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观论文篇1

关键词：当代中国；国家安全；新安全观

中国新安全观不仅是一种政治战略，更是一套完整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既是我国国家安全思想的最新理论创新，也是当今国际安全理论研究领域的一种新思路、新路径和新观念。

一、实现了国家安全思想的与时俱进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界是不断变化的，历史是不断往前发展的，理论的创立和发展要从实际出发，根据变化了的客观现实做出相应的理论总结。建国之初我国百废俱兴，西方国家不断进行政治武力封锁，企图颠覆新中国的政权，因此，我国确立了军事武力为主，同时积极促进本国经济科技文化对外开放交流的国家安全思想和策略。改革开放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我国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并一再强调各国应坚持平等尊重的合作原则。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虽然没有变，但各种发展态势继续深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和趋势，国际安全形势复杂化，世界上各种力量在重新组合，但一些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传统安全思想观念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继承、邓小平等老一辈国家安全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要始终把国家的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时刻警惕西方长期和平演变的危险，但也要认识到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主旋律，和平、发展、合作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心声，主张以经济合作来最大限度减小国家间矛盾与冲突，积极扩大各领域共识。同志在多次会议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所倡导的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认为新安全观的实质不是单方面安全，而是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这是我国第一次向国际社会系统地提出国家安全方面的战略理论和指导思想，实现了国家安全思想和策略的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

进入21世纪，同志在继承关于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和战略政策基础上，结合最近十年的经济发展实践和对外开放经验，深刻地指出，和平与发展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和平发展中的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发展是增进人民幸福，促进社会进步的根本途径，因此，“世界各国应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安全威胁，摒弃冷战思维，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①在此基础上，从客观存在的国际外交和国家安全现实出发，提出“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②和谐世界理论丰富发展了新安全观理论的内涵，为新安全观的与时俱进注入了新鲜血液。

十后，同志多次强调要积极倡导树立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注重强调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之路。

二、国际合作理论研究中的新模式

现代国家安全理论大致有三种，现实主义安全理论，自由主义安全理论和建构主义安全理论。现实主义国家安全理论长期占据着国家安全思想研究的主导地位，是研究国家安全问题最广泛的应用方法。现实主义国家安全理论流派较多，这些流派都是从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人性本恶论出发，普遍认为自私贪婪是人类的本性，认为国家之间是零和博弈，权力和实力是国际话语权的唯一保障，国家间的矛盾与冲突最终要靠战争解决。现实主义国家安全理论突出强调政治受到人性客观法则的支配，把权力作为判断国家利益的唯一标准，之后出现的新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观修改和补充了现实主义安全观核心观点，认为国家追求的是安全而不仅仅是权力，竞争和冲突时不可避免的。

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国家安全理论的理论基点恰恰相反。自由主义国家安全理论认为，人类的本性是善良的，唤醒误入歧途者的良知，消除国家之间的误会，追求长期的和平与安全才是国家安全追求的目标。自由主义主张通过建立世界组织，通过国际法、国际道德、国际组织和公众舆论来保障国家安全。认为国家之间的利益可以协调，国际社会中制度的缺失是造成国家间冲突的主要原因，积极倡导建立通过集体力量威慑阻止内部个别国家出现侵略和被侵略可能性的集体安全体系，建立战略同盟，积极合作。自由主义理论产生了新安全观的萌芽，为解决国家间冲突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法，但并没有脱离现实主义以军事实力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本质，没有从现实主义理论的本质中完全剥离，具有很大的不彻底性。

建构主义国家安全观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建构主义主张用社会学的视角看待世界政治，强调规范、文化和认同。特别关注国际关系中的社会交流规则和秩序而不是经济结构。建构主义认为，国家间的合作完全有可能，国家可以培养一种趋于合作的国际政治文化，而这种以和平友谊为基本特征的国际政治文化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之间的冲突。

长期以来，在国家安全领域，西方三大国际合作思想流派相继占据世界国家安全研究主流地位，各个时期各主要国家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战略政策或多或少都受到这三大主流国家安全学术思潮的影响，但从实质上讲，无论是现实主义国家安全学说还是自由主义国家安全学说、建构主义国家安全学说都是建立在维护西方资本主义利益基础之上的，都是为西方资产阶级强国剥削压迫其他发展中弱国精心编制的“道德外衣”、“正义外衣”，其目的就是在国家安全学术领域为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建立一套言之凿凿的理论学说，以便变本加厉的渗透影响世界广大弱国的国家安全政策，强迫发展中国家就范。新安全观是冷战之后妥善处理国际关系的伟大创举，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指导性和先进性，蕴含着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为贵”的思想精华。是中国人民真正追求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内在反映，其价值取向是谋求双方共同利益。新安全观不仅仅是国家安全的一种战略政策和方针，更是一种向往和平，反对资本主义强国掠夺压迫，呼吁各国互利共赢的无产阶级国家合作的理论宣言，是当今国际合作领域的最新范式，这是世界历史上无产阶级国家第一次提出的系统的、真正合理平等的、旨在维护各国真正互利共赢的和平国家安全观，对世界国家安全研究的影响重大而深远。（作者单位：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注解：

①.十六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995

②.十六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998

参考文献：

[1].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N].人民日报.2005.09.16

[2].树立开放思维，实现合作共赢[J].人民日报，2005.11.20

[3]李晓敏.中国的新安全观[J].和平与发展，2002（2）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2

第二章典型与极端：文化安全问题的教育视域，共有三节。第一节阐述教会大学对中国教育主权的侵蚀。教会大学对国家文化产生威胁，具有一定掠夺性和侵略性，其设立的主要目的是利用人的奴性，从思想上让教会大学生走入歧途，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必须为收回教育主权进行抗争。第二节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的文化隐忧，即“弃美学苏”教育模式的文化困境、文化样态和文化隐患。高等教育的文化图景从封闭走向开放，并形成了当今高等教育的开放格局，但开放时期我们不能忘记文化使命，高等教育的文化也要居安思危。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3

（二）行为导向。思想政治教育的行为导向主要是在道德规范导向和法纪规范导向两方面进行的。道德和法纪是维护文化安全最为直接的途径，是表现在外在方面的有效方式之一，这两种导向同时也是实现其他导向的重要保证。有些国人理想信念淡薄，极易受到西方文化的诱惑，这就需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行为导向来对其进行预防，提高维护文化安全的自觉性。

（三）舆论导向。新闻媒体、网络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一部分，在维护文化安全中起着很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西方国家极力鼓吹言论自由，依靠这种自由来侵蚀我们国人的思想，在隐蔽性中渗透进行，网络、新媒体成为他们的主要利用工具。因此在这一点上，要保证文化安全，必须使思想政治教育舆论导向坚持党性原则，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有效主导舆论，使文化传播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四）政策导向。文化安全问题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要保障我国文化安全，需要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思想政治教育要切实担负起政策导向的重任，作出强有力的政策导向，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统筹发挥好宣传文化战线的重要工作，调动社会各方面组织的积极力量，进行主流文化方面宣传的政策引导，为弘扬和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出努力。

（五）利益导向。国家文化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延伸，是国家利益的文化存在形式，是最高形式的国家利益，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就在于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利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利益导向，使人们正确区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并最终使利益认同上升到价值认同，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利益观，进而树立文化安全观，使文化利益得以实现，巩固主流文化价值，维护文化。

二、发展对策

（一）完善文化安全视角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导向体系。

1.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导向的内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迫切需要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内容，这就需要我们改造落后文化，整合外来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在文化安全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导向内容，应始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我们的主流文化，站在时代前沿，使人们深刻领会维护文化安全的战略意义。

2.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原则。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原则，是维护文化安全的基本立足点。第一，以人为本的原则。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有关于人的实践活动，其导向也直接指向于人，国家的文化安全依靠的是大多数国人对国家文化价值的认同与支持，进而维护文化安全。第二，预防为主的原则。我国国家文化受西方文化的隐蔽侵蚀，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功能的发挥主要有预防作用，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自觉抵制各种不良文化。第三，核心价值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是支撑整个民族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精神导向。在当今维护文化安全中，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宣传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使我国文化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4

【作者简介】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7）03-0001-15

【DOI编号】 10.13851/ki.gjzw.201703001

党的十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内政外交进入了新时期。随着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和国际影响的持续扩大，中国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实践创新和理论探索不断取得进步。但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肩负着重要而又特殊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因此，在迎接党的胜利召开之际，我们更加需要增强实践和理论的自觉性，系统总结和科学提炼中国的外交和安全理论，对内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接，对外要与国际主流理论互动，从而在更高层次上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事业。

一、理论建设的新起点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 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十以来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理论建设中的两大亮点，也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和安全事业的宝贵精神财富和理论指导。

（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发展

任何重要的外交理论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时代的发展使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正是产生并发展于中和世界的外交风云际会之中。

第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中国梦”的核心内容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 这些内容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在近现代，中国饱受战乱和兵燹之苦，深受西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之害。为此，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都把国家兴亡视为己任。孙中山留下了“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训，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开始富起来”。 对鸦片战争后170多年来中国人民的持续奋斗之于民族复兴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由此“展现出光明的前景”， 并使得“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有利的内外环境，其中外交负有特殊的使命。

第二，倡导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自党的十以来多次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深刻阐述，不断丰富其理念内涵并逐步深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展现的，是中国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它所表达的是中国追求和平发展、同各国合作共赢的真诚愿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辟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境界，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面重要旗帜。 不仅如此，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构想正逐渐为国际社会所理解、认可和接受。例如，2017年2月10日，在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合国决议。 又如，2017年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通过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两个决议，决议明确表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首次被载入人权理事会决议。 这同时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国际人权话语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标志。

第三，建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2008年，以北京奥运会和中国推进G20峰会为标志，中国加快了从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过渡的步伐，开始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以全新的理念为指导，审视和规划中国的外交和安全。2012年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更加强调在外交上要有顶层设计和战略思维，并提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命题。此后，中国日益以大国的视野看待国际关系，以大国的胸怀处理全球事务。2013年年中，中国提出要“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 2014年11月，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要……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仅指中国对世界大国的外交，而且意指在当前特定阶段的中国外交，即“中国特色外交”。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形成和发展

2014年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在中国安全理论和实践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全面阐释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强调要在“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的基础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中国面临日益纷繁复杂的安全挑战的背景下诞生的。在国际上，进入新世纪以来，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和叠加。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发动了“9・11”恐怖袭击，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旷日持久，朝核问题和伊核问题导致形势紧张，西亚、北非地区的“阿拉伯之春”导致当地局势剧烈动荡，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严重影响世界经济，气候变化、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和网络攻击形成新的威胁，国际难民潮和美欧社会撕裂互为因果，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同“黑天鹅”事件的频发及政局变动遥相呼应。在出现这些新挑战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原有的应对机制和主流理论都已显得力不从心。

在国内，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同样复杂和严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排名还较低，发展中面临的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等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薄弱，“重大安全事故频发……法治建设有待加强” ，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在一些地区，时有发生，加之民族分裂势力、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土安全的任务艰巨。此外，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问题也使中国的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有鉴于此，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与时俱进，以大无畏的精神倡导开创认识当代安全问题的新境界，努力探索应对安全问题的新方案，大力推进安全理论的新建设。正是在此背景下，总体国家安全观应运而生，并指导我们应对时代对中国和国际社会提出的新挑战。

（三）从“总结归纳”到“前瞻设计”的新征程

如果说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建设在前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历史总结和观点归纳，那么今后的重点则要转移到理论的前瞻性顶层设计上去。

第一，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并丰富已有的外交安全理论。我们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总结和归纳中国在外交安全理论方面有什么、缺什么和补什么。当然，我们既要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国外的优秀文明成果，又要特别珍视新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思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倚靠先人而不思进取和创新。相反，我们要在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及和邓小平的思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新的理念和理论体系，奏响时代的理论最强音。

第二，要以时展的观点来审视和规划今后的外交安全理论。如果从“两个一百年”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间框架来看，中国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将会面临更多和更大的挑战。中国需要在国家、社会嬗变之时，加强国内在外交安全方面的思想和理论共识，明确在实现“全面小康”并向“中等强国”过渡时期的战略目标、阶段任务、主要挑战和方向途径等。只有这样，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才能成为应对将要发生的种种挑战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导。

第三，要以内外统筹的观点来对待中国和国际社会在外交安全理论方面的互动。党的十以恚中国已经成功主办或将要主办亚信上海峰会、APEC北京峰会、G20杭州峰会、金砖厦门峰会和“一带一路”北京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中国利用主场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思想和理论，并提出了外交、安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理念。与此同时，中国还利用许多双边和多边场合以及其他途径，同国际社会在外交与安全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上进行建设性互动。但是，已有的互动同中国应有的规模和作用相比仍远远不够，需要在今后有量的倍增和质的飞跃。而且，在中外交织和内外一体的时代，只有经过国际实践的检验，中国的理论才能真正具备指导性和普遍性。

总之，我们要借助迎接党的召开的东风，加快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建设，使这些呼之欲出的新理论和新战略能够长期指导中国的外交和安全工作。

二、理论的物质和实践属性

中国在构建外交安全理论时需要增强其“物质本原性”和“实践第一性”。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显著、最根本的特点。“物质本原性”强调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理论和实践的互动本质。“实践第一”强调理论需要付诸实践并指导实践。

（一）中国丰富的外交安全实践是建构相关理论的深厚土壤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实力持续上升，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对雄厚的物质基础有力地支撑着国家外交。与此同时，国家外交在克服重重困难中曲折前进，国家安全在战胜许多严峻的内外挑战中也不断得到巩固。中国的外交安全实践之丰富、道路之曲折、成绩之巨大，在当代全球性大国中并不多见。正是这些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相结合，才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涌现出中国外交新理念和国家总体安全观，丰富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二）中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的内涵及外延不断拓展

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外交早已超越了原有的地域范畴，正在实现从国家行为体的外交向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兼有的外交（如次国家外交和民间外交等）的转变；在具体领域方面，也在从政治外交和安全外交向经济外交、文化外交、社会外交、体育外交等多方面拓展。

同样的，中国的国家安全也逐步从传统的政权安全和军事安全向总体国家安全转变。总体国家安全不仅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国土、科技、信息、生态和资源等领域的安全，同时也包括网络、海洋、太空和极地等新领域的安全以及人的安全和心态安全等。

（三）中国对外交安全的理解在实践中不断从感性认识走向理性认识

十以来，党和国家十分强调实践自觉和实践自信。中国的外交安全首先是实践问题，体现了中国在现阶段的外交安全的逻辑起点。同时，中国外交安全的实践又在不断发展和升华，在实践中不断增强实践自觉和自信。中国外交安全的实践日益丰富、成果愈发显著，这增加了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必要和可能，使实践自觉、自信同理论自觉、自信相互促进。党的十以来，中国政府涉外部门加大了理论研究力度，而理论认识的升华又进一步强化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此外，学界虽然并非中国外交安全的直接实践主体，但是他们通过间接和虚拟参与，深化了对实践的感性认识，并以学术理论研究促进了认识从感性向理性的转化。

三、新时期的理论传承

除了实践之外，优秀的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外交安全理论的主要渊源。在新形势下，中国正在通过重新总结和思考，选择传承的重点和要点，以此构建和丰富相关理论。

（一）优秀中华文明的传承

中国外交安全同国家核心利益密切相关，相关理论首先应具有中华文明的特色。在外交安全问题上传承中华文明时，我们在思想上要“两点辩证”，在行动上要“双向互动”。

第一，“国”“家”相依。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国，之所以能够在数千年中绵延不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族、社和人民在“国家”问题上的共识，这种共识的根本理论内核是“国”与“家”相依。孟子有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这位2 000多年前的先贤关于“国”和“家”富有哲理的论述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一方面，“国”代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无论是在深受自然条件制约和外族屡屡入侵的时代，还是在当今综合国力竞争的时代，中华民族都需要国家的组织和保障，因此提倡“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价值观。曾言，“精忠报国，是我一生的目标”。 另一方面，聚“家”成“国”。“国”的基础是千千万万的家庭和个人，所以又要重视家庭和个人的作用。孔子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一直激励着历代志士仁人的“家国情怀”。在许多场合都强调优秀中华文明所蕴含的“国”和“家”的辩证统一关系。他号召要“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由此可见，“国”“家”两者相依互补，这才成就了中国虽经受历史的考验但却生生不息并持续前行的民族伟业。

第二，“和”“战”相应。从远古的夏、商到近代的晚清时期，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一直密切相关。国家追求的目标是“国泰民安”和“天下大同”，无数先贤为此进行了不懈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治国理政与和平外交思想，而孔子的“和为贵” 和墨子的“非攻” 思想即为其集中体现。但是，在“丛林法则”和“零和博弈”盛行的年代，在屡屡遭受外敌入侵和占领的苦难境遇中，一厢情愿的“唯和平论”不仅行不通，而且也是极其有害的。中国古代兵书《司马法》有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正是言简意赅，一语中的。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 同时，还强调：“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 这辩证地阐释了和平发展的双向性与多向性的互动关系，对于我们认识和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交”“攻”相济。中国的版图自汉唐后基本稳定，中国的农耕经济使其在疆域问题上基本采取守势，这一态势到清朝时才有较大的变化。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上，自古就有“协和万邦” 和“讲信修睦” 之说，孔子更是提倡“近者悦，远者来”。 但是，如果说中国自古以来的对外关系只讲友好睦邻的一面，那也是不全面和不客观的。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常以“近交远攻”和“纵横捭阖”来实现力量的重新组合。在汉唐时期，中国在开通和维护丝绸之路时既以强大的硬实力为后盾，也巧妙利用西域各国对付强敌匈奴。在清朝末年，中国即使在“弱国无外交”的窘境下还尽力“以夷制夷”来达到保存国家命脉的目的。

因此，在论述中国对外关系的“交”和“攻”问题上，不能“一点论”，而要“两点论”，有时还要“多点论”。这既符合史实，也更易为外人所接受。

（二）马克思主义的传承

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些“红色基因”中最重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亦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外交安全理论方面，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世情和国情相结合，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传承尤为突出。

第一，公平正义的国际体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在其存在的必要历史阶段中，应当强调世界各国的和平相处与公平正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的理想等方面阐述了公平正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中国曾经作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国家长达百余年，对国家和民族平等关系有更执着地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强调公平、合理的国际关系和秉持国际公正。在走向全球性大国和强国之时，中国正积极推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外交方面加强国际体系的代表性和合理性，在安全方面主张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新安全观。而且，还强调要将外交、安全以及其他因素相结合，以进行综合考虑。2017年2月17日，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方向没有改变，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外交观和安全观在新形势下的体现、发展和落实。

第二，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视野主要是世界交往、国际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等。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在20世纪20年代初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对比的暂时“均势”和经济交往的实际需要，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和平共处的理论观点。 邓小平指导中国外交方针实现了重要转变，他强调要从国家战略利益而非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处理国家间关系，“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 斗转星移，目前，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发展中大国正在群体性崛起，且已经能够较为平等地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对话。强调：“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 目前，中国提出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正在逐步将当年革命导师们的憧憬和理想变为现实。

第三，共建共享的命运共同体。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 虽然剧变后国际局势出现重大变化，特别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但是中国依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理想。党的十后，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既照顾到当前内外环境的实际状况，也指出了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阶段性目标，两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

四、创新裂变和互动聚变

外交和安全问题密切相联。强调，要“认清国家安全形势，维护国家安全，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规律”。 因此，中的外交和安全理论不仅要各自发展，而且要相互促进，并在更加广泛的地域和领域进行交流、交锋、交汇，在创新中裂变，在互动中聚变。

（一）理论的创新裂变

中国的外交安全实践不断深入发展，相关理论建设也相应进入了高度活跃的探索和创新时期。

第一，不同时期的理论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外交和安全理论。总的来说，这些理论经历了保卫国家政权和政治安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拓展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利益，推进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改革三个阶段。

在外交理论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历了外交思想和邓小平外交思想（包括的外交思想和的外交思想）等阶段。党的十后，在纷繁复杂的内外形势和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外交思想。他站在时展的前列，立足中国并放眼世界，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新要求。相关外交理论和创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指导和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取得新胜利”。

在国家安全理论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这些安全战略思想既有优先重视政权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坚持独立自主和睦邻友好原则等方面的共性，也有在不同条件下对安全不同解读和应对的特殊性。” 总体而言，中国的安全观在横向和纵向上不断扩展。“在横向上，国家安全从以往集中于政治、军事安全向更广泛的安全领域扩展。在纵向上，国家安全从关注自身安全向其他层面的安全扩展。” 对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体系，有研究者指出：“‘总体性’就是要将各领域的安全统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体系’。从体系的高度来审视国家安全……避免不同领域的安全相互矛盾、冲突、干扰、制约”。

第二，纵向和横向的创新之道。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发展呈现出纵向、横向和多向整合的三维创新格局。从纵向来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经历了逐步发展、创新阶段。例如，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发展，就经历了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和邓小平外交的国际战略思想等阶段。又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从1995年的“新安全观”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的。 从横向来看，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在交叉发展中创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中蕴含着国际政治、世界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元素，总体国家安全观则是各类安全观的集大成者。

中国正在对外交安全及其他领域的丰富实践和创新思想进行综合性整合。中国的国内改革和经济发展也不断对外交安全提出新的理论需求，这要求超越传统的理论创新，强调统筹性、综合性和整合性。反过来，不断创新的中国外交安全理论也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

（二）理论的国际互动聚变

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不仅需要继续坚持和发扬自身特色，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上同国际理论交流、交锋和交汇，在互动中发展和成长。

第一，坚持特色和扩大共性。坚持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特色，最主要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此外还要坚持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历史和文化传统，同时重视当代中国外交的实践创新。

就扩大共性而言，中国需要扩大中华文明大国理论、社会主义大国理论、发展中大国理论和全球性大国理论等国际共性。中国在扩大国际社会的外交安全理论共性时，还需要扩大这些理论所代表的世界各大文明的共性，从而使中国和世界的互动更加深入、持久。发展并扩大中国理论的国际共性，就能为中国特色理论提供更加宽广的平台，也能提升中国特色理论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第二，交叉互动和创新聚变。在国际外交安全理论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长期占据垄断和主导地位，但是，西方国家的外交安全理论正日益缺乏时代的活力和创新的动力。例如，西方国家在面对中国崛起时，往往求助于已有的理论，搬出“修昔底德陷阱论”，认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冲突难以避免。对此，强调指出：世界上本来并没有“修昔底德陷阱”，但是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有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显而易见，以“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精神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注入了新动力。同样，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和参与国际合作机制等方面也从国际同行中吸取了经验教训，从而为中国的理论创新开阔了学术和理论视野。

（三）加强理论的指导意义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源于实践但又高于实践，而且需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和发展完善。

第一，增强理论的实践和应用意义。理论是分层次的，也具有时效性。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时候，最为迫切的需要是能够提供指导应对当前挑战和规划未来发展的应用性理论，以此保障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第二，加强理论的体系建设。根据现实需要，中国在外交安全方面提出了不少新的理念和观点，但是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因此，要继续推进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更加有机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研究两者的关系，进而进行缜密的逻辑演绎和科学的体系构建。

第三，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外交安全与当前实际情势密切相关，如果把握不准，就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境地。而系统和科学的理论则能超越具体案例和事件，更好地分析、归纳和整合，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前瞻性的理论。因此，在应对外交安全问题时，我们要避免实践和理论“两张皮”的现象。

第四，重视实践对理论的检验。理论需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和评判。外交安全的实践检验是严肃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容不得半点虚假。因此，在对待实践检验理论的问题上，政界和学界都应心存敬畏，并在实践检验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创新理论。

结 束 语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但是，理论建设又是一项长期和复杂的综合性系统工程，需要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反复互动，相互促进，逐步形成体系。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需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而中国特色外交和安全理论建设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改变当前外交和安全理论建设滞后于实践、学者滞后于领导、学术滞后于政治的局面，我们需要提高认识并采取切实措施以推动理论探索和创新。

为此，需要增强问题意识，加大理论创新力度。“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我们需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敏感，善于提出和抓准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提出解决思路；重视总结提炼，形成新的理念理论。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2)02－0017－0022

国家安全观是人们对国家安全的内涵、国家安全的威胁和维护国家安全手段等的基本认识。其中的国家安全是指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生存、、领土、社会制度、社会准则、生活方式以及国家权力和利益不受威胁的状态。传统国家安全观着眼于军事和政治领域，独立、领土完整和政治稳定是其核心目标。随着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家安全成为包含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诸多领域的一个“综合性”安全体，并呈现出高度系统化和高速传导性的“链式”安全结构。其中，网络信息安全的作用日益凸显，不仅是该“综合性”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该“链式”安全结构的基础性保障，更是网络时代下其他诸多国家安全利益的交汇和纽带。因此，网络信息安全已然上升到国家核心战略层面，成为国家综合性安全战略的制高点和新载体。例如美国等国已经将其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军事等战略目标陆续融入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

因此，为适应全球安全格局的变迁和我国国家安全的现实需求，亟待总结和提炼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相关思想和理论，以此来诠释和指导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规划和实践。本文从形势背景、现实价值、思想源流和理论体系等几方面，对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构建进行相关探讨。

一、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构建的客观形势

理论建构是为了客观描述现实并科学指导实践。当前，全球和我国国家安全的发展格局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基本外部环境，也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需要诠释的形势背景。综合来看，我国国家安全发展格局出现形态复杂、边界拓展、重心转移等趋势，具体表现为：

1、非传统安全威胁改变国家安全形态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国家间军事、政治和外交的直接冲突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非传统安全威胁与日俱增且影响广泛，并以跨国性、突发性、复杂性、隐匿性等特点，成为各国国家安全保障的重点和难点。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围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与博弈并存，使得国家安全形态更加错综复杂。因此，在复杂竞争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防范和应对不断出现的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当前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必须回应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2、网络空间的兴起重塑国家安全边界

人类社会疆域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拓展。当前，全球网络基础设施、网络系统和软件、计算机／手机等信息终端、全球网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共同筑就了一个不断扩展、高度多元的网络空间。这一网络空间承载着各国巨大的现实利益和未来发展潜能，并超越传统国家管理范畴，不断创造出新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对国家安全带来新的威胁和挑战。因此，保障和拓展符合本国利益的“国家网络疆域”是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必须回应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3、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决定国家安全前途

全球信息革命浪潮对现实社会的解构和重构效应显然比任何时代都更为迅猛而强大，也更加自发而无序，由此带来的是国家安全重心从抵御外敌威胁转向消除内部隐患。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改革的攻坚期，也是我国公共危机和社会风险的高发期，如何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澎湃动力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转型，同时又将其对现实社会的破坏效应纳入到安全范畴，最终推动全社会的良性变革，也是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必须回应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二、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构建的现实价值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安全环境，将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从实践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不仅是理论探索的需要，也是顺应网络信息社会发展的需求。通过科学思想和方法指导网络社会的建设和安全管理，回应国内外各种关切和质疑，在当前形势下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1、推动国家综合安全理论体系的完备和深化

尽管我国在和平发展道路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仍需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创新，进一步凝聚共识和扩展共识，以应对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带来的一系列国家安全挑战。为此，在2011年9月26日发表的《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寻求实现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绘就了我国国家综合安全战略理论的框架。而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构建也将进一步推动国家安全理论体系趋向完备和深化。

2、指导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政策和法规的制定

相较于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在国家信息安全宏观管理中已经形成的从战略到政策再到法规的“金字塔”型缜密结构，我国信息安全宏观管理体系在系统性、前瞻性、权威性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国家层面的网络信息安全中长期战略规划仍不明晰。因此，从理论层面进一步提炼国内外信息安全宏观管理的思想、经验和方法，通过理论创新引导管理创新，指导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战略、政策和法规的规划和实施，将从根本上优化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的发展格局。

3、提供跟踪全球网络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框架

全球网络信息空间是各国通向信息社会的共同载体，当前各国均力求扩大本国网络空间安全边际来保障国家安全，由此产生的全球安全合作与博弈并存。例如2011年5月16日美国白宫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构建一个繁荣、安全和开放的网络世界》，即被解读为既是“合作的邀请”又是“对抗的宣言”。因此，通过理论构建可以历史、抽象地分析各国网络信息安全战略的意图、影响，研判全球信息安全的总体发展趋势，探索有效的安全合作机制，对我国网络信息安全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4、建立适应国内外环境的网络安全治理话语体系

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互联网治理的话语权，从标榜互联网“开放、共享、无国界”到借“网络自由”等抨击其他国家的网络安全治理。如今我国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但仍然未能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形成符合本国互联网发展现状和治理需要的话语体系，导致在管理实践中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双重压力。因此，通过理论构建，可以明确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治理的基本方略，塑造符合我国发展实际的网络治理话语体系，最终推动我国网络社会的健康发展。

三、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构建的思想源流

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不仅是一个中长期战略规划，更是一个适应信息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管理体系。因此，从国内外各相关学科汲取思想源流，支撑并融入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体系，是战略决策和顶层设计的重要基础。本文简要介绍可供资鉴的国内外相关思想源流，为后续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借鉴。

1、军事领域的“信息战”理论

信息战是为夺取和保持“制信息权”而进行的斗争，亦指战场上敌对双方为争取信息的获取权、控制权和使用权，通过利用、破坏敌方和保护己方的信息系统而展开的一系列作战活动。1992年美国国防部颁发的《国防部指令》首次提出信息战概念，掀起了世界性的信息战理论研究热潮。在该领域，美国和中国均走在了世界各国研究的前列。如今，信息战理论、方法和技术已日趋成熟，成为现代战争和高烈度对抗的主要模式，因此也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体系的重要来源。

2、政治法律领域的“信息”理论

信息是在国家概念上演化而来的，是信息时代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指一个国家对本国的信息传播系统进行自主管理的权利。从政治视角看，信息是国家具有允许或禁止信息在其领域内流通的最高权威，包括通过国内和国际信息传播来发展和巩固本民族文化的权力，以及在国内、国际信息传播中树立维护本国形象的权力，还包括平等共享网络空间信息和传播资源的权利；从法律视角看，信息是指国家在信息网络空间拥有的自和独立权。它具体包括：国家对跨境数据流动的内容和方式的有效控制权；一国对本国信息输出和输入的管理权，以及在信息网络领域发生争端，一国所具有的司法管辖权；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全人类信息资源共享权。当前，国家信息作用日益凸显，相关理论更加丰富成熟，成为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重要理论基石。

3、国际关系领域的“公共外交”理论

“公共外交”的概念于1965年首次提出并得到运用，目标是影响公众态度，以帮助外交政策的形成与推行，即一国政府对他国民众的外交活动。公共外交与传统外交的区别是“公共外交”试图通过现代信息通讯等手段影响其他国家的公众，而传统外交则主要通过国家领导人及相应机构影响外国政府。长期以来，美国是“公共外交”理论的最佳实践者，通过“公共外交”美国积极开展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的宣传输出。如今，网络信息空间成为美国“公共外交”的最佳实践场地。因此，无论是出于应对威胁或是构建我国“软实力”的需要，“公共外交”思想和方法都应该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予以应用和体现，并成为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重要理论支撑。

4、新闻传播领域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理论

“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是指在全球传播进程中或世界文化关系中，一系列试图改变信息不平衡或文化帝国主义状态的改革理论。这种改革试图反抗由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及其全球媒介集团支配的全球传播秩序，旨在建立一种更加民主的、公平的、均衡的并能与其它国家传播系统相互交流文化与信息的全球传播体系。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世纪80年代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进行研讨，提出了一套旨在打破世界信息传播不平等格局的改革方案，试图通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物质手段和信息产品，从而保护与促进其自身文化传统、文化产业与文化认同，扭转信息与娱乐传播中的不平等状态，缩小信息富裕国家与信息匮乏国家之间的差距，但实践成效并不明显。尽管如此，“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和“数字鸿沟”的相关理论成果仍具现实意义，是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5、战略管理领域的“博弈论”理论

博弈论最初是现代数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具有对抗或竞争性质行为的理论与方法。当前，博弈论在战略规划和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其核心价值在于分析对抗各方是否存在最合理的行为方案，以及如何找到这个合理方案，并研究其优化策略。当前，国家信息安全领域的斗争无一不具有显著的博弈属性，如国家间的信息对抗、密码的加密与破译、病毒的制毒与杀毒、网络思想文化的保护与渗透等等。因此，从博弈论的视角认识和分析各类信息安全问题，并通过博弈论方法寻求信息安全最佳解决方案，是优化我国信息安全战略的重要思路。如今，博弈论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信息安全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基础，借鉴博弈论的指导原则和原理方法研究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是科学、有效的途径。

6、公共管理领域的“公共治理”理论

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生的社会、经济危机推动了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范式变革。以“治理”为代表的新理论范式提出了多元、自组织、合作、去意识形态式的公共治理模式，即抛弃传统公共管理的垄断和强制性质，强调政府、企业、团体和个人的共同作用。该模式不强求自上而下、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而重视网络社会各种组织之间平等对话的系统合作关系，简称“公共治理”理论。需要指出的是，“公共治理”理论在许多方面与网络空间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因此西方国家也较早的将“公共治理”理论引入了互联网管理领域。尽管“公共治理”理论本身存在固有缺陷和不适应我国国情的方面，但对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治理模式仍可以提供重要借鉴，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重要的理论支撑。

四、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体系

通过客观形势分析、现实价值评估和思想源流梳理，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体系具备了构建条件。它由战略的内涵和目标、战略的基本要素、战略的内在机理和战略的理想模式等有机组成。

1、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涵和目标

信息安全的本质内涵是维护信息系统或信息传播中的信息资源免受各类威胁、干扰和破坏，保障信息资源的保密性、可靠性、完整性、可用性等安全属性。但是，当信息安全上升到战略层面，信息安全战略与综合性国家安全战略则高度融合，集中反映在：网络信息空间成为国家安全威胁的主要载体；谋取信息优势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目标；现代信息技术成为维护或威胁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在此基础上，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涵是指：国家为保障综合性国家安全，消除基于信息网络空间的各类国家安全威胁(包括国家间信息战、意识形态渗透、低俗文化传播、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黑客攻击、关键生产领域信息系统运行风险、社会危机酝酿和传播、网络隐私和知识产权问题、网络病毒和垃圾邮件泛滥等等)，运用各种国家资源和技术手段而进行的战略规划和实施的全过程。根据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涵，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基本目标是：积极应对国内外各类信息安全威胁和挑战；确保国家信息网络基础设施、重要信息系统和信息内容的安全性；促进国家信息化和信息社会的健康发展；提高全社会信息安全的能力和素养，保障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公众权益的实现。

2、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基本内容

作为国家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应由国家信息安全观、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目标、国家信息安全利益与威胁判定、国家信息安全战略资源及其运用、国家信息安全政策与安全机制等五部分组成。其中，信息安全观是国家在信息安全问题上的基本理念，也是一个国家的信息安全哲学，是制定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根本出发点；信息安全战略目标即维护和谋求国家信息安全利益的指标性任务，反映不同阶段国家信息安全总体发展愿景；信息安全利益与威胁判定是指根据国家利益需求和国家战略目标判定信息安全威胁的来源、范围、性质和等级；信息安全战略资源既包含狭义的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也包含广义的自

然资源、人才资源、经济资源、军事资源等；而国家信息安全政策、法规与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完成国家安全目标的重要保障。

3、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在机理

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充分考虑并科学平衡以下几对关系。

首先、信息化建设与信息安全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矛盾统一关系。一方面，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普及不断催生新的信息安全威胁，信息安全成为信息化建设的有力保障；另一方面，国家信息安全问题的解决不仅有赖于信息化水平的提升，也有赖于国家信息优势的积累。因此，信息化与信息安全是事物的一体两面，二元目标需要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得到充分体现。

其次、管理和技术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同步发展关系。国家信息安全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安全技术得以实现，支持信息安全先进技术和重点产业的发展是战略的重要任务。但与此同时，通过法规、政策、教育、制度等完善安全管理，实现技术与管理的有机结合更不能忽视。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是技术与管理的双轮驱动，过度偏重某一方面的发展必将导致战略的失效。

第三、成本与收益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综合平衡关系。信息安全的实现有赖于保障成本的持续投入，而与之对应的是信息安全收益通常无法客观测度，过度的安全保障必然导致成本畸高和效率低下。因此，寻求成本、收益、效率的综合平衡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关键，具体措施包括确定重点领域、优化资源配置、建立科学的风险收益评估体系和安全等级标准等。

第四、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动态交互关系。信息安全问题是全球各国共同面对的威胁与挑战，通过国际合作防范和应对信息安全威胁是理想途径。但是，由于各国在国家利益、法律、文化等方面的不一致，各国信息安全战略始终难以协调甚至存在对抗。就我国而言，一方面要立足国家利益和基本国情制定符合未来发展需要的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另一方面要立足全球层面，推动本国信息安全法律、政策与国际的接轨，推进平等互利的“国际信息安全新秩序”的形成。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6

目前，学界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研究相对来说成果丰富，学界对中国梦的探讨也十分充分，而就中国梦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关系方面进行探讨的文章却相对较少。为此，对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中国梦的实现的内在逻辑进行探讨，有其学理方面的意义。现阶段，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对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实现中国梦的内在逻辑进行探讨，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2年11月29日，在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并把“中国梦”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核心目标是“两个一百年”，“中国梦”的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十以后，由于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安全形势严峻，2014年4月15日，主席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以此来应对国际国内变化的新形势。在会议上，指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1]。

主席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中国梦的内在逻辑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第一，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经济安全为基础”，是实现“国家富强”中国梦的前提和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剧变后，中国抵制住了西方世界和平演变的压力，面对中国经济的腾飞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西方世界开始向中国的经济进攻，散布“中国崩溃论”。中国的经济面临严峻挑战。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令西方世界再次倍感恐惧。十以来，以为首的党中央顺势而为、与时俱进，在经济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思想，形成了“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提供了理论指导，有利于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快速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经济发展了，国家才可能实现富强。经济发展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前提和物质力量。从这一点上看，“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梦”实现的前提和基础。

第二，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及“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是实现“民族振兴”中国梦的有力保障。军事力量是一个国家“硬实力”的展现，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看，国家的“权力”并不是越大越好，但国际现实状况是各国都有本国自己的军队，并都在不遗余力地扩充军备。因为军事力量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保证，国家安全就很难实现。军事安全是国家存在的前提和根本。文化力量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展现，1990年约瑟夫・奈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他认为“软实力”有同“硬实力”同样重要的作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擅长以文化为外包装向我国输出其资本主义思想，腐蚀我国公民的价值观。十以后，在多次公开讲话中提倡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号召公民积极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因为文化安全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社会安全是衡量国家安全的综合性指标，社会安全工作做的好，有利于国家安定，有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有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只有国内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做好后，才可以更好地放眼国际社会。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提出“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是因为国际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外部支撑，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谁都不能独善其身。同理，一国的国家安全再也不是孤立的，与其他国家的安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14年5月21日，主席在亚信第四次峰会上作主旨讲话，他指出：“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2]为了与国际环境相适应，中国政府积极调整外交政策。2015年4月22日，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发表题为《弘扬万隆精神推进合作共赢》的重要讲话，讲话中呼吁要深化亚非合作，拓展南南合作，推进南北合作，建设命运共同体，走出一条合作共赢的新路，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上述做法的根本目的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及国家利益。只有中国的国家安全得到保障，才能更好地实现民族振兴；同时，实现民族振兴，又可以更好地保障中国的国家安全。从这个层面上说，“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中国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第三，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与“中国梦”实现“人民幸福”相一致。主席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这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体现，体现了党和国家的以人为本。十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安全，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加大反腐力度，以、为代表的大老虎纷纷落马；同时“老虎苍蝇一起打”，致力于排除对人民利益构成威胁的一切因素。这一点与“中国梦”中提及的人民幸福具有一致性。只有人民的利益受到保障，人民才能真正幸福。

第四，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政治安全为根本”，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政治安全简而言之就是在政治方面免于内外各种因素侵害和威胁的客观状态。为了更好的维护中国的政治安全，就国际层面看，以为首的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一带一路”的最高政治目标是结交朋友，中国欢迎其他国家搭乘中国腾飞的便车，减弱“中国”、“中国骄傲论”、“中国强硬论”的浪潮，为中国进一步发展营造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国家间共建“命运共同体”，在国际层面使中国的政治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为了更好的维护中国的政治安全，就国内层面看，以“”、“”、“”为代表的民族分裂主义，受境外势力的支持企图分裂中国，加之，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在国内仍有其影子存在，这对我国的政治安全构成威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出台，为我国的政治安全从法理角度再次提供保障。正如2014年3月28日，主席在德国柏林发表重要演讲结束后，在回答现场听众提出的关于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问题时所强调的那样“在事关中国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坚决捍卫中国的正当合法权益。”[3]只有国家政治安全得到保障，才有利于中国社会和谐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更近一步。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总体国家安全观”有助于“中国梦”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N].人民日报，2014-4-16（1）.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4）01-0009-08

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中国新安全观是对冷战思维为特征的传统安全观关于安全问题狭隘理解的重大突破，是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研究结合的与时俱进和发展创新的重要体现。它在否定传统安全观思维模式的同时，继承和发展了世界新安全观研究的最新成果，融合了中国在国家安全上的传统追求，在保持与世界大国新安全观研究的同一性基础上，对实现安全的重要保障、有效途径、最终目标等方面做了创新性的诠释和阐发，从而使中国的新安全观具有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的非凡特质和独特鲜明的理论意涵。

一、相互安全：安全政策实施的必要前提

相互安全从根本上说就是相关国家为追求自身安全利益的思维模式不应受到现实主义“安全困境”的束缚，是在双边或多边基础上相互确保安全的体现。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美苏关系由对抗趋向缓和的特定时代背景下，两国政治学者把相互安全共同视为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这与中国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中国政府认为，相互安全是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实现的基础和必要前提，相互安全的获得不是建立在彼此结盟基础上的。全球化的发展使国家间的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国家间彼此安全利益的获得与维持是一种“非零和”的博弈模式。采取一方安全利益的实现以牺牲他方安全利益为代价的传统模式，不仅给他国安全带来严重危害，自身的安全最终也无法真正保障。中国政府强调，相互安全的关键是实现双边安全，尤其与周边邻国之间的双边安全更是相互安全关注的重点。要通过对话增加彼此信任以确保相互安全，即使国家间发生冲突，也坚决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要通过和平方式加强经常性的沟通与交流，相互协调关系，找到双方的利益交汇点，实现安全利益上的合作。为此，中国政府提出了改善和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睦邻、富邻、安邻”政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形成了积极的互动势头，从而使周边国家萌发的“中国”逐渐被“中国机遇论”所代替，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创造了积极有利的安全环境。另外，相互安全的实现不能离开相对和平的国际安全环境。这有赖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协作，尤其要转变固有的安全思维定势。强调：“维护国际安全必须彻底摒弃冷战思维，努力把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建立在促进各国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的新安全观基础上。应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首先确立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有利于各国和平发展的安全机制，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自己的所谓安全建立在损害他国安全利益的基础上。”[1]这充分表明了中国为营造国际和平与安全环境正在进行不懈的努力，而中国新安全观也正是对这种国际多边安全和整体安全环境追求的反映。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作为国际安全环境新机制的“上海五国”协商机制的确立就是确保相互安全的一个典型例证，为地区国家之间确保相互安全以及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环境的创造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二、综合安全：安全内涵的重要特征

在内涵上，中国新安全观是在继承亚欧国家综合安全思想基础上而形成和完善的一种综合安全观。综合安全把作为传统安全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和经济、文化、信息、环境等非传统意义上的安全问题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从这一概念可以看出，安全的行为主体由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扩展到更大的层面。综合安全的内涵不仅包括传统安全，也容纳了非传统安全的内容，是对国际政治关于“高阶政治”和“低阶政治”简单分野的重大突破。因此，它可以被视为国际安全理念的一种创新思维方式。综合安全的战略思想现已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应用，其思想蕴涵的动态性和包容性使这种安全理念和战略思想在实践中不断补充和完善，或者说使很多安全理论都能在综合安全中找到踪迹。因此，这也可以被视为综合安全的生命力价值之所在。

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是在吸收日本、西方和东盟国家综合安全观思想及其实践认识的积极成果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传统追求和安全实践而对综合安全观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新安全观极大地规避了日本和东盟国家综合安全理念的种种不足，把综合安全思想的内涵进一步扩展，几乎涉及了所有的安全领域，是国际安全理论研究革新的重要成果，符合国际安全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新安全观除了继续重视传统的军事安全与政治安全之外，还特别强调应把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社会安全等多领域安全融入到新安全观的重要性。冷战结束后，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信息化的推动下，国际安全形势及其各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发生了转折性的深刻变化。人类社会面临的安全威胁除了传统的安全威胁外，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在不断上升。因此，必须运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多元化解决的途径和手段，综合应对人类日益增长的各种威胁，才能实现国家安全利益，更好地促进地区和世界范围内的安全。具体来说，中国新安全观作为一种综合安全观，其突出特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依然强调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问题在国家安全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冷战后，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仍未改变，但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非传统安全问题日渐凸显，与传统安全问题日益交织，相互转化，互为因果。冷战后的国家安全维护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只强调传统安全观或非传统安全观都无法应对现实安全的种种困境。因此，中国的新安全观在高度重视以经济安全为核心的综合安全重要性的同时，也特别强调传统意义上的安全、领土安全、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业的成功仍离不开中国强大的国防和军事实力这个坚强后盾。实现国家的军事安全就是要加强其军事实力、国防实力和战备实力建设。很多西方学者都把军事实力作为衡量大国的一个重要方面。约翰・米尔斯海默在界定大国概念时就充分考虑了军事实力的要素。他认为：“大国主要由其相对军事实力来衡量。一国要具备大国资格，它必须拥有充足的军事资源，以承受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打一场全面的常规战。”[2]（p.2）中国正处在由大国向强国发展的进程中，军事实力和国防实力在国家意志实施、外交政策施行和政局稳定维护等诸方面的作用发挥是其他手段所无法代替的。强调：“国防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巩固的国防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3]由此，在全面考量国家安全的现实威胁基础上，确定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从战略高度强调国防现代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中的重要性，并努力使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一种长期有效的彼此促进机制。同时，还对现实的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以及中国的国情和军情进行了新的审视，不仅规划了我国军事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还强调了改革创新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除此之外，他对国家、领土安全和政治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也进行了着重分析。“要坚决维护我国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努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在涉及国家、安全和根本利益，涉及发展中国家权益、涉及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涉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坚持原则，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必要的斗争。”[4]

（二）确立经济安全作为国家综合安全的战略核心地位

经济安全领域的问题对国家安全产生间接的影响。对于布赞而言，“当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由一个重大经济问题引发的时候，人们更多地考虑的是它对其他领域的影响，而不是严格意义上对经济的影响”[5]（p.97）。简单意义上的经济安全就是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免受威胁或破坏以及利用各种有效手段保护重大经济利益免受损失和潜在威胁的一种状态。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使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趋势日渐加强，经济安全问题日益突显。因此，实现国家经济安全已成为国家实现综合安全的一项战略核心任务。认为：“经济优先已经成为世界潮流，这是时代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发展不但关乎各国国计民生、国家长治久安，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经济的确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首要的、关键的因素。”[6]（p.314）“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经发展到了必须将保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列为最迫切的问题的阶段”[7]。中国国家安全政策的调整与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国家安全的重心从传统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向经济安全的转变是一致的。中国的新安全观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符合时代特色和中国自我安全定位的安全观。充分强调了涵盖金融安全在内的经济安全是综合安全的基础，是国家安全程度的重要标志，在国家安全中处于战略核心地位。只有实现经济安全，国家的持久安全才有保障。一再告诫，经济是社会的基础，中国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经济的发展。为增强我国的经济安全，必须把金融安全置于经济安全的核心地位。同时，一国即使在经济和科技等方面存在优势，也要为别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创造有利条件。

（三）强化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等在新国家安全中的作用

在新的安全观思想中对科技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和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给予了高度重视。

全球化的发展使科技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也使科技安全成为了国家安全总体态势的一个决定性要素之一。从国际安全角度讲，科技安全主要不是强调狭义的科学技术系统的安全性理解，而是侧重广义上的内涵，即“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特别是国际大环境中以国家价值准则为依据的对科技系统与相关系统相互作用所决定的国家安全态势的一种动态描述”[8]。各国综合国力的较量已成为国际竞争的重点，而构成综合国力的两大中心要素除了经济外，另一个就是科技。随着科技在军事、经济等领域作用的增强，科技的“双刃剑”特性也充分显现出来。科技不仅已成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军事需求的重要手段，而且也经常被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或极端势力利用，给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这种科技的双刃性可以概括为“科技的安全困境”。可见，科技安全在国家安全的维护中已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立足中国国情，对科技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进行了很多有价值的创新性思考。他认为，科技的不断进步与创新是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的关键。同时，一国的科技创新成果要以和平利用为目的，以促进人类的安全为宗旨。

文化安全是一国的基本价值和文化特性不受威胁的一种状态。文化安全是国家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要素，在国家安全的多层次内涵中是最稳定的部分，因此，它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最容易被忽略。文化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短期内很难造成对国家安全利益威胁的直接后果，但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影响是深远的，事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状态和发展前途。冷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日渐深入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西方国家借助各种途径强行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推行“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等文化殖民主义论调欲达到对其“和平演变”的目的。正如尼克松所指出的，“进入21世纪，采用武力侵略的代价将会更加高昂，而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将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9]（p.110）。社会主义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而出现的重大挫折以及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对坚持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方向产生极大的冲击。同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一些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各种西方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的不断涌入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此，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战略重要性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认为，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的指导，自觉抵制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蚀，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才能有力地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

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中，信息网络安全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它是国家整体安全的重要基础，是综合安全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六大首次将信息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一起作为今后我国安全维护的四大重点。信息安全是指“维持国家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系统不受内外环境威胁、干扰、破坏而正常运行的状态”[10]（p.157）。20世纪90年代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信息安全的保障问题已成为各国政府普遍关注的国家安全问题。信息安全不再是一个信息化本身、业务工作和技术问题，而是上升为与国家军事、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安全密切相关的一个实质内容和核心要素。网络安全是与信息相关的另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它意味着政府应承担和加强对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的重点保护使其免受威胁的一种状态。近几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安全问题在中国也变得尤为突出，日益成为挑战中国安全环境的主要因素之一。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充分利用“信息威慑”和“信息霸权”对发展中国家实施限制性的信息控制与输出，意在达到比冷战时期核威慑更有效的目的，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约瑟夫・奈认为，信息技术很可能会变成威胁国家安全的重要软权力资源，在信息时代条件下，谁能拥有信息权力的优势，谁就会对未来的世界格局占有支配地位[11]。实际上，处于信息网络时代的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信息安全的威胁，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应把保护自己虚拟的信息边界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新的重心和目标。以为核心的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信息网络给国家安全带来的新威胁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对其防范措施进行了积极探讨。强调，信息网络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绝不容忽视，为此，要特别注重加强信息网络复合型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建设，充分运用法律手段来加强对信息网络的管理。同时，为主动迎接信息网络化的严峻挑战和争取获得更大的信息生存空间，还要进一步加强国际信息网络的交流与合作，借鉴美国等西方国家信息网络安全维护的经验，以尽快实现中国信息安全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任务。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世界人口的快速增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对人类和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极大威胁。生态危机所致的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模式差异明显，运用传统的军事等手段解决只能加速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因此，必须突破传统安全观的有限视野，探索新的防范和应对手段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生态安全又称环境安全或终极安全，相比较而言，环境安全是国际社会普遍使用的词汇[12]（p.345）。环境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较丰富和广阔，除了包括生态安全外，还包括军事环境安全、经济环境安全、政治环境安全等多种安全内容。如果仅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状态来讲，生态安全的表述更直接一些，就像布赞等学者所强调的“生态问题是最纯粹的环境事务领域”[13]（p.130）。所谓生态安全就是指人类和国家依赖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处于一种免受污染和破坏的良好状态，具有跨国性、紧迫性和代际性。生态安全问题是人类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不断深化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从一定程度上讲，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向大自然无节制索取而缺乏采取有效治理的历史，由此导致了在开发利用自然界取得成果的同时也给自然界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人与自然对立的结果必然是遭到自然的无情惩罚，如全球普遍出现的大气污染、气候异常、土地荒漠化、水资源匮乏等问题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重挑战。这种失衡的生态环境可能会导致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面动荡，威胁人的安全和国家安全。因此，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全面协调发展的坚实基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国家和整个人类安全的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非常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他强调：“有些环境问题，如臭氧层破坏、气候变化等，已跨越国界，成为地区性甚至全球性的问题。”[14]（p.760）“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和美化生活环境。”[15]（p.295）为保障生态安全，中国政府不断强调要在坚持科学发展的基础上，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正确理念。加大生态立法和执法力度，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和实施新型工业化道路，并积极拓展国际生态环境合作，从而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争取更有利的国际空间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共同安全：安全追求的最终目标

中国的新安全观不仅要维护中国自身的安全，也要对他国的正当安全保持适度关切，其实质就是促进人类的共同安全。1985年联合国发表《安全概念》的研究报告对共同安全的概念做了如下理解：在相互依存的时代，国家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共有的安全关系，任何国家自身利益的获得不应以损害他国利益为前提。因此，共同安全倡导裁军、削减核弹头以增加国家间的互信，建立更稳定的国际秩序，使人类的生活质量在增加国家以及国际的资源再分配中得到根本的改善。应当说，共同安全的提出对于转变传统的冷战思维产生了积极作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美苏关系的缓和、军控谈判等世界安全形势的变化都是在这一安全理念的推动下展开的。虽然共同安全思想最初是为了摆脱冷战的困扰而提出的一种解决途径，但它符合国家和整个人类长远发展的共同利益，因此，在冷战终结后仍然受到世界的追捧。

中国的新安全观把追求共同安全作为最终目标，要求各国也应追求共同安全，从而实现个人、非国家行为体、国家和国际社会共享的安全局面。中国新安全观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扩展和日益加深，安全问题越来越具有综合性，尤其是跨国性特征日渐突出，一国的安全利益的获得与维持与这个国家所在的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全形势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各国的安全有其独立性的一面，但不具排他性，要受到世界安全系统的制约。国家间的“零和”安全诉求既危及他国安全和国际社会系统安全，也危及国家自身的安全，追求这种安全模式将使自身失去安全。因此，“零和”安全诉求不能给国家自身和地区带来持久的安全环境。集体安全机制是一种传统的多边安全机制，实质上就是“所有人反对一个人”，即大家共同反对威胁集体安全的国家。这一安全机制深受有军事同盟关系的国家的支持。一战后建立的国联就是通过发展军事联盟及增加军备来维护国际安全，最终由于缺乏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能力而被迫解散。二战结束后建立的联合国作为一种全球性安全机制发展至今，其生命力在于通过世界各国的合作来保障国际安全。但是在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了新的发展态势，南北差距继续加大，非传统安全等问题困扰着人类。因此，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安全机制，以应对当今世界的安全现实。

中国在探索新的安全机制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指出：“营造共同安全是防止冲突和战争的可靠前提。”[16]“要努力把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建立在促进各国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的新安全观的基础上，应该通过对话增加信任，通过合作谋求安全。”[17]为此，中国政府反复重申实现共同合作的立场，即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摒弃冷战思维，坚持国家之间的平等；反对把自己的安全利益置身于他国安全利益之上，既要努力实现获得国家自身安全利益，也要积极为他国安全利益的获得创造条件；反对将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分离，坚持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有机结合；反对国家间的冲突与对抗，坚持国家间的对话与合作。反对以损害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来维护本国的利益，坚持共同安全的获得是以维护共同利益为重要基础。中国的新安全观认为，共同的安全利益、彼此间的相互信任和经济利益的相互依附是构成共同安全的三个基本条件[18]。

共同安全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它把“普遍和全面的裁军”视为最终目标，这与一个国家为了实现自身的生存与安全而发展防务力量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共同安全容易成为一个口号，很难成为一个内容明确的政治纲领。在冷战终结后，各国主要从安全的实现途径上探索，即把探索合作安全作为实现国家共同安全总目标的主要路径，由此，“合作安全”成为了实现国家安全和地区安全的又一重要安全模式。

四、合作安全：安全实现的有效途径

中国合作安全的构想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安全事务及其逐步加深而构建的一种新的安全理念。“合作安全”是由加拿大前外长克拉克于1990年提出的一个具有开创性的安全理念，即在合作中实现安全。他认为，冷战后亚太地区安全的新情况使各国在互信基础上开展多边合作以取代均势抗衡的冷战格局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为了发挥合作安全模式的安全效应，克拉克首先发起了“北太平洋合作安全对话”的倡议。在倡议中，他建议中国、美国、苏联、日本、韩国、加拿大和朝鲜七个环太平洋国家进行史无前例的安全对话，对国家间存在的问题进行对话与磋商，从而实现北太平洋安全共同体，加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进一步促进地区安全和世界安全。与此同时，为了保障地区安全，澳大利亚前外长埃文斯也适时提出了召开“亚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重要倡议。他指出，合作安全可以概括为“用磋商而非对抗，用友好而非威慑，用透明而非秘密，用预防而非纠正，用相互依存而非单边主义”[19]。从此，合作安全理念逐渐成为了被亚太地区乃至被整个世界公认的具有主导性的国家安全合作与对话的安全模式。

中国新安全观就是以合作促安全的一种合作安全观，关注的基点是亚太地区的安全获得与维持，具有较浓的亚太色彩。但中国的合作安全思想又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哲学精髓，即以“和”制“合”，实现和谐相济、合而有序、协调平衡。因此，中国的合作安全理念还具有较强的自身特色。中国的合作安全观的目的就是实现亚太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安全合作，具体说，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共同的利益追求是实现安全合作的首要条件

国家间安全合作是对国家利益和共同利益追求的结合。对于参与安全合作的各方而言，对国家自身安全利益的追求是驱使其参加安全合作的动力所在。如果自身利益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各方没有形成以共同安全利益为物质前提的“共赢思维”，而是以所谓的一国实力优势为条件，形成以牺牲弱小国家利益为代价的“零和思维”，合作安全只是无法实现的一句空话。由此可见，国家间实力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但各方只要有共同的利益追求，就会最终摆脱国家安全合作的困境，进而实现安全合作的理想追求。“历史证明，冷战时期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增加军备为手段的安全观念和体制不能营造和平。在新形势下，扩大军事集团、加强军事同盟更有悖时代潮流。安全不能依靠增加军备，也不能依靠军事同盟。安全应当依靠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共同利益的联系。通过对话增进信任，通过合作谋求安全。”[20]

（二）不断加深的相互依赖是确保安全合作的政治基石

国家间不断加深的经济与政治等方面的相互依赖是确保安全合作的根本动力和政治基础。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将进一步促进双方多领域的合作。相互依赖条件下存在竞争性的零和与合作性的正和两种可能性的状态，但在一定的国际机制约束下，相互依赖必然会加强国家间的互信，形成持久与稳定的安全合作。因为这种相互依赖能消除弱小国家对大国实力的种种猜忌和恐惧，而把大国的发展和影响视为一种机遇，不断增强自身竞争力以应对国际政治经济新变化。同时，大国在国家间相互依赖中也会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政治价值观，这为大国树立和平的形象和发挥应有的责任提供了舞台和途径。中国与东盟的相互依赖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战略与安全上的相互依赖到冷战结束后向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的逐步拓展使双方充分认识到彼此相互依赖对自身安全利益和安全合作的重要性。“当前的东亚，包括中国、东南亚和东北亚，已经进入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这种相互依赖不是单纯一国对另一国的相互依赖，而且也不是某个经济或者安全领域的相互依赖，而是一种复合相互依赖。在复合相互依赖的条件下，诉诸武力来解决矛盾与冲突的成本太大，使得哪一个国家都不敢随便运用武力……任何一个国家称霸该地区都是不自量力的，而且是注定要失败的。”[21]

（三）有效的多边安全机制是实现安全合作的制度保证

有效的多边安全机制是保障合作安全的基础。合作安全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约束机制，也只能是以一种共同参与的模式体现出来。合作安全的获得与维持应以不断发展完善的多边机制作为重要路径。合作安全既要重视传统安全结构，又要凸显多边主义发展过程的广泛性、灵活性与非正式性，以努力构建一种以制度化多边机制为保障的安全环境。这种安全结构能够对中小国家产生吸引力，为其积极参与多边安全合作提供重要的平台，因为他们可以在多边主义机制下，发挥自身特有的优势，维护其国家利益和确保国家安全。另外，多边安全机制不仅仅是一种预防机制，而且应把危机治理机制的建立作为追求目标，以提高对区域内的不安全问题的有效预防和处理能力。

总之，冷战终结后，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的新安全观在吸收相互安全、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等国际社会流行的各种新安全观中的精华基础上，兼收并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起来。虽然这几个安全概念对安全的理解各有侧重，但它们也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国家安全是一个动态的定义，具有多元性的内涵。同时，一国在安全感上的认知和需求甚至可能要比一些具体的安全措施重要。其次，在国家安全面临种种新的威胁下，依靠实力优势、军事联盟或增加军备等手段已不是国家和地区获得持久和平与稳定的主要路径。再次，国家安全只有建立在“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基础上，安全的获得与维持才能长远持久，安全共赢才能最终实现。最后，国家安全应与区域安全、国际安全实现良性互动，通过各方采取共荣共存原则和全面参与、开放合作等途径探求种种安全挑战的解决之道，安全威胁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可以说，对以上几个安全概念思想精髓的合理运用并进行的创新阐释正是中国新安全观的理论意涵之所在。中国新安全观是与时俱进的国际安全理论的重大创新，对于维护亚太地区和国际社会持久安全、进一步推动国家间新型关系的确立以及致力于加快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演讲[N].人民日报，19991023.

[2][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王义桅，唐小松.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3].关于二十年来军队建设的历史经验[N].报，19990108.

[4].在第九次驻外使节代表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80829.

[5][法]夏尔-菲利普・戴维.安全与战略：战争与和平的现时代解决方案[M].王忠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6]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新华社.中俄高级会晤结果联合声明[N].人民日报，19981124.

[8]严兴文.试论的文化安全思想[J].学术交流，2006，（12）.

[9]陶文钊，等.中美文化交流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0]蔡翠红.信息网络与国际政治[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

[11]Nye，Owens.America’s Information Edge[J].Foreign Affairs，1996，（3/4）.

[12]Norman Myers.Ultimate SecurityThe Environmental Basis of Political Stability[M].New York：W.W.Norton，1996.

[13]余潇枫，等.非传统安全概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14].同志理论论述大事纪要[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15]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6].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00907.

[17].增进睦邻友好共创光辉未来――在泰国国家文化中心的演讲[N].人民日报，19990904.

[18]阎学通.中国的新安全观与安全合作构想[J].现代国际关系，1997，（11）.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8

国际关系自20世纪初成为一门学科以来，多数的学者认为其间经历了三次理论的大论战：第一次是1930-40年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论战；第二次是1950-60年代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的论战；第三次是1980-90年代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论战。①各次论战的结果，虽未产生胜败优劣的结果，但却促进了理论的省思；然而这样的论战从未偃息，二十世纪初，具有浓厚社会学色彩的建构主义崛起，直接挑战了主导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成为国际关系当前的三大主流流派。安全，是国家存在的目的与追求的目标，也是国家利益之所在，从国际关系三大流派的理论角度出发，比较各流派对安全的认知，及其可能获致最大安全的方法，如权力平衡、集体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性安全、人类安全等途径，可以有助于理解国际现象的发展系络。

一、国际安全的界定

（一）安全在需求的定位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主要考虑的核心问题是战争与和平，如果没有大的战争则是考虑冲突与合作问题。无论涉及到哪种国际关系理论流派，都会重视安全问题的地位。其内涵与目的皆在探求安全，以便在安全的基础上，能求得更高层次的满足。从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来看，人的需求分为五种层次：

第一层次是生理需求；第二层次是安全需求；第三层次是爱与隶属需求；第四层次是尊重需求；第五层次是自我实现需求。当某一层次于实质上获得满足后，下一个层次需求即成为主要支配力量。②就国际社会而言，第一层次的生理需求是个体存在的最基本需求，而安全是在满足需求后，作为激励、支配个体向上一层次发展的力量，因而安全对个体而言仍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二）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安全

若将国家视为国际体系中的个体，则涉及国家层次的安全，可从四个方面检验：③1、指涉对象：不同层次的主体，包括个人、国家、国际、全球，并以威胁涵盖的范围，归纳于其中的层次探讨。2、核心价值：追求个体存在，获得依赖与保障，社会隶属，相互尊重，自我实现需求满足的目标。3、威胁类型：源于国内外之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环境等威胁。4、获致安全的途径：权力平衡、集体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人类安全等。

综上所述，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安全可以界定为：“安全”是指不同层次的主体，为维护其核心价值，因应不同型态威胁，采取保护措施，形成一种避免危害之相对性、变动性的态势，及其对此一态势的主观认知。而无论是核心价值、威胁、保护措施、态势及主观认知的认定，都会受到国际关系理论的导引。

二、三大流派对安全的观点

（一）现实主义的安全观

现实主义首先涉及到几个基本假定：1、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现实主义对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定义，基本上类似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在国际体系出于这种无政府状态下，体系中成员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或根本问题就是它们的生存问题。2、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唯一主导行为体。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现在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不会消亡的，仍将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发挥主导作用。3、国家的第一关切是生存关切。由于现实主义者将国际体系描述成一个自然丛林，在丛林中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所以在无政府的，无强制性的权威存在的国际体系当中，对于每一个个体国家而言，最高的利益就是生存。4、国家生存的最可靠手段是军事实力。现实主义在安全问题上的基本思路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自救-权力-安全困境-权力平衡。意即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里，国家这个最重要且唯一的行为主体，主要通过自救来谋求与维护由权力定义的国家利益。

由于自救是国家唯一的行为方式，国家不得不追求权力的极大化与国家的相对利益，国家间的合作只是追求权力的权宜之计，难以持久，军事力量的竞逐势不可避免，因而面对战争的军事威胁亦如影随形。

面对无政府状态与战争威胁的情势，生存与安全是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与需求，必须追求权力极大化，发展军事力量，维护国家安全，然亦形成相互竞逐的安全困境。

安全困境无法根除，只能缓解，缓解的办法是权力平衡。现实主义认为权力平衡是自然形成的，就像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国家总是谋求自身权力或安全的极大化。但认为权力只是一种有可能使用的手段，国家拥有的权力太小或太大都会有危险，在紧要关头时，国家最终关心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安全。在国际关系仍呈现无政府状态的特质下，权力平衡或两极体系结构下依赖大国形成的集体安全仍然是绝大多数国家所不得不实行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

（二）自由主义的安全观

自由主义也涉及到几个基本假定。1、国际体系当然呈现无政府状态，但并非没有秩序。也即有没有政府不是有无秩序的必要条件。2、国家是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体，但其他行为体日趋重要。自由主义除了承认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具有最重要的地位之外，对于非国家行为体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重视。3、国家关注生存，但国家不仅仅关注生存，甚至首先不是生存，而是如何生存得更好的问题。个人自由及社会经济福祉都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国家利益会顺应国际制度运作而决定，亦考虑共同追求群体的共同利益-成为团体一份子与其他个体建立关系的社会需求及尊重自己与需要受人尊重的尊重需求的利益。4、国际规范、机制、制度维护国际秩序。如果没有政府，那要靠什么来维持国际社会的稳定呢？靠的就是国际规范、机制和制度。现实主义认为它们只是强者的一种工具或是无用的摆设，而自由主义则认为它们是一种有效可行的约束。

自由主义是以合作与互赖为基础，它在安全观上有三种观点，即相互依存、民主和平与机制稳定。第一种观点认为，经济相互依存将阻止各国彼此使用武力，因为战争将威吓各方的繁荣；第二种观点认为，民主国家比独裁国家天生更和平，民主的扩展是世界和平的关键；第三种观点认为，国际能源署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通过鼓励各国为更大的持久合作的利益而放弃眼前的利益，从而有助于克服国家的自私行为。

自由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合作是经常发生和存在的现象。它认为现实主义低估了国际合作的可能以及国际制度的能力。国家是有理性的，也就是说国家的行为合乎规则，一致且有秩序，并能权衡将要选择行为的得与失，以最大化其实际效用。自由主义相信，有了制度所提供的协调机制，国家就可以通过交易与权衡使整个合作达到一种稳定的结果。在一个受到国家权力和不同利益制约的世界里，发展国家间制度化合作，可以为实现更大范围的国际安全提供机遇。

国家不是追求权力的极大化，概念及规范具有补充权力互动的解释作用，国家会追求群体的绝对获利，进行合作，军事力量不是唯一的权力与目标。经由互赖与国际建制及国际制度，合作可以长久维持、运作，并可以减少战争发生，军事安全不是唯一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应受到重视。

（三）建构主义的安全观

建构主义更加强调了人的能动性，它将人提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概而言之，就是强调人的作用、人的观念和能动性对于国际关系所带来的影响。建构主义也有一系列的假设：1、国际体系是呈现出无政府状态，但是无政府状态有着不同的逻辑，可以是霍布斯文化，也可以是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在建构主义者看来，这些逻辑都是由人创造的。人可以创造丛林原则主导的霍布斯文化，也可以创造友善主导的康德文化。不同的无政府文化又形成不同的角色类型，即敌人、竞争对手、朋友。国家根据这些角色类型再现自我和他者，因而可能面对不同类型的威胁，但也可经由规范的作用解决争执，或经由文化的建立，产生规范性作用，促使并维持国家间的合作。2、国家虽是体系中最重要的行为者，但是从个人、国际组织甚至全人类都是国际体系的行为主体。国家与其他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处于互动之中。3、国家关注生存，但生存的意义是社会建构的。比如朝鲜核危机对美国的巨大刺激，原因即在于朝鲜与美国现在相互抱有敌意，这样一种安全观念是在长期的过程中形成的。4、国际体系文化界定国家安全的意义。应该说，在当今的世界当中，大国之间还没有产生强烈冲突的意愿。现在，美国的霸权的维持主要依靠的是制度，但是这个制度如果缺失了中国，可以吗？肯定不行。美国现在已经逐步的认识到了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现在不要去抗衡美国，即便将来我们强大了也不要去抗衡。因为，如果大家现在都强化了这种抗衡的思想，那么这种抗衡思想慢慢的就极有可能成为国际体系文化的一部分。

建构主义强调的是社会建构对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的影响。正因为国际政治是社会建构成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并不仅仅与物质资源分配相关，也包括社会相互作用，这一切便塑造了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而不仅仅是其行为。在建构主义看来，国际结构不仅仅涉及物质能力的分配，还有社会关系。当国家相互仇视时，它们习惯于从坏处猜测对方；当关系友善时，它们之间就存在着合作。这一切取决于“观念分配”，而不是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所认定的物质力量分配。建构主义结构中的物质因素，但认为它是有限的。因为物质因素只有通过社会性结构才能对行为体的行为起到有意义的影响。

建构主义的结构是动态的：行为体可以建构一种结构也可以分离这种结构，并建立新的、由不同观念造就的结构。比如行为体之间如果互相高度猜疑，就形成安全困境；如果行为体之间的共有知识使它们高度相信，那么就会形成所谓的“安全共同体”-综合安全或人类安全。

三、获致安全的实践途径

受到国际关系三大流派的引导，各国在寻求获致安全的作为上，大致有以下几种途径：

（一）权力平衡。权力平衡是指通过权力平衡安全机制和体系来实现国家的安全。在权力平衡安全体系中，国家通过自身或联盟的力量来维持各力量中心的均衡，制约潜在和现实的对手，从而达到维护本国安全的目的。

（二）集体安全。集体安全是建立同盟关系与联合军事力量，透过集体效应来共同协助受威胁的国家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并进一步维系同盟之军事安全。④摩根索认为：在一个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中，安全问题不再是个别国家所关心的问题，也无须由军备和其他国家权力的要素来解决；安全成为所有国家关心的问题，他们将像他们自己的安全受到威吓似的集体保障他们中的每一个国家的安全。

（三）共同安全。共同安全是透过国际机制之建立与各国之自我约束来稳定国际情势。更进一步而言：以国家间共同安全取代单一国家安全。安全不是零和赛局，安全涉及所有国家，各国都有权利与责任参与寻求建设性解决安全的进程，所有国家都有获得安全的权利，各国可透过军备控制及促进联合国的安全职能，来实现共同的安全。

（四）合作安全。合作安全是指透过将军事安全与非军事安全相互结合的渐进过程，国家得以透过合作、对话来维持国际安全。意即在互信基础上，开展多边合作，取代以往以权力平衡为基础的冷战安全观。合作安全的核心是合作，它强调增加互信而非猜忌，包容而非排他，多边而非单边，非军事方式而非纯军事方式，协商而非对抗，再确认而非吓阻，军事透明而非秘密，事前防制而非事后矫正，互赖而非片面行动。

（五）综合安全。综合安全是指尝试将安全所囊括的范围扩及其他非传统军事安全的面向上，并且透过这些面向的强化互动与合作，区域安全稳定得以维持。它不仅包括军事性因素，更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及其他议题。

（六）人类安全。人类安全是指所有与“人”相关的议题，其形式多变且对人类安全有直接且更为深远之影响。简言之，人类安全是一种本质上超越“国家中心主义”的安全观，像移民问题、跨国经济与网络犯罪、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生态环境破坏威胁、疾病感染问题、对人权压迫等多元多变之新型安全威胁，都将对人类之安全有更直接且更为深远之影响。

四、三大流派安全观点异同之比较

（一）安全的指涉对象。三者都认为国家是国际体系中重要的行为者，自由主义则认为除了国家外，个人、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都是体系中的行为者，建构主义更纳涵至全人类，然而国家在体系中行为体的角色与地位是无法取代的。涵盖范围上，以建构主义之行为体互动所产生三种无政府文化，由国家扩展至个人与全人类层次之范围最为宽广；其次为自由主义藉由相互依赖与合作所形成之个人至国际层次；最后，则是以国家为最重要且唯一行为者的现实主义。

（二）安全的核心价值。三者都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生存与安全是国家重要的利益与需求，国家必须追求权力，发展军事力量，维护国家安全。现实主义追求权力最大化与国家的相对利益；自由主义除以生存与安全为国家的利益外，个人自由与社会福祉都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国际制度会影响国家利益，国家亦应考虑共同追求群体社会需求与尊重需求的共同利益；建构主义强调安全的内涵随着文化结构的不同有不同的认定，从个体自身存在到自我实现的需求都可成为安全的核心价值，全视国家如何认定。

（三）威胁考虑层面。三者皆认为国际体系存有冲突与战争发生的可能，军事威胁存在于无政府状态下之国家间，合作有一定的作用，现实主义认为战争是常态不可避免，合作是短暂权宜之计，唯有追求权力极大化，才能保障安全，因之，军事威胁如影随形；自由主义认为经由互赖与国际建制及国际制度的合作，可减少战争发生，且其重视国际政治经济，对经济层面的威胁亦较为着重；建构主义认为安全的内涵随着不同的文化结构有不同认定，因行动体互动所产生之三种无政府文化，着重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与环境等面向威胁，可经由文化的建立，产生规范性作用，促使并维持国家间的合作与安全。

（四）获致安全的途径。三者都认为可透过合作手段追求安全，然现实主义强调安全困境，认为保护与扩大权力成为保障安全的唯一手段，因而权力平衡与集体安全即符合其效用；自由主义则认为国家生存不是唯一考虑，亦应考虑共同追求群体的共同利益，可经由，互赖与国际制度等的合作追求安全，因而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符合其需求；建构主义认为经由行为体互动的文化建立，可产生规范性作用，促进并维持国家间的合作，综合安全与人类安全正符合其作用。

五、结语

经由对国际关系理论三个主流流派安全观点的比较之后，可以了解国际环境变迁造成不同理论的建构，以及面对国际环境变化采取适当途径，尤其在安全方面，虽然三者之间各有相同与相异之处，然皆以国家为主要指涉对象，向个人或向全球发展；其次，在核心价值方面，则在求得最基本之生存与保护需求后，逐渐谋求社会、尊重与自我实现需求；再次，在威胁方面，传统以军事、政治安全为主之情势，因全球化之影响，已为非传统之经济安全取代或并列之；最后，获致安全的途径是在集体安全的基础上，亦朝向多面向之共同安全、合作安全与综合安全发展之势，在全球化冲击下，人类安全已渐获重视并扩大影响。唯有适切运用合宜的安全观点以及安全战略，认清国际现势的演变，才能深切认知安全的内涵，促使并维持国家间的合作与安全。（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研究生部）

注解：

①倪世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②维基百科http：///wiki/%E9%A9%AC%E6%96%AF%E6%B4%9B

③陈欣之.国际安全研究之理论变迁与挑战[M].第2页.

④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第392-393页.

参考文献：

[1]郑端耀.国际关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评析.美欧季刊.2001（2）：199.

[2]刘复国.综合性安全与国家安全：亚太安全概念适用性之探讨.问题与研究.1999（2）：24.

[3]莫大华.“安全研究”之趋势.问题与研究.1996（7）：70.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9

刘跃进：新一届领导人执政后，人们发现与前任有很多不同之处，例如加大了反腐力度，打掉了一批大老虎、中老虎、小老虎;例如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作风转变，遏制了官员的势头。同时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很少被大家关注，就是特别强调国家安全，对国家安全做了紧锣密鼓的布局。首先是去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对此专门做了长段说明。其次是今年1月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成立，亲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需要在国家安全观念上有所改变，有所创新。这可以说是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最直接的背景。

但是，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及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有其更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这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后整个中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现在不仅需要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越来越需要整个国家的安全。

我们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对国际国内形势有一个简洁明了的判断，那就是：对外，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对内，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因而要抓住机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建设、求发展。正是这个判断，使我们可以不过高增加国防投资，降低了国家安全消耗，把有限的资金用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上，在30多年中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国内生产总值上相继超过英国、超过德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老二。物质财富的增加和丰富，经济利益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必然形成许多过去没有的安全问题。

事实上，几十年来，在社会经济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我们的安全问题也在不断积累。在中国迅速发展或崛起的过程中，不仅外面世界对我们的看法变了，我国对外面世界的关系也实实在在变了，这其中就包括您说的“中国在从一个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过渡”。多年来一直在说的“中国”，其实就反映了一些国家及其学者、政客、军人、百姓，对中国迅速发展的不适应。就最重要的中美关系来说，一些人就认为中国这个新兴大国，对美国这个守成大国提出了多方面的新挑战。一方面，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任何国家也都没有任何理由阻挡;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的确使一些国家感到不安，或者说确实也引起了一些国家的不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过去没有力量做的事，现在有力量做了，对此别人不适应;我们过去一忍再忍的事，现在不能再忍再让了，别人会担心，会防范。这就形成了一些新的安全矛盾，有时会成为安全冲突，甚至可能会陷入“安全困境”中恶性循环。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国民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地扎根发展，他们的正当利益和安全需要，我们的国家和政府也应该给予保障，但是如果保障的措施和手段不适当，又会引起新的矛盾和新的安全问题。因此，如何化解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峻的外部矛盾，走出“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打破国际上对我国发展的担心，以及某些不适当的限制，甚至是某些自以为是的制裁和围堵，适时、适度、适当、有效地保护国家、企业和国民在整个世界上的利益和安全，这些年已经逐渐成为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深入思考和仔细谋划的事。这可以说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国际背景或外部因素。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还有更重要的内部原因或国内背景。这几年，通过观察和研究，我把当前中国国家安全的总体状态概括为：内忧外患并存，外患不断升级，内忧甚于外患，社会矛盾加剧，政治生态乖戾，形势复杂严峻，应对措施乏力。与外部问题比较起来，国内经济、政治、社会甚至军事等领域的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多年来不断加剧，解决起来又没有什么非常得力的措施，有时甚至是顾了东顾不了西，按住葫芦浮起瓢。此起彼伏的，到今天人们已经见怪不怪;党政军内部的严重贪腐，我们也早已习以为常。但是，这些问题并没有因此不是问题，相反却越来越严重地挑战我国的国内安全，严重威胁和危害着整个国家安全。这些问题发展到今天，需要国家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了。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严厉打击党政军各界的，就是新一代领导采取的比较有力也初见成效的措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制定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如此等等，也是新一代领导在治国安邦上采取的有力措施。

对于这两方面的背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时，有过简洁明了的概括。指出：“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而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从而深刻阐明了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背景与必要性。

除了这些现实背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背景，这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国党和政府对于“新安全观”的探索和倡导，以及对国家安全认识的不断演进。中国政府针对国际安全提出的“新安全观”，其核心最终被概括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在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领域是具有新意的非传统安全观。但是，由于它仅仅针对国际安全和对外安全，不涉及国内安全问题，因而并不是完整的国家安全观。为此，就需要一个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国家安全观来替代如上的“新安全观”。事实上，从2006年起，中国党和政府就很少再提“新安全观”，起码在中共党代会的报告和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其他党政重要文件中，很少再用“新安全观”了。但是，党和政府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探索，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而是在不断推进和深化对国家安全的认识，特别是在不断加强对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的认识。为此，就需要一种新的国家安全观来填补“新安全观”退隐后的空缺。这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产生了重要的催生作用，同时也提供了某些可以借鉴的材料。

领导文萃： 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请您介绍一下 “总体国家安全观”都包含哪些主要内容。

刘跃进：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以后，各方面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有不同的概括，有的概括比较复杂，有的概括比较简单，最简单的是把它说成是“十一个安全”，即在讲“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时提到的“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

我认为，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既不能把它简单概括为“十一个安全”，也不能局限于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的讲话，而必须把关于国家安全的主要论述全面概括进来。当然，主要内容还应以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当时的讲话为主。依我的理解，可以用“六个总体设计新思路”、“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五个既重视又重视”、“十二个国家安全要素”、“四个国际安全理念”来概括。

所谓“六个总体设计新思路”，分别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提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四大职责”，以及“总体国家安全观”。具体来说就是，第一，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二，制定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第三，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第四，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第五，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第六，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这里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总体国家安全的内容，表面看好像是“自我相涉”，实质上并不矛盾。在论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就讲到了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这六个方面，是指导当前整体国家安全工作的六个战略性新思路。

所谓“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就是在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讲话中非常明确指出的：“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这里最重要的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这句话体现了人民在国家安全观中的核心地位和根本目的。

所谓“五个既重视又重视”，在关于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讲话中说的也很明确，就是“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这些观点，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辩证性。

所谓“十二个国家安全要素”，是在讲“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时提到的“十一个安全”，加上他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论述中讲到的“国民安全”。这就成了十二个国家安全要素，即国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这里的“国民安全”，应视为与前面讲的“人民安全”相同，因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也可以理解为“以国民安全为宗旨”。

所谓“四个国际安全理念”，是在今年5月亚信会议第四次峰会上所提亚洲安全观包括的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我之所以把亚洲安全的四个理念概括进总体国家安全观，又超越亚洲范围把它们称作“国际安全理念”，首先是因为这四个安全理念事实上不仅适用于亚洲，而且适用于更广泛的全球国际社会，其次是因为在一个多月前讲到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时，明确提出要“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要“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虽然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非常丰富，但有两点必须首先强调，其一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核心理念，二是统合传统国家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辩证性思维。

领导文萃：有人说，首次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过去提出的“新安全观”的升级版，是对“国家安全”的再定义。您能否谈谈“国家安全”、 “传统国家安全”、 “非传统国家安全”、 “综合安全观”这些相关提法的内涵及其联系。

刘跃进：我先说一下升级版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确实是中国官方在世纪之交提出并长期倡导的“新安全观”的升级版。大家知道，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只涉及对外安全或国际安全问题，没有涉及内部安全或国内安全问题，因此，虽然新安全观在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方面具有非传统的思维特征，可以称为一种非传统的对外安全观和非传统的国际安全观，但由于国内视角的欠缺，它难以说是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如果硬要说它是国家安全观，那么也是一种片面的国家安全观。另外还要注意的是，虽然在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方面，“新安全观”体现了非传统安全思维，但中国官方当时在国内安全和整体国家安全上，秉持的依然是传统国家安全观，依然把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看作国家安全的核心和重心，依然强调军事政治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头等重要地位和作用。这种思维方式，不是非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与此不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在强调国家安全的民本性上体现了非传统思维，而且还通过强调“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统一了国家安全的内外两个方面;通过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等多方面的论述，统一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两个方面的丰富内容，因而它既区别于传统国家安全观，又区别于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是一种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需要区别四个概念，即传统国家安全观、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传统国家安全观是只强调政治安全、军事安全、领土安全等传统安全要素和传统安全保障手段，而不可能看到或者没有看到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国家安全观。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则是强调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国家安全观。但是，如果在强调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无视或贬抑传统安全问题，那么这只能是一种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至于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则是在强调非传统安全问题时，能够兼顾各种传统安全问题的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正是一种统合兼顾了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国家安全问题的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因此，从概念关系上看，总体国家安全观既与传统安全观相对，又与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不同，体现出对国家安全领域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众多问题的全面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的观察、思考和处理，具有非常丰富的非传统安全内容和全面的非传统安全思维特征。

另外，具有特定主体的“国家安全”，也不同于没有特定主体的“安全”。我们中国人现在讲“国家安全”，讲“国家安全研究”，而欧洲人现在已经不怎么讲“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研究”了，而是讲一般性的“安全”和“安全研究”。这种情况，与欧洲的一体化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种一体化的结果，使欧洲人的国家概念相对弱化了，甚至在事关国家的重大问题上，都在探索实行一种共同的政策，例如共同的外交、安全与防卫政策，而且许多国家间还统一了货币，使用统一的欧元。因此，他们开始关注国家安全之外的各种“区域安全”问题，特别是更具普遍性的“人的安全”问题，而且很早就讲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共同安全”。所以，他们讲普遍的“安全”，我们讲特殊的“国家安全”。这与各自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现实问题相关，很难说谁优谁劣。

“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包括国家安全措施和手段的综合性，而且更强调国家安全要素的综合性，重视影响和威胁国家安全因素的综合性。前面说的“十二个安全”，都是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其中既有传统的国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等要素，又有非传统的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核安全等要素。此外，在作为亚洲安全观提出的“四个国际安全理念”中，不仅包括了综合安全，而且还包括了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如此丰富的内容，显然是过去任何一种国家安全观都没有达到，因而是一种更高版本的国家安全观。

领导文萃：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当前国际国内安全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结合中国国情提出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观。您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中国特色体现在什么地方？

刘跃进：总体国家安全观最突出的中国特色有两个，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一个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特色。这两个特色首先体现在强调国民安全的宗旨性、目的性上，其次体现在对国家安全进行综合性、系统性谋划与布局上。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是“官民二分”基础上强调“以民为本”的文化。孔子强调“仁者爱人”，墨子强调“兼爱”，虽然都没有提“仁爱”的差别，甚至还特别强调仁爱的无差别，但由于这些观点提出时的社会基础是“官强民弱”，因而事实上是倾向于普通百姓的。当孔子、荀子讲到“载舟覆舟”理论时，明确强调了“民”的重要性。孟子见梁惠王时，更是大讲特讲“民贵君轻”的道理。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理念，历朝历代统治者总挂在嘴上，但真正实现的并不多，而且与今天的民主理念相比，还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把民作为手段来重视，而不是作为目的来重视。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总体国家安全观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以民为本”、“仁爱善良”的传统，使其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另一方面又用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对其做了改造，把视民为“手段”的“民本观”改造成了以民为“目的”的“新民本观”，也就是民主观。这就使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民贵君轻”的“民本”特色的同时，更具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群众史观”的“民主”特色。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强调“重视国民安全”，强调“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就是这两个特色的突出体现和有机融合。

此外，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性、系统性，也是既具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又有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特色。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思维方式，就是强调对事物的综合性认识和思考，尽量避免出现片面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当代系统科学的促动下，已经发展为系统辩证法，非常强调事物和认识的系统性、辩证性。总体国家安全观所讲的“五个既重视又重视”，非常突出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性思维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辩证思维。

在此我还想讲一点，就是如果不是特别强调“中国特色”，而是思考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其他国家安全观相比所具有的特色，那么也可以把它概括为两点，一是“总体性”，二是“民本性”。

领导文萃：为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渊源和学理基础。

刘跃进：前面讲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中国特色时，事实上已经涉及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两个思想渊源，即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善良”的价值取向和“以民为本”的思想观念，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史观”。但是全面分析总体国家安全观，我们会发现其思想渊源非常广泛，并非只这两点。例如，“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的观点，与“冷战”后期国际上开始出现的各种非传统安全观就有多方面的联系和思想渊源。再如，“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都是冷战后期就已出现并受到国际社会广泛重视的新安全理念，因而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把其包纳进去，就与这些国际上的新安全理念建立了非常直接的思想联系，它们也都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渊源。还有“可持续安全”的理念，就与国际社会很早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密切相关，同时还与中国学界这些年对“可持续安全”的持续探索相关。还有一点，总体国家安全观本身，与我们10多年来所做的国家安全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也有密切的思想渊源，甚至可以说，我们的国家安全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给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学理基础。

总之，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广泛吸纳了古今中外各种优秀安全思想的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博采众长、兼容并包的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开放发展的国家安全观，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优秀安全思想和理论被包容进去。由此来看，要完全说清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渊源和学理基础，还需要从国家安全思想史和当代国家安全理论中寻找更多答案。

领导文萃：我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正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设立的，是适应中国大国地位的有效举措。那么，“国安会”都有哪些主要职责？

刘跃进：您说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设立的，但从时间顺序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在前，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在后，好像这句话难以成立。但从实质关系看，这句话是成立的，因为设立“国安会”时，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名词虽然还没有出现，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却已经初步形成了，可以说中共十报告已经有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雏形，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种“事实性存在”，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说明时，更进一步强化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这种“事实性存在”。这种作为“事实性存在”的总体国家安全思想，就是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导思想。今年4月15日关于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讲话，使这种“事实性存在”的总体国家安全思想，变成了形态完备的“概念性存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因此完全可以说，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在“事实性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设立的。

对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有过明确、准确、详细地说明，就是“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在国安会的这“四大职责”中，前面的“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及“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是两项具有战略性的职责;后面的“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和“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这两项，虽然也有战略性，但战术性更强些。这四大职责履行起来，难易、轻重、缓急，是各不相同，随时变化的，其中“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既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也具有极端的艰巨性，需要国安会下大气力来做。

领导文萃：您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有什么样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刘跃进：从前面的背景和思想渊源介绍，人们可以看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是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现在和将来中国社会实践进一步发展的迫切需要，因而它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现实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想强调的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当前中国国家安全实践的意义和指导作用，首先必须体现到国安会四大职责的履行中，最终使我国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是“总体性国家安全战略”，推进的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是“总体性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的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是“总体性的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时也必须有“总体性的思谋与考量”。

从理论建设上看，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时，我国的国家安全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仅是吸纳了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而且还广泛吸纳了古今中外一切相关的优秀思想和理论，并且大大提升了这些思想和理论，形成国家安全理论建设的一个新高度。用这一具有新高度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今后的国家安全学术研究，一定会使国家安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上一个新台阶。我们坚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和落实，能够使我国的发展与安全得到进一步的切实保障，使全体国民更多地分享国家发展与安全带给自己的福祉与安全。

领导文萃：我们知道，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国际通行做法。请刘教授结合我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介绍一下世界各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置和职能。

刘跃进：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美国在1947年根据其当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法》设立的。《1947年美国国家安全法》第1章第1条第1款不仅规定要“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而且规定“美国总统主持委员会会议;总统不能出席时，他可指定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代替其职务。”“委员会的任务是向总统提出有关国家安全的内政、外交和军事政策的综合意见，以便能够使这些军事机构和政府各部门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更有效地协调。”

在设立已近70年的今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不仅在美国外交与安全领域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继续对世界各国形成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成为许多国家仿效的样本。

尽管前苏联于1954年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是举世闻名的“克格勃”，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很大差别，但包括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和一些地区，主要还是以美国为样板来设立自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包括1960年土耳其成立的英文名称全同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1967年2月我国台湾地区当局由其所谓的“国防会议”改组成立的所谓“国家安全会议”，以及近年来韩国、英国、日本等陆续改立或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例如，韩国在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翻译为“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同时，也按照美国的机构名称，把自己的国家安全机构命名为“国家安全保障会议”。1987年修订的韩国宪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关于国家安全保障相关对外政策、军事政策及国内政策的树立，为在国务会议审议前答复总统的咨询，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第二款规定：“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由总统主持。”第三款规定：“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组织、职务范围及其他必要事项由法律来规定。”到了2013年12月20日，为有效应对朝鲜半岛局势变化，韩国总统朴槿惠批准设立掌管韩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常任委员会和秘书处。 这个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常任委员会由国家安全室室长担任委员长，每周一次协调国家外交和安全政策，制定相关对策，并向韩国总统提交相关内容。必要时，委员长还可按总统指示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10

为确保本次活动有效落实，市分行紧紧围绕总行《关于印发****银行2019年安全宣传月活动方案的通知》，积极转发省分行《关于印发****银行2019年安全宣传月活动方案的通知》，制定安全宣传月具体实施计划，扎实开展基础性的安全宣传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提高了基层员工对“总体国家安全观”认识，使我行员工认识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从根本上认识到安全保卫人人有关、安全保卫人人有责，从而把规范自己的行为、注重安全生产变为一种自觉活动。

二、内容丰富，效果显著。

（一）行内学习

1.开展安全研讨沙龙。通过学习《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中450段论述，掌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知识。这本论述摘编，第一个部分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总论，从宏观的角度论述了今天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大意义及其丰富内涵，回答为什么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什么地方。第二部分是“维护重点领域的国家安全”，具体阐述如何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书中列举了12个领域，范围非常广，比如有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等，一共12个方面。第三部分是讲“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阐述全球安全观。第四部分“走和平发展道路”，阐述为了更好维护全球安全，中国提出的有关理念和主张。

2.组织安全知识培训。全面加强基层员工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安全生产知识的理论学习，积极开展《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安全生产法》等有关国家安全、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以及安全生产知识的教育培训活动，使得全行员工掌握更多的国家安全知识和安全生产常识，增强安全生产技能，自觉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并结合学习型组织建设活动中制度学习研讨活动的开展，在对总行下发的《****银行安全保卫工作制度汇编（2019年汇编）》开展学习研讨的同时，又对《*****银行安全保卫工作方法论》进行一次集中学习研讨，系统学习安全工作知识并展开讨论，全面领会我行安全工作思想，掌握开展安全工作的方式方法。

3.组织安全管理“互讲互学”活动。在营业网点组织开展安全生产知识“互讲互学”活动，利用晨会、夕会时间组织网点员工开展安全生产知识的相互讲解学习，系统学习本行安全保卫规章制度、安全生产相关知识要点。同时，营业网点在“4.15”第四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前后，开展国家安全知识“互讲互学”，系统的学习了国家安全知识，提升了基层员工的国家安全意识，提高了员工履行国家安全义务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二）对外宣传

1.宣传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我行在“4·15”第四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前后集中开展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宣传工作，通过充分发挥我行营业网点分布广泛的优势，利用网点LED屏、门楣屏滚动播放国家安全宣传标语，向社会公众宣传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社会公众对国家安全知识的知晓率和普及率。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11

在以民族国家为最重要行为体的国际政治体系中，国家利益首先表现为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这是国家最根本的利益。为实现这一利益，国家会衍生出一系列的愿望和需求，并依此制定一系列政策目标，这些愿望、需求及由此确立的政策目标就构成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由此可见，国家利益概念通常指国家相对其它国家而言的基本需求和欲求。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态安全等不同领域。

国家利益涉及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个层面。从国内政治层面看，只有在政党政治转向国家政治，政治国家的合法性得到确认后，民族国家中的国家利益与统治阶级利益、国家利益与国民利益、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等几大利益关系才能得以区分和确立，国家利益意识才会凸现。从国际政治层面看，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利益诉求和实现，事实上是在国际秩序语境下国家间的利益博弈。民族国家只有在现实的国际秩序下“合理”的利益诉求，才能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认同，国家利益才能获得最大程度的实现。

（二）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关于国家利益的阐释

自民族国家诞生以来，国家利益问题从来就是现代国际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西方现代国家利益理论主要包括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三种主流理论体系或范式，各种理论体系都试图对作为国际政治研究核心概念的国家利益提供不同的解释模式：即物质权力、国际制度和政治文化分别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实现国家利益的必经途径。

1.现实主义国家利益理论。现实主义认为，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最核心和最关键的问题，是它的生死存亡，是维系、持续和扩展它的存在，因此，国家安全就成为国家利益的根本点。为了保证国家安全，权力和财富就成为两个最主要的手段，特别是权力，政治与军事上的权力，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与此相对应，现实主义者主张优先发展军事权力等相关事业，在与周边国家和国际关系方面则强调国家权力支配的原则，认为国际秩序的格局是以国家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为依据的。在这种无政府的国际秩序中，强权就是公理。国家为了保证其安全与存续，就必然要追求权力，发展军事，积累财富，追求霸权。

2.自由主义国家利益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并不否定国家利益以权力、安全和财富等为基础，但更关注其取得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认为和平是国家间政治的核心目的，战争只能是一种负价值。相对于现实主义对于（军事）权力的强调，自由主义把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视为政治社会的主要动力。与现实主义的无政府状态理论预设不同，自由主义强调国际政治的实质并不在于国家间的冲突，而在于作为国家公民的个体之间相互订立的跨越国家界限的社会契约。

3.建构主义国家利益理论。在国家利益观上，建构主义考虑的是国际体系的文化性结构对国家利益的建构作用，认为国家利益不是外生于社会结构，而是由国家行为体作为施动者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体系结构建构出来的。因此，建构主义关于国家利益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国家利益是通过文化建构出来的，物质权力本身需要通过观念而赋予意义，因此，国际体系的结构就是国际共有观念的分配。

二、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

（一）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及其拓展

在原则确定后的近五百年的现代国际关系中，国家作为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体，其利益的追求和实现一向基于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四大类权势。当然，这四类权势是受到时间和空间限制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权势的不同要素间此消彼长。在冷战时期，国家利益的重点在生存的维护上，与之相适应，军事权力一直处于核心地位。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趋势从经济领域迅速地向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扩展，以经济、文化等为代表的非军事权力在国家利益实现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上升，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国家基本利益的边界在不断的调整和拓展。

（二）国家利益中的文化因素

文化手段和政治、经济、军事手段一样，不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在大国间军事作用有限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现代核战争中，无法严密保护本国不受报复的情况下，文化手段有其成为美国穿越障碍的一种更加重要的强大的渗透工具。全球化使国家利益中的文化因素上升，这是由文化的功能和作用决定的。文化因素对于国家利益的功能主要有三个方面：文化是推行或者反抗霸权的重要手段和依托；文化影响力是全球性大国自我实现的基本内涵；政治文化是建构国家利益的基本力量。

对于文化因素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提出的以文化为中心的“软权力”概念，是这一领域研究的一次重要理论突破。奈认为，软权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诉求，它是一种通过吸引力而不是强制力获得理想结果的能力。软权力通过精神文化和道德价值，影响、诱惑和说服别人相信或同意某些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以产生拥有软权力一方所希望的过程和结果。

（三）国家利益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冷战期间，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核心的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全球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使意识形态成为国家利益的基本因素。冷战结束后，雅尔塔体制的坍塌宣告了以意识形态和军事角逐为主要特征的冷战时代的结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占据了优势态势。从全球来看，与国家的经济利益、地缘战略利益相比较，意识形态对抗处于次要地位。但是从个别国家和局部地区而言，尤其是中美两国之间，意识形态对抗和冲突依然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还有所加强。

尽管国际和国内主流国际政治理论都认为，意识形态因素已经弱化，不再属于基本的国家利益构成，但是由于中美之间国家利益、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民族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以及中国快速的和平崛起，使得失去对手的美国政府把中国列为了潜在的对手，遏制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内容。由此，冷战的结束只是结束了以冷战为形式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在中美关系中，意识形态斗争仍将以不同的形式继续存在，一定意义上还会更加尖锐。在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权势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因素构成中国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

三、文化安全主题与国家利益维护

自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成为近代国际关系的开端，并产生了以为本质属性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开始，国家利益就成为所有国家行为的起点和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作为国家安全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安全离不开国家利益，必须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界定和实施国家文化安全。政府行为必须以国家利益为依据，文化安全战略必须以国家利益作为检验政策效果的标准。

（一）民族文化认同安全：建构国家利益的基本手段之一

正是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世界文化才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色彩。源于民族文化差异而产生的“文化认同”，是指“民族群体和个体对本民族价值的笃信，对本民族生活方式、历史命运的理解和关注以及对族际关系的共识等，一般而言，民族文化系统的深层意识就是该民族的文化认同意识，它支配着人们的一般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而采取的社会文化行为。在对其他民族文化做出反应时，这种文化认同意识会使该民族的群体和个体产生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向心归属情绪，对外防范、对内认同，文化系统的排他性和内整性由此而生。”民族文化认同的维护，是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桥梁，是此民族区别于彼民族、此国家区别于彼国家、此国公民区别于彼国公民的基础，主要包括大众文化和政治文化两部分。

（二）民族文化创新能力：建构国家利益的基本手段之二

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是维持一国基本国家利益――生存能力的精神前提，是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归根到底来源于民族文化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指的是一个民族立足传统文化资源，吸收借鉴世界其他民族文化成果，对于本民族文化知识进行改造更新的一种内驱力。培养民族文化创新能力，就必须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大力提倡民族历史文化教育，维持民族文化身份，传承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文化拥有深厚的基础和丰富的资源，如何在冷战结束后开始的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的文化全球化浪潮中，在挖掘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经验，并创新文化表现形式，这是当代中国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现实任务，是全球化时代特有的新的安全压力，是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时代向中国国家安全提出的新命题。

（三）意识形态安全：建构国家文化利益的基本手段之三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12

在传统意义上，安全是保护国家不受外来颠覆和攻击，使它客观上不受威胁，主观上没有恐惧。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国际关系的主流学派均从不同的角度对安全进行了理论探索。女性主义认为，女性视角的缺失使传统安全观解释力有限。在对传统安全观的批判中，女性主义安全观渐呈轮廓。女性主义认为：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环境安全与女性息息相关；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一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国家间的军事和安全功能总被认为是男性的事务，女性在安全研究史上很少被提到。例如，现实主义代表作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thau）的《国家间政治》一书，并没有专门论及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虽然作者在谈到各国政治家时，曾分析过欧洲历史上4位著名的女王和王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维多利亚女王、奥地利的玛利亚·特蕾莎和俄罗斯的叶卡捷林娜二世，然而摩根索在分析这些女性活动时，是把她们当做女王或王后，即国家的代表而非女性。至于普通女性参与国际事务他并没有提及。

现实主义另一位代表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很早就提出，安全是“一种价值”，是国际政治研究的“起点”和“落点”。[1]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将安全定义为对“免于威胁的追求”，显示“国家和领土完整，反对敌对势力的能力”。“安全的底线是生存”。[2](P20)据此，学术界把安全概念分成消极安全和积极安全。前者强调免于危险和威胁以求生存，后者则强调稳定。生存和稳定是安全的两个重要目标。

新现实主义自从20世纪60年代出现以后，把安全作为其关注的重点。但新现实主义的安全观同样是缺乏女性视角的。新现实主义安全观中并没有专门论及女性。因为，它和现实主义一样，把国家看作国际关系惟一的行为体，在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看来，国际关系的性质与领导的个人因素无关，它完全是由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决定的，这难免给人留下社会性别同安全，乃至同整个国际关系毫无关联的印象。[3]

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国际安全意旨处于安全困境中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各国只能以自助的方式，通过增加实力、扩充军备等维护本国安全。然而，一个国家采取这种做法，会让别的国家感到不安全，于是它们也采取类似的措施，以防范对本国安全的威胁，以至竞争和对抗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无政府状态下，任何一个国家都走不出这个安全困境。这里有三个条件：（1）至少有两个以上行为者才会产生“安全困境”；（2）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缺乏超越主权国家以上的权威机构；（3）安全依靠各国政府的互动。总之，在安全困境中一个国家的安全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的基础上，而这会导致国际社会更大的不安全。[4]这是一种以邻为壑的安全观。

显然，无论是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其安全观主要是指的“军事安全”，一个国家只有在军事上更强大，才能保证“免于威胁”，保证“国家和领土的完整”。安全总是从是否存在战争可能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的。对于主权国家来说，国际体系中普遍存在着战争威胁。在这样一种国际体系里，安全往往是一种你输我赢或我赢你输的零和博弈。而且，这里的安全主要是指“国家的安全”。作为保护者，国家确立“外来”威胁者，指出不安全的存在，在保护内部人民的名义下，国家要求具有性别特征的公民做出牺牲：男人入伍上前线，妇女在后方从事社会化工作。如同国家的垄断权具有合法性一样，婚姻制度对合法生育和财产继承权具有垄断性，而且是以保护妇女的理由出现。妇女从婚姻中谋求安全，谋求得到丈夫的保护，使自己不受别的男人或一般男性的暴力行为伤害，使自己不在经济上因性别分工而产生不安全感。于是，男人与国家、国内暴力和国际暴力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这种意义上的安全概念使男人和国家享有绝对权力，以对付别的男人和国家。

女性主义对安全的关注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妇女大会在荷兰的海牙召开，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简·亚当斯（Jane Addams）要求以一种新型的国际主义取代自我毁灭性的民族主义，因为它导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并造成巨大的破坏。会议通过的决议质疑了女性或者所有平民能够在战争中得到保护的传统观点，认为裁军才是确保未来持久安全的更加有效的途径。[3]

1985年，在加拿大的哈里发（Halifah）举行的国际妇女和平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国的妇女根据自己在生活中遭遇的直接威胁来理解安全。西方中产阶级妇女主要关注核战争的爆发，第三世界国家的与会者则把缺乏安全同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种族主义造成的结构性暴力联系起来。与会者一致认为，如果以他人的不安全为代价，所谓的安全便形同虚设。在同年举行的联合国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各国代表也对安全做了类似的全方位定义，即它不仅意味着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消除战争、暴力和敌意，而且需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公正。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在全世界的建立和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安全由片面强调军事到重视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由以国家为中心转向以人为本。与之相适应，各女性主义流派对传统的安全观提出了批评和修正，女性主义安全观渐呈轮廓。

二

女性主义认为，揭示性别关系的不平衡和将女性的经验添加进安全分析中能够帮助建构更加综合的安全定义。女性主义安全观包括：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环境安全与女性息息相关；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一）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

女性主义者质疑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安全的定义其实是反映男性经验的。他们批判在性别问题上的所谓中立，通过区分性别（gender）和性（sex），从而在安全观念中加进了女性视角。女性主义理论更注重从社会学分析方法中吸取营养，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各流派共享一个核心分析概念——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不同，社会性别是指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这些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被称为男性特质（masculinity）或女性特质（femininity），性是生理的，而性别是社会建构的，女性主义强调，所谓性别中立的全球政治实际上是普遍的男性经验和知识。性和性别的区分为女性主义学者的研究提供了空间，他们相信所有的性别关系都是社会关系，同时把性别引入国际关系也纠正和推翻了这样一种假设，即男人的一定经历可以被普遍地用来代表男人和女人的经历。在区分性和性别的基础上，女性主义新安全观认为，现行的安全概念只不过是男性经验的反映，是建立在男性基础上的军事与政治安全。

女性主义者还认为，在所有人的安全中女性的安全问题尤其突出，其理由是，女性在国际安全中特别脆弱，极易受到破坏和损伤，据妇女组织估计，从二战以来妇女和儿童构成了全球难民人口的80%，[5](P54-55)这是由军事冲突导致的。女性还是国内暴力的最主要的受害者。 因此，安全是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的所有人的安全，也只有所有人的安全都得到了保证，女性才有安全可言。

不仅如此，普通女性尤其是边缘女性的安全更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女性主义者认为，只有在国际安全中添加普通女性尤其是边缘人的声音，安全研究才能变得公正和全面。克瑞斯汀·丝维斯特（Christine Sylvester）认为：“我们必须使国际政治学界定位在行动的领域，这些领域远不是英雄主义的，绝非高度抽象的，与人们已经习惯的那些定理大不一样。这些领域比‘低级政治’还要低，如家务劳动、工厂、农场、偏僻的乡间区域，国际移民的动向等等，它们的背景可能很小、也可能比原来的要宽大。把这些小人物带入国际政治的舞台，对于那些眼睛只盯着重要行为体（如官方的决策者、战士、国务活动家、恐怖主义分子、国王和某些极端主义集团）的学者，无疑是一种震惊和撼动。越来越多的女权主义者提出，当我们最终能够令那些处于边缘的人发出声音时，我们确实是给自己安装了一种可以与西方传统的自我中心主义相抗衡的麦克风。”[6](P639)

（二）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

女性主义的重要学派之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强调物质和经济力量决定女性的生活，安全的定义被扩大到了经济层面。他们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女性的不平等发生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中，推翻资本主义体系是获得女性平等和保障女性经济安全的必要途径。撇开阶级的分析，女性在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在世界各国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据联合国统计，妇女在家庭劳动、照顾儿童、农业生产方面的贡献每年高达11万亿美元；虽然妇女代表过半数的全球人口和1/3的付酬劳动力，却只能得到世界收入的1/10，拥有世界财产不到1%。[7]由于生理特点或历史原因，几乎在世界各地、各行各业，女性所得到的报酬普遍少于男性，女性的失业率也比男性高出许多。这些证据说明，在所有社会中，妇女都面临巨大的经济风险。

女性主义者强调，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与抵御外来军事威胁同样重要。蒂克纳认为，如果说传统的安全观一直与军事力量以及从物质上保护国家免受战争威胁有关的话，那么，这一传统概念在今天看来是不全面的。在现代社会，技术先进的国家在经济等方面相互依赖程度很高，如果使用致命的武器，战争中不会有赢者，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依赖战争去确保自己的安全已经显得不再有用。对于世界上的多数人而言，安全问题更多地涉及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而不是对付军事威胁。基本需求的满足与妇女有很大关系，因为妇女是基本生活需求的提供者，并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8]

女性主义者还把女性的经济安全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他们认为，全球化的发展会进一步加剧全球妇女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妇女的经济不安全。全球化带来的后果是“贫穷的女性化”，许多全球性危机，如贸易的自由化、金融的国际化和环境的恶化，对女性的生活和工作都打击很大。在发达国家，女性比男性承担着更大的就业压力，她们同样是社会福利削减和失业的受害者。这种“贫穷的女性化”不仅在发达国家存在着，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8]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社会转型国家里，大量女性失业，劳动力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就业压力十分沉重，女性的经济地位急速下降。伴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大量耗能高、污染重、劳动力密集的产业被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在这些跨国公司里拿着最低工资为企业卖命的往往是女性廉价劳动力。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还为发达国家的家庭工作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但是每当经济衰退需要降低福利或裁员时，受害的往往首先是这些女性。 “贫穷的女性化”说明女性在经济事务上的普遍的不安全感，由此，经济安全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学者所关注，寻求女性参与经济事务的权利，尤其是通过参与和发展全球化中的经济事务来影响和选择女性自己的经济生活是女性主义学者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环境安全与女性息息相关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臭氧空洞、酸雨、核泄露、河流海洋的污染所形成的环境威胁日益严重，环境安全（environment security）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自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受到关注。女性主义者从性别视角审视环境安全领域，在“环境”与“安全”问题上找到了两性价值的结合点。

女性主义者首先指出了环境安全领域存在的性别缺失。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性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环境科学和环境保护领域，而事实上，在环境科学发展史上，女性具有出色的理论建树，在国际环境保护中，女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与男性一起为环境安全作出了贡献。环境安全领域的性别缺失，并非由于女性事实上的“缺席”，而是传统国际关系学已经将女性划归为“自然”领域，视男性为“文化”与“科学”，而“文化”与“科学”必须征服自然。造成全球性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男性主导的政治理论将女性排除出公共的政治领域，视女性与自然为一体，将女性看成是被征服和改造的对象。

女性主义者进一步认为，妇女更易受到环境安全问题的侵害。在传统的安全理论中，大多数环境主义者并没有指出妇女在环境威胁中所面临的特殊困境，事实上妇女和自然界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贯穿于文化、语言和历史中。根据林·纳而逊(Lin Nelson)的分析，环境恶化对女性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普遍的燃料木材短缺危机带来沉重压力。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妇女要到离家10公里以外的地方搬运木柴回家，以作为燃料。可是，国际环境安全领域中很少有人指出木柴燃料的减少是一个严重的环境安全问题，却有人看到了石油燃料的减少所造成的威胁，原因正是，木柴燃料的消费者是普通的穷苦妇女，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她们没有什么政治权利，自然得不到国际政治领域的关注。另一方面，环境破坏对女性的生育系统也产生了很大的伤害。1984年，印度发生的农药事故不仅夺去了几千人的生命，更造成了妇女人工流产率的上升，因为她们担心毒物渗透会导致胎儿畸形。[9]

那么，女性主义者是如何重构环境安全概念的呢？贝蒂·里尔登（Betty Reardon）概括了反映女性价值的“全球安全”的四种图景，提出了女性主义的多元安全观，其中包括全球生态安全、为全球生态平衡和建立健康的生物圈而奋斗。第一种是生得权图景（the birthing vision），这是一种建立平等的世界秩序的综合景象，其实质是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包括充足的食物；清洁的住房；尽责的父母或监护人；具备清洁水源、基本卫生设施、医疗服务、基础教育条件的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积极追求和平、公正、可持续和生态环境良性发展的世界社会。第二种是妇女作为平等伙伴的图景（women as equal partners）,这是一种平等世界的景象，这一世界为人们提供了更健康的社区，更强有力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世界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第三种是超越暴力的图景（the transcendence of violence），这是一个非军事化和裁军的世界。第四种是综合的、真正的全球安全的图景，为全球生态平稳和建立健康的生物圈而奋斗。[9]里尔登的这一安全观表明，对环境问题的疏忽与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沉默具有直接的关系。女性主义安全观更加强调和侧重女性运动和环境的内在联系，强调要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统治自然。建构包括女性视角的环境安全观，将有助于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

（四）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与传统安全观强调“国家的安全”不同，女性主义者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从更广泛的人性出发来重新定义安全，于是，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被包含社会性别安全的“人类安全”观所超越。女性主义的“人类安全”观把联合国的新安全观念引进国际关系，从而丰富了国际关系的安全内容。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向“妇女2000年”特别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指出，“人类安全”是由“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概念演化到“以人为中心”的新安全观念。[10]女性主义学者驳斥传统国家安全定义，认为这样定义国家安全的结果只能导致坚持以权力来维护国家利益的旧思维。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安全包括所有人的安全，既有国防和国家安全，也有家庭和个人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女性主义者将研究视角的核心放在人的安全上。他们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保障人的安全才是根本目标，所有国家安全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作为人的安全。

继“人类安全”概念出现之后，女性主义者还进一步提出了“女性人类安全”概念，女性主义学者将它视为人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家庭生活、国家内部和国际关系中的暴力行为是相互联系的，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暴力都会在以“统治——服从”为特征的社会性别关系中得到体现，比如在战争中，80-90%的伤亡者是平民，其中妇女和儿童占绝大多数。从本质上看，形形色色的暴力都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的欺凌和压迫。她们主张，对女性的暴力侵害应当放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来理解，以多层次的观点定义安全。女性主义的目标是要消除各种暴力行为，包括男性对女性的社会性别暴力，认为它的实现要求尊重他人、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愿望，而不是将他们视做敌人，予以征服和压制。[3]

在实现人的安全方法上，女性主义者认为，仅仅把国家作为所有人的安全的提供者是不够的，女性主义质疑某些现实主义的国家安全中心模式，认为这种模式是依靠种族、阶级和性别等一些跨越国界和地区边界的类别划分而存在，指出现实主义的政治认同与政治边界成为综合定义安全观的障碍，声称女性主义以“人”为中心的安全观定义是超越国家和地区边界的，也就是说，只有突破了国家和地区的界限，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安全。显然，这种安全观包含太多的理想主义色彩。[8]

女性主义者强调多元的、反映女性特质的安全观，并不是要把男性特质从安全观念中祛除，而是要说明，认为人性本恶、通过对他人的制约来谋求安全的观点是一种片面的安全观。每一个人的人性都是多元的，在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既有利益的冲突，也有合作的基础。他们对维护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同等重要。正如蒂克纳所说，女性主义决不是要以自己的主张去取代传统看法，在国际关系学中吸收女性观点，最终是为了超越作为一个分析视角的社会性别，最终破除男性特质、女性特质的僵化划分，使国际关系理论更能客观、公正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

如何评价女性主义安全观对主流国际关系的影响，也许可以引用一位女权主义批评家塞丝亚·安罗的话：“我们不必等待某个‘女权主义的亨利·基辛格’的出现，我们或许可以自己创造一个有新意的、更现实的国际政治研究方法。每当一位妇女诉说政府对她的控制、她自己的期望和她的劳作时，这样一种理论便在不知不觉地创造中。在国际关系学里，揭露对女性的排斥、对她们的控制、对她们的劳动成果的剽窃，都是对一种新的学科思想和方法的发展。它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改造着、创造着人们关于国际政治的定义和假设。”[6](P639)女性主义安全观虽然还没有撼动主流国际关系安全观的地位，它甚至还没有引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足够重视，但是，它毕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和影响着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女性主义提出了更加全面的、普遍的、以人为本的安全观，扩展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视野，使国际关系理论更能客观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

[参考文献]

[1]Arnold Wolfers. 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mbiguious Symbol[J].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52,(67).

[2]Barry Buzan. New Patterns of Glob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A]. in William Olson (e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 1994.

[3]胡传荣.权力、安全、女性主义[J].国际观察,2005,(2).

[4]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5]Ann J ·Tickner. 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Feminist Perspective on Achieving Global Security[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6]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7]江洋,王义桅.全球化进程中的妇女问题[J].复旦学报,19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