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制度论文篇1

现代国际金融学说在理论上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带有较大程度的一般经济理论的学派色彩；二是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金融活动的实践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陈岱孙，厉以宁，1991）。一般而言，一种经济理论都是针对一定经济状况和经济发展阶段而产生的，是先有问题，后有对问题的分析判断，再有解决问题的相应理论。汇率制度安排理论同样如此。

20世纪60年代末，固定汇率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开始在调控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从这一阶段起，关于汇率制度安排理论的讨论也集中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孰优孰劣上。在赞成浮动汇率制这一点上，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走到了一起。凯恩斯主义认为，在经济经常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下，如果允许汇率自由变动，将能够代替国内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价格的变动，从而避免产出的损失。货币主义认为，当发生外部货币冲击时，允许汇率的自由变动，将能隔绝国内外汇储备的被动性调整，防止国内货币市场的冲动，从而避免通货膨胀的传递。以蒙代尔（R.Mundell）、金德尔伯格（C.Kindleberger）为代表的固定汇率支持者们则从国际间相互合作的立场来分析汇率制度，他们认为固定汇率制能使各国经济连成一个稳定的经济体系，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协调发展，而浮动汇率制则会由于汇率的波动导致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另外，浮动汇率制会造成各国滥用汇率政策，形成货币竞争性下浮，不利于国际经济合作；最后，浮动汇率制还会由于棘轮效应导致世界性的物价水平上升。

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人们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种种设想。不少经济学家针对汇率波动给国际贸易和投资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了诸多改革方案。托宾（Tobin，1982）建议对外汇交易征税，以降低社会效用较低的短期交易，减少汇率波动。麦金农（Mckinnon，1984）提出美国、日本和德国三个国家货币在长期内形成基于固定汇率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设想。威廉姆森和米勒（Williamson，Miller，1987）在麦金农计划的基础上提出在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间建立汇率目标区。库珀（Cooper，1984）的改革设想则更为大胆。他认为，只要国家货币存在，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变动的可能性就存在，不确定性也就不可避免。要想消除汇率的不确定性，就要消除汇率和国家货币，引入单一货币。对此，库珀建议成立一个类似于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统一的公开市场委员会，由这一委员会代替各国中央银行来执行货币政策。

70年代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的争论还在继续，不过争论的焦点已由汇率稳定与国内经济稳定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关系转移到汇率制度的选择与国内经济结构与经济特征之间的关系上来。如海勒（Heller，1978）提出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五个结构性因素。李普斯奇茨（Loopesko，1979）提出的小型发展中国家的汇率政策及其选择指标。这一时期，蒙代尔在其论文《最适度通货区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最终的“最适度通货区”的设想，希望将世界化分为若干个货币区，区内实行固定汇率制，对外则实行浮动汇率制。其后，麦金农和凯南（Kennen）等人又对最适度通货区理论进行了拓展，主张通过区分一国经济结构特征，并就这些特征给出某些标准，满足这些标准的国家和地区组成货币联盟是有必要的。

进入80年代，随着欧洲货币联盟的开始，最适度通货区理论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些发展集中于对加入通货区成本和收益的分析上。其间，格劳（P.grauwe）、马森和泰勒（P，Masson&M.Tayor）等人对此做过详细的论述。到了90年代，人们对汇率制度的安排开始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一方面，人们对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稳定与货币政策自主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论述，在50年代的“米德冲突”、“二元冲突”的基础上，加入货币政策，使传统的“二元冲突”演化为国际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完全独立和汇率的完全稳定三个基本目标之间的“三元冲突”（Obstfeld，1998），即这三个目标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两个而不能三者兼得。另一方面，由于货币危机的频繁爆发，人们对如何通过汇率制度安排来防范和隔绝货币危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了早期的将汇率制度安排与货币危机结合起来的国际收支危机模型（P.Krugman，1979）外，罗伯特·Z·阿里巴（R.Z.Aliber）也研究了货币性冲击、结构性冲击对汇率安排的影响。

80年代后，随着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汇率的不确定性已经可以较容易的通过对冲加以规避，同时外汇市场上投机基金的力量也急剧膨胀。当投机基金引发了多次地区性货币危机后，人们发现，发生货币危机的多为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实行“角点汇率制度”的国家或地区大都有效地防止了危机的发生。这一现象使人们提出了“汇率制度角点解假设”（Eichengreen，1994，1999；Obstfeld&Rogoff，1995），即一国发生危机后，政府可以维持的是角点汇率制度而不是中间汇率制度。直到现在，角点汇率制度与中间汇率制度的争论仍在继续。

随着产权理论的出现和发展，有些学者开始运用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汇率制度的安排和演变。以巴格瓦蒂（Bhagwati，1982）和克鲁格曼为代表的寻租理论的国际贸易学派曾提到汇率制度中的寻租问题。在国内，由于产权理论的兴起，不少学者试图从契约经济学的角度重新审视汇率制度的安排与选择，强调汇率制度安排的选择与相应的产权制度安排具有高度的依存和互动关系（刘海虹，2001），并提出了“新制度金融学”的研究范式（师江春，袁鹰，1998）。

二、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依据

上述各种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以不同的经济实体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经济结构论决定认为，汇率制度的选择取决于一国经济结构特征，小型开放经济国家及出口产品结构较为单一的国家，实行固定汇率制较好，反之则应实行较具弹性的汇率制。经济冲击决定论以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和AA—DD模型为工具，提出应根据冲击的不同类型选择汇率制度。如果冲击多由国内的需求和货币因素造成，应采取固定汇率制；如果一国经济不稳定多由国外产品市场变动行成的真实冲击所导致，则浮动汇率制更能起到隔绝外部冲击的作用。政策搭配论则以著名的“三元冲突”为依据，提出汇率制度的选择应与宏观经济政策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安排和资本管制制度进行合理搭配。建立在货币数量论基础上的货币决定论则从国际货币本位制度的角度对汇率制度的选择进行了论述，并提出在目前的国际信用本位制体系下，各国实行浮动汇率制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成本收益决定论则认为，一个开放经济国家选择何种汇率制度取决于该国实行这一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利益与所付成本之间的比较。

以上所述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基本上架构了汇率制度选择的理[

论体系，成为指导各国安排汇率制度的理论依据。但这一体系并非完美无缺。事实上，任何一种理论在解释各国汇率制度的实践中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特别是对于解释当前世界经济中频繁出现的货币危机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这些理论从各自的角度分析是正确的，但在分析中往往都忽视了汇率制度选择中几个关键的、本质的要素，因而无法从一个整体的框架中阐述汇率制度的选择。本文试图对这些理论加以补充和拓展，以期对汇率制度选择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一）以实现内外均衡为根本目标的制度选择

作为国际金融学的核心部分，汇率理论脱离不开国际金融的基本框架。国际金融学的产生与发展是以不同条件下的内外均衡的实现问题为主要线索的，因此，汇率理论以及在此之下的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不可避免地要为实现不同条件下的内外均衡而服务。特别是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浮动汇率与巨额资本流动成为开放经济面临的新条件的形势下，对内外均衡实现的分析已经渗透到了汇率理论中。所谓内部均衡，一般的理解是指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与价格稳定；外部均衡是指国际收支平衡。

“丁伯根法则”指出，要实现几种独立的政策目标，至少需要相互独立的几种有效的政策工具。以此为依据，要想实现内外均衡的目标，至少需要两种以上的政策工具，即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为主的支出增减政策和以汇率政策为主的支出转换政策同时运用。由此可以看出，汇率本身带有极强的政策取向性，汇率制度的选择应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要求。

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将汇率的稳定作为政策目标之一，不仅无法利用汇率政策来实现内外均衡的调节，而且还易受到外部经济的冲击，特别是在国际资本流动特别巨大的今天，固定汇率制实际上为投机者提供了一个只赚不赔的好的投机机会，因此，除非实行资本管制，否则，固定汇率制将成为一国遭受经济冲击的潜在诱因。相比之下，浮动汇率制似乎更有优势。由于汇率的自由波动，一国政府不仅可以减少一个政策目标（汇率稳定），同时还增加了一个政策工具（汇率政策工具），这样，政府在实现内外均衡的经济目标时，可以更加从容。尽管如此，由于浮动汇率制以及以浮动为特征的汇率安排有多种，包括完全浮动、有管理的浮动、爬行的带状汇率制以及爬行钉住制等，各种汇率安排之间不尽相同，实现内外均衡目标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其中，完全浮动汇率制将汇奉作为内生的自由变量，一国金融当局对外汇市场不加干预，完全听任外汇汇率随市场供求状况的变化而自由涨跌。这种汇率运行机制跳出了汇率稳定的目标，汇率波动以市场为基础，自发调节来实现外部均衡。但是，汇率的自动调节机制由于以下两点原因而变得不太完美：一是现实中由预期导致的“因市定价”（pricingtomarket）的存在，使得汇率波动对贸易收支和国内价格水平的影响不大。克鲁格曼（P.Krugman，1989）通过“沉淀成本模型”（sustainabilityofexchangerate）对此现象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厂商存在完全静态预期时，每一个厂商都会有一个类似于汇率波动的“无变动范围”（rangeofnochange），汇率变动只要不超过这个范围，厂商就会维持现状而不调整产品价格；即使厂商不存在完全静态预期，即不认为未来与现在一模一样，厂商会根据对未来的预期汇率来制定计划：如果厂商认为目前有利的汇率是暂时的，他们不会立即进入该市场；如果厂商认为目前汇率不利是暂时的，他们也不会立即退出该市场，即厂商对汇率的反应受到回归预期的限制。除了预期的影响外，第二个原因——汇率变动的不稳定性也加剧了贸易的惰性，从而影响到汇率的自动调节机制。现实中，汇率的波动幅度很大，这种剧烈而频繁的波动使厂商采取一种“观望”态度：他们既不愿轻易进入一个市场，也不愿轻易退出一个市场。造成汇率不稳定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汇率的超调（overshooting）。多恩布什（Dornbusch，1976）提出的超调模型，认为商品市场与资产市场价格的调整速度是不同的，商品市场上价格水平短期内具有粘性的特点，使得短期内汇率的变动大于长期水平。二是预期推动。汇率决定的资产市场分析法认为，影响本币存款预期回报率和外币存款预期回报率的因素有很多，如价格水平、通胀率、进出口需求、货币供给的预期以及关税和限额等，这些因素中任一预期发生变动都将直接影响到本外币存款的预期回报率，从而对汇率发生影响。另外，噪声模型在解释汇率剧烈波动时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该模型指出噪声交易者的存在干扰了市场的稳定预期和理，从根本上造成了市场的不稳定。

完全的固定汇率制与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在解决内外均衡方面都存在不少缺陷，相比之下，中间汇率制度似乎更为有效。然而，关于中间汇率制度的争论却最多，特别是近年来，由于采取中间汇率制的国家在对付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时普遍表现不佳，更引起了人们对这一类汇率安排的怀疑。王学武（2000）认为，在资本项目开放后，实行中间汇率制度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中间汇率制度集中了固定与浮动制度两者的缺陷。当然，中间汇率制度同时也具备了固定与浮动汇率制度的各自优点。威廉姆森（1983）建议，在固定与浮动汇率之间采取一种折衷的办法，主张采取“汇率目标区制度”。克鲁格曼（1989）在对浮动汇率制度的运行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后，主张国际货币体系“最终回归一种可以相机调整，多少比较固定的汇率体制”。易纲（2000）也认为在资本账户没有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有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现实中不少实行中间汇率制的国家成功避免外部冲击的例子，也给我们提供了实证依据。而且，由于人们对中间汇率制度的研究仍很不足，理论上尚未证明实行中间汇率制度必不可行的结论，因此中间汇率制仍是一国汇率制度选择的重要依据，关于中间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孰优孰劣的争论仍将继续下去。

（二）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产权因素

经济结构决定论认为，一国选择哪种汇率制度，应从该国的经济结构特征去考虑。海勒（1978）认为，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与以下结构因素有关：国家整体规模、经济开放程度、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通货膨胀率、贸易格局。波尔森（Poirson，2001）以1990—1998年间93个国家为样本，提出了衡量汇率制度灵活性的指标体系，并指出，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有：通货膨胀率、外汇储备水平、生产和产品多样化、贸易冲击脆弱性、政治稳定性、经济规模或GDP大小、资本流动、失业率或通胀诱因以及外币定值债务等。史晋川和沈国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汇率制度选择的多变量标准，并将这些标准按其与汇率制度灵活性指标的相关性进行分类，指出应以相关性为正的指标选择汇率制度。

经济结构决定论试图从一国经济的内在因素上分析问题，立论的基础雄厚有力；从论证过程和论证方法上看，也做到了严谨、详尽。但是，这一派学者在论述时仅仅将视角集中在一国的经济结构因素上，而忽视了经济以外的其他重要的结构因素，特别是产权结构以及比产权内涵更广的制度因素。从产权的本质来讲，一项制度安排的均衡实际上就是各相关利益集团利益格局的均衡。制度的选择也就是具有不同产权利益的产权主体，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制度。这样，即使有一种制度安排能降低社会成本，增加社会福利，但如果可能给既得利益集团造成巨大的利益损失，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可能起来反对新制度，并将新制度的创新扼杀在摇篮里。汇率制度的选择同样遵守此项原则。T·W·舒尔茨（T[

汇率制度论文篇2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放弃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为何我国选择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特点是什么?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有何作用?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选择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理论依据

汇率制度选择理论指出，在固定汇率制度、自由资本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之间存在三难选择。①如要想选择独立货币政策和固定汇率制度的政策组合就必须放弃资本自由流动，实行资本管制。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前选择的一种政策组合，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背景下，我国再选择这种政策组合已不合时宜。要想选择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政策组合就必须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20世纪90年生的一系列货币金融危机说明，这种政策组合的危害决非货币政策无效这样一个温和的负面影响，固定汇率制度在开放的资本账户下往往伴随着货币冲击和货币危机，从而给经济带来巨大的动荡，使经济时时处于不稳定的威胁之中，从长期来看，我国也不宜选择这种政策组合。要想选择独立货币政策和自由资本流动的政策组合就必须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这是我国应当选择的一种政策组合。这种政策组合符合我国的实际，我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必然是我国的现实选择；另外，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国开放资本账户，实现资本自由流动也是大势所趋。据此，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长期目标应是浮动汇率制度。

但从国际金融经验来看，汇率急剧变动和不稳定往往伴随着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和微观经济主体的不完善。②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尚欠成熟和完善，人们对金融避险工具的认识还需要有一个过程，金融监管也比较薄弱。正处于改革过程中的国有企业仍面临着诸多困难，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还缺乏防范汇率风险的意识。可见，目前我国尚不具备实施浮动汇率制度所需要的条件和环境，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可能会导致人民币汇率频繁波动，不仅无助于金融部门和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发展，而且还将大大增加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成本。为此，我国采取了较为缓和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另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美元的相对稳定性，美元确实在世界范围内起到了各国货币标尺的作用。但是近些年来，美元的稳定性逐渐减弱，同时欧元正在成为一种新的代表性国际货币。因此，我国政府根据整个国际经济形势和美元地位的变化，放弃了钉住美元汇率制度，选择采用了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这可以削弱长期以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过度影响，更好地保持人民币有效汇率的相对稳定性。

二、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特点

从汇率形成机制来看，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不同于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和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

在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外汇市场上美元对人民币供求变化并不影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外汇市场上美元的供给大于需求，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会下跌，人民银行就会买进美元卖出人民币，从而使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保持不变。反之，人民银行会卖出美元买入人民币，以使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另外，在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变化也不影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的汇率是由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和美元对非美元货币的汇率套算而得。如果美元对非美元货币升值，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仍会维持不变，而对非美元货币会升值；反之，如果美元对非美元货币贬值，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同样会维持不变，而对非美元货币会贬值。

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是使人民币相对于几种货币(或一篮子货币)的加权平均汇率保持不变的一种汇率制度。为更好地理解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内涵，我们假设人民币货币篮中只有美元和英镑两种货币，W＄。为货币篮中美元的数量，W￡为货币篮中英镑的数量，ER/＄和ER/￡分别表示人民币对美元和英镑的汇率，人民币与美元和英镑的加权平均汇率为ER，则：

ER＝W＄·ER/＄＋W￡·ER/￡

(1)

其中，ER是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的价格。所谓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是指保持ER不变，即ER为常数E③。

从公式(1)可以看出，与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不同，在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尽管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同外汇市场上美元对人民币的供求关系同样无关，但篮子中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变动，不仅会引起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波动，而且会引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例如，在上述以美元和英镑构成的虚拟货币篮中，由于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的价格钉住不变，因此，当美元对英镑升值时，人民币对英镑汇率会升值，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则会贬值；当美元对英镑贬值时，人民币对英镑汇率会贬值，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则会升值。可见，在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升值或贬值的可能性皆有。

与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相比，在人

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仅受货币篮中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变动的影响，而且与外汇市场上美元对人民币的供求有关。例如，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下，当美元对其他货币升值时，人民币对美元应该贬值。但在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考虑到外汇市场上存在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压力，人民银行可能不是根据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要求，通过干预外汇市场，使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相反，人民银行可能不干预外汇市场或仅进行小幅度的干预，而听任人民币在市场供求作用下升值。“参考”意味着人民银行有了决定汇率水平的较大灵活性

三、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作用

(一)有助于稳定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

对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产生影响的是实际有效汇率。人民币钉住单一美元汇率制度，尽管可以稳定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名义汇率，但在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发生较大波动时，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不变，因此，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波动完全由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波动吸收，从而可能会导致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大幅波动，进而引起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较大不稳定。因此，在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对美元双边名义汇率的稳定，不仅不能稳定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反而可能会造成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更大不稳定。

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汇率制度，因为人民币对货币篮中任何一种货币双边汇率的变动，经过权数(小于1)化后传导给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的影响大大缩小了。例如，在上述以美元和英镑构成的虚拟货币篮中，如果美元在货币篮中的权重是50％，那么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变动10％，只对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影响5％。此外，由于货币篮中各种货币的双边汇率的变动，向上的变动与向下的变动对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的影响可能会相互抵消，从而使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相对稳定。可见，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可以有效克服钉住单一美元的弊端，保持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相对稳定性。

与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由于允许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浮动，进而引起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会有适度波动。但与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相比，正是由于在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限定了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的浮动范围，从而使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波幅会较小。由于实际有效汇率是名义有效汇率扣除物价因素后的有效汇率，因此，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保持相对稳定亦有助于稳定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可见，与人民币钉住单一美元?[率制度相比，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有助于稳定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从而有助于促进我国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健康发展。

(二)可以有效配置资源

微观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就是均衡价格是对供需双方最有利的价格。尽管单纯从供应方看价格愈高愈好，单纯从需求方看价格越低越好；但是从整个经济来看，一定是供需均衡的价格最好，因为它能最优配置资源。人民币汇率也是一种价格，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也是均衡汇率最佳。人民币汇率低估或高估(相对于均衡汇率)都不利于我国经济及世界经济的发展。

一般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相对于均衡汇率)会促进出口，但人民币汇率低估也会提高进口成本，从而不利于进口。我国经济的发展需要进口大量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估，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人民币汇率低估尽管有助于出口，但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估，可能会扭曲价格机制，使人民币汇率丧失在资源配中的积极作用，造成资源浪费。另外，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估，会减少贸易伙伴国的市场占有份额，引起贸易伙伴国的报复，这不仅会抵消人民币汇率低估的积极效应，而且还会损害国际协调机制的建立，从而可能会对我国经济及世界经济带来新的问题。

同样，人民币汇率高估对贸易双方国家也都是不利的。首先，人民币汇率高估会抑制出口。其次，人民币汇率高估尽管有助于降低进口成本，促进进口，但人民币汇率长期高估也会扭曲价格机制，从而降低外汇资源的使用效率，造成外汇资源的浪费。另外，如果我国出口产品是贸易伙伴国消费者欢迎的商品，那么人民币汇率高估也会损害贸易伙伴国消费者的利益。如果人民币汇率长期过度高估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需求大幅下降，那么贸易伙伴国对我国的出口不仅不会增加，反而会下降。

可见，人民币汇率是把双刃剑，人民币汇率低估或高估对我国和贸易伙伴国经济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人民币均衡汇率也是一个双赢的汇率，对我国和贸易伙伴国经济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三)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实行钉住单一货币汇率制度，则本国货币政策将依附于钉住货币国的货币政策。当钉住货币国提高利率时，本国中央银行就必须提高利率，否则就会产生套利，资金就会外流，本币就会贬值，为维持钉住汇率制度央行就需要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即抛出外币，回购本币，这会减少货币供应量，最终会导致本国利率上升；反之，当钉住货币国降低利率时，本国中央银行也必须降低利率，否则投机资金就会大量流入境内，冲击国内金融市场，本币升值的压力就会增大，为维持钉住汇率制度央行就需要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即抛出本币，购买外币，这会增加货币供应量，最终会导致本国利率下降。同样，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我国继续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那么当美国调整货币政策时，我国货币政策也必须作出一致的调整，否则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将难以为继。

在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人民币汇率是一种加权平均汇率，它具有较好的稳定性。与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即使我国货币政策与美国货币政策出现了偏离，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仍会保持相对稳定，从而减轻了人民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负担，增强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由于允许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浮动，从而使我国货币政策获得了较大的独立性。

(四)会增加市场预期的不确定性

汇率制度论文篇3

一、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争论

阿利伯（Aliber，2000）将有关汇率制度选择的主要问题归纳为：“固定还是不固定”和“实行还是不实行最优通货区”。对这两个问题的最古典的回答是始于19世纪的工业革命时期，由于实行的金本位制，那时的答案就是将货币固定于黄金，这是一种内生的固定汇率制度。凯恩斯（Keynes1923）将“内部稳定”（一个稳定的价格水平）和“外部稳定”（一个稳定的汇率和国际收支的平衡）严格的区分开来。在国内价格名义刚性的情况下，Keynes更倾向于保持国内稳定，从而也就提倡浮动汇率制度。但在那个时代，许多的经济学家都是浮动汇率制的怀疑论者。最有名的是Nurkse（1944），他认为1922年到1926年法国法郎的经历证明在浮动汇率制下，投机在总体上是非稳定性的。随着196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世界经济选择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其它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的过程中，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出现了，这两种观点也成为以后分析汇率制度的理论基础。以弗里德曼（Friedman，1953）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提出浮动汇率在吸收外部冲击方面可能的优点，因此极力主张浮动汇率制；而以蒙代尔·Mundell，1991）为首的另一批经济学家反驳了这一观点，他们指出，根据经济条件的不同，一些经济体维持固定汇率可能会更好。众所周知的“最优通货区理论”（Optimalcurrencyareastheo-ry）是他们的主要观点。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除了欧洲货币体系（EMS）之外，大多数的工业化国家选择了浮动汇率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逐渐从固定汇率体系转向浮动汇率体系，而这种转变通常是在经历了货币危机之后。因此这一时期有关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是与货币危机理论结合在一起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克鲁格曼（Krugman，1979）的第一代与Obsfeld（1994）的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克鲁格曼研究了固定汇率制下国际收支危机的模型，认为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和固定汇率制不相容的货币、财政政策。他指出国内信贷超过货币需求的过度增长，将导致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的损失，而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是有限的，在投机的冲击下，固定汇率制最终将崩溃。而Obsfeld的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则强调危机的出现与基本经济因素无关，而是由预期因素导致的，危机本身导致政策变动，促使危机自动实现。这两种理论分析了货币危机产生的两种不同原因，前一理论强调的是货币危机的政策根源，而后一理论关注的则是固定汇率制这一制度本身的某些缺陷，而现实中的货币危机常常是这两者的结合，即不合理的经济政策与存在某种缺点的汇率制度相结合，是导致货币危机发生的不可分割的两方面原因。

从1990年开始，世界上许多国家开始转向实行资本自由流动，而根据以上的货币危机理论的分析，固定汇率制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其维持成本是相当高的，因此有经济学家提出“固定汇率已死”（Themirageoffixedexchangerateregime）的假设（Obsffeld&Ro—goff，1995），因此他们建议一国应该开始转向更灵活的汇率制度，但另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实际情况却与此相反，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固定钉住制的崩溃，许多国家并没有转向浮动汇率，而是采取了相反的道路，比如欧洲大多数国家选择了货币联盟，而另一些国家（如厄瓜多尔）则选择了单边美元化。而在一些声称允许其货币自由浮动的国家，实际上却在外汇市场上积极的干预汇率，以将汇率维持在对某一货币的一个狭小的幅度内，这反映了这些国家对大规模的汇率波动存在一种长期的害怕。这就是所谓的“害怕浮动论”（Fearoffloatinghypothesis），它是由Calvo和Reinhart（2000）提出的。“害怕浮动”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些国家，贬值有紧缩效应，而这同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长期缺乏公信力（Credibility）有关。害怕浮动论因此主张，由于新兴经济体有结构性的不适于浮动的理由，故这些国家应该实行完全美元化。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发生了一系列的货币危机，比如1994年的墨西哥、1997年的东南亚、1998年的俄罗斯和1999年的巴西以及2000年的阿根廷。在这一背景下，国际学术界开始从可持续性和危机预防角度，重新研究国际资本高度流动条件下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汇率制度选择问题。例如Summers（2000）指出以上这些危机的根源是严重的银行和金融部门的脆弱性，以及短期资本的流入。日益增长的资本流动性，使政府对汇率的承诺变得十分脆弱。也就是说，由于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软”的钉住汇率制变得不可行。Summers其实是在用“不可能三角理论”（Theimpossibletrinity）来解释中间汇率制的不可维持性。这一理论认为：开放经济不可能同时拥有资本自由流动、独立的货币政策和固定汇率，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严格的钉住制和浮动汇率制是最适合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汇率制度选择。从这一理论中导出的结论就是有关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中的“两极论”（Bipolarview）。这一理论首先由Eichengreen（1994，1998）指出，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唯一可能持久的汇率制度是自由浮动制或具有非常强硬的承诺机制的固定汇率制（如货币联盟和货币局制），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所有中间汇率制度（Intermediatere—gimes），包括“软”的钉住汇率制度如可调节的钉住、爬行钉住、目标汇率制以及管理浮动制，都正在或应该消失。因此，未来的汇率制度只剩下完全自由浮动汇率制和“硬”的钉住汇率制这两极。由于中间制度消失，形成所谓“空缺的中部”（Thehollowmiddle）。因而这一理论又被称为“中间制度消失论”（Thehypothesisofthevanishingintermediateregime）或“中空汇率制度理论”（Hollowingouttheoryofexchangerateregime）。

金融危机中钉住汇率制度的崩溃，使一国面临退出现行汇率制度，选择采用另一种与本国经济更适合的汇率制度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就形成了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中的“退出战略”（ExitStrategies）理论。关于“退出战略”的研究，首先要考察的是退出的[来

动机。一国退出钉住汇率制的动机主要是基于成本和收益的考虑。钉住汇率制的收益是引入汇率名义锚效应，对一国反通货膨胀政策的效果十分明显；但其成本是缺乏调节弹性，久而久之其维持成本会相当高，最终一国将不得不退出固定汇率制。研究表明，最佳的退出战略，是在估计出钉住汇率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时间点上退出（Edwards，2000）。另外，对于经历高通货膨胀的国家，在实行钉住汇率制后不久，便应考虑采用较有弹性的制度（Dombusch，1997；Tomell和Vevlasco，1998）；其次，“退出战略”还研究了退出的时机与退出的步骤问题。在退出的时机选择上，一国应该选择外汇市场相对平静的时期，或是其货币趋于升值时，特别是当有大量资本内流时。就退出的步骤而言，如果退出发生在外汇市场平静和汇率升值时，可采取缓慢的步骤，逐渐推进到新的较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如在危机情况下被迫退出的话，则应该迅速采取行动，同时还需要采取一些搭配政策，如紧缩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及执行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政策，来防止“过度贬值”和轮番贬值。最后，“退出战略”还研究了退向何处的问题。一般而言，对大部分的新兴经济体来说，弹性较大的汇率制度是有利的，但具体来说，一国从钉住汇率制退出来以后要采取何种汇率制度，应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定（Eichengreen和Masson，1998）。

从以上的理论回顾可以看，对于汇率制度的讨论以及相应的政策观点都是随着时间演进的，它们很少独立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特征之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资本市场相对封闭的条件下，外部冲击相对也是无关紧要的，而且许多国家都在与通货膨胀作斗争，因此这个年代的经济学家集中于研究汇率制度作为稳定工具的作用。而进入九十年代后，资本流动性的加强使理论文献所强调的问题也相应改变，讨论主要集中于不同的汇率制度在吸收外部冲击或预防风险方面的作用。但争论的结果是没有一致意见的。

二、汇率制度的分类及其发展趋势

对于汇率制度选择的问题在理论上是没有一致意见的，现实经济中汇率制度的复杂多变性也与理论分析相符。整个二十世纪就几乎将所有的汇率制度都演绎了一遍。从1914年前的古典黄金本位制开始，接下来是一战后的短暂的自由浮动制时期。然后就又恢复了金本位制（称之为金汇兑本位制），这一制度在1930年初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中崩溃，随之诞生的货币集团并存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在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全球建立起了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1970年初。在这之后，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一个多种汇率制度并存的混合汇率制度时期，我们也将其称为牙买加体系时期。二十世纪国际汇率制度的演进可以用下表来描绘。

汇率制度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汇率制度发生了出入意料的变化，这更让人们在面对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时感到迷惑，到底哪种汇率制度是最好的？汇率制度的长期发展趋势是什么？下面我们根据现在流行的几种汇率制度的分类方法来考察一下汇率制度的发展趋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它的《汇率安排和汇率管制》和《国际金融统计》（IFS）中是根据成员国报告的汇率制度对汇率进行分类的。这些汇率安排的分类（2001年3月31日上）可以归纳为8种汇率制度：1.无独立法定货币的汇率安排。（39个国家），2.货币局制，度（8个国家），3.盯住一国货币或一篮子货币（44个国家），4.水平带内钉住制（6个国家，5.爬行钉住（4个国家）；6.爬行带内浮动（5个国家）；7.不事先公布干预方式的管理浮动制（33个国家）；8.单独浮动（47个国家）。（资科来源：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In-tem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2001，pp·124—125）。

Fischer（2001）将以上的汇率安排归纳为三组：“硬”的钉住制（包括1和2，共有47个成员），中间汇率制度（包括3—6，有59个成员），和浮动汇率制度（包括7和8，有78个成员）。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到2001年3月底，世界上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经济体，这其中大多是发展中经济，实行的是中间汇率制度。Fischer指出在过去的十年中，随着“硬”的钉住制和浮动汇率制在比例上超过“软”钉住制，中间汇率制度正在逐步消失（见图1，在1991年实行硬钉住制的国家有25个，占16％，而到1999年则上升到45个国家，占24％；同样，在1991年，实行中间汇率制的国家有98个，比例为62％，而到1999年数目下降到63个国家，比例为34％；实行浮动汇率的国家数量在1991年为36个，比例为23％，到1999年的数量则为77国，占42％）。他预期“两极论”将适用于新兴市场经济。而在硬钉住制与浮动汇率制之间的选择则根据经济体的特征，特别是他们的通货膨胀历史而定。硬的钉住制对于有长期的货币不稳定历史的经济体或者对在资本与经常帐户交易几乎与其它经济体实现了一体化的经济体适用。Summers（2000）的研究也发现最近的货币危机的根源不是财政赤字和经常帐户危机，而是银行和金融部门严重的脆弱性和短期资本的流入。他指出在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的表现是非常糟糕的，他认为选择正确的汇率制度就意味着“从可调整的钉住汇率这样的中间汇率向两极汇率制度（浮动和固定汇率制），如果必要的话可通过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来支持”。

但也有人反对以上的“两极论”观点，因为两极论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分类标准来进行研究的，但是基金组织的分类方法，特别是1998年以前的分类方法，可能只简单的反映了成员国汇报的法定汇率制度。然而，基于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变量实际运行的事实上的汇率制度可能更准确。一些经济学家就是根据事实上的汇率制度研究来反对“两极论”的。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2000，2001）根据汇率波动率（以一年中名义汇率平均每月的绝对变动百分比计算）、汇率变动的标准差（以汇率每月变动率的标准差计算）、以及外汇储备的波动率（以国际储备相对前一月的货币基础的每月平均变动率计算）这三个宏观经济变量，将经济中的汇率制度分为四类：浮动汇率制、中间汇率制、固定汇率制和其他汇率制。这一分类方法又称为LYS分类方法。按照他们的分析，归为“中间汇率制度”的经济体的数量仍然超过所有经济体的四分之一。Masson（2001）还指出中间汇率制度还将继续构成实际汇率制度一个可观的部分。另外，Frankel（1999）也强调，两极汇率并不是对所有国家普遍适用的，它只在一定时间内对某些国家适用。

三、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

在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上，理论界是没有一致意见的，而研究汇率制度理论就是为了给现实经济选择汇率制度提供指导。汇率制度对现实经济有没有影响？是不是不同的汇率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都是一样的？有没有一种汇率制度的表现要好于其它的制度？这些就是汇率制度和经济绩效所要研究的问题。关于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关系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文献。传统的研究集中于关注汇率制度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这两项指标，提出了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替代关系，即固定汇率制可以有较好的通货膨胀率，但是以较低的经济增长率为代价的。而新近的研究则在两个方面做出了进展。首先是根据各国事实上汇率制度，而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记录的法定制度来进行相关研究。第二是将研究领域扩展到了汇率制度与金融体系的关系上（张志超，2002）。下面我们从汇率制度与汇率的表现、汇率制度与价格（通货膨胀）的表现、汇率制度与真实经济变量的表现以及汇率制度与银行危机的关系等方面来分析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的关系。

首先我们考察不同汇率制度下的汇率的表现。研究这一关系的最好时期是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间，因为这一时期有三种主要的汇率制度：1919-1925年的自由浮动制，1926—1931年的金汇兑本位制下的固定汇率制和1931—1939年的货币集团间的管理浮动制。正如所料的，这时期第一阶段的汇率波动是最剧烈的，以标准差计算，欧洲十国和美国在1920年的自由浮动汇率制下的名义汇率波动率是1930年的管理浮动汇率制下的四倍（Eichengreen1998）。而且1920年的前半叶的汇率波动比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1970年的汇率波动还要大（DeGmuwe，JanssensandLeliaert1985）。事实上，这一阶段的汇率是整个二十世纪中波动最大，也是汇率偏离购买力平价最远的时期。除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段时期之外，汇率（名义和实际上的）最稳定的时期是金本位时期，其次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而且这两个时期也是汇率变动的离差率最小的时期。

其次，就不同汇率制度下的价格表现而言，固定汇率制下的表现最好。古典的金本位制，虽然也有短期或中期的价格变动，但它的通货膨胀率是所有汇率制度中最低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通货膨胀虽然经常有但没有趋势性，而且平均来说，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要大大低于1973年之后的有管理浮动时期。另外，在古典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通货膨胀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多变的汇率制度时期以及1973年之后的混合汇率制度时期相比，有一个更明显的收敛趋势（Bordo和Schwartz，1996）；Ghosh等人（1997，1998，2000）的研究也发现，实行钉住汇率制的国家，通货膨胀率要低得多，其波动性也较小；实行货币局制度的国家，其通货膨胀表现要优于实行“软”钉住汇率制的国家。这说明，固定汇率制，特别是比较“硬”的钉住汇率制度对于反通货膨胀是有积极成效的。

虽然汇率和价格表现在固定汇率制下比浮动汇率制下要好，但就真实经济变量而言这种地位就不是那么明显了。特别是在金本位制下，其真实人均经济增长率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低，而且增长率的波动也很大。这就是，纯粹的金本位制虽然对汇率和价格的稳定有利，但却是以经济增长和就业为代价的。毫无疑问，这也是许多国家不愿意维持金本位制的原因（Nugent，1973）。而相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汇率制度下最高的收入增长率和就业率（BordoandJonung，1996）。虽然在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在世界许多地方的经济增长率开始放慢，但没有证据证明真实经济变量的变动（除了汇率的变动）与汇率制度系统相关。Baxter和Stockman（1989）对49个样本国家的研究发现，汇率制度的选择（浮动，钉住，合作）在解释1973年之前和1973年之后的经济变量的差异性方面没有什么显著性。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2000，2001）利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1974—1999年）154个国家的数据建立了LYS数据库，并根据事实的分类法，而不是IMF所提供的法定分类法来研究汇率制度对通货膨胀、名义货币增长、实际利率和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而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实行“长期”钉住制度（即连续五年或更长时间的钉住汇率制）比浮动汇率制有更低的通货膨胀率，但是以更低的经济增长为代价的。在“硬”钉住制（即货币局制或无独立货币的国家）下也存在这种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替代关系。但它的经济增长表现与传统的钉住制并没有明显差别。而相反，“短期”钉住制（少于五年的钉住汇率制）明显要比浮动汇率差，因为它的经济增长要慢于浮动汇率制，而在通货膨胀指标上却又没有任何优势。综合以上研究，我们似乎可以说，在长期中，实际经济绩效可能并不与汇率制度系统相关。

汇率制度论文篇4

我国于1994年和2005年先后对人民币汇率体制进行了两次重大的调整。本文将主要通过考查汇率政策目标是否实现及其实现程度来比较最近两次汇率制度改革的绩效。

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近期目标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通过逐步放开对资本项目的严格管制，实现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在一定的条件下允许汇率波动，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最终实行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浮动汇率制度，从而使汇率制度形成机制更加灵活，更具市场化。下文将选取汇率波动程度对出口贸易影响作为检验汇率制度灵活性的指标，实证比较两次汇率制度下出口贸易对汇率波动反应的灵敏度，从而判断汇率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否实现。

汇率波动程度影响出口贸易的文献回顾

关于汇率波动程度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的文献较多，研究方法不一：一类研究用时间序列数据，将一国的总出口额对加权的汇率波动程度及其它影响出口的变量进行回归，另一类是使用一国同主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的面板数据，构造一个贸易引力模型，研究汇率波动程度对双边贸易的影响。这里汇率的波动程度是指汇率波动的区间大小，反映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汇率的选择为名义汇率或实际有效汇率。比较而言，名义汇率有时不能恰当反映两种货币的真实价值，而双边实际汇率只涉及到两个国家，指一国与另一个国家间的外部实际汇率，是一对一的关系，能较好地排除其它经济变量的影响。

以上不同方法的实证结果共分以下几类：其一，实证结果为显著负相关：Sauer和Bohara（2001）的研究结果表明，汇率波动程度对发展中国家出口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对拉丁美洲与非洲国家。我国的研究者陈平、熊欣（2002）利用1990和1994两年度我国对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的双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也发现了汇率波动程度对出口显著的负相关性，支持汇率波动不利于出口的理论，认为在中长期，人民币仍然需要实行管理浮动，维持币值的相对稳定，并对放弃盯住美元的浮动汇率政策表示担忧。

其二，实证结果为显著正相关：YingQian和Panos.Varangis（1994）研究发现，汇率波动程度对瑞典、英国、荷兰的出口影响具有正面作用。Eleanor.Doyle（2001）考察了汇率波动程度如何影响爱尔兰对其重要贸易伙伴英国的出口，他们在分析汇率波动程度影响时，采用了GARCH模型、协整与误差修正理论。

其三，弱显著性方面，Sauer和Bohara（2001）的研究结果表明，汇率波动程度对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或者工业化国家来说影响很小或不存在。余珊萍（2005）通过对我国和十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考察汇率波动对我国双边贸易的影响程序，发现2000至2003年名义汇率波动总体上对我国出口影响并不明显，我国汇率制度改革是有调整空间的，建议实行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政策。

由此可见，在研究汇率波动程度对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中，总体分析结果是“混合的”，结果很难统一。部分原因在于不同实证分析过程中存在分析模型的差异、样本时间的差异和样本国家的差异，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多数研究者忽视了不同样本中汇率制度的不同或变化。

研究假设与模型设计

本文将采用第二种研究方法，利用我国同主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的面板数据，构造一个贸易引力模型，研究双边名义汇率波动程度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一）研究假设

据我国汇率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本文提出假设H0：汇率波动程度与出口贸易不相关。此期间对应的汇率制度灵活性差，汇率波动的区间较小。H1：汇率波动程度与出口贸易显著相关。此期间汇率制度的灵活性强，汇率波动的区间加大，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更加市场化。如果是正相关就说明汇率波动程度对出口影响具有正面作用，如果是负相关就说明汇率波动将加大出口贸易市场风险和机遇。

（二）变量选择和模型设计

在此引用的变量有我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额EXit、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Ct、主要贸易伙伴国内生产总值GDPit、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地理距离DISTi、人民币对主要贸易伙伴双边汇率波动程度EVit等变量，构建贸易引力模型方程如下：

lnEXit=β1+β2lnGDPCt+β3lnGDPit+β4lnDISTi+β5EVit+ui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拟选取1995-2004、2005-2007年两个样本区间进行对比分析，相关分析对象为我国的20个主要贸易伙伴（由于相关数据收集困难，未包括俄罗斯）。我国年度分国别和地区出口值来源于每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自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地理距离由北京同各国首都的垂直距离为例。我国与各国双边月度名义汇率来源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网站数据，据各国汇率对美元汇率换算得到双边汇率（直接标价法），汇率的波动程度由月度名义汇率方差根表示。2002年后我国同欧元区成员国（德国、意大利、法国、丹麦、西班牙和荷兰等）的双边汇率的波动程度同为人民币对欧元的汇率波动程度。

统计结果与分析

利用样本一1995-2004年期间200组数据估计得出以下回归模型估计式：

=7.131958+1.489758lnGDPCt+0.643902lnGDPit-1.010912lnDISTi-0.708374EVit

上式中汇率波动程度EVit的系数p值为0.2885，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它系数均在5%的水平下显著。结果证明了贸易双方的国内生产总值，地理距离对双边贸易的显著影响，同时该期的汇率波动程度性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是负面的但不显著。引入EVit的1期和2期滞后值，仍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加上可决系数R2=0.59697较小，故可认为实证结果支持H0，即此期间对应的汇率制度灵活性差。

再利用样本二2005-2007年60组数据估计的回归模型估计式为：

=2.185757lnGDPCt+0.519325lnGDPit-0.625594lnDISTi-58.92514EVit

R2=0.612766

上式中各系数都在5%的水平下显著，可决系数R2=0.612766，因此该期的汇率波动程度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是负面的且显著的，对应的系数值为-58.92514。实证结果支持H1，即此期间对应的汇率制度灵活性强。

结论

总之，1994-2005年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期间，汇率制度的灵活性较弱。原因在于：人民币汇率由于1997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我国政府许诺人民币不贬值，保持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处于稳定的状态，从而在事实上与当初“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产生了某种偏离，成为“事实上的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IMF1999）。

汇率制度论文篇5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认为，在固定汇率制度、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之间存在三难选择，一国政府只能选择放弃其一，不可三者兼得。据此，在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一国政府要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必须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根据蒙代尔“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trinity)理论，中国要想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就必须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在中国资本项目逐步开放的条件下，中国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应实行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现行汇率制度下中国货币政策运用仍然存在诸多负面效应，说明人民币钉住汇率制度不具有可持续性，要发挥货币政策对实现内部均衡的积极作用，就应坚持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

1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背景——人民币的升值

1.1人民币升值的内部压力

人民币升值的内部压力来自于我国持续增长的对外贸易，尤其是对美贸易的顺差。07年1-11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19690.9亿美元，进出口规模接近2万亿美元，增速比前10个月提高了0.1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1036.1亿美元，增长26.1%，比前10个月放慢了0.4个百分点；进口8654.8亿美元，增长20.5%，比前10个月加快了0.6个百分点。1-11月累计贸易顺差为2381.3亿美元，增长52.2%，比前10个月的贸易顺差增幅减缓6.8个百分点。其中对美实现贸易顺差1186.2亿美元。占贸易总顺差的49.8%。众所周知，人民币的价值包括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对内价值泛是指货币的购买力；对外价值是指用另一国货币来表示本国货币的价值，即汇率。汇率之所以存在，是国与国之间要进行贸易，而这种贸易，既包括买卖商品，又包括买卖生产要素，如土地、厂房、证券等。所以，汇率是由国与国之间的商品和投资流动决定的。

1.2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

给人民币升值施加更大压力的是美国。2002年2月以后，美日两国政府官员不断利用各种机会宣称要求人民币升值。美方要求人民币升值主要是出于两个目的：第一，由于美国国内经济的自身问题，造成了失业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向中国施压有助于缓解美政府和国会承受的国内压力；第二，出于经济上的“中国”考虑，人民币升值有助于遏制中国经济上的迅速壮大。美国出于自身的政治利益，想当然地认为人民币升值能够减少赤字、缓解美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

此外，提出人民币升值要求的是日本。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萧条期，但由于日本的对外出口仍旧不断增加，大量的经常收支赤字造成日元持续升值。大量日本企业意识到把工厂的流水线留在日本国内将失去国际竞争力，于是乎就出现了大批日本企业把工厂搬到中国和东南亚，这就是日本人说的“产业空洞化”。另外，日本制造业高度发达，然而其劳务成本居世界最高，从理论上来说，要想维护其制造业的对外出口竞争力，日本政府只有两个办法：其一，大幅度降低日本国内的工资水平；其二，日元大幅度贬值。这两个办法看来都不可行。首先，大幅度降低工资会使得经济陷入极其萧条的状态，房地产、金融资产的价格暴跌，购买了住宅的居民无法按期归还银行贷款，使得银行出现大量坏账，这是日本经济、社会所不能承受的。其次，让日元大幅度贬值，意味着美元的相对升值，这一点并不是日本单方面能够调控的，需要得到美国的同意，而美国不会轻易让日元贬值而美元升值。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人民币升值从现象上看似乎就成了挽救日本经济的一剂良药。

2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目标

在选择采用某类汇率制度时，每个国家都带有其特定阶段的目标。针对我国的人民币升值背景下，未来所采用的汇率制度必须兼顾以下目标：

（1）由于我国在亚太地区，以及国际上都是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国内经济发展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需要稳定的国内国外的经营发展环境，因此我们首要的汇率制度改革目标就是保持我国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

（2）必须充分考虑中国属于转轨制国家，许多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不完善，资源价格存在扭曲的因素，价格秩序等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尚未完善，因此汇率制度的改革必须以能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为目标。“一定要有一个健全的金融体系，要有一个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虽然汇率改革的推出是05年7月21日，但是这个方案的酝酿是从01年开始的，长达四年之久，才能够统一政府、社会各界对汇率改革的认识。”

（3）中国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长期被人为地分割，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被分割，两种类型的分割一直阻碍着国内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因此要以新一轮的汇率制度改革为契机，解决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分割问题。显然汇率制度改革要以创造，增强上述两类市场的联系、互动、协调。

（4）中国过去的汇率制度经常为国际所误解，不认可甚至受到攻击，所以汇率制度的改革同时被赋予增强与国际的沟通，提高国际对我国实行汇率制度的认可度，汇率制度要更好地与国际接轨的目标任务。

四大目标中，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是短期且现实的目标，通过合理汇率优化配置国内资源是我国民远的目标，而目标三、目标四的实现是短期目标通向长期目标的途径。因此在现阶段我国在保持汇率稳定情况下，应首先寻求完成第三、四目标，然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完成资源优化配置的目标。

3中国汇率制度选择方向——目标区汇率制度

（1）目标区汇率的理论发展与制度框架

克鲁格曼的《目标区与汇率动态学》提出了汇率目标区的模型并成为该领域的典范。该模型以货币理论为基础，认为汇率是一种货币现象，由货币数量决定，央行在区问边界对汇率干预的时间间隔无穷小。而汇率水平的决定由线性资产定价关系式及非套补利率平价的套利条件得出，即汇率由当前的经济因素和对未来的预期共同决定。其模型表述如下：

S(t)=M(t)+V(t)+rE［ds/dt］

其中S(t)为直接标价法下外汇的即期价格的对数形式；M（t）表示国内货币供给量的对数形式；V(t)表示实际产出、货币供给、货币需求以及预期汇率变动以外的因素的变动率的对数；rE(ds/dt)表示预期的贬值率；

通过上述假设，就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在目标汇率区制度下，货币当局会干预汇率，使之维持在S1和S2之间。克鲁格曼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存在两种可能：

（a）如果假设预期汇率变化为零，并且货币政策是被动的。货币当局可以通过减少m使S不超过汇率上限S1，同时可以通过增加m使S不低于汇率下限S2。具体来说，当汇率上升到S时，如果v下降，那么S就不会超出S1，此时不用采取货币政策；如果v上升，那么就必须采取减少m的货币政策，使S控制在低于S1的范围内。当汇率下降到S2时，如果v上升，就不须采取货币政策；如果v下降，就必须采取增加m的货币政策，使S控制在高于S2的范围内。上述原理可以用图1中的实线ED表示。（b）如果预期汇率变动不为零，S可以用图2中的曲线FG表示，图中，上半部分曲线在45度之下，而下半部分曲线则在45度线之上，由此可以看出目标区汇率制度有稳定汇率的作用。在货币供应恒定时，汇率沿FG曲线运动能比45度线平坦，也就是在目标区汇率制度下，速度冲击汇率的效应比较小。

在目标区汇率制度下，只要政府是一个强政府，市场参与者相信政府所确定的目标区和边界干预，“蜜月效应”就存在，它将保证国内现实汇率只在目标区内波动，而不会超出边界。目标区汇率制度的优点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由于“平滑粘性效应”的存在，使汇率不会大幅度波动。平滑粘性效应指当汇率趋近边界时，其变化率会趋近于零。平滑粘性效应是汇率变动的条件，即汇率沿着边界是平缓粘贴的，当汇率接近边缘时，市场参与者估计货币当局将进行干预，汇率变化对基本因素的反应敏感程度减弱，汇率变动的趋势也变得相对平缓。这意味着汇率是基本经济因素的非线性函数。

第二，目标区汇率制度兼顾了浮动汇率制和固定汇率制的优点。它具有浮动汇率制的优点，使汇率受到市场上外汇供求的影响，达到合理的资源配置。它又不同于完全浮动汇率制度，因为中央银行要对汇率进行干预使汇率达到预期的水平，而干预的同时，由于货币当局和市场参与者相互配合的互动效应的存在，使目标区内汇率运动的轨迹FG图2的斜率比浮动汇率制下的斜率小，因而在目标区汇率制下，汇率受基本因素影响的波动幅度要小于浮动汇率制。

第三，它具有固定汇率制的优点，由于它的目标区有上限和下限，汇率不会波动的幅度过大，而给一国带来金融的不稳定，它又不同于固定汇率制，因为中央银行还可以在必要时改变中心汇率和波动区间，避免汇率的高估或低估所引发的外部投机冲击。

4中国实施目标区汇率制度的意义

（1）可增强我国汇率政策的灵活性、有效性。由于目标区带有一定浮动范围的区间，在区间内货币当局有干预和不干预的两种选择，因此，央行的汇率政策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能够最大限度的利用公众的“预期心理”来增强政策干预的有效性，在目标区内，央行的干预是不定期和不定向的，因而公众难以对央行的行为作出”完全理性“的预期，也就无法预先准确采取逆向而动的对策，在目标区边界附近，虽然公众会预计到央行可能采取干预，但干预的具体时问、地点及预期效果无法知晓。因此，多数投资者会赶在央行干预前，顺应预计的干预方向进行市场交易，使现实汇率在央行干预之前就产生央行所希望的走势，从而在很大程度减轻央行干预的压力，增强了汇率政策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2）有利于增加我国企业的抵抗金融风险的意识。采用目标区汇率制度以后，中央银行和市场参与者共同把汇率运动的轨迹置于目标区内。我国企业作为市场参与者，必然会根据市场上外汇供求，做出相应的预期，这样能够增强他们的金融风险防范意思，加强管理，有力的防治金融危机的发生。我国企业金融风险意识的加强，有利于目标汇率的维持，有利于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

（3）有助于减轻我国货币政策的被动性，增强主动性和独立性。实行汇率目标区会，汇率浮动的范围扩大了，央行可以不必在目标区内进行干预，这就使央行有了相机干预的自由性。同时，在目标汇率区下，由于市场参与者的心理预期的作用，使最终汇率变动的幅度小于钉住汇率制下的波动幅度，因此即使央行进行市场干预时，所需购入的外币和抛出的本币的数量也不是很多，这样就不会为了把汇率稳定住而被动的增加大量的货币投放。

目标区汇率制所具有的内在稳定机制，使汇率政策能够有效的调节外汇储备和国际收支，实现外部平衡，不仅使汇率政策效率的提高，而且又能能促进货币政策有效地达到宏观经济内部平衡的目标，使之不必过多的受外部因素的制约，这将有利于资金的合理流动和配置，最终使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的价格均衡，促进了宏观经济内部协调均衡、持续地发展。

5小结

近年来，国际上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其中有来自外国的舆论，也有来自内部的原因，我国现行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本质是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它已经不能适应现阶段我国金融市场的要求，必须找到一条可行之路来规范我国的外汇市场。本文介绍了克鲁格曼的目标区汇率制度，以及它所具有的特点，目标区汇率制度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阶段需要相符合，与我国目前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情况下的国情相符合，与我国汇率制度改革方向符合。所以，我国在汇率制度改革取向上，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实行目标区汇率制度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需要，逐步推行我国汇率制度向目标区汇率制度改革。

汇率制度论文篇6

从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起头了新一轮的人平易近币汇率轨制更始，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本、参考一篮子货泉进行调节、有打点的浮动汇率轨制，形成更富弹性的人平易近币汇率机制，人平易近币对美元今日升值2％，即l美元兑8．1l元人平易近币。截至2007年l1月2日，l美元对人平易近币7．4624元，人平易近币呈单边升值的趋向(见下图)。在人平易近币汇率轨制更始中，若何应对升值风险成为国有商业银行当前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的升值风险首要默示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有商业银行外汇成本金面临贬值风险

今朝，国有商业银行的外汇成本金来历首要分为三类：一是在境外股票市场，经由过程公开刊行上市募集的外汇资金，好比建行、中行、工行在喷香港股票市场上市筹资以外汇计价部门成本金，因为人平易近币升值会导致募集的外汇资金相对于人平易近币贬值，此为第一类风险；二是由境外计谋投资者认购的一部门股权形成的外汇成本金，因为国有商业银行在股改上市之前均引进了国外计谋投资者，国外计谋投资者参股时年夜部门股份都以美元计较的，如中国培植银行引进美洲银行25亿美元、新加坡淡马锡公司l4．66亿美元，在人平易近币不竭升值的过程中，出格是对美元的升值幅度较年夜，这些外汇成本金会相对贬值，此为第二类风险；三是由国家经由过程外汇储蓄注资体例形成的外汇成本金。受到人平易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银行的外汇成本金折算成人平易近币成本数额也会发生变换，此为第三类风险。转贴于公文网

二、资产与欠债的汇率风险敞口

人平易近币汇率轨制的更始将会影响国有商业银行外汇资产的头寸匹配和分歧币种搭配，从而直接影响到国有商业银行的抗风险能力。跟着我国对外经济的不竭成长，国内企业对外汇资金需求不竭上升，然而国有商业银行的外汇资金来历并没有显著增添。据有关资料显示，在曩昔两年中，国内银行系统的外币营业贷存比一度高达90％12)上，反映出银行外汇资金供给相当严重。在这种情形下，为了保证外汇信贷营业的需要，多家银行向主管部门申请了以人平易近币资金采办外汇，并向客户发放外汇贷款。这样做虽然解决了外汇资金来历问题，可是也造成了银行外汇资产与人平易近币欠债之间的币种不匹配。当人平易近币呈现升值时，必然给国有商业银行带来汇率损失踪。

三、结售汇等中心营业的汇率风险

因为人平易近币汇率浮动频率和区问不竭加年夜，国有商业银行的结售汇等中问营业的汇率问题也逐渐闪现出来。按照新的汇率形成机制，人平易近币兑美元汇率天天的波动幅度在千分之三以内。①今朝，国内银行人平易近币兑美元的牌价一般按照前一天人平易近银行的中心价确定，同时对前一天各分支机构结售汇的轧差头寸在市场中平盘。若是呈现市场平盘价低于对客户的结算价，银行就要承担其中的汇率损失踪。

四、人平易近币汇改后，汇率波动幅度扩年夜

人平易近币汇率形成机制实施新的放置后，意味着汇率的波动幅度比曩昔扩年夜，变换频率加速，如上图所示，人平易近币在汇改之后，一向处于单边上升通道。是以会导致国内企业的外汇风险上升，会增添银行受损的可能性。汇率形成机制更始和汇率水平的调整不仅会直接影响银行的敞口头寸，也会经由过程影响企业的财政状况(出格是出口类企业)，而对银行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带来影响。汇率波动的频率提高后，银行客户面临的外汇风险会增添，直接从事国际商业的企业会因汇率波动而导致盈亏升沉，这也就影响到银行盈利水平。

五、成立有用的风险打点和节制系统

汇率制度论文篇7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放弃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为何我国选择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特点是什么?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有何作用?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选择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理论依据

汇率制度选择理论指出，在固定汇率制度、自由资本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之间存在三难选择。①如要想选择独立货币政策和固定汇率制度的政策组合就必须放弃资本自由流动，实行资本管制。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前选择的一种政策组合，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背景下，我国再选择这种政策组合已不合时宜。要想选择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政策组合就必须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20世纪90年生的一系列货币金融危机说明，这种政策组合的危害决非货币政策无效这样一个温和的负面影响，固定汇率制度在开放的资本账户下往往伴随着货币冲击和货币危机，从而给经济带来巨大的动荡，使经济时时处于不稳定的威胁之中，从长期来看，我国也不宜选择这种政策组合。要想选择独立货币政策和自由资本流动的政策组合就必须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这是我国应当选择的一种政策组合。这种政策组合符合我国的实际，我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必然是我国的现实选择；另外，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国开放资本账户，实现资本自由流动也是大势所趋。据此，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长期目标应是浮动汇率制度。

但从国际金融经验来看，汇率急剧变动和不稳定往往伴随着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和微观经济主体的不完善。②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尚欠成熟和完善，人们对金融避险工具的认识还需要有一个过程，金融监管也比较薄弱。正处于改革过程中的国有企业仍面临着诸多困难，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还缺乏防范汇率风险的意识。可见，目前我国尚不具备实施浮动汇率制度所需要的条件和环境，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可能会导致人民币汇率频繁波动，不仅无助于金融部门和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发展，而且还将大大增加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成本。为此，我国采取了较为缓和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另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美元的相对稳定性，美元确实在世界范围内起到了各国货币标尺的作用。但是近些年来，美元的稳定性逐渐减弱，同时欧元正在成为一种新的代表性国际货币。因此，我国政府根据整个国际经济形势和美元地位的变化，放弃了钉住美元汇率制度，选择采用了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这可以削弱长期以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过度影响，更好地保持人民币有效汇率的相对稳定性。

二、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特点

从汇率形成机制来看，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不同于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和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

在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外汇市场上美元对人民币供求变化并不影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外汇市场上美元的供给大于需求，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会下跌，人民银行就会买进美元卖出人民币，从而使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保持不变。反之，人民银行会卖出美元买入人民币，以使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另外，在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变化也不影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的汇率是由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和美元对非美元货币的汇率套算而得。如果美元对非美元货币升值，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仍会维持不变，而对非美元货币会升值；反之，如果美元对非美元货币贬值，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同样会维持不变，而对非美元货币会贬值。

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是使人民币相对于几种货币(或一篮子货币)的加权平均汇率保持不变的一种汇率制度。为更好地理解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内涵，我们假设人民币货币篮中只有美元和英镑两种货币，W＄。为货币篮中美元的数量，W￡为货币篮中英镑的数量，ER/＄和ER/￡分别表示人民币对美元和英镑的汇率，人民币与美元和英镑的加权平均汇率为ER，则：ER＝W＄·ER/＄＋W￡·ER/￡(1)其中，ER是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的价格。所谓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是指保持ER不变，即ER为常数E③。

从公式(1)可以看出，与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不同，在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尽管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同外汇市场上美元对人民币的供求关系同样无关，但篮子中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变动，不仅会引起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波动，而且会引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例如，在上述以美元和英镑构成的虚拟货币篮中，由于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的价格钉住不变，因此，当美元对英镑升值时，人民币对英镑汇率会升值，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则会贬值；当美元对英镑贬值时，人民币对英镑汇率会贬值，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则会升值。可见，在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升值或贬值的可能性皆有。

与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仅受货币篮中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变动的影响，而且与外汇市场上美元对人民币的供求有关。例如，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下，当美元对其他货币升值时，人民币对美元应该贬值。但在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考虑到外汇市场上存在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压力，人民银行可能不是根据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要求，通过干预外汇市场，使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相反，人民银行可能不干预外汇市场或仅进行小幅度的干预，而听任人民币在市场供求作用下升值。“参考”意味着人民银行有了决定汇率水平的较大灵活性。

三、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作用

(一)有助于稳定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

对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产生影响的是实际有效汇率。人民币钉住单一美元汇率制度，尽管可以稳定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名义汇率，但在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发生较大波动时，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不变，因此，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波动完全由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波动吸收，从而可能会导致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大幅波动，进而引起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较大不稳定。因此，在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对美元双边名义汇率的稳定，不仅不能稳定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反而可能会造成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更大不稳定。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汇率制度，因为人民币对货币篮中任何一种货币双边汇率的变动，经过权数(小于1)化后传导给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的影响大大缩小了。例如，在上述以美元和英镑构成的虚拟货币篮中，如果美元在货币篮中的权重是50％，那么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变动10％，只对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影响5％。此外，由于货币篮中各种货币的双边汇率的变动，向上的变动与向下的变动对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的影响可能会相互抵消，从而使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相对稳定。可见，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可以有效克服钉住单一美元的弊端，保持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相对稳定性。

与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由于允许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浮动，进而引起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会有适度波动。但与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相比，正是由于在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限定了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的浮动范围，从而使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波幅会较小。由于实际有效汇率是名义有效汇率扣除物价因素后的有效汇率，因此，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保持相对稳定亦有助于稳定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可见，与人民币钉住单一美元?[率制度相比，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有助于稳定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从而有助于促进我国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健康发展。

(二)可以有效配置资源

微观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就是均衡价格是对供需双方最有利的价格。尽管单纯从供应方看价格愈高愈好，单纯从需求方看价格越低越好；但是从整个经济来看，一定是供需均衡的价格最好，因为它能最优配置资源。人民币汇率也是一种价格，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也是均衡汇率最佳。人民币汇率低估或高估(相对于均衡汇率)都不利于我国经济及世界经济的发展。

一般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相对于均衡汇率)会促进出口，但人民币汇率低估也会提高进口成本，从而不利于进口。我国经济的发展需要进口大量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估，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人民币汇率低估尽管有助于出口，但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估，可能会扭曲价格机制，使人民币汇率丧失在资源配中的积极作用，造成资源浪费。另外，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估，会减少贸易伙伴国的市场占有份额，引起贸易伙伴国的报复，这不仅会抵消人民币汇率低估的积极效应，而且还会损害国际协调机制的建立，从而可能会对我国经济及世界经济带来新的问题。

同样，人民币汇率高估对贸易双方国家也都是不利的。首先，人民币汇率高估会抑制出口。其次，人民币汇率高估尽管有助于降低进口成本，促进进口，但人民币汇率长期高估也会扭曲价格机制，从而降低外汇资源的使用效率，造成外汇资源的浪费。另外，如果我国出口产品是贸易伙伴国消费者欢迎的商品，那么人民币汇率高估也会损害贸易伙伴国消费者的利益。如果人民币汇率长期过度高估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需求大幅下降，那么贸易伙伴国对我国的出口不仅不会增加，反而会下降。

可见，人民币汇率是把双刃剑，人民币汇率低估或高估对我国和贸易伙伴国经济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人民币均衡汇率也是一个双赢的汇率，对我国和贸易伙伴国经济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三)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实行钉住单一货币汇率制度，则本国货币政策将依附于钉住货币国的货币政策。当钉住货币国提高利率时，本国中央银行就必须提高利率，否则就会产生套利，资金就会外流，本币就会贬值，为维持钉住汇率制度央行就需要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即抛出外币，回购本币，这会减少货币供应量，最终会导致本国利率上升；反之，当钉住货币国降低利率时，本国中央银行也必须降低利率，否则投机资金就会大量流入境内，冲击国内金融市场，本币升值的压力就会增大，为维持钉住汇率制度央行就需要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即抛出本币，购买外币，这会增加货币供应量，最终会导致本国利率下降。同样，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我国继续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那么当美国调整货币政策时，我国货币政策也必须作出一致的调整，否则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将难以为继。超级秘书网

在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人民币汇率是一种加权平均汇率，它具有较好的稳定性。与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即使我国货币政策与美国货币政策出现了偏离，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仍会保持相对稳定，从而减轻了人民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负担，增强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由于允许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浮动，从而使我国货币政策获得了较大的独立性。

(四)会增加市场预期的不确定性

汇率制度论文篇8

一、“人民币升值综合症”的症状与原因

“升值综合症”这一名词最初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日元。当时日元兑美元汇率持续走高，日本央行为了阻止日元的快速升值，采取了放松银根的办法，结果造成国内经济过热，资产市场（主要是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泡沫严重。当泡沫破灭时，大量深陷资产市场泥潭的金融机构被迫关闭，国内经济从此一蹶不振。这些由于日元升值而产生的现象被统称为“日元升值综合症”，它直接导致了日本经济从高峰走向了低谷。

值得令人警惕的是，当前人民币的升值也表现出与当年的日元升值相类似的各种影响，本文将之称为“人民币升值综合症”。具体表现为资产市场价格出现泡沫、外汇储备剧增、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和央行加息“两难”等，其中尤以本国房地产市场的严重泡沫化为最。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价格上升迅速，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和部分大城市，衡量泡沫程度的房价收入比指标已远远超过公认的5-10倍的国际警戒线，房地产市场泡沫严重。同时，商业银行的房地产贷款（含开发贷款和个人购房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例不断提高（见表1），一旦房地产价格出现较大跌幅，势必导致抵押品价值下降和不良贷款比例的上升，严重时甚至会引起商业银行的倒闭并引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出现资产市场价格泡沫的原因较多，其中外资的力量不可忽视。大量被人民币升值预期吸引入境的外资进入了房地产市场，在赚取人民币升值差价的同时也赚取房地产差价，是导致房地产价格暴涨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弹性明显增强，无论是单日波动幅度还是累计波动幅度均较汇改前有显著增加。但这种波动的单边特征较为显著。到2007年2月底，人民币兑美元的累计升值幅度已经超过了5%，且市场对人民币仍然抱有强烈的升值预期。在这种背景下，大量热钱通过各种渠道涌入境内，“人民币升值综合症”效应已经初步显现，其具体症状为：房地产和股票价格的迅速上扬、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通货膨胀压力的逐步显现和央行进入加息“两难”。如何应对由于人民币升值而产生的种种问题已成为理论界所讨论的一个热点。本文从国际经济学中的“三元悖论”和“退出战略”理论出发，提出“双退出”概念，指出只有在人民币“退出”钉住汇率制度的同时，也“退出”资本账户的管制，才是应对“人民币升值综合症”的根本之道。在具体的实施步骤上，本文也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汇率制度论文篇9

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自诞生之后，几经变迁，先后经历过频繁调整的盯住美元汇率制度（1949~1952）、基本保持固定的盯住美元汇率制度（1953~1972）、盯住一揽子货币（1973~1980）、官方汇率与贸易结算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1985~1993）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4年至今）。从长远看，人民币若要成为一种强势的国际货币，汇率浮动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当前的问题是如何使“有管理的浮动的汇率制”名副其实。

1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存在的隐患

1.1人民币存在高估现象

从199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保持在8.3人民币兑1美元左右，本质上依然是固定汇率的稳定，但这是以货币当局积累大量外汇储备为代价，不仅中长期不能满足人民币汇率灵活变动的要求，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情况导致货币当局汇率政策目标与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矛盾。

1.2形成机制方面存在不足

1998年以来，由于人民币汇率年波幅不超过1%，而被IMF归入盯住（美元）汇率安排。这不仅与中央银行稳定的汇率政策取向有关，也与现行汇率形成机制有关。目前中国外汇市场的基础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这是一个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实行交易会员制。该市场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主要是市场结构的封闭性与垄断性。封闭性是指两个管制措施：第一，对大部分国有企业仍实行经常项目强制结汇；第二，能进行外汇交易的银行对超过上限的结售头寸不得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抛出。这种交易体制导致企业持有的外汇集中到外汇指定的银行，而这些银行的交易能力受到限制。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抑制了银行对汇价的意愿，因此，目前市场反映的是中央银行结售汇周转头寸管理的制度安排，是使中央银行长期陷于被动干预地位的重要原因。因为在外汇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如果中央银行不入市干预收购卖超外汇，则由于企业和银行都不能够囤积外汇，靠汇率升值也不一定能够出清市场。

1.3不利于国内经济的稳定

不可否认，中央银行对国内外汇市场的干预是有效的。事实上，我国央行对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加以干预，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控制在极其狭窄的范围，这在我国目前金融市场的开放和深化程度不够，不能向企业和银行提供有效的避险工具的条件下，能有效的降低企业与银行的经营风险。

但是在日益开放经济环境下，汇率已不单纯是影响贸易收支的变量，它也是影响我国宏观经济、国际收支平衡、国内物价水平和就业的重要变量。另外，汇率的制度安排还涉及到政府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我国的经济现状与实际经济能力不允许让人民币汇率长期违背市场规则，如不尽快改变目前僵硬的汇率制度，将对国内经济发展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提高国外产品在我国的价格优势，在国际上将大大削弱我国产品的竞争力。如果贸易顺差逆转，国际收支的平衡大量依靠国际资本的流入来弥补，就会加大国际游资对我国汇率实行攻击的可能性，其结果可能是面临国内资本的流出，国际储备的下降和国内经济过热的困境。

1.4制约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根据蒙代尔理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均面临“三元悖论”，既在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三个目标只能“三者取其二”的选择局面。回顾1994年并轨以来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实践，其实就是在稳定的汇率的既定目标下，在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之间做出选择。1997年以前，面对汇率持续升值的压力，中央银行被迫在市场上大量收购外汇，投放基础货币，同时为减轻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央行又被迫采取回收对金融危机再贷款等冲销措施。因此这一时期中国是通过牺牲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来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面对外汇资金流向逆转，中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主要是积极刺激内需、治理通货紧缩，通过改善经济基本面状况间接地促使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而这一时期，主要是“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管制”的现行外汇管理体制的发挥“稳定器”的作用。通过加大经常项目真实性审核力度以及遏止违规资本外流，为国家宏观调控争取时间。

1.5增加了无风险套利的机会

由于中国有人民币汇率过于稳定，因此，当境内外利率出现差异时，并会导致单边套利机会的出现。尽管在中国实行资本项目管制的情况下，这种套利存在一定的成本，但当潜在的收益超过套利成本时，套利还会通过非法逃套等形式进行，并增加了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难度。如1997年以前，在本外币正利差较大，外资大量流入的情况下，各地纷纷通过引进外商投资固定回报项目的形式，绕开国家外债规模管理，而1998年境内外形式逆转后，但当年全国外汇大检查就查出逃骗汇金额高达112亿美元。

2我国尚缺乏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的条件

（1）汇率自由浮动须以资本流动为前提。目前，我国从长期来看，资本自由流动以成大势所趋，但这毕竟是一个渐进过程，现在既然还没有实现资本完全自由流动，所以浮动汇率制就难以实现，即使实现了，但由于资本尚处于管制状态，按照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货币政策也无助于促进内部、外部收入同时均衡。因为如果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了货币供给之后，虽然能降低利率促进投资和产量的增加，但由于资本不能自由流出，汇率就不会随利率下降而下降，从而不会增加出口，增加了也会因生产过剩而减下来，回复到原来的水平。

（2）我国经济增长更多的要依靠扩大内需，而不能依靠浮动浮动汇率来调节进出口。因此，目前急于改变汇率制度没有必要，相反还可能因实行浮动汇率制，而承担国际游资（目前已有约200亿美元的游资进入我国寻机作乱）冲击的巨大风险。

（3）目前我国尚处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在贸易领域，投资领域还存在着一些限制，人民币汇率基本上仍处于非市场化状态，因此，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货币市场都远不可能充分反映市场供求的实际情况，市场价格的扭曲，就很容易误导企业行为，难免不使企业对币值产生错误的预期，进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损害了企业的利益，又扰乱了社会的经济秩序。

（4）有可能带来严重金融混乱的结果。在我国目前生产经济体制尚不完善，金融监管水平较低和银行不良资产较多的情况下，由于按照“三元悖论”（见附表），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而又能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势必允许资本自由流动，这不仅有可能遭受游资的巨大冲击，还将为那些贪赃枉法盗窃人民钱财之徒外逃资金大开方便之门，同时也可能导致某些银行、企业破产，从而造成金融混乱甚至金融崩溃的严重后果。

3完善我国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的汇率制度，实现经济平衡发展

3.1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疏通利率——汇率的传导机制

僵化的利率体制对汇率政策有效性的发挥极为不利。在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的政策组合中，利率市场化是基本前提。如果利率僵化，则外资流入所引起的货币供应量的上升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加，无法通过利率的变动得以缓解，同样推理，也无法借助利率上升的作用组织资本外逃。通过对我国国际收支流量结构的考察发现，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经常项目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越来越小，资本项目对汇率的影响越来越大，由此也可以看出汇率政策的有效安排必须得到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配合。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管制利率制度，有市场决定的因素较少。从而造成投资增长、消费增长、进出口增长的利率弹性较小，利率无法起到调节经济的作用，利率——汇率的传导机制受阻。所以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应使利率制度改革与之配合。

3.2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

（1）放宽外汇市场的进入限制。除了资本项目，外汇买卖随人民币资本账户可兑换进程的变化进行调整以外，应尽量放宽经常项目人民币兑换在用途和数量上的限制，外汇市场进入限制的放松是减少外汇黑市交易的最有力手段。取消强制性的结售汇要求，实行意愿结售汇制，以利于发展外汇市场和分散汇率风险，有助于削减涉外企业强制结售汇制度增加的额外经营成本。

（2）增加市场交易主体。增加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让更多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直接参与外汇的买卖，有助于避免大机构集中性的交易垄断市场价格水平，防止汇率的大起大落。

（3）推广大额交易。为增加银行间外汇市场参与主体的种类和活跃市场，可逐步推广银行企业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买卖外汇的大额交易。但在具体操作上要保证银行在企业办理外汇交易时，需严格按照现行外汇管理规定对企业有关交易凭证进行严格审核把关。

（4）增加外汇市场交易品种。外汇市场的发展和完善需要为企业和银行提供全方位的服务。目前中国外汇市场交易币种仅有美元、日元和港币，干净单一，与国际规范的外汇市场还相差很远。为更好地发挥外汇市场的服务作用，应逐步建立银行间外汇拆借市场，增加外币与外币之间的交易、外币期货和外币期权等交易方式。

（5）发展商业银行充当做市商的制度。改革目前银行间市场撮合交易的外汇买卖方式，使商业银行从目前的交易中介变为做市商，活跃外汇市场，并使汇率真正反应市场参与者的预期，强化汇率的价格信号作用。

（6）改进中央银行市场的调控方式。主要是要改变中央银行过去过于频繁干预外汇市场的模式，确定中央银行需要盯住的合理的人民币汇率目标波动区域，建立一套标准的干预模式，给市场一个比较明确的干预信号，减少干预成本。

3.3加强汇率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抵制国际资本的冲击

根据蒙代尔的著名的“三元悖论”理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让渡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在经济不断开放的条件下，为了减少货币政策的内生性，必然密切关注和研究主要国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变化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加强汇率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充分发挥汇率及其政策在平衡收支、地域国际资本流动冲击方面的作用，以适应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3.4人民币汇率应由盯住美元转向参照货币———篮子浮动

当前，欧元诞生后的国际货币市场已呈现美、欧、日三分天下的态势。由于中国与世界上很多国家进行贸易与资本往来，一旦国际贸易形势与世界货币市场发生变化，与美元的单线联系将无法全面反映这些因素的变动。因此，恰当的选择应该是盯住一篮子货币，通过一篮子货币及其权重将中国与外国的经济联系程度进行合理反映。货币篮子的构建主要考虑各种货币在我国对外贸易交往中的比重，随着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的发展，篮子内货币的权重还应结合资本流动因素。基本思路是设计一个多种货币构成的虚拟货币，人民币汇率在进行调控不再盯住美元，而是盯住人民币与该虚拟货币的汇率。在当前情况下，一个较为简单的虚拟货币构造模型，既以中国进出口该国货币所占的比例为该货币篮子中该货币的比重，以这些权数乘以本币对国家货币的汇率后加总得出人民币对该虚拟货币的汇率，作为人民币的均衡汇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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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制度论文篇10

在金融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汇率制度的安排与选择是十分关键和敏感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显示出，汇率制度安排不当与汇率政策的失误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核心环节。因此，正确把握汇率制度的选择，对于一国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有选择汇率制度的自由。因为在某些前提条件下，一国根本没有选择汇率制度的自由，从而也就谈不上在浮动汇率制度和固定汇率制度之间权衡利弊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汇率制度的选择受到了前提条件的制约。其中，最重要的制约是货币政策的自主性，而选择的自由度取决于一国的资本账户是否已经开放。

对此较早做出经典分析的是米德，在20世纪50年代，米德已经发现国际资本流动和固定汇率制度之间的“二元冲突”，即资本的充分流动会冲垮固定汇率制度，或者说固定汇率制度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资本管制。“二元冲突”在不同国家表现程度不一样，在货币政策自主性强的国家表现得比较激烈，在货币政策自主性弱的国家则比较缓和。蒙代尔于1963年发表了（资本流动与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下的稳定政策}，较早地阐述了资本流动条件下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提出了著名的“不可能的三角定律”，又称“三元冲突”，从而全面地揭示了宏观经济的内在冲突。该定律认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资本账户自由化（金融全球化的必然要求）、固定汇率制以及自主的货币政策是不相容的，即三者不可兼得。如果一国的资本账户尚未开放，国内金融资产与国外金融资产完全不可替代，那么它既能保持自主的货币政策，又能自由选择任何一种汇率制度。如果一国已经实现资本账户自由化，那么它若要保持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就必须实行浮动汇率制；若要采用固定汇率制，就必须放弃自主的货币政策。”

回顾国际汇率制度安排的历史，可以清楚地发现，不同时期的各种汇率制度安排都摆脱不了“三元冲突”的约束，“人类穷尽了一切智慧，但无非是在进行着‘三中择二’的不同组合”。具体而言，在古典的金本位体制下，资本自由流动与固定汇率组合，但是各国并没有自主的货币政策；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自主的货币政策与固定汇率组合，但是为了保持固定汇率，各国必须实行较强的资本管制，资本流动性差；在目前的牙买加体系下，发达国家大多选择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同时又不想失去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因此只能选择浮动汇率制度；至于阿根廷和爱尔兰等国实行的货币局制度以及欧洲的货币联盟，采取的是稳定汇率与资本自由流动的组合，其代价是牺牲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既然资本自由流动成为必须，那么，一国要么放弃固定汇率制度，要么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否则，不是导致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就是汇率制度的最终崩溃，甚至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以同时放弃两者，换句话说，我们不能认为同时实现部分的汇率稳定和部分的独立货币政策是不可能的。举例来说，没有任何现有的理论可以否定以下的情形：当一国发现对其货币的需求发生波动时，它可以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一方面通过货币政策进行干预，一方面通过汇率的变动进行调节。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钉住汇率制度容易遭受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

发展中国家实行钉住汇率制度，固然可以通过本币与被钉住国家货币的比率的类似法律效力的承诺来有效稳定进出口商和投资者的预期，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的开展，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是有利的。同时，钉住汇率制度操作相对简单，也不乏成功的个案，如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但是，总的来讲，在目前金融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发展中国家的钉住汇率制度隐藏了巨大风险，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制度缺陷。

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二元冲突”和“三元冲突”来说明这一问题。布霄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国际经济环境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国际资本流动有了巨大的发展。很多国家放弃了资本管制政策，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运动遍及世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运动进入高潮，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加入，更使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具有全球性质。短期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经大大高于长期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机资本日益庞大。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制度之间的“二元冲突”依然存在，如果该国追求货币政策自主性，“二元冲突”就发展为“三元冲突”。而且，国际投机资本的大量存在，随时可能冲击固定汇率制度，加剧了固定汇率制度的不稳定。

根据历史上国际投机资本攻击钉住汇率制度得手的经验教训来看，发展中国家钉住汇率制度被冲击的过程与机理大致如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发达国家一直鼓励发展中国家放宽对金融体制尤其是对资本项目的管制，加入到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去，认为这有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通常，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账户，都会吸引资金的流入，这主要是因为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以及存在金融管制，造成境内利率水平较高。资本账户开放以后，外资就会蜂拥而入进行套利，结果，涌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远远超过当地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允许名义汇率因资本流入升值，官方为维护钉住汇率制度就必须公开或暗地干预市场，实际名义汇率也由于国内更高的通货膨胀而升值。本币升值及国内居高不下的物价水平为出口设置了障碍，从而引起贸易状况的恶化，出现外贸逆差。对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国家来说，经常账户赤字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在不允许通过汇率变动来吸收资本流动的变化情况下，不断累积的国际收支失衡引起投资者对经济状况和汇率稳定可持续性的怀疑，投资者信心的低落或市场情况的逆转，促使资本大量流出，而且市场很容易产生对本币进一步贬值的预期。随着国际资本的抽出和国内投资者纷纷效法，资本外流加剧，这时中央银行继续支撑名义汇率就引起国际储备的巨额损失，货币当局干预失效，无法维持原钉住汇率制度，只好改行浮动汇率制度。这样，更加促使资本大量外流，汇率大幅贬值，“羊群恐慌”不可收拾，以致迅速扩展到国内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造成银行支付困难，股票暴跌，引起全面金融危机。

至于国际投机资本的操作程序，一般来讲，首先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间跟踪目标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并由一些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依据岂定的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其进出口等经常项目数据及有关资料后，才选准时机发动对目标国货币的猛烈冲击。主要有三个关键步骤；（1）投机者要首先作为目标货币的主要抛售者，即通过远期汇率间接作用于即期汇率。当本身缺乏该国货币时，还必须向市场借入该货币平盘。（2）投机者用通过各种渠道借入的该国货币先逐步抛出，待压低汇率水平后，再购入该国货币以偿还借款，从中牟取价格差，获得巨额利润。（3）当本国货币持有者对当前汇率丧失信心时，投机者迅速掀起将该国货币资产全面转成外币资产的狂潮，以彻底冲垮该国货币汇率，牟取更大利益。

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还先后通过建立数理模型的方式来研究投机攻击，他们的投机攻击模型及其扩展研究得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结论，例如，一国初始储备越多，攻击时刻越晚；国内信贷在货币供给中的比例越大，攻击时刻越早；资产替代性越差，国际资金流动性越低，攻击时刻越晚；货币政策自主性越大，攻击的时刻来得越快，货币政策自主性越差，攻击的时刻来得越晚，极端的情况是一国放弃货币政策自，可以无限期推迟攻击的时刻（例如货币局制度）。但是，在现实世界里一国很难放弃货币政策自。因为，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固定汇率制度仍然存在一种政策工具实现两种目标的难题，这一难题要靠国际政策合作来解决。“在独立、民族利益当重要的今天，实现世界各国高度统一的经济政策协调是不可能的。各国在遭遇内外部经济不平衡时，就会产生运用货币政策的冲动。”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钉住汇率制度的动荡与危机是一种必然。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浮动汇率制度在发展中国家的不适用

我们注意到，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东南亚各国纷纷转向选择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那么，浮动汇率制度对于发展中国家就是“灵丹妙药”吗？发展中国家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存在哪些风险呢？

所谓浮动汇率制度，就是指均衡汇率水平完全由市场供求决定，不会存在外汇的超额供给与超额需求的问题，外汇资源的配置服从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理，从而更有效率。而且，由于汇率自动地出清供给与需求，不会出现在超额需求情况下围绕配额、审批的寻租行为，减少了交易成本，有利于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同时，浮动汇率制度能够较快地自动平衡国际收支，有效隔离外部冲击，从而使该国经济政策保持自主性，使当局能全力实现国内目标。但是，对于理想状态的浮动汇率制度的种种好处，发展中国家却未必能够享用，相反，浮动汇率制度内在的种种缺陷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第一，发展中国家多为小型的经济开放体，进出口商品结构较为单一，出口商品主要是初级产品，进口商品基本上是本国经济发展急需的高技术产品，由此导致了出口供给弹性不足，进口需求的价格弹性也较低，只是国际价格的接受者。而浮动汇率的稳定性恰恰取决于进出口产品的供给和需求弹性，即供给和需求对价格变动要非常敏感。如果国际贸易缺乏弹性，那么，就必须有较大的汇率变动，才会引起国际贸易流量的足够变动，使贬值国的出口收入相对于进口支出上升，才能纠正国际收支的赤字。所以，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发展中国家通过汇率变动来促进资源配置和改善国际收支的效果并不明显。相反，汇率浮动频繁而剧烈的情况会导致国际商品和资本市场价格波动，对企业收益和投资计划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使人们普遍产生不安全感，不愿意缔结长期的贸易契约，影响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投资活动。

第二，浮动汇率由于缺乏固定汇率制度下的货币纪律，货币政策具有独立性，因而具有内在的通货膨胀倾向，可以使一国政府长期推行通货膨胀政策，而不必担心国际收支问题。如果一国的通货膨胀率较高，国际收支发生赤字，于是货币贬值，进口产品价格上涨，进一步加剧国内的通货膨胀，还会引起国内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特殊意义，发展中国家往往具有加速发展经济的迫切愿望，多采用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但由于国内金融市场不健全、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多种因素的存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往往演化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最后陷入“通货膨胀—汇率贬值—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中。

第三，发展中国家缺乏选择浮动汇率制度的市场条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大多尚未发育成熟，金融资产在国外金融市场的替代性差，例如，证券种类稀少、规模有限、缺乏外向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短期汇率的稳定很难通过资本市场得到保障，相反，在很多情况下，几笔大额交易甚至一两个投机者就足以煽动市场情绪，左右短期汇率走势。同时，不成熟的市场又缺乏套期保值的手段，在此情形下的浮动汇率制度似乎给人以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游泳但无救生设备的感觉。

第四，即使是发达国家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后，并没有像弗里德曼所说的汇率是基本稳定的，相反，汇率的波动常常很大，货币当局在外汇市场上的干预也常常亏损巨大。多恩布什通过汇率超调模型揭示了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调整速度具有不对称性，即商品市场由于价格弹性小调整速度慢，金融市场由于价格弹性大调整速度快。正是由于两者调整速度的差异会产生汇率超调现象，而汇率超调引起汇率的易变性。另外，合理预期理论也从市场预期的角度分析了汇率波动的原因，在存在投资预期的条件下，当前汇率取决于对未来基本经济情况的预期，并按折现因子折现到现在。对未来预期的微小变化，都会通过折现累加，导致汇率的大幅度变化。还有，有效市场假设一直统治着汇率理论，而近年来噪声模型的出现也是对这一假设的一个冲击。噪声模型指出了噪声交易者的存在干扰了市场的稳定预期和理，从根本上带来市场的不稳定。

困境的根源——国际金融体系的不平等性现行的国际货币关系格局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即我们经常提到的“牙买加体系”，该体系以国际储备多元化和浮动汇率制为特点，诞生之初曾被认为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国际货币体系。但实际上，过去20年来，该体系始终在极其脆弱的环境下运行，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其理论缺陷和潜在的危险暴霹无遗。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国际货币中黄金所经历的非货币化过程：由实际交易媒介到储备货币或准备金；再由分散的多元储备体系即各国央行分别以黄金为准备发行本国货币，到一元储备体系，即各国货币与黄金脱钩，与美挂钩，而美元与黄金单独挂钩，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黄金—美元本位制；再到最后美元与黄金正式脱钩，黄金非货币化彻底完成。黄金非货币化是货币金融体系发展的自然结果，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下，由实力强大的一国或几国货币充当国际货币是必然的。

实质上，“从黄金—美元本位制开始，美国央行实质上就发挥着世界央行作用，因为其他各国发行货币的准备金主要是美元，黄金从没有占过多大比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尽管各国基本实现了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但从实际情况看，虽然几经沉浮，美元主导国际储备货币的基本格局并未明显改变：在国际贸易中，接近半数的交易以美元为主要计价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的有关交易中，美元更是极为重要的交易货币。这使得各国尤其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元的汇率变动，并进而导致这些国家汇率制度安排的实际操作与名义安排相背离。因此，这种制度安排并没有解决“特里芬困境”，国际清偿能力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依靠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来提供，美元特权使得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制于美国经济。当美国致力于减少日益增长的国际收支赤字时，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就无法获得足够的外汇资金来源；当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增加时，只要其他国家对其货币存在某种需求，它就可以将本国货币用于部分对外支付，过度供给使美元贬值，导致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储备遭受损失。即使随着欧元的诞生，国际储备出现多元化的趋势以后，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际货币本位的不平衡性，仅有的变化是发展中国家从依附一个国家变为依附多个国家而已。它们只有接受发达国家货币本位充当国际储备的权利，只能听任各种国际储备货币的沉浮，至多只能通过调整外汇储备的构成以减少可能的损失。

由于美元充当了世界货币，美国可以不受国际收支平衡的制约，即不必担心外部平衡问题，全力治理内部平衡。它可以实施货币政策来调控国内经济，这既是其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原因，也是其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结果。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而美国的国内经济政策的任何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发展中国家。当美国通过货币紧缩政策克服国内通货膨胀时，美元升值，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也相应升值，造成国际收支赤字；相反，美国实施扩张性政策时，美元贬值，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也跟着贬值，贸易盈余转化为超额的货币供给，从而引起了通货膨胀。

解决方案

首先需要强调说明的是：“人类经济合作秩序扩展到国际范围以后，将长期面临着诸多无法回避而又难以克服的深层矛盾，只要国际秩序的终极单位（ultimateunit）是民族国家，就无法找到解决这些矛盾的令人满意的方案。”进一步讲，只要国际货币由经济及政治强国的货币来充当，世界中央银行和真正的国际货币不出现，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国际政治多元化之间的矛盾就必然会通过“特里芬困境”表现出来。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问题，我们就会直面现实，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特别是根据主观的蓝图重建国际金融体制宏伟计划的设想。

当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也并不意味着在困境面前束手无策，在了解了问题的存在以及根源以后，我们可以因势利导，寻求一些“次优”的解决方案。

1.资本账户开放顺序与速度的慎重推进

先考虑一个极端的情况：一国资本账户没有开放（这在现实世界里并不少见），那么，该国既可以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享受贸易和投资稳定的好处，又可以拥有自主的货币政策，随时治理国内经济出现的不平衡。其代价是不能充分参与国际经济分工，不能充分享受全球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资源最优配置的好处。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资本市场的一体化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关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争论已不再是要不要开放的问题，而是在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开放速度和顺序上采取什么态度和控制方法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于政治、经济双重目的，发达国家急于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其市场体系并且“成果显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世界银行总结了当时的国际金融形势：“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迅速整合为单一的全球化市场，发展中国家尽管各自起点和速度有所差异，但无一例外地被融入这一全球化进程。”

事实上，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以后，资本流入固然可以带来不少好处，但其易变性所招致的巨大杀伤力也是难以克服的。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机制并不健全，政府管理宏观经济和确保金融稳定运行的经验也相当有限，因而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拥有资本账户开放所必须具备的各项前提条件。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仓促行事，势必加大开放的风险，并可能最终导致失败。因此，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渐进型开放模式无疑更具现实可能性。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发达国家，资本账户开放几乎无一不是采取渐进型模式，如英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欧洲大陆的发达国家大多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即开始放松资本管制，但几乎都迟至80年代甚至90年代才完全实现资本账户的可兑换，资本账户开放的时间几乎整整花了30年。此外，不少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自身历程也表明，渐进型模式要比激进型模式更容易取得成功。例如智利所采取的开放战略及各种具体的自由化措施赢得了不少国际知名经济学家的赞扬。

2.资本账户未完全开放前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实现货币完全自由兑换，有的仅承诺经常项目下自由兑换，资本项目仍然实行着外汇管制。这表明“发展中国家在汇率问题上还存在很多政策参数，这些参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外汇市场的需求，从而影响着汇率的决定。因此，更精确地讲，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制度是在政策参数控制下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使汇率在货币当局确定的区间内变动，才有利于消除短期因素的影响，保持宏观经济的相对稳定。当区间的汇率波动无法消除短期因素对汇率的影响时，中央银行可以动用各种公开市场业务工具来干预外汇市场，以达到稳定汇率的目标。

另外，作为一种尝试，实行汇率目标区也可以作为发展中国家汇率安排的一种选择，汇率目标区制度充分体现了货币及储备稳定与汇率稳定目标之间的权衡关系。当汇率在目标区小幅波动时，中央银行不进行或少进行干预，这样就保证了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当汇率波动幅度加大，超出目标区时，中央银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货币稳定目标，入场干预，将汇率波动限制在预定范围内，从而使汇率朝着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方向移动。

3.资本账户完全开放以后的“货币联盟”

汇率制度论文篇11

国际汇率制度是国际货币制度的核心内容，因而它总是随着国际货币制度的变革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伴随着现代国际货币制度的变革，国际汇率制度先后经历了金本位制下的固定汇率制，纸币本位制下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浮动汇率制（牙买加协议）。国际汇率制度变迁的轨迹清晰可鉴，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只不过是在国际货币制度发生变革后，汇率制度由固定制走向浮动制的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只有浮动汇率制才是汇率制度的最终选择。

（一）国际金本位制度下的固定汇率制度

历史上最早的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汇率制度是金本位制度下的固定汇率制。在这一制度中，大多数国家的货币都与黄金挂钩，从而国与国之间在金本位制的基础上建立了固定的汇率体系。这是因为，在金本位制下，黄金与金币可在国与国之间自由地输出与输入，一旦外汇市场上外汇价格偏离铸币平价太远，超过黄金输送点，这一机制就会自动地发挥作用，从而使外汇汇率始终在黄金输送点范围内波动。

从1816年英国开始实行金本位制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几乎都实行金本位制度。1914年一战爆发后，由于各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制，利用纸币的大量发行来弥补巨额的军费支出和财政赤字，致使汇率脱离黄金平价，处于剧烈波动状态，这种新的货币条件促使经济学家们对汇率制度进行了新的研究，提出了最早的浮动汇率理论，并进而引发了早期的“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两种汇率制度模式的争论。以霍特里等人为代表的古典派或旧派主张恢复战前的金本位制度。在他们看来，金本位制度是完美无缺的自动均衡的理想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所有的贸易差额、资本差额都会被利率或汇率的波动所抵消。同时金本位制度使货币币值在时间和空间上保持不变，因而，不会引起汇率的剧烈波动。以卡赛尔（cassel）等人为代表的新派主张对汇率制度进行改革。他们认为货币的金平价是可以改变的，一成不变的固定货币平价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因此，应当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然而，就在这一争论仍在进行时，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却给这一争论注入了新的内容。在这一背景下，各国为了尽早地摆脱危机，竞相采取了货币贬值的方法，各国货币的汇率完全脱离了黄金平价，汇率制度实际上处于浮动汇率制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在这一时期，各国的通货膨胀政策、货币倾销政策、贸易限制政策和关税壁垒，使正常的货币汇率的积极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世界经济秩序出现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这一时期史称货币的国家主义时期。面对这样的现实，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之争又有了新的发展，从最早期的是否应当恢复金本位制度的争论，发展到了如何促进国际合作，稳定国际经济秩序、以避免经济混乱和减少大萧条的影响等问题上来。支持固定汇率制度的凯恩斯（Keynes）提出了著名的均衡汇率理论。他认为，如果一种汇率能使就业处于正常水平，而且使国际收支、资本余额都不发生变动，那么这样的汇率就是均衡汇率。因此，他主张根据均衡汇率来确立一个固定的货币平价。据此，就可以使各国的国际收支稳定，从而使国际经济体系趋于均衡状态。但主张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经济学家并不同意凯恩斯的均衡理论。他们认为固定的货币平价很难实现，利率、工资率、有效需求水平、国际储备水平等因素中任何一个因素有变动，都会导致汇率的波动。但是，主张浮动汇率制度的经济学家却提不出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为构筑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1944年7月，美、英、苏、法等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又称“布雷顿森林会议”。在这一划时代的会议上，在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Keynes）和美国外交家怀特的影响下，通过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最后决议书》及由美国提出的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两个协议，从而确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黄金与美元一起构成了二元君主。黄金不再是唯一的国际货币。布雷顿汇率体系实际上是以美元为基准通货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虽然这一体系的建立最初曾极大地促进了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增长。但是这一体系本身所存在的天然缺陷却在它实施后不久就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首先，这种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存在着一个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特里芬之谜”。特里芬（Bobeft.Triffin）教授指出，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有两个基本责任：（1）保证美元按固定官价兑换黄金，维持各国对美元的信心；（2）提供足够的国际清偿能力，即美元。但这两方面责任的同时实现是有矛盾的。美元供给太多就会有不能兑换黄金的危险，发生信心问题；美元供给太少则不能满足国际经济发展对清偿能力的需求。事实上，“特里芬之谜”不仅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也是任何以一种货币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货币制度的弱点。

其次，汇率过于僵化，国际收支调节的责任不对称，使这种汇率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各国之间充满了矛盾。美国作为当时唯一的储备货币发行国，它可以利用发行的美元作为对外支付手段，扩大资本输出，对本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则无需采取特别的纠正措施；而当非储备货币发行国出现国际收支赤字时，则必须在外汇市场上抛出美元买入本币，以维持固定汇率，并在国内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从而导致国内经济停滞，失业增加。或者当非储备货币国的国际收支盈余过大时，如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前联邦德国，政府不愿让马克升值而减少出口，引起国内失业增加，便在外汇市场上抛出马克、购进美元，结果引起国内货币供给增加和通货膨胀。因而，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承担大部分调节国际收支的责任，并往往牺牲了国内经济目标。此外，僵化的汇率制度与利用汇率浮动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成为一句空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有限的信贷资金，而对巨额国际收支失衡，无法起到太大的作用。所以，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的20多年中，国际收支大面积失衡的问题并未得到真正解决。

第三，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建立在美国经济实力雄厚、国际收支保持大量顺差、黄金储备充足基础之上的。在该体系建立初期，美国经济实力雄厚、国际收支年年顺差、黄金储备约占世界的3／4，1947年欧洲的国际收支逆差总额达76亿美元，1948年的欧洲国际储备仅为97亿美元；美国在1947年有101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在1949年有60亿美元的国际储备。此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是牢靠的。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实力逐渐下滑。到1960年美国的短期外债余额（210亿美元）第一次超过了美国的黄金储备（178亿美元）。在此期间，美国实行的“廉价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政策，造成国内通货膨胀。人们普遍对美国维持美元与黄金间官价的能力产生怀疑，对美元的信心发生动摇。由此爆发了1960年10月第一次美元危机，伦敦市场上的金价猛涨至41.5美元1盎司黄金，高出官价20％左右。为了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常运转[

欧美各国及IMF先后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建立黄金总库，签订货币互换协定，一般贷款协定等。这些措施尽管使国际金融局势得到暂时缓解，但是引起美元危机的根本原因没有消除。因为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实质是其国力的相对下降，具有长期性，而以上措施却旨在共同提供资金，通过在外汇、黄金市场上的买卖来稳定汇率，只有短期效应。进入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力进一步下降。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按35美元1盎司的官价兑换各国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1973年初，第八次美元危机后，美元对黄金再度贬值，各国先后放弃“史密森协议”规定的新汇价，实行浮动汇率。至此，布霄顿森林体系彻底解体。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货币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美元的连续下滑和汇率的剧烈波动引起国际社会新的不安，为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着手研究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问题。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货币制度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召开会议，达成了关于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牙头加协定”。该协定内容在同年4月通过的第二次“国际货币基金协议条款”修正案中得到肯定，并于1978年4月开始生效。

（三）牙买加协议下的浮动汇率制

牙买加协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确立了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的地位，同时赋予了各会员国在汇率制度选择上的自由。在这一原则背景下，一般发达国家大多选择浮动汇率制度，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继续实行与某种货币或合成货币保持钉住汇率的制度。然而，在世界上主要国家货币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背景下，这种钉住汇率的安排已经有别于原先的钉住汇率制。一国货币绝不可能同时与所有相互之间汇率波动的主要货币都保持固定的比价，选择钉住其中任何一种主要货币，便意味着本币的汇率将对其他主要货币浮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称1973年以后的汇率制度为浮动汇率制度。但这个时期汇率并不是仅由市场供求力量决定的。由于许多国家中央银行不时地介入外汇市场买卖外汇以达到其政策目标，这种汇率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牙买加协议下的汇率制度安排，顺应了世界经济动荡、多变和多极化发展的特点，因而在一定程区上促进了世界经济向前发展。

二、国际汇率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

作为国际货币制度的核心，国际汇率制度的变迁一方面受制于国际货币制度的变革；另一方面其变动又深深地影响着国际经济的交往与发展。从国际汇率制度的变迁中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固定汇率制度与浮动汇率制度在历史上是交替实施的，而影响汇率制度变迁的最重要的动因是战争和经济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金本位制下，主要国家的货币汇率被稳定在黄金输送点的范围内。战争打破了这种汇率稳定机制，使战后数年内这些国家的货币汇率不再受黄金输送点的约束，而任意地波动。20世纪20年代中期曾一度恢复了汇率的稳定，实行金块、金汇兑本位制度。但随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稳定的汇率制度再次被浮动汇率所代替。二战后直到70年代初期，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的货币汇率几乎一直被固定在乎价的上下1％之内。可是1973年后，主要工业国家都实施了浮动汇率制度，牙买加协议的实施，使得各国有了选择汇率制度的自由，从。此主要国家货币汇率基本上由外汇市场上的供求所决定。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汇率制度发展演变的直接动力在于世界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变化。

第二，在国际汇率制度演变过程中的各个历史时期，人们在如何安排汇率制度问题上的争论就一直没有间断过。从各个历史时期汇率制度的运行情况来看，在当时特定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下，采用固定或浮动汇率制度，对一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随着经济政治条件的改变，原有的汇率制度暴露出其无法解决的各种矛盾，由此便引发了从国际汇率制度形成至今，就不断出现的有关如何选择固定汇率制度与浮动汇率制度的争论。早期有关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的争论焦点是，是否应当恢复金本位制度；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的争论发展为如何促进国际合作、稳定国际经济秩序、促进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上来；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围绕着支持还是反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问题，形成了战后两个独立的派别：支持布雷顿森体系的固定汇率论和主张实行可变汇率体制的浮动汇率论。起初，双方论战的主题是汇率制度同国际收支、贸易流量的相互效应问题。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和了70年代初，由于西方国家陷入“滞胀”困境，论战的焦点开始转入汇率制度同国内充分就业、价格稳定以及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上来。此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什么样的货币体制下效应更大的问题也受到了普遍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范围内爆发的一系列金融危机，如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英国、墨西哥和俄罗斯的货币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2001年2月在土耳其发生的货币危机都与汇率制度的安排密切相关，进而人们对于汇率制度的讨论重点过渡到汇率制度的选择与防范国际投机力量的攻击。避免发生货币危机，保持该国经济、金融稳定，以及世界经济、金融的稳定关系上来。

第三，国际汇率制度从发展趋势上看，最终将走向浮动汇率制度。从国际汇率制度的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在金本位制度下，虽然浮动汇率也间或出现，但只不过是汇率制度演变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人们不断追求的仍是固定汇率制。即使是在国际货币制度已经过渡到纸币制度时，人们依然钟情于固定汇率制度，“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与实施就是明证。但在国际货币制度已经发生根本变革的情况下，即在纸币制度下，由于纸币的价值无所依附，主要由纸币的供求状况决定，因而其价值总是处于频繁波动之中，由此所决定的国际汇率制度只能是浮动汇率制度，因此，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实施不长时间后的1973年，国际汇率制度的安排终于倾向于浮动汇率制。由此可以看出浮动汇率制是纸币制度下的最终的必然选择。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

从以上国际汇率制度的历史变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纸币制度下，汇率制度演变的最终趋势是浮动汇率制。

对于中国来讲，在汇率制度的选择上，从最终方向看，似乎并没有人怀疑会选择浮动汇率制，但在其资本账户开放之前却是不可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正如麦金农（Mckinnon）在最近一次关于中国金融政策的演讲中所指出的，浮动汇率制的前提是资本自由流动。“只要中国继续实行对证券投资国际流动的限制，市场就不可能决定汇率，只能由政府承担定价任务……（在政府控制短期资本流动时）完全浮动是不可能的，因为银行和私人金融机构不得自由持有外币敞口头寸。政府必须在外汇市场承担做市商角色，并决定汇率”。

经济学家米什金（Mishkin，1999）曾认为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在实施货币政策方面缺乏经验，所以最好通过固定汇率制将本国经济与另外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如美国经济）相联系。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完全丧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依赖于别国经济，显然是很不现实的选择，因为两国的经济不一定处于同一周期。因此，从长期看，中国还应选择实行浮动汇率制。这是因为，一个国家在安排汇率制度、管理资本市场和实施货币政策时会面临“三难选择”，即不可能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的自、固定汇率制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和货币政策的自只有在资本管制的情形下才能实现；在资本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会完全失效；货币政策只有在浮动汇率制下才[来

能生效。

如前所述，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前提是资本的自由流动。资本的自由流动在当前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7年世界经济展望中的估算，在1995年，主要工业化国家之间跨国的债券和股票交易额大都在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0％以上。在这样一种国际大趋势下，要想实行有效的资本管制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中国目前虽然依然实行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但资本非法外逃的规模颇大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官方资料统计，1998年经常项目的盈余是436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为456亿美元，但官方的外汇储备却只增加了51亿美元。前两项之和与外汇储备增加额的差额高达841亿美元。一些学者估计1998年资本外逃的总量超过了经常项目或外国直接投资的任一项（俞乔，1999）。中国政府在此期间虽然也采取了许多措施来遏制资本的非法流出，但资本外流的现象依然十分严重。资本外逃表明资本获得了一定的流动性，尽管还远远不到自由流动的程度。持续的资本外逃加大了资本管制的成本。

汇率制度论文篇12

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成本与收益问题

(一)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成本的反思

由于人民币改革后有一定的升值，面临的成本大概有以下几点：一是可能减少外部需求和出口，并影响到实现短期的经济增长目标；二是可能增加国外直接投资成本，不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三是可能造成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短期失业问题。

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并非有如上的成本发生，即使有，其影响也十分有限，甚至模糊不清。

1.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可能并不明显。高盛银行胡祖六(2003)指出，人民币汇率出口弹性非常小，汇率调整不会给出口带来太大的变化。这与中国独特贸易结构有关。目前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出口中占55％。同时，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料加工贸易和外商的机械设备进口占所有进口的60％，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只赚取固定的工缴费，与汇率的变动基本没有关系。进口加工贸易的情况也相差不大。同时，中国的部分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相当的高，而且与竞争对手的成本相差很远，人民币升值2％反而会提高出口收入，而不是降低出口收入。

2.90年代中期以后，FDI(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动因发生了新的变化。更多的FDI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投资于中国的目的更倾向于瞄准中国的国内市场，而不像以往那些东南亚中小企业利用中国作为出口加工平台(UNCTAD,2002)。汇率升值虽然提高了FDI新建投资的投资成本，但是，也提高了美元计价的外商企业在本地的销售收入。一方面它可能阻碍了一部分利用中国劳动力、土地等各方面成本优势的FDI流入，但同时也可能鼓励一批试图进入中国市场的FDI的流入，因此，2％的人民币升值并不会对FDI有太大的影响。

3.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2年《贸易与发展报告》的计算，在17个重要样本国家内，中国的单位劳动工资最低，样本国工资分别是中国工资的2.5-47.8倍不等，即使考虑到单位劳动生产率，17个样本国家当中也有10个国家高于中国的成本。所以，2％的人民币升值并不会对就业造成影响。退一步说，即使出口部门的就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考虑到制造业提供就业机会几乎没有改变，而服务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正在大幅度的提高，服务部门增加就业机会完全可以弥补出口部门减少的就业机会。

4.央行汇率改革使用“参考”而非“盯住”货币篮子的做法，其不利之处在于汇率更具灵活性的同时，央行对汇率政策的相机抉择更容易受到来自政府其他职能部门的影响。所以，央行必须在行使灵活的相机抉择权和维护汇率政策的动态一致性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

(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收益的考察

汇率改革的收益是多方面的。第一，将汇率调整到与实际均衡汇率运动趋势保持一致的水平上，同时也意味着得到了与国际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最优的汇率价格。它有利于各个产业的平衡发展，有利于长期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第二，汇率积极调整把汇率调整的主动权交到了货币管理当局手中，同时也留给货币当局一定的政策调整空间，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第三，汇率改革提升了人民币购买力，有助于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平。同时汇率升值导致的收入更利于农民和城市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第四，汇率改革等于向市场宣布，中国货币当局是以国际收支平衡而不是以狭隘的贸易顺差为政策目标的。

从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收益还是非常明显的，新汇率制度对我国主要产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虽难以平衡国际收支，但大幅度减少央行的干预频率

汇率改革后国际收支状况仍然是调整人民币汇率的重要基础，从2005年以来，我国月均外汇储备增长在150亿美元左右，近三个月更是到达了200亿美元，外汇储备始终在持续大幅度的增长。但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当期的储备增长扣除外汇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外都是热钱。以2004年的国际收支为例，全年顺差2066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和直接投资顺差分别为590亿美元和531亿美元，这并不能理解为其余的国际收支顺差全部都可归纳为所谓“热钱”，其余大多数差额，是可以用经常转移、证券投资和贸易信贷来解释的。

中国国际收支平衡更注重于商品和服务贸易两项的总体平衡，从2000年到2004年，这两项基本是稳定的，商品贸易大约是200亿美元至300亿美元的顺差，服务贸易大约是100亿美元的逆差，这两项合计占我国GDP的2％左右，占进出口的总额也在2％左右，从今年上半年来看，我国进出口总值达6450.3亿美元，高出低进使得贸易顺差达到396亿美元，突破去年全年水平，而预期下半年中国外贸出口、进口增速分别为22％和18％左右，可实现顺差300亿美元以上，因此单纯依赖汇率改革，并不能迅速、显著的使国际收支恢复到基本平衡的轨道上来，所以在短期内并不能改变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只是减少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频率，央行只在必要的时候对外汇市场进行以防止汇率出现过大的波动，而不必每天进行干预操作，这时的外汇市场能比较真实地反映汇率的变化。

带来金融创新热潮

汇率机制改革之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将是一个常态，因此需要相应的衍生工具来规避和锁定风险，其本身就意味着对加快外汇市场发展和相关金融产品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8月4日，央行在其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下半年将加快发展外汇市场和各种外汇衍生产品，尽快开办银行间远期外汇交易，推出人民币对外币掉期等产品。8月9日，央行决定扩大外汇指定银行远期结售汇业务和开办人民币与外币掉期业务。这些衍生工具的推出将有助于稳定现行的汇率，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形成对人民币的下一步波动的预期，同时给市场一个导向，从而更好地消化人民币的汇率风险。

提高银行对汇率风险管理的能力

“有管理的浮动”考验了银行对风险管理的难度，对于这次汇率改革，银企如果过于关注人民币对美元和非美元即期汇率的波动区间是远远不够的。

就银行而言，商业银行必须对不同币种的小额和大额现钞、现汇等具有差别定价能力，必须对来自居民、企业和同业的外汇供求有差别化的定价能力，必须对流动性较好的人民币兑美元等即期品种和其他流动性相对较弱的非美元品种具有差别的定价能力。这种审时度势的差别定价，较之央行为外汇交易市场确定的波动区间要灵活得多。如果商业银行忽视了汇率改革带来的风险定价挑战，其贸易融资的信用风险、结售汇净头寸的汇率风险，以及外汇代客理财业务风险等都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所以，这次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给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带来了挑战，有助于商业银行提高其风险管理能力。

三、我国不可能较快地过渡到完全意义的浮动汇率制度

人民币向有管理的浮动制度回归，其优势是明显的，但从中国实际情况来看，中国不可能较快的过渡到完全意义的浮动汇率，是因为：

(1)我国的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还很不发达。在金融市场体系不完善、不发达的情况下，如果汇率出现大幅度波动，金融市场无法在整体上做出灵敏的反应和自发的调整，就可能造成局部市场的严重失衡和秩序混乱；经济主体无法进行适宜的资产头寸调整，从而发生严重损失。目前我国正规的外汇市场只局限于少数银行，企业个人无法直接进入，还没有外汇期货市场，远期外汇市场交易也没有全面开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汇率出现大幅度波动，微观经济主体、特别是进出口企业将很难通过外汇交易来规避汇率风险。

(2)人民币还不是国际货币。对非国际货币国家来说，汇率制度改革过程实际上就是与国际金融制度与规则接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基于对政府依赖的惯性，企业除了考虑从市场竞争中谋取利益和发展外，还特别注重从政府及其政策中谋取利益，他们对政府的政策具有很高的期待。因此，政府一旦出现决策失误，将可能给企业和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由此招致强烈的反对，汇率制度改革就可能夭折，并可能造成经济的大幅动荡。

(3)我国金融体系还比较脆弱。我国目前的金融结构仍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而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率还相当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全面放开汇率，贬值预期会造成人民币存款被大量提取，升值预期会造成外币存款被大量提取，严重时可能引起挤兑，引发银行危机，并由此爆发货币危机。

(4)我国市场化的金融监管和金融调控体系还不完善。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执行严格的外汇管制，习惯于在狭小的外汇市场上以盯住的方式控制汇率，缺乏一套开放市场条件下外汇管理和市场干预的制度、规则、手段和经验。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完全放开汇率，就未免会出现市场混乱、汇率失控等问题。

(5)我国货币错配矛盾突出。根据戈登斯坦(Goldstein,2005)教授的定义，所谓货币错配是：“在权益的净值或净收入(或二者兼而有之)对汇率的变动非常敏感时，就出现了所谓的‘货币错配’。从存量的角度看，货币错配指的是资产负债表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从流量的角度看，货币错配则是指损益表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净值(净收入)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越高，货币错配的程度就越严重。”

货币错配的形成，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就外因而言，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错配是国际货币格局的自然产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关键货币”角色主要是由美元和欧元来承担，这事实上将欧美以外所有其他国家的货币“边缘化”了。由于国内货币无法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使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资产/负债、收入/支出便呈现多种货币并存的局面，货币错配由此成为常态。就内因而言，资本市场普遍落后和汇率长期保持固定都加剧了发展中国家货币错配。在资本市场发展滞后的情况下，缺乏有效资金来源的企业不得不通过各种渠道到海外去筹资，而难以寻求到有效投资机会的“过剩”储蓄又不得不大量流向国际资本市场。由于国际资本市场不接受发展中国家的本币，资本市场发展滞后导致的跨国资本流动更加剧了发展中国家货币错配。从形成机制看，中国难以避免货币错配。一方面，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还为时甚远，因而“原罪”和“高储蓄两难”特征在相当长时期内还难以消除；另一方面，中国资本市场的效率低下有目共睹，这无疑加剧了货币错配；此外，长期实施得盯住美元固定汇率制度，已经使中国的微观经济主体对货币错配麻木不仁。简单计算的结果显示，中国目前已属货币错配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截止2004年底，中国居民持有的外币资产占M2的比重已达27％，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外债余额在2004年已经高达2285.96亿美元的现实，货币错配矛盾显然更为突出。巨额的货币错配使得中国不可能较快地过渡到完全意义的浮动汇率。

四、完善我国汇率机制的配套措施

随着中国金融开放的日渐推进，我国需要对人民币汇率稳定机制进行改革和完善，如何在实行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的过程中避免货币错配风险的失控，避免汇率的大幅度波动，要有一个与之相应的经济政策作为保障，我们也应当从多方面采取措施，逐步推进改革，以实现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第一，保持较高的外汇储备水平，加强外汇储备的管理和运用。较高水平的外汇储备水平有助于控制货币错配风险。首先，较高水平的外汇储备是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抵御国际投机资本冲击的重要保证。20世纪90年代以来，货币危机的威胁促使发展中国家迅速增加了国际储备。从“保持信心”看，国际储备水平越高，其“引而不发”的“威胁”作用就越大，国际投机资本对该国的汇率制度就越不敢造次。其次，较高水平的国际储备可以保证政府有能力接手私人部门的货币错配，通过政府承担货币错配损失来避免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全面冲击。

第二，积极参与和构筑区域货币合作。亚洲地区经济与贸易联系的不断加深为区域金融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巨额的外汇储备加强了亚洲资金自我循环和抵御外部冲击的实力。中国作为亚洲的经济发展大国，应积极参与和构筑亚洲货币合作。(1)以积极的姿态进一步开放金融业，支持区内贸易的发展。(2)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两种新的优势，并积极推进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使其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和功能互补，由此进一步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综合功能。(3)在东亚货币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4)积极加强亚洲各国和各地区的中央银行的合作。(5)积极推进国内金融体系改革，建立健康的金融体系，并与亚洲各国及时交流降低不良贷款和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的经验与教训，共同建立亚洲地区金融风险早期预警机制，加强各国各地区金融监管当局的合作，共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