）被认为是AAA颁布的《1995年度管理会计委员会报告》。这份报告引人注目之处在于，除了要求向管理者提供信息之外，还需要向其他的利益相关者提供信息。财务报表的编制以及揭示本身虽然只是财务会计的事，然而，将其结果通过财务报表提供给其他利益相关者，这种外部报告会计也变成内部管理会计的共同话题，并被明确作为管理会计的主要目的之一。因此，早期尚未制度化的环境成本、股东持有股份变化情况以及经营层讨论等与公司治理相关的报告，这些对外报告的内容，今天已经或部分成为了管理会计的目的之一。

（二）SMA中有关革新的内容

在《管理会计文告》（SMA）中，面对21世纪的全球化挑战，针对可能对管理会计的冲击，了若干新的革新文告。详见表1。

如表1所示，按照内容的不同，可根据连载的分类列出SMA的标题，并附上编号及年份。现说明如下：

1.基于供应链的管理会计。将SCM及VCM作为直接对象的是4X，而对此开展综合的业绩管理讨论的是4U和4DD。其中，作为一种方法将TOC引入的是4HH。

2.基于国际经营的管理会计。与国际标准并列所讨论的是“差异突破”，反映在4V中；国际经营中是以竞争环境与新的财务功能为对象加以讨论的，反映在5D及5E之中。

3.基于股东价值创造的管理会计。面对21世纪全球化冲击的应对策略，管理会计的革新是实施价值创造经营（VAM），其核心是股东价值创造经营（SVAM）。讨论这些新课题的是4AA。

4.基于企业集团的管理会计。直接论及这个问题的是SAM。

5.基于公允价值的管理会计。公允价值管理的对象主要是金融商品，在4M、4Q中有这方面具体的介绍，并对有关控制实务提供了指南。

6.基于现金流量的管理会计。有关这方面直接论及的是SMA。

7.基于环境保护的管理会计。环境管理会计的各种问题正面论及是4W与4Z。4R与4S在讨论质量与风险的过程中也涉及了这个问题。

8.基于顾客价值创造的管理会计。与股东价值创造经营并列第2的是价值创造经营，就是顾客价值创造经营（CVAM）。在这个课题中，从ABCM的侧面论及的是4T、4CCC以及4EE，此外，从成本企画角度论及的是4GG与4FF。

三、寻求最佳实务标准的国际计量基准

为了在全球化的竞争中获胜，管理会计仅仅依靠国际标准也是远远不够的，寻求全球范围内的最佳实施方案才是获得竞争优势的良方。一种策略，就是在差异比较中寻求最佳的计量基准（benchmarking）。

（一）计量基准的意义及其种类所谓计量基准，就是在进行计量或判断时所依据的标准（以下简称BM）。作为经营或会计的BM，依据SMA，它是以判断类似活动的优劣与否为标准来计量作业的方式。管理者为了能促进作业的有效性或者高效率，依此来识别环节或方法[IMA，1998，P7]。这样的BM，有以下三种类型[IMA，1995，glossary]：1.内部（internal）的BM。在组织内部类似的环节、产品或者服务中，调查确定最完善的方案。2.行业内或竞争的（industrial/competitive）BM。在同一行业内的其他组织中，调查确定最强有力的直接竞争对手所拥有的最高的产品、服务以及作业环节。3.世界水准（world-class）的BM。调查确定各国所实施的类似环节中的世界最高水准的组织业绩。

对同一企业的其他事业部及工厂、分店，调查确定的最佳实务方案就是“内部BM”。这种基准具有获得信息容易，在推进过程中能够相互协作，且最简单易行的特点，但它难以获得期望的大成果。以企业外部为目的，选择同一行业的其他公司来寻求最佳实务方案，这是“行业内的BM”，因为它是以竞争企业为对象，所以又称“竞争的BM”。它提供的是一种竞争对手的信息，该基准有助于明确企业自身在竞争市场中的产品定位。面对全球化经营的不断深入，今后基于集团经营的管理会计必须开展“世界水准的BM”，超越国界、超越行业探寻出世界最高的实务标准是极其必要的。这一过程具有很大的困难，但同时，它有可能带来巨大的成果。在这种管理会计的冲击下，以这种“世界水准的BM”为对象，管理会计将表现出如下的特色：1.本公司具有成功决定因素（criticalsuccessfactors：CSF）。这种决定因素以选出的业绩指标为焦点；2.探索有关CSF的超优良企业的世界最高水准的实务标准；3.该最高实务标准要与本公司的文化进行协调与配合，要寻求其文化导入的接口并持续地加以改善。

（二）最佳实务标准的步骤与行动

针对上述的BM，特别是“世界水准的BM”，我们需要寻求恰当的实施步骤与行动。现将实施步骤（1-6步）和实施活动（a-q）分析如下：1.选出BM项目，并附上优先顺序。即，a、以识别出实施BM的领域来排列顺序；b、识别出实施BM的顾客和其他要素。2.编制BM小组。即，c、任命BM小组。3.记录自己的作业环节。即，d、决定有用的BM尺度；e、调查揭示内部BM的环节。4.探索和识别最高水准的业绩。即，f、决定数据的收集方法；g、识别应该实施BM的组织；h、收集BM业绩和可能使用的数据。5.分析BM数据，识别可能采用的方案。即，I、决定现行业绩差异；j、有关现行和未来的差异识别成本；k预测未来可能达到的业绩。6.依据BM，调查实施关注的事项，最后进行再设计，即，l、经营者承担改善差异的结果及寻求对策；m、设定有关业绩的目的及目标；n、实施对策；o、评价目标实现的进展；p、必要的时间，改进目标；q、设定适宜的、最新的计量基准。

上述核心是步骤4，即如何收集有关最高水准的信息。依据SMA4V，必要的信息源有以下途径[IMA，1995，p.11]：1.内部的信息源。来自销售员、调查员、技术员的信息，以及委托事务所的调查，或者访问顾客、对图书馆资料的数据分析及对最近的雇用、竞争对手分析所获得的信息等。2.外部的信息源。如行业的出版物、专业团体、研讨、业界专家、大学、刊物、顾问、财务分析、国内与国际的票据交易所、需求集团、证券分析报告、年度报告、特许记录、调查报告、新闻、销售商的介绍、政府记录、联机服务与信息交换等。3.独自调查。如邮送调查、电话调查、顾问、BM的现场访问等。对于世界水准的BM，要求有很高程度的信息收集能力。图1这种金字塔式的收集方法值得借鉴。

在图1中，底部是定期刊物、杂志、新闻、会议资料与记录等，这一层次无论是收集的努力程度，还是调查的结果都是低水准的。但是，从国际信息、国际报告中获得的第二次调查，以及有关社会共有财产的信息，进一步进行最佳实务方案的数据分析与调查、逐步向金字塔的上层推进，这种收集努力和调查结果就逐步成为了高水准。最后是现场访问，这一步达到了顶点。在实地访问中，往往期望其能够获得较大的调查成果，即使对所访问公司的探索、谈判、了解等已经付出了许多的收集努力，然而这项工作也是值得去做的。在日本，譬如索尼、丰田汽车等优秀公司，就是通过实地访问获得许多成果的，如索尼的小公司体制与执行董事制度、丰田的看板管理方式及成本企画等，这些都是最佳的实务方案。它们作为经营、会计领域的《世界的BM》被认为是世界水准的最佳实务方案，且已众所周知。

综上所述，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加强，越来越多的公司被吸引到国际贸易与投资的活动中去，许多原有的跨国公司转变为全球公司，并在全球观念下制定战略。全球化竞争将对政治、经济结构产生新的冲击，管理会计必须通过变革谋求新的发展战略，而制定全球化经营背景下的国际管理会计标准是当务之急。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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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村明，大下丈平.管理会计的国际展望.福冈：九州大学出版会（日），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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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InstituteofManagementAccounting，StatementsonManagementAccounting.

．4TImplementingActivity-BasedCosting，1993.

．4XValue-ChainAnalysisforAssessingCompetitive，1996.

经管理论文篇9

目前关于“入世”对中国农业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入世”与政府农业管理体制。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的管理权在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权和农产品流通管理权在商业行政主管部门，农产品国际贸易的管理权又在外贸行政主管部门。这种贸工农分割、产供销分离的运行机制显然不适应加入WTO后农产品国际、国内市场一体化的需要，（注：田利琪、李清柳：《贸易自由化与我国农业政策的选择》，《经济论坛》2001年第15期。）现行农业管理体制对农业生产、加工、流通处于分散管理的状态，不适应农业国际化对农业进行灵活、有效的宏观调控的需要。（注：张开华：《WTO框架下农业结构战略调整的若干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01年第7期。）但也有学者指出，中国贸易体制改革的总体方向是市场化，而WTO规则对贸易体制的规范化有一定的要求，对加快国内流通体制改革将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注：金丽馥、周德军、周爱春：《面向WTO的中国农产品市场》，《经济体制改革》2001年第5期。）

第二，“入世”与我国农产品的国际贸易环境。加入WTO大大改善了我国农产品的贸易环境。在WTO框架下，我国进入了一个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可以享受无条件贸易最惠国待遇，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使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出口量增加，扩大我国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注：张开华：《WTO框架下农业结构战略调整的若干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01年第7期。）可以灵活运用国际贸易规则及争端解决机制减少其它国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非关税限制措施等不公平待遇。（注：朱泽：《WTO与我国农业政策改革》，《调研世界》1999年第8期。）也有学者指出，中美协议中就含有对我国出口农产品使用“非市场经济国家”倾销标准和美国国内法律中的特殊保障措施的内容，使我国农产品对美出口在较长时间内仍然受制于单边措施。如果类似条款也出现在与其他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协议中，就无法保证未来我国与其它国家的农产品贸易能完全置于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框架之下，增加了贸易法律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注：曾令良、韩桢：《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贸易安排与发展中国家—兼论入世对我国农业的影响与对策》，《法学评论》2001年第4期。）

第三，“入世”与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尽管有学者认为“入世”后我国农产品的竞争优势将丧失，（注：陈敏敏：《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农业保护》，《中国农村经济》2000年第5期。）但更多的学者却认为，不同的农产品情况不同。劳动力和机械替代较容易的农产品生产，中国不具有生产竞争优势；劳动力和机械替代较困难的农产品生产，即我们常说的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中国具有生产竞争优势；耕地密集型农产品生产，中国不具有竞争优势。具体来说，粮食、油菜、糖料和一些地区的棉花等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没有比较优势；畜产品、水果和蔬菜比较优势较明显。（注：黄季kūn＠①、马恒远：《中国主要农产品生产成本的国际比较和差别》，《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我国农民、农业加工企业和营销组织没有足够的能力提供国际市场所需农产品，更没有大型的农业跨国公司，自然就无法提高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注：余良军、于建东：《“入世”后行业走势及命运》，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396页。）

第四，“入世”与农民收入、城乡收入以及地区收入差距。在中国大多数传统农业区，农民从种植得到的收入仍然占60%以上。“入世”后，外国农产品对中国市场的冲击会进一步加重国内主要农产品的“卖难”矛盾，引起流通渠道的混乱，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注：周汉民：《中国走进WTO》，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由于“入世”后增加进口的主要是小麦、玉米和豆油等，所以会对相应的主产地东北和华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带来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南方一些需要饲料的省区“入世”后可以直接从国际市场进口价格低廉的玉米，它们在这个过程中就成了受益者。（注：应育松：《“入世”后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现代财经》2001年第6期。）农民之间，特别是西部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农民收入之间的差距将增大。（注：雷海章：《WTO与中国农业应对策略》，《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据预测，“入世”后至2005年，全国农民实际收入将会下降2.4%左右，而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则会增加4.6%，城乡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加剧农村“贫困永久化”危机。（注：张玉和：《农业入世：想说“平等”不容易》，《江苏经济》2000年第11期。）但也有学者指出，“入世”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注：田利琪、李清柳：《贸易自由化与我国农业政策的选择》，《经济论坛》2001年第15期。）

第五，“入世”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加入WTO后将加重农村的就业压力。（注：乔海曙、邓琼：《加入WTO后的中国农业：成本、收益分析及政策选择》，《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2期。）2000年，按劳动年龄人口计算，我国有5亿农村劳动力。如按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计算，则有6亿多劳动力，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大约有1亿人口，绝对过剩的农村劳动力有4亿至5亿。“入世”后，乡镇企业解决就业的能力大幅度下降，每年向外排斥300万到400万劳动力。农民进城就业又受到重重限制。外资进入能够促进金融等服务行业的就业，对低素质的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就业难以起到拉动作用。（注：何帆：《21世纪中国仍然是小农经济？—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温铁军专访》，《国际经济评论》2000年第6期。）但也有学者指出，“入世”能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注：应育松：《“入世”后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现代财经》2001年第6期。）

第六，“入世”与我国的粮食安全。有学者担心“入世”可能对我国粮食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一方面，一些动植物病虫疫情有可能通过贸易渠道传播到我国，从而对我国农业生产构成潜在威胁。另一方面，在国际冲突仍然是一种潜在威胁的情况下，粮食进口需求的扩大，有可能对我国的粮食安全供给构成一定的威胁，其极端情形是少数处于垄断地位的出口大国对我国实行粮食禁运。（注：周汉民：《中国走进WTO》，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特别是粮油产品总体上不具有竞争优势，在国际市场的冲击下生产将相对萎缩，粮食自给率可能下降，不利于保障粮食安全。（注：王兆阳：《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现状及应对措施》，《宏观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粮食自给率较高，有65%左右的粮食由农民自产自销。尽管进口配额将有所扩大，粮食自给率不会有多大下降。（注：杨鹏飞、洪民荣等：《WTO法律规则与中国农业》，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2-83页。）而且，配额是进口机会，并不等于实际进口量。（注：徐景峰：《入世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世界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

第七，“入世”与我国的农业结构调整。一般认为加入WTO有利于中国进口资源型特别是土地密集型的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包括水果、蔬菜、畜产品、水产品等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进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注：卫龙宝：《加入WTO与中国农业发展政策的调整》，《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但也有学者指出，加入WTO也将对我国农业结构调整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关税降低和非关税措施取消后，对部分地区一些质量和单产较低、技术含量不高的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产品带来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农业结构调整其本质是农业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最有效手段是市场机制，而我国目前农业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尽完善，尤其是现行农业管理体制对农业生产、加工、流通处于分散管理的状态，无法适应加入WTO后农产品国际、国内市场一体化的需要，也不适应农业国际化对农业进行灵活、有效的宏观调控的需要，所以，从短期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入世”后我国农业结构的调整与创新。（注：张开华：《WTO框架下农业结构战略调整的若干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01年第7期。）

第八，“入世”与我国的农业保护。“入世”后，由于农产品关税只能减不能增，而我国因关税减让基期即1986-1988年大部分农产品的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关税化后的关税等值为负值，无法使用贸易规则规定的关税化手段保护国内农产品市场。同时，由于各种非关税措施将被禁用，我国不能再用传统保护手段保护国内农产品市场，只能去学习和探索我们所不熟悉并且在某些方面尚不具备条件的“绿箱政策”来保护农产品贸易，从而使我国在农产品的贸易保护中处于不利地位。（注：：《加入WTO与农村市场化建设》，《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1年第1期。）我国传统的农业保护理论、保护政策和保护做法将面临调整和修正的压力。（注：高滨淮：《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农业发展和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与对策》，《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0年第4期。）农业保护的空间大为缩小，保护成本急剧上升：市场准入的保护空间缩小、国内支持空间缩小、出口竞争的保护空间可能缩小。（注：乔海曙、邓琼：《加入WTO后的中国农业：成本、收益分析及政策选择》，《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2期。）

2.加入WTO对中国工业的影响

从国际经济的角度看，第二产业，主要是工业是中国三次产业中竞争力最强的产业。（注：金碚：《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工业》，《中国工业经济》2001年第5期。）按照有关协议，加入WTO后我国的产品关税将进一步下调，同时，我国工业产品也将进一步享受到自由贸易的好处，因此，加入WTO后，我国工业既存在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一般认为，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将获得进一步扩大市场的良好机遇，而技术密集型工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将会在短期内面临一些困难。（注：杨帆：《加入WTO对中国产业发展》，《财经科学》2000年第3期。）按照比较静态分析，中国工业品进出口贸易比较优势状况呈现出下列倾向：第一，进出口产品中具有较高比较优势的产业种类少，但它们在工业品出口中所占份额较大；较高比较劣势产业种类也少，并且出口比重也小。第二，中国多数工业行业基本均处于比较优势或比较劣势，处于比较优势的行业少于处于比较劣势的行业。且处于比较优势行业的出口比重较小，而处于比较劣势的行业出口比重较大。第三，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产品基本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与中国现阶段资源禀赋状况基本相适应。第四，大多数属于资金技术密集型或相对属于资源密集型工业产品在中国不具备比较优势。第五，某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有些产品已成为劣势，而在某些具有比较劣势产业中，有些产品则具有比较优势。第六，中国经济发展中某些工业产品比较优势强化与某些产品比较劣势强化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注：潘文卿、张伟：《90年代中国工业产品外贸优势变化及入世后的战略选择》，《统计研究》2001年第12期。）以下是理论界关于“入世”对几大行业影响的研究：

第一，“入世”对纺织业的影响。纺织业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加入WTO后仍然会具有较高的国际竞争力，能够保持较大的国际市场份额，面对相对宽松的出口环境，纺织业有可能进一步拓宽国际市场。（注：《经济管理》特约评论员：《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经济管理》2001年第3期。）但是，“入世”后竞争加剧，头5年还要受美国的配额所限制，因此该行业依然面对一段竞争激烈的日子。（注：丁元竹：《加入WTO后中国社会发展的若干问题》，“入世”后我国必须削减纺织品进口关税和消除非关税壁垒的限制，这样一来纺织业作为我国相对具有优势的行业将率先撤除保护伞，纳入自由化进程，我国纺织行业中缺乏竞争力的行业，如化纤、染整、产业用纺织品、纺机行业将受到冲击，面临严峻的考验。（注：周汉民：《中国走进WTO》，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第87-88页。）

第二，“入世”对汽车工业的影响。我国汽车工业有6个方面的劣势：一是生产规模狭小。二是劳动生产率低下。三是产品开发能力低。四是技术水平落后。五是市场占有率不高。六是汽车消费环境差。（注：袁木：《加入WTO后我国汽车工业面临的形势与对策》，《管理现代化》2001年第2期。）加入WTO以后，随着国内市场的全面开放，国际知名汽车跨国公司必将大举进入，这意味着依靠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保护的国内企业，将直接面对国内外两个市场的激烈竞争，无疑会对我国汽车工业形成严重的威胁和冲击。降低关税和取消配额许可证将会使更多的国外汽车整车和零部件进口，从而对国产汽车产品造成冲击；开放汽车服务贸易，国外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更加畅通；取消鼓励汽车产品国产化的优惠政策，部分国内汽车整车零部件生产企业将可能被挤垮，造成部分职工失业，而另有不少企业因竞争力不济，面临生产经营困难；地方财政收入也面临挑战，并且对相关产业会造成冲击。（注：王文彬：《加入WTO，中国汽车业何去何从》，《改革》2002年第2期。）有学者指出，在进口汽车竞争态势下，大部分汽车整车生产企业必然会被挤垮，转而生产汽车零部件，实现与国内外厂家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协作。（注：严瑞珍：《中国加入WTO面临的挑战与风险》，《河北学刊》2001年第4期。）也有学者认为，“入世”后，价格对国产轿车的冲击是有限的，但是，国产与进口轿车在技术水平和质量水平方面差距很大，中国汽车市场将会受到价格与品质因素的双重影响。（注：刘光卫：《WTO情势与我国汽车行业政策矛盾之解析》，《经济前沿》2001年第7期。）但“入世”也将给中国汽车工业带来有利影响，会加速汽车产业调整的步伐，进行重组合并，关掉一些产品质量不高的小厂，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充分有效的使用；促进中国企业与国外汽车跨国公司的全面合作，有利于中国企业熟悉现今世界同行的国际规则，学习它们的经营理念和操作，也有利于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缩短我们与世界水平的差距；“入世”后，总体上会造成轿车价格的下降，有利于扩大汽车消费，也有利于汽车进入家庭。（注：于良军、于建东：《“入世”后行业走势及命运》，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271-273页。）

第三，“入世”对石油工业的影响。从中国石油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来看，无论是在企业规模、品种结构、产品质量、劳动生产率，还是在技术装备、工艺水平、管理水平、人员素质上，同国外相比，还存在明显的差距。中国石油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不强，虽然中国已是公认的石油大国，但并不是石油强国。（注：杨嵘：《中国石油产业竞争力的国际比较》，《石油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4期。）加入WTO后，在降低关税和减少非关税壁垒之后，国外产品大量涌入将使这一产业受到很大的冲击，（注：曹建海：《加入WTO对我国工业的主要影响》，《经济研究参考》2002年第7期。）届时约有40%的石油产品将面临低成本的国外同类产品的冲击。（注：《我国石油和化工行业是加入WTO受冲击最大的领域之一》，中国国家企业网：）但“入世”还有许多对中国石油石化工业有利的方面，突出的一点就是“入世”将有利于推动体制改革，有利于促进企业全面转换经营机制。（注：周汉民：《中国走进WTO》，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

3.加入WTO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影响

“入世”后，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将为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业出口创造更多的机会；有利于打破国内的垄断局面，增强国内服务市场的竞争性，促使国内服务业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从而进一步推动本国服务业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有利于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引入新的服务种类；有利于参与新一轮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也将危及一国的和国家经济安全；会对我国一些刚刚起步的新兴服务业带来不利影响。（注：傅京燕：《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影响及对策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1年第1期。）加入WTO，国内服务企业将面临国际上大型跨国公司竞争的压力，内资企业的生存空间会受到严重挤压，将丧失部分原有的市场份额；国内消费结构转换和一、二产业结构升级对我国第三产业增长的拉动效应将会减弱，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拉动效应可能转移出去，成为国外第三产业的扩张的机遇；服务贸易逆差将会进一步加重，从而影响国际收支平衡；人才的竞争和流失，将使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竞争力提高受到严重影响；此外，我们还面临体制不适应的严重挑战。（注：俞梅珍：《加入WTO与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

第一，“入世”对金融业的影响。从贸易竞争优势指数的角度看，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处于绝对的劣势。（注：方学芹、范爱军：《中国服务业的“入世”承诺和发展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2年第1期。）首先，加入WTO后，我国银行业所面临的风险急剧增大，主要原因就是外国银行从此可以经营人民币的各种业务。（注：左大培：《入世后我国银行业面临的风险及对策》，《中国经贸导刊》2002年第2期。）我国的银行业因缺乏灵活经营的能力，业务限制在较狭隘的范围内，贷款主要集中在困难重重的国有企业，因而风险集中，增加市场竞争的难度，“入世”后会受到一定的压力。（注：邵望予：《浅论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国际商务研究》2001年第1期。）其次，在发达国家保险业已占金融业半壁江山的大背景下，我国的保险业总资产尚不足金融业的3%，发展极为落后。狭窄的投资渠道，单一的市场功能，远远落后于国际同行的服务品质和业务技巧，“入世”后将会使内资保险公司在市场份额、客户、险种、人才等方面受到外资保险公司的强力冲击。（注：方学芹、范爱军：《中国服务业的“入世”承诺和发展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2年第1期。）再次，我国的证券市场发育不完善，“入世”后在短期内会削弱我国的证券公司同具有雄厚实力、丰富的市场操作经验和技能的外国同行的竞争力。（注：王胜强：《中国加入WTO正、负效应的重新阐释》，《延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尽管开放金融服务业市场会在短期内对我国的金融业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是我们看中的是它的长期效益。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具有引资效应、学习效应和扩大的鲶鱼效应，从更深的层次来看，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将促进我国金融业的国际化。（注：顾卫平：《金融市场：开放需要节奏》，《资本市场杂志》1999年第5期。）对保险业来说，外资的进入有利于形成保险市场的竞争格局，尤其是增强人们对市场经济下的风险防范的意识，转变传统的“福利”观念，对劳动用工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等的建立和完善将起积极作用。“入世”有利于加快我国保险服务业的商业化和国际化步伐，也有利于新型保险服务的开发，提高保险服务水平、质量，改善经营管理，培养保险市场，也为保险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模式。“入世”还将加快我国金融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为保险基金的合理使用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这对于保证就业压力加大后的社会稳定是有利的。（注：丁元竹：《加入WTO后中国社会发展的若干问题》，

第二，“入世”对电信业的影响。加入WTO为中国电信业带来了机遇，我们可以利用GATS服务贸易中的跨国贸易方式，向周边的WTO成员国提供电信服务，开放市场也有利于和电信息息相关的市场经营主体企业的发展，将大大增加对中国电信网的使用，从而促进电信的发展和收入的增加；可以方便地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经营和管理经验，促进网络向现代化方向发展；有利于开辟新的融资渠道。（注：于良军、于建东：《“入世”后行业走势及命运》，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114页。）当然，电信业的开放也带来了残酷的竞争，垄断局面行将打破，使内资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注：方学芹、范爱军：《中国服务业的“入世”承诺和发展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2年第1期。）将给本国的通信设备制造业带来巨大压力，影响我国电信企业的有序发展，加剧我国电信业发展的不平衡态势，并影响国家和安全。（注：周汉民：《中国走进WTO》，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142页。）

第三，“入世”对旅游业的影响。我国旅游资源在世界首屈一指，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国外服务业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的示范效应，对国内企业提高旅游服务质量、技术、管理水平产生正效应。“入世”后国外游客增长，国内消费水平提高，游客需求增多，旅游面临大发展。（注：李江帆：《WTO：对我国第三产业的影响与发展对策》，《当代经济研究》2001年第2期。）但同时，我国旅游业的发展速度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甚至在一定时期，局部领域还有可能发生波动。旅游业的龙头企业——旅行社将首当其冲地承受最大当量的冲击；旅游饭店业将在结构、客源、人才等方面遭受一定冲击；旅游业进一步对外开放，可能导致我国风景名胜资源的流失；我国出境旅游可能将面临新的压力。（注：韩玉军、苗茜：《入世与中国的旅游业》，《国际贸易问题》2002年第3期。）

二、加入WTO对政府的影响

加入WTO带来了多方面的挑战，首先就是对政府的挑战。从WTO的23个协议，492页的文本看，仅有两项条款涉及到企业，其余大量条款均与政府有关，特别是政府的立法与决策。加入WTO受冲击最大的不是企业而是政府，因为以管制与审批为基本特征的管理模式，与“公开、公正、公平”的WTO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注：李光：《政府在入世后的战略转变》，《决策与信息》2002年第1期。）政府是加入WTO的最大应对者，突出的有四个方面的要求：第一，要按照公平的贸易规则减少对贸易的行政干预，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第二，要按照透明度的原则，增强贸易管理的透明度、公开性和可预见性；第三，要按照公平竞争的原则，取消对经济行为不公平的行政限制和干涉；第四，要按照国民待遇的原则，对本国和外国的企业、商品及服务给予平等待遇。所有这些，势必对我国现行的行政运行体制、法律法规以及政府的管理和服务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注：徐绍史：《深化行政改革积极应对入世挑战》，《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第1期。）

1.“入世”对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提出了新要求

中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初步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但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现在仍然面临着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尚待解决，市场经济体制尚未成熟。（注：丁维顺：《“入世”与我国开放型外经贸管理体制的构建》，《厦门月刊》2001年第8期。）WTO规则的核心是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市场经济原则。到目前为止，WTO的成员国中还有许多国家不承认我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或认为我国还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注：李光：《政府在入世后的战略转变》，《决策与信息》2002年第1期。）“入世”后，中国政府面对的一个新挑战，就是如何协调在国内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照“入世”协议的承诺和世贸组织规则清理和调整中国的政策环境、投资环境、市场竞争环境和法治环境，以及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新规则制定和原有规则修改之间的关系；协调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关系。（注：张燕生：《WTO背景下政府职能的确定及有效宏观调控体系的确立》，也有观点认为，“入世”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照系。（注：桑百川：《入世—破解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难题》，《国际贸易问题》2002年第2期。）加入WTO后可以通过借鉴国际经验和通行做法，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提高经济运行的总体效率。（注：陈清泰：《中国加入WTO最难的是政府“入世”》，《学习时报》2002年4月15日。）世贸组织的规则实质上是市场经济规则在世界范围内的运用和发展。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的基本要求是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加入世贸组织，将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还将推动外贸、银行、保险、证券、商业等方面深化体制改革，以适应这些领域逐步开放的需要。（注：《正确认识加入WTO的利与弊》，中卫网：）

2.“入世”对现行体制结构的影响

现行体制结构的问题在于：一是体系的不完整与机构的过度膨胀并存；二是机构的设立缺少市场根据；三是缺乏统一协调，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的现象仍较明显；四是机构运行缺乏应有的力度和效率。（注：白津夫：《加入WTO对政府的影响》，《参考文选》2001年第13期）由于政出多门，在利益协调中也易出现不和谐，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对中央的政策法规采取消极理解、变相实施地方保护主义，甚至发展到与地方一些不法分子联合勾结，不执行中央的政令。这极易导致在“入世”后，由于地方政府实施经贸政策、法规与中央政府的政策、法规不统一，而使中央政府被提起申诉的可能性增加，严重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也严重破坏投资环境。（注：张汉林：《入世：宏观经济体制需调整》，《经济参考报》2001年8月1日。）现行体制结构与市场经济特别是国际市场规范距离太大，加入WTO将面临根本性的改造，（注：白津夫：《加入WTO对政府的影响》，《参考文选》2001年第13期。）建立符合“规范、统一、透明、高效和服务”要求的体制架构，（注：桑百川：《入世—破解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难题》，《国际贸易问题》2002年第2期。）要求政府机构更加精简和人员更加精干。（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全球化与政府作用”课题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改革：中国的经验、问题与前景》，《新华文摘》2001年第8期。）

3.“入世”对政府管理职能的影响

从适应WTO规则的要求看，政府职能转变还没有到位，政府管理中的“错位”、“越位”、“缺位”问题十分突出，各级政府部门仍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而许多该管的事却没有管好、管住。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仍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注：王预震、李勇军：《WTO与我国政府管理体制创新》，《行政论坛》2002年第3期。）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看，政府对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行政干预仍大量存在，对企业的引导和服务则明显不足，在涉及国家投资、贷款、技改项目时，表现出对国有企业的偏爱。各地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不符合WTO确定的非歧视、公平竞争等基本原则；从政府和市场关系看，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问题普遍存在；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看，政府承担了大量本可由社会组织行使的职能。（注：沈荣华：《抓住入世契机加快推进我国行政改革—“加入WTO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讨会综述》，《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第12期。）因此，中国各级政府的职能转变虽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但同时仍存在诸多问题，具体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政府对微观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直接干预依然过多，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尚未形成；二是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三是规范、监管市场秩序的力度不够；四是一些政府部门出现利益集团化和非公共机构化倾向，公共服务职能弱化，乃至体制性腐败加剧；五是中央和地方的责权利关系尚未理顺；六是依法行政的统一性和透明度不高。（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全球化与政府作用”课题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改革：中国的经验、问题与前景》，《新华文摘》2001年第8期。）在现实经济运作过程中，存在着政府对市场的过度替代问题，一些应该由市场起作用的仍有政府包办，而一些应该由政府职能到位的却没有真正管起来。我们的政府行政方式现在还不是十分规范，存在许多与市场相悖的问题，不符合世界贸易规则要求。从总体上看，政府行为仍然没有摆脱一靠红头文件、二靠政策手段、三靠保护垄断这样一种行政支配的行为模式。（注：白津夫：《加入WTO对政府的影响》，《参考文选》2001年第13期。）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政府管理体制仍然具有浓厚的“部门行政”色彩，必然会对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方式提出严峻的挑战。（注：宋世明、《胡奕军：》从“部门行政”到“公共行政”：“入世”后中国政府基本定位》，《体制改革》2002年第1期。）这无疑将会对我国各级政府的治理方式带来全方位的和多方面的影响，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形成强劲的冲击波。（注：梁仲明：《论加入WTO对我国政府治理方式的影响》，《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转变职能是政府要面临的最大挑战。（注：王玉琴：《跨进WTO大门：我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农经研究通讯》2001年第11期。）加入WTO后，作为代表我国利益的政府一方面要创造条件，积极利用“入世”带来的机遇，同时要大力建立有效的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保护和监控措施，化解负传递给我国带来的冲击。因此，“入世”后我国政府的职能不是弱化，而是转化，由原来计划经济下的政府职能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能转化。（注：薛荣久：《入世与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国际贸易问题》2001年第9期。）加入WTO意味着中国政府对自身行为要更加符合市场机制做出了承诺，通过引入外部规则与制度来规范和约束政府职能范围和行为方式。（注：陈清泰：《中国加入WTO最难的是政府“入世”》，《学习时报》2002年4月15日。）预示着我国未来的公共行政改革与发展将是由“内部推动力”和“外部推动力”两种动力机制共同发挥作用，一并牵引着我国公共行政的改革与发展。为21世纪中国公共行政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机制和力量源泉。（注：王和平：《WTO与我国公共行政》，《新东方》2001年第1期。）转变政府职能，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做到政企分开，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注：黄健：《“入世”后的政企关系—兼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群众》2002年第4期。）政府的经济行为必须符合WTO所确定的非歧视原则：领域要准入，国家保护的政策要取消，政策的透明度要增大，政府不再控制企业，而应当提供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注：《厉以宁谈入世后中国政府职能转变》，《价格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1期。）有学者指出，加入WTO后，政府职能部门不是权利部门，而应该是服务部门。（注：张汉林：《入世：宏观经济体制需调整》，《经济参考报》2001年8月1日。）政府要调整自己的职能，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政府的主要作为是提供公共服务、建立市场秩序、建立信用制度、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公正有效的执法机制。与此同时，政府必须以市场的方式经营自身以及国有资产，将低成本、高效率、公正作为政府行为的评价标准，倡导公众参与，提升政府的水平和能力。政府有所不为主要是指对资源配置不应有不当干预，对市场行为不应过度规制以及对微观经济不应施加直接影响。（注：孙潮：《WTO与政府行为》，《上海国资》2002年第2期。）也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一是要解决制约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利益障碍；二是要建立适应“入世”后开放经济下的宏观调控体系；三是政府要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四是政府管理的重点是建立市场经济规则和秩序；五是在不损失效率的前提下解决好公平分配问题；六是如何解决好污染和生态破坏等外部性问题；七是如何加快实施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重组；八是“入世”后，从提高中国综合实力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角度，政府在发展科技教育事业中的功能定位和作用，需要重新研究和总结。（注：张燕生：《WTO背景下政府职能的确定及有效宏观调控体系的确立》，

有学者认为，“入世”将促进我国政府职能转变、降低市场交易费用。（注：罗进华、李松龄：《“入世”与我国专业化分工的制度经济学分析》，《湖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中国企业的运营成本与交易成本太高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的服务成本过高导致的。如何降低成本？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适应WTO的要求，对政府职能进行再造。从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政府应着重以下几种能力的提高：其一，提高政府的谈判能力；其二，提高政府的法治能力；其三，提高政府的中介应用能力；其四，提高政府的整体能力，建立整体型政府。（注：辛向阳：《加入WTO与政府管理体制创新》，《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加入WTO，政府官员要更新观念。有的政府官员自觉不自觉把自己的职务和责任看成是可以呼风唤雨的一种权力，一种地位的标志。这种强烈的“权力意识”不淡化，不改变，很难适应“入世”要求。（注：张霁星、顾世宽：《天津市行政管理学会举办“中国加入WTO与政府职能转变”研讨会》，《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第11期。）WTO背景下的政府必须本着“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理念，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和企业的关系。（注：刘武俊：《WTO与“后立法时代”的中国立法》，《经济学消息报》2001年12月28日。）因而，加入世贸组织也有助于促进我国各级政府更新理念、校正自身行为，规范市场游戏规则，提高行政水平和质量，有效推进各项改革的全面展开。（注：王胜强：《中国加入WTO正、负效应的重新阐释》，《延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

加入WTO后，政府要遵循权利和义务平衡的原则，依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和中国政府作出的承诺修订与外贸相关的法律法规。政府管理经济社会的方式随之发生重大的变化，从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对经济社会的管理从直接管理转向监督和服务，政府管理方式趋于透明、规范和法制化。（注：王健：《入世后政府管理方式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有学者将之归纳为，规则导向取代权力导向，服务式替代命令式。（注：黄建春：《论WTO与政府职能》，《温州论坛》2001年第6期。）

WTO对中国法治进程尤其是中国立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所谓“入世”首先是指法律“入世”，是中国国内法与规则及国际惯例的接轨。WTO为中国法律体系的丰富和完善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契机。（注：刘武俊：《WTO与“后立法时代”的中国立法》，《经济学消息报》2001年12月28日。）“入世”将促进中国依法治国的进程，推动中国法律体系、司法制度及执法机制的现代化建设。将有利于促进政府依法行政和逐步实行国际公务通行做法。（注：李忠伟：《加入WTO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与对策浅析》，《理论前沿》2002年第6期。）有利于我们建设一个有限权力的、遵循正当程序的、负责任的法治政府。（注：袁曙宏：《建设法治政府》，《群言》2002年第2期。）

有学者指出，一般认为政府对WTO患“不适应症”主要指对内政府主导经济，对外，特别是政府谈判体制也面临着严峻挑战。我国在政府谈判体制上存在着“不谋于众”的倾向：(1)不能让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充分表达意见，使谈判协议最大限度地反映各方面利益。(2)不能充分调动自己国内的研究力量。研究归研究，决策归决策，二者没有适当的联系、沟通渠道，这就不可避免地增强了谈判决策的非科学性和非理性化。(3)政策信息服务的透明度差甚至采取保密政策。目前，一个在新的背景下新的利益分割的谈判机制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出现，我国必须抓住时机，改革“不谋于众”的谈判体制，增强政府谈判实力，为国内企业奠定迎接挑战、公平竞争的良好基础。（注：王俊华：《WTO与政府谈判体制改革》，《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三、加入WTO对文化的影响

加入世贸组织，扩大文化市场的准入范围，允许国外文化资本和文化艺术产品、文化服务进入，会对我们产生巨大的挑战。

1.“入世”对价值观念的影响

加入WTO后，外部文化对我国文化产业必然形成冲击，但这是表象，它由此将影响到我们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继而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和政治，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注：陈高桐：《加入WTO与我国文化及其产业面临的问题和对策》，《WTO与中国文化产业》，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外国文化资本和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的进入，从积极意义上讲，它对丰富人们多元化的文化生活，对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对学习和借鉴别国优秀文化都是有作用的。但也应看到，一些宣扬西方的个人主义、道德伦理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念的文化产品的涌入，对我们要把青少年培养成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教育目标是有一定潜在的负面影响的。（注：文华：《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影响与对策》，《WTO与中国文化产业》，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8-9页。）我国是一个封建主义传统较为深厚的国家，封建主义糟粕很可能与“入世”后“西风东渐”的资本主义文化同流合污，衍生出一个中西劣质、腐朽文化的共生毒瘤和怪胎，其价值观甚而比单一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价值观都更恶劣和低下。（注：李忠伟：《加入WTO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与对策浅析》，《理论前沿》2002年第6期。）如何在理论上正确认识和把握文化的普遍性和文化的特殊性，如何在实践上正确处理吸收西方文化和抵制文化殖民主义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在加入WTO之后将越来越突出。（注：贺晓光、乔淑梅：《加入WTO对我国文化发展的挑战》，《理论前沿》2001年第12期。）

2.“入世”对我国主流文化的影响

加入WTO使中国人感受到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在加快，这种全球化首先会对我国的主流文化产生影响。一是消费主义文化、商业性文化，通过大规模文化生产和现代传媒迅速传播；二是西方的自由、平等、人权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文化，通过各种出版物、传媒不断渗入。其次，会使我国文化的多样性、兼容性更为明显。这为我国文化建构提供了动力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也带来了文化建构的复杂性和某种隐含的文化危机，如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再度抬头，主张尊孔复古的文化保守主义回潮、“买办性”文化的重新泛起和通俗文化的日趋商业化等。（注：俞启义：《全球化的文化内涵及对我国文化建构的影响》，《新东方》2001年第5期。）有学者认为我们缺少制度文化、诚信文化、法治文化、权力文化、管理文化、生态文化和创新文化，提出了加入WTO之后要进行文化改良。（注：包国庆：《WTO之后的文化改良》，《新经济》2002年第3期。）加入WTO不仅仅是对一种法律体系、经贸制度和政策系统的接受，同时也是对一种法律文化、经贸制度文化和政策价值的接受，一种对交往行为理念和文化的认同。它不仅为中国彻底摆脱和走出自近代以来闭关锁国、疏离世界体系重新复归它应有的文化位置奠定了一个全面开放的基础，而且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和提供了一种世界的可能。其对中华文明形态的未来发展将可能产生的作用难以估量。（注：胡惠林：《关于WTO与我国文化产业创新体系问题的思考》，《WTO与中国文化产业》，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3页。）加入WTO后，外国的文化产品要进入到我国文化产业中来，由于一些外国文化产品大量地运用了现代科技成果，在一定时期会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消费者在欣赏的同时，不仅了解了外国文化和艺术，而且其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久而久之也会对消费者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会在少数消费者思想上形成外国文化比本国文化更能体现人的个性和自我精神的心理。（注：文华：《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影响与对策》，《WTO与中国文化产业》，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3.“入世”给国内文化产业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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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电力企业经营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各地区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国民经济基础工业的电力企业对提高社会生产有着重要意义，而电力企业在发展中也在不断深化改革，通过调整企业体制来不断提高自身整体运营管理水平，尤其是在电力企业施行财务集约化管理、物质集约化管理、人力资源集约化管理、大规划体系以及大运行体系后，使电力企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我国电力企业与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依旧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经营管理水平上的差距，这是因为我国电力企业在发展中长期受到传统体制影响，导致管理理念十分落后，电力企业运营成本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各项工作开展过程中缺乏有限的制度监督，再者，企业财务管理水平低是限制电力企业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企业在运行管理过程中缺乏对人力资源的有效管理，导致企业内部部分单位的人员素质亟待提升。这些问题都是限制我国电力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由于我国电力企业现行管理方式是以省作为基本实体，经营管理过程中以非独立核算模式为主，这便导致我国电力企业经营管理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电力企业作为我国相关行政机关的附属单位，其经营管理会受到政府计划体制管理的影响，企业内部组织机构及部门人员设置都是以行政化管理模式为主，在运行过程中采用多级生产管理、经济责任制考核以及预算管理的财务管理体制，在信息管理等方面主要是为了履行基本系统维护职能，不能担负其他开发和创收业务。二是我国电力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产权不合理。虽然我国法律规定电力企业资产归国家所有，但是由于投资来源较为混乱则导致产权分割过程中容易混乱，而且在电力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严重缺乏民主决策、监督等机制，导致电力企业经营管理较为散漫，“一手遮天”、在电力企业内部屡有发生。三是由于我国电力企业经营管理一直处于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垄断地位，再加上电力企业尤为特殊的产权制度，导致企业在经营管理中不能将内部资产进行统筹，电力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只能负责电力生产、电力输送等经营项目，单一的经营项目导致电力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较多弊端。

三、加强电力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策略及措施

1.引进和培养管理型人才。电力企业在新形势下若想获得长足发展，必须将引进和培养管理型人才作为核心内容，电力企业经营管理中需要的管理型人才并不是依靠教育培养的，由于学校管理人才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无法通过高等教育来为电力企业提供所需要的管理型人才。电力企业经营管理中所需要的管理型人才不仅要具备渊博的理论知识，同时也要具备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良好的社会人际关系，只有在拥有这些能力的基础上，才能保证电力企业通过经营管理来掌控企业向着可持续发展方向迈进。电力企业在发展中必须意识到新型管理团队建设的重要性，只有专业的管理人员才能拥有别人才难以企及的全局观和机动性，通过灵活运用最省时、最省力的方式来帮助企业达成目标，因此，电力企业在针对新型管理人才培养过程中，不仅要将电力市场的相关专业知识作为培训内容，更要求其进入到电力企业或相关单位进行实习，经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来为企业培养一大批管理型人才。2.建立电力企业的品牌文化。品牌文化是一个企业不断发展中的核心价值，也是一个企业在经济市场中核心竞争力的象征，为了推动电力企业在新形势下健康、稳定发展，建立企业文化已成为一项核心内容，要求电力企业管理层必须意识到建立企业文化的重要性。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残酷的趋势下企业文化底蕴成为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因此电力企业在发展中要将品牌文化建设提升到企业经营管理的高度上，以便于企业可以通过品牌文化的建立来实现在新形势下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安全是电力企业品牌文化建设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也是电力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核心原则，要求每一个电力职工在企业文化的熏陶下意识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无论从而何种电力工程施工都能本着“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核心理念。质量也是电力企业品牌文化建设中一大重点，企业在发展中只有不断提高电力产品的整体质量，才能确保电力企业在市场中获得良好的口碑，以便于电力企业的品牌文化可以深入到每一个人心中，让电力企业的产品、经营管理以及服务获得国家和人民的认可。电力企业员工作为管理者决策最直接的执行者，在执行过程中可以发现一些管理决策中的弊端和不足，所以要求领导人员在企业经营管理中要认真听取员工建议，这不但可以帮助企业有效消除经营管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同时也可以帮助电力企业进一步加强品牌文化建设。3.推动经营管理信息化建设。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的高度普及代表着一个新商务时代的到来，信息化正在不断带动企业经营管理理念、模式进行改革，传统的经营方式已无法满足社会发展要求，这便要求电力企业要将一大批信息化设备普及到每一个部门中，实现电力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信息化建设，这样才能不断加强企业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和信息流通效率，对提高电力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以及工作效率有着重要意义。电力企业经营管理信息化建设可以参考其他行业，但是不应该完全照搬其他社会产业的基本模式，要求电力企业在信息化建设中必须拥有一个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管理层必须按照这一目标来为企业的发展制定一系列决策，以便于电力企业可以通过经营管理信息化建设来提高整体工作效率，确保企业在经济市场中具备良好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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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快金融产品开发。在市场拓展的竞争中，农业银行应该注重采取“有差别竞争”的策略，加快金融新产品的开发。努力开拓银行卡、保管箱、金融咨询、保险、代收行政事业收费、代付社会保险金、代个人理财、充当客户财务和投资顾问等等各种各样的中间业务、积极开办个人住房、商铺抵押、汽车消费、一般商业性教育助学贷款等等新业务品种，努力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和为众多客户提供更大范围的服务。

四、改进金融服务方式。服务是竞争之本，获取效益之源，必须建立起“一切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除充分利用自身资金和信誉方面的优势，充分发挥自身机构点多面广，遍布城乡，网络架设及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外，还必须改进金融服务方式，为客户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和方便。我行在过去的一年中，试行了客户经理制，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巩固和发展了一大批存款客户；通过贷款营销培植了新的效益增长点；全员营销金融产品，开拓了中间业务；客户状况的改善带来了经营效益的成倍增长。实践证明，客户经理制这种市场营销模式和金融服务方式，能够抢占市场份额，争夺黄金客户，开拓推广新的金融品种，实现利润最大化；是金融服务最好方式，是农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经营机制的必然选择。

加强客户经理管理

客户经理制是农业银行从制度上、人力资源安排上，服务内容上确定自身的营销人员与特定的客户有一个明确、稳定和长期形成的对应关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管理，使其卓有成效。

一、组建运行管理机制。在支行应设置客户经理部、配备正副经理和业务骨干。各基层营业机构；则要视其业务设大小，配备l―3名专职客户经理或兼职客户经理。并选聘具有高尚的思想品德、较强的敬业精神、熟悉各种业务技能、良好的公关本领的员工但任，逐步培养和造就一支过硬的营销队伍。

二、明确界定职能职责。按照审贷部门分离的原则；支行客户经理部应主要履行市场开发、系统公关、中间业务经营、对公存款组织、零售业务开拓、受理客户信贷业务申请、贷前调查、贷款合同签订、贷后管理、本息清收、信息反馈。基层机构客户经理基本职责：负责研究市场和客户、对客户进行动态管理、不断挖掘客户的资金潜力、组织对公存款和个人储蓄、搞好市场开发与中间业务经营；负责贷款选项、调查、评估、论评与贷款发放、管理、本息清收；负责探访客户，推荐服务品牌、配合客户经理部开展系统攻关工作、并建立好客户档案。

三、规范客户经理操作。客户经理制是一种全新的经营机制，必须及时规范其操作；充分发挥其职能。客户经理部应立足于农业银行“流动性、效益性、安全性”的经营原则，协调全行资源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多功能面对面的金融服务，开拓新的资金来源，营销金融新产品。挖掘发展优良客户、对其资产类业务的操作、负债类业务的操作、中部业务的操作的每个环节都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操作规程。基层机构的客户经理，是客户的接触者、贷款项目的贷前调查和贷后管理者、新业务的开发者和营销者、资金的组织者、中间业务的营销者、客户服务的顾问。对其一每个工作细节都必须建立统，的、完整的操作规程，合规合法有序的开展工作，以保障客户经理制沿着法制轨道不断完善，更好地面向市场、服务客户、拓展业务、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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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职连锁经营管理专业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内容

(一)确定人才的培养目标

高职连锁经营管理专业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确定人才的培养目标。高职连锁经营管理专业的定位是服务于连锁产业、连锁行业、连锁企业的发展需要以及其对人才的需求，而高职连锁经营管理专业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正是根据人才的培养标准与岗位的能力标准等建立起的一种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它能够直接对接专业与产业，从而促进学生的就业需求与企业的发展需求等；因而，确定人才的培养目标是高职连锁经营管理专业教学工作的重要前提基础。在高职连锁经营管理专业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之下，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首先要对连锁企业岗位以及其岗位群的设置进行充分的调研、分析以及论证，从而对其岗位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了解，之后再根据岗位的任职要求等来确定岗位的人才知识结构、专业技能水平以及能力素质要求等。只有明确了以上这些重要要素，教师才能够在此基础上来确定连锁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目标，也即是培养面向大型连锁企业、具有较高专业技能水平、较高文化素质以及较高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高级连锁经营管理人才，并且它的最终人才培养目标应该是培养出更多的能够胜于任连锁经营企业服务第一线上的门店店主、各部门经理以及总部各部门主管等人才。可以说，只有先确定好了人才的培养目标，才能够更加深入性地开展教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