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化学课程论文篇1

换言之，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准来定位“大学语文”的教学目标和课程内容，也符合“大学语文”作为母语教育课程的实际属性。“大学语文”应该是综合性的人文素质教育课，而人文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所蕴涵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基本精神，一直内在于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和行动中，成为我们创造新文化、新历史的动力和基础。在当今“全球化”、“地球村”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华民族将以怎样的姿态参与世界合作与竞争，进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所以，对于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化典籍、文学艺术、科技工艺、哲学宗教、伦理规范等丰厚遗产，如何继承和创新使之进一步光大辉煌，应该是我们的立国之基和立人之本。这是一项关乎国家民族发展强大的根本性任务，高校责无旁贷。基于此，在大学语文课程中渗透和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就具有了极大的可行性。在大学生已经基本具备独立的分析和思考能力的前提下，与“中国文化概论”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相比，“大学语文”是以具体的母语文本阅读为主要学习形式。这就使得大学生可以通过有关中国哲学、历史、艺术、文学、宗教、民俗等作品篇章的阅读，来具体形象地感受和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因为作品篇章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载体，也是形象载体，教师的讲授与学生的自主学习相结合，学生便可以由感性到理性、由“点”及“面”地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与博大，领悟其精髓。由于这个特点，“大学语文”便成为“中国文化概论”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前置性课程。也可以说，以具体作品篇章讲授为主要教学形式的“大学语文”，与宏观性把握的“中国文化概论”和断面性讲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一起，阶梯式地构成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课程群，其中，“大学语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在“大学语文”课程建设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按照的讲话精神和教育部《纲要》的明确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到高校相关课程体系中势在必行，“大学语文”尤其要担当重任。但实际情况却是，“大学语文”逐渐被边缘化，既没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某种权威地位，也没有外语课程的强势现实需求，处境越来越尴尬。若要改变这种不利现状，就须牢固坚定地确立“大学语文”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中华民族精神的课程定位；同时，也要解决好课程自身建设层面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母语教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机构成“大学语文”的本质属性是母语高等教育课程，应该成为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各级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者、大学教师等的共有理念。语言影响思想，语言就是思想本身。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文化深层编码，都蕴涵在母语中。母语是构成民族文化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元素，母语里有文化的故乡，母语就是祖国，母语承载着民族凝聚力。保护母语，是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安全的首选要件。换言之，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独特、最具生命力的语言系统之一，是中华民族身份的首要标志，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直接载体。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当你的情人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这句话的理论内涵是在表明：母语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符码。因此，在我国当下的高校课程体系建设中，怎样强调母语教育都不过分。而“大学语文”，就是高校完善汉语母语教育的最佳课程平台。汉语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象形文字，是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语言。从母语教育的角度看，汉语的形意特点使之具有工具性、文化性和审美性等多重属性。其中，文化性是衔接工具性与审美性的桥梁和纽带。汉语“说”与“写”的表情达意功能要得到完美发挥，必须借助文化蕴涵来融通工具与审美的语用效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认定一个人“有文化”或“没文化”，主要依据是他的说（口语表达）和写（书面表达），意即所谓“汉语能力是人生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强化大学语文课程的母语教育性质与学习效能，是提升中华民族母语水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张扬民族精神、提高国家软实力和国民素质的重要举措。

（二）“大学语文”学科化有利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中国教育报》评选的2013年度中国高等教育10大热点问题中，大学语文的问题位列第8，几十年来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争论仍在持续。同时，大学语文课程的边缘化现状也仍然是醒目的存在。之所以被“边缘”，除了不具备或较少具备外语课和其他技能通识课的现实功利性之外，还有课程自身学科归属性的原因。根据《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大学语文”属于教育学门类下的二级学科“课程与教学论”，和“大学体育”等课程同类。也就是说，与专业性的中文课程不同，“大学语文”在学科归属上已经被“边缘化”。这也成为大学语文课程定位模糊的主因。事实上，早在1986年，匡亚明、徐中玉等先生就呼吁大学语文应成为独立的学科。目前，“大学语文”学科化的条件已经成熟。首先，根据的讲话精神及国务院、教育部颁布的各项包括《纲要》在内的法规性文件要求，大学语文课程与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密切相关，这是其他公共课没有的课程优势。其次，母语高等教育是高校各个专业课程教育的基础，提升母语教育的水平与质量迫在眉睫，这是高校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再次，自193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规定开设“大一国文”以来，迄今已近80年，“大学语文”可谓历史悠久。虽然建国后一度停开，但课程建设的基本理念和构架并没有太多的变化。最后，大学语文课程已具备了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和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这是课程自身发展的内在基础。如果能如“汉语国际教育”那样成为独立的学科，“大学语文”的教学地位就能获得法理上的保证，其独有的课程功能就可以得到全面发挥，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也更为便利和顺畅。自然，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所有争议与无奈，也会随之消失。

（三）大学语文教师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导者和引领者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大学语文”，在教学理念、知识储备、教学能力和方法等方面对大学语文教师提出了新要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主导群体，“大学语文”的师资队伍建设是落实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目标的重要环节。大学语文教师要具备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素养和传播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这是一个基本前提。在知识结构上，大语教师一要有良好的母语运用能力，听说读写的水平较高；二要有基本的专业背景，在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民俗等的某一方向有所长；三要专业基础扎实，学术视野开阔，有辩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理论判断和分析能力。如近年来，某些学校包括高校教师让学生穿“汉服”，对孔子像行跪拜礼的行为，实际上是在把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形式化、简单化和粗鄙化。“汉服”与“汉朝之服”都分不清楚，既蒙蔽了学生也降低了传统文化教育的应有水准。在教学能力和方法上，大学语文教师首先要成为本课程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者，以研究促教学，会有力地提高教学的水平和层次。其次，教师不搞一言堂，既不能故弄玄虚，也要避免肤浅单调。应以互动式教学为主。以教材为依托，可以设计文化专题研讨，也可组织经典文本讨论，引导学生联系现实问题进行思考，激发和培养学生自主研读、探究的兴趣与能力。同时，也要借助新媒体技术使教学手段丰富和多元。再次，教师必须改变传统的考试方式，制订以撰写研究论文、读书报告、调研报告等为主要形式的多元化考核原则。当然，各个层次的高校因课程目标的具体差异，会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上有所取舍，但无论怎样，都不能背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宗旨。第四，大学语文教材是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导向性资源平台。

大学化学课程论文篇2

2研究方法

2.1文献资料法

2.2逻辑分析法

2.3专家访谈法

2.4案例分析法：以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体育俱乐部的运作和管理为实践平台。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将篮排足乒羽网六个项目，以八个二级学院为单位组建联赛，每个球队设有经理，各自的队名、队服、队旗等标志。联赛贯穿整个学期，由教师指导，学生进行组织、管理和运营。

3大学体育俱乐部课程化管理的实践探索

3.1定位大学体育俱乐部的育人目标

以往大学体育俱乐部仅仅定位于学生自组织、自管理、自娱自乐的性质明显，因而在组织管理上表现为松散性质。但是，作为大学体育系统中的一部分，大学体育俱乐部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较之体育课堂而言，大学体育俱乐部在学生身体健康的促进上更有效果、在体育技能的提升上幅度更大、在体育兴趣的满足上更为彻底。最为重要的是，大学体育教育的目标还有精神层面的培养，大学体育俱乐部在这方面，因其活动的丰富，较之体育课堂更能培养学生如意志、竞争、团队等层面的精神素养。因而，大学体育俱乐部的目标定位，不能仅仅是自由玩玩而已，其具备课堂教学所不具备的潜在教育价值。只要具备有效的组织管理，学生就能从中得到更为全方位的体育素养提升。大学体育俱乐部的目标应该符合大学体育教育的定位。在一般性锻炼维护学生身体健康的基础上，应以强健体魄为目标。重点在于强健方面，即通过强度更大的身体活动来刺激学生身体能力的提升，达到强健的目的。只有在强健目标的指引下，经过长时期的坚持，才能在未来扭转学生体质下滑，实现增进学生体质的目标。除了身体层面的目标之外，大学体育俱乐部还应通过组织丰富的实践活动，如竞赛等，在实践中锻炼学生、在教师的指引下培养学生的精神品质，如敢于挑战的勇气；落后时或遇到困难时坚持不懈、永不放弃的精神；为团队的胜利无私奉献的合作精神等等。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有专业的体育教师来指导。体育精神是一种在实践体验中才能领悟的精神价值，体育教师能够通过自身的经验来教育学生，通过类似的实践体验来帮助学生提炼总结，反思各种精神价值，达到潜移默化的精神熏陶效果。除了身体层面与精神层面的两大主目标外，大学体育俱乐部还有课堂教学所不具备的两种衍生教育价值，即培养学生的组织管理能力和营造校园体育文化氛围。此两种教育价值，需要有主动的目标设置与之对接。因而，大学体育俱乐部还应有两个衍生目标，一是在教师的指导下，让学生自己组织、管理，乃至运营整个赛事。让大学体育竞赛产生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模仿国外的大学联赛，如NCAA（美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等；二是以打造体育文化平台为目标，体育俱乐部的竞赛活动能够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营造一种校园的体育文化氛围，浓厚的体育文化氛围可以带动更多的学生热爱体育，参与体育、从而实现大学体育育人的价值和目标。

3.2建立以联赛为平台的俱乐部内容体系

大学体育俱乐部在身体与精神层面的目标，需要有实践活动的平台与之对接，才能保证目标的实现。体育活动最佳的实践平台在于竞赛，在竞赛中学生的兴趣投入最大，身体活动的强度不仅能够维持健康的需要，更能够向强健的方向推进。在竞赛中，学生要面对竞争、胜负等情境，这是修炼精神素养的最佳平台。以往常规课堂教学内容体系中，也有竞赛的134安排，但因学生水平、课堂时间等因素的限制，无法发挥竞赛作为教育平台的深层价值。另一方面，当前大学体育体系中，也有课外竞赛体系。这些竞赛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相对高水平学生对于体育的需求，但这部分校队层面的受益对象，相对于庞大的体育爱好者来说，比例太小。而且这些竞赛设计没有突出教育目标，加上组织管理相对松散，并未发挥出联赛平台的影响力和教育价值。在课程化管理思路下，提出“以联赛为平台的俱乐部实践内容体系”，以期在提升学生综合体育素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首先，从锻炼次数上看。就目前大学体育课程设置而言，所有球类项目，均可以采取联赛的方式。以篮球项目为例，以校内二级学院为单位组队，模仿NBA的方式进行常规赛和季后赛。以八支球队为例，先进行为期7周的单循环常规赛。后用5周时间进行淘汰季后赛，至决出总冠军。被淘汰的队伍，转入一周一次的技战术学练环节，联赛贯穿整个学期。平均每支球队一周一场比赛，次数约等于体育课；其次，从锻炼效果上看，球员每场比赛的强度远远大于体育课程的强度。这种锻炼效果超越了身体的保健层面，实现了强健体魄的目标。另外，学生为了赢得比赛还会在场外进行锻炼。因而，在强健的目标上，联赛平台的整体效果远远优于体育课堂；最后，从学生兴趣上看，常规课堂的技术学练，相对枯燥。以联赛为平台的实践内容体系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学练兴趣，学生为了赛场上的“英姿”，往往会主动请教师长，如何能够控球更好，突破更快，投篮更准。即使知识性更强的规则、战术等纯理论内容，学生也因为有实战比赛的需要而更具有主动性。甚至赛场外的同学粉丝也变得更加专业，这种专业也是大学体育教育的成就之一。以联赛为平台的内容体系，是对课堂教学内容的有效补充，既为教学活动提供了实践平台，又在课堂教学以技术为主的基础上，深化了规则、战术，甚至文化等理论性内容，可以帮助学生更为全面地理解体育，从而为他们将来的体育活动，或者体育欣赏打下基础。

3.3认定学时、学分调动学生主体的积极性

学生在大学期间的体育活动，以每周一次的体育课为主，另有兴趣的同学可自愿参加各类体育社团或体育俱乐部。体育课程是大学体育教育的主要手段，可授予学分。体育俱乐部、社团等作为课外活动，学校支持开展，但不认定学分。这种教育管理模式有其成功的经验，且仍需长期执行，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创新的可能。结合实际操作经验，提出在此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对体育俱乐部的管理，认定其学时，并授予学分，以发挥其潜在的教育价值。经过课程化管理的大学体育俱乐部甚至可以弥补部分体育课堂教学在体育教育功能发挥上的局限，实现更为综合的育人目标。下面从几个具体的操作性层面，分析其可行性与实践价值：第一，健身价值层面。以体育俱乐部联赛平台对接课程内容，在强健体魄的效果上优于体育课堂。俱乐部联赛体系平均每周一场比赛，时间上等于体育课，但竞赛的强度远大于课堂学练。加上学生为了比赛自发组织的训练，无论是质上，还是量上，其效果均优于体育课堂。第二，知识学习层面。俱乐部联赛也是体育知识学习的过程。以认知性知识而言，联赛中学生要学习的是各项体育竞赛的规则、战术，体育竞争的精神，甚至仪礼。这些是对常规体育知识的深化和补充。以操作性知识—运动技术而言，俱乐部联赛对于学生在技术水平和掌握程度上，都要高于常规课堂。第三，精神培养层面。大学体育教育最难也是最宝贵的地方，在于对学生体育精神的熏陶和培养，俱乐部联赛中，学生会更多地体悟到胜负的概念，尤其是如何面对失败。还有团队精神方面，学生始终在进行团队合作，而且这种合作的效果马上会通过比赛反馈给他们，加上老师的引导，可以真正帮助他们理解团队合作的真谛。第四，综合能力层面。俱乐部联赛平台的建立，需要有效能的组织和管理。整个联赛设有专门的组织管理机构，老师在担当教练任务之外，只负责整体的设计和监督，具体操作由竞选或选的学生负责。每支球队有专门的经理来管理。学生在管理过程中，综合能力得到提升，能够为将来的求职和就业打下良好的基础。从以上四个方面来看，课程化管理的俱乐部联赛，完全是体育教育的过程，符合授予学分的原则。体育俱乐部学习所获学分，可等同于常规体育课的学分，纳入到大学体育课程计划中去。学生在大学体育的教育系统中，将会有更大的选择空间。配合上有效的考核，将会进一步督促学生的体育学习。通过对于学时的认定，教师的积极性也会更高。因而，认定学时、授予学分可以全方位保证俱乐部联赛教育功能的发挥。

3.4明确指导教师的权利与义务

以往大学体育教师的定位在于—课堂教学和课外指导。但课外指导往往停留于字面上，没有明确的管理制度和激励措施，依靠教师的责任感无偿付出，并非长久之计。课外的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可以不给教师记工作量。但事实上，体育社团和俱乐部活动离不开教师的指导。如果没有工作量方面的计算和设计，教师必然积极性不高，进而会影响整个教育功能的发挥。因而，体育俱乐部的课程化管理，必须明确教师的权利和义务，把教师指导俱乐部合法化。学生在体育俱乐部的学习可视为学时，相应的，教师指导也可以计入工作量，并进行考核。从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专业能力的发挥上看，都应该给予计算课时量。体育俱乐部的指导教师，其首要的工作任务仍然是教学，只不过教的内容，从技术层面转向战术和规则、文化等理论层面，以及如何在实战（联赛）中将这些理论实践化。教学之外的另一个基本任务是在组织管理层面，即对体育俱乐部进行指导。主要包括体育俱乐部的整体设计和监督，联赛的组织、宣传、裁判等指导。体育俱乐部的指导，同样是知识传授的过程，同时还是培育学生体育精神的过程。每场比赛之后，教师可以充分利用比赛所带给学生的强烈感受，帮助他们分析自身和团队的问题，建立“胜不骄败不馁”的拼搏精神，领悟体育精神的真谛。这一教育价值，是其他学科、其他体育教育方式所难以实现的。教师的定位明确之后，可以名正言顺地计算工作量。但如果单纯给教师增加课时量，学校经济负担会加重，学校积极性就不高。这也是众多课外体育俱乐部面临的现实难题。通过课程化管理之后，部分学生的课堂学习转为了俱乐部学习，因而，在总的课时量上没有变化，学校的负担不会加重。也就是说，总的蛋糕没有扩大，只是解放了课堂学生的压力，转化为体育俱乐部学习的动力。教师的工作量可以参照常规课堂班级人数来确定。即把整个联赛的队员编为一个大班，统一管理。以八支队伍为例，每队10人，共80名学生。整个联赛共47场比赛，平均每周四场，约进行一学期。每场比赛由一名教师指导，计一个学时。如此计算下来，每位教师每周的工作量为四课时，带80名学生，约等于两个班的体育课工作量。

大学化学课程论文篇3

一、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近年来在高校英语专业教学中，跨文化教学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已是英语教学中不争的共识。英语作为最普及的国际通用语言，对于日益频繁的中外交往，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它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但是，仅仅掌握一门语言而忽视其根源的文化是荒谬的。现阶段，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开设的英语阅读课程对于传播西方先进文化思想，让学生在对比中吸取中西文化的精华作用明显。阅读课主要是为英语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基础课。本课程需要注重教学中双向文化认知的导入，创设中西文化的课堂交流平台，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这门课的内容题材广泛，涉及英、美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宗教等各个方面的知识，目的是使学生通过大量的阅读实践，提高阅读理解能力和速度，掌握各种阅读技能，培养学生假设判断、分析归纳、推理验证等逻辑思维能力，扩大学生的词汇，增加文化背景知识，增强语感，从而提高学生对语言的实际应用能力。其根本任务是帮助学生了解世界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拓展学生的视野。

二、培养文化素质的有效措施

1.教材及教法的选取做到以学生为本

长期以来，我国英语教学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忽略了英语教育的人文性目的。刘润清先生在《21世纪的英语教学》一文中不无忧虑地指出，“目前英语的教与更多的是出于商业目的，并不是为了发展什么‘文化’和‘社会’的目的，这正是有识之士所担心的。”英语课程教学改革要求我们从“以知识为本”的教育理念转变为“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重新认识阅读课程的目标与定位。兴趣和信心是推动人从事某种行为的基础，阅读教师培养学生自主英语学习的兴趣和信心是以学生为本的教育思想的关键。这一点既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授课方式，也要求各类阅读教材的编写者从中国学生的实际出发，结合现代教育发展的趋势，选择既符合跨文化交际教学又易受学生喜爱的阅读材料。这样的材料应除了可以在课堂上进行讲解，还便于学生自主学习，真正做到以学生为本。此外，以学生为本的思想强调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同时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自主英语学习的技能，主动协助学生根据自身条件制定切实可行的学习目标，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大大提高效率。当前语言教学中所提倡的学生不仅要具有语言素质（linguistic competence），还必须具有文化素质（cultural competence），因此，对于阅读材料的文化背景，教师须加以认真讲解，积极引导，让学生融会贯通。

2.教师不断提升自身综合文化素质

为了提高教学水平，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文化素质，阅读教师应该做到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提高自身的英语专业素质，自觉加强中外文化修养，拓宽知识面。同时，学校可以实施双语教师培训，推广双语教学和有效提高英语教师的综合素质，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要求外籍教师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谈谈中西方文化的差异，通过教师间的交流进一步了解西方文化，提高教学中的文化意识。中西方因历史、地理、政治等原因，在社会文化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教师本身需要具备渊博的中西文化知识及爱国主义精神。对于这些差异，可以布置任务让学生课下收集相关资料、课上组织学生讨论等方式，让学生真正理解文化差异。

总之，英语教师只有不断“充电”，通过自学、互学、进修等多种学习渠道不断提高英语专业知识及英语教学水平，才能把学生带上良好的英语学习轨道。

3.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教育技术

大学化学课程论文篇4

改革开放使社会越来越需要交际型人才，这就要求学生在学习语言知识的同时，加深对其文化的了解。许国璋教授于八十年代初就针对词汇的文化内涵对于英语教学的重要性进行了论述。胡文仲教授也指出:“无论文化教学或文化研究都有一个层次问题。文化与语言密不可分，文化无所不在，因此，不能认为只在高年级才能谈文化。另一方面。也绝不是不讲阶段性，学生刚一接触外语就立即灌输许多文化知识。总的来说，文化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愈益显得重要，文化教学的比重也随之加大”。教育家们对于外语教学中文化因素的重视不断地使文化信息的传递在教学活动中所占的比重日渐增长。

一、进行文化词汇教学的必要性

Larry A Samovar与Richard E.Porter在其著作《CommunicationBetween Cultures》中指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s the circum-stance in which people from perse cultural backgrounds interact with oneanother -Cultural persity has the potential to mak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non very difficult."

文化差异会带来理解上的困难，由于两种语言的不同文化特性，各自的联想意义或感情色彩就存在差异，人们通常忽略词汇负载的文化意义。例如，Shakespeare is known as the phoenix of literature.

学生们通常将phoenix译为凤凰。而中国文化中的“凤凰”与西方文化的“phoenix’’的负载含义并不相同。凤凰在中国文化中形象十分丰富多彩。我们将凤凰喻为“百鸟之王”，汉语中有成语“百鸟朝凤”;我们还认为所谓“凤凰”，是对同一吉祥生物的两种性别的称谓，雄者为“凤”，雌者为“凰”。西汉的司马相如就有传世之作(凤求凰》;中国人也把凤和代表雄性的龙结合在一起，把整个凤凰都“雌”化，在结婚等喜庆场合总是有“龙凤呈祥”等喜庆的祝贺语或图案，比喻婚姻美满、夫妻恩爱，若是新生儿为男女双胞胎则被称为“龙凤胎”。如果按照中国文化进行翻译的话，上面举出的例子似乎可以翻译成:“莎士比亚被认为文学界的泰斗”。不过，在了解了西方文化后，大家会做出不同的翻译。在西方文化中，"phoenix"又名长生鸟、不死鸟，身披火红色和金黄色的羽毛，每五百年即自焚而死，然后由火中重生。基督教中，"phoenix”就被当作不朽的灵魂，象征着复活和永生，在英语中成了复活、再生、永生的代名词。所以上面的例句应翻译为:“莎士比亚被认为是不朽的文学巨匠”。

可见，学习语言不仅要注意某些词汇在语义和感情色彩上的变化，还要了解词语深层所蕴涵的负载意义，即词汇的内涵意义或社会文化意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词汇意义的表达。

二、进行文化词汇教学的策略与方法

1、科学地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

大学英语教学不但要传授语言知识，更要使学生对来自不同文化的信息有很高的领悟能力与接受能力。在进行文化词汇教学时，首先要以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为中心、逐步提高学生对于文本文化负载含义的兴趣。教师可采取以下方法:

(1)导人法。教师结合教学中出现的文化词汇介绍相关的文化知识，利用课前几分钟，讲解相关的英美文化。这种课前进行导人的方法，对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很有帮助。

(2)渗透法。这种方法可以随时运用。如在讲解大学英语精读第二册课本中有关(独立宜言》的文章时，教师可结合文章补充一定的时间、地点、政治背景等的内容，以加深学生对《独立宜言》的主张的认识。

(3)比较法。教学中对比两种文化的差异，如通过对比英美人和中国人对同一形象的不同反应，让学生了解英语词汇的负载语义。例如:在大学英语精读第二册第四课中有这样一句话:"This was the last straw"。学生们往往会与汉语中的“救命稻草”“千钧一发”等关联起来。其实，这句话来自英语谚语“the strawthat breaks the camel’s back0，指的是“骆驼负载过重时，加根草也能把它压倒”。现在人们多用这句话表示“the last problem in。se-ties of problems that finally makes you give up， get angry， etc0，这是中国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当注意的。

(4)参与法。在教学中，要鼓励学生参与。对于一些与中国文化有本质区别的教学内容，可以设计一些场景，给学生一些简单的情节介绍，让学生自己编排一些表演性的，展示性的活动。如对于美国总统竞选这一内容的讲解，如果单纯靠教师的语言传授，会显得没有说服力，如果把一些具体的步骤介绍给学生，并加以指导，可以让学生模拟一下竞选现场，藉此得到比较好的效果。

2、逐步地增强学生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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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既是一门关于中国国别文化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基础性课程，又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课程。自1999年始，国家教育部就将《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确定为高校的公共必修课程，并作为高校所有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基础性、综合性的人文类核心课程[1]。《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旨在帮助大学生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而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在高校开设该课程是大学生文化素养教育的途径之一，高校应抓好《中国文化概论》课程之教学，充分发挥该课程的文化教育功能，进一步弘扬中国文化，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养。

一、《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开设的必要性

《中国文化概论》是一门研究中国文化现象、文化体系和文化规律的综合性学科，它的研究内容包括：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中国文化的主要特色、中国文化的发生机制、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国文化的分科知识和中国文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从小学到中学，学生学到的、接触到的有关中国文化方面的知识不少，但是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却缺乏整体性、系统性。高校开设《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就是要梳理出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将学生已掌握的有关中国文化的知识、文化理论形成完整的文化体系，使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从而树立中国文化历史概念，实现在文化上的高度自觉。高校将《中国文化概论》列为公共基础课程是高校教育改革的需要，是高校人文素养教育的需要，是增强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需要，是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的需要。学生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可进一步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加深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扩大知识面，完善知识结构，提高人文素养，促进全面发展。

二、《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现状

《中国文化概论》作为高校一门公共基础性课程对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绝大多数高校都开设了《中国文化概论》课程，但由于各种原因，该课程存在若干问题，现状令人担忧。

1.《中国文化概论》课程不受重视，日益边缘化。

一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比较重视传授专业知识、培养学生的技能，而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重视不够。因此，大多高校在课程设置上不够合理，专业课程学时长、学分多，比重过大；人文课程学时少、学分低，比重太小。作为人文课程的公共基础课《中国文化概论》相应地被边缘化。有的高校将其课程性质改为公共选修课、限选课、校选课，有的高校甚至只在个别文科类专业中开设，理科类专业不开设。

高校不重视《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建设，学生缺乏学习兴趣。大部分学生致力于专业知识的学习、专业技能的训练，忙于计算机等级和英语四、六级等考试，对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热情并不高。他们对《中国文化概论》这样的人文课程认识不够充分，态度不够端正，不能认识到拓宽知识视野、提高人文素养的重要意义。

高校长期对人文素养教育不够重视，必然会导致学生普遍缺乏人文知识、人文精神，使得校园文化氛围薄弱。高校学生毕业后将是国家的中流砥柱，如果缺乏人文素养，将直接影响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2.《中国文化概论》与西方文化课程的冲突。

当代大学生，文化观念已经逐渐向西方式的偏移，对自己老祖宗的东西反而渐渐变得陌生。大学生喜欢过西方的情人节、圣诞节、万圣节，对中国的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不感兴趣，有的甚至已然忘却。这种盲目的崇外，使得大学生对待传统文化类课程和西方文化类课程的态度有所偏移。学生在选修课中大多选择《基督教研究》、《外国名著导读》、《西方文化精讲》等，选修《中国文化概论》、《论语导读》、《中华诗词之美》、《国学导读》等的极少。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都有其精髓的地方，学生学习西方文化类课程，可以拓宽知识面，了解世界、走向世界。但是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不能忽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大学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炎黄子孙，有义务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人。

3.学生素养低。

目前相当部分高校学生存在人文精神缺失、人文素养偏低的现象，令人担忧。有的大学生精神生活空虚无聊，整天沉湎于网络游戏、QQ、微信，有的道德缺失、唯我独尊、自私自利。唯物主义、唯利主义、唯乐主义在高校学生中普遍存在。因此，高校加强大学人文素养教育的工作刻不容缓。正如科学院院士、教育家杨叔子先生所言：“人文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会一打就垮；没有人文精神、民族传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会不打自垮。”[2]因此《中国文化概论》等人文学科课程，在高校课程体系中显得尤为重要。

三、《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教学改革探讨

1.高校应重视《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建设。

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和塑造有赖于人文科学知识的内化和升华。大学生首先必须学习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掌握丰富的人文科学知识，实现这种内化和升华。因此，各高校应审时度势，及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在文理各专业的必修课中开设《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并确保每周两课时的教学量，开满一个学期。另外，高校还要建设一支优秀的人文类师资队伍，制定课程的教学大纲、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渗透到课程教学中，在弘扬中国文化的同时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

2.优化课程教学方法。

《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中国文化的基本知识，涉及文学、史学、科技、外交、教育、宗教、音乐、戏曲、书法、绘画、建筑、雕塑等多方面，内容繁多、知识涵盖面广。《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内容博大精深而授课时数却校其有限。如何在有限的教学时数内讲授繁多的教学内容，并达到弘扬中国文化、提高学生素养的目的，是该课程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因此，应根据《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特点，采取多媒体教学方法，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内，通过演示文字、图片和影视资料，以及超级链接互联网上的有关资料，配合教师的讲解，将知识教育与人文教育融为一体，进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3.注重弘扬中国文化。

在《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教学中，应注重弘扬中国文化。当前，中国经济腾飞，中国崛起于世界之林，同时中国文化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不小。文化素质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因此，将《中国文化概论》列为必修课程是弘扬中国文化的需要，是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的需要。在《中国文化概论》课程中，应系统地讲授中国文化的生成机制、表现形式和总体特征，引导学生全面了解中国文化的知识和理论，把握中国文化现象的特点，提高对文化现象的分析判断能力，进而更准确地认识和把握民族的文化特点。

4.努力提高学生素养。

高校《中国文化概论》课程设置的宗旨，就是使学生了解一些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的基础知识，特别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努力培养当代大学生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进而带动学生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通过《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努力弘扬传统文化的优势、倡导中国文化之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大学生人文素质缺失的现实问题。

教育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未来，它不仅仅是知识内容的传播，更是人文精神的培养、人生价值的探索。《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正是富含对人生价值、人生意义等进行思考的一门课程，这些传统文化积淀和蕴涵了历代中国人的经验和知识，是我们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所以，我们要充分重视和发挥《中国文化概论》在高校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作用，努力弘扬中国文化，提高学生素养。

大学化学课程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2)02-0064-05

一个学科的成熟与否，既与其研究方法有关，也与其理论基础有关。当一个学科自觉地意识到理论基础的重要性并主动地进行讨论时，即表明该学科自觉意识增强学科地位凸显。经过近30年的恢复发展，不仅在教育学科内部而且在教育学科外部，我国课程与教学论的地位也日益突出，价值日渐彰显。但也存在课程与教学论被误解为是“教科书的编写”、“教学实践经验总结”的科学、“指导课程与教学实践的操作策略”等现象。仿佛课程与教学论没有多少高深理论，研究课程与教学论也不需要多少理论(这从每年报考教育学原理与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研究生对待这两个专业的不同态度也可看出来)。这完全是一种误解!这是混淆了课程与教学论和课程与教学、课程与教学论研究和课程与教学论应用之间的区别。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作为学科存在的课程与教学论，想要立于理论学科之林，必须提高自身理论思维水平，因此不仅需要理论，而且应当夯实和加强其理论基础。

那么，应当从哪些角度来审思当代课程与教学论的理论基础?当代课程与教学论的理论基础与以往课程与教学论特别是传统课程与教学论的理论基础有何区别?如何区别课程与教学论之理论基础的拓宽与泛化?如何把握课程与教学论理论基础的拓宽与泛化对当代课程与教学论发展的影响?课程与教学论及其研究的理论性应如何体现?这些都是我们审思和构建课程与教学论理论基础必须正视的问题。

一、从哪些角度来审思课程与教学论的理论基础

事实上，这与当代课程与教学论关注的焦点问题有关。当代课程与教学论关注哪些焦点问题呢?

人的问题，即课程教学的属性问题、课程教学活动的产生与课程教学活动中的学生和教师问题，以及课程教学与人的发展关系问题，这是课程与教学论要关注的永恒课题。对课程教学中人的问题的关注涉及课程教学的本质、目的和主体问题。课程教学永远是属人的、人为的、为人的，因此课程教学中的人就是课程与教学论应当而且必然关注的核心问题。为什么要关注人，要关注哪些人，关注人的哪些方面，怎样关注人，课程与教学论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要有很深厚的理论基础。

知识的问题，即课程教学与知识的关系问题。什么是知识?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什么知识对什么人最有价值?知识是怎样获得的?什么知识可被准入课程教学知识?不同的人对知识及其价值以及如何获得持何种态度?知识结构、类型、来源途径及其方式以及不同的知识观对课程教学知识(内容及其体系结构)和课程教学中知识的展开运行过程及其方式会产生什么影响?课程教学对知识的传承、发展具有什么影响?这些都是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理论问题。

技术的问题，即技术进步对课程教学的挑战和推动问题。技术进步对课程教学意味着什么?技术变革曾经或将会引起课程教学的哪些变化?这必然涉及课程教学技术手段变革与课程教学从内容到形式、从观念到行为、从过程到目的、从精神心理到物质手段的整体变革的关系等问题。课程与教学论应当对这些问题做出自己的解释。

社会的问题，即课程教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涉及课程教学的属性、价值、范围和途径以及课程教学与社会互动等问题。课程教学是社会的，课程教学在社会中；社会也是课程教学的，社会也在课程教学中。怎么理解?这些问题也是需要课程与教学论从深层理论上进行理论阐释的问题。

文化的问题，即课程教学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文化是如何对课程教学产生影响和制约的?课程教学对文化发展产生着怎样的影响?课程教学具有文化属性，教学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过程，课程教学在一定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中进行，课程教学随着文化的变迁而变迁；课程教学对文化的传承与变革、生产和再生产都发生着积极的影响作用。这些问题也需要课程与教学论加以理论阐释。

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否属于当代课程与教学论应当关注和研究的基本的焦点性问题?这些问题是否需要当代课程与教学论从理论上深度探讨和回答?要深入地学理性地研究这些问题，是否需要当代课程与教学论及其研究者拥有较高的理性思维和理论素养?要深入地学理性地研究这些问题，除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哲学等传统学科理论基础外，是否会涉及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人类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基础理论学科和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科学学、生命科学、复杂科学等新兴学科理论基础?而且，这些学科本身也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当代课程与教学论的理论基础是否也必然会随之而发生变化和发展?

回答是肯定的!这既给我们研究课程与教学论提出了多学科理论基础的诉求，也为我们审思当代课程与教学论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广阔的视角。

二、理论基础的宽窄和课程与教学论发展

过去，我们仅从哲学认识论、实践论和心理学的角度来审视课程与教学论的发展，无疑是课程与教学论的理论视野非常狭窄。近些年来，我国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理论依据逐渐突破了哲学、心理学等传统学科而有所拓展和深化，推进了课程与教学论向广度、深度发展。

首先，除哲学、生理学、心理学等传统学科理论基础外，研究者纷纷从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伦理学、人类学、语言学、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生态学、未来学、科学学、生命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复杂科学等学科理论来研究课程教学现象及其问题，不仅促进课程与教学论发展成为包括课程教学哲学、教学心理学、课程教学文化学、课程教学社会学、教学伦理学、教学语言学、教学人类学、教学生态学、课程教学论史、教学系统论、教学信息论、教学控制论等在内的庞大学科群，而且直接导致课程与教学论从学科体系、概念范畴、理论框架、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到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发生了深刻而显著的变革。

其次，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引入，极大地深化了课程与教学论研究领域。在哲学方面，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从传统的课程教学目的论、课程教学认识论、教学实践论拓展到课程教学主体论、课程教学价值论、课程教学知识论、教学过程论和教学伦理学、教学美学，甚至一些研究者竭力提倡并主动引进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多元智能理论、过程哲学、复杂科学等学科的思想观点和方法来重新构建课程与教学论。在心理学方面，从传统学习心理学发展到发展心理

学、认知心理学再到情感心理学、个性心理学，导致课程与教学论对儿童发展与课程教学、对非认知心理品质与课程教学的极大关注。在社会学方面，从传统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伦理社会学发展到知识社会学、行为社会学、交往社会学，从研究课程教学与社会政治、经济、伦理的关系到研究课程教学与知识、文化和人们交往行为的关系。

深化还表现在交叉与融合上。由于课程与教学论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就要求不同学科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进行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研究，当代学科发展往往是在不同学科的边缘和交叉点获得重大突破的。近些年来，无论世界还是我国，课程与教学论的发展概不例外。课程与教学论的庞大学科群，既是学科分化综合的结果，也是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这是当代科学发展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反映和体现。

但是，理论基础的拓宽只应促进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地位的不断成熟和独立，绝不应造成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地位的动摇甚至丧失。这就是说，课程与教学论理论基础的拓宽应当保持相对的边界，如果无限扩大以至混淆了课程与教学论与其他学科理论的界限则会出现“泛化”现象，那么就会因课程与教学论与其他学科界限的模糊及其理论基础的混乱而动摇甚至危及课程与教学论自身的学科地位，那就不是有益而是有害了。

近年，课程与教学论理论基础(或日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理论视角、理论依据、理论倾向，等等)无限扩大(我称之为“泛化”)的现象的确存在，课程与教学论研究者移植和引入了许多其他学科尤其新兴学科的理论观点、概念范畴和方法手段于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中，这虽然繁荣了课程与教学论，但却对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独立发展构成了威胁，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抹杀了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独特性，使课程与教学论及其研究者的学科认同意识日渐淡薄，本就不甚牢固的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地位日益受到动摇，出现了挑战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地位独立性的“非课程与教学论”现象。近年，各种“走向说”(譬如，“走向心理学”、“走向哲学”、“走向社会学”、“走向实践”、“走向叙事”、“走向生活”、“走向……”，等等)不绝于耳。由哪里“走向”哪里?答案不青而喻，无非是由课程与教学论“走向”其他“学”“论”“主义”!课程与教学论必然“走向”其他学科?课程与教学论需要“走向”其他学科?课程与教学论能否“走向”其他学科?其实恰恰相反，就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本体地位而言，且不说是不是必然、有没有必要、能不能够，需要的是引入其他学科借以拓宽和深化课程与教学论研究，而不是相反。有鉴于此，一些课程与教学论研究者指出，课程与教学论随着理论基础的“泛化”和混乱正日益迷失于其他学科之中，以致出现了课程与教学论“失语”“失范”现象，课程与教学论日益成为其他学科理论观点的注脚或成为其他学科的领地，从而发出了“拯救教学论”、“坚守教学论”、“捍卫教学论”的呼喊。

三、课程与教学论理论基础拓宽中的几种倾向及其消除

课程与教学论及其研究应当夯实和拓宽理论基础毋庸置疑。但在理论基础拓宽过程中也的确存在如上所说的“非课程与教学论”现象。一些人(包括课程与教学论内部和外部)误以为课程与教学论只是教学经验汇编或教学实践指南之类而无多少理论可言，于是纷纷从其他学科寻找作为“理论学科”的课程与教学论的出路及其理论生长点以提升其理论层次，以致出现了“客串”、“偏离”、“拼盘”等几种倾向。不消除这些倾向，课程与教学论就不可能得到健康、正常的发展。本文认为，采用“渗透”的方法既可以拓宽和夯实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理论基础，也有助于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成熟和独立。

所谓“客串”，指那些原先并非从事某种学科研究的人利用自己所从事学科的理论或方法偶尔对那种学科进行研究或发表看法，并对那种学科产生一定影响的现象，又称为“客串效应”。教育科学研究中“客串”现象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首先，教育科学的综合性为“客串效应”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教育是一种复杂的综合的社会现象，既存在教育内部各因素的相互作用，也存在来自外部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就教育论教育的单一研究往往不能发现奥秘和规律，因此应当而且必须不断吸收各门学科的理论成果与研究方法进行综合的复杂研究。其次，社会对教育日益强烈的需求是“客串”发生的直接动力。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日益强烈和多元，教育问题也日益受到各方有识之士的广为关注，于是一些自然科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采取了“客串”的方式，投身于教育的研究。第三，“客串”者具有一定的学科优势，为“客串”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客串”研究教育的人虽是“外行”，但却没有“科班”教育科学研究者的思维定势，而容易发现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独创性地提出自己的新颖见解。最后，教育科学发展过程中有“客串”的传统，一部教育科学发展史就是不断被“客串”的发展史。

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研究中的“客串”现象，即是指那些从其他学科来研究课程教学及其理论问题的现象。一些人认为，从课程与教学论本身已难以找到理论出路，只有从其他学科切入才能找到课程与教学论发展的新的理论生长点。一些人既非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工作者也不想真正深入教学论研究，而只是兴致所至，偶尔为之，蜻蜒点水，品头论足。“客串”现象的产生有一定合理性。因为，一方面，教育科学的发展有“客串”的功劳，很多教育学科的分支如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管理学、教育心理学等都是其他学科“客串”教育学科从而产生学科交叉和融合的结果。另一方面，教育科学的综合性为其发生提供了可能，社会对教育及其研究日益多样而强烈的需求是其发生的直接动力，“客串”者所具有的学科优势和开放视野为其产生奠定了基础，教育学科边界的薄弱和模糊也为其提供了可能。但是，这种“客串”式研究，咋看起来热闹，细看起来粗糙，宽泛而不具体，表层而不深沉，肤浅而不深刻。既不可能真正沉浸在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情感体验中，也不可能深达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本体和终极。可以给课程与教学论研究带来一些警醒和新鲜，却不会成为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主流，更不应取代课程与教学论本身的研究而出现危及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独立地位的“非课程与教学论”现象。

所谓“偏离”，指事物发展离开正确的道路和方向。这些年来，这种现象在教育研究领域中屡见不鲜。有的研究者认为，为了提高教育研究的哲理性，只有将哲学命题拆迁并嫁接到教育研究领域进而演绎为相应的教育命题，而未能在“借鉴”的基础上真正切入教育生活以提出相应真知灼见，这种研究就难篼使教育研究沦为哲学的附庸，不仅哲学观点是抬人牙慧，而且对教育研究来说往往是舍本逐末，偏离了教育研究的基本方向。有的研究者将这种做法称之为“”和“移植”。并指出，这种做法把复杂的富有创造性的教育研究过程简单化了，它偏离了教育科研的真谛，不能发挥教育研究对教育教学实

践的指导和先导作用。在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中，无论是从课程与教学论内部出发去寻找其他外在于课程与教学论的学科理论支撑，还是从课程与教学论之外的其他学科理论进入课程与教学论进行“客串”研究，都存在着停留于其他学科研究而尚未进入课程与教学论领域研究的现象。这种“偏离”研究隔岸观火、脱离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主战场，实质上是以其他学科研究去代替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研究的现象。早在我国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独立之初，王策三先生就提醒大家要防止课程与教学论与心理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研究相混淆、被代替的现象，批评课程与教学论与其他学科混淆，把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从属于心理学、生理学、哲学等学科，以心理学、生理学、哲学等学科的研究代替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做法，要求课程与教学论研究者“恪守自己的本职，坚持自身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他指出：课程与教学论的发展，正是而且也必须“通过克服对它的研究对象和仃务的种种歪曲、偏离现象而进行”。今天，他所批判的这些现象不仅没有消除而且似有扩大和愈演愈烈的趋势。

所谓“拼盘”，是指一系列物品的无序集合。这些年来，由于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教育学研究以及教育理论存在多种学科理论罗列的“拼盘”现象。各组成部分之间并没有内在的有机联系，很难成为一个具有逻辑力量的整体。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中的“拼盘”现象，即是指在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中，常常出现“某某学+课程教学问题+课程与教学论”式的现象。这种研究的理论依据是其他学科的，问题及其落脚点是课程教学(论)的，仿佛课程与教学论只是其他学科理论的应用及其注解，本身没有多少理论可言。课程与教学论最终沦落为其他学科理论的婢女。其套路一般是首先大量引述许多其他某某学、某某论、某某主义的概念、观点(原理)、主张，新名词、新概念大量堆砌，眩人耳目，眼花缭乱；然后轻描淡写、不着边际地提出几个似是而非的问题；最后从课程与教学论上草草地展开一段针对性不强、适用性不大、深刻性不够的空泛议论。整个文章虎头蛇尾，貌似具有宽宏深刻的理论性，其实是拉虎皮作大旗吓唬人。所谓理论部分其实是对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抄抄捡捡，拾人牙慧，陈词滥调；问题部分如水上绿萍，漂浮游荡，空洞浅薄；论述部分隔靴搔痒，不切实际，空洞无物。这种研究及其理论成果(“著作”、“论文”等)严格说来既缺乏其他学科理论的深刻性，也缺乏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理论研究的独特性，更缺乏学术论文的规范性，繁琐杂芜，粘贴拼凑，说不上是真正的严谨的课程与教学论的学术成果。这种研究及其成果无论对其他学科还是对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发展和课程与教学实践均无多大理论和实用价值。

所谓“渗透”，本意是指水分子经由高水分子区域(即低浓度溶液)渗入低水分子区域(即高浓度溶液)直到达到浓度平衡的现象。教育理论研究特别是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中的“渗透”现象，即是指“某某学(论)×课程教学问题×课程与教学论”式的现象。这种研究运用某某学的原理、范畴、思维、方法于课程教学问题的论述分析中，其他学科理论服务并从属于课程与教学论。这种研究不仅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更是将多学科的理论、范畴、思维、方法自然地而不是生搬硬套地、整合地而不是拼盘式地运用于课程教学问题分析及其理论阐述中，水融，浑然一体，俨然天成，表面上看不到某某“学”、“论”、“主义”的痕迹，细品起来弥漫理论思辨的色彩，充满深刻的学理，具有浓郁的学术味道。这种研究入木三分，探赜索隐，析理入微，统宗会元，直达本体，朴实深刻。在这种研究视野中，各种理论观点不是外在于课程与教学论，而是内在于其中。其他学科理论和课程与教学论融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并凝结成为研究者的一种学科素养和理沦品质，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人员不是以“客串”课程教学研究的其他学科研究者身份而是以课程与教学论专门研究者的身份存在。这种有助于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成熟和独立的研究及其趋向是值得广大课程与教学论工作者提倡和弘扬的。

综上所述，无论“客串”还是“偏离”，都是一种使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从属于其他学科研究的做法，都只是对课程与教学问题及其理论的外在现象的浅层的泛化研究，而不是对课程与教学问题及其理论的内在本质的深层的专门研究，这种“非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现象都会使本不甚成熟的课程与教学论学科遭受冷遇甚至使其成为其他学科的领地而导致学科独立地位丧失，都不利于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健康发展，其危害相当明显。课程与教学论应当以“课程与教学”为中心展开多学科研究，防止被其他学科内容过分挤占填塞而失去其本质特征和特殊领地；课程与教学论应当有自己的“论”，不反对多学科理论研究，但需严防“客串”、“代替”、“偏离”而使自家领地被他“论”侵蚀占领，以致本身地位“旁落”和功能“异化”。

当今时代，我国课程与教学论发展处在传统与现代、学术与规范、理论与实践、本土与国际的多维交汇点上，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价值多元化、各种理论流派异彩纷呈、教育改革异常活跃的时代背景，必须以开放的思维和多元的视野，拓宽并夯实其理论基础，革新并转换其研究方法(广义的研究方法的革新包括研究范式的转换)，增强并提升其理论高度。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发展必然要引进、移植、借鉴其他学科最新研究成果，但这种引进、移植、借鉴、应当在坚持课程与教学论学科主体意识、强化其学科独立地位、提高其学科理论品质的前提下采取“渗透”即有机融合的方式进行，切忌“客串”、“偏离”、“拼盘”等做法。理论基础要拓宽，更要夯实。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2]罗祖兵，不确定性知识观及其教学意蕴[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1，(5)：69-72

[3]李本友，十年之思：课程改革的文化阻抗与调适[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1，(2)：44-47

大学化学课程论文篇7

通观国内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实践,近年来文艺学教学界的主要兴奋点和着力点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1)是各门课程教学内容的调整与改造,(2)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3)课程教学手段的探索与变革,(4)课程群建设成果的固化与教材建设。以上几个方面确实是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核心内容和重中之重,应该加强。但在近年的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中,我们太过集中于课程群的内涵建设,导致只见独立于教学活动主体之外的课程内容、方法、手段与教材的建设,而忽略或者遗忘了教学活动中的组织者、引导者——教师这一重要的“人”的因素的建设,以致在课程群建设中,只见“物”而不见“人”,这就是说,只见课程内容与教学条件的建设,而不见教学活动主体的建设。

在我们看来,教师在课程群建设中至关重要。教师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充当了课程内容的理解者、阐释者、建构者与传播者,学生则是课程教学活动的参与者、体验者、评价者和接受者。因此,在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中,我们理应重视教学主体之一教师的培养,强化“人”的建设。如果没有合格教师的培养与建设,没有教师正确的理解和有效的阐释,再好的课程内容,再完善的知识体系,再优秀的课程教材,对于学生来说,也可能是一种“低效”或者“无效”的课程资源。这将不利于学生通过文艺学课程群的学习使自己的知识储备、思维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实际的提高。如此一来,最终将导致人才培养目标的落空。

通过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如何实现对教师的培养?在以往的理解中,教师的培养我们主要着眼于教师科研水平的提高和学术能力的训练。但在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视野中,我们强调对教师教学水平与教学能力的培养。那么,究竟如何有效地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与教学能力?在我们看来,在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中,必须首当其冲地培养教师形状一个完善的文艺学知识结构,使教师对教学中的各种问题有一个立体、多维的知识视野,能够从课程群的其他课程中驾驭和把握该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应该改变一个教师终身只教一门课程的做法,让参与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所有教师,轮番从事“文学概论”、“中国文论”、“西方文论”、“文学批评”这一组课程的教学。通过课程群教学的实践,从教学制度安排的层面迫使教师必须从单门课程的局限中走出来,打破此前课程与课程之间森严的壁垒,树立教师以课程群为基点的整体课程观,在教学实践中使教师的知识构成日趋完善,知识视野慢慢得到拓展,自身的能力逐步得到提高。

此外,在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中,由于整个文艺学课程群的任课教师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教学团队,加之在制度安排层面上要求人人都得从事课程群中所有课程的教学,因此对于如何理解教材、如何阐释教材、如何拓展教材,如何选择有效的方式进行传达,课程群的所有任课教师都会有经验性的体会这样就能够进行实际性的“交流”和“切磋”,能够针对同一教学对象在教学活动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有教学经验为依托而不是停留于理论层面的建设性意见,从而使参与课程群建设的教师的教学水平与教学能力能得到实际性的提高。通过课程群建设培养教师,在具体形式方面主要有老教师的“传、帮、带”、课程群的专题教学研讨会,以及将需要培养的教师送往国内高水平大学里进行相应课程的专门进修和访问等。总之,在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中,我们不应忽视对教师的建设,要充分认识到教师建设的重要性,更要挖掘文艺学课程群建设对于教师尤其是新教师培养的巨大空间和潜力。

二、文艺学课程群诸课程之间的关系问题

课程群,根据教育理论界的共识,从数量上说一般由三门以上相互关联的课程组成,而且具有如下一些特征:“第一,课程群中必须以某门课程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开设出若干门子课程;第二,课程群中的所有课程是彼此独立而又相互密切联系的课程;第三,课程群应从属于某个学科,相互之间有着合理分工的系统化的有机整体。”在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实践中,国内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虽然各个具体的建设单位将文艺学的若干门课程在申请立项建设时作为一个课程群来对待,但在具体的建设实践中,往往并没有将这些课程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在文艺学课程群名义下的“文学概论”、“中国文论”、“西方文论”与“文学批评”各自为政,课程内容在建设的过程中,相互交叉、重叠、条块化分割、对话性欠缺的现象依然非常严重。由于课程群中各门课程之间的课程使命、目标、功能与任务没有很好地协调与理清,在文艺学课程群的教学实践中并没有很好地发挥课程群教学的整体优势和集团效应。因此,在进行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过程中弄清各门课程在整个课程群建设中的地位与关系尤为重要。只有理清了这种关系,各门课程就能各司其职,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相互印证,最大可能地发挥出应有的课程群效应。

理清文艺学课程群中诸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看来,一个重要的视角就是从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方案中文艺学课程群各门课程在整个培养方案中的课程地位来讨论。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及简介》(1998年版)和国内众多主流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我们可以发现,文艺学课程群中的“文学概论”一般被设定为专业基础课,“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被设定为专业主干课,“文学批评”则被设定为专业拓展课。由此看来,在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方案中,文艺学课程群中的“文学概论”是为学生学习汉语言文学各门专业课程奠定必要基础、掌握专业知识技能 必修的重要课程。通过“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学生获得的各种知识、素质与能力是进一步学好“中国文论”、“西方文论”与“文学批评”的基础与前提。因此,“文学概论”是课程群建设的重中之重,处于课程群中的核心地位,而“中国文论”、“西方文论”课程则构成了文艺学课程群的两翼,是从历史的角度和广大的文艺实践的基础上对“文学概论”内涵的进一步深化,是对“文学概论”课程教学内容的强化和印证。“文学批评”作为专业拓展课,是学生在掌握文学概论、文论史的基本知识的前提下,对学生运用文艺学相关知识分析文艺现象与文本提出的要求,是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落脚点,是对学生素质能力进一步拓展与提升的课程。在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中,理清诸门课程之间关系的另一个视角,则是从文艺学课程群中各门课程的性质的差异来分析。根据文艺学界的共识,由于研究任务、目标、内容、方法和使命的差异,文艺学一般分成五个学科分支,即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史、文学批评史。在教学领域中,文学史在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方案中具体化为“西方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三门课程,它们均独立于文艺学课程群而专门开设。因此,在课程群建设中,文艺学课程群的内涵较学科意义上的文艺学学科群要小得多,主要包含以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为课程内涵的“文学概论”、以中国文学理论史与文学批评史为基本内涵的“中国文论”、以西方文学理论史与西方文学批评史为基本内涵的“西方文论”、而“文学批评”则更为强调的是各种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在解读、理解文本时的运用,强调理论的应用性和操作性。具体而言,“文学概论”这门课程主要以文学是什么、文学是哪些、文学从哪里来、文学有何作用、如何评价一部文学作品等有关文学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等“元”命题来建构课程的内涵,它是文艺学课程群中“论”的部分。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文艺学的基本理论术语,在面对文学问题时,能够用专业术语对其进行解答。“中国文论”、“西方文论”这两门专业主干课则是以中西文艺实践的历史作为依托,描述中国和西方文学理论问题是如何产生与发展的,每一个独特的理论问题与理论术语是怎么从这种独特的文化语境与艺术实践中生发出来的,遵循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哲学方法论,描述它们的变化、发展与演进,给学生提供“文学概论”课程中有关文学的基本问题要如此解答的历史支撑。这两门课程是属于理论“史”的范畴。“文学批评”则是强调课程的实践维度和操作程式,主要是在上述三门课程学习的基础上,学会使用文艺学的基本批评理论与批评方法去阐释和解读各种文学文本,使学生对文学文本的阅读、阐释有一定的方法论自觉,超越未接受文艺学训练的印象式阅读和理解,使学生在阐释文艺现象时具有文艺学的专业特征。文艺学课程群建设需要一种整体思维与全局视野。

根据这些分支课程的功能和性质,我们在对文艺学的诸门课程作为课程群进行建设的时候,要注意理清各门课程之间那些交叉、重叠的内涵,摆正各门课程的位置,理顺课程与课程之间的关系。有时,有些内容即便在课程群的几门课程都要讲解,但讲解的侧重点与方式是肯定要有所区别的。譬如都要讨论文学批评,在“文学概论”课程中,主要是阐述文学批评的性质、特征、类型与方法,但在“文学批评”这门课程中,则主要强调各种具体文学批评方法的运用和操作。总之,通过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我们要建立一个系统的课程教学目标,那就是通过文艺学课程群的教学,要使学生初步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知识构架,让他们分析文艺学问题时,既要有一个“史”的知识视野和理论谱系,也要有“论”的内在周延性和学理性,从而整体上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文艺学前沿研究成果向课程资源转化的问题

从建设的维度来审视文艺学课程群,就意味着文艺学课程群下的各门课程是未定型的、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和最终固化的,这表现为:(1)“文学概论”、“中国文论”、“西方文论”、“文学批评”等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将随着文艺学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的推出而进行调整;(2)文艺学课程群下包含的相互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文学概论”、“中国文论”、“西方文论”、“文学批评”这四门课程也不是永恒不变的,也有可能随着本学科研究成果的迅猛发展而产生新的课程,从而使文艺学课程群包含的课程愈来愈丰富。历史地看,科研成果向课程的教学资源转化有一定的时间差。但在当前的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中,文艺学前沿研究成果向课程教学资源的转化太过缓慢,教学领域的知识、观念和思维更新远远落后于本学科的相关研究。

从当前的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实际来看,“文学概论”课程基本上沿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童庆炳教授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里所使用的编写体例、知识体系与基本观念,近十年来关于文学理论研究的大量有价值的成果并未在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譬如此前由本质主义所建构的文艺学知识构架在经过十年来的争鸣与讨论,很多观点和问题都明显呈现出内在的矛盾性和不周密性,但教学界并没有及时地来清理这些问题。“中国文论”还基本上停留在郭绍虞、王运熙、顾易生、张少康等学者的研究视域中,当代海外华裔学者和国内学者对中国文论研究的新成果和新贡献并没有得到及时的吸收。“西方文论”的课程建设基本上以朱光潜的《西方美学》为底本,吸收了蒋孔阳、朱立元主编的《西方美学通史》和马新国主编的《西方文论》的内容而形成。西方文论20世纪以来本身的发展与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没有及时转化为课程建设的资源。总之,目前的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从整体上来看,面对最新的研究成果显得较为保守和滞后,科研成果转化成课程建设资源的动力明显不足。

在我们看来,文艺学课程群建设应该坚持与时俱进的品格和立场,敞开胸怀吸纳学科研究的前沿成果,从而使文艺学课程群的教学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和现实关怀。文艺学前沿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的课程教学资源,从现实操作层面上看,可以有以下三种路径:

(1)根据学界研究成果提供的新材料、新观点与新结论,更新或者补充文艺学课程群相关问题的阐释和解答,“从教学角度来看,这些科研成果进一步证实了相关课程教学内容的有效性”,增强了文艺学课程群中基本问题理解的多元性与对话性。

大学化学课程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G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08(2010]03-0023-05

新课程改革作为一项国家行动，对教育研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推动力，最明显的就是加快了许多理论问题的显露，促成且激活了许多理论论争，出现了“概念重建”“教学理论重建”等呼声。论争本身体现着学界的理论反思，然而作为论争结果的重建口号之提出，并不意味着反思的完成，而且常常只是一个开始。新课改进入阶段性总结并面临如何进一步深化与创新的今天，教学理论的重建更成为迫在眉睫之事。教学理论的重建，显然离不开对理论论争的进一步反思。任何教育改革都必然涉及课程与教学这两个基本范畴。课程与教学的关系问题，就是近十来年教育理论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拟对近十来年课程与教学关系研究的论争进行审视，以一己之见，就教于方家。

一、研究概述：两种结果

截至2009年5月，笔者根据中国知网CNKI的“学术搜索”数据统计，课程与教学的关系问题的专题研究论文仅9篇，主题研究论文44篇，涉及这一问题的论文则达900余篇；又根据超星数字图书馆的“读秀学术搜索”数据统计，有17部以上的课程与教学论教材中设有“课程与教学的关系”专节。探讨到这一问题的教育类教材著作达2000多种(未排除部分重复项)。就笔者所查阅的研究文献来看，除少数研究直接结合现实实践亮出观点外，大多数都是对既有观点进行归纳分析，其中不少人借鉴或重写了奥利瓦(P.F.oliva)的观点，而研究的最后结果不外两种。

其一，承认课程与教学各自的相对独立性，同时强调二者密不可分。至于二者关系密切到何种程度，则大多数语焉不详，如“用‘和而不同’更能表达其间的关系”“只有一句话：密不可分”“课程与教学之间肯定存在着各种联系和交叉重叠部分，不可能在相互独立的情况下各自运作”或者只给出理解二者关系的要点，如只强调“以学生学习为出发点考虑课程与教学的关系”。这类研究或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课程与教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第二，课程与教学都以学习为根本；第三，课程与教学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即存在互为反馈的循环关系；第四，课程与教学不是包含关系；第五，课程与教学在功能上彼此依赖；第六，课程与教学相互依赖并不意味着两者是正好相对应的。或者只探究课程与教学关系复杂的原因，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课程与教学在现实实践中的内在联系，这使二者在理论上存在交叉关系，各有侧重，不可能清晰界分。[61319-321

其二，摆明自己的观点。这又分三种情况：一是认同课程是内容与教学是形式的关系观，如施良方等；二是主张教学包含课程或课程包含教学，持论者较少且有越来越少的趋势，典型者如黄甫全对大课程观的内涵及以之整合教学的必然性所进行的论证和人们普遍认为新课程改革就是课程包含教学的关系观体现；三是持整合(或一体化)观，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课程与教学的整合化正在成为当代教育发展的―个重要趋势，甚至明确“课程与教学的一体化研究是人们研究课程与教学的指导思想”。或许这是1997年“教学论”专业名称调整为“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影响的结果。如果真是那样，那么我们不能不明确一点，就是专业名称的这种变更，根本上不全是学术研究认识趋于一致的结果，还有出于社会资源分配均衡的政治考虑。

二、研究综评：五个缺失

单从研究文献的数量来看，课程与教学的关系论争够繁复了。然而，综观既有研究，面对所取得的众多成果，我们能给出的积极评价至多只能是，争论客观上对深入认识课程、教学及二者关系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我们更不得不承认，由于或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目前的各种研究结论还普遍存在如下五个方面的缺失。

(一)在对课程与教学概念认识、理解上仍然存在混乱

在对课程与教学概念认识上的混乱直接影响了人们对课程与教学关系的认识深入，同时，认识方法也有待进一步探寻。讨论两事物的关系，必须以对它们各自的本体具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为基础。课程与教学的关系界定，必须建立在厘清课程与教学概念的基础上。对此，学界早有认识。20世纪末就有学者强调“概念误区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目，并指出“由于对教育中一些基本概念在认识上存在模糊或混乱，由此导致的教育学理论概念体系混乱，又导致了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模糊与混乱……要探讨清楚课程论、教学论甚至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等一系列问题，要真正能够在元研究的水平上开展无课程论、元教学论，甚至元教育学的研究，根本的前提是首先要对教育学中的基本概念作一次彻底清理”。然而，到了新课程改革已经进入反思阶段的今天，我们看到，在新课程改革中人们对课程与教学的理解，并没有因为“自上而下”培训塑造而达成一致，而仍然处在模糊与混乱之中。我们对某一事物的认识，离不开对它与其他事物之间关系的把握。同时，对事物独特性及其本质能否准确把握，又决定着我们对事物之间关系的认识水平。在课程与教学的关系问题上，目前众说纷纭而莫衷一是的局面，实质上是多种课程观、教学观争相呈现的结果。不同课程观、教学观的形成又往往与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密切相关。翻检国内迄今为止的研究，我们发现绝大数研究者就课程与教学进行了词源学的考察，考察结果有人直接当作结论，有的人则只作为参考而进一步结合历史实践状况进行文化意义上的界定。相对而言，后者就较为中肯却很少。还有，到目前为止对语源学考证方法的功能及其适用范围，还缺乏自觉的具体分析，对词源学方法的应用也多只是机械地追溯其出现的时间、本义和各阶段的意义变化结果，而没有深入探究所谓本义与后来的各派生义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制约机制，终致流于形式而缺乏实质性的说服力。而结合现实实践情况进行总结的，又往往失偏于一隅，难达公允。如有学者认为：从实践关系看，课程与教学不是同时产生的，教学的产生要远远早于课程的产生。从现今流行的自有人类就有课程、教学的教育观来看，这明显的将知识内容的选择和组织唯自觉化，而把自发性知识内容选择和组织排除课程概念之外了，即便再换一种新的如主张视课程为教育愿景的后现代观念为参照，仍难获得认同。

还有，大多数论者在界说课程、教学的时候，

往往就课程谈课程，就教学谈教学，而不是把课程、教学放到它们赖以立身的更宽阔的视域中去看待。当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如“教的概念是在学的概念的规定性中加上了又一层规定性”。“教学是以课程内容为中介的师生双方教和学的活动”等。这些结论中不同程度地存在模糊之处，如前例一中“又一层规定性”究竟是什么性质的规定性，是什么样的规定性，并不明确；前例二中“教”“学”分开并列出现在定义中，二者本身并没有得到界定。再有的学者，要么直接认定“现在就要得出一个精确的并为大家所认同的课程定义”“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为方便进一步讨论而只对作为科学术语的“教学”进行规定；要么干脆承认课程与教学在理论层面都属于多义概念，在不同研究范式中的不同侧重是合理的，而在实践层面则随着学校外部的宏观社会脉络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主张“从艺术的角度思考课程与教学”及二者间的关系。

此外，某些研究从立场、方法到具体推论过程都让人耳目一新，得出的结论在宏观上看极具启发性，可由于对“确定性”“精确性”的追求，落实到微观上整体性说服力却大打折扣。如任长松的《课程与教学探异》，其“分析实在一赋予实在以名称一分析概念名称”的思路选择，“教育过程”的视野，对于“课程是什么”的几种理解的归类，在今天看来仍是新异而有说服力的，可在确认“从本质上看，课程是一个预期的或期望实现的计划或方案”之后，把为实现一定的教育目的而设计的学习者的学习方案，称为课程，又回到了“课程”即“学程”，没有突破把本身是开放的计划或方案当作行动的不变依据而封闭化的认识局限。

总之。课程、教学的概念内涵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澄清，这是探讨二者关系的前提。

(二)国内流行的课程观、教学观和课程与教学关系观，多引进国外而少本土性建构思考

科研往往始于本土性问题的发现及其解决要求，观念的形成亦然。然而，我们仔细鉴别既有研究赖以为基础的课程观、教学观，不难发现，目前国内流行的课程观、教学观基本上是以引进的欧美课程观、教学观为参照标准建立起来的，其中多是对国外课程理论、教学理论的或直接或间接的引用，缺少更深层的本土性的建构思考，没有生动的逻辑力量，难以获得基本的民族认同感。如对“课程”的词源学考察，对中国传统教育文化中“课程”的考察，往往只是为了印证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西方curriculum所表达的内涵的课程概念，取朱熹时代所用“课程”概念内涵，而舍弃此前的“课程”内涵探究。当然，这或许是近代国家民族存亡之际对欧美先进印象所留下的后遗症。再如课程与教学整合(一体)化研究，虽然现阶段“整合”声正日益响亮，但已有论者指出，“分析相关文献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国内学者们在讨论课程与教学的整合发展问题时，多是直接或间接地解读美国学者韦迪(R，Weade)所创造的一个新术语一‘课程教学’概念……国内相关文献中类似的术语引用几乎尽源于此”，西化痕迹极明显。既得成果中值得注意的，有姜国钧等人对课程与教学的词源学考证，尤其获得了“课程一词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期译本佛经中，而非唐代”的结论这样典型的本土性成果，只可惜没能进一步深入到传统教育文化分析；还有史耀嫒等人提出“先通过书斋式理性预设，而后步入纷繁复杂而又具体的教育实践”，作为外来教育理论实现本土化的必经之途，黄伟“面向实践的本土化的”嚏构呼吁，靳玉乐、罗生全以本土化为课程理论文化自觉的研究逻辑的主张，钟启泉以人的尊严的恢复为前提对课程与教学本真意义的回归之倡导。

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教育是无国界的，但“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这一论断告诫我们，对国外先进理论的有效借鉴，是以本民族自身的独立思考为前提的。建国前主要引鉴欧美教育理论，建国初专一进口前苏联教育理论，紧接着20世纪60-70年代又受到政治运动的强烈冲击，教育学遭受灭顶之灾而荒芜。进入1978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教育学得以恢复和重建，引鉴的范围和力度，所取得的实绩，都较前更大。在课程与教学问题上，多元文化理论、后现论和生态学理论的引入，其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刘红、孟凡春发表在《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的《多元文化视角下的课程与教学》，是不多的专门的正面研究之一。但由于建立的背景不同，对欧美课程论与前苏联教学论的概念体系的引鉴，本身存在些许“唯洋主义”心理以及不同程度的食洋不化，加上基础薄弱而又实际调查研究不足，加上西方频度很高的课程与教学变革所带来的新理论继续不断的引入且一度占据了教育理论阵地，导致了新时期以来我们对课程与教学的关系的认识和争论上理论提升一直不够，使二者关系始终处于纠缠不清和某种程度的混乱状态。

(三)绝大多数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游离于教育之外，陷于就事的学术近视

课程从来不是为课程自身而产生和存在的，教学亦然，它们都与人类教育活动发生发展过程紧密相关。对课程与教学的认识，必须在更高的教育层面找到其存在的根据。也就是说，对课程与教学的关系研究，还得以弄清教育与课程的关系、教育与教学的关系为前提。这或许是目前课程与教学的关系研究最大的问题。然而，从其展开课程与教学关系的探讨时的表述看，多数论者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还模糊不明，如“‘课程’与‘教学’是课程与教学领域中最基本的两个概念，任何从事课程或教学探究的学者都必须思考=者之间的关系”“课程与教学……的关系问题是课程与教学理论研究中的一大困惑”，其中“课程与教学(理论)领域”与教育的关系就不明确。于是，那些仅有的没有忽视教育这个大背景或者说依据的研究，就显得颇为珍贵。例如，1998年有学者立足“教育过程”明确指出“对课程与教学的不同理解，往往反映了对教育领域不同的分析框架和思维取向以及对话者不同的教育观念”；2002年有学者在“现代教育”视界中看造成课程与教学分离的认识论根源；2008年有学者从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出发，认为目前针锋相对的“大教学观”与“大课程观”并无本质区别，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重建的“课程”概念与时下教育学体系不匹配，主张课程与教学变革的有条件的跨越式发展。也有的具备教育意识而未能有力论证课程与教育的关系，如黄甫全1999年《大课程论初探――兼论课程(论)与教学(论)的关系》就论说过于笼统，未能区分课程与教育进程之间的实质性差异，终被指责为泛化课程概念。

值得提醒的是，任何视角的研究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我们对课程与教学的理解，但任何视角都不能无视教育这一课程与教学的根本归属。如正日趋热闹的课程文化研究、教学文化研究，以文化这一极富涵摄力的视角，提醒我们对课程与教学的理解不能离开人这一根本，但无论如何不能也不应该僭越教育而沉溺于所谓文化的泛泛而谈。

(四)常常粘滞、囿蔽于当下的课程与教学实践而

缺少应有的历史眼光

没有历史眼光，就会对传统教育文化资源视若无睹，从而直接影响研究的理论深化。我们固然必须立足于现实需要开展研究，而不能为研究而研究，但过分粘着于现实实践，必然难以在理论认识上实现水平提升。事物之间的关系有多种，有的关系明显地随实践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有的则只是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化发展而呈现得日益清晰。课程与教学的关系直接关涉到教育何以为教育，当属于后者。我们只有在课程与教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视域中，才有可能实现对课程与教学本体的观照及二者关系的考察。然而，综观既有课程与教学的词源学考察，都还没有深入辨析中国传统教育文化中“课程”内涵，从而没有认识到“课程”在中国传统教育文化中经历了“考程”到“学程”，再到“教程”的嬗变，更没有认识到造成这嬗变的根本原因――教学者和学习者，或者教学者引导学习者一起，屈服于通往教育愿景的考核单位及其程序、标准，把它们当作目标而抛弃了教育愿景本身，学习者为应对考核而学习，教学者为应对考核而教学。如“教学”，姜国钧考证了与现代汉语意义相近的“教学”概念指称语词最早出现在《战国策》中，而非通常所说的宋代，但其对“教”的解释“指教和学的双边活动”，却又“以今套古”，丧失了历史力量。另外，董小平、靳玉乐立足于当前新课程改革实践的现实状况，从主体、目标、内容、评价四个维度进行反思。并提出了对策建议，哄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不可否认，但单纯从当前新课程改革实践的现实状况立论，也对自身造成了“应制性”的局限。

有人认为，中国现代教育本来就是泊来品，至今也就一百年左右，且以进口西方理论、理念为主，根本上就是西化的东西，而且被广为接受了，连“教育学”及其基本的“教育”等概念、教育观念都是进口的，国内的(大)教学论是进口前苏联的， (大)课程论是进口欧美的，谈不上什么历史感，更不要说什么民族认同感。此言差矣。现有中国的教育史研究、课程史研究和教学史研究，正以越来越多而且有力的成果，证明着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精深博大。如果研究者们能够进一步充分深入研究传统课程文化，尤其是教学文化，厘清本土性的课程观、教学观及其建构机制，在确立中国自己的课程与教学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再适时引进、借鉴国外课程与教学理论，以丰富和发展出中国特色的课程与教学理论，应该自然具有生动的历史感，从而能更好地引发民族认同，在现实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五)提出的主张或得出的结论，往往理论合理性论证有余而现实实践可行性论证不足

大学化学课程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2-0072-03

地域文化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背景和独有的文化积淀下形成的一种亚文化，是地域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高校是依靠地方财政供养、主要面向所属地域招生的高校，生源地方化是其重要特征。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形成了丰富多彩而又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地域文化资源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取之不尽的宝藏和财富，为人才培养提供强有力的思想宝库、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开发利用地域文化资源，“能使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置身于其中、身临其境而具有不可替代的‘地域氛围’和近距离的‘亲和力’以及教育上的方便，成为一种富有潜力和特色的优势教育资源”。因此，充分挖掘和利用地域文化中的优质教育资源，将其转化为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资源并运用于教学实践，对于提高教学效果具有重要价值。

一、有利于促进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

作为教育的核心或心脏，课程是实现诸多教育理念的基本途径。“无论是哪一层次的课程建设，都应在现代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按照‘五个一流’的要求，即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学内容、一流教学方法、一流教材、一流教学管理，从教师队伍建设、教学内容建设、教学方法和手段建设、教材建设、实验建设、机制建设六个方面进行不断的改革和建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既是一门需要借助教材之外资源才能完美实施的课程，又是一门需要教师创造性地组织实施教学的课程，更是一门需要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参与、发挥其自主学习能力的课程。地域文化资源蕴涵着丰富的课程资源，地方高校通过挖掘其中蕴涵的优质教育资源，并将其转化为课程资源，可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针对性和感染力，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

（一）能够优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的创新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的核心所在，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由和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其内容具有科学性、权威性和严肃性，体现了大学生成长的规律和时代精神，与教学需求基本趋于一致。但由于是全国统编教材，存在着如下不足：一是教材内容主要着眼于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共性发展，地方性特征发展不足；二是教材内容中理论性内容偏多，感性素材不足；三是教材内容存在着与社会生活脱节现象，生活性和现实感不强。地域文化资源具有地方性特征突出、感性素材丰富、生活性和现实性强烈等特点，正好可以弥补统编教材内容方面存在的不足。“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无论是显性还是隐性作用，地域文化都是作为一种教育资源而客观存在的，它丰富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创造性使用统编教材时，要结合学生思想实际和当地社会实际，对地域文化资源进行提炼和梳理，形成教学读本和案例，使地域文化资源中的精华上升到理论教学的高度，使地域文化资源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教学相衔接，实现教学内容和素材的进一步充实、丰富和优化。地域文化所具有的生活性、开放性和分散性特征，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现实化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多样化途径，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所具有的理论性、封闭性和集中性，又为区域文化提供了历史的、辩证的理性思维和系统融会的现实机制。所以说，思想政治理论与区域文化虽同属社会意识形态范畴，但二者功能释放的方式与特征存在着很大差异，而这种差异互动又客观地形成了二者之间的功能互补。

（二）能够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式方法

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普遍表现为理论性的、抽象化的和宏大叙事式的，又是远景性的概念描述和逻辑阐释，普遍存在“一本讲义、一支粉笔、一块黑板”的简单单一教学方式，而大学生更需要的是具体和感性的知识，这种供需之间的矛盾是导致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满的―个重要原因。地域文化资源是特定区域内存在的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它们具有看得见、摸得着、体验得到的特征。因此，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把地域文化资源运用到课堂教学中，能够改变长期以来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增加课堂教学的活跃气氛和感染力，使理论知识和学生实际、社会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为此，既要立足主渠道又要实施多渠道，既要立足校内课堂又要走向社会课堂。主渠道就是思想政治课课堂教学，主渠道教学要根据教学内容特点，采取诸如讲授式、展示式、研讨式、音像式、参与式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还可借助电影、电视、多媒体、课件等现代科技手段，把地域文化资源展示出来，使学生受到感染和冲击。多渠道就是课堂教学之外的其他渠道，是主渠道的深化和延伸，可选择走出校门，组织学生通过社会调查、参观工厂农村、采访先进人物等方式开展教学。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教学方式方法，可以丰富和拓展思想政治教育课的教学空间，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式方法，更好满足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需求。

（三）能够拓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资源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必须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由于课程内容具有较强的抽象性，教师必须将抽象的理论与鲜活的社会现实和学生有限的社会体验结合起来，帮助学生解决现实中的困惑和思想上的疑虑，而这一过程必须以增强学生实践体验为基本途径，使学生在实践体验中产生心灵上的共鸣。也就是说，实践教学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

全国统编教材提供的只是理论骨架，其血肉需要用丰富的实践资源去构建，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可以通过开发利用地域文化资源实现实践教学的创新。首先，地域文化资源的丰富内容和思想价值，是地方高校创新思想政治理论实践课教学的先决条件。地域文化资源可开发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课程资源，为实践教学提供广阔的体验阵地，为深化、细化和拓展思想政治理论实践课教学提供依托。其次，地方高校利用这些实践资源具有地域优势。地方高校利用地域文化资源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践教学具有人、财、物等方面的便利，可本着“就近取材”的原则进行教育化的开发，缩短课程与学生之间的距离。最后，地域文化资源能够促进知识向行动的转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不仅要对学生进行知识构建，更要把理论知识上升为学生的价值观，外化为学生的自觉行动。要实现这一点，最好的方法是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增长知识，进行验证理论和形成新的理论观点。

地方高校利用地域文化资源创新思想政治理论实践课教学模式的主要途径是加强学校和地方的合作，创建与课程教学相适应的实践教学基地，将丰富的实物史料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教材，为学生社会实践提供坚实广阔的平台，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由课堂内向课堂外的拓展，由小课堂向大课堂的转变。让学生通过亲身体验和熏陶，感受地域文化的氛围和底蕴，使学生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沉思，从中得到做人成才的启迪，最终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样既可吸引学生的眼球，又可叫醒他们的耳朵，还可震撼他们的心灵，真正实现思想政治理论入耳入脑，改变长期以来“上课记笔记，考前背笔记，考后扔笔记”的现状，从而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校素质教育中发挥着特殊作用，是其他课程无法比拟的。地域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典型性、直观性和生动性等优势，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中发掘利用这些地域文化资源，对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具有重要作用。

（一）有助于学生“三观”和国家意识的形成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地域文化资源运用到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过程，可以引导学生把握其审美意义和道德价值，促使学生了解和喜爱地域文化的优秀成分，培养他们热爱乡土和热爱祖国的美好情操，激发他们为建设家乡和建设祖国做贡献的志向，进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国家意识是人们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对国家的态度、情感、认知，也是人们的信念、习俗、价值认同的复合存在形式。国家文化包含着不同地域的文化，不同地域的人们对地域文化的认知和认同，有助于他们对国家的态度、情感和认知的形成。国家意识的形成和地域文化传承是一致的，这与中国传统“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理念相符合。“家国同构”是儒家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古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理想的层层递进，就反映了“家”、“宗族”与“国”之间的这种同质联系。因此，对于中国国民而言，爱家乡，进而爱国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二）有助于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

人文素质是指社会中的人建立在人文科学知识之上，通过对人类优秀文化吸纳，受人类优秀文化熏陶所反映出来的精神风貌和内在气质的综合体现。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是提升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塑造大学生完美人格的基础，有利于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人文素质教育是多方面的，而地域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教育功能，是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天然教材，在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中担当着不可低估的角色，对于塑造大学生的人文形象具有重要意义。在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引入地域文化的优秀内容，不仅可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性、生动性、实践性，还可以提高受教育者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和品德修养。换言之，优秀的地域文化可以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育平台，把学生喜闻乐见的地域文化作为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素材和切入点，发挥其在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作用，使学生从身边的生活得到文化的熏陶，增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实效性。

（三）有助于学生研究性学习能力的培养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指出：“教学方式和方法要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学习特点，提倡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教学。”从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主体来说，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包括教与学两个方面，仅仅局限于教师开发利用教学资源、改进教学手段与教学方式方法、重组教学环节等方面是远远不够的。研究性教学不仅要求教师要实施研究性教学，还包含促进学生学习方式向研究性学习转变。所谓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从自然界、社会生活中选择和确定专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主动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地域文化资源的开发过程将为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提供平台，学生在研究性学习中使知识和能力有机融合。地域文化资源或来源于学生身边的事情，或来自于自己的家乡，或来自于自己学习的周边环境，大多具体、直观、形象生动，能够使学生身临其境，并具有亲近感，容易引起学生的好奇和探究兴趣与欲望。学生可在老师的指导下去搜集地域文化资源，将学习过程处于可依托性和具体感知性中，促进学生探究问题并形成学习能力，运用所学的理论去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实现由接受性学习向研究性学习转变。

三、有利于推动地域文化与校园文化的融汇共进

地域文化与地方高校办学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地域文化孕育和滋养地方高校办学特色，对校园文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指导和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地方高校的办学定位之一就是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对地域文化的传承便是其地方服务功能的重要体现。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通过对地域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为校园文化与地域文化之间搭建了桥梁，对推进地域文化校园文化的融汇共进发挥重要作用。

（一）有利于地方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

大学化学课程论文篇10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带来诸多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迅速蔓延，以美英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观和价值观逐渐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而涉外院校的教学对象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而长期处于外来西方文化和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交织碰撞之中，其极易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政治文化思潮影响。这就导致涉外院校的教学对象呈现出较易亲近西方文化而疏远本土文化，文化视野开阔且文化积淀深厚，以及外语课程教学方式趋于多元化等特征。

（一）涉外院校教学对象亲西方文化疏本土文化

涉外院校教学对象学习的主要专业课程为外国语言，而任何一种语言都是文化的工具性载体，他们在学习外国语言的过程中也同时接受了被外国语言所承载的西方文化和社会思潮的潜移默化。反之，这种与外国语言内在融合的西方文化和社会思潮又对涉外院校的教学对象的外国文艺欣赏水平和外国语言运用能力的提升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学习外国语言等专业课程需要大量的机械重复记忆时间，这也占据了涉外院校教学对象的大部分有效学习时间，进而导致他们没有多余时间学习其他课程。因此，涉外院校教学对象较普通高等院校教学对象而言具有更易亲近西方文化而疏远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特殊性。

（二）涉外院校教学对象文化视野开阔文化积淀深厚

一般而言，涉外院校的教学对象较普通高等院校的教学对象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阅读外文书籍、报刊、文献等传统纸媒资料；其次，由于语言方面的优势，涉外院校的教学对象更易从互联网接触并了解西方文化和社会思潮传播的新兴传媒产品，如外文影视作品、戏剧、论坛、广播等等；再者涉外院校校园内部外籍教师和留学生数量众多，涉外院校教学对象更易于和外籍教师或留学生进行深入交流从而获得更多外部信息。因此，涉外院校的教学对象往往要比普通高等院校教学对象的文化视野更加开阔、文化积淀更加深厚。

（三）涉外院校外语课程教学方式趋于多元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高等教育院校的教学改革逐步深入，涉外院校外语课程教学方式愈渐趋于多元化，由传统的课堂宣讲式的理论型教学方式转向多媒体课件、口语风暴、出国考察、对外交流、深入语言环境学习等等诸多新兴教学方式。涉外院校外语类专业课程的教学方式多元化发展增强了教学对象的学习兴趣，提升了教学对象驾驭外国语言的能力，促使教学对象外语专业学习全面性发展，但与此同时也给涉外院校非外语专业课程的教学带来了新的挑战与压力。因此，涉外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必须对此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进而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中做出相应的教学改革，以保证高等院校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工作政治方向的正确性和思想路线的连续性。

二、涉外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改革

（一）明确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基本内容与教学主要目标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普通高等院校本科生的公共必修课程，其教学基本内容和课程教学的主要目标是：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为基本教学内容，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对当代大学生面临和关心的实际问题予以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回答，牢固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培养良好的思想政治理论素质，进一步提高分辨是非、善恶、美丑和提升人文素质和自我修养的能力，为逐渐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识论、历史观与辩证法的思想基础。

（二）制定科学的课程逻辑结构与教学课时安排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相关课程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形势与政策共六部分内容组成。制定科学的课程逻辑结构与合理安排教学课时是推进涉外院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改革的重要手段。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为例，这门课程的课程逻辑结构和教学课时安排应为：绪论怎样实现中学生生活向大学生的转化，对应学时2课时。三个部分的逻辑结构是第1-3章为第一部分，提供总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解决大学生成长成材的历史定位和时代方向问题。对应学时为10课时。4-6章为第二部分，是第一部分知识在道德领域的延伸，提供行为规范和价值导向。对应课时12课时。7-8章是第三部分，帮助大学生知法，用法，守法，护法，提升其法律意识。加结束语，对应课时共10课时。

（三）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重点、难点及解决方法

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的理论性^强，内容与普通人文公共教育课程相比较为晦涩枯燥，需要教学对象有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因此应更加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重点、难点内容，寻找科学生动的解决方法以适应涉外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为例，此课程的教学重点为：当代大学生如何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何理解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与大学生成长成材的关系；新时期如何做忠诚的爱国者，自觉地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当代大学生应树立怎样的人生观、价值观；如何弘扬社会主义道德；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职业生活与家庭生活中的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当代大学生应具备怎样的法律意识，应了解哪些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自觉地提高法律意识。此课程教学难点为：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帮助大学生从知识的了解转化为行为的自觉；如何在教学过程中把法律与道德有机结合起来；如何处理教材体系与教学体系的关系。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重点难点的解决办法如下所述：首先加强对教材的研究，充分体现理论的魅力，加强对学生的理论启导；其次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调动同学们学习的积极性，调动各种教学资源、拓展教学环节，使同学们在观察体验的基础上提高学习兴趣和认识水平，并化理论为德性。

（四）运用科学教学方法与多元化教学手段

（1）涉外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必须明确“双主体学导式”科学教学方法的总体目标。

第一，引导学生成为教学过程的主体，积极主动自觉地参与教学过程；第二，引导学生通过积极的教学参与活动，分清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第三，引导学生通过积极的教学参与活动，调动和发挥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内在因素的作用，丢弃不良的行为习惯，培养高尚的思想政治道德素养；第四，引导学生通过积极的教学参与活动，不仅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而且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掌握做出正确判断和行为选择的方法。

（2）涉外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主体应学习“双主体学导式”科学教学方法的基本内容。

第一，“双主体学导式”教学的基本理念。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过程的结构是“双主体”的，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主体，教学对象即学生也是教学过程的主体。教师是教学过程中的“首席主体”。在教学过程开始的时候，教学对象一般是教学的客体，只有通过恰当的教学活动才能引导学生转变为教学主体。只有实行“双主体互动”，教学才能够成功。第二，“双主体学导式”教学的基本规律。涉外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应做到“五个统一”，即“教师主体与教学对象主体相统一”、“国家意志与教学对象意志相统一”、“生活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统一”、“是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统一”、“教学过程与修身过程相统一”。第三，“双主体学导式”教学方法的种类。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大致有十二种教学方法，前三种为普遍使用的“基本教学方法”，后九种为有针对性地个别选择使用的“辅助教学方法”。这种位置，不可颠倒。基本教学方法包括：⑴“系统讲座式”教学法；⑵“师生问答（或答问）式”教学法；⑶“案例分析式”教学法（含“书评影评式”教学法）。辅助教学方法包括：⑴“团队（合作）攻关式”教学法；⑵“主题演讲式”教学法；⑶“主题论辩式”教学法；⑷“价值澄清式”教学法；⑸“意义寻求式”教学法；⑹“法庭辩论式”教学法；⑺“英模报告式”教学法；⑻“参观访问式”教学法；⑼“行动式”教学法。第四，“双主体学导式”教学的教学境界。涉外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应追求并且争取达到四种教学境界，即：第一，“知识境界”――“掌握广博的知识，用事实的力量打动人”；第二，“理论境界”――“掌握彻底的理论，用逻辑的力量征服人”；第三，“艺术境界”――“掌握美的规律，用高雅的力量陶冶人”；第四，“人格境界”――“锤炼高尚的人格，用庄严的力量提升人”。第五，“双主体学导式”教学的教师修养。涉外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具有四种较高的修养，即：“理论修养”、“知识修养”、“教学艺术修养”和“人格修养”。

总之，涉外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应该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努力使教学对象成为教学过程中的主体，提高教学对象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发挥其自身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内在精神因素的作用，努力分清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提高其分辩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树立其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期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总体目标，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与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思想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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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云芳.浅析外语院校人文教育的特点.新西部，2008（8）.

[3]王淑莉.涉外院校“两课”教学与考试方法改革初探.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4（4）.

[4]四川外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研组.涉外院校马克思主义原理课教学探讨.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2（3）.

大学化学课程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5.03.026

Exploration on Tourism and Cultural Curriculum

Group Construction and Optimization

HE Lifang

（Hu'nan Women's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04）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course group is the most important signal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course teaching level， also have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olve of the common teaching problem.We need grasp 4 aspects to the improvements： Integrate course content and realize comprehensive knowledge;stressing the students' ability and training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 stressing practical teaching and building up platform for practical teaching; Emphasis on the cross-cultural research and build specialized teaching group.

Key words teaching reform; course group; tourism culture; practical teaching

1 旅游文化课程群内涵

课程群建设是以系统科学为指导，将内在联系紧密的相关课程纳入“课程群”，注重相互间的有机结合与相互促进，达到整体优化的目的。旅游文化课程群建设是全面提升旅游专业教学质量和提高课程教学水平的重要标志，是一项需要长期建设的基础工作。

1.1 课程群的内涵

在课程教学体系中，关联度较大的诸多课程内容一般存在较多的重叠或重复。从“微观”层面上来看，任何一门单独的课程教改，是无法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几门课程又达不到专业教学“宏观”层面的全课程、全方位教学目的。①课程群是从“中观”层面提出的教学改革，一般是指由3门以上内容相关或相近的单门课程组成的连环式的课程群体，它不只是将几门课程简单地凑合在一起的“掺合体”，而是将内容密切相关、相承、渗透、互补的几门课程组成一个有机整体，②并从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法和师资团队等方面进行重新规划、设计，③按大课程框架进行课程建设。

1.2 旅游文化课程群

旅游人才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必须具备较好的旅游文化理论与知识，层次越高要求就越系统、越全面。为适应现代旅游人才培养，旅游文化课程要打破以传授知识或理论研究为中心的模式，建立旅游文化课程群，理顺学科的理论体系，贯通技能之间的关联，形成深度不同的课程层次，以适应层次不同的课程体系，实现课程群教学的层次性、职业性、实践性和开放性。

根据旅游文化内容庞大和复杂的特点，各层次教学所涉及到课程名称相当多，旅游文化课程群最少应选择五门课程纳入其中，包括为旅游从业人员学习掌握最基本文化知识的导游基础知识;具有一定的理论论述，更重要的是旅游文化知识的系统全面介绍的中国旅游地理、中国旅游文化和中国旅游客源国概况等课程;研究旅游文化基本理论，适宜更高层次教育的旅游文化学。

2 当前旅游文化课程内容存在的问题

旅游文化类课程根据专业和层次不同，其教学任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事实知识为主体，为学生获取旅游文化知识的重要来源之一;二是以原理性知识为主体，使学生掌握旅游文化知识体系，以适应旅游发展对知识的更新;三是以研究探索为主体，培养学生旅游文化研究能力。由于旅游文化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当前的这类课程存在理论薄弱、内容重叠或重复多、表达枯燥等问题。

2.1 结构体系不完善

旅游文化类课程的内容以旅游主体文化、客体文化、介体文化为主线，基本停留在旅游客体文化的介绍上。旅游主体、旅游介体的内容都少有涉及，中西文化比较和跨文化交流的内容更是缺少。这与现代旅游业的跨文化交流日益常态化发展是很不相适宜的。旅游文化类课程内容应随着旅游业发展态势变化，吸收新的旅游文化研究成果，诸如消费文化、经营文化、审美文化、服务文化、外国文化、中外比较文化、跨文化交流等，完善课程内容的结构体系。

2.2 理论贯通性不强

在对现有有关旅游文化类课程内容研读中，可以看出都还是从其从属的学科角度，对旅游文化事项及其蕴含的文化内涵进行分析。作为独立的各门课程论述是精辟深入的，但多凭借研究的直觉，缺少从旅游文化学科体系的系统分析。主要表现为：一是现有的旅游文化类课程都强调资源方面的文化，多是资料分析和直觉的成分，没有深入的田野调查，理论薄弱，造成了课程内容的许多重复，表达枯燥等问题，课程间理论贯通性不强。二是理论与实践断层，要么只有理论的阐述，没有实际案例，或者引用其他案例;要么只是各种文化现象的综合，缺少理论的系统化，课程内缺少理论贯通性。

2.3 课程内容雷同重复

目前，旅游专业开设的旅游文化类课程较多，这些课程在内容编排上有许多交叉，导致了课程内容的很多重叠和教学内容的重复。主要问题在于：一是将旅游文化课程内容等同于文化旅游资源，只是对旅游景区景点涉及的文化现象进行描述，对其本质和规律探究不够深入;二是将旅游文化课程内容等同于导游文化基础，导致诸多课程很多的内容与导游基础知识重复。

2.4 教学内容封闭僵硬

旅游文化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现有课程内容封闭，启发性和探讨性不足，缺少文化现象的深刻描述、案例。现有考核以考试为主，条条框框的“标准”答案，也导致内容封闭呆板。课程间缺乏横向交叉与沟通，不可避免出现重复现象，课程的低效率重复，导致学生兴趣丧失。

3 旅游文化类课程群建设与优化的方式

3.1 整合课程内容，实现知识贯通

旅游文化内容是一个庞大而复杂，课程内容就要透过现象提炼本质和精华，既要有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又要梳理各类文化使其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导游基础知识涉及旅游文化的方方面面，既包括中国旅游文化、中国旅游地理、中国旅游客源国概况等课程的内容，还包括旅游其他学科和地方旅游文化内容。中国旅游文化、中国旅游地理分别从传统文化和地理资源视角，对中国旅游文化进行的系统梳理。旅游文化学应该是对旅游文化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的课程，理论性比较强，要以丰富的旅游文化知识为基础。各类旅游文化通过梳理后以专题形式进入课程群平台，作为各门课程内容的拓展和补充。通过课程群的建设，明确界定各课程之间的边界，重新修订课程教学大纲，剔除各课程中不必要的重复内容。

课程群的建设要对群内课程进行分解，区分核心课程和拓展课程，实现对素质和能力培养的目标。课程群内五门课程各有分工：导游基础知识课程为旅游从业人员必需掌握的、最基本的文化知识，还服务于导游考证，无疑是核心课程;中国旅游文化、中国旅游地理、中国旅游客源国概况等为拓展类课程，都是导游基础知识课程内容的拓展，有理论论述，更是旅游文化知识的系统全面介绍;旅游文化学课程研究旅游文化的基本理论，是高层次教育的核心课程，也可作为低层次教育的拓展课程。

3.2 注重学生能力，培养应用型人才

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大学生素质和能力培养，是高等教育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深化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旅游文化课程群应确立以跨文化意识和交际能力培养为目的的教学方式，将学生参与教学过程的表现作为成绩的一部分，改变传统的以期末一张试卷定成绩、定优劣的教学评价体系。结合课程群平台建立的各项文化专题，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拓展学习，考核引进平时考核、口试、实际操作、课程论文等方式，提升自学能力，拓展学生的知识面。

旅游应用型人才培养，重在“应用”二字。应用型人才教育目的就是要培养职业胜任能力，突出实践动手能力。旅游文化课程群的课堂教学中，要重视地方旅游文化引进教学中，在对地方文化与旅游发展的实证分析过程中，提升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创新精神。

3.3 重视实践教学，搭建课程群平台

充分利用网络资源，通过课程与专题相结合的方式，建立旅游文化课程群教学网络平台，拓展教学空间，确保教学目标的实现。课程群网站要以精品课程建设模式，建立健全的与课程群教学有关的素材，包括课件、教学大纲、教案、参考书、教学录像等课程资源。同时，利用课程群网站制作专题资料、汇编案例，进行教学交流互动，使课堂教学有效延伸到课外。

充分利用旅游文化课程群教学网络平台，以多媒体的形式给学生观看相关内容，既生动又直观，对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有很大帮助;通过多种合作，选择有建设代表性的文化旅游景区建立观摩基地，供学生实地观摩学习与分析研究，深化学生对旅游文化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掌握。

3.4 加强跨文化研究，组建特色教学团队

跨文化交际活动是现代旅游文化关注和研究的核心。一方面，旅游地的人文景观、民俗风情、传统文化以及文化生态让旅游者获得直接的观感;另一方面，旅游者自身的文化模式随着旅游者流入旅游地，或多或少地进行着文化的示范和散播，让旅游地的人们观感、选择与吸引。旅游活动之中客观存在的跨文化传播现象，要求旅游业从业人员有比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才能有的放矢，更好适应旅游发展日益国际化的需要，以保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鉴于旅游文化的包罗万象，涉及学科多，课程群应整合师资和教育资源，组建旅游文化课程群教学团队，打造一支学科背景多元、专业素质高、教学能力强的师资队伍。团队之中的成员都要选择一至多个旅游文化专题作为研究方向，并在团队内大力开展跨文化交流研究，吸收相关研究成果，实现教学和科研的统一，通过课程群建设，实现教师教学和学生能力的提升。

注释

大学化学课程论文篇12

国内培养小学教育专业人才的高等师范院校，大多制定出定向于服务基础教育，定位于综合素质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以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为例，在“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以培养高素质小学师资为主的特色鲜明、湖南领先、全国知名的教学型本科师范院校”［2］的办学理念下，该院经历了由专科层次小学教师培养到本科层次小学教师培养的成长道路，逐渐摸索出本科阶段小学教师培养目标，即“培养面向基础教育第一线的综合素质优良，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实用型、技能型小学教师”［3］。在这个目标下培养出的一线小学教师，既要具备小学教学、教育及管理的职业素养，又要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文化与艺体的综合素质。这实际上就是职业型、文化型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从培养目标看，社会对小学教育专业学生呈现出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小学教育专业文艺学理论课程的改革也迎来更大的契机。根据自己的学科特点，小学教育专业必然要突破传统汉语言文学课程设置的限制，打破一般师范类及普通综合类院校的模式，向实用性、专业型和开放性、素质型过渡，使学生在研习理论课程时，除了理性思辨的培养，理论体系的消化，还要适应复合型小学教师培养模式，从课程结构、教学内容、实践方法、考评方式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走出学院化理论知识教学的旧框，突出对新问题、新领域的应对能力，探索合理科学的文艺学课程教学的具体途径。

二、调整课程结构，培植特色课程

文艺学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二级学科，担负着传授文学理论知识、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文艺观念、训练学生理性思辨能力和创作鉴赏文本等任务。小学教育专业的文艺学理论课程同样肩负着传授基础文学理论的任务，但基于有特色的复合型小学教师培养目标，与普通高校同名课程存在着差异，需要在讲授一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调整课程的结构，培植具有职业特色和人文特色的文艺学理论课程，彰显其独特地专业价值，以及面对小学教师培养的适应能力。以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为例，文学概论、中西方文论是必修的基础课程，从课程设置上来看与其他普通院校无异。而美学课程在以往都是文艺学限选课程，学院将其与小学教育教学联系起来，开设了“小学美育”这样的特色课程，这种适度改良是创新性的尝试，开辟出一块小学教育教学研究的新领域。该课程明确小学美育的专业定位，建构包括接受论、主体论、过程论、环境论等全方位的课程体系，秉着实践性、审美性、师范性的原则，架设起完整理论体系与小学教育职业实践之间的桥梁，探索诸如小学生的审美心理与审美活动的特点、小学教师的美育角色、小学各科教学的美育功能以及授课教师的审美修养等问题，为培养职业型、文化型相结合的复合型小学教师提供理论课程的实际支撑。结合教学实践和小学教育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对文艺学课程体系作这种结构性调整实属必要。循着“小学美育”课程改革的思路，文艺学其他理论课程也可以进行有效调整。如文艺心理学，可以适当简化基础知识结构，选择有专业依据的针对性知识要点，与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挂钩，探寻小学教学中创作与阅读文本的心理学特征，从而加强理论课程的职业化储备和人文素质培养。写作学课程除了讲授写作主体素养、写作客体要素、写作文体技法等基础理论之外，应挖掘写作技能实践，归纳多样化的训练活动，开辟与学术论文写作和小学教师职业写作相关的专题，助推文艺学理论课程适应小学教师培养目标的整体框架建设。

三、整合教材优势，完善教学内容

纵观目前的教材建设，包括普通高校通行文艺学教材与针对小学教育专业编写的文艺学教材，还是存在偏重体系化和缺乏职业针对性等不足，因而有必要兼顾体系化与专业化双重特点，进一步完善文艺学理论各级课程的教学内容。高校通行教材往往从宏观的角度建构理论课程严密而庞大的体系，强调体系的完整与内容的系统，强调“本质化”，内容上出现“哲学化”倾向，整个体系从理论到理论，不免艰涩。但作为理论课程，这种教材表现出理论的严整性和逻辑性，有利于学生思考能力和理性思辨能力的养成，这是其明显的优势。而针对小学教育专业的文艺学教材，主要围绕“文学概论”展开，并未辐射到其他相关理论课程，单就文学概论的教材来说，它们减少了纯粹理论阐述的份额，降低了理论教材的阅读难度，更有针对性的建立理论知识框架，将传统型知识要点、前沿知识导入与职业一线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这是其突出的优势。如果仅就“文学概论”而言，我们能比较轻松地整合两类教材的优势，完善教学内容，既保证理论课程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又以前瞻性的眼光完善理论课程的实用性，满足小学教育专业培养目标下职业素养培养和文化素养培养的需要。具体来说，“文学概论”课的教学内容可以紧扣小学教师文学鉴赏与文学创作的能力培养，提高其文学领域的指导能力，并增设“儿童文学概论”这一极具专业针对性的章节，以精深理论与批判眼光架设理论知识与特色专业的桥梁。这在目前的文学概论教材里还未出现，只是在“儿童文学”这个新的研究领域里涉及到，以一种“史”的眼光梳理儿童文学的发展情况，这种研究缺少开阔厚重的文艺学理论背景，也不具有独立的理论研究条件，难以从理论的高度俯视整体儿童文学现象，概括儿童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这是一块亟待开垦的责任田。文艺学理论其他课程也应该尝试将传统理论体系与实用职业技能结合起来，在教学内容中增加针对小学教师文学教育水平与教学科研能力的实用知识，增强理论与实践的粘合度，在强化学生职业意识的同时，打破封闭的理论体系，融入人文审美因子，培育学生情感性、体验性、形象性的审美感知，实现综合文化素养的提升。像文学批评课程，无论是中国文学批评理论，还是20世纪以来西方前沿性文学批评理论，都是纯理论的，将这种艰深的理论知识全盘灌输给小学教育专业的学生，并不具有适应性，大多学生都感到枯燥无味、艰涩难懂。如果将中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与小学语文教学联系起来，为小学语文教材与课外阅读文本提供科学实用的文学批评依据，一定会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课堂参与的热情，并为培养合格的小学语文教师做出具体贡献。如果将20世纪以来西方的文学批评流派带入到对当下各种文化现象的解读，像80后写作、网络小说、青春类小说、手机文学、超文本等青年学生关注和喜爱的现象，当然能拓展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关注当下、批评当下的能力。

四、摸索教学方法，优化实践教学

基于小学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文艺学理论课程改革除了从整体着眼设置课程结构和调整教学内容，从具体操作方法上也要有规划与统筹。上述事实说明，针对小学教师培养的文艺学理论课程应该从细节上寻找一致而有效的方法，而这些方法的主格调就是:淡化理论哲学化色彩，优化实践“文本化”途径。在诸多教研资料中，人们常常提出具有操作性的教学方法，并集中于辅助理论阐释这一定位。像互动式教学与多样性教学，体现出调动学生自主意识与综合使用教学手段这两种最基本的革新思路。纠其根本，在于冲淡理论形而上思辨的哲学化色彩，淡化高密度、体系化理论讲授形式，作出立足于课程特点的适应性变通。传统的讲授形式将抽象而系统的理论知识传授给学生，确实给学生一种鸟瞰全貌的高度，严密而富有逻辑性。但由于教师掌握学生情况的误差、学生们知识结构本身存在的差异以及功利性学习态度，这种教学形式弊大于利，严重抹杀师生双方的积极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自身、抛弃理论，因为从文艺学学科萌芽开始，理论就是其得以独立存在的基石，特别是20世纪理论作为独立地位的出现，文艺学课程大多成为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诊断理论课程症候之后，我们可以做的就是，顺应时展与专业特色，探索实践教学的根本方式，即实践教学“文本化”道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明确提出“支持学生参与科学研究，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实践教学成了公认的出路，而“文本化”实践教学则是对众多具体细致的教学方法的提炼和统领。文艺学理论课程的重点不再是教什么的问题，而是教授如何接受和解读文本，围绕众多形式的文本展开基础批评、古代文论批评、西方现代派批评、文艺心理学批评、哲学美学批评等多样化批评路径。弗莱《批评的解剖》有一句话说得很精辟:“教授常常感到很难去教授文学，因为事实上这是很难办到的，能直接教给学生的只是文学批评。”小学教育专业的文艺学理论课程需要在文本选择、批评样式、难度把控、比重分配等方面做出有效调整。首先在文本选择方面，从小学语文课本、儿童文学作品中精选文本，注重文艺学理论对这些文本的涵盖事实。其次是批评样式，一般而言，实践教学中的具体形式都追逐多样化、多层次、多角度的实际效果，诸如分组讨论作品、集体研究专题、辩论不同立场、一人一份读书笔记、原创作品鉴赏会议、情景教学模拟等形式，都较好地接触文本、批评文本，教师在展开实践教学活动时，注意引导学生拓宽批评思路、正确选择批评视角。再次就是难度把控上，小学教育专业的学生职业角色意识与文化视野的程度都是有限的，教师提前评估文本深度、批评方法的难度、学生对实践活动方案的理解程度、方案的可行度，在实践活动的进行中，也要及时判断进展的效果值，作出适度调整。最后在比重分配方面，根据文艺学学科各门理论课程的不同性质及其所处的学科结构点来设计具体方法，注意调试好各课程实践教学“文本化”的均衡性和合理性。既要尊重该学科本身的共同性质，又要体现不同课程的特殊要求。只有切实开展这些方面的实践教学，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理论与文本素养，为其承担小学教学的责任提供专业知识与综合视野的双重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