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心理学论文篇1

2.行为心理学对提升企业人力效率方面的经济分析

2.1在对企业员工进行培训中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运用

企业的运营发展过程中，员工是推动其不断发展的基础力量，因此，员工的专业素质与专业技能决定了企业的发展成效如何，所以对于员工的不断培养是企业想要实现自身发展的前提条件。企业对于员工的培养方式是受企业自身情况限制而多种多样的。但从行为主义心理学来说，无论是怎样的企业在开展对员工培训的前期都需要对员工的基本条件进行了解，结合实际情况设立发展的目标，同时，明确相关的开展模式，如专业知识讲座、技能培训班创立、实践性的训练等，从而使得员工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环境。

2.2通过行为主义心理学来实现对企业员工的激励

在企业的文化建设中，对于员工的有效激励能够实现企业文化的形成与良好工作环境的建设，同时，对于员工的有效激励能够提高员工对企业归属感实现员工的工作效率的提高与工作技能的发展。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中，认为员工是否拥有对工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决定了其是否能够实现自身与企业共同发展的关键。对于员工的激励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既包括物质激励，即通过运用工资福利的提高来满足员工的物质需求，只有使得员工的生活质量进行了提升，才能够使得企业员工能够有着更高的发展需求，实现其工作热情的提高。目前，不同的企业对于福利制度来实现对员工激励的模式与方法受其自身发展状况影响各不相同，但大多数企业都能认识到通过这种激励的方式能够实现企业员工对自身企业发展的推动，因此在对这样的激励制度进行制定的过程中，注重于对未来发展的规划，提供给员工一个良好的发展蓝图，但却难以满足员工当前的实际需求，无法产生强有力的激励效果。这就使得企业在对这项制度进行建立与完善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对员工的发展进行长远的规划，另一方面也需要对员工目前的工作热情进行有效地激励发展，完善福利分配制度，无论是老员工还是新员工都能满足其工作的需求与报酬的肯定，同时也要建立并完善重大事故的应急措施，解决员工工作的后顾之忧。

行为心理学论文篇2

从社会心理学诞生之日起，以罗斯为代表的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和以麦独孤为代表的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后来又出现了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等。社会心理学不同研究取向有各自不同的基本特点。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试图从个人的人格结构中求得对人类社会行为的解释，强调个体变量的重要性；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通过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社会化等“塑造嬉体”的因素来研究人们的社会互动，并进而达到对人类行为本质的解释，强调社会呀群体变量的重要性；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是从因素入手探索有关人类行为的解释，强调文化变量的重要性。但是，俱、社会、文化是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的，彼此之间的互动是持续不断的。要充分准确地描绘人的社会行为，单一的研究取向是难以实现的，必须建立一种综合的研究取向才有可能。从本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开始，欲图将社会心理学的不同研究取向加以整合的努力得以具体实施，尽管许多人做了大量工作，但学科间的联姻却未能获得预想的成功。最近20多年，不同研究取向的论争再度兴起，当理智战胜了感情之后，开始迈上了整合之路。更为重要的是，近几年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实现不同研究取向的整合奠定了现实的基础。

从国内外社会心理学多种研究取向的整合发展和现状启示中，我们认为，社会行为心理学是关于社会、文化和人格及派生物地位、角色和自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塑的造的综合应用社会科学，是从心理层面上对于人类社会行为的流行性反应的总体把握。从学科性质上讲，它既不是心理学的分支，也不是社会学的分支，而是在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基础上形成的一门独立的事合社会心理学。它是在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门具有边缘性质的独立学科。正如南京大学周晓虹博士所言：“我们只有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以至生物学的多维视野出发，才能获得对人类社会行煌完整解释”。从社会心理学的起源上看，它是在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边缘学科，是母体学科在解释人类行为及春与社会、文化、人格的关系时彼此接近、相互渗透的结果。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理论体系来看，它虽然是在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它既不是某一学科的附属物，又不是多种学科的简单的拼凑和混合，而是多种学科的整合，具有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全新的性质和特点。因此，社会心理学应独立地着力于社会行为心理的整合研究。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第一次提出了整合社会心理学，其研究对象分为三层次或三个单元：第一层次为宏观层次，又叫社会主体单元，其基本概念是社会、文化和人格，认为社会行为是这三个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S）＝f（S.C.P）；第二层次为中观层闪，又叫个人主体单元，其核心概念是地位、角色、自我，认为个人行为是这三个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I)＝f(S.R.S)；第三个层次为微观层次，其操作概念是目的、工具和态度，又叫行为主体单元，认为任何作为社会行动的行为都是这三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A)＝f(O.M.A)。夏学銮教授“三层次九因素”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系，在水平层次上的任何一个主体单元的行为都必须考虑行动的三个参照系数的综合作用。总之，它们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整合在一起的。

从“三层次九因素整合说”中可以盾出，社会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社会行为的内在心理律的整合及个体作用、群体互动、社会影响的整合是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关节点。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是人类社会性质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社会心理是社会行为的内在过程，而社会行为则是社会心理的外在表现。社会心理整合研究是指社会行为流行性反应的内在心理一般本性和一般规律的研究；社会行为整合研究是指现实生活中人们直接关注的流行性心理反应的外在行为特征研究。社会心理的维度是我们所熟知的，而社会行为的维度则往往有所忽视。目前，社会心理研究所有社会学化和社会行为研究有心理学化的整合趋势。社会行为心理学既要探计内在的社会心理学过程，又要研究外在的社会行为规律，以避免行为主义忽视行为内在心理过程，而认知论学派忽视心理过程外显行为的偏向。

二、社会行为心理不足合的切入点

中国社会近10年来，社会心理学进入重建与复兴阶段，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各界对社会心理学知识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又不知傣何下手方能切合实际研究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时期”因为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社会行为也是千姿百态的，对社会行的总体把握不仅涉及到对鞭一般存在的把握，而且必然要涉及到对其各种存在样态及方式的把握，面对五光十色的多种多样的社会行为，应该从哪里入手呢？最适宜的入手处或生长点哪里?

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生活中存在大量社会流行的社会行为心理问题，并认为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的研究能够为这些总是提供依据和答案，因而开始了社会行为心理与现实社会问题结合上的研究。一般来说，具体的社会生活实践和现实生活的信息资源，限定了研究的切入点或理论的生长点。就此而言，当代中国的社会行为心理研究的最适宜的切入点只能是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热点问题。社会行为心理热点问题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反映，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行为心理热点问题也是社会行为的心理的重点问题，这些行为关系到社会主义改革的进程和前途。社会行为心理热点同时也是社会行为心理的难点和焦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尖锐的社会矛盾，是很敏感、很尖锐的社会焦点问题，解决起来也往往难度不小。社会聚群行为是种种社会行为心理的起始点和矛焦点，也是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整合研究的着力点。

社会心理学是对社会生活和处于热烈社会生活聚焦点上的人们所思所虑、所作所为的本质的思考，社会心理学一开始就是为解决与现实生活有关的社会心理问题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以后的每一步发展都直接从社会生活的急需中获得了无限的动力。显然，这门学科具有很强的应用性。例如，20年代“霍桑试验”中士气与生产效率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当时工业生产之急需；30年代舆论、流言、种族和价值冲突等主题，是为适应世界经济的萧条和社会的动荡不安之需要；40年代信仰、态度、民族性格等主题，是应第二次世界大战这需要；而五六十年代以后社会相对稳定和平发展，许多具有明显应用性的分支学科相继出现，既繁荣了社会心理学本身，又使它在社会生活需要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天，不仅在欧美国家，而且在日本、俄罗斯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心理学这门应用科学的社会职能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都越来越大。有人统计，这10多年中《全国新书目》上刊有社会心理学方面的书有数百种，其中90％以上都与应用于社会生活有关。并且社会心理学应用成果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或正在转化为直接的社会生产力。

三、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着力点

大量的有关研究表明，社会互动是人的社会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人们在对称性和非对称性的社会互动中，形成种种群众行为、大众行为、集群行为。也就是不受通常行为规范所指导的、自发的、无组织的、无结构的群体行为方式。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聚群行为。聚群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聚群行为的内在心理律对社会发展和人们社会行为的健康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积极的社会聚群与人们积极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行为之间正相关，而消极的社会聚群（矛偏行为）与人们社会观念的偏颇和社会行为的偏离也有正相关。特别是当代中国青年有一种比西方更重视同辈凝聚的矛群意识，在这种社会心理环境下，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社会热点问题，往往在聚群面对面的互动中会越聚越热，热到一定程度就会将问题自然聚焦，聚焦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施放出来。由此看来，聚群和赤心理的发展存在着两种可能性，既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也可能成为社会变昔的掏力。所以，假公济私在生生的聚群行为心理入手，探寻研究社会行为心理现象和规律，是整合社会心理学具有生命力的着力点。

布鲁姆（H. G. Blumer）1946年曾把集合体分为四种：集群、大众、公众和社会运动团体。后来，布罗温（R. W. Rrumer0又把集群分为两种：暴众和听众。这种分类依照无组织群体的有机程度和无组织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全划分的，有利于人们对无序群体的理解和把握，对聚群行为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大众与聚群有联系也有区别。这两类群体都是一种无组织群体的集合现象。在大众传媒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生活中，以大众面貌出现的无组织群体将越来越多，越来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越来越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值得引起重视的群体现象。它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人数和接触方式上。大众是散布在广大社会范围内、接触大众传播媒体为数众多的一群人，大众对社会生活的了解接触是间接的，是通过大众媒体发生作用的。聚群是以视野所及、耳闻所达的一群人，相互之间的接触是直接的，通过感官和躯体感知群体中的人与事。大众和聚群都是无组织群体，具有自发性、散漫性、情绪性、无责任性等。

国外将聚群行为称为collective benhavior，也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大众集合现象。原苏联社会心理学家安德列耶娃把它称为“非集体行为”（或译为“集体外行为”），而我国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文献上，一般译为“集体行为”。中国人民大学沙莲香教授称为在公共场合或社会活动中出现的集群现象。兰州大学曹孟勤教授等认为，译为集体行为不妥，称为“群体行为”失之过宽，没有限制，称为“非集体行为”也不妥，因“集体外行为”并非个体行为。因此，人道我这种偶然聚在一起无组织的一群人的行为为集群行为。我们认为“聚群行为”这个概念更能全面地动态地表达无组织的、自发偶然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的激烈行为特征。

社会心理学认为，趋群性是人类的本性之一，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趋向于合群。社会生产方式越发达，生活方式越先进，各类人员的趋群意识和结群倾向就越强烈。面对社会的巨大变革和发展，社会聚群现象 普遍存在的、经常发生的，发生的原因、情况和结果也是多种多样的。这种随意性、自发的、无拘无束的聚群现象无所不在。它的启动原因之一是出于人们最基本的交换信息需要。这一需要最原始的生物学价值是减少对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及时调整自身的行为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聚群者希冀在集合中寻找到共鸣点，并力图补充缺陷，达到志趣相投、知能互补。不仅如此，而且聚群行为心理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聚群已由过去的单一性发展到多学科广泛交叉，层次日益增多，品位日益提高，形式日趋复杂。因此，从社会心理学角度优化整合聚群心理与聚群行为发生、发展的过程特征和规律，即聚群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聚群行为的内在心理律，探求对积极聚群行为的鼓励、强化，以及寻求对偏离聚群行为的预测、预防和调控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正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1986年10月3日给沙莲香教授的信中所强调的：“在现代科学技术九大部门之一的行为科学部门中，社会心理是一门重要学科。而行为乘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聚群心理是聚群行为的内在条件和依据，聚群行为是聚群心理的外在表现。一般情况下，聚群需要形成聚群动机，聚群动机驱使聚群行为。“因为一切行为的基础和根据都是心理现象的规律，同样一切心理的外在表现都构成某种行为”。人的行为无一不是由动机所引导、维持和导向，而动机又是以人的需要为基础的。一个人的行为是这样发生的，一个聚群集合行为也是在相互一系列心理活动的支配下发生的。聚群心理是聚群行为的内中动力，聚群行为是聚群心理的外在表现。可见，个人行为与聚群行为都是一种动机性的心理行为。所不同的就是聚群行为中有大部分人只能模糊地意识到这种需要和动机，而简单的幼稚认同就应声而起，被动地或奇特地介入进去了。

四、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交互点

社会行为心理学主要研究个人心理与社会心理、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社会行为与社会聚群行为活动等三大领域。当代社会行为心理学是研究社会行为的内在体验和外在表现发展变化过程及其规律的整合科学。整合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三大层面的内容，即社会环境、文化心理、人格信仰、角色地位之间相互作用的宏观社会文化行为心理整翕支；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社会意志、社会态度之间相互作用的中观社会行为心理整合层；亲和行为、互动行为、聚群行为、规范行为之间相互作用的微观社会聚群行为心理整合层；这三大层面内容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整合构成了当代社会行为心理研究的有机整体，力图发挥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三者的“杂交”优势，克服不足，建立共性与个性、世界化与本土化相统一的社会心理学。

在个人与社会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所关注的社会文化与亚文化因素的影响，文化心理的积淀，对社会成员人格信仰、角色地位等社会行为产生的影响，以及人格与角色待社会和赤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社会环境与文化心理的建构。

在个人与个人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所关心的个人之间的相互认知、情感、意志、态度等怎样在社会认同层面，人际关系层面，人际沟通层面相互作用产生的角色地位与社会行为，以及后者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前者。

在群体与个人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关注从群体到个体又从个体到群体的影响过程，在群体合作、竞争、冲突、调适等对称性社会互动和模仿、暗示、感染等非对称性社会互动中，如何影响人们的亲和行为和规范行为，以及人个行为又如何作用于群体行为。

行为心理学论文篇3

文化心理学思想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发展，近几十年来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种重要视角。文化心理学的基本立场在于，文化做为一种价值和意义系统，应该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视角，文化与心理的相互生成关系是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内容。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不仅仅是对主流心理学研究领域的扩大，更预示着心理学理论思维的变革而这其中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文化心理学在方法论上的创新。因此，文化心理学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心理学的方法论主张，是心理学研究方式的一种改变。可以说，文化心理学的方法论演变关系到整个心理学的方法论变革，文化心理学的方法论问题是心理学的基本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心理学研究中关于文化内涵的理解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也使得“文化心理学”这一术语具有不同的含义。广义的文化心理学经历了从跨文化心理学，狭义的文化心理学到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三个发展阶段，不同阶段的方法论有很大区别。“文化心理学”在这里主要指文化心理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强调文化与心理相互的建构性与共生性，这是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的最基本内涵，学者们也大多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文化心理学”这一术语的。

2 文化心理学的方法论特征

2.1主流心理学中的文化地位及其演变

文化进入心理学的研究视野，并逐渐成为理论构建的重要成分，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文化在这个历史发展中，也被加以不同的说明和处理，在研究中有过不同的角色和地位。科学心理学诞生之初，实证主义成为心理学研究的支配思想，普遍性、客观性成为心理学研究的首要追求。主流心理学研究基本是一种无文化或超文化的研究，或者说，在研究中文化是以隐身的方式存在的。尽管文化对研究发挥着实际上的影响，但文化因素并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实际成为“存在着的无”。西方主流心理学的研究凭借其强势力量主宰世界心理学的研究模式，主流心理学的方法论也就成为了标准的方法论。

跨文化心理学表现出主流心理学在文化问题上的退让。跨文化心理学出现以后，研究主要是以文化比较的观点，把两种或多种文化下的心理现象加以比较，从而确定文化对心理行为的影响。虽然发现了很多不同文化条件下心理行为差异的存在，但在对这些差异的解释上，跨文化心理学的结论有很多不足甚至悖论。文化或者作为标签，用来标定何种心理差异出现在何种文化之中;或者作为一种自变量或文化背景，诱发或是抑制某种心理现象的出现。总的来说，仍然是延续早期人类学中文化与人格学派的研究思路，用文化作为变量来解释不同文化条件下的心理行为差异，持有的是文化决定论的主张。跨文化心理学实质是主流心理学的变式，在方法论上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

2.2 文化心理学的方法论主张

对于文化与心理关系的探讨，构成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文化心理学的基本主张在于，文化与心理是相互建构，相互生成的。文化是一种价值和意义系统，既是人类心理和行为的结果，也是人类心理行为的资源，文化与心理是一体之两面，无法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文化心理学的这些主张，对实证主义心理学的研究产生了根本的挑战。从关于对象的立场看，文化心理学反对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认为不能假设固有的先天统一的心理现象的存在，人类的心理行为是在人与文化的互动中创造生成的。而从研究方法和技术看，文化心理学强调现场研究、话语分析等，从对象的日常生活世界开始，对其心理行为的意义建构过程进行解读。

总之，文化心理学研究以主流心理学方法论作为批判对象，强调文化与心理的创生关系和互动关系，力图改变传统文化与心理学领域研究中的文化决定论模式。具体来看，文化心理学从文化与心理二者的互动关系入手，考察二者以象征符号形式和主体实践过程相联结的互动过程;突出作为对象的人的主体性，赋予研究对象以主体实践能力，强调研究对象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重视研究者与对象的互动关系，不是对对象进行单纯的描述和解释(expla¬nation),而是强调关于对象的同情和理解(understanding)力图恢复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双重主体性，从而达到突出学术实践主体性的目的。

3 文化心理学的方法论困境

从文化心理学的整个发展历程来看，它始终无法逃避的矛盾是究竟如何处理其与至今仍具影响力的实证方法论的关系。这种矛盾体现在文化心理学与主流心理学的方法论分歧之中，同时也体现于文化心理学自身的演化历史之中。首先，文化心理学在关于文化与心理关系上与传统主流心理学存在着对立观点，这些对立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进化论与文化相对论。文化进化论假定，人类文化的发展也是一个类似基因进化的过程，不同的文化模式产生不同的心理行为特点，而这些文化模式和心理行为特征是一个发展序列，处于人类发展进程的不同阶段。文化相对论认为，各种文化心理和文化行为都有其存在价值，相互不具有可比性，应当平等对待各种文化中的心理行为。

第二，文化比较与文化解释。文化比较强调不同文化间横向的比较研究，注重不同文化和心理的差异，并力图以不同的文化模式的差异做为解释这些心理行为差异的根据。当前的跨文化研究基本遵循这一模式。文化解释侧重在社会历史的纵向发展中理解文化与心理的关系，寻找其历史的演化脉络，注重文化意义的获得、运用及演变的过程。如关于传统心理学思想史的研究即属于此类。

第三，客位研究与主位研究。所谓客位与主位实际是关于心理学研究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问题。主流心理学的研究采用客位研究方式，强调研究者与对象的分离，从而把对象作为客体进行价值中立的说明和控制。主位研究强调研究者与对象在互动中进行理解，研究者应该深入对象的文化生活空间，感受文化的意义和日常实践活动。

第四，量化方法与质化方法。量化方法侧重数量化的描述和说明，通过统计推论确定心理行为的差异，这种差异是数量上的而非本质上的差异。质化方法侧重历史社会脉络的考察，重视研究者与对象间的共同体验和相互理解。量化方法是主流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式，而质化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兴趋向。

其次，文化心理学自身的演化历史也显露出，它在面对主流心理学方法论的时候进退维谷，难以摆脱或者依附或者背离主流心理学的二元对立窘境。

文化心理学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早期的文化心理学强调研究应该具有文化敏感性，在研究设计和理论建构上力图加入文化因素，关注文化背景对人的心理行为的影响。这种研究方式虽然较主流心理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式有所进步，但仍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缺陷。具体表现为:一是文化实体论，把文化当成个体现实生活之外不变的实体个体的心理行为是在静态封闭的文化模式中得以发展;二是文化决定论，把文化与心理的双向建构关系简化为单向决定关系，成为文化决定心理行为的研究模式;三是文化差异论，只关注描述和说明不同文化下的心理行为差异，而不注重对文化与心理关系这一根本问题的建构和理解。总之，文化成为没有时间向度的不变实在，独立于个体的理解和实践之外，人与文化成为分立的两个实体。“当前的文化心理学研究在实践探索中主要表现为研究领域的扩大和研究兴趣的转移，而并没有形成研究体系的转变，没有形成方法论的革新。

新近的文化心理学主要体现为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关于文化与心理对立的争论。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认为没有固定先在的心理事实，所谓的心理乃是通过社会互动过程获得意义并得以体现的。同样，也没有外在控制心理行为的客观文化事实，社会文化的意义有赖于人的认识和解释。这样，心理学的研究就成为对于文化与心理的建构生成过程的考察。然而，这样的研究预设又容易陷入相对主义的境地。因为由个体的主观性决定，每个人、每种文化都会对社会文化做出不同的解释和说0月，也就建构了不同的心理行为特征。建构主义心理学主张理解的多元化，支持各种意见的合法性和平等地位。但是，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在主张多元文化共存的同时，却无力对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做出说明。不同的文化中存在不同的心理行为，而这些文化、心理、行为却是不可通约的。实际上，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在批判主流心理学的同时，不自觉地以其对立面塑造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论，在否认一切本质主义、基础主义、普遍主义的同时，自身却陷入了相对主义的境地。

总的来说，文化心理学在处理文化与心理关系的问题上并不成功，具体体现为批判改造实证主义心理学方法论时，仍然受制于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执行着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这使得文化心理学无意中把实证论作为批判的对象，而不自觉地以实证论的反面建立了自身的方法论。这样做的结果是文化心理学失去了存在的现实根基，成为了比照主流心理学而存在的“他者”，从而使得研究缺乏历史性和现实性。换句话说，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仍然是以批判主流心理学及其方法论为依据，而不是从人们的现实生活和实际活动出发建立自己的方法论，因而未能真正实现方法论的创新，依旧局限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这就是文化心理学方法论内在困境的根源。

4文化心理学方法论困境的出路

文化心理学的核心任务，是如何把当前对人们心理行为的探讨，与其文化资源联结起来，使得心理学的研究处于广大的社会历史文化脉络中，成为变化的、活动的、发展的过程，而不是把文化视为固定的、僵化的、静止的客体即把对文化的认识从实体论转为系统论[7。这里应该解决的两个核心问题是:第一，文化与心理的关系是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最根本的问题，当前研究存在的缺失是如何把文化间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转化为文化与心理的关系的研究;第二，如何解决文化与心理行为的二元对立，把二者视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动力系统。而实际上，这也就是文化心理学如何处理与主流心理学的方法论关系的问题。

应当指出，不同文化间心理行为的对立以及文化与心理的对立，本质上都源于西方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是在其漫长的学术实践中形成的理性主义思维传统。显然，若要在西方心理学的研究基础上有所创新和突破，就必须有其他可供选择、参考、借鉴、利用的文化资源和学术传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从此可以漠视甚至舍弃西方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成果。否则，就必然依旧陷入二元对立的窠臼之中，成为研究者想象之中的学术改造。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文化心理学的发展及其方法论的困境，实质在于这是一种文化补偿(culturalredemption)。文化补偿或称文化救济是指，在我们的历史实践中，由实践的结果产生问题，使我们不得不回头寻找失去了什么，再加以补偿和救济。[8]从研究本质和特征来看，文化心理学，也包括本土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都是一种具有文化补偿性质的研究，即在心理学的历史实践之后，试图重新加入文化和重新解释文化，补充这个本来应该却没有进入心理学研究视野的因素。这是文化心理学发展所应正视的前提。

同时，文化心理学研究也面临着文化并置(cul¬turaljuxtaposition)9,也就是当今多元文化并存的现实，这当然也包括以主流心理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传统。心理学的发展一方面要面对不同文化样态中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多种文化传统作为可以利用的资源。如今的心理学越来越趋向全球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的发展更是要正视这种多元文化的现实。这种文化并置决定着研究者不可能也决不必要抛弃任何可利用的文化传统。

从文化补偿和文化并置的视角看，文化心理学的方法论困境就容易理解。关于人类心理的文化特征的认识是一个逐渐展开的过程，可以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10。文化心理学研究也是认识人类心理的文化性质的一个阶段。文化心理学是对于心理学历史实践中文化缺失的补充与重建，这需要反思主流心理学方法论的历史实践；同时，关于人类心理的文化特征的认识也是一个文化传统整合的过程，以多元文化传统并存作为背景。文化心理学要面对多元文化传统冲突的局面，也需要整合多元文化传统资源，西方的文化传统也当然是可以利用的资源。从文化补偿和文化并置的视角看，文化心理学的方法论困境也就有了解决的途径，即反思历史实践，面向现实问题，把各种立场与方法视为可供选择的资源加以采用。这不是抛弃现有研究，也不是恢复和回归传统，而是在过去实践的基础上，运用批判思维加以整合。文化心理学的方法论突破，不是在过去意义上的修补，也不是另立门户的发明，而是在反思原有方法论历史实践基础上的创新和转化。

4.1 反思历史实践

现代心理学主要是在西方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那么对这种心理学的历史实践过程的系统反思和脉络解读，就是掌握这种心理学形态局限与价值的重要手段。西方心理学的研究，是以西方哲学自笛卡儿以来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为基础的，把身与心、我与他划分出明显的界限。在文化心理学的探索中，关于本文化与他文化、文化与心理的关系等问题的考察，也明显受这种对立思维方式的影响。那么，要打破这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就要从根本上反思研究的前提预设，把主流心理学看作西方文化和理智发展的历史产物加以利用。而研究者具备丰富多元的文化素养，当是对单一文化传统进行有效反思的一个首要前提。研究者只有具备了丰富而多元的文化传统的滋养，才有可能在多元视角中做出比较和选择进行各种文化传统资源的沟通融合；才能够在对比中深入检视当下的社会文化历史线索，并自觉运用这些线索去理解植根于历史文化中人的心理生活状态。因此，文化心理学的首要前提是研究者的自省，摆脱单一西方理论思维和文化模式的羁绊，建立自身的学术实践主体性。

4.2 面向现实生活

行为心理学论文篇4

1　从范式更替看心理学欠缺科学条件

现代心理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源於古代哲学，惟就二者脱离哲学后之发展历程看，显然有两点不同之处：其一是自然科学发展在前，心理科学发展在后，前者始自文艺复兴后的17世纪，后者则迟至自然科学发展后两百多年的19世纪末方始出现，而且心理科学自始即在理论与方法上以自然科学马首是瞻。其二是自然科学脱离哲学后即与哲学断绝了亲子关系，对自然界物性变化的解释，不再采以往神明决定一切的看法，而改采人能研究自然并利用自然的观念。心理学脱离哲学之后，在思想上与传统哲学间的脐带一直无法切断，对世间人性变化的解释，始终围绕着古代哲学留传下来的一些老问题打转。以下试就此一特点作简要说明。

1.1　历来对人性问题解释的争议循环不息

自古代希腊哲学开始，哲学家即从不同观点对人性问题提出各执一词的不同解释，其中最主要者有四大争议：(1)心身关系问题，所争者为心与身究属单一实体抑或分属两个实体，如属单一实体，则实体之运作究竟由何者主控；如属两个实体，二者间又存在何种关系；由此问题演变成持续至今的唯心论与唯物论之争。(2)天性与教养问题，所争者为人性特质决定於生前抑或生后；由此问题演变成迄无定论的遗传与环境孰重之争。(3)知识来源问题，所争者为人类的知识得自天赋观念抑或得自后天经验；由此问题演变成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反复循环争议不休。(4)自由意志与决定论问题，自由意志原为18世纪浪漫主义哲学思想，与决定论相对立，所争者为人的行为究系出於自主抑或决定於外力；由此演变成自然科学研究物性所依循的因果法则能否用於研究人性的争议问题，一直持续到现在。就是由於自古以来对人性问题之争议不曾休止，所以解释人性的心理学理论始终纷歧，哲学心理学时代如此，科学心理学时代亦复如此。

1.2　现代心理学对人性研究依然理论纷歧

德国心理学家冯特於1879年在莱比锡大学设置心理学实验室，公认是科学心理学的肇始，因而使冯特获得“科学心理学之父”的荣衔。然从其后心理学思想的演变看，冯特留下的思想并未获得心理学界普遍支持。其原因是冯特的实验心理学，在取向上乃是企图采化学分析方式研究意识结构，以期寻求争议已久的心身关系问题的答案；无如研究开始不久即再度陷入理论争议之中。以冯特结构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第一个学派，不久即受到不同理念的其他学派攻击，而导致20世纪初期学派对立的局面。从历史源流看，各学派所持的理念均源於前述四大争议：结构主义旨在探讨心身关系问题中身体方面以生理为基础的感觉历程；功能主义旨在探讨天性与教养问题中个体适应环境的功能；完形心理学旨在从理性主义的观点探讨知识的来源，并从整体论观点探讨心身关系问题；行为主义旨在探讨天性与教养问题中后天环境的影响及自由意志与决定论问题中的外在决定因素；而精神分析则旨在探讨自由意志与决定论问题中内在决定因素。

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虽然五大学派对立的局面逐渐消失，但心理学理论纷歧的现象仍然持续。所不同者只是由原来的彼此敌对转变为和平共存而已。现在心理学的不同理论，一般称之为不同取向，意谓各家分别遵循各自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心理现象。在诸多不同取向中之最主要者有：(1)行为论取向，继承早期行为主义研究外显行为之外，也接纳其他学派思想而兼顾内在活动，进而演变成新行为主义；(2)精神分析取向，原则上继承弗洛伊德思想，进而配合社会因素对人的影响，修正为新精神分析；(3)人本论取向，代表早期浪漫主义思想的复苏，强调自由意志及人性整体为其中心主张；(4)认知论取向，远承理性主义思想，近受完形心理学影响，强调研究人必先了解人如何认知世界为其中心思想；(5)心理生物学取向，以生物学与生理学的观点研究人的行为，除探讨个体行为的遗传因素之外，并企图从决定论与还原论的观点探讨行为的基本原因。

1.3　科学心理学发展历程不合於常规科学

现代心理学在名称上虽已定名为科学心理学或心理科学，但其始终理论纷歧的特殊现象，在整个科学领域内是罕见的。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在其所著《科学革命之结构》一书中指出[6]，科学的发展乃是由於周期性科学思想的演变；而科学思想演变的动力，除科学方法之进步外，主要是由於人类世界观的改变。科学思想发展到某种程度时，就会形成一种众所共识的世界观，进而对科学上研究的主题、目的、方法等亦采取相似的取向。库恩称此种科学思想的共识为范式。范式形成后对同领域的科学家具有规范作用；大家均遵从范式去思考问题、研究问题并建构理论。根据库恩的说法，范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时代的演进与人类世界观的改变而生更易。公元二世纪托勒密首创地心说，迄至16世纪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代表人类世界观的一次革命性改变；17世纪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论，其范式效用长达两百多年；20世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修正了牛顿的理论，成为新范式，代表人类世界观的再次革命性改变。库恩称此种范式随时代演变而更替的科学为常规科学。如以库恩的标准来检视心理学，心理学的发展历程显然是不合於常规科学的。因此库恩认为现代心理学尚不能称为科学，只能称为“前科学”或“前范式科学”。至於心理学的未来能否成为合於范式的科学，端视其以后发展与研究取向而定。

2　心理学研究采自然科学取向的难题

尽管现代心理学理论始终纷歧，但在心理学界却存有一项共识：心理学之成为科学乃是因心理学的研究采用了科学方法。诚然，现代心理学对人性的研究，自始即采自然科学研究物性的取向。自然科学的研究，在基本上采观察、测量、控制、实验等方法研究物性变化是成功的，但同样方法用於人性研究时，由於人性异於物性，致使心理学的科学研究很难达到目的。试以下列四点分述其原因。

2.1　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配合的困难

研究方法是手段，手段之使用旨在达成研究目的。心理学的研究，原则上同於自然科学，都是企图藉研究方法达到五项目的：(1)描述，对所要研究问题的表相予以翔实陈述或记录，做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2)解释，根据研究资料分析发现各因素间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藉以解释问题表相背后的真相；(3)预测，根据对问题原因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的了解，预测将来在同类情境下问题重复发生的可能性；(4)控制，根据描述、解释与预测所掌握到的问题性质，对造成问题的因素加以控制，使同类问题不再发生；(5)应用，将研究结果或研究方法扩大应用於其他方面，或用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为了达到各项目的，科学家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其中最基本的是观察法与实验法。从方法与目的看，三百多年来自然科学的成就是巨大的；在很多方面业已达到上述五项目的，只有少数问题（如癌症、台风、地震等）尚在继续研究之中。心理学自许为科学，对人性研究也采与自然科学类似目的写方法。只因研究对象的不同，心理学的研究除了观察实验之外，另外设计了调查、测验、个案研究及访谈等多种方法。惟从研究目的看，除了对行为的外显表相描述之外，对行为原因的解释、预测、控制及应用等，几乎都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何以心理学的研究无法如自然科学般根据问题表相即可探求表相背后的真相？这正是心理学研究无法克服的难题。下文将对构成此等难题的原因试作分析。

2.2　以人为研究对象不易克服的难题

心理学的特点是人研究人，而其研究的首要困难恰是在於人研究人。自然科学是人研究物，物性变化的表相与表相背后的真相都是客观而真实的，不会因研究者的不同而有所变质。在心理学以人为对象进行研究时，无论研究情境如何精密设计，终无法避免研究者与被研者主观因素造成的偏差。以素来公认最严谨的实验法为例，心理实验室不同於物理实验室，物理实验室是一个纯属人支配物的物质环境，心理实验室则是一个主试与受试交互影响的社会情境。在此情境中表面上是主试操纵自变项（刺激），观察依变项（受试反应），从而分析两个变项之间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受试的反应未必直接由刺激所引起，而多半是以刺激为线索针对主试所做的主观反应。此即心理实验时对自变项与依变项之间的中介变项无法控制的难题。受试多半了解主试的假设，他们会针对假设，凭个人主观表达其反应。美国心理学家奥恩称此种现象为需要特征(demand characteristics)(Orne，1962)；意谓受试针对主试的假设，表现出他自以为合於需要的行为特征[7]。在实验情境中，受试因主试的影响所表现的需要特征将会有正负两面；如属正面，就可能造成自验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如属负面，就可能出现霍桑效应(Howthorne effect)。无论是正面或负面反应，总是会影响实验的效度，而达不到实验研究的目的。美国心理学家韦伯与库克研究发现(Weber & Cook，1972)，在实验情境中受试所表现的需要特征，在心态上分四种类型：[8](1)冷漠型，对主试的假设漠不关心，其反应只是无所谓的表现；(2)合作型，认同主试的假设，尽量做出符合主试要求的反应；(3)反对型，否定主试的假设，故意做出与假设相反的反应；(4)防御型，怀疑实验目的，刻意掩饰自己的本意做出不实的反应。由此可见，心理学的研究虽仿照自然科学方法，但由於人研究人所形成复杂人际关系的影响，无法达到根据外在行为表相以了解内在经验的目的。

2.3　样本代表性不足难以作普遍推论

自然科学研究结果之所以具有高的效度与信度，除了在研究过程中可以达到根据问题表相了解表相背后之真相的目的之外，更可根据少数样本物性特征为代表，对同类物性特征予以普遍推论。观察少数几双蝙蝠生活状态后，即可据以普遍推论所有蝙蝠都是昼伏夜行，白昼倒挂在暗处每日睡眠长达20小时之久。反观人类的行为，不但有个别差异，而且有团体差异。心理学家虽然也企图根据样本研究结果普遍推论，但样本代表性不足的问题一向受到质疑。由于近年来心理学文化差异意识抬头，心理学家们对以往全盘接受美国心理学知识的作法有所反省。根据特德希等人对1969～1979十年间的调查研究报告分析发现(Tedeshi et al.，1985)，每年的社会调查研究中，至少有70%的受试是美国大学部的学生[9]。单凭调查美国大学生的反应，既不能用以推论解释一般美国人的社会行为，更无法用以推论解释其他国家人的社会行为。格雷厄姆(Grahm，1992)曾采用内容分析法分析1992年以前10年间美国心理学会所发行6种重要期刊中1500篇论文的研究对象发现，前五年的受试中白人占96%，后五年的受试中白人占98%[10]。只根据对白人研究的结果，自不能推论解释其他有色人种的心理特质。心理学的专题研究如是，心理学的书籍也是如此。史密斯与邦德(Smith & Bond，1993)曾分析20世纪90年代在英美两国出版广为流行的两本社会心理学专书发现，在英国出版的专书内容中取自美国研究占68%，在美国出版的专书内容中取自美国的研究占94%[11]。难怪有人戏称，现今全世界的心理学知识不但已经美国化，而且全都变成了美国白人大学生心理学。在此情形下，美国以外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心理学者，在他们的社会里推广心理学知识时，岂不像热带农业学家向寒带地区农民推介水稻种植知识一般，同样缺乏意义。

2.4　决定论与还原论科学公设的限制

自然科学的研究取向与理论建构，原则上是基于决定论与还原论两项公设。决定论确认自然界的物性循因果法则变化，只要了解其变化原因，即可达到对物性变化解释、预测与控制的目的。还原论确认自然界任何复杂现象，均可化约使之还原为最基本元素。根据基本元素的性质，即可解释复杂现象背后的真相。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科学如物理学、化学及生物学等，都是循此二公设进行物性研究，而且证明是成功的。然而此二项公设用之于心理学研究人性时，却受到极大的限制。先就决定论而言，决定论与自由意志何者是支配行为的原因，自古以来就是人性特质的争议之一。在现代心理学诸多理论中，精神分析与行为主义都采决定论取向，但两者观点不尽相同。精神分析强调内在潜意识是决定行为的原因，是为精神决定论；行为主义强调外在环境因素是决定行为的原因，是为物质决定论。反对决定论最力的是人本心理学思想。人本心理学家认为，人的行为并非决定于外在环境或内在不自觉知的潜意识，而是根据个体本人所秉持的理由，出于其自由意志所做的主观选择。如果只凭科学研究应重客观单一标准言，人本论的主张也许不够科学，但如从实际生活经验与人性特质复杂性的角度看，则很难否定人本论的观点。否则对财帛当前有人“见财起意”而有人“路不拾遗”的人性个别差异现象，就无法解释。

再就还原论而言，早期结构主义的意识元素分析的构想，与后来行为主义主张的S-R心理学，在性质上均属还原论取向。反对还原论最力的是完形心理学与人本心理学，前者主张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合，认为整体分解为部分之后即失却原来整体的意义；人本心理学反对元素论，主张要了解人性就必须研究完整的个人，不能采分析方法或仅只研究人的片段行为。现代心理学中主张还原论者多系采心理生物学取向的心理学家。他们主张将复杂的行为还原到生理基础上，企图从大脑的神经功能去寻求行为的根本原因，此即新近特别受到重视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取向。有人乐观地认为（如Wilson，1998），认知神经科学发展下去，将来可能使心理学一向理论纷歧的现象消失，而成为真正理论统合的科学心理学[12]。但也有人持相反看法（如Glassman，2000），认为如以神经生理做为解释复杂行为的唯一因素，势必陷入行为主义以偏概全的覆辙[5]。甚至有的心理学家认为，认知神经科学所采还原论取向，非但无助于科学心理学家理论的统合，且极可能因研究取向过于窄化而伤害其自身的发展。美国心理学家罗宾斯等人(Robins et al.，1998)，曾分析美国出版的四大心理学期刊内引用现代心理学四大理论取向（人本论取向除外）研究论文的次数，据以观察自1967至1995年之间各思想流派的兴衰趋势[4]。结果发现，在此28年期间，行为论取向研究论文被引用次数呈逐年下降趋势，精神分析取向研究论文被引用次数一直维持不增不减的低水平，而认知论取向研究论文被引用次数则大幅成长。此等现象本在意料之中，但令研究者意外的是，以心理生物学取向为基础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论文，在心理学重要期刊中被引用的次数并未显著增加。后经进一步分析其他学术期刊发现，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论文多被引用在心理科学以外其他自然科学的学术期刊中。因此，罗宾斯等人忧心地指出，如此一现象持续下去，认知神经科学非但不能承担统合科学心理学理论的大任，甚至它本身将来很可能从科学心理学领域中分离出去，一变而成为生理学的一个分支。

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之所以未能受到科学心理学足够的重视，主要原因在于其解释人的行为时过份重视客观的生理基础，而忽略了行为背后的主观心理历程。以构成认知基础的知觉经验为例，知觉是以神经生理为基础的感觉转化而成的纯心理历程。神经生理传导的外在讯息虽是客观的，但经感觉转化为知觉反应时，却是主观的。原因是知觉乃是个体对外在讯息予以选择、组织与解释的历程；选择、组织与解释三者都是主观的；既属主观，知觉反应自将是因人而异。质是之故，还原论的理念只能用于解释以生理为基础的简单行为，无法藉以了解复杂行为背后的真正原因。

3　舍牛顿幻想重塑科学心理学新形象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心理学自百多年前脱离哲学之后，成长发展的路途相当难辛；既未将自身与哲学之间的脐带切断，更未达到成为独立科学的愿望。造成心理学发展困境的因素虽多，而自始即缺乏独立意识可能是阻碍其发展的主因。近代物理学的伟大成就，使心理学家由羡慕、嫉妒进而以自然科学家自居，不啻将心理学的大车开进了窄胡同。心理学史学家黎黑(Leahey，1997)指出，心理学家就在此种心态下，使心理学界由物理羡妒(physics envy)而衍生了牛顿幻想(Newtonian fantasy)[13]；幻想心理学界终会有一天出现牛顿，将心理学带到与物理学同样风光的地步。其实，这是心理学界倒果为因的看法；牛顿的伟大是由于他提出的万有引力论使人类的世界观改变；心理学始终理论纷歧，自然难有牛顿出现。近年来心理学界开始对传统心理学取向检讨反省，思考如何舍弃牛顿幻想而重塑科学心理学新形象。惟反省方向尚未形成共识，以下所论是笔者对此问题思考的两点浅见。

3.1　改方法前提取向为人性前提取向

牛顿幻想表现在心理学研究上，就是科学方法前提取向，强调只有符合科学方法者才被视为心理学研究的题材；如爱情虽被视为人生大事，但科学心理学一直未曾将爱情当做研究主题之一，原因是爱情属主观感情的内在经验，不符合科学方法客观理性原则。科学方法前提取向窄化心理学研究范围的作法，导致其发展陷入困境。美国心理学家罗宾逊指出(Robinson，1985)，现代心理学面临“科学”与“非科学”取向强迫选择的两难[2]；选择科学取向，就必须放弃内在主观经验，选择包括内在主观经验，就必须承担心理学不是科学的缺点。在此两难困境下，就产生了现今流行的各类主题兼容与科学及非科学方法并蓄的折衷主义取向。基于此义，笔者建议今后的科学心理学宜改方法前提取向为人性前提取向，并将心理学的定义明订为“心理学是研究人性的科学”，适可与“自然科学是研究物性的科学”相对，以彰显心理学的特性。至于人性一词的意涵，笔者认为宜包括四方面概念：(1)人性所指为全人，心理学研究应包括人性表现的内在与外在一切活动，心理学研究虽以外显行为为起点，但研究目的则旨在了解内在的人性；(2)人性异于天性，人性包括天性与习性，是天性与教养的融合，先天遗传的特质与后天环境中受社会文化影响而获得的一切心理特质，均应视为心理学研究的题材；(3)人性异于物性，物性循自然法则变化，只须按客观合理方向解释即可，对人性变化的解释，除同时考虑客观与主观两面之外，又须兼顾合理与合情，合理合情是人性，然合情不合理也是人性（如情人眼里出西施），甚至合理不合情也是人性（如赌性难戒）；(4)人性的异质性大于同质性，人性个别差异之外又有团体差异，而人性的差异除少部分由先天决定外，大部分是后天环境中受社会文化影响养成的。基于对人性的全面认识，今后的科学心理学在研究方法选择上，自应调整以往偏重客观、量化及控制实验等狭隘的科学方法取向，而改采多元取向，配合人性的多层面去选择设计适当的方法。因篇幅所限，以下仅就社会文化影响人性的观点，浅述今后国内心理学发展的取向。

3.2　改文化移植取向为本土文化取向

心理学原为西方的产物，就综合前文所论心理学发展的困境看，西方心理学本身已觉醒到以往自然科学取向的不当，而开始思考调整未来的方向。基于此一认识，国内心理学今后的发展，势不能再如过去那般采全盘西方文化移植取向，而改采本土文化取向，在本土文化基础上研究国人的人性特质。近年来国内少数心理学家提出本土心理学的构想，因“本土”一词与“本地”易生混淆，笔者以为用“本土文化”更为适宜。理由是人性表现在行为上的特质，除少部分决定于先天因素外，大部分是在后天社会文化环境中养成的。是故，影响人的行为特质者是“本土文化”因素，而非“本地”因素。“本土”带有“本地区”意涵，居于同一地区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行为表现上未必相近，而分居不同地区但具有相同文化背景者，在行为表现上却仍有其相似之处（如各地回教徒皆不食猪肉）。因此，心理学取样研究时，不宜采同地区为标准，宜以文化同质性为标准。至于文化一词的意涵，最简单的解释是，同一社会群体的人，经久在传统与学习环境下所形成的带有独特性的思维、信念与生活模式。文化具有范围性与多样性，其范围可大可小，在全国主流文化之下，可分为很多性质不同的次文化；诸如种族、宗教、家族、社团甚至一座工厂、一所学校、一个家庭等，均可视为次文化群体。

前述本土文化取向，意在说明今后国内心理学研究取向的大原则，在实际进行研究时，未必一定要以全国主流文化为对象，也可采群体的次文化或采群体中的个体为对象。惟对研究结果进一步解释时，就必须考虑到个体的生活经验及文化背景，否则对其行为背后的原因就无法了解。目前国内大学研究生的论文，多数未能做到这一层：无论实验研究或相关研究，都是对受试行为反应用统计分析方法解释数据之间的关系，而不能对行为背后的人性特质做进一步探讨。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与古德曼在多年前即研究发现(Bruner & Goodman，1947)，在相等距离条件下，儿童们所绘的一元银币图形，其面积大小不同[14]。经分析儿童文化背景发现，扩大银币面积的儿童系来自贫寒家庭；这现象显示贫寒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对金钱有不同的价值观。另有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同样一幅“鸭头兔首”暧昧图形，生长在英语文化的人，第一眼所见多为兔首，而生长在中东闪族文化的人，第一眼所见则多为鸭头(Glassman，2000)[5]。原因是两种文化的文字结构不同，闪族文字与英文相反，是由右而左横行书写的。台湾原住民阿美族的儿童，入学后无法学习加减法进位与借位的演算，原因是在他们的文化中没有十位数以上的序数概念。由此可见，本土文化是影响行为表现的重要因素。

本土文化取向并非文化本位主义，在态度上并不排斥西方心理学思想。只是强调放弃以往全盘西化的作法，改而选择性地吸收西方心理学的精义，在本土文化基础上发展属于自己的心理学。这像农业现代化一样，西方现代农学的理论与技术均应吸收，吸收来配合国内各地气候土壤载培国人需要的农作物，如此方可达到国内农业现代化的目的。至于国内心理学家实际从事心理学研究时，笔者认为宜有两大取向：第一大取向为理论心理学本土文化取向，在此取向下宜采三种方式进行：(1)对西方现代心理学中基础性的知识与方法仍可直接采用，因其与文化因素关系较少；诸如生理心理学、心理统计学、心理测量学、心理测验编制及心理实验设计等方法均属之。(2)在本土文化环境中验证西方重要心理学理论，从而建构新理论，用以推论解释国内同质文化下人的行为。以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为例，该理论虽具权威性，但因在基础上偏于生物学取向，未考虑社会文化因素，而被批评为美中不足。中国心理学家可采用皮亚杰创用的临床法，在国内以同质性文化环境中的儿童为样本，验证皮亚杰的理论，并在研究结果分析时纳入社会文化因素。在此情形下建构的认知发展理论，才能用以推论解释同质文化环境下样本以外儿童的认知行为。(3)根据同质性文化环境内国人行为的某种特质，进行探索性研究，并建构原创性理论，从而彰显中国心理学的特色。第二大取向是应用心理学本土文化取向，在此取向下宜采两种方式进行：(1)原则上参照西方心理学在这方面所发展出来的理论与方法，经过研究了解汇集经验而发展出适用于国人的应用心理学。(2)在实际研究时宜采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在积极方面，研究并发扬国人的传统优良心理特质，从而提升人口素质，促进社会进步；在消极方面，针对国内因社会急遽变迁所产生的一些人与环境、人与人、人与事以及人与己等关系适应的困难问题，研究解决与预防之道，藉以灭少社会问题。因篇幅所限，以下试从应用心理学领域内教育心理学今后在国内的研究取向，就多年来所历、所思、所感的一得之愚，提供同界学者先进参考指数。

教育心理学是应用心理学中发展最早的一门学科。无如在20世纪初因受行为主义根据动物实验所建构的学习理论影响，致使教育心理学有很多年在学校教学上缺乏实质的贡献。直到60年代认知心理学与人本心理学兴起后才有所改善。笔者在1996年出版的《教育心理学——三化取向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即系兼采西方心理学思想精义及本土文化中教育需要的一种尝试。最近笔者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孟庆茂教授合作推行的四会能力教学计划，就是在应用心理学本土文化取向下所从事的一项教育改革构想。四会能力是指教师在教学时能以知、情、行、意四种心理特质为基础，教会学生四类能力：(1)学会主动求知能力，能教得学生被动受教外亦能主动追求知识；(2)学会身体力行能力，能教得学生手脑并用，能知复能行；(3)学会好学乐群能力，能培养学生好学精神，并乐于参加群体活动，分享团体努力的成就；(4)学会自我发展能力，能教得学生由了解自我与认识环境从而建立自己的志愿与理想。在理论上，四会能力教学是综合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心理学思想精义所形成的本土文化取向教学改革计划。前者所根据的是孔子的“知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者不如好之者”的说法，并兼采荀子“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的观念。后者采现代西方心理学中认知主义重知、行为主义重行、人本主义重情与意的主张。综合古今中外心理学思想可知，知、行、情、意四者是人性的重要特质；了解并发扬此等人性特质，同样是古今中外教育的理想。四会能力教学即旨在以知、行、情、意为心理基础改革中小学的教学，以期突破以往教师本位教学且偏重教学结果的缺点，改变为以学生为中心且重视学习过程的新观念。因此，在理论上四会能力教学计划是既合于中华文化传统，也合于现代心理学思潮的教育计划。希望此一小型教育改革计划能引起国内心理学界批评讨论，设计出更好的方法研究改进学校教学，从而促进本土文化取向应用心理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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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mith，P.B，& Bond，M.H.Social psychology across cultures:Analysis and perspectives.Hemel Heman，Herts:Harvester Wheatsheal，1993

行为心理学论文篇5

基于这样的发现，进化心理学给予了如下两种理论假设，分别是“父亲身份不确定性假设”和“择偶机会代价假设”。所谓“父亲身份不确定性假设”，是指人类女性体内受精的繁殖方式，使得女性可以完全确信自己生育的后代携带有自己的基因拷贝，而男性却没有这样证明其父亲身份的生理确认机制。这种男性对自己父亲身份的疑虑将导致男性在对后代的投资上相对于女性更加保守。这种父亲身份不确定性所塑造的繁殖策略在祖辈身上经历了双重的影响而被放大。外祖母因为最能确认自己对孙辈的身份，因而提供的隔资最多，祖父由于经历了对自己儿子以及儿子对孙辈身份的双重不确定性，对孙辈的投资最为保守。有关为什么外祖父会成为比祖母投资更多的人，DeKay认为:年轻一生性背叛的可能性比年老一代更高，所以祖母身份的不确定性比外祖父要高，因为祖母这种不确定性的来源发生在年轻一代身上。

笔者认为这种年轻一代父亲身份不确定性更高的原因更可能是相对于祖母和孙辈来讲，外祖父和自己女儿相处的时间更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通过各项遗传指标来确认女儿是否携带自己的基因。正是基于主观性上的确认程度差异而不是客观存在基因遗传概率，塑造了外祖父比祖母投资更多的繁殖策略。所谓“择偶机会代价假设”，是指女性在较长的孕期、分娩期、哺乳期等生育过程中因为承受风险以及在此期间丧失的其他繁殖机会，使得她们只有确保其后代的存活率及提高繁殖的质量，才能保证她们基因的有效延续并获得繁殖成功，正是女性繁殖的高代价决定了其对后代高投资的繁殖策略。由于外祖父母帮助女儿来完成对孩子的投资，因此，他们隔资的策略更接近女儿的繁殖策略，即通过高投入保证孙辈的质量，来提高女儿作为孩子母亲的繁殖成功。祖父母则更接近父亲的繁殖策略，与关心孩子的质量相比，他们更关心拥有孙辈的数量。

基于以上的理论假设，进化心理学家在几种文化背景下展开了实证研究，DeKay在美国的研究，Smith以及Littlefield和Rushton在加拿大的研究，Russell和Wells在英国的研究，Euler和Weitzel在德国的研究以及Steinbach和Henke在法国与德国进行的跨文化研究，都发现了进化心理学理论所假设的隔资的系统性差异。尽管这些研究都无法在进化史的过程中对进化心理学提出的假设给予历史性的证明，但根据进化心理学“最优性”的方法论前提，只有在相信以上理论假设的基础上，才能对这些在当下取得的经验数据给予完美的解释。从这个角度上看，似乎进化心理学理论在隔资领域上由于其发现的跨文化共性和强大的解释力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是，较近的一些跨文化研究却打破了进化心理学理论对隔资研究的统治性地位，进化心理学对跨文化差异性的解释效力遭到了质疑。

尽管以上研究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但这些研究主要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展开的。由于这些国家文化的组间变异性较小，不足以起到足够的代表性作用。同时，由于进化心理学家假设隔资作为一种繁殖策略是人类具有的共性，因此很多研究都忽略了对被试人口学变量的组间分析。2000年Pashos展开的跨文化研究在德国和希腊城市发现了进化心理学理论所预测的隔资模式，但在希腊乡村地区却只发现了隔资的性别差异，而没有发现隔资的系别差异。其描述统计的研究结果显示，提供最多隔资的是外祖母和祖母，其次才是祖父和外祖父。2012年笔者在中国本土化背景下取得的数据也发现了与希腊乡村类似的模式。这样的数据结果，给进化心理学理论提出了棘手的问题:如果隔资是一种独立于文化的进化设计，那么，这种在希腊发现的城乡差异以及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跨文化差异又该如何解释?

二、文化论模型对隔资预测的问题

在进化心理学理论对隔资跨文化差异的解释出现困境之时，文化论的观点很自然地成为诉诸于解释这种差异的思维方式。这使得我们有理由假设隔资模式在群体间的差异是不同群体文化差异所致，而并非进化设计的结果。如果对不同群体所在的文化中可能影响隔代关系的因素进行考察，并能发现其对隔资模式具有预测性的话，那么文化论的观点则会取代进化心理学理论成为隔资领域的优势理论。有关文化与心理之间的关系，主要存在文化心理学和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两种取向。文化心理学认为心理是文化的投射，是那些指导和确定思想、行为的社会文化模型被内化为个体心理模型的结果。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则认为，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存在着双向互动，心理与文化是一种彼此建构的关系。但是，无论是把心理视为文化的投射物，还是把心理与文化看作为彼此互动的建构，在文化论者眼里，心理模型应该与文化模型保持一致性的关系。因而，隔资行为中的不同文化下的个体心理模型与其文化模型应该是具有一致性的。

基于以上逻辑，哪位祖辈会对孙辈进行更多的隔资，应该与文化观念中的祖孙关系保持一致性。在此基础上，笔者展开了本土文化中隔资观念的实证研究。研究以问卷的方式调查了中国本土412名被试，了解他们有关“中国文化背景下祖父母与外祖父母对孩子的投入应该如何”的认知状况，同时收集了这些被试实际上接受的隔资相关数据。统计结果发现，研究对象认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对孙辈投入最多的应该是祖母，其次是祖父，再次是外祖母，最后是外祖父。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文化背景下隔资的系别差异与性别差异均显著，被试认为祖父母应该比外祖父母对孩子投入更多，祖母和外祖母应该比祖父和外祖父对孩子投入更多。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412名被试实际上接受的隔资却呈现出不一样的模式。在性别方面，观念中与实际中的隔资保持了一致性的关系，即女性祖辈提供的隔资大于男性，但是在系别方面，尽管大家认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祖父母应该对孩子投入得更多，但实际上祖父母与外祖父母所提供的隔资并不存在着显著性差异。通过表1所示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实际上的隔资模式与文化观念中的隔资模式并非保持一致性的关系。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人的心理在接受文化的投射或与文化的彼此互动中形成了对隔资理念的文化观念，但是，这种文化观念并没有完全指导文化中个体的隔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论模型也未能很好地预测本土化背景下的隔资模式，因此，也不能单独作为解释隔资跨文化差异的理论取向，取代进化心理学模型成为隔资领域的优势理论。四、进化因素与文化因素对隔资交互作用的探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无论是进化心理学模型还是文化论模型都无法单独地、很好地解释隔资模式的跨文化差异问题，成为该领域的优势理论。由于进化心理学和文化论的研究，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在对人类的心理与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解上都存在着显著分歧，容易让人们把二者放在一起去比较。人们在比较中往往更加关注其观点中相互对立的方面，而对二者如何共同塑造人类行为的交互作用方面，始终缺乏理论性的建构。

在此基础上，笔者在控制各种文化间可能存在差异变量的情况下展开了本土化背景下隔资的实证研究，尝试弥合这种进化与文化之间的矛盾，对进化与文化对隔资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进行探究。研究发现，在本土化背景下存在明显的“父系为中心的居住偏向”，在所取数据中有33.7%的被试和祖父母一起居住，和外祖父母一起居住的仅占0.5%。这种父系为中心的居住偏向很可能通过影响孙辈对隔资的资源可获得性掩盖了本应由进化塑造的系别差异。当排除居住方式的影响后，本土化背景下的隔资模式展现出了和西方文化背景下同样的母系亲属的隔资大于父系亲属的系别差异，这与进化心理学的预测一致，这也证实了文化因素掩盖了进化作用的假设。Euler和Weitzel在德国的研究，由于没有发现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与孩子居住之间的距离存在差异，仅把居住距离当做干扰变量进行讨论，但通过他们的研究可以发现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至少是在德国不存在与中国相似明显的“父系为中心的居住偏向”。对于我们所得出的中国本土化背景下的隔资模式与希腊乡村的研究结果呈一致性的现象，可以理解为某种相似的文化因素恰好弥补了本应由进化所造成的母系隔资大于父系的系别差异，即本土化背景下和希腊乡村的隔资模式是进化因素与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Pashos在对希腊乡村取得数据结果的解释时，也曾谈到希腊乡村存留的父权文化使得祖父母相对于外祖父母与孙辈的居住距离更近，而在希腊城市这种居住距离的差异并不存在。

由于Pashos采用3点评分衡量祖孙居住距离，过分简化了居住对隔资的影响，尤其是没有把“祖孙同居”作为一种衡量指标，而“祖孙同居”对隔资存在一种“情境性的强制力量”，因而，Pashos没有发现文化中的居住方式对隔资的影响作用，而是回到了进化心理学理论的老路。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隔资行为是“进化”与“文化”共同塑造的结果，任何一个理论模型都不能单独地、很好地解释跨文化的隔资行为。进化因素与文化因素对隔资的塑造存在某种程度的交互作用，进化提供了隔资行为作为繁殖策略的先天性倾向，而文化因素通过影响文化内个体的生活方式最终影响人的投资行为。五、文化论模型的作用机制与进化心理学理论的效度边界在“进化”与“文化”存在交互作用的假设下，进化心理学理论与文化论在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方面，逐渐由对立趋向了接纳和融合。因此，我们可以把隔资领域作为理解“进化”与“文化”交互作用模型的窗口，去反观进化心理学理论与文化论模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而为综合性地考察人类行为提供建构性的视角及思考。

行为心理学论文篇6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著名服装心理学、文化研究学者苏珊•凯瑟在2012年出版了《时尚与文化研究》(FashionandCultureStudies)一书，该书成为她自1997年出版《服装社会心理学》(ClothingSocialPsychology)（修订版，第一版出版于1985年）一书后又一本服装文化研究方面的力作。该书从文化研究的视角，以民族、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身体等不同主题为线索，援用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的交叉性理论，通过大量有关时尚的跨文化研究案例，认为文化研究有赖于时尚来证明其变化性和持续性、研查身份与差异、能动性与结构、生产与消费，并探讨了时尚与种族、民族、阶级、性别、性取向、身体等概念之间交叉互动的方式与途径。通过对两本书进行整体性比较，不难发现这两本书在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既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也有明显的不同，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相对于《服装社会心理学》，《时尚与文化研究》中的服饰文化研究思想发生了明显转变。这种转变可以简单总结为，从服装社会心理学到服装文化学、从二元论到多元论思想、从语境研究到交叉性研究（从情境中的符号互动到时空交叉）。

一、从服装社会心理学研究到服装文化研究

总体来说，苏珊•凯瑟的《服装社会心理学》是一种以社会心理学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以人们的着装行为为研究对象和核心内容的综合性研究，该书主要运用社会心理学中有关情境的理论探讨着装和外观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及其影响。社会心理学是一种交叉学科，受到来自心理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的影响，但是无论普通心理学还是社会学都无法代替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主要研究宏观社会因素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普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个体差异、个体背景和特点导致的行为，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是具体社会情境对于心理和行为的影响，这是社会心理学不同于其他心理学科最重要的一点。《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基本上就是围绕人们着装的各种“情境”问题展开论述的，如本书副标题“情境中的象征性外观”所示。理解了这一副标题也就抓住了全书的研究理路和理论基础，即从情境的角度分析外观和着装行为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及其影响。

在论述过程中，该书先是对情境中的象征性外观进行概述，主张从符号互动观论、认知观点和文化观点出发研究服装在各种情境中的社会意义，从而使服装情境的研究从简单的个体生理认知扩大到团体、社会、历史和文化层面。除了对心理学情境论的运用，该书还援用了社会心理学中的符号互动论（SymbolicInteractionism，也称象征互动论）和身份理论，对管理个体外观和团体外观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阐述，尤其是人们如何利用外观管理来塑造和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如何利用外观来与族群或团体中的其他人产生互动等方面的问题。符号互动论是典型的社会学研究理论。

该理论源于芝加哥学派的米德（Mead），他首先提出了“符号互动”这个理论概念，认为人们对事物的行为基于人们赋予这些事物的意义，这些意义来自于社会互动，并在解释的过程中不断加以修正。随后符号互动论学者对这一理论观点继续补充完善，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代表学者是布鲁默（Blumer）。布鲁默认为，人类对事物（包括其他个体）的行为基于人们对这些事物及个体意义的认识。事物的意义来自于个体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各种意义在阐释过程中得以把握和更正，个体也在这一过程中处理他/她所遇到的各种事物。

此外，按照布鲁默的理论，个体之间的互动也基于一种自发，这种行为也基于行动者归因于各种社会客体和/或符号的主体意义。所以，个体行动者会以他们在各自相关情境中归因于各种客体和符号的意义为基础来调节自己的行为。苏珊•凯瑟在《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中将这些社会心理学符号互动理论运用到对人类着装动机和着装行为的分析理解之中，探讨了外观在各种情境（如历史情境和文化情境，尤其是后者）中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身份理论是除情境论、符号互动论之外社会心理学重要的理论论述，也是苏珊•凯瑟在《服装社会心理学》和《时尚与文化研究》这两本书中重要的理论支柱和研究内容，作者在这两本书中无论是从何种情境（历史情境、文化情境、团体/个人情境等）研究出发，其最终的落脚点都离不开各种情境下人的着装心理、动机和行为对个体或者团体身份的建构、塑造及其影响。

因此理解身份理论的概念及其基本理论观点对于把握该书体现的服饰文化思想也具有重要意义。身份理论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详细说明附加于各种身份之上的意义如何通过互动进行商讨和管理。身份理论家尤其关注各种身份如何彼此相关（鉴于它们被带入到各种情境中的可能性、它们对个体的核心性和重要性），以及各种身份如何与角色表演（或行为）、情感（各种感情）、身心健康（如压力、焦虑和抑郁）、自我概念（如自尊、自我效能及本真性）和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在《服装社会心理学》第三章“服装、外观与社会角色的性别结构”中，作者就从情境观的视角入手，着重探讨了在日常的两性关系中，各种社会情境对重新构造两性关系和定义的意义，认为人们普遍认同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意义，会随着社会、历史及文化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动。

二、从二元论思想到多元论思想

随着苏珊•凯瑟从服装社会心理学到服装文化研究的学科转移，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方面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从二元论思想到多元论思想的转变。《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中，苏珊•凯瑟对于多种情境下人们进行外观管理进行的论述中，二元论思维模式显而易见。以第三章“服装、外观和性别角色的社会意义”为例，该章论述了外观管理对男女两性性别角色社会建构的影响和作用，首先她从历史的角度阐释了不同时代男女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差异造成的性别角色和外观管理方面的差异，继而指出，根据传统观念下对男女两性性别角色进行的人为二分法（积极对消极），并以此来探讨外观与性别角色的社会意义。然而，在《时尚文化研究》一书中，多元论的思考及论述模式取代了这种明显的二元论思想。

首先，该书在文化学者杜盖（DuGay）1997年提出的“文化循环”的基础上，提出了“风格-时尚-装扮”循环，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分析了文化在服装生产、销售、调节、消费、身份建构等各个环节之间的流动。这一理论建构打破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而充分体现了时尚与文化之间的多元互动特征。作者在该书的第一章指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过于简化差异，限制了从多角度多层面对关联因素和交叉因素进行分析。

因此，作者希望“借用时尚研究和女性主义文化研究中思考时尚的方法、概念、比喻和模式。其目的在于向简单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线性（直线型）思维和本质主义（注定性、固定性、有限性）思考时尚的方法提出挑战。”与此同时，她认为，研究时尚是一种并列关系的行为，而非非此即彼的取舍行为。时尚的成长壮大靠的是矛盾（相互冲突的真知灼见）和含混（彼此冲突的情感）、知识与情感的比肩而立。将时尚和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理论结合起来有助于中断、模糊和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女性主义理论家所一贯诟病的二元对立关系之一就是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对立。原因在于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限制了人们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思考性别问题，并使与权力相关的等级制度永久化，使男性优先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存在。

由此,在该书第六、七、八章中，作者援用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feministtheory）、同性恋理论（queertheory）和跨性别理论（transgendertheory）寻求解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的二元对立，并借此批判了社会性别甚至生理性别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多元论和差异性，进而论述风格-时尚-装扮对于性别身份塑造的社会及文化意义。该书第六章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二元对立关系的解构体现了苏珊•凯瑟的多元论思想。这一章的题目《性别时尚，塑造性别：超越二元对立》就是对这种解构思想的最好明示。作者认为，在当代语境下，每一个概念的构成都是二元对立的，即男性与女性、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异性恋与同性恋。然而，社会性别不是孤立的，它所处的概念系统中包括生理性别（sex）、社会性别（gender）以及性取向（sexuality）。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完全对立起来是不恰当的。

女性主义生物学家安妮•福斯塔托-斯特林（AnnexFausto-Sterling）指出，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简单的进行二元对立是对其两者之间复杂联系的简化与模糊。生理性别也在文化进程中有所体现，且在不同领域中需要对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放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另外在性取向等研究中都不能将两者简单地对立起来。在大的文化情境中，无论是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两者的关系都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特别是将其与风格-时尚-装扮联系起来的时候，更要以多元的视角进行全面思考。对于异性恋与同性恋之间的二元对立，苏珊•凯瑟则更多的援用同性恋理论和跨性别理论，用跨性别者（transgender）、变性人（transsexual）、双性人（bisexual）等各种性别模式及其变装（cross-dress）、异装（transvestism）、换装（drag）等着装风格阐释了异性恋和同性恋二元对立之间的模糊性、不稳定性及其可解构性。她认为，同女性主义理论和酷儿理论一样，风格-时尚-装扮分别向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的分类方法提出挑战，并使其失去稳定性。

从视觉或其他方面来看，风格-时尚-装扮表明，至少有一部分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积极参与到社会地位的建构过程之中；无论是社会性别还是生理性别都不能作为完整的生物本质，因为二者中任何一方的话语表述都会因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改变。简而言之，苏珊•凯瑟希望利用风格-时尚-装扮这一文化循环搭建一座桥梁，弥合个体的心灵、身体和身份之间的距离，从而进一步突破本质主义、二元对立和线性思维架构的束缚，朝着多元文化方向发展。

三、从情境中的符号互动到交叉性研究

前面提到，对《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从符号互动论、认知论和文化研究的角度探讨了外观在各种情境（如历史情境和文化情境，尤其是后者）中所具有的社会文化意义。对于“情境”问题的研究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出发点。但是，在《时尚与文化研究》一书中，这种情境论已经完全让位于交叉性研究，尤其是对时间和空间的交叉性研究。文化研究的交叉性理论和女性主义社会学理论密切相关，同时也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1989年金波丽•克伦肖（KimberléCrenshaw）首次为这一理论命名。交叉性理论旨在研究各种生物、社会和文化类属，如性别、种族、阶级、性取向、等级制度以及其他身份互动的核心内容，这些内容存在于多个层面、且常常具有同时性，有助于系统的非正义和社会不平等。该理论认为，社会中各种典型的和压迫有关的概念，如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同性恋恐惧症、变性歧视以及基于信念的偏执狂都不能独立存在发生作用。反过来，这些压迫形式相互交织，形成一个能够表达多重歧视方式、具有“交叉结构”的压迫系统。不过也有一些学者从更大的范围来定义交叉性理论，认为该理论是一种“种族、阶级、性别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常常导致出现各种形式的不利之处。”

此外，压迫的各种文化形式不仅彼此相关，而且被捆绑在一起，受到社会交叉系统的影响和牵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种族、性别、阶级、能力和族群。因此，理解了交叉性理论的社会背景和主要理论诉求，也就不难理解《文化与时尚研究》一书中关于时尚与民族、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身体等问题的交叉、互动及重叠关系的研究，那么脱离了情境论的研究方法，苏珊•凯瑟在书中又是如何阐述这一复杂的交叉互动关系呢？

在《时尚与文化研究》的第一章，作者就指出，时尚是一个牵涉多重视角和方法的复杂过程。时尚既非事物也非某物之本质。时尚是一种在浑浊但仍有希望之未来水域中商讨、探索和驾驭的社会过程。随着身体在时间和空间中运动，时尚得以实现自身。时间和空间既是抽象的概念也是其活动背景：识别并表现自我身份的过程碰巧与识别并表现自我时空的过程相吻合。其结果证明这一识别并表现自我身份和自我时空的过程是一种在多重含混和矛盾因素中商讨应对的持续挑战。与此同时，时尚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穿越各种疆域。它持续挑战着每个人对自我身份的视觉和物理认知，以及这一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之间如何相关联。

关于时尚与文化的关系问题，苏珊•凯瑟认为，时尚和文化一样，既是一种社会过程也是一种物质实践。时尚和文化都是不断变化的过程，又具有持续性。这种同时性过程非常复杂、甚至相互矛盾。或然的（非此即彼）思维方式（如：改变或延续）不足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时尚与文化的运作方式。反过来，思考时尚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需要一种并列的思维方式（如：改变并且延续）。既然时尚和文化同时在经历改变和延续这一持续不断的过程，也许时尚可以被理解为“延续中的改变”（changewithincontinuity），而文化则展示了强调“改变中的延续”（continuitywithinchange）的各种实践行为。每一个概念都用自己的方式，提供了一种清晰把握这一同时性的途径：各种不同的观念或过程如何共存且保持动态交往的关系。

行为心理学论文篇7

英国学者查尔斯•斯诺(C．P．Snow)在《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中认为:“在当代，西方的学术与知识已日益分裂为两种截然对立的群体，这两个群体间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研究的方式和手段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两个群体在某些基本的观念、理念及信念上也常常处于互相对立的位置，甚至是心存敌意或反感，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无法理解的鸿沟。”［9］而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分裂与对立的现象常被称为“斯诺命题”。“斯诺命题”不仅表现在其他学科中，在心理学中也普遍存在，有学者就认为，心理学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学科，科克(1985)就认为:“心理学自一百多年前脱离哲学以来，一直想成为严格意义的科学，但因受到其本身条件限制，终究也未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10］美国心理学家斯宾塞(1987)也担忧地认为:“在我一个最可怕的恶梦中，我预见到心理学组织机构的解体，实验心理学家被发配到正在兴起的认知科学学科中，生理心理学家愉快地到生物和神经科学系报到，工业和组织心理学家被商学院抢走，心理病理学家在医学院中找到了他们的位置。”［11］这种不统一或者分裂的根源其实就是科学心理学中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立，这一心理学中的“斯诺命题”蕴含着心理学不同的立场、主张和取向，尤其表现在科学观、价值观及方法论上。就科学观而言，科学主义取向与人文主义取向是相对立的，这种对立表现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哲学假设上。心理学的历史已表明，心理学之所以能被给予较高的科学地位，能在科学的殿堂谋取一席之地，是因为它所持有的立场是自然科学取向的，科学主义心理学正是冯特创建心理学早期以及冯特之后所致力发展和建构的心理学［12］。这种心理学采用了自然科学的物理主义世界观和实证主义方法论，即认为心理世界与物理世界同样是一种实在，它“就在那儿”等着人去发现，这种物理主义倾向持有一种对心理现象的物理主义图景的理解，遵循主客分离、还原主义、机械决定论、价值中立等原则和立场。物理现象可以按照进化的阶梯排列为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等，排在上端的科学解释可以向下端的科学解释还原。那么，遵照物理主义的世界观，心理现象也可以还原为最基本的元素，早期的冯特和铁钦纳就将意识还原为心理元素，试图寻找由心理元素构成的心理规律，行为主义者则将行为还原为一种物理和化学刺激引起的另一种物理的和化学的反应。由于科学主义心理学秉承自然科学的衣钵而将人性“物化”，忽视人性的主观自觉性，没能全面地揭示人的心灵，因而，不是一个全面的研究范式。人文主义取向的心理学与科学主义取向的心理学相对立，正如车文博(2003)先生所讲:“目前心理学的研究发展已经超越了以往狭隘的定义，已经从关注实验室中的人，转化到了研究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和理论问题。”［13］建立在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基础之上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就是这样一种心理学体系，它反对对完整的人进行抽象的分割和歪曲以及以坚持客观性为名否弃人的主观性的地位，主张应肯定人是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存在，回到经验主体本身，确立人的主观经验的真实性，研究人的价值、尊严、自由、责任、选择、人的意义等与人的现实存在有关的问题。人本主义心理学将人本主义的世界观、问题中心论的科学本质观、人文科学的研究取向、直觉主义的人本学、整体主义的研究路线和非决定论的心理学解释框架等看作是其基本特征。尽管科学主义文化与人文主义文化都对心理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学科发展提供了“硬研究纲领”。然而，对实证研究的极度迷恋，致使心理学陷入了方法先于问题的怪圈、科学观与方法论的对立以及学术研究者与实践应用者相割裂的尴尬局面。对人文研究的过度依赖，又使心理学陷入内省的主观心理主义，对自我实现的类似本能的追求极易使心理学陷入本能还原论［14］。因此，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采取的客观研究范式和主观研究范式，始终未能真正完全地跳出二元思维的桎梏:客观研究范式以实证主义为论调，将心理学研究对象物化，走向了客观主义;主观研究范式以人文主义为论调，将心理学研究对象非理性化，走向了主观主义。心理学的两种文化都不能从根本上承担起对心理学的完全理解，他们只是揭示了人类心灵的一部分内容而不是全部。此时，西方心理学者已经认识到这种局限，受世界多元文化论的启发，有学者预示着第三种文化在心理学的崛起。

(二)第三种文化的崛起———新的视域融合

行为心理学论文篇8

分类号 B849-09

1 引言

早在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而获得独立之时，心理学的文化性质就得以初步表达。冯特把心理学研究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以基本心理过程为研究内容的个体心理学，二是以高级心理过程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心理学。民族心理学就成为文化心理学的早期形态。此后，实证的个体心理学作为西方心理学的主流得以蓬勃发展，而民族心理学作为“第二心理学”（the second psychology）一直为自身的合法地位而努力[1]，只是近年来才受到广泛的重视，文化心理学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研究形式。

文化心理学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其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文化心理学的理论和形态也在发生变化，如早期的跨文化心理学，晚近的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等[2]。关于文化心理学的内涵国内已有许多讨论[3~5]，这些讨论大多是从对比文化心理学与西方主流心理学这一角度开展的，从二者对比中揭示了文化心理学的诸多特征。本文尝试从另一角度分析文化心理学的基本内涵。从文化与心理学的结合途径来看，文化心理学实际上具有双重内涵。文化心理学一方面从研究对象的文化特征入手，尝试从文化视角理解人类的心理行为，以实现心理学研究内容的扩展；另一方面则从研究者的文化负载入手，力图揭示心理学的文化历史根基，以实现心理学理论思维的变革。一种内涵可以表达为“文化心理”学，以“文化心理”为主要研究内容；另一种内涵可以表达为文化“心理学”，以“心理文化”为主要研究内容。这两个方面构成了文化心理学的双重内涵，划分并考察两个层面的关系是文化心理学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2 文化心理：考察研究对象的“文化心理”学

文化心理的研究从研究对象入手，力图扩展主流心理学关于研究对象的设定，把心理行为看作特定文化的产物，重视各种文化条件下的心理行为的独特性。文化心理研究基于这样的认识，即人类心理行为是文化历史的产物，与特定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无法脱离文化历史背景进行理解。传统的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心理”概念应该有一个改变，由“统一心理”变为“建构心理”，由“普通心理”变为“文化心理”，由“mind”变为“mentality”[6]。

文化与心理的关系是“文化心理”学的核心问题。不同的研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分布在一些理论维度上。如可以把文化视为先于行为的背景，也可以视文化为人类活动的结果，其他如文化对于心理的首要性或次要性，直接性或间接性，促进性或抑制性等都构成重要的理论维度，形成不同的文化－心理关系[7]。20世纪70年代前的文化心理研究主要是以文化作为背景，考察不同文化下的心理行为表现，此时的文化心理研究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并无本质差异[8]，是以文化与人格为主要研究内容，关注不同文化影响下的人格特征。此类研究持有文化决定论的观点，认为不同文化类型的差异决定了相应的人格差异。晚近的有关文化心理的研究重视文化与心理的双向依存关系，以文化与心理的关系作为基本研究内容，试图发现文化传统如何影响人们的心理运作和行为表现，以及人们如何获取文化意义并加以阐释和创新。此时的研究更加重视解释学、质化方法的采用，突出发展理论、建构理论和活动理论的观点[9]。

关于文化心理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很多富有启示性的研究成果，典型的研究内容包括文化与自我、文化与认知、情绪、动机、性别等。其中以文化与自我的研究最为典型[10]。研究发现，现代心理学中自我的定义是建立在西方个体主义文化基础之上的，视个体为独立的、自足的、自主的实体，每个个体包含着独特的内部特征，个体的行为首先是这些内在特质的结果。但是这种西方文化中的自我定义并不具有普遍性。在亚洲如日本等集体主义文化国家的研究发现，这些文化中的自我具有不同的含义，可以称为依赖型自我或关系型自我。依赖型自我具有关系先在性的特点，并不具有固定不变的明显边界和内部特征，自我的表现随着情境而不同，依据不同的人群关系而发生改变。

文化心理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拓展了研究人类心理行为的视野，把文化作为透视人类心理行为的重要视角。以文化与心理关系为核心问题，文化心理的研究对人的心理行为作出了全新理解，既拓展了传统心理学的研究范围，突出了活动意义、日常实践等的重要价值，也对原有的研究内容给出了全新的理解，表明了自我、依恋、情绪等经典概念也具有文化相对性。总之，文化心理的研究获得了关于研究对象的重新理解，表明西方心理学也只是基于西方文化传统的心理学研究，其关于人的心理行为的认识并不具有超越文化的普遍性。

3 心理文化：考察研究者的文化“心理学”

考察研究者的文化“心理学”，其实也就是在考察心理学的理论先见和价值预设，可以称之为心理文化的研究。心理文化指出了这样的事实：不仅研究对象的心理行为与文化有密切关系，而且心理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特定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产物。而事实上，关于心理学科学性的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关于研究者的假定，如所谓的科学客观性、中立性等特征其实是假定研究者可以保持价值中立、客观地反映对象的特征[11]。

从研究目的来看，心理文化是研究者持有的或明确或隐含的理论预设，这决定了研究选择什么和排斥什么、重视什么和忽略什么等一系列价值观念。心理学研究都是在一系列价值承诺下进行的，这些前提预设指导着研究活动，同样也会制约研究者的视野，心理文化研究就是要揭示这些指导和制约研究活动的价值预设，揭示心理学自身的文化属性，以使心理学汲取更丰富的文化滋养。

从研究方式来看，心理文化的研究具有心理学哲学的特征，同样是以理论反思的方式对心理学的基本预设进行反思，以实现心理学理论的拓展和重构。但心理文化的研究比心理学哲学研究更为具体，其理论反思更具有“文化色彩”，侧重考察那些与特定文化观念相联系的理论预设，如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在建构心理学理论中起到很大作用，制约着关于对象的人性假设。

从研究功能来看，心理文化的研究有利于拓展心理学的理论视野，转换心理学的理论思维，实现心理学的理论突破。心理学的研究总是在一系列前提假设下进行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与文化有关的理论预设。从文化心理与心理文化的比较来看，心理文化与文化心理研究的主要区别是，文化在这里不是作为研究对象的特征，而是作为研究者或研究活动的特征，成为理论反思的思想来源，用多元文化价值的宏观背景检视某一研究的价值预设。

从研究内容来看，心理文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理论方法中的心理文化和学科制度中的心理文化。心理文化中的“文化”并不是指某种具体文化形态，而是指心理学理论及学科制度等所体现的价值观念。心理文化研究指出了心理学研究本身也是一种理智的进化和发展过程，而心理文化研究就是力图挖掘这些隐含的文化意义和价值取向，并对其合理性进行反思批判，以获取心理学理论思维的变革。

首先，从理论、方法角度看，心理文化包括心理学研究者及其研究中存在的理论和方法的价值取向。心理文化可以包括金布尔所说的心理学中的“两种文化”，即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传统，二者在价值取向上存在差异甚至对立 [12]；心理文化可以包括西方心理学林立的学术派别。从科学心理学建立起，就有各种心理学流派的争论，它们都以不同的价值和意义为理论基础，如精神分析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基于不同的人喻而形成不同的心理文化；心理文化可以包括心理学的主流与非主流传统的差异，主流心理学强调方法和程序的客观性，非主流心理学则强调人本性和理解性，这也形成了不同的心理文化；心理文化包括西方心理学与非西方心理学的区分，也包括现代心理学与后现代心理学的比较，这些不同取向的心理文化在心理学研究目标、理论构想、方法论等方面都存在重大分歧。理论方法角度的心理文化集中体现为科学与人文取向的对立、科学的形象与人的形象的分歧。其实，这些问题在哲学研究中就一直存在，当心理学从哲学母体分化出来以后，也受着这些基本哲学问题的困扰，而作为一种新取向的文化心理学，同样无法回避这些最根本的问题。比如文化心理学在关于文化概念的认识上就存在许多争论，文化之间究竟是具有普遍的共性还是相对的特性，相应地应该采取客位方略还是主位方略，使用量化方法还是质化方法等，这些其实都根源于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根本争论，这些争论在文化心理学中有了更具体的表现形式，与文化问题结合起来而形成了不同的心理文化。

其次，从心理学的制度层面看，现代心理学有着自身的价值取向，学科制度中隐含着某些价值取向，它提倡某些研究，鼓励某些讨论，从而构成制度上的心理文化。这其中包括资金的支持范围和偏好，学术成果的流通渠道和评价标准，学科专业的划分标准等。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受着学科制度的影响，资金的资助偏好、期刊的刊用类型、学科的专业划分等因素都构成相应的心理文化，结果是某些研究方向得到鼓励，而某些研究领域则日益萎缩[13]。另外，从制度化的层面看，研究者其实代表着特定的阶层，从而与普通民众在社会位置上存在差别，反映着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由于社会制度上的安排，研究者的身份与被研究者的身份之间有极大的理解上的偏差。”[14]如果把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视为同一文化集体，则“忽视了研究者的社会存在的那一方面，这种社会存在背后是一种不同于被研究者的政治社会地位和思想观念，即‘意识形态’。”[14]研究者的理论、概念、方法等研究理念及其研究工具都受着特定的制度约束，要符合职业化和专业化标准。研究者的观察和思考并不是无污染、无预设的纯粹理性，都有着先在性、规定性、继承性学术传统的影响和支配。学科制度化是一把双刃剑，既促进了心理学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模式化了研究者的思维，远离了研究对象的真实生活。

当然，心理文化的各个方面并不是截然分离，在很多时候都交织在一起，如理论方法特征与学科制度都是在漫长的理智发展和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存在双向的制约关系，因此在对其进行理论逻辑分析时也必须梳理历史发展中的制度形成过程。总之，心理文化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对支撑心理学研究背后的理论方法、历史脉络、学科制度等加以剥离、反思和再造，防止单一的研究理念和传统成为研究的支配力量而失去学术创新的根本动力。心理文化研究力图依靠宽广的理论视野，促进多元心理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反思、解构处于主导地位的心理学理论价值根基，催生、重构多元文化心理学的科学观。

4 文化心理学的双重内涵

文化心理学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成为揭示和理解人类心理行为的文化特征的独特视角。然而，关于文化心理学并没有一个统一和公认的定义，文化心理学一直是作为一个含义模糊的领域而存在，文化心理学成为了关于文化与心理关系研究的松散联盟。这种情况导致在研究中存在很多混乱，阻碍了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从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入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使用文化心理学这一术语的时候，其实可以做出两种相互关联却又有所差别的理解。这种理解差异的出现是由于涉及文化心理学这一术语时，“文化”关联与指向的内容或对象不同所致。文化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进入心理学的研究视野。一方面，从研究对象的文化特征看，文化可以与人类的心理行为关联，形成不同文化中的心理行为风貌；另一方面，从研究者的文化负载看，文化可以与心理学研究相关联，构成不同价值取向的心理学研究传统。杨国枢在讨论本土心理学研究时使用了本土契合性的概念，其中便已指出了文化与心理学结合的这种双重关系[15]：“特定社会或国家的特定社会、文化、历史、哲学及其成员的遗传因素，一方面影响或决定当地民众（被研究者）的心理与行为，同时又影响或决定当地心理学者（研究者）的问题理论与方法。由于受到同一组文化性与生物性因素的影响，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及知识体系与被研究者的心理及行为之间，便易于形成一种契合状态”。葛鲁嘉也指出了文化与心理学结合的这种双重性，并指出成为对象的心理行为与阐释对象的心理学探索之间是共生的关系[16]。总之，文化心理学的内涵具有双重性，文化与研究对象相联系形成不同文化的心理行为特征，文化与研究者相联系产生不同的研究传统。划分文化心理学的这种双重内涵非常重要，而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认识这两个方面的关系。

当前的研究对这两方面的关系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只关注研究对象的文化特征而忽视研究者的文化负载；二是过分强调心理文化的差异而陷入相对主义；三是只强调研究对象与研究者文化上的联系而忽视其中的区别。

误区之一是只关注研究对象的文化特征而忽视研究者的文化负载。

西方主流心理学假定同一心智的存在，其研究目标就是去寻找同一的心理机制。跨文化心理学认识到了心理行为的文化差异性，强调各种文化条件下的比较研究。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则进一步确立了文化与心理的建构性与共生性，从文化与心理的双向互动中寻求对人的理解。然而，从主流心理学到跨文化心理学再到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始终未能完全摆脱西方的主导理智传统，即奉行主客二元对立的研究模式。早期的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虽然强调文化与心理的相互建构，强调实际语境中的意义生成和实践活动，但更多的仍是把这些特征赋予研究对象，突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征。事实上，不仅研究对象具有文化特征，研究者自身也是文化负载的，而后者常常被我们所忽视。研究者与对象之间是通过某种媒介进行沟通的，在心理学研究中，这种媒介可以是访谈、问卷、测量、观察等等，而这些媒介无不体现着研究者的价值观念，很容易成为研究者进行权力支配的工具。除非对研究者的自身文化负载加以剖析剥离，明晰研究的理论预设和价值取向，否则我们无法指望带着有色眼镜的研究者去客观反映对象的现实生活，也就根本无从达到文化心理学研究的理论初衷。新近的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突出了研究者的地位和作用，把心理学理论本身也看作一种文化形式，看作社会建构的结果，这对于文化心理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误区之二是过分强调心理文化的差异而陷入相对主义境地。

在后现代思潮和社会建构论的影响下，晚近的文化心理学研究重视心理学本身的多元性和建构性，认为心理学作为一种理智事业本身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因此心理文化具有文化历史依赖性，研究者及其理论构想、方法论等都与其持有的价值取向有关。基于这样的认识，文化心理学就只能是多元的、本土的、相对的。因此文化心理学研究强调特定文化之中的理解，而不关心跨文化的比较。然而这种过分强调心理文化差异的研究方式很容易陷入相对主义困境。强调心理文化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当然有利于拓展心理学的研究视野，但是如果给心理文化之间划分截然分明的界线，则是一种自我封闭的心态，容易变成极端的相对主义。当前的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就面临这样的难题。显然，在考察文化心理时，不同文化间既有差异性也有相似性，不同的文化心理是可以交流对话和相互理解的，而并非不可通约。同样，心理文化之间也是可以交流对话的，其边界是模糊和变化的。多元论不等于相对论，多元中的边界应该是开放的、模糊的、动态的。

误区之三是只强调研究对象与研究者文化上的联系而忽视其中的区别。

处于同一文化传统之中的研究者及研究对象，受到大致相同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熏染，以致在心理和思维上也具有很多的相似性。被研究者的思想行为无疑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心理行为都需要在特定文化语境下进行理解；同时，研究者的问题获得、分析方法、解决策略、思维方式等也都会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简单地说，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都处于相应的文化影响之中，表现出相应的文化特征。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中，学者们之所以大多提倡进行主位研究而不是客位研究，原因就是人们普遍认为主位研究能够发挥文化契合的优势，研究者可以借助对文化的熟悉而加深对研究对象的理解，避免以相异的文化价值去衡量、评价研究对象而造成“强加式客位”研究[17]。但是，是否研究相同文化背景中的对象就不会产生理解上的问题呢？人类学者潘英海先生指出，处于同一社会文化背景中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存在另一种文化理解上的问题，以致会出现“文化识盲”和“文化纠结”的现象[18]。事实上，无论是异己文化还是相同文化，研究者和对象都是文化负载的，都是一种主体间的互动理解过程，在这种理解过程中，研究者就是通过与对象的相似与相异的反复比较，达成关于对象的特定认识的。也就是说，无论研究者与对象文化的相似性还是相异性都是理解过程所需要的。研究者一方面需要缩小距离，进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加以切身理解，另一方面也需要拉大距离，借助其他视角对熟悉的生活世界进行反身观照。简言之，无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处于同文化还是异文化条件，都存在理解上的反复对比以便获取深层意义的过程。从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的比较看，并非哪种方式一定优于另一种，而是两种取向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用处，应该依据不同条件和情境而综合采用[19]。

目前文化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这些误区表明，在涉及关于文化心理学的理解时，有必要划分和考察这种理解的双重性，更加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对这两种理解之间的关系重新加以认识。对于文化心理学可以有两个层面的理解，可以分别称为文化心理的研究与心理文化的研究。文化心理的研究主要涉及研究对象的文化特征，而心理文化的研究侧重考察研究者的文化负载。不仅对特定文化心理的把握可以形成特定的心理文化，而且特定的心理文化也制约着对于文化心理的理解，心理文化与文化心理是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的辩证关系。

从文化心理与心理文化的区别来看，二者之间存在差异并且需要保持张力。如果不对文化心理学的这种双重性进行区分，那么就实际上默认文化心理与心理文化的一致性、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文化一致性。而由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身份位置上的实际差别，结果往往是研究者借助身份优势控制了话语权，变成理性的代言人，研究对象则处于失语状态，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同样，如果没有对这种双重性的正确划分，没有认清文化心理与心理文化的制约关系，只重视某一方面的研究，就很容易陷入还原主义、相对主义的困境。

从文化心理与心理文化的联系来看，二者之间存在相似并且可以相互融通。研究者的文化负载至少来自两方面。研究者具有特定的社会身份，其思想观念受到特定社会角色及学术传统的影响，从而具有专业化和制度化色彩。另一方面，研究者其实也是生活于文化传统中的常人，受到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从而与相同生活环境中的人们具有文化相似性，也具有相似的“文化心理”，这可以成为理解研究对象的钥匙。研究对象的文化特征也有两方面。研究对象生活于特定文化传统中，其心理行为表征着相应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但是，研究对象并不是被动接受文化控制，而是有着主动的理解和建构，正如凯利所说的，人人都是科学家，常人也有关于生活和世界的心理建构，有着自己的“心理文化”，这也可以启迪心理学家的理论思考。心理学研究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互动过程，同样也是文化心理与心理文化的对话过程。

5 结语

毫无疑问，任何心理学的研究都是在特定文化传统中的研究，这里的文化传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文化传统既包括民众心理生活中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念，这些传统影响着人们日常的心理行为；文化传统也包括如学术派别、研究旨趣等在内的学术文化传统和理智发展传统，这些传统制约着研究者理解对象的视野和角度。关于文化心理学可以有双重的理解，可以分别称为文化心理的研究与心理文化的研究，两种研究分别展现了关于研究对象的文化内涵的思考和对自身理论传统的文化属性的反省。二者在逻辑上有着内在的关联，关于对象的反思必然关涉到心理学科学观的反省，而心理学理论思维的变革也必然以对人类心理的文化本质的思考为基础。但是，文化心理与心理文化又具有内在的张力，是文化心理学研究中互相制约的两个方面，单独某一方面的研究都不能完整揭示文化心理学的根本内涵。只有把对人类心理的文化特征的考察与对心理学的文化历史根基的反思结合起来，把文化心理研究和心理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才能使得对人类心理的思考不局限于单一文化传统，而具有多元文化视角的对话与融合。总之，文化心理与心理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只有正确分析和认识两个层面的辩证关系才能促进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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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ual Connotations of Cultural Psychology

Tian Hao

行为心理学论文篇9

摘　要：斯普朗格把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与伦理学对人格问题的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人的生命形式为文化哲学的核心范畴，研究人的个性的培养和人格的塑造，一方面发展了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另一方面又将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从认识论研究的路向转变为道德行为的研究路向，打通了文化哲学与教育理论的关系，从而使文化哲学的研究落到了实践的层面上，进入了对人的道德行为的研究。这些都使他在文化哲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他对生活形式的文化意义的揭示、对生活形式对于人的社会行为、人的个性和人格的形成的作用的分析，对于我们今天思考文化教育问题、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启示。

关键词 ：斯普朗格；狄尔泰；文化哲学；人的个性；人格；文化心理学；伦理学；文化教育学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2－0020－07

收稿日期：2014-12-06

基金项目：本文为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

作者简介：何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武汉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斯普朗格（EduardSpranger，1882-1963），狄尔泰的学生，曾先后任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和蒂宾根大学的哲学教授，以教育学家、哲学家享誉德国。他的教育学思想是他的哲学思想的阐发，他的哲学思想又是狄尔泰文化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与狄尔泰一样，斯普朗格也强调研究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以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展开他的文化哲学思想。但是，在具体的研究路向上，斯普朗格又不同于狄尔泰。狄尔泰以“历史理性批判”反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力图通过建立表达生命存在的范畴体系来完成人的文化心灵的形而上建构。这就使他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带有强烈的认识论特征。斯普朗格在发展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时，并不是沿着狄尔泰的认识论路向前行，他不是努力扩展、完善狄尔泰的范畴体系，而是把狄尔泰精神科学的心理学的认识论研究路向转变为道德行为的研究路向。在他看来，人的生命形式最重要的方面是人的个性的培养、人格的塑造。文化哲学就是要从人的生活形式入手探讨人的个性和人格问题。可以说，斯普朗格正是借助于对人性和人格的文化形成的研究，打通了文化哲学与教育理论的关系，他也由此而成为贯通哲学和教育学两个领域的著名思想家。

简短地介绍斯普朗格的生平和他的思想特征，我们不能不得出这一结论：斯普朗格虽是狄尔泰的学生，但对狄尔泰的研究不能代替对斯普朗格的研究。斯普朗格的文化哲学有他独特的风格，应在文化哲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就他对人性和人格的文化形成的研究而言，对于我们今天思考文化教育问题、建立适合于中国文化建设的人格理论，有着重要的理论的和方法论的启示。鉴于此，本文将以他的文化哲学的代表作《生活形式：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和人格的伦理学》（Lebensformen: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 Psychologie und Ethik Der Persnlichkeit）为文本根据，系统地论述他的生命形式的学说。

一、精神科学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心理学是研究人的科学，然而，心理学所面对的人总是个体的人。这似乎是一个无可争辩，也无可讨论的问题。但是，心理学与哪一种哲学的思维方式相结合，或者说，心理学在哪一个层面，以何种方式规定人、理解人和说明人，则是一个可争辩、可讨论的问题。斯普朗格的文化哲学就从这一可争辩、可讨论的问题开始。

斯普朗格反对康德以先验哲学的思维方式为个体的存在预设一个认识论的前提，主张从精神科学、或称之为精神哲学（Geistesphilosophie）的思维方式来规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心理学的问题。

从精神科学的层面研究心理学，斯普朗格首先对心理学的对象作了说明。斯普朗格承认，心理学“是从个体主体开始的科学”[1]，但是，在他看来，心理学所研究的个体绝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总是处于客观联系之中的存在。这种客观联系既有个体主体自身的联系，又有与客体的联系。斯普朗格所说的个体主体自身的客观联系，指的是个体以一定的生活形式形成的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历史的相互关联；他所说的主体与客体的联系，指的是主体与客体通过记忆形成的关联。从斯普朗格对个体主体的这一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到，斯普朗格虽然强调个体主体的地位和意义，但并不把个体主体封闭在主观性之中，而是努力发现个体主体存在的客观基础，努力从个体主体走向集体的、历史的、整体的主体。

斯普朗格在确定了心理学所研究的个体的性质后，就以此规定精神科学的研究对象。既然在精神科学的层面上，个体主体总是处于客观的联系之中，那么，精神科学就不能单纯从主观方面研究个体主体，它还必须从客观方面研究个体主体。于是，斯普朗格就很自然地得出结论：精神科学的心理学研究包括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客观方面主要研究主体所处的客观联系，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研究个体主体之间形成的相互关联，个体如何在历史生活中形成一种可转换的主体和集体的主体。对于这一客观性，斯普朗格亦称之为“历史的叙述”[1]；二是研究“批判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一种理想的、精神的规则，亦是一个统一的标准，它形成于个体主体进行批判的感性活动中，或想象的理解之中。主观方面主要研究主体的经历。与客观方面的研究内容相应，精神科学研究主体的经历也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来源于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的经历（die Erlebnisse）；二是来自于批判的客观的标准的行为和经历。

事实上，斯普朗格对精神科学的客观内容的说明是比对主观内容的规定更有意义的方面。斯普朗格正是通过对精神科学客观内容的说明，彻底地改造了心理学，把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心理学从根本上区分开来。因为，任何心理学的研究都要追溯主体的客观性，都要认定心理过程发生的客观基础，可以说，对主体的客观性和对心理过程发生的客观基础的说明，是整个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人们怎样规定主体的客观性及心理过程发生的客观基础，就会怎样去提出心理学的研究问题，确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斯普朗格对精神科学心理学的研究也正是这样。在斯普朗格看来，自然科学的心理学所说的主体的客观性是个体肉体的客观存在，与之相应地，心理学以物理学、数学、化学、神经生理学为基础，主要研究肉体与精神的关系问题，运用原子式的分析方法分析单个的精神现象和神经活动，把精神活动看作是一种反映活动。斯普朗格把这种心理学称之为“要素心理学”（die Psychologie der Elemente）。斯普朗格把客观性规定为“历史的叙述”和“批判的标准”，就使主体的客观性超越了个体肉体的限制，成为文化的存在。①这时，心理学不再以物理学、数学、化学、神经生理学等自然科学为基础，而是以历史、以生活形式为基础，它所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心理的历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与个体的体验问题，受这一研究问题主导，精神科学不强调主体的反映活动，而是探讨和说明主体的理解、经历和体验如何可能。在这里，不论是客观基础，还是主体的活动都不是以单个要素呈现出来，而是呈现为一种结构，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精神科学的心理学所运用的方法是功能性的方法。斯普朗格把这种心理学称之为“结构心理学”（Strukturpsychologie）。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心理学在研究问题、研究方法上的差别表明，这两种心理学面对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自然科学的心理学面对的是自然世界，它所研究的是人的自然心理，精神科学的心理学面对的是人的生活世界，或人的历史的世界，它所研究的是人的文化心理。

强调从历史文化层面研究人的心理，强调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处于客观联系中的个体，是斯普朗格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二、文化与文化科学

斯普朗格主张从人的文化历史层面上提出和研究人的心理问题，在这一点上，斯普朗格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和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是一致的，所以，斯普朗格和狄尔泰一样，都以价值、意义等范畴来表达和说明心理学问题。但是，斯普朗格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又与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有所不同：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主要是研究人的生命存在的问题，他所使用的价值、意义范畴主要是说明人的生命存在的方式，而斯普朗格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主要是研究人的精神生活，他所使用的价值、意义范畴主要是用以说明人的行为方式，他所说的人的精神生活其实就是人的文化生活。

斯普朗格提出研究人的精神生活①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知道，人的精神生活是人的现实的文化生活，它是历史形成的，具有共同性，同时，它又因不同的文化形式的差别和民族、国家、个体的差别，而充满个性，变得丰富多彩。斯普朗格提出这一概念意味着，他所关心的不再是狄尔泰所研究的人的文化生命创造如何可能的问题，而是着重研究文化的历史现实问题。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他提出了如何看待文化与文化科学的关系问题。

关于文化，斯普朗格从他坚持心理学研究的个体总是处在客观联系之中这一观点出发，强调文化的客观性。他强调的文化的客观性具有两层意义：一是相对于个体而言，文化的客观性是指客观精神的结构，这是文化的价值现实；二是相对于不同的文化形式而言，文化的客观性是指人的整体的精神生活，这是文化的历史现实。这两种文化的客观性都是建立在承认文化的个体性和差别性之上的，所以，斯普朗格在提出文化的客观性时，并没有放弃对文化的个体和不同文化形式的研究，而是力图通过对文化科学的研究发现文化的个体和不同文化形式产生的根据，这就使文化的研究指向了文化科学。

在斯普朗格看来，文化科学是由不同文化学科组成的结构系统。文化科学存在于一系列的文化领域：科学、经济、技术、艺术、道德、宗教、社会团体、国家、法律、教育等等，参与这些领域活动的人们设立一定的目标体系和主导思想，并用独特的语言方式和意识来表达这些目标体系和主导思想，从而形成一些特殊的文化类型，构成不同的文化学科。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科学、艺术科学、宗教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教育学等等文化学科。但是，这些文化学科不是一些孤立的存在，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一个结构整体，即一定的价值体系。据此，斯普朗格把文化科学称之为客观的文化体系。

斯普朗格认为，文化科学作为客观的文化体系，体现着文化的共性。斯普朗格从文化本身和人两个方面说明文化共性对于文化形式的产生和人的形成的意义。（1）从文化本身看，文化共性是不同文化形式产生的根据。不同的文化形式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是，它们都必须在文化的共性中发现自己存在的根据，而文化的共性又因此把各种不同的文化形式联结为一个整体。因此，不同文化学科之间不是在空间上相互并列的存在，它们都是整体的一个部分和一些文化要素，以不同的方式表现着文化整体的实质和特征。在论述文化共性时，斯普朗格特别强调时代文化。他认为，时代的文化就是一个文化整体或文化的共性，体现着时代的价值取向，经济、法律、科学、技术、道德、宗教等文化学科都只是作为一些文化要素参与其中，体现文化的时代性，所以，我们可以从任何一门具体的文化学科中发现不同文化学科之间的关联性和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比如，我们有什么样的科学体系，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形式、经济、道德和教育的观点，也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时代，而文化的时代特征也就是这些文化学科的时代内容和不同文化形式产生的时代根据。（2）从文化对人形成的意义看，文化的共性是产生不同类型的人的根据。在斯普朗格看来，不同类型的人产生于不同的精神生活或生活形式。精神生活或生活形式即是客观的文化系统，它制约着个体的人和个体的人之间的关系，把个体的人联结成一个整体，形成不同的类型。人的科学的、经济的、技术的和审美的本能是生活形式塑造的，人的道德、宗教本能、人的国家的、法的和社会的本质也都是生活形式的产物。斯普朗格所说的精神生活或生活形式不只是指时代文化，也包括不同形式的文化或不同的文化类型。所以，当他以文化的共性作为不同类型的人形成的根据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探讨人格形成的问题。这样，斯普朗格就由探讨文化和文化科学的问题进到了探讨人格的形成问题。

事实上，斯普朗格强调的文化共性的两个方面的意义是相互联系的。文化共性对于文化形式产生的意义体现着社会的精神活动，而文化共性对于人形成的意义体现着个体的精神活动，两者都是以生活形式为基础构造起来的。所以，在斯普朗格那里，不论是谈文化也好，谈人的精神也好，谈人的行为方式也好，最后都要落实到生活形式。斯普朗格的基本观点是：人的行为即是人的文化活动，而人的文化活动是从生活形式开始的。[1]因此，生活形式是一切文化的根基、精神生活的根基和人的行为的根基。斯普朗格就以对生活形式的研究阐明他的文化哲学思想。

三、生活形式的基本含义

在斯普朗格那里，生活形式即是人的文化生活，包括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播两个方面。具体地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生活形式是人的生活实际、生活现实，具有实践的意义。斯普朗格所说的生活形式尽管是指人的文化生活，但他不是就人的认识论意义的文化活动而言的，而是就人的行为意义的文化活动而言的。他强调人的文化生活本身包括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播两个方面的内容，实际上是强调人的文化生活与人的实际生活、人的行为之间的联系。所以，生活形式首先是指与人的行为相关的活动，是人的生活实际和生活现实。人的认识论意义的文化活动是在人脑中产生的，是人的观念的活动，这种活动当然不具有实践的意义，但是，人的行为意义的文化活动是在人的实际活动中体现出来、实现出来的，是具有实践的意义。强调生活形式与人的行为相联系，是人的生活实际、生活现实，具有实践的意义，这是斯普朗格对于生活形式的最基本规定。

第二，生活形式具有文化的客观性。斯普朗格在研究生活形式时，反复使用“精神历史世界”、“客观的文化”、“精神结构”、“精神生活形式”等词来说明生活形式。斯普朗格使用“精神历史世界”是把人的文化生活与人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物质的存在相对立，说明生活形式是人的文化世界，而不是人的物理世界，人的生活形式的客观性亦指文化的客观性，而不是指物理的客观性。所以，在斯普朗格那里，“精神的历史世界”、“客观的文化”、“精神结构”、“精神生活形式”等词具有同等的意义，即都是指与物理世界相对的文化世界。人的精神世界的客观性即是人的文化世界的客观性，人的精神历史世界的发展规律亦是人的文化世界的发展规律。

第三，生活形式是系统化的结构整体。在斯普朗格那里，生活形式是人的生活现实，又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整体。从总体上看，生活形式是由主体的文化行为与客观的文化世界构成的，而主体的文化行为与客观的文化世界又都具有各自的内在结构。就主体的文化行为而言，有个体的文化行为和集体的文化行为，个体的文化行为是以不同的文化类型来确定的，集体的文化行为则受到共同的价值规则的制约；就客观的文化世界而言，存在着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的内在结构关系。从斯普朗格对生活形式的整个论述看，斯普朗格从来就不把主体的行为与客观世界的结构分开，而是把它们结合起来，从人的文化行为与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的联系中发现生活形式的整体构造。因此，在斯普朗格那里，人的文化行为与不同的文化形式之间有着对应的关系：人的认识行为与理论的文化形式相对应，从而造就出理论的人；人的宗教行为与宗教的文化形式相对应，从而产生出宗教的人；人的艺术行为与审美的文化形式相对应，从而形成审美的人，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斯普朗格的生活形式的结构也是人的内在的文化结构，或人的文化行为的结构，人的文化行为、生活形式和文化的人是这一结构的三个方面或三个要素。考察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即是斯普朗格研究生活形式的一个始终如一的思想。

斯普朗格的《生活形式：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和人格的伦理学》是立足于前两个特征研究文化形式的结构。由于斯普朗格的文化哲学着重于人的文化行为，所以，他对文化形式结构的研究也主要按照人的文化行为结构来展开。

斯普朗格对人的文化行为结构的论述是从两个层面展开的：第一个层面是个体的文化行为与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层面是社会的文化行为与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下面，我们就分这两个层面探讨斯普朗格的文化哲学思想。

四、个体行为与生活形式

关于个体行为与生活形式的关系，斯普朗格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个体的行为如何具有客观现实性的问题？从生活形式的定义出发，个体的行为如何具有客观性的问题不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生活现实的问题，一个实践的问题。斯普朗格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是：从人的生活实际、人的文化现实出发说明个体的行为与生活形式的关系问题。在斯普朗格看来，人的行为总是与人的实际生活相联系，而人的实际生活对个体行为的制约性来自于生活形式。人的实际生活也就是人的文化活动。从人的实际生活出发解决个体行为的客观现实性问题，就建立起个体行为与生活形式之间的这样一种联系：个体的行为总是要受到客观的文化活动的制约，而客观的文化活动又以生活形式为前提和基础，因此，个体的行为如何具有客观现实性的问题其实就是个体行为与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斯普朗格那里，个体行为与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是以不同的文化类型及其之间的关系来确定的。文化类型是生活形式的凝结，又通过个体的行为表现出来、得到实现。这就意味着，个体行为与生活方式是一致的：有什么样的个体行为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同样地，人生活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之中，必然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斯普朗格依据文化类型把个体的行为区分为认识行为、审美行为、经济行为和宗教行为等等；与之相应地，生活形式也区分为理论的生活形式、经济的生活形式、审美的生活形式、社会的生活形式，政治的生活形式、宗教的生活形式等等。这些不同的生活形式也是一些不同的文化心理模型。个体的行为方式与生活形式相结合，就塑造了不同的文化类型的人。于是，人们就获得了理论的人、经济的人、审美的人、社会的人、权力的人和宗教的人等等。理论的人即是进行形而上学思考的人，是哲学家；经济的人是企业家、商人；审美的人是艺术家；社会的人、权力的人是政治家；宗教的人则是进行宗教认识的人和从事宗教活动的神职人员。

斯普朗格在研究个体的行为方式与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时，反对先前的哲学家们把人的不同的行为方式和生活形式看作是一些彼此孤立的文化领域，主张从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中把握文化的整体。在斯普朗格看来，不同的行为方式和生活形式都有其特殊性，都有一种为主的思维形式和活动方式，但是，这并不排除不同的行为方式和生活形式可以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使一种行为方式和生活形式除了具有自身的结构和功能外，还可以兼有其他的结构和功能。人的认识行为与理论的生活形式相一致，是以概念、逻辑的方式存在的普遍性、一般性。在斯普朗格看来，揭示存在的普遍性、一般性是人的认识行为与理论的生活形式的主要特征。这里的普遍性、一般性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对主体而言，指认识的成就在不同的主体之间是通用的、普遍有效的；二是对客体而言，指认识是以概念的形式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世界的一般与普遍。人的认识行为与理论的生活形式所具有的这两层意义的普遍性、一般性，表明了它们与人的智力的联系，是人的智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人类的认识行为与理论的生活形式最初产生于神话中的理智因素，以后又与科学活动结合在一起，并且在科学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表现。所以，人们通常仅仅从科学活动的特点出发理解认识，认为人的认识即是关于世界的图像和精神的符号。斯普朗格并不反对把科学作为认识的一种形式，甚至还认为，可以把科学看作是认识的最高成就，但是，他反对把科学与认识画等号，视科学为认识的唯一形式。斯普朗格认为，人的认识除了与科学相联系以外，还和人们的经济生活形式、审美生活形式以及宗教生活形式等等相结合，是对这些领域的生活现象的抽象和概括，体现着这些领域生活现象的一般性和普遍性。正是从这种整体的联系出发，斯普朗格才肯定认识所具有的普遍性与一般性具有上述两层含义。

同时，斯普朗格还从这种联系出发，说明人的认识与不同的文化活动相联系，产生出多重功能：当认识与科学活动相联系时，认识具有理智的功能；当认识与经济活动相联系时，认识就具有了效用性功能；当认识与艺术活动相联系时，产生出直觉的认识形式；当认识与政治相结合时，知识就有意志和权力的意义；当认识与伦理学相联系的时，认识也就获得了价值的功能等等。斯普朗格认为，西方哲学的理论差别、体系各异，就在于哲学家们探讨认识功能的着重点不同。比如，柏拉图的“理念”就是对认识的审美功能的发挥；苏格拉底、普罗达戈拉的哲学是认识论与伦理学的结合。西方哲学与认识论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所以，对认识功能的揭示和研究也最为充分。其实，从文化整体的发展看，其他的行为方式和生活形式与认识行为和理论的生活形式具有同样的存在方式。经济行为与经济的生活形式相一致，以效用为其主要功能，但同时，又与理论的、审美的、政治的、伦理的等等功能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审美行为与审美的生活方式相一致，以艺术的形象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为主要的思维形式和活动方式，但同时，它又与科学、政治、伦理的文化类型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而具有多种功能；宗教行为和宗教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信仰体系，但它同样也在与其他文化形式的相互作用中形成多种功能。

斯普朗格在说明个体行为与生活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时，从两个方面改变了近代哲学的研究方式：其一，斯普朗格以对人的行为的考察改变了近代哲学仅仅以认识论的方式说明存在问题的研究方式。在对认识行为与理论生活形式的说明中，斯普朗格也谈到了认识论对于哲学建构的意义，但是，在他那里，认识不是单纯的逻辑思维形式，不是一个概念的问题，而是人的一种行为、一种文化活动。把人的认识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加以考察，是斯普朗格的认识论与近代哲学认识论的根本区别；第二，斯普朗格以对文化整体的研究改变了近代哲学肢解整体的研究方式。近代哲学家们也意识到了不同文化形式对于哲学的意义，但是，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把不同的文化形式分离开来，片面地、孤立地研究某种文化形式。康德的三大批判就是把真、善、美分割为不同的领域，在它们之间划一条绝对分明的界限。康德的论证是典型的近代哲学的论证方式。与近代哲学不同，斯普朗格在肯定不同文化形式特殊性的同时，更强调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正是这样，斯普朗格虽然强调的是个体的行为，但他所研究、所揭示的依然是文化的普遍性和整体性。斯普朗格所说的客观性不是概念的客观性，而是文化的客观性。我认为，斯普朗格只是由于改变了近代哲学的上述两种研究方式，才能说明个体的行为何以具有客观性的问题，他所说的个体行为的客观性其实就是文化的客观性。

五、社会行为与生活形式

社会行为从人的本质的角度看，是人的价值实现问题。在斯普朗格看来，人的本质是人的价值，人的社会存在即是人的价值行为。人的价值实现是社会行为的最高目标，也是生活形式的本质内容。因此，在斯普朗格那里，社会行为与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是以价值问题的研究展开的。在这一层面上，生活形式的文化系统也就是价值系统。

如何看待价值的问题？在斯普朗格那里，价值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文化问题，价值是人的本质，亦是人的文化活动。从这一基本思想出发，斯普朗格依据文化类型把价值分为不同的种类：经济价值、道德价值、宗教价值、理论价值、审美价值等等。斯普朗格认为，这些价值都来源于一定的生活方式，经济价值来源于经济的生活方式、道德价值来源于道德的生活方式、宗教价值来源于宗教的生活方式、理论价值来源于理论的生活方式、审美价值来源于审美的生活方式等等。这就是说，价值根源于人的生活方式，价值的发展规律即是生活方式的发展规律。价值与生活方式的联系即是价值与生活形式的联系。

但是，斯普朗格并不认为，不同种类的价值仅仅与产生于它的生活形式对应。在他看来，不同的生活形式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创造的价值规范也可以适用于其它的生活形式。价值与生活形式处于多重的复杂的联系之中。斯普朗格主要从社会行为规范的角度研究生活形式，把生活形式看作是一种伦理学体系，于是，他也就从伦理学体系的角度讨论了不同生活形式创造的价值规范对于构造伦理学原则的意义，比如，经济的生活形式适合于效用的伦理学体系，理论的生活形式产生伦理学的实际的、理性的原则，审美的生活形式构造了伦理的内在体验原则，宗教的生活形式适合笃信宗教的伦理学。这就是说，伦理学的原则并不仅仅是道德的生活形式创造的，而是多种生活形式共同创造的结果。在《生活形式：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和人格的伦理学》中，斯普朗格用第三章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论述这一问题，表明他研究的社会行为着重指的是人的道德行为，伦理学的规范是约束整个社会行为的，它所塑造的是社会的人的文化心理。

斯普朗格在研究价值与生活形式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还研究了价值的内在构造以及价值实现的途径。斯普朗格把价值分为客观价值和主观价值。客观价值是道德行为的赋予，主观价值是人的自我确定，价值的形成是在客观价值与主观价值的冲突中实现的，而客观价值与主观价值的冲突又来源于道德生活本身。客观价值与主观价值及其相互冲突就是价值的内在构造。与价值的内在构造相一致，价值创造是通过两种途径实现的：一是通过价值的对象物或价值客体的形式实现；二是通过价值主体或通过价值主体的体验确定人的价值。在这两种实现途径中，斯普朗格尤其重视后者，认为，正是价值体验形成了对精神结构的理解，从而构造了精神结构的复杂类型和多种精神形态的历史，同时价值体验也塑造了人的理想和人格。斯普朗格强调主观价值对于人的价值实现的意义，并不妨碍他对客观价值的重视和研究，只是突出了生活形式中的活生生的内容。这表明，他所说的生活形式不是一些死的文化形式的组合，而是以人的行为为核心展开的价值体系，是活生生的人的文化创造活动的系统。

在斯普朗格对价值问题的论述中，有两个观点是值得重视的：第一，斯普朗格以生活形式为价值的根基，力图在生活经验的层面上研究价值问题，视价值为经验的存在，而不是超验的存在。这一观点突出了文化哲学心理主义学派重视生活经验的思想，厘清了价值与生活经验的关系，即生活经验是价值的根基，价值只有植根于生活经验之中，才能成为人的生命，才有意义，离开了生活经验，价值只是一种理论的抽象，空洞而无内容。第二，斯普朗格肯定了价值的社会意义。在斯普朗格那里，价值是一种社会的伦理规范，它是社会的创造物，具有社会历史的客观性。价值对个体的作用和个体对价值的体验是个体的社会化、客观化的过程。这就意味着，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是以价值为中介建立起来的，个体行为的客观化和社会化恰恰是以个体的价值化表现出来的。这就厘清了价值和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为我们研究人的价值问题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六、结语斯普朗格文化哲学的特色

斯普朗格在学派上承袭狄尔泰的文化心理学派，又有自身的特色。与狄尔泰的文化心理学体系相比，斯普朗格的文化哲学最有特色的地方在于，强调人的文化行为对于人的文化心理的意义。在斯普朗格那里，生活形式是由人的文化行为、文化类型和文化的人构成的，其中人的文化行为居于生活形式的中心地位。文化类型是由人的文化行为创造的，并通过人的文化行为表现出来，文化行为在创造不同的文化类型的同时，也创造出不同的文化的人，塑造出个体的或社会文化心理，形成人的理想和人格。通过这些研究，人的文化心理从认识论层面落到了实践层面，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对于人的文化发展来说，也不只是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而是具有了实际生活的意义。正是在这两点上，斯普朗格的文化哲学有别于狄尔泰的文化哲学，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超越了狄尔泰的文化哲学体系。斯普朗格以对人的文化行为的研究突破了狄尔泰文化哲学的认识论研究路向，开辟了文化哲学的实践思维的研究路向。这正是斯普朗格对于文化哲学发展所作出的最突出的贡献。

行为心理学论文篇10

【引言】：随着社会的进步，沉睡在人类内心深处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这一变化主要表现在现阶段所开展的一系列文化艺术活动逐渐开始对人类的心灵空间进行探索，文艺心理学也由此而成为了构成文艺学的重要部分。对我国而言，针对文艺心理所开展的研究，大部分是以西方国家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作为基础，西方心理学又往往过于简化人类的心理，这一现象的存在制约了文艺心理学的发展，因此，基于社会心理分析法对文艺心理学进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文艺和社会心理之间的关系

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如果文学艺术开始通过不同形式对人类的心理现象加以反映，那么人们关注的重点就应当放在审美主体所具有的社会心理方面，当然，这里说的审美主体包括群体和个体，所以研究的主体心理也包括群体心理和个体心理两个方向。对文艺心理学来说，属于宏观角度的群体心理和属于微观角度的个体心理均在研究过程中占据着一定的位置，并且呈现出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状态。对上文所提及内容具有独特见解的人主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但是对群体和个体而言，能够产生心理现象的前提都是实践活动，作为在社会环境中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实践活动的社会性决定了心理的社会性。以艺术创作为代表对其进行分析，艺术家能够进行艺术创造的前提在于其自身固有的生理特性，但并不代表只要具有生理特性，就可以进行相关的艺术创造活动，想要完成由“可能”向“现实”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则是艺术家的社会生活条件[1]。可以说艺术家身处于所生活社会的关系和生活条件，决定了其所具有的创造潜能能否转变成为现实，以及能够转变成为怎样的现实。当然，对主要用于刻画人物心理的文学作品而言，作家在对其进行创造的过程中，应当借由所创作的作品对自己想要揭示的社会关系、人物性格、心理和种种行为加以呈现，因此，作者如果无法对不同人物所对应的社会关系和心理变化历程进行准确的了解，也就无法对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人物的心理加以掌握，那么自然无法创作出直击人心、富有独特魅力的艺术作品。

2、文艺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确立

在恩格斯晚年的时光里，曾经就自己与马克思论战一事多次指出，他与马克思在对唯物史观进行阐发的过程中，往往出于反驳论敌的目的，而重复强调已经被他们明确否认的多项原则，从而将论述的重点向经济作用方向进行转移，用恩格斯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过于关注“以经济事实为基础，对法权、政治和其他所涉及的思想观念进行探讨，并延伸至由于上述观念的存在而被制约的种种行动”，却由此而忽略了“对这些观念的产生方式进行探究”。恩格斯始终为自己与马克思二人“并没有将关注的重点始终放在对参预到交互作用过程中的其他因素进行探究的方面”而感觉到遗憾，也正是因为如此，恩格斯才在认识到这一点后，时刻提醒人们在开展研究工作的过程中应当将唯物史观作为参考指南，就是说不仅需要对经济因素和社会中存在的各种思想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引起足够的重视，同时还需要将关注的侧重点放在对“参预到交互过程中的其他因素”所对应的“中间环节”方面。虽然上文所叙述的热莸侥壳拔止仍旧没有得到清晰、具体的研究成果，但是恩格斯还是认为“仍旧有大量与理论相关的工作需要去完成，尤其是经济史，以及经济史和文学史、法律史、文化史和宗教史之间存在的关系，只有对这部分内容具有清晰、科学的理论分析，才能保证在极其复杂的事件中找到正确的方向和道路”。

上文提出了一个理论，即“中间环节”的理论，该理论的问世可以被看做对唯物史观的重要补充，普列汉诺夫则在此基础上将“中间环节”进行了具象化，并形成了“社会心理中介”理论，这一理论主要说明的内容是：社会心理存在的主要作用在于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思想体系的沟通搭建桥梁，也就是说对社会信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经济基础，而对社会心理具有间接影响的因素是政治制度，除此之外，社会心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对思想体系产生影响。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心理中介”主要讲的是能够对历史发展产生影响的社会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具有的相互作用[2]。

通过对普列汉诺夫的生平进行研究可以发现，普列汉诺夫始终将研究的重心放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展研究工作尚未涉足的领域，因此，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他对“中间环节”的内容进行了延伸，并随之形成了“社会心理中介”理论，普列汉诺夫指出，“中间环节”作为存在于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互相适应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从本质上来说是对处于某种特定政治制度以及经济环境中的人类心理所呈现出的一种状态，也正是因为如此，对文艺和社会心理之间具有的关系进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在普列汉诺夫所进行的研究中，曾就“文艺和经济基础的关系”进行了反复的论证，并得出“在讨论文艺的过程中，人们需要对中间环节加以考虑，保证对通过文艺作品所反映出的社会生活进行准确揭示”的最终结论。可以说，作为第一位对文艺和社会心理学具有的关系加以明确的人，普列汉诺夫通过对文艺问题考察过程中适时参考社会心理因素具有的实际意义进行阐述的方式，真正实现了文艺领域和社会心理学的结合，并且为社会心理分析法的提出和确立提供了便利，从“社会心理中介”理论提出至今，人们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对社会心理分析法进行了完善，针对文艺心理学展开的研究工作也实现了质的飞跃。

结论：综上所述，上文所论述的重点始终落在“文艺心理学”方面，通过对文艺和社会心理之间存在的关系可以看出，文艺的产生和发展均无法离开社会心理而独自存在，因此，在对文艺心理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应当对社会心理分析法的应用引起足够重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研究工作取得应有的进展，也才能为文艺事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行为心理学论文篇11

议论文体在初中语文文言文教学中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新课程改革下地方教育课程中对此种文体教学的要求以及教学目的更加明确、具体。提升了语文教学文言文中议论文体的地位及重要性，并做了更加详尽的教学设计和教学过程。其次，各地方中考要求语文教学科目中文言文之议论文体知识的掌握更加严谨，并严格要求按照文体知识来明确采分点。

由此看出，议论文体在初中语文文言文教学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不能忽视其对教学结果的影响。但目前，在教学过程中出现了某些问题，那么教师如何在教学过程中解决好这些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教学过程出现的问题及教学解决建议

1.产生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学生掌握和知识理解；第二，教学过程知识掌握程度方面。具体表现在：

（1）学生对文言文文体辨别的困惑。在进行孟子《鱼我所欲也》的教学中，让学生辨别一下此文章是何种文体时，学生有的说是记叙文，还有学生回答是说明文。可见，针对文言文阅读中学生就会出现对文体辨别不清的问题。

针对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出现的困惑，我认为作为教师解决此问题的建议是：首先，让学生知道什么是议论文。议论文是对某个问题或某件事进行分析、评论，表明自己的观点、立场、态度、看法和主张的一种文体。议论文三要素是论点、论据、论证。又可分为三部分：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就《鱼我所欲也》这篇文章而言，当学生知道了议论文的概念后首先让学生找出文章的论点。全文的中心论点是“舍生取义”。接着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采用了讲道理摆事实的方法论证了中心论点的正确性。在《鱼我所欲也》作者摆出了这样的事实：“呼而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事例。其次，作者运用了道理论证论述了羞恶之心人皆有之的道理，有力地论证了“义”重于生命的道理。以此来证明中心论点的正确性。在《鱼我所欲也》这篇文章中，作者运用了多种论证方法有比喻论证、举例论证、对比论证等。

（2）论点与论据的关联性。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大多数学生不能掌握论据是如何证明论点的。针对这个问题，解决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明确解决论点与论据两者概念的界定和辨析。论点是作者对所议论问题或事件的见解、看法、主张，论点主要解决的是证明什么的问题。论据是用来证明论点正确的依据。论据包括事实论据和道理论据。论据主要解决的是用什么来证明的问题。在《鱼我所欲也》中开篇作者提出了：“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兼得”。作者以鱼和熊掌做比，并以鱼喻“生”，以熊喻“义”，形象地区别出“生”与“义”的价值高下。在引用到本文所研究的问题中，引导学生掌握论点的知识，就要让学生在整体和宏观的角度看，如此也可提高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如果放到《告子上》文章里面看，本文讲的是每个人都有“本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都应该保有自己的“本心”。只要本心在，即使在生死关头，人也能经受住考验。但是如果丧失了“本心”，人就会做出亏心事来。实则，仅对本文的结构进行分析之后，我们可以知道本文所选取的文章的主旨讲的是每个人都有“本心”和保有“本心”的重要性。在第一段中，作者用比喻的方式引出“舍生取义”的观点，并且在正面和反面加以阐明。行文至“所恶有甚于死者”作者对这个观点的论述就结束了。紧接着“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提出了新的命题。人人都有“是心”既是本心。文章第二段就是对这个命题的论述和阐明。作者用一般的人和乞人都不接受嗟来之食的故事，说明人人都有“本心”，用“不辩礼义”接受“万钟”的故事，概括失去本心的人的惯有行为，并对此进行批评和嘲讽。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在课文整体上看，人应该保有“本心”是论文的中心。“舍生取义”的观点和不受嗟来之食的故事，讲的都是“本心”赋予人的极大力量，属于正面论证；“不辩礼义”接受“万钟”的故事讲的是失去“本心”的人的可悲可耻，属于反面论证。

2.让学生进行相关文体知识的练习，以此来进一步掌握知识。例如，让学生在学习了《鱼我所欲也》中有“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可以让学生分析此句运用了何种写作手法，用了什么论证方法，以此来引导学生。

3.学生对文言文中论证方法的运用上存在一定的问题。那么作为教师，讲解议论文中常用的论证方法，有举例论证、比喻论证、引用论证、道理论证、对比论证等并且要结合具体的文章进行分析解决。在《鱼我所欲也》中为增强文中说服力，作者运用了多种说服方法。比喻论证文章一开始就用“鱼”和“熊掌”来设喻，得出的结论是“舍鱼而取熊掌者也”，以此引出本文的中心论点“舍生取义”。显得通俗形象。举例论证，作者举出“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而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的典型例证，有力正证明了义重于生的观点。对比论证，这篇选文第一段从正反两面说明为什么要“舍生”，第二段中把“向”与“今”对“万钟”的不同态度做了对比。

4.通过对文章的理解学习和掌握，教师要对本文进行整体的知识梳理。在本文所选取的文章中作者用了讲道理和摆事实的论证方法，在讲道理中作者提出论点即舍生取义，并且从正面和反面阐述观点，最后得出结论。在摆事实中作者正面举例论证“义”普遍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之中，并且还从反面说明“万钟”也不应该接受。

通过对具体文章的讲解，来使得学生充分掌握文言文中的议论文体知识，并解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每一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要注意和解决的问题。

行为心理学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B84-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4 ― 0045 ― 04

有关心理学分裂与整合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很多研究者认为心理学的分裂不利于心理学的发展，甚至有研究者担心心理学会被其他学科吞并。因此，很多心理学家都在积极尝试将心理学整合为统一的学科以促进心理学的发展，维护心理学的科学地位。但是，由于心理学在科学观、方法论、研究对象以及学科性质等方面有其独特性，因此不能强求心理学的存在形式与其他统合学科的形式完全相同。当前学术界所谓的心理学的“分裂”样态，或许正是其应然的存在样式。心理学的分裂或整合，可能只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假命题，心理学既不需要整合，也根本无法进行整合。本文将在对以往心理学分裂与整合的研究进行分析梳理的基础上，以新的研究视角重新探讨心理学的分裂与整合，以还心理学应然的学科面貌。

一、心理学分裂的现状及其整合研究的尝试

（一）分裂的心理学

学界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心理学处于分裂之中，而这种分裂局面的形成有诸多原因。Stephen C. Yanchar和Brent D. Slife认为，心理学的分裂主要有如下原因〔1〕：第一，心理学专业的奖励机制不完善，对于心理学理论创新的支持不足，并且学生在受教育的时候易受到导师固有观念的影响，这加剧了心理学的分裂。第二，科学研究与实践活动之间没有建立起有效地联系，心理学的很多研究脱离实际生活，导致心理学应用领域与学术研究领域的断裂。第三，心理学理论形态的多样性，不同的心理学派别在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以不同的哲学方法论为指导，有不同的研究对象以及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学派之间难以统一。第四，方法论的多样性，不同心理学派别持有的哲学观点不同，其方法论也就不同，科学主义取向心理学的方法论来源于实证主义，而人文主义取向心理学的方法论则是现象学和解释学等。

心理学的分裂受到了心理学家的高度关注，有研究者认为心理学发展的关键问题是缺少共同的基础，“心理学家总是各自为战，虽然研究对象相同，但却从不同的基础出发，使用不同的方法，说不同的行话，得到相互矛盾的结论”，〔2〕3同时，他们还认为心理学正在被其他学科蚕食，面临被吞并的危机。科学主义取向的心理学家将注意力集中在实验室的研究中，关注的是实验和数据，注重从某一侧面入手研究人的心理实质，强调实验数据而忽视了实验结果对人和社会的指导意义；人文主义取向的心理学家则关注心理学理论的实际意义，认为实验缺乏一种整体观，把人等同于物从而忽略了人的主观性与能动性，因而无法解释所有的心理现象。实际上，心理学内部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也存在着由来已久的对立倾向，心理学的学术研究强调其研究的纯洁性和高尚性，认为学术是第一位的，应用是第二位的；心理学的应用研究则强调心理学的着力点在于实践应用，拒绝把心理学当做纯科学。〔3]193学术研究关注的是个体，缺乏对社会宏观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分析且其基本原理脱离社会实践；应用研究则把心理学带入一些微观领域，出现了很多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心理学分支学科。

（二）“第三种文化”下的心理学整合观

在《两种文化》之后，斯诺又于1963年发表了《再看两种文化》一文，并预见了“第三种文化”的出现。这种文化将弥合人文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之间的沟通鸿沟，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两类知识分子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且关系融洽。〔4]24斯诺的“第三种文化”有利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对缓和两种文化之间针锋相对的现状也有积极的作用。

“第三种文化”具有包容性、超越性和大众化的特点，能够容忍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可以使每一种观点都得到严肃对待，对于不同的学科可以相互包容，并且学科内部不同观点和学派之间地位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种文化结合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取向，用一种“统合”的观点解释问题，试图从两种不同取向结合的角度进行科学研究，更具综合性；同时，这种文化也是一种大众文化，由于学者们对专业问题进行了通俗易懂的诠释，因而可以使普通民众了解专业化的知识。〔4]25在“第三种文化”的指引下，心理学内部需加强对话交流和互相谅解，认真思考不同学派和不同取向的心理学观点，并在一些问题上先达成共识；在关注心理学理论发展与心理学专业化的同时，也应重视心理学的社会指导意义，要让心理学知识大众化，使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惠及大众，彻底掀开心理学的神秘面纱，使心理学真正为人类做出贡献。

学界普遍认为心理学处于严重的分裂之中且危机重重，心理学的整合势在必行。“第三种文化”的出现虽然给心理学的整合指出了一条道路，但心理学的整合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相互融合。其实，心理学这种分裂的样态正体现了心理科学自身的特点，既包含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也囊括了“第三种文化”。如若忽视心理学自身所固有的天然的学科特点，试图运用某一“范式”或科学观强行进行心理学的整合既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必要的。虽然我们也提倡心理学整合的学术性研究，但仅限于学术研究而已。

二、对于心理学整合的疑问

（一）心理学是否可以在一种科学观下整合

有研究指出心理学的整合需要统一的科学观作为保障。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心理学家所持的科学观各不相同，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对心理学进行整合是不现实的。事实上，自心理学诞生之日起，西方心理学的研究取向和研究准则就深受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以实证主义哲学为方法论指导的心理学成为西方心理学的主流。主流心理学所倡导的是“唯科学主义”的科学观，把心理学的研究对象限定为可被观察和实证证实的经验，并以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目的是将心理学建成精确、客观、实证的自然学科，树立心理学的科学形象。〔5]92这的种“唯科学主义”的科学观虽然使心理学从哲学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并朝着客观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但也使心理学发展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如研究中所出现的“不分”的伦理问题就贬低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使用割裂了心理现象的整体性，把对完整心理现象的研究分解成片段式的、碎片式的研究，无益于说明和引导人们的心理活动。这种困境引起了人文主义取向心理学家的关注，他们认为，在心理学研究中不应忽视人的价值以及心理学对社会生活的指导意义，强调心理学研究应尊重人的主观能动性。人文主义取向的心理学将整体的人及其心理作为研究对象并且注重人所特有的独特性，提倡使用访谈法、历史法、临床法等颇具人文主义特色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和解释人的心理现象。但是，由于缺乏客观标准且其科学性无法证明，因而其神秘色彩依然十分浓重。

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科学观指导下的心理学各执一词、互不妥协，导致心理学的分裂与割据局面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有研究者提出了融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为一体的心理学的“大人文科学观”。〔3]351在这种科学观的指导下，我们就要摒弃纯粹以自然科学或人文科学的方式所进行的心理学研究，而要谋求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融合的方式来进行心理学的研究。以这种科学观为指导，心理学家进行了很多理论研究，如尝试整合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谋求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试图缓解不同取向心理学家的关系、改变心理学分裂无序的局面；尝试对心理学进行全新的学科定位。但是，这种融“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为一体的“大人文科学观”在当前仍然是不可能出现的，因此要在一种科学观的指导下来整合心理学是不可能的。

（二）心理学是否有统一的哲学方法论

实证主义、解释学和现象学作为心理学的三大方法论基础对西方心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实证主义认为，只有可观察的经验才是认识的基础，坚持对经验进行描述并认为只有被经验描述的认识才是科学的。受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影响，冯特在心理学独立之初便主张用心理物理学的方法和生理学的模式对心理学进行研究；随后出现的行为主义更是将心理学的实验研究推向了极致，华生声称要将心理学转变成为纯实验的科学并把行为还原为刺激（S）与反应（R）的联结。在行为主义那里，“心理学就成了研究一种物理化学变化引起另一种物理化学变化的自然科学”。〔6]

与实证主义方法论不同，现象学强调对人的独特性的研究，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作为研究重点，强调描述的方法以及整体论的观点；解释学则强调理解的历史性，即历史条件、历史环境以及历史地位对理解者理解文本的影响，主张使用一种与自然科学“说明的方法”不同的“理解的方法”。布伦塔诺反对冯特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人的心理现象，主张把意动当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且重视人的能动性和整体性，从而开创了人文主义取向的心理学研究的先河。随后兴起的格式塔心理学强调心理的整体性，主张对意识和人格进行整体性描述；人本主义心理学则要求关注人的价值和尊严，强调人与动物和机器不同的特殊性。由此可见，不同的心理学流派所推崇的哲学方法论是不同的，要想使心理学各个派别摒弃自己的哲学立场和方法论转投他人怀抱亦是不可能的，故试图用一种哲学观点作为心理学的方法论来整合心理学也是难以达成的。

（三）心理学的学科性质

随着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研究的兴起，在心理学学科性质的问题上，研究者又提出了心理学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的观点。〔7]119心理学研究的是人的心理和行为、心理和行为的生物基础及其发生发展的规律等问题。人的心理不仅有其生理基础，而且也受社会、经济和文化等的影响。在探讨心理学问题时，我们会用到自然科学的知识方法和技术设备，也会用到社会科学的研究手段和思维方式，纯粹从某一个角度、采用某一种方法来研究心理学都是不全面的。心理学发展的新趋势表明，心理学正在成为一门连接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枢纽”学科。既然心理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那么其交叉点在哪里？它们是如何进行交叉的？等等，这也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讨论和厘清的问题。

有研究者指出心理学没有必要禁锢在旧式的学科划分之中，心理学应谋求自己应然的学科定位，即心理学应该属于“科学人文学科”。〔5]2-6在这种学科定位下，心理学研究应强调在某一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对人的心理进行整体研究，注重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反对唯实证方法的倾向；在理论建构的过程中，要以科学心理学为指导，吸收常识心理学、哲学心理学的合理内核来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同时还要积极开展本土化研究，使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如实反映人的心理，进而预测、解释和干预人的心理和行为。但是，心理学的两种研究取向存在已久且分歧严重，要使学界接受心理学的“科学人文学科”定位也是困难重重。至今，心理学不也仍然是既有科学主义取向的实证研究，又有人文主义取向的人本研究吗？这两种取向的心理学研究或许都能部分解释对方所承认与主张的某些观点，但彼此却并不隶属与统摄。因此，我们认为心理学既有自然科学的属性，又有人文科学的属性，这应该是心理学自身应然的学科定性。

（四） 库恩的“范式论”是否适合评判心理学的科学性

众所周知，科学心理学诞生于十九世纪的德国，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科学发展的影响下，特别是在物理学和生理学的影响下，冯特决心采用实验法来进行心理学研究，并进而树立心理学的科学形象。科学哲学对心理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库恩的“范式论”就是对心理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科学哲学。库恩认为，如果一门学科没有建立自己固定的学科范式，那么它就不能称其为科学。以此为标准来判断，心理学就不是库恩“范式论”意义上的科学，因为心理学至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范式。以库恩的“范式论”为指导，很多心理学家致力于探讨心理学究竟是不是科学？有研究者甚至认为，应将心理学踢出科学的大门，原因在于多年来心理学进展缓慢且未形成“统合”的理论体系，即心理学未形成能够称其为科学的“范式”。但是，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库恩把物理学的发展模式经抽象和概括总结成科学发展的一般模式，似乎一切科学的发展都类似于物理学，而事实上，各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其发展也可以遵循不同的模式，特别是像心理学这样一门以人，而不是以物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其发展不可能，也不必要走物理学的道路”。〔2]3况且，库恩范式论中的“范式”是一种模糊不清的概念且其理论本身是一种不可知论，是站在实用主义立场上提出的观点，否认了科学的进步性。〔8]

总之，由于心理学具有研究对象复杂、研究方法多样、理论众多等特点，因此试图在一种科学观、一种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下来整合心理学、试图用库恩的“范式论”来评判心理学的科学性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我们就需要从另一个视角重新审视心理学的分裂与整合问题。而一旦当我们换个角度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时，就会发现心理学既是难以整合的，也是无须整合的。

三、“殊途同归”的心理学

（一）心理学难以整合

心理学的整合是一个难以完成的工程。心理学研究有其自身的特点：第一，时代性。心理学会第一时间吸收最新的哲学观点和科学前沿理论并将其结合在自己的研究中。例如，跨文化研究兴起之后，各个国家都在探讨心理学的本土化问题，希望将心理学的理论和本国的实际情况与历史特征联系起来，发展有本国特色的心理学。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研究就强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原则，结合中国历史文化特点，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但由于各国均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和历史传统，也都有其自身的心理学理论体系，心理学本土化研究的结果貌似繁荣和发展了心理学，实质却加重了心理学的分裂。在这种情况下，心理学将永远无法成为一门“统合”的学科。第二，多样性。心理学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即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学科分支的多样性。〔7〕7心理学可以借鉴物理学、生物学、神经科学等学科最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设备以推动自身的研究。由于新理论和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在借鉴这些新理论、新技术进行心理学研究时，也会生发出更多新的心理学分支。以往对心理学进行整合研究的尝试性研究虽然从理论上讲可能有利于心理学理论的整合，但因这些研究都是阶段性的、暂时的结论，对心理学的理论整合并无实质性影响。第三，复杂性，主要是指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既有主观性又有客观性；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我们不可能只考虑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某一属性，而不顾其他属性。科学心理学诞生以来，各心理学流派均从一个侧面或属性出发来进行心理学的研究，从未有任何一个学派从多个侧面和多重属性出发同时进行心理学的研究，这不是因为它们不愿意这样做，而是因为心理学根本就不具备进行如此研究的条件。

（二）心理学无需整合

事实上，心理学并没有分裂，所谓心理学的分裂实际上是在心理学整体框架之内不同取向的研究，这是心理学应然的研究状态。以往的研究普遍认为，心理学出现了严重的分裂。我们认为，之所以会得出这种论断主要是由于研究者片面地使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或者人文科学的标准来评判心理学，而忽视了心理学的学科特殊性。纵观心理学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理论心理学家在不断地批评那些实验心理学家在实证主义道路上走上了不归路，但许多心理学实验又确实对人类未来的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认知心理学在人工智能以及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领域的交叉渗透等等，Daniel Kahneman 就因将认知心理学有关人类认知决策和判断的实验研究与经济学理论相结合提出了“预期理论”，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另一方面，心理学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引导作用也不可忽视。对于心理学的理论研究，我们更应该关注其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引导作用，充分发挥其实践应用价值。一些持实证观点的心理学家在罔顾心理学人文社会属性的前提下，质疑人文主义取向的心理学研究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认为，心理学的发展和研究需要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相互结合，当前看似分裂的心理学研究，实质上只是心理学在其应然框架内的合理存在样态。

从西方心理学二分法的角度来看，心理学就是研究人的心理与行为。我们认为，两种取向的心理学的研究目的都是解释和预测人的心理与行为，也就是说不论是从科学主义角度出发还是从人文主义角度出发，心理学研究的目标都是解释和预测人的心理和行为。据此，心理学研究只是围绕着心理学的研究目标在进行不同角度和取向的研究，其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即 “殊途同归”。〔9〕很多心理学家认为心理学终会整合为“统合”的学科，可以和其他学科一样有自己“统合”的理论体系和学科“范式”。但我们认为，站在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来共同进行心理学研究，可能才是引导心理学发展的正确路径和方法。

因此，我们应该持有一种辩证的态度：心理学理论终究可以用“科学”的方式来解释，即使现在看起来遥不可及但是未来必会实现；实证研究也应该在理论的指导之下开展，既要丰富和发展心理学理论也要突出理论的指导意义，要认识到实证研究是无法代替“理论先行”的地位的。目前来看，心理学分支庞杂且每一分支都有其理论依据和研究方法，虽然心理学不同领域各执一词、各持己见，但都获得了诸多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我们在批评心理学这种分裂的状态时，也不要忽视这些分支领域的不断突破和进步不仅没有损害心理学反而促进了心理学发展的事实。试问心理学新理论、新领域、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不正是体现了其生命力吗？心理学的这种主客观结合，学科之间相互交叉和研究方法多样的特点决定了我们不能用某一种科学哲学或科学观来定性和整合心理学，研究者在对心理学进行整合研究时也应认识到，心理学或许有适合其自身学科特点的科学观体系，只是我们目前还未发现而已。在理解了心理学的特殊性和其当前的存在样态之后，我们就应该顺应心理学的现实状况，这样才能繁荣心理学、巩固其科学地位。我们认为，心理学在当代不仅没有必要进行整合，而且如果罔顾心理学的实际进行整合，反而会影响心理学的发展。

心理学既没有分裂，也不需要整合，心理学分裂与整合的问题或许只是心理学学术研究中的一个假命题。我们应该尊重心理学固有的天然的学科特点，让其以其固有的应然样态存在并以其应然的方式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心理学的繁荣与发展。

四、结语

心理学是一门“顶天立地”的学科。心理学的“天”就是哲学、历史、文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心理学的“地”就是医学、生物学、物理学、生理学等基础的自然科学领域。心理学要存在于“天地”之间就要依靠这二者的相互协调和相互支持。我们认为，心理学“学派林立”和理论观点多样的特点，就是其立足的基础和应然的存在形式。心理学就应保持其多取向、多视角、多属性的特点，以一种开放和包容的姿态生存于“天地”之间并获得其应然之发展，而根本没有必要强行整合为像物理学、化学那样的统一科学。

〔参 考 文 献〕

〔1〕Stephen C. Yanchar and Brent D. Slife，Pursuing Unity in a Fragmented Psychology： Problems and〔 Prospects〔J〕.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1997， 1（3） ， p.238.

〔2〕叶浩生.再论心理学的分裂与整合〔J〕.心理学探新，2000，（02）.

〔3〕叶浩生.西方心理学研究新进展〔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4〕曾永志.“第三种文化”的哲学思考〔J〕.未来与发展，2003，（11）.

〔5〕贾林祥.论西方心理学的价值取向〔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03）.

〔6〕叶浩生.西方心理学中两种文化的分裂与整合〔J〕.心理学报，1999，（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