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论文篇1

 

茶与可可、咖啡并称为世界三大饮料。在这三大饮料中，只有茶的故乡在中国。种茶、制茶和饮茶都起源于中国。但茶叶在中国成为一种普遍的饮料，并进而走向世界却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岁月。

中国对茶的饮用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神农氏时代。相传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先祖神农氏创立了医学。为了帮助人们战胜疾病，他通过遍尝百草来识别和了解药性，寻找治病的药草。有的草会含有毒性。据说有一日他尝了72种毒草，中毒72次。但是他都通过饮用一种神奇的药草而化险为夷。这种神草名叫“荼”。“荼”就是后来的茶。茶在古代还被称为“茗”，“皋芦木”。从这个传说看，中国人开始认识茶树及其药用功能已经有5000余年的历史了。

从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我国先民发现茶也有二、三千年的历史了。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中就有了“采荼薪樗”的诗句了。意思是说农夫们采摘茶叶，砍柴为薪。世界上饮茶，种茶起源于中国，那么中国的茶树栽培和饮用又起源于那里呢？研究表明，它起源于巴蜀地区人文历史论文，即今天的四川一带。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认为：“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东晋《华阳国志·巴志》上记载：“就丹、漆、荼、蜜……皆纳贡之。”意思是说古代四川向中原地区交纳，丹药，油漆、茶叶、蜂蜜等当地特产。从地名学来看，蜀国在古代又称为葭萌郡。葭萌是古蜀人对茶叶的一种称谓。因此葭萌郡的意思是茶郡之意，即生产茶的地方论文服务。历史记载，西汉时巴蜀一带便已经饮茶成风。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茶具出售。茶具的市场化正是茶饮普及化的表现，也是茶饮民间化、群众化的结果。

三国两晋时期，饮茶之风在中国的范围日渐扩大。特别是当时的文人更是把以茶待客作为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正是由于文人们的参与，中国的茶饮很快发展演变成茶艺，并进而形成独特的中国茶文化。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盛行，和尚坐禅破睡，饮茶发挥了独特的功效。因此各地的寺院开始大量种茶和饮茶。饮茶之风也就随之盛行开来，当时的人们称“茶佛一味”。唐朝时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也推动了茶饮之风在世界范围的流行和传播。世界历史上第一部，并且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有关茶饮的学术专著，陆羽的《茶经》就在这一时期问世。为了纪念陆羽在推动中国茶文化方面的独特贡献，人们把“茶神”的桂冠送给了他，并将他供奉在官府的茶叶库和民间的茶肆之中。自唐以后，茶饮之风不但在中国大行其道，并成了人们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而且随着各国商人，使者纷纷前来唐朝进行商贸和文化交流，而将茶饮之风也带到了世界各地。中国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确切讲来应该称为“丝茶之路”，因为茶叶也是当时商贸交流的重要商品。中国的近邻日本茶道之风更是盛行。据说唐朝时日本高僧最澄来中国求佛，回国时将中国的茶籽带回日本，进行种植并获得成功人文历史论文，从此日本人也开始有了饮茶的习惯，并将中国的茶艺技术发扬光大，形成了在今天仍然风靡全日本的具有大和民族特点的日本茶道文化。

文史论文篇2

相比于道听途说的传闻，基于实物为证还是进步的多，文物考古工作研究相关的出土材料，并运用地层学控制理论来判定出土物空间分布。考古重视遗物以及遗迹单位，再然后就是关注微观空间分布与区域空间分布、遗存废弃的对应过程。因此考古学家就开始怀疑考古材料的相关客观性质，觉得其就是文本，就像文献资料一样是需要被质疑、被阅读以及被诠释的。考古工作持续的赋予相关考古材料新的涵义，并且，对远古时代的各方面认识也会随相关的考古材料不断的扩展并更新。

2.全民精神文明素质提升

文物考古也是普及历史文化知识以及提升全民精神文明素质的有效途径。人民群众是历史文化的发源地，因此更应该有效的掌握当地的相关历史文化知识，并以身作则来保护历史文物以及宣传历史文化。近些年很多的考古研究院都以实际出发，积极主动的进行公众考古活动，并有效的帮助公众来解读当地历史文化遗迹，了解历史文化的相关内涵，将历史文物保护逐渐的变成自身的自觉行动，这样有效的提升全民文物的保护水平以及精神文明素质。

二、文物考古工作中的问题不重视

中原文化区的相关作用，中国的史前文化多元化发展理论是长期考古工作人员的工作所达成的共识，也是认识的一种进步。必须承认中国史前的文化发展多元性以及不平衡性，承认中国的史前文化没有一个是至始至终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更是不可以否定中原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所处的主导作用及意义；相关的研究院综合功能发挥不足，当下研究院的各项工作主要是在专业考古发掘与研究，服务社会以及经济推进的各方面功能发挥不足；对应的文物科研及办公等基础性设备不能保证安全，考古研究院应该具有较高水平的设备环境以及陈列环境、科研环境、信息以及管理环境。不过，目前的考古研究院环境较为杂乱拥挤，很多的基础性设备较为落后，很多非常珍贵的大型文物也还是依靠扛手抬来运送，这就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及不安全因素。

三、文物考古工作突破口提高

1.持续提升文物考古人员的自身素质

近些年，科技水平不断的进步，各式各样的技术与科研方式也在不断的创新，这不仅仅是为文物考古工作提供非常丰富的相关资料，也为其持续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契机。现有的各类经验已经不能满足于当下工作的各种需求，而且现今社会一直在提倡公众考古，提倡广大的人民群众来参与考古工作。因此，对于考古勘探的技术人员来讲，不仅仅只是依靠之前的文物考古经验来固步自封，更多的是应基于各种新技术及考古理论来不断武装自己，持续更新自身的文物考古工作相关知识，以便于在本质上提升自身的各方面业务水平，基于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工作热情，积极的展开各项考古工作。不止是如此，还要合理的引入高科技、复合型人才，创设更为有利的工作环境为专业文物考古人员，应大胆的给年轻人分任务、压担子，并经过各种考古工作的锻炼及培养，促使其能够早日的独当一面，成为优秀的文物考古人员。

2.强化管理

基于文物考古勘探、调查以及发掘工作的高质量管理目的，要严格的遵守相关的文物考古法律规定，在进行大型的文物考古时，相关的发掘单位应该主动的申请当地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并在得到许可之后，在展开各项考古指挥，并确保工程在许可范围之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区域展开相关的考古调查以及勘探。通常来讲，申请考古勘探的探工资格工作者，不仅仅要具备较好的文物考古基础知识，并且还应该严格的遵守文物考古的各种保护法律以及法规、考古勘探的具体化操作规程，并经有关部门组织和培训，在通过相关考核之后，对合格者颁发对应的上岗证书。也就是说，申请考古勘探领队资格的相关人员一定是要得到文物以及博物馆的专业职称，具备一定的组织展开考古勘探作业能力及水平的。不仅仅这样，对于从事考古靠摊的相关单位也要进行资格的审核机制，对于审查合格的相关单位统一颁发考古勘探的资格证书。并且，对于文物考古勘探工作还务必要严格的遵守勘探作业监理体制，经由监理单位对考古勘探工作的进程展开全方位的监理，进行质量控制管理，并且还应该构建协调办公室，以确保其负责各项较大型的项目构建中的相关考古调查以及勘探发掘工作。

3.全方位构建现代化考古科研机构

提升文物考古的各项基础设备构建和科研设备的配置，依照文物考古进步的实际状况，逐渐的组建并完善各个考古工作站、文物标本库以及保护实验室、整理场地等基础性设备升级实验、科研与保护设施，以确保各类文物考古工作可以顺利的开展。依据文物考古工作自身的实际进步，把各类机制充分落实，持续构建各类规章制度，保障其领队的管理、项目管理以及相关经费运用、资料保管、安全保卫等工作是有章可循的，并有法可依。充分的落实各项考古科学的普及以及报告出版、公共宣传等工作，这样从本质上保障文化单位相关的社会性效益。并且，还应该提升开放程度，强化与地方政府和对应部门之间的联系，争取各个方面的支持，为长期工作提供良好的条件。

文史论文篇3

戏述唐玄宗-------潮起潮落

七(10)班单珊

唐朝年间，有许多人叱咤风云。然而我却对唐玄宗是情有独钟，他那精湛的统治能力，巧妙的用人。唐玄宗为广纳贤人，不惜委屈自己，这都让我一一折服，但人算不如天算，如此明理的皇帝最后也因贪图享乐而自作自受。

当年的开元时期，可谓是繁荣富庶，毫无疑问，乃唐玄宗的统治优良也。选用姚崇作相，给繁荣又加上了一层必然。黄金搭档在一起当然把唐朝的繁荣体现得栩栩尽致。唐朝诗赋让人醉生梦死，都是因为唐玄宗把诗赋加进了进士科为主要的考试内容。唐朝农业方面有很大的发展，唐玄宗任君期间，共修建四十多处大型水利工程，南引的水稻也广泛采用育秧移植栽培，产量大大增加。手工业日益发达，丝绸品渐渐出炉，技术高超。它的陶瓷业也不甘落后，奋勇直追，推出至今有名的越窑青瓷、刑窑白瓷和唐三彩，在陶瓷业独领。

数千古风云人物，还看唐朝。

人无非此一时，彼一时。唐玄宗也无例外。也许是当时的硕大成就让他过分自信，他如同井底之蛙，在井里是一片繁荣景象，以为这儿已经是世界的边缘，但未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日益的贪图享乐的心理油然而生，杨贵妃又闯入他的视线，无疑这时的朝政如同一本长篇的乏味文章，而眼前杨贵妃却是一本富有趣味的小说。当然他选择了“小说”。“一失足成千古恨”，这句至理名言，在唐玄宗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仰慕唐朝那时的风光，敬仰唐玄宗的能力，但是叹息却成为文章的末尾插曲。

放眼尽观“清朝统治史”

七（10）班曾经

从三皇五帝至如今，中国历经无数荣辱兴衰，中国人民也饱受身心的煎熬。

不论是唐、宋、元，中国的经济、科学都位于当时世界的前列。可自从明中到清末中国一蹶不振。可见明、清二朝对于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起着位高权重的作用。其中清朝政府的统治，对于中国的落后有一种不可推卸责任。

首先明清朝的科举制度对于人才的开发起着较大的阻力。“八股文”对于清朝文人学士起着较大的阻力。“八股文”对于明清朝文人学士的思想起了一定的阻碍。它像一个牢笼，将文人的思想拘束于一个范围内，将原本胸怀大志，可以成龙的学子们，套上了链索，使他们的文学才华不可展现的淋漓尽致发挥出来。其次，“文字狱”也为中国造成了不可磨灭的损失，使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事从而禁锢了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另外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虽然在刚开始时起过一定的自卫作用。可是，当时西方国家发展速度飞快，逐渐超过中国，清政府的闭关锁国，与世隔绝，既看不到世界形势的变化，也未能适时的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使中国走向落后趋势。

清朝从刚开始，“只留头，不留发”的统治到了最后的灭亡，这是值得他们反思的。当年，清朝刚入关时十分英勇。骑、射、打、猎都是他们的强项，可到后来他们一味的不务正业，奢移成性，最终酿成了清政府的衰亡，毁灭。

从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到亡国之皇溥仪，中国历经了无数的荣辱兴衰，什么割地赔款，火烧圆明园，这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耻辱，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永不褪色的阴影。

论武则天之功过

七（10）班徐驰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千百年来，历代英豪无不是为了争夺这壮丽山河，从而使人间战火连绵。但一时的太平盛世也使人们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千百位帝王，有功有过。有的略输文采，有的治理不当，有的大智若愚，有的国法严明。

现代人都将一部部以历史为背景的电视剧展现在人们面前。如《大明宫辞》就讲述了中国唯一一位女皇帝的一生。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当时与现在自然有许多对于她的争议。

武则天乃是唐高宗的皇后，因唐高宗生性懦弱，从而武则天逐渐掌管实权，在晚年称帝，并改国号为周。在武则天当政期间，继续发展了农业，选拔优秀的贤才，推行唐太宗的政策，进一步的促进了经济发展，加强管理，增强国力。老百姓们安居乐业，并没有因为是女流之辈的统治而显得兵荒马乱。这也被人们称之为“政启开元，治宏贞观”。

武则天爱惜人才，好多贤才名臣都是她破格一时提拔起来的。如当时参加反对武则天的叛军中的骆宾王就是其中之一。武则天也使我国古代历史中科举制得到了一定的完善，武则天也是成为当时太平盛世的关键人物。

不过人无完人，武则天因为了保全王位，废除了太子。但因年老无多用，逐渐掌握得力不从心，使唐朝逐渐有了走下坡路的局势。一些人臣也因当时反对她而被革职，甚至杀头。这些也暴露了她的心狠手辣。

历史终归是历史，后代帝王也为了加强统治，吸取了不少古人的教训。女皇武则天也为中国历史长卷增加了一道风景。无论她的功过多大，但她终究也为后人作出了贡献。

现代的领导人，一心都为了人民的生活着想。就像武则天一样，人都会有过错，无论是战争年代，无论是和平年代。但他们都是为了人民，我们应该感谢他们。

走马观花看影视剧中历史走样

七（9）班汤宏涛

历史是神圣的，虽是过去的事，但不容磨灭。而现今的诸多影视剧都违反历史，虽然多了一条“本片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但这些戏说影视剧逐步违反侵犯历史是不正确的。

现今刚刚上映的《少年张三丰》中有一幕，即是张君宝（张三丰）见到了班师回朝的南宋英雄岳飞，即日岳飞就被宋高宗赵构残害。此时是1142年初。即后又上映了一部电视剧《倚天屠龙记》，其中的主角，苏友朋饰演的张无忌率领朱元璋大军于1368年灭亡元朝，期间张无忌多次拜访朱元璋，期间张三丰还活着，计算一下，这段时间总共是226年，若是活的再长久的人恐怕也不会越过226岁吧，况且还要加上见岳飞前的二十几年及抗元成功的二十几年共有270多岁。还有就是在《封神榜》这部电视剧中，竟将孟子名句“天降大任于私人也，必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一话引到了姜子牙口中，当中的殷十娘也说了多句孔子、墨子名句。可要知道《封神榜》的创作原于周武王伐商纣，而孔子、孟子都是几百年后的人了。其中还有一些名句在多部影视剧中都有出现。如对联“同以依桐同望月，笔蹬灯阁各攻书”在《天下第一状师》等剧中有所出现。还有在《九岁县太爷》的各个名联都有自身的出处，如“时口心思，思父、思母、思张郎，八月尚赏，赏话赏月，赏桂香”或是“谢谢，谢天谢地，谢君王。”在多部电视剧中就有出现。还有一些电影为了美化主题就刻意美化反面人物，给其美感却改变了历史，如本年度“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获奖电影竟将事实事件拍成《女魔头》，里面无恶不作的“女魔头”竟被改成了“可爱天使”，仿佛一切坏事都是迫不得已。

在此仅以个人向广大影视拍摄者们说一句：“不要为了自己的名碌，就改变历史。”

提笔论曹操

七（9）班吴悦

罗贯中笔下的《三国演义》中，曹操那阴险的心理令人生畏；在京剧中曹操那白脸奸臣的角色在众人心中早已根深蒂固，一声声笑里藏刀，总让人毛骨悚然。也许是因为他违背了传统的中庸思想，所以背上了奸诈、狡猾的恶名，引来千古辱骂……

“论千古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那么曹操到底是好是坏呢？引起了众人争议。

“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如果不是曹操心软怜惜人才，收留了黄盖，怎会一失足成千古恨，上了周瑜的当？

由此上溯，曹操有着一颗爱惜人才的心被世人公认。他不仅爱惜人才，自己也喜爱文学，足智多谋，写出文章朴实而不华丽，精湛而不??拢?沟们Ч盼琶?摹豆鄄缀！妨鞔?两瘢?晌?Ч偶鸦啊R残硪蛭??纳朴谟萌耍?胖遣┭В?沟盟?晌?艹龅木?录摇⑽难Ъ遥?刮喝找媲看蟆?nbsp;

如果光说曹操善于用人，那我将会说“no”，这个从物也有充满人情味的一面。

好友逝世使得家族破裂，唯一的女儿蔡文姬因父亲亡故被迫远嫁匈奴。为了替好友找到女儿，曹操千方百计，派发使臣远抵匈奴，多次交涉，几经战乱，终于接回了蔡文姬，为好友了却了一桩心愿。怎么又不让人感动？

古今中外，对于曹操众说纷纭，他也以自己独特一面向众人展现着自己，带上一份沉默，一份赞赏，静静地沉静在历史长河之中。

走马观花看影视剧中历史走样

七（9）班汤宏涛

历史是神圣的，虽是过去的事，但不容磨灭。而现今的诸多影视剧都违反历史，虽然多了一条“本片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但这些戏说影视剧逐步违反侵犯历史是不正确的。

现今刚刚上映的《少年张三丰》中有一幕，即是张君宝（张三丰）见到了班师回朝的南宋英雄岳飞，即日岳飞就被宋高宗赵构残害。此时是1142年初。即后又上映了一部电视剧《倚天屠龙记》，其中的主角，苏友朋饰演的张无忌率领朱元璋大军于1368年灭亡元朝，期间张无忌多次拜访朱元璋，期间张三丰还活着，计算一下，这段时间总共是226年，若是活的再长久的人恐怕也不会越过226岁吧，况且还要加上见岳飞前的二十几年及抗元成功的二十几年共有270多岁。还有就是在《封神榜》这部电视剧中，竟将孟子名句“天降大任于私人也，必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一话引到了姜子牙口中，当中的殷十娘也说了多句孔子、墨子名句。可要知道《封神榜》的创作原于周武王伐商纣，而孔子、孟子都是几百年后的人了。其中还有一些名句在多部影视剧中都有出现。如对联“同以依桐同望月，笔蹬灯阁各攻书”在《天下第一状师》等剧中有所出现。还有在《九岁县太爷》的各个名联都有自身的出处，如“时口心思，思父、思母、思张郎，八月尚赏，赏话赏月，赏桂香”或是“谢谢，谢天谢地，谢君王。”在多部电视剧中就有出现。还有一些电影为了美化主题就刻意美化反面人物，给其美感却改变了历史，如本年度“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获奖电影竟将事实事件拍成《女魔头》，里面无恶不作的“女魔头”竟被改成了“可爱天使”，仿佛一切坏事都是迫不得已。

在此仅以个人向广大影视拍摄者们说一句：“不要为了自己的名碌，就改变历史。”

论“镜”

七（9）班蒋倩茹

我国古代唐朝时期，唐太宗在魏征死去后，十分痛心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死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这是唐太宗对魏征人格的评价，以“镜”为标准，来衡量自己。

镜子可以正衣冠。每天我们站在镜子前面，面对着镜子，发现自身的不足，加以补充、修饰，男的装饰得英俊潇洒，女的打扮得花枝招展。让自己充满信心，迎接新的一天的开始。镜子让人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

若是一面古“镜”，让我们时刻牢记过去的经验与教训。古代的帝王都知道一句话——“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难道我们现代人还不能理解吗？清朝末年，由于我国的农业、工业、军事等方面的落后，八国联军才会肆无忌惮地一直打到当时清朝的首都。让我们知道了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到了今天，我们不得不大力发展科技，加快前进的脚步，否则历史的悲剧将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同样的道理，“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学海之中，认真学习是学生的天职，经常以考试为标准进行知识掌握的检验。通过考试，也可以知道各人对知识掌握的程度。因而，我们的家长往往是以分数、以名次来衡量自己的孩子的。每次都以最优秀的成绩来看孩子们。但到最后还是少不了家长的棍棒教育。这也是人的一面镜子及这面镜子对人的作用。

镜子让人更美，让我们更加勤奋地学习，让国家更加强盛。

运河的辛酸泪

张慧

京杭古运河与万里长城一样，是我国劳动人民最伟大的创造之一。然而，这条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全长两千多公里的运河，它的诞生却使人民流干了血泪。

这条古运河始凿于春秋末。规模最大的一次开凿是隋炀帝时期，隋炀帝为了南北交通、巩固隋王朝对全国的统治，征调了民工200余万继续开凿运河。民工们没日没夜地开凿运河，使民工们死伤惨重，人们也因此开始反对隋王朝的统治。

京杭大运河的凿成，名义上是为了南北经济的交流，实则是隋炀帝为了下江南，为了显耀自己，隋炀帝哪顾百姓的安危。风风火火地游江都，苦的还是百姓，地方官为了讨好皇帝，搜刮民脂，使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运河是无辜的，相信当时有很多百姓恨透了运河。错不在运河，而是隋炀帝错用了运河，加强南北经济交流，是件好事，然而是隋朝的腐朽害了百姓。

隋后，运河成为了促进南北经济交流的一条商业河流，河畔上栽种的杨柳，青青的河水，也使运河成为了游览观光的好地方。运河在隋朝时使全国经济下滑，而现在，运河以自身的力量在弥补，它南水北调，让南北的商人方便经商。

运河自诞生以来，几多欢喜几多愁。它是我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当年千万流着辛酸泪的人民的控诉词。

评荆轲

古时，荆轲因勇刺秦王为人称颂。的确，荆轲的勇气是非同一般的，然而，我总觉得荆轲死得糊涂。记得《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句话是“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纵观历史，此话可算得至理名言了。战国后期，七个诸侯国再加上七零八碎的许多小国，中国被分得支离破碎，多年战事，弄得民不聊生。这时候，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可惜，荆轲不知这个理，他一心一意要杀秦王，促成那一批势单力薄的小国。

不过，荆轲毕竟只是一个书生，战国以前的历史也不很长，他不明白分久必合的道理是不足为怪的。

凡事都得搞清前因后果才可下断语，那就再让我们来看看荆轲刺秦王的来龙去脉。

让荆轲刺秦王的是燕太子丹，丹何以要刺秦王？是爱国吗？我认为这非主要原因，他要想保全燕国，富国强兵才算正道。杀了秦王还有秦王的儿子，他会代替其父攻打燕国。太子要杀秦王，主要原因在于报仇。他在秦作为人质时未被秦王礼待，自觉受辱，后逃出秦国，一直都在伺机报仇。其次若秦早灭燕，他这个太子就不能成为燕王，但若杀了秦王，秦不可能立刻攻打燕，太子将有继承王位的时间。有如此三个原因，自然是非杀秦王不可，但谁能担此大任呢？太子“众里寻他千百度，”终于找到了荆轲。此时的荆轲，由卫国逃至燕，落魄于江湖草野之间，心里恨透秦王。虽然他只是一介书生，然而太子丹看中了他的业余爱好：尚武善剑。杀人不是好干的，何况要杀秦王。

荆轲因此自以为得知已，他也没有看清太子丹的真正用意。

荆轲还曾打算要胁迫秦王订立盟约，他怎么竟忘了秦自开国少有坚守盟约之主？

荆轲的死不算，秦王恼羞成怒，下令立刻攻打燕，救燕不成反加速了燕的灭亡，荆轲实在太失算。

所以，荆轲不但没救燕，还加速了燕的灭亡，真是太糊涂了。

我看唐玄宗

七（11）班周姗姗

“忆昔开元盛世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这首诗描写的是开元初年唐朝国民的富庶景象。而唐玄宗使唐朝繁荣，也引领它走向衰败。

开元初年，唐朝民富国强，是世界上的强国。那时文化发展迅速，农业发展迅速，到处一片繁荣的景象。那时有绚丽多姿的唐三彩，有世界闻名的丝绸。那时唐玄宗是一个众人拥护的好皇帝，他勤俭节约，善用人材，这也是唐玄宗引领唐朝走上繁荣的原因之一。

在唐玄宗时期，对外友好往来也十分密切，文成公主出嫁，和同为一家，这些事体现了唐玄宗是一个英明能干的好皇帝，那么是什么使唐朝走向衰败呢？

俗话说红颜祸水，她，杨贵妃，至使唐玄宗不理政事，还任用奸臣，造成朝政混乱，导致边将安禄山和史思明为首的叛乱。历史称这一事件为“安史之乱”。唐朝从此日趋衰落。公元9世纪后期，爆发了唐末农民大起义，唐朝瓦解。907年，唐朝灭亡。

在我心中，唐玄宗依然是一个英雄人物，因为他造就了唐朝的繁荣。

我看南京大屠杀

七（11）班刘笑

……日军于13日上午11时来到南京国际安全区，在费吴生和另外一位（应该是梅奇牧师）的面前，就杀死了因惊骇而奔跑的20名难民。日军在入城后头几天的烧、杀、奸、掠，有无数的资料可查证，但再没有比已在华传教十余年的梅奇牧师（他当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主席）的夫人所写的信更真实了：“上周的惨状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从来没有梦想日本兵会是这样的一群野兽。一星期的屠杀和奸淫，我认为远比所发生过的任何屠杀为甚;除土耳其人屠杀亚美尼亚人的惨案可与之相比。他们不仅杀掉能见到的每一个俘虏，也杀了极大数目的老少平民，他们很多人像被猎兔似的在街上被射杀。从南城到下关全城堆积着死尸。”…… 听了这段故事，你肯定会对日本兵的做法而感到非常气愤，恨不得把他们那禽兽碎尸万段，可就是在这个时候，更让人感愤怒的事情发生了。当前几年我国找了许多证据向日本索要给南京大屠杀部分遇难者的补偿金时，却遭到了日本军方的拒绝，声称自己国家没有屠杀南京人，矢口否认做过那件丧尽天良的丑事，根本不可能赔偿钱的。这能不叫人生气吗？更使人气愤的是，他们日本人还把学生的教科书中的那一段事情私自更改了，使现在的日本人不知道当年他们所做所为，导致他们还被蒙在鼓里;即使他们知道了这件日本国的丑事，我想，他们也不会相信的。

现在中国有许多人迷日本的明星、动画片，甚至不惜一切。我就不晓得日本明星有什么好的，唱的歌又听不懂，住的地方又很远，要是想见他（她）还要花很多钱，但又说不定见不到他（她）白跑一趟呢！？对于小孩子来说，喜欢看日本生产的动画片是情有可原的，我不得不承认日本生产的动画片确实比中国生产的要好看，确实让人回味无穷，但也要适可而止，不要认为日本的什么都是好的，要时刻谨记南京大屠杀的一幕。

最后我只说一句：“南京大屠杀……永不忘的国丧！”

评秦始皇功过

七（10）班朱骁

在中国漫漫历史长河中，有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虽然有的已在地下长眠，可是他们的英雄事迹却永记在人们的心中。

统一六国的秦始皇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他到底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呢？近百年来，这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每个人都持着自己的观点。

我认为秦始皇的功大于过，虽然秦始皇是皇帝，可是皇帝也是人，不是神，是人都会犯错误，都是有缺点的。就算是神，想必也不一定不会犯错。就像近代革命领导人，晚年时，他也做过错事，可是人们还是照常的爱戴他，尊敬他，并没有因为他的错误而改变对他的看法。

秦国统一六国期间，秦军经常被六国联军打败，无法东进。可是秦始皇并没有慌了阵脚，他对症下药，广泛招纳人才。在战争纷乱的年代，要取得胜利，人才是十分重要。秦始皇废除“逐客令”，重用了人才。诸候各国的一些谋士和人才，也都纷纷投奔秦国，从而壮大了秦国的力量。后来秦始皇又用了一些办法，最终秦便一步步的灭了六国，完成统一六国的心愿。在此之后秦始皇统一了文字、货币。不得不说他对古代中国的贡献是巨大。秦始皇统一了六国，结束了多年来七国你争我夺的局面，使广大黎民百姓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诚然，秦始皇也做过错事，他统一六国后，为政残暴，大兴土木，践踏民力，为自己修建了豪华的阿房宫和巨大的骊山陵墓，为了修建它们，秦朝每年役使七十多犯人和奴隶，再加上修长城，修驰道等，每年服役的不下三百万人。繁重的徭役，迫使成千上万的农民脱离农业生产，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这些错误都是不可掩盖的。但，难道因为这些就能否定秦始皇统一六国，给人们带来的贡献吗？所以我认为秦始皇虽然看过，可是他的功大于过。

我看岳飞的“呆”

七（10）班李?

在我国南宋时期，有一个人，在抗金战火中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将领。他所率领的部队纪律严明，英勇善战，一心为国家效力，人称“岳家军”，可是，就这么一个英明神武的英雄，却被奸臣所害，真是可惜。

那时候，辽和宋的统治都很腐败，人民不断起义。金先将辽灭了，然后再将锚头对准北宋。在1127年，一举歼灭了北宋，北宋皇帝的弟弟赵构逃到临安，建立了南宋，自己登上了皇位。

南宋初年，金兵几次南下，南宋抗战派将领英勇抵抗，其中就有岳飞。岳飞几次从金兵手中夺回失地，所以金兵都很怕他。后来，金军又攻打南宋，结果，在郾城被岳飞的军队打败了。因为宋高宗和秦桧与金暗中勾结，他们害怕金兵会对他不利，所以便向金求和，让他班师，并且解除他的兵权。

岳飞知道是秦桧陷害他，可是他仍然要回去，我认为他简直太呆了，居然听信了昏君和奸臣的话，还去送死，要是我，我才不会理会他们，反正军权在我手上，要不投降金军，还好做个大官，要不打败军军，自己做皇帝。而他却自寻死路。

但是，国家就需要这样忠心的“呆子”！

“王安石变法”随想

七（10）班聂雅雯

北宋中期有位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被列宁誉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他就是王安石。

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宰相，主持变法。先后实施的新法有：青苗法，即每年青黄不接时，政府向农民贷款或谷物，收获后归还，收20％的利息;农田水利法，即鼓励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募役法，即改变由居民轮流充当差役的办法，由应服役者缴纳免役钱，政府雇人服役，等等。新法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发展了农业生产，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打击了大、小地主、大商人的利益，遭到大官僚、大地主的激烈反对。1076年王安石被罢免宰相职务。1085年宋神宗死后，新法全部被废除。

由此事产生了我的联想。为何王安石这么好的变法会撤消？哦……我明白了，这事不就像我们当今社会存在的不良现象一样吗？

例如，有的政府机关，高喊着“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着想”的口号，却做一些为私人谋利益的事。然而这样使原本为百姓着想的官员被利益所压倒，一起同流合污，促使政府变得昏暗，也使老百姓对政府不再信任。其实，真正造成政府人民两条心的原因就是政府内部的腐败和复杂的人情网。为了不让社会变得如此狼狈，我要向社会呼吁：机关工作的人员们，请你们醒一醒，揉一揉你们迷茫的眼睛，看一看我们共同的社会变成什么样？我只希望你们真心为老百姓多想一想……

也谈武则天

七（10）班朱靓

自古至今，哪一个皇帝不是男人，哪一个权力大的不是男人。女子则是被看来是最弱的一类。可是却有一位女皇帝在唐朝时，统治了唐朝，那就是鼎鼎有名的武则天，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原是唐高宗的皇后，渐渐地掌握实权，晚年称帝，将国号改为周。武则天继位后，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国力不断增强，人称她的统治“政启开元，治宏贞观”。

从以上几点来看，武天的确是位了不起的大人物，可为什么还会有人想叛逆？可能是武则天野心勃勃，但她优秀的统治是放在眼前的，可以对她真正评价的一座桥。

我认为武则天有她的坏处，也有她的好处。中国自古以来就武则天是女皇，这是摆在眼前的事实，而且她也是很聪明的，就比如用现在历史书上所了解的。武则天很爱惜人才，著名文学家骆宾王参加了反对武则天的叛军，并写了檄文声讨她，让人惊讶的是，武则天不仅不生气，还要想重用他。从这点就可看出，为国家人民的好，不惜被骂，而利用他人。

但可能有人会说，她只不过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有强大的气势，而到处招兵买马，她野心太大了。武则天却到最后也不让自己的儿子继位，其实我觉得，都是唐高宗太无用，懦弱多病，很少理政，当然由皇后即武则天。我就不理解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谚语，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武则天这么能干，后人为什么都不认同。

同样是皇帝，为国家做出过贡献，可为什么只有男皇帝才能得到天下人的爱戴，而女皇帝却被世人嘲讽？这才让我发现，自古以来都是重男轻女的！

看寇准

七（10）班杨驰

“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每当听到这首词，我都会想起宋朝宰相寇准。

寇准在历史上是一位传奇人物，他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了几百年，他的刚正不阿的性格和超人的肚量使我深深折服。

在公元991年春天发生了大旱，皇上把几位大臣找来了解时政情况，大臣们都说这是老天的安排，没有办法。而寇准却说：“天灾受人祸影响，天气大旱是朝廷执法不公所致。”皇上开始显得有些不高兴，但过了一会儿皇帝问：“你说说朝廷哪些事执法不公？”寇准说：“祖吉、王淮两人受贿，王淮因为是参知政事王沔的弟弟，受贿多只被打了几板子，而祖吉却被杀了。”

寇准对皇上敢于批评，毫不隐瞒，这在当时做官的人中是很少的。寇准虽然对国家忠心耿耿，但他的仕途是崎曲艰险的，寇准为官四十多年，经历了数起数落的折腾，如果没有超人的肚量是很难支持下来的。

有句俗话说得好，宰相肚里能撑船，这不正是寇准的人生写照吗？

可现在像寇准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而现在对“寇准”是需要的越来越多了。如果现在的书记、县委、省长都能够像寇准一样对自己的上司直言不晦，那么我们中国很快就会强盛起来。

寇准能成为传奇人物不正因为他有超人的气量和刚的性格吗？

由《英雄》而想到魏忠贤

七（12）陈奚

《英雄》这部电视中的魏忠贤是明僖宗时的一个大贪官，武功极高，为人极其奸诈。凡是电视，有真必定有假。

魏忠贤本来只是一个无赖，后因欠下别人许多赌债，而逃入宫中做太监。后来因为与皇上的奶妈有了关系，而连升三级，后来一直持政多年。

他既然只是一个无赖，自然文化不高，人品极低，所以当官多年没给人们做过一件好事，坏事倒是做了一天下: 买官，就是帮自己的亲信羽翼买官，让他们帮助自己赚上一大笔。卖官，就是把空缺的官位卖给别人，从中榨取大量油水。后来，他权势熏天，僖宗不免也要让他三分。曾经有人把他的雕像立在大街上，这个人马上就加官。从此，他的雕像四处都是，他也整天笑嘻嘻的。有人曾经喊他九千岁，这个人当然也是马上成为一个大官。他曾对自己讲：九千岁，离万岁只差千岁，为什么没人喊我万岁呢？

杀人更是他的拿手好戏。想杀一个人，只要一个字就可以置那人于死地。曾经有人触犯了他，他用五马分尸的惨刑将那人活活弄死。天下还有谁敢惹他的。大家都听命于他，哪一个大臣给他的钱少了，马上安一个罪名，将人打入死牢，本来就不强大的明朝，经他这么一玩，就更加败了。文臣爱钱，武将怕死，我个人认为他是使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人物。后来崇祯皇帝继位，下令处死魏忠贤，他在逃亡的路上死了。

如今像魏忠贤那样随意杀人的人少了，那是因为世界上有了法制，人们也遵纪守法。可是像魏忠贤一样贪污的人却太多了，那是因为法制不够健全，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完善。腐败，是每个政权的天敌。

谈魏征

七（12）班汤思雅

我很崇敬魏征，因为他直言进谏的精神。这种精神十人之间，则一人有。

魏征是唐太宗的最著名的谏臣。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君王怎样才能明，怎样才是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在我理解认为：听听大家的见解，善听正确的见解才能明，而相反只听信个别人之话就是暗了。唐太宗听后，也非常赞成。

公元626年时，唐太宗派人征兵。有个大臣建议：不满18岁的男子，只要身材高大，也可以征。唐太宗同意了，但诏书却被魏征扣住不发。唐太宗催了几次，魏征还是不发。唐太宗很生气，训斥了魏征，而魏征不慌不忙地说：“我听说，把湖水弄干捉鱼，虽得到鱼，但明年湖中就无鱼可捉了;把树林烧光捉野兽，也会捉到野兽，但是明年就无兽可捉了。如果把那些身强力壮、不到18岁的男子都征来当兵，以后还从哪征兵？国家的租税杂役，又由谁来负担？“事后，唐太宗又重新下了诏。这事件，让我感到魏征充满一颗赤热的爱国心，面对唐太宗的严厉训斥，他并没有害怕，更没有退缩。这也不由使我想到当今的社会了，有许多有钱之人用钱压迫人，而一些老百姓却不敢告到有关部门，为什么？怕老板开除，怕自己的生活不安定，怕……，这么多的怕，那为什么魏征没有怕呢？他冒死也说真心话，我们哪点如他？有些人为了讨好他人，睁眼说瞎话，唉，为什么？

后来，唐朝的经济更加繁荣了，政治也很安定，但就在643年，魏征去世了，唐太宗很悲痛，新自为他撰写了墓碑的碑文，说魏征死了，他也失去了一面镜子。

魏征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不能使社会败在腐败者之手，从今起，我们要好好学习，长大后做祖国的栋梁之才吧！努力！

影视与历史

七（12）班朱雷

历史人物犹如星空中的星星，多而美丽。这些犹如宝石吸引着各大导演。现在已经有不少历史轶事被搬上了荧屏。

就拿前段时间中热播的《大汉天子》来说，剧中的汉武帝年轻有为、血气方刚，正值年少气盛的时候，汉景帝驾崩，汉武帝刘彻在历经磨难后登上帝位，在其间还穿插了一段，汉武帝刘彻对念奴娇的爱情，直到登上帝位娶了陈皇后之后，还对其念念不忘。剧中还有东方朔，这个历史上的大文豪，在剧中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摆卦摊的神算子，并得到了当时窦太后的青睐，历史变换的这部电视连续剧，不禁令人哭笑不得。

我哭的是五千年的文明竟被践踏的如此不堪。

我笑的是这部电视连续剧的导演的“别具匠心”，难道去掉这些，电影就没人看了吗？电视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同小可，我喜欢看历史连续剧，东方朔的深谋远虑，汉武帝的英勇沉着，窦太后的善使奸计，为了权力可以不惜牺牲一切……历史真是复杂，人心真是令人不可理解，尤其是皇室的人，个个不是为了争名夺利，就是为了钱，我想，二十一世纪好，和平安定，人人平等，有法律的维护，不必天天为触动无法而杀头的事而担心……

文史论文篇4

当然，无论运用何种理论和方式对民族史进行研究，无论学科如何交叉，只能是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并不能改变民族史的历史学范畴，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在“在民族史教学中灌注‘通史精神’”，值得肯定。从具体教学实践来看，将民族史同区域史、地方史有机结合的方式，展开民族史的教学，既符合民族历史、现实活动的区域、地方实际，又利用了当地的民族文化遗存资源，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教学途径，值得借鉴。如西北师范大学田澍教授《以西北区域史教学为突破口，推动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西北师范大学生历史学本科教学改革的实践》、罗彩娟《<中国少数民族史>课程教学方法探讨》等，是将区域史同民族史结合，运用到民族史教学中的范例。钱放《谈地方史、民族史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关系—中学<新疆地方史>教学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是20世纪90年表的文章，谈中学历史教学问题，但对大学民族史教学仍有观念和方法上的启示。因此，民族史研究的内容、方法、理论都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又有了大量的具体的民族史教学实践经验，为在历史学本科生中，普遍开展民族史教学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2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基本专业素质的培养

民族史教学是历史学本科课程教学体系中的一个部分环节，但如何更加清楚看待民族史教学的价值与作用，仍然要放在历史学本科生专业培养与职业选择的这一整体过程中来考察。历史学科是一个传统学科，受这一学科体系特征影响，专业与职业问题，必然会受到目前“‘市场导向’所引发的‘史学危机’，已经深刻体现在高校历史学科的人才培教改教法养上”，这一大背景的影响。下面举两个地方高校历史学专业近年来毕业生就业流向情况案例作进一步分析探讨。从吉林师范大学2001至2010年历史专业毕业生就业总体流向来看，在中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学生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的67.9%，攻读研究生人数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8.5%，非教育部门就业人数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2.8%。宁夏大学2011年至2013年历史专业毕业生在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学生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30.7%，攻读研究生人数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9.3%，行政部门就业人数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2.3%，其他部门就业的人数占13.2%。这两个学校分别为地方师范院校和综合大学，数据统计时间上有所差异，但仍能反映一些总体趋势。两校历史学毕业生职业流向中，在中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占有最大的比重；其次是考取研究生人数占比较大；在非教育部门就业人数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尤其是宁夏大学历史学本科毕业生在行政和其他部门就业人数占有相当的比重。从两校的当年毕业生待就业人数来看，仍然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教育部门是历史学本科生就业的主要渠道，但每年补充因退休的中初等历史教师的缺口，在数量上，总体呈现一个稳定趋势，同时还有大量的历史学研究生来竞争这一岗位。因此，拓宽历史学本科生就业途径成为教育工作者探讨的主要问题。一些学者以全球视野进行综合考察，如姚霏《公共历史学与高校史学人才的培养》、张倩红《世界著名大学历史学本科生培养模式及其导向》等文颇具启发性。姚文列举美国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将史学人才分为具有学院历史学者和公共历史学者两种职业特征的培养模式：综合国内设有历史学本科专业的高校情况来看，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为：为有关的教学、科研、编辑出版、图书情报、行政、外事、媒体以及文化建设等社会各领域，培养所需的历史文化专业人才。各院校在具体培养目标设定上，师范院校，尤其是地方师范院校，将“为中小学培养从事历史和历史综合类课程教学的专业教师”作为主要目标；综合类的大学则将培养目标设定的较为宽泛。如果按照美国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来划分，国内各院校培养的历史学本科生大多属于公共历史学人才范畴。因此，本科历史学人才从总体就业分布上看，同社会的接触面更为贴近和广泛，其历史学科素质及其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对社会影响也更为直接。所以，培养历史学本科生具有较系统的史学思维、综合分析能力、认同感、爱国主义精神，促进民族间的理解与尊重等学科素质和正确的价值观，就显得非常重要。具体来说，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专业素质培养和提升，有着非常现实和长远的意义。

目前，各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历史中留下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遗址、遗存，大多已被保护和开发，成为历史博物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学基地、影视商业基地等，并创造了相当数量的就业岗位。因此，加强历史学本科生的民族历史文化素养，既可以满足社会需求，又可以拓宽就业口径，可谓一举两得。其二，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人才，具有宣传民族团结的专业岗位优势。无论是历史教师、历史遗址、博物馆等工作人员，在同公众“亲密接触”的具体工作中，从专业视角，运用正确的民族观，对人们进行国家认同、爱国主义精神、民族间的理解和尊重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三，政府、服务管理部门中，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专业背景的工作者，因其具有较好分析民族历史信息的能力，可以帮助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减少工作偏差。

文史论文篇5

二、当代历史文学审美格局的学理化考辨

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环境中阐释历史文学创作，存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从当代文学的全局出发，应该如何判断和阐述历史文学在整个文学格局中的独特价值，二是在当代历史文学内部，应该如何理解不同审美和观念形态的作品。对前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的专著《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建构起了一条有理有据的阐释思路，对后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则在他主编的《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问题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两部著作中，显示了一个能形成学术新空间、生发研究新论题的视野与框架。《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主要以采用传统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古代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其学术思路的基本特征，是将历史文学的意蕴探究与文化溯源融为一体。作者走出纯粹的“审美场”，借鉴文化批评的理念，将历史小说置于一定的“文化场”中来解读，通过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及其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视点高远地展现出了当代历史文学的生态特征与意义格局。作者首先勾勒了历史文学在文化转型语境中的演变轨迹与创作群体，并从文化立场、现代意识、题材热点、主体精神、文体形态和另类写作现象六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历史文学的审美生态；然后，作者以姚雪垠、凌力、唐浩明、刘斯奋、二月河、杨书案等历史文学名家的创作为代表，分别对思想立场层面的历史主义典型化、女性现实主义、历史守成主义倾向和审美境界层面的文化意味、大众化、散文化倾向等方面，探讨了历史文学审美境界建构的文化路径及其价值底蕴。贯穿于全书的基本线索，则是对当代历史文学现代性内涵的丰富发掘与充分肯定。这种从思想文化高度、以现代性为线索审视历史文学创作的逻辑思路，既隐含着对当代历史文学内涵特征的深刻认知，也是对历史文学在整个当代文学格局中的意义和分量予以学术强化的具体表现，其中鲜明地体现出一种以当代文学为本位来探讨和判断历史文学价值的学术逻辑。《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最为重要的主编思路，则是从当代文化整体格局的高度着眼，来体察各类历史题材创作的合理性、建构学术考察的视野与框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客观上存在古代历史题材和现代革命历史题材两类社会背景、价值基础都截然不同的创作。而且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历史题材，在史实‘演义’的基础上，都带有思潮性质地出现了纯虚构形态的‘新历史文学’。而影像和网络的出现，更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包含着审美与文化新质的新型内容载体。”于是，这两部学术著作也就将其全部纳入学术考察的范围，并以“历史题材创作”名之，以期“在更大的视野范围内对当代文学尤其是近30年来客观存在的多元复杂的历史题材创作作出回应”。在《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一书中，研究者致力于“对当代历史文学的生产体制、在该体制下派生的创作实践及表现形态，存在于创作实践中的历史观问题进行全面考察”。《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一书可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首先从文艺论争中探讨当代“历史题材写作规范的确立”，然后勾勒了传统形态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发展概况，剖析了其中的认知境界特征与世俗化、史诗化等审美文化倾向；后半部分则通过对历史文学经典作品的文本解读，具体阐述了当代历史文学的审美建构与文学成就。相对于仅仅着眼于传统形态创作的历史文学研究，这两部著作的学术视野既有对历史文学研究框架与学术外延的拓展，又体现出一种排除历史与文学观念高下之分、以“历史”为本位的思想逻辑与文化气概，对于在相互比较中理解各类历史题材的复杂情形与审美得失，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吴秀明对当代历史文学从两个基本方面所展开的学术考辨，实际上是从学理化的层面，既为将历史文学纳入当代文学意义格局“开辟了一条道”，又为全方位地审视当代文化格局中历史文学的复杂情形“打开了一扇门”，其中所体现的，确实是一片“将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有机融合起来”的“学术研究的新天地”。

三、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的探求

文史论文篇6

Abstract:ThispaperintroducesthedevelopmentofthehistoryaboutDarwinfromintellectualhistorytocontextualismbriefly,anddiscussesthechangesinhistoriography.John.CGreeneandRobertYoungaretwoimportanthistoriansinhistoryofbiology.Theirmainworksarereviewed.

KeyWords:IntellectualHistory,SocialHistory,CulturalHistory,ContextualistHistoryofScience,John.CGreene,RobertYoung

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科学史的研究中，对达尔文的历史研究一直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尤其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科学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个是和达尔文相关的生物学的发展，另一个就是卡尔文勋爵（LordKelvin）和麦克斯韦（JamesClerkMaxwell）对物理学的贡献。[1]但随着科学史学家们的工作由思想史转向社会史、文化史，到目前的语境论的科学史，把什么作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实，怎样编撰这些历史事实，以及如何对它们做出符合情理的历史解释，对这些史学问题的回答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科学从整体上被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加以考虑，而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则更加注重对社会和文化语境的考察。相应地，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科学史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大，研究工作也变得更为深入细致，这从与达尔文相关的历史研究的发展，如何解释与评价达尔文的工作的演变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一

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以前，科学史的研究主要是延续和发展由拉夫乔伊（ArthurO.Lovejoy）和柯瓦雷（A.Koyré）开创的思想史的传统，与达尔文相关的研究也不例外。科学史被叙述为独立于人类社会生活之外的思想演变过程，其中对于科学伟人的思想研究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的变革通常就是由于他们思想的力量而得以完成。而当时他们对手的思想则被认为是“错误的”，或者被认为在科学史中没有太大意义，不值一提，即使偶尔提及这些人的思想，也只是为了描述一场真理战胜谬误的战斗。至于那些科学伟人生活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通常被看作对他们的思想形成没有多大影响，即使有所描述，也常常被作为接受正确的科学理论的障碍。科学史学家们感兴趣的是内在于科学之中的思想观念的发展，这或多或少仍然被他们作为某种知识和事实不断积累的过程，并独立于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状况而存在，于是思想上的联系和断裂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考察的核心。可以说，思想史是某种类型的哲学史，类似于德国哲学传统中的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e）或观念史（Ideengeschichte）。[2]它的叙述相当清晰明了，但也正因为它的清晰明了，就不得不把历史中参差纷杂的思想作一番挑拣和精炼，自然会是某种或强或弱的辉格史。

自从二十世纪初综合进化论承认和接受了自然选择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生物科学中获得了胜利，逐步确立了自身在该学科中的统治地位。首先，仍然是一批科学家出于教学的方便，开始编写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为主导的生物学史，借用历史的方式阐明科学概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建立起一套学术继承的渊源，确立科学研究的传统，进而树立自身的正统地位。为了纪念《物种起源》出版一百周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在1960年出版的三卷本的《达尔文之后的进化论》（EvolutionafterDarwin）就是这一类书籍中的集大成者。该书从1956年开始筹备，共挑选了五十五位在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天文学、医学、植物学和地质学等诸多领域的顶尖科学家，请他们著文讨论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在过去一百年间对他们各自所从事的学科发展的影响。并于1959年邀请这些科学家召开学术会议，作为在芝加哥大学举行《物种起源》出版百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3]可以说，此时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在科学界中已赢得了全面胜利。

受达尔文在自然科学中取得的胜利的影响，历史学家们也开始重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的研究，到1959年《物种起源》出版百年纪念时，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以达尔文为主导线索的生物学史研究著作。该年出版的《达尔文的先驱们》（ForerrunnersofDarwin:1745-1859）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部。它收录了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观念史俱乐部成员的15篇文章，其中拉夫乔伊的文章就有六篇之多。他的文章梳理了在达尔文以前的思想家诸如布丰、康德、赫尔德、冯贝尔（VonBaer）和叔本华等人对进化论思想的贡献，其他人的文章也都是相当有分量的生物学思想史研究。[4]然而仅仅从文集的标题《达尔文的先驱们》就可以看出，这种梳理是用现代生物学的胜利作为真假判定的依据，拿与达尔文相关与否作为历史研究的选择标准。历史学家的史学立场完全受生物学家的影响，与后者相一致，认为达尔命才是进化论历史的核心，正是由于达尔文的工作把整个生命界纳入了客观科学的研究领域，所以其他思想的重要与否都是由和它之间的关联程度来决定的。

另一部相当重要的著作是约翰•格林（John.CGreene）的《亚当之死》（ThedeathofAdam:EvolutionandItsImpactonWesternThought），也是为了纪念《物种起源》出版一百周年由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出版社赶着出版的。[5]其中尤为有趣的是约翰•格林本来还没有准备好写达尔文，但出版社为了凑百年纪念的热闹，要他加上了关于达尔文的论述。约翰•格林的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重视，现在也已经成了科学思想史中的名著。这本书考察了从17世纪的约翰•雷（JohnRay）到19世纪的达尔文和华莱士的二百多年间，机械自然观是如何取代了“静态自然的观念”（thestaticconceptionsofnature），并进而和“进步的观念”（thenotionsofprogress）结合起来，成为对自然的主要理解方式。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是这一过程发展的顶点，他在进化的过程中引入了或然性的作用，并把整个人类，不论是肉体还是精神都归入了自然之中，使之统统服从于自然法则。[6]后来，在1961年，约翰•格林又出版了一本小书《达尔文和现代世界观》（DarwinandtheModernWorldView），收录了他在莱斯大学的三次演讲。书中讨论了达尔文对于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以及他对现代社会理论，尤其是社会进化论的影响。[7]

由于思想史的研究深受“历史的伟人观”（thegreatmantheoryofhistory）的影响，把历史看作是伟大人物的思想传记，着力于对思想本身作哲学分析和历时性研究，所以它的长处在于阐明这些思想，以及它是如何发生与演变的，而对于说明这些思想为何这样发生和演变则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进化论思想史的研究也面临着类似的棘手问题：为什么是达尔文奠定了进化论的基础？换句话说，为什么是达尔文提出了自然选择学说？自然选择学说是达尔文思想中最为独树一帜的地方，在他自己看来，他的进化论思想和他的自然选择是不可或缺的。达尔文思想能够成为现代综合进化论的渊源，关键在于现代生物学家们普遍同意和接受了自然选择学说。然而，在维多利亚时期像华莱士、钱伯斯、斯宾塞、赫胥黎等人都是不同意自然选择学说的，至于他的前辈布丰、康德、赫尔德等人更是连想都没有想过，那么达尔文思想的核心部分就似乎是天才的独创，既没有前人可追溯，又没有同仁欣赏。但问题在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当时何以能够成功，他又怎么会成为当时科学的代表？再进一步，则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为何是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产生?

对这些问题的比较满意的回答，需要摒弃历史研究中由来已久的“历史的伟人观”，认识到伟人并不是独立于历史之外，把自己的思想或行动强加于历史，而恰恰相反，他自身就是历史进程中的产物，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孕育出来的。同时，他的思想和行动并不是像柯林武德所假设的思想支配行动那样简单，可以轻易地孤立出思想而不用考虑他的行动和生活，而是处于一种变幻不定、难以琢磨的关系中，与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状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要求在历史的解释中，把个人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加以考察，研究他与其他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的关系，引入对种种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分析，简而言之，就是需要一种类似于社会学的解释模式。[8]对于科学史来说，则意味着需要进一步摆脱辉格史观的束缚，拓宽科学思想史的视野，还需要引进社会史的研究视角。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英美史学界中，历史研究的重心开始发生转移，传统的政治史和伟人传记的历史写作方式日渐式微，许多历史学家纷纷著文强调社会史和经济史的重要性，以及需要重新发现普通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并且用具体的历史研究亲身实践他们的史学立场。[9]社会史和经济史在六七十年代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主流。同一时期，科学史中关于内在论和外在论的争论也开始了，这场争论在整个六七十年代一直是科学史学的核心问题，影响着整个科学史的发展方向。[10]受这种大小气候的影响，这一时期研究生物学史的历史学家们也开始引入了社会、文化的分析视角。首先是在思想史研究的内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松动，某些过去不会被考虑的社会、文化因素被纳入到研究中。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约翰•格林在1981年出版的《科学、意识形态和世界观》（Science,IdeologyandWorldView:EssaysintheHistoryofEvolutionaryIdeas）一书。该书共收录了从1957年到1981年期间，他考察进化论思想史的六篇文章。他通过对孔德、斯宾塞、达尔文、赫胥黎和达尔文主义的历史研究，表明实际上很难在科学、意识形态和世界观之间做出明确划分。这几篇文章把进化论思想放到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从而在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内部打开一个缺口，为后来的进化论历史研究指引了方向。这本书和《亚当之死》一同影响了随后整整一代的进化论史学家。在1987年为了纪念约翰•格林的70寿辰，向他在进化论史研究中的贡献致敬，由詹姆斯•摩尔（JamesR.Moore）编辑了《历史、人性和进化》（History,HumanityandEvolution）一书，收录了13位研究进化论史的主要学者的研究文章，代表了当时进化论史研究的最高水准。[11]

虽然约翰•格林的后学们从他对科学、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彼此间紧密交织、相互作用的论述中得到启发，不再将它们分离开来加以考察，然而约翰•格林本人作为一位受拉夫乔伊影响颇深的思想史家，他的哲学立场就总体而言却仍是保守的。在他看来，世界观是某一历史时期的思想中最基本的前提假设，意识形态是一些使社会活动和价值判断合法化的思想观念，世界观是可以意识形态化的，意识形态也可以变成某种世界观，但是科学仍然是截然不同于意识形态或者世界观。科学着重于描述和发现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虽然它也是一种人类活动，但它更强调观察的重要性，本身是价值中立的。正因如此，他虽然承认自然选择学说的提出与英国的社会环境和思想状况有联系，但还是坚持认为自然选择学说作为科学理论，源自于达尔文的“真正的科学的洞察力”，而不是当时英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12]

二

英国历史学家罗伯特•杨（RobertYoung）就不同了，他的史学思想和研究方式与以前的美国历史学家像拉夫乔伊和约翰•格林等人有着根本的区别。正如他所说的，“历史学家也是自身时代的产儿”，[13]他的史学思想和研究方式的转变与当时英国历史学界的风气有密切的联系。概括而言，六七十年代的英国史学界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由E.H.卡尔（E.H.Carr）掀起了以社会史为中心的改革运动，其批评和改革的目标直指以巴特菲尔德(HerbertButterfield)为代表的剑桥历史学界。社会史很快赢得了青年一代历史学家的广泛支持，迅速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主流。[14]第二、以E.P.汤普森(EdwardPalmerThompson)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占据了历史研究活动的中心，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makingoftheEnglishworkingclass）一书影响了整整一代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看法，激进的史学思想主导着当时的英国史学。[15]

正是在这一时期，罗伯特•杨开始就读于剑桥大学历史系，随后在那里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他逐渐不满于剑桥科学史研究工作的现状，仅仅关注科学思想内部；而且在他看来，库恩的工作对于科学史而言，并没有意味着太多的新东西。受正在兴起的社会史研究路径的影响，他开始考虑在科学史的研究中引入对社会、经济和政治语境的分析。同时，他也不满于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工作，认为他们的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学史的研究忽略了对于科学和科学自然主义（Scientificnaturalism）影响的考察。他希望能够打破科学史与其他专门史之间的隔膜，把科学活动放回到整个文化之中，考察它与其他人类活动之间的联系。

罗伯特•杨对传统科学思想史的研究展开批判，指出它有两个假定，首先是科学观念和科学发现可以摆脱自身的文化背景而被清晰地分离出来，其次就是非科学的思想对于科学观念的发展影响甚微。在他看来这两个假定都是有问题的，历史与这两个假定恰恰相反。科学活动作为人类活动中的一种，不可避免地与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相纠葛，不可能从广泛的文化背景中完全剥离出来。某一时期科学的、经济的、宗教的、社会的、哲学的、政治的诸种思想是交织在一起的，构成了一个共同的语境。它们彼此之间是相互构成的，没有那一个可以脱离其他而独立存在。因此，应该把科学史和经济史、社会史和政治史等其他专门史结合起来，发展出既考察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又考察科学因素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中作用的综合史来。[16]

罗伯特•杨认为科学史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克服科学和社会的两分，解决内在论和外在论之间的争论。受雷蒙•威廉斯（RamondWilliams）文化研究的启发，他提出了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他重新考察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模式，认为必须摒弃庸俗马克思主义的那种单向的和线性的决定模式，而应该充分研究社会经济因素和科学理论之间复杂的相互关联，进而提出某种关于社会经济因素和思想生活之间的媒介理论。他认为在思想史的研究中，对于观念本身以及这些观念是如何制度化的，两者都要重视，不能只是关注前者。研究这些观念时，必须注意它们在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分析它们是如何维持当时的社会经济关系，并使其合法化的。[17]简而言之，就是要在历史的研究中侧重分析科学思想是如何作为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

从1969年到1980之间，罗伯特•杨发表了六篇关于达尔文、进化论和科学史学的文章，充分展现了他的激进的史学思想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在1985年，这些文章合集为《达尔文的隐喻》（Darwin’sMetaphor:Nature’sPlaceinVictorianCulture）一书出版。通过这些文章，罗伯特•杨叙述了一场在维多利亚时期展开的关于“人在自然中的位置”（man’splaceinnature）的争论，它涉及到了关于生物学、地质学、心理学、马尔萨斯人口论、自由放任主义、功利主义、自然神学、社会政治改革的种种讨论，而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关于进化论的争论只是它的一部分。所有这些讨论共同构成了一个“自然化”（naturalism）和“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过程；达尔文自然选择式的进化论挑战了人在世界中的特殊地位，把人类降到了与自然中其他动物相等同的位置；地质学则把地球以及动植物种的产生都看作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不是上帝创造的结果；自然定律开始被运用于人类社会，灾荒、瘟疫、战争和死亡被马尔萨斯看作像科学定律一样在调节人口增长中发挥作用。罗伯特•杨进而指出当时的英国正在从田园式的、贵族统治的农业社会向城市化的、激烈竞争的工业社会转型，新兴的中等阶级也开始和旧贵族们争夺文化上的霸权，与此相应，由国教教士所掌控的旧意识形态自然神学也就逐渐地为新的意识形态进化论所取代。[18]

对于以前的进化论思想史研究感到棘手的那个问题，既为什么是达尔文奠定了进化论的基础，为什么是达尔文提出了自然选择学说的问题，罗伯特•杨也初步给出了解释，并为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指引了方向。在“马尔萨斯和进化论者们：生物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共同语境”（Malthusandtheevolutionists:thecommoncontextofbiologicalandsocialtheory，1969年）一文中，他通过构建生物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相互交织的共同语境，叙述了从“和谐的自然”向“斗争的自然”的思想转变，从而揭示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之间的联系。而在“达尔文的隐喻：自然选择吗？”(Darwin’smetaphor:doesnatureselect?,1971年）一文中，他讨论了人工选择和自然选择之间的类比在达尔文思想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它对达尔文进化论在思想界中传播的影响，表明了当时的科学、自然神学和哲学之间的相互构成的关系。

罗伯特•杨对维多利亚时期科学史的许多论述，现在已经成了科学史学家普遍接受的历史常识，而他的许多猜想也由后来的历史学家作了仔细的研究。例如，科学史中的胜败双方都曾对科学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所以要重视非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家；要分析自然神学和科学思想之间的共生关系，不能简单地把它们描述为真理与谬误之间绝对的对立；应该研究颅相学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位和作用，考察进化论在普通大众中的接受和传播等等。许多目前研究维多利亚时期科学史的重要学者，像詹姆斯•摩尔（JamesMoore）、伯纳德•莱特曼（BernardLightman）、彼得•鲍勒（PeterBowler）、罗杰•史密斯（RogerSmith）、罗杰•库特（RogerCooter）等人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他的影响。[19]而且罗伯特•杨的影响并不局限在19世纪的科学史研究，研究其他时期科学史的史学家们也纷纷效仿他的研究方式。科学史学家们未必同意罗伯特•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但大都认可了他强调科学的社会语境和政治语境的史学思想和方法。正如约翰•格林所说：“近些年来，科学史更多地转向了由罗伯特•杨激动人心的文章所指引的方向，重视考察科学的社会语境和政治语境，而不是那些由库恩和吉利斯俾所建议的方向。”[20]

三

到了19世纪80年代，英美史学界开始借鉴人类学、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而不再把社会学作为主要借鉴的研究方法，女性史、性别史和文化史逐渐替代了社会史成为主流，在历史研究中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21]与此同时，在科学史中也发生着相类似的变化。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以及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新的思潮涌入科学史之中，科学史的研究领域被重新划分，以往确立的历史事实受到了质疑，曾经的历史结论一再被解构，过去处于边缘的研究开始进入科学史研究的中心地带。科学史研究的语境变得更为丰富多样，出现了像阶级语境、性别语境、帝国主义语境、语言学语境等诸多新的研究方向。对于进化论史的研究也是如此，一方面是把达尔文放到了诸多不同语境的显微镜下作一番考察，另一方面就是重视对非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家像拉马克、钱伯斯等人的研究。

然而随着对达尔文的语境研究越来越深入细化，以及逐渐复原了其他进化论思想家在历史中的地位，科学史学家却发现诸多不同语境下的研究彼此之间难免有冲突，要想把它们统一起来，构成一致完整的历史叙述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这种处境下，人物传记的历史写法又重新受到重视，科学史学家们发现它不失为一种把科学融入文化背景的好方法，可以在对科学家一生的描述中，将种种不同的社会语境联系起来，考察它们与科学之间的互动。[22]阿德里安•德斯蒙德（AdrianDesmond）和詹姆斯•穆尔合著的《达尔文传》（Darwin）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本。作者在对达尔文一生的详尽叙述中，把他和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联系起来，植根于英国文化之中，刻画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产物。[23]

从诺拉•巴洛（NoraBarlow）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编辑达尔文的著作，对达尔文和进化论史的研究已经持续了七十余年，这期间如何解释和评价达尔文的工作，怎么写进化论史，都有了相当大的变化。现在的科学史学家已经不再受现代生物学家的影响，简单地围绕着达尔文来叙述进化论史。达尔文不再有以往科学革命伟人的形象，那场达尔命也被质疑是否曾经发生过。而进化论的思想也是多种多样的，它们与当时的神学和哲学紧密交织在一起。为了考察科学与文化的其他部分之间的联系，科学史学家分离出一个又一个的语境来，对越来越细微的事件知道的越来越多，然而整体的历史图景却因此变得模糊。语境论的科学史研究使达尔文和进化论日益丰富多样，但也让人做出某种评价和概括更为困难。也许这正是历史的意义所在，不断地丰富和深化人对过去的理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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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夫乔伊所开创的历史研究传统，更确切地应该称为观念史（thehistoryofideas）。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他选用了观念史的名称来标明他特有的历史研究路径，即从复杂的学说和理论中提炼出构成它们的观念单元（unit-ideas），进而研究其在历史中的演化和变迁。通过他的众多学生，以及他在1940年创立的学术刊物《观念史》（JournaloftheHistoryofIdeas），他的研究方式影响了该领域几乎整整一代的历史学家。本文一概称为思想史，一方面是为了行文方便，另外也有其他方面的考虑。从语义上讲，思想史自然可以涵盖观念史，但它更强调了自身关注的是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思想活动，就像经济史、政治史关注的是人类的经济活动或者政治活动。这样就避免了通常对观念史的一些批评。目前该领域的历史学家大多采用思想史来界定自己的工作；另外，就历史研究本身的发展而言，拉夫乔伊以后该领域的历史学家们在继承他衣钵的同时，不再把思想研究的对象限定为观念单元，并且加进了对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因素的考虑。但他们往往认为这些因素对思想活动的影响极为有限，对于思想史的解释来说并不重要。

[2]JulietGardiner,ed.,WhatisHistoryToday?MacmillanEducationLtd,1988,p.106.DavidCannadine,ed.,WhatisHistoryNow?PalgraveMacmillanLtd,2002,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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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RobertYoung.Darwin’sMetaphor:Nature’sPlaceinVictorianCultur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5,p.171.

[14]E.H.Carr.WhatisHistory?PALGRAVE,2001,p.xxxviii.DavidCannadine,ed.,WhatisHistoryNow?PalgraveMacmillanLtd,2002,p.4.PeterLambertandPhillippSchofield.ed.,MakingHistory,Routledge,2004,p.143.

[15]PeterLambertandPhillippSchofield.ed.,MakingHistory,Routledge,2004,p.182-183.

[16]RobertYoung.Darwin’sMetaphor:Nature’sPlaceinVictorianCultur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5,p.23-24.

[17]RobertYoung.Darwin’sMetaphor:Nature’sPlaceinVictorianCultur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5,p.202-219,p.237.

[18]RobertYoung.Darwin’sMetaphor:Nature’sPlaceinVictorianCultur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5,p.240.

[19]FrankM.Turner.“ReviewedWork:Darwin’sMetaphor”,Isis,Vol.77(1986),p.727-728.

[20]JamesR.Moore,ed.,History,Humanityand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9,p411.

文史论文篇7

本文希望通过个人在社会性别史研究中的点滴经历，讨论考古资料对于我们认识问题的重要意义。我这里所说的“考古资料”，主要是就资料来源而言，指通过发掘得到的资料，包括文字的与非文字的实物资料；具体地讲，主要是出自墓葬遗址的资料。

考古学文化本身反映的是一种复杂的时空综合系统；我们在利用考古资料时，不能仅止将注意力置于一个个单独器物、图像之上，而必须注意“遗物群”构成的社会意义，注意同一背景下不同类型的遗物所共同传达的综合性文化讯息，也要注意遗物与遗址的整体关系。

显然，考古发掘资料的内容及其特质颇不相同。仅就出土于墓葬之中的资料而言，其表达载体有文字与非文字资料之别。女性墓志、功德疏等文字资料，由于其特殊性质，一方面可能较为直接地反映女性生活状况，另一方面又会竭力向主流话语靠拢，以理念的框架来“规范”当时的现实。这类材料润饰溢美的成份相当突出，清晰地体现出时人心目中对于完美女性形像的理念[1]。出土的各类上下公文、户籍、诉讼状及判辞之类官方档案，自然也有不同程度的虚饰成份，但受其用途制约，所提供的信息往往可资比对，有助于我们认识当时社会的整体背景。帐簿、契约、转帖之类民间世俗文书，尽管同样受到“正统”规范，但其重实用、易操作之性质决定其内容比较接近于社会实际。非文字的随葬物品，其形制、数量、款式、工艺等等所传递的信息，都会有助于我们对于文献以及社会现实的认识与理解。

一、从吐鲁番唐代墓葬出土资料看女性在门户之外的活动

20世纪初期以来，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地区的阿斯塔那与哈拉和卓古墓群以及雅尔湖一带，出土了数万件珍贵的文物文书。其时间跨度上自公元三世纪的西晋时期，下至公元八世纪后半叶的唐代后期。文书中数量最多的是汉文文书，其中绝大部分是从作为随葬品的纸帽、纸鞋、纸褥、纸棺等物上拆揭出来的，只有少量是作为正式文书完整地入葬的。尽管多数文书残缺不全，但它们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原始史料，对于研究当时当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确切依据。在这批资料之中，不乏有关中古时期妇女社会生活状况的内容。我曾经主要根据这些材料，讨论过公元六至八世纪吐鲁番地区的妇女，尤其是下层社会的妇女介入经济、法律以及宗教活动的情形[2]。

我在研究中所采用的资料大致分为两种类别，即墓志碑铭与出土文书。

1、吐鲁番出土墓志与“理想化”的妇女形像

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各类墓志——包括墓志铭、墓表、墓记乃至柩铭——有数百方。这些墓志，对于研究该地区中古时期的居民状况、风俗习惯、历史地理、语言文字乃至政治事件、制度设置等方面的内容都具有重要意义。在笔者所查阅过的六至八世纪的291份墓志资料中，纪年最早的为高昌章和七年（537年），最晚的是唐代永泰二年（766年），其中90件传主为女性，另有7件为夫妻合一的墓志[3]。从其内容、形制来看，大致可见自简略而繁复的趋势。

文字较为详尽的墓志出现于七世纪前期[4]。这些墓志中的大多数，循守着固定一概的行文模式，遣词造句及表达方式极其相似[5]，很少提供有关墓主人生活状况的真实信息。公元650年以后，自上层社会女性开始，吐鲁番墓志的内容逐渐显露出丰富化、特性化的端倪。

吐鲁番地区出土的男女两性的墓志有许多共同特点，例如早期墓志内容的简略、格式的拘泥，其后比较详尽的墓志中溢美的倾向、用语的类似，等等。而两性墓志最为鲜明的对比，即是所有已婚女性的墓志，无论如何简单，都无一例外地提到她们的丈夫，包括他们的姓名、籍贯以及仕宦履历（如果有的话）；而在194份男性墓志中，却只有5份提到了他们妻子的姓氏及郡望[6]。此外，在97份女性墓志中，只有20份不仅提到了墓主的姓氏，也提到了她们的名字[7]。

对于两性期求标准的迥异，在墓志中反映明显。男性墓志——不论简略的或是详尽的——着重记述其仕宦履历；而同期的女性墓志内容笼统模糊，几乎见不到个性的踪影，只空泛述及她们在家中的服侍诞育、婉娩顺从。

与墓志中反映的情形类似，墓葬中壁画、绢画、木俑、泥俑中所描绘的，都是女性在家庭中活动的场景，其中有姿态闲适的上层贵妇，也有辛勤劳作的下层婢女。从这些文字或图画资料来看，中古时期的吐鲁番妇女似乎是并不跨出家庭门墙之外的。这类旨在传播、欣赏的文字、艺术资料，显然更多地反映人们心目中“理想化”的社会秩序与生活方式。

2、吐鲁番文书中所见妇女形像

正如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洛克（MarcBloch）所说，史学工作者所面临的不同资料（“证据”）分为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类是前人有意留下来的，另一类则是无意传布开的[8]。对于这两类材料的不同性质，我们无疑应该有所警惕。

如果我们不是仅止把目光停留于墓志、绘画一类资料，而是同时关注吐鲁番出土的各类文书、文物，我们会发现，后者为研究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由于大批高昌、唐代户籍文书、赋役文书、契约文书以及其它帐目案卷实际记载着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而不以塑造、昭示女性的“完美形像”为目的，因此较少受到相关理念的影响从而具备更高的可信度。

正是这些文书，为我们展现开一幅与以往想象颇不相同的画面。

吐鲁番地区出土的百余件户籍、名籍、田亩簿中，屡屡提及“大女”一词。“大女”是吐鲁番地区特有的称谓。该用语至迟在汉代即已出现。本世纪七十年代出土的居延汉简中，即有这一称谓[9]。我们注意到这一用语及其含义，主要来自考古资料的启发。1968年在阿斯塔那发掘出的西晋泰始九年（273年）木简，上书“大女翟姜女从男子栾奴买棺一口”云云，这是目前吐鲁番地区所见年代最早的有关“大女”的文物。1964年自阿斯塔那35号墓（史玄政墓）出土的神龙三年（707年）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更是令学人瞩目的不可多得之史料。

所谓“大女”，通常是指作为户主的寡妇或者单身女性；也有一些是替代外出服役的丈夫或儿子而临时“当户”“为户”的[10]。她们承担着一些赋税责任[11]，同时也有一定的机会与外界进行交往。其独立地位，为地方官府与社会民众所承认[12]。

目前所存唐代西州（吐鲁番地区）的手实、户籍文书大约90件左右，笔者曾经查阅过其中自贞观十四年（640年）到至德二载（7

57年）之间的73件。女性户主的比例因时因地而异，大致在户主总数的16至30之间。

吐鲁番出土资料所反映的妇女活动以及她们与外界接触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数百件土地 、房屋、奴婢买卖契约，粮食、绢帛、钱币借贷契约，土地、果园租赁契约以及劳动力雇佣契约，来自长安的课钱帐历、质库帐历以及出自丹丹乌里克的抵押借贷文书，体现着妇女在这类经济活动中的介入参与程度。诉状牒辞显示出妇女维护自身与家庭权益的努力。功德疏、作斋社约等文书，反映出女信徒们的自发组织及其集体活动。大量的随葬衣物疏，使研究者注意到中古时期吐鲁番民众多元化的。

以上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六至八世纪妇女活动的另一番景象。我们看到下层社会中的一些女性作为户主掌管着家庭生计；一些女性为了家庭的利益，为了维持自身生活，也为了彼此间的互助与精神上的慰藉而跨出了家门。

二、从白沙宋墓“妇人启门”画面看女性“不逾中门”形像的塑造

对于中古时期吐鲁番女性墓葬资料的观察及对其生活的考察使我们看到，家族门户内外界限的象征意义，强烈地存在于时人的理念之中。这种观念的表达，不仅见于唐代西北边陲之地吐鲁番，亦广泛存在于当时乃至其后的中原地区。

成书于宋代的《古今合璧事类（别集）》卷十五《宫室门》“门户”目之总叙中说：

夫门之设，所以限内外，通往来，几出入而时启闭者也。……惟君子之于是门也，由必以礼，行必以义。

既“限内外”，又“通往来”；既是几察出入的关键，又是依时启闭的枢纽。家居庭院的“门”，在中国古代具有鲜明的政治社会意义。在空间结构中，门户具有分界与通贯的双重作用；在人伦关系上，门是重要界线。家门既是家族与社会的分界，也是二者的接触点与连结枢纽[13]。认识“空间”与“家”的关系，认识传统社会中女性的活动范围[14]，不能不注意女性与“门”的特有关系。

从考古发掘资料中，我们可以见到描绘女性与“门”之关系的生动形像[15]。

50年代初期在河南禹县白沙发掘的一号宋墓[16]，是一座建于土洞之内的仿木结构砖室墓。这一北宋元符年间（1098—1100）的墓葬遗址，由墓道、墓门、甬道、前室与后室组成。在后室北壁，有一砖雕妇人开启门扉的形像：

北壁上画绛幔、蓝绶，其下砖砌假门。假门外，面南立一砖雕的少女，垂双髻，著窄袖衫和长裙，裙下露尖鞋，右手作启门状。[17]

无独有偶，在其西北20米处的北宋晚期（应不晚于徽宗宣和六年）墓葬，即白沙二号宋墓，其六角形墓室之北壁也有一妇人启门形像：

北壁上画绛帐，其下砖砌假门，左门扇微外启，自右侧露出一梳环饰著青衫的女子，面南欠身作欲进墓室状。[18]

“妇人启门”形像之渊源，至少可以远溯至东汉，在当时的石棺及画像石中已有类似画面出现。例如建于建安十七年（212年）的四川芦山王晖墓内石棺，

棺前额（相当于门区）刻一门，半掩。一女子，双丫，探头出来；门上有题铭；石棺左侧苍龙，右侧白虎，后方刻玄武。[19]

此类形像唐代已较多见，两宋更为流行，主要出现于墓室壁画、砖雕或佛塔、经幢作为装饰。这一时期目前所知较早的样例，分别出现在陕西长安竹园村唐塔和山东长清灵岩寺唐塔。此后在不同地区（例如今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甘肃、四川、贵州等地）、不同民族（汉、契丹、女真、朝鲜等）的文物中屡屡再现。其形制可分为启左扉、启右扉、双扉半开三种。[20]

北宋中期，墓室雕饰出现了讲求华丽的新风尚，涉及的题材也较前丰富[21]。“妇人启门”形像开始较多地出现于墓葬之中。除白沙北宋一号墓后室北壁彩绘砖雕、二号墓后室北壁彩绘砖雕[22]外，洛阳耐火材料厂十三号北宋晚期墓墓室北壁砖雕[23]也有该形像出现。此外，洛阳北宋崇宁五年（1106）张君墓画像石棺棺身前档正中浮雕上，亦有类似画面，发掘《简报》中说：“门扉半掩，一近乎圆雕的女侍似欲启门而出，犹半遮面”[24]。

这一艺术题材流行于墓葬之中似非偶然。墓室中的装饰，在一定意义上不仅是为逝者准备的，也是显示给生者看的。墓室形制，作为墓主人心目中在“彼界”的生活环境，有与“此界”之生宅对应的一面；但显然又不是生宅的再现。墓室装饰的选择多有着特别的涵义。

墓室环境寄寓着墓主对于阴世“生活”的期望。作为审美对象，女性形像有助于渲染柔和温馨的气氛。姿态委婉的妇女与刻划细致的门互相映衬，增添了阴冷的墓室之生活气息与温情美感。但这尚未说明将女性形像与“门”连结起来之可能的寓意。

如果我们把视野展开更远，不仅仅局限于一面面砖雕、一幅幅壁画，而将该形像置于墓葬的整体情境之中观察，即不难注意到，宋代墓葬中的“妇人启门”形像虽然存在着诸多差异，但有一特点几乎无一例外，即多位于墓中正对墓道的墙壁（通常是墓室的北壁），而在多室墓中，则居于后室后壁。宿白先生提出：

此处装饰就其所处位置观察，疑其取意在于表示假门之后尚有庭院或房屋、厅堂，亦即表示墓室至此并未到尽头之意。

并且引证时人创作的词曲、卷轴，指出妇女倚门的形像在宋代颇为流行，被认为幽美动人。[25]

这一解释，无疑极具启发意义。从对于位置关系的分析入手，使我们了解到这些“假门”实际上指喻着通向后院的门径。但它未能进一步阐释，为什么暗示“庭院深深”的“假门”背后，露出的一定是女性形像；亦未明确指出，为什么女性“倚门”会被认为“幽美动人”。

以位置关系较为清楚的墓葬布局为例，位于内室后壁的假门实际上是指代通向内院的“中门”，则隐现于其后的人物，无疑应是居处于中门之内的。而终日活动于其内，“无故不窥中门”[26]的，正是宅院中的女性；代表内院之人在门侧显露身影的，当然也应该是女性。女性“倚门”之所以“幽美动人”，正是因为处于深宅大院之中、行动优雅幽秘的女性（主要是上层女性）很少跨出家门，甚至不常得到自门户中露面的机会。这种若隐若现，正是吸引无数文人墨客之处。在妇人“启门”“闭门”“倚门”的艺术形像中，年轻娇好的女性[27]身不离“门”，被“门”限制约束，正具有宣示女性活动于门墙之内的意味。

这一艺术形像的寓意，与儒家礼教有关。被要求“正位乎内”的女性，通常被规范于内室、内院，被联系于“闭户”“阖扉”之类行动[28]。《周易·系辞上》即有“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的说法；《礼记·内则》中，亦规定了两性“内外有别”的行为空间：

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内，不啸不指，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北宋中期，司马光所作《书仪·居家杂仪》中，更强调了“凡为宫室，必辨内外”的重要性：

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有故出中门，必掩蔽其面（如盖头。面帽之类）。

男子夜行以烛，男仆非有缮修及有大故（大故谓水火盗贼之类），亦必以袖遮其面。女仆无故不出中门（盖小婢亦然），有故出中门，亦必掩蔽其面。

这段脱胎于《内则》的说教，特别突出了宅院“中门”的意义，刻意雕凿着男女、内外之间的距离感，令人凛然。

对于女性与“门”具体直接的关系，儒家经典中屡有提及。《仪礼·士昏礼》有云：“（婿）见主妇，主妇阖扉，立于其内”，郑玄解释“阖扉”说：“阖扉者，妇人无外事。扉，左扉。”宋李如圭再释为：“左扉，东扉也。〈士丧礼〉：‘卜葬日，阖东扉，主妇立于其内。’《春秋传》曰：‘妇人送迎不出门，见兄弟不逾阈。’”[29]这里的“扉”，应指厅堂内室而非后院之门；但这种仪制所强调的，同样是“无外事”，“不出门”、“不逾阈”。看来，对于“妇人启门/阖扉”的塑造，旨在刻画谨守礼制、不逾内外之限的女性形像[30]。

不过，出土文物中展现的“妇人启门”形像事实上多彩多姿。不仅或开启或关闭，或左扉或右扉并非一致，她们相对于门的运动也是或出、或进、或窥探，而不拘泥于“足不逾户”[31]。此类创作一方面不离传统规范的框架，反映着“女无外事”的理念；另一方面画面人物又不固守于门内，或多或少反映着丰富多样的实际生活。因此，这类艺术形像，又并非对于儒家礼制的简单图解。

妇人启门形像在艺术世界中的多样化，所表达内容与儒家经典文献的吻合与差异，可以说，是现实社会生活牵动的结果。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门户的“内”与“外”之界限难以简单断截，“内”“外”空间历来密切关联而 非彼此绝对排斥[32]。对于传统社会中的女性（特别是处于社会下层的妇女们）来说，家族门户之“外”与“内”虽然界限清楚，却并非不可逾越。这事实上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个人意愿，而取决于家庭生计的需要与社会经济的强制推动作用。

三、略谈避免对于考古资料的“误读”

在历史研究中，我们通过对于不同类型个案的研究，追求非个别的综合性认识；对于考古资料的运用，也要充分考虑其所能够提供的“综合信息群”：从器物、图像的个体存在到其群体关系，以及所处位置、周围情境所传达出的信息。

阿斯塔那高昌虎牙将军张师儿夫妻合葬墓（86TAM386）的发掘报告中提到二人的安葬方式，说“男尸在里，仰身直肢；女尸在外，屈肢葬，侧身面向男尸”[33]。葬式背后可能蕴含着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屈肢葬”显然值得注意。“解读”这一葬式，需要考虑其它相关资料与所处的整体环境。1996年，在考察吐鲁番发掘现场及出土资料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尽管两性随葬物品内容有所区别，但其丰厚程度的差异主要是不同墓主的等级身份、贫富状况带来的；从墓葬的综合情形看，性别歧视似不居支配地位。而从该墓的墓志记载来看，张师儿死时72岁，其妻则死于99岁。这位夫人很可能因年迈佝偻而只得侧身屈肢入葬。

这一事例使我们想到，即便是进行客观说明的考古发掘报告，在描述中或许也会寓含主观判断的倾向性色彩，构成为潜在的解释前提。只有将个别的发掘资料置于其原本所处的情境之中，结合其它资料综合认识，才能最大限度避免“误读”的可能。

白沙宋墓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发掘资料，但是，如果不注意到“妇人启门”形像在墓室中所处的位置，不联系流行于时人理念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思考，则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只会是孤立的“妇人”与“门”之精美外观，而不可能真正了解其实质性的含义[34]。朱青生在其《将军门神起源研究——论误读与成形》一书中，曾经就此有所思考，指出这一形像除去确系“门区日常活动的记录”外，“也许还有更为复杂的内容”。但他继而说“在确认之前，这种女子在门前的活动也无从释疑”[35]。

对于考古发掘中屡屡见到的“妇人启门”（或者“妇人半掩门”）形象，显然还需要进一步综合分析其寓含的可能解释。目前的一些推想，一方面使我们意识到研究者具备社会性别史视角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对于考古资料进行“解读”，不能限止于个别画面的艺术赏析，而需要考虑出土物之位置关系、“图像程序”（PictorialProgram）、享用需求者或设计者的文化背景、思想传统等诸多因素[36]，“解读”物品、图像背后的关联。这样才有可能比较完整地认识出土资料所传达出的实际讯息。

参考著述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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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论文篇8

课程分化主要是《中医各家学说》、《中国医学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等课程为核心的分化。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中医文献学概论》入选山东省省级精品课程，《中医药信息工程学》、《医学信息学》等6种教材入选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暨新世纪高等医学院校创新教材[1]。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作为副主编单位的《中外医学史》(全国中西医结合专业规划教材)，已在全国医药院校中西医结合专业广泛应用，还参编了全国规划教材《实用中医信息学》，创新教材、精编版教材《中医各家学说》和《中医医案学》，并开设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科学数据整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科学临床数据整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期刊数据整理》和《中医信息学与中医古文献整理标引》等选修课。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根据不同的目标群体对课程进行了整合与分流，改革并丰富了医古文课程，将单一医古文课程拓展为以医古文本体课程为核心，以面向七年制、本科生的《古汉语通论》、《中医古籍训诂》等拓展型、提高型课程为重点，以面向留学生的《医古文基础课》、《中医汉语》，以及面向本科生的《诗经概要》、《古代文化名著赏析》等外向型、发散性课程为补充，融合古汉语、训诂、目录、版本、音韵、中医文献等在内的中医特色系列课程，并编写、出版了相关讲义和教材[2]。

机构整合

机构整合主要是中医药院校在中医医史文献相关教研室整合的基础上，与中医药院校相关科研机构、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医史馆、博物馆的整合。

辽宁中医药大学就是以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为依托，包括两个教研室，覆盖医古文、中国医学史、中医文献学和中医各家学说4个三级学科和中医文献数字化研究室，构成了体系完整的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体系，其“中医文化研究中心”为辽宁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医史教育博物馆”为辽宁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科普基地[3]。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以中国医学史教研室、各家学说教研室、医古文教研室(包括中医文献信息室)为核心科室，以中医文献研究所、中医药博物馆、校图书馆为依托，并吸收中医基础理论、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多个科室以及文献研究所的教研人员参加，使科研实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4]。

河北医科大学为增强图书馆的活力，发挥中医文献研究所和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医史馆的作用，正在酝酿图书馆、中医文献研究所、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医史馆的整合。

学科系统

一是中医药院校图书馆、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与中医药科研院所、图书报刊出版编辑单位的课题协作、教材编写协作、文献整理研究及其中医医史文献学博士、硕士、学士三级学位教育的精品课程协作，特别是全国中医药学会中医医史文献分会、中医名医学术思想研究分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全国医学会医学史分会、全国科技史分会医学史专业委员会之间的紧密协作，将形成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多行业、多领域、多方位协作系统。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成立了学科专业委员会，聘请了全国知名专家为学术顾问，在全国较早运用计算机技术开展中医药文献整理研究，直接参与国家和上海市多项中医药数据库及信息网站的建设[4]。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也分别于2002年和2004年参加了全国中医古文献知识库整理标引和国家科技部信息共享网中医药科学数据库的建设。今年还作为全国中医药学会中医名医学术思想研究分会常务理事单位参与全国古今名医学术思想研究，主编《燕赵名医》。

二是中医医史文献多学科知识系统的形成[5]。随着中医医史文献学科课程整合、学科交叉、知识更新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也给我们提供了跨越发展的机遇，跨越中医药学、文史学科、信息学科多个领域的知识系统正在形成。

三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系统的形成[6]。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是时代的需要，学科发展的需要。文献交流的最高形式是交融，古籍文献与临床医学的交融则是文献交融的最高形式。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就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的交融。现存数以万计的中医古籍蕴涵着千百年医家医学思想、论治经验，期待我们去发掘整理，并向临床提供具有实用和开拓价值的信息。而且，要与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社会文化形成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的开放系统。

总之，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从课程整合到机构整合、系统整合，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社会形态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交叉复合发展到中医医史文献课程分化重组，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多行业、多领域、多方位协作系统，多学科知识系统、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系统的形成，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更新到形成新的学科知识系统，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形态发展的必然。

摘要：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有课程分化、机构整合、学科系统三个方面机遇：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从课程整合到机构整合，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社会形态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交叉复合发展到中医医史文献课程分化重组，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多行业、多领域、多方位协作系统的形成，多学科知识系统的形成，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系统的形成，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更新到形成新的知识系统，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形态发展的必然。

关键词：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机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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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亭立，孙文钟.上海中医药大学部级精品课程医古文建设纵横谈[J].中医教育，2008，27(4)：20～23.

3刘飞，康健.传承中医文献培养实用人才——发展中的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3)：封底.

文史论文篇9

二、系统论

系统一词，起源于古希腊语，是部分合成整体的意思。现在认为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L.V.Bertalanffy是第一个将系统论做为一门科学来研究的。Bertalanffy强调，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组合的整体，它不仅仅是系统各个部分的简单组合或机械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个要素在单独状态下所没有的。同时认为，系统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在一定的位置上，起着特定的作用。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国内学者认为，旅游系统是一个开放的有机整体，每个因素都直接参与旅游活动，他们相互依靠，又相互制约包括客源市场系统、目的地系统、支持系统和出行系统四个部分。

三、协同论

协同论是对系统论的进一步衍生。从词源上分析，“协同”一词最早来源于古希腊，意为“协调合作”，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哈肯指出：一个系统发生相变时，会因大量子系统的协同一致而引起宏观结构的质变，从而产生新的结构和功能。1976年，哈肯把“协同”理念加以明确并创立了一门新学科——“协同论”。哈肯所建立的协同论形成了一种基于开放系统的学科，专门研究系统内部子系统协同作用所形成的新整体的结构和特征，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将复杂系统用普遍原理来处理的理念和方法。

四、旅游系统

旅游作为一个系统，它是旅游者通过旅游媒介到达旅游目地的旅游活动系统，它由四个要素组成：其一是旅游主体——旅游者；其二是旅游客体——旅游产品（广义）；其三是旅游媒介——旅游业，其四是贯穿主体、客体、媒体的旅游活动（指以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存在和发展为基础，由旅游主体、旅游客体和旅游媒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现象和关系总和）。就旅游系统而言，应是以目的地为中心，再加上客源地和旅游媒介，三个子系统共同组成空间组织单元。因此我们可以定义旅游系统的概念，它是指直接参与旅游活动的各个子系统相互依托、相互制约形成的一个开放的有机整体。

五、历史文化街区系统

历史文化街区系统是城市旅游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城市旅游系统互相作用，互相关系，是城市旅游系统发展的基础，就其个体而言，其发展只有适应于大环境，适合于大环境，促进大环境发展，才会有个体更好的发展契机。而城市旅游作为一个大系统，其发展也离不开包括旅游资源系统及各子系统的发展。各子系统协调发展，形成合力，才更有利于城市旅游的整体发展。

（一）客源市场系统历史文化街区子系统与城市旅游系统、旅游资源系统之间客源地相互统一，相互支持，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客源市场。客源市场是城市旅游系统的根本和基础，同时也是历史文化街区发展的根本和基础。城市旅游是一个整体，需要其内部各个子系统发挥共同的效用来吸引游客的到来，城市旅游的客源市场越大，各个子系统能获得的客源市场也就越大，而同时，各子系统客源市场的扩大，也会扩大城市旅游中各子系统的客源市场，从而扩大整个城市旅游的客源市场。他们是个体与整体的关系。

（二）出行系统出行系统是联系各子系统与客源地之间的桥梁，也是联系个子系统之间的纽带，是城市旅游客源流的承载体。城市旅游系统内客源地系统交叉协同决定了城市旅游出行系统在子系统中的共用协同。城市旅游通道系统是由各种各级的交通、通讯、营销及其相应的服务组成。城市旅游出行系统的交叉协同可以有效避免客流、物流、信息流等成本浪费，节约了城市旅游发展的成本。城市旅游出行系统的交叉协同要求城市内部要合理构建旅游出行系统，各子系统共同维护城市旅游出行系统畅通，实现旅游出行系统的无障碍化，使各子系统之间的客流、物流、信息流等流通顺畅，实现城市旅游各子系统包括历史文化街区系统的协同发展。

（三）支持系统支持系统包括组织机构、政策法规、科技、人力资源、安全等，都是城市旅游发展的保障。城市旅游各系统的良好运行，要有一个良好的旅游支持系统为城市旅游发展搭建一个平台。而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城市旅游目的地系统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重要的子系统，其支持系统与城市旅游之间的旅游支持系统在有一部分是共用的。城市的软硬环境支持系统，一方面既是城市旅游发展水平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历史文化街区发展水平的体现。但由于城市旅游整体与历史文化街区个体行政隶属关系、管理观念、发展水平等不同，各自的旅游支持系统发展水平也不一样：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子系统往往落后于城市旅游支持系统，城市旅游支持系统相对较为完善；历史文化街区个体的旅游支持系统依赖于城市旅游的发展，包含管理技术、基础设施、服务咨询等方面。

（四）目的地系统目的地系统是一个城市旅游发展所依赖的基础，是吸引游客前往的重要要素，它包括自身客源系统、旅游资源系统、设施和服务系统，其内部的协同发展是系统良好运作的前提。历史文化街区系统是旅游资源系统中的一部分，承载着城市的历史与文化，体现着城市发展的脉络，也担负着城市发展见证者的责任，因此历史文化街区应更多地从文化及其担负历史见证功能的角度与城市旅游系统复合协同，促进系统的整体发展同时，更是促进自身的发展。

文史论文篇10

二、唯物史观社会结构论方面的中国文化基因

在唯物史观的社会结构论方面，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诸多丰富而深刻且近似于唯物史观的思想和命题，主要涉及对人类起源问题的比较科学的探究，社会经济生活决定道德面貌的观点，对有神论的批驳，对家庭、国家起源和演变问题的科学认知，对义、利关系问题的科学回答等。

（一）关于社会经济生活决定道德面貌的观点

中国古代思想家在这方面提出许多精彩命题。如“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①。这些命题的共性在于，“都认为道德面貌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多寡，这种观点不完全正确，但看到道德观念依附于社会经济生活而存在、而变化，则是卓越的”［13］。韩非曾试图用职业分工和利害关系来解释人们的思想动机和道德面貌。他说：“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子·备内》）同样的逻辑，古代圣王尧舜“轻辞天子”的高位，后世人们争夺县令的卑微职位，也是由于经济利益“薄厚之实异也”（《韩非子·五蠹》）的缘故。这说明古代思想家试图唯物地解释道德的起源，这种探索是有益的。还有思想家注意到农业生活状况对人们道德面貌的影响。墨翟说：“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墨子·七患》）在古代，农业生产是最主要的生产活动，是人类的衣食之源。因此，年景的丰歉对社会生活和道德风尚有着重大影响。墨子的见识是可贵的。王充后来提出“礼义之行在谷足也”（王充：《论衡·治期篇》）的命题，正是对墨子上述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二）关于人类起源问题

在古代宗教神学统治思想界的情况下，“神创说”是解释人类起源的基本理论。但也有与之相反的，如韩非、王充、柳宗元和王安石等人都认为，在初始阶段，人类生活于蛮荒环境中，与万物并生，与禽兽为朋，过着茹毛饮血、岩居穴处的生活，后来才逐步做到文化昌明，礼仪渐备，进入文明之境。②他们虽然未直接回答人类起源问题，但也暗示出上古时代人与禽兽的生活境况是相去不远的。对此立论最大胆、见地最深刻的当属明清之际的王夫之。通过观察苗瑶等少数民族的原始部落生活，他推测史前时期华夏民族的生活状况与禽兽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并断言人类起源于“植立之兽”：“唐虞以前，无得而详考也，然衣裳未正，五品未清，婚姻未别，丧祭未修，狉狉獉獉，人之异于禽兽无几也。”［14］（P578）“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所谓饥则呴呴，饱则弃余者，亦植立之兽而已矣。”［15］（P467）在西方，历来也是以神话传说来解释人类起源的。直到近代，拉马克在1809年出版的《动物哲学》中，才指出人类起源于类人猿。1871年，达尔文在《人类的起源与性的选择》中，指出人类和现在的类人猿有着共同的祖先，是从已灭绝的古猿演化而成的。王夫之关于人类起源于“植立之兽”的见解，不仅和西方近代猿变人的学说相合，而且这一假说的提出要比拉马克和达尔文早了两个多世纪。［13］

（三）关于家庭、国家起源和演变的问题

原始社会人类群婚制的情况，我国古代典籍曾有片断的描述。如：“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远古时期“男女杂游，不媒不聘”，“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①。这些记载对人类群婚时期和对偶婚时期尚不稳定的婚姻家庭状况的描述，与唯物史观有一致之处。古代思想家也曾论及婚姻制度的发展和演变。比较典型的是明代王廷相在回答某人“尧以二女妻舜，达礼乎”这一问题时说道：“洪荒之世，犹夫禽兽也。唐虞之际，男女有别，而礼制尚阔也。殷人五世之外许婚。周人娶妇而侄娣往媵。以今观之，犯礼伤教甚矣。当时圣人不以为非，安于时制之常故尔。是故男女之道，在古尚疏，于今为密，礼缘仁义以渐而美者也。以是望于尧舜者，谓之不知时。”［16］（P819－820）这段论述意指婚姻关系和家庭形式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更的，不应以今天的眼光去衡量远古时代的婚姻制度。古代思想家还认识到，国家刑政也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商鞅指出：“神农之世……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②鲍敬言也认为“古者无君”，他具体描述道：“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士众不聚，则不相攻伐。”（葛洪：《抱朴子·外篇·诘鲍》）这些记述“可能有稍许理想化的成分，但整个说来，还是反映了原始社会中没有国家、没有阶级、没有刑政法令的基本状况”［13］，符合唯物史观对原始社会的看法。那么，国家又是何时，在何种条件下产生的呢？《商君书·画策》指出：“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标志国家的出现。柳宗元认为，人类在从自然“假物以为用”的过程中，相互之间发生争执，“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柳宗元：《封建论》）。这种解释近似于西方近代“社会契约论”，虽未真正洞悉国家产生的本质原因，但柳宗元揭示出国家刑政使人“痛之而后畏”的暴力特征，则应属有识之见。更为深刻地解释国家起源的则应属鲍敬言。他认为：“强者凌弱，则弱者服之矣；智者诈愚，则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葛洪：《抱朴子·外篇·诘鲍》）这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国家的本质。

（四）关于义、利关系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自从孟轲提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的非功利主义观点以来，每为有识之士所非议。北宋李觏在引用孔子“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的话后，接着说，“是则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礼以是举，政以是成，爱以是立，威以是行”；“百官群吏，非财不养”，“军旅征戍，非财不给”，“诸侯四夷朝觐聘问，非财不接”；“兄弟婚媾，非财不亲”；“凶荒札瘥，非财不恤”。因此，他认为，儒者“贵义而贱利”之论，完全错误，“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17］（P133）南宋永康、永嘉学派对于程朱理学家把道德和功利对立起来、空谈道德性命的论调，给予有力驳斥，深刻阐述道德和功利相统一的唯物主义观点。陈亮认为，道德节义不是空洞的条文，它要表现为事功，要和事功结合起来，所谓“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18］（P393）。他还以极大的魄力提出：“古今异宜，圣贤之事不可尽以为法，但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为虽不尽合义理，亦不自妨为一世英雄。”［18］（P363）叶适也明确指出，道德和功利是统一的，不应离开功利侈谈道义，给人民带来实际利益，才称得上是“道义光明”。宋儒“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19］（P324）明清之际，许多思想家目睹道学非功利主义所带来的亡国灭种的惨痛教训，更加强调道德和功利的统一。黄宗羲说：“事功节义，理无二致。”（黄宗羲：《明名臣言行录·序》）顾炎武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顾炎武：《亭林文集》卷4）李颙说：“道不虚谈，学贵实效。”（李颙：《二曲集》卷7《体用全学》）。颜元曾理直气壮地质疑道：“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世有荷网持钩，而不计得鱼者乎？”（颜元：《颜习斋先生言行录·教及门第十四》）他还断言：“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以义为利，圣贤平正道理也”；因此，应把董仲舒那句迂阔的话改作“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颜元：《四书正误》卷1）重视功利，讲究义利统一，这是中国古代“经世致用”学者的共同特点，是进步思想家的优良传统。（五）对封建迷信和有神论产生根源的认识古代思想家对封建迷信、有神论产生的根源，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荀况指出：“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间疑玄之时正之。此人之所以无有而有无之时也。”（《荀子·解蔽》）人在精神恍惚、疑虑重重时，就会以无为有，以有为无，形成鬼神观念。韩非指出：“人处疾则贵医，有祸则畏鬼。”（《韩非子·解老》）他认为鬼神观念的产生与人所处的恶劣的生存状态有关。对于天命观念的产生，墨子正确地指出：“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述，非仁者之言。”（《墨子·非命下》）他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天命观念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柳宗元也认识到：“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柳宗元：《断刑论下》）一切神学、迷信的东西，都是用来愚弄痴迷愚钝、无知之人的。他还认为，统治者宣传有神论，或宣传无神论，是政治清明与不清明的分水岭和试金石。他说：“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柳宗元：《时令论》）“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柳宗元：《非国语·神降于莘》）有道者就“力足”，就会坚持无神论；无道者就“力不足”，必然鼓吹有神论。对有神论产生的根源，刘禹锡的分析更为系统深刻，达到古代无神论的最高水平，至今也有借鉴意义。他认为，有神论的产生，有两个原因：一是人类战胜自然的能力不足，二是社会生活的不公正和不安定。他以泛舟行船为例，泛舟溪水，快慢缓急尽在人的掌握之中，即使偶有事故发生，人也不会抱怨天，“理明故也”；航行大海，风急浪高，不确定的因素很多，随时可能出现危险，行船的人没有不仰望于天的，“理昧故也”。刘禹锡以此强调有神论的产生，有其认识上的根源。他还指出：如果一个社会“法大行”，人们能够安定地生活，就不会相信有神论；如果“法小弛”，是非有些不清，赏罚有些不明，人们就不免产生各种有神论、天命论的观念，如果“法大弛”，是非颠倒，赏罚易位，有神论必然大行其道。（刘禹锡：《天论》）因此，必须从法制、伦理建设入手，才能根本解决有神论的问题。

三、唯物史观社会动力论方面的中国文化基因

在唯物史观的社会动力论方面，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比较深刻的有关历史变通演进的观点，并在对封建社会阶级矛盾的认识上达到较高的水平。

（一）关于历史变通演进的观点

商鞅提出“三世”（上世、中世和下世）的历史阶段说，认为历史是一个发展过程。他以社会历史的变通演进为依据，论证变法革新的必要性，指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君书·更法》）韩非直接吸收商鞅的观点，从历史的变通演进观点出发，论证“因时变法”的重要性，认为有识之士当“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他讥讽那些主张复古倒退、恪守“先王之法”的俗儒，就像守株待兔者一样不识时务，荒唐可笑！（《韩非子·五蠹》）当然，商、韩对“三世”的划分和界说并不科学，但他们以此说明社会是发展变化的，则不失其为正确。商鞅、韩非有关历史变通演进的观点，被后世的思想家继承和发挥。《淮南子·氾论训》指出：“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桑弘羊也指出：“欲粟者务时，欲治者因世”，反对“随古不革，袭故不改”的泥古倾向。（桓宽：《盐铁论·遵道第二十三》）这些都体现一个共同思想，即用历史变通演进的眼光看待事物，主张因时制宜，反对停顿僵化、复古倒退。这种思想形成中国古代一种优良传统，在历次改革的思想家中每每可见。历史变通演进的思想，到明清时期的王廷相、王夫之和章学诚，更具理论形态。王廷相指出：“道无定在，故圣人因时。尧、舜以禅授，汤、武以征伐，太甲、成王以继序……尧、舜之事，有羲、轩未能行者；三代之事，有尧、舜未能行者。”［16］（P763）王夫之指出：“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王夫之：《周易外传·系辞上传》第12章）章学诚认为：“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就是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道理，适行于古代的未必适行于当今，适行于当今的未必适行于来日，“道”既非天生之物，也不是由圣人创造的，而是伴随人类的发展，一步步形成，并被发现、总结出来的。因此，要因时制宜，因事作则，绝不能将历史上某一个特定时期的道理，看成永恒不变、万古长存的原则。这种观点既暗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又包含历史辩证法的发展观点。

（二）关于封建社会阶级矛盾的认识

东汉仲长统指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盘剥，“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乃是“祸乱并起”的缘由。（仲长统：《昌言上·理乱篇》）鲍敬言把封建君主和政府对人民的关系，比作鹰和鸟、獭和鱼的关系：“夫獭多则鱼扰，鹰众则鸟乱，有司设则百姓困，奉上厚则下民贫。”人民群众遭受百般压榨，以致“食不充口，衣不周身，欲令勿乱，其可得乎？”（葛洪：《抱朴子·外篇·诘鲍》）元代邓牧也指出：“夺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乱也，由夺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邓牧：《伯牙琴·吏道》）人民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铤而走险，实在是迫不得已的事情，罪责完全在统治阶级一边。明代王廷相更是把矛头直指封建帝王，指出封建帝王的穷奢极欲、横征暴敛是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他说：“人君侈费无度，常赋不充，必至加敛暴征，则民之蓄积耗而生计微，生计微则家贫无所恋爱矣。以无所恋爱之心，加之以贪官狡吏之摧楚，其不舍其邑里耕桑而去者几希矣！去则流离失业，困极为盗，势所必至，此黄巾红巾之患所由起也。”［16］（P841）戴震也认为，统治者“多凉德而善欺背”，“行暴虐而竞强用力”，造成人民的怨恨，引起人民的反抗，因此，他断言：“乱之本，鲜不成于上。”（戴震：《原善下》）当然，像王廷相、王夫之这样的思想家，并不能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分析问题，更不可能有封建统治的观念，但他们对农民起义原因的分析却在客观上表达了人民的呼声。

四、唯物史观社会主体论方面的中国文化基因

在社会主体论方面，中国古代思想家主要在两个方面有着深刻创见：一是民本或重民思想，包括对普通劳动者历史作用的认识；二是关于时势造英雄的观点。

（一）民本或重民思想

首先，民本或重民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一个优秀传统。［20］在我国最早的文化典籍中就出现诸多命题，如“先民有言，询于刍荛”；“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民唯邦本，本固邦宁”；“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①，所有这些都表现了某种对人民群众的重视和尊重。后来慎到更明确指出：“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慎子·威德》）荀子也提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孟子则提出一个流传千年的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后世思想家中，类似的民本或重民思想不绝如缕，如：“弱而不可轻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陈胜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王应麟：《困学纪闻》卷8《孟子》）“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14］（P497）“天子者，众人所积而成。……故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21］（P44）其次，有些思想家对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的作用给予很高评价。如《管子·揆度》有言：“一农不耕，民有为之饥者；一女不织，民有为之寒者。”在自然经济中，离开劳动人民男耕女织的生产活动，社会根本不能维持。北宋沈括断言：“技巧、器械、大小尺寸、黑黄苍赤岂能尽出于圣人？百工、群有司、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预焉。”（沈括：《长兴集·上欧阳参政书》）这种观点与所谓圣人创造万物、发明一切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形成鲜明对照。明代宋应星也认为，“世有聪明博物者，稠人推焉”（宋应星：《天工开物·自序》），意指离开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劳动、集体智慧，就没有“聪明博物者”的出现。最后，有些思想家对劳动人民在社会政治生活和阶级斗争中的作用，有一定程度的正确认识。荀况总结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经验，指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这一“载舟覆舟”的深刻总结，为后世许多头脑清醒的封建政治家、思想家所记取。思想家在重视民心向背、敬民畏民、顺天应人的基础上，更鼓吹“革命合理”的思想：“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哉！”（《易传·彖传下·革》）

（二）关于时势造英雄的观点

荀况认为，杰出人物是从艰巨的事业中磨练出来的，也是在艰巨的事业中识别出来的，“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荀子·大略》）。汉初东方朔认为，像战国时期著名的策士苏秦、张仪这样的人物之所以能够在战国末期纵横天下，是当时的时势使然：“夫张仪、苏秦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说听行通，身处尊位，泽及后世，子孙长荣。”（《史记·滑稽列传》）假如苏秦、张仪不是生当诸侯纷争的战国时代，而是生在社会安定时期，像他们这样的才能就无处施展，也无从锻炼，恐怕连个管理图书档案的小吏也当不上，更不用说身居卿大夫的高位了。《淮南子》认为，社会治乱“不专在于我，亦有系于世矣。……故世治则愚者不能独乱；世乱则智者不能独治”（《淮南子·俶真训》）。清代思想家魏源也持类似的主张：“天下无事，庸人不庸人；天下非多难，豪杰不豪杰。九死之病，可以试医；万变之乘，可以试智。”［21］（P54）东方朔、魏源等人的这些看法，相较于认为个别英雄豪杰可以使天地变色，可以使历史改观的英雄史观，无疑是进步正确的。

文史论文篇11

二、触类旁通，读出古今间联系

历史故事题材永远是小学语文内容的重要主题。编写历史故事主题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学生从历史故事中汲取智慧，而历史上的人物或故事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彼此互相贯通。因此，在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展开联想。可以是人物性格，也可以是历史背景，甚至是在遣词造句上具有的相似特征。在学习时应鼓励学生对不同课文比较，体验人物情感历程，走进历史拉近距离。比如：在教学《推敲》一文时，就可以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来引导学生进入课文的情境，把诗句中的“绿”字进行替换，还可以给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鼓励他们再推敲，寻找一个自己认为最为恰当的字，并说出理由。教师应不失时机地进行提问，让学生说出自己的答案。有的说换成如“醒”，因为岸边的花草树木当就像人一样，被春风唤醒了。也有的认为可以换成“俏”，因为春天美丽动人。当然大多数人还是认为“绿”字更好。通过这样的触类旁通，从字词的品读中让学生读出了文字内涵。

三、博识多通，读出故事的背景

文史论文篇12

较之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不论是史学著作的种类还是数量都大大增加了。《隋书·经籍志》史部所列史书共计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其中,每一门类除开头一种或少数几种为三国以前著述外,几乎全部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作。[1]史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与同一时期的经学、文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以下将围绕着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这两条线索展开讨论,以期把握史学发展的脉络。

（一）

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最大特点莫过于史学学科的独立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依据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把《国语》、《世本》、《战国策》、《太史公书》等史书都附于《春秋》经之下,史学没有独立的地位。但是到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晋荀勗作《中经新簿》,分书籍为四部,史学著作为独立的一类,属丙部,东晋李充又改定次序,将其置于乙部。《隋书·经籍志》不用乙部之说而谓之史部,实质并无变化。

史学著作在图书分类上的变动不是没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绪编制《七录》,其一为经典录,其二为记传录。他解释说:"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蘩芜"。[2]阮氏所说有一定的道理,从汉末至梁代,史籍数量确实大增,别开一类,势在必行。但是在西晋,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还不能这样解释。

考诸史实,经与史的区分在目录分类以外也有反映。《三国志》卷42《尹默传》：

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

据陈寿所说,汉末荆州的学校不仅教授经学,而且也教授史学。对此,我们找不到旁证,姑置不论。但"通诸经史"一语,至少表明在陈寿生活的西晋时期,人们心目中经与史是明明有别的。《文选》卷49干宝《晋纪》总论李善注引王隐《晋书》称:"王衍不治经史,唯以庄老虚谈惑众。"王隐是两晋之际的人,他也用了"经史"一词,可见陈寿用语不是出自个人的习惯。"经史"在唐修《晋书》中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如卢钦"笃志经史",邵续"博览经史",王珣"经史明彻"等等。[3]参诸上述晋人用语,这些记载应该是可信的。经史双修实际上汉代就有,《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卢植少从大儒马融受古文经学,后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我们自然可以说他是"通诸经史",可是当时人并不这样说。有经史之实而无经史之名,这说明在东汉人的观念中经与史的区别尚不明确。[4]西晋人开始频频使用"经史"一词,意味着经与史发生了分离。

西晋以后,经与史的区分在教育上也有明确体现。《晋书》卷88《刘殷传》:

刘殷字长盛,新兴人也。……弱冠,博通经史,……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

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

《宋书》卷93《雷次宗传》:

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

不论是在官学中或是在私学中,史学都是一个独立的门类,由此可见,自晋以后人们对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是有清楚认识的。荀勗、李充在书籍目录上把史书从经书中分离出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阮孝绪生活在梁代,他没有考虑目录以外的上述历史变化,而仅仅从史书数量的增加来解释目录分类的改变,似乎还是未达一间。

"经史"一词的出现、目录分类的变化、教育中史学科目与经学科目的分别设置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事实,那就是,史学确实独立了。史学摆脱经学而独立表明人们对经、史的认识有了变化。在这方面,东汉的王充可谓思想上的先行者。《论衡·谢短篇》:

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五经之后,秦汉之事,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于上古,犹为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

王充责难儒生只懂五经而不了解古今历史,这当然是对史学的强调。不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叙述方式,他把历史分为"五经之前"与"五经之后",言外之意,"五经"只是这之间的一段历史的记载而已,儒生所了解的历史仅至于此。这实际上已是视经为史了。所以,他又说:"儒者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使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则《尚书》、《春秋》也。"经亦史,史亦经,这种大胆的思想使我们在经学泛滥的时代看到了史学振兴的可能。余英时先生称王充为"晚汉思想界之陈涉",[5]其比喻极为恰当。王充的思想在他生活的年代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但是,从汉魏之际开始,可以明显感到人们对历史的兴趣是越来越浓厚了。《三国志》卷41《张裔传》称蜀郡张裔"博涉《史》、《汉》",卷42《孟光传》称河南孟光"锐意三史",卷64《孙峻传》注引《吴书》称会稽留赞"好读兵书及三史"。[6]吴末,右国史华覈上疏道:"汉时司马迁、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与六经俱传。"[7]《世说新语·言语篇》载,"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人们何以对史书如此感兴趣？《三国志》卷54《吕蒙传》注引《江表传》:

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並当塗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

《三国志》卷59《孙登传》:

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张)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孙权要吕蒙等"涉猎见往?quot;,"急读"史书、兵书,以为"大有所益",又让孙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这些建议都与现实有关。当时的社会正处于剧烈变动之中,经学作为意识形态,因其繁琐、迷信、荒诞已经丧失生命力。孙权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正反映了经学的无用。在思想迷失了方向的时候,从历史中,尤其是从近代历史中总结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就成了当务之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8]这也是在总结近代历史的经验教训。《隋书·经籍志》载,诸葛亮著有《论前汉事》一卷,大约都是此类内容。

关于史学与经学此消彼长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从西汉的历史中得到应证。西汉之初,面对秦的骤亡,人们也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陆贾著《楚汉春秋》,贾谊写《过秦论》,以后又有司马迁的《史记》,但是并没有因此出现一个史学的高潮,原因在于经学兴起了。在汉儒眼中,经学是无所不能的,对于历史的演进,经学已经给出了答案,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汉儒也每每以经义断事,赵翼说:"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9]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史学的地位。《汉书·艺文志》将《史记》等史书附于《春秋》经下,在今人看来是贬低了史学,如果就当时而论,倒不如说是抬高了史学。比较两汉,经史关系一目了然,经学盛则史学衰,经学衰则史学盛,经与史之演变轨迹大致如此。

魏晋以后史学脱离了经学而独立,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不过,我们不得不注意另一方面,这就是,经学对史学也还有很大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史书语言的使用上。《三国志》卷1《武帝纪》载曹操语曰:

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

注引孙盛《魏氏春秋》云:

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

裴松之就孙盛改易文字评论道:

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励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类。

当时采用类似的文字处理方式者不止孙盛一人。刘知几在《史通·模拟篇》中列举了这方面的大量例证。比如:"谯周撰《古史考》,思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干宝撰《晋纪》,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时无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公羊传》屡云''''何以书？记某事也。''''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如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记异也。''''夫事无他议,言从己出,辄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刘知几对貌同心异的模拟极为反感,但对得其神似的模拟却也不反对:"如《左传》上言芈斟,则下曰叔牂;前称子产,则次见国侨,其类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书桓玄,则下云敬道;后叙殷铁,则先著景仁。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除去对经传的模拟外,篇中还举出了对《史》、《汉》的模拟,如令狐德棻《周书》模拟《汉书》。最后,刘知几概括说:"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他的概括是不准确的,对三史的模拟文中只举出了《周书》一例,而其作者令狐德棻是唐人,与"自魏已前"之说自相矛盾;历史著作对经传的模拟也不是"从晋已降"才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讨论。

经学对史学的影响除语言之外,还表现在史书的名称与体裁上。这一时期,史书书名常常模仿经书,如袁晔著《献帝春秋》,孔衍著《魏尚书》、《汉魏春秋》,孙盛著《魏氏春秋》,习凿齿著《汉晋春秋》,王琰著《宋春秋》,吴均著《齐春秋》,裴子野著《梁春秋》。除《魏尚书》外,这些以"春秋"命名的史书均属编年体,显然是对《春秋》经的模仿,至于《魏尚书》,大约是对《尚书》的模仿,模仿《春秋》远多于模仿《尚书》,这或许是因为《春秋》原本就是史书,而《尚书》为古代文献汇编,体裁不适宜模仿。除以春秋为名者外,如上引刘知几所提到的干宝《晋纪》、裴子野《宋略》等也均属编年体。语言模拟现象基本上都是出自这些编年体史书。史学著作在语言、体裁、名称上都模拟经书,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不可谓不深。

对于这一时期《春秋》体史书的大量出现,《隋书·经籍志》解释道:

自史官放绝,作者相承,皆以班、马为准。起汉献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命颍川荀悦作《春秋左传》之体,为《汉纪》三十篇。言约而事详,辩论多美,大行于世。至晋太康元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学者因之,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

按此,模拟《春秋左传》的编年体史书起自汉末的荀悦,不过,《隋志》的作者似乎比较强调西晋竹书出土以后所带来的影响。这与刘知几所说史书在文字上"从晋已降,喜学五经"不谋而合。经学在汉代盛于晋代,何以模拟之作从晋代始？这是须要加以解释的。

如果不局限于《春秋》体裁,而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模拟,则模拟还可以推得更早。《续汉书·百官志》:

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学汉官篇》。案:胡广注隆此篇,其论之注曰:"前安帝时,越骑校尉刘千秋校书东观,好事者樊长孙与书曰:''''汉家礼仪,叔孙通等所草创,皆随律令在理官,藏于几阁,无记录者,久令二代之业,闇而不彰。诚宜撰次,依拟《周礼》,定位分职,各有条序,令人无愚智,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刘君甚然其言,与邑子通人郎中张子平参议未定,而刘君迁为宗正、卫尉,平子为尚书郎、太史令,各务其职,未暇恤也。至顺帝时,平子为侍中,典校书,方作《周官解说》,乃欲以渐次述汉事,会复迁河间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独不易矣。既感斯言,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略道公卿内外之职,旁及四夷,博物条畅,多所发明,足以知旧制仪品。盖法有成易,而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为作诂解,各随其下,缀续后事,令世施行,庶明阙旨,广前后愤盈之念,增助来哲多闻之览焉。"[10]

胡广曾作《汉官解诂》,此段议论,是就此作的说明。文中提到"刘千秋",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惠栋说:"刘千秋即刘珍也。《文苑传》云珍字秋孙,疑《传》误。……珍与子平(即张衡)皆南阳人,故云邑子。"检索《文苑传》所载刘珍事迹,知惠栋说不误。胡广此段叙述十分重要,它说明有意模拟《周礼》撰述汉制已在东汉人的自觉意识之中。由此可以推论,东汉出现的《汉官》、《汉官仪》一类书名正是由模拟《周官》而来。这与前述晋代众多的模拟《春秋》之作并无区别。因此,应该说,模拟是从东汉开始的。

此外,在史书的注释与传授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模拟的痕迹。自东汉后期开始,对史书的注释渐多,如延笃有《史记音义》,胡广有《汉书解诂》,蔡邕有《汉书音义》,服虔有《汉书音训》,应劭有《汉书集解音义》。周一良先生说:"这些音义注解,大约与汉儒解经相同,多重在训诂名物方面。"[11]应该说,这也是一种模拟,是注释方法上的模拟。前引《孙登传》中称张昭读《汉书》"有师法",《隋书·经籍志》称:"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我们知道,汉儒读经最重师法相传,而读史居然也要有师法,这又是在传授方法上对经学的模拟。

由此可知,模拟之风并非始自晋代,从东汉起,在史书的名称、体例、注释、传授诸方面均已有模拟出现,在这个阶段,因为还没有形成著史的风气,所以西晋以后的那种在语言、体裁、书名上全面模拟经传的众多史书自然难以见到。

东汉以来,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仔细分析这一时期的经史关系,可以看到,对史学的影响似乎更多地来自于古文经学。我们知道,《周官》、《左氏春秋》都是古文经,因此,严格地说,《汉官解诂》、《汉纪》一类书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史书的音义注解,其实也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因为今文家只讲微言大义,并不重训诂名物,重视训诂名物乃是古文家的特点。注释《史》、《汉》的学者如服虔、延笃等,本人都是古文学家,他们以注释经书的方法来注释史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关于史学与古文经学的关系,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东观汉记》的作者来进一步探讨。《东观汉记》的修撰是从东汉明帝时开始的,一直持续到献帝时,参与者较多。《四库提要》主要根据刘知几《史通》并参诸《后汉书》,列出的作者有:班固、陈宗、尹敏、孟异、刘珍、李尤、刘騊马余、伏无忌、黄景、边韶、崔寔、朱穆、曹寿、延笃、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韩说、刘洪。这个名单并不完备。余嘉锡广为搜求,又补充刘复、贾逵、马严、杜抚、刘毅、王逸、邓嗣、张华数人。[12]以上作者中,可以肯定是古文经学家的人相当多。《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植上书称:

臣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

《后汉书》卷24《马援传附马严传》:

从平原杨太伯讲学,专心坟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览百家群言。

注引《东观记》曰:

从司徒祭酒陈元受《春秋左氏》。

《后汉书》卷79上《尹敏传》:

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

《后汉书》卷64《延笃传》:

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又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

以上诸人都是古文学家。还有一些人,史传中未明言所属经学派别,但是可以从旁考证。如马日磾,《三国志》卷6《袁术传》注引《三辅决录》曰:"日磾字翁叔,马融之族子。少传融业,以才学进。"按马融为古文大家,日磾传融业,自然也是古文一派。又如蔡邕,实际上也应是古文家。从《月令问答》中可以看出他的经学倾向:

问者曰:"子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假无《周官》、《左氏传》,《月令》为无说乎？"曰:"夫根柢植则枝叶必相从也。《月令》与《周官》并为时王政令之记。异文而同体,官名百职,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谓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句芒、祝融之属,《左传》造义立说,生名者同,是以用之。"……问者曰:"令曰:七驺咸驾。今曰六驺,何也？"曰:"本官职者,莫正于《周官》。《周官》天子马六种。六种别有驺,故知六驺。《左氏传》:''''晋程郑为乘马御,六驺属焉。''''无言七者,知当为六也。"

《隋书·经籍志》载蔡邕著《月令章句》十二卷,严可均《全后汉文》卷80以为《月令问答》即出自《月令章句》。蔡邕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由此可知,他确实属古文家。

东观作者中,可以明确为今文家的只有杜抚、伏无忌、杨彪、。杜抚,"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13]杨彪系杨震之后,"少传家学。"[14]杨氏家族世世传习欧阳《尚书》。伏无忌为伏湛之后,"亦传家学"[15]伏氏所传为韩《诗》。杜、杨、伏三家所传均属今文经。虽然如此,我们认为这些今文学家及其他学术不明的作者很可能也通古文经学。《通典》卷26职官8:

汉之兰台及后汉东观,皆藏书之室,亦著述之所。多当时文学之士,使讐校于其中,故有校书之职。后于兰台置令史十八人,又选他官入东观,皆令典校秘书,或撰述传记。

东汉皇家图书,章、和以前在兰台,章、和以后移至南宫东观。按杜佑所说,兰台令史及以他官入东观者除撰述传记外,还有典校书籍的任务。考诸史传,知杜佑此说不误。如贾逵:"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班固:"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撰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刘珍:"永初中,为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騊马余、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永宁元年,太后又诏珍与陶马余作建武已来名臣传。"王逸:"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崔寔:"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复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卢植:"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16]按校书,即是所谓"整齐脱误,是正文字"。《通典》卷22职官4引《汉官仪》称:"能通《仓颉》、《史籀篇》补兰台令史"。兰台令史必须通小学,这是因为令史有"是正文字"的任务。图书移至东观后,这种要求应该依然存在。《说文解字》序载许冲上言:"慎前以诏书校东观"。许慎也曾入东观校书,这应该是因为他精通小学的缘故。兰台、东观校书者通小学,这为我们探寻其经学背景提供了路径。王国维曾发现,两汉小学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他说:"观两汉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盖可识矣。原古学家之所以兼小学家者,当缘所传经本多用古文,其解经须得小学之助,其异字亦足供小学之资,故小学家多出其中。"[17]按此,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而于兰台、东观校书者又必须通小学,是知兼校书、撰史于一任的东观诸文士必定通晓古文经学。

东观作者还有一个特点,即不少人好为文章。如班固"能属文诵诗赋",刘珍"著诔、颂、连珠凡七篇。"李尤"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刘毅"少有文辩称,元初元年,上《汉德论》并《宪论》十二篇。时刘珍、邓耽、尹兑、马融共上书称其美。"边韶"以文章知名……著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quot;刘复"好学,能文章。"延笃"能著文章,有名京师。"蔡邕所著诗赋等"凡百四篇"[18]据《隋书·经籍志》载,东观学者中,班固、贾逵、刘騊駼、刘珍、李尤、王逸、边韶、延笃、崔寔、卢植、蔡邕等皆有文集传世。文章与小学一样,也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桓谭即是"能文章,尤好古学"。[19]何休《春秋公羊传》序为此提供了最确切的证据:

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说者疑惑,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虽问不得不广,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时加酿嘲辞。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

何休为今文学家,他将"治古学"与"贵文章"者视为一体。由此反推,上述以文章著名的东观学者应属古文学家。

东观撰史者通小学、能文章,这都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起的,而反之东汉一流的今文学家如范升、桓荣、欧阳歙、何休等人完全不具备这些学术特徵。由此可知,史学确实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起的。

古文经学与史学能够联系起来,是由其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古文经学反对微言大义,强调对事实的考订、补充,这与史学本来就是相通的,也可以说,古文家对古文经的研究本来就是一种初步的历史研究。二者所不同的是,古文经学只研究经书所限定的时代范围内的历史,而史学的研究则要延伸到当代。由考订古代历史到撰写当代历史,其间只差一步,我们看到,东观作者终于迈出了这合乎逻辑的一步。

在描述经史分离的进程时,前文曾着意指出,经学的衰落是史学兴起的原因。至此,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说,所谓经学的衰落,主要是指作为意识形态的今文经学而言,就古文经学而言,东汉时期,它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是蒸蒸日上。正是古文经学的繁荣才为史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因此,就经史关系而论,今文经学的衰落与古文经学的发达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才共同构成史学发展的前提。

前文还曾指出,"经史"一词的出现意味着经史的分离,至此,还要补充的是,"经史"一词的出现也同样意味着经史仍有密切的关系,史学对经学、尤其是对古文经学的模拟正可说明此点。

总之,史学虽然从经学中独立了出来,但这一转变过程不可能脱离原有的学术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经学。史学对经学的模拟,正是史学刚刚脱离经学后不可避免的特徵。

(二)

荀悦在《汉纪》卷1《高祖纪》中说:"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他所说的著史的目的在政治方面,除此之外,自司马迁以来,著史者往往还另有目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写《史记》是"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20]这一点在魏晋以后得到了继承。《晋书》卷82《王隐传》:

建兴中,过江,丞相军谘祭酒涿郡祖纳雅相知重。纳好博弈,每谏止之。纳曰:"聊用忘忧耳。"隐曰:"盖古人遭时,则以功达其道;不遇,则以言达其才,故否泰不穷也。当今晋未有书,天下大乱,旧事荡灭,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长五都,游宦四方,华夷成败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应仲远作《风俗通》,崔子真作《政论》,蔡伯喈作《劝学篇》,史游作《急就章》,犹行于世,便为没而不朽。当其同时,人岂少哉？而了无闻,皆由无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没世而无闻,《易》称自强不息,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后忘忧哉！"

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强调著史以求"没而不朽"。在王隐看来,这是第一位的,而"明乎得失之跡"的政治目的反而居于次要位置。这种认识并不仅仅是王隐个人的看法。陆机撰《吴书》,陆云致陆机信中称之为"大业"、"此真不朽事"。[21]一直到南朝,还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南史》卷33《徐广传》:

时有高平郗绍亦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绍不与。

"流声于后"与"没而不朽"为同义语。追根寻源,此说实来自曹丕。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託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曹丕极重文章,但这里所谓"文章"却并不能仅仅理解为文学作品。刘邵在《人物志·流业篇》中说:

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杰。

那么,什么是"文章"呢？他的解释是:"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在文末总结处他又扼要地说:"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刘邵只把"文章"与"国史"相联系,似乎过窄了,但"文章"中包含有史著是可以肯定的。前述东观撰史者多擅长文章已经暗示出了二者的联系。刘勰的看法也是如此,他在《文心雕龙》中将文体分为"明诗"、"乐府"、"诠赋"等二十类,其中第十一类即是"史传"可见,在当时人眼里,史是包括在"文章"中的。六朝人以文求名、以文求不朽,既然史在文中,所以撰写历史著作当然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样的认识下,魏晋以后,文学家著史蔚然成风。如西晋陆机著《晋纪》,东晋袁宏著《后汉纪》、南朝范晔著《后汉书》,谢灵运著《晋书》,沈约著《晋书》、《宋书》,萧子显著《晋史草》、《南齐书》等都是如此。《隋书·经籍志》说当时的情形是:"一代之史,至数十家"。文士纷纷著史以求不朽,自然导致史书数量大增。北朝人对此似乎不能理解,李彪说:

近僭晋之世有佐郎王隐,为著作虞预所毁,亡官在家,昼则樵薪供爨,夜则观文属缀,集成《晋书》,存一代之事,司马绍敕尚书唯给笔札而已。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时也。"[22]

北朝文史均不发达,李彪因为不明白"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是与著史以求不朽的风气有关,所以将其简单地归结为"史官之不遇"。

将史纳入文的范畴及由此产生的文人著史的风气给史学著作以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著史者往往把较多的注意力置于文字一端。袁山松说:

书之为难也有五:繁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23]

周一良先生对此评论说:"五条之中,三条都是关于文字表达方面。据本传,袁山松博学有文章,善音乐,是一个才士。他的修史标准特别着重文字,也就可以理解。"[24]《三国志》卷53《薛综传附薛莹传》载华覈上疏推荐薛莹任史职:

……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莹为冠首。今者见吏,虽多经学,记述之才,如莹者少。

薛莹"文章尤妙",有"记述之才",所以应该担当史职。这与刘邵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范晔自称所作《后汉书》"《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25]刘知几对这种文风深表不满:《史通·叙事篇》:

自兹(班马)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

同篇又云: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龟兹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

《序例篇》云:

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爰洎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衔文彩。后来所作,他皆若斯。如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风替矣。

文学对史学的影响如此之大,这使得脱离了经学的史学并未获得完全的独立,史学若要进一步发展,还必须划清与文学的界限。

关于文风改变的时间,刘知几在以上三段中,时而泛泛说在班马以后,时而又强调"三史而往"与"今之所作"不同,只有第三段才明确提出始自范晔。按此,文对于史的影响是日甚一日。但不能不注意到,也正是从范晔生活的南朝开始,文与史开始了分离的过程。以下由"文史"一词的使用开始讨论。《宋书》卷58《王惠传》:

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锋起,文史间发。

《南齐书》卷33《王僧虔传》:

僧虔好文史,解音律。

《梁书》卷25《周捨传》载普通六年诏书称:

周捨"义该玄儒,博穷文史"。

《陈书》卷34《岑之敬传》:

之敬始以经业进,而博涉文史,雅有词笔,不为醇儒。

《魏书》卷45《韦阆传》:

长子荣绪,字子光,颇涉文史。

《颜氏家训·涉务篇》:

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不忘前古;……

"文史"一说,西汉就有,司马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巫之间",[26]东方朔说"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27]其含义是指文书记事而言,与文学、史学无涉。唐修《晋书》中也有文史一说。《晋书》卷62《祖逖传附祖纳传》:

纳既闲居,但清谈、披阅文史而已。

同书卷69《刘隗传》:

隗雅习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

同书卷90《吴隐之传》:

隐之美姿容,善谈论,博涉文史,以儒雅标明。

按此描述方式,似乎晋代已有文学、史学意义上的"文史"之说。这些记载可能不准确。《世说新语·德行篇》注引王隐《晋书》:

"祖纳……最治行操,能清言。"

《太平御览》卷249引虞预《晋书》:

"刘隗……学涉有具,为秘书郎。"

《艺文类聚》卷50引王隐《晋书》中有吴隐之任广州刺史事迹,未涉学业如何。王隐、虞预为晋人,在他们的描述中未见文史一词。唐修《晋书》是以南朝臧荣绪《晋书》为蓝本,《文选》卷4《三都赋序一首》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左思字太冲,少博览文史,欲作《三都赋》。"唐修《晋书》所谓"文史"云云,有可能是由臧氏而来。

不管怎样,文史一词被频繁使用是从南北朝开始的,这与晋代使用的经史一词相似,也具有双重含义,既意味着文与史的分离,也意味着文与史还有着紧密的联系。不过,从发展趋势来看,分离是主要的方面。如第一节所述,南朝宋代,儒、玄、文、史四科并立,文与史如同经与史一样是各自分开的。萧统《文选》中收有"史论"若干篇,他在序中论及选文标准说:

至于记事之史,繫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文与史的区别在此表述得清清楚楚,史书中的赞、论等入选只是因为有文采而已。《颜氏家训·省事篇》:

近世有两人,朗悟士也,性多营综,略无成名,经不足以待问,史不足以讨论,文章无可传于集录……

这与前引刘邵《人物志》中把"文章"与史混同的观点已迥然不同,史与"文章"终于区分开来。到唐代,文与史的分离进一步完成,刘知几对"文非文,史非史"的责难、唐修《晋书》卷82史学家集传的出现、《隋书·经籍志》中史部的明确提出都可证明此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会有专门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问世。至此,自晋代开始的史学独立进程告一段落。

(三)

大致说来,晋代的经史之学与南朝的文史之学可以视之为前后相承的两个阶段。史学历经两个阶段而走向独立,这是史学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章。但是,对这一方面似乎不宜估计过高。几百年间学术思潮的演变对史学的发展也有诸多制约,晋代的玄学、南朝的文学对史学的冲击是不能低估的。《晋书》卷50《庾峻传》:

时重《庄》、《老》而轻经史,峻惧雅道陵迟,乃潜心儒典。

同书卷82《庾预传》:

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其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著《晋书》四十余卷、《会稽典录》二十篇、《诸虞传》十二篇,皆行于世。

据此可知,经史之学与玄学在西晋是处在对立位置上的,这一点在地域上也有反映。唐长孺先生曾指出,魏西晋时期,玄学等新学风是从河南地区兴起的。[28]与之相反,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却大多出自河南以外。著《魏略》的鱼豢是京兆人,著《帝王世纪》的皇甫谧是安定人,著《古史考》的谯周、著《三国志》的陈寿都是巴蜀之人,著《后汉书》的谢承、著《后汉记》的薛莹、著《晋书》的陆机都是吴人,著《后汉书》的华峤是平原人,著《续汉书》的司马彪是河内人,著《魏书》的王沈是太原人。经史之学在文化最发达的河南地区不受重视,这对史学的发展自然是不利的。

东晋以后,学术发生了变化。《晋书》卷82《孙盛传》:

孙盛……善言名理。于时殷浩擅名一时,与抗论者,惟盛而已。盛尝诣浩谈论,对食,奋掷麈尾,毛悉落饭中,食冷而复暖者数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盛又著医卜及《易象妙于见形论》,浩等竟无以难之。由是遂知名。……盛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著《魏氏春秋》、《晋阳秋》。……《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

孙盛为一流玄学名士,同时又模拟经传著史。与之类似的还有袁宏。《世说新语·轻诋篇》: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而对曰:"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

袁虎即袁宏,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评论道:"然则宏亦祖尚玄虚,服膺夷甫者。"袁宏一方面著《后汉纪》,以为"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29]另一方面,又祖尚玄虚。孙盛、袁宏的事例表明东晋儒与玄逐渐合流,这使得玄学对经史之学的威胁自然解除。

但是,南朝日益发展的文流又对史学构成了新的威胁。当时文史之学转盛,但文史两方面并非势均力敌,实际重点在文而不在史。《梁书》卷14《江淹任昉传》末载陈吏部尚书姚察曰:

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辞藻壮丽,允值其时。

所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云云,参考下文所说"二子之作,辞藻壮丽,允值其时",可知实质仅是指文学而言,在南朝,史学是不受重视的,"晋制,著作佐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30]以检验其能力,而到宋初则是:"诸佐郎并名家年少"[31]颜之推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32]史官任用不重学术而只重门第,由此可以推知史学的地位。《通典》卷16选举4引裴子野论曰:

……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繍鞶帨,无取庙堂。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笃焉。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曹,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遗风也。

留恋经史之学的裴子野对南朝文学的迅猛发展持消极态度,而文学之士对他也颇有微辞。萧纲评价裴子野称:"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33]沈约初撰《宋书》,论及子野曾祖裴松之时竟说"松之已后无闻焉。"[34]裴子野逆风而行,固守传统,"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35]但他终究无力改变潮流的发展方向。《文心雕龙·通变篇》说:"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刘知几说"从晋以降,喜学五经",实际上,南朝喜学五经者如裴子野辈毕竟只是少数。

重文轻史的现实,在文史分离的进程中也有反映。文史分离与经史分离不同,在经史分离中,史学是主动的,它是伴随着今文经学的衰落而走向独立。在文史分离中,文学正处于高涨阶段,史学处于被动的地位,当时并不是由于对史学的本质有了更多的认识而将文史分开,实际的情况是,人们因为越来越认识到文学的特性,所以才逐渐把史学从文学中排斥出去。换言之,是文学的进一步独立迫使史学不得不随之独立。如果说,魏晋以来对文章的重视客观上促进了史学的繁荣,那么,南朝文学的深入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重文轻史的风气则显然对史学不利。

萧子显在《南齐书》卷39传末说:

江左儒门,参差互出,虽于时不绝,而罕复专家。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服膺典艺,斯风不纯,二代以来,为教衰矣。

此处所论,意在说明经学的衰落原因,但是据此讨论史学也未尝不可。"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准确地概括了学术思潮的演变,在这之中没有史学的位置。因此之故,史学尽管获得了独立,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毕竟不可能达到两晋之玄学、南朝之文学所达到的高度,这就是本文对这一时期史学的基本认识。

[1]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载《魏晋南北朝论集续编》。

[2]《广弘明集》卷三阮孝绪《七录序》

[3]分见《晋书》各本传。

[4]《太平御览》卷463引范晔《后汉书》载,孔融十二岁时与李膺"谈论百家经史,应答如流,膺不能下之。"按今本范晔《后汉书》无此句。

[5]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载《士与中国文化》

[6]"三史",即指《史记》、《汉书》、《东观汉纪》。参阅程千帆《史通笺记》补注篇

[7]《三国志》卷53《薛综传》

[8]《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

[9]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汉时以经义断事"条。

[10]文中"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一句不通。疑"小学"、"为"二字倒置。联系上文,此句应为:"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为《小学汉官篇》"。《隋书·经籍志》载:"《汉官解诂》三篇。汉新汲令王隆撰,胡广注。"书名与《续汉书》所载不同,或许是胡广作注后为之改名？

[11]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12]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卷5《别史类》

[13]《后汉书》卷79下《杜抚传》

[14]《后汉书》卷54《杨彪传附传》

[15]《后汉书》卷26《伏湛传附传》

[16]分见《后汉书》各本传

[17]《观堂集林》卷7《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

[18]分见《后汉书》各本传[19]《后汉书》卷28上《桓谭传》

[20]《汉书》卷62《司马迁传》[21]《陆士龙文集》卷8

[22]《魏书》卷62《李彪传》。[23]《史通·模拟篇》

[24]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25]《宋书》卷69《范晔传》

[26]《汉书》卷62《司马迁传》

[27]《汉书》卷65《东方朔传》

[28]参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29]《后汉纪》序

[30]《宋书》卷40《百官志》下

[31]《宋书》卷64《何承天传》

[32]《颜氏家训·勉学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