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行政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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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开发金融机构’一方面要从事政策性非盈利业务来弥补‘市场失灵’,另一方面要开展商业性盈利业务来避免‘政府失灵’,使银行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李扬如此解释。

而在改革方向确定之后,“现在重要的是如何找到一条合适的转型之路。”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贺强教授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按照央行预定的工作时间表,2006年政策性银行将按“一行一策”的原则,分步制定、实施改革方案。《中国经济周刊》获悉,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的“个性化”改革方案均已完成,并由央行上报到了国务院。

政策性银行要“变脸”

央行行长周小川此前曾在多个公开场合表示,政策性银行的经营环境已经发生变化,需要对其职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

1994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相继成立。“当时的主要目的,是实现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的分离,以解决国有专业银行身兼二任的问题。之后,3家政策性银行承担了从工行、农行、中行、建行4家国有商业银行分离出来的政策性业务。”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大用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据介绍,国家开发银行主要承担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支柱产业重大项目的长期融资;农业发展银行的职能是农副产品收购贷款;而进出口银行的成立则是搭了前两家的顺风车—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进出口贸易中机械设备贸易还只是少量。

而目前,国内对资本利用的手段和技术都与以往有天壤之别,中长期商业性资金已经能够较容易较安全地进入过去需要政策性金融大力支持的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机电产品领域。因此有专家认为,国内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经营的条件业已成熟。

据公开资料显示,10年前,我国机械装备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例只有31.4%,而到2005年,我国机械装备产品出口额占全部出口额的比例达到55.6%。出口竞争能力加强,要求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基础已不复存在。

除了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政策性银行自身多年来累积形成的不良资产,也令其难以再按既有的模式负重前行。

“政策性银行现在的坏账不比商业银行少。”北京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刘健说,政策性银行成立之初,只是为了完成政府所需要的项目,并没有考虑资产质量,以及是否需要足够的资本金,是否要像商业银行一样管理等问题。但运作了几年后,这些问题都凸现出来了。

对于政策性银行的不良贷款到底有多少,说法并不统一。如有学者和媒体估计,进出口行的不良贷款规模在百亿元人民币左右,农发行不良贷款的规模更大,约有数千亿元,而国开行的不良贷款率虽然较低,但相当部分是10年以上的长期贷款,短期风险难以显现。新方案猜想

根据央行的规划,政策性银行将尽快转变为有竞争力的综合性开发金融机构,但“一行一策”的改革方案对外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中国经济周刊》曾致电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新闻处询问,得到的都是“还没有具体方案消息”的答复。

而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日前撰文指出,3家政策性银行改革方案的初步设计系由中央银行研究局人员参与,在行长周小川的亲自指挥下完成的。

他认为,尽管3家政策性银行在功能定位、业务范围、产品服务、资产质量等方面存在差异,并且改革方案也将采取所谓的“一行一策”,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面临的改革内容和目标却有相当多的共通之处。

他举例称,所有者权益比率及资本充足率过低的问题在3家政策性银行中普遍存在。因此,新方案必定要包括多渠道充实资本金并建立长效、可持续的资本金补足机制方面的内容。

从中国目前状况来说,既然确定了“纯国有血统”不变,那么,资本金的补充只能由财政注资、汇金公司注资以及在国内外市场发债券这三个渠道来完成。

另外,既然开发性银行在功能上兼具政策、商业双重特性,那么,开发性银行在财务管理和考核上也理应采取分账管理方式。分别设立指令性账户和指导性账户可能为一种解决办法。

其中,指令性账户用于记录和反映完成国家政策性任务目标的资金、财务状况,指导性账户则用来记录和反映配合国家产业政策、发展战略所从事的各项自营性、开发性项目的资金与财务信息。而一旦设立了指令性和指导性两类账户,3家开发性银行的资金来源、运用、风险管理、监管主体等各个方面都会发生新的变化。

“变脸”难题

“3家银行要转向开发性金融,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缺少法律支撑,监管部门正常的监管也缺乏相应的依据。”北京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刘健不无担忧地表示,由于部门利益冲突,争议近三年之久的《政策性银行管理条例》草案到目前还无法顺利通过,这样会产生很多的负面影响,如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的界定无法律依据等。

国务院研究与发展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也表示,对于“商业性”与“政策性”的划分,无论商业银行还是政策性银行都希望有一个权威的说法,这样才能各司其责,各安其位,如果不从法律上加以明确的话,规划再好也会出问题。

知情人士透露,就政策性银行转型定位,央行与银监会的意见比较统一,即采用分账管理,设立国家账户和银行账户,国家账户专司政策性业务;银行账户则统筹《商业银行法》允许开展的所有业务,不享受政策优惠。

“但是,参与方案设计的财政部更强调政策性。如果几大部门不能达成一致,转型工作就很被动。”上述人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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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除了上述估计外，我们还做了多项稳健性检验

第一，差分模型的识别与估计。为谨慎起见，我们对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变量的差分值做了估计。估计结果显示，除同业拆借利率外，其他货币政策变量与银行风险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与水平值模型估计结果基本一致。第二，选用不良贷款率作为银行风险指标。估计结果显示，除贷款基准利率的系数不显著外，其他货币政策变量的系仍显著为负。第三，货币政策扩张紧缩周期划分依据的选择。我们还参考了ShuandNg(2010)的研究，将2004年、2007年、2008年、2010年设定为货币紧缩期，对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的非对称性进行了进一步检验。估计结果显示，本文的基本结论比较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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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银行风险承担变量

现有文献关于银行风险承担的变量指标主要有衡量破产风险的Z值，衡量银行贷款违约风险的不良贷款率，以及风险加权资产占总资产的比率和预期违约概率。考虑到我国银行业受到政府的完全隐性保险制度，几乎不存在破产风险，而预期违约概率虽是衡量银行事前风险承担的指标，但由于数据可获得性较差，在计算上存在一定的难度，本文选择能衡量银行事中风险承担的风险资产占比指标和衡量银行事后风险承担的不良贷款率指标作为银行风险承担的变量。

1.1.2货币政策变量

货币政策变量虽因各国的国情不同而有所区别，但选取的基本原则是要符合一国货币政策调控制度特征，要具备可控性、可测性和相关性。国外文献多以银行间市场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变量，而中国的利率至今仍未完全市场化，公开市场操作的影响也难以直接通过价格机制传导到银行的存贷款市场，考虑到央行近年来多次通过调节存款准备率来实现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尤其在2010~2011年间，中国人民银行对存款准备金率分别调整了6次和7次之多。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我国已成为央行常规的流动性管理工具。因此为保证模型估计的有效性，本文主要使用一年期加权的存款基准利率和加权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分别检验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1.1.3其他控制变量

为有效识别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我们还需要控制住宏观经济状况和银行异质性方面的变量。这是因为经济繁荣时期，银行对未来保持乐观，往往更倾向于承担更大的风险，而银行自身的规模、杠杆率水平以及盈利性可能会影响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宏观经济状况的变量主要选择表示经济发展状况的GDP指标和能预示物价变化的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其中，为消除异方差，对样本区间的GDP指标取自然对数。银行异质性方面的变量主要是银行的类型、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核心资本充足率、加权净资产收益率和成本收入比。

1.2模型构建

综上所述，本文借鉴Delis和Kouretas（2011）的方法，采用风险资产占总资产的比率和不良贷款占总贷款的比率作为风险承担的变量，并控制银行特征和宏观经济状况方面的变量，构建以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RISKit=α1RISKit-1+β1MPit+β2PPIit+β3GDPit+β4SIZEit+β5CCARit+β6ROEit+β7COSTit+β8STATE+εit其中，RISK为银行风险承担的变量，MP为货币政策的变量，PPI为预示物价走势的生产物价指数，GDP为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SIZE为银行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CCAR为核心资本充足率*100，ROE为加权的资本利润率*100，COST为银行的成本收入比*100，STATE为表示银行是否国有的虚拟变量，5家国有银行取值为1，其余银行取值为0。

1.3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研究样本区间为2005~2013年，该区间基本涵盖了货币政策稳健、宽松和紧缩的时期。样本选取工农中建交5家国有商业银行、招商银行等10家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南京银行等10家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北京农商银行等3家农村商业银行在内的28家不同性质商业银行的年度数据。其中银行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和Bankscope数据库，宏观变量数据和货币政策变量数据均来自CCER数据库。

2计量结果与分析

在惯性效应（Campbell&Cochrane，1999）下银行的风险承担会受到上一期的影响，因此为更好地考察银行风险承担的动态滞后效应，本文所用估计模型为采用了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的动态面板模型，考虑到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往往会造成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系统广义矩（SystemGMM）估计方法。

2.1模型计量的结果

本文运用Stata12.0软件对该动态面板模型进行系统广义矩估计。表2分别给出了以风险加权资产占比作为被解释变量时，银行一年期加权存款利率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1）和法定存款准备金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2）以及以不良贷款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时，银行一年期加权存款利率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3）和法定存款准备金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4）。同时为判断工具变量选取是否合理以及扰动项是否存在序列自相关，本文采用过度识别约束检验（Sargan检验）和Arrelano—Bond序列相关检验AR（1）和AR（2）来检验工具变量的联合有效性和差分方程残差是否存在一阶和二阶自相关。

2.2计量结果分析

第一，从回归结果看，不论银行风险承担的变量是衡量事中风险容忍度的风险加权资产的占比还是事后风险承担测算的不良贷款率，也不论货币政策的变量是价格型的存款利率还是数量型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MPit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负，且除模型（2）在5%的水平下显著外，其余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意味着我国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随着存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下降，银行对风险的容忍度和接受度增加，从而表明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在我国是存在的，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将刺激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容易造成系统性风险。第二，RISKit-1的回归系数都为正，说明银行当期的风险承担行为会受到上一期行为的正向影响，当以不良贷款率作为风险承担的变量时，RISKit-1在1%的水平下显著，且系数均大于0.3，表明银行的事后风险接受度存在一定的惯性效应，对风险承担的调整需要一定的时间。第三，从宏观经济状况变量看，PPIit的回归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但当银行风险承担的变量选择不同时，其符号亦不同，具体而言，当采用表示事中风险指标的风险资产占比作为风险承担的变量时，其系数为正，说明银行在经济出现通胀迹象时，银行会增加事中风险承担；而当采用衡量事后风险指标的不良贷款率作为风险承担变量时，其系数虽为负，但其绝对值不足0.02，影响甚微。同时，GDPit在所有模型中的系数都为正，除模型（3）不显著外，模型（1）、（2）、（4）分别在10%、5%、1%水平下显著，说明总体而言当宏观经济运行良好，经济处于上行时期时银行存在过度承担风险的冲动，银行的风险承担具有一定的顺周期性。第四，从杠杆率看，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的系数在四个模型中均为负。当采用风险加权资产为变量时，其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当采用不良贷款率为变量时，其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资本充足率与银行的风险承担呈反向变动关系，从而说明了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有效性，与Furlong和Keely（1989）关于提高资本充足率能降低银行资产风险的理论相一致，同时也支持了巴塞尔协议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银行监管思想。第五，从盈利能力看，在四个模型中，银行成本收入比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成本收入比越高的银行，其风险承担意愿越强，这可能是因为银行在逐利效应的作用下，成本管理水平较低的银行为实现成本管理水平较高银行相同的收益率，有增加风险承担意愿，较为激进地扩张信贷的冲动。银行净资产收益率的系数在模型（1）、（2）中显著为负，在模型（3）、（4）中为正，显著水平均为1%，意味着当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指标选取不同时，其影响也大相径庭，这也恰好解释了学者们在这一观点上的看法不尽相同的原因，说明银行的盈利能力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关系是不确定的。一般而言，银行盈利能力越强，其承担风险的动机越低，然而，宽松货币政策下，银行对未来预期乐观，在估值效应和逐利效应的作用下，往往更倾向于投资高收益高风险的资产组合，从而导致在经济繁荣时期，盈利能力高的银行往往是风险承担意愿强的银行。第六，银行的规模和银行的类型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不完全显著，且其符号也与风险承担变量的选择有关，说明规模大的银行一方面风险承担能力较强，可以利用多元化投资来分散和降低风险，但另一方面由于规模大的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在“大而不倒”原则和国家隐性存款保险制度的庇佑下，又有动机从事高风险投资，增加对风险的识别度和容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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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充足率是一个用来衡量银行资本与资产风险预防程度是否充足的重要指标，是指银行业金融机构持有的符合监管机构规定的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之间的比率，用于衡量其资本充足程度。在市场经济成熟的西方国家。利用资本充足率的限制管理商业银行资产是一个通用的办法，它成为银行监管的重要工具。1988年7月15日西方10国集团国家中央银行签订了巴塞尔协议，即《统一资本计量与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其中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能低于8％，其中核心资本占风险资产的比例不低于4％，而在2004年6月26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的新巴塞尔协议，即《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更是把这一最低资本充足率的规定确定为新框架的第一支柱。至此，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已经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金融监管原则。

1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现状

资本不足依然是目前困扰我国银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表面的金融统计数据看，这几年我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水平大幅度提高，总体实力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2005年末我国银行业总资产高达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银行已达40家，比2004年增加10家，达标行资产约占银行业总资产的73%，比2004年提高25个百分点。主要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达到或超过了8%的监管要求，工行、建行、交行达到了10%的稳健水平。但这距国际活跃银行12%的资本充足率还有很大的差距。资本严重不足仍然是中国银行业的突出问题，按照2004年银监会颁布的新的资本监管口径计算，从资本中剔除专项准备、其他准备及当年利润等传统项目，并且对尚未提足的贷款损失准备也从资本中扣减，同时不考虑国内外风险资产发生变动的情况，要使整体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最低要求，中国银行业的资本缺口依然巨大。事实上，由于资本补充渠道相对有限，在经历2002～2004年业务快速扩张之后，一些股份制银行的资本约束问题已经开始凸现。招商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等几家上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一直徘徊在8%警戒线的附近，深圳发展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更是远低于监管标准，中信银行在2005年年底获得集团注资后资本充足率也仅为8.18%。城市商业银行的资本缺口则更为突出。2005年底，117个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7.7%，平均资本充足率约2.7%。另外随着2006年底入世过渡期的终结，中国银行业将直面外资银行的全面竞争，倘若不能补充资本金，势必会令自己在业务扩张和市场竞争方面受到诸多约束。

2资本充足率与银行业绩指标的实证分析

资本充足率的构成与影响因素，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1983年，AlanJ.Marcus分析了从1960~1978年按市场价值计算的美国银行资本结构的变化趋势，对影响银行资本结构的多个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银行权益比率与利率及股权融资的税收劣势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1999年，AnthonySaunders＆BerryWilson研究了银行在资本结构和银行资产风险程度方面的影响，结果表明银行权益比率随银行并购的增加及安全网支持程度的增加而降低，但银行资产的风险程度与安全网的支持程度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2002年，MarkJ.Flannery和KasturiP.Rangan认为资产收益率与资本资产结构显著正相关，银行规模与权益比率正相关。2005年，邹平、王鹏、许培在借鉴了MarkJ.Flannery和KasturiP.Rangan的研究结论后，又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得出结论：固定资产比率和固定资产增长率指标也是影响资本充足率的因素。这些研究，都深入分析了资本充足率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我国学者的研究还是建立在中国股份制银行现状的基础之上，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能更好地解释近年来资本充足率下降的原因。但不足之处是这些研究仅仅做了理论上的解释，而没有通过计量模型来验证资本充足率与这些因素的具体关系。

本文将资本结构理论与资本充足率结合起来，将资本充足率的变化分为内生的原因和受外部条件的影响。借鉴了国外学者MarkJ·Flannery和KasturiP·Rangan的研究结论，既资产收益率与资本资产结构显著正相关，银行规模与权益比率正相关。同时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加入了不良贷款率和存贷比率作为解释变量，定量研究了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状况。

2.1模型建立

2.1.1变量定义

为建立资本充足率的解释模型，本文用资本充足率作为被解释变量（Y），选取不良贷款率（X1）、总资产（X2）、资产收益率（X3）、存贷比（X4）和总资产增长率（X5）为解释变量，并采用取自然对数的总资产衡量银行规模。总资产增长率代表商业银行的成长性，成长性较强的企业本身的负债要求比较高，反应在资本充足性上两者之间应该存在负相关关系，文章用（当年总资产-上年总资产）/上年总资产计算总资产增长率；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总资产）代表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资产收益率提高，在总资产一定时则意味商业银行的利润增加，从而有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性，两者之间应该存在正相关关系；存贷比（贷款总额/存款总额）反映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也能体现银行的扩张速度，银行的存贷比越高，风险加权资产越多，与资本充足率应是负相关关系；不良贷款率是不良贷款在总贷款中所占的比例，它与资本充足率之间应该呈负相关关系。

2.1.2模型设定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用不良贷款率、总资产、资产收益率、存贷比和总资产增长率做解释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其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模型如下：

Yi=β0+β1lnX1i+β2X2i+β3X3i+β4X4i+β5X5i+μi

2.1.3样本选取

本文的研究样本数据采用1998～2005年我国主要商业银行的横截面数据（此数据为合成数据，也被称为时序与截面混合数据），包括我国9家主要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及广东发展银行的数据可获得性较差，故未纳入本文的研究样本中。数据来源于银行的年度报表和各年度的金融年鉴，数据处理及分析采用SPSS软件。由于资本充足率指标在样本期间计算口径于2004年之后由银监会进行过修订，这可能对分析结果产生影响。

2.2实证结果分析

(1)不良贷款率分析。从理论上说，不良贷款率应该与资本充足率呈负相关关系。但从模型回归的结果看，却恰恰相反。主要原因是：我国股份制银行加强了治理，可是重视不良贷款的清理工作，而银行在处理不良贷款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呆账消核，即从利润中拿出很大比例用于核销坏帐，这必然就降低了资本充足率。

(2)总资产分析。在模型拟合的结果中，总资产系数为负，它对资本充足度有影响。新资本协议的内容可以说明这一点：对于规模巨大、声誉良好的银行，监管当局可以考虑降低对其的监管力度，换句话说，就是降低资本充足率要求，进行适度的分类监管。

(3)资产收益率分析。资产收益率与资本充足率在模型分析中有显著的正向数量关系。资产收益率反映了银行盈利水平的高低，所以银行的首要任务就是重视资产收益率，提高资产收益率，实现经营利润最大化目标。

(4)存贷比率分析。模型拟合结果显示，存贷比系数为正，并且是不显著的。存贷比对资本充足率有双向的影响，从银行盈利的角度讲，存贷比越高越好，因为存款是要付息的，即所谓的资金成本，如果一家银行的存款很多，贷款很少，就意味着它成本高，而收入少，银行的盈利能力就较差。提高了存贷比例，银行的盈利增加，进一步补足银行资金，提高资本充足率。从银行抵抗风险的角度讲，存贷比例不宜过高，因为银行还要应付广大客户日常现金支取和日常结算，在就需要银行留有一定的库存现金存款准备金，如存贷比过高，这部分资金就会不足，会导致银行的支付危机，如支付危机扩散，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对地区或国家经济的危害极大，央行为防止银行过度扩张，目前规定商业银行最高的存贷比例为75%。从这一角度看银行存贷比例越高，对资本充足率有负作用。模型中，存贷比系数为正，原因是：银行对贷款质量控制加强，在提高存贷比的同时风险加权资产的增长并不快，这使得存贷比对资本充足率有利的一面显现出来。这一点与总资产增长率的结论是一致的，

(5)总资产增长率分析。从总资产增长率来看，它与资本充足率呈正相关关系。近年来，股份制银行为了增强自身实力，在竞争中立于不败的地位，开始大力发展资产业务，这使得银行资产规模快速增长。而资产质量也在快速提高。相比之下，银行的资本增长速度略好于风险资产增长速度，这就导致了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增加。

3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途径管理的建议

商业银行一方面有通过增加高风险投资转嫁保险成本、获取高额利润的欲望，另一方面也有扩大债务依存度的冲动和便利，破产风险因此不断累积。这些举措“增加了每个银行冒险的积极性”；它们会鼓励银行承担贷款风险和沉重的负债，那些通过投保以避免风险的存款机构“实质上是对甘冒风险的银行和储蓄机构提供补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达国家以及由发达国家组成的巴塞尔委员会才逐步将银行的监管从修补转到内部调控，并对影响银行风险的主要因素进行详细的剖析。我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管理要建立长效的资金补足机制，就不能只关注获取外源性的资金，应将内源性资金作为长期的重要资金获取途径。

根据上述分析以及本文建立的以资本充足率为被解释变量的多元回归模型的结果，本文对我国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途径提出如下建议：

3.1建立有效的资本约束经营机制

商业银行应树立经济资本理念,充分认识到任何业务产生的风险都将占用资本资源,将短期盈利水平与长期盈利能力、质量、规模、收益与风险都结合起来,逐步建立基于长期稳定的收益而非单纯规模扩张的资本约束经营机制。

3.2积极调整业务发展结构

资本充足率的分母——风险加权资产是各种资产按风险大小的加权之和。当前商业银行应大力发展住房抵押贷款、耐用消费品贷款、个人理财等低风险权数的零售业务；进一步扩大银行卡、POS业务、支付结算、保险、代客理财业务等资本占用低的中间业务的比重,高度重视信用卡和国际结算等发展潜力巨大、收益丰厚的中间业务领域，逐渐由低层次的代收代付向国债代销、基金托管等高附加值品种发展;努力创新资产证券化、资产转让业务等资产负债表外业务，积极拓展以证券投资基金、企业年金、信托资产托管等高附加值的资产托管业务，并为发展基金管理、投资银行、参与设立货币市场基金等新兴业务创造条件，从而实现基本盈利模式从存贷差占绝对优势转向存贷利差和中间业务并重的轨道上来。

3.3提高盈利水平，增强资本内部积累能力

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利润留成都将是商业银行最为重要的资本补充渠道。为此，商业银行要加快业务发展，加强成本收益管理，提高盈利水平，以利润增量带动损失存量的化解。在核销呆账和提足弥补预期损失的专项准备的基础上进一步夯实利润，合理进行利润分配。为增加核心资本，今后应优先采取转增股本金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避免现金分红，促进利润分配与资本积累的相互促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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