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论文篇1

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中国哲学的人文主义精神，但是中国的人文精神同西方的人文主义是有区别的，其最大的区别是，中国哲学绝不是离开自然而谈论人文，更不是在人与自然的对立中形成所谓的人文传统，恰恰相反，中国哲学是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发展出人文精神。然而在不盛行谈论各种关于人文精神理论的那些岁月里，人与自然的关系又经历过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一、人与自然的同质性：中国人的宇宙观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总是处在极端的对立之中。或者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从属于自然，是自然的奴隶；或者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主人，自然地存在就是为人类服务的，人应该绝对的主宰和奴隶自然。因此，一直存在着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两种基本观点。然而，人类却也长久的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观念--中国人的宇宙观，即人与自然皆“气”的产物，万事万物因气聚而生，因气散而灭。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与自然是具有亲缘关系的兄弟、姐妹。关于气本论的观点见诸于道家老子的“道”论和儒家《易传》的“太极”论。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关于这段话的理解，历来都有分歧。从宇宙发生论的角度看，把这两句紧密结合起来看，第二句话应是对第一句话的说明，也就是说，“二”就是“负阴”，“抱阳”指相互对立的阴气和阳气；“三”就是“冲气以为和”指阴气和阳气的交感和合状态；那么，“一”就是阴阳未分的混沌之气。而应当如何理解“道生一”呢？“道”就是“一”“一”就是“道”，在老子看来，“道”是绝对无二，混沌未分的，所以可用数量来表示。汉代集黄老道论大成的《淮南子》曾明确规定“道”就是“一”“一”就是“道”，“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原道训》）；“一也者，万物之本也，无敌之道也”（《诠言》），如此看来，老子的宇宙发生论大意便是：道是独一无二，阴阳未分的混沌之气，混沌之气分化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相交感而成和合的状态，万物就从阴阳二气交感和和合产生出来。一言以蔽之，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创化的最初根源，宇宙起源于“道”这个阴阳未分的混沌。

《易传》的宇宙生成图式则是“太极”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系辞上传》）关于这段话历来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从象数的角度看，认为这是这是《周易》创造八卦符号的过程，另一种则是从义理的角度看，认为这是说宇宙的生成过程。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而是合二而一的，只不过有表里内外之分：一个是表层外显的，一个是深层内蕴的。因为《周易》本来就是一部通过卦爻象的变化来预示人的变化，通过象征形式来寄予哲理的一部典籍。如此看来，《易传》这段话理解为以八卦符号的创立过程来预示宇宙的发生过程：由太极生出天地，有天地就有四时，在四时的变化中，天地间生出万物来。这种解释也可以从《易传》的文本中找到直接证明，《系辞上传》在“吉凶生大业”的后面，紧接着说：“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这就是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所包含的哲理点明了：天地即两仪，四时即四象，日月即离坎，以简括八卦，富贵即大业。“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包含宇宙起源的意义，是可以肯定的。[1]至于”太极”这个宇宙的最初根源到底是什么呢？中国古代地哲学家的解释主要有四种，即“气”“无”“理”和“心”其中影响最大，也最可信的当是“气”论。汉郑玄《周易注》解释太极说：“极中之道，淳和未分之气也”纬书《河图扩地象》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未分，其气混沌”。唐孔颖达《周易正义》云：“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沌而为一，即是太极，太一也”明王廷相云：“太极之说，始于易有太极之论・・・・・・求其实，即天地未判之前太始混沌清虚之气也・・・・・・元气之外无太极，阴阳之外无元气”（《王氏家藏集，太即辩》）“气”论者认为，太极为天地未剖，阴阳未分的混沌之气（后世所传黑白互应的“太极图”正与此意相符），若再联系《易传》文本所谓天乾为“阳物”，地坤为“阴物”“精气为物”（《系辞传》）“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生”（《咸.彖》）等思想，则可进一步得出“太极即天地未剖，阴阳未分的混沌之气的结论。

由此可见，道家老子宇宙生成论之“道”与儒家《易传》宇宙生成论之“太极”均为阴阳未分的混沌之气。这就意味着宇宙的最初根源“道”和"太极“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也由此可以说，人与自然皆为混沌之气的产物，它们具有相同的本质，是同源异形体。

二、拥抱自然：自然审美

中国人传统的宇宙观告诉我们，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何其的亲近，我姑且称它们是拥有共同母体的、具有亲缘关系的兄弟、姐妹。然而，在近现代以来的文化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是“人类中心论”。“人类中心论”是西方现代化的精神支柱。其根本特征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始终坚信人是中心、是主宰，自然界只是被用来为人类服务的对象。人类对于自然界，只有控制、利用、索取和改造的权利，却没有任何责任和义务。如果有的话，那也是为了人类的利益，或者说是从人类的利益出发，如何使其更好的为人类提供一切可利用的东西。只有人才是价值的主体，也是价值的裁判者，自然界是没有价值的，其价值是以人的需要为前提的。这一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始终影响着人对于自然的一切价值判断，表现在审美领域依然如此。不论是叫的响亮的“比德”说，还是“自然地人化”或“人化的自然”的重磅理论，都不能取消或掩盖其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而这一立场实质上以“人类”取消了“自然”，其结果是以拟人的“小美”来遮蔽了充斥于天地之间的那种“大美”。[2]

可以看出，在对自然美的欣赏中，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存在着明显的弊端，或者说不可取性。那么，究竟该以怎样的方式来把握自然美的奥妙？毫无疑问，对自然地审美体验，我们很容易对其作“人性化”的处理，而且，长期以来这样的认知方式似乎是我们从自然中获得美感的最流行的方式。所谓“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李白《送友人》）和“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等。还有《庄子.秋水》篇中记载的庄子与惠子关于“鱼之乐”的对话，都在说明一个道理：人习惯于“以己度物”，与宇宙天地的万物众生感同身受。这虽然不够科学，但却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就像康德曾经所说：“鸟的歌声宣诉它的快乐和对生活的满足，至少我们这样解释着自然，不管这是不是它的真实意图。”[3]但显然，这种对自然对象的“人性化”渗透，与前面所说的那种将自然物以拟人的方式作“人伦化”处置，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前者虽视自然对象与我们人类具有同样的灵性，但仍将其作为外在于我们的一种客观存在的主体；而后者则是以自己的主观意愿吞没了自然的客体性位置，取消了其作为对象的存在的价值。换言之：自然的“人性化”是以自然为本位，主体对客体对象有一种内在的平等和尊重；而自然地“人伦化”则是以人类为本位，主体完全支配着对象，使其处于一种供驱使役用的位置。因此表现在心理方面，后者注重“以我为主”的想象，而前者注重以对象为本的感觉。从实际的审美经验来看，我们对大自然之美的领悟，正是在这样一种通过“感觉”的人性化渗透而非想象的拟人化处理中得到的。因为毕竟，我们对自然的审美欣赏不同于一幅以自然景象为主体的绘画或艺术照片的欣赏，而总是身处某个实际时空场景之中。在此时此地除了美丽的风景与悦耳的声音，“我们还可以嗅闻雨后青草散发的气息、松树林的芳草香味，并且在触摸柔软的草地和富有弹性的植物，或者秋天风干的落叶的过程中领略它们的质地，从中得到快乐。”[4]换言之，并不需要将大自然中的那些光与影、色与形，做任何社会化、人伦化的想象处理，单是其本身就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而且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不同于“第二艺术”的审美存在。比如“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林逋《山园小梅》），和“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杜甫《绝句》）。诗人之所以能吟出这样的句子，无非就像王羲之在《兰亭序》里所说，是身临其境之中“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这是一种建立于我们对大自然的“现象”层面的感觉上的“幻象”之美。显然，将自然里的一片竹林当作其本身而欣赏它们的郁郁葱葱，其意味完全不同于将它们视为一排投机取巧的恶势力的密密麻麻。如果说后者的审美机制是立足于社会伦理形态的“比德",前者则可归纳为立足于自然生命感觉的一种“神”[5]是人与自然心与心、神与神的交流，是两种不同形态的生命体的精神的高度“契合”。虽然那种具有创造性的想象活动能给予我们美的享受，但无疑只有排除私人化的主观意念才有可能真正走进自然之美。感觉固然是整个审美活动的共同出发点，但也唯有同大自然的交流中，人类的感觉世界才得到最为充分和饱满的满足。美国学者罗伯特.马歇尔对此曾从理论上作过阐释：“旷野既不像艺术那样只是刺激视觉，也不像音乐那样只刺激听觉，而是刺激人类所有的一切感官，从美学的观点来看，旷野在这一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傍晚当一个旅行者漫步在旷野之中的小湖边时，他通过视觉看到布满晚霞的天空，以及云杉在岸上拔地而起，湖湾深入到云杉之中所造成的欢快的格局；通过听觉她感知到湖水拍击岩石重叠的岸边的声音，以及画眉鸟的黄昏鸣唱；通过嗅觉他问到湖边香脂冷杉和沼泽化的芳香；通过触觉他感觉到吹拂之额头上的微风和他脚下水藓的柔软。旷野就是这所有的一切的感觉，这些感觉与广袤融合为一种美的形式，成为多数人最完美的人间经验。”[6]梭罗曾经意识到，大自然里面的“每一事物之中都存在一种美好又仁爱的友情，它无穷无尽，难以理解”。他不仅明白了“这里存在一种对我亲如骨肉的关系”，而且“还意识到和我血统最亲近而又最富于人性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着无边无际的大自然。梭罗以其自身经历告诉我们，对大自然的本色化欣赏将之当作一幅美丽的绘图来观看，而是“为一种纯粹感觉上的生活而祈祷”让自己全身就是一个感官，把欢乐全吸进去，在大自然中自由来去，成为它的一部分。”[7]

“让我们重新追根溯源，回到生活的源泉中来，回到春光明媚、仪态万千的大自然的怀抱中来”布德尔的此番话道出了那些无法仅仅靠面包生活的精神流者们的共同心声。毫无疑问，对于那些伟大作品我们永远怀着敬仰与挚爱；但这无法替代我们与大自然的那份亲近，不能泯灭我们内心时时会萌发出一种“需要返朴归真，回到永恒不朽的自然中去”（布德尔语)的愿望。在其它一切认知领域，我们可以将自然作为异己的客体对象置于实验台进行精密的解剖和分析，去寻找有助于人类知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理论依据；在物质生产或生活领域，我们可以将自然界的一切物质当做没有生命的他者，源源不断的索取用以满足人类生产、生活的各种需求，然而，在审美这一特殊的领域当中，我们必须唤醒那份已经沉睡许久的记忆：人与自然是具有血亲关系的兄弟姐妹。我们要回归自然，拥抱自然，重拾这份久违的亲情，在人与自然的亲密交流中，获取长久的、真实的美感。而且应将这种感情，态度和认识付诸于一切领域，减少人与自然地摩擦，与自然平等交流，和谐相处。在当前日趋严重的全球气候、环境问题面前，以这样的认识来作为一种解决之法，一直以主体甚或以主宰自居的人类，不免有捉襟见肘或亡羊补牢之嫌，然而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必须有这样的认识和觉悟是应对一切环境问题的思想基础。否则，将不足以谈美。

参考文献：

[1]蒙培元.人与自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

人与自然论文篇2

2社会协调发展是科学技术的价值追求

（1）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马克思曾说过：“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由于其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自然界这个生态系统，维护着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是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坚实基础，是人类文明大厦的基石。正因如此，我们应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避免科学技术人为的滥用、误用和恶用，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技术发展理念，严格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把握科学技术运用的伦理标准，把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崇高目标联系起来。人类既要利用、改造自然界，发展生产，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又要考虑到自然界的承受能力、调节恢复能力，考虑给予自然界什么，使自然界始终处于一个动态平衡，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人与自然论文篇3

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一致，内隐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以及当代人对这种不和谐的深深忧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在创造丰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制造了人与自然的严重对抗，即人类拼命地掠夺和奴役自然界，大自然也对人类每一次胜利都进行疯狂的报复。生态危机作为人与自然不和谐的标志正在诅咒着人类，威胁着人类的在世生存。因此，构建和谐社会从而营造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解除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正在承受的生态危机苦难，成为时代的呼唤和价值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意味着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意味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以人与自然和谐是一种善，甚至是一种最高的善；相反，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由于其隐喻或象征着毁灭，所以它是一种恶，甚至是一种大恶。扬善去恶是人类价值追求的目的之一，因而解除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将生态从危机中拯救出来，便成为构建和谐社会重要的价值指向。消除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关键是确认产生这种不和谐的根本性原因，以便能够为人类找到拯救生态危机的正确道路。尽管对人与自然不和谐的原因人们有种种猜测和分析，其中也不乏精辟的见解和论道，但笔者认为，人与自然在本质方面的断裂是人与自然不和谐的本源性原因，正是在人性方面人与自然发生本质的对立，才在实践行为方面造成了自然生态环境的灾难性的后果。

在人类早期观念中，人与自然之间并不存在一种价值关系意义上的紧张和分裂，无论是中国的儒教、道教和佛教，还是古希腊的哲学自然观，都以各种不同的理解或解释方式将人与自然纳入一个统一的整体之中，人之为人的人性与自然世界之为自然世界的本性在古人那里总是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古希腊人的“小宇宙”与“大宇宙”和谐一致的主张，都表达着人与自然本质同一的看法。古人的这种人与自然一体的人性见识，导致了“万物与我齐一”和“顺应自然而生活”的价值追求，形成了与自然宇宙保持和谐一致，千万不要僭越最伟大灵魂为人类安排的这一必然秩序的行为规范。然而，古人的这种存在维度和意义维度却被现代人所遗忘，西方近生的启蒙运动彻底颠覆了古代人的有机论自然观，自然世界由此变成了一台既没有灵魂、也没有生气，完全由力学支配，进行机械运动的机器。自然概念的含义也由古希腊的“生长”、“涌现”、事物发生的“内在根据”，变为了现代的自然界和自然事物的总和。自然世界从一个活的有机体沦落成为死一般的物质世界，人由此也就从自然宇宙中分裂出来，成为与自然世界对立的存在。笛卡尔首开先河，将人与自然界区分为两个各自独立且平行存在的实体，他们之间互不依赖，互不决定，互不派生。物质的根本属性是广延，心灵的根本属性是思维。斯宾诺莎反对笛卡儿的二元对立说，主张在自然宇宙中只存在一个实体，那就是上帝，而心灵和物质仅仅是上帝这一实体的两个属性；两个属性之间并不发生直接联系，它们互不产生、互不限制。结果斯宾诺莎在建立实体一元论的同时，又在事实上造成了一种属性二元论。斯宾诺莎以后，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人也力图克服机械论自然观的缺陷，消弭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但他们却走向了与古希腊哲人相反的道路，把人看作是自然价值的显现根源。如康德提出“人为自然立法”和“自然向人生成”；黑格尔则把自然世界看作是“绝对精神”的外化，认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属于“主—奴关系”，即人是主人，自然是奴隶。经过现代形而上学的努力，人从自然宇宙中彻底脱落出来并成为与其对立的存在，人与自然从此分别归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自然存在物属于仅具有广延特征的物质世界和客体世界，人类则属于能够思维的心灵世界和主体世界，“目的王国”和“自然王国”之间从此产生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道德鸿沟。

现代人不再像古人那样，以自然宇宙为背景认识自己与自然的同一性，而是将人与自然的对立、不同作为人之为人的标志。这意味着，启蒙之后人从本质方面与自然发生了彻底的断裂，或者说从人的本质方面与自然世界划清了界限。人不再是自然世界之中的存在，而是收缩到以自身为参照系统并仅仅向自身认同的独立存在。如仅仅向自身的认识能力认同，从而认为人是理性存在物；仅仅向自己的类特征认同，从而认为人是一个社会存在物。启蒙运动将人从自然宇宙一体中独立出来，似乎解放了人类，争取了人的尊严，但事实证明，近现代人的这种自我启蒙和自我解放在给人类带来自由和享乐的同时，也对人自身和自然环境制造了灾难性后果。首先，近现代人解构了人与自然的存在同一性，从而造成了人类自我的迷失，使人类无法准确确认自己在宇宙中的合理位置，误把对自然界的宣战、掠夺和奴役视为人之为人的象征。其次，人不再向自然认同，而成为仅仅向自身认同的存在物，这势必导致自我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强势运行。如现代人类完全扭曲了生物进化的意义，把大自然恩赐给人类的理性，以及生物进化最为辉煌的一幕——人类的诞生，理解为人优越于自然界和自然物的固有资本。人拥有理性，自在地就具有绝对价值，自在地就是目的，所有自然存在物仅仅是服务于人之目的的工具，成为现代性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不可避免地引发人类对自然的促逼和宰制，并直接造成人与自然的现实不和谐。所以，人与自然在本质方面发生断裂是人与自然最根本和最深刻的分裂和对立，这种断裂直接规定了人类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取向，并为人类占有自然和统治自然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合理而正当的理由。作为人与自然现实不和谐标志的生态危机，正是这种本质断裂的直接逻辑后果。

二人与自然的本质同一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内在根据

当我们确认了人与自然的本质断裂是人与自然分裂和对立的深层原因之后，隐含在这一分析中的一个逻辑推断就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即人与自然的内在一致应该是保证人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中与自然保持和谐一致的根本性原因。也就是说，人只有在本质方面与自然融合为一个整体，才能确保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中创造出一个与自然和谐的现实世界。尽管古人提出了人与自然在本质上同一的思想，但这仅仅是一种天才的猜测，其中还不乏泛神论糟粕，以及人屈从于自然的自卑心态。真正科学而合理地揭示人与自然的内在一致是人与自然现实和谐的基础，进而是人类社会和谐基础的是马克思。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提出了这一思想，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分裂、对立的“权力意志”和话语霸权，遮蔽了其思想的灵光，造成现代人对人与自然在本质方面的同一性产生了遗忘。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人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物”，并以此作为历史的逻辑起点和分析社会和谐与不和谐的人性论基础。马克思对人的这一规定蕴含着深刻的意义，至今人们还很少论及其中表达的深邃思想。人作为“对象性存在物”包含着两种规定性：一方面他必须以其他自然存在物为对象表现自己的生命本质，“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1](P.106)；另一方面人也必然是其他自然存在物表现它的生命本质的对象，“假定一种存在物本身既不是对象，又没有对象。这样的存在物首先将是一个惟一的存在物，在它之外没有任何存在物存在，它孤零零地独自存在着。因为，只要有对象存在于我之外，只要我不是独自存在着，那么我就是和在我之外存在的对象不同的他物、另一个现实，也就是说，我是它的对象”[1](P.106)。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对象性存在物像所有自然生命一样，在以它物为对象表现自己生命本质的同时，又作为表现其他自然物生命本质的对象而在世生存。正如太阳是植物的对象，是植物所不可缺少的、确证它的生命的对象，同时植物也是太阳的对象，是太阳的唤醒生命力的对象一样。人类以其他自然存在物作为表现自己生命本质的对象，并不是以某一种或某一类自然存在物为对象，而是以所有自然存在物或整个自然界作为表现自己生命本质的对象。同样，人类在作为表现它物生命本质的对象时，也不是表现某一自然物的生命本质，而是表现整个自然界的生命本质。人以自然为中介表现自己的生命本质，自然也以人为中介表现它的生命本质：人与自然是互为中介、互为对象的。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但人又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人是自为存在的存在物，是超越自然而然本性的存在物。人作为人的存在，不像动植物那样直接以其他自然存在物作为表现自己生命本质的对象，也不是直接成为其他生命表现它自己本质的对象，而是以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为中介实现人是对象性存在物的本质；实践是人类所特有的存在方式。通过改造自然界的实践，人类将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给自然界，使自然界成为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同时也把自然界的本质内化为自我意识，受到自然界的本质的规定。“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它所以只创造或设定对象，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1](P.105)这就是说，人化自然的同时也被自然化，客体被主体化的同时主体也被客体化。由于人是改造自然界实践活动的主体，人被自然所设定也是通过人领悟自然并对自身设定实现的，所以人与自然互相“设定”也是人的一种有意识的自由活动。人将自己的本质对象化，意味着自然界是人的自然界，人在自然世界之中；人被对象所设定，意味着人“本来就是自然界”，本来就是表现自然界本质的对象，即自然世界也在人之中，人在自然世界之中，自然世界在人之中，这表明人与自然界在本质方面是一体的，是内在一致的。人以自然界为对象和作为表现自然界本质的对象，是人作为对象性存在物不可分割的两个规定性，割裂了这两个规定性也就割裂了人的本质存在，使人成为“非存在物”。马克思在确立了人与自然本质一致这一人性论观念之后，就用这一观念来审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从而发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一体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了异化，在此基础上又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现象。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过程中发生了人同自己劳动产品的异化、人同劳动本身的异化、人同自己本质的异化。这三种异化现象某种意义上可以归结为人与自然的异化。没有自然界，就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和劳动产品，劳动本身也就不能存在，人也就不能实现人之为人的本质。人与自然相异化，意味着人与自然的本质断裂和人的对象性本质的丧失：自然界不再是人的自然界，而变成了支配人的异己力量，“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所奴役”，即“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人也不再表现自然界的本质，而成为自然界的占有者和掠夺者，“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1](P.85)。人与自然发生本质断裂，人类在加工改造自然界的活动中就与自然处于严重的对抗状态。用恩格斯的话说，我们对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2](P.158)人与自然的严重对抗导致人类对自然物的疯狂剥夺，这使人类社会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更为惨烈。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根本性的关系，正是由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和异化才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异化，以及社会的不公正和社会的不和谐。因为人们为了占有由人与自然关系生化出来的物品和财富，才造成了人与人的分裂和人对人的剥削与压迫。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与自己劳动产品的异化关系即人与自然界的异化关系的分析，揭示了人与人的异化关系和社会的不和谐。“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1](P.59)

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不公正，也是人类社会最不和谐的表现。因此扬弃异化劳动、实现人的解放必须首先消解作为社会不和谐根源的人与自然的分裂与对立，实现人与自然界的本质性的统一，在否定之否定的层面上向合乎人性的人复归。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P.81)马克思在这里表明，扬弃私有财产也就是扬弃人的自我异化，即扬弃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向合乎人是对象性的人这一合乎人性的人复归。这种复归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马克思在这里用“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和“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再次表达了人与自然一体的思想，并认为人与自然在本质方面融合为一个整体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内在本质，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依据。“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P.83)共产主义社会无疑是最和谐的社会，它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矛盾的解决，也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通过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生成的人性是人与自然现实关系的内在根据，也是社会和谐不和谐的基础。当人与自然在本质方面发生断裂，人类社会就处于不和谐状态之中，扬弃这种人与自然的本质断裂，完成人与自然界的本质统一，才能使人获得解放，进而产生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的和谐。

三人与自然的两种和谐关系

人与自然论文篇4

关键词：恩格斯；人与自然的关系；客观规律；天人合一

Abstract:Theenvironmentproblemhasinitiatedtheglobalcrisisgradually,andmenarefacedwiththesurvivaldilemma.Toresolveenvironmentalproblemsandrealiz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itiscriticaltodefinetherelationshipbetweenmanandnature.Asearlyasmorethan100yearsago,Engelshaspointedoutthathumanistheproductofnatureandreliesonthenaturetosurvive.Forthemutuallydependentandmutuallyrestrictiverelationship,humanshouldlocateproperlyitspositioninthenatureandabidebythelawofthenaturetorealizethereconciliationbetweenhumanandnature.Itisessentialtorealizetheprivateownershipistherootcauseofecologicalcrisis,andthussocialismmustbeestablished.AsanimportantpartofMarxism,Engels''''thoughtconcernedwiththerelationshipbetweenmanandnatureisofgreatsignificancefortheresolutionofenvironmentalproblems.

Keywords:Engels;relationshipbetweenmanandnature;objectivelaw;syncretismbetweenheavenandman

一、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

恩格斯作为唯物主义哲学家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它不依赖于人的精神而客观存在。自然界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前提,是人进行实践活动的客观基础,自然界先于人,先于人类社会，而“生命是整个自然界的结果”,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是从动物中经过长期劳动实践进化而来,人和人类社会都是自然界自身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离开了自然界也就没有了人的存在。他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1］32自从地球有了人类以后,人类便成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并参与整个自然界的发展。不管今后人类还有怎样高级理性的发展,人始终是自然界中的人,必须依靠自然界生活,离开了自然界,人类将无法生存。因此他指出：“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2］518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外部环境，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生产都离不开自然，保护好自然就是保护好人类自身。他批判把人类与自然界对立起来的反自然的观点,强调人与自然界的一致性,认为人类实践得愈多,便“愈会重新地不仅感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2］518。无论人类多么高贵、能干,始终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损害自然就是损害人类自己，离开自然环境人类就无法生存。

人类与动物本质区别在于人在自然界中具有主动性，能够认识和改造自然,“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2］517，而动物是单纯地适应自然。因此,“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517,即人能够依据自己的目的，能动地作用于自然使之为我所用。恩格斯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是通过劳动即人类特有的实践活动形成的,通过劳动人类从动物之中提升出来,并使自然界的面貌和人类社会的面貌都发生根本的改变。人作为能动的、社会的人,能够认识自然界的本质,掌握和运用自然规律来为人类自身服务。他反对自然主义的历史观,认为:“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2］384他强调人在环境面前具有主动性,人对自然环境有积极的能动作用。但是,他同时也强调指出了人类的这种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以自然规律为前提,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具有受动性。人类不能过于自负,盲目地以为自己是“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而滥用人的实践能力。恩格斯针对当时已经出现的一些生态失衡现象,警告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3］159恩格斯举例说,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光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还有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同一种树林砍光用尽时,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给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可见，如果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只注重眼前的明显利益,而不考虑由此可能产生的较远的影响,那么,人们很可能会得到对自身不利的并远远大于既得利益的结果。因此,人类的行为要受到自然规律的约束,违背了自然规律会遭到自然界的惩罚。在当人类行为没有超出自然界所允许的阈值时,自然界通过自我的调节,能恢复原有的自然平衡状态；而一旦超出了大自然所能“忍受”的限度,自然界就会以“报复和惩罚”的方式来否定人的行动。

二、人类必须尊重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合理利用科学技术

自然界本身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界时,必须使自己行动建立在对其客观规律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只有对自然规律有了正确的认识,才能减少我们在改造自然过程中的盲目性,为我们的行动提供最可靠的思想保证。恩格斯认为,人类需要经过长期的劳动才会稍微学会估计生产行动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虽然人类比其他一切动物强的地方,就在于人能有意识、有目的地对自然界进行改造,通过改造自然界的物质形态来使自然界适合自己的需要,“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2］516。但由于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局限性,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运用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对于一些更深层的结果和影响往往难于发现,以致人们每一次对自然界的胜利都遭到了自然界的报复。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结果,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2］517因此,人们只有学会正确地理解和利用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作的干预而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才能增强自己行为的科学性和预见性,减少行为的盲目性和负面影响,从而更有效地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要使人类社会协调、持续、健康地发展,就必须根据生态规律的客观要求,从全人类共同的、长远的利益出发规划生产,发展经济。恩格斯指出:“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518人类“统治”自然界的本质,总是在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实现的,从而使人的有机生命与自然更好地融为一体,真正展现人类所具有的比其他一切动物强大的创造活力。因而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必须以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为前提。不尊重自然,不以自然规律为指导的人类行为必然会带来对大自然的破坏,要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就必须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

科学技术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实践活动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恩格斯充分肯定了它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他在批评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时就曾指出：“这种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界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4］329因此，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受到周围自然环境的制约,因而要尊重和服从自然规律；另一方面,人类又通过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能动地改造自然界,创造出“人工自然”,改善人类的自然生存条件。“17世纪和18世纪从事蒸汽机制造的人们也没有料到,他们所制作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使全世界的社会状态革命化。”[4］385科学技术的使用，使“我们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已经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为人们服务;这样我们就无限地增加了生产,使得一个小孩在今天所生产的东西,比以前的一百个成年人所生产的还要多”[4］458。尽管科学技术的进步也给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由于它在改善人类生存条件、推动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已使它成为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力量。恩格斯说，例如“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也把瘰疬症和多粉的块根一起传播过来了”[3］160，“但是和工人的生活降到吃马铃薯这一事实对世界各国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所发生的影响比起来,瘰疬症算得了什么呢?1847年,爱尔兰因马铃薯受病害的缘故发生了,饿死了一百万吃马铃薯或差不多专吃马铃薯的爱尔兰人,并且有两百万人逃亡海外,和这种饥荒比起来,瘰疠症算得了什么呢?”[3］161同时他又指出,由于人类在自然界中具有主动性，“能够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因而科学技术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会随着人类认识的进步,对自然规律的把握程度的加深而逐渐减少。虽然科学技术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我们没有预料到的环境问题,加速了自然资源的消耗,造成了污染,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这种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可能正是因为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够发达,对于我们的行为没有正确的预测。没有科学技术，人类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振奋人心的历史阶段，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人类的希望都在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之所以敢于妄称征服自然，就因为人能够认识自然规律；而人之所以不仅未能征服自然，反而屡遭大自然的报复性惩罚，又正因为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还不够充分。从根本上讲,环境问题的解决要依靠科学技术。我们要利用科学技术进一步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增强行为的合理性,减少盲目性,防止新的污染的产生；利用新的科学技术治理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科学技术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重要手段。

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还必须合理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即“变革现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建立

社会主义制度，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

环境问题既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的过程,治理环境不但是个认识问题而且是个社会问题。恩格斯不仅强调人的认识的改变,同时还指出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途径是从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入手。他说:“要实行这样的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用社会化程度更高的共产主义社会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以实现人和自然环境,人和社会环境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2］519恩格斯在这里提示了引发环境问题的社会制度背景。我们深入地思考环境问题,就会发现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技术引起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其更深的层次上,它是一种社会问题,是由于社会所倡导的价值取向导致的，人们只着眼于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而忽视了长期的社会影响。正如恩格斯所说:“到目前为止存在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2］519

恩格斯还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受社会形态制约的”[2］35,资本主义虽然造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自然的先进的占有,但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尖锐的对立,从而造成严重的环境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造成环境危机的根源。他说：“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不仅如此,甚至就连这个有益效果本身——只就所制造的或交换来的商品的效用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动力。”[2］519-520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不断地追求高额利润,而不是满足人民的实际需要。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追求剩余劳动的极大化,其结果既使生命力(雇佣劳动者)遭到摧残,又使自然力(土地、资源、环境)遭到破坏。由于资本主义的这种生产方式处于无政府状态,资本家以利润为动力,这同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是根本对立的。他们所关心的只能是眼前的最近的直接效益,他们不可能自觉地掌握自然发展规律,更不可能考虑长远的社会效果,因此“只要获得普遍利润,他就满意了,而不再关心商品和买主以后将是怎样的,看待这些行为的自然影响也是这样。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炭作为肥料足够最能盈利的咖啡树施用一个世纪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冲毁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裸的岩石,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3］161这样，资产阶级对于自然界的资源、能源的索取是掠夺性的,资本主义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恩格斯因此得出结论,要根本解决环境问题,就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即从根本上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制度。他认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被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人们能自觉地掌握和运用自然规律,有计划地、合理地组织社会生产,协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自觉地调节生产活动,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但是，恩格斯的这一结论鉴于当时历史的原因，是具有一定局限性的，不能作简单化的理解,以为只要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出现过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片面地发展重工业、牺牲农业等现象,结果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可见,造成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的根源,并不是生产实践或科学技术,而是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实践的发展起导向作用的传统的发展观。与其说是技术的发展及工业化、城市化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生态环境的危机”,还不如说生态环境的危机是由于只从追求利润的功利主义观点出发而采用新技术。罪魁祸首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是站在它后面决策和使用科技的人及其错误的自然观、发展史观。

四、结语

既然人类与自然休戚相关、生死与共，人类就应该像善待自己一样去善待自然界，任何对自然界的破坏和掠夺行为都最终会导致人类自身的毁灭，保护自然界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的生存环境。历史的、具体的人是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前提,离开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利用而谈保护自然不具备任何现实意义和可能性。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几十年来工业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破坏，与西方国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势。中国是否误入了西方人走过的“技术治国论”而正在重蹈西方资本主义在工业化发展中走过的发展经济而最终破坏自然生态的覆辙？而几千年来，中国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上推崇“天人合一”思想,要求建立主体人顺应自然的“天人合一”的“伙伴”关系，这种以太极图为文化象征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使国人从这种人与自然的伙伴关系中获得一种社会的真实进步和人类主体自身的解放,没从内封闭的自然经济中走出来,有效发展物质生产力,实现民族的经济现代化。尤其是在现阶段,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无论是经济的发展还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甚至是环境问题的解决都要靠科学技术。加快科技创新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使自然界向有利于人类方向发展的手段与途径，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人与自然论文篇5

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一致，内隐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以及当代人对这种不和谐的深深忧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在创造丰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制造了人与自然的严重对抗，即人类拼命地掠夺和奴役自然界，大自然也对人类每一次胜利都进行疯狂的报复。生态危机作为人与自然不和谐的标志正在诅咒着人类，威胁着人类的在世生存。因此，构建和谐社会从而营造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解除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正在承受的生态危机苦难，成为时代的呼唤和价值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意味着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意味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以人与自然和谐是一种善，甚至是一种最高的善；相反，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由于其隐喻或象征着毁灭，所以它是一种恶，甚至是一种大恶。扬善去恶是人类价值追求的目的之一，因而解除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将生态从危机中拯救出来，便成为构建和谐社会重要的价值指向。消除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关键是确认产生这种不和谐的根本性原因，以便能够为人类找到拯救生态危机的正确道路。尽管对人与自然不和谐的原因人们有种种猜测和分析，其中也不乏精辟的见解和论道，但笔者认为，人与自然在本质方面的断裂是人与自然不和谐的本源性原因，正是在人性方面人与自然发生本质的对立，才在实践行为方面造成了自然生态环境的灾难性的后果。

在人类早期观念中，人与自然之间并不存在一种价值关系意义上的紧张和分裂，无论是中国的儒教、道教和佛教，还是古希腊的哲学自然观，都以各种不同的理解或解释方式将人与自然纳入一个统一的整体之中，人之为人的人性与自然世界之为自然世界的本性在古人那里总是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古希腊人的“小宇宙”与“大宇宙”和谐一致的主张，都表达着人与自然本质同一的看法。古人的这种人与自然一体的人性见识，导致了“万物与我齐一”和“顺应自然而生活”的价值追求，形成了与自然宇宙保持和谐一致，千万不要僭越最伟大灵魂为人类安排的这一必然秩序的行为规范。然而，古人的这种存在维度和意义维度却被现代人所遗忘，西方近生的启蒙运动彻底颠覆了古代人的有机论自然观，自然世界由此变成了一台既没有灵魂、也没有生气，完全由力学支配，进行机械运动的机器。自然概念的含义也由古希腊的“生长”、“涌现”、事物发生的“内在根据”，变为了现代的自然界和自然事物的总和。自然世界从一个活的有机体沦落成为死一般的物质世界，人由此也就从自然宇宙中分裂出来，成为与自然世界对立的存在。笛卡尔首开先河，将人与自然界区分为两个各自独立且平行存在的实体，他们之间互不依赖，互不决定，互不派生。物质的根本属性是广延，心灵的根本属性是思维。斯宾诺莎反对笛卡儿的二元对立说，主张在自然宇宙中只存在一个实体，那就是上帝，而心灵和物质仅仅是上帝这一实体的两个属性；两个属性之间并不发生直接联系，它们互不产生、互不限制。结果斯宾诺莎在建立实体一元论的同时，又在事实上造成了一种属性二元论。斯宾诺莎以后，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人也力图克服机械论自然观的缺陷，消弭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但他们却走向了与古希腊哲人相反的道路，把人看作是自然价值的显现根源。如康德提出“人为自然立法”和“自然向人生成”；黑格尔则把自然世界看作是“绝对精神”的外化，认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属于“主—奴关系”，即人是主人，自然是奴隶。经过现代形而上学的努力，人从自然宇宙中彻底脱落出来并成为与其对立的存在，人与自然从此分别归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自然存在物属于仅具有广延特征的物质世界和客体世界，人类则属于能够思维的心灵世界和主体世界，“目的王国”和“自然王国”之间从此产生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道德鸿沟。

现代人不再像古人那样，以自然宇宙为背景认识自己与自然的同一性，而是将人与自然的对立、不同作为人之为人的标志。这意味着，启蒙之后人从本质方面与自然发生了彻底的断裂，或者说从人的本质方面与自然世界划清了界限。人不再是自然世界之中的存在，而是收缩到以自身为参照系统并仅仅向自身认同的独立存在。如仅仅向自身的认识能力认同，从而认为人是理性存在物；仅仅向自己的类特征认同，从而认为人是一个社会存在物。启蒙运动将人从自然宇宙一体中独立出来，似乎解放了人类，争取了人的尊严，但事实证明，近现代人的这种自我启蒙和自我解放在给人类带来自由和享乐的同时，也对人自身和自然环境制造了灾难性后果。首先，近现代人解构了人与自然的存在同一性，从而造成了人类自我的迷失，使人类无法准确确认自己在宇宙中的合理位置，误把对自然界的宣战、掠夺和奴役视为人之为人的象征。其次，人不再向自然认同，而成为仅仅向自身认同的存在物，这势必导致自我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强势运行。如现代人类完全扭曲了生物进化的意义，把大自然恩赐给人类的理性，以及生物进化最为辉煌的一幕——人类的诞生，理解为人优越于自然界和自然物的固有资本。人拥有理性，自在地就具有绝对价值，自在地就是目的，所有自然存在物仅仅是服务于人之目的的工具，成为现代性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不可避免地引发人类对自然的促逼和宰制，并直接造成人与自然的现实不和谐。所以，人与自然在本质方面发生断裂是人与自然最根本和最深刻的分裂和对立，这种断裂直接规定了人类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取向，并为人类占有自然和统治自然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合理而正当的理由。作为人与自然现实不和谐标志的生态危机，正是这种本质断裂的直接逻辑后果。

二、人与自然的本质同一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内在根据

当我们确认了人与自然的本质断裂是人与自然分裂和对立的深层原因之后，隐含在这一分析中的一个逻辑推断就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即人与自然的内在一致应该是保证人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中与自然保持和谐一致的根本性原因。也就是说，人只有在本质方面与自然融合为一个整体，才能确保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中创造出一个与自然和谐的现实世界。尽管古人提出了人与自然在本质上同一的思想，但这仅仅是一种天才的猜测，其中还不乏泛神论糟粕，以及人屈从于自然的自卑心态。真正科学而合理地揭示人与自然的内在一致是人与自然现实和谐的基础，进而是人类社会和谐基础的是马克思。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提出了这一思想，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分裂、对立的“权力意志”和话语霸权，遮蔽了其思想的灵光，造成现代人对人与自然在本质方面的同一性产生了遗忘。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人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物”，并以此作为历史的逻辑起点和分析社会和谐与不和谐的人性论基础。马克思对人的这一规定蕴含着深刻的意义，至今人们还很少论及其中表达的深邃思想。人作为“对象性存在物”包含着两种规定性：一方面他必须以其他自然存在物为对象表现自己的生命本质，“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人也必然是其他自然存在物表现它的生命本质的对象，“假定一种存在物本身既不是对象，又没有对象。这样的存在物首先将是一个惟一的存在物，在它之外没有任何存在物存在，它孤零零地独自存在着。因为，只要有对象存在于我之外，只要我不是独自存在着，那么我就是和在我之外存在的对象不同的他物、另一个现实，也就是说，我是它的对象”。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对象性存在物像所有自然生命一样，在以它物为对象表现自己生命本质的同时，又作为表现其他自然物生命本质的对象而在世生存。正如太阳是植物的对象，是植物所不可缺少的、确证它的生命的对象，同时植物也是太阳的对象，是太阳的唤醒生命力的对象一样。人类以其他自然存在物作为表现自己生命本质的对象，并不是以某一种或某一类自然存在物为对象，而是以所有自然存在物或整个自然界作为表现自己生命本质的对象。同样，人类在作为表现它物生命本质的对象时，也不是表现某一自然物的生命本质，而是表现整个自然界的生命本质。人以自然为中介表现自己的生命本质，自然也以人为中介表现它的生命本质：人与自然是互为中介、互为对象的。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但人又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人是自为存在的存在物，是超越自然而然本性的存在物。人作为人的存在，不像动植物那样直接以其他自然存在物作为表现自己生命本质的对象，也不是直接成为其他生命表现它自己本质的对象，而是以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为中介实现人是对象性存在物的本质；实践是人类所特有的存在方式。通过改造自然界的实践，人类将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给自然界，使自然界成为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同时也把自然界的本质内化为自我意识，受到自然界的本质的规定。“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它所以只创造或设定对象，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1](P.105)这就是说，人化自然的同时也被自然化，客体被主体化的同时主体也被客体化。由于人是改造自然界实践活动的主体，人被自然所设定也是通过人领悟自然并对自身设定实现的，所以人与自然互相“设定”也是人的一种有意识的自由活动。人将自己的本质对象化，意味着自然界是人的自然界，人在自然世界之中；人被对象所设定，意味着人“本来就是自然界”，本来就是表现自然界本质的对象，即自然世界也在人之中，人在自然世界之中，自然世界在人之中，这表明人与自然界在本质方面是一体的，是内在一致的。人以自然界为对象和作为表现自然界本质的对象，是人作为对象性存在物不可分割的两个规定性，割裂了这两个规定性也就割裂了人的本质存在，使人成为“非存在物”。马克思在确立了人与自然本质一致这一人性论观念之后，就用这一观念来审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从而发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一体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了异化，在此基础上又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现象。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过程中发生了人同自己劳动产品的异化、人同劳动本身的异化、人同自己本质的异化。这三种异化现象某种意义上可以归结为人与自然的异化。没有自然界，就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和劳动产品，劳动本身也就不能存在，人也就不能实现人之为人的本质。人与自然相异化，意味着人与自然的本质断裂和人的对象性本质的丧失：自然界不再是人的自然界，而变成了支配人的异己力量，“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所奴役”，即“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人也不再表现自然界的本质，而成为自然界的占有者和掠夺者，“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人与自然发生本质断裂，人类在加工改造自然界的活动中就与自然处于严重的对抗状态。用恩格斯的话说，我们对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人与自然的严重对抗导致人类对自然物的疯狂剥夺，这使人类社会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更为惨烈。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根本性的关系，正是由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和异化才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异化，以及社会的不公正和社会的不和谐。因为人们为了占有由人与自然关系生化出来的物品和财富，才造成了人与人的分裂和人对人的剥削与压迫。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与自己劳动产品的异化关系即人与自然界的异化关系的分析，揭示了人与人的异化关系和社会的不和谐。“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

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不公正，也是人类社会最不和谐的表现。因此扬弃异化劳动、实现人的解放必须首先消解作为社会不和谐根源的人与自然的分裂与对立，实现人与自然界的本质性的统一，在否定之否定的层面上向合乎人性的人复归。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马克思在这里表明，扬弃私有财产也就是扬弃人的自我异化，即扬弃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向合乎人是对象性的人这一合乎人性的人复归。这种复归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马克思在这里用“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和“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再次表达了人与自然一体的思想，并认为人与自然在本质方面融合为一个整体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内在本质，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依据。“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无疑是最和谐的社会，它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矛盾的解决，也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通过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生成的人性是人与自然现实关系的内在根据，也是社会和谐不和谐的基础。当人与自然在本质方面发生断裂，人类社会就处于不和谐状态之中，扬弃这种人与自然的本质断裂，完成人与自然界的本质统一，才能使人获得解放，进而产生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的和谐。

三、人与自然的两种和谐关系

人与自然论文篇6

二、“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具有理性思维、批判思维与辩证思维等多种思维底蕴

“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既是一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也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较强的课程，具备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性思维、批判思维与辩证思维等创新能力所需要的思维底蕴。第一，“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性思维能力。理论思维是人类在知识和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形成的认识事务本质、规律和普遍联系的一种理性思维。从课程内容方面讲，“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涉及很多自然科学方面的概念、观点与理论，这些理论能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论思维能力。从课程性质方面讲，“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属于哲学门类，哲学是抽象思维较强的学科，哲学类课程的学习过程就是对抽象思维能力锻炼和提升的过程。如，对生态自然观部分的学习，既要理解和掌握相关系统科学的概念、观点和理论，也要理解和掌握生态科学的概念、观点和理论;既要从科学视角审视生态自然观产生的现实根源与逻辑必然性，也要从哲学视角审视其理论内涵与当代价值。任何科学研究活动都必须运用理论思维，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也是哲学家，如爱因斯坦、玻尔、波恩、贝塔朗菲、普里高津等。著名物理学家波恩指出:“关于哲学，每一个现代科学家都深刻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同哲学思维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的。”研究生教育要超越感性思维与经验思维，培养和锻炼研究生形成普遍性、规律性认识的抽象思维。“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是多学科交叉的哲学性质的学科，其抽象程度与理性思维水平要高于一般的专业科学理论，能够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性思维能力。第二，“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批判思维能力。所谓批判性，就是人们对已有的理论知识、思想观念等提出怀疑，并通过科学研究寻找真理，实现对现存事物的改造和思想理论的革新。目前，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广泛应用，在增加社会财富、提高人类生存质量的同时带来了资源匮乏、生态危机等问题。“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不仅是对现实的了解和理论的学习，而且是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对这些内容作批判性考察，考察其理论根源、现实根源与价值观根源。如，对“科学技术与社会”部分的学习，不能简单认为科学技术是好的、万能的，也不能简单认为现代社会中的科技运用都是善的、正当的，而要研究科学技术的发展状态及其在社会中广泛应用的科学技术根源、现实社会根源与科学技术观根源。对既定事实与理论的怀疑与批判是创新素质与能力的重要内容。如果一味地循规蹈矩、因循守旧、崇拜偶像、迷信权威，就只能复古守成，难以创新。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才能对不断变化的事物去伪求真，追根溯源。是对前人既定的理论框架完全接受，还是大胆反思和批判、推陈出新，成为评判人们是否具有自主创新意识的重要参量。“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倡导批判性的科学精神、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与实事求是的科学追求，有助于培养和增加研究生的批判思维能力。第三，“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辩证思维能力。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自然辩证法概论”以辩证的视角理解人、自然、科学技术、社会及其之间的关系。如，对科学的理解，既要理解其可确证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可证伪性的一面;既要理解其个体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社会性的一面;既要理解其“小科学”时代的意义，也要理解其“大科学”时代的意义;既要理解其简单性的本质，也要理解其复杂性的本质;既要理解其对人类社会积极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消极性甚至破坏性的一面;既要理解与认识科学，也要理解与认识非科学、伪科学与反科学;既要避免科学主义，也要避免反科学主义。

人与自然论文篇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林业绿色供应链的共生理论与模式研究”（编号：7087305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生态－产业共生关系的林业生态安全测度研究”（编号：71173107）；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点基金博导类课题“生态与产业共生视角的林业生态安全测度理论与方法研究”（编号：20113204110005）；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林业大学生态经济研究中心）重大项目“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研究”（编号：2010JDXM018）。

摘要从产业－生态复合系统的视角研究人类文明演进与生态安全变化的一般规律。现有相关研究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演进的“质变”边界、 如何克服人与自然“二元分立”理论的局限性、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的相互作用关系等方面尚有缺陷。为解决这些问题，根据人类文明史和共生理论，将产业系统与生态系统共生关系的已知类型拓展成完整的模式谱系。由此揭示出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演化的本质属性：共生属性。为进一步论证这一论断，由共生关系谱系分别推演出人类文明的产业属性、科学属性和生态安全属性等。研究表明，人类文明的演进包含以下几个阶段：本色文明（即原始文明、采猎文明、天然生物文明），黄色文明（即农业文明、人工生物文明），黑色文明（即传统工业文明、天然化学文明），青色文明（即新工业文明，包含人工化学文明、天然和人工物理文明），绿色文明（即生态文明、后工业文明，包含防病式和健康式绿色产业文明，或天然和人工超生物文明）。其中，生态文明是从产业偏利共生向产业与生态互利共生演进的模式，它使生态安全达到稳定的健康状态，是一种比新工业文明更高级的文明形态。最后，将以上成果在产业－生态二维共生空间中进行集成，构建出完整的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的椭圆演化模型。该模型深化和发展了环境库兹涅茨理论，为我国乃至世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人类文明；生态文明；生态安全；共生理论；产业-生态复合系统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7-0001-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7.001

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人们并没有对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环境的制约性和生态的脆弱性给予足够的重视。文明的不断进步极大地刺激和鼓舞了人类改造自然、进军自然和征服自然的信心，加速了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的步伐，但同时也付出了环境污染加重、资源消耗加速、生态平衡破坏等惨重的代价。随之而来的是大自然的“报复行动”：自然灾害频发、自然资源耗竭、生物物种灭绝、生物多样性锐减、荒漠化加剧、臭氧层破坏、全球气候变暖、新疫病爆发等等。随着人口、资源、环境与人类发展的矛盾逐渐突出，人们不得不开始考虑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到21世纪初提出的低碳经济理论，都标志着人类已经对自身的发展历程进行深刻的反思，并意识到生态安全的威胁，为此提出了全新的绿色发展理念、绿色发展模式和绿色行动纲领。当今中国也十分尊崇绿色哲学和绿色文化，提出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等观点，并正在积极开展生态文明建设。鉴于以上背景，近年来关于人类文明演进的研究都与生态环境及生态安全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目前已形成了对人类文明发展阶段划分的共识，即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等阶段，并正在向生态文明阶段演进。但是，关于人类文明各个阶段，尤其是生态文明阶段的本质属性，以及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的演化规律，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的认识。本文依据共生理论，将自然科学和经济管理理论相结合，从系统哲学的高度探讨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的共生空间演化理论。

1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演化的本质属性：共生属性1.1现有研究的分析

关于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演化的研究，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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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仰与任何人都相关，但很少有人能说出信仰是什么。有很多争论，没有尽头。人们的信仰植根于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只有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才能澄清信仰问题。本文试图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对信仰进行阐释，以期引起人们的关注。

。所谓主客二分，就是人类站在自然的对立面，改造和征服自然，以经济建设换取生活资料。因为自然不能满足人，人只能改造自然来满足自己。这种主客体二分法表现在人与自然的转化转化关系、人与人的阶级统治关系、商品交易主体之间的分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精神支配身体是建立在人与自我的身心分离的基础上的。这种生存方式是人类发展的必然。从人类在自然脚下爬行到站在自然的对立面，是人类实践和人类进步的结果，这种生活方式形成的标志是原始社会晚期的三次社会分工，手工业和商业的出现。手工业代表着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以及商业代表和工匠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人类进入了奴隶社会，文明时代开始了。分野是东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四大文明古国是一个农业文明。然而，由于大河流域建立了农业文明，古埃及文明是尼罗河的礼物，古印度是印度河和恒河的作品，古巴比伦文明的历史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产物，古代中国是黄河的母亲孕育的。由于河流泛滥和枯竭，大河流域的生态恶化，四个古代文明国家中有三个灭亡。只有中国没有因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回旋余地大而灭亡。它的农业文明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并被西方强行打破。

文明发展的最大变数是古希腊的崛起。古希腊文明不是本土的农业文明，而是建立在已灭绝的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基础上的工业文明。原因是古希腊半岛多山，不适合发展农业。但受地中海气候影响，有适合全年航行的天然无冰港口，适合渔业发展。在此基础上，工商业有了很大发展。政治上，因为有许多岛屿，每个岛屿上都建立了城邦，而城邦这就是城市。从古希腊到古罗马，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一直延续着，在伟大的古罗马帝国，罗马奴隶主是工商奴隶主，罗马文明是工商文明，罗马法律是古代社会最完整的商品交换法。随着日耳曼的入侵，古罗马的工业和商业文明消失了，欧洲进入了农业文明的中世纪。然而，文艺复兴和罗马法在中世纪晚期的复兴开启了古希腊和罗马文明的复兴。资本主义在工商业文明的基础上崛起，是以大型机械工业为基础的工商业文明。以海洋环境为基础的工商文明又称海洋文明，是主体与客体二分法的主要支撑。这种生活方式在资本主义的自由时期达到顶峰。后现代资本主义开始改变过度的主客二分，向天人合一的生存模式靠拢。

。中国是世界上农业文明最成熟的国家，也是天人合一生活方式的代表。近代西方列强强行打破和中断了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迫使中国走上了工商文明之路，结束了中国人民几千年的天人合一。中国工商文明的大发展,正处于新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从农业的转变文明到工业文明是一种进步，但过度工业化必然导致主体与客体的过度二分法，人与自然、人与人、身体与心灵的分裂。它还需要向生态文明过渡，回归天人合一的生存模式，但这种回归是建立在工业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的，不同于古代农业和工业文明时期的天人合一。

。信仰是人们自觉生活方式的结果。由于在大自然脚下爬行，万物有灵，衣食匮乏，再加上洪水和野兽的威胁，原始先民没有找到自己适合的生活方式，主观世界也不发达。一切都是盲目的探索，没有意识到意识的主观基础。如果说原始人有类似的信仰，那就是崇拜，崇拜整个自然，崇拜区别于自然的氏族图腾，崇拜刚刚死去的祖先。但这里的崇拜不是信仰，原始人不具备形成信仰的主客观基础。在文明的奴隶社会中，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了发展，产品有了一定的剩余，可以安居乐业。人类已经找到了一种合适的生活方式。再加上主观世界的发展，人类有了信仰产生的客观和主观基础。当人类有了信心，信仰就产生了。农业文明人认为，日出日落的生产节奏和生活方式并不高，农业文明只是使自然适应农业适合驯化的植物和动物是固定的。人们定居生活。人与自然有着密切的关系。氏族解体，家庭建立，男人耕种，女人编织。这个家庭幸福和睦。乐生，受过教育的人一边种田一边读书，还有耕读传家。他们的信仰是对农业文明生存方式的信仰。他们相信来年会更好，天气会更好，他们相信子孙满堂，会有接班人，他们相信知识和理性，以及人类的和谐。因此，农业文明中的农民最怀念家乡，与其说是怀念家乡，不如说是怀念黄土地这一代农民。这是他们植根于天人合一的本体论信仰。这种信仰的对象是他们所依附的熟人世界，他们的父母和村民，他们的山、水、植物和树木，他们生活在其中。这种信仰可能不是有神论人的，但它必须是深情的、正义的和美味的。爱国主义是一个扩大的家园，它已成为农业文明时代的最高信仰，中国精神是中国人民的本体论信仰。

的本体论信仰不同于农业文明的本体论信仰。在工业文明时代，人们的信仰是一种主客二分的本体论信仰。工业必然导致商业的发展。工业是自然的加工和改造，商业是商品的交换。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交换人之间的平等交换。人与自然、人与人是分离的。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然对象总是被分割的。这种划分是无止境的吗？人们开始探索自然的起源，原子论成为他们的哲学。继续问，原子是从哪里来的？上帝成功了。当他们找不到答案时，他们推测不仅大自然是上帝创造的，人类也是上帝创造的。这个至高无上的上帝被称为上帝，可以说基督教的信仰是工业文明的产物，特别是古代科学的不发达，无法解释现实。工业依赖于技术，技术需要探究，而科学无法回答，所以只有猜测。从个体的角度来看，个体信仰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出生的孩子没有信仰。孩子独立于父母，他有自己的独立性，独立面对和处理问题。在实践经验中，他开始建立自己对成功的明确信念。正是这种一个又一个的信念让她最终站起来，站起来，长大，开始了家庭和事业。随着成年人有了系统的实践和精神空间，他们的信仰开始形成。如果我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生活在农业文明时代，就会形成天人合一的本体论信仰。如果我们主要从事工商业，生活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我们往往会形成主客二分的本体论信仰。如果我们生活在现在发达的工业文明，特别是生态文明时代，我们就会形成共产主义的信仰。

。本体论是一个探索世界起源或母体的哲学理论。本体问题是关于本质和共性的问题。本体论，即本质主义，专门探索事物的本质、矩阵和起源。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是打破砂锅，最后提出要求。黑人，对与错是有明显区别的和白色，这显然是工商文明的思维方式。本体论的信仰是相信本体存在并努力追求本体的信仰。上帝信仰是典型的本体论信仰的基础，是主体和客体的二分法。本体论是研究一切事物统一的整体知识，它包含一切事物。人们通过自身的生存来展示自己的存在，也就是说，人是对一切事物的一点精神认识和对世界的一个展示。本体论关注的是现象而不是事物的本质。本体论是整体的，而本体论是个人主义的。本体论是一个复杂的范式，本体论是一个简单的范式。本体论信仰是相信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一个整体，追求这个整体，并将自己融入整体。本体论信仰的生存基础是天人合一的农业文明，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西方人认为信仰是本体论的信仰，所以它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事实上，中国人的信仰不同于西方的本体论信仰。中国人民基于农业文明对儒家的信仰是在现实生活中寻找目的地，而不是来世的天堂。由于

所处的时代还没有超越工业文明的伟大时代，农业文明的印记还没有完全消失，工业文明在世界上还没有完全实现，两种信仰一直处于冲突之中。由于本体论信仰的基础——工业文明优于农业文明，本体论的信仰处于攻势和斗争的优势，而本体信念的基础——农业文明处于劣势，所以本体信仰处于防卫和不利的地位。冲突这两种信仰之间的冲突已经演变为当今时代的文明冲突，以及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之间的冲突。基督文明是侵略性的，尽管伊斯兰文明已经撤退，但它仍然顽强，原教旨主义大学已经崛起。改革开放以来，儒家文明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强烈渗透下衰落，但随着生态文明的发展，两种信仰之间的冲突似乎有所缓解。本体论信仰有望在生态文明时代重生，这也是一种回归。

对当今世界的信仰只不过是这两种。伊斯兰信仰介于两者之间，这是游牧民族的信仰。游牧民族的畜牧业和农业是相互关联的，但他们的“旅行”与工商文明的商业是相互关联的。因此，伊斯兰的信仰传达了本体论的信仰和本体论信仰。按照本体论本体论的顺序，目前的信仰体系大致如下：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儒教-道教-佛教。新教强调主客二分，佛教强调天人合一。新教征服了世界，佛教充满了同情心。所有宗教都宣传自己的教义，这些教义是合理的，反映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宗派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时代造成的，也是两种文明冲突的结果。解决这两种信仰之间的矛盾不能靠争论，而要靠人类生存实践的发展。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超越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生态文明。

思想问题有时可以通过思想教育来解决，思想教育是建立在解决思想问题的物质实践的基础上的。一些跨时代的思想问题不能在思想上解决，而应该通过物质生产实践来解决。信仰冲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在人类生产中找到答案。本体论信仰与本体论信仰冲突的实质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生产矛盾的解决，思想矛盾的解决。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经历了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在未来，它还将经历信息时代、生态文明时代等等。渔猎时代的原始初民没有系统的信仰。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建立了第一个信仰体系，这表明人类取得了成功和自信。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是一种进步和必然。然而，古希腊在欧洲进入了奴隶社会的工商业时代。原来,历史时代的冲突已经转化为共产主义时代的冲突,转化为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已经固化为东西方文明的冲突。这种固化的思维影响了历史思维的形成，扩大了东方与西方的矛盾还有西方。随着人类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两种信仰之间的冲突将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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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恩格斯是否具有生态思想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是不是生态学家以及是否具有生态思想，中外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部分西方现代生态主义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赞扬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战胜自然，支配自然，发展生产力，主张“自然的人化”。由此可以认为，他们是反生态主义的。与此相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则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存在内在的关联，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体系在不同程度上包含着生态思想。然而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是否是生态学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一直存在着的争论。

杜秀娟教授在《一场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是否是生态学家的争论——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一个视角》一文中梳理了西方主要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主要观点及代表人物。文章从正反两个方面介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态度。

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马克思恩格斯是生态学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自己的系统的生态学思想。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有些生态学思想，但生态学根本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关注的内容。

本·阿格尔是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他认为在马克思关注的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曾涉及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北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奥康纳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学完全对立起来，同时他也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没有更多的涉及关注到生态问题。德里格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在宏观上涉及了社会-自然关系，但没有在对资本-劳动关系的研究中更多地考虑到生态的方面。

总而言之，西方部分学者或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根本不具有生态思想，或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包含有生态思想，但在其总体的理论框架中是次要甚至是微不足道的。生态思想不是马克思理论的主流，而且也没有被很好地继承和发扬。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也有许多的学者主张马克思恩格斯是生态学家。他们认为生态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体系有机组成成分，马克思恩格斯是最早的生态社会主义者。

豪沃德·帕森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论生态学》一书中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的理论中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压迫到共产主义的统一。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其2000年出版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一书中肯定了马克思具有丰富的生态思想，肯定了马克思是伟大的生态学家。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对，中国学者更多地倾向于马克思恩格斯具有生态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理论来源和基础。

何福平教授在《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理论依据与路径选择》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世界观指导和方法论基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破坏生态行为的批判为我们提出了警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我国当前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

李怀涛博士的《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意蕴》一文认为，马克思确立了以实践为中介的自然观，真正实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体现了科学的生态观。

葛恒云教授《马克思自然观的深刻意蕴及其当代意义》一文认为，马克思哲学中的自然，具有社会历史的意蕴。实践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中介。马克思指出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并且突出了解决这种对立的途径，其中有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

张渝政教授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文中认为，由于时代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生态问题还没有突出到关系人类生存发展的地位，因此马克思恩斯没有就生态问题进行系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的理论分散在他们的经济、社会、政治、哲学等理论体系中。文章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制度与生态问题等几个方面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

正如张渝政教授文中所指出的，由于历史条件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就生态问题进行专门的系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的理论是零散地存在于他们的经济、社会、政治、哲学等理论体系中。因此，梳理、总结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就成为当今学者无法回避的任务和使命。一些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

余维祥副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探微》一文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人与自然的统一性，把人与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人类通过实践这一中介与自然发生关系，按照自身的需要改造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

李怀涛博士《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意蕴》文章，将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自然观分开来考察，指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由唯心主义转向了唯物主义，赞同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自然观的批判，确立了人类学的自然观。青年马克思在《手稿》中的自然观体现了深刻的生态思想，但他的人类学的自然观终究把自然归结为人化自然，偏重于人的单方面作用于自然的活动。到1845年，马克思实现了哲学思想的革命性变革，确立了实践作为自己新世界观的理论基石，根本扬弃了旧哲学主客分离的思维模式，以实践为中介，实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由此出发，他深入剖析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对资本主义物质变换裂缝进行了生态批判。

李崇富教授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及其现实意义》一文中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实践观中都包含有丰富的生态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即自然辩证法，即研究自然界变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人同自然界具有三个方面的关系，即“实践关系”、“理论关系”和“价值关系”。恩格斯论述了人类历史上由于实践的盲目性而导致自然界报复的教训，从而表达了深刻的生态思想。恩格斯指出，人类在实践中“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的时候，“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考察，从而发现剩余价值理论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质也做了深刻的揭露。

刘丹、马晓辉在《马克思物质循环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文中，从考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物质循环理论入手，指出物质循环理论实质上是循环经济理论的最早思想渊源。文章研究了马克思“物质变换”与“物质循环”理论，通过马克思“物质变换裂缝”理论以及“生产排泄物”问题，指出其中已经包含了生态经济循环的意义。毛新博士在《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与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成因分析》文中同样研究了马克思“物质交换”及“物质循环”理论，指出其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仙娥、万冬冬的《<资本论>中生态思想的逻辑蕴涵与当代价值》考察了《资本论》中的资本逻辑，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异化、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以及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等重要生态思想。

范燕宁、马芹《论马克思生产力思想的生态维度》从分析马克思生产力思想入手，指出马克思生产力思想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其中不仅包含着自然生态要素对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的科学论证，包含着对生产力反生态发展的社会根源的揭示以及对生产力资本化所带来的生态异化的批判，更有着对未来生产力发展中实现人与自然真正和谐的生态价值诉求。从而反驳了西方一些学者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反生态的指责。

余维祥副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三重维度及其意义》一文，从世界观、价值论和社会制度三个维度，分析了马克思三大理论的生态思想。文章认为，唯物主义世界观主张人与自然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是生态唯物主义。生态唯物主义为今天我们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奠定了基础；马克思提出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批判了工业化对自然造成的破坏，导致了生态失衡，从理论上解释了今天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为生态危机的解决指明了方向。

三、结语

随着生态问题的不断突出，生态研究必然会进一步深入，国内外投入到这一领域的学者也将越来越多。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进一步研究，有利于我们加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和实践。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看到，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尚处在初步阶段，需要进一步深化。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时需要加以鉴别，更多的吸收有用的成果，为我所用，推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和社会主义生态学发展不断深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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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渝政.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J].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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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崇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及其现实意义[J].湖南社会科学，2011，（1）.

[8]刘丹，马晓辉.马克思物质循环理论及其当代价值[J].理论学刊，2011，（5）.

人与自然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2-0065-02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哲学这一概念，但是他们的生态学哲学理念已经产生。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带来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急剧加深;工业发展使人们对土地疯狂掠夺，对森林植被无限破坏，使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到生态问题对人类产生的严重影响，预示生态哲学的发展。生态学是探讨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学术。这些关系都是阐明人与自然之间如何相处的哲学关系，生态学必然会发展到生态哲学。生态哲学是从生态学发展而来，主要是研究生态问题的哲学理论。生态哲学从人与自然关系出发，着重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统一，探讨人、社会、技术、工具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人与自然关系是否和谐统一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改变世界、认识世界是否成功的关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就要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马克思生态哲学以人为主体，从人的角度出发以整个物质世界为研究对象，阐明了生态哲学是按照什么样的自然规律运行，揭示了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性。如今，社会发展迅速，生态破坏严重，马克思生态哲学对社会发展具有理论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生态哲学内容概述 

1.人是第一主体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里与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相一致。马克思生态哲学观中人来自于自然，创造出社会，最终人与自然、社会之间是和谐统一才会保持整个生态系统正常运行。人与自然、社会是整体与部分、系统与元素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最高目标，也是实现人类自身的价值目标。马克思与通过人的主体性很好地与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相吻合，被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接纳。马克思生态哲学“以人为本”，人是第一主体。从人主体利益出发来阐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以人为本”是把人视为改造世界的主体，从人的角度来看自然界。人的利益最终实现，就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马克思曾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1]。以人为主体，就是从人主体利益出发，来协调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维护整体利益，不能因私而忘公，要保护生态环境，使自然界与社会都得到持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大生产，物质欲望大于一切，对自然界无止境地掠夺，造成水土流失、草地退化、荒漠扩张，严重的自私自利行为给整个自然界带来了巨大伤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把双刃剑，它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但又携带着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挑战自然界生态承载能力。于是，我们不能一味地坚持经济飞速发展，要从人类社会长久发展出发，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 

2.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主要特点 

马克思关于生态危机的描述为“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即使如此，马克思也不是对科学、经济和思维意识形态等社会存在的因素做简单直列式评述，而是运用经得起考验的理论来帮助人们实现对哲学的掌握，要遵循基本理论规律，按照特定的原则如：抽象到具体、个别到一般等原则进行实践。马克思运用这些原则本质地揭露资本主义利润为上的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尖锐矛盾冲突，揭示生态破坏带来的宏观与微观的后果。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是一门科学，具有浓厚的科学性。第一，马克思生态哲学从自然科学理论出发，以自然生态规律为基础，发展生态哲学。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坚持物质第一性，从唯物主义思想出发，物质决定意识，人只要遵守自然运行规律就可以创造物质，按照自然规律开展实践活动，就可以可持续地从自然界获得物质生产资料。不然就会造成生态资源枯竭，受到自然界的恶性反馈。第三，马克思生态哲学找到了引发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所在，也找到了改善生态的方法。马克思以及恩格斯都认为，资本主义掠夺式的生产是造成生态破坏最主要的原因，旧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只会给社会发展带来阻碍，寻找新生产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只有找到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方式，才能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如今，建立生态文明社会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最佳途经。第四，马克思生态哲学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机统一。生态哲学辩证法就是物质世界与主观世界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是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理论基础。 

3.实践性的特征 

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思想精神透露着实践观点，与实践观点存在严密的逻辑性。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批判和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直观感性批判做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认为世界存在的万物都要通过实践去了解掌握，物质生产实践以及其他的社会关系实践才能顺利地开展。实践主体性是为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基本特性。第一，马克思从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关系出发来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旧生态哲学无视实践，忽视人是实践主体性，因而不能正确阐述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把实践当作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活动，人通过实践来掌握世界运行的一般规律，总结经验得出结论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认为实践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方法，人通过实践作用于自然界，使自然界产生相应效应。实践是人与自然界互相联系的媒介。实践是人作用于自然界的方式，实践产生生态问题，人也要通过实践来解决生态问题，维护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 

总的来说，马克思生态哲学就是以人为根本、以实践为基础、以促进人与自然界和谐发展为目的的哲学理论[2]。体现了辩证法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二、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意义 

1.马克思生态哲学有助于我国人民发展理念的转变 

马克思生态哲学特点很好地转变了我国人民对生产、生活的发展理念，深刻改变了我国人民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旧思维。从传统发展来看生态危机的产生都是人们思想认识上的错误造成的，传统理念的转变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我们要摒弃传统中不良的思想，要将物质生产与环境和谐放在一个整体中考虑，放在一个有机系统中进行分析研究。树立新的经济发展理念，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达到不以损坏未来为代价的可持续发展。实践需要理论指导，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实践才会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就为我们指明了道路。第一，掌握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坚持以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指导。熟悉马克思生态哲学，就掌握了以人为主体思想理论，排除了以物为本的错误思想，建立了正确价值观。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指导。马克思生态哲学为人的实践活动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生态学是马克思生态哲学科学基础，从生态学出发把握马克思生态哲学更好地指导我们建立生态文明社会。第三，坚持马克思生态哲学观，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马克思生态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只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建立生态文明社会。人的实践促进了自然发展，就是掌握了正确科学理论;相反阻碍了自然发展，就是被错误的理论所误导。掌握马克思生态哲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所以，马克思生态哲学促进生态世界、主观世界、客观世界相互和谐统一的基础，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生态哲学，有助于实现真、善、美的有机统一[3]。 

2.马克思生态哲学提供了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批判人与自然界对立起来的观点。他们指出环境创造并影响着人，人也通过实践活动来反作用地改造环境，人在适合于人本性的条件下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以马克思生态哲学为理论指导[4]。第一，马克思生态哲学是实践哲学理论发展的基础。要掌握以人为本的科学理论，就要理解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马克思生态哲学主体思想就是以人为本，维护主体利益解决生态问题，促进整体利益的发展。掌握好马克思生态哲学为更好地发展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打下基础，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可持续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体现了人与自然界辩证统一的关系，它要求我们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要掌握好全体利益，也为后代子孙利益考虑，维护生态文明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要求我们掌握自然基本规律，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生产实践活动越多对自然界认识就越丰富，掌握自然规律的能力越大就更容易创造多样性的生产活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关注生态文明的建设。马克思生态哲学是辩证的自然观，需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通过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达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和谐统一发展，完成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促进社会可持续向前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3.生态哲学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指导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济处于严重落后状态加上传统的经济发展思想，我国较长的一段时间采用了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忽略了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协同发展，为未来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隐患，激起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刻矛盾。因此，我们要立足国情从我国的基本情况出发，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正确的生态理论引导下做到经济效益最大化，处理好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指明了前进方向，也提高了广大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勇气。以现在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就是结合马克思生态哲学，把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很好地融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是指导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最全面的生态理论。 

当今，经济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快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使人类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生态恶化问题，为了改善生态，人要掌握生态哲学理论，坚持正确理论指导，按照正确方法从事实践，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指导。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人与自然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B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9（a）-0202-01

近年来，国内在方法论方面的研究困境，依然和七年前北京师范大学刘啸霆教授所指出的情况相似。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方法论热，主要是讨论科学认识方法论；当时的科学认识方法论著作，也不是从科学活动的实际出发，而是按哲学方法来划分。因为当时的科学观把科学认识论化，忽视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科学所包含的丰富内容，而认为科学只是一种知识；当时的哲学观（知识观）则往往把科学知识与哲学知识混为一谈，认为科学是分门别类的知识，而哲学则是知识的总括，进而混淆了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的界限；当时的方法论也仅限于思维方法，而不认为是实践方法或活动方法。进入90年代，哲学认识论让位于价值论，“真理与方法”向“真理”倾斜，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实际问题而从分析转向“面对实事本身”，那些本来似乎有一定操作性的方法论，因与实际并无多大关系而遭废弃；同时，科学认识论也让位于科学价值论，学术支点开始下移，一些具有方法论特点、富有方法论探索潜力的交叉学科纷纷兴起。[1]20世纪后期，科学研究的重点发生从哲学到社会学的转向，崛起社会学也引发了方法的革命。但是，相关的方法论研究却缺乏对新出现的各种方法的系统整理，新世纪就科学的人文社会性研究则强烈表现出整合的趋势，需要从新的层次和视角出发，重建新的、具有复杂性的科学方法论范式。“这是目前方法论研究所必须面对的历史真实。”

《科学基础方法论》就是循着这样的学术惯性，在复旦大学陈其荣教授1996年10月主持申报并获批准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基金项目”《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比较研究》课题的基础上，由厦门大学曹志平教授主笔而成。

科学基础方法论，揭示的是隐藏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三大基本科学类型的活动中，共同表征人类科学最基本特性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及其实现机制。它既不同于自然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但又构成它们最基本的部分，并使科学成其为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无疑属于科学基础方法论研究，既填补科学方法论理论研究的空白，在对比分析中，把握人类科学方法的基本特质，揭示人类科学认识的基础或者基本方法论，为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克服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提供方法论依据；又通过科学基础方法论的探索，促进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实现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协调发展。出于这种建设性的目的，作者提出并探索科学的基础方法论，力图在把握人类科学的基本认识特征的基础上，揭示科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方法论属性（即书中所说的基础方法论），阐述科学思维方式的基本内容，说明包含人文科学在内的科学发生、发展的基本的方法论机制，而不是全面地展开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差异性的一切方面。[2]

难能可贵的是，该书不是空谈，而是具有示范意义地，在科学基础方法论的探索中，坚持了作者认为是“以往的研究表现出这样或那样不足的根源”的两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1）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属于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的范畴，面临选择论证的立足点的问题：要求超越各自的领域和方法论，既不应该从自然科学（特别是精密科学）方法论出发，像实证主义那样论证它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统摄；也不应该从传统的人文主义或“人文学科”方法论出发，像浪漫主义那样为自己辩护，而排斥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法的渗透和运用。但实质上，要避免这两种倾向是非常困难的。作者认识到，“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本身就存在一个（该书提出的）认识主导观念的‘非中心化’问题，研究者不应该从这种或那种主导观念出发，而是要面对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实践，像科学的历史主义那样，强调对科学的历史分析与哲学的方法论研究的有机结合。”

（2）方法论的矛盾要在认识论层次展开，上升到本体论层次才能得到解决；同样，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也不仅仅是方法论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的课题，它本质地需要一个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辩证统一的认识论平台。但过去的一些研究，实质上只以实证主义认识论为平台，在科学上，完全没有看到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量子力学对经典认识图景的革命性变革，没有看到现代生命科学的崛起和系统论思维方式对自然科学认识论的意义；在哲学上，没有看到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和科学历史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解释学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和发展。因此，作者提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比较研究，需要分析、把握人类科学的最新发展及时代精神，吸收现代哲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脱离了现代科学的发展，就不能恰当地把握科学思维方式的发展脉络，不能正确地抽象人类科学的基础方法论，也不能正确地讨论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的连续性和间断性。

参考文献

[1] 李醒民.科学方法丛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2] 艾志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A].刘大椿.“自然辩证法”研究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1-45.

[3] 孙小礼.科学方法中的十大关系[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人与自然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3-0064-02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1]“建设生态文明”是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首次提出的重大命题，是我们党发展理念的重大创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今天，研究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就凸显了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是庞大的科学理论体系，生态文明观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逻辑起点，以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为基本内容，深刻揭示了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人与自然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具有丰富的内涵：

首先，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良性体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以及自然界对于人的先在性，并且站在实践论的理论高度来研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给出了科学回答。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指出，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良性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自然界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与自然呈现出相互依赖、双向建构的良性状态，人与自然是一种平等相待的关系。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就站在唯物论的立场，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人具有自然属性，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人对于自然界具有很强的依赖性。恩格斯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2]在《反杜林论》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有过经典描述，而马克思则把自然界喻为人之“身体”，据此指出了自然界对于人类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看来，劳动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但人类社会财富的取得也同样离不开自然界。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认为，自然界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与自然呈现出相互依赖、双向建构的良性状态，人与自然是一种平等相待的关系，人类社会财富的取得离不开自然界，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良性体系，爱护自然就是爱护人类自身，破坏自然无异于毁坏自身。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从哲学的高度，具体来说是从唯物论的高度，深刻地论证了人和自然两者之间的关系，指出了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良性体系。

其次，保护自然是人类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

自然界对于人类社会具有先在性，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理应像保护自身一样保护自然。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认为，自然界是感性外部世界，自然界提供了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各种生活资料、生产资料，若是没有作为感性外部世界的自然界，人类社会劳动便会停滞，繁衍生息也就无从谈起。因此，保护自然是人类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对此，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2]

针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严重的环境破坏问题，例如资源短缺问题、生物灭绝问题、土地荒漠化问题、全球变暖问题等，马克思、恩格斯以杰出政治家和理论家的智慧，指出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理应像保护自身一样保护自然，否则就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其观点具有极强的前瞻性，对于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人类必须尊重自然规律、按规律办事。

马克思说：“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3]自然规律是人类行动的根本依据，人类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按规律办事，自然界才能为人类社会造福，否则，人类社会就要受到自然界的惩罚与报复，其结果是非常可怕的。恩格斯对此就明确指出：“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的一切动物强，能够正确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4]自然界能够为人所支配，是以人类能够尊重自然规律、按规律办事为客观前提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自然规律具有一致趋向性。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认为，人与自然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人类需要正确利用自然，尊重自然规律、按规律办事。实践是人与自然相联系的桥梁，同时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实现形式。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需要对自然规律有较深认知，进而尊重自然规律、按规律办事，实现人类的内在需要与自然规律的有机结合，只有这样，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才能实现和解与统一。

二、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的向度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博大精深，内涵丰富，从其内涵中可以清楚地折射出其具有两个主要向度，即实践向度与历史唯物主义向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所具有的实践向度与历史唯物主义向度，是其理论的支撑点，也是其理论的逻辑起点与哲学方法。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具有明显的实践向度。实践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纽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极其强调实践的中介作用，它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为理论根基，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两者所具有的对象性关系，这对于我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人与自然互为对象而存在，人类要生存与发展离不开自然界，同样的道理，要是离开了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自然界也体现不出其应有的价值。马克思主义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5]自然界因为有了人类目的性因素的注入，使自身的自由存在形势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原始自然状态得到去除，经过人类加工与改造的人化自然由此产生。实践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纽带，可以有效地协调和统一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人类社会的实践，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实现了物质与能量的有效转换，其结果是人类获得了巨大的社会财富，而自然界也充分彰显了其造福人类的巨大价值。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现象，比如说人类向自然界排放工业“三废”等，严重干扰了正常的自然界物质循环，使得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扭曲现象。为此，只有借助实践这座桥梁，才可消除人与自然的异化现象。“通过实践也实现了客体的主体化，将客体的属性、本质和规律内化为人类自己的本质力量，进而提高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6]。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具有明显的历史唯物主义向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深刻地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就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产生的矛盾必须通过社会途径加以缓和与协调。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社会所依赖的自然界不是原始自然界，应该是具有很深的人类社会活动烙印的自然界。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不仅是社会的自然观，还是历史的自然观，自然社会化和社会自然化是其中互不分离的部分。对此，马克思说：“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5]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以社会历史为切入点，强调要从社会历史维度准确把握自然界，要以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实际为基础，努力寻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具有明显的历史唯物主义向度。

三、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指导，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它不但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而且蕴涵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础，即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渊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的指导。在当今各国都在努力追求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我们更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开辟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局面。为此，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指导下，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内涵，领会其实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过程当中，加强对于生态文明的宣传，让广大的社会公众了解什么是生态文明，了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让广大的社会公众自觉加入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中。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国家应该从政策、资金以及技术等方面加大力度，而对于广大社会公众来说，则应该从我做起，从身边的点点滴滴做起。

四、结论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具有丰富的内涵：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良性体系；保护自然是人类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人类必须尊重自然规律、按规律办事。从其内涵中，可以清楚地折射出其具有两个主要向度，即实践向度与历史唯物主义向度。在当今各国都在努力追求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我们更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开辟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384.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