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产学研论文篇1

文化产业园区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产业孵化器的功能。“六位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区可以为新创文化企业的发展提供一系列所需的管理支持和资源网络，辅助和促进文化企业发展。“六位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区内的企业集群构成不仅包括相关文化艺术创意设计企业、文化创意产品生产企业、提供高科技技术支持的数字网络内容企业，而且还包括具有经济管理、商品管理等方面丰富经验的公司。这些不同类型的企业构成了一个多重交织的产业链条网络，因此可以实现产业之间、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并通过集群对周边产生辐射效应，促进整个区域内产业的发展。“吉林省东北亚文化创意科技园”就是“六位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区的典型代表，是目前全国唯一的民营部级文化产业园区，是全国第一家拥有部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产业园区。其目前已经集聚了创意设计、动漫游戏、软件及服务外包、新闻媒介、教育培训、金融机构等企业近200家，搭建了“国家动漫游戏公共技术平台”等十大公共服务平台，并与长春建筑学院合作创办了“文化创意产业学院”和“东北亚文化产业研究院”，构建了“政产学研资介”零距离整合，创建了一体化发展的多维服务环境，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起到了产业孵化器的作用。

2．教育培训功能。

教育培训也是文化产业园区具有的重要功能，特别是那些依托高新区和大学等教育机构的文化产业园区，这项功能显得尤为突出。如吉林省东北亚文化创意科技园位于长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并且毗邻吉林大学和吉林动画学院等知名高校，教育培训是该园区的一个主要功能。长春建筑学院是该文化产业园区的合作方，其“文化创意产业学院”下设舞蹈、设计、视觉艺术、创意写作、音乐、新闻、广告、动画、电视媒体及数字媒体等专业，为该园区及当地培养了大批文化产业发展所需的创意产业人才。

3．研发创新功能。

文化产业园区也是研发及创新的重要基地。如吉林省东北亚文化创意科技园除了具有培育本地区创意人才的功能，同时其也是该地区的创意产业研究开发基地。吉林省东北亚文化创意科技园合作方长春建筑学院的“文化创意产业学院”和“东北亚文化产业研究所”，其研发领域主要包括传播设计、数字媒体、策略性广告等。主要研究这些领域在文化创意产业上的实务发展及具体应用等内容，其研究成果也为政府部门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相关政策制定等提供了依据。

4．促进就业功能。

文化产业园区内集聚了众多的相关企业，而企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相关人才的支持，因此文化产业园区为相关领域的人员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文化产业园区同时也是重要的消费场所，园区为各种艺术品的消费提供了诸多的机会。文化产业园区还在集会地点、戏曲影院、音乐厅、酒吧等公共空间为年轻人创业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二、“政产学研资介”发展模式主体角色定位

“政产学研资介”六位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是我国目前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的高级模式，该模式立足于地区经济发展，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整合，是文化产业发展体制创新的新探索。“政产学研资介”发展模式的各主体之间关系是以政府为指导，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中心，充分发挥研究机构、高等院校、资本方以及中介机构等各主体的相关作用。该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注重“政产学研资介”各主体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提高文化产业园区的整体实力，其最终目标是使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在该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中，各主体的作用不同，其定位以及承担的角色也不同。

1．政府的角色定位。

该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中的“政”是指政府。政府在“政产学研资介”六位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中处于指导地位，其角色主要是作为各方的协调者与服务者。也就是政府为文化产业园区各主体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主要包括制定政策法规、打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营造合宜的社会文化氛围等，从而使科技成果尽快实现市场化;政府要为各主体搭建信息沟通、技术咨询、政策咨询、技术支持的平台，以及提供数据咨询等，为“政产学研资介”模式的文化产业园区的有效运行提供相关服务;政府利用政策导向来约束各主体的行为，协调各主体间的关系，使该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中的各个主体间能够有效沟通、和睦相处，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2．企业的角色定位。

该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中的“产”是指企业。企业在“政产学研资介”各主体间的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创造科技成果的重要角色。文化企业在市场中直接面对消费者，因此其对科技成果的需求反映最迫切、最敏锐、也最真实，能及时、准确地将市场的需求信息反馈给文化产业园区，从而保证文化产业园区各主体能够以市场为导向，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或者服务，最终实现自身的价值。

3．高等院校的角色定位。

该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中的“学”是指高等院校。长期以来，我国高校一直承担着科研和人才培养的重任，在积极参与国家的各项创新活动的同时也为各个行业培养了大量的各类人才。高等院校智力资源丰富，并拥有庞大、稳定的高水平教学及科研教师队伍，可以为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输送大量的各类优秀人才，同时依据自身科研实力帮助文化企业解决众多的发展难题。高等院校既要致力于人才培养，也要重视与政府和企业等主体的合作，使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产业化。“政产学研资介”六位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可以为高等院校的科研成果顺利进入市场、实现产业化创造条件。高等院校要积极寻求与文化产业界的合作，形成良性互动的促进机制，使自己的科研成果转换为生产力，与市场实现对接，实现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

4．科研机构的角色定位。

该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中的“研”是指科研机构。科研机构是我国基础研究的最主要承担者，是我国技术创新的生力军。科研机构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参与者和合作者，既要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技术成果、技术服务等，又要为政府的相关产业政策制定等提供高质量的决策咨询。在“政产学研资介”六位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中，科研机构承担了大量前瞻性、基础性、交叉性及战略性的研究工作，为“政产学研资介”六位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5．资本方的角色定位。

该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中的“资”是指资本方。资本方主要为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文化产业科技成果的研发和市场化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离不开资本方的参与。我国的资本市场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当前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有股票融资、债券融资、民间融资等。社会风险资本公司是国外发达国家高科技创业型公司早期孵化资本的提供者，风险资本是一种以私募方式募集资金，以公司等组织形式设立，投资于未上市的新兴中小型企业的一种承担高风险、谋求高回报的资本形态。风险资本一般都支持增长势头强劲，发展前景良好，并可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新兴行业，而我国的文化产业就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如“吉林省东北亚文化创意科技园”属于民营企业，是由民营资本全资打造并整合多方面优势资源而创办的民办公助的新型企业。目前社会风险资本已成为该园区融资活动的重要支持力量。这种企业能使民营资本和政府资源优势组合，从而形成符合市场规律、适应产业发展的灵活机制。

6．中介服务机构的角色定位。

该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中的“介”是指中介服务机构。中介服务机构为宣传和推介“政产学研资介”合作的新进展、新成果、新做法、新经验搭建科技平台，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政产学研资介”六位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中，企业是核心主体，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是提供科研成果和人力资源的依托，政府管理部门是宏观调控中枢，而中介服务机构则是实现知识快速转移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的中间环节。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大力发展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因此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应加强文化中介服务机构建设，健全文化中介服务体系，引导文化中介服务业快速健康发展，提高文化中介的服务质量，充分发挥以民间为主体的沟通、交流、协调、合作，充分发挥文化中介服务机构的重要作用。

三、“政产学研资介”六位一体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策略

文化产业园区的“政产学研资介”发展模式要求其各主体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推进，协调和规范好各方的关系。

1．建立以政府为指导的协调机制。

文化企业对文化产品、服务、相关技术及创新等具有广泛的需求，但大部分文化企业都比较弱小，在人力、科研、资金等方面都缺乏实力，而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则可以为企业提供人力资源及相关科研成果，资本方可以为企业解决资金问题，但要将文化企业的现实需求与资本方、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所拥有的资源整合起来，则需要中介服务机构和政府的参与。政府在各方协调中应该起到指导的作用，通过各种方式与手段协调好各方关系，实现科研成果、人力资源、资金等要素有效合理地流入文化企业，使科研成果能够顺利产业化，实现各主体共赢的发展局面，促进文化产业园区的健康发展。

2．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资源配置体系。

在“政产学研资介”六位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中各主体之间是一个密切联系的通路系统，企业只有及时准确地捕捉到市场的真正需求，并将这些需求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给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使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研发和人才培养有针对性，才能确保企业获得需要的人才、技术、产品和服务等，才能使科研成果顺利产业化，使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三方实现共赢。当然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资源配置过程中也不能缺少资本方和中介方以及政府的参与，资本方为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提供必要的资金，中介方为各方提供相关的信息、咨询等服务，政府则负责主要问题的协调和沟通等，确保整合各方资源，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求。

3．培养文化产业园区发展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文化产业属于高科技产业，人才问题一直是困扰和制约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要培养既懂文化产业理论、技术，又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应该与文化产业园区的管理部门及各相关企业密切联系，并进行充分调研，与企业合作培养亟需的各类人才。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政府需要给予一定的政策和资金等支持，确保人才培养计划能够顺利实施，为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证。

政产学研论文篇2

DOI：10.15938/ki.iper.2017.01.005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1-0021-07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研究人类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及其规律的专门学科。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良好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但作为一门学科来加以建设，却是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门新兴学科。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用鲜活的实践经验滋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在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过程中，更加坚定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因此，持续研究总结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以及学科专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005年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增设和调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宣告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作为马克思理论一级学科属下的独立二级学科地位正式成立。十年恚2006-2015），各培养单位以此为契机，不断加强学科建设，学科理论和方法研究以及实践探索都得到很大发展。同时，博士研究生规模快速增长，学位论文研究成果更加丰富广泛。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门学科的建设水平，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是本学科基本理论和前沿问题的具体化，也是学科发展趋势的重要体现。因此，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特别是对论文研究选题进行全面探析，有助于全面深入认识该学科的发展水平以及研究态势，对我国今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论文选题以及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学科分布及学位论文产出情况

1983年，国家教委将当时的政工专业命名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并开始招生培养专业人才。经过30多年的努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渐成规模，在全国设置了75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以下简称博士点）①、282个硕士学位点、275个本科办学点，培养和凝聚了一批较高水平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团队，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方法论等20多个研究领域，产生了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应用研究等一系列分支学科体系，基本形成了一个内容完备、结构合理、动态开放、成效显著的学科体系。[1]在这些研究领域，产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博士学位论文。下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分布状况和博士论文产出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1.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分布情况

目前，我国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的院校共有70所（见表1）。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属下的博士点和思想政治教育独立二级学科博士点各占35个（见表2、表3）。[2]

从表1、表2、表3可以发现，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建设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1）博士点单位增列迅速 在上世纪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的单位仅6所：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而2005年前也只有28所，但2005年以后博士点快速增长，由28所增加到70所，增幅达150%，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

（2）博士点区域分布不平衡 虽然72所（在分布统计时，中国矿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同时计入两地）博士点单位分布在24个省区，但是各省区数量差距大，北京12所，江苏8所，陕西6所， 湖北5所， 黑龙江、湖南、辽宁、上海各有4所，这7个省区就有47所，占总数的65.3%，而其余16个省区仅占总数的34.7%。同时，内蒙古、宁夏、贵州、青海、新疆、、海南7个省区还没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

（3）博士点院校类型和层次分布较均衡 从表中统计发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主要集中在综合类、师范类、理工类和部队院校，院校类型覆盖面较广。在院校层次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主要集中在“985”高校、“211”高校及其他院校（主要地部属院校及地方重点大学），其中22所是“985”高校，27所是“211”高校，其他院校占21所，因此，博士点在院校层次上分布较均衡。

2.学位论文产出情况

基于中国知网CNKI，统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2006年1月1日到2015年12月7日所公布的博士学位论文，共有599篇（见表4），涵盖50所院校。②对培养单位博士学位论文产出数量前十名的院校进行统计（见表5）。

从表4、表5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产出具有以特点：

（1）年度产出数量呈非线型增长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独立的前5年（2006-2010），产出论文数量少，一共才77篇。从2011年开始，论文数量达到100篇，呈现出非线型增长态势。

（2）产出总量不足，院校间差异大 十年间，CNKI收录的50所培养单位共产出博士599篇，年均产出1.2篇/校，这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论文产出量相当低，博士研究生规模较小。从产出量前十名的院校看，东北师范大学、中央党校和武汉大学3所高校产出论文最多，每校年均达3篇左右；据统计，产出总量在5篇以下的有14所高校。这说明院校间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人才培养差异校大。

二、学位论文选题及研究类别分析

对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反映这门学科的发展水平和研究趋势。下面，着重对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关键词、研究的类别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

1.关键词频次分析

对599篇论文中所有关键词进行统计，不同关键词总量达1713个（统计时对同义词进行了合并，如：“中共”视为“中国共产党”统计，“高校”、“高等学校”、“高等院校”合并统计为“高校”）。统计发现，有一大批高频率关键词，频次达8次以上的高频率关键词有20个（见表6），而仅一次出现的关键词达917个，占关键词总量的53.5%。

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统计数据分析，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1）高频率关键词反映了研究内容的主流方向 从排前20的高频率关键词看，“思想政治教育”频次达140，说明23.4%的论文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研究范畴。其中，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第一关键词的有54篇论文，说明占论文总数9.2%的论文选择它为核心研究内容。从研究对象上看，“大学生”、“高校”、“中国共产党”成为研究焦点；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重大现实命题成为了研究的热点。显然，高频率关键词基本吻合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特点，也反映了这门学科研究的主流方向和发展态势。

（2）低频率关键词量大，既反映研究领域走向纵深与宽泛，也说明存在偏离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的研究 在低频率关键词中，如责任论理、政府诚信、终身德育、意志教育、自尊外化、幸福指数、医学人文教育等关键词，表明研究主题更加具体，更加现实，更加深入，理论与实践结合更加紧密。同时，少数论文的关键词如财政权力、创业发展、风险社会理论、知识产权文化、企业文化整合等等，s把思想政治教育过于泛化，偏离学科主旨。

2.选题研究类型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范畴具有多领域、复杂性、应用性和现实性等特点。一般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研究类型是以研究对象作为分类标准的，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方法论研究、应用研究、现实问题研究、历史发展研究、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以及其他有关领域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研究、理论基础研究、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研究以及意识形态发生发展研究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侧重教育方法研究，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形成、变化、发展、运用等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应用研究是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原理、方法与社会具体的人、群体及社会现象结合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实问题研究是指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展研究是针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形成的经验与教训进行历史考察；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是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开展比较研究，一般是将中国与外国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比较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跨学科研究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结合研究；其他有关领域研究是指一些博士学位论文偏离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与方法。[3]

按照上述分类标准，599篇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分类统计分成了7类（见表7）。

从论文选题类型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在选题上具有以下特点：

（1）应用与实践研究是论文主要选题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应用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是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研究的主要类型，分别占论文总数的42.2%、22.1%，这表明，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着重于理论与方法的实际运用以及现实问题的分析解决，特别在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公民道德建设、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与路径、和谐社会构建等方面选题多，研究深入，成果丰富。

（2）历史发展研究反映了我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和基本理论与方法 论文选题类型处于第三位的是历史发展研究，占论文总数的13.1%，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对三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较多，对抗战时期、建国初期、改革开放等各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较深。同时，也有少数论文对中国古代和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史开展研究，如孔子道德教育、马恩列思想政治理论等。

（3）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研究成果欠缺 论文以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为研究选题的总量少，共37篇（其中基础理论研究24篇）占论文总数的6.2%。从附表8看，已有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有较高水平和价值，但产出数量过低，这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方法创新不足，对学科建设的理论支撑和方法创建乏力。

此外，选题跨学科研究偏少，只有24篇论文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交叉研究。统计发现，有56篇论文选题几乎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没有研究关联，如“财政权力”、“风险社会理论”等选题研究，这些选题与研究成果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发展。

三、对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思考与建议

学科调整后的十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研究内容、方法、实践等方面等到快速发展，学科领域不断拓展，具有鲜明的学科特色。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也表明，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研究已逐步形成了本学科的问题领域、研究范式以及方法体系。与此同时，在分析论文选题情况，也发现诸多问题也不足，如选题创新性不够、专业性不强、实证性不多等问题均有不同程度存在。分析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研究和学科建设，从而更好地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教育对象的特点，把握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规律，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高水平研究，不断增强分析解决人们思想问题与实际问题的能力。

政产学研论文篇3

过去的一年是中国法治进程发展的重要一年，也是行政法学研究发展取得突出成就的一年。总体来看，2007年中国行政法学研究在近两年产生一大批优秀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深度等方面继续稳健发展。本文将按照主题对2007年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的全貌进行介绍，力求点面兼顾，重点突出。

全年总况

行政法学研究领域2007年累计在重要学术期刊发表文章300余篇，出版著作50余本。其中，新出版“公法与政府管制丛书”和“法治政府丛书”两套，《宪政与行政法治评论》和《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两套论丛继续出版，还有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5年和2006年论文集也在去年出版。作者既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也有人大、行政机关和法院的官员和法官，涉及主题广泛，研究方法多样，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欣欣景象。除了传统行政法外，在物权法中的行政法问题、规制(管制)理论和部门行政法、比较行政法和外国行政法等方面都有可喜成绩。

2007年累计出版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学教材30余本，值得注意的有三个现象：一是除了新出版教材外，一些经过时间考验、受到读者喜爱的教材再版，甚至第三版第四版问世，标志着行政法学教材正在趋向成熟稳定。二是通过案例或者判例，以及运用讨论形式传授行政法学知识的教材又增添新成员，对推动行政法学教学方法改革具有很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三是出现了面向百姓、深入浅出专门介绍行政法学理论和法律规定的新书。行政法不仅仅是行政法学者、政府工作人员、法官的领地，更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为普通公民所知所用。此外，还出版了不少行政法案例选辑或者包含行政法案例的案例选，以及行政法律汇编和解读类书籍。

2007年行政法学会议和交流活动活跃，为推动行政法学理论和实务的交流，促进行政法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全国性乃至国际性会议主要有：8月5日，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在南京举办2007年年会，会议主题为“财产权保护与行政法”。20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本次会议，是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全国性年会，会议收到115篇论文，分别围绕“财产权保护与行政法的基础理论”、“征收征用中的财产权保护”、“财产权保护与行政法律制度的建构”和“行政救济与财产权保护”展开；1月6～7日，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与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律中心举办“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国际学术研讨会；7月1日，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与日本名古屋大学举办“中日土地征收征用与物权登记研讨会”；7月6日，“第二届东亚公法学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7月20日，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法研究中心、北大一耶鲁法律与公共政策改革联合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公共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举办“中美行政立法与公共决策中的公众参与研讨会”；7月23日，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法研究中心、北大一耶鲁法律与公共政策改革联合研究中心与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律中心举办“行政争议协调解决制度国际研讨会”；7月24～25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与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律中心举办了“行政争议协调解决制度国际研讨会”；10月25日，南京大学法学院中德法学研究所和德国阿登纳基金会举办“市场经济中的行政法”国际研讨会；10月26～28日，山东大学法学院与日本国九州大学法学院在日本福冈共同举办第三届中日公法学学术研讨会，主题为中日两国公法学理论前沿。此外，高校、研究机构和地方行政法学会举办近20次研讨会或者论坛。

政产学研论文篇4

一、拨乱反正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拨乱反正，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教条，恢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观点；二是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的传统观点，科学阐述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的基本涵义与具体内容。在这两方面的探讨中首当其冲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家驹先生。1980—1981年，马家驹先生先后在《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题为《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重要论文，最先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他十分明确地提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上特定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根据这一规定，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不仅如此，马家驹先生还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定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生产方式的涵义。首先，马家驹提出生产方式是有别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个独立范畴。他指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这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其次，马家驹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含义。他写道：“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有两个含义。第一，它是指劳动的方式；第二，它又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相互结合的方式以及使用劳动资料的方式。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含义是同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的这一面联系着的。”“生产方式的第二个含义即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是同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这一方面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一定的历史形态或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完全是同义语。”“劳动的社会形式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依以结合的形式分不开，它并且和后者一样直接表现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最后，马家驹阐述了生产方式这两个方面含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写道：“一定的劳动方式和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之间确实又存在着一种历史必然的统一关系，并且归根到底还是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而劳动方式的根本变革又总要以生严资料或劳动资料的变革为前提。”这样，马家驹先生一方面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充分肯定了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另一方面科学地分析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其他许多学者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中也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观点。如吴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研究生产方式》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术语的：一是生产方式本身，一是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陈招顺在《从生产方式的含义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中间阶段和中间环节。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得以建立的基础，而一定的生产方式又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得以产生的依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不研究生产力，也就不能说明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变化。这是一个矛盾。而生产方武概念的出现意味着这个矛盾的解决。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对于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主要标志是郭树清等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生产方式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专题系列论文。其中，郭树清在《生产的自然形态和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辨证统一——马克思的生产方武概念》一文中不仅具体地指出了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生产的自然形态，即生产的自然物质条件和形式，劳动的技术组合方式；其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形式，人们的活动发生社会联系和关系的形式。”“生产方式就是通过生产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的自然形态；或者说，生产方式就是反映了生产的自然形态的生产的社会形式。”袁绪程在《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提法看生产方式的含义》一文中也指出：作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生产方式既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要素的组织结合的方式。”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从劳动的自然过程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的“技术组合方式”，从劳动过程的社会属性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组合的社会形式。”彭新政在《生产方式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含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讲的《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作为劳动者和生严资料的结合方式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重要依据，而生产关系则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有什么样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三篇重要论文一方面从总体上继续肯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内容并由此概括出了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在该时期有了新的进展。

二、全面推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全面展开，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探讨的主要特点是对生产方武的含义的探讨全面展开，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并逐步形成普遍共识。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许多学者在以往探讨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的含义继续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新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所提出的见解，即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胡钧在《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的技术方式或具体的劳动方式，是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其他学者不同意上述三种关于生产方式单一含义论观点，奚兆永在《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一文中认为生产方式有多种含义，生产方式是物质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等：于金富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一般的基本原理》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人们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社会生产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和人们进行生产的技术与社会条件等。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研究继续推进的突出标志，是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观点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的观点联系起来考察，从而摈弃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传统做法，科学探讨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和密切联系。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其代表性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所提出的：“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一)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二)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三)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这里，吴易风先生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主要区别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即它们都研究资源配置，所不同的是如何研究资源配置。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其代表性观点是王生礼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新论》一文中所提出的见解。王生礼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经济方式，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方式。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在于：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是社会运用稀缺资源进行生产的方式，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亦即社会生产方式。进一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即资本经济，同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即市场经济之间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既有本质的分析，又有表象的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面现象，只研究市场经济，只研究市场上价格、供求、竞争等要素与资源配置之间的表面联系，只在表面的联系中兜圈子。从而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相通性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性，从而使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继续深化阶段(2000年以来)

跨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特别是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进一步深入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对生产方式涵义的继续深入研究。许兴亚提出，“商品生产”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方面”或“侧面”，并不是这个生产方式的全部。除此之外，它还有其物质和技术方面的特征，亦即协作、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即使从生产的形式方面来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也不是商品生产，而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于金富等在《从<资本论>结构重新认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一文中对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和具体内容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们认为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的科学论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生产过程的条件包括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生产过程的形式包括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具体说来，生产的技术条件指生产资料的规模、效能与生产方法或生产工艺水平；生产的社会条件指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程度及相应的生产组织。生产形式指一定社会的生产是自发的商品生产还是自觉调节的产品生产；生产的社会形式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即生产的社会性质。因此，《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其内容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以及它的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

2　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

2000年以来，有学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进行了一些深入探讨。孟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武的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但这不仅并排除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而且还可以把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包含在对生产方武的研究之中。事实上，马克思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名研究了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方式在下述意义上可以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在微观层面，它们是指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以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在宏观层面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是指经济资源以何种方式分布于生产不同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分工各部门。这样，就把作为劳动方式和生产形式的生产方式，同资源配置方式在两个层面上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了。

3　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探讨。李铁映同志在《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的重要论文中明确提出：“我 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生产方式和基本生产关系，使其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刘烈龙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定位》一文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对象，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即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自身的生产方式与制度安排。

上述观点一方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保持了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明确提出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政治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有了进一步深入。

根据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政产学研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F263； F262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6-1533（2014）11-0041-04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government behavior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ial cluster

LUAN Jingzhu1*， WANG Yue2， CHU Shuzhen1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Business， China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1198， China；

2. Jiangsu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Nanjing 210008， China）

ABSTRACT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literatures on the government behavior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cluster was teased and analyzed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the related concepts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cluster government action， the government behavior of industrial cluster and the government behavior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cluster. We found that foreign scholars mainly focused on the role of government played in industrial cluster and the government’s policy on cluster， while the domestic ones usually focused on the life cycle theory of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the analysis of government level perspective and performed the relative empirical study.

KEY WORDS industrial cluster； pharmaceutical industrial cluster； government behavior

近年来我国医药产业发展迅速，各地方政府纷纷建立医药产业集群，以期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本文对国内外有关医药产业集群的政府行为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以明确医药产业集群发展中的各项政府行为和对发展我国医药产业集群的意义。

1 基本概念的界定

1.1 医药产业集群的内涵界定

1.1.1 产业集群

哈佛大学Poter在其著作《国家竞争优势》中重点阐述了产业集群的概念：某一特定领域内，在地里位置上邻近、有相关联系的企业和相关机构以彼此的互通性和互补性相联结的经济现象。继Poter之后陆续有许多学者对产业集群进行了新的阐述，如国外的Roelandt和denHertog则从价值链的角度出发，指出集群是在一个价值增值生产中相互联系的、具有强烈相互依赖性的企业组成的生产者网络；国内的仇保兴从中间组织的角度出发，认为产业集群的组织结构介于市场组织和层级组织二者之间，它比市场稳定，又比层级组织灵活，正是这种特殊的组织方式使得产业集群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效应。其后，学者们延续了经典的产业集群概念，并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对产业集群进行更多层面的解读。

1.1.2 医药产业集群

医药产业是指将新药研究、开发、生产与各种疾病的诊断、防止和治疗相结合的产业，其作为典型的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行业的进入壁垒高，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长周期、相对垄断性等基本特征。产业集群的经济现象一样出现在医药产业中。结合文献研究，医药产业集群是指以医药产业为核心、相关辅产业为支撑，在某一地域范围内高度集聚，且相互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的医药企业和相关机构（政府机构、中介机构、大学或教育研究机构等）组成的能够产生巨大经济效益并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的产业整体。

1.2 政府行为的内涵界定

政府行为首先出现在经济学文献中，主要是指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虽然政府行为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要议题，已经形成了较多的文献累积，但具体到政府行为概念的界定，目前学术界和理论家都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权威定义。不同学科领域，包括经济学、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等，从不同研究视角对政府行为给出了不同的界定。综合各种视角对政府行为的界定，并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认为在本文中所论述的政府行为是指国家权力机关（立法、行政、司法）为保证和促进全社会的公共利益，结合具体的社会环境与发展目标，利用其权力对社会公共事务（政治、经济、文化等）和自身事务进行管理的各种活动的统称。一般体现为法律法规制定、出台相关政策、与其他社会主体的交流和影响等。

2 产业集群政府行为的文献研究

2.1 国外研究概况

2.1.1 产业集群中政府角色定位研究

Poter[1]指出集群代表了一种关于国家、州际和地区经济的新的思考方式，它对企业、政府以及其他组织机构在提升竞争力方面的新的角色定位提出了要求。他认为产业创造竞争优势的过程中，政府的角色是正面还是负面，要看它对钻石体系的影响，其意义也要根据公共政策的表现加以观察。政府的行为不仅要考虑到社会福利，还有其政治动机。Akifumi[2]认为政府和大量的企业是产业集群政策的中的重要角色：政府是产业集群政策的制定者，而企业则是集群价值链管理者。

2.1.2 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分析研究

产业集群发展中，政府会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国外学者对此研究得比较广泛。这些研究主要针对特定区域的产业，分析其产业政策的现状、变革，并建立模型分析政策效果。Akifumi对中国天津地区丰田汽车形成的产业集群建立模型，进行个例分析，认为政府的产业集群政策要融入价值链管理的思想，促进企业价值链的形成和及时更新。Barbieri等[3]对我国广东省产业集群的产业发展政策（改革开放政策、经济特区政策、创新政策等）及表现进行了分析，这些政策实施效果可通过密度（每平方公里内聚集的企业数量）、附加价值、新产品的产出、出口情况4个指标来测度。

2.2 国内研究概况

2.2.1 基于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理论的政府行为研究

Poter将产业集群生命周期分为3个阶段：诞生、发展和衰亡；Tichy认为产业集群存在诞生、成长、成熟、衰退或僵化4个阶段的生命周期。目前，国内学者对产业集群的政府行为研究也常应用此理论，认为产业集群的政府行为应随着产业集群的成长而发生变化。戴卫明[4]指出，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当采取扶持政策，去避免集群成长中的负面因素，并加强正面因素的效应。柳晓明等[5]则论述了政府的角色定位，集群成形期的政府角色主要为引导者、服务者和调节者；成长期的角色是调控者、协调者和要素提供者；成熟期的政府则应扮演公共管理者的角色；而在产业集群的衰退时期，政府应当做“挖掘者”和“转移者”。

2.2.2 基于政府层次的产业集群政府行为研究

在研究产业集群或区域经济问题时，倾向于将政府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层级。产业集群是一定区域的企业集中行为，因此，地方政府出于发展本地经济的动机，会对本区内的产业集群建设投入更多。在此基础上，关于产业集群中地方政府行为的研究较为普遍。

在我国产业集群的发展中，关于地方政府的行为，学者们基本达成了共识：地方政府的各项行为对产业集群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地方政府应尽可能地扶持产业集群[6-7]。地方政府行为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对本区产业制定适宜的规划和政策、资金支持和招商引资行为、提供公共品以及完善中介机构。

2.2.3 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和政府层次的政府行为研究

一些学者的研究则将生命周期理论和政府层次论两个维度综合起来分析产业集群的政府行为。陈志平重点论述了地方政府在在建集群和成熟集群中的作用：对于在建集群，地方政府可通过税收、金融政策和政府采购政策扶持创新企业，并打造集群的人文环境，塑造集群的品牌形象；对成熟集群，地方政府应重点实现产业升级，推动产学研联合，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推进集群开拓国际市场，引导企业加强行业自律，并优化企业分工合作[8]。蒋东仁[9]认为：在集群形成初期，地方政府行为重心在于提供优惠条件吸引企业和资本集聚；发展阶段一般侧重于提供教育和培训，鼓励企业加强协作，融合企业创新；成熟阶段侧重于鼓励集群扩大开放，推动产业集群创新升级；在衰退阶段，地方政府行为转向宏观调控，规避集群风险，引导集群战略转移。

3 医药产业集群政府行为的文献研究

3.1 国外研究概况

国外存在许多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如美国的洛杉矶、圣地亚哥、德国的海德堡，丹麦的“生物谷”等。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形成模式有两种：一是自发形成，另一是政策驱动[10]。将生物医药作为本国的新兴支柱产业来发展，各项政策的制定实施成为国外学者的关注热点。政策驱动型产业集群中政府最重要的作用是为集群形成提供条件，政府制定的政策主要能够分为产业重组政策和产业发展政策。前者的目的是政府为了应对产业危机，后者则是为了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政府的政策方向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政府的资金支持；扶持创建专业的生物科技公司；建立集群发展的专业机构；促进产、学、研结合，使得科技成果产业化。

3.2 国内研究概况

3.2.1 对我国医药产业集群的政府行为理论研究

一些学者从宏观层面分析我国医药产业集群总体情况，也有一些学者对具体的医药产业集群进行针对性剖析[11]。其基本形成的共识包括：① 科学的医药产业集群规划的制定；② 公共设施和服务的建设；③ 各项政策（产业专项政策、税收政策、创新优惠政策等）的支持；④ 健全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此外，不同学者从自身的研究角度出发而各有侧重。如其中陈玉文等[12]还提到政府应完善产业链的薄弱环节、提升产业链的国际化水平、促进建立专业行业协会。

3.2.2 以产业集群理论为基础的政府行为实证研究

除了理论分析，一些学者还对我国医药产业集群的政府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尹蕾等[13]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医药工业园区中的政府功能，其设计了17个政府行为指标并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提取出了制度供给、公共产品供给、园区监管、软件配套支持4个因子，结论是政府能够通过政策和制度来推动园区发展，并规范园区活动。但政府对于园区的软件设施只能通过公共产品供给以及园区监管来影响。褚淑贞等[14]以全国30个医药工业园区作为调查对象、对我国医药工业园区发展要素进行实证研究，其选取了园区规划、招商引资、直接投资、激励政策、约束政策4项作为政府作用的测度指标。数据结果显示，各地政府对园区企业发展的显著推动作用。朱艳梅等[15]也以实证的方法分析市场需求、知识溢出和政府扶持3个因素对我国医药产业集聚的影响。

4 结论

综上所述，关于产业集群的政府行为研究，国外学者倾向于通过建立模型分析政府的角色定位和产业政策及其影响，国内学者则倾向于采用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理论和政府层次观点来分析政府的各项行为；关于医药产业集群的政府行为研究，国外对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政府角色、产业政策及其作用的研究较多，国内的研究则包括了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理论研究与相关实证研究。

随着近年来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进程，关于医药产业集群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我们认为，未来可以对有关政府行为进行更多实证研究，探索我国医药产业集群相关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科学机制，评析已有相关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进一步从政府层面促进我国医药产业集群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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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uchiki A. A Flowchart Approach to Asia’s Industrial Cluster Policy[EB/OL]. [2014-01-01]. https：//fasid.or.jp/_files/library/kaigou/handout2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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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戴卫明. 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规律研究[D]. 长沙： 中南大学， 2005： 100-116.

[5] 柳晓明， 周密. 产业集群成长过程中政府角色定位[J]. 经济师， 2009（5）： 47-48.

[6] 魏丽华. 产业集群升级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分析――基于地方治理的角度[J]. 理论与实践， 2010（7）： 74-77.

[7] 张明莉. 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J]. 河北学刊， 2011， 31（1）： 17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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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蒋东仁. 论产业集群及其成长中的政府行为[D]. 南京： 南京理工大学， 2005： 47-73.

[10] Davide C， Vittorio C. Forms of crea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s in biotechnology[J]. Techno， 2006， 26（9）： 1064-1076.

[11] 曹阳， 卢春丽. 论医药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优势[J]. 上海医药， 2008， 29（9）： 392-394.

[12] 陈玉文， 孟令全， 黄正正. 论我国医药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政府行为[J]. 中国药事， 2011， 25（11）： 1068-1071.

[13] 尹蕾， 褚淑贞， 吴幼萍. 医药工业园区政府功能定位的实证研究[J]. 上海医药， 2013， 34（23）： 48-51.

政产学研论文篇6

(一)唐及五代盐业史研究

1．唐代盐业史研究

[日]古贺登《唐代井盐考》(日本《史观》)958年第53期)与《续唐代井盐考——再论关于《新唐书·食货志》的记事》(日本《史观》1960年第57、58合期)、[日]腾泽义美《唐代云南史上的盐井》(《森嘉兵卫教授退官纪念论文集(1)——社会经济史诸问题》，1969年)、吉成名《唐代的井盐生产》(《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1期)等文均探讨了唐代井盐生产问题。学者们还对《新唐书·食货志》所载的盐井数提出了疑问。古贺登指出，《新唐书．食货志》所载盐井数有可能是根据宋初盐井数量情况类推而成。吴天颖《<新唐书·食货志>有关盐井记载释疑》(《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则认为是客观反映了唐末盐井的分布情况，郭正忠也同意吴天颖的看法。吉成名《唐代盐产地的研究》(《温州师院学报》1989年第1期)则探讨了唐代盐产地的分布情况。马新《汉唐时代的海盐生产》(《盐业史研究》1997年第2期)比较了汉唐时代的海盐生产，并详细论述了唐代的海盐生产。陈国灿则探讨了唐代盐户的身份地位和生产状况。陈衍德也探讨了唐代盐业生产的发展①。

这一时期的研究，盐政仍然是重点。唐初不课盐税，这是研究者的共识。陈衍德、杨权认为，盐税至迟武周初已实行。鲍晓娜则认为，无税制行至开元间。李锦绣还探讨了唐前期的盐池管理、盐监作用、盐课用途等问题②。关于专卖制实行的原因，傅举有认为，盐专卖的直接原因是安史之乱后的财政危机，根源却是当时：仁地所有制的变化③。陈衍德《唐代专卖制度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及陈衍德、杨权《唐代盐政》也认为，直接原因是安史之乱后的财政危机，唐代税盐和榷盐主要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其次才是抑商。齐涛除了论及以上原因外，还指出均田制被破坏后，传统的赋税制度失去了基础④。吉成名指出了榷盐制对除陌钱的继承和发展⑤。前引鲍晓娜文则认为，禁榷的目的首先在于抑商。前引傅举有文论述了唐代盐政由税盐向榷盐的转变，并探讨了盐茶专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陈衍德《试论唐代食盐专卖法的演变》(《历史教学》1988年第2期)认为，因海、池、井盐的生产特点不同，专卖控制的方式和盐价也不尽一致，并探讨了三种盐制的具体方式及其变化。前引陈衍德、杨权文认为，唐代划区运销、人纳折博法及便换(飞钱)手段成为引钞盐制的起源。吴丽娱则认为，五代折博方式明确成为专卖制中官商交易的新形式，为宋代钞引制奠定了基础⑥。郭正忠认为，折博法见于五代后唐，钞引盐制见于宋庆历年间⑦。吉成名论述了唐代盐政从征税向直接专卖和间接专卖的演变。[日]金井之忠也探讨了唐代盐法。齐涛则论述了盐产的管理、榷卖、招商、榷利管理等问题⑨。前引陈衍德、杨权文及陈衍德《唐代专卖机构论略》(《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齐涛《汉唐盐政》都论述了食盐专卖机构问题，并分析了盐铁、度支的关系及地方榷盐机构的演变。王林善也论述了榷盐机构，但在盐铁、度支的管理方式、巡院是否粜盐等问题上提出了与陈衍德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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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分见陈国灿：《唐代的盐户》，载《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3辑。陈衍德：《唐代盐业生产的发展》，载《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②分见陈衍德、杨权：《唐代盐政》，三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鲍晓娜：《从唐代盐法的改革论禁榷制度的发展规律》，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③傅举有：《唐代盐和茶的专卖》，载《史学月刊》1960年第3期。

④齐涛：《论唐代榷盐制度》，载《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⑤吉成名：《论唐代盐业政策与王朝兴衰》，载《河北学刊》1996年第3期。

⑥吴丽娱：《食盐的货币作用与折博制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⑦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

⑧分见吉成名：《唐代盐业政策演变的三阶段论》。载《盐业史研究》2000年第1期。[日]金井之忠：《唐的盐法》，载《文化》第5卷第5期。齐涛：《论榷盐法的基本内涵》，载《盐业史研究》1997年第3期。

同的观点①。齐涛《唐代四川诸巡院设置时间考》(《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1期)探讨了四川榷盐机构。[日]妹尾达彦《唐代河东池盐的生产与流通——河东盐税机关的地址与机能》(《史林》1982年第6期)则探讨了河东池盐的生产情况。杨权《论销盐分界制起源于唐》(《玉珠师专学报》1987年第4期)则探讨了运销制度问题。

张泽咸《隋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年版)和《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对唐代盐利收入作了概略论述。前引陈衍德、杨权文和陈衍德《唐代专卖收入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具体分析了海盐和池盐的收入，并推算了全国的盐利总数。陈衍德《唐代中央与地方争夺专卖收入的斗争》(《厦门大学学报》1987年增刊)则探讨了中央与地方的盐利之争。前引王林善文论述了榷盐制下的官商关系，并分析了有盐籍的盐商与私盐商的有关问题。陈衍德《试论唐政府与专卖商的关系》(《学术月刊》1988年第6期)也论述了盐商及盐商与官府的关系等问题。郑海峰、王力平《唐后期盐政的演变与盐商势力的消长》(《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4期)探讨了盐商与盐政的关系。

吉成名、齐涛、陈衍德等学者还研究了盐专卖制度与唐王朝兴衰及社会发展的关系。吉成名、[日]金井之忠、齐涛等都认为，唐代从征税到专卖以及专卖的兴废都与唐王朝盛衰相关②。齐涛《汉唐盐政》还分析了专卖盐利对中央及地方财政的影响，又指出了盐专卖对中央与地方政体的变革起了促进作用。陈衍德探讨了地方对盐利的争夺及宦官对盐政的干预，认为专卖制激化了唐后期的阶级和社会矛盾。吴丽娱还论述了大中两池新法的有关问题③。陈明光、陈丽菲、秦永洲、刘荣春、朱睿根、吴丽娱、唐任伍、杨健、马林涛等则探讨了刘晏盐法④。

2．五代盐业史研究

由于资料匮乏的原因，五代盐业史的研究困难较大，但成果仍然可观。张泽咸《隋唐五代赋役史草》认为，五代盐法对唐代相沿未改，除榷盐外，自后唐还配卖蚕盐。郑学檬认为，后梁虽未实行统一的榷盐制，但仍有局部地区的榷盐，而后唐榷盐制比唐代苛严，蚕盐则是专卖制的一种形式，后晋、后汉、后周都行榷制⑤。穆祥桐则认为，后梁虽无统一榷盐制，但设有盐铁转运使，他还论述了五代蚕盐、随丝盐钱等，并比较了唐代与五代盐法⑥。郭正忠专门探讨了五代蚕盐，认为蚕盐制确立于后梁与后唐之间，是政府干预丝蚕业的产物，特点是榷卖，并辨析了日本学者对蚕盐的若干误解⑦。前引吴丽娱文也认为，五代盐法基本继承唐代，并分析盐的官销与商销、城镇和乡村的粜盐方式，还专门探讨了屋税盐、表配制等问题。吴慧《五代盐政述略》(《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1期)指出，五代中原政权由于疆域狭小，各代虽宽严不一，但总的盐税苛重，专卖严厉。[日]清木场东《关于五代的盐贩卖制》(《日野开三郎博士颂寿纪念论集·中国社会制度——文化史的诸问题》，日本福冈，中国书店1987年10月版)则论述了五代时期的盐贩卖制度。[日]吉田寅《五代中原王朝的私盐对策——以盐禁为中心》(《东洋史论集》(4)，不昧堂书店1955年版)则探讨了私盐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策。

(二)宋代盐业史研究

宋代盐业研究的成果颇丰，三四十年代就有赵靖《宋代之专卖制度》(《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2期)、戴裔煊《宋代食盐生产及统制方法之研究》(《中山文化季刊》1943年第1卷第2期)、张家驹《宋代福建之盐政》(《中国经济》1936年第4卷第5期)等文刊布。在宋代盐业生产研究方面，关于中国海盐晒制的起源问题，以往学者多认为晒法起源于明代。近年来，学术界郑志章、白广美等日渐主张元代始晒⑧。但郭正忠则认为，海盐晒法的创始时间可以上溯到宋金时期。林树涵也认为，我国沿海晒盐的产生应推至宋代⑨。周炸绍《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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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林善：《唐代后期榷盐与盐商》，载《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②前引吉成名：《唐代盐业政策演变的三阶段论》；[日]金井之忠《唐的盐法》；齐涛：《论榷盐法的基本内涵》。

③吴丽娱：《略论大中两池新法的来源、内容及对五代盐政之影响》，载《唐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④分见《福建师大学报》1984年第2期之《试论唐代刘晏理财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华东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之《刘晏盐法中“官粜”、“亭户粜”考辨》；《山东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之《刘晏的财政经济改革》；《江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之《试论刘晏的盐业管理思想》；《浙江商业经济》1995年第2期之《唐代刘晏对食盐流通体制的改革》；《平准学刊》第三辑之《唐代的榷盐和刘晏的改革》；《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之《试析刘晏理财的宫廷背景》；《河南师大学报》t994年第5期之《论刘晏的经济改革思想》；《学习与研究》1983年第4期之《谈唐代刘晏的盐政改革》；《许昌师专学报》2000年第4期之《刘晏榷盐法与中国古代商业政策之转型》等。

⑤郑学檬：《五代盐法勾沉》，载《中国盐业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⑥穆祥桐：《五代盐政与唐代盐政之比较》，载《平准学刊》第4辑。

⑦郭正忠：《五代蚕盐考》，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

⑧分见郑志章：《板晒海盐技术的发明与传播》，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3期。白广美：《中国古代海盐生产考》，载《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⑨林树涵：《我国海盐晒制产生年代考》，载《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3期。

谈宋代盐户的身份问题》(《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年第2期)探讨了宋代盐户不同的身份地位，认为宋代盐户的身份地位十分低下，但就整个盐业来看，由于经营方式的不同，盐户的身份也存在着封建国家的工奴、小生产者和封建性的雇工等三种不同情况。郭正忠《古代的解池与池盐生产》(《盐业史研究》)988年第2期)探讨了宋代解盐生产的主要特点、人工种晒步骤和生产技术的进步。钱公博也探讨了宋代解盐的生产、运销及财政收入等问题①。此外，郭正忠、贾大泉等还探讨了宋代解盐、井盐的产量问题②。程光裕、许肇鼎、贾大泉、林元雄、宋良曦、钟长永、吴天颖、许世融等则专门论述了有关宋代井盐的问题③。特别是宋代四川井盐业中的生产关系问题一度引起学界的热烈讨论，柯昌基《宋代雇佣关系的初步探索》(《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郭正忠《宋代四川井盐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6期)和《关于筒井风波的考察——宋代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展和夭折》(《中国盐业史论丛》，1987年12月版)、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论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等一致认为，在宋代四川井盐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王方中《宋代民营手工业中的社会经济性质》(《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上引吴天颖文和《井盐史探微》(四川人民出版社、自贡盐业出版编辑室1992年8月版)等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宋代四川井盐业中的生产关系不属于资本主义萌芽性质。林文勋论述了解盐在四川的营销。梁庚尧探讨了广南盐政，对广东和广西的盐法作了比较研究，并分析了各自的特点和实质，他还论述了宋金战争影响下的川盐管理制度的变化④。1933年盐务稽核所编《中国盐政实录》、张家驹《宋代福建之盐政》及郭正忠的有关论著则讨论了南宋福建盐政问题。

在专卖史方面，早期比较著名的成果是戴裔煊完成于四十年代的《宋代钞盐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中华书局1981年再版)，比较系统地研究了钞引盐制的有关问题。五六十年代，日本学者吉田寅、河原由郎等也探讨了有关宋代的盐政、盐法问题⑤。八十年代以来，尤以郭正忠的研究最为全面系统，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对宋盐生产技术和体制、盐户身份管理和负担、收贮体制、销售体制等作了系统论述，将宋代盐法演变的过程分为八个阶段，并对折博盐、钞引盐、扑买、合同场、蚕盐、食盐“过剩”等问题作了独立探讨，

并分析了各地盐法的差异⑥。漆侠在论述宋代食盐产销和盐政时，认为宋代盐制屡次变化的原因在于钞盐法⑦。

入中和钞引盐是宋盐研究中有特色的问题。林文勋指出，食盐入中在宋代中期取得主导地位，盐政也过渡到以间接专卖为主，盐钞又具有了货币的职能，对宋代信用和财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高聪明探讨了盐钞在北宋西北货币体系中的作用。姜锡东论述了交引买卖市场和交引铺的情况⑧。郭正忠、漆侠、汪圣铎等还比较深入地论述了宋代盐利的问题⑨。史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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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钱公博：《宋代解盐的生产和运销制度》，载《大陆杂志》1964年3月15日28卷；《北宋解盐的生产、运销和财政收入》，载《宋史研究集》第7辑，1974年9月。

②分见郭正忠：《关于北宋解盐产量的一个数据》，载《文史哲》1982年第3期。贾大泉：《宋代四川井盐产量剖析》。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③分见程光裕：《宋代川盐之生产与统制》，载《海疆季刊》1948年第1期。许肇鼎：《宋代四川井盐概述》，载《井盐史通讯》1981年第1期。上引贾大泉：《宋代四川井盐产量剖析》；《井盐与宋代四川的政治和经济》，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林元雄等著：《中国井盐科技史》，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12月版。宋良曦、钟长永：《川盐史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版。钟长永：《论宋代卓筒井的卓越成就》，载《盐业史研究》1998年第3期。吴天颖：《论宋代四川制盐业中的生产关系》，载(文史哲)1964年第1期。许世融：《井盐对宋代四川地区国防、财计、社会、经济等方面之影响》，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1994年9月版。

④分见林元勋：《北宋解盐人蜀考析》，载《盐业史研究》1990年第2期。梁庚尧：《南宋广南的盐政》，载《大陆杂志》1994年第1、2、3期；《南宋四川的引盐法》，载《台大历史学报》1996年第11期。

⑤[日]吉田寅：《关于北宋的河北榷盐》，载《东洋史学论集》第3卷，1954年版。[日]河原由郎：《北宋时期河北路盐政之考察》，载《史学杂志》第73卷第9期。

⑥分见郭正忠：《北宋前期解盐的“榷禁”与通商》，载《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上引《关于北宋解盐产量的一个数据》；《宋代官民联营运盐及其经营方式》，载《江淮论坛》1989年第4期；《宋代食盐政策的历史变迁》，载《盐业史研究》1998年第l期；《宋盐管窥》，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5月版；《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

⑦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⑧分见林文勋：《宋代盐钞功能试探》，载《中州学刊》1995年第2期。高聪明：《北宋盐钞与西北货币体系》．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姜锡东：《宋代新兴商人资本交引铺的经营活动及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宋代交引市场的形成、分布和政府的干预》，载《中州学刊》1988年第4期。

政产学研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7-0036-03

一、问题的提出历程

政党执政有它的基本经验和客观规律。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以来,我们党明确使用了“执政规律”这个重要术语和概念。2001年,同志在“七一讲话”中郑重提出,要深化对三个规律的认识。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把“共产党执政规律”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列在一起,要求全党深刻认识、准确领会和科学把握。这表明,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更加自觉、更加清醒。党的十六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非常重视探索和研究我们党的执政规律,对此有很多进一步的理解与认识。据我们初步查找到的资料,同志第一次使用这个概念是在2002年1月,他在为全国党建研究会作出的重要批示中,要求“深入研究党的执政规律和党的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的六条主要执政经验,集中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新成果、新结论。[1]

2003年11月24日下午,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会上指出:“认真学习我们党的历史、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深入思考,科学分析,不断提高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自觉运用这三个规律的能力,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2004年8月22日,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正确认识和自觉运用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我们党的发展壮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具有决定性意义。同年9月,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报告中郑重地指出:“探索、认识、运用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必须贯串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过程。”深入破解、深刻认识、准确把握执政规律是一个政党不断增强执政能力和提升执政水平的基本体现,也是一个政党巩固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近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而强烈的关注,国内学界有关执政规律的研究逐渐增多,已经陆续发表和出版了不少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主要有:王者平著《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刘鹏著《60年来党探索执政规律的历程及启示》(载于2009年第11期《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等。文章就相关重要研究成果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扼要梳理与简单述评,以期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有一总体认识和基本把握,借此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与深刻思考,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进一步深入探究的理论思路。

二、研究的重点内容

1.关于执政规律的概念内涵探析。什么是执政规律?这是深度研究执政规律的理论前提与逻辑起点。学术界经过广泛研讨,形成了如下一些见解。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掌握政权过程中,为实现执政目的、巩固执政地位必须遵循的客观法则和要求。”[2]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就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执政主体、以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为执政客体、以民主政体为执政工具、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作用范围的特殊执政规律。”[3]有学者认为,“所谓执政规律,是指能巩固和发展其执政地位、实现其执政理想与目标的诸方面的本质关系。一般来说包含着以下基本关系,即政党与群众的关系、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制度与体制的关系、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和上层组织与基层组织的关系等方面。”[4]有学者指出,“所谓执政规律,是指执政党在掌握和行使政治权力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内在要求。执政规律包含四个要素:一是执政主体(即执政党),二是执政客体(即国家政权和社会),三是执政目标、任务和价值取向,四是上述三者的有机联系。也可以说,执政规律是执政主体、执政客体、执政目标、任务和价值取向的有机联系和辩证统一。”[5]还有学者认为,“政党执政规律就是揭示政党执政目标、内容、过程、环境等诸要素的内涵,反映政党执政诸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必然联系和趋势,贯穿于政党执政全过程的始终并规范执政行为的质的规定性。政党执政规律作为抽象的一般范畴,不可能独立存在,必须寓于一定具体范畴之中,并通过这个范畴的发展运动表现出来。”[6]

2.关于执政规律的基本内容探讨。对执政规律的基本内容进行概括和归纳,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理论研究的必要环节和关键所在。有学者认为,“以党的领导和执政的要求去规范党的自身建设,以党的自身建设来保证实现党的领导和执政,这是共产党执政的总规律。在这一总规律的统率下,执政的基本规律是:(1)适应时代的发展,准确把握当代社会前进的脉搏和发展的大局;(2)发挥好政党特有的政治功能,正确处理执政党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3)团结社会各阶层,通过党组织的力量发挥政治影响力;(4)以长期执政为目标,努力保持强大政党的资格条件;(5)以执政党思维创立执政理论、制定执政纲领和培养执政队伍,确保党的政治目标的实现;(6)用经济、政治和文化相结合的手段治理国家,不断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和提高党的执政水平;(7)树立良好的执政形象,始终保持强大的政治凝聚力和向心力;(8)消除一切威胁党的执政地位的因素,保持党对国家政权的有效控制。”[7]有学者强调指出,“政党执政中的规律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10条:(1)执政党与公共权力相联系;(2)执政党活动贯穿于政府产生和运作的全过程;(3)强有力的主导意识形态对执政党有利;(4)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对执政党有利;(5)路线、纲领、主张是执政党利益整合功能的体现;(6)利用掌握的政治资源对民众进行动员是执政党扩大民众支持的有效手段;(7)执政党和各种非政府组织都是表达民众意愿的渠道;(8)政党的力量在于党员对党的忠诚;(9)控制官员是执政党对公共权力实施控制的最有效途径之一;(10)执政党始终面临权力腐蚀的可能性。”[8]还有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党对执政规律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主要包括:(1)执政党必须提高执政绩效,以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2)执政党必须全心全意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不断扩大其社会基础;(3)执政党必须善于把握执政方式,处理好党同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处理好同其他党派的关系;(4)执政党必须从严治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9]

3.关于执政规律的认识视角与研究方法探索。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是一个既具理论性又具现实性的重大战略课题,直接关涉执政党的前途和命运。2009年7月21至22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全国党建研究会党建理论教学与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具体承办的全国党校系统“执政经验与执政规律”理论研讨会在沈阳隆重召开。在此次研讨会上,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教授指出:“研究执政规律要处理好几个关系:第一,要处理好党建研究的规律和学科自身发展的规律的关系,要根据学科的自身特色,逐步形成党建学科特色的研究方法论;第二,处理好操作层面的规律和宏观上的规律之间的关系。应在重视具体对策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更重视宏观规律的研究;第三,把握好经验、启示和规律的关系。党建研究者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尝试,逐步从经验和启示概括出普遍性的结论进而上升到规律层面;第四,处理好执政党执政的一般规律和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的关系。既要观察世界各国家政党发展的趋势,研究各国执政党执政的普遍规律,又要兼顾到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特殊性。”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刘宗洪教授强调:“新时期,研究执政规律问题,有三个方面必须关注:第一,公民社会环境下共产党如何执政?第二,如何预防和惩治党员领导干部腐败?第三,在非政党竞争环境下,如何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

此外,著名党建问题研究专家王长江教授深刻指出:“深化对执政规律的研究,一方面要牢牢把握国家、社会、政党这三者的基本关系,另一方面,应该根据当前党的执政能力的实际状况和提高执政能力的实际要求,寻找若干个切入点,进行深入的思考。从思想上讲,它包括执政理念、执政方略等;从背景讲,它包括执政环境、执政资源等;从依托讲,它包括执政基础、执政骨干等;从本体讲,它包括执政体制、执政方式等。”[10]还有学者认为,“深化党的执政规律的研究,必须在科学的执政实践的结构中,正确界定执政实践各要素的本质内涵与特性,科学揭示执政实践各要素之间的本质联系,理性分析执政实践的固有矛盾的特质与形成机理,运用科学抽象的研究方法,将执政经验上升为执政实践的理性认识,使具有主观性特征的执政理念转化为对客观的执政规律的理性探索和自觉实践。”[11]

4.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执政规律的关系探究。有学者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执政规律:第一,党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国情,根据国情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第二,必须不断推进指导思想创新,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第三,必须制定出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奋斗纲领;第四,必须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第五,必须始终拥有一个巩固的阶级基础和不断扩大的群众基础;第六,必须把握衡量执政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增强执政为民的自觉意识。”[12]有学者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最高概括,从理论上体现它是执政党建设理论体系中的实质和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贯穿于共产党执政全过程,从执政内容上说明它是共产党执政的实质和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揭示共产党执政的动力源泉,从动力上说明它是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实质和核心。”[13]

三、现状的若干评议

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是一项极为长期、繁杂、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也是历史赋予全体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任务和神圣使命。尽管学界已经作出很大努力进行科学研究和认真探讨,也涉及到了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与实践课题,但薄弱环节还有不少,需要我们紧扣时展脉搏来作更加精细的系统开掘与理性探究。笔者认为,加强执政理论的科学系统探究是深刻把握党的执政规律的重要任务。为推进此一研究向立体纵深方向拓展,避免大而化之的空泛、笼统研究,笔者特建言如下:

(1)厘清执政规律与执政经验、执政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的区别及联系,合理确定执政规律的内涵及外延,以消解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困惑、偏差甚至讹误,为开展更加深入系统的科学探究构筑良好的基础与平台;(2)强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特征的探究,进一步深化对执政规律概念的理解及认识;(3)加强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理性研究,进一步增强理论探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4)加强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的全面梳理和深刻反思,整合执政资源,总结执政经验,提炼执政规律;(5)深化对执政规律的研究,具体而言,应加强对共产党执政道德、执政伦理、执政文化、执政文明、执政本质、执政方略、执政安全、执政风险、执政精神、执政思维、执政成本、执政效益、执政责任、执政目的、执政形象、执政价值、执政理论、执政理念的探讨与分析,突破重点、热点、难点问题,为迫切需要创新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理论提供基础理论供给;(6)创新研究手段与研究范式,加强比较研究,将西方执政党的执政规律纳入考察视野,合理吸纳内蕴其中的有益的思想与积极的见解;(7)在研究过程中,要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基本原则;(8)最后,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学术理论界必须恪守最基本的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洞悉学术进展与薄弱环节,尽量避免重复劳动、低效劳动甚至无效劳动。

参考文献:

[1]王金池.执政经验・执政理论・执政规律[J].领导之友,2005,(4).

[2]韦湘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教育研究[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4).

[3]王建政,张勇.执政规律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特殊性[J].岭南学刊,2009,(6).

[4]刘卫平.执政规律的基本内涵及其把握原则[J].长白学刊,2005,(4).

[5]钟信芳.执政规律与党的执政能力刍议[J].闽江学院学报,2005,(1).

[6]邹佰峰.执政能力:执政规律的根本环节和落脚点[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5,(4).

[7]刘宗洪.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序言).

[8]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83-385.

[9]张彦台,王胜.第四届河北省社会科学学术年会综述[J].高校社科动态,2010,(2).

[10]王长江.中国政治文明视野下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1.

政产学研论文篇8

在国外学界中,没有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划分,也就没有出现我国学界中进行了很多文化产业政策研究,而对于文化政策的整体研究却非常缺乏的情况。实际上,笔者认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考虑,从政策角度出发,我们应当放弃“产业”和“事业”的划分。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放弃二元划分的“文化政策”的提法可以使我们在面对文化政策领域时的思考更加全面,不会造成厚此薄彼的情况;第二,在国际上通行的是能够赢利和不能赢利的划分方式,这种划分的确更加科学而明晰;第三,在文化领域的动态发展过程中,一个具体的行业能不能赢利是根据当时的发展情况而决定的,可能在一段时期内需要政府的资助,而另一段时期中就可以赢利而自主发展,也可能在某一地需要资助而另一地却能赢利,这就会导致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之间划分非常模糊。

我国文化政策面对的主要问题实际上就是,政策该怎样为文化产业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这也就是我们研究的主要目的所在。而我们目前急切需要的是高质量的研究和健全的数据来建立一个明确的证据基础。因此我们的研究应该主要建立在文化产业发展历史中,不同案例的比较和分析,以及相关的理论总结的基础上。

文化政策研究应当回应三个重要的挑战,第一,跨学科性的挑战,文化政策研究挑战了传统的机构和部门设置,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样也能够将研究者从单一的学科领域中解放出来,面对一系列共同的研究问题、图景和行为。因此文化政策研究无论在学术领域内外而言,都可能具有一种特别的合作倾向;第二,文化政策研究必须要面对潜在的多种受众,这其中包括决策者、研究者、消费者等等,资金来源等外部因素也会对文化产业造成不同的影响,文化产业既涉及市场机制又涉及文化领域,其生产、传播和销售的整个过程都比其他的产业链要更加复杂;第三,混合应用和人文话语的挑战,我们必须要通过健全的文化政策来协调市场话语与人文、艺术、伦理话语的矛盾。另外,在超国家的层面上,很多影响文化政策的因素都是国家或民族所特有的情况,这其中还涉及到文化外交以及民族文化身份的问题,也需要我们加以关注。

政产学研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36-0036-02

一、思S与哲学思维

理解哲学思维，首先要理解一下思维。思维按意识形式的不同分为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逻辑思维以知性、理性活动为主，其基本形式是概念、判断、推理。形象思维是以感性为主的活动，其基本形式是意象、想象、联想。思维按对象和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日常思维、文学艺术思维、科学思维、宗教思维、哲学思维等类型。由于哲学研究的对象具有超验性和高度抽象性的一面，这种性质使人们不能直接感觉到它，也不能用颜色、体积、温度、导电性等感觉经验的术语来描述它，因此哲学思维具有超越性、整体性、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特点。

二、哲学思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

政治经济学以研究经济活动为对象。但经济活动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在由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等活动共同组成的社会环境中运行的。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动，不仅要研究它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还要全面探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但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并不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所以要运用哲学中的社会形态，即唯物史观的理论来看待资本主义本质论的宏观理论体系的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以哲学的视角研究政治经济学，用哲学的思维方法分析把握政治经济学，从更宏观的视野准确、全面、深刻的认识经济、研究经济，才使我们清楚了经济发展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从而准确的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因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1.用哲学思维研究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背景和指导原则。

从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来看，伟大导师马克思在其进行理论研究的过程时，并不是一开始就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而是其在进行历史哲学研究的过程中遇到难题，为了解决其所遇到难题，如不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无法继续，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于哲学语境哲学思维中，从哲学思维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背景和指导原则。

2.用哲学思维研究政治经济学，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和作用。

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的两大突出贡献是发现了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而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面对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产阶级的悲惨境遇，马克思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揭示物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消亡的必然性以及它将被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这些实际上就是确立了他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所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目的，而是从宏观视角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考，从哲学全局性、整体性的视野和高度入手研究经济问题的，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最终必将被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3.哲学思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首先：从哲学思维超越性、整体性角度，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线索，探讨的主题是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那么，它是怎样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呢？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就是具体到在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要探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首先就要有一个理论武器。这个理论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体讲包括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解读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提供了理论武器，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资本主义本质以及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程的解读，揭示了资本主义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证明和运用。经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经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证明和运用；最后科学社会主义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和落脚点。

其次：充分体现哲学思念批判性、反思性特性的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大量运用

辩证法的批判性与革命性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主义立场，也是马克思始终坚持的彻底的批判主义立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体现辩证法的研究方法有很多种，主要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矛盾分析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等。

（1）“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运用“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从简单概念到复杂概念，从概念到原理进行一系列理论研究和阐述。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大核心理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 劳动价值理论是整个商品经济理论的一般规律，是研究资本主义本质的一个理论前提，具有普遍性意义。要想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的剩余价值理论，首先就要清楚商品经济的一般理论：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论的关键词是价值。他的劳动价值论找到的第一个层次是价值。如何找到价值？马克思以商品为切入点，研究商品二因素：价值和使用价值，从而找到价值这个关键词。马克思在此处研究价值，是从价值质的层面上看。这一部分要运用哲学的理论，特别是哲学中辩证法里面的质量统一来理解。任何商品都是质量的统一，价值也是质量的统一。研究商品二因素，探讨它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看价值的质的问题。在这里面只关注质，不探讨量。找到了价值，接着再探讨价值的来源是什么，由谁产生？从而进入第二个层次：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抽象劳动） 。马克思找到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形成价值，从而找到价值形成的源泉。找到价值的质及价值形成源泉以后，运用哲学辩证法里质量统一原理来进一步理解政治经济学里的价值，从而进入第三个层次：价值量（生产环节）。如果只谈价值，一般把它界定在质的层面。只有谈价值量，才是关于量的问题的理解。

研究价值量是怎样决定、由谁决定、如何计算的问题之后，必然看到它们之间的关系规律，这样便进入第四个层次：价值规律（生产、流通） 。价值规律是从生产到流通、从质到量来研究整个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包括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即对价值的质和量是怎样决定的问题做规律上的理解。 第五个层次叫价值形式发展。价值形式发展有四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落脚点到货币阶段，即价值的最高形式是货币。为什么要谈货币呢？因为找到价值的货币形态，才可以看到货币购买劳动力这个特殊商品后转化为资本。劳动力成为商品生产出剩余价值即产生价值增值。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揭示出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本质和实质。这部分为剩余价值理论研究做了理论上的铺垫。

（2）矛盾分析法

矛盾分析法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矛盾分析法的广泛运用不胜枚举。如：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时，以商品作为切入点，通过剖析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展现了作为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关系：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二者是对立统一关系。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是指：两者相互依存，统一于商品体中。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是指：两者相互排斥，二者不可兼得。买卖双方都不能同时既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又获得商品的价值。只有通过交换把商品卖出去，才能使商品的生产者实现商品的价值，使消费者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从而解决存在于商品内部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揭示了决定商品二重性来源的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3）历史与逻辑的方法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进行考察时，既有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方面的考察，也有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察；既考察它的历史和现实，也分析它的发展趋势。纵横结合，全面深刻地认识资本主义，凸显其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非永恒性。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两个最伟大发现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核心的理论。在剩余价值理论研究中，从资本分析到剩余价值生产、掩盖与瓜分与分割、最后到经济危机，这一研究脉络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矛盾萌芽的简单商品开始，到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的时间发展顺序，运用历史与逻辑方法的结合，最终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客观、准确地揭示出资本主义本质；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社会代替；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胜利的两个必然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国在2005年高校本科思政课新课程方案出台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一起整合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思维研究，不仅可以更加完整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而且可以为学生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政产学研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26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2)02—0038-0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研究，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研究范式、研究目的上都有着显著差异。从文献看，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国内学者关于产业结构的研究是在两大部类范式下分析问题，研究了社会再生产理论中的两大部类比例关系、“农、轻、重”比例关系以及产业发展优先顺序。研究目的是为了合理安排国家计划，以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理论逐步引介到国内，国内学者逐渐认识到传统理论方法在客观性和解释力方面的局限，于是尝试着由静态理论演绎转向动态实证分析，开始应用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分析我国的产业结构、产业分工、产业转移和升级问题。这一时期的研究目的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促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本文根据产业结构理论在我国发展的特点，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的发展历程并给予简要评述。

一、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

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经济研究没有使用“产业结构”这个概念，有关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归在社会再生产理论有关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的研究中。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刚刚起步，主要靠引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范式。50年代，国内学者对再生产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译介、编著和阐述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与产业结构相关的研究，主要是再生产理论中两大部类的关系，重点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50年代后期，我国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以《论十大关系》为代表，我国领导人先后对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现实问题与政治背景的影响使得产业结构成为经济学界在60年代初期集中研究的问题之一，重点是对马克思两大部类比例关系和农、轻、重比例关系的理解和阐述。如许涤新(1961)、杨坚白(1961)、吴树青(1962)金学(1962)。虽然这个时期产业结构领域的学术研究气氛活跃，但所有的讨论是在苏联范式下进行，即在两大部类关系框架下分析问题和肯定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基本规律。此后“”的开始，使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基本停止。

二、改革开放初到80年代末期

这个时期产业结构研究主要受三方面的影响。第一，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迫切需要有现实针对性的理论研究；第二，中央有关经济工作的重要文献都将经济结构调整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反思了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消费品生产的问题；第三，工业化国家产业发展历史和现状以及相应的学术研究逐渐为我国学者所了解，促动了国内产业结构研究的发展。

(一)对中国现实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产业结构研究主要是对片面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所导致的结构失衡进行反思。欧阳胜(1979)指出两大部类平衡发展规律是社会再生产的普遍规律，保持两大部类平衡发展是经济计划工作的首要任务。冯宝兴、万欣和张大简(1979)认为我国的重工业是自我服务型重工业，不能为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服务。1979年，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了经济结构调查，分别在十几个省市对若干重大结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在调研基础上。由马洪和孙尚清(1981)结集出版了对当时及其后较长时间的经济结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专题分析报告。书中有关产业结构的部分主要涉及农轻重结构、各主要部门内部结构、就业结构、企业规模结构等问题，着重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的经验教训，强调不能片面理解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这部著作及此后几年我国对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虽然继续使用“两大部类”或“农、轻、重”的分析框架，但重点转向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反思与批判，这也是80年代初中期我国产业结构研究的主要特点。

(二)国外产业结构理论的引入

改革开放后，随着一些国外经济学教科书、专著或文选陆续翻译出版，我国学者开始尝试借鉴、学习和应用西方产业经济理论的思路和方法，其中杨治(1985)的专著扼要介绍了西方产业结构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介绍了代表学者及其文献，对研究范式的转换到重要推动作用。80年代中期后，国外有关产业结构的教科书和代表论著陆续在我国翻译出版，这些译著既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也提供了许多国家结构演变的经验材料，对我国产业结构研究影响深远。以库兹涅茨、罗斯托、线纳里、霍夫曼、克拉克为代表的欧美学者采用经验实证方法，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和其他经济计量模型，对大量统计资料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和国家间的对比分析，与我国以往主要采用理论演绎的方法相比，这些研究的可观察性和可度量性更强，说服力也更强。以筱原三代平、赤松要、小岛清、佐贯利雄为代表的日本学者以日本发展的成功经验为案例，认为产业结构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相关性，后起国家可以借鉴先行国家的经验，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即产业政策，主动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对我国产业结构研究提供了经验借鉴。

政产学研论文篇11

关键词：民主执政；执政党与民主关系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10-0025-04

2004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提出“民主执政”的新命题，第一次在党的历史上主动将“民主”与党执政方式联系起来，表现出充分的民主自觉、执政自信和理论成熟。而民主执政之所以被认为对于党的执政具有方向性和根本性意义，不仅因为民主执政与科学执政、依法执政一起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和“总体目标”［1］，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三个执政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成功经验。本文试图通过文献史考察的方式，以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分析样本，以民主关系这一条与民主执政最近的线索，探索执政党“民主执政”这一概念之所以能提出的基本路径和理论脉络。

一、传统党建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关于民主和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分析

长期以来，我们对执政党的研究，相对集中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中，党的建设学说虽然从未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与范式，却一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经典作家的《选集》与《全集》中相关文献，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以及《哥达纲领批判》等文献，提出了一整套社会主义政党学说，是当时及以后社会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经典研究无疑有利于理论的正本清源，但其视野和路径侧重文献和理论，且理论又侧重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理论而忽略对执政问题的研究，更因意识形态的原因忽略了对世界其他政党有效执政经验的规律性研究，导致理论与快速变化的现实存在一定的距离而在实践面前显得相对滞后，渐渐无法指导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需要，无法为执政党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等条件下长期、有效执政提供理论指导。正如张荣臣的《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研究》（2001年）指出的，马恩的政党理论最本质的内容在于它的革命性，而在现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适应社会发展和民主化的要求，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解决一个更好地代表人民群众执政问题”。苏联共产党的失败正是由于其“由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型的失败”［3］，由于其没有能适应转型期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需求而被人民抛弃。

二、剧变后，对政党与民主关系的研究以及在“政党民主化”概念框架下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探讨

早在剧变过程中，吴江和牛旭光先生的《民主与政党》（1991）就敏锐地将“政党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个“当前民主政治的重要问题”“提到我们面前，”［4］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将苏联政党制度放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及政党制度、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大势中来比较分析的视角，引发了国人对中国政党制度建设中执政党与民主关系问题的思考和重视。随着研究的深入，各种总结执政党教训的书籍开始出现。20世纪九十年代的政党研究文献几乎无不涉及对执政党丧失政权的分析。从最初的经济原因说、戈尔巴乔夫罪责说、苏联模式说，逐渐到执政党主因说，而执政党主因说中又有意识形态动摇说、指导思想僵化说、党民关系说等等。许多文献，如魏泽焕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及其发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吴振坤主编的《20世纪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都涉及对执政党缺乏民主导致被人民抛弃问题的探讨。

新世纪初始的2000年，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应邀就苏联解体和苏联的社会经济问题在中国演讲，提出了一个中国人深为叹服、继而逐渐接受的观点――“来自上层的革命”导致苏联的解体。就是说，苏共的和苏联的解体“不是源于与经济崩溃一起到来的群众暴动”，也不是因为“西方媒体充斥着各种关于下层群众撼动苏联体制并群起而攻之的故事”，而是由于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产生的新的政治条件下，大部分位居国家要职的苏联精英分子，以及其他重要的官方组织，从拥戴社会主义转向了资本主义。他们放弃了共产党转而支持叶利钦，……是由于他们认识到从社会主义转变成资本主义能使他们变得更加富有”［5］。他与另一位长期驻苏的记者1992年写成的《来自上层的革命》引发了国人，尤其是政界和学术界对于执政党自身问题的深切关注与忧虑。此间多次谈话开始强调要研究“既得利益集团”问题，中国共产党绝对不允许出现既得利益集团，要做到“三个代表”。200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七一”讲话中，不仅正式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而且将中国执政党的建设提高到要顺应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即“三大规律”的高度。黄韦町的《苏共亡党十年祭》（2002年4月成书），立足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史为镜，开篇就是“辉煌与凄凉，全在人心向背”，在“谁是苏共的掘墓人”一章中不仅吸收了大卫的观点，更突出了中国独特的干群关系、改造监督、防止党内特权、执政党的“信念”和权力如何保持颜色问题。这个具有综合性的分析以其清醒的“实话实说”在广大干群中引起了共鸣。其后，王长江的《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2002年9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则详细展示分析了苏共从建立到衰亡的过程，总结出党政关系、党群关系、党的创新能力和党自身现代化四条启示，内含对执政党民主执政、科学执政的建言，促进了国内对执政党长期执政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十六大后不久，高新民、农华西写的《论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在比较中西政党执政方式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民主与法制是改进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最基本的途径、形式。此后对执政党如何执政的研究逐步深入到执政规律、执政体制、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执政基础、执政环境和执政方式建设等方面，合法性、政治生态、制度变迁与政党转型等等非常有解释力的话语纷纷出现，为新世纪党的建设奠定了理性的科学的基调，为提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统一原则和执政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2004年，王长江在其专著《政党现代化》中提出了“政党的民主化”这样一个比较有包容性和解释力的概念，可以看做是前面10年对执政党与民主问题思考的一个小结，书中指出“在民主政治体制中运作的政党，既有内部民主的问题，也有一个它和周围环境建立联系的问题”［6］，强调“政党的民主化”，涉及到政党的党内民主、国家民主，也涉及到党执政后的执政方式的民主化，即党与国家关系、党与社会关系的民主化。这实际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构建一个有效的民主的执政体制的问题。同时国内大量成果对于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运行机制，对人大制度、中国独特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专门研究，也可以看做是执政党实施民主执政的政治行为、组织形式和制度形式的研究。

三、通过中外政党及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探讨执政党执政普遍规律与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改革的方向

在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比较政党研究成为制度比较研究的一个重点。同时，在中国为了更好地总结政党执政的规律，大量的研究势必集中到中外政党和政党制度的比较上。王长江的《世界政党比较研究》（1994）《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研究》（1996）和2002年推出的“执政党研究丛书”《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中国执政党建设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的《政党现代化》（2004），从更宏大的视野，将中国共产党的转型归入“政党现代化”这样一个世界性的政党应对国际国内变化的动态进程中，意在强调党的变革是一个常态，民主执政是对一般规律的理性认识。此后大量的中外政党比较研究的著作陆续出版。这些研究不仅涉及世界范围内政党执政的规律、方式和运行机制，还涉及其制度设计、执政基础、执政环境，更有执政党执政的具体个案分析。

同时期，国内对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文明建设、执政党建设研究的大量著作中也涉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与民主的关系问题。如林尚立的《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9月）在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要按照政党执政的规律，从执政党与国家及社会的关系、执政基础、党政关系与执政水平、民主集中与领导制度、基层组织与党建资源、党员与社会整合等方面来构建执政党建设的系统工程，指出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就是要发展、创新，在国家政治建设、执政党建设方面加以突破，解决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问题。

正是在对西方政党与执政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中国执政党的历史与现实的研究与比较中，我们充分认识到：政党作为民主政治的工具是民主社会和国家不可或缺的；政党在西方体制下的运作有其具体的模式与制度环境；与西方有很大差别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遵循政党政治的一般规律，同时又应该走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道路；以民主政治为目标的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发挥民主政治建设的工具性作用，实现执政党建设与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机结合。

四、研究对执政党执政环境，为执政党领导和执政方式的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党和国家、社会高度一体化的政治体制逐步松解，政党－国家－社会三者的关系从结构到运作逻辑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林尚立的《制度创新与国家成长》指出“社会日益成为决定国家与政党的根本力量，而政党或国家如何依据现实社会的发展，平衡自身与社会的关系，保持相互之间的适应性，则成为政党或国家运行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7］。而通过政党一般规律的研究发现，政党的出现本身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同时政党民主运作的方式也是市场经济的规范要求。咸台灵的《中国政党政府与市场》（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是一个国外学者对中国政党与政府的市场分析，该书具体分析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经济与政府的现实影响，市场经济对中国政党与政府的影响，揭示出一条规律：执政党应该顺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实现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在中国，实现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客观需要。

五、执政党对学界成果的吸纳大大激发了执政方式及民主问题的研究，正是在政界与学界的良性互动中，民主执政的提出水到渠成

学界的研究加深了国人对民主与政党关系的理解和思考。学界对执政党研究的成果不仅被广大民众所逐步认同，也逐步被吸纳进执政党改革的思路中，政界与学界实现了一个良好的互动。也就是在这样的互动中，才有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提出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原则与目标的提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公开宣告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践中来自中央与地方层面的一些好的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经验如向党的委员会工作报告制度、问责制度、干部推选制度、监督制度等，也逐渐被推广甚至被写进修改的。就在执政党研究逐步深入的基础上，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使该范畴下“党的民主政治建设能力”的研究成为热点，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成为学术研究重要课题。正如王长江教授指出的，在中国“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实实在在是一个贯通全局的问题。它一方面针对着党自身，另一方面连着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属于党的建设，另一方面也和党领导的事业紧密联系；一方面包含着发展党内民主，另一方面又肩负着为社会民主提供动力的任务；一方面旨在增强党的活力，另一方面又落脚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一方面作为共产党执政的重大课题，另一方面又反映出世界政治文明的联系与接轨”，因而是“今后若干年贯通执政党建设理论和实践的主线”。2004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进行集体学习，第一次提出“党的执政理论”是个系统工程，包括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和执政资源等主要方面，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与我们党执政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开展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不断完善我们党的执政理论体系。8月22日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系统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与党执政新的实践紧密结合，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从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和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等方面，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这些来自中央的研究信号，使得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成为一个涵盖性比较强的概念，大大拓展了对党的执政理论研究的学术空间，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研究视野的开阔程度和执政理论研究的深度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可见，正是建立在如此丰富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执政党才有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经验、原则与目标的提出认为，“在理论层面上，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干，一个建立在执政党基点上的理论框架逐步形成。”而之所以有这样的理论成就，笔者认为，这是同执政党对学界观点的充分尊重与吸纳、对世界政党执政规律的尊重与吸纳、对民间实践经验的充分尊重分不开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664.

［2］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M］.北京：大百科出版社，1995：470.

［3］张荣臣.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08.

［4］ 吴江，牛旭光.民主与政党［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

［5］ 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曹荣湘，孟鸣歧译.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4、9、10.

政产学研论文篇12

在信息化浪潮来势汹汹、知识经济已出露端倪的当代，信息尤其是创新性智力成果，无论是在世界范围还是在我国，都已日益成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主要推动力量，其他资源的比较地位则呈下降趋势。相应地，围绕着信息尤其是创新性智力成果的利益冲突就愈发激烈和复杂，以创新性智力成果为客体的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也日益彰显，它不仅成为社会法律生活中的重点，也日益成为社会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中的重点和焦点。知识产权与一个国家的经济、技术、社会甚至文化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它不仅仅只是一种法律制度，同时，也是一种经济制度、一种技术制度，还是一种管理制度。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是经济发展的根本保障，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则是知识产权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知识化社会发展进程的加速，尤其是随着网络技术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全方位影响与推动，知识经济发展、技术创新、社会信息化、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我国加人wto、国际化贸易活动等，都对知识产权管理提出了现实的迫切需求。

知识产权从产生到消亡历经创造、管理、保护、运用、权利消失几个环节，每个环节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其中知识产权管理最为重要。在整个知识产权工作中知识产权管理起着基础性、全局性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国家、地区层面，还是企事业单位层面均是如此。只有加强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的保护与运用才能得以实现。可见，知识产权管理在知识产权整个运行过程中占有不可小觑的地位。由马海群教授等编著的《现代知识产权管理》(科学出版社，2009年7月)是一部与时俱进、具有时代感的学术专著，应时代要求而产生，内容新颖，较其他同类专著更具创新性。书中，作者在继承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系统地论述了知识产权管理理论，并结合国家知识产权政策的需求和知识经济社会要求，以敏锐的思维和独特的视角，具体论述了知识产权管理的内容体系，在读者面前呈现出知识产权管理研究领域的一个崭新的成果—现代知识产权管理。书中研究内容的创新性和开拓性、论述的系统完整性、业务指导上的实用性等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1开创性的研究视角，有机融合了知识产权制度和政策学、工程技术、管理学等学科

传统知识产权研究主要有两个视角:一是法学的视角，强调制度的安全与秩序;另一个是经济学视角，强调制度的效力与效果。也有不少研究者还从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管理学及技术发展的角度，对知识产权制度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由于知识产权管理是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物，其业务领域也必将随着知识与技术创新的进程而不断拓展。且在知识经济时代，围绕知识与创新过程，将不同视角对知识产权制度的研究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来看待的要求日益迫切，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之一是知识产权管理的集成性增强。马海群教授开创性地颠覆了知识产权的传统研究视角，将法学、经济学、政策学、工程技术、管理学等学科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重新审视知识产权管理，萌发了知识产权管理新的研究领域，即知识产权政策管理、知识产权文化管理、知识产权信息管理、知识产权技术管理等，并开创性地界定了这些领域所涉及的概念，利用相关理论阐述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令人心悦诚服。

该书不仅将其他学科理论进行了有机融合，且拓宽了知识产权管理研究的领域，马海群教授在这方面所做的研究和大胆尝试具有开拓性，弥补了知识产权管理研究领域的多项空白。同时，该书在研究内容方面又极富创新性，具体体现在:(1)该书新颖性地借鉴了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和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实践经验，用于解决我国知识产权管理面临的问题。如在知识产权政策管理、文化管理等章节都有借鉴国外的知识产权管理经验，并对改进我国知识产权管理现状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具体地说，作者借鉴国外先进的商标信息管理系统，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商标信息管理系统等;(2)紧跟时展的步伐，积极吸纳国家政策文件的思想，使研究内容富有时代气息，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如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中提出的第7条措施指出“要加强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该书正契合国家政策的需求，在知识产权文化管理一章中专门探讨了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政策与措施，这对我国知识产权人才的壮大和培养具有深刻的指导作用;(3)突破已有研究成果和固有思维模式的限制，开拓性地开展相关研究。如知识产权战略是知识产权政策的一部分，属于知识产权政策体系中统摄性政策，很多研究者都将其纳人到知识产权政策管理领域内，而该书作者为突显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性，突破固有思维模式的限制，另辟蹊径地将知识产权战略进行单独论述。又比如，在论述知识产权技术管理这一章节时，作者并没有被局限在技术措施的框架内，一味地单纯强调如何改进和加强技术措施来完善知识产权技术管理，相反的是，作者联系行政、法律等手段一起加强技术措施的知识产权保护，这种跨领域的研究势必会对知识产权技术管理起到更佳的效果;(4)有机融合了其他学科的理论，创新性地提出了很多新的概念和理论。如在无缝嫁接了政策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知识产权政策的内涵、本质特征和功能。又比如，融合了信息管理这门学科的相关知识，提出了并不被人们所熟悉的知识产权信息这一集合概念，并对现有资料进行充分挖掘，形成了知识产权信息管理这一领域，这是该书作者的独创，作者以集成思想提出并论证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信息概念，重点研究知识产权信息特征与功能。由于知识产权信息管理这部分内容是作者最重要的创新点，将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专门分析。

在书中，作者做了大量的交叉研究，其意义在于:首先，知识产权管理是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有效运用。知识产权法制管理，为知识经济所需的知识进人市场提供了法律保障，促进了知识经济的健康发展，对知识产权法学建设也是一种补充和丰富;知识产权政策，是发挥知识产权作用的重要手段;知识产权文化的本质在于创新，知识产权文化管理，为知识经济的发展注人了新的文化;知识产权技术保护成为法律保护、制度保护、经济驱动之外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基础和保障，知识产权技术管理，有利于推动技术保护进人法律保护框架;作为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和知识产权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产权信息管理，将促进知识与技术创新、促进企业建立知识产权管理机制、促进高新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促进知识产权的国际交流。其次，从分支学科建设的角度，丰富和完善了管理科学学科研究内容和学科体系结构，从知识产权信息管理、知识产权技术管理、知识产权文化管理、知识产权政策管理等分支研究领域角度，对管理科学研究的完善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因此说，现代知识产权管理是管理科学研究分化发展的一种重要体现及新兴研究领域，这种研究及其所取得的成果，进一步启发人们思考管理科学其他新的研究领域，为人们研究管理科学其他分支学科提供有益的、可资借鉴的研究方式和思维模式。

2开创性地提出知识产权信息理论

马海群教授将信息管理与知识产权管理进行了有机结合后，提出了知识产权管理信息这一创新性概念，国内尚未有其他学者提出这一概念，属于作者独创性研究成果。狭义的知识产权信息是指表征知识产权权利属性的信息，这种属性既包括知识产权权利作为整体的属性，又包括知识产权内各种具体智力成果权的属性，同时，知识产权信息又是表征知识产权保护客体内含的信息，它包括专利信息、商标信息、版权信息、技术合同信息、涉及知识产权业务的竞争信息等等。广义的知识产权信息则是表现知识产权存在状态的信息，除表征知识产权权利属性外，一切围绕知识产权发生、发展、变化的信息，如知识产权政务活动、知识产权制度演化、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运行状态、知识产权法律活动、知识产权贸易活动、知识产权数据、知识产权声明、知识产权利益主体等，都可被看作是知识产权信息。并认为知识产权信息的本质是知识产权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的表征，知识产权信息是知识产权的重要属性之一，是显示知识产权存在的一种属性，知识产权信息又是人们认识和利用知识产权的中介。知识产权信息除具有信息的一般特征，如普遍性与寄载性等外，还具有自身独特属性:一是法律规定性，即知识产权信息是依据法律而存在的，法律规定着知识产权信息的种类、范围、数量、时效等。二是特殊时效性，即广义知识产权信息、知识产权保护客体内含信息具有一般信息的时效性，而知识产权权利信息却具有特殊时效性。知识产权所具有的时限性特征，决定了权利信息的这种特殊时效性，当知识产权失去法律效力后，知识产权权利信息随之消亡。

书中不仅阐述了知识产权管理信息的概念，并对知识产权信息的特征、内涵、功能进行了深人分析。知识产权信息已成为人们从事政务活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法律规范及文学艺术创作等社会经济活动必不可少的重要信息，具有独特的显著特性，如①既是文献信息，又是非文献信。主要原因是知识产权信息以法律规定为载体，但又可借助文献载体之外的其他载体来表达、传播与利用，完全脱离原载体，故既是文献信息又不是文献信息。②既是静态信息，又是动态信息。知识产权信息在某些情况下以静态的形式存在于各种知识产权文献之中，但是在更多情况下，以动态的形式存在于知识产权相关活动之中。③多为公开化信息。智力成果公开是获得知识产权的法定条件之一，另外，国家设立知识产权的目的是促进智力成果公开，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④信息量大、内容广泛而独特。信息量大是因人类的智力成果涉及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独特是因知识产权将受国家法律保护，未经许可而开发、采用、转让知识产权信息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结构完整而又清晰、系统地构建了知识产权管理的内容体系

现代知识产权管理内容体系划分的既有条理又清晰，各章节间表现出很强的逻辑性和完整性。从研究角度看，论证充分而又精辟入微，不仅有宏观论述，如介绍了知识产权管理的时代背景，分析了知识产权管理的内涵、构成及价值等;又有微观分析，如不同种类知识产权的法制管理、行政管理和技术管理，不同类型主体的知识产权文化建设与管理和知识产权战略管理，知识产权信息分布与收集、组织与传播、检索等不同运作环节的管理等。在研究对象方面，知识产权管理主要研究的是知识产权的宏观调控和微观操作过程中的各方面关系及协调方法。从知识产权管理的主体看，该书主要集中在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国外主要国家、我国及其企事业单位等这几种主体的知识产权管理内容的阐述和分析;从知识产权管理的客体看，该书是针对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和其他知识产权管理这几种客体来研究各知识产权管理的分支领域的。

现代知识产权管理涉及法律、政策、文化、行政、经济、技术、信息管理等诸多方面。这些知识涉及的学科众多，内容繁杂分散，研究内容的跨度和把握的难度都极大，为此作者进行了充分的调研，从一系列分散的、混沌的侧面出发，通过分析与论证知识产权管理学的基本定位、知识产权管理学的范围和研究对象，认为将知识产权管理定位为对知识产权各方面的宏观调控和微观操作，更具有说明力，因为不论是国家或政府还是企业乃至全社会，都面临着强化知识产权管理的历史课题和使命。沿着上述思路，最后系统地构建了一个相对较为完整而又清晰的现代知识产权管理理论体系，从9个方面构建并拓展知识产权管理的内容体系，包括:知识产权法制管理、知识产权政策管理、知识产权文化管理、知识产权行政管理、知识产权经济管理、知识产权技术管理、知识产权信息管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管理、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管理九大模块。并由此构建该书体系，同时也作为该书作者对知识产权管理内涵及知识产权管理学科内容体系的一种新认识。作者所构建的这一理论体系是管理科学的重要分支，体现出管理科学体系的分化演变，这是符合现代学科发展既综合又分化的基本方向和发展趋势的。

4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