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经济学论文合集12篇
健康经济学论文篇1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1909年，IrvingFisher提交国会的“国家健康报告”中提出，从广义的角度看待健康首先是个财富的形式。
Fisher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Follandetal.2001,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HHE,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Physicianinduceddemand，以下简称PID)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2000)建构一个PID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tochangesinMD/population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tofeechanges)。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GruberandOwings(1996)Yip(1998)
a）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and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Gruberand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rate)下降约13.5%。Gruberand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point)。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到32%。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OmnibusBudgetReconciliationAct(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response)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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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Fuchs,VictorR“Health，GovernmentandIvringFisher”NBERworkingpaper6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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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Culyer,AnthonyJ.andJosephP.Newhouse(2000),"Introduction:TheStateandScopeofHealthEconomics,"inCulyerandNewhouseed.HandbookofHealthEconomics,Amsterdam:Elsevier,Volume1A,p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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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Feldstein,Martin(1995),"TheEconomicsofHealthandHealthCare:WhatHaveWeLearned?WhatHaveILearned?"AmericanEconomicReview,85(2):28-31.
十、Feldstein,Martin：theWelfareLossofExcessHealthInsurance
十一、MGrossman，1972，TheDemandforHealth:ATheoreticalandEmpiricalInvestigation,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forNBER
十二、Grossman，1999，thehumancapitalmodelofthedemandforhealth，NBERWorkingPaperSeries
十三、MVPauly，1987，“Nonprofitfirmsinmedicalmarkets”，AmericanEconomicReview，（May）Vol.77，pp.257-274
十四、JPNewhouse,1970,“Towardatheorynonprofitinstitutions”AER，（March），Vol.60，pp.604-713
十五、ThomasMcGuire，OptimalHealthInsuranceProviderPayment，J－store
十六、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健康经济学论文篇2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Follandetal.2001,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HHE,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Physicianinduceddemand，以下简称PID)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2000)建构一个PID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tochangesinMD/population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tofeechanges)。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GruberandOwings(1996)Yip(1998)
a）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and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Gruberand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rate)下降约13.5%。Gruberand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point)。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到32%。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OmnibusBudgetReconciliationAct(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response)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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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健康经济学论文篇3
在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的指导下，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于2012年启动了“深入实践‘两个健康’工作主题，推动新形势下经济统战工作新发展”中长期课题研究，力求通过对“两个健康”工作主题的理论内涵、创新实践的持续性研究，做到三个“进一步”：一是进一步统一思想，增强坚持“两个健康”工作主题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二是进一步丰富理论，为确立“两个健康”工作主题统领的工商联理论框架奠定基础；三是进一步理清思路，明确践行“两个健康”工作主题的创新实践和具体措施。
一、突出“四个结合”，推进“两个健康”工作主题研究
“两个健康”工作主题研究，从设定总体工作方案、建立开放式研究机制、设定中长期研究框架，到对重点问题形成阶段性研究成果，主要突出从“四个结合”来推进工作。
（一）远近结合，坚持长期基础研究与阶段性重点研究相衔接
市工商联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将课题作为总结实践、提升理论的中长期、基础性研究，通过长期性、持续性研究，不断推出阶段性研究成果，深化“两个健康”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并随工作实践的深入，不断拓展和丰富。一方面，结合全国工商联和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意见，初步确定了“两个健康”中长期研究框架体系，包括理论渊源、理论内涵和工作实践三部分。另一方面，在“两个健康”的理论和实践领域形成了阶段性研究成果，《上海市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实施细则贯彻落实情况评估》等部分研究成果获得2013年上海市统战系统理论研究一、二等奖。《上海民营企业参与对口支援与国内合作地区建设研究》被转化为市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团体提案。
（二）上下结合，坚持全国工商联重点工作与本市非公经济发展实际相衔接
市工商联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课题研究结合全国工商联、全市重点工作开展，体现服务全国、上海特色。如结合全国工商联理论研究框架，完成“坚持‘两个健康’工作主题是工商联丰富工作实践和长期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研究。结合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活动，形成《上海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问卷分析报告》。围绕全国工商联“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实施细则贯彻落实情况调查评估”，开展上海市落实情况评估。与市人大财经委共同就当前本市民营经济发展若干问题进行研究，与上海民营经济研究会合作开展“上海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实践与思考”研究等，围绕本市非公经济、非公经济人士发展实际，研究上海特殊性问题。
（三）虚实结合，坚持深化理论研究与拓展工作实践相衔接
促进“两个健康”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市工商联立足工作实践加强理论研究，总结提升的理论再指导工作实践，并将调研活动作为全市各级统战、工商联系统，以及非公代表人士学习、实践“两个健康”工作主题的重要活动，推动其深入了解“两个健康”工作主题内涵，自觉开展“两个健康”工作实践。在理论研究方面，形成《深刻理解“两个健康”的理论内涵，以经济统战工作创新助推中国梦的实现》报告，进一步深化、完善“‘两个健康’的理论内涵研究。在实践研究方面，开展“上海市民营企业文化建设效能研究”，“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综合评价研究”等，这些研究来源于实践，又为创新工作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四）内外结合，坚持发挥工商联主动性与借助社会资源相衔接
市工商联联合社会研究力量，建立开放式调研机制，宣传、扩大“两个健康”等统战理论的影响，吸引和集聚一批专家学者开展相关研究。一是与华东师范大学、市社科院、上海民营经济研究会等合作开展课题研究。二是邀请不同领域专家学者担任课题组顾问。如复旦大学、市委党校、市社会主义学院等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专家教授等，进一步拓展研究思路、提升理论高度。三是定期召开专家研讨沙龙活动，吸取不同领域专家的观点和建议。先后召开课题咨询会、课题阶段性研究咨询会等，邀请政府、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多位专家分别从经济、社会、政治等多角度，就“两个健康”课题的理论框架、研究重点和方向进行了交流。与复旦大学统战理论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等不同院校合作开展主题沙龙活动，增强交流互动、交融交锋。
二、把握理论和实践两条主线，深化“两个健康”的内涵外延研究
为进一步提升理论高度、提高研究系统性、拓展研究开放度，市工商联把握理论和实践两条主线，深化“两个健康”的内涵外延研究，指导创新工作实践。
（一）不断提升“两个健康”理论研究高度
一是进一步明确“两个健康”理论研究的定位。从国家战略和整个社会制度的角度，进一步梳理市场经济理论、所有制理论和新阶层理论，厘清“两个健康”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为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理论研究担纲参考。二是要体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与复旦大学统战理论研究基地合作开展“新形势下‘两个健康’的政治学思考”，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角度，提出做好新形势下“两个健康”工作的思路和举措。
（二）不断拓展“两个健康”实践研究外延
健康经济学论文篇4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健康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生率降低、死亡率降低、期望寿命增加、人口老龄化导致慢性病的作者简介：冯显威，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医学社会学。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这种变化称为健康模式转变。1964年，Stolnitz在“人口模式转变：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一文中，全面概括了人口模式变化对人类健康状况的影响，指出世界所有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都会经历这样一种转变过程。1971年，Omran提出“流行病模式转变”这一术语，把人们对健康状况影响因素的认识，从生物学因素扩展到社会、经济及心理学方面，并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1973年，Lemer提出“健康模式转变”的概念，进一步强调了社会和行为因素对人类健康状况的影响。健康模式转变是由人口转变和流行病学转变共同作用的结果。健康模式转变还会引起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经济阶层健康问题的差异和变化等。健康模式转变包括人口模式转变、流行病学模式转变和健康危险因素的变化3个方面的内容。人口模式的转变与人口老龄化。近十几年来，我国生育率水平逐步实现了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模式的转变。人口构成趋向老年化，医学敏感人群占劳动人口的比例将从40％上升到60％，将严重影响人群健康模式和卫生服务需求的变化。流行病学模式转变。伴随着人口模式的转变，人群死亡年龄构成变化导致了死因谱的变化，被称为“流行病学模式的转变”。导致流行病学模式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①感染性疾病的下降导致疾病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发生了转变；②由疾病危险因素改变引起某些疾病死亡率的绝对上升。调查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与70年代相比，我国城乡居民传染病死亡率下降70％，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率明显上升。此外，职业危险因素等的发生，也导致了许多与行为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发病和死亡率的上升。健康危险因素的变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生态破坏引起的环境污染，城市化进程和人口迁移加速，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流行，导致不同疾病的危险因素发生改变。
2健康生活方式理论：从马克斯•韦伯(Max•Weber)到威廉•科克汉姆(Wmiam．C．Cockerham)
健康生活方式是人们根据自己的生活机会所选择的与健康相关的行为的集合。健康生活方式的问题，要从德国社会学家MaxWeber的理论说起。在(EconomyandSociety)这本著作中，Weber在论述“共同体内部的权力分配：阶级、等级、政党”时，引入了生活方式的概念，他对生活方式的看法有助于我们对健康生活方式的理解。我们知道，生活方式是人们长期受一定社会文化、经济、风俗、家庭影响而形成的一系列的生活习惯、生活制度和生活意识，是不同阶层人群在其生活圈、文化圈内所表现出的行为方式。Weber将他的分析主要集中在阶层和地位之间的差异上，他指出，阶级是基于经济的划分，“等级是根据其货物消费的原则来划分的，表现为生活方式’的特殊形式”、“任何等级的社会都是靠惯例即生活方式的规则维持其制度的，因此在经济上制造着不合理的消费条件”引。Weber认为，阶层是社会生活的客观维度，以一个人拥有多少金钱和资产作为象征；而地位是主观维度，包括别人对其的尊重程度。一般来说，一个人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是其受他人尊重的基础。地位群体之间的差别取决于人与消费资料的关系，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群体的生活方式，显然与社会底层群体及中产阶层群体的生活方式不同，在同一地位群体当中的成员享有相似的生活方式。Weber还注意到社会经济状况是决定人们特定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他用“生活机会”来解释获得特定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即一个人想要获得某种生活方式，必须有资金、地位、权利和社会关系的支持。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上层及中层的群体拥有充分的资源支持他们所选择的生活方式，由此实现健康生活方式的机会更大。但Weber也认为，虽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把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相互分隔，但生活方式也可以跨越其所产生的社会经济阶层。Featherstone的研究证据表明，在当今的西方社会中，原先产生于中上阶层的强调锻炼和运动、合理饮食、避免吸烟等不健康行为的健康生活方式，已经开始传播到所有社会阶层中。美国著名医学社会学家wili啪．C．Cockerham指出，Weber生活方式的概念也适用于健康生活方式，因为追求健康生活方式时，就是这个人在尝试按照自己的动机、努力和能力水平产生良好的健康状态。Cockerham概括了Weber的观点对健康生活方式研究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总结了Weber以后的研究进展。从Weber到Cockerham逐步发展起来的健康生活方式理论，其基本概念框架可进一步概括如下6点。@Weber发展了社会学中“社会经济地位”的概念，社会经济地位是一个人社会阶层地位的根本反映。Weber认为一个人在社会等级中的定位不仅仅取决于其收入水平，而是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及职业地位3个因素的综合作用。②生活方式反映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Weber认为，生活方式基于人在消费什么而不是生产什么，当选择的生活方式是为了获得健康时，人们的活动目标最终就是一种消费性活动，即人们努力获得健康来达到延长寿命、享受生活和继续工作等目的。③生活方式是以选择为基础的，但是这些选择取决于个体实现某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又取决于这个人的社会经济环境。④特定的生活方式是特定的社会经济群体的特点。健康生活方式似乎是上层及中层的特点，但它具有超越社会阶层界限影响到全社会的潜力。⑤社会经济地位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固然非常重要，但它不是决定生活方式的唯一因素。除了社会阶层因素外，还应该重视年龄和性别等其它因素对健康生活方式的选择。⑥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明显标志，是无论属于哪个社会经济阶层，人们都会在环境和机会允许的条件下接受健康生活方式。
3健康的社会阶层差异理论：社会阶层与健康
社会阶层是由收入水平、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确定，这3个因素综合起来反映了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阶层或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状况之间存在重要的相关性。从收入水平、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3个因素分别来看，它们都对健康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并且它们之问还存在着相互影响。收入水平与人们的消费能力、生存条件、生活水平、营养和医疗保健状况等密切相关。收入水平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状况，由收入差距带来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足，是决定人们健康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的影响在低收入人群中最为明显。由收入差距带来的社会地位、受教育机会、生活压力、心理影响等，对人们的健康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健康状况是随着收入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而改善的，收入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通常有较多的自主选择权，他们可以选择安全的居住环境、购买有营养的食物，更有条件投资于健康。职业地位反映了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职业活动范围和性质、工作压力和相关的健康风险的情况，决定了相关的收入水平。不同的职业类型所接触到的职业健康危险因素和相关的工作压力是不同的。职业场所和组织机构、管理方式及人事关系也会影响人们的健康。职业地位的差异不仅与健康危险因素有密切联系，还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心理上的压力，决定着人们能否有足够的收入用于医疗保健和维护自身的健康。受教育程度对人的文化知识、技术水平、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价值观等有直接影响，并且与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紧密相关。受教育程度代表着人们获取经济社会资源的能力，决定着人们的收入水平，是影响人们健康的最大因素。教育还能提高人们获取和了解健康资讯的能力，帮助人们保持或改善健康。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能接触到更多的健康相关知识，更了解健康生活方式的优点和预防保健的重要性，从而帮助他们采取健康行为，降低危险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当发生了健康问题时，他们能够更好地利用医疗卫生资源。社会阶层与健康状况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人群健康存在着明显的社会阶层差异。同一社会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健康状况不同，处于较高社会阶层的人健康状况要好于较低社会阶层的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社会阶层影响人们获得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机会。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低社会阶层的人和高社会阶层的人相比，较少利用医疗保健服务，很多经济上有困难的人他们只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才去就医。例如，我国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将调查对象按收入水平分为5个收入组，结果不同收入水平居民之间的卫生服务利用差异明显，未就诊率、未住院率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降低；由于经济困难，应住院而未住院患者比例达70．0％；城乡低收入人群应住院而未住院率的比例达到了41％，远高于一般收入人群，不同收入人群之间卫生服务利用的差异较大。此外，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并不是低社会阶层的人较少利用医疗保健服务的唯一原、因，由于职业地位的差异和相关危险因素的影响，低社会阶层的人本身就不如高社会阶层的人健康。国外许多研究表明，社会阶层和健康状况之间的差异是社会经济因素中不平等分配的结果。1999年，英国萨塞克斯大学RichardW．Wilkinson教授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著作《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对人口健康的社会和经济决定因素作了权威性的论述。2000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流行病学和人口健康研究中心的JaneDixon在为该书写的评论中指出，人群之间健康的差异是由于社会特征的差异，而不是卫生保健方面的差异。健康梯度不单独是一个贫困问题，穷人健康状况不佳，健康不平等，是一个社会经济地位或社会分层结构问题。总的来说，健康不决定社会地位，是社会地位决定了健康。Wiliam．C．Cockerham也提出了一个重要假设：如果社会阶层差异减小，人群的总体死亡率也将会下降。为了考察这一假设，Cockerham从Wilkinson的研究中找到了支持的证据。Wilkinson回顾了多项国际性研究后发现，一个社会在社会地位和经济上愈平等，该社会的总体健康水平就愈高；在每一个处于向高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类型转变的过程中的国家中，都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财富增长了，健康水平却没有提高。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该国家人口中社会地位和经济享有的公平程度；如果社会中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和生活条件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即使这个国家总体上健康状况比较好，但社会仍然广泛地存在着健康不公平性。如果上述差距明显减小，社会中的健康不公平性也会显著降低Ⅲ。社会阶层与健康的研究，有助于调查发现社会阶层中各种因素与健康或疾病的关系，有助于调整社会阶层结构、缩小社会阶层差异和改善高危人群的健康问题，对完善医疗卫生和保健政策，提高健康的公平性和人群的健康水平等都有重要意义。
4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理论
健康的决定因素复杂多样，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人员，将除那些直接导致疾病的生物遗传等因素以外，由人们居住和工作环境中社会分层的基本结构和社会条件不同所产生的影响健康的因素，统称为“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作为人们的社会环境特征，作为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全部社会条件，反映了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阶层、权力和财富的不同地位。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发现，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其行为生活方式和健康水平不同，较低社会阶层的人总体健康状况比社会阶层较高者差。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往往患不同的疾病，社会阶层越低的人期望寿命越短，社会地位越高的人健康状况越好，贫困和社会不平等最有害于健康。健康不平等是由社会造成的人群总体健康差异和不公正。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哲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martyaSen认为，卫生服务的公平分配关系到政治权利问题，健康的不平等与人的权利不平等相关。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所体现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健康公平。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还认为，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是导致疾病的“原因的原因”，以往的卫生政策模型只考虑直接导致疾病的生物原因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重视健康损益背后的社会性机制。
健康决定因素的社会本质表明，政府不仅仅要关注特定公共卫生问题对人群造成的危害，还必须主导维护国民健康的社会性政策措施，从影响健康的“原因的原因”入手，把实现健康公平作为基本价值目标。健康公平是从社会的、经济的、人口统计的和地理的角度定义的人群健康公平和无差异状态，是政府政策选择的伦理基础，政府和有关机构应该把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和健康公平作为重要的政策关注点，建立健康公平的政策行动框架，降低健康不平等，实现健康公平。正如MichaelH．Merson所说，健康问题是一个与政府相联系并以社会公平性为支撑的领域，“政府在其中至少起到了两方面的关键作用。首先，政府设计和实施公共政策以改善社会和环境状况，如就业、住房和污染控制等。其次，政府提供特定的计划和服务，特别是针对最需要的人，保证他们平等地享有正当权利和健康状况。
健康经济学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3-0018-04
1 20世纪以来人类体育发展面临的课题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健康一直都是人类社会价值利益的最高体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探索和实现健康的可持续性。人类在漫长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创造了维持生命，增进健康的理论与方法。它既包括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环境的理论与方法（自然科学）、同时还包括人类认识、发展自己的理论与方法（人体科学、社会科学）。前者主要是通过获取自然资源的经济生产方式来为人类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后者则主要是通过医疗、卫生、体育、保健、教育、娱乐、养生等方式来适应环境,实现维护和增进健康的可持续性。这些理论与方法对维护和增进人类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人类的发展与自然环境始终保持着一种和谐的关系。
然而,伴随产业革命的到来，人类发展的理念完全忽视了与自然环境“共生”的理念。相反，把自然环境当作改造、征服、统治的对象，肆意的掠夺和破坏，打破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特别是进入 20世纪以后，人类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不断加大，人类依赖大量的榨取自然资源、大量的生产和消费、大量的排放污染废弃物支撑人类生活与健康的现代化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这样的物质文明造成了自然环境的急剧污染和破坏，全球气温上升、生物种类的大幅度减少。甚至是给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巨大威胁。这表明仅把人类的利益需要放在第一位，而不考虑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最终受害的不仅是自然界而且包括人类自己。
另一方面，体育作为维护和推进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先锋，它的理论与方法是来源于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理念及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伴随18世纪以后的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以现代奥林匹克为核心的众多新型体育项目以及理论和方法如雨后春笋不断产生，它极大地促进了人类健康水平的提高。但是，在现代体育功能的背后，值得我们注意是：（1）依存于产业革命以后的人类发展理念而创新的体育理论、方法，基本上是以认识和挖掘人类自身能力为前提，依靠人类自身的努力（体育的理论、方法、手段）来实现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体育与外部环境共生的理念，探索维护和创造人类经济、健康与环境和谐发展关系的体育理论和方法则不多见，因而，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恶化并威胁着生物界的可持续性时，体育显得无力。（2）近代以来的新兴体育活动（包括为开展这些活动而进行的所有开发、资源利用等规模化生产和消费活动）与人类其他的活动一样都表现出了环境的外部不经济现象。即它给自然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一定负面效果。（3）在全球性环境恶化、“地球数十万种生物减少和灭绝”［1］的今天，体育的功能和效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对此体育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做出怎样回答，这是体育面临的一个划时代的课题。也是21世纪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2 20世纪以来人类关于环境与体育健康的研究现状
进入20世纪,环境与健康的研究始于发达国家。这主要是因为大规模的工业化所造成的公害始于发达国家。例如，“1943年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48年美国多诺拉河湾多诺拉事件，1953年英国伦敦烟雾事件”［2］。“1953年日本九州南部水俣事件，1931-1972年富山事件（骨痛病）和1968年九州的米糠油事件等，造成数百人死亡，上千人残疾”［3］。因此，自50年代起，研究和治理由于工业生产、资源开发与利用等造成大气、水、土壤、森林、食物污染而导致损害健康的问题，一直都是世界各国关注的主题。我国的环境健康研究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中国的环境问题在1980年以前并不严重，尽管“”时期的一些粗放型工业开发与生产给人居环境和人们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相比公共卫生给人们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要小的多。环境与健康还没有纳入政府的工作日程。因此，这个时期有关环境健康的研究文献尚不多见。
1980年以后，伴随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粗放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加快，环境污染与破坏问题也日益加重，西方发达国家40-50年代出现的较为严重的环境健康问题在我国开始大规模出现。从而促使环境健康问题逐渐成为政府及学术界关注的问题。1984年国务院成立了环境保护委员会，1988年国家环境保护局成立，1989年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正式颁布。环境保护法中绝大多数的内容都与人们的身心健康密切相关，这表明我国政府对于环境与健康问题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我国有关环境健康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张晶（1984）浅谈环境与健康的辩证关系［4］；罗典荣（1989）我国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原则［5］；耿精忠（1993）环境健康回顾与展望［6］；郑振佺(1994)环境污染对儿童健康的影响［7］；王华东（1991）环境质量评价［8］；姚志麒（1993）环境卫生学［9］；王簃兰(1995)环境与健康［10］；张慧珍（1996）发电车作业环境及工作人员某些健康效应调查［11］；米玉华（1997）水环境与健康［12］；朱惠刚（1999）环境与健康是人类永恒的主题［13］；林绍颜(2001)环境与健康的评估问题和空间分析［14］；向全永(2004) 环境中氟对居民健康影响的危险度评价［15］；陈威（2006）我国环境健康安全体系的现状及今后的对策［16］；孟伟（2007）国内外环境与健康的管理与研究［17］；薛文森(2008)环境弱势群体的环境保护问题研究［18］；王晓辉（2009）环境污染健康损害填补法律制度研究［19］；黄静（2010）别让环境污染再预支健康［20］。从这些研究的总体内容来看，我国环境健康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表现出了不断提高的趋势。在研究中不断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的经验及其理论方法、拓宽了环境健康研究的思路，也促进了环境健康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然而，我们注意到，在过去的研究中，以外部环境作为研究影响与增进人类健康的重要手段——体育功效的文献鲜见。
从现代体育的活动特点研究现代体育给外部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从外部环境的视角研究它对体育功能影响，是从90年代开始的。即1980年联合国向全世界提出“确保地球的持续发展” ［21］的呼吁，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之后，探索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主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环境体育健康的研究从其他领域开始向体育渗透，并很快引起了国际奥运会和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如“德国Regerl Sburg大学Heinz Lutter教授（1990年）提出体育运动让人强身健体、休闲娱乐的同时也给大自然带来很多消极影响，指出环境问题是二十一世纪体育面临的大问题”［22］。美国、英国、日本、荷兰、南非等国的学者也对环境与体育健康问题展开了研究。1994年国际奥委会签署了一项体育与环境方面的合作协定，指出“体育与环境密不可分” ［23］。 2003年国际环境规划署和全球运动协会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全球体育和环境论坛:2003”的专题研讨会，会议制定了《体育与环境21世纪议程》［24］。另外，悉尼、雅典、北京奥运会都分别对“环保”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规模的投入，对“绿色”体育加速在全球普及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我国关于环境体育健康的研究90年代中期逐步得到推广，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1）自然生态环境对体育的影响研究；（2）体育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研究；（3）“绿色体育”、“生态体育”、“绿色奥运”基本特征和功能的研究；（4）推进生态体育和绿色体育的实证研究及其发展战略的研究。
上述这些研究表明，国内外不仅在高度重视环境与体育的研究，而且还采取了积极行动来推进环境与体育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我们发现有关环境与体育健康的概念解释，特别是涉及到环境与体育健康学的一些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的讨论，如引发外部环境污染和破坏而阻碍健康和体育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营机制理论体系问题的讨论和研究，自然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导致人类健康的伤害和社会福祉费用增大与体育功能受限的研究，有关评价和分析这种损失和代价及其代偿机制的研究，采取怎样的社会经营、评价、管理模式能够更有效地推进社会经济、文化、体育、健康与自然环境相互和谐发展的研究，并将其上升到完善体育科学的发展， 促进民生和21世纪中国体育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研究环境与体育健康问题的文献尚不多见。
3 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学的意义与基本思路
3.1 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学的意义
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学，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要明确环境与体育健康学的概念。笔者以为，所谓环境体育健康学就是研究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社会组织、制度和体制、政策及其社会经济）、人文环境（人们对待生存的价值观念体系以及人类推进健康的体育产业化、商品化理念与行为方式）与人类体育健康相互关系及其规律，以推进自然与社会经济、文化、体育、健康和谐发展的科学。
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以为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学具有以下3方面的意义：
（1）通过重新反思现代以来体育在推进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的基本理念，强化和确定人类经济、社会、文化、体育健康与自然环境相互和谐的发展观在体育学科构造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为21世纪中国“绿色·人文·科技奥运”和“全民健身”战略导向和策略选择提供理论支持。
（2）从体育的外部环境来系统地研究健康体育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特别是研究引发外部环境污染和破坏而阻碍健康体育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营机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以及体育外部不经济现象的代价与代偿机制的构建问题，这在国内外体育学科领域尚不多见。这一研究将会丰富与完善体育科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理论体系。
(3) 以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思想为指导,探索和构筑环境与体育健康学理论体系,可为21世纪体育科学朝着有利于推进人类体育健康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方向迈进做出重要的贡献。
3.2 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学的基本思路
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学的总体思路是：维护和推进人类体育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人类未来的一切活动（包括体育活动）的宗旨都必须以维护生命永存（自然生态与人类生命的共存）为首要使命，在此基础上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手段和方法来促进环境与人类体育健康两个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即环境与体育的可持续发展，简称为体育的可持续发展。笔者以为体育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体育在不损害人类生存环境可持续性的基础上,不仅要满足当代人与经济、文化、生活环境、体育一体化和谐发展的需求，同时还要保护和满足未来人增强健康、发展体育的需求。遵循这样一个总体发展思路，我们把提倡和推行多样化的价值观念与价值尺度共存，追求多样利益主体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利益，寻求最小的环境代价实现人类体育健康与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最佳良策，作为构筑环境与体育健康学的基本思路。
4 探索和研究环境体育健康学基本步骤与研究内容
4.1 环境体育健康学的研究步骤
1. 研究环境体育健康的基础理论（基本概念及其理论体系）；2. 开发和研制环境体育健康的影响评价体系与环境体育健康的效应分析体系(体育费用效益分析的理论与实证研究)；3. 开展环境体育健康经营管理的手段与环境体育健康“共进化”理论与实证（我国环境体育健康的经营模式的研究）研究；4. 探索和研究我国环境体育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及其运作模式。
4.2 环境体育健康学的主要内容
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学科涉及的领域与内容甚多，但可以概括为以下八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从揭示当代环境问题的出现入手，阐述环境与人类体育健康的关系以及环境体育健康的概念及构建环境体育健康学的意义与必要性。明确环境健康与环境体育健康的共异点，以及环境体育健康学研究对象与性质，阐明环境体育健康学与其它相关学科的关系（环境体育健康学的学科属性）, 环境体育健康学的宗旨、任务及其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第二，首先从环境科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考察和分析影响人类健康发展的环境因素（自然、社会、文化、体育），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自然生态变化与当代社会生活的环境变化给人类的体育与健康带来的影响。它包括大气、水土、森林、草原的环境变化对健康的研究；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对健康的影响；新型社会服务体系的发展对健康的影响；跨越国界的世界经济对健康的影响；人口老年化趋势对健康的影响；休闲新时代兴起给健康带来的影响；生物世纪时代的到来对健康的影响。其次，再从现代体育环境的变迁研究对人类健康带来的影响。它包括现代体育资源的开发给健康带来的影响；现代体育的市场机制给健康带来的影响；大规模体育商品生产与消费给健康带来的影响。总之，通过人类健康环境的两个方面(体育外部环境与体育内部环境)来把握人类健康面临的课题与挑战。
第三，应用环境经济解析社会资本积累制度与环境和人类体育健康的关系。尤其是要通过环境经济的外部性理论阐述外部不经济现象对于环境和人类体育健康的影响；运用效应理论阐明体育健康的效应产生过程及其边界效应的特征，从而更加客观认识和把握产业革命以来的环境问题出现根源。客观的理解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及其顺应现代化的一系列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与体育现代化的相互关系，以及现代体育的发展给人类的健康及健康环境带来的影响（积极与消极），由此，通过帕累托效应理论,揭示和阐述生态体育、绿色体育、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为体育生态环境中的弱势群体——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及政策的完善以及21世纪中国体育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支持。
第四，当代的人生存与发展与产业革命以前相比较，最为显著的差异之一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主要特征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环境质量下降了。环境质量的恶化给体育健康的影响评价带来了新的课题。即采用传统的方法认识与评价体育锻炼的效果是不是客观，环境质量的好与坏究竟给体育功能及其发展身心带来怎样的效果。这是人们越发关注的问题。围绕这样的问题，环境体育健康学需要讨论和阐述环境质量概念、环境质量变化的特点、环境质量变化评价的定义与意义、作用、环境质量评价的类型、内容、方法与程序；环境质量评价的标准与健康；环境体育健康影响评价的概念与目的、意义、环境体育健康影响评价的项目类型、程序与方法、特点与要求以及环境体育健康影响评价的发展方向。从而明确环境质量与体育健康的关系及其规律。
第五，不同的环境质量带来不同的体育健康效应，这种效应的背后都包含有一定的费用或代价。如何认识和评价（定性与定量分析与评价）不同环境质量下带来不同体育健康效果的费用或代价是进一步把握环境与体育健康的关系，不断改善环境质量，最大限度地控制环境问题给人类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及其康复代价，最大限度的减少体育健康的费用，提高环境与体育资源效应的关键。为此，环境体育健康学需要系统地阐述费用效益分析的基本理论及其在体育实践的应用。它应当包括：费用效益分析的概念、特点、原则、方法；环境污染引起的健康损失计算和参数选择；开发公共体育服务设施引起的健康损失计算和参数选择；公共体育资源闲置的代价与代偿机制等。尤其是环境污染与公共体育资源的闲置的代价评价及其代偿机制的构建则是解决体育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中之重。
第六，避免或减少环境问题带来的体育健康负效应的关键是要解决环境的经营与管理问题。科学地开发、经营与管理环境，促进环境与体育健康和谐发展则是21世纪体育可持续发展的主题。为此，环境体育健康学需要系统的阐述环境体育健康经营管理的概念、意义、原则、类型及其不同经营管理手段的特点、作用、方法与实施条件。它包括：环境体育健康经营管理的政策手段；经济管理手段；法律手段；科技手段；教育手段。以此推进环境与体育健康和谐发展。
第七，环境与体育健康和谐发展的实质是环境与体育健康的可持续发展。我们把环境体育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又简称为环境体育健康的共进化。环境体育健康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构筑环境体育健康共进化的基本理论。即阐述环境体育健康共进化的概念、目标、理论基础（公平〈代际公平〉、公正、民主、效率）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对环境体育健康的影响（“生态化”社会人文意识与价值主张对环境体育健康的影响；“生态化”体育资源与设施对体育健康的影响；“绿色”体育盛事对健康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环境体育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指标体系，阐述实现环境体育健康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实践路径。
第八，环境问题是一个跨越国境的世界问题。无论任何一个地域的污染或破坏都可能给整个世界的地球环境以及人类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解决环境问题需要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共同努力来解决全球化的环境危机，为人类的生存发展与健康创造美好的明天。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环境体育健康学需要对无疆界的环境与健康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刻的讨论与研究，揭示国际化的环境与体育健康的相互关系及其特点与规律。阐述国际社会对环境与体育健康的要求以及环境体育健康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合作的内容、原则、措施、途径。当今环境体育健康面临的国际化课题主要包括：（1）环境体育健康中的社会利益（结构、矛盾、协调）的理论与实践问题。（2）适应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体育健康评价与管理机制以及代偿机制的问题（3）环境体育健康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世代公平的指标体系框架及其社会运作机制的问题。
综上所述，在探索和研究21世纪人类体育的发展道路时，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与学者、专家都把目光投向可持续发展道路上。不言而喻，继续沿用20世纪的体育理论、方法、手段，（即更多侧重人类自我能力的表达和机能潜力挖掘的体育理论与方法，而很少考虑人类的各种活动给环境带来的危害，以及被污染与破坏的外部环境给予人类体育功能的制约影响）来解决人类体育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种种课题是困难。因此，笔者以为，从人类的外部环境探索和研究它对社会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环境、人类体育健康带来的影响，构筑环境与体育健康的理论与实践操作方法，尤其是构建基于环境·健康·体育的三维立体化和谐发展的“共进化”经营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的运作模式，这对完善和充实人类对于体育科学的认识，寻求21世纪人类体育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具有长远的战略性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向体育强国迈进的中国，走环境与经济、文化、社会、体育和谐发展道路才是最根本的出路。这也是本文提出构筑环境与体育健康学科的目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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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经济学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830．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6)10-0003-10
教育和健康的经济效应，既可以从总人口角度也可以从个人角度来进行分析。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作为决定人力资本的两个关键因素，不仅在宏观层面的研究中被许多经济增长理论所强调，而且在微观层面的理论研究中被视为生产效率和劳动报酬的决定因素；与此同时，实证研究也得出了很多肯定教育和健康作用的有意义的结论。
本文介绍了被用来度量人力资本的教育指标和健康指标；并通过评述有关人力资本的理论及实证研究，梳理了教育和健康的宏观经济效应与微观经济效应，以及教育和健康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以下部分的安排如下：我们在第一部分介绍了度量人力资本的教育指标和健康指标；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考察了宏观层面的研究和微观层面的研究；在第四部分梳理了教育和健康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教育指标和健康指标
尽管人力资本存在难以测度和加总的问题，但是关于人力资本的经验研究还是得出了很多有意义的结论。相关的文献主要采用教育指标与(或)健康指标来度量人力资本。
教育指标包括：(1)入学率(schoolenrollmentratios)；(2)成人扫盲率(adultliteracyrates)；(3)受教育程度(educationalattainment)ll～。健康指标包括：(1)人体测量变量(anthropometricvariables)；(2)预期寿命、存活率或死亡率(1ifeexpectancy，survivalrates，ormortality)；(3)发病率(morbidity)；(4)总体健康与功能状态(generalhealthandfunctionstatus)。
入学率按教育程度可分为小学、中学和大学入学率等，在大量的经验研究中得到应用，Tilak对这些研究有过概括的论述。入学率是指，某个给定的教育程度的入学学生总数占法定的(或社会约定俗成的)相应学龄总人口数的比例。入学率反映了当前的受教育人口增量，这种流量不断累积构成了日后可用的人力资本存量。由于完成教育过程需要很多年，所以这种流量与存量之间的时滞是很长的。若要消除这种时滞，那么，不仅需要估计初始人力资本存量，而且期间的人口流动和人口死亡等因素都会给数据带来误差。因此，入学率并不是一个能够很恰当地度量人力资本存量的指标。
与入学率不同，成人扫盲率反映的是当前的人力资本存量，而不是流量。然而，成人扫盲率只反映了当前人力资本存量的一部分，没有把接受更高层次教育所积累的人力资本考虑进去；如果采用了成人扫盲率这一指标，就意味着基础教育以上的更高层次教育对社会生产力的贡献不是十分重要的，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因此，成人扫盲率也不能够准确地衡量可用于生产过程的人力资本。
前两个教育指标都不能用于个人层面的研究，而受教育程度既可用于个人层面的研究，也可用于宏观层面的研究。用于个人层面研究时，受教育程度的数值化指标为受教育年限；用于宏观研究时，数值化指标包括(成年人)达到各级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以及(全体成年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前两个教育指标相比，受教育程度比较恰当地度量了人力资本存量。尝试构建跨国受教育程度数据集的文献包括Psacharopoulos&Ariagada、KanekolaI、UNESCO、Lau，Jamison&Louat、Kyriacou、Barro&Lee等；另外，Wang&Yao估算了中国1952―1999年的受教育程度，杨建芳、龚六堂和张庆华估算了中国大陆30个省区市1982--2003年的受教育程度。
健康指标中的人体测量变量、发病率、总体健康与功能状态这三个指标多用于微观层面的研究，如被用于个人健康对个人劳动生产率、个人收入等的微观经济效应研究。人体测量变量包括体重、身高和身体质量指数(body―mass―index)等身体特征指标，以及各种营养摄入量等健康投入指标。采用这种健康指标度量人力资本的理论认为，健康水平与身体特征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身体上和认知上的机能发育具有其内在的生理机制，而身体上和认知上的机能发育是个人经济潜力的重要决定因素；另外，营养摄入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的体力和精力，从而会间接影响个人的经济收入。常见的发病率指标包括医疗诊断记载的具体疾病情况和症状等变量。疾病使劳动生产率下降，并且使医疗费用和保健开支增加，因此疾病会影响个人收入与家庭财富，其影响程度取决于病情的严重程度。总体健康与功能状态指标包括自我健康评价指标和功能障碍指标，其中前者具有主观性，而后者则相对较少受到主观偏见和其他社会经济学指标的干扰。
第二种健康指标预期寿命、存活率与死亡率的测量对象为总体人口，因此不能用于个人层面的研究，通常被用于宏观层面的研究，例如国民健康对经济增长、人均国民收入等宏观经济指标影响的研究。MurrayεIopez证明较高的预期寿命跟较低的发病率和良好的总体健康状况相关联，Shastry&Weil发现成年男性的存活率与他们的身高线性相关，而身高是很重要的人体测量变量之一，经常被用作人力资本的度量指标。由此可知，预期寿命、存活率和死亡率指标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人口群体的健康水平。事实上，几乎所有宏观层面的研究都采用预期寿命、存活率或死亡率来度量健康水平，Bloom，Canning&Sevilla对这方面的文献做了汇总，并汇报了这些研究所采用的数据、使用的估计方法以及实证结果。
二、教育和健康的宏观经济效应
在不同的经济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是不相同的；而且在那些强调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的模型中，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方式也不完全相同。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没有被赋予某种特定的作用，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Solow模型和Ramsey模型关于生产过程的一个假定就是，资本、劳动和技术以外的投人品都是相对不重要的。这些模型的生产函数包含四个变量：产出、物质资本、劳动和技术水平，其中技术进步率为外生给定的。人力资本在这些模型中既不是一种投入要素，也不会促进技术进步。
与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不同，人力资本在内生增长理论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UzawaL93]与Lucaslss]认为仅有物质资本还不足以全面反映资本的重要性，并对资本的概念予以扩展，使其包含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由于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为正，致使单个资本积累就可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在
Romer的研究与开发模型中，人力资本是研发部门的一种投入要素。研发部门利用人力资本与现有知识(或技术)来创造新知识(或技术)，因而人力资本存量高低将会影响研发部门的创新能力，影响技术进步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率。强调入力资本是经济增长重要源泉的文献还有Becker，Murphy&Tamura、Tamura、Mulligan&SMa-i-Martin、Lucas以及Goodffiend&McDerott等。
Aghion&Howitt指出，在内生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可以被划分为两类：第一类认为经济增长源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不相同的积累速度导致了不相同的经济增长率，如Uzawa和Lucas都属于此类研究。①这类理论把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投入要素放人生产函数，人力资本的增长将推动经济增长；如果没有人力资本的增长便不会有经济的增长，经济持续增长的真正原因在于人力资本能够持续地增长。第二类模型把经济增长归功于可用的人力资本存量，而不是人力资本积累。认为即使没有人力资本积累，也是会有经济增长的。在这一类模型中，人力资本存量是技术进步率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例如，Romert认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多寡会影响创新能力，Nelson&Phelps(1966)认为人力资本存量高低会影响模仿、吸收新技术的能力，因此，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将影响技术进步速度，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关于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的问题，我们还要提到杨立岩和王新丽。杨立岩他们把Lucas的人力资本开发部门引人Romert的研究与开发模型，发现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活动在经济增长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最终依赖于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两个因素。需要指出的是，杨立岩和王新丽的研究目标为同时内生化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并强调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两者都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其研究目的不是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但是，客观上他们的模型和研究结论意味着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存量两者都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
那么，人力资本究竟以何种方式影响经济增长呢?已有实证研究使用教育指标――平均受教育年限――度量人力资本来验证过这个问题。Benhabib&Spiegel利用Kyriacou和Barro&Leet的受教育程度跨国数据，检验人力资本积累与人力资本存量对增长的经济效应。他们发现人力资本积累的回归结果不显著，甚至回归系数的符号也不正确，而人力资本存量则存在显著的正的影响；所得结论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是人力资本存量而不是人力资本积累。然而，Krueger&LindahlL认为，Benhabib他们之所以得出人力资本积累不显著的结果，是因为他们所采用的跨国受教育程度数据误差比较大引起的。(pritcheul已经注意到教育数据的测量误差可能造成的一些问题。)由于估算过程比较粗糙，导致跨国的受教育程度数据测量误差大且可靠性低。KydacouL和Barro&LeeLlOj所测算的68个国家1985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相关系数为0．86，然而，从1965―1985年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量的相关程度却仅有0．34。Krueger&Lindahl指出，这些教育数据的测量误差严重削弱了对人力资本积累的GDP增长效应的估计，并且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尤其是物质资本积累)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积累最终变得不显著了。他们使用Benhabib&Spiegel所用的教育数据重新做了回归分析，发现在不包含控制变量――物质资本积累――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积累是显著的；他们还发现初始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为了检查初始人力资本存量与GDP增长之间的这种正相关性是否因教育数据的测量误差引起的，他们证明在控制了人力资本积累的情况下，人力资本数据的测量误差，不会引起初始人力资本存量与GDP增长之间产生一种虚假的正相关关系。最终结论为：人力资本积累与初始人力资本存量两者都会影响经济增长。
杨建芳、龚六堂和张庆华利用1982--2003年中国分省受教育程度数据，分析了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他们发现，人力资本积累与可用于生产过程的人力资本存量都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正面影响，而且前者的影响力可能比后者的更大；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人力资本积累与人力资本存量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增强的关系。
此外，大量的实证研究采用了教育指标来度量人力资本，发现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Senguptatsa指出人力资本积累在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中扮演者重要角色。Chen&Feng采用中国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大学入学率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率的测量指标，研究了催动中国省际经济增长的原因，结果发现高等教育对所在省区市的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Wang&Yao发现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相当快，教育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贡献是巨大的；并且指出，中国应该对当前教育投资力度下降的趋势予以关注。Barro以受教育年限度量人力资本存量，以国际间可比较的测验分数衡量人力资本质量，对大约100个国家做了实证分析。Barro发现经济增长跟具有中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成年男性的初始人力资本存量正相关，由于这部分人员承担着新技术的创造、传播和模仿的重任，所以这个结论表明了技术扩散的重要性；经济增长跟具有中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成年女性的初始人力资本存量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这说明在许多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成年女性未能人尽其才；人力资本存量和质量都对经济增长有影响，相比而言，人力资本质量的作用显得更重要一些。
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采用健康指标来度量人力资本，或者兼用教育指标和健康指标来度量，发现健康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Bhargavaetal．研究了成年人存活率(即年龄达到15岁的人能够存活到60岁的概率)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基于多个国家间的面板数据，他们发现低收入国家的成年人存活率对其所在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例如，在那些最贫穷的国家，成年人存活率上升1％，相应的GDP增长率将上升大约0．05％；而投资占GDP的比例上升1％，相应的GDP增长率的上升幅度仅为0．014％。Bloom，Canning&Sevilla把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投入要素引入生产函数，采用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工作经验等指标度量人力资本，研究了健康、教育及工作经验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发现健康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预期寿命增加1年能够促使产出增长4％；预期寿命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异能够解释各国间收入差异的相当大一部分，而工作经验在解释收入差异方面作用不大。
除了我们在上文中所谈到的旨在验证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的实证研究，以及在不做理论模型设定的情况下所做的有关教育和健康的实证分析之外，还有一些实证研究针对某些刻画人力资本影响的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验证。Mankiw，Romer&WeilL把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加入到
Solow模型中去，利用跨国数据检验了原Solow模型与加人人力资本之后的Solow模型，发现加入人力资本之后的Solow模型可以很好的描述跨国经济增长。这个经过改造的Solow模型依然是一个外生增长模型，这就是说，Mankiw，Romer&Weil的研究结果表明外生经济增长理论也能够很好地刻画人力资本的影响；不过，他们在度量人力资本的时候，仅使用了教育指标，未采用健康指标。只采用教育指标来度量人力资本的做法，如同把人力资本狭义地等同于教育，这就有可能低估了人力资本的作用，甚至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研究结论。杨建芳、龚六堂和张庆华利用1985--2000年中国29个省区市的经验数据分析了人力资本及其各形成要素的影响。他们首先检验了加人人力资本的Solow增长模型，发现在仅采用教育指标而忽略健康指标的情况下不能拒绝加入人力资本的Solow模型，但是在兼用教育指标与健康指标的情况下，实证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作用太大了，以致于推测出的参数值已经不能满足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假定，这就表明加入人力资本的Solow增长模型不能够恰当地刻画中国自改革以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加人人力资本的Solow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仅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进入生产函数，并不影响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率依然是外生的。这样的模型设定虽然重视了人力资本对产出的影响，但是却会把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存量对产出的影响全部归功于人力资本积累。然而，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的论述以及相关的实证研究结果，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存在正的影响；如果设定的模型把人力资本的作用都归功于人力资本积累，必然会过高估计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从而导致错误的参数估计。杨建芳、龚六堂和张庆华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把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存量的作用都考虑进去，人力资本既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进入生产函数，又是技术进步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这样的模型设定既体现了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又体现了人力资本存量在经济增长中的功劳。他们在此模型基础上做实证分析，估计了生产函数的参数，并且分析了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存量以及教育和健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许多实证研究兼用了教育指标和健康指标来度量人力资本，但是直到杨建芳、龚六堂和张庆华才给出教育、健康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具体构成形式。杨建芳、龚六堂和张庆华在分析教育和健康的微观经济效应和宏观经济效应以及健康与教育两者之间相互影。向的关系基础上，认为教育和健康既非完全替代关系，又非完全互补关系，并设定了人力资本的具体构成形式：教育和健康按照Cobb―Douslas生产技术组合生成人力资本。
三、教育和健康的微观经济效应
人力资本的微观经济效应是研究个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本与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劳动报酬等方面之间的关系。我们在第一部分已经介绍过用于度量人力资本的教育指标和健康指标，其中在微观层面研究中通常使用的教育指标为受教育年限，健康指标包括人体测量变量、发病率、总体健康与功能状态等。
个人教育收益率反映了个人进行教育投资所获得的回报，被广泛采用的个人教育收益率估计方法是Mincer收入函数。Mincer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是决定个人收入的关键因素。因为人力资本决定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拥有量越高的劳动者其劳动生产率一般来说也越高，所以获得的劳动报酬也就越高。Mincer考虑的人力资本度量指标包括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他证明，如果接受学校教育惟一的成本是接受教育期间的机会成本，如果增加受教育年限导致收入增加的比例在其一生中保持不变，那么，劳动者收入的自然对数与其个人的受教育年限线性相关，这种线性关系的斜率可以理解为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持有类似观点的研究还有Becker与Becker&Chiswick等。
劳动者参加工作以后，其劳动生产率会随着工作经验的丰富而提高；但是，随着个人年龄增大，体能和接受新知识的能力都会下降，劳动者的知识结构不能随着社会技术进步而及时更新，于是劳动生产率就开始下降了。因此，Mincer在个人收入函数中加入了工作经验的一次项和平方项，来反映工作经验对劳动报酬的影响。
Psacharopoulos基于Mincer收入函数，采用OLS回归方法估计了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教育回报率，发现Mincer收入函数对各国数据都有很高的拟合度，虽然这些国家的教育制度和经济制度存在着巨大差异；各国的个人教育收益率在0．05---0．15这个范围内，而女性的教育收益率要稍高于男性。中国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个人教育收益率一直都很低，如Maurer―Fazio采用1988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发现中国城镇职工的个人教育收益率只有2．9％。然而，一些研究发现中国的个人教育收益率在90年代以后有上升的趋势。岳昌君在Mincer收入函数的基础上，对中国城镇职工的收入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镇职工的个人教育收益率从1991年的2。76％上升至2000年的8．21％；教育对个人收入的直接影响是显著的；在目前的学费水平下，高等教育投资的直接教育净收益是正的，如果再考虑高等教育的间接受益，那么高等教育的总回报可以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有关中国个人教育收益率的文献还有Byron&Manaloto、Zhang&Zhao、Li、陈晓宇等、李实和丁赛等。
个人教育收益率属于教育的微观经济效应，考虑的是个人从教育投资中获得的货币回报；全社会从教育投资中获得的回报属于教育的宏观经济效应，被称为社会教育收益率。社会教育收益率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个人教育收益率。如果教育存在正的外部性，那么个人教育收益率就不能涵盖教育投资带来的全部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教育收益率将高于个人教育收益率。Machlup与Spence注意到，接受教育有可能除了获得一纸文凭之外，并没有提高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教育收益率就会低于个人教育收益率。另外，社会经济制度也会造成社会教育收益率和个人教育收益率之间的巨大悬殊。Heckman指出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中国的工资制度以及许多针对工资设置的限制政策，造成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很严重，致使劳动者的工资反映不出他们所受过的教育对经济的边际贡献，因此，那些基于Mincer收入函数得到的很低的个人教育收益率反映不出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教育的真正贡献。Fleisher&Wangt估计中国的社会教育收益率可高达30％或40％，这意味着在90年代初个人教育收益率只反映了教育对社会经济所做贡献的1／10。
健康使劳动者工作精力充沛，而疾病却会导致缺勤率上升。拥有健康不但是劳动者正常工作的保证，而且健康的劳动者工作效率更高。许多微观经济研究采用人体测量变量、发病率、总体健康与功能状态等健康指标，证明健康会影响劳动者的生产率和个人收入。如采用身体特征、营养状况指标的文献
有Imminck&Viteri、Wolgemuth，Latham&Hall、Sahn&Alderman、Strauss&Thomas、KnaultSlj、Hass&Brownlietn、Thomas&Frankenberg、与Case，Lubotsky&Paxsontnj等；采用发病率指标的文献有Sehuhz&Tanselkslj、SmithL、Bradley et al与WU等；采用总体健康与功能状态的指标的文献有Strauss et al．、Gruber&Hanratty、Mete&Schultz与刘国恩等等。Strauss&Thomas采用美国男性的身体特征指标，发现身高越高的男性和(给定身高)体重越重的男性，他们的薪水也越高。Wu采用发病率指标，发现严重疾病会对家庭财富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已婚女性病情发作的影响大于已婚男性。Mete&Schultz同时使用自我健康评价指标和功能障碍指标，发现在中国台湾地区的老年人中，这两个指标越高的人(即越健康的人)，其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也越高。
从上文的叙述可以看出，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作为决定人力资本的两个关键因素，在微观层面上影响个人劳动生产率和个人收入水平，在宏观层面上影响技术进步速度和经济增长率。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和健康所带来的好处，不仅包括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报酬的增加、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DGP增长等直接经济利益，还包括认知能力、家庭生产和抚育健康孩子等许多家庭福利指标的提高。例如，Glewwet发现(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妇女的受教育程度跟婴儿的健康水平正相关，跟生育率负相关。如果只将注意力集中于经济效益上，就会低估教育和健康所带来的整体效益。
四、教育和健康之间的关系
虽然有研究发现医疗保健费用，甚至收入水平对健康状况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大量的实证研究却发现教育和各种健康指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使在控制了收入、种族、职业及其他的个人特征之后，教育和健康之间的这种正相关性依然显著，并且是高度相关的。Grossman&Kaestner与Grossman有关于这方面的综述。Kitagawa&Hauser发现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受教育水平不同的群体之间的死亡率都存在显著差异。此后，很多研究有类似的发现，如Elo&Prestont在控制了很多影响死亡率的因素之后，如收入、种族、婚姻状况、居住地及出生地等因素，Rogers et al在进一步控制了保健服务、保险、吸烟、身体锻炼、职业及其他因素之后，证明了受教育水平和死亡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教育和健康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很普遍的，并且相关程度很高。一些研究甚至指出在上个世纪中，美国、英国与欧洲大陆受教育水平不同的群体之间健康状况差距扩大了。例如，美国在1960―1986年之间，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男性的标准化死亡率从5．7％降至2．8％，而同期那些未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男性死亡率仅从9％降至7．66％。
已有的文献对教育和健康之间的这种高度相关关系有着不同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教育能够促进健康。Grossman为教育和健康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认为受过教育的人会更好地保证和维持健康。①这可能是因为受过教育的人能够制定较好的保健决策，并且(或者)受过教育的人能够得到较多关于健康维护的信息，并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信息。认为教育和健康之间存在这种因果联系的研究还有Berger&Leigh、Sander、LeiSh&Dhir、Goldman&Lakdawalla、Lleras―Muney与Grossman等。
另外一种观点是反方向的，认为较差的健康状况导致了较低的受教育水平。一方面，健康的人认知能力更强，并且能够维持更长时间的脑力劳动，因而学习效率也就更高；另一方面，健康状况会影响人们在教育上的投资行为。人们能够从教育投资中获得多少回报，跟个人的健康状况及寿命长短有很大关系。健康状况越好，寿命越长，从教育中获利就越大。因此，存活概率和寿命预期势必会影响人们在教育上的投资行为；父母在决定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的时候，子女的健康状况也是他们的考虑因素之一。一些研究发现健康含有很大的外生成分，这些外生成分跟科学知识与技术进步无关。Fries指出基因决定的寿命上限为岁；Preston对预期寿命的变化与收入、卡路里消费量、疾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预期寿命变化的大约50％归因于跟经济发展无关的“结构性因素”；Soares证明近年来各国死亡率的下降与经济条件的改善是相互独立的。因此，可能是健康状况决定了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而不是反过来。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教育和健康之间的这种联系不是一种因果关系，而是因为存在一种既影响教育又影响健康的不可观测的因素，如基因特征或父母的背景等。Fuchs与Farrel&Fuchs发现能力强或贴现率低等这些不可观测的特征使当事人更倾向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如较有耐心的人对教育和健康的投资也较多，耐心较小的人对教育和健康的投资也会较少。
健康经济学论文篇7
这是一盘注定将改变直销产业格局和产业高度的棋局。
2011年5月21日，筹划已久的泰济生在天狮国际健康产业园举行隆重的开业庆典。市场期待已久的泰济生项目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没有直销牌照的几年，正是天狮励精图治、运筹帷幄的几年。这几年尽管低调，但天狮却潜心修炼，无论是产品升级还是市场布局，无论是管理团队建设还是企业文化塑造，无论是直销格局的改变还是大健康产业的规划，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天狮早已不再是一家简单意义上的民营企业，在不断修炼中，天狮实现了彻底的蜕变，由一家普通的民营企业蜕变成为一家颇具国际化、现代化气质的“新天狮”―独特的内涵赋予天狮旗手气质和底气。
尤其要提到的是，天狮大健康产业格局的规划以及泰济生的横空出世，让天狮改变了普通直销企业的产业格局和产业高度，直销牌照与泰济生领衔的“大健康产业”，让天狮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新天狮将飞得更高。
创新模式：“大健康”产业链
在2011年新年致辞中，李金元深情地向天狮人宣布道：“今天，我很高兴地和所有天狮人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拿到了合法直销牌照。”这是天狮十几年努力和期盼的结果。令李金元自豪的是，他倡导的大健康产业被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
李金元倡导的“大健康产业”，是指大力发展健康科学技术，提高健康产品与健康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构建规模化的医药研发、医疗服务产业链；构建和优化保健产品和健康管理服务产业链；提高疾病预防、早期诊断、治疗康复能力，最终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大健康科技创新体系”、“大健康生产物流体系”、“大健康管理服务体系”和 “大健康教育体系”，提高健康科学和健康服务水平，以人为本，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与生命质量。
李金元说，为实现大健康产业的企业愿景，天狮经过多年规划，投资建设了泰济生国际健康管理中心。天狮国际健康产业园占地1.1平方公里，总投资为人民币70多亿元，集健康保健产品研发、中试孵化、生产制造、医学健康研究、酒店、会展经济等于一体，包括以国际标准的研发质检中心为依托的“大健康科技创新体系”已经完成。
李金元表示，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民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强，尤其是“十二五”规划和卫生部“健康中国2020”战略的出台，健康产业在中国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凭借天狮国际健康产业园、泰济生国际医院和天狮卓越保健产品，天狮形成了“健康管理+连锁加盟+产品服务+旅游休闲”健康产业链创新模式，不仅赢得了中国健康产业的市场先机，更将凭借其全球化的资源优势，促进全球健康产业的交流、创新与发展，伴随着“大健康产业部级工程研究中心”、“三级综合国际医院”、“天狮国际大学”的建成，天狮将引发“大健康产业”革命。
硬件领跑：引进尖端检测设备
事实上，“大健康产业”和健康管理近两年已经有别的企业提出了这个概念，但大多只停留在概念层面或者低端层面。但李金元秉承他一贯的作风，“要做就要做领跑者”，所以泰济生一起步，无论是专家团队还是检测设备，在中国甚至世界都是一流的，一开始就占领了市场制高点。
在李金元办公室，他向《新营销》记者详细介绍了泰济生引进的世界尖端检测设备。“我可以很有信心地保证，泰济生的检测设备，已经超出了三甲医院的设备水平，不但有些设备是国内第一台，是最先进的，更有几台在亚洲地区也是最先进的，就连日本、韩国都没有这么先进的设备。”正是引进了高精尖的检测设备，确保了健康检测的准确性。
例如，泰济生国际医院配备了“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高场开放式超导型磁共振系统”、“全自动生化流水线”、“炫速双源CT扫描系统”等近百种全球最领先、最高端的设备，甚至是中国唯一、欧美发达国家都很少见的先进设备。泰济生计划追加近两亿元进行设备引进与更新，确保设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其中，全自动酶免生化流水线是世界最先进、中国第一条酶免生化流水线，每小时可进行1600例（次）检测，全程样本全自动化管理，最优化实验室流程，准确、快速，杜绝污染；双板全数字化X射线摄影系统(DR) 适用于各种X线检查，更简便、更快捷、更高效，便于使用和管理；炫速双源CT扫描系统能以最低剂量瞬间完成活动器官的双能量扫描，检查快速、安全、可靠，客户无需屏气就能实现肺部和心脏任意心率和节律条件下的高质量成像，是当代CT技术迈入绿色成像时代的标志性产品。
泰济生还将基因分析仪引入健康管理，准确率达到99.99%的基因分析仪，可以通过基因测序发现变异的基因，进而对28种常见疾病进行风险评估，相比其他检查方法能提前发现疾病，提前干预。
在健康管理服务的过程中，健康检测只是健康管理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根据检测结果提供健康解决方案”。李金元认为，通过检测设备，检测人体的健康状况，对于提高健康品质是于事无补的，只有提供同样高水准的解决方案，才能让人们拥有真正的健康。
软件领先：集纳专家智慧
李金元认为，要做好健康管理，检测设备与健康管理专家要相匹配。“如果要驾驶飞机，你拉个赶驴车的，绝对不行。”
泰济生的专家团队，几乎囊括了中国最顶尖的健康专家。李金元说，泰济生仅国家院士就有4位，其他专家都是各大医疗机构最权威的专家教授。
泰济生专家云集，30多个国家的卫生部长出任顾问，18位中国国家院士和9位中医泰斗、国医大师提供专业咨询意见。院士中有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神经外科权威专家王忠诚，有中国科学院院士、法兰西国家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俄罗斯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著名医学病毒学专家曾毅，有中国工程院院士、世界著名中医针灸学权威专家石学敏，一旦遇上疑难杂症，专家们就会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解决疑难问题。
同时，泰济生还聘请美国、德国、英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国际知名专家组成健康管理专家团队，与国内外多家知名卫生医疗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提供安全可靠的全方位服务，针对“高难”、“高险”、“未病”做出诊断，面向全球客户提供科学安全、超前、人性化的一站式健康管理服务。
为了更好地传播“大健康”理念，泰济生整合了中西医文化，集健康管理、医学康复、医学美容及其教学、科研为一体，以当代最先进的健康管理理念，突出中华中医药养生特色和“治未病”理论，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和中华医学，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华养生文化的精髓；并以科学、合理的健康管理套餐和服务流程，以人性化的温馨与体贴服务，为客户提供 “一站式”、个性化、高品质的健康管理服务，向全球高端客户提供系统、高端、人性化的健康管理服务。
渠道拓展：“单对单”与“单对多”
也许在外界看来，泰济生只是一个提供高端体检的地方，与传统健康体检的区别，只是泰济生拥有一支高端的专家队伍，可以提供健康管理解决方案而已。
如果对泰济生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就完全低估了这个成功征战世界直销市场的企业。在企业版图构想中，李金元早已勾勒了一个更加宏大的全球市场。
“下一步就是建渠道。”李金元说，直销的好处就是通过组建业务队伍构建自由的销售渠道，使企业产品畅销全球。泰济生需要构建自己的渠道，才能将泰济生的服务性产品推向全球市场。
在泰济生的渠道构建战略中，李金元规划了“单对单”和“单对多”的绿色通道模式。所谓“单对单”，主要是指通过个体向泰济生输送客户。遍布全球的直销员队伍自然是泰济生“单对单”构建渠道的第一选择。其中一部分业务人员自己就需要泰济生的服务，同时他们也可以为泰济生带来更多的客户。此外，天狮将通过会议营销并采取“会后跟进”的方式构建泰济生的渠道。
如果说“单对单”主要是人员销售，那么“单对多”则是通过团体和机构获取客户。李金元说，一是天狮有着多年的积累，二是基于泰济生的项目，天狮已经与众多机构形成了良好的关系，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此外，泰济生高端的设备和顶尖的专家团队，同样可以吸引更多的机构参与合作。
目前，李金元计划与海内外知名医疗机构进行合作。“泰济生拥有一般医院达不到的检测水准，而专家顾问团队可以提供卓越的解决方案，这将对医疗机构形成强大的吸引力。与医疗机构合作，可以让双方共同为人们提供健康解决方案，提高人们的健康品质。”除了与医疗机构合作，李金元甚至考虑利用自己多年来与各国卫生部等政府主管部门打交道积累的人际资源，将泰济生发展到海外市场，为不同国家的人民提供健康管理服务等。
按照李金元的计划，今年天狮重点拓展国内省会城市市场和俄罗斯、印尼等6个国家的市场，明年则扩展到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泰济生将在全球逐步拓展市场。
李金元说，目前相关项目已经陆续投入使用或在未来几年里不断丰富和深化，逐步形成一个集聚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为一体的健康产业链，进而将天狮国际健康产业园发展成为“真正的大健康产业集群基地”，为天狮打造更加坚实的事业平台，拓展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
评论：“大健康产业”提升直销公众形象
天狮从直销到泰济生，构建“大健康产业”，不仅是天狮产业格局的变动，同时是对天狮公众形象的提升，甚至是对直销行业公众形象的提升。
因为历史上的诸多原因，直销行业公众形象一直有待提升。在公众的视野里，直销行业往往与“低端产业”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对民营直销企业，这种被扭曲的理解更甚，更难以改变。对于产品，对于业务人员，对于销售模式等，消费者总觉得直销模式与主流商业形态有着巨大的差距。
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不可否认，许多直销企业在起始阶段，确实存在产品科技含量不高、参与人群素质不高、销售模式单一的问题。但随着近几年直销行业的发展，很多直销企业都在考虑进行升级优化。
此时，天狮提出“大健康产业”，绝不仅仅只是对直销原有板块的提升，而是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对行业的未来看得更远，是对整个健康产业的提升。其中，尖端的高科技检测设备、顶尖的专家顾问团队、权威的合作机构（甚至有部级卫生部门）、高层次的消费者等，无一不在对认为直销是“低端产业”的声音说“NO”。
健康经济学论文篇8
关键词：健康；公共财政；公共产品；投资
中图分类号：F830．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6)03-00054)4
一、健康及其健康投资理论
世卫组织(WHO)把健康定义为，不仅设有疾病和不虚弱，而且是“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完好状态”。[1]每个人通过遗传获得一笔初始健康存量，这种与生俱来的存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折旧，但也能随着健康投资而增加(Grossman,1999)。健康的生产(productionof health)和其他物品的生产一样，就是把各种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过程。健康这种产品的产出数量可表现为人生某个时点上的健康状况，或可理解为健康存量(stock of health)，可用某种健康测度来衡量。[2]在多数情况下是用无病天数来表示健康，或者用有病时间内发生的直接和间接费用来估算疾病损失。为了计算的方便，一般是借助于疾病损失的减少来间接计算健康投资的回报。而健康投入主要是指人们为了获得良好的健康而消费的食品、衣物、健身时间和医疗服务等资源。[3]除此以外，健康还受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收入、教育、种族、性别、职业，住宿、环境和生活习惯等(Grossman,1998)。由于从主观感觉判断，医疗服务与个人自身的健康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所以在健康的各投入要素中，医疗服务一直是个被关注的热点，也被当做最重要的健康投资指标。
二、市场失效与对健康的公共支出
公共财政论是立足于市场经济基点分析的结果。正是市场经济决定了此时的政府及其财政具有公共性，而市场型财政之所以具有“公共性”，首先直接导因于市场失效的存在。[4]因此，要在公共财政框架下分析健康投资问题，也就必须从市场经济这一基点出发，把健康投资问题与市场失效问题联系起来分析。
健康这种产品，是健康投资的结果，一旦生产出来只能为特定的个人所享有，他人是无法消费该产品的。在这个意义上，个人既是健康的投资者又是消费者，即在生产健康的同时消费健康。也就是说，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某人要获得健康必然要利用一定数量的资源进行健康的生产，如摄取营养、健身运动和治疗疾病等。所以，在整个健康生产、消费过程中，个人必然要排斥他人获得生产健康的资源，或减少其他人获得健康的水平。如果仅从这个角度看，健康应由个人提供。同时，在传统观念里，健康也一直被视为个人的事情。但是，以下的分析将说明健康的投资及其结果不仅仅是个人的事，它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
1．外部效应的存在
在世界各国的理论和实践中都强调对健康卫生领域的政府支出或公共支出。各国政府的干预正是由于健康具有正外部效应。首先，虽然个人可以从健康的生产和消费中获得很大的收益，包括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但是，整个社会也会因其社会成员健康水平的提高而受益。这不仅表现在一国国民的健康状况越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从而更能提高整个社会的产量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还表现在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可促进人力资本的发展，从而增强 同的国际竞争力。Dreze和Sen曾以中国为例，证证了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和投资基础教育以及基本医疗服务，不仅能够增强全体劳动者的基本能力从而减少贫困，而且还由于人力资源的普遍发展而带来经济增长，进而增强该国或地区的国际竞争力(Dreze& Sen，1989)。其次，由于人口具有流动性，一些疾病、尤其是传染性疾病容易在人群甚至是在人畜之间传播，如果政府没有及时有效地参与这类疾病的防治，就难以有效防范公共健康危机。SARS的爆发、禽流感的出现就是一个明证。预防服务(预防科学研究、健康教育、营养干预、免疫计划等)的作用也是在于降低公共健康风险，类似国防一样具有明显的外部效应，故而毫无争议地被视为公共产品(Stiglitz,1988)。[5]而公共卫生服务正是具备了以预防为主降低公共健康风险的功能，便无可争议地赋予其纯公共品的特色。因此，即使是能力较差的政府，也必须承担起维护公共健康安全的使命。此外，社会成员的健康水平的提高是提升民族素质的一个重要保障，其健康状况已成为衡量一同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因此，健康不仅具有经济功能和价值，也具有十分广泛的社会、政治及文化功能与价值。健康的经济价值主要为个人所得，而健康带来的社会、政治及文化价值，一般只对整个社会和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个人则往往显得无足轻重。
由此可见，健康是能产生极大正外部效应的产品，要保证它的提供必然需要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共同参与。其中，正外部效应的部分要由政府投入，可由市场定价的部分则由民间参与，在现代社会中表现为市场介入。由于这种正外部效应不可能由私人部门获得，健康如果完全由市场来提供，他们提供的健康数量必然会低于社会期望的水平。这就需要政府部门的干预，参与健康的投资，使健康产生出更多的正外部效应。
2．不确定性状态与信息不对称
1963年Arrow发表厂经典论文《不确定性与卫生保健的福利经济学》，他认为，医疗领域中的不确定性和供需双方的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失效，这为政府支持和于预卫生保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这种不确定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数员是不确定的，即疾病的发生不确定；二是健康这一产品的供给质量是不确定的，即病人的康复和康复程度也是不确定的。不确定的存在使得信息或知识成为了一种商品，同其它商品一样，它有生产成本和传播成本。自然，医疗领域中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医学知识和医疗信息成为一种商品，且这类复杂的知识和信息必然只会集中在某些人，即医疗工作者那里。[6]因此，相对于病人而言，医生对疾病种类的判断、治疗方案的选择、治疗的结果和治愈的可能性等方面都拥有更为充分的信息。所以，病人虽是医疗保健服务及相关产品的需求者和健康的最终消费者，却不是决策者，他们是在医生的引导下进行消费的。而作为决策者的医生，他既不会由此获得效用，也不会因此承担成本或损失。
因此，如果完全由政府投资于医疗卫生事业，供给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医疗价格的降低，个人也有可能在医生的指导下尽可能多消费，造成卫生保健服务的过度使用和医药资源的无效率使用；如果卫生保健
全都交由市场来提供，由于病人很少有机会甚至根本不可能对价格做出反应，那么在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收入与其提供的服务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的情况下，在利益的驱动下，不仅会出现医生对卫生保健市场的操纵和“以药养医”的现象，造成医药价格畸高和医药资源的浪费，甚至还可能危害病人的健康乃至生命。同时，医疗卫生服务的执业资格、卫生监督和执法制度的建立和实施等也需要政府权威的介入，防范全体国民遭遇健康风险。出于上述种种原因，需要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共同介入医疗产品的提供，参与健康投资。
3．社会分配不公
市场有效运行产生的分配不公状态，市场本身是无法改正和克服的。显然，如果单纯考虑效率的话．一个几乎不可避免的后果是，高收入者获得较多、较好的健康投资，而低收入者只能获得数量较少、质量较差的健康投资，但是，“健康是一种权利”，因此．人们往往会出于某些伦理仁的考虑要求一定的公平，特别是公平地分配保障健康的资源。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政府投资于健康，减少健康保障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在公共财政框架下就表现为对健康的公共支出。至于公共支出的范围和方式则取决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能力和特定的社会、文化传统及决策者的政治策略。在可供健康保障领域使用的资源极其有限的条件下，财政承担的责任一般只能限定在基本健康保障水准上，在基本健康保障领域中，公共卫生占据最优先的位置。
其次，政府投资于健康不仅是为了使健康保障资源的分配更为公平，还能够通过投资基本健康服务来增强劳动者的基本能力，从而减少疾病损失带给病人收入的打击风险，增加他们的收入。实证研究(Foster和Rosenzweig,1992,1994；张车伟，2003；魏众，2004)均表明，国民健康状况的改善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收入。所以，政府投资健康，有利于提高贫病者尤其是患病农民的经济生活水平，从而降低贫困率，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缓解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这在中国因贫致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的今天，健康的公共支出就具有了更为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4．自然垄断
在健康投资领域中存在许多自然垄断性业务，主要是同经济和技术有关。以医疗服务为例，医学难题的攻克、新的医药产品的问世、现代医药技术的进步和先进的医疗服务的应用，无不需要大量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且大部分投入是沉淀成本。因此，如果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不仅无法也无力承担高昂的医疗研发成本和投资风险。而且，从医学人才的培养到医药科学的发展再到医疗知识服务的推广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这些都要求政府的介入，参与对健康的投资。
5．其它市场失效的情景
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健康投资方面，人们更愿意和更多地投资于卫生尤其是医疗服务，因为这是治疗疾病的最直接的手段。但是，对于其他影响健康的非医疗因素的投入显得动力不足，主要包括公共卫生投入、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保护、运动健身设施的建设、以及健康知识的传播和学习等方面。这些都要求政府对健康形成一定的公共支出，以确保国民的基本健康状况的维持。
三、我国对健康的公共支出现状及分析
综合上述的分析，说明政府参与健康的投资是克服市场失灵，保障国民健康水准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必要手段。但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之后，与居民健康最为直接相关的医疗卫生制度也与经济制度一起走向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使我国在医疗卫生领域成了世界上最市场化的国家之一。我国“卫生总费用”直接反映了这一医疗卫生制度的变革。因此，可通过观察“卫生总费用”的规模与构成的变化情况来分析我国现阶段对健康的公共支出。
1．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的增速总体上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速
依据投资的理念，公共卫生支出增加的幅度至少应不低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速度。但是，表1的数据却显示，自1998年以来，虽然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大体上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长幅度，但除了2003年以外，其增长速度一直明显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朱玲(2002)认为，这是因为我国政府并没有把公共卫生支出当作人力资源投资，而只是把它视为一种福利性消费。[7]1997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形成的政策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因此，若把这项支出仅仅视为公共福利，其投入量似乎就失去了公共基本需求的客观标准，从而使它在公共投资竞争中处于弱势。由此便不难理解，市场化改革中的一个倾向在于削减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公共福利，表2所显示的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小的比重总体呈下降态势，反映的正是这种倾向。
2．卫生总费用中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所占的比重较低，呈下降趋势。
从表3的数据可以直观地看到，自1990年到2001年以来，我国卫生总费用的构成中，居民个人卫生支出的比重一直保持着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虽然尔后有所回落，但从1996年开始，其所占的份额就一直保持在一半以上。而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的比重一直是最低的，除了2003年外，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所占份额基本上处于一个平稳发展并略有下降的趋势。这直接反映了医疗卫生的市场化改革使得我国居民成为卫生支出的主要负担人。
政府在卫生支出中的比例相对减少的原因也许还在于，卫生服务的作用很难通过量化指标得以确切表达。这些服务的结果通常是健康状况的维持，而并不一定是健康指标的提高(樊明，2002)。[8]现阶段，我国公共资源的配置主要是由政府行政官员决策的，而在政府行政垂直集权下，主要是运用一系列定量指标来衡量政府的政绩和官员的努力程度，因此，各级政府官员往往热衷于物质资本而非人力资本投资。
3．我国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在城乡之间的分配非常不平衡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城镇和乡村人口分布约占全国人口的36．22％和63．78％，然而，在政府预算卫生支出中，农村仅占14％左右，政府在城乡之间的卫生支出严重失调。表4的数据清楚地说明了这一显失公平的分配格局。从1991年到2000年，政府不仅对农村地区的预算卫生支出比重―直低于18％左右，而且这一比例是持续走低，致使公共卫生支出在城乡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制度格局和政策惯性，使得政府用于医疗卫生的公共支出表现出极其严重的城市偏好。而且，新近的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也可能将进一步影响基层政府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和支持。
4.与居民健康相关的其他公共支出的现状
已有的实证研究证明，除了医疗卫生支出外，其他公共支出项目，如教育、科研、环境治理、抚恤和社会福利等的支出也会影响健康的状况(Musgrove，1999)。现仅以教育为例，Grossman(1999)和Fuchs(2000)等健康经济学家认为，个人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呈正相关关系，可能的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比较容易接触健康知识，也容易与医生交流，从而能主动寻求健康信息。然而，表5的数据却显示，我国除了少数几个年份以外，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的增幅均以较大的幅度低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揭示，在2000年我国的文盲率仍高达6．72％。国民较低的文化素质会降低他们搜寻和学习健康知识的主动性和可能性，就会错过预防当代流行病的有利时机。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公共卫生投资以及与健康相关的其它公共投资显然不足，而且公共卫生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更不平等。然而，健康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政府必须承担起健康投资这一基本职责。因此，克服当前政府对居民健康投资不足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强化各级政府的责任，促使其进行合理的干预并承担起相应的筹资和分配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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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经济学论文篇9
一、前言
健康体育产业经营追求的最高目标是，将更多的人吸引到健康体育运动中来。因此，能否正确理解健康体育产业经营本质，不仅直接关系到人类自身的现实生活水平和未来的生存质量，也间接地反应出能否体现出健康体育产业经营所包含的未来社会价值。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在健康体育产业经营的经济利益中，还体现着回报社会的特殊价值特征。这是健康体育业经营区别于其它体育产业经营的根本所在，也是健康体育产业经营的社会目标或社会价值的主要体现。因此，研究构建健康体育产业经营的模式及类型，对加强完善我国体育产业的经营管理，促进我国健康体育产业快速地、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发展健康体育产业的市场规模
健康体育产业，是随着人类社会经济时代的高速发展，以不断增长的社会物质基础为前提，以健康和体育两大产业的有机结合为条件，以广泛的社会关心和国民的共同参与为支柱，在20世纪70年代后迅速崛起的一种特殊体育产业。我国健康体育产业的市场规模，由于竞技体育产业(职业化)优先发展的地位，一直没得到应有重视和发展。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内外经济迅速发展的推动下，才开始起步形成一定的规模。从前景分析，还是很有发展空间的。
我国现在共有大中小学生约9400万人，如果将他们每年直接用于体育消费的支出以100元为基数，并以20％递减，即中学生80元，小学生60元计算，我国学生的年体育消费市场规模即可达到75亿元左右。如果按20％递增，则可以达到113亿元左右。1998年，全国健康体育器材销售中个人购买率已经达到了50％。天津市健康体育器材的个人购买率已经达到了70％。广州市健康体育器材的个人购买率已经达到了80％。上海市家庭健康体育器材当年营业额提高了200％。全国健康保健食品的年增长率高达10％以上。有偿提供体育设备设施和体育指导等健康体育产业营业额，实际上占到了体育系统内部经营创收活动总营业额的70％左右。但由于我国还没有建立统一的健康体育产业界定标准，一些项目是属于文化娱乐产业，还是属于健康体育产业、竞技体育产业、休闲体育产业，尚在争议之中。但以上的数字，已经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健康体育产业市场的存在和发展，反映出我国老百姓对健康体育的关心程度和参与健康体育消费的热情。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人们的消费向着多元化、个性化方向发展，带动消费结构升级，用于健康体育消费的支出将大大增加，这为发展我国健康体育产业市场奠定了基础。
80年代，我国健康体育最为流行的可以说是传统的中华“气功健身法”。而这时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注重了对形体美的追求，减肥药、减肥茶等等在市场上随处可见，健美中心、康乐中心等也红红火火。到90年代，健康体育产业的最大发展是引进了先进的健身娱乐设施和先进的健康体育产业经营管理理念与方法。例如：保龄球、高尔夫球、台球、攀登等健康体育项目，人体健康成份分析仪和各种多功能健身器材，俱乐部会员制等。许多健康体育企业在经营形式和管理模式等方面，基本保持了与世界的同步发展。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发展也能反映我国健康体育产业的市场规模。另外，还有学校健康体育产业，社区健康体育产业，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健康体育产业的市场规模。
三、发展健康体育产业经营模式
健康体育产业经营模式，是健康体育产业经营研究中的重要部分。但目前为止，世界各国对健康体育产业经营模式的研究，基本上都是针对“客户”或以“客户”为中心进行的研究，对模式的研究非常少。成熟的俱乐部制度已经成为全世界通用的健康体育产业的一种固定模式。而本文所研究的健康体育产业经营模式，则是对健康体育产业经济划分基础上构建的。
1.根据健康体育产业类型理论划分我国健康体育产业经营
健康体育产业是健康产业和体育产业的最佳结合。在健康体育产业中，既有体育产业的成份，也有健康产业的成份。健康产业和体育产业结合产生的健康体育产业经营市场主要有以下几种：健康体育服务产业经营；健康体育用品产业经营；健康体育空间设施产业经营；健康体育空间设施经营管理产业经营；健康体育相关流通产业经营；健康体育相关产业经营；健康体育产业经营。
2.根据健康体育消费对象特征划分我国健康体育产业经营
(1)以大中小学生为主要对象的学校健康体育产业经营
(2)以企事业单位职工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为主要对象的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的健康体育产业经营
这两种类型的健康体育产业经营，国家健康体育发展事业和社会健康体育福利事业的经营思想和经营模式，占有主要指导地位。因此，作为带有明确健康体育事业性质、拥有特定对象的健康体育产业经营，如何保证维持自身产业正常运转的经济利益，如何保持相对的经济利润?如何测算经营的经济价值，它与社会福利事业的产业化经营有何不同等等，都是顺利经营必须研究和必须解决的问题。
(3)以一定范围内居民为主要对象的商业性健康体育产业经营
这是健康体育事业发展不足的一种补充形式，也是满足各阶层不同健康体育消费需要的一种较为完全的商业，一般都以社区作为发展和经营依托。但是，因为健康体育产业自身拥有的特殊社会功能，从提高未来人类自身素质和提高未来人类生活质量的思想高度理解，政府是否应该给予一定政策上的扶持或经济上的帮助，是现阶段能否规范我国健康体育产业市场经营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4)以全体国民为主要对象的社会福利事业产业化经营
这是根据经济发展时期，结合社会发展实际需要最近提出来的理论研究课题。西方国家虽然也曾提出过这个问题，因为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基础，阻碍了它的进一步发展。但是，社会福利事业的产业化经营，无论是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时代，还是高龄化人类社会发展高峰时期的即将到来和随之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都已经预示，这是世界未来健康体育事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也是健康体育产业经营的一个伟大的世纪课题，它将给产业经营理论带来一次革命性的变化。
(5)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体育产业经营
3.根据体育产业经营项目和经营内容的构成形式划分我国健康体育产业经营
(1)单一型健康体育产业经营模式
单一型健康体育产业经营模式，主要是指以单一的健康体育项目或提供单一的健康体育服务为主的健康体育产业经营模式。例如：骑马、高尔夫球、保龄球、登山、乒乓球等项目的俱乐部，只提供健身器械或只提供健身场地的企业。
(2)综合型健康体育产业经营模式
综合型健康体育产业经营模式，主要是指同时综合多种健康体育项目和多种健康体育服务的健康体育经营模式。例如：集提供健身器械、健身场地和健身活动指导、球类活动、游泳活动、武术活动或其它健康体育相关项目等为一体的健康体育中心、会所等。
4.根据健康体育产业主体经营场所和人群密集区域的距离及消费能力划分我国健康体育产业经营
(1)距离居住地4公里左右的日常生活消费健康体育产业经营模式
(2)当天可以往返距离的普通消费健康体育产业经营模式
(3)需要提供食宿等综合服务的高档消费健康体育产业经营模式
虽然以上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经营类型划分方法，但是，所有这些划分具体在健康体育产业经营实践中，大都是通过“会员制”的经营模式来操作的。
5.学校健康体育俱乐部经营模式
学校体育属于健康体育的大范畴之内,随着学校教育收费制度的实施，虽然学校体育产业化的发展方向暂时还没有明确，但我国的许多学校，特别是高等院校早已经开始了学校体育产业化实践，且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开展什么体育项目或组成哪种形式的俱乐部由各学校根据自己的体育空间设施、体育服务指导力量（师资)等具体情况自行选择决定，因而产生了以下各种不同形式的俱乐部。
6.社区健康体育产业经营模式
我国的社区体育产业目前正处于发展时期，暂时还没有形成固定样式和成熟定型的社区健康体育产业经营模式。但是，“无私奉献不是无偿奉献”理论的导入，无私奉献活动的有偿化发展，给社区体育产业化发展开拓了新的思路。例如：组织健康体育活动，社区只承担场地、指导、组织服务等方面的费用。而活动过程中水、电等实际消耗品费用，则由参加者共同分担。
四、建议
通过对以上各种健康体育产业经营运作模式的分析与构建，围绕“未来社会要求现代化的人必须具有科学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全新的知识能力和健康体魄；科学的生活态度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等”这一目标。更应大力发展健康体育产业，可以说是弥补我国现阶段健康体育事业发展不足的一种最佳方法。保证国家健康体育发展事业、社会健康体育福利事业、健康体育产业三者的协调发展，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健康体育产业经营。这也就是说，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发展，首先要加强健康体育产业经营的理论研究，建立完整的中国健康体育产业经营理论指导体系，在准确了解并掌握我国健康体育产业经营现状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国情的健康体育产业经营政策，才能把握健康体育产业经营的正确方向。为此，还应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1.尽快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
2.必须深刻理解健康体育产业的价值和内涵
3.要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体育产业发展规划
4.必须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5.要把握未来健康体育产业与健康体育事业的协调发展
6.要改变目前的经营策略和经营指导思想
7.加强我国农村健康体育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健康经济学论文篇10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是不可或缺的两大组成部分，其中人力资本作为重要资本，严重影响着经济增长。而经济发展缓慢的国家，往往陷入“贫困陷阱”，归根结底，人力资本健康与否，都关系着经济增长的快慢，带来了贫困陷阱。
一、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贫困陷阱三者关系分析
1.健康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健康人力资本是近年来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重要概念，它能够有效的体现出个体能力，具体表现在西方等发达的欧美国家，其经济消费和医疗卫生指出所占比重远远高于相对贫困的其他国家，是典型的健康水平体现。当然，健康的人力资本反过来又会促进国家经济的增长，呈现出“高健康、高消费、高收入”的特点。由此可见，健康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1]。
一般说来，健康投入越多，其产生的结果也就越好，个体收入也会显著提高。Weil在研究健康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将健康因素计入总量生产函数中，模拟出健康水平对人力资本和总产的影响，结果表明：健康状态良好的工人生产率比健康不佳的工人高70%，而不同国家健康状态造成的生产差异高达17%[2]。为了进一步探究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特做了以下的假设以及理论模型。
假设经济中存在无限生命的个人，瞬时效用为u（.），主观的贴现率是 ，他的效用水平就将是：
（1）
在上述公式中，假设u，（・）>0，u，，（・）<0。同时由于健康人力资本会影响经济增长，故作为生产函数存在，体现为：
（2）
在该式中，y是个人产出水平，k为个人物资资本的存量，h则为个人的健康人力资本水平，l是个人的劳动量。由此可见，健康人力资本对劳动投入量具有一定的影响，即健康水平越高，投入工作量的时间越长，能承受的工作强度越大，产出水平也就越高[3];反之，产出水平越低。根据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健康人力资本以上述（2）公式带入生产函数是合理的，具有一般性，可继续假设生产函数：
fh>0，fk>0，fhh< 0，fkk< 0，fkk fhh> fhk2
从该式中可以明显看出，物质资本、健康人力资本都具有递减的正的边际生产力，都是关于h、k的凸函数。而代表健康人力资本的h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下图1所示：
图1 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模型
2.健康人力资本与贫困陷阱的关系
根据目前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可知，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较为缓慢，与发达国家具有一定的差距性。而对于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更多的专家认为是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且不具提升趋势，陷入人力资本贫乏引起的经济增长贫困陷阱。所谓的贫困陷阱是样子红人力资本、人均产生相对较低的稳定状态体现，它的陷阱重点表现为人们试图打破这一局面的话，很可能造成经济跌进低水平的趋向，因此，成为困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一大难题。
用模型来说的话，出现贫困陷阱主要是由于f（h）不是单一的函数。在真正的实际中，人力资本报酬递减不是一定的，相反人力资本专业化也可能带来报酬的递增[4]。假设生产函数h在很低时为递减报酬，中间区域的h为递增，而在h很高时，表现出的报酬则为不变或是递减，它们呈现出的曲线sf（h）/h，如下图2所示：
图2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贫困陷阱的关系
根据上图所示，如果贫困陷阱模型与实际情况相符，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这一局面，提升经济增长水平，必须让物质资本对应的人力资本超过不稳定的临界点hM.。具体可采用引进人力资本、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提升人力资本健康水平、降低物质资本积累等途径，来提升人力资本的综合水平，以摆脱经济增长贫困陷阱。
二、我国人力资本现状分析
我国作为人口大国，积累的人力资本多，在经济增长上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如：在1980年到2004年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占各大要素的8.2%，人力基本存量也由1996年的5.2%上升为2004年的6.4%。可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积累人力资本存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5]。当然，我国经济增长依然出现贫困陷阱，不仅不具有引进人力资本的优势，还有大量本国人力资本的流失。根据相关数据调查分析，我国的留学生，毕业后回国比例为7.6%，大部分学生都选择留在国外发展，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一大问题。
人力资本主要包括劳动者的专业知识、技能，以及身体健康状况，其中知识技能可以通过不断的教育培训来提升，而健康状况则是隐形的关键因素。它关系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健康人力资本工作效率更高，为了改善人力资本的健康状况就必须解决营养和就医问题。而血站作为医疗机构用血的采集、供应中心，对于人力资本的健康具有重大影响，为了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的健康水平，就必须不断改革医疗卫生体制，加快血站的发展，提升采血供血队伍的整体素质，实行战略性的人力资源管理，便于提升我国的经济增长，尽快摆脱贫困陷阱。
三、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经济增长模型的假设构建，引入“贫困陷阱”这一概念，说明健康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它推动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通过加大教育、医疗卫生的投入来积累健康人力资本，增加我国健康人力资本的数量，也能够有效的让我国摆脱贫困陷阱，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差距。可见，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和贫困陷阱三者相互关系，相互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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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经济学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R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07（2017）01-0002-04
Abstract： With the guidance of TCM theories， aiming at molding healthy production methods and life styles，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realization significance of integrative development of TCM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ufacture， agriculture， zoology， culture， commerce， life cultivation and health preservation， health care and retirement， healthy traveling， sports， catering and skin care. Promoting TCM industry to be bigger and stronger can also improve service level and service value of relevant industries and fields， with a purpose to make contributions to maintaining and promoting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public.
Key words： TCM； industry； life cultivation and health preserv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ufacture； agriculture； commerce； sports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简称《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中医药作为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实现中医药与相关产业的优势资源整合，培育不同的产业结构，形成不同的发展模式。“中医药+”的本质是服务，即通过“中医药+”，把中医药的理念、技术和方法，渗透融入到农业、工业、商业、科技、文化、旅游、生态、养老等相关行业和领域，以维护和增进人民群众身心健康为目的，带动相关行业和领域的服务水平提升和服务价值提高，既增加了相关产业的经济附加值，又提升了相关行业的消费者满意度，倡导形成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的健康生产生活方式，这体现了“产业跨界”的发展思路。
“中医药+”战略突破传统中医药的各项要素，多元创新、融合发展。对传统中医药产业进行升级与改造，中医药的功能渗透到各个产业领域，对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提升全民健康素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服务贸易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医药+”战略的提出，将是产业融合发展的有力践行，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多机会。同时，中医药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提升其他产业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了更广泛的以“中医药+”为先导的各项经济建设新常态。
1 中医药+科技
中医药是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当前，科学技术出现从分析向综合回归的发展趋势，这与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科技创新思路完全一致。中医药是我国独有的医学科学，具有丰富的医学实践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蕴含着巨大的创新潜能。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快中医药创新，有助于探索医疗卫生领域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路子，为其他领域的创新驱动发展提供示范借鉴。特别是中医药系统性和复杂性等关键问题的突破，将对生命科学、社会科学、生物医学乃至整个现代科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将会促进多学科的融合和新学科的产生，使人类对生命和疾病的认识得到进一步提高和完善[1]。
2 中医药+工业
中医药产业链长、产业面宽，涵盖第一、二、三产业，吸纳就业能力强，拉动经济增长潜力大，具有生态经济的特点。国家大力发展健康服务业，工业发展水平迈向中高端，拓宽了中医药产业发展领域，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带动中医药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成为促进我国经济中高速发展的新增长点。《规划纲要》提出“促进中药工业转型升级”任务，推进中药工业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加强技术集成和工艺创新，提升中药装备制造水平，加速中药生产工艺、流程的标准化、现代化，逐步形成大型中药企业集团和产业集群。
3 中医药+农业
近几年，随着中药企业直接投资中药材种植，建立了“公司+基地+农户”的一体化生产经营模式，吸引了许多农村多余劳动力的就业。同时由于解决了销售的问题，农民的利益得到了保障，种植中药材的村、乡镇、县越来越多，中药材交易市场十分活跃，极大地拉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推进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养殖”的任务，促进中药材种植养殖业绿色发展，实施贫困地区中药材产业推进行动，引导贫困户以多种方式参与中药材生产，推进精准扶贫。
4 中医药+生态
中医药是重要的生态资源。如屈志敏等[2]认为枸杞枝叶繁茂，防风固沙，涵养水源，对改善当地小气候和生态环境起着调节和促进作用。党广清[3]认为中麻黄分布面积广，具有较好的固沙作用和药用价值。王盾等[4]认为胡芦巴种子提取可预防存贮小麦害虫，有望以胡芦巴为原料开发新型植物杀虫剂，减少农药对土壤的污染。何文淑等[5]认为麻疯树不仅仅具有保护土壤、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而且其提取物具有抗微生物、抗寄生虫等功效，是外用消毒产品和植物农药杀虫剂的重要原料。为此，发展中药产业可以有效降低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和环境污染，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为国家倡导的低碳生活做出重要贡献。另外，中药源于自然，中药产业是典型的生态产业，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具备可再生资源、循环经济的特点。发展中医非药物疗法，还有助于减少药物带来的负面作用，节约资源，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为建设美丽中国做贡献。《规划纲要》提出“加强中药资源保护利用”的任务，实施野生中药材资源保护工程，探索荒漠化地区中药材种植生态经济示范区建设。
5 中医药+文化
中医药是优秀的文化资源。中医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其整体观、天人合一的理念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和谐、身心和谐的思想一脉相承，其辨证论治的思维模式蕴含了中华民族深邃的哲学思想。中医药以人为本，崇尚和谐，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倡导大医精诚的职业道德，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弘扬中医药文化，不仅能够普及医学知识，传承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而且是繁荣发展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有力举措。同时，将弘扬中医药文化与中医药“走出去”相结合，可以有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升国家软实力。为此，《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繁荣发展中医药文化”和“发展中医药文化产业”的任务。
6 中医药+商业
我国已建立了17个部级中药材专业市场，在推进中药材贸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医药在国际市场发展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中医药已成为贸易相通的重要内容，是民心相通的重要纽带，是政策沟通的重要载体。发展中医药，有利于带动我国西部民族医药发展，扩大国际贸易，促进海外投资，增强国际竞争力，推动中医药更广泛地走向世界。《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构建现代中药材流通体系”和“扩大中医药国际贸易”的任务，建设一批道地药材标准化、集约化、规模化和可追溯的初加工与仓储物流中心，鼓励中医药企业走出去，加快打造全产业链服务的跨国公司和知名国际品牌，积极发展中药材电子商务。
7 中医药+养生保健
中医强调以养生为要务，认为可通过情志调摄、劳逸适度、膳食合理、起居有常等，也可根据不同体质或状态给予适当干预，以养神健体，培育正气，提高抗邪能力，从而达到保健和防病作用。加快中医药发展，有利于推动卫生“重心下移，关口前移”，有利于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规划纲要》提出“加快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体系建设”和“提升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能力”的任务，组织实施中医治未病健康工程，为群众提供中医健康咨询评估、干预调理、随访管理等治未病服务，推广普及中医养生保健知识和易于掌握的理疗、推拿等中医养生保健技术与方法，倡导融入中医治未病理念的健康工作和生活方式。
8 中医药+健康养老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银色浪潮的来袭将对我国的养老服务产生巨大冲击。“医养结合”是在人口老龄化的时代背景下，对传统的单纯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物质生活需求的养老服务内容进行延伸和拓展的一种新模式[6]。四川省广元市中医院在创新中医药服务模式上求生存、求发展，努力探索医养融合养老服务，做出了特色[7]。甘肃省积极组织开发药膳在各级各类医养结合机构和老年群w中的推广和应用，探索建立食养、药疗、水疗、沙疗等中医药特色养生、养老新模式[8]。为进一步推动医养结合，《规划纲要》提出“发展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的任务，鼓励社会资本新建以中医药健康养老为主的护理院、疗养院，探索设立中医药特色医养结合机构，建设一批医养结合示范基地。
9 中医药+健康旅游
中医药健康旅游是中医药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产物，通过旅游活动的方式，可以使旅游者在旅行过程中获取养生保健知识，体验中医药文化内涵，从而达到防治疾患、修身养性、健身康体、延年益寿的目的。目前，广东省、海南省、四川省、北京市等地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进行了中医医疗旅游探索[9]。广东省中医药局与该省旅游局联手，评选出首批19家“广东省中医药文化养生旅游示范基地”，以推动该省中医药文化养生旅游的产业化发展；陕西省咸阳市依托传统中医保健资源和丰富的地热资源，开发出独具特色的养生、康复、保健项目，打造“中国第一、养生文化名城”等品牌[10]。此外，大连、杭州、桂林、成都等城市也依托当地自然风光和中医养生保健资源，积极开发中医药养生旅游。为推进中医药健康旅游的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发展中医药健康旅游服务”的任务，积极发展以中医药文化传播和体验为主题，融中医疗养、养生、康复、商务会展、文化传播、中药材科考与旅游于一体的中医药健康旅游。
10 中医药+体育
体育作为一种文化，集健身、娱乐、消遣、审美等作用于一体，带给人们的不仅是体格的健壮，而且对建立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预防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满足“促进健康”的要求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大众体育的必然趋势[11]。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逐步提升，“体医结合”模式必将以其独特的功能全面介入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增进健康水平、提升生活质量的保障[12]。传统保健体育源远流长，太极拳、木兰拳、气功等是老年人增强体质、提高运动能力的有效运动[13]。每天早晨进行大周天、小周天运动，对老年人增强体质、消除疲劳、强身祛病和延年益寿有较好作用[14]。八段锦是全身性的轻慢松柔的适宜运动，使气血充盈灌注全身，温养濡润各脏腑组织器官，维持和保护机体正常功能，提高了抗御病邪和自我修复能力[15]。彭科志等[16]认为健身和养生相结合将进一步促进医疗卫生战略重点前移，实现以预防为主的健康中国建设目标，不仅可以提高国民体质，预防疾病，而且能减少医疗开支，减轻国家的医疗负担。
11 中医药+餐饮
药膳是中医药与中国烹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渊远流长。周文泉[17]认为食疗药膳健脾益胃，对人体具有滋补作用。药膳汤饮是中医养生理论与烹调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如用于气血双补的十全大补汤，常用于妇女产后调理的当归生姜羊肉汤等，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已有一定的基础[18]。另外，以天然植物为原料的中草药饮料正日益受到青睐。以广东凉茶为代表的植物饮料，符合现代人对健康饮食习惯的追求。目前已上市并形成一定影响力的草本饮料产品有加多宝、王老吉、本草蜜、何其正、板蓝花等品牌[19]。
12 中医药+护肤品
中医药美容具有悠久的历史。进入21世纪，人们对天然、有机的绿色诉求已逐渐成为了化妆品原料的两大主流发展趋势。法国的一项调查显示，37%的消费者正在使用天然和有机产品，而有购买天然有机化妆品意向的消费者高达87%[20]。目前，化妆品市场已由原来的化学用品向天然植物的护肤品转化，追求植物护肤理念已经成为消费趋势。运用中医独有的平衡理论和整体观念，并以高科技手段萃取天然草本精华，使产品能有效调养身心，令皮肤、机体、精神达到和谐、形神兼备的最佳状态，焕发自然、健康之美[21]。随着《规划纲要》的颁布实施，中医药美容市场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随着中医药在维护和增进健康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以中医药为主体的国家健康保障模式将会建立，“中医药+”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将更加深入，并进入新常态，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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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经济学论文篇12
一、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其表现
近年来，研究生教育由精英培养模式逐渐向大众模式过渡，使得研究生面临的各种压力不断增加，同时，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因经济问题产生的自卑心理。二是学业压力导致的心理焦虑和恐惧。三是因情感问题产生的心理孤独。四是人际关系引发的抑郁。五是就业问题引发的忧郁心理。
研究生群体比较特殊，是一个高知群体，相对本专科生而言，他们思想、年龄、心理差距较大。资料显示，研究生整体心理健康状况良好，但有心理问题的人数逐渐增加。曾有研究进行了调查，抽取对象约200多名研究生，其中多数研究生有心理问题倾向，甚至一部分研究生存在明显的心理问题。全国范围来看，很多研究生出现跳楼自杀、宿舍自杀等情况。笔者对已有调查进行梳理，认为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主要表现为：精神焦虑、情绪抑郁，导致人际交往困难、自我封闭等心理问题。若不及时疏导、解决，极有可能对研究生的心理健康产生严重影响。
二、研究生产生的各类心理问题及原因分析
1.经济压力导致的心理自卑。无收入是研究生产生心理问题的重要原因。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背负着沉重的经济负担与心理负担。有的家庭虽然支付得起，但研究生已到了自食其力的年龄，再向家长要钱实为难以开口。大多数学生为经济问题担心、不自信甚至封闭。
2.学业压力导致的恐惧心理。研究生阶段学习压力比本科阶段更重，对学术论文、学位论文要求更严。有高校规定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以学校名义发表几篇学术论文才能顺利毕业。而论文版面费对在职人员来说实属不易，对大多数在校生来说难度更大。完成学业，为版面费发愁，对没有经济收入的他们来说，无疑压力重重。
3.情感压力导致的内心孤独。在读研究生为学习苦战，没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大多已到结婚年龄，择偶范围狭小，经济却不独立、学业压力大，在恋爱问题上进展不顺利。有些已婚研究生甚至和配偶长期分居，产生心理孤独。
4.人际交往障碍导致的精神抑郁。在校研究生一方面希望与人亲近，但另一方面又害怕与人交往，缺乏自信。不少研究生猜忌心理严重、敏感多疑、内心脆弱，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但又个性清高，自我限定交往范围，尚且缺乏沟通技巧和交往能力，从而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危机，陷入不良的心理状态。
5.就业压力导致的情绪焦虑。一是研究生人数日渐增多，使就业风险明显加大。二是本科生也大幅扩招，导致不容乐观的就业形势，给将要毕业的研究生找工作带来压力。其实，大多数人读研是想改变就业现状。经过三年研究生学习，就业形势却仍不乐观，导致他们产生极大的心理落差。
三、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对策
1.改善基本生活条件。研究生的基本生活得不到满足，很难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学习研究上。一方面，学校应和社会结合起来多渠道地设立奖助学金等，使研究生顺利毕业。另一方面，学校应该增设研究生勤工助学岗，帮助树立自立意识和自信心，减轻研究生的心理压力。
2.重视心理健康教育。近年来，但研究生群体中表现出来的心理问题日益突出。高校应高度重视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将其放到与本科生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纳入教育教学的体系。
3.研究生自身需提高心理素质，学会自我调适。不少研究生缺乏心理健康知识，不愿寻求帮助，甚至抵触外界，有的甚至也对外隐藏自身心理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值得研究生自身引起重视，需要研究生群体不断调适自身心理，积极掌握健康的心理知识，建立合理的自预机制。
4.完善各项保障机制促进心理健康教育。重视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更要完善各项保障机制。一是开设心理健康教育、人际交往等系列课程，让其了解心理健康基本知识，提高心理健康调适能力；二是组织开展心理健康问题交流、研讨及心理咨询活动；三是建立训练有素、专兼结合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对研究生的心理状况及时把握、有效预防。
5.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不少研究生心理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就业期望与现实存在较大差距。要改变现状，就要重视研究生的职业生涯教育，帮助树立正确的职业理想和就业观，做到理智择业、就业。
此外，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如举办体育竞技比赛、学术报告、社会调研及文娱等，也可以使研究生在参与过程中释放心理压力，减少心理问题。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