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文化论文篇1

企业文化理论传入我国已近20年了，但真正够得上拥有企业文化的企业，尤其是家族企业更是屈指可数。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呢？其症结在于对我国企业的现状缺乏清醒和准确的认识。

一、我国家族企业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家族企业虽然发展迅速，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生命周期太短：每年都有上万家企业倒闭。这说明大多数家族企业是在生死线上挣扎。因此，诸如CIS战略（企业识别系统）等发展战略对我国大多数企业并不适用。事实上，大多数企业也没有实力用。

2、经济效益很低：我国家族企业面临的经济困境使他们承担不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他们认为学者们的企业文化是在纸上谈兵。这也是企业界远离理论界的主要原因之一。

3、技术和管理落后：就总体而言，民营企业产品的技术含量不高，管理上的问题同样严重，民营企业普遍缺乏决策程序，故决策风险很高。

4、企业家素质较低：如以美国企业管理协会的19种素质或能力来要求，我国绝大多数企业家相差很远。企业家对企业文化的塑造起着关键的有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在现阶段，不仅企业文化甚至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兴衰安危几乎全部决定于企业主。

5、家族制严重阻碍自身的发展：日本家族制企业宣布员工终身雇佣，形不成两大对立群体，美国是泛家族化企业，家族势力对企业影响很少，海外华人企业异国创业，且家族企业、亲族关系远没有中国这么复杂。这都和中国的情况大不同。即使如此，据国外专家估计，世界上的家族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4年，只有30％能传到第2代，只有13％能传到第3代。我国的家族企业的生命周期更短。由于财产继承权的存在，我国家族企业将长期存在，这是塑造企业文化必须正视的现实。综上所述，企业的总体现状是极为严峻的，这究竟是我国的企业不适合西方的理论呢，还是西方理论不适用于中国企业?芽无庸置疑的是，正是这个严峻的企业现状才是我们研究企业文化的起点。

二、我国家族企业文化现状

文化主要是从微观角度研究企业。但是我国企业遭受到的困境范围之大，程度的之深，已经不可能从单个企业身上找出解决问题的原因，必须从宏观角度站在更高层次上才能探本溯源。

1、我国企业文化的理论体系很宏大，其框架和内容，完全是承接西方的企业文化理论。不难看出，西方企业文化是跨国的公司文化，而我国企业则是亚当・斯密时期的企业，具有分散的，类似于工厂作坊家族式的、完全放任的、自由竞争、自生自灭的特点。西方企业文化理论本质上不符合中国现阶段的企业实际。

家文化论文篇2

我在2006年7月19日《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发表了《礼仪之邦为何缺诚信》一文后，7月21日谭中先生在《环球时报》同一版面发表了《缺诚信不能怪儒家文化》一文，对我的文章进行了评论，对我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批评。在这里，我由衷地表示感谢。

对儒学的争论由来已久，我对儒学的研究十分肤浅，今天就谭中先生所提问题，围绕儒学与诚信建设的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认识，与谭先生商榷，与大家共勉。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礼仪之邦，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完成现代的市场诚信体系应该是举手之劳。但经过千年的苦苦探求，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这个五千年的诚信大国，至今还是没有找到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支点。那些被我们一直称之为“尔虞我诈、利欲熏心”西方世界，反而把中国纳入不诚信国家的“黑名单”之中。

隋唐的鼎盛源于中华文化厚重的底蕴和超强的凝聚力，而当今中国，市场经济的个体主体的力量正在瓦解着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强大的主流文化是一种统一的力量，但其本身也是一种最为可怕的、凝固思想的力量。儒家文化一家独霸天下历史，也是中国由盛世走向衰落的历史。中国文化与市场经济越走越近，但其实质内涵却越来越远，矛盾与冲突也越来越尖锐，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才是理论家要探明的真问题。

一、传统文化再遇市场尴尬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传统文化经过西方舰船礼炮洗礼后，对外傲慢的习性稍有收敛，对内依然张牙舞爪，但是，在革命者的枪炮声中，中国传统文化伴随着大清王朝的灭亡而是去宗统地位。最原始的文化论战可能就是这种“兵器交锋”，“五四”后，中国人自己拿起手中的笔，用自己的大脑，用西方“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对中国人进行现代的“文化洗脑”，建国后，国人再次经历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武装清洗”，此时的孔家店只剩下残砖烂瓦，儒学也早失魂落魄，体无完肤。

当我们谨慎的引入市场经济机制，导入个体的主体意识时，我们不仅看到了市场经济活力，也发现我们身边处处都是假冒产品、虚假广告、坑蒙拐骗、骗税逃税，伪造假账，恶意拖欠；在我们生活中，从小学生雇“工”代父母参加家长会，到大学生公开雇人撰写毕业论文，到学者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而不脸红，到政府鼓励各类学校巧立名目收取费用，此类现象竟然无遮无掩，大行其道。

这些行为像“病毒”一样侵蚀着社会的肌体，像“沙尘暴”一样吞噬着信用的“绿洲”。不讲诚信、欺骗欺诈已成为人人痛恨的一大社会公害。面对教育与学术诚信的缺失，我们真的开始担心我们的传统“礼仪”是否依然具有现代市场活力。我们会扪心自问，再也不敢妄谈用“礼仪之邦”的普适价值观念改造西方的诚信体系了。

更为可怕的是有些地方政府也不知不觉地从支持、鼓励，最后干脆直接加入了欺骗潮流。据新华网消息，“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梁子镇党委、政府靠虚报年龄制造寿星，借百岁老人提高知名度，靠谎言制造震惊中外的‘中国长寿第一岛’”[1]现在，这几任领导倒是升官了，给当地政府留下了永远也洗不干净“骗子”的骂名。

在我国出现的诚信危机，一度引起世界市场的恐慌，但并未引起国人的足够重视，因为在我们的文化理念中，市场本身就是“肮脏”的东西。改革开放以后，在我国搞市场经济有了合法化基础，个人、企业和政府在搞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原来被认为是“不诚信”行为就有了合法性依据。尽管大家深受其害，也激烈地谴责这种不道德行为，但当全社会都不以为然的时候，法当然不能责众，道德，更何况是中国的传统道德的约束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谭中先生认为：“中国现在全心全意投入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怎么不会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呢?”接着，他又举证说：“中国在国际上的‘不可信’程度可以举例说明。我的侄女在美国长大，她设计的一种新潮时装非常成功，还到东京去展览过。我动员她去上海展览，她说：‘到上海展览以后，中国人那种冒牌取代的本领会使我的生意完蛋。’”谭先生一方面批评中国现在的不诚信源于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结果，另一方面又强调“市场经济以信誉为重，国际信誉太差会变成中国自己发展的绊脚石。”

这种举证上的自相矛盾，难免使我们处于两难的境地，我们到底搞不清楚是“中国现在全心全意投入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还是中国向美国学市场经济时，没有学到市场信用，反而学到不诚信，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

在谭先生的文章中，他在美国长大的侄女实际上已经给了谭先生答案，因为他的侄女宁愿在日本或美国，或西方各国搞展出，在那里虽然竞争较为激烈，但他的侄女相信这些国家的市场诚信程度较高，能保证她的市场和良好信誉，不至于被“中国人那种冒牌取代的本领会使我的生意完蛋。”既然谭先生的侄女相信西方市场的诚信，谭先生也说市场经济以信誉为重，但为什么谭先生却说中国因“全心全意投入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呢？

在市场氛围内，处于统治地位的显学处境尴尬，显得手足无措，人们在无奈中，想起了曾经令国人痛心不已的“儒学”，于是，振兴中华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政治选项，着实地掀起了“儒学”救国的热浪。谭中先生也和大家一样，对当前严重的诚信缺失问题，伤透了脑筋，从谭先生的主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儒学是最讲“诚信”，他相信儒学也许它能够成为我们抵挡“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向世界传播“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生活方式的武器。

二、“儒学”的自恋情节在市场迷途中萌发

传统的中国与现代的市场，无论在意识形态、法律理念、文化渊源和政治取向上，还是在市场机制、游戏规则、信用规范和市场责任上、都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我们在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时，有识之士学到了一些概念，忽视其本质内涵。

早期的资本主义，其罪恶滔天不容回避，但早期的启蒙文化对市场经济的修复作用也同样不可忽视。纵观市场经济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它是沿着“人本”基点以放纵人性，追逐效率为手段，以制约本性，保证自由为机制，在自我纠错、自我制约、自我修复的过程中逐步生长起来的。

中国时后发国家，我们学习西方也经历了百年历史，从洋务运动、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这一时间段中，西方市场经济也经历了以野蛮、侵略的手段追逐利益的不光彩历史，建立在强盗逻辑之上的市场经济，诚信建设当然不是主流文化。中国学习市场经济的短暂过程，有一个最明显的共同点：清王朝主张新政要有祖宗之法不能变的前提与主张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不能改，这些都不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而是学习不彻底的结局。

49年后，我们放弃个人的自由民主的追求，转向学习西方的计划经济，我们遏制住“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社会风气，但同时也扼杀了效率与人性。在一个权力、利益高度集中的社会里，诚信不存在大问题，但也不是社会关注的问题。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中国探索现代化的道路历经百年艰辛，又回到了市场经济的起点。

但此时的西方，市场经济以进入了高度发达的阶段，如果用我们传统的观点去看待它，仍然可以发现它的缺陷和不足，如果我们还用老的办法去学习它，也可把市场经济最肤浅的、最原始的、最野蛮的东西学到手。例如，市场经济是以放纵人性，追逐效率为手段，以制约本性，保证自由为机制，在自我纠错、自我制约、自我修复的过程中逐步生长起来的。而我们只学到了放纵人性，追逐效率，忽视构建制约本性，保证自由为机制，结果权利就围绕利益，就滋生腐败，就滋生出连我们自己也不认识的“文化与市场”怪胎。

个人不诚信、企业不诚信可以解释为市场主体的逐利行为，但政府的公信力缺失以及地方政府默许、支持和保护地方企业的非法逐利性，甚至于直接参与其中，分享权利与市场合作的美味佳肴。这在现代社会中十分罕见，也是令世界各国不能理解的，这可能就是那种“文化与市场”怪胎的表现。但是，如果其他国家的政府或企业批判、指责这种不诚信的行为，甚至拒绝与我们合作时，国民还会在媒体舆论诱导下，掀起一点“爱国”热潮，以保护政府的非法牟利行为。这种文化现象外国人不理解，中国人又有谁能说清楚呢？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把不诚信的社会现象，都归结为：西方资产阶级特有的、唯利是图的市场本性在侵蚀我们的肌体，而当我们真正打开国门，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但年所描绘的资本主义世界已不能同日而语了，他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完善的，具有法治的、信用的、开放式的经济形态。如果今天我们还把当前诚信缺失归罪于市场经济，归罪于个人的逐利本性，归罪于西方资产阶级的遗毒，那可真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断。

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社会诚信问题也日益突出，有人就提出用儒家文化改造和重构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还有人说要挖掘儒家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把它根植于市场经济的泥土里，与市场经济的个体主体意识进行跨文化的嫁接，既体现中国传统的文化“集体的、爱国的”国体的意识形态，又体现出个人的主体利益的追求；既有团结奋进的局面，又有活泼祥和的氛围。

儒学家推销治国之道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但今天的儒学奇思构想和几千年前一样，都是建立以“仁”治天下的臆想之上，这些观点既忘记了儒家礼仪的本质，又模糊了西方诚信内涵，是典型的井底之见。这种把中国的传统诚信体系移植到市场经济之中，用宗亲礼仪规范个人、市场主体和政府的行为，其潜在的、长远的社会危害性比儒家礼仪本身的能量要大得多，也是标准的“儒学”自恋情节。

三、200年前，西方学者从“中国伦理”中发现了儒家的“文化死结”

谭中先生说：“儒家伦理最讲诚信，世界上所有的古典理论书中，儒家伦理是最讲‘诚信’的。薄薄一本《论语》，就有23次谈到‘信’的重要。对儒家来说，‘忠信’就是圣人的标志。世界上所有的古典理论书中，儒家伦理是最讲‘诚信’的。薄薄一本《论语》，就有23次谈到‘信’的重要。对儒家来说，‘忠信’就是圣人的标志。”

对于“儒家伦理最讲诚信”，谭先生的判断是准确的，也是符合史实的。早在春秋时期，儒家学者就把仁、义、礼、智、信作为“立人”的五德。但是儒家的“礼”与“信”是要确立君、臣、父、子的差序格局，即所谓“爱有等差”就是在不同的等级中，爱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即爱有厚薄，有先后，有层次，有等级．视血缘亲疏，往来多寡，地域远近而采取不同的态度。在这样一个社会诚信也必须服从等级的、封闭的熟人社会中，诚信没有平等和公平的含义。

儒家主张和提倡讲诚实、守信用，认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2]的思想品德有利于维持超稳定的社会秩序。但它同时又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3]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对老百姓可以不讲信用，只要哄过去就行，由此可知，儒家的“诚信”伦理是一种服务于统治阶级有等级的、狭隘的诚信。

谭中先生认为儒家文化“只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讲诚信，对所谓的‘外人’则要有所保留”现象绝不是中国儒家所独有的。并以“现代社会学分析：人们的本性就是把社会分成‘圈子内’（in-group）与‘圈子外’（out-group）”为佐证。

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圈子内”（in-group）与“圈子外”（out-group）是对人性自觉为善的怀疑，这种怀疑人性，不信任“人性”是人类的共同特点。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所不同的是，儒家认为人性可通过教化、修身而“忠义”、“忠诚”，在“圈子内”的社会成员是没有个人的权利、成员平等的概念，所以，它的发展方向就必然走向靠道德自律的、高尚的“诚信”体系，直至走向它的反面。而西方诚信思想也来源于对人性的怀疑，他在保留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基础上，然后通过“契约”的形式约束人性，是一种被动的诚信，直至走向以契约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的现代诚信体系。

儒家的“诚信”伦理思想是以家庭和个人为中心，强调血缘共同体，强调由这种血缘关系组成的一种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秩序。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只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讲诚信，对所谓的“外人”则要有所保留。比如，中国的家长从小就对自己的孩子说，陌生人给的东西千万不能吃，言下之意，陌生之人，不可信也！这种“内外有别”的诚信文化对我们今天生活的影响，同样是深刻的，反映在社会关系上就是蔑视个人权利，以成员忠诚为基础的专制诚信。

由于儒家诚信伦理思想是调节君臣、父子、夫妻等血亲礼仪，它自然把“无商不奸”作为商品贸易的代名词，君子不齿于经商，但又认可了经商的者“奸”是聪慧的标志。在中国人看来，对上的“忠”于对下的爱，对朋友的“厚”与对市场的“奸”只不过是诚信等级不同而已。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翻译成外语，大意是：做臣子的只要对皇帝忠诚，为朋友就要两肋插刀就叫诚信，做商人的欺诈就是你的职业。现在，我们再看一看我们的社会不正是在这种“爱有等差”光环笼罩之下吗？

中国的这种传统“诚信”伦理对后人的影响延伸到国外，就形成了外国人对中国“诚信”伦理的怀疑，产生了对中国“诚信不良”的评价。18世纪上半叶，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说：“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4]

四、中国人恨自己的文化劣根性，但绝不允许别人揭短

谭中先生认为：“西方社会伪善的人多的。举美国为例，小孩从小就看到父母对外人不讲实话，本能地学会对父母撒谎。夫妻是人类群居中最亲密无间的，但美国夫妻之间‘隐私’像喜马拉雅那样不可逾越。美国社会最受人崇拜的是政客——比方说，参议员、总统、州长等，但美国政客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伪善’专家，每个人都有一笔‘好话说尽、坏事做尽’的账，但他们还是能成为社会楷模。”

谭先生把美国夫妻之间“隐私”、政客“好话说尽、坏事做尽”都归结为“伪善”，反而成为社会楷模的现象十分不解。说明谭先生虽然生活在美国，但对美国的文化却知之甚少。实际上，夫妻之间“隐私”、政客“好话说尽、坏事做尽”是人的本性显露，也是人作为个人的权利。人的本性有“伪善”的一面，这是一个不能回避和掩盖的问题，西方文化正是发现和正视人性的“伪善”，才在法律上允许个人隐私，允许你思想上、言论上的自由，但又在法律上约束行为、规范行动。

为什么夫妻之间“隐私”、政客“好话说尽、坏事做尽”的人又成为社会的楷模呢？因为在法律上夫妻和政客都有明确的自然权利、法律权利和职能性责任。作为夫妻、总统你只要维护自己的自然权利，履行法律上的手续，承担法律上的责任，你已经是社会的楷模。不需要给你立个“贞节牌坊”，也不需要像圣人一样不食人间烟火，更不需要全社会成员的摩顶礼拜。难道我们还以儒家的“忠”与“义”要求夫妻、政客们把他们的隐私公布于众吗？在这里，谭先生用儒家蔑视个人权利观点，把中国儒式“仁政”的“满嘴讲的礼仪道德，干的全是男盗女娼”移植到市场诚信之中，得出了西方人依法维护个人权利与履行职业职责不同表现方式是“伪善”的结论。

中国传统的道德诚信与西方建立在契约精神、平等精神基础上的道德诚信，是两种完全不同文化。这两种不同的道德诚信演变出不同的社会形态。西方人的诚信理念是每一个人对其他的任何人都具有基本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责任的手段是社会契约，它从规定陌生人之间的行为准则，演变为维系市场经济的首要条件。

西方文化中的道德诚信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生活准则，它是对承诺和协议的遵守和兑现。西方社会形成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与合作，诚信的对象是整个社会上所有互不认识的陌生人，而不仅仅是熟人。

五、西方学者理论上可能不完善，但也不至于成为歪曲东方文明的恶劣典型。

谭先生说：“为了论证儒家文化是造成当今中国社会不讲诚信的根源，丁文还引用了马克斯·韦伯的话。其实，马克斯·韦伯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他那认为儒家文化使东亚各国无法变成现代化工业国家的论点早已被事实，成为西方学者歪曲东方文明的恶劣典型。”

在20世纪初期，批评中国商人最具影响的人物当属马克斯·韦伯，他在1915年出版的《儒教与道德》一书中写道：“中国人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不诚实，与同样经历过封建社会的日本相比，日本人在零售交易中讲诚信，中国人在零售交易中也不讲诚信。一个商品的‘定价’，即使对中国自己人而言，也显然是虚假的。中国人彼此之间典型的不信任，为所有的观察家所证实。”[5]

马克斯·韦伯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这不是谭先生的发现，因为任何社会理论家，包括儒学在内都因时间、条件和社会实践差异，存在许多不适应或根本不适应的问题。但马克斯·韦伯基于东方人重“礼仪”，轻“契约”，重“义气”，轻“责任”的文化基因，作出东方人在经商时把礼仪、忠义和义气作为准则，将导致最终的不诚信的结论。实际上，礼仪、忠义和义气本身就是守规者和打破规则的矛盾体，即“忠义”悖论，它实际上是构建市场诚信的大敌。

当外国人用自己契约式的诚信标准，抱怨中国商人不守规矩，不讲诚信的时候，中国人还在笑谈外国人不懂“原则的坚定性与方法的灵活性结合”的哲学价值。当中国人自己深感全社会的诚信在流失时，他们一方面还会为中国商人在国际市场因不守信用，得到的一时之利欢呼雀跃，另一方面，又被因这些违背“兔子不吃窝边草”祖训的“奸商”祸害而痛恨不已。

由于诚信标准不一，政府的施政行为也自然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群众痛恨的人还有可能成为利益群体的功臣和英雄。政府打击外地企业造假与支持地方企业造假，医院对穷人见死不救和对富人的敲砸勒索的事情，在同一个社会里，都能同时赢得不同群体的唾骂和掌声。潭中先生不会把这些现实存在的、没有标准的、蔑视法律的行为也划为西方学者歪曲东方文明的恶劣典型吧。

六、在西方的语境里，“中国式诚信”与“骗子”是同义语

谭先生认为：“诚信是文明的基本因素之一，培养它必须从小开始，从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开始，还必须从上到下提倡与从下而上监督。”

谭先生把诚信看作是文明的基本因素之一，这一点完全符合历史潮流，但是，谭先生所开出构建诚信社会的药方是从小开始，从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开始，进行持久的“义”与“廉”教化，反对“利”与“贪”行为。而且要求领导要以身作则，为民众做出表率，人民才会跟着学好，才能形成“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的全民诚信的社会。

谭先生用“义”与“廉”，反对“利”与“贪”行为，在中国实践了千年的历史，如果在封建专制的前提下尚不能有效的遏制人的“利”与“贪”行为，何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保障个人追求利益，实现人性“贪利”本性的权利，如果仅靠“义”与“廉”教化，而没有法律约束和规则的限制，就会出现上好信，则民敢不用情，上失信，则民也无可奈何的结局。

但谭先生一方面说“对儒家来说，‘忠信’就是圣人的标志。”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搞好诚信建设，必须实现自下而上的监督。谭先生相信圣人的“忠信”，但也担心“圣人”的人性发作，他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监督，用“圣人”的“忠信”教化民众，用民众的眼睛监督“圣人”的人性。在这一点上，谭先生不是完整地宣扬用传统儒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卑劣手段，忽悠民众，而是主张给与民众的监督权利，这是儒学的进步，但这距离现代诚信社会还差之甚远。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批判宗法“礼仪”一直是构建新的社会文化的主要手段，从打烂“孔家店”的文化怒吼，到“”期间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致命一击，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但对中国社会的诚信来说，五伦之外的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应遵循何种伦理准则，到目前为止，还几乎是一个空白。

尽管我们也从文化上对传统礼仪进行再造，但取而代之的阶级标准和政治标准，“爱有级差”的道德标准最终演化现代版的诚信等级。中国传统诚信的市场尴尬和诚信迷途，是宗族等级诚信与契约平等诚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冲突的表现，从血脉级差演变为阶级级差，从经济级差上升到政治级差，最终体现在法律条文和法律执行的反差上。这些现代中国式诚信的建设，实际上，都没有真正脱离儒学的文化辐射，最终成为儒学的现代祭品。

西方的学者在研究中国的诚信问题时得出的结论与我们对自我的评价正好相反。如果把最会骗人的民族、世界上罕见的不诚实与五千年的“礼仪之邦”放在一起，我们根本就不会把这些我们曾经讥笑西方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与中华民族特质联系起来。但在我们真正搞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这些的血脉“礼仪”与西方的法条诚信的的确确是格格不入的。在市场条件下，我们的那种自己人的“诚”与“信”，主体之间的诚信依然存在着不可逾越鸿沟，你能说你构建的诚信体系不是“骗子”的代名词吗？

七、五千年“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梦幻绕梁不断

谭中先生说：孔子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我们从这个现代版的儒学“仁政”中看到谭先生的良苦用心，也看到谭先生把“诚信”的回归，完全寄托于“上好信”教化天下。其实，谭先生的观点在主流媒体上，主流艺术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前看看《汉武大帝》，后看看《太平天国》，中间看看《康熙大帝》、《乾隆盛世》。这些都是中国现代版的“大儒”，他们遵循儒家学说，他们“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学说独尊中华两千年。我们真的不敢想象13亿中国人，还会在现代社会重新掀起一场“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的新文化运动。

道德诚信的紊乱，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个人权利缺乏、市场主体地位缺失、法律缺位的表现，而这些正是中国传统诚信中最为匮乏的东西。然而，无论是传统文化中的宗法至上观念，还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阶级至上观念，两者和都与我们所着力打造的“以人为本”的市场经济体系有着本质的不同，与我们正在构建的“以人为主体”的法治国家存在本质上的对立。文化的发展逻辑，反映在社会形态上，就构成了社会自发演变的逻辑链条，如果把不同文化发展逻辑上的文化精髓缝补在一起，就有可能繁衍出“文化怪胎”。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天天都在感觉社会道德的沦丧，但我们个人也天天也在不讲诚信，我们天天在被人骗，但我们也天天在骗别人。我们不知道诚信的标准为何物，也搞不清谁“不诚信”，有时自己也感觉别人“诚实守信”吃亏，有时感觉到对领导“忠诚”有利可图，但是忠于领导就必须服从领导，服从领导也就要“内外有别”。

儒学家们梦想把儒学中最完美的、最有价值的东西缝补在市场经济个体权利上，不知是出于要改造个人权利的目的，还是要与精神相吻合，强化对国家权力的约束；是出于通过道德自律的“慎独”精神，修炼完美自我，还是通过后天道德教化，实现塑造个人的典范。实际上，儒家文化从起点的“自我修养”到终点“仁者爱人”的文化逻辑，反映在社会演变逻辑上表现出一种靠人类自己难以规避的抹煞个性、侵吞个人权利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这一点被“五四”以后，乃至于今天，所有的思想颤变、凝固的历程所证实施。

八、在哪里找到架构市场诚信的逻辑起点

谭中先生认为：“中国一方面奇迹般地崛起，令人刮目相看；另一方面‘假恶丑’变成普遍时尚，许多人甚至靠它青云直上。”谭中先生在为之感到痛心的同时，还向全社会呼吁“在社会舆论中掀起提倡‘真善美’、反对‘假恶丑’的强大新文化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否则，“国际信誉太差会变成中国自己发展的绊脚石。”

诚信人类的共同向往，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标准。谭先生这里所指的“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提倡用“真善美”，反对“假恶丑”是用那些被人类各国所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去反对那些狭隘的、陈旧的，甚至于背离与人类发展的理念，还是指用儒家礼仪去改造具有普世意义上的价值观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美好的、人类向往的东西，例如，古代的“义利之辨”，“无为而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观点，在未来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其作用将不可估量。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还有许多个性化的东西，也是人性关系中最普遍、最珍贵内涵。中华文化与世界潮流接轨成功的范例已枚不胜说，它表明儒文化与市场经的矛盾和冲突、合作与交融是相形不背的。文化的经济化与经济的文化化已不是政治，这将有力推动文化的进步与市场的繁荣。

在儒文化圈的国家里，市场的繁荣并没有导致文化的衰亡，文化的进步也没有沿着人们设计好的轨道递进。无论从哪个角度，凌驾于个性之上的，具有某种支配性的文化主导力量，最终都不能造就出绚丽多彩的百花园。我们一直在不断地采用西方的技术、规范、标准改变我们的产品性能、提高市场能力，但对于那些演绎出来现代技术与市场规范的文化理念却嗤之以鼻。

实际上，“诚实信用”是现代民法四大原则之一，被国内外学者称之为“至上原则”。诚实信用之所以成为现代民法典的原则，是因为它高于法律，是人类本性的自律与他律结合点，是道德体系与法律体系的逻辑原点。在这个原点上，人类最脆弱、最需要上帝的抚慰，最需要相互遏制的正是人类自己。

对于现代中国的诚信建设，首当其冲的是用“法”的力量保障个人自主、自由的权利与有效约束国家权力。用法律保障个人的主体权利的本身就是对人类自身自利行为的膨胀有效约束。我们把诚信建立在法的精神之上，使之在契约土壤里生根，在市场的竞争之中发芽；我们只有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适价值的文化精髓与现代民法典中的独立民事责任分离开来，用法规范行为，用道德约束思想，才能确立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道德规范与独立的文化追求，架构其与市场主体相一致的法律诚信体系，形成独具特色的市场性民族文化。

注释：

[1]《“中国长寿第一岛”真相:政府虚报年龄制造寿星》新华网武汉4月14日电

[2]《论语》[M]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家文化论文篇3

二、要学会向大自然学习

人生是短暂的，不要把它充满着火药味，充满着嫉妒和恨。要知道人和人比最终会逼死。生活本来应该是幸福的，爱情本来应该是甜蜜的，然而何必将这些美好的东西被房子碾压，被汽车撞碎，被钞票拐卖呢!要学会和大自然做朋友，风和日丽的时候要听听天空里的鸟叫声，夜深人静的时候学会对着星空思考。也要学会向古人学习，古人虽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高楼大厦，虽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有电有车，但他们依然能够生存，依然能够快乐，依然能够度过他们的一生，因此很有必要和大自然做朋友，学会心地善良且懂得“爱”。电影“天仙配”和“马路天使”就是一个纯朴自然的缩影，也是我们儒家文化的缩影。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孟子回答宋勾践“怎样才能安详自得?”时说:“尊崇道德，喜爱仁义，就可以安详自得了。所以士人穷困时不失去仁义;显达时不背离道德。穷困时不失去仁义，所以安详自得;显达时不背离道德，所以老百姓不失望。古代的人，得志时恩惠施于百姓;不得志时修养自身以显现于世。穷困时独善其身，显达时兼善天下”。这不仅反应了一种道德和修养，同时也反应了一种心灵的境界，也就是“内圣外王”的人格魅力和思想境界。看过“天仙配”的人都记得那个大树旁的田园，看过“马路天使”的人也都记得那个拉二胡的青年和他的情侣对唱的情景，无论是田园还是都市，无论是农民和还是市民电影里他们都散发着一种粗朴自然，天真可爱的自然景象，这正是反应了我们东方人特有的含蓄，这就是东方文化。没有这种自然的“爱”，就没有那种真实情感的流露。电影的成也在于此。遗憾的是现在屏幕却很难看到这种纯朴而动人的情景。所看到的却是长刀子捅进胸膛血溅屏幕。现在的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享乐主义思想，他们过分追求金钱和自我享乐，不把人的情感当回事，甚至把玩弄感情当成聪明，从而导致情感危机，爱情危机，婚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更有必要提倡传统的儒家文明，使人们懂得任爱，珍惜爱，并树立“推己及人，仁爱待人”的好品德。

三、儒家思想是一种社会学

其实，孔子的儒家思想就是个很好的社会学。什么叫社会学?社会学(sociology)是现代社会科学中从某种特有的角度，或侧重对社会，或侧重对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或侧重对社会和人的关系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学科。虽然人是自然的产物，但最后还是回到社会，孔子研究的就是人和社会的关系。人，之所以“人”就在于他完成了社会化变化，这就是与动物的差别。人既然从自然人转化成社会化的人，那就应当具备社会化人所具有的一系列特征，即至少互相尊重，以礼相待，也就是说要遵从做“人”的原则。否则，岂能成为社会，相反成了兽群。孔子强调的就是这个做“人”的道理，而且是最基本，最基础的做“人”原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只要是人就应当遵从这个规律。遗憾的是，虽然孔子2000多年就已经提出这个做人的道理，但却一直没能发挥它的作用。这就意味着我们还没有进入真真意义上的“智”的境界。“仁”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人本精神的实质。“仁”者“爱人”，就是推己及人，即把对自己的爱，对亲人的爱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孔子曰:“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草木，贵于天地之间，在于人有“仁”和“义”。《论语》中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博爱思想，已经囊括了现代的人权理念。无论是西方的“人权”也好，还是孔子的“仁爱”也罢，他们都是以“人”为基础的，然而孔子更加注重的是人的社会因素，即如何成为一个有道德，有修养的社会人，因此，不难看出孔子的儒家思想是个和好的社会学。

四、儒家思想与治国

治国的根本就在于治人，治人的核心就是治人的思想和行为，也就是说使人明白“什么是羞耻”，“什么是善良”，“什么是责任”，从而使人的言行有所收敛，有所约束。会约束的人，也就是说会“克己复礼”人，他的责任性相对高，至少懂得不能伤害别人，也不会有违背道德和世俗的行为，这样的人越多，社会就越安宁，越和谐。一个社会不能没有法律，但是要说构建和谐社会，仅靠法律是不够的，更重要是治人的心。法律是套在人身上的缰绳，是人的警戒线，它虽然套住人的两条腿，但它套不了人心。其实可怕的不是这两条腿，而恰恰是控制这两条腿的人的“心”，因此，与其套腿还不如去套心，用绳人会反感，用心人会感动，这就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管理学原理。随着人的自觉性，责任性降低，就算一千条法律，一万条法律，这些人却想的不是遵纪守法，而是如何去“对策”。社会上懂法律，讲法律的人不多，甚至有些领导干部也不例外，他们认为权利比法律大，很少有领导去学习和提高这方面的知识，一般老百姓那就更别提了。大多数基层领导和干部他们都自我感觉良好，很得意，很牛，基本上没有服务意识，相反“威慑”他人意识到很浓，认为“握拳”在手，理所当然要吓唬人。有意思的是大部分老百姓也心甘情愿被这个“拳”吓到，也认为理所当然，且会说“我当官也会这样，这才有本事!”，并把钱和色源源不断的送给这个官，当这个官最后露了馅被法院带走的时候他们又骂他“贪官!贪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只所以“贪官”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官”儿本身，其实也和老百姓有关。归根结底和老百姓的素质有关!因此根除，净化社会环境，提高正能量根本问题还是在于提高国民素质。那么如何提高国民素质，这里单靠法律是不够的，因为老百姓懂法的不多，不懂法就不存在守法意识。因此，要提高社会正能量净化社会空气，必须做到法制要结合德治并把教育提到议事日程来，遗憾的是教育基本上被边缘化，政府谈教育一般都是投入和改建校舍等问题，至于“什么叫教育，如何搞教育以及教育对社会的潜移默化作用”等要害问题无论是领导还是老百姓都不知道，也不去关心，甚至连教育工作者本身也漠不关心，学生的素质和教学质量也因此而令人担忧。为什么会这样那呢?教育不但对社会起不了应有的作用反而被房子和车子埋没，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不但缺乏正能量而且严重缺乏“千里马”，这涉及到我们国人的素质更涉及到我们官员的素质，说是我们的官儿是“考”上的，那也无非是做了个文字游戏而已，说是被“选”上的，那也只是被一帮像“球迷”，“歌迷”一样的人起哄而上的，这些“迷”哪里知道他们选出的人肚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货，也不知道他是“半斤还是八两”，这是官员的情况。至于老百姓，情况更不用说了，他们目前很单纯只是想挣钱。因此，无论是官员还是老百姓，对他们来说“教育”是学校的事儿，与他们无关，他们只关心票子，房子，车子，然而他们哪里知道任何人的一举一动，一句一话不但影响着家庭和孩子也影响着周围，影响着社会。因此提高国民素质，充分发挥教育的功能，并把它放在突出位置，这对社会的治理至关重。这是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另外，净化社会，提高正能量同时不能忽视传统文化的作用，孔子的“仁爱”，“克己复礼”等儒家思想其实就是德治的基础。中国是个讲情义的国家，自古以来如此。尤其是自孔子，孟子以来的两千多年的社会变革过程中，无论发生什么变革，人们却始终没有放弃骨子里那种“亲亲”，“长长”，“仁爱”等道德观念。“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意思是说，亲近孝顺自己的父母，就是仁，尊敬自己的兄长，就是义。而仁义是一个人乃至一个社会追求和提倡的目标，就象我们现在要建设和谐社会一样。正因为不和谐，所以要建设和谐社会。正因为缺少仁义，所以要提倡“仁爱”。我们说“尊老爱幼”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年长的称“兄”，年少的称“弟”，德高望重的人不但受到尊重，也自然成了一种权威，左邻右舍，父老乡亲遇到什么困难和解决不了的问题都向他们请教，因为年长的不仅德高望重且总比年少的见多识广，农村里的刘家营子，王家村就是这么过来的，之所以人们以“刘”或者以“王”命名他们的村落是因为这个姓刘或者姓王的人他们不但德高望重，而且无意中成了他们的权威，因为他们经过自身的修养已经具备“内圣外王”的高尚品德。他们没有文凭，也没有被上级委派，但他们照样主持公道，为人厚道，使所属社会井然有序，村民们也相互尊重，互相关心并遵从他们根深蒂固的“亲亲，长长”原则来服从他们的“官儿”。相比之下，现在我们的社会一贯提倡“年轻化”。的确，年轻人有文凭，年轻人有朝气蓬勃，但管理社会方面却不如长辈，因为，至少，一个德高望重，见多识广的年长者在他面前，他怎么好意思向他发号施令;相反一个见多识广的长辈又怎么好意思去听一个孩子的教诲。虽然现实中都这么做着，但心里还是不服，从而避免不了冲突，因为，归根结底这种做法违背了传统的“亲亲”，“长长”原则。总的来说，构建和谐社会儒家文化，懂得儒家文化的人才算是有文化的人，才知道需什么叫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什么叫“克己复礼”，什么叫“己不所欲，勿施于人”什么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思想。知道“克己复礼”的人，他不会有极端的自私自利，他会克服自己的欲望遵从社会道德的;知道“己不所欲，勿施于人”的人，他会尊重别人，饶恕别人，不会强求别人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从而能做到“推己及人”;知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他懂得不管怎么穷或者不怎么如意且能把精力倾注于自己身上，提高自己的修养，相反不管怎么富或者做官且忘不了继续努力为天下人造福。一句话懂得儒家文化的人，他们都’能“内圣外王”，使自己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尚品德。这正是我们目前所提倡的“社会正能量”。去年，也就是刚刚过去2013年11月26日来到曲阜孔府考察时表示说，“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一定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要以为过着现代化生活，也不要以为进入了21世纪，且把优秀的传统文化统统放弃，要知道改善中国人的思想灵魂就得从传统文化开始，就像说的那样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中国人毕竟是东方人，东方人有东方人的思想和特点。其实，根深蒂固他们还是摆脱不了2000多年来一直影响着他们的儒家文化，因此要改善国人的思想修养就得结合儒家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果，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得到安宁，得到和谐，从而才不会有五花八门的违法违规事件。

家文化论文篇4

什么是审计文化？审计学术界尚没有统一的认识，研究的角度也不尽一致，总体来说，有大审计文化论和小审计文化论两种。大审计文化论，采用的是文化学研究关于文化的广义定义，而小审计文化论则采用的是文化的狭义定义。

《辞海》关于“文化”的解释是：“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审计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一种制度和组织机构，应该从狭义的文化概念来理解比较合适。从实践的角度看，研究审计文化的概念，并不是要对审计从物质到精神进行新的全面的理论概括，而是要对审计实践中属于精神层面的东西进行系统的理性思考。因此，审计文化的概念不宜作太宽泛的定义。从审计本身的特点来看，审计虽然实务性很强，但它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连管理都不直接参与，审计物质文化问题的研究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另外，国家审计文化属于部门行政文化，是行政文化的一部分。行政文化同时又是政治文化的一个方面。目前，国内外政治学家都是只从观念文化的角度理解政治文化。因此，正如把行政文化理解为“行政物质文化、行政制度文化和行政精神文化的有机结合的整体”，与政治文化的内涵相冲突一样，把审计物质文化也纳入审计文化的范畴，就显得过于宽泛。

因此，关于审计文化的概念，应当从文化的狭义概念进行推演，从三种审计的实践出发，加以定义。根据文化的狭义定义，审计文化应包括四方面的内容，即审计精神文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审计信息文化、审计制度文化和审计组织文化。审计的精神文化分为国家审计、民间审计和内部审计三种类型，每种审计精神文化都有与之相适应的审计制度、审计组织机构和审计信息模式。本文专门研究国家审计文化。

二、国家审计精神文化

审计精神文化在审计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理论上，它包括审计价值观念、审计思维方式、审计职业道德等内容。国家审计精神文化，以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和推进国家民主与法制建设为核心理念。

（一）国家审计的核心价值观

国家审计的价值观，是指审计工作所追求的目标和所希望发挥的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条件下，不同的审计组织的审计价值取向是不同的，有为维护王权服务的，有为资本市场提供真实信息的，为组织内部改善管理服务的，等等。我国国家审计的价值观，最主要的就是民主政治观，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在工作过程中的查错观和服务观。

国家审计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民主政治观。民主政治的形式有很多种，不仅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是民主政治的形式，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同样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现代国家审计本身就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它是在法律框架下，对政府及公营事业运转的成果和效益进行检查和评价的一项专业活动，其实质是一种国家权力制约机制，是推动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工具。从不同的角度，对国家审计的价值观可以作出不同的概括；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审计的价值观的表现形式也必然不同；但是，作为现代国家审计的核心价值观，作为现代国家审计的基本价值取向，必然是为了不断推动和促进国家民主与法制的进步与完善。

国家审计的查错观和服务观与民主政治观是紧密相关的。它是民主政治观在历史实践中的具体化。促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进步与完善，这是国家审计民主政治观的本质要求。但是，在国家审计实践中，这一本质目标的实现是分步实现的。从这一目标出发，第一个具体目标就是要发现问题，这就涉及国家审计的查错观。国家审计还有第二个具体目标，就是管理目标，促进管理机制的完善。第三个具体目标就是效益目标，促进公共资金使用效益的提高。国家审计的管理目标和效益目标，就是国家审计服务观的内容。

国家审计的查错观，讲的是审计的首要职责就是发现问题。但是，审计的发现问题究竟是为了什么？它与管理部门的经济监督有什么区别？这实际上就是国家审计的价值取向问题。这种价值取向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它往往具有明显的时代印记。管理部门的查错行为一般与纠错、处罚行为直接相关联，而审计机关的查错，有些与纠错和处罚直接相关（因为我国审计机关依法拥有一定的处罚权），但更多、更主要的是一种移送有关部门处理和依法公告权。特别是审计结果的依法公告，是现代审计查错处理的主要形式。审计机关查出的问题，是要经过与被审计单位交换意见这一法定程序的。不管你能否改正，也不管你何时改正，依据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审计机关都要向纳税人公告的，维护纳税人的知情权，同时促进国家政策法规的不断完善。审计查错，不是着力于每个具体问题的全部解决，而是在于国家整个管理机制和监督机制的协调与完善。因此，现代审计查错，关注的是重大问题、主要问题，特别是倾向性问题、制度性问题等。

国家审计的服务观与查错观是一个有机整体，是对立的统一。查错观要求通过审计能够发现被审计单位管理的薄弱环节，而服务观则要求，通过审计促进被审计单位主动落实责任，加强管理，并且要提高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益。发现问题只是第一个具体目标，还要有第二个具体目标，就是主要着眼于整改财经秩序和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着眼于深化改革、制定规章、严格管理，堵塞漏洞，而不仅仅是要求进行技术性的调账和纠正。它要求要督促、推动（但不是代替或干预）被审计单位提高管理水平。服务观要求还要有第三个具体目标，就是提高公共资金使用效益，提高绩效水平，这就要开展效益审计。根据国家审计的民主政治观，国家审计是一种具有高度目标意识的活动，审计机关与被审计单位在管理目标和效益目标方面是一致的。因此，审计机关要与被审计单位有更多的相互沟通，要把促进整改、提高的工作目标作为审计工作的出发点。

（二）国家审计道德

什么是道德？道德不同于制度，它不具有行政强制性。它是以善恶为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的力量，来调整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是习惯性、舆论性的行为原则和行为规范的总和。职业道德是以高尚与低下为标准的职业行为原则和行为规范。国家审计道德主要是一种职业道德。国家审计机关不承担任何政府行政管理任务，它是独立从事审计活动的专业部门。国家审计道德是维护和保持国家审计公平公正的必要条件之一。

国家审计道德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沉积过程，要有深厚的传统积淀。充分了解、科学总结过去的历史，才能构筑国家审计道德的根基。国家审计道德同时又是一个不断扬弃的历史过程，既克服又保留，克服落后的审计道德文化，保留进步的审计道德文化。但是，国家审计道德并不总是向后看的。国家审计的职业理想就是推动国家审计道德文化与时俱进的内在动力。

国家审计道德与国家审计独立性密不可分。谈到国家审计的独立审计意识，一般可以从经济的角度进行观察，主要讲的是经济受托责任，但国家审计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受托责任。国家审计的独立审计意识与民间审计的独立审计意识有着本质的不同。国家审计的独立审计意识，不是类似民间审计组织相对于委托者和被审计对象的第三者的意识。国家审计是法定审计，一般没有具体的委托者。审计机关在政府最高首长的领导下开展审计工作，它首先要对政府最高首长负责；国家审计制度是宪法规定的，审计机关必须对法律负责；国家审计，说到底，是代表纳税人进行审计，它必须对纳税人负责。因此，国家审计的独立审计意识，更强调的是国家审计在权力制约机制中的法定作用，强调的是国家审计在政府宏观调控中的特殊作用，强调的是国家审计在公共资金使用安全和使用效益的守夜人的作用。国家审计的独立审计意识，是审计道德的重要内容。国家审计独立性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它与国家的政治体制，与民主政治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国家审计的独立审计意识总是与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相适应的。

国家审计职业责任，是国家审计道德的集中体现。国家审计是一种特殊的职业，它负有特殊的时代责任和历史责任。它的时代责任，主要是一种国家民主与法制的推进责任，是政府工作透明化与人大监督具体化的重要媒介与工具。它的历史责任最终体现在国家审计要对纳税人负责。

国家审计职业纪律，是国家审计独立性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国家审计职业纪律的核心，就是从经济上割断审计人员与被审计对象的利益关系，在思想上始终保持客观公正。

国家审计职业品格，是审计道德的人格化。例如敢说真话：敢于碰硬，履行审计职责刚正不阿；服务大局：审时度势，突出重点，不拘泥于小账小事；业务过硬：查得出重大问题，经得起质量检验；廉洁从审，手不短，嘴不软，等等。国家审计品格，实际上就是国家审计的综合形象。

（三）国家审计的职业技能水平

国家审计职业技能水平，是审计胜任能力的基本标准，也是实践国家审计道德的前提条件。很难设想，一个没有必要的审计职业技能或审计职业技能不高的人，能够在国家审计活动中表现出很高的国家审计道德。不断提高审计职业技能水平，也是履行国家审计职责的基本要求。国家审计的发展与国家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发展，与国家财政管理和国有资产管理的改革、创新和发展密切相关。审计职业技能的内涵与水平必须与之相适应。

（四）国家审计的工作目标与方式方法

国家审计属于国家的管理活动，我国的国家审计同时属于政府的管理活动。国家审计的方式与方法，与国家政治文化和国家行政文化的发展紧密相关，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密不可分。

国家审计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活动，特别是审计的专业性目标。审计专业性目标的特点，主要是从审计的专业行为本身出发的。国家审计还有一种超专业的目标，一种审计文化的目标。这种目标主要是从国家审计作用的角度出发，将审计专业目标与国家的整体目标结合成有机的整体。国家审计的工作目标，简单地说，就是真实合法效益。但是，一般往往从经济的角度谈的比较多，从文化的角度谈的比较少，实践的难度也比较大。

国家的发展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四大方面。经济的发展一般更注重效率；社会的稳定和进步一般则更需要兼顾公平。当然，效率与公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侧重点。政治的发展方向主要是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明；文化的发展主要是精神文化的丰富。审计机关的关注点，总是党和各级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制定或实施的政策制度和公共资源的分配。它经常和直接关注的是其具体管理过程的真实合法效益，但是，它追求的整体目标则是其在国家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进步的宏观目标中的真实合法效益。这种审计整体目标与审计专业目标间的联系既是内在的，又是潜在的；既有客观必然性，又不是自发实现的。促进国家政策法规的完善，是审计工作的基本目标，也是审计工作的最终归宿。无论是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审计，还是政府行为的效益审计，最终对国家政策法规施加影响都是审计机关的重要使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进步，是国家和政府的工作目标，也同样是国家审计工作的重要评价标准。因此，始终强调国家审计工作的整体目标，既是审计机关管理的方向性的重要任务，也是审计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国家审计的工作方式，不同于国家审计的业务实施方式。它是国家审计工作整体思路的实践形式。依法审计，突出重点，是国家审计的基本工作方式。所谓依法审计，绝不是简单地、机械地执行法律条文，而是科学认识审计机关在国家机器中的法律地位，全面履行国家审计的法定职责。从审计文化的角度观察，依法审计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揭露与处罚违法违规行为，这是依法审计；按照财经制度规章，查错纠弊，这也是依法审计；依据政府部门的法定职责，揭露和评价政府部门行为的效益性，这也是依法审计；依据审计机关的法定职责，发现国家政策法规不完善或有空白的问题，提出积极的审计建议，这也是依法审计；依据法定审计职责，对现实中的法律缺失问题的审计处理和政策法规性的专门建议，也是依法审计；根据国家经济工作中心的要求和国家关于改革发展的重大方针政策的需要，发现普遍性、倾向性的问题，这同样是依法审计，而且是更重要的审计。依法审计是对审计机关与被审计对象关系的基本要求，也是对审计机关本身的基本要求。从审计机关自身来说，法定审计职责必须全面履行，法定审计程序必须执行。突出重点，在审计实践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审计的法定职责范围是全面的，被审计对象的数量远大于国家审计的直接审计能力。突出重点，是国家审计全面履行法定职责的唯一途径。同时，突出重点，才能有效保持国家审计整体目标的统一性，才能充分发挥国家审计在权力制约机制中和政府责任履行机制中的双重作用。国家审计的重点，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概念。它的生命力也正在于此。

国家审计工作的基本方法，一般有这样几种形式：一是揭露与处罚。它侧重于内部通报与直接处罚。这种揭露与处罚一般都是或主要是针对单位、部门，很少涉及当事人或领导者的责任。二是公开揭露与提出审计建议。它侧重于审计信息的透明化。客观上它是对事不对人，实质上它是明对事，暗对人。审计公开的效果要远大于审计直接处罚的效果。三是公开进行绩效评价。审计的绩效评价，不同于管理部门的绩效考评。首先，它是基于被审计对象法定经济职责履行情况的评价，不是全面的评价。其次，它是对财政资金使用的安全性和最基本的效果的评价，重点还是揭露效益方面存在的问题。

三、国家审计信息文化

国家审计信息文化，是审计精神文化的基本载体和传播形式。

（一）审计语言

审计语言是审计信息文化的基本工具。从审计实践的角度来看，审计语言可以分为三种形式，即审计工作语言、审计报告语言和审计公告语言。这三种语言的对象不同、目的不同，其内容与形式都有区别。从理论上对此做出明确的界定，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审计工作语言，是审计过程中审计人员运用的审计专业语言。它的应用范围，主要体现在国家审计的内部审计文书上。审计作为一种专业性很强的活动，必须有自己的专门术语和专业知识。审计工作语言主要是记录审计活动和交流审计信息时使用的审计专业语言。

审计报告语言，是审计人员结束具体审计实施过程后，向审计领导提交审计报告中运用的审计语言。它的主要目的不是反映专业审计活动的全过程，而是要集中反映审计成果和审计主体的分析意见。因此，审计报告语言，除必要的审计专业术语外，不必有过多的审计专业语言。强调审计报告语言与审计工作语言的区别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审计报告的审计目标意识，突出重点。

审计公告语言，是审计机关向政府领导、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的语言，以及向公众公告审计信息时运用的语言。审计公告语言的对象完全不同于审计工作语言和审计报告语言的对象，在保证准确反映审计信息的前提下，应当尽量避免使用审计专业语言和审计专业省略语，应当适当增加分析性、说明性和解释性的语言。目的就是让人看得懂，并能正确理解审计信息的本质内涵。

（二）国家审计文书

审计文书是审计组织特有的文书形式。国家审计文书是国家审计精神文化的主要有形形式，也是国家审计精神文化的基础性载体。

国家审计文书的本质，是审计行为与审计对象行为的法制结合形式。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这里的审计行为和审计对象行为，不是任意的审计行为和任意的审计对象行为，而是与特定审计对象直接相关的审计行为和审计行为观照（作用）过的审计对象行为。二是审计行为与审计对象行为必须是直接与法治相关的行为。从审计行为来说，不仅其本身要严格限定在法制规范范围之内，而且审计成果必须是准确适用法律法规的结果；从审计对象行为来说，确实具有违反法律法规的事实存在。

国家审计文书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审计成果的全过程形成记录。它包括这样几层含义：一是审计文书以审计成果为起始目标和终极形式；二是审计文书完整地反映项目审计的整个过程，内容要全面；三是审计文书以系列形式出现，不能缺失；四是审计文书记录的审计成果包括揭露问题和客观评价。

（三）计算机审计信息

计算机审计信息在审计信息文化中的作用正在以几何级数增长。计算机审计信息正在改变着审计技术和审计方法，也在改变着审计的观念。

计算机审计信息，涉及审计对象信息、审计法规信息、审计过程信息和审计管理信息等各个方面。

（四）审计信息的对外媒介

审计信息实际上包括两种：一种是指审计过程中的动态性信息，一种是指审计结果性信息。审计信息的媒介，主要指审计结果性信息的传递媒介。它一般包括审计重要情况信息媒介、审计案件移送媒介、新闻媒介等。

四、国家审计制度文化

国家审计制度文化，既是现有审计制度的总和，包括审计质量控制规范、审计行为准则、审计法律法规等，也是一个审计制度建立与完善的动态过程。

（一）现实的审计制度

国家审计制度文化，首先是指现实的各种审计制度。现实的审计制度，是国家审计依法审计的基本依据。

国家审计准则体系，是审计机关及审计人员从事国家审计业务工作的行为规范。它包括国家审计基本准则、具体准则和审计操作指南等三大部分。国家审计准则的着力点，是全面规范国家审计行为，防范审计风险，保证审计质量。

国家审计法规体系，是国家审计依法审计的直接依据。国家审计法规体系，是由国务院以及地方人大制定的国家行政法规或地方行政法规构成的。在众多审计行政法规中，关于国家审计的规定应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国家审计依法审计的行为，不仅是专门审计法规的执行行为，同时应当是整个审计法规体系的执行行为。

国家审计法律体系，是在宪法关于国家审计的规定的基础上，主要由审计法这部专门法律，以及其他法律关于国家审计的规定构成的。全面贯彻审计法，充分履行宪法赋予的国家审计责任，认真落实各种法律关于国家审计的规定，是审计机关的基本职责。

（二）国家审计制度的制定、创新与完善

国家审计制度文化，并不是现实审计制度的简单相加。它更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系列的过程。制度的酝酿、制度的草拟、制度的制定、制度的执行和制度的修订与完善等，是一个完整的运动过程。宣传、研究审计制度的这种过程，是审计制度文化极其重要的内容。

从国家审计的特点来说，研究审计制度的历史与现状，对审计执行来说，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任何审计制度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有其历史局限性。我们观察审计制度，要注意从其形成过程领会它的实质，认识它的发展。不能把目光仅仅盯在审计制度的现状上，要从审计制度的现状中透视出它的历史形成过程，并预见它的可能的发展方向。

国家审计还有一个完善审计制度的任务。国家审计在审计执行中要注意发现审计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的地方，进而提出审计建议，是国家审计的重要职责。因为，国家审计并不只是简单地查错纠弊。

审计制度创新，是审计制度文化的本质要求。

五、国家审计组织文化

国家审计组织文化，一般包括这样三个方面，即审计项目执行组织、审计机关常设组织和国家审计领导体制。审计项目执行组织主要就是审计组。

（一）审计执行组织

审计组织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审计项目的执行组织是以项目审计组的形式出现的。项目审计组，是一种非常设的审计组织，同时也是一种审计业务组织的最基本的形式。项目审计组由于经常随着审计项目的变化而改变，因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同时也是审计组织文化中最活跃的组织形式，是审计常设组织创新的前提和基础。

（二）审计常设组织

家文化论文篇5

（一）儒家文化在婺州的植入与传播

早在春秋战国期，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就已经被称为“显学”。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取得了“国家意识”的合法身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儒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儒家文化的这种影响明显表现在以北方为政治中心的黄河流域。在南方，尤其是江浙一带儒家文化是何时进入的呢？在吴越贤者的《越绝书》以及赵晔的《吴越春秋》中都提到了子贡这个人物，二书称赞说，“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并认为“子贡被认为和孔子是唇与齿的关系，相去不远，其角色就是亚圣”[3](135)。由此可见，儒家文化早在春秋时期已经进入了浙江一带，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南宋时期，孔子后裔的一支定居婺州榉溪，由此奠定了中国孔子的第三圣地——婺州南宗。婺州南宗孔氏家庙的建立对儒家文化在当地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直接的联系，儒家文化的广泛传播对当地人的文化和生活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和潜移默化作用。婺州南宗确立之后，孔氏后裔们秉承孔氏家族的理念，传承孔子儒学文化，对内忠孝持家、教儿育孙，对外开办学堂，教授邻里。据《榉溪家谱》记载，“杏园书塾当时由山东曲阜携带的书籍文物均珍藏于此，评事公端躬和松阳县丞孔挺公曾在此开檀教学”。[1](65)此外，婺州南宗的孔子后裔们还以儒家精髓思想命名建造了多个建筑，警醒自己和后人们谨记先人教诲，如“九思堂”“学忍堂”、“九德堂”、“上宗祠”等。“九思堂”取自《论语•季氏》，孔子所倡导的“九思”，“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在榉溪建的九思堂以及学忍堂、九德堂、上宗祠等均是从不同的方面体现出“仁”、“义”、“礼”、“孝”等儒家文化的精髓。孔氏后裔们以“明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治隆平”[4](170)为宗旨，人人都恪守着儒家的“礼”，传播着“仁”，促进了南北的区域认同，促进了社会和谐。

（二）吴越文化语境下，婺州儒家文化的发展和变异

吴越文化指有人类活动以来存在于先秦时代吴、越立国地区的一切文化现象，主要是存在于江、浙、沪地区及皖赣之一部分。吴越文化的地域位于长江中下游，江河湖海润泽了江浙人，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统。其主要特征是“工商皆本、求新求变、崇文重教、务实趋利”[5](1170)。而儒家文化则是存在于北方的齐鲁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其文化特征是：“重农抑商、尊礼重教、守成求稳、重义轻利”。[6](74)两者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交流，而随着孔子后裔的南迁于婺州、衢州，儒家文化与吴越文化开始更加密切的联系，碰撞和融合。婺州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学术繁昌之地。宋元以来，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之学，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以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为代表的北山学派，都对中国文化的演进产生过深远影响。[6](74)孔氏南渡使之得以“近圣人之居”[7](519)。榉溪孔氏与婺州学者的交游广泛而密切，他们对榉溪孔氏十分敬仰、评价很高，对婺州南孔士人的学养、品行、忠义精神与诗礼文化推崇有加。据《磐安县文化志》载作为“北山四先生”之一的宋濂为丹山书院山长孔克英（榉溪人)撰写墓志铭。孔克英系孔子55代孙，元朝学者，宋濂曾在金华山听其讲学，并说道“缙绅方满座，而府君扬擢古今，陈义甚高者，盖忻然无倦色”[1](65)。在儒家文化与吴越文化相濡以沫的几百年间，它们相互影响具有吴越特色的大儒辈出还涌现了南宗永嘉学派、永康学派等多个学派与学说体系。他们所倡导的“义利双行”的价值观、“知行合一”的认识论，求真务实的理性精神已经不是儒家文化或者是吴越文化的单纯体现了，而是在吴越文化语境下儒家思想文化在发展传承的同时也经历文化的变异。这种变化更适应吴越的文化语境，更符合当地民众的精神诉求，同时这种变化何尝不正是儒家文化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婺州南宗不但克服了文化横移过程中的水土不服现象，也没有产生“桔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为枳”的现象，同时儒家传统文化在保持正统性的同时又表现出与吴越本土文化和谐共荣的独特性。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华文明体系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儒家文化和吴越文化这两支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主体文化，它们互相存在，互相撞击、互相融会、互相补充，从而成就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刚柔互济、绚丽多姿、绵延不绝的特性。[8](70)

（三）婺州南宗与衢州南宗、曲阜阙里的区别与联系

曲阜阙里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婺州南孔与衢州南孔是在同一历史时期、相同的文化背景下南迁的，孔子四十八代嫡孙衍圣公孔端友受封定居衢州，而因为父守墓的孔端躬定居婺州榉溪。同为孔子圣地，为什么衢州南宗被人广泛关注而婺州南宗却鲜有人知呢？众所周知，儒家文化强调“礼”，且“礼”在国家秩序方面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家族中表现为长子嫡孙制。孔子的嫡派后裔们有一个世袭封号，世袭封号西汉元始元年开始，当时汉平帝为了张扬礼教，封孔子后裔为褒侯。到宋仁宗至时期改封为衍圣公，后代一直沿袭这个封号。而历代衍圣公都成为孔氏家族的核心。同为孔氏后裔的两支孔氏族人分别定居衢州与婺州，而衍圣公孔端友无疑是朝廷与社会认同的儒家的核心。南宋时期从孔端友到孔洙衢州共有六位衍圣公，他们希望南宋统一国家、收复失地，“具言陛下食不重味，居不求安，思雪大耻，图复故疆之意”[9](91)，可见其在政治中的重要地位。衢州南宗的这种重要地位在元朝建立之后、孔洙让爵时期发生改变，之后衢州南宗经历了200年之久的家道中落，直至明初南宗复爵。但是衢州南宗始终与国家的历史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历史也还衢州南宗一个倍受关注、广为人知的南孔圣地的盛名。除了身居深山、地理交通不便等自然条件之外，婺州南宗的孔氏后裔们恪守“礼”道，恪守“兄友弟恭”的先人教诲，不争名夺利，儒家思想的“谦”、“和”或许是婺州南宗不被人知的深层人文原因。婺州南宗如榉溪的流水一般默默地流淌，传承着儒家文化，默默地支持衢州南宗的孔氏正统。正如婺州南宗孔氏家庙的对联中所说—“支无异派”，同是孔氏后人的婺州南宗和衢州南宗两支派系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同时也与曲阜阙里保持着血脉相连的沟通。据记载，“榉溪孔氏曾先后6次前往曲阜谒林，清朝乾隆皇帝赴曲阜祭孔，衢州婺州也各派代表参加大典”（见榉溪孔氏家庙内前言介绍）。元皇庆元年(公元1312)，孔济中一行北上谒林，曲阜宗长孔思凯《赠孔济中还南稿》诗云：“派出尼山本一宗，孙枝绍祖德修同。金衢岁久成家业，湖海心诚谒圣容。祖宴醉归槐市月，春衣香惹杏檀风。还期南北同思勉，宦泽书香万古隆。”[9]婺州与衢州的孔氏后裔们不仅在孔氏家族事务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文学方面也有着深刻广泛的交流。其中许谦、吴师道、黄溍、胡翰、宋濂等婺州的名儒们与衢州的学者最为密切，他们的交流推动了儒家文学在江浙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婺州南宗与衢州南宗以及曲阜阙里的频繁交往，促进了南北文化之间的融合，同时也密切了同宗共祖的孔氏亲情。

家文化论文篇6

当然，经济杠杆的作用，无疑也会产生其负面社会效应。自第六届评奖制度实施以来，每当评奖结果公布后，全国美展的评审机制、评奖质量、入选标准、各地区的比例等受到各种质疑、批评和挑战。其实，这正是对这样的评审机制、评奖标准的关心和爱护。例如，批评家张晓凌认为全国美展“评选方式僵化”，“主办者每年向各省分配名额，由各省美协初选，再由主办者最终裁定”;“评选标准单一化”，“虽然全国美展每次评选都号称‘百花齐放’，但事实上，每次都是‘一花独放’”;［4］基于此种舆论，有的人则为画种入选的件数少而伸冤，如周光真曾撰文认为“第十一届美展陶艺件数与漆画相比只有120件，而漆画有300件”，［5］为陶艺工作者鸣不平;有的为分配名额抱屈，第九届美展评委妥木斯为没有入选进京展而鸣冤，他说:“我长期在内蒙工作，自己也是少数民族，在多次会议上都提出，这样的全国大展必须注意各地包括边远地区和56个少数民族的平衡，既然叫‘全国美展’，就要代表全国。今年连一件都没有，进京展览给‘剃了光头’，这是一个明显的工作疏忽。在今天，参加晋京展的意义既超出美术，也超出了民族问题。”［6］妥木斯的看法显然是从美术参展的意义上考虑的;有的为没有入选持异议，第十二届全国美展的评委孙永说:“从我个人的创作经历看，我有两次在全国美展获奖，但是也有两届我自己觉得非常好的作品，拿去参展，结果都没入选，但是这几件作品我现在拿出来，怎么看都觉得是好的，让我很郁闷纠结的就在这里。”

再如，历届全国美展山水画获得金奖阙如，有代表性的画家很多落选，如在十一届全国美展上，湖南的旷小津、石纲，山东的刘罡、常朝晖，浙江的张捷、茹峰，河北的柴宗洁，黑龙江的周尊圣，广东的张彦、方楚乔，安徽的周逢俊、潘望森，四川的菅苠棡，北京的韩敬伟、许俊、张龙新、石峰等中青年山水画家纷纷落选，［8］其原因可能在于他们明显的个人风格与传统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评奖或入选的受挫往往令参加者感到自身的努力方向错误，对如何调整惶惶然，不知何去何从?更有甚者认为，以后的入选或评奖也无望，就去寻求其他的参展机会，从而拒绝参加全国美展。作为全国美展的评委，其奖项的评出自然是由他们共同合力作出来的，但评委们对评审结果满意吗?答案总是“总体满意，但力作甚少。”力作缺少的原因很多，如有些成名的画家拒绝参展，如油画家艾轩认为:“尽管我心里还是很希望再次参加全国美展，但也不会再像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一样，直接抱着作品去送展。”［9］一些参展获奖较多的画家，希望多给年轻人机会而不再参展。雕塑家陈云岗为后来的不参展说明了原因:“绝不会再参加了。一个人一生参加不了几届全国美展。而我两届连续获奖，已令我深感不安”。另外就是参展画家的功利思想作祟而影响到作品质量，一个部级展览提出自己的主题和艺术要求后，“有些艺术家以某种心理去曲解这种主题，而这类作品又被主办者加以肯定，成为经典套路，被一代代艺术家沿用，最后形成只有‘主题’而无真正思想和精神的窘境”。

第八届全国美展就因为“整体可以，但没有特别突出”能够得上金银铜奖的作品，同时也因为评委的意见相左较大，而为获奖者统一颁发优秀作品奖。有时获奖名单出来后，评委们甚至会怀疑是否是自己评出的奖，欧洋认为每次评委们评出的奖，“只能代表这一届评委大致的口味而已，即便如此，还不是真正说明评出的获奖作品完全代表了评委的意愿，尤其是对少量的金奖作品。有时评委在给某作品投票时，也许并未认为这些作品特别精彩，可得金奖，他或认为这些画还算有特点，或觉得此画功夫下得大，不忍不投票，或认为这位作者不容易，需扶一扶等等，就投下一票吧!另一位评委也可能同样想法也投下一票，最后结果是，这件作品票最多，获得金奖”，［12］这是一种不能的游戏规则，投票结果评委根本无法预测。对评奖的诸多怀疑、不满，原因复杂。一方面体现了美术评奖对画家创造性精神劳动的尊重和认可;另一方面，由于艺术标准不像体育运动那样可以有明确的数据衡量，不免出现明显的价值倾向性和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这种特征体现在对奖项的设立，以及评价机制的选择上。从文献资料上来看，第六届全国美展以来的评奖都是在中国美协这一框架内进行的。评选是自下而上进行的，先是县、市地方层面，而后是省美协，评出优秀作品报送中国美协。中国美协再复评，选出入选全国美展的作品，在这些作品里，再选出进京作品，也就是获奖提名作品，而后在提名作品里，评出金银铜奖及优秀作品奖，各届有所变化。实行层层筛选，确立优秀作品的原则。在各省的入选作品中，会照顾画种、各地区的比例关系，一般按照各省会员的数量，来分配各省各市参加名额。在这各层级筛选中，都会有相对的漏洞或不公平产生，在各省的分配名额中，容易有人际关系、评委的审美眼光所带来的局限，以及各省分配名额的不合理问题。在终评阶段，评委组成，评审程序以及评委的个人阅历、审美品格等都有可能影响到获奖作品的评判。评选委员会委员的认定，也是中国美协确定和批准的，就评奖的委员会委员来说，有担任重要的文艺部门的领导，有在全国美展中获得金银铜奖的著名艺术家，有卓有成效的批评家等组成。评价标准的设立以及对它的理解和阐释是较为明确，也是较为统一的，如周扬所说:“评选不仅是进行表扬，还要有所倡导，应当全面地体现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体现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周扬的话，虽是对整体的文学艺术评奖而言的，但也确实道出了美术评奖的本质，在表扬之外，关键的是“倡导”，体现社会主义美术应该有的样子，以起到对全国美术的导向作用。

回顾历史，因为标准设定的规范性，而艺术又具有敞开性、探索性，评奖就可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漏洞与偏颇。第六届评委叶浅予说:“在评选中，意识到作为评委，既不能以普通观众的眼光来看作品，又不能凭本专业的标准去看其他品类的作品;必须从全局出发，既看现状，又看历史，既看个别，又看整体，尽可能评得客观些、公平些。但事实上不可能完全排除主观的偏爱，因此不得不承认，评价艺术，只能做到接近公平，因为艺术标准相当复杂”，［13］这既道出了评委在评判时难以避免的偏颇以及艺术标准难以衡量的苦衷，也说明评选方法、评选标准的研究，确实已经是一个时不我待的大问题了。全国美展的权威性、导向性，会演变成一种价值尺度，久而久之，会成为一种人格的控制力量，让画家产生一种屈从与认同心理，甚至放弃自己惯用的艺术手法，而只为获奖而画。李小山认为:“组织者的意向一贯明确，时代的力作、重大题材、工农兵形象、健康向上，群众喜闻乐见等等，于是参展者心领神会按照这种思路去搞作品”，广东江门市美协主席戴国顺也恰当地表露了基层美术作者的心态:“基层的业余美术作者把五年一度的全国、全省性美展视为提升的阶梯。这提升包括名声的提升、身份的提升、画价的提升。倘能三次入选，成为中国美协的一员，在同行中还可以悄悄地翘一下尾巴。倘侥幸获取金奖银奖，各级文化部门层层嘉奖自不必说，画价也很因此往上升蹿，于名于利于地位都有好处”，在这里，这部分画家的参展心态表露无疑。艺术家参加全国美展，首先是关注自己所拥有的权力，优先考虑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不是群体的共同利益和目标。从实用和功利的观点看，个人参与群体的真实动机是要借助群体这种社会组织来获取、维持和增加自己的利益。个人对群体而言，总是存在“搭便车”的心理，即希望别人去努力而自己坐享其成。但全国美展的共同利益对个人而言，就不再是实用和功利的了，而具有社会价值和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性。全国美展评奖在批评声中逐渐改进，对送件程序、展区划分、评委构成、评选机制等进一步完善。如第八届美展评委在画家之外，国、油、版、雕、综合等五大组增设一位理论家。从第九届全国美展开始，针对制作之风过盛的情况，评委们采取了抑制办法，评委赵绪成指出:“在评选中对一些制作痕迹太重的作品，评委们作了重新投票降级处理。一些很有影响的作者，也因制作痕迹太重而没得到更高奖项便是例证。”

家文化论文篇7

二、皖南示范区农家乐发展SWOT分析

（一）优势

1．人文条件卓越。皖南示范区是徽文化的发祥地，该地乡村文物古迹众多，古民居、古栈道、古街、古楼等富有地域特色的古建筑和文化遗存构成了皖南示范区发展农家乐的最大优势，是农家乐发展的“整体核心和卖点”。2．生态质量优异。皖南示范区乡村植被覆盖率高达85％以上；地表水90％为三类以上，大气达到国家一级标准的天数占全年的90％以上。自然生态优异，乡风纯正、村风和谐、民风淳朴，乡村安全卫生条件总体良好，为皖南示范区发展农家乐提供了一流的环境基础。3．地方物产丰富。皖南示范区大地钟灵毓秀，物产资源丰富。境内各类植物3　000多种，动物资源460多种。乡村拥有大量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如祁红、屯绿、黄山毛峰、太平猴魁、三潭枇杷、徽州雪梨、徽州香榧、徽州花菇、徽州贡菊、灵山红米、蓝田花猪、柯村黑鸡、板桥泉水鱼、新田木瓜、泾县琴鱼、宁国山核桃、广德板栗等。这些都为皖南示范区农家乐餐饮和购物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资源。4．景区景点众多。皖南示范区目前拥有104个国家A级景区景点，其中世界遗产3处，世界地质公园1处，部级风景名胜区6处，部级历史名城2处，国家地质公园3处，皖南示范区的金字招牌对景区景点周边农家乐的辐射作用巨大。

（二）劣势

1．大城市群距离较远。皖南示范区核心区到合肥城市群有200～300公里，到上海城市群有300～400公里，到武汉城市群有500～600公里，到最近的南京城市群也有50～100公里。目前，在高铁尚未通车的情况下，最快的行程也要1个多小时。因此，除了较长的节假日外，周边城市群对皖南示范区农家乐发展的辐射作用有限。2．基础设施条件较差。首先，交通状况不尽人意。虽然近几年皖南示范区交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很多远离主干道的乡村进入性较差，有些路标很不完善。其次，村内的接待设施薄弱，很多旅游公共设施还是空白。再次，乡村财政资金改善基础设施的能力有限。3．市民消费能力较低。皖南示范区包括宣城、黄山、马鞍山、池州、芜湖、安庆、铜陵等七市，共47个县（市、区），国土面积5．7万平方公里。其中黄山市、池州市，以及宣城市和安庆市的部分县为核心区。该核心区的几个市县区财政收入处于安徽省16个地市中下游，特别是地处偏远的山区县，属安徽省三类县，甚至有的是部级贫困县，农民收入主要靠打工，整体购买力较弱。

（三）机遇

1．三中全会改革的引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对农村土地产权、宅基地、金融等方面进行改革，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为农家乐旅游的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机遇。2．美好乡村建设全面推进。《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美好乡村建设的决定》提出“三线三边”和“三清四改”的环境整治工程。生态环境改善，兴业富民工程的实施、公益性基础设施软硬件的完善，极大提高了乡村农家乐发展的软硬环境。3．安徽省农家乐标准出台。2013年9月，安徽省农家乐旅游服务质量等级划分与评定、乡村旅游示范村评定规范、乡村旅游优秀乡镇、乡村旅游优秀区县等四个标准相继出台，这标志着安徽省农家乐和乡村旅游发展迈入了标准化发展阶段，为皖南示范区农家乐改善服务水平、提升产业竞争力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4．全国自驾游的蓬勃发展。携程旅游网近期的网上调查显示，2012年末共有14亿2千人次选择自驾方式外出旅游，其中农家乐接待的游客中，自驾车游客占76％以上，自驾游已成为农家乐发展的主流方式。据统计，2012年末，中国民用汽车保有量已达12　089万辆，近3年年均增长率达15％。［1］5．高铁、高速、机场等现代立体交通网形成。京福、皖赣、黄杭等高铁，合黄、宣南铜、宁宣、沿江等高速和黄山机场、池州机场、芜宣机场等现代化交通体系的交汇，将大大缩短皖南示范区与周边大城市群的距离，加速了皖南示范区融入南京都市经济圈、长三角城市群的步伐，促进了周边城镇旅游人口向皖南示范区集聚，从而为皖南示范区农家乐发展打开无限的想象空间。

（四）挑战

1．周边竞争激烈。一是盲目开发导致产品雷同，资源浪费严重。二是农家乐旅游本身存在淡旺季。在淡季，为了生存，一些地方农家乐不正当竞争时有发生。三是农家乐旅游的经营管理人才缺乏。2．市场定位不准确：一是在经营方式和内容上，盲目模仿城市宾馆酒店的样式。石板路铺成了水泥路，竹木椅换成了塑料凳，游客虽然到了农村，但觉得又进了城市，农家乐的魂已不在。二是在产品设计上，项目比较单一，产业链较短，大部分停留在赏农家景、住农家屋、吃农家饭为主的阶段。游客能参与体验的机会很少，很难“乐”得起来。三是在文化挖掘上，农家乐仅局限于浅层次、一般化的斗鸡、挖笋、磨豆腐、做麻糍等农事活动和攀岩、垂钓、野炊等休闲活动。对徽州地方特色和各个村庄特点的农业生产生活、农事操作、农村文化资源等挖掘不够，难以形成个性化的需求，无法让游客产生再来的冲动。3．环境监管压力加大。一是对当地环境造成了破坏，如汽车尾气污染、生活垃圾污染等。二是旅游旺季当地农家乐经营户超饱和接待，导致生活污水骤增、食宿水平下降。三是多数经营户以家庭成员为主，不愿意申请办理卫生许可证，给当地食品卫生管理部门带来了巨大的监管压力；四是消防监管不到位，很多“农家乐”消防设施只是一个摆设，安全隐患严重。4．服务管理不规范。一是农家乐分属工商、卫生、公安、消防、质监、旅游等多部门管理，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和统一合理的收费价格，经营证照难办。二是工商、消防等部门按酒店宾馆的标准办理农家乐证照，脱离了农家乐发展的实际。三是农家乐旅游没有纳入皖南示范区旅游营销体系中，大部分土生土长的农家乐经营户营销意识薄弱，游客来不来，基本靠天。四是少数农家乐经营者缺乏诚信，以次充优的事情时有发生。

三、加快皖南示范区农家乐发展的几点思考

（一）科学定位，合理规划

1．科学编制农家乐发展规划。首先应对皖南示范区的区位条件、资源特点、生态环境、社会文化、客源市场等进行深入分析和评价。在此基础上，以皖南示范区“一圈两带”文化旅游发展格局为指导，并根据不同游客需要设计农家乐。其次，按皖南示范区土地利用功能区规划，对不同层次消费需求、区域生态环境承载力进行调研，编制“农家乐”空间布局规划。再次，根据乡村环境承载率，编制农家乐用水、排水、用电、通讯、上网等详细发展规划，保证农家乐进得去、留得住。2．将绿色、生态融入农家乐发展中。一要环保等相关部门对经营者进行环保意识教育，引导农家乐经营户采用科学无污染的方法处理生活垃圾。二要制定“农家乐”环境评估和监测制度。三要完善“农家乐”景点的消防基础设施，制定消防火灾应急预案。四要处理好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合理开发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有序竞争与管理创新的关系。

（二）理顺关系，形成合力

1．建立省级层面协调机制。一要在省级层面建立7市区联动开发、文化与度假相结合的协调机构，每年定期由省发改委主持的各市市长参加的协调会，联手开拓国际国内旅游市场，努力打造面向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长三角的农家乐文化旅游带。二要建立由市发改委主持的、各县市区城建、工商、消防、公安、食品监督、旅游等部门共同参与的协调领导小组，实行统一领导、分层管理。三要指导农家乐经营户开发市场，及时提供旅游信息服务。四要定期组织农家乐经营户进行食品卫生、安全防火、市场营销、品牌意识、餐饮服务技能、乡村旅游、经济管理、职业道德、民俗风情、乡土文化、礼仪礼貌等知识培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2．强化政策引导。一要建立财政专项资金，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鼓励发展。二要让从事“农家乐”的外来投资者，同等享受本地居民在水电、子女入学、承租山地、水面或耕地的优惠政策，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进行土地流转，村组农户可以以入股的形式参与“农家乐”的投资开发。三要规范管理。实行规划、管理、授牌、收费标准、宣传促销的五统一，对不符合要求的经营户进行整顿。四要加大资金扶持。对新开办的农家乐经营户，经评估验收、达标的，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同时，享受促进就业的小额担保贷款政策。五要实行营业税、城市建设维护税、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减免优惠，鼓励农家乐发展。

家文化论文篇8

二、杨家埠文化理论范式概说

（一）杨家埠文化理论范式的提出

“范式”的英文为“Paradigm”，源自希腊词“Paradeig－ma”，有“共同显示”之意，由此引申出模式、模型、范例、规范等意。1962年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博士论文《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著名的范式理论，但是对于“范式”概念库恩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涵义。在其研究生涯的不同时期库恩对“范式”概念做了各种澄清和总结性的解释，从《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范式含义的模糊而引起的轰动与争议，《再论范式》对范式的再次说明，到范式的解释学转向，“范式”这一概念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对于“范式”的概念，中国的学者们结合库恩一生的研究成果以及国内外相关的资料文献，对“范式”的概念进行了定义，即某一科学共同体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的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式和解决问题的框架，并使之成为该共同体的一种传统，为该学科的发展规定了共同的方向。换言之，随着科学的发展，社会上产生了许多新事物、新现象，而原来的一些理论却无法解释这些新事物、新现象，即过去的理论框架与现实之间出现了“方枘圆凿”的尴尬，这时必须有一种全新的和更加完善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新事物、新现象，这就必然导致范式的转变。随着潍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设立，作为潍水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杨家埠文化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杨家埠文化应以潍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设立为契机，充分整合优化资源要素，推动文化资源与城市人文、生态环境有机融合，构建起一个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生态保护和谐共存的空间，实现文化资源与寒亭区经济、生态的协同发展。

（二）杨家埠文化范式的载体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的认识不是来自天赋的观念，不是来自头脑本身，而是后天形成的，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恩格斯说：“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同样，任何一种新文化的产生都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来源于实践，杨家埠文化的产生也是来自于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生存方式、生活体验，并在日常生活中加以总结概括形成的。杨家埠文化的形成主要依托于其传统民俗文化资源，传统民俗文化资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也是地区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杨家埠的传统民俗文化资源主要以“杨家埠年画、潍坊风筝、高密三绝（扑灰年画、剪纸、泥塑、红木嵌银漆器、仿古铜工艺、核雕）”等为代表。

1．杨家埠木版年画

杨家埠木版年画是由杨氏祖先于元末明初洪武年间由从四川成都府的梓潼县移民到寒亭后，结合北方的乡土民情，创造出的色彩艳丽的木版套印年画。至明代中期，刻印已臻于成熟。清代光绪年间是杨家埠年画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的杨家埠村已有“画店百家，画种上千，画版数万”之说，成为中国著名的三大年画市场之一。历史上，战乱和十年“”，曾使杨家埠年画受到重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杨家埠年画重获新生。1979年，原潍县政府成立了杨家埠木版年画研究所，引入美术专业人才对杨家埠木版年画进行挖掘整理、研究创新。近年来，寒亭区委、区政府成立专门工作组，结合挖掘保护，先后出版了《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杨家埠卷》《杨家埠孤本年画全集》《中国潍坊清末年画》《杨家埠年画故事》等图书。2006年，该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杨家埠年画的题材极为广泛，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祈福迎祥、消灾除祸；美女娃娃、吉祥欢乐；人情世事、男耕女织；小说戏曲、神话传说；山水花卉、飞禽走兽；时事新闻、讽刺幽默；还有些以实用为目的，服务于人们的现实生活。目前杨家埠现精于刻版的有杨福源、杨洛书、杨乃东、杨成信等50多位优秀艺人，40岁以上的村民几乎人人都熟练掌握印制技术。农户家中现存留年画古版1600套，杨家埠木版年画研究所收藏400多套，全区拥有年画加工户近百家，年产年画2300余万张。

2．杨家埠风筝

风筝在中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公元前600年的春秋战国时期，鲁国的能工巧匠公输班（也称鲁班）为了刺探敌国军情，把竹子劈开削光滑，用火烤弯曲，做成了喜鹊的样子，称为“木鹊”，在空中飞翔达3天之久。《鸿书》上说：“公输班制木鸢以窥宋城”。潍坊放风筝兴起在宋代，至明代更加普及。《潍坊志稿》记载，早在明代，“本邑每逢寒食，东门外，沙滩上……板桥横亘，河水初伴，桃李葩吐，杨柳烟含，凌空纸鸢，高入云端。”在明代中叶，艺人还把年画风筝艺术融为一体，有“放在天上是风筝，挂在墙上是年画”之说，在我国风筝史上独创一体，造就了潍坊的风筝文化。在20世纪30年代，潍坊首届潍坊风筝赛会举办，此后几经沉浮，改革开放以来，潍坊风筝又焕发了生机。1984年4月，首届潍坊国际风筝会拉开帷幕，至今已成功举办30届。潍坊的风筝主要产于杨家埠，杨家埠风筝构图朴实优美，形象鲜明生动，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和魅力，其特点源于年画，以年画的艺术为根基，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花鸟鱼虫、飞禽走兽无所不有，多达几百个品种。手绘点染，洒金点银，画龙点睛，做到了“飞到天上是风筝，贴在墙上是年画”的效果；按制作工艺共分为硬式、软式、板式、串式、立体和特技六大类型，形成了“硬翅风筝为主，长串蜈蚣为最，软翅鱼虫为巧，筒子风筝为奇”的风筝体系。目前，寒亭区建成了杨家埠风筝博物馆，西杨家埠村有集体风筝厂一处，另有近百户常年从事风筝扎制和销售，年产风筝600余万只。除了年画、风筝外，杨家埠还有高密三绝等一系列民俗文化资源。这些民俗文化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潍坊民间艺术的水平，体现着潍坊文化的特点，它形成了杨家埠文化的重要支撑，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

三、强化潍水杨家埠文化理论范式的实践导向

马克思曾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潍水杨家埠文化的出现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它的发展也深深根植于生生不息的实践。探讨潍水杨家埠文化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尤为重要。

（一）强化潍水杨家埠文化范式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

政治、经济、文化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文化对政治、经济具有巨大的反作用，新形势下，文化不仅是重要的精神财富，其创造的物质财富，推动经济发展的功能越来越重要。经济发展离不开文化，文化与经济的交集就是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是极具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同其他产业相比，具有低能耗、无污染等特点，是经济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文化产业化中，有着深厚的传统历史土壤的民俗文化不可或缺，民俗文化产业是我国文化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艺术开发是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和人类文化传承的载体，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首先，要转变认识，“民俗艺术的生产不再是民俗生活的一部分，而成为与市场相适应、以产值为追求的经济活动。”在保护好文化资源特色性的同时，让市场成为传播民俗文化资源的工具和载体，是发展的必由之路。寒亭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充分利用其独特的地域文化资源，发挥以木版年画、风筝、红木嵌银漆器、核雕、仿古铜为代表的高密三绝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使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推动地区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增强地区文化经济竞争力。其次，要转变市场定位，积极创新。杨家埠文化本身就具有开放创新的特征，市场经济的到来，风筝、年画所依赖生存的文化生态背景已经改变，它们必须重新寻求自身的发展定位。要依托杨家埠高密三绝资源，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设计新的内容题材，大力开发各类具有时代符号的文化内涵，体现时代主题的产品及衍生品，使风筝、年画形象与设计、动漫、服饰、刺绣品、装饰品等各种现代时尚需求相挂钩；同时要扩大载体形式，整合各种资源和要素，与剪纸、陶瓷、服饰、刺绣等多种艺术形式相结合，形成服务和体验的组合。最后，要以重点项目为载体，充分整合全区文化旅游资源。以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为核心，以杨家埠民俗旅游接待村为依托，将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中国农民画博物馆、浞河会所、年画公园、风筝缘、潍水人家等10多个重点文化产业项目通过“浞河景观带”与古寒国文化城特别是于家大院景区连为一体，形成以“民俗体验、水景游览、古宅探幽”为特色的寒亭旅游线路。同时要加快培育旅游节庆会展品牌。充分利用好已经举办的“文展会”“杨家埠年画风筝节”“风筝产品交易会”等各种会展和节庆活动。举办过程中要减少政府色彩，强化市场运作，调动市场的积极性，加强游客的亲身参与，通过民俗产品交易会来促进产品营销，进行文化产业项目的规划和投资洽谈，以规模化和批量化促进民俗产品的销售。

家文化论文篇9

在现代经济中，家族企业成为最普遍的组织形式，据调查，我国90％以上的私营企业是家族企业。可见，家族企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支劲旅。“私营企业不搞家族制不行，太家族化更不行”，家族企业要实现“家族化企业”向“企业化家族”的转化，方太茅理翔先生一针见血的指出我国私营家族企业的发展方向。要实现这一目标，家族企业文化的再造是关键。

我国家族企业文化的渊源分析

哈佛大学教授唐纳利认为，所谓家族企业，是指同一家族至少有两代参与这家公司的经营管理，并且这种两代衔接的结果，使公司的政策和家族的利益与目标有相互影响的关系。可见，家族企业除了具有一般企业的特点，更重要的是家族企业尤其是我国的家族企业植根于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的亲情主义，其文化具有浓厚的“家天下”的思想。

家族企业是在“家族”的基础上产生的“企业”，它的核心仍然是一个“企业”。企业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的企业，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东方尤其中国，作为一个以家庭为本位的国家，文化几乎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差序格局”，即传统中国的人际关系是以血缘为序列、以父子为经、以兄弟为纬的立体关系网，家族企业在组织形态上正是传承了中国的这种传统方式。“家齐而治天下”是中国人生活的最高境界，家与国是统一的，即齐家与治国是统一的。这种思想体现到家族企业中就是家族与企业是统一的，即齐家与治企业是统一的，许多家族企业发展的动力往往来源于对家族繁荣的责任感。

可见，我国家族企业具有深厚的传统根源，短短几百年的西方企业制度本身并没有将这种近似宗教的华人家族文化合理吸收，更多的是要求淡化这种文化的痕迹，而“差序格局”的传统决定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西方制度不可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解决方案。但是就家族文化和企业文化的融合以往的研究表明，许多学者更多的是以西方现代企业制度为基点进行研究，往往得出与现实有较大出入的结论，最明显的就是在中国家族企业的中国式管理模式与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矛盾冲突中，尤其是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多数学者选择了前者向后者妥协。不可否认这是中国家族企业（尤其是尚在苦苦奋斗的中小企业）一个极其值得注意的提升方向，但中国家族企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我国家族企业文化再造不能一味借鉴西方理论。因此，我们要结合中国的传统和现实，探讨一条适合我国家族企业发展的企业文化再造方案。

我国家族企业文化的特点分析

基于独持的中国文化根基的合力之下，家族企业文化与一般企业文化而比，具有其自身的特点，目前许多学者主要对其弊端详尽地加以阐述。他们认为，家族企业在根据可行的企业惯例和原则进行运作的同时，家庭希望对企业有更多的决策权，同时拥有家庭（家庭对企业的所有权）和企业（家庭对企业的经营权）。其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家族企业中亲属凭血缘关系而不是凭专业才能占据重要的领导职位，不愿给不属于家庭的经理们发展事业的机会，更不愿意吸引真正有才能的管理人员来管理企业。因此，家族企业的管理理念和管理作风近亲繁殖，使企业缺乏创新机制。

家族企业不愿为了满足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企业经营活动而一点点地放弃对企业的所有权以换取企业的发展，经营全过程都会围绕如何控制企业这个核心进行。这是导致家族企业走向衰败的主要原因。

家族企业文化中透着“家长制”权威不可侵犯性的气息。这种“家长制”管理模式给家族企业带来了许多麻烦，最高层领导者凭主观判断代替科学分析，以个人喜好做出决策，往往由于个人才能和经验的不足而力不从心。

虽然众多的学者指出我国家族企业存在以上弊端，但是就我国家族企业的发展史来看，其以精良的管理和杰出的经营业绩令世人瞩目，譬如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集团、四川的希望集团等。家族企业文化的和谐是其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家族企业的凝聚力远远强于一般企业

家族企业中血缘关系弥补一般企业中纯粹经济关系的暂时性、不稳定性等不足。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信任的力量是靠契约约束的人际关系难以比拟的。家族企业多雇用家庭成员、同乡或好友，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犹如一个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他们不但在企业中实施仁政，善待员工，而且还经常深入到员工中去，了解他们的困难和疾苦。因此在家族企业中，人际关系和谐，员工队伍稳定，公司成员一般都能效忠于企业，以公司事业为己任，全心经营，努力工作。员工在心理上有归属感，对企业目标有认同感，企业有着很强的凝聚力。家庭对企业负责的态度、长期的投资、快速的行动和对企业的爱，这是许多一般企业费尽心机的企业文化建设也难以达到的。

家族企业的沟通通畅

家族企业从家庭成员共有的亲缘关系、共有的经历、身份及共同的语言中汲取到特别的力量。因主要经营者是亲属，他们的传统、价值观和特权都来自于同一源头。口头的和非口头的信息能在家庭内迅速传递。所有者兼经营者能够更随意地解决同一问题，而不需向家人多作解释。夫妇和兄弟姐妹们更能懂得彼此说话的主要意思及隐含的决心和犹豫。

家族企业文化的稳定性

家族企业中的所有权的垄断可以保持企业经营理念和目标政策的一贯性，从而保持企业的相对稳定性，使企业文化源远流长。

综上所述，我国家族企业文化有其独特的优势所在，如何扬长避短，形成独特的企业文化再造方式才是最主要的，而不是一味的把西方的模式安在自己身上。尤其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外部环境的迅速变化，家族企业的种种弊端逐渐暴露出来的时候，更要不断创新，逐步突破专业化、规范化的瓶颈，实行企业文化再造。

我国家族企业文化再造之我见

研究表明，企业发展模式大致的趋势应当是“K”字形的，即西方现代企业制度是左边的竖线，代表着企业的主流模式，过去的华人家族企业模式是右下的一撇，它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融合形成了新的华人家族企业的经营模式，即右上的一撇。根据以上理论，现代家族企业必须在家族管理与企业管理中找到一种契合，进行文化的修炼，找到一条现代家族企业的发展之路。

寻求“情”和“理”的契合。中国家族企业的文化修炼必须过这一关。在家族企业中，“情”易逾越“理”。企业经营者在努力建立员工间亲密无间的关系，这也是家族成员的努力方向。但在强调团队的理性方面，企业文化与华人家族文化并无二致。无论作为家族成员还是企业成员，都要维护对方的利益，确定彼此间生活的准则，做到有情有义。一方面作为家庭成员，情是天然的，所要强调的是行事的理性，即情不可以逾越于法理之上；另一方面作为企业成员，坚持企业的制度是必须的，同时要维护各方的利益，义有所托。

寻求家族企业管理者的人格与现代管理理念的契合，完成优秀企业家应有的修炼。家族企业经营者的创业经历、权威、才干和实绩所形成的领袖地位和人格魅力深深的影响着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他的理念、作风、能力、经验、知识成为企业凝聚力的核心。因此家族企业创办者要具备高品位的文化修养、业务素质和明确的企业经营理念、管理方式。在企业内部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企业管理者在做出重大决策时，要改变过去那种凭直觉的做法，集思广益，听取专业人员的意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决策。另外，可建立完善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来鼓励职工参与管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减少决策失误的风险。此外，还应把集权和授权有机结合起来，鼓励职工创新，使企业更富生命力和活力。

寻求个性与传统的契合。企业文化的建设必须植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去粗取精，古为今用。比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诚实守信”是个古老的话题，由此笔者想到“诚招天下客，誉从信中来”应是企业发展的目标。同时成功的企业文化是有独特个性的，我们看过了太多的标榜为“求实”、“创新”、“敬业”、“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这样的企业文化或者更确切地应称之为企业口号，给企业外部的人以千人一面的感觉。每个家族企业从创立到发展的过程中总有感人的事与情，这些都是企业宝贵的精神财富，较之国有企业更有形成独特企业文化的优势。弘扬这些精神，培育一种氛围，让员工在潜移默化中去接受企业、赞同企业、维护企业；重在发挥集体个性和智慧，发散员工的思维，而不是限制员工的思维；要规范员工的集体行为，但不是规范行为细节，不是让企业员工一切行为中规中矩，凡事谨小慎微，成为没有思想的机器人。例如东南亚华人家族企业家在长期的艰苦创业过程中，受我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整套不同于西方和日本企业的经营思想和管理作风，这其中的一些思想如崇尚吃苦耐劳、克勤克俭、忠于家庭、注重信用、倡导团队精神、弘扬群体主义，主张以和为贵、以情感人、以理用人等等都是经过了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不会因为年代的改变而过时。正是在这样一些精神的鼓舞下，东南亚华人经济圈创造了让世界颇为惊奇的经济奇迹。作为龙的传人，我们理应将这样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发扬光大，使之转化为企业精神，成为企业员工自觉遵守的价值准则，激发出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使企业长期稳定地发展下去。

寻求“小家文化”与“大家文化”的契合，实现优秀文化的碰撞。“大家文化”要求经营者具有开放的人才观，对各类人才引得进、用得上、留得住，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发展与升迁空间，鼓励他们成为有用之才。当企业由于发展需要引进人才时，家族成员往往产生排外情绪，压抑人才，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迫使人才外流或令其丧失工作的进取心。因此，家族企业的管理者首先应克服这种狭隘的用人观念，突破亲属与制度障碍，免去能力弱的家族成员的关键职位，另纳新才，并要求家族成员尊重和善待外来人才，实现“小家”与“大家”的契合。一方面，可以把子女送往西方发达国家名校学习现代经营管理，学成后回自己家族企业供职，参与本家族企业的管理。另一方面，雇用家族以外的专门人才并委以重任，执掌管理大权；同时，对企业人才进行培训，把企业打造成学习型企业，使员工的才能与公司的业绩共同成长，实现“资产社会化，权力知识化”；此外，作为“大家”不能像“小家”那样一个萝卜一个坑，人力资源部应储备一批人才，并对他们的业绩跟踪测评，随时调整他们相应的岗位。

参考资料：

1.夏春玉、王鑫文，论我国中小家族企业的三项修炼，经济管理，2002

2.刘光明，企业文化，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3.黎永泰、蒋庆，民营企业文化管理的重构，四川大学学报，2001

家文化论文篇10

一、国家文化安全战略重心定位——明晰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和公共文化建设方向

国家文化安全语境下的文化包含三个方面,即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公共文化,以此对应国家文化安全由意识形态安全、民族文化安全、公共文化安全构成。[1]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重心应定位于明晰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和公共文化建设方向。

1.进一步解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活力

意识形态是政权合法性的文化基础,而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巩固是国家文化主权的最主要体现,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靠国家政权来维护与传播,同时也为国家政权提供“合法性”的文化基础。我国文化安全的核心问题是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仅仅靠政权来推动,而要靠自身的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永葆科学的生机与活力。解放和发展创新力是巩固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根本所在。进一步解放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活力,关键在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结构的转型。

意识形态的内部结构可划分为价值理想、理论学说、政策主张三个层次。[2]在这三要素中,根植于特定利益的价值理想是意识形态的灵魂和核心,理论学说与政策主张最终都是为价值理想服务的。在“传统的”意识形态结构中,意识形态三要素价值理想、理论学说、政策主张处于合一状态,这种类型的结构缺乏兼容性与灵活性。实际上政策与理论观点都是动态的,而价值理想却具有“终极性”,在三者合一的结构中,这种矛盾会导致整个意识形态系统经常呈现紧张和不稳定的状态。意识形态内在结构的这种“合一”状态使得整个意识形态体系变得单一化、僵硬化。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结构的现代转型,就是要实现理论学说、价值理想、政策主张的合理分离,使其各归其位,并在各自领域按自身特点发展的基础上保持统一性。这种结构具有开放性、兼容性与灵活性。这样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在结构的现代转型,才能使主导意识形态体系具有自恰性、兼容性与灵活性,因而具有更强的社会整合能力和利益协调能力,最终获得动态的稳定性和永恒的生命力,也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内在推力。

2.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

民族文化是国民凝聚力的深厚来源,是民族国家完整性的文化基础。民族文化及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以及维系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纽带,也是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来源。[3]民族文化安全直接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体的民族国家核心利益,维护我国民族文化安全的战略优先方向是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

党的十七大把“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四大战略部署之一。我们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铸造中华文化新辉煌,必须依托历史、立足现实,尊重过去、面向未来,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善待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挖掘整理和科学扬弃,使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得以延续,始终保持中华文化的鲜明个性和独立品格。[4]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首先是要增强全民族的“文化自觉”。在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构建中,树立“文化自觉”的意识十分重要。只有具备了这种意识,我们才能以更加深邃的目光去审视文化遗产和文化现象,才能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才能以创造性的劳动去获取研究成果和工作实绩。其次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精神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脉。民族文化只有实现创造性转换赋予当今时代的含义,取得文化传承的现代形态才有与世界平等对话的可能;第三是要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在文化层面的中国化,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用民族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并用马克思主义改造民族文化,在大力培育和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过程中融入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精髓,同时也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打上民族文化精神的烙印,使这两股文化势能汇集在一起,提升整个国家的文化势能,从而增强国家文化力。

3.引导公共文化健康发展

国家文化安全语境中的文化还存在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不能完全涵盖的文化形式,即国民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与文化实践,这可称为“公共文化”。公共文化是一切文化形式体现其目的与功能的最终载体,既不违背主导意识形态导向和民族文化认同,又体现真善美价值的公共文化实践,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直接体现,而违背主导意识形态导向和民族文化认同,甚至走向真善美反面的消极、低俗、腐朽——如宣扬色情、暴力、恐怖、歧视等的公共文化实践则在最深层次上消解国家文化利益,危及国家文化安全。

应对公共文化的庸俗化对国家文化安全的挑战,关键是在文化面向市场背景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大众文化建设,积极引导公共文化健康发展。在大众文化建设中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处理好大众文化商业化与文化追求的关系,同时有效地将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整合起来,使得主导文化势能的力量在大众文化领域得到拓展,从而使文化的多维价值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并与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消费相结合,形成与意识形态、民族文化相贯通的文化体系。

二、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措施运筹——完善文化管理系统,提升文化软实力

在当今世界的国际环境中,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和安全状况的首要因素还是实力,但不能因此而忽视战略谋划的重要作用。高质量的战略谋划能充分调动国家战略资源,使国家力量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来,发挥所谓“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反之,则可能白白浪费国家战略资源,使国家力量大打折扣。我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措施的运筹应集中于完善文化管理系统,提升文化软实力。

1.强化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研究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一方面应着眼于增强国家文化力,另一方面也应高度重视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谋划。实际上,如何有效增强国家文化实力,这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谋划问题。当前,缺乏完整、全面和系统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是当前维护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主要表现为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意识和战略措施尚未充分体现在中国文化发展的整体战略中。而考察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应从两个层次展开:一是战略意识,二是战略措施。战略意识是战略决策的背景和重要基础,主要是指决策者及其“思想库”对战略谋划对象的认识状况。目前,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意识最突出的情况就是对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形势认识不足,由此,必须建立健全我国文化安全研究思想库,加大对思想库的扶持力度,强化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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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健全国家文化安全决策管理系统

国家文化安全危机决策管理系统是实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枢纽性环节,该系统的建立并不是要在原有的国家文化管理体系以外另起炉灶,而是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给原有的文化管理系统赋予国家文化安全决策管理的功能和职能。我国原有的文化管理系统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很大程度上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以集权、集中和统一为主要特征。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文化管理系统有了很大变化,但相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及应对全球化条件下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等新任务、新要求,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还需进一步深化,特别是要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文化安全危机处理的三大机制:一是常设性的文化安全危机管理协调机构,这是建构危机管理机制的前提;二是政府文化安全危机管理的信息系统、决策支持系统和长效的沟通机制;三是国家文化安全预防预警机制。

3.构建国家文化创新体系,提升文化创新力

文化创新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5]胡锦涛同志也强调:“一个没有文化底蕴的民族,一个不能不断进行文化创新的民族,是很难发展起来的,也是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6]放眼全球,构建国家文化创新体系已经刻不容缓。作为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我国文化创新力的开发与提升是一项关系全民族的国家文化建设工程,它主要围绕国家整体创新体系能力的建立,以关注个体文化创新为基础,以为提高群体文化创新为目的,以文化制度与管理政策创新为手段,以构建国家整体文化安全体系为归宿。所以,要从根本上实现文化创新能力的提高,就必须在汲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上,鼓励和引导人们在文化领域进行大胆的创新,尊重和保护人们进行文化创新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制定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文化创新体系,引导和协调包括文化管理部门、学术界以及民间社会的关系,共同推进国家文化创新能力所必需的观念、制度和政策的创新和探索。

4.构建多元化的文化传播体系,增强文化传播力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传播呈现全球化趋势,文化传播的途径和载体也更加复杂多样,文化传播力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决定性因素。从宏观战略高度上看,增强文化传播力关键是构建多元化的文化传播体系。

首先,应以文化建设引领文化产业发展,强化文化传播力的物质基础。文化产业的发展,不能仅仅看成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更重要的是要作为加强文化建设、扩大文化传播的手段和途径来认识。这要求我们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一方面要确保本国文化产品成为传播先进文化与民族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应充分利用wto所给予的战略空间,促使更多的进入中国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投资包含更多的中国文化信息。其次,应加强对外文化外交与文化交流,提升文化竞争力,推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进入21世纪,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并藉此来弘扬本国文化,扩大自身影响。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趋突出,利用文化来提高本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战略抉择。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态势融入国际社会,不断开拓对外文化交流的新领域、新渠道和新形式,积极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艺术走向世界,推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

三、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底蕴开发——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在国家文化安全战略体系中,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是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公共文化发展的底蕴所在,也是文化势能积蓄、文化创新力和传播力提高的重要前提。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将其置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追寻其逻辑起点,探明其发展规律,并结合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情况作出战略思考。

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逻辑起点交汇于西方资本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传统学术三条线索的发展。三条线索的交互作用形成了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三大矛盾,即科学与价值、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应对世界变局,实现民族史向全球史转换的探索中走出的一条成功道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是这条道路的文化与学术维度。在文化及人文学术领域,全球化历史逻辑对应地表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与借鉴以资本主义学说为主流的西方学术思想,以及实现中国传统学术的创造性转换。

进入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这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提出了新要求。2004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本文简称“一指三中”)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总目标。“一指三中”的科学含义应置于三条线索形成的张力为背景,三大矛盾对立统一为框架的分析中进行解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马克思主义统领意识形态领域,这与三重逻辑中社会变革领域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相对应,而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体的和当下的实践形式就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理应包含充分借鉴资本主义精神文化成果和吸收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成果。“三中”的实质是强调个性的弘扬,而中国的国别性和民族性只有在全球性和世界性的历史进程中才具有现实性,只有在对“科学与价值”、“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三对矛盾的解决中才能变成现实。因此,“一指三中”转贴于

的科学含义就是沿着三条线索决定的发展方向,不断解决三大矛盾,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一指三中”为总目标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关键在于抓好两大核心任务:根据不同学科和学术体系意识形态性的强弱不同分层分类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同时建立既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吸收以资本主义学说为主流的西方学术系统中的学科经验和中国传统学术特点的动态的学科结构体系。

四、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环境优化——推动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

国家文化安全指向的是国家文化利益,安全威胁的直接来源是国家间文化利益矛盾,因此,在国际社会中现实地存在着国家间的文化力量博弈,文化大国或强国在国际文化博弈中可能表现为文化扩张或文化渗透,而文化弱国则可能面临这种扩张或渗透的威胁。然而,国家间的文化竞争和文化利益矛盾并不必然地通过文化冲突和“文化战争”的方式解决,这决定于国际文化秩序的状况,在存在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的国际文化环境中,靠力量说话,实力决定一切,但是,如果国际文化环境是健康的和平等的,国家间文化利益矛盾本着求同存异、相互借鉴、相互尊重、平等交流等原则解决,文化强国不扩张,文化弱国得到尊重,文化安全的状况就会得到改善。因此,推动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优化我国文化安全的战略环境是解决我国文化安全问题的根本性因素。

在以往对国际秩序的考察中,更多关注的是国际经济政治秩序,随着全球化进程中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凸现,国际文化秩序理应纳入国际秩序的考察视野。国际文化新秩序是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逻辑延伸,根据我国对建立稳定和平、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主张,按照同样的逻辑延伸,我们可以把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基本主张简单概括为: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基本特征,每一个国家单元的文化共同体的文化主权不可侵犯,各文化共同体不分强弱与大小平等参与到国际文化交流中,坚持和而不同,相互包容;以国家为身份的文化共同体应开展文明对话,各种文化应和谐相处,相互尊重;各种文化都有其优势和特点,反对一切形式的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任何国家不得将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应本着相互借鉴、共同繁荣的原则,构建一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国际文化新秩序。

家文化论文篇11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家文化论文篇12

一、韩国当代影视的发展与流行

韩剧从20世纪80年代舶来中国，从爱情剧《蓝色生死恋》、家庭伦理剧《爱情是什么》到本世纪初的《大长今》，随着中国电视受众群体的增多而迅速在国内流行。

韩剧对于中国的观众可谓深入人心。大街小巷从音像店到商铺和手机铃声到处响起的《大长今》的主题歌，随处可见的某方便面的韩女广告、某矿泉水的韩星广告，各大小电视台热播的韩国影视剧给国人的生活也带来了变化，如韩式餐饮生意兴隆，韩服婚纱摄影成为很多年轻人结婚相册中的一部分等等。韩剧不仅丰富了国人的业余生活，而且影响甚至左右了很多青年尤其青年女性对爱情婚姻的价值判断。

韩剧在国内的流行主要由于东亚文化圈共存的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感。不仅韩剧，新加坡和日本的影视剧曾同样在国内深受欢迎。这种文化的同质性是东方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在当代文化形态及价值的转型期国人的迷失和对传统宁静和谐文化精神的渴望。尤其韩剧，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更为纯净雅致唯美。优美的画面、无论朴实还是华丽但都生动传神的对白、悠扬动人的音乐、准确细腻的表演、细致深刻的心理刻画、东方文化特有的仁义、礼孝、含蓄、内敛，切近而遥远的熟悉，感动着世纪之交的中国沧桑巨变中渴望亲情和谐生活的人们。从韩国的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很久以来被忽视的纯净和温暖。而且儒家思想在现在的韩国依然保存得很好，这些都会让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二、韩国影视的民族文化心理与儒家文化

1、积极进取、达己达人的人格精神

韩国儒学的发展历程中，著名的粟谷先生即李琪把儒家的“仁义”“忠信孝悌”规范进行系统化，上升为为人处世之道上之君子人格，从伦理层面升华扩展到宇宙人我，即所谓“民族志向”。民本、为民思想，才能产生好效果。他主张利与义的统一、经济的繁荣与道德的进步密切相关，即使在儒家经典里也毫不回避这些：“徒以利害为急，而不顾是非之所在，则乖制事之义；徒以是非为急，而不究利害之所在，则乖以应变之权权无定规，得中为贵；义无常制合宜为贵得中而合宜则义与利在其中矣”这种文化内涵在韩剧中就表现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内化举手投足的细节在韩影视剧作中随处可见。在《大长今》中，徐长今从宫女到医女，从母亲被迫害致死到师傅郑尚宫被迫害致死，剧作者刻画长今的悲痛不是怨天尤人，不仅没有自暴自弃，没有以其治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反而在放逐中找到了方向，潜心向学，用不可替代的精湛医术战胜了小人之困扰，从而获得精神的力量。《大长今》最后以长今为一高危产妇剖腹手术成功，终于验证了自己的医学理论结局，让观众始终沉浸在她的欢乐之中，让我们久久停留在她执著奋进、积极进取的精神之中而深受鼓舞和感染。

在历史励志剧和青春励志剧中，我们最容易被震撼的就是主人公在艰难的环境中埋头苦干、不畏艰辛、勇于克服小人设置的种种陷阱和障碍而最终取得成功的泣血奋斗史。人的生存是艰难的，很少人生来就在富宦之家，所以追求个人的成功和发展，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得靠个人坚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才能完成目标。在这个奋斗过程中，默默承受来自权势斗争和阴谋陷害等带来的压力，常常把一颗充满愤怒的心调节到平常心的状态极为难得和重要。同时还要宽恕曾经伤害过自己的小人，用包容的心去感化邪恶的心，用正直的信念去影响卑鄙低俗的权欲，甚至牺牲自己的幸福和性命去成全坏人的欲望以达到劝诫惩恶的境界。这种人格的高尚和人性的升华是韩剧中所崇尚的人格精神和完美人格。

这种人格精神在韩剧创作者们所表现的韩国历史中，通常是政治文化的核心人物，换言之，也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灵魂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改写历史或者引发思想变革和社会变革的人物。比如《大长今》中的医女长今引发的男尊女卑传统之变、《商道》中的19世纪初朝鲜巨商林尚沃的“商而优则宦”，都极大地影响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与革新。《商道》描写19世纪的韩国商人林尚沃的奋斗历程，作为一个商人，林尚沃是成功的。他是一个以“赚取人心比赚取金钱更重要”为宗旨的商人。林尚沃从小就有个要当“译官”的心愿，但眼看考取功名无望。他只好和父亲一起弃文从商。面对商场上的钩心斗角。他始终如一地以“经商就是做人”的观点，跨越国界，历尽艰险，艰苦创业，最后成为商界奇才。这种人格的修炼与升华带着儒家思想特有的烙印，激励着困境中的青年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在困境的磨砺中保持正直上进的品质，在面对明枪暗箭和委屈甚至精神的欺凌折磨中涅更生，从而感天泣地，止于至善。同时在韩剧中令人回味的是那些曾经超出伦理道德底线的人，曾经陷害别人、背叛朋友、爱情的人，几乎都有一个因果相报的临终救赎，因对别人的罪恶感和被以德报怨的感召，这种救赎宣扬了邪不压正的人间天道。

2、长幼有序、谦卑、礼让的人伦观念

在韩剧中，亲情比如手足之情、舐犊之情、反哺之情都描摹得浓郁深厚。在《大长今》中，长今之母病逝山坳，小长今采来野果喂到奄奄一息的母亲嘴里并反复的忏悔请求母亲对自己贪玩任性的原谅；《黄手帕》中尹紫英对年少失怙的弟妹无私的照顾、对年迈外婆的赡养；还有《小妇人》中母亲为了惠得、未得等四姐妹的成长忍辱负重、忍受丈夫的打骂、外遇和抚育四个女儿的劳累。这一幕幕，都反映和折射出东方伦理的礼、孝之义，无不感人至深，令人扼腕。

令人难忘的还有一些作为小人物出现的老人家，嘴里老是骂骂咧咧，骂儿女、骂老伴、骂街边不守礼仪的小青年，看来熟悉又亲切有趣，一如我们身边的有着大男子主义的父辈们。大多数韩剧并不展示历史风云的波澜壮阔和社会进程的纵横捭阖，而是倾力于对纷繁陆离的现实生活进行工笔素描和对平凡人物进行特写放大。生活的酸甜苦辣和人物的悲喜交加都会在电视剧里得到淋漓尽致的细微表现。大到财产婚姻的争论，小到锅碗瓢勺的碰撞，家长里短与儿女情长在平淡烦琐的纵横交织中尽显人生的无际无涯、不可捉摸。平实而又复杂的人生在电视剧中得到了全景化、立体化、人性化的展示。同时，韩剧通过这些小角色的言行把普通人、平凡人的真实、琐碎的生活细节展现给我们，不仅使剧作具有很强的民族特色，而且还以大众化的审美趣味赢得了观众。

齐家是儒家思想的美好愿景。家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是一国之基。所以，家庭被置于首要地位，家庭中的伦理秩序被一再强化。在韩剧中，作品所着力表现的内容不仅仅是家庭成员的关系与亲情，对家庭秩序的关注也是其特点。所以，关注家庭、家族，将表现家庭成员的情感世 界作为电视剧表现的中心，是韩剧的一大特色，也是吸引众多青年、中年甚至老年观众的看点。“孝是韩国人最重视的道德品行之一。孝是尊重父母与祖先。心存爱与尊重，对父母、对祖先尽最大情义的一种习惯或行为举止。”“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孝悌作为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发扬光大了。不仅在中国，在韩国“孝悌”的思想也被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是小到维护家庭大到维护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基石。洪日植说：“孝作为韩国人的观念文化，几乎是我们的信仰。”不论是“孝”是“悌”，在每一部韩剧中都有表现。如电视剧中晚辈对长辈的尊敬，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对上级的毕恭毕敬都体现了韩剧对“孝”的提倡。至于“悌”，我们可以看到韩剧中，弟弟、妹妹必须对哥哥、姐姐用敬语，夫妻之间在公开场合也使用敬语，男女之间使用敬语称呼对方为“小姐”或“先生”，即使在学校、工作单位，也要对比自己早入学、早进单位的人用敬语称呼“学长”或“前辈”。

总之，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仁”――儒家思想的核心。它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而构成这个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四大要素是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和个体人格。强调血缘纽带是“仁”的基础含义。孔子把“孝”“悌”作为“仁”的基础，把“亲亲尊尊”作为“仁”的标准，维护氏族家长传统的等级制度。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以“人情味”(社会性)的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想人格，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践性格而又不待外求的心理模式。这一模式日益渗透到广大人民的生活、关系、习惯、风俗、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它终于成为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现象，构成了一种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

三、当代韩国影视与当代中国影视

对当代韩国影视的激烈抨击时有耳闻，而这些否定性评价也并非中肯，韩国影视剧在中国的流行并非毫无理由。这种文化冲击，说是乘虚而入并非无稽之谈。反观当下中国，在当代的中国传媒中，我们看到的却是转型期文化呈现出的多元文化并存状态中电影电视人表现出不尽如人意的信仰和价值的迷茫与失落，文化和道德价值的混乱，对利益的偏重而本末倒置表现出华丽的形式与内容的空洞苍白的不足。作为面向大众的文化产品没有自己的“根”，不能把握历史的主流从而引导现实主流文化，不能站在历史的角度反思当今社会，从而弱化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之责，让人深思。

当代中国影视不乏优秀作品：《三峡好人》《疯狂的石头》，但极度奢华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等所表现的空洞浮华却也尽显文化的虚无和严重的形式化。结构的失衡导致了文化市场上的良莠并存、参差不齐，最终形成核心传统文化的普遍缺失。这种缺失还有文化政策和利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