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发展论文篇1

靠行政命令强行指派、横加干涉或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自己只是一味紧跟“时政热点”的话，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无从谈起。既然是创新，就是前人所未曾做过，或做得不多、不深的地方，而有了学术自主，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能排除各方面不必要的干扰去关注学术本身，去关心如何能够揭示真理、发现规律。当然，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享有一定的学术自，并不是说要鼓励一味闭门造车。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享有学术研究相对独立性，更重要的一层意义在于，使他们养成尊重真理、实事求是、不畏强权的独立人格，“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也是知识分子良知和风骨的内核。最后，研究者享有的学术自和独立性是统一的。在目前浮躁的大环境下必须为学者内外兼修创造条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是一项艰苦卓绝的事情，没有始终如一的专注与钻研精神就想侈言创新，无疑是痴人说梦。恩格斯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经济上可能有人一夜暴富，学术上却绝不可能，没有充分占有前人成果、没有打破习见的理论勇气和详细周密的论证，创新成果几乎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有的甚至需要耗费数年甚至几十年之功。

这是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路径的基本要求，就是必须要紧跟时代、植根实践。一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只有扎根于本民族的生存实践，并为其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才能获得新生。离开了时代主题，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将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必须提出、研究和回答中国、时代问题。当前我国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等，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去进行研究。同志指出:“最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就不能对人民群众产生感召力、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

哲学发展论文篇2

从哲学意蕴上来说，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当代实现方式。马克思实践哲学体现着对人的本质和生存方式的深刻把握，体现着对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进一步把握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当代价值，对于我们以理论自觉的态度去树立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实践总体性与发展总体性

实践是贯穿哲学发展史的基本线索，是任何一个哲学流派建构其哲学体系都绕不过去的中心话语。因为实践表达着人们对世界真和善的感悟。但从古至今，人们对实践的解读就一直存在着分岐。

众所周知，亚里斯多德是最先提出实践概念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亚里斯多德也是从人类活动的总体性上来理解实践哲学的。在他看来，对超越具体功利的“善”的追求和向往，构成了人类一切活动的价值指向。这也正是人的活动与动物的本能活动的根本区别。他认为：“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1]但也许是过于注重对实践的价值属性的指认，所以他又在对实践的界定上出现了二元分离，即将人的价值指向和客体存在分离开来。在他看来，实践是人类自身精神活动的自由创造，具有强烈的自我价值的属性。人的超越功利超越外在束缚的道德选择，构成了实践的本质。因此，在其总体实践框架中，以追求人类价值的道德实践与以把握外在世界及其规律的技术实践出现了必然的分离。从总体实践退守到道德实践，实际上意味着在两个方面的退守。一是将人类总体实践活动方式退守到以道德把握世界的单向选择中。为此，他将人的活动分为两类：实践和创制。实践是人的内心话语，是人自身的是非功利的道德选择，创制只是完成面对外部事物功利性的劳作活动。实践体现着人自身的目的，具有终极价值关怀的的意味，创制则是现世的短暂的应对外物的技巧和手段。二是将人类总体实践退守到极少部分人的“高雅”精神旨趣。在他看来，只有极少部分人（主要是奴隶主）可能在实践中找到自我，可以摆脱世俗的烦忧，也只有他们才有资质从事实践活动。而大部分从事劳作的工匠，不可能在实践活动中寻找和实现自我，他们往往被外在的功利所掌控，他们的活动只能是机械的没有永久意义的谋生手段。

正是亚里斯多德对实践哲学的两分法，埋下了后人以不同路径理解实践哲学的伏笔。

康德对实践哲学的理解与亚里斯多德就是同一个理路。他将实践哲学区分为道德上的实践和技术上的实践，并更注重道德实践所体现的自由价值。康德认为，真正的实践活动就是人的纯粹自由意志活动，这种活动不受任何外部因素的左右，完全是自身对自由意志的尊重和认同。这也就是“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即超脱的纯粹普遍的自由理性。在康德看来，人是茫茫宇宙中微不足道的一粒灰尘，但人的高贵和尊严就在于人“心中的道德律”，它可以使人不受特定的条件所限，超越尘俗，进入无限。因此，康德进一步强化了两种实践内涵的区别，在对现实自然界的把握过程中，实践作为主体作用于客体的中介，其目的就是达到对因果规律的把握，这属于一种技术性的实践。而真正可以观照人的道德理想、确立人的终极价值指向，才是实践的最高层次和目的。从根本上说，实践就是要履行人类的“至善”。

创制概念尽管在亚里斯多德的实践哲学中得不到重视，但随着文艺复兴和欧洲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看到，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难以从道德的储备中自然产生，只有注重客观世界的因果变化，探索改造世界的具体法则，才能不断创造财富，推动世界发展。培根和百科全书派就开始把亚里斯多德不屑的手工业和技术工艺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培根认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仅仅停留在道德的沉思上是没有意义的，人要面向自然，探究自然奥秘，揭示客观真理。追求自然的因果规律并将其运用于改造世界的客观活动，并不是工匠的卑微手艺，而是关系到影响人类进步的根本价值所在。知识、功用、工艺、真理成了培根阐解实践的关键词。应当说，强调实践的真理和功用价值，这当然是对的，并且这种思想也直接影响了西方自然科学和生产力的发展，但由此消解实践哲学中人对终极价值的反思，也会使得实践作为人的活动方式这一具有历史底蕴的概念显得单薄和片面。

马克思在吸取历史上关于实践哲学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总体性的实践观，从而超越了实践二元论。在马克思看来，实践当然必须以技术和工业为基础。人在这个世界上要摆脱动物般的受动性，就必须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探究自然、挑战自然，这是人的生存方式的根本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根本体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明确表达了工业和技术的历史意义。“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人格的完善，人对善价值的获取，仅靠内心的沉思和文化心理的内在提升是难以完善的，必须通过实践活动。实践在这里成为了促进人格丰富完善、人的道德提升进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环节，也就是说，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本身就是人的理想、智慧、激情的释放，人的纯粹自由理性、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完善就是在客观的实践中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感觉通过自已的实践变成了理论家”。

科学发展观是在对人类实践行为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不难看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正是由于实践哲学的二元分离，导致了发展过程和目标的偏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普遍意识到必须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这当然无可厚非，但由此将人类社会的发展简单归结为经济增长，将发展的水平和程度简单归结为经济增长的水平和程度，这当然就偏离了科学发展的轨道。这种发展理论和实践，在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一时，以至成为掌控人类发展行为的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人们对人本身改造自然的能力充满神话般的期待。人类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能力是无限的，人是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主体，完全没有必要在征服自然的征程中忧心忡忡。但时间不长，人们就已经感受到这种经济增长观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经济社会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扩大，失业增加，政治动荡，环境污染，能源、资源日趋紧张，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指出，这种经济增长观将会带来全球性危机。

从实践哲学的角度来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我们就会发现，只有从总体性意义上理解人类实践的功能，才能使人类的活动方式步入健康可持续的轨道。也就是，只有冲破实践分离的藩篱，从技术创造与人的本质内在统一的角度来理解实践行为，才能够真正解决对经济增长的盲目崇拜。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根本解决，人们的经济增长的冲动还会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发展观的变革，但这种变革应当说还有相当的难度。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已经在表明人们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还没有完全到位，还总是以为，经济增长是硬指标，社会发展是软指标。要纠正这一思想认识，从哲学层面上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认清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基本内容和价值指向。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离不开技术创造和文化价值选择的统一，游离于人的总体实践活动来审视技术革新创造，就必然会把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指标视为人类实践活动的根本归宿。

二、实践哲学与技术、制度、文化的共生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体现着一种实践总体性。在这种总体性框架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的活动通过技术、制度、文化的相互影响，共生出一种发展文明方式。这种发展文明方式，显现出一种内在活力和历史文化传承。

马克思生活在经济增长和革命不断爆发的时代，分析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指出资本主义制度衍生的矛盾及其历史命运，构成了马克思关于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如何走进资本主义又跳出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来分析资本主义的走势，进而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走势，这一理论凝炼，无疑是拨开了社会历史上空的迷雾，为人类追寻进步发展指明了方向。这种分析体现着马克思、恩格斯对技术、制度与文化在实践基础上共生共长的深刻思考。

关于发展，目前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是针对浪头一浪高过一浪的发展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批评的观点：一是它造成环境资源的破坏；二是它带来一系列社会矛盾和危害，如社会不平等、异化现象、官僚化、心理疾患等；三是认定发展的理性主义文化基础已经失去，人的理性和对自然的征服力已不再能包打天下了。对上述观点的反对意见也针锋相对：一是低估了人的发明创新能力；二是问题不在生产方面，而更在分配上，通过合理地调整分配，不平等等问题会得以解决；三是物质性富足与自由、民主密不可分，是它们的基础；四是从理论主张的社会分层来看，限制增长、保护环境、质量高于数量等观点往往都是富人们的主张。[2]应当说，这两种观点都不无道理，但这两种观点都没有跳出发展来看发展，都没有从实践哲学的角度来看待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价值诉求。

对于发展认识的分岐，无论是来自哲学理论层面还是现实问题层面，从根本上来说，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认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历史和现实指向，从中我们会发现，对马克思发展理论的疑惑，还在于我们没有完全把握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宏大叙事。

从马克思实践哲学总体性要求来看待发展的内涵，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总体框图中，技术、制度、文化作为实践中枢神经左右着实践活动的纵横驰骋。马克思认为“社会物质生产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种性质：（1）劳动具有社会性；（2）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是这样的人的紧张活动，这种人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而是一个主体，这种主体不是以纯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3]。从根本上来说，技术创新所引起的生产力发展，是实践哲学基础和社会发展的显性的成果。重视技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功能，构成马克思唯物史观超越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标志。技术所呈现的感性的物质力量，是实践统摄包括理论在内的一切自然社会资源的中介。这也正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得以立足的基础。就这一点而言，包括阿伦特等对马克思关于劳动概念的指责显得很苍白，因为不讲人的感性活动在历史中的影响，不将实践从理论中解放出来，实践作为人类存在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就无法显现，人们对人类活动及其影响的分析和评估也就无从谈起。

其实，强调技术、工业的感性活动，绝不意味着将人的实践活动自然化、生理化。因为技术物质活动从来就不可能单独发生作用。从静态的概念界定我们可以找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差别，但从生产力的产生和变化来看，它从来就和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其他因素密不可分离。

技术和工业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通过制度作用实现的。美国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斯提出，制度是社会变迁的根本。他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它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4]诺斯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解读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认为马克思从来都没有单独阐述技术和工业的作用，而是将技术工业和制度统一起来，并通过制度整合各方面资源来解释经济发展的。他指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5]制度是实践在社会历史产生作用的方式和结果。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的本质是实践。实践作为人的本质的实现，只有在社会交往中才能真正成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说来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在这个对象中对人说来成为本质的时候，这种情况才是可能的。”[6]

在马克思看来，实践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实现的基本方式，必然体现着人的本质的全部。文化作为人的实践的内在要素，当然也不能排除在外。有的国外学者包括萨林斯等认为，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过多强调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劳动，劳动成了没有思想价值的生物驱动。他认为，在马克思的实践框图中，文化成了物质实践的结果，而不是渗透在实践结构中的。这与他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理解有关，事实上，马克思是十分注重文化创造作为实践的表征意义的，有人提出，从哲学史上来看，人们对实践理解可以概括为三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亚里斯多德的伦理——行为的理解类型；一种是从洛克、斯密到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技术——功利类型；一种就是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类型。[7]笔者以为，这种归纳还是很有见地的。审美指向是马克思实践哲学超越其他上述两种实践理解的重要标志，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是人的本质在最高意义上的升华。

在马克思实践哲学中，技术、制度、文化从来就不是单独发生作用，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和谐共生的，这种有机统一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的整体性和创造性。科学发展观要矫正社会发展中的唯经济主义倾向，并非是一个资源配置上的重新平衡，而必须从马克思实践范式入手，抛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简单对立的思维方式，将技术、制度、文化作为一个有机体统一纳入到实践结构，按照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内在要求，不断调整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

三、实践哲学与以人为本

实践作为人的存在和活动方式，是确证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石。对以人为本有不同的解读，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是建立在实践人学基础上的。

第一，实践确证了人是历史的本质。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离开人，社会历史也就不可能存在。在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之前，人们通常对历史本质作出两方面的解读：一是把社会历史自然化。用自然界及其规律来比附社会历史的变化。费尔巴哈哲学的直观性就集中表现在用自然界来归纳人类历史的存在及其规律。马克思曾指出：“费尔巴哈从来不谈人的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教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8]；另一种是把生动的社会历史图景抽象化、概念化，变成人的缺位的概念、范畴发展史。针对黑格尔、蒲鲁东等把历史非人化的观点，马克思曾指出：“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他的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9]人所以是历史的本质，是因为人的实践活动使然。人的实践活动创造了社会、创造了历史。人作为一种生命存在物，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决定了人的劳动实践的历史必然性。科学发展观中讲的以人为本，不仅仅是讲如何维护、发展人的利益，而首先要肯定以人为本的历史观价值，肯定人作为历史本质的主体创造意义。“‘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0]

第二，实践确证了自然的人化意义。相对自然而言，以人为本的提出既不是指人是自然的主人，也不是简单的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要尊重自然，而是意味着由于人的实践，人与自然的社会属性的渗入，自然逐步走向“人化”的历史进程。人的实践活动，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相互交织、相互制约。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这里立即可以看出，这种自然宗教或对自然界的这种特定关系，是由社会形式决定的，反过来也是一样。”[11]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人的实践活动内容和方式的限制，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浑然一体，人与自然和人与人都处于狭隘的关系纽带中。进入资本主义，人对自然的实践征服能力大大增强，人对物的依赖构成人与人和人与自然联系的中介点。马克思指出：“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同样，在个人创造出他们自已的社会联系之前，他们不可能把这种联系置于自已支配之下。”[12]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实践打破了人与自然的狭隘关系，生成了新型的平等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由此也形成了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这也就生成了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实践哲学基础。

第三，实践确证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以人为本的根本宗旨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由于人类实践的历史变革，形成了人对自然、人与社会、人对人的真正占有。人的本质力量在现实中真正得以实现。首先讲人对自然的真正占有，人化自然的程度越来越高，人们创造的生产力自然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性条件。物质产品成了属人的产品，人在客体对象中观照到人的本质力量。二是讲人对社会的真正占有，是人创造了丰富的全面的社会关系，人的解放已成为现实。人的本质是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上的，全面的丰富的社会关系自然会展示人的本质的丰富性，自然会促进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三是讲人对人的真正占有，新的实践活动，创就了丰富的完整的人，人的感觉积淀了新的文明和审美，变成“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

注释：

[1]亚里斯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

[2]刘森林.重思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3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46（下）：113.

[4]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3.

[5]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68.

[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42）：124，169.

[7]王南湜.马克思哲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实践哲学[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1）.

哲学发展论文篇3

一、大力发展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哲学史》杂志中最为稳定且刊发比率较大的就是对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首先，儒家哲学仍占主流。从儒道两家的横向比较中可知处在世纪之交的儒学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儒学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基石，经过长达2000多年的积淀与传播，已深深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儒家所提倡的“仁政”、“民本”等思想及注重道德修养的主张更是当今时展的迫切需要，特别是我国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更是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所以，步入新世纪儒学思想仍然保持着一贯性的优势发展。

其次，道家地位逐渐上升。2000年，《中国哲学史》上讨论道家道教的文章16篇，而同期关于儒学的论文28篇，打破了儒家一手遮天下的局面，二者差值为12篇，2001年差值缩小为5篇，2006年的差值为8篇，2007年差值为7篇，总的来说儒道两家平稳的保持着较小的差距。当前，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日益凸显，若想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必须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而道家着力倡导的“天人合一”观，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传统道家思想对现代科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性，当代新道家又与新科学有着深刻的联系。[2]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于道家思想中寻求宝贵的思想资源成为现实的选择。

再次，大量高价值的出土文献的研究也引发了新的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中国哲学史》大量刊登了郭店竹简和上博楚简的最新研究成果。2001年02期有3篇论文进行了针对郭店竹简的学术争鸣，2001年03期几乎用了整个版面来安排“出土文献与中国哲学思想史专辑”，共17篇文章涉及出土文献研究，而且研究内容不再以单一的儒家学说为主，而是关涉“五行、道家、宗教、儒家”等诸多内容，并且就研究出土简帛文献的方法论进行了思考、总结。大量出土文献的研究拓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视野，加大了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力度，特别是为早期儒家研究开辟了新的境地。

无论道家还是儒家哲学研究都在不断创新，屏弃不合时宜的封建社会的思想糟粕，更加关注现实，不断地吐故纳新来完善与提高自身，不断探索新的问题，老问题也有了新思路。

二、中国现代哲学和现实问题研究得到长足发展

2000年“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加强了中国哲学与现实经济社会的密切联系，《中国哲学史》杂志进行了报道，并加大了传统哲学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力度，而且这一重要角度也成为期刊导向之一。

（一）现代哲学研究逐渐呈上升趋势。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从“五四”一直延伸至今，有着非常强的现实感。2000年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呈多专题发展，人们将目光锁定于对现代哲学的反思上，这一类型论文的刊文数量在2007年达到近7年以来的新高。时代的发展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创新现代哲学。冯友兰、张岱年等现代哲学巨匠的思想精华既是对传统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又为我们确立新的思想体系指引了正确方向，是沟通传统哲学与现时代的桥梁。为了适应国内外客观现实的变化《中国哲学史》对中国哲学进行了现代性探索，开始注重哲学研究方法的探讨，不断创新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的哲学概念、观点和原理，数量由2000年的3篇上升到2007年的9篇，增长了近3倍。（二）中国哲学与现实联系增强，正在逐步构筑新的哲学体系。中国哲学与现实的联系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2006年探讨儒学与和谐社会建构、环境保护及生态平衡关系方面的文章达到6篇。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为中国哲学与现实的密切结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另外，儒学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也在不断地进行内部思想资源的整合及与外部社会思潮的融合，不断创新思想形态与理论内容。儒家所倡导的以“仁”为核心的和谐思想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2000年04期发表了汤一介的《孔子思想与“全球伦理”问题》，认为孔子时代存在着严重的“道德危机”，如今的人类社会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文化道德问题。孔子思想能够为建立“全球伦理”提供极其重要的资源，成为不同国家和民族能够共同接受的伦理准则。[3]《中国哲学史》期刊也更多的关注儒学与生态问题。儒学对宇宙和人生关注较多，深入探讨了人与生命、人与自然的关系，可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践的指导思想。当前，时代对中国哲学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新的现实它需要其进一步反思和创新，2007年讨论社会现实问题的文章有所下降，可能是新的哲学思想正在酝酿。

三、迈向中西交融---中国哲学的国际化

自2000年起中西哲学交流一直保持着明显的递增趋势。进入新世纪，中国哲学全球性发展意识增强，拓展了国际视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沟通和交流日趋加强。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思想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开始了国际化的进程，中国哲学要应对这一新的趋势，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积极推向世界。中西哲学交流内容涉及伦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哲学研究方法论等诸多内容，逐步构建起交流与融合的大平台。

《中国哲学史》杂志大力介绍中国哲学在国外的研究情况。2000年04期，介绍了德国汉学界的中国哲学研究状况，德国的中国哲学研究涉及哲学理论的诸多方面，但研究重点为儒学与现代化，中德之间的哲学交流和比较是倍受学者们关注的热点。2000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东亚哲学与21世纪”学术研讨会，同年7月，第十二界国际中国哲学会议在北京举行，这些会议使中西哲学进一步走向了多元对话。《中国哲学史》杂志对这两次会议都作了报导，足见它的办刊宗旨和发展动向。2007年03期与2007年04期分别开设了“东亚思想中的道学”和“域外儒学研究”专栏，主要论述了中国哲学在朝鲜、韩国等国家的传播和发展。这些研究打破了封闭保守的地域界限，开始关注其他国家和民族如何评判中国哲学文化，用一种创新、开放和包容的眼光来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中国传统文化。

中西哲学的融汇与贯通，不是对西方哲学的简单效仿和搬用，而是在以中国哲学为主体和中心的前提下采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拿来主义”原则。《中国哲学史》正是以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为中心课题，将中国哲学推向世界，并推进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发展。未来世界的文化呈现出多元化与多极化的趋势，中国哲学必将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参考文献

哲学发展论文篇4

【关键词】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与发展/理论张力/construction/marxismphilosophy/Innovationanddevelopment/Tensionoftheories

【正文】

哲学创新正是基于实践的生成过程，才是一种“情理交融”的生命冲动和理性自觉。只有自觉构建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与发展的“张力网”，才能使其进一步走进现实语境，并在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象的本质穿透与理性关照中得以丰富与发展。

一、比较对话：彰显理论特质

当前我国学界存在着一种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对话的观点，理由是质疑这种解读模式非但不能摆脱传统教科书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注，反而可能将自己专业的“权力话语”当作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立足点，并武断认为，“比较对话”的方法实际上只能是以某个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人物思想为圭臬或视野，“外在”地透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意蕴，从而导致以现代西方哲学反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窠臼，并指认这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自我中心主义”。

我们认为，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的比较对话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列宁早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无视现代西方哲学所张扬的科学实证精神、人文主体精神，不能无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进行整合的努力，否则就谈不上创新与发展。同时，这种比较对话也是可能的。在进行这种比较对话中，不必要一定找出一个超越二者之外的某个评判标准与沟通媒介，首要的是主体的自觉。

这种主体自觉具体而言，一是认识到比较对话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现代解读的一种方式方法，旨在建构而不是解构。在比较对话中注重吸收利于自身发展的合理因素。如果这样就不必担心由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视野的遮蔽性而遮蔽乃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内涵。二是自觉尊重和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和方法论特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一样，都是现代意义上的哲学，都关注实践活动的主体性，重关系轻实体，重生成轻先验，重影响轻体系，但也应充分认识到，二者毕竟不是可以完全通约的，而是异质性的两种理论体系：在立场上，一个基于劳动者的立场，一个倾向于为资本所有者服务；在观点上，一个是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一个是形而上学的超历史的实用主义的唯心论；在方法论上，一个是历史于实践中生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一个是日常生活于实践中生成的唯心主义的方法论。这些只有在对二者的深入比较与对话中，才能在理论上自觉地呈现；只有在以现代社会为共同视域、以反形而上学为己任、以回归现实为特征的东方与西方、社会历史与日常生活、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以及空想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的两极对立的张力中得以实现，并进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启发与思考。

二、体系建构：突现逻辑魅力

与上述反对对话的观点相呼应，有学者认为在反形而上学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新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辩证法，不再是传统的体系哲学，否则，势必带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之嫌。因而，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从建构新的哲学体系着手是不可取的。对此，引发了学界的激烈争论。

我们认为，任何严肃的理论无不有严密的逻辑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体系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体系哲学，但这不意味着没有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更不妨碍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建构新逻辑体系创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首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物质是逻辑基项，实践是逻辑始项，劳动、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阶级斗争、劳动群众等构成了逻辑中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则是其逻辑终项。它们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则，形成了一个由实践基础上有机论的自然观、交往实践论的社会观、实践唯物主义历史观、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集真、善于一体求美的自由观构成的十分严密的逻辑体系。

其次，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逻辑严密的哲学体系，能否排除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哲学之嫌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因为这个体系是开放的，它不崇尚任何超验的哲学实体。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概念、范畴及哲学范式，实现了对旧哲学的革命性变革，是于实践中生成的，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来说，它不同于传统哲学(包括旧哲学和传统教科书)中的物质概念。旧哲学和传统哲学教科书中的物质是一种实体，以此为基石的哲学体系在理论上是超验的，在方法上是形而上学的，在思维方式上是追根究底的实体主义，在哲学范式上是世界论的、本体论的抑或是近代主体论的范式。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集中通过实践概念体现出来。由于实现了哲学主题的历史性转变，所以以实践为本体的新世界观认为，社会历史不过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其着力专注于经验世界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自我的基本关系，是一种关系性思维方式，建立起关怀人的人类学哲学范式。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这种关系性思维、生成性思维和人类学的哲学范式的呈现，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以概念、范畴和理论模型之间的互动为表征的，是以物质世界、意义世界和可能世界之间的对立统一为前提和基础的。我们知道，概念反映事物的本质，求真；范畴体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向善；模型则把概念与范畴按递归和合的原则整合起来，构成穿透现象世界的解释体系，趋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求真的，实践唯物主义自然观、社会观和历史观则是向善的，自由观则是趋美的。它们之间的有机统一，是三方面对立统一的结果，呈现出规律、价值观与人类学之间的互动与平衡，本质上，这是事实世界、意义世界与逻辑可能世界三极对立中所具张力的反映与观念呈现。而且，在这种逻辑体系构建中，主体越自觉，基于三个世界之上的理论越自觉，所形成的理论张力也就越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以此为切入点，不失为一种值得重视的解读模式。事实上，改革开放20余年来，学界关于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讨论不断引向深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教科书的解读模式，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也逐渐占据论坛主导，并向教坛和讲坛伸展。这一定程度上表明，新时期通过自觉建构合理的逻辑体系以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可能的、必要的。同时表明，始终关注现实是自觉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理论体系的现实起点。

三、语境置换：展示现实价值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解读语境的话语，学界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回到马克思”，通过深入、完整、准确的返本溯源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清理地基；另一种观点则主张“马克思走向当代”，通过关注当代、实际关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输血。

哲学发展论文篇5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来自伟大的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的实现是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科学分析当今世界、当代中国和我们党自身状况发生的重大变化，深刻总结我们取得的丰富实践经验，以非凡的胆识和卓越的智慧，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必然结果。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是时代、实践和科学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实践和科学迅速发展的客观要求，对当今时代提出的许多重大课题进行科学探索的伟大成果。正如同志所指出：“当今世界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同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多深刻的变化。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看，我们都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作出回答，并加以解决。我们必须与时俱进，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632页。)

就世情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但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世界还很不安宁，人类面临许多严峻挑战；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多极化的发展是曲折的，多极与单极的斗争十分激烈；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正在加快，但它象一把“双刃剑”，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又使发展中国家在整体上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世界科技突飞猛进，不仅使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且使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通讯方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从而对各国的对内、对外政策都提出了新的课题；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严重挫折，目前仍处于低潮，国际上一些执政时间很长的大党老党相继丧失了执政地位。这些复杂而深刻的变化，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思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这种新的国际条件的必然产物。

就国情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了快速而巨大的转型期，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处在攻坚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社会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如何使党的领导更加切实有效地覆盖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广阔领域，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如何使党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协调好不同社会群体的具体利益，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把全国人民和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好、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奋斗。这正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境界产生的国内历史条件。

就党情看，经过80年的发展，我们党的党员队伍、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如何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的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庄严使命。但是，从党的现实状况看，正如同志所指出的，还存在三个“相当不少”，即“现在党的建设同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地方还相当不少，党内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存在的不符合甚至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也相当不少，在加强党的建设方面，我们需要研究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也相当不少。”如何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面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时展的要求，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所有这些都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总结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成果，在理论上作出新概括，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境界。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是13年来伟大实践和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13年，我们党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异常复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面对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准确地把握时展的脉搏和特征，坚持以改革总揽全局，咬住发展不放松，集中力量解决事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经受住了来自国内国外以及自然界的考验，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胜利前进。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13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以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外交等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取得历史性进展，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这一切充分展示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驾驭全局、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带领全国人民开拓前进的高超领导艺术。

在这一伟大实践中，我们党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党的十四大在总结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基础上，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要处理好的十二个重大关系。党的十五大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在1998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同志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取得的十一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系统总结了13年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个方面的基本经验。这些基本经验，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统一，理论指导性和实践操作性的统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有机统一，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这些基本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境界的产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必然结果。

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崇高历史责任，积极倡导理论创新，努力进行理论创新，在全党兴起创新的热潮。同志反复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道理，就是不能用本本去框现实，而只能用实践去发展本本。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坚持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指引社会主义中国胜利前进的同时，倾注了极大的心力，探索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同志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亲自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应时代潮流，把创新作为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坚持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形成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其中最重要就是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决定我们党、国家、民族前途命运，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创新。

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仅注意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3年来的实践经验，而且注意总结我们党80年来的历史经验；不仅注意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的丰富经验，而且注意认真吸取世界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正是在充分总结国内外的历史经验和最新实践的基础上，集中了全党的创造和智慧，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关注的视野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十六大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一个新境界，最根本的表现就是继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总结新的实践，针对新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深刻地回答了一系列新的时代课题，使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党的十六大不仅提出了一系列直接涉及世界观方法论的新思想和新观点，而且在总结实践新经验、开拓理论新境界、规划建设新蓝图的全过程中，都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十六大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一个新境界，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的重大贡献。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发展规律和动力理论推进到一个新境界。

在社会发展规律和动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不同的论述，归纳起来，就是认为发展是由多种力量构成的动力系统推动的结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者有机地联为一体，看作是社会发展中最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发展规律和动力理论推进到一个新境界。

同志多次指出，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这一精辟论述，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动力和规律的基本原理。

创造性地提出了共产党执政规律这一范畴，并强调它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一致性，揭示了历史规律的层次性。党只有坚持“三个代表”，才能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归根结底是因为共产党的执政规律要服从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因为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人类社会、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最具决定作用的因素。党的先进性之所以是具体的历史的，其根源也在于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利益是变化发展的，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

把最终动力和直接动力、物质动力和精神动力等统一起来，强调了社会发展动力的系统性。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杠杆，革命和改革是社会制度变革的基本形式，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些都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它们分别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生产力、文化和人民利益三个方面，用“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加以概括整合，集中体现并进一步深化了社会发展动力的系统和机制理论，发展了社会发展问题上的“合力”思想。

突出了生产力和文化的“先进”性，强调了“创新”是生产力和文化发展的“灵魂”和“不竭动力”；突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利益”动因，并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各种具体的利益和内部矛盾”结合起来。这些新思想、新观点，以及关于新的社会阶层构成和性质的新判断，关于推进科技创新、体制创新、文化创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一系列新方针、新举措，都既坚持了唯物史观“动力论”的基本原理，又充分反映了现代社会发展的新特点和当代中国实践的新经验，赋予这些基本原理以崭新的时代内涵和鲜明的中国特色。

其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全面发展理论推进到一个新境界。

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突出地体现在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观上。他强调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解决发展问题，又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就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协调发展的社会全面进步的战略目标。

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不仅强调“先进文化”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而且提出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文化建设、弘扬主旋律与全面繁荣文化市场相结合，科学教育建设与思想道德建设相统一，吸取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推进文化创新与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相促进，发展文化事业与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相配套等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和举措。这一切，都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社会意识各种具体形式特别是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既相区别又相统一的基本原理。

科学阐明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自身的全面进步。十六大第一次把“政治文明”范畴郑重地载入党的代表大会文献，强调了物质文明的基础地位、政治文明的中介作用和精神文明的导向功能，把邓小平倡导的“两个文明一起抓”发展为“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深化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不同领域发展既相对独立又内在统一的基本原理。

明确提出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十六大报告在谈到新世纪新阶段“发展要有新思路”时，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在规划建设新蓝图时，更是将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与经济、政治、文化并列，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四个方面之一；强调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不仅重申了马克思原本阐发过、而被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遗忘了的生态哲学思想，而且将“可持续发展”上升为历史观的基本范畴，纳入社会的“全面发展观”，从时代的高度开拓了唯物史观的新境界。

再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推进到一个新境界。

提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并把它作为主体价值观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是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一个重大理论成果。这一问题，最初是他在“七·一讲话”中提出来的，后来又在“5·31讲话”中加以重申，最后在十六大报告中以党的文件确定下来。

提出和论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由“原始的丰富”即自然经济下狭小范围内人的完整性，经过商品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下的“异化”和“片面化”即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和片面发展，最后在共产主义下达到全面发展。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提出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无疑是对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把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和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深化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以民为本的价值观。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291-292，382页。)落脚点是人民群众需要的满足，而人的全面发展则强调主体自身素质的提高，并且这种提高，不仅指群众，也包括个人。

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统一起来，并付诸实践。十六大既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动力，更把它作为党执政兴国的最终目的和归宿。这就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

最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辩证法理论推进到一个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革命性变革，不仅表现在彻底地贯彻了唯物主义，创立了唯物史观，而且也表现全面地坚持了辩证法，特别是注重运用辩证法全面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等分析社会历史问题，创立了社会辩证法，从而深刻地揭示并科学地阐明了社会历史领域的一系列矛盾运动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改革时期，都对社会主义辩证法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深刻分析和全面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的基础上，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辩证法理论推进到一个新境界。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发展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就在经济全球化和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把社会发展所要经历的工业化和信息化两个过程合并为一个过程，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过程论思想。

在加速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深刻分析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矛盾运动，明确提出并科学阐述了我国社会发展中的十二大关系，即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份的关系，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把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十大关系”思想推进到一个新境界。

针对我国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推进和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过程中我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在描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蓝图的同时，十分关注社会的弱势群体，明确提出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提出要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展城乡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事业，提出要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继续大力推进扶贫开发，尽快使尚未脱贫的农村人口解决温饱问题，并逐步过上小康生活。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上，他明确提出加强东、中、西部经济交流和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争取十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中部地区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东部地区要加快发展。这些重要思想丰富并发展了邓小平的“先富”、“后富”和“两个大局”的思想。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的科学意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形成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我们党在新的世纪里，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和新任务，从理论上作出的新的概括和回答，是我们党在新世纪里高高举起的理论旗帜和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它不仅为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明了方向，而且为繁荣社会科学研究，进一步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新境界指明了方向。

首先，与时俱进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的内在前提。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变革，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开辟了人类认识真理的道路，而不是终结人类认识的终极真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承认任何绝对真理、永恒真理的神话，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681页。)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理论特征和品格，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发展、超越自身的内在动力。能不能与时俱进，不仅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而且是判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新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291-292，382页。)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分别形成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对党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新的概括，特别强调与时俱进的重要性。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与时俱进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展开。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能否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境界，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好坚持与发展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又不断发展的科学真理的统一体。继承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最好的继承。既不能丢掉老祖宗，又要说新话；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既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要像同志强调的那样，做到两个“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二是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这一点，也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与时俱进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的法宝，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特征。没有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和理论勇气，就没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也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我们学习、研究、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定要坚持与时俱进，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认识，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断地用新的思想观点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新的实践。

其次，理论创新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的根本动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着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世纪里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都是毋庸置疑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发展。同志曾多次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他在十六大报告中强调：“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要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解怠，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把理论创新同治党治国联系一起，充分说明了我们党对理论创新的高度重视和对理论工作者的殷切期望。

我们这里所说的理论创新，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善于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树立对理论和理论创新的正确态度。一方面要反对把理论、理论创新简单化、庸俗化。重复不是创新，简单地照搬照套也不是创新。动辄就把一些还不成熟的理论观点或别人已经提出过的东西自诩为创新和发展，这是一种华而不实的学风和夜郎自大的表现；另一方面也要反对把理论和理论创新神秘化。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291-292，382页。)他把马克思主义和思想的精髓归结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和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和活的灵魂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有的人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解得非常片面，固执地认为只有给马克思主义增添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新论点，才谈得上发展马克思主义。诚然，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新论点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但发展和创新的涵义绝不仅限于此。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应用于本国实践，提出具有时代特征和符合国情世情的新的理论观点，解决了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也是一种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一种更重要的发展。因为这样做，一方面在实际上拓宽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应用范围，使理论上的普遍性在新的实践领域中变成为可以确证的经验；另一方面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应用于本国实践过程的本身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会遇到各种复杂的情况，在理论和实践的交互作用中，必然会形成一些新的理论观点，而这些理论观点中又总会有一些普遍性的意义。一般寓于个别之中，一般不能离开个别而存在。离开当代中国的实际，侈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妄自菲薄，轻视党和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理论创造，也只会在事实上堵塞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用邓小平理论观察当今世界、观察当代中国和我们党的新变化，不断总结新经验所作出的新的理论概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创新，是新世纪推进中国共产党建设伟大工程的伟大纲领。但它的意义不止于此。由于它建立在深入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三大规律的基础上，因而它所提出的理论观点也不限于党建范围内，而是涉及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全面体现了党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实现新任务、新目标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是一个完整的有内在联系的理论体系，是一次全面的理论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推进到了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夺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事业的巨大贡献，这也使得指导这一伟大事业的理论具有了一定的国际意义。一切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人们都将会从中得到启迪，思考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本国的实际，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实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

再次，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境界的根本方向。

理论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推向新境界，最重要的是选择和确定理论创新的主题。理论创新的主题构成了理论创新的基本内容，决定了理论创新的根本方向和成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一是它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公然声明自己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二是它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重视实践的作用，把“实践性”规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任何旧哲学的显著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在实践中得到应用、检验、修正和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而其它仅仅是流而不是源。因此，要实现理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是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的理论家轻视实践，淡漠实践和群众的呼声，热衷于在象牙塔里做学问，从经典著作中找研究主题，看不起实际问题的研究和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总以为那样出不了“大成果”，登不了“大雅之堂”。其实，他们这样做恰恰颠倒了源和流的关系，他们所做的学理性的梳理至多是一种正本清源的理论创新的准备工作，而不是理论创新本身。真正的理论创新主题只能到亿万人民的伟大实践中去寻找。面向实践，深入实践，倾听群众的呼声，总结群众的创造，从中汲取营养和智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之树就会常青常绿，长成参天大树。

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要求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这就提出了理论创新不仅要以实践为中心，而且要以当代实践为中心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向。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国人民夺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过程，高度重视理论工作和理论创新，并且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在邓小平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这个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化过程中的重大飞跃。这说明，社会科学工作者只要深入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去，注重对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不断深化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加强对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就能够在研究和解决重大课题上取得突破，奉献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发挥出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哲学发展论文篇6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这个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精髓——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基本原理的根本要求。

物质的客观性及其对意识的决定作用，是辩证唯物论的重要原则。坚持这一基本原理，首先要在“实事”、“务实”上下功夫，就是要解决主客观相统一的问题，在实际的基础上做到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党的十七大报告从生产力水平、经济体制、人民生活、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对外开放等八个方面，阐述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所呈现出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是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的光辉典范，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根本依据。

辩证唯物论认为，意识并不是纯粹消极被动的东西，它一经产生，就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对物质世界的发展进程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坚持这一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则，要在“求是”、“求真”上下功夫，就是要深刻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并根据这种规律性的认识，提出正确的理论和方针政策。科学发展观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科学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是关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

科学发展观把发展作为第一要义，从多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辩证唯物论认为，运动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固有属性，客观物质世界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发展之中。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这就要求我们在推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始终把发展作为主题。科学发展观把发展作为第一要义，强调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这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社会一切经济形式、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变化演进的根源，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要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坚持不懈地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不能放松。科学发展观把发展作为第一要义，强调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的理论。

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开辟了运用唯物史观观察社会历史、解决现实实践问题新境界

唯物史观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为了人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政府一切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坚持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发展的价值追求理论，保证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

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就是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始终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最充分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集中全社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亿万群众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这就坚持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理论，指明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厚基础和强大动力。

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是要把改革发展取得的各方面成果，体现在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上，体现在不断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上，体现在充分保障人民享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益上，让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就坚持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发展的目的理论。

科学发展观成功解决了当代中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是在改革发展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的光辉典范

唯物辩证法认为，系统性是事物的根本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系统性的有机整体，在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条件下，发展的系统性特点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就是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这个总体布局的思想正确地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有机体的系统性。科学发展观蕴含和体现了丰富的协调发展思想，比如，强调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等。这些都集中反映了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和协调发展的思想。

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矛盾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观点，运用矛盾观点而形成的矛盾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根本方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也是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科学发展观提出“五个统筹”，实际上就是要正确处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解决的五对矛盾。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统筹区域发展，就是要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要解决经济发展快速同社会发展滞后之间的矛盾；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是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同资源生态制约之间的矛盾，等等。我国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解决发展问题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和和平外交政策，为解决我国发展问题创造良好条件。党的十七大强调，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就是要求我们善于从国际形势和国际条件的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方向、用好发展机遇、创造发展条件、掌握发展全局，做到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内外兼顾、趋利避害，为我国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科学发展观从根本上明确了追求政绩的价值取向、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准，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哲学发展论文篇7

1.引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拓宽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视野，是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认识成果。

2.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着“以人为本”的时代主题

“以人为本”是我们的时代主题，这是一种理念。“以人为本”中的人是对象，本是原则、理念、要求。人有三层：个人、群体、人类；本有三义：相对人对物的依赖，把人当主体；相对人被边缘化，把人当作依据；相对把人当作手段，把人当作目的。因此，它要求我们尊重人、关怀人、为了人。马克思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以人为本”之所以是时代主题是因为以前我们对人的关注不够，对人的尊重不够，构建和谐社会体现了对人的关怀，并为实现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和人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以人为本”是人自由地占有自己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人社会关系的总和。和谐社会为人的交往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人的交往范围大大地扩大了，人的关系的种类和数量大大地增加了，人的本质越来越丰富了，更重要的是人的关系是和谐的。“以人为本”为了人，从人出发不断推动人的发展。这是一个人不断自我超越、不断实现自我、不断获得自由的过程，只有这样才使得“以人为本”不至于空洞化，不至于是一种宣传和口号。

3.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前提。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社会的和谐有赖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人对自然资源的盲目的无限制的掠夺，必然会造成自然资源的枯竭，森林的破坏和减少，土地的退化、荒漠化和沙漠化，水资源的减少和污染，最终导致人类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恶化。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如果不能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不但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路，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自身全面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4.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不断提高的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如何解决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呢?就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建设和生产力的发展。现在看来，我们社会上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发展。财富的最大化就是要把蛋糕做大，分配的公平化就是要把蛋糕分好，蛋糕做大是前提和基础，必须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把蛋糕做大。但是，同时不能忽略了公平问题，不能忽略公平分配问题，要把蛋糕分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有两个基本的执政能力，一是把蛋糕做大，一是把蛋糕分好。共产党人执政既要有把蛋糕做大的本事，还要有把蛋糕分好的能力，执政能力应当有机地包括这两个方面。

5.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因而也是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特别是哲学界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丰题，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社会矛盾、矛盾性质、基本特征及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方式和机制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和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这对于提高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并进一步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我们党自建党以来8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不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一贯地明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着的哲学，它将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变换着研究的重点或主题，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本身却是相对稳定的，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去讨论理论创新，要从理论与实际、继承与发展的结合上去理解或解读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新理念和新思想。

6.总结

社会和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要求矛盾的双方或矛盾的多方在运动过程中能达到并保持多赢或双赢的局面。具体说，就是既要强调人与人的和谐，又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既要达到内部各阶层、各利益团体之间的和谐，又要争取外部世界格局的和谐发展；既要培育微观的各个社会组织细胞的和谐发展，又要促进宏观的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既要经济、政治、文化等各子系统内部的和谐。又要形成各子系统之间的和谐关系，使之共同发展。“和谐社会”这一理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人的和谐。造就和谐的人的个体，就是要使一个人有健全的人格。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能合理地处理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做到融人自然、融人社会、融人集体。集体和谐是建立在个体和谐基础之上的，社会的和谐也有赖于人的和谐，即社会发展是以人为主体的，人的发展是以个体为本位的。三是社会分工的和谐。社会分工的和谐包括社会各类人员的比例构成的合理性、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社会效率的增长性和社会地位的公平性等。超级秘书网

“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既是对我国一段时期内社会发展目标的科学设定，同时这一理念的提出还在哲学上有着深刻的意蕴。“和谐社会”理念是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发展新条件下的科学阐释。这一理念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和合精神”，批判地吸收了西方分析社会发展的理性主义传统，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社会发展的理沦。

参考文献：

[1]胡昌恩,步德胜.党的先进性建设与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J].安徽农业科学,2006,(24).

[2]李砚忠.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研究综述[J].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2007,(01).

[3]马兵,步德胜.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努力构建和谐社会[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04).

[4]吴敬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高度重视就业问题[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06).

[5]陈瑶瑶,李明元.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研究综述[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6,(02).

[6]朱宗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近期研究综述[J].宁夏党校学报,2005,(05).

[7]朱宗友,许开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近期研究述评[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3).

哲学发展论文篇8

哲学认为，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中得到进化和升华的。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它既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的原始历史痕迹，也会不断地从相关事物中吸取最适合本身发展的“养料”以促成自身的发展与完善，最后形成与相邻事物既相互联系又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事物。因此每一个新事物的诞生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临近事物的特征和痕迹，而且在吸收了周边相邻事物的特色和优势后，展现出独树一帜的全新面貌。我们将一个事物从周围关系紧密的事物当中吸取营养，以此主动地融入自身使其成为自身的有机成分，从而完善自己，形成特质进化特征事物的特性称为“接缘性”。

根据舞蹈自身的运动性特质，它与哲学、文学、戏曲、心理学、美学、医学、生物力学、遗传学……许多学科有着千丝万缕、无法分割的接缘性关系。可以说，舞蹈是众多学科大综合的智能化产物，研究其舞动规律非常有必要从与它有关联、有接缘性的交叉学科入手。为此，笔者有选择地从哲学、文学、戏曲三个方面简单地论述它们与舞蹈的接缘性关系。

一、舞蹈与哲学

在一般人心目中，舞蹈与哲学，一个是艺术，一个是世界观；一个高度形象，一个高度抽象，不说这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也是两个极难相接更难相融的问题。也许有的人一辈子也从未将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思考过。包括从事哲学研究的，也包括从事舞蹈专业的。

但是，在一些艺术大师和哲学大家那里，上述两个问题竟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变成对艺术家和哲学家都颇具启发性的东西，尤其是舞蹈在“现代舞之母”伊莎多拉·邓肯和被荣为20世纪世界三大艺术巨匠之一的玛莎·格雷姆大师（另两位是：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画家，毕加索）看来，哲学是他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舞蹈所必需要涉及的学科。有人说：“舞蹈的核心是人脑的意识，舞蹈创作的法则是辩证唯物手段的科学运用”。哲学思维不仅仅是其他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高级思维专利，也是我们舞蹈人所要追求的创新思维目标，更是舞蹈人科学用脑的前奏。

邓肯说：“哲学概念似乎被当作人的最高度的满足”“只有靠尼采的指导，才有可能……充分显示舞蹈的表现力”“尼采哲学的魅力，使我入了迷”“叔本华对音乐与意志的关系予以哲学阐释，这一启示使我倾倒不已。”邓肯把尼采视为“世界上第一个哲学舞蹈家”，并将尼采的哲学称作是“精神上的舞蹈”。至于玛莎·格雷姆，则经常在排练时用尼采的话来启发学生。

为什么尼采的哲学会对邓肯等舞蹈大师产生如此大的影响?陈俊明认为，邓肯的“灵魂、肉体、思想浑然一体”的艺术主张，与尼采的舞蹈、音乐、抒情诗是“狄奥尼索斯（酒神）型”艺术的哲学见解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或者说尼采哲学的“狄奥尼索斯型”艺术沉浸在充满自然欢喜和忘我兴奋的跃动生命中，达到了人类相互间以及自然和人之间和谐的见解。

笔者认为，尼采的哲学舞蹈思想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邓肯、格雷姆等大师改造舞蹈、创新舞蹈的前进路程。邓肯的“灵魂、肉体、思想浑然一体”其实就是尼采的哲学思维意识延伸，是邓肯挣脱了古板、机械、程式化了的旧的舞蹈形式之后，用哲学意识去紧紧粘贴现代思维，用灵魂去升华舞蹈，以达到一种超越肉体的全新的哲学舞动概念。从这一点来看，将舞蹈视为人脑哲学思维的高级形式并不过分，舞蹈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需要认识过程的进一步升华。舞蹈与哲学的接缘性关系，也是舞蹈自身直觉性特征所决定的，舞蹈的直觉在认识事物、升华哲学思维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它主要不是作为抽象的辅助工具去沟通推理的渐进步骤，而是给舞蹈编导和舞蹈者的智慧插上幻想的翅膀，直接跳跃和飞翔到最普遍的原则和最高的公理上去。它在舞蹈认识和创新活动中具有这样的作用：即直觉使舞者直接反映事物的本质；直觉使舞者的认识出现了创造性；直觉还使舞者的思维向科学家的“毛估”思维一样，顿悟性增强。一般来说，幻想、想象、形象、潜意识常常是直觉过程的准备与运行阶段，是诱发产生舞蹈创新思路的直觉形式，而灵感、启示则往往是直觉过程的形式和闪现阶段，是获得创新思路产生结果的直觉形式，这种相对独立的直觉活动，有时会产生出人意料的创造性结果。

从哲学视角来审视舞蹈，舞蹈这种艺术形式是根据人体在时间、空间中的运动来创造美的形象的一种特殊艺术形式。它与其他艺术学科或交叉学科之间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是舞蹈得以发展的本源，更是舞者健全脑思维的一种重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单打一”的知识结构决不能使一个哪怕是十分刻苦勤奋甚至“玩命”的人成为舞蹈家。同样，哲学也是如此，只不过它具有明显的不断反思的特征而已。吕艺生老师在《舞蹈家：智能结构的选择》一文中，就运用心理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新老舞蹈家的观察力、记忆力、模仿力、思维力、想象力和创造力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哲学的反思。他对舞蹈家最佳智能结构的三线划分理论和哲学的客观辨析，反思出我国中青年舞蹈家在成长过程中存在的不足，辩证地提出了解决此问题的合理的带有哲学意识观点的创新思路。

二、舞蹈与文学

文学艺术的特征，是以形象来思维。舞蹈也是这样，形象思维对于舞蹈创作来说，一个重要特征应该是舞蹈化。舞蹈编导从他深入生活，观察生活，在生活中得到主体的启示，到他对大量的生活素材进行分析、研究和具体的艺术构思，在这一系列活跃的思维运动中，他应该是一刻也没有离开对未来作品“舞蹈形象”的有机思索。这种思索就是使舞蹈编导在对客观世界的体会、感悟、表现中，逐步形成了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即舞蹈圈内人士常说的“舞蹈思维”方法。应该说“舞蹈思维”是舞蹈编导在创作过程中的一种合乎舞蹈艺术特征与规律的思维方法。然而，这种舞蹈思维方式的形成不仅离不开编导对无限广阔事物想象空间的全面探索，更离不开编导从“文学思维”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在文学的思维空间里，作品的“叙事性思维”“倒叙性思维”“插叙性思维”“变异性思维”……无不被舞蹈编导所“套用”“吸收”与“转化”。对于一个舞蹈作品或一部舞剧作品的检验，其好坏优劣取决于舞蹈编导对生活、对舞蹈认识的思维深度，而对舞蹈作品深度的研探与判断，在很大程度上要经受“文学性”的衡量与判断。换言之，舞蹈、舞剧作品的深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由自身的“文学性”所决定的。实际上任何的情动于形或意动于形，其情其意其舞均是在一定的文学思维流动与引导中形成的。

陶景杜老师在《书写舞蹈》中提到，中国文联副主席、湖南省文联主席谭谈先生在《湖湘舞苑撷英——湖南舞蹈五十年》画册的前言中指出：“舞蹈是文学大军中的重要一旅”，陶老师对此分析认为：站在舞蹈艺术的立场，谭谈先生的这种“艺术归类”，似乎有悖于我们对舞蹈艺术独立性的强调，但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句话理解为：第一，当文学作为人类思维的一种总体工具时，舞蹈在文学中所占有的位置及其相对独立的品格。第二，当文学思维与舞蹈思维相互撞击、相互融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时，所形成的一种“文学思维”与“舞蹈思维”共存的基本思维状态。第三，从生活——舞蹈的整个创作过程，舞蹈编导离不开意识的决定，而舞蹈意识的形成与流动，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以文学思维为工具、为路径的对一切生活感知的作用。因此，从这种意义而言，把舞蹈看作是“文学大军中的一旅”并不为过。

对这一问题笔者这样认为：舞蹈与文学把任何的一方看作是自己大军中的一旅都不合适，历史证明，有舞蹈的时候还没有文学，文学不能包揽舞蹈，二者都有各自的特质，特质的接缘才能有利于双方的发展，舞蹈从文学中汲取营养与之有机结合，有助于舞者丰厚文化知识底蕴，提高舞蹈的创新能力。但创新不是凭空而来的，它需要舞者具备多项知识能力基础，如：观察能力，对获得知识信息的分析能力，对创造性思维分析的能力，对创新实践分析的能力，还有紧扣主题的文学写作能力。无论是舞蹈编导作品创作构思、编舞体会，还是作品脚本的完成、最后的总结论文，都是需要用文字来表述的，编导的创新成果如果不通过文字来表述，交流起来就有诸多不方便的地方，即使用现代媒体进行传播，文字的说明也非常重要。舞蹈编导能否把自己的创新成果用文字规范、系统、简明地表述出来，主要取决于编导的文学写作能力，舞蹈编导如果缺乏文学写作能力，其创新成果就无法准确表达。文学写作是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运用语言文字符号以表达对舞蹈领域某事物认识的实践过程，同时也是舞蹈与文学结缘性关系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文学思维与舞蹈思维的紧密粘贴是产生复合型优秀编导的重要基石之一。

三、舞蹈与戏曲

戏曲艺术是中华民族独创的综合性及表现力极强的表演艺术形式之一。戏曲之所以有十分强大的艺术魅力，重要的原因是这种艺术形式对我国古代传统艺术形式作了成功的吸收、应用、变革和发展。今天，艺术的边缘化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相互邻近的边缘地带往往也是艺术门类之间界限模糊的地带。作为身体艺术的舞蹈艺术很早就与关系十分密切的姐妹艺术——戏曲有着边缘互渗、难以分割的联系。戏曲在它形成的过程中，汲取了许多传统舞蹈的精髓，使古代传统舞蹈中许多技术技巧和表演手段得以“存活”了下来并流传于后世。同样，中国舞蹈的发展创新离不开对戏曲的吸收与转化，尤其是中国的古典舞和民族民间舞，在发展进化的历程中无不渗透着中国戏曲之精华。舞蹈界老前辈吴晓帮老师说：“中国古典舞”这一概念最先是由我国戏剧家和戏曲舞蹈家欧阳予倩提出并得到文艺界广泛响应之后流传开来的。从“中国古典舞”的创立到发展，这其中尽含着许多著名戏曲艺术家的智慧和辛勤劳动成果。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参与和献计献谋，现今的中国舞就不会有如此完美的科学训练体系，更不会有如今骄人的成绩。

在很早以前，川剧艺术家们在吸取了中国舞蹈之精华后，系统地创造出了一套用于训练川剧演员舞蹈基本功的“口诀”教材。即：“天地日月夜，风云雷雨雪，山水石鱼浪，草木鸟花香，你我来去转，步眼开闭关，美容眼眉口，心胸膀皮拳……这些“口诀”的每一个“字”就是一个“手势”或一个单一舞蹈“动作”，乃至一套舞蹈“组合”。后来这些“口诀”又反馈到舞蹈中，经舞蹈老师们改进、补充、发展，对当时创新舞蹈教学训练体系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还有，戏曲演员紧紧掌握角色气质的能力和对眼睛的熟练运用，对中国舞和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表演、发展与创立完美的训练体系不能说没有帮助。戏曲表演很重视角色和观众的头次见面，一个好的出场亮相外加独特的表演气质能马上抓住观众，角色的身份、性格、情绪一目了然。我们的舞蹈表演虽然与戏曲表演有所区别，但戏曲的气质与亮相却与舞蹈有基本相通之处，具有表演上的共性。另外，戏曲中对眼神的运用有着很高的要求，戏曲界有句名言：“一身之戏在于脸。一脸之戏在于眼”，眼睛是最能传神的东西，当然眼睛传神做戏的基础是要有充分的内心体验和良好的内心感觉。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在《粉墨春秋》里光谈看就有十三个字；梅兰芳大师为了练眼神每天清早看鸽子；盖叫天在家看香火。这一切锻炼眼睛的方法都是为了完美地表现角色。在我们的舞蹈中也有一句行话，叫做“舞蹈凭多情”，笔者认为情应该是通过舞蹈者的眼神来传递的，情对于舞蹈表演来说犹如命根，缺少了情，就像戏曲中缺少脸与眼一样。从这一点来看，舞蹈与戏曲中以眼来传情有着相通之处。可见，舞蹈与戏曲的接缘性关系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割不断的渊源联系，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充分的资料来证明它们。

结语

实践证明，舞蹈是综合性非常强的艺术门类，多学科在舞蹈中的交叉作用使得它丰富多彩、魅力无穷，如果说知识、智慧是美的高级形式、高级产物。那么，舞蹈就是这多种知识、多种智慧的包揽物，研究它与多学科中知识、智慧的接缘性关系，有助于我们对舞蹈深层美的追求。

参考文献 ：

[1]刘大椿.科学哲学通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引自（美）伊莎多拉·邓肯.朱立人，李梦垄译.邓肯自传[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3]高岸起.论直觉在认识中的作用[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年第8期.

哲学发展论文篇9

经济学的内涵由单纯的经济增长、效率提高转变为经济生活中人的生活质量的考量，由机械化、工业化的指标转变为人在其中的身体感受和价值追求的衡量，这既可以看作是经济学对哲学的回归，也可以看作是经济学批判视野的再现。本文从经帮济世—内在与哲学中的经济观念、群己博弈—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经济哲学、义利之争—经济增长的效率追求背离哲学的人文关怀、安身立命—经济哲学发展与回归的逻辑起点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与其说现代经济哲学的主要目标是对经济的实际效用进行分析和总结，毋宁说后现代经济哲学将经济对人生的关照作为其关注的对象，将生活的幸福指数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说正是经济哲学这一关照对象的生活转向凸显了经济学的人文气息，更彰显了经济学的人文关怀。在走过了数字化、精确化、逻辑化之后，又重新回归到了经济学的内生化，即回到对人本身关照的前经济学时期，经济成为生活的内容而不是专门的工作。

经邦济世—内在于哲学中的经济观念

我国古代将经济思想蕴含在经邦济世的理念之中，从人性的善恶分析中解读经济发展的动机及目标。古代最早用“经济”之词的是隋代王通的《文中子•礼乐篇》“经济之道”，意为“经国济世”、“经邦济民”，主要是指治理国家、拯救贫民。管子隐藏于人性之恶引起的功利主义是趋利避害，把经济利益的现实追求作为政治活动的终极目标，只因“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既然社会的安定、道德的进步都是以物质的丰富为前提的，经济的发展就成为管子的理想追求。孔孟从人性本善中推出增加财富是施仁政的结果，并非政治行为的目标，追求重义轻利，经济与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是不可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方面经济哲学是经济学的哲学论证，另一方面经济是哲学理想的实现途径。

西方哲学在古代是包罗万象的，所有思想都囊括在哲学之中，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与经济学没有分开，西方最早使用“经济”一词的是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在《经济论》一书中，本义为家庭管理术，他认为唯一有用之物即财富，人人都应将获得更多财富为目标，于是将组织和管理奴隶生产财富过程称之为经济。

亚里士多德将哲学中的辩证逻辑运用到现实的经济分析中，赋予经济以谋生手段的含义，他提倡公平、调和及中庸，经济既包括协调夫与妻、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又包括致富之术，并将经济行为与道德行为结合起来，他用挥霍、慷慨、吝啬分析人对待财物的态度，体现了伦理学中“执两用中”的思想，“在财富的接受和支付上，中间性是慷慨，过度了就成为挥霍，不及了变成吝啬”。“慷慨是在财物方面的中庸之道”。“一个人能对财富最好地使用，也就具有了在财物方面的德性，这样的人也就是个慷慨的人”。用有德性来衡量经济与用财富来衡量德性是亚里士多德内在于哲学中的经济观念。其它如斯多葛派、诡辩学派和伊壁鸠鲁派等都从伦理观点出发观察经济现象，其经济观点又从属于各学派的哲学思想体系，并为政治主张佐证。

总之，在古代没有刻意而为之的经济学的哲学分析，只有蕴含于哲学中的经济观念，此时的经济分析就是一种经济哲学，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就是经济哲学的视域。

我国近代“经济”更是体现了谋生、生计之意。近代日本借用古汉语中原有词汇，取“经世济民”之意，将西文economy翻译作“经济”，当时我国严复等人则译为“生计”，后由孙中山等人采纳日文译法并介绍到国内。总之，经济更多是蕴含在人生哲学中的安邦定国理想的实现路径。

群己博弈—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经济哲学

在经济学独立于哲学之前，也就是在国民经济学主导人们经济思想之前，经济学试图独立的路径其实是以哲学为其方法的过程，也是哲学思想在经济学研究视野中的展开之途，更是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经济哲学。

务实的晚期斯多亚学派重视个体感受和个人利益的追求，不仅影响了古希腊晚期的政治哲学思想，更波及到了经济领域，出现了个体利益至上的个人主义倾向。与中世纪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相对应的则是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分野，也成为重农学派的重要理论来源；经院哲学在论述拯救个人灵魂的同时，经济社会也是以个人兴趣和行为作为出发点。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原则的功利主义，在自然法思想的影响下强调个人地位和利益的合法性，将追求个人幸福和利益正当化，在伦理上个人的幸福和快乐上升为最高的善，而在经济理论中成为方法论原则。随着中世纪后期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的兴起，西方经济学的思想也从被动的自然主义进入理性抉择，从天然为自己转变为理性为自己，对自己的经济行为有了理性的把握；当然这是与启蒙运动所带来的重回理性的目标相一致的，虽然经济学还没有完全从哲学中独立出来，还没有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但已经看到了经济学思想中的哲学方法论痕迹。

义利之争—经济增长的效率追求背离哲学的人文关怀

从亚当•斯密、马歇尔到凯恩斯的理论革命都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实际面临的经济问题而产生的，其思路是把社会本质问题、基本矛盾转化为技术问题和具体方法问题，哲学的思辨在经济学说中逐渐淡化，尽管将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方法和政策，使理论具备了可操作的优点，但同时他们撇开对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的研究，使经济学和哲学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分化。

在亚当•斯密看来，人在追逐利益时都会试图达到最大化，在自然规律的约束下，看似冲突中其实可以达到对社会利益的最大贡献，由承认利己行为的合理性而构建的社会是符合人性的，就是其在《国富论》中论述的由价格为信号、通过影响供求关系，达到最佳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秩序。所谓“斯密问题”在这里就会凸显出来：经济秩序中的利己主义和道德情操中的利他主义的矛盾。虽然斯密在一致性方面作了努力，一方面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整着每个利己和利他者，每个利己主义者都是互相需要的，在利己的同时为社会创造共同利益，达到共富，也就是试图从市场机制上保证利己和利他的一致性。另一方面通过社会道德规范和社会立法实现一致。

无论是以英国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大卫李嘉图理论，还是建立在实证科学哲学意义上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都试图要实现在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人性的复归与内心的宁静。现代经济哲学体系要求，从总体上阐明社会意识形态、法律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生产力等多种因素对经济关系之间互相交叉的作用和影响，考察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从根本上考察人类经济生活及其决定力量。可是适得其反，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越来越深刻、越来越精确化，却更加远离了人的日常生活，人失去了位置，人的快乐与幸福在经济逐步繁荣中却逐渐减少；此时，人类不得不反思在市场及规律面前人性消失的原因。经济学在实现独立的同时逐渐远离哲学，只有利益的争夺，而消失了人的情感。

在理性哲学观融入经济思想中从而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已经孕育着它一定会走向其极端，理性逐渐主宰人的生活，理性力量的整体化带来的是人性压制，随着现代经济学的日臻完善，尤其在与现实生活的反复较量中出现了波及范围更广的危机，同黑格尔哲学一样当它成为一个完整体系的同时而走向了终结。

安身立命—经济哲学发展与回归的逻辑起点

经济学跟随资本主义问题而展开的理论企图映射出了其远离人性的社会本质，追名逐利跃升为社会的主题，人退居在经济机器之外变为欲望生产的守夜人，道德的宁静与得失的平衡反倒成为现代人的现实志愿，在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等虚拟形式下的后现代经济的排挤下，安身立命与个体操持在社会转型中成为财富与贫穷中两极动荡的艰难抉择。

自工业革命到二十世纪中叶，把人类追求物质财富界定为对经济增长的片面价值取向的话，那么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人们已经明显由对自然的疯狂征服与掘取趋向于与自然和谐共处中寻求人的幸福与享受；由原来简单的经济增长的线性取向转向一种深思熟虑后的、更加渗透了人对自身关怀的、推己及人的、悲天悯人的情感化生存追求。不为眼前利益所动、考虑可持续发展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新动向，由理性追求达到的财富极致与道德需求的矛盾，呼吁非理性因素进入经济发展的领地，将后现代哲学和谐、差异、共在的要求在经济发展中凸显出来，社会进步与个体发展同时成为时代的主题。

第一，经济哲学由精英的经邦济世回溯为平民的安身立命。经济的地位从决定国家命脉过渡到成为普通大众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从而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和群众基础。由经邦济世下降为安身立命其实是人性惰怠的表现，也是对人类有限性的确认，更是生活意义追问的直接表达，虽有道德安抚的功用但沦落为平庸却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经济哲学由社会掌控的宏大叙事变为个体操持的微型叙事。在计划经济全面溃散、市场经济兴起后，宏大的政治与经济理想逐渐隐退到社会的低层，经济的无所不能独占鳌头，个体独立成为经济哲学中不可忽视的内容，个体成为莱布尼茨眼中“没有可供出入的窗户”之封闭单子，个体操持成为社会叙事的主流话语，人在自由中徜徉的同时感受到了孤独，经济受益的喜悦被内心的彷徨所驱赶，人游离在经济之外成为“经济人”的镐头和无机界的有机体。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于俊文主编.西方经济思想辞典[M].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3.吴德勤.经济哲学－历史与现实[M].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

哲学发展论文篇10

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实际决定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符合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实际，因而是正确的意识；正确意识能促进事物发展，它必将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体现了因果联系：一定结果都是由一定原因引起的，要求我们善于从某一后果中分析原因总结经验教训。“非典”疫情蔓延，暴露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和谐问题。坚持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是我们抗击“非典”所带来的重要启示。坚持科学发展观有利于提高人们活动自觉性和预见性。

3、体现了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

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深化、扩展、推移；同时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科学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进一步深化，是由实践证明的科学理论。牢固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体现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科学发展观是针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来的，是抗击“非典”给我们的启示。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科学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促进作用。科学发展观必将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起着巨大积极作用。

三：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1、以人为本：以人为价值的核心和社会的本位，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2、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3、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

4、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支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四：科学发展观的实质

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要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首先要抓好经济发展。坚持以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经验。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着眼点，就在于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

五：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

“以人为本”体现了哪些哲学道理？

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这要求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了上述观点。

②、以人为本体现了主要矛盾有关原理，要求我们在工作中抓重点。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体现了哪些唯物辩证法观点?

唯物辩证法：联系、发展、矛盾

从联系方面看：

①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要求我们坚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内部经济条件与外部环境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

②整体与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要求我们办事情从整体着

眼，寻求最优目标，统筹全局。

③人们可以根据事物的固有联系建立新的具体联系，以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④因果联系：一定结果都是由一定原因引起的，要求我们善于从某一后果中分析原因总结经验教训，原因和结果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从发展方面看：事物是变化发展的，要求我们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统观事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体现了上述观点。

从矛盾方面看：

①矛盾具有普遍性，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矛盾分析法要求我们要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我们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要努力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与人的全面发展。

②科学发展观揭示了发展的普遍规律，是矛盾的普遍性，对于全国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又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实际条件和发展需要有重点、有步骤地采取措施，不能搞齐步走、一刀切。这充分体现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

③主次矛盾辩证关系原理要求我们办事情既要抓住重点，又要统筹兼顾。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在发展，要一心一意谋发展，用发展来解决发展中的所有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体现了上述原理。

④坚持了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观点，促进矛盾向好的方面转化，真正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课堂讨论：

从辩证唯物论的角度谈谈我们应该如何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1、承认自然界的客观性，尊重自然，认识自然，使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

2、物质决定意识要求我们从实际出发，反对主观主义，使主观与客观具体地历史地统一。

3、重视意识的反作用，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4、尊重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哲学发展论文篇11

[3]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4]王中江，高秀昌.冯友兰学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5]丁灵平.从中国哲学的精神追求看中国哲学之特点[EB/OL].百度文库，2011-03-04.

[6]辞海编写组.辞海[M].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7]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哲学发展论文篇12

如果没有邓小平，也许人们至今仍主要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观察框架中谈论现实政治问题。邓小平力倡在现代化发展的意义上谈论民主政治问题，这就为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创设了一个以现代文明积累为标识的观察框架。这是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一次关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思维范式的转换。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命题，（注：参见江泽民2002年5月31日在中共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2年6月3日《人民日报》第1版。）正是邓小平在这一领域中所实现的思想解放成果的更加鲜明、更加精辟的概括。准确把握、深刻领悟邓小平为分析和说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问题，特别是民主政治问题所建立的观察框架以及思维方式，是理解江泽民“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命题的重要理论通道。

一、邓小平：在现代化发展的意义上谈民主政治问题

以邓小平的名字来界定的具有独特内容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理论，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提出，并逐渐形成发展为一个理论系统的。邓小平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方面早有自己独到的思想底蕴。但是，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史上划阶段性地提出一种理论体系的，是从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主题报告中开始的。邓小平当时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敢出来说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4页。）

请注意邓小平提出“特别需要强调民主”的最元初的出发点，他关心“民主太少”问题的解决，他关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局面的形成，而从根本上说他最为关心的是“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取向，是邓小平民主政治理论的最初出发点，他是从中国进入现代化世界文明潮流来思考中国的民主问题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由于邓小平的极力主张，全会明确了这样一个根本认识：实现现代化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主要的政治”、“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特别需要强调民主”，正是这一“最大的政治”、“伟大的革命”所决定的重要政治思路。邓小平特别强调民主政治的发展，是把它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基础来定位的。三中全会刚结束，邓小平在1979年元旦的全国政协座谈会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局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基础。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5页。）

其后不久，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工作会上提出了著名论断：“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8页。）理论界研究邓小平的民主理论，给这个论断的前半部分以特别的关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中，民主政治建设存在严重失误，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的逻辑关联、历史关联在理论上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同时，长时期的理论传统也使研究者们形成了一种思想习惯，凡讲民主，只讲民主与“阶级”、“阶级关系”、意识形态取向的关联，而很少言及其它。所以，人们特别关注“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命题。其实，从邓小平的理论个性来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个论断的后半部分，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命题在列宁那里已经出现。列宁提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现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2页。）列宁这段论述的前半部分上承恩格斯对19世纪下半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总结，而列宁论述的后半部分，在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中长期未能取得成功的经验，甚至使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折，这就愈显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论断的珍贵。所以，人们总是关注这个命题。而邓小平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在理论逻辑上与列宁的提法是一脉相承的。当然，这里必须指出，邓小平表述中的与社会主义相联系的“民主”，在观察方法、历史特性、具体内涵上有很大的超越和发展，具有全新的历史涵义，但总体上说存在着理论上一脉相承的关系。当理清这种一脉相承关系后，就可以发现邓小平作出独特贡献的，是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所提论断的后半部分，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命题。这是在列宁、包括毛泽东的视野中还没有真正出现的命题，因而更具有邓小平民主政治理论的独特个性。列宁、毛泽东主要是在实现革命和维护革命的制度成果方面谈论民主问题，而邓小平则把民主放在现代化历史潮流中作出分析和说明，从而更具个性，显现出邓小平民主政治理论真正的逻辑基础和实践起点。

关于这一点，研究者中有一种看法，认为当时邓小平从解放思想的角度提出民主问题，而不是直接从“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专制等概念”提出问题，这样“易于理解和接受，能够收到而且确实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这充分体现了一个娴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智慧和求实精神。可以设想，如果换一个角度，例如直接针对当时的政治格局提出民主问题，那很可能事与愿违，不但得不到理解和支持，反而会被引伸到别的问题上去。”（注：崔佩亭、孙代尧主编：《邓小平政治民主化思想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这种看法对邓小平民主政治理论的把握有一点是准确的，即肯定了民主政治格局的形成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格局形成的密切关联。但是，并不因此就表明邓小平回避了“直接针对当时的政治格局提出民主问题”。当时，邓小平多次说过，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注：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第一部分就阐述这一观点：“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1页。）解放思想问题，直接就是民主政治格局的开创问题。在这里，邓小平没有如上述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换一个角度”，没有回避“直接针对当时的政治格局提出民主问题”。三中全会期间，邓小平提出要“特别强调民主”，就是直接针对当时“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针对“思想僵化，迷信盛”，针对全国上下“鸦雀无声”，针对“权力过分集中”和“官僚主义盛行”，针对“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针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民主太少”。汇总起来，邓小平提出民主政治建设，直接就是“针对当时的政治格局”。

当然，这里有个理论的叙述逻辑问题。邓小平在这里作理论叙述的逻辑起点，不是那种经院式的“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专制”之类的概念。那套经院式的概念领域已是一块被多少代人耕耘得疲惫不堪的思想土地。邓小平从不受这种经院式叙述的困扰，他直截了当地从实践起点开始，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如何“化法”的问题，他是在中国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中展开民主政治理论的叙述。这一点，正是研究者们常常未能给以充分关注的。人们习惯于这样的思维方式：凡涉及民主，首先就是“民主和专制”的概念，首先就是“阶级的民主和阶级的专政”。首先就是“谁有民主和对谁专政”。人们还不习惯于这样的分析与叙述思路：民主是现代化的“政治基础”，民主是现代文明的构成物；民主和现代化同在一个现展的进程中，“一步一步地前进”；解放思想的根本问题是“充分的民主”问题；民主在中国，也是摆脱传统社会禁锢、获得现代文明的问题。邓小平正是独辟新的分析与叙述思路，在中国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中展开政治民主的叙述，为人们提供了观察民主的一个崭新的观察框架。

我们说邓小平从中国现代文明发展、中国现代化开始叙述民主政治问题，这是他特有的叙述逻辑。同时，这种叙述逻辑又是他的民主政治理论的真实逻辑，因为邓小平全部理论思维的意识中心正是现代化、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发展。这是他的政治思维的一种超越，是他和毛泽东政治思维的区别之所在。毛泽东全部理论思维活动的意识中心是革命，是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这曾经对于中国十分宝贵，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必须被超越。革命是什么？在邓小平的思维框架中，革命决不是革命本身，也不是为了某种抽象的制度形式。革命服务于一个根本的历史目的：解放生产力。邓小平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而从当代中国来说，就是为了现代化。舍此而言革命，不过是一场代价惨重的革命游戏。邓小平正是在这种中国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中来说明民主政治，所以，邓小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关于民主的叙述逻辑，也同样是他关于民主的真实逻辑。

二、关于对邓小平政治文明发展战略的误释

当我们强调说明邓小平民主政治理论的实践逻辑，或者说强调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说明邓小平的民主政治理论的时候，常常遇到一个对邓小平政治发展战略思路的准确把握问题。简列几种看法如下：

美国的中国史学者费正清认为，中国文化因素正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以适应那名之曰‘现代化’的物质积累”。各种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政策，“受到公众的欢迎，就像秦始皇暴政后的汉朝，以及祸国殃民的隋朝之后的唐朝一样，人民是欢迎的。”（注：参见《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3页。）

美国学者石池雨认为，“邓小平推行大胆的经济政策。他把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引入到中国。他认可了对个人实行物质刺激的合法性。他的政策允许个人在一定限度内进行经济决策，决策范围远比以前宽得多。在某种程度上，他把‘政治挂帅’变为‘经济挂帅’。”这一思想构成邓小平的“现代化计划”。（注：参见《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页。）

美国学者阚哈叶称“邓小平是位现实主义者，一位精明的生意人和一位善于使可能变成现实的实践家”。认为“邓小平明白而实用的家庭出身施政方针（不论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迎合了毛泽东之后中国人的心理状态。他没有高喊什么口号，而大谈提高生活水平。他看不起那些理论家，并指责他们死抱教条的保守主义。他强调中国需要从西方获取知识和技术，以实现国防、农业和工业的现代化。”（注：参见《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

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古德曼盛赞邓小平“领导了把中国带入21世纪的现代化进程”，而同时认为，“在西方，有一种倾向，认为经济现代化运动一般与民主政治的出现是形影相随的，这种情况可能最终在中国发生，但并一定说那些在毛后的时代倡导经济现代化的人肯定就是政治上的开明人士，只是这些人更愿搞经济建设而不愿搞阶级斗争。”（注：参见《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9-400页。）

此类看法还可以列出一些，这里不准备对所有看法一一作出评说。只是有必要指出，上述各种看法中对邓小平的理论有两个明显不符合事实的倾向：其一，认为邓小平的理论就是经济的现代化理论，“经济挂帅”的现代化理论，关于“物质积累”的现代化理论，只关注经济问题解决的现代化理论；其二，关注经济的现代化，不一定政治上就开明，即如尼克松所理解的邓小平，“是一个希望中国具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民族主义者”。（注：参见《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2页。）

第一个倾向误释了邓小平的现代化理论。毫无疑义，作为完整体系的邓小平理论形成时期，有一个重大事件，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而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使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是邓小平现展理论中的重要思想，并且构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之一。但是，邓小平并非是一个实用的经济现代化主义者。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邓小平作为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对中国现代化事业负责任的政治家，当然十分关注经济问题的解决，关注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现代化进展。但是，他深知，在曾经“民主太少”的中国，如果继续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理论，构成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重要支柱。1985年，他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政策成就时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在这里，邓小平说三中全会的最重大的政策成就为两大方面：一是政治上发展民主（请注意，邓小平有时提“发扬民主”，但在许多重要表述中用“发展民主”。他在20世纪40年代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中就用“发展民主”。“发展”和“发扬”各自相对应的主词的微妙区别，便反映出邓小平政治思维深处对中国传统民主意识的超越。——作者按），二是经济上进行改革。作为两条最重大政策成果中的政治上发展民主，在这里邓小平还作为第一条而摆在经济上进行改革的前面。当然，这不是说邓小平对经济改革和建设的重要地位有丝毫的忽视，而是说在邓小平的现代化战略布局中，民主政治发展的地位也同样丝毫没有忽视。理解邓小平的理论，当然要坚持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的观点，但是，切莫忘记邓小平给我们的一个提示：1984年10月6日，他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时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实践的成果表明邓小平在处理经济问题上并非外行而是里手。印度学者苏地生称邓小平“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的信誉是确定无疑的”，应该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邓小平。这将“有助于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走上正轨”。（注：参见齐欣等编译：《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8-49页。）但是，我们在理解邓小平理论的时候，不要忘了邓小平自己的提示，即“从政治的角度”来把握。正因为应该“从政治的角度”来把握，从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来把握，所以，才有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取代“全国上下鸦雀无声”，因而“特别需要强调民主”，这是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基础”，是中国摆脱传统时代而开始现代文明的重要根基。

前述各种看法中的第二个倾向是误释了邓小平的现代化政治取向。在各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确有一些政治家追求经济现代化，而政治上不开明。但是邓小平绝不属于这类政治家。如果我们能够对“政治上开明”给出一个基本认同的看法，那大体上是指适应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主张民主和平等的取向。那么，使中国的政治从僵化、封闭、禁锢、“个人迷信”中走向开放、开明的，正是邓小平。别的不说，仅说邓小平个人政治生涯中的风风雨雨，“三起三落”，就可以深知他是一个对个人崇拜、保守僵化深恶痛绝的人。他在中国努力展开现代化战略，但最大的阻力正在于这种曾经给了他多次政治打击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僵化的势力，所以，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力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此而力倡“特别需要强调民主”。所以，邓小平是当代真正力倡政治文明的开明的政治家。当然，中国的国情复杂而特殊，民主的政治文明发展在策略安排上不能不“一步一步地进行”。这种策略上的渐进性安排，才是战略上真正开明的政治家的选择，而民粹主义式的“民主喧闹”绝不可称得上开明。

至于尼克松对邓小平政治取向的解说自然另当别论，因为在他的思维框架中，有一个先定的规则，即现代民主只和资本主义相联系，而民主的发展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取消。所以，尼克松认为，邓小平“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不愿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的或民主主义的国家。最主要的是，他是一个希望中国具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民族主义者，有了这种力量，中国才能推行使自己成为21世纪超级大国的外交和贸易政策。”（注：参见齐欣等编译：《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2页。）即使存有这种意识形态屏障，尼克松也并不就此认为邓小平不开明，甚至凭藉他的现实主义政治经验，认为在邓小平经济改革中存有的一种政治发展取向：“尽管更多的政治自由并非邓的明确目标，但是如果经济改革深入下去，政治变化可随之而来。政治变化必须循序渐进，当然应该能尽快跟上人民的期望，但不应快得使现行政治结构应付不了。邓本人把这一点表述得再好不过了：‘如果我们得以使人民得以逐渐改善他们的生活，那么我认为这种政策本身就是其连续性的可靠保证。’……邓的观念取得成功将提高‘自由’的威望。”（注：参见齐欣等编译：《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2页。）尼克松在这里所表述的政治自由的目标中，显然包含由于他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含义。这层含义与邓小平经济改革的未来发展取向显然不相兼容。但是，在尼克松所表述的政治自由的目标中，确有属于现代文明潮流中的政治成果的内容，邓小平所说的我们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的东西，“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中吸取的进步因素”，这正是邓小平整个改革战略设计和改革目标取向的题中必有之义。在这一点上，尼克松对邓小平的理解比起西方一些意识形态情绪浓烈而政治上短见的政治家们来说，是颇具见地的。

三、民主发育和现代政治文明积累

前面述及尼克松对邓小平经济改革中的政治发展目标的理解，其颇有见地之处在于从人所共知的邓小平经济现代化战略中发现了并非人人悟到的邓小平民主政治发展目标，尽管尼克松的看法中带着明显的资产阶级偏见。特别是在平息1989年政治风波的一段时间里，西方很少有人再提邓小平是“中国的托马斯·潘恩”，而尼克松认为：“邓小平——伟大的领导人往往这样——比这些专家们高瞻远瞩，他看到的未来是他们所无法想象的。”（注：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61页。）在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战略全局当中，从未缺失过民主政治发展的地位。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就把民主政治发展视为建构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基础，这正是邓小平民主政治理论的实践出发点；而在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全部文明积累的构思中，不可或缺地包含着争取民主政治发展，建设“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从现代化文明积累来观察、分析和说明民主政治问题，这是邓小平解决民主政治问题的主导性的思维取向；强调民主政治发展和现代化历史潮流的必然联系，是邓小平阐述民主问题的基础性的逻辑线索。

从政治发展的现代性、政治文明的现代化来观察和说明民主政治，这是邓小平政治理论中早就潜藏着的线索。在阶级矛盾极为尖锐、阶级斗争极为激烈的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在论述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时，就显露出现代政治文明所特有的民主逻辑特性。1941年他发表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出版的《党的生活》杂志上的《党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一文中，开宗明义称“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这种民主的含义是，“必然在政权中反映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党派阶级的民主政治的斗争。”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优势，“更基本的是从民主政治斗争中去取得。”显然这种民主是从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有秩序的政治竞争（邓小平在这时称“政治斗争”）的民主，是以权利平等为核心内涵的现代式民主。正是在这种具有现代政治文明特性的民主框架中，邓小平极力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他是这样分析问题的：假如说中国是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则反映到党内的是：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假如说西欧共产党带有若干社会民主党的不良传统，则中国党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国民党的不良传统。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9、10、11页。）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体悟出当时邓小平关于民主政治的理论中所存在的一个基本看法：西欧共产党有民主传统，但是常常出现民主的资产阶级化倾向；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则是“一般缺乏民主”，缺乏现代民主政治的“常识与锻炼”，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邓小平仍然认为党内长期是“民主太少”。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政治方面所要解决的问题和西欧共产党不同，首先所要解决的不是社会民主党的那种民主的资产阶级化影响，而是克服“国民党的不良传统”的影响，解决民主习惯缺乏的问题，建立西欧共产党已经获得充分“常识与锻炼”的现代民主政治传统。这种现代民主政治传统，当然首先产生于资本主义发达的社会，甚至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项贡献。但是，这一政治文明成果绝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贡献，更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为争取“政治解放”这一历史进步，资产阶级举起过民主的旗帜，但在历史天平上产生决定性份量的还是平民等级中的劳动者。英国革命中的破产农民、法国革命中的“第三等级”、宪章运动中的英国工人、1848年欧洲革命中的各国劳动者阶级和阶层，无不以自身的历史力量在西欧近现代史上申明了这一论点。现代民主政治作为现代民主成果，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而是属于全人类的，是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成果，是人类文明的政治成果的一种积累。即如恩格斯当年所说：“当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政党彼此联合起来的时候，它们完全有权把‘民主’一词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64页。）但是，资产阶级把这一文明成果纂取在自己的手中，打上自己阶级的烙印，使之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宣言》强调工人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争得民主”。正是在这个具体的历史实践中，毫无疑义民主都带着阶级的烙印，但是烙印并非就是民主政治本身，并不改变民主作为现代政治文明而区别于传统专制政治的特性。尤其刚刚开始从传统政治社会摆脱出来，长期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来说，更应关注民主的这种现代文明特性；而对于由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建立、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成为社会主题的国家来说，当然也更应关注民主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成长和对于既往民主政治经验的超越。此两个“更应关注”的条件，在中国都存在。所以，在中国谈论民主问题，首先应关注现代政治文明在中国的成长，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政治发展的战略安排。这正是邓小平阐述中国民主问题的基本逻辑。在上述两个“更应关注”的条件中，如果说在1941年的时候邓小平更为关注前一个条件，那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更为关注的则是后一个条件。这不是说邓小平的民主政治理论不关注民主的阶级烙印，不关注在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中说明民主问题，而是说在不同的实践环境中应有不同的观察视角，有不同的理论意识中心。对于邓小平的民主政治理论来说，正确阐述民主政治发展和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关联，则是理解这一理论的关键。

四、关于在现代政治文明中理解的民主范畴

当我们沿着邓小平的这一理论逻辑把握现代民主问题，就可以获得超越具体民主主体之上的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一般规则的民主范畴。无须回避问题，在这里会遇到关于民主问题的阶级性的提问。邓小平的民主政治理论在民主的阶级性、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分等问题上，始终有着十分清醒的把握，他以十分严肃的科学态度宣布：“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5页。）“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不是资本主义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6页。）毋庸讳言，民主总是归属于一定具体社会主体的民主，凡是获得民主权利的阶级、阶层、社会群落，都会对民主运作方式按自己的意志作一番设计，所以，民主总会具有阶级的属性。但是，关于民主，绝非在关于它的阶级性言说中就完成了所有内涵的阐释。或者在实践上说，绝非哪个具体阶级获得民主权力（大体相当于获得国家政权、统治权）而宣称争得了民主，就算完成了现代民主政治规划的建设，就算有了民主。所以，在民主具体归属于一定社会主体之前，有一个作为当代政治文明一般规则的民主问题，这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适应性选择。处于革命时期的革命阶级，把民主的阶级归属、阶级属性提到首要位置，这很正常，也很合理。但是，在经常性的建设、发展时期，对民主的观察就不能总是拘守这一框架之中。革命和争得民主权力，并非问题的全部，革命最终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由于先进生产力的巨大改造作用而造就最能实现和保护人权、自由、安全、幸福的政治生活规则。正因为如此，不同主体归属的民主之间才能有可比性，才能理解为什么列宁能够一方面宣称可以保证“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注：《列宁全集》，第28卷、第230页。），另一方面又指出苏维埃国家机构“低于资产阶级的文化水平”；才能够理解什么是邓小平所指出的“民主太少”，为什么邓小平能提出建设“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理清了这一思路，至少可以获得这样一些基本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