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保护论文篇1

当前，韩国积极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仍困难重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近况堪忧。回顾相关研究，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个案研究为主，尚未挖掘相关的理论来支撑和指导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本文创新性地尝试运用人类文化学中的文化整体论理论，从“整体性保护”的角度出发，将相关理论和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旨在提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保护的相关意见和建议。

1研究背景与目的

2005年11月2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中国和韩国的端午节“申遗”之争最终以韩国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与此同时，这一事件在中国国内引起了人们的热议和思考，甚至要求国家文化部门上书联合国，正本清源。2013年12月，韩国的“泡菜文化”被收录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中。翌年，韩国拟将“暖炕技术”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在韩国的申遗之路上，中国总是面对着诸多尴尬和无奈，让许多中国人倍感遗憾和惋惜，认为“泡菜”、“暖炕”等技艺和文化应该属于中国，却屡屡被韩国“捷足先登”。由于中国文化与韩国文化相似度较高，韩国的“申遗”项目往往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中韩申遗之争，一方面可以看到韩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而另一方面，中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仍然滞后，和许多“申遗”机会失之交臂。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国家部门还是普通民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逐渐提高，并试图探寻各种方法来保护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丰厚，即便在现代社会中，中国人民对于古老的文化仍然有着特殊的情结。同时，文化多样性是文化交流和创新的重要源泉，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许多欧美的文化作品都证明了这一点。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部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根据现有的研究来看，目前，学术界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定义众说纷纭，不尽相同，尚未达成共识。根据学者的研究，本文认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有别于传统体育，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为：“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并且具有保护意义的各种体育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及其表现空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体育和文化的双重属性，既体现出体育对于育人育德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由于其自身的“非物质性”、“地域性”和“历史性”，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难度颇大，社会环境的改变、表现形式的流失、传承人员的匮乏，使得不少人类宝贵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消亡，濒临灭绝。虽然政府和学术界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但从目前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来看，保护过程问题较多，效果差强人意，急需探寻合适的方式来保护人类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资源。

2研究方法

2．1文献资料分析法

查阅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政策文件，并且选取数据库中国知网，以“文化整体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关键词搜索相关学术期刊和学位论文，亦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www．zgfy．org／）搜集相关资料，这些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对目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进程的梳理和本研究思路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2．2逻辑分析法

在阅读相关政策和文献的基础上，运用归纳、演绎的方法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归纳和总结，认清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保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厘清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的保护方式，探寻文化人类学学科的相关理论，并且尝试从文化整体论视角下探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3研究结果

3．1文化整体论

3．1．1文化整体论的核心观点。文化整体论是文化人类学学科领域中的重要理论，强调在研究人类行为时，不能只针对行为本身进行研究，而应研究与该行为有关的其他方面，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人类文化的整体特质，注重将文化现象作为一个有内部联系的整体加以探讨。3．1．2文化整体论的历史沿革。1895年，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SociologicalMethodsCri－teria）—书中首先提出“整体”（Holism）这一概念，他认为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都不是实体化了的东西，而只是一种特殊现象的系统化的总体。以此为基础，文化整体论始终贯穿于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始终。1871年，英国的人类学家泰勒在其出版的著作《原始文化》中认为文化或者说文明是一个宏观的大概念，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艺术、风俗，甚至包括法律、信仰、道德等，并且人作为一定的社会成员是可以获得这些内容的［1］。对于文化人类学家来说，“文化”是长期以来人类生活方式的载体，是不断传承下来的观念、行为模式、器物和艺术，并且认为每个民族的社会文化会各自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整体。根据美国文化历史学派的代表学者博厄斯的相关观点，其认为文化的发展是具有内在逻辑的，因此，应该从整体的高度和角度去分析和看待人类文化的动态发展和演进过程。文化现象是极为复杂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经济政治都会影响到文化的发展。博厄斯强调实地调查的科学性和必要性，重视从特定文化的整体脉络出发，体现了在人类文化学中“整体论”的重要性。在继承博厄斯相关观点的基础上，克鲁伯的文化观认为文化的发展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存在着可循的规律，并且具有一定的模式和体系，只是在这一过程中受到社会环境、心理环境、自然环境等影响和制约。“结构功能主义”代表学者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在发展社会功能主义学说的同时，也开创了别具一格的英国式社会人类学研究范式。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的功能在于维持人类每项行为的习惯模式，并且每种文化都能满足社会人的诉求。而功能本身就是指整体内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依赖，要想把握某一文化的特征，应把它放在整个文化脉络来分析。1930年，文化形貌学说逐渐兴起，本尼迪克特作为代表学者在著作《文化模式》中提出首先提出了“文化模式”理论。本尼迪克特认为“模式”是一个将各项行动赋予意义的概念，而且可以把各项行动融合在文化整体之中。换句话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包含多种“模式”，并且构成了文化的综合体。斯德华的文化生态学思想将文化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认为对于文化的分析首先要分析生产技术与环境之间的相关关系。其次，需要认清行为的本质和特质，并且辅以特殊的方式或路径去开发在特定区域中存在的行为，以此形成一种相对有效而固定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还需注重研究该行为模式对地区和文化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综上所述，作为人类文化学的重要理论之一，文化整体论强调对于文化这个宏观概念的研究不能只着眼于文化行为的本身，将文化看作一个整体，组成文化的各个部分对于文化的形成和演变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属性就是一种文化，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其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因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将其置于当前社会整体之中，无论其保护主体、保护形式和保护内涵，都要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现实要求。

3．2文化整体论视角下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3．2．1文化整体论突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协同性”保护。文化整体论突出文化的“协同性”保护。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各个部分有机整合并且协同发展可以促使整体的发展和稳定。在探讨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时，应将其置于整体框架中，认清文化与文化，文化与社会，文化与人类之间的相互联系，探寻文化的共性和个性，建立一种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各个遗产项目的保护要遵循整体性保护的原则，不能是割裂性保护，只着眼于项目本身。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政府、社会、项目本身这三方面协调努力，合力保护。从政府层面，完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自身特点出发，在整合现有的社会资源的基础上，已经探索出不少的保护方式，使得该文化遗产得以继续体现价值。整合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路径和模式，对于其他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3．2．2文化整体论强调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保护。文化整体论强调文化的“本真性”保护。文化的传承要求在保护和发展文化的过程中，要注重文化的历史性，从时间、空间整体性加以保护，不能因经济利益而牺牲文化的本真性，并且充分挖掘文化的价值，以便能够在传承过程中被人和社会所接受。从这方面考虑，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和传承过程中，既要与时代相适应，又要尊重非物质文化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即注重其保护过程中的“本真性”。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应该了解该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历史背景，充分认识其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认清发展现状，寻找有效的保护方式，在保护过程中不失其内涵而又与现代文化相适应。3．2．3文化整体论注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保护。文化人类学整体论强调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和文化客体之间的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文化整体论把人类和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看成是一个由许多相互联系的要素所组成的整体，重点关注人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更好地揭示文化系统整体特性和功能［2］。文化整体论强调了人与文化的内在联系，体现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活态性保护。孟林盛、李建英等学者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根据保护形态的不同，将其分为静态保护和动态保护［3］。根据现有的文献来看，博物馆的固化和数字化保护都属于静态保护的范畴，而动态保护的形式相对多样，包括传承人继承，以文化节庆、传统节日、体育旅游为依托进行弘扬，依靠学校为平台、教育为手段促进体育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等多种形式。同时，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新式的保护形式也在不断的涌现，礼堂的设立和文化生态圈的打造也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新的思路。原有的静态保护强调以固化的形式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下来，注重项目本身的保护，而割裂了遗产本身与现在的社会、人之间的关系，不符合社会发展和遗产自身保护的要求。动态保护亦不能为了保护而保护，在保护过程中，要顺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充分发挥项目自身的能动性，推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自我造血。

4研究结论

4．1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秉持整体性保护的原则，不能是割裂性、断裂式的保护，充分调动政府、社会、项目本身的保护热情和保护资源，协调三方合力保护是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然趋势。4．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应该正确把握该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历史背景，充分认识其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认清发展现状，寻找有效的保护方式，在保护过程中不失其内涵而又与现代文化相适应。4．3原有的静态保护过于注重项目本身的保护，而割裂了遗产本身与现在的社会、人之间的关系，不符合社会发展和遗产自身保护的要求。从长远发展来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保护方式应以动态保护为主，辅以静态保护，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探寻新型而有效的动态保护模式进行推广，推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作者:郭怡 董梦佳 单位:浙江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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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吕炳斌，王小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J］．体育与科学，2013（3）：5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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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保护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G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6－0073-01

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的进行，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名词的认知程度已经越来越高，但是这些认识大多停留在表面层次，事实上，它具有自己的内涵和特点以及保护它应该遵循的原则。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及分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文化遗产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类。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被称之为无形文化遗产，最早提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组织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概念是什么呢？在联合国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是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另外公约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分类，主要包括：1.通过口头流传和表述，这其中包括了用来传播的交流语言；2.各种各样的肢体表演的艺术；3.不同民族的各种风俗习惯、节日礼仪等；4.通过实践总结出的各种知识，包括自然界和宇宙；5.通过各种活动总结得到的手工艺技能等。而在我国，又在原有公约的基础上，补充上了“文化空间”的概念。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

在学术界，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的研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和理论，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及分类的理解，总结出其具有的以下几个典型的特点。

（一）本土性。所谓的本土指的是生存的空间、根基。从本质上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从某一特定空间外传入的，而是在这一空间地域内土生土长的，具有这一地域特点的。它的产生受到该地区历史环境的影响，是本地区人们通过长时间的生活习惯形成的，并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是不同的，就算是同一民族、不同地域也可能产生不同。

（二）民族性。人的生存与活动都是一种以历史为前提的实践方式，不同民族人的生存方式与实践活动都有着各自的差异，所产生的结果也必然带有一定的民族差异。所以作为不同民族创造而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很强的时间和地域的文化差异，即鲜明的民族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特点。

（三）整体性。这一点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结构来说的，任何一种文化遗产都包含历史环境、传承载体和精神内涵这三个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缺少任何一种都无法称之为文化遗产，同样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不例外。特定的历史环境、传承载体和精神内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相互作用形成统一的文化整体，从而产生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所必须遵循的规律，也是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所必须注意的。

（四）传承性。相比较于传统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正在，而且以后还会继续传承下去的文化遗产，它在特定的群体、时间、地域依然具有相当旺盛的生命力。而这些是物质文化遗产所不具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依然在群体中传承并且不断改变着，这里的改变是基于特定的文化主体的前提下，原有的内在精神是不会发生改变的。比如说传承中的民族语言、歌曲、舞蹈等。

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要遵循的原则

人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但是如何保护才能达到较好的实际效果呢？通常情况下为了很好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生命原则。作为一种人类精神创造的结晶，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自己旺盛的生命力，这一生命力的存在包含很多条件的存在。所以如果想要不断维持增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就必须通过调研等手段，寻找到这一生命的存在根本，把握其精神灵魂。即贯穿其中由特定民族精神(心理)凝铸的核心价值观，从而在源头和根本上准确认识，精心保护。

（二）创新原则。从逻辑上说，这是第一项原则的必然延伸。既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生命存在，它就不可避免地在与自然、社会、历史的互动中不断发生变异。这种变异，有正负两个方向：其负向为畸变――走向扭曲变形，导致自身基因谱系的损伤以至断裂；其正向便是创新――它是非物质文化自身生命在面对新的生存环境时，吐故纳新，顺应同化，自我调节变革的结果。这种积极创新，促使保护对象得以应时而变，推陈出新，生生不息。

（三）整体原则。有两重意思：一是生态整体――这是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性特征决定的。二是文化整体。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她所创造的非物质文化，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虽然在具体内涵、形式、功能上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该民族精神情感的衍生物，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是同源共生、声气相通的文化共同体。我们所要保护的，正是这样一个文化整体。

总之，如果保护工程能在这样的原则下进行，可以肯定，保护力度越大，就越有益于对象生命力的恢复与发扬，同时避免新的破坏，真正实现“有效保护”。

【参考文献】

非遗保护论文篇3

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1） 名称由来

起初，国际上对非物质文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就拿联合国教科文和我国来说，前者曾称之为“传统与民间文化”、“非物质遗产”、“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后者也曾有“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等诸多称谓。这一混乱现象直到2003年10月17日才宣告结束，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第32届会议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英文名为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而在中文本中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对译，随着公约的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被正式确立。

（2） 概念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是这样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根据上述的定义可以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五个门类⒈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⒉表演艺术；⒊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⒋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⒌传统手工艺。非遗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文化遗产，它更加注重技艺、经验、精神，是以活态流变为特点的活态文化遗产。我们可以根据非遗所覆盖的对象把非遗分成两种存在形态：一是单一属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二是综合性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3） 认定

一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认定，二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我国认定非遗的标准是由父子（家庭）、或师徒、或学堂等形式传承三代以上，传承时间超过100年，且要求谱系清楚、明确。对单一形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确定，以其所掌握的才艺的文化内涵与技术品质为第一标准，选择掌握才艺的杰出者；综合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可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样态进行切分，找出主干的文化环节，然后确定其中具有组织推动力量的关键人物，即在特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知识人或文化权威。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1）我国对于非遗保护的有关措施

我国是联合国教科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之一，对非遗的保护在国际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公约生效以来，我国出台一系列文件、措施积极保护和挖掘境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抢救珍贵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加强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和文化生态区的保护，这一系列的措施有效的推进了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

特别是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出台，它是我国首部系统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保存工作的专门立法，也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最重要的基本立法之一。它弥补了我国长期以来在文化遗产基本立法方面仅有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而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不足，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2）关于我国进一步保护非遗的几点意见

1.制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周期

2006年开始，我国在全国开始了长达三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普查工作结束后，至今再也没有进行新的普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核心难免有遗漏、新增和失传，因此有必要制定普查周期。但是因为普查是一件很费人力和物力的工作，所以建议周期时间可以相对较长。在一个周期内所出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新增和失传可以由各地申报决定，直到又一轮“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

2.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已经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可以进一步完善。最理想的名录体系应该由国家、省、市、县、乡五级组成，分别由五级文化部门负责名录体系，毕竟乡也是我国的一级行政区划。乡级名录的确定可以有助于农村户口的民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从而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也分担了县级名录的负担。

3.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日”

我国已经从2006起，将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文化遗产日”。因为文化遗产的范围太过庞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其他类型的文化遗产来说还是后起之秀，所有有必要在“文化遗产日”的基础上再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日”。区分两者的推广对象，前者注重于物质文化遗产，后者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

4.从国家到地方建立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

虽然目前文化部在网上建立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但是由于网络空间立体方面的局限性，还不足以让人们全面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目前部分地方已经建立了实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但数量和规模远远不够。从国家到地方建立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经济薄弱地区可以在原有博物馆里开辟非物质文化展厅）有助于全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助于国际友人更好的了解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保护。

5.倡导全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2008年以来，笔者一直在倡导“全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为之而奔走疾呼。笔者曾通过联合国教科文民间艺术国际组织（简称iov）为2009年南京云锦的成功申遗提出来建设性意见。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起源于民间、成长于民间、传承于民间，它的根始终是在民间。只有全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保护才有出路。只有全民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保护才有发展。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17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非遗保护论文篇4

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许多具有民族代表性的传统艺术销声匿迹或被历史的浪潮推向边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成为各个相关学科的研究热点。本文是在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和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行性和制定障碍，并提出了自己的完善意见。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模式

中图分类号：D923.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25-0257-02

我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彩，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具有民族代表性的传统艺术销声匿迹或被历史的浪潮推向边缘。保护传统艺术刻不容缓。近年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成为各个相关学科的研究热点。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述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概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首次出现的官方文件是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而真正明确详细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定义的，是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UNESCO）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该公约第二条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1]其具体范围包括：（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则出现在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中，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2]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

由以上的概念我们可以概括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有：

一是非物质性。所谓“非物质性”，是指以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为目的的精神生产这层涵义上的非物质性，其偏重于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精神领域的创造活动及其结晶。

二是传承性。非物质文化并不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所能创造的，它的完成和完善是需要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的原始创造，或者是同一时代许多人共同创作而成， 加之后来的努力和改进， 才能达到今天极具饱满和精华的技术状态。

三是民族性。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3]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其民族性，它是一种通过某个民族不断模仿而进行的非个人的、连续的、缓慢的创造活动而产生的结果。

四是公权与私权兼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都有着相似的无形性，而且都是智力劳动成果，而知识产权则是私权。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民族性，这些民俗、传统常常表现为该民族所独有，是一种群体性、地域性特征很明显的“公有领域”，但这也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集体私权”。[4]

二、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正当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智力活动的产物，其本质是信息，是知识产权的客体。从某种程度上讲，客体决定保护模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取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法律属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传承性、无形性，是知识财产的一种。就工艺品而言,古代匠人制作的工艺品属于物质文化遗产，现代人制作的工艺品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产品；而现代人掌握的关于工艺品的某种制作工艺技能则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现代人从前人的技艺中不断学习而来的智力成果。从民法的客体理论看，物质文化遗产属于民法上物的范畴，对其保护应采用物权制度；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形的、抽象的，是人类脑力劳动的成果，应划归知识产权的客体范畴, 对其保护应采知识产权制度。

（二）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障碍

1.知识产权制度的客体范围过于狭窄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在著作权法里，保护的仅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包括歌谣、音乐、戏剧、故事、舞蹈、建筑、立体艺术、装饰艺术等作品、素材和风格。”我们从上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可以看出，现有的知识产权法所保护的各项客体并不能完全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客体范围。

2.权利的性质不同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公权和私权的双重特征，在保护非物质文化过程中，倘若以保护私权的方式对其进行保护，不利于其继续流传；若采用保护公权的方式对其进行保护，又恐难以防止权利主体的权利不受侵害。因此，在非物质文化知识产权保护中面临着公权保护和私权保护的矛盾。

3.独创性和权利人都难以确定

知识产权制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要求受保护的对象具有独创性，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几代或十几代人经过不断模仿、学习而传承下来的文化成果，首位创作人或许早已消失，而后人在模仿、学习的过程中也有不断地创新和改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创造性活动经历了一个持续而缓慢的过程，创作主体具有群体性与不确定性，其独创性和权利人都难以确定。

4.保护期限的冲突

著作权法第21条、商标法第38条、专利法第42条均对作品、商标、专利的期限进行规定。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传承性，其形成往往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世代相传的、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具有创造性的产品，并且在一代又一代的流传中对民间文学艺术不断地加工、补充和完善。如果为其设定保护期限，就不能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传承和保护，甚至会造成断层。

三、对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法律思考

（一）做好排查统计工作，尽快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据库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多种形式散落在民间，明确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和数量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首要工作。2004年8月，我国政府正式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履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义务，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要求建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国家名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落实到地方，乡镇文化站作为最基层的文化管理事业单位，应当做好排查统计工作；提倡各地政府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或展示中心，妥善保存和展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实物、资料；积极申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建立各级（部级、省级、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地数据库，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依据。

（二）完善权利人认定标准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传承性和民族性，因此它的权利主体难以确定，从而成为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道障碍。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通过传承人的表达才能让人们感受到它的存在，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传承人的离世，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失去了遗产生存的环境而慢慢消亡、流失或退化，最终可能导致其灭绝。因此，要适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先完善其权利人的认定标准。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把权利主体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人，是指根据某群体、部落或社区的习惯法和做法，得到该群体、部落或社区人民认可，委托由其作为文化表现形式的监护人或保护人的群体、部落或社区或人群、或个人。[5]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公权和私权的双重性质，因此，在确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时，依据具体情况，该权利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某个群体或组织，甚至是国家。

（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三种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完善意见

1.专利模式

专利权模式主要适用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中的第四类和第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根据《公约》第2条的规定，第四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主要指天文、地理、自然、人文、医药等，包括有关大自然和宇宙的观念( 如时间和空间观念和宇宙观) 、农业知识和实践、生态知识和实践、药物知识和治疗方法、航海知识和实践等；第五类为传统的手工艺，主要指世代相传的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区特色的传统工艺美术手工技艺，传统生产、制作技艺等。对于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基础而产生的新发明最适合专利保护模式。[6]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传承性和群体性，所以依据专利模式保护仍然存在难以新颖性和难以保障权利人利益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第一，应当在完备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的基础上确定其新颖性；第二，建立专利申请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声明制度。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利益，对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知识产权的申请者应该明确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出处，并提供证据表明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获取和使用是经其来源国或社区事先知情同意的，而且与该来源国或社区分享利益，否则专利申请应被驳回。

2.著作权模式

著作权模式主要涵盖《公约》中的第一类和第二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民间文艺。根据《公约》第2 条的规定，第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主要指在民族民间流传的口传文学、诗歌、神话、故事、传说、谣谚等，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相关濒危的语言；第二类为表演艺术，主要是指在文化群体的节庆或礼仪活动中的表演艺术，包括肢体语言、音乐、戏剧、木偶、歌舞等表现形式。以上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部分适用著作权保护模式，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相关濒危的语言”除外。[7]

对于著作权保护模式，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著作权保护方式存在着权利的二元性特点，即区分为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权利拥有者应该属于一定区域内群体共同所有。财产权利是与精神权利相对应的，在实践中，财产权利一般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将抽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某种形式具体表现出来以获得财产；二是通过邻接权的方式实现的。这样便出现权利的享有者分离和权利主体不确定的现象。笔者建议可以采取确立以权利代管机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集中的管理，即无论精神权利还是财产权利人将其拥有的权利全权转让给权利代管机构，此机构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占权利，享有占有、使用、处分甚至转让的权利，将所获的收益按照转让合同约定分配给权利人。

3.商标权模式

商标权模式适用于商业开发中的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尤其适用于保护土著群体特殊符号和标记。商标权保护模式具有很多优点，比如说成本低，可以提供一个能够续展的保护期，更大的优势在于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品化开发。商标权保护模式可以借鉴我国商标法中有关地理标志的规定，把一些特点的符号申请为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这样不仅能够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来源以及特定品质，而且还可以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利用时不被歪曲、变形。

参考文献：

[1]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2011-01-01）. 载于找china.findlaw.cn/fagui/guojifa/gj/22/19334_4.html.

[2]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

[3] 田圣斌、蓝楠、姜艳丽. 知识产权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思考[J]. 湖北社会科学. 2008年第2期，第148页.

[4] 张邦铺. 知识产权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年第6期，第78页.

[5] 严永和. 民族民间文艺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设计：评价与反思[J]. 民族研究. 2010年第3期，第20页.

非遗保护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J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9-245-1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而提出的，二者主要区别体现在各自具有不同的文化遗产载体。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指各种可移动或不可移动的文物、历史文化名城等。物质文化遗产主要的特点是具有静态性和固定性，具有不可传承性和不可再生性，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是对其现状的维护和受损的修复，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活态的，它的保护和传承依赖于活态的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强调了对精神价值和知识技能的保护。国务院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以下几种：1.口头传统，包括语言等；2.民俗活动、节庆、礼仪；3.传统手工艺技能；4.传统表演艺术；5.与自然界和宇宙有关的传统民间知识和实践。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模式

自从1998年，全国人大就开始组织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在2002年8月，文化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科文卫委员会报送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的建议稿，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成立了起草小组，并于2003年11月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后来，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又将草案名称调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全国人大于2007年将此法案列入了立法计划，并成立了制定该法案的专门小组，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将其列入立法规划的第一类项目。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成立使得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有法可依。它与《文物保护法》同为行政法，二者相互结合，给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全面的法律保护。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其他保护模式

第一，专题展示馆保护模式。是展示、研究、保护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经过相关行政部门审核批准、面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机构。目前兴化市非遗展示馆的功能已经在最初的研究、教育、收藏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展示和传播等功能。第二，生态博物馆。生态博物馆是通过教育的、科学的或一般的文化方式，对一个特定区域的整个文化环境或社会环境进行开发、管理和研究。第三，活态保护模式。该种模式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时间及空间组成的一个动态文化场，进行各种传承工作，从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第四，旅游开发保护模式。旅游可以让人们感受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有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社会相融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传承价值

（一）地域文化的传承价值

在现代化大都市里，地方特色已经逐渐被钢筋混凝土建筑所取代，地域风情和文化生态正在遭到现代文明的破坏。地域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地域文化最重要的也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越剧、庙会、剪纸等都是活跃在人类大地上极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是各个地方文化的象征。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地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点燃艺术的灵感，激发当下文化的创作热情。现代都市的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地域文化的传承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将文化特征与各地的文化产业开发进行融合，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纽带作用，从而为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开辟新的道路。

（二）民族文化的传承价值

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深化民族认同感，增进各民族情感。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我国的文化形态也是多种多样，文化就像剂，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团结和共同发展。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要求我们必须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我国目前文化战略中就包括提升文化软实力这一项，要想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必须要发展各种文化，保护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在现代文化的发展格局中承担起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功能。另外，西方价值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功能，丰富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内涵，使中国民族文化的传承得以光大。

（三）历史文化的传承价值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认识历史意义、保存历史记忆具有重要意义。当今许多古老的艺术都成为历史的载体，保存了重要的历史信息。笔者在此举一个鲜活的例子，2008年6月14日，我市的“茅山号子”被正式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茅山号子”是茅山人民在生产劳动时，鼓动大家积极生产的优秀民歌，可谓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这一习俗可追溯到尧舜时期，距今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这一文化遗产将尧舜古史传说体系化、地方化，不仅将尧舜禅让、尧王嫁女、尧王访贤的美谈包含其中，而且也有舜德服人、舜耕历山、舜孝感天的传说，另外还包括一些有关沿途各村的地名、村名、人情来历及风景地物的解释性传说等。这一文化遗产能延续至今不仅非常难得，而且对后人认识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吕屏，王庆仁，彭家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文化传承研究综述[J].贵州民族研究，2009，（03）.

[2]孙正国.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类型化保护[J].求索，2009，（10）.

非遗保护论文篇6

文化是历史的财富，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创造了凝重深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杰出智慧，展示源源不绝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彰显了独特的品格和气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共同对保存人类记忆，保护文化多样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有珍贵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也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近年来全球的旅游业更多关注于如何利用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创造经济价值，而忽略了对非物质文化的开发应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承载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反映其民族感情。它不仅可以满足不同背景的游客体验各国、各地区文化差异的需求，也实现了跨文化交流，是旅游开发中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同时，旅游开发有助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发展文化事业。如何正确处理旅游开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和合理的模式，如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性开发从而最终实现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都是近年来备受中外学者关注的课题。各地政府也纷纷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地方法规立法规划。

在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为：“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另外还包括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文化空间。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特点及发展方向

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纵观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归纳出如下特点：第一，从研究的主要内容上来看，国内的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和范畴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价值以及功能性研究，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作用和意义研究，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则和保护措施研究，不同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等方面。研究涉及内容之广泛、时间跨度之大、地区范围之广大大的领先与其它国家学者的研究。第二，从研究的侧重点上来看，国内学者主要是侧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范畴、特征、价值以及其功能性研究，较多的涉及到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途径，但是较少涉及到具体某个地区的具体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到横向的两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比较研究以及纵向时间迁移中某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变化历程。第三，从研究的范围上来看，国内的大多数学者都是以整个国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基础，从大局上把握事物的发展动向，指导国家宏观政策的制定；很少一部分学者是以某个地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基础。我国是个东西、南北跨度都是很大的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异比较明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应该结合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做到“因材施教”。第四，从研究的方法上来看，均无学者在文章中指明具体的研究方法，但通过对所有文献的综合分析，发现多数学者均采用了资料搜集和文献综合分析法。部分采用了比较和综合分析法，也有人采用了实证研究方法，描述性的定性分析文章较多，定量分析的文章则为数不多，往后的研究可以更多的采用定性分析方法。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发展方向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上特点。从上述特点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指出问题的同时，我们可以明确以后的研究的发展方向。笔者的总结归纳如下：第一，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专家多为民族学，艺术学或政治学专家，其他专业的专家介入较少，研究视角就较窄，造成不同学科角度下保护措施研究缺失或不够深入，以及多学科结合的分析欠缺。以后我国一些文化和旅游部门要多多倡议更多不同领域的专家介入研究此问题，促进研究的多元化，在多元化的研究中碰撞出出火花。第二，很多学者提出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措施没有规范的理论指导，保护措施的系统研究不到位就很难对其现状归纳总结和创新。理论与实践脱节，一方面不利于理论的创新，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实践的执行。以后的研究需要以规范的理论为指导，利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以严谨的治学思路来开展。第三，研究方法也较单一，文献综合分析法较多，实证研究较少。论文撰写多为定性分析，定量分析部分做得不够。以后的研究需要提高实证方面的研究，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和不足，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多多开展比较研究，对我国不同地区的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国内与国外的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比较研究，在比较中寻求创新之处。

三、结论

作为一个多民族的文化古国，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中，抵制强势文化的侵袭，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从而为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做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的历史课题，如何在强势文化的冲击面前保持高度的文化主体性，是越来越频繁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对我们提出的严峻挑战。

在某种意义上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保护，就是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基因和民族身份的认识和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传承。只有站在这样的立场，我们才能够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当代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切实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参考文献：

[1]周友武.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根[J].群文天地，2009，（1）.

[2]刘壮，牟延林.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比较与解读[J].西南大学学报，2008.

非遗保护论文篇7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口述或无形遗产,这一概念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兴起,并逐渐向世界范围内流传开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根据,由某一个体或一些群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期望的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其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探讨

目前，学术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有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存在一个共同点：保护与旅游开发存在着不可调和性。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工作中，要走出 “非黑即白”的二元论的悖论，保护与旅游开发不是只能存在于对立的两面，二者也是可以相互融通的地方的。保护可以是开发式的保护，开发也可以是保护式的开发。旅游开发其实可以成为保护的一种手段，能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带来经济上保障，从实现更完善的保护；而保护也可以使旅游开发有更好的基础，提供更加优质的开发资源，从而带来更多的经济价值。也就是说保护与旅游开发存在着一种互为手段、相互促进的同一性辩证关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旅游开发的意义

（一）宣传促销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品牌价值

如今社会愈发重视一个地方的品牌形象，而文化内涵又是品牌形象的核心。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无疑可以增强区域旅游形象的文化内涵和特色，极大的提高一个地区的旅游形象。通过把非遗元素有效的融入到旅游形象之中，旅游地的整体品牌形象一定会变得更加生动，也更容易为广大游客所喜爱。

（二）提升旅游产品层次，提升旅游地的审美、艺术、体验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其内容的多样性是作为旅游资源的基础，地域性是其独具魅力不可替代的前提，文化性为自然风光的深度拓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充分挖掘不同民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手工艺术等非物质文化资源，提升了旅游地的审美、艺术、体验价值，满足了游客的体验欲望，迎合了当代体验游的趋势。

(三)丰富旅游开发项目，增加旅游资源吸引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域文化艺术的精华所在。通过合理有序的开发和利用，形成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增添旅游活动的吸引力。如在古建筑的参观游览活动中加入传统手工艺制作、杂耍或传统节日庆典等的表演，必然丰富旅游项目，增加旅游景点的吸引力。

旅游开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一)旅游能激活非物质文化遗产，提高大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

通过对非遗的旅游开发,一些被淡忘的民间文化被激活,出现了传统文化的复兴现象。如丽江的旅游开发使纳西族的民族音乐和东巴文化得到了重视、保护与传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使民族主体重新体味到自己文化的独特与重要,恢复自己民族的自信心，从而更珍惜和保护自己的传统。

(二)旅游能给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入保护资金

通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的途径，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注入充足资金。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深入，创造的经济效益也愈来愈大，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其保护措施不会因为资金链断裂而无力施展，从而为非遗的保护提供了可靠的资金保障。

(三)旅游开发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挖掘与实现

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中的经济、文化和社会价值可以通过旅游活动的介入在实践中表现出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旅游开发成为旅游产品，首先实现其文化价值，向游客展现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其次是经济价值的转化，即通过旅游开发为旅游地带来经济收入，带来经济效益。最后是社会价值的实现，即旅游开发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从被本地区内部的人员认可，发展到被该地区外的游客了解和欣赏，使得遗产的价值得到更大规模的传播。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的方式途径

笔者从旅游开发的具体形式角度，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休闲演艺、节事旅游、旅游商品等开发模式，下面分别展开介绍。

（一）休闲演艺模式

非遗演艺产品是一种文化产品，是其核心竞争力所在。只有在充分挖掘当地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将主题、艺术形象与地方文脉相结合，并通过表演形式展现出来，才能形成非遗演艺产品的核心竞争力。进行休闲演艺产品的旅游开发时，要牢记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

（二）节事旅游模式

节事旅游是以各种节日、盛事、赛事等的庆祝和举办为核心吸引力的一种特殊旅游形式，节事旅游目前已日益成为各地旅游活动的常备项目，在各旅游景点屡见不鲜。一些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通过策划赛事、节庆、展览等节事旅游产品来进行旅游开发利用，并且取得很好的效果。

（三） 非遗旅游商品

我们的非遗旅游商品的开发在全国各个旅游目的地历来是一个薄弱环节，许多游客抱怨景点的纪念品种类单一，做工粗糙，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文化内涵在里面。这与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的声誉是非常不符的。在这里要指出的一点是，我们在开发非遗商品时，应注意把非遗的工艺优势转化为旅游商品开发中的经济优势,把现代技术和理念融入非遗商品的生产中。

［结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旅游开发是同一性的，只要对非遗的旅游开发合理，科学，实现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的良性互动是完全有可能的。一方面，通过旅游开发促进非遗的保护，另一方面良好的遗产保护又会大大的促进旅游的发展，这种互动应该是以后非遗保护与开发工作的必由之路。希望当地部门能够积极探索有益的保护和旅游开发模式，实现桂林市非遗保护与开发的良性互动。（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参考文献：

［1］ 魏小安， 旅游目的地发展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2

［2］ 乌丙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3］ 张仲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非遗保护论文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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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暨今，中国文化的主导者们“教民追孝”，“孝性”是中华民族精神最重要的特征，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和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如此偏爱传统文化和祖宗留下来的器物，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正是基础这种“孝性”，这一行为能够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终于形成气候并引发出一系列重大的实践行动，并不是偶然的，或“头脑发热的”。20世纪初期，有识之士就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并呼吁民众加以保护，且提出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但由于战乱、络绎不绝的社会动员和革命运动使人们无暇顾及这一领域；随着改革开放深入，西方文化的冲击，民众对自己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探寻更加迫切，极力寻求打下生命烙印的记忆，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留住这一记忆之一，它“不仅是一项系统工程，而是一项举国上下全民参与代代接替的、长期的宏伟的历史性任务。”）参见刘愧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整体性原则》一文，《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然而，从近些年的保护状况来看，虽然出台了非常细致的、具有法律效益的保护策略和措施，却并没有有效的抑制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的速度。笔者认为，问题的出现除了关乎有形的“政策”，更关乎无形的公众保护意识。

一、重视“上”“下”层的协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是民族或族群，它属于该民族或族群的全体人们，它具有很强的公众性。而公众意识就是这些民族或族群的自我意识，它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保护世界各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保持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举措，这也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但是目前在国内许多单位或地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内容以及重要意义认识不充分，他们不知道保护什么？能不能保护？怎样保护？

一个世纪以来，不少研究者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研究之中，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做了许多有益有价值的工作。然而，专家、学者们的保护往往带有一定的功利性，他们热衷于“填补空白”，戴着“艺术之墨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某些因素加以改造和利用，以“变异”的形式存在于“象牙塔”层面的交流与合作。“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注：参见傅谨《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一文，《草根的力量》，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这种漠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状态，脱离保护主体的基础意识层即公众保护意识的所谓“保护”，跟不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消亡的速度。

政府的政策有利于保护，也有利于公众保护意识的提高，然而，过于的依赖政策，也会导致公众保护意识的淡薄。2004年8月28日，中国政府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6年5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公布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公布了518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6月确定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26名。应该说，国家政府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然而，鲜明的“等级制”保护策略，有时会削弱民众的保护意识，他们会认为名录下的遗产才是需要保护的，或者“高等级”的遗产才是保护的对象。我们似乎走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公布名录和传承人”本意是要提高公众的保护意识，而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反而却消减了这种意识，因而，关键不是政策的出台有多少前瞻性，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有多重大的意义，而是实际操作中，重视政策、研究成果与提高公众保护意识的协调，告诉人们为什么要保护并热爱这一类型的文化，增进保护的紧迫性的认识。

二、提高公众保护意识的三层举措

提高公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国家社会的自觉意识）其实就是一个全民性“文化自觉”的过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不是‘死文化’而是‘活文化’，其区别与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特点就是依附于特定的民族、群体、区域或个体存在，并流传至今。”（注：参见乔晓光《关注母亲河》一文，《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剪纸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要讲究“活”性，以“人”为本，离开了对人的关注与重视，就是舍本逐末。提高“人”的保护意识虽然是针对全体公众，但具体操作还应具有科学性和循序渐进的过程，笔者认为应该有三个递进的层面，它们所针对的受众不同，得到的效果有差异，而结合实施则可以提高全民的保护意识。

1、提高传承人和相应的专业人员的保护意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部分领域是由传承人的口传心授而得以代代传递、延续和发展的，他们“掌握着祖先创造的精湛技艺和文化传统，他们是中华伟大文明的象征和重要组成部分。当代杰出的民间文化传承人是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化的活宝库，他们身上承载着祖先创造的文化精华，具有天才的个性创造力。……代代相传是文化乃至文明传承的最重要的渠道，传承人是民间文化代代薪火相传的关键，天才的杰出的民间文化传承人往往还把一个民族和时代的文化推向历史的高峰。”（注：参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编《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调查、认定、命名工作手册》，2005年版，第11页。）保护和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关键是要保护传承人，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由于传承人的声誉和所处的特殊位置，除了要传授特定的“文化”外，还需传播延续这类“文化”的意义。然而，对于部分传承人而言，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是我们所认为的“文化”，这种最直接的能提高公众的保护意识的途径应是要得以重视的。此外，近两年政府公布了第一批部级遗产和传承人名录后，有部分没有被列入名录的传承人通过媒体渠道道出了自己的抱怨：“国家不重视，我们如何来传承”，过于依赖政府政策和带有功利性的保护意识，不仅不能使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更会加剧它的消亡。 转贴于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从对濒危形态的抢救，到对消亡形态的搜集整理研究，再到活态形式的扶持振兴与开发利用，都离不开相应的专业人员参与和必要的理论知识指导。较之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艰巨任务，其研究的专业队伍及其分布状况很不均衡，传统文化艺术研究领域比较合格的专业人员，大多集中于部分大都市和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且年龄普遍偏高，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长期进行实地调研。而现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绝大多数集中在“地方和基层”，其保护只有等待“有识之士”来发掘，或利用地方仅有的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员在维持，这使得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处于“非专业”状态，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功利性。培养专业人才输入基层、培训地方固有的人才以及成立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组织，是有效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由之路，也是提高公众保护意识的有力保障。

2、重视教育的传播方式

教育是人类文化记忆传承的重要方式，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教育活动也成为支持、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工作。由于严重缺乏专业研究队伍，一些教育机构尤其是高等院校开始设立相关专业，开展本科、硕士甚至博士学历教育，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培养急需人才，发挥高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桥梁作用。同时，鼓励和支持一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遗产知识纳入中小学的教学计划、编入教材，组织参观学习活动等，来激发青少年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的热情，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但是，在地方专业人员极度匮乏，特别是在一些较为偏远的乡村，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源地，教育工作者自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不足，没能力从理论上对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课程做系统规划的情况下，就在学校教育全线铺开，极有可能使效果“事与愿违、南辕北辙，甚至有可能在实施保护的良好愿望之下，由于不能按照科学思想办事，缺乏必要的专业理论指导，带来不必要的遗憾，酿成不必要的祸端。”（注：参见吴文科《以人为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其根本性原则》）

重视教育，更应该重视教育的传播途径。笔者认为，就我国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应采用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一方面要培养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级专业人才，在全国范围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调查、登记、摄像、录音、认定、建档等工作，摸清家底；另一方面，要在本科、专科教育层面大力宣传和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因为这一层面的很大一部分毕业生都将是面对基层和地方的；再次，要对中小学有志教授和传播的教师进行培训，创造和提供机会让其再学习，他们是提高公众保护意识的“传承人”。只有提高了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才能避免“一哄而上”，进而从整体上提高全民的保护素质。

3、保存与建立原生态生存环境

保存和建立原生态生存环境与提高公众保护意识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需要关注的是隐含在物质层面之后的宝贵的精神内涵和历史传统，这就离不开它的原生态环境。事实上，在市场经济的制约下，要想完整的保存和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生存环境是不可能的任务，只能是有限的条件内相对的实施，设立生态博物馆提供了这一相对的可能性。

非遗保护论文篇9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精华，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丰富资源。我国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市化的加速，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环境不同程度地遭到影响。很多传统习俗发生变化，许多藏在人们心中的文化记忆渐趋淡化，一些艺术门类在人们的视野中面临消亡的危险，一些掌握绝技的老艺人年龄越来越大，一些依靠口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着各种环境的考验。

早在上世纪初人们就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开始呼吁民众加以保护与利用，并且出台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但是由于连年战乱和革命运动使人们无暇顾及这一领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民众对自己生命本真的的探寻更加迫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环境保护，既不能像自然环境保护那样划出一个空地，只要对之不进行人为的干扰就可以；也不能像人造景观那样，可以按照主观设计来进行构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退回来鱼牧、农耕的经济形态，也不是回到四代同堂的社会结构，也不是要完全改变人们现在的生存价值理念。文化遗产的环境保护，更确切的说，只能是调节、变化、处理好文化遗产与文化环境、地域环境、社会环境的关系，让文化遗产有一个适应其生存、保护的生态位置。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依赖于良好的文化环境

从文化的视角来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人类文化自身的存在和生存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在很大程度上将有利于我们树立全新的文化生态观，有利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保护文化传统，有利于文化的创新与繁荣。文化是历史的发展中人类所创造的，而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是人，基础也是人，文化遗产的传承所依赖的也是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质不仅在于其是文物与各种绝技资料，更及于创造文化遗产、展演绝艺的“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好的方法与途径，即将它与人的生活方式再度的结合，让其作为人的生活方式而存活着。

人类所有的文明是由各种不同文化所组成的。全世界有数量不同的各种文化，不同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与领域，但文化的存在价值和利益之间的关系是不均匀的。文化环境包括区域地理环境：一个民族由以生存、活动的区域场所和自然资源，在区域地理环境中产生的物质生产方式：形成该文化的经济基础，构建在前述两个层次上的社会组织形式：形成该文化的一套社会政治制度。各民族所赖以生存、活动的特殊文化土壤，决定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及其独具个性的文化特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比较弱小的文化。作为弱小文化形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遍面临着文化空间被占挤的威胁。因此国际社会在上世纪世纪以来大力提倡保护文化遗产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思路，是对文化霸权主义的一种批判，也在很大范围和程度上保护了不同文化之间应有的合法权益。非物质文化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成就的标志，也是许多民族、群体的基本识别标志与形象。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注重结合地域环境

地域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先觉条件之一,同时也决定了我国各地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迥然不同的形式和特色。由于我国拥有辽阔的土地和由此而形成的南北迥异的地域性文化，才会产生如此丰富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不同地区的文化风格各异，五色缤纷，需要因地制宜。

保护好文化遗产各种形态在我国当前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具有重要现实价值。国内一些地方为了眼前的小利益，在建设中无视文化遗产和文化空间的存在与保护，强行拆迁与破坏，对文化遗产和文化空间加以人为破坏或改造，使得许多有价值的文化遗产或文化形态毁在机器下，令人惋惜。一些地域性很强、很有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遭到破坏，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因为过度发展旅游经济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和艺术表达方式失去原有特色和完整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但没有获得很好的保护与利用，反而受到了不可逆转的破坏。这两种情况在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中普遍存在。文化遗产和文化空间被破坏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参与各方的各种文化权益受到破坏。这些情形与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使命相悖离。因此，努力提高全社会尤其是政府部门的文化保护意识，重视在实践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参与各方所具有的文化权益，实现不同地域文化对非物质文化形态的利用价值，对实现人民文化的丰富生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和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注重顺应社会环境的发展

在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政治环境往往起到重要得作用。很长的一段时期，政府将一些民间信仰、民俗活动视为封建社会迷信活动的范畴并限制，特别是期间，有很多国宝毁于一旦，很多文化遭到洗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传统的文化形态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人们逐渐认识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文化生态保护被提上日程。众所周知，经济与文化的辩证关系：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一定的经济政治决定一定的文化发展，一定的文化又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与经济，并给与重大影响。因此，文化生态的保护离不开社会经济环境的依托，经济环境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中起着支撑作用。只有经济环境的发展与变化，才能给予文化遗产项目提供良好的社会存在空间，更好地推进传承与保护的进行。

就我国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应采用层层递进的传播方式。一方面要培养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要在人民群众层面大力宣传和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只有提高了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进而从整体上提高全民的保护素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要想完整地保存和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生存环境是不可能的任务，政府应拿出专项资金，设立非物质文化博物馆来保护。

四、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重要的是有个良好的人文环境。社会需要营造良好的人文氛围。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和凝聚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标识和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民族精神和人民智慧的生动体现。先民们创造了丰富灿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要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并在传承、发扬光大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努力适应时代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创造出更多新的优秀文化成果，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谱写更加灿烂辉煌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非遗保护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4-0172-005

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大国，我国一直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文化领域重点关注的问题，改革开放后，我国的非遗保护更是在国际法层面取得突破，主动与世界融合，加入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11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我国文化建设，包括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目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本形成了制度化、信息化、国际化的较为全面的保护体系。就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遗而言，主要源于上世纪80年代出台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其中明确规定“民间文学艺术和其他民间传统作品的整理本，版权归整理者所有，但他人仍可对同一作品进行整理并获得版权，整理者应当注明主要素材提供者，并根据素材提供者的贡献大小向其适当支付报酬。”[1]。1991年，我国开始研究制定《著作权法》，虽然在制定过程中，关于是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存在争议，但最终立法者还是以《突尼斯样板法》为例[2]，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间文学艺术作为著作权法范畴的一项单独客体。[3]进入新世纪，国家加强了通过知识产权保护非遗的力度，国家有关部委下发了《关于加强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在对老字号进行普查的过程中，同步开展了对老字号传承人确定、资料收集等方面的工作，该项举措当选“2007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十件大事”。[3]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作为专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出台，该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施行，立法层次得到提高。该部法律兼具公法和私法的性质，从行政法保护角度，运用公权力对非遗保护的权利主体、保护程序、信息收集等进行了规定。与此同时也提到“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知识产权的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4

一、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主体缺陷

由于知识产权制度某些内在特征与非物质文化的特点并非天然吻合，导致非遗在寻求知识产权保护时常常无法适用，知识产权在非遗保护中缺乏抓手，保护力度不够深入。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概念与知识产权的主体概念之间存在矛盾。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通常具有明确的权利主体，一般是指创作出作品，发明出专利的人，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固化符合知识产权保护客体方面，往往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很多时候表现出来的是一个群体集体智慧的结晶，即使是一个精通某门古老技艺的传承人，也很难说他就是这门技艺的权利主体。[5]因此，运用传统知识产权模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会引发因主体冲突导致的诸多问题：

（一）民事或民事诉讼主体难确定

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下，其保护的对象具有清晰明确的定义，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归属也十分明确。然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是主体自身，还是其对应的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都无法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特定社区或群体成员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社区中每一个个体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所凝结并延续下来的共同智慧和财富，没有一个个体单独可以主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这种权利主体的不明确在实践中最突出的表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侵权纠纷中，谁作为权利主体来主张权利，或者作为权利主体主张权利的个人或者集体能否得到法院认可。

（二）独占性与共享性问题难平衡

知识产权属于私权，具有排除他人使用和自我独占的权利属性。如果将“非遗”的权利主体定义为某一个人或某一特定群体，就会与作为遗产的传统文化的共有、共享性产生冲突。目前，法律和实践中的解决手段是确认具有代表性的名录项目和传承人。但是，在法律逻辑上，传承人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人之一或者行权人之一，并不意味着其他主体就不享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显然，传承人是不具有独占性的。如果因为代表性名录项目和传承人的行政确认，就由传承人来限制他人使用而单独享有经过世代前人共同创造和延续的智力成果，显然是不合适的，容易出现各地争权诉讼，引发地域间、民族间的纷争和冲突，不仅对传统文化的广泛继承、弘扬和传播产生障碍和不利影响，也与传统文化作为“遗产”的本质、精神和价值相背离。[6]

（三）经济价值与主体确认难割裂

知识产权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申请人申请知识产权的前提是该标的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这种逻辑关系造成只有具备经济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会有主体去申请知识产权。但是，很多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经济价值，通过市场经济的价值体系难以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这种现状造成了一种两难的局面，越是具有经济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有各类申请人去主张权利，造成主体难以确定或过度保护；越是没有经济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没有主体愿意申请，造成无人申请和缺乏保护。

（四）保护期限与“集体”主体难兼容

知识产权保护通常有期限限制，以著作权法为例，公民的作品，其发表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的保护期限为作者及其死后的50年，如果仅从字面理解，非遗保护的保护期限也只有50年。[7]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主体上往往具有群体性，作为一个集合概念，难以确定50年保护期限的起讫点。

针对上述问题，实践中解决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主体缺陷的主要方法是建立传承人保护制度。传承人保护制度通过行政手段对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人物进行保护，其仅能在某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明确代表人的情况下适用，且这种保护手段主要是防止某非物质文化在短期内消亡，从长远看，随着传承人自身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多，传承人保护的力度就逐渐降低。

此外，也有学者在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基础上，提出创设新的能够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需求的新型民事权利。但是，创造新的权利和权利主体需要对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进行彻底颠覆，立法成本过高，且这种既有私法性质，又有公法性质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能否被正确适用也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以上两种解决思路分析，困扰非物质文化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在形式上反映为主体问题，实质上反映为“共有权与私有权”，“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排他性与包容性”等三个方面。更进一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权利属性上表现为所有权二元化特征，在权利内容上表现为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因此，能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中找到合适的制度安排解决知识产权主体保护的瑕疵至关重要。

二、公益信托制度――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主体创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法”的规定）关于“信托”的定义，并结合公益信托的自有特征，所谓公益信托，是特定或不特定的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一般是合格的信托公司）的信任，将一定范围内的财产或某种具有财产属性的权利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事先约定，以促进慈善事业、学术研究、社会福利、教育发展、科技进步等公共利益为目的，并以自己的名义管理和处分受让财产，并将财产受益分配给非特定多数人的信托。目前，公益信托制度在国内刚刚兴起，是解决受托公共财产管理、分配、运作的有效模式。我国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中，已明确了非遗属于知识产权法的客体范畴，进而也就意味着非遗有财产属性，符合信托法律关系对信托标的财产属性的法律要求。鉴于此， 在知识产权制度中引入公益信托制度，通过公益信托的形式可以有效解决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主体缺陷。具体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中，公益信托制度的优势主要体现在：

（一）信托共有制度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确定问题

公益信托与普通信托一样，具有共有制的天然属性，可以有效解决主体确定问题，具体实现分为三个步骤：第一，公益信托制度的委托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数人，也可以是一个群体或集体，或者是一个开放式的组织（考虑到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组内部，人员会产生变化）。第二，公益信托不同于普通民事委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在法律形式上为信托公司所有，由信托公司作为名义上的所有权人代表真实所有权人行使权力，包括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申请和运作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参加诉讼，主张财产权利，甚至主张精神权利。第三，隐藏在名义所有权背后的受益人表面上享有的是受益权，但实际上享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代表的知识产权。综上分析，公益信托制度通过特定的法律关系安排，保证了在适用知识产权保护时能够由信托公司作为名义上的主体，解决了诉讼主体、维权主体等不确定的尴尬，也使得每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属群体内部的个体都真实地享受知识产权保护所带来的利益和名誉，避免出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不确定带来的不公平。此外，委托人或受益人可以在一个开放式的组织体内自由变动，也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了连续性，不会因某个个体的变动而产生障碍。

（二）公益信托产权分离制度解决共享性和独占性问题

如上所述，公益信托所有权的初始来源是委托人，随着信托关系的建立，信托便属于受托人“所有”，即委托人享有终极所有权，受托人享有法定所有权。委托人不行使“占有、使用、处分、收益”等四项权能，而以对自己的权益进行持有。[8]受托人行使形式上的所有权，按照事先约定的信托目的，根据具体情况自主决定信托事务的管理。由于信托具有双重所有权的特点，委托人是受托财产的真实所有权人和指定的受益人，而受托人名义上占有资产，成为权利主体。反映在非遗保护中，共享性体现在委托人和受益人层面，集体中的个人所组成的委托人或受益人享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权和受益权，而信托公司作为执行者，在具体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其可以按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自主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事务，而不受委托人或受益人中的单个个体的意志所左右，确保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落入个别利益主体手中。

（三）公益信托制度能够最大化地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西方权益分割理论认为，某一主体绝对地拥有某一财产的所有权能，并不一定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该财产的最大价值和效率。如果将财产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进行合适的分割，能够在独占和共有之间产生新的平衡，并达到价值利用最大化。财产所有权人的独占与在不同的主体之间进行合理安排，会产生不同的经济运行的模式，从而促进更高的配置效率，信托机制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制度优势。反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由于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某一个群体共同所有，且往往这些群体并不具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再运作的能力，而信托的受托人制度通过对受托人忠实义务、审慎义务的规定，塑造了专业、尽职、诚实、守信的财产管理人，可以更好地帮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

（四）公益信托可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逆向选择问题

由于知识产权是在自由竞争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新型财产性权利，因此，知识产权制度天然地倾向于保护那些经济价值较高的智慧。因此，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对于经济价值不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逆向选择效应。例如，与旅游开发联系度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得到较好保护，而少数民族的服装、语言则不容易保存。在这种情形下，公益信托的主体优势则可以避免逆向选择，一方面，公益信托的委托主体更加多元化，既可以是代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也可以是政府有关机构、社会慈善组织、非政府民间机构；另一方面，委托财产的用途也可以是多元化的，可以仅用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开支，也可以适当用于商业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此同时，随着我国信托行业的发展壮大，信托公司的资本实力和盈利水平均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信托公司愈发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很多信托愿意以非盈利的方式受托管理亟须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也是其他行业所不具备的优势。

（五）公益信托的监察人制度可确保阳光化、透明化

相比于国家运用行政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或社会机构将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委托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能够动用各类资源帮助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更高效地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在创设公益信托方面，无论是公益信托结构的设立，还是受托人的选任，都需要国家有权机关批准[9]同时，对于公益信托，信托法规定了监察人制度，信托监察人一般是非政府性的第三方组织，具有较高的专业度和社会责任感，能够有效监督信托公司的受托管理行为。除此之外，信托公司由于行业监管比较严格，在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所有的法律文件、财务报表均公开透明、及时监管，避免了行政保护中可能存在的暗箱操作或违法违规情况。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公益信托保护的

实践路径

在文化事务产业化的大时代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标既要贮存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要充分与文化产业相融合，更好地发挥自身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公益信托制度特有的制度安排能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的集体性引致的聚集和规模效应及专业化管理产生的价值放大效应得以实现，符合时代的潮流，能够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双重目标。结合国外公益信托的实践，以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和公益信托制度为例，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托制度保护在具体实践操作时应遵从如下几点：

（一）由代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为委托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委托给信托公司。由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前提是权利主体明确，没有明确主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能因为这种制度本身的原因而失去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信托制度可以依据特殊的制度优势，由信托公司作为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所有人明确权利主体，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财产确权和行权。通常情况下是设立公众信托，委托人为一定范围内的公众，具体而言，就是由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内的若干个体或个体组成的组织。对于权利主体不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由国家或社会公益组织在办理相关法律手续或取得法律证明文件的前提下，以保护人的身份作为委托人设立公益信托，在法律层面上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即为公共机构，由公共机构代为行使权利主体的权利，并履行相关义务。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不断传承，在这种情况下，委托人的范围和人数不是确定不变的，因为委托人的数量和范围是开放式的，建议信托公司在与委托人设计合同时，明确经过全体委托人三分之二表决通过，可以变更委托人的范围。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信托法规定委托人的上限是200人，因此，在框定委托人上限时，应当先事先了解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有人范围，如果人数超过200了，可以通过信托中的信托、有限合伙等制度设计进行合法规避。

（二）信托公司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义上的所有人，按照信托合同的约定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笔者认为，为确保公益信托的公益性质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不断传承，应当强制性要求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免受侵害为信托合同的首要目的，其次再考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开发问题。此外，需要注意的是，除了著作权是一经创作即产生，专利和商标权均需要经过申请。因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委托人先申请，然后将知识产权交信托公司，还是直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交由信托公司，由信托公司作为权利主体申请权利需要进一步探讨。笔者认为，为便于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管理，也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委托人的其他财产相分离，充分发挥信托制度的破产隔离制度优势，应将专利或商标权授予信托公司或由信托公司申请。同时，信托公司应当将上述情况向主管部门进行备案登记，并在信托合同中对真正的权利人进行确定。

（三）当信托公司运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收益时，信托公司将收益合理地分配给受益人。如果委托人为某非物质文化遗产群体，则受益分配给该群体或该群体的成员，当委托人为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民间非盈利组织时，则分配给指定的专用账户，专门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此外，尽管公益信托属于非盈利信托，但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中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用是合理合法的，问题在于对于那些经济价值不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应当收取管理费用。笔者认为，国家有关部门应当专门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从基金中支取部分费用用于满足信托公司日常管理所用。当然，从信托公司的社会责任担当角度，国家也应当鼓励信托公司通过自有资金支持非遗知识产权公益信托事业的发展。

（四）由于非遗的保护无固定期限，因此此类公益信托在期限上属于永续型的信托合同。为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能够持续稳定，笔者建议，应当在信托合同中适当加强信托受托人的义务，明确公益信托的受托人未经公益事业管理机构批准，不得辞任，否则将进入黑名单管理。

（五）信托法第六十四条明确规定公益信托应当建立监察人制度，这种监督制度同样适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信托。在监察人的选任上，笔者认为应当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等第三方社会机构的专业作用，对信托公司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程序进行监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运用的结果进行评估。

参考文献：

[1]于向阳.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D].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2006.

[2]刘春田.中国知识产权二十年[M].北京：专利文献出版社，1998，35-36.

[3]臧小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的特点及立法建议[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2（5）：21-26.

[4]薛映月.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性和正当性[J].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4）：47-51.

[5]李阁霞.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J].武夷学院学报，2012，31（1）：33-38.

[6]朱兵.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的民事保护问题[J].中国版权，2011，（6）：13-16.

非遗保护论文篇11

【作 者】甘明，贵州凯里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刘光梓，贵州凯里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贵州凯里，556000

【中图分类号】D923.4；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1-0172-005

Thesi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ystem of the Main Right Body in Protection Law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aking the Miao & Dong Autonomous Eparchy of Southeast Area of Sichu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Gan Ming，Liu Guangzi

Abstract：Based on the field research and law analysis，the article thinks that the inheritor and colony have formed the duality main bod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and gives some advices on legislation protection for the inheritor and colon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mbining with the actual ins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southeast area of Sichuan.

Key words：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Inheritor；Colony；Main right body；Southeast area of Sichuan；Miao；Dong

当下《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草案)正在紧锣密鼓的起草过程之中，在这个法案当中，权利主体制度构建是最大的难点。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哲学、法学教授迈克尔・D・贝勒斯认为：任何有价值的资源均须由特定的主体拥有。[1]目前，在全球化语境下，西方主流文化通过理性扩张，正在利用一整套文化话语，全方位地消解和吞噬着非西方民族的文化个性和历史传统，使文化多样性和国家文化安全陷入危机。因此，保护文化多样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成为全球化语境中引起广泛共鸣的话题。由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具有个人(传承人)与集体(群体)相结合的二元主体结构的契合。[2]所以可以期望构建一种新的立法制度，既能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特殊需要，又能符合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立法宗旨。

一、传承人与群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二元主体结构分析

任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和传承做出实质性贡献的传承人和群体，都应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06年10月发表的《保护传统文化/民间文学艺术表达草案：政策目标与核心原则》，在第1条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定义诠释中，明确揭示了民间文学艺术的内涵特征之一是“个人和集体的智慧创造物”。[3]另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15条明确规定了“在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时，应努力确保创造、保养和承传这种遗产的群体、团体，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4]

1.运用田野调查法来论证传承人与群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主体地位

通过笔者对黔东南苗族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式的调查，主要有祖传传承、师传传承和社会传承三种方式。其中传统医药、宗教祭祀、民间文学表现形式等主要采取祖传方式；苗族民居、侗族鼓楼、风雨桥的建筑工艺，苗族服饰、银饰工艺、宗教祭祀、傩戏、苗族议榔、侗族议款等主要采取师传方式；社会传承是黔东南苗族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最主要方式，民间文学、民间歌舞以及传统医药中的公共知识部分则采取社区全民传承的方式。祖传传承和师传传承保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而社会传承又保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全民性。这三种方式虽然各自有所侧重，但又相互补充，由此构成黔东南苗族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完整体系，加之相对封闭的生态环境，即雷公山、月亮山的阻隔，使得当地的农耕文明顽强地抵御着外来文化的冲击，使黔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一脉相承，并得以很好的保存下来。难怪世界乡土文化基金会把黔东南确认为中国“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十大旅游胜地之一(另一个是拉萨)。

另据相关资料显示，对黔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医药(苗族医药、侗族医药、瑶族医药和民间中草药)和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即苗族古歌、反排木鼓舞、锦鸡舞、蜡染、鼓藏节等；侗族大歌、琵琶歌、萨玛节等所有权归属的问卷调查表明：传统医药方面选国有占11.9%，选民间共有财产占74.3%，选家庭或个人私有财产23.85%；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方面选国有占16.14%，选民间共有财产占85.6%，选家庭或个人私有财产占10.7%。[5]可见无论是传统医药还是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都有近97%的支持率，认为传承人和群体是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

2.现代知识产权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二元主体结构分析

2.1.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知识产品特性决定了其应当受知识产权的保护

知名学者吴汉东教授综合各家之言对知识产权的客体――知识产品所具有的法律属性作了高度概括：一是非物质性即知识信息是区别于物的另类客体，属于非物质财富的范畴；二是创造性即知识、信息与人们智力活动有关，产生于知识或精神领域；三是价值性即知识、信息作为民事客体，其意义在于它们构成了知识产权法所保护的利益。[6]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7]因而这种知识或信息也具有上述知识产品的法律属性[8]。

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性的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来自某一社区中个体或群体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个体或群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认同感的表达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总的来说反映了某一个体或群体在精神与物质、智力与感情上的总和。除了文学和艺术外，还包括生活方式、价值体系、传统信仰等方面。可见它属于知识形态的精神产品，具有价值与使用价值，但没有外在的形体不占有一定的空间，人们对它的“占有”不是一种实在而具体的控制，而是表现为认识和利用。

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创造性的特点，属于一种智力成果。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劳动人民集体创作、反映劳动人民思想感情、表现了他们的价值取向、审美观念和艺术特色并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流传的智力成果，正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智力成果的范畴，所以决定它适合用传统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

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为人们带来经济利益，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基于传统的以语言、音乐、舞蹈、手工艺品、故事传说等形式表达。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和商业性使用可以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益。特别是在大力提倡“返璞归真”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黔东南雷山西江苗寨、黎平肇兴侗寨[9]

2.2.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二元主体结构分析

前面论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接下来进一步来论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二元主体结构。关于知识产权的主体：吴汉东教授认为知识产权制度中的平等，是一种主体从事创造性活动的自由选择，是一种取得创造者权利的机会均等；同时认为知识产权制度的平等，是一种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调，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合理分享。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形成了知识产权主体制度区别于一般财产权主体制度的重要特征。即一是知识产权的原始取得，以创造者的身份资格为基础，以国家认可或授予为条件；二是知识产权的继受取得，往往是不完全取得或限制取得，从而产生数个权利主体对同一知识产品分享利益的情形。[10]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主体资格，作为民事主体在民法上(包括知识产权制度)的法律资格，是自然人及其群体成为民事主体的法律前提。而法律地位的平等与主体人格独立则是确认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事主体资格的基本原则。同样在法律上有着自身的特征：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始取得，是以创造者的身份为基础，以国家认可或授予为前提。无论是传承人或群体都是基于创造性的智力劳动取得创造者的身份，而授予行为是属于行政法律行为，与创造性的劳动一样，对权利的原始取得具有重要意义。借用美国学者的说法：创造性活动是权利产生的“源泉”(source)，而法律(国家机关授权活动)是权利产生的“根据”(origin)。[11]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受取得，即祖传、师传和社会传承，这三种传承方式都是不完全取得或有限制取得，从而就会导致产生数个权利主体或群体对同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享的情形。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之立法保护构建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知识产权立法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更明确地指出“个人在传统文化表达的发展和再创造中起着中心作用”[12]可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和再创造主要是通过传承人的活动来体现。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指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通过再现、模仿、表演、改编、收集整理等智力劳动传播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然人或群体，尤以自然人为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口传心授，人在艺在，人亡艺亡”的特点。所以应该主张：

1.成果确认权并给予相应的奖励。鉴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的群体性及成果形式的复杂性，基于保护要求，可以通过特定程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称、内容、表现形式、权属等方面进行确认。例如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2007年6月3日命名首批中国民间文化传承人166位，其中苗族5位，侗族1位；《光明日报》2007年6月11日公布部级目录中代表性传承人226名，其中黔东南有8名。(见附表1和附表2)据悉文化部办公厅2008年1月26日下发通知公布了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我州又有8人入选，他们分别是：《侗族大歌》吴品仙；《侗族琵琶歌》吴家兴、吴玉竹；《苗族芦笙舞》(锦鸡舞) 李金英 、余贵周；《木鼓舞》(反排苗族木鼓舞)万政文；《侗戏》张启高、吴胜章。目前第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正在申报之中，建议各基层单位做好候选人名单积极申报。

另外尽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法》，对于已经获得部级和省级传承人称号的人员，有关部门应尽快地及时给予物质或资金上的奖励。应该给以定期定额生活补助，保证与同族其他人同等生活水平，使其能够有时间去传承文化。

刊《光明日报》2007年6月11日部级名录代表性传承人226名 黔东南自治州8名(1)

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2007年6月3日命名首批中国民间文化传承人116位

苗族5位 侗1位(2)

2.原创维护权。人们可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修改、补充，但不能背离原创主体以及基本表现形式，不能歪曲、滥用或实施其他不正当利用和侵害。要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权利，在使用时应当明示原创群体或原创地名称。如台江苗族反排木鼓舞、侗族大歌、苗族古歌等等。

3.无期限保护权。这一权利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他文学艺术作品最本质的区别，其缘由就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时间上的续展性和主体的不确定性。比如侗族大歌，据专家考证侗族大歌大约产生于500年前，是通过歌师世代相传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每一个历史单元都是传播时期，也是再创作时期，因而无法确定其起始点和终结点。

4.持有使用权。凡经确认的持有人和持有群体可以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持有使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的基本形式，不同于知识产权的合理使用。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群体之立法保护构建

承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来源群体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主体之一，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传统部落、土著民族、或少数民族等群体在集体主义知识产权主体制度下，培育和滋养了集体创新机制，可以为人类创造更加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现代知识产权激励理论来看，能够保障对个人创造性给予补偿的以集体为基础的所有权也可以达到激励创新的目的。[13]另外，承认集体主义财产权，可以使群体控制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减少，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的损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体主义知识产权模式，不仅一般地保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保护了产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背景。[14]更重要的是，承认群体作为集体著作权的权利主体，可以通过著作权特有的人身权制度，从法律层面强制性地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者，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群体的身份，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群体的“民族自豪感提高民族自觉”，并逐渐把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性宣示转换为法律机制层面的操作，最终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机制。

笔者以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为例，提出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建议以供专家学者参考。1.署名权。对外姓民族可以署名“侗族大歌”，这充分体现了对整个侗民群体权益的维护；对内则可以根据不同情况而定：1)以地名或专属地流行曲调署名。如“小黄侗族大歌”、“茅贡侗族大歌”、“肇兴侗族大歌”等。2)以侗族大歌原创人员署名，如“嘎大用”即陆大用(乾隆末年“六洞”肇兴人)；“嘎万麻”即吴万麻(乾隆四十三年“十洞”宰拱人)创作等。3)以歌曲表现的内容署名，如“蝉之歌”，“上山歌”，“杨梅歌”等。

2.改编权。对侗族大歌的翻译、配器、填词等改编，首先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其改编的作品由改编人享有合法权益。根据改编的作品分以下情况：1)以侗族大歌的音乐曲调为素材，稍加艺术加工处理的作品，应注明“改编自侗族大歌×××，由×××创作。”2)没有具体的侗族大歌原形，但运用了侗族大歌的元素，应注明“作曲选自侗族大歌由×××改编或整理，×××作词”。

3.个人或群体的演唱权及相关的邻接权。为了保持其纯正，不被仿造和恶意歪曲，只能是侗民族才享有表演的权利。凡未经侗民族允许而使用的行为应视为侵权。从某种意义上说，侗族大歌的艺术价值是由其演唱者实现的。因此对其演唱者应主张相关的邻接权。具体表现为：1)演唱者对其演唱的曲目享有复制、录音、录像的所有权；2)演唱者对其演唱应享有获取报酬的权利(包括他人现场直播和公开传播其表演、他人未经表演者许可录音、录像复制发行等行为)。

4.传播权。必须取得侗民族的允许并支付相应的报酬，但为社会公共福利和传承侗族大歌弘扬侗民族优秀文化的除外。

5.经济利益的追偿及分享权，值得注意的前提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使用。外姓民族要依法取得侗族大歌的使用权，并支付相应的报酬。对民间出现的一些私人制作并销售侗族大歌光碟的行为，也应持有经济利益分享权，使其获得的利润部分支付给侗族大歌所有权人。

四、结束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的创作和传承模式，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制度与传统知识产权制度有一定程度的契合：两者都是一种集体与个人相结合的二元主体结构。因此，承认传承人和群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制度的权利主体地位，对于创设一种新型知识产权制度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美]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M].张文显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2)：90

[2]张耕.论民间文学艺术版权主体制度之构建[J].中国法学，2008(3)：55

[3]WIPO，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xpressions/Expressions of Folklore：Draft Objectives and Principles(WIPO/GRTKF/IC/10/4ANNEX)，PUBLISHED ON October 2，2006，p.13.http：∥wipo.int/edocs/mdocs/tk/en/wipo_grtkf_ic_10_4.pdf。2008-7-20

[4]《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15条，http：∥baike.省略/view 1006148.htm，2008-12-06)

[5]贵州省黔东南传统知识个案研究报告集[C]，出版者不祥，2004年7月第14页

[6]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7-22

[7]《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2条，http：∥baike.省略/view 1006148.htm，2008-12-06

[8]黄玉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保护[J]，中国法学，2008(5)：139-104)：)

[9]

[10]刘春田主编。《中国知识产权评论 》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90-195

[11]L.Ray Patterson&Stanley W.Lindberg：The Nature of Copyright：A Law of Users ’ Right，The University of Georgina Press，p.49―55，1991

非遗保护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0-0063-02

一、贫困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优势

（一）国家政策的支持

从总体形势来看，党的十七大把文化建设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后，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思想文化保证。当前，党中央和国务院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文化发展的重点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作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战略性工程。近几年来，出台了许多相关方针政策，自上而下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确立了“中国文化遗产日”，上级文化主管部门多次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业务培训，有条件的地方先后投入了可观的保护经费。应势而动的基层文化部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普查、展示推介、重点项目申报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

（二）相关部门的重视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力度的深入，地方政府对保护、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认识逐步加深，现在许多基层领导也能认识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他们往往自觉地将这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组织和参与保护活动，投入保护经费。领导重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形势越来越好的重要方面。

（三）群众的认可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的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获得群众普遍的关注和支持。社会各界人士一方面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另一方面也能以实际行动支持工作的开展。不少的企业家纷纷慷慨解囊，拿出经费支持文化宣传工作。在每年一度的郁南（连滩）南江文化艺术节，参与活动的群众一年比一年多，这既证明了群众保护的自觉性，也加深了群众的保护意识。

（四）工作经验的积累

在上级文化主管部门的指导下，郁南县文化馆积极探索，做了大量实际的保护工作，初步摸清了本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数量与分布状况，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档案，包括纸质档案、电子档案和照片档案等，同时，发掘整理了一批重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二、贫困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劣势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一些乡镇认识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条件下会加速消亡的现实，认识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不可再生资源，缺乏保护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有的乡镇还没有真正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上当地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没有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

（二）缺乏规范的传承体系

许多民间文化形式主要盛行于前，这些艺人至少是70岁以上。60岁左右的艺人只是当时的年轻学徒和配角，现在年轻一代很少人对这些传统艺术感兴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无人，一些传统技艺面临灭绝，许多民间艺术属独门绝技，口传心授，往往因人而存，人亡艺绝。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专业人才十分匮乏，引进相对困难。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流失严重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相当一部分存留或流传于民间，能体现地方特色，具有代表性和丰富内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经历了沧桑岁月以及的毁灭性打击而流失严重，传世不多。

（四）缺乏充足的经费支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保护、研究、开发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和各方面的配合支持，仅凭文化单位工作人员及乡镇文化站干部的工作热情去进行抢救保护是十分困难的。而贫困山区由于经济实际困难，在支持力度上难免会出现有心无力的无奈。因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难以得到充足的经费支持。

三、贫困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对策

（一）政府演好 “牵头人”角色，做好组织、协调工作

为更好地指导各地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应制定具有操作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方案》，以便各镇和有关部门明确掌握非遗普查的原则、范围、时间、方法、步骤和验收要求等具体工作环节，确保普查不漏镇村、不漏线索、不漏种类。只有通过细致的普查，才能及时发现濒临遗失的项目，再通过科学的方法加以保护与传承。为保障非遗普查工作的正常开展，政府应当出面组织宣传、文化、教育、旅游等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相互协调，避免部门之间因各自的利益驱使而出现相互掣肘、各自为政的尴尬局面。

（二）从实际出发，实施科学合理的保护规划

1.资源保护规划

其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实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继承发展的方针，必须正确处理抢救、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在确保山区民族、民间文化获得有效保护的前提下，促进抢救、保护、利用的有机结合和协调统一。

其二，为加强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管理，巩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成果，将普查所获资料进行归类、整理并制作成数码音像资料存档，以对非遗普查项目进行有效保护，逐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

其三，进一步深入开展理论研究和推广工作，通过召开研讨会、论证会、座谈会、出版专著等形式，将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推广，不断扩大其知名度和影响力。

其四，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举办普查成果图片展览，使广大群众更多地了解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从而提高人民群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通过宣传展示，营造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

其五，在中小学校开展优秀文化遗产进课堂活动。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教育部门共同组织编写乡土教材，将本县优秀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纳入教学计划，进行普及教育，激发青少年热爱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

其六，确保资金投入，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继续争取地方政府支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保障重点文化遗产经费投入；制定有关社会捐赠和赞助的政策措施，调动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机构和专业队伍建设，大力培养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所需的各类专门人才；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科技的研究、运用和推广工作，努力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水平。

2.传承人保护规划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在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艺、技能, 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人物。传承人受相关法律保护。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在关于“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条款中，特别强调：建立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对列入各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可采取命名、授予称号、表彰奖励、资助扶持等方式，鼓励代表作传承人（团体）进行传习活动。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传承后继有人。

通过传承人的传授, 习得、接受、掌握某项遗产的技术、技能，并有可能成为新的传承骨干的人，一般被称作继承人、接班人，可以统称为传习人。今天的传习人， 有可能成为明天的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既重视传承人的抢救，又加强传习人的培养，才有可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下去。

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采取有效措施， 抢救与保护濒危的传承人是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当前，大多活态传承人年事已高，不能把优秀传承人掌握的技术、技艺、技能“绝活”及时用各种方式存留下来，人亡歌息，人去艺绝，就会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弥补的损失。要切实保护，笔者认为应采取如下措施：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原则：对列入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传承人，要有计划地提供资助，鼓励和支持其开展传习活动，确保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要规范传承人管理，建立登记档案，完善传承谱系的延续性。

再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要制定传承人保护措施，加强对传承人的传承情况、生活状况和健康状况的跟踪了解，保持经常性的沟通联系，对其所遇到的困难，给予适当的帮助和支持。对优秀文化遗产做出积极贡献的传承人，要给予必要的表彰奖励。

［参考文献］

［1］赵中悦，王真.“非遗”保护需要科学态度［N］.中国文化报，2006-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