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分析理论篇1

电影因其独特的呈现方式、技术特点，已经成为将人类潜藏的心理活动显现为外在动态信息的重要形式。心理电影，往往更集中于表现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以人性和心理作为其情节工具，反映或展示某个心理学原理或者某种典型心理障碍，因此影片常常涉及幻觉、梦境等叙事时空，并伴随着精神创伤的治愈和心理障碍的突破，从而表达寻求心灵安宁的自我救赎主题。而幻象、创伤、投射、错位、记忆等心理元素也成为影片必备的叙事内容。也正是这些元素的碎片化特点，要求心理电影要在传统的叙事结构的基础上，做出各种大胆的变化，最大限度地利用记忆碎片，对其进行重组和演绎，将真实的自我、投射的自我和创伤本身交错在一起，虚实呼应，自圆其说。

“大胆的变化”，虽然促使心理电影形成了独特的影像风格和表现手法，但同时也带来了“无视传统叙事结构”的评价，从而使其在一定程度上饱受争议。经典叙事理论经过前人不断积累、总结和认证，具有普遍适用性。因此，本文以《二次曝光》为个案，将心理电影纳入到经典叙事理论之下，探讨心理电影与经典叙事理论的诸多契合关联，以期明晰心理电影的叙事策略和叙事特色。

一、悉德・菲尔德电影“范式”下

《二次曝光》的结构分析 《二次曝光》是一部由李玉执导，范冰冰、冯绍峰和霍思燕领衔主演的中国电影，是一部典型的以自我救赎为主题的心理电影，充满着“过往”和“当下”的不断穿插，“幻觉”与“现实”的情感错位，但正如悉德・菲尔德在经典模式的基础上为电影故事总结了一个基本“范式”，其中包括开端、中段和结尾三幕，以及第一幕和第二幕结束部分的情节点。所谓情节点“任何一个偶然事故、情节或大事件，它‘钩住’动作并且把他转向另一个方向。”[1]

《二次曝光》其实是“关于一个故事的两个故事”。影片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一个关于童年创伤和残酷真相的故事；第二部分是一个关于爱情、友情和背叛的故事；第三部分是一个寻找记忆的事件。“寻找记忆”作为关键事件将“母亲之死”“幻觉世界”这两个故事固置在一起，形成了“关于一个故事的两个故事”。而无论是一个故事，还是两个故事，它们都有故事最基本的结构，符合悉德・菲尔德的电影“范式”。

“一个故事”。开端，母亲之死，童年遭遇母亲被杀变故的宋其跟随刘建长大，她在养父车祸去世后的一次远行中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导致精神崩溃；中段，幻觉世界，宋其开始产生幻觉，并在幻觉中因遭遇感情的背叛而杀人逃命；结尾，寻找记忆，宋其从幻觉中清醒，寻找丢失的记忆和人生；情节点Ⅰ，宋其远赴新疆，发现母亲被杀真相；情节点Ⅱ，幻觉消失，宋其清醒。

“两个故事”。“母亲之死”，开端，与宋其相依为命的母亲惨遭杀害；中段，抚养宋其的刘建车祸去世，宋其在养父日记的指引下远赴新疆；结尾，宋其在发现母亲被杀真相后精神崩溃；情节点Ⅰ，母亲被杀；情节点Ⅱ，发现“父弑母”的真相。“幻觉世界”，开端，原本工作顺利，爱情甜蜜的宋其在偶然间发现男友与闺蜜（周小西）对她的背叛；中段，愤怒的宋其杀人逃跑，并在逃跑期间误杀警察；结尾，宋其报警自首；情节点Ⅰ，宋其发现丝巾，产生怀疑；情节点Ⅱ，宋其幡然醒悟，决定自首。

无论故事如何地进化或者变革，或是被怎样地分割和细化，电影都有最基本的形式和内容结构，也就是它的“范式”，这是故事不变的元素。

二、克洛德・布雷蒙的“叙事序列”理论下

《二次曝光》的结构分析 法国叙事学家克洛德・布雷蒙在《叙事逻辑》一书指出“任何叙事都遵循一个具有双重可能性的基本序列”，而基本的叙事序列能够产生若干复杂的组合类型。其中有三种基本的可能性或序列组合类型：连续、嵌入、并列。

电影《二次曝光》从“一个故事”的叙事时空来说，属于“嵌入”式的序列组合类型。影片有着基础的序列，伤痛―迷失―救赎。“母亲之死”带来的童年创伤为宋其精神崩溃产生“幻觉世界”提供了可能，促使行为得以实施。而在幻觉行为实施期间，影片叙事时空发生改变，从现实到幻象，从主人公的外在行为表现到其内在精神展现，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故事，一个全新而完整的叙事序列。幻觉中，宋其发现男友与闺蜜背叛了自己（行动的可能性），然后愤怒杀人（行为的实施），最终报警自首（行为的完成），这是“幻觉”序列的结束。此时叙事时空也再次回归原来的现实，而“记忆的找回”也作为行动结果完成了整个序列。

从“两个故事”的内容和情感主题上来说，影片属于“并列”式的序列组合类型。“幻觉世界”除却其产生原因，在故事内容上和情感主题与“母亲之死”完全不同，“母亲之死”，关于寻求母亲被杀真相，关于亲情；“幻觉世界”，关于爱情背叛，关于爱情。两个故事相对独立，形成了两个并列的叙事序列。但与布雷蒙的理论不同的是，这两个序列不是由同一“动作”在不同序列中的不同功能而产生联系的，而是如同两匹完整的布被“寻找记忆”这一行为“缝合”起来，建立结构上的联系，通过人物、情感、情境以及事件“相同性”做到内容上的融合。

借助悉德・菲尔德的电影“范式”和布雷蒙的“叙事序列”分析，我们可知，时空交错、记忆闪回作为心理电影的标志性元素大量出现在影片中，但它们并非“无视传统叙事结构”，并非杂乱无章地聚集在故事里，而是被强而有力和坚实的结构维系在影片叙事中。

三、普洛普“行动范畴”理论下

《二次曝光》的人物研究

在故事中，人物是主要情节的发动者和承担者，是矛盾冲突的载体，是叙事的核心，更加是作品创作的重点和理论研究的重要对象。普洛普在自己的叙事理论中将故事中的人物划分成了七类，称为七个“行动范畴”，分别是反面角色（侵犯者）、捐献者（施惠者）、助手、公主（被拯救的人）、送信人（委托人）、英雄、假英雄，和他们“各自的表演者”相对应。而这七类人物是由他们在故事任务中担任的“功能”来决定的。

《二次曝光》讲述的是主人公面对童年创伤与残酷真相时，深陷幻觉，自我救赎的故事。在自我救赎主题中，“英雄”“公主”“恶棍”三者往往是重合的，主人公要拯救的是自己，要战胜的也是自己；虽然“不曾离开”的刘东看似是主人公宋其的精神依靠、“白马王子”，但他在宋其深陷幻觉、努力挣扎时没有给予任何实质性帮助，是一个“假英雄”；反而是郝医生在宋其清醒后帮助她找寻丢失的人生，充当“帮手”。

借助七个“行动范畴”，影片人物的关系和功能将会更加清晰，而“行动范畴，并不完全等同于影像中的某一专属人物，而是强调故事中不同段落和情节发展到不同时刻文本构成元素所具有的功能”[2]。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二次曝光》同一人物不仅在不同的叙事时空中担任不同的“行动范畴”，而且在同一叙事时空也被赋予多重的“行动范畴”。

四、经典叙事理论与心理解构的结合

《二次曝光》作为一部心理电影，承担了解构心理和叙述故事的双重任务。影片将大量的精神分析融入叙事结构和人物设置上，蕴涵于在“母亲之死”与“幻觉世界”的内在关联中，做到经典叙事理论与电影心理解构的结合。

“两个故事”，不同的叙事时空，相对独立的内容，却被影片用各种元素的“相同性”联系起来，建立了“母亲之死”和“幻觉世界”之间的投射关系。“幻觉世界”如“梦”一样是现实中“所见、所说、所欲与所为”，只是那现实中的事物、行为和情感已丢失了原有的逻辑载体，它们被打乱，重组，最终重建在一个全新的故事里，连同自己的欲望也在这一个世界中被具象地表达。杀人工具“橙色丝巾”作为主人公宋其对“死亡”的记忆深深印在脑海里，所以它在“幻觉世界”中再次成为杀人工具；宋其在母亲死后被带回刘建家时的那场雨已经与她的悲伤和痛苦建立了深深的联系，所以当在她“幻觉世界”中发现男友与闺蜜的背叛时，天空下起了雨；两个叙事时空内都有“车祸”，两次都发生在刘建身上，宋其都是无能为力，两次都引起事情发生转变。现实在幻觉中渗透，表达。

人物作为最为具象和最具戏剧张力的叙事元素，是影片解构心理的重要工具。“两个故事”中，名字相同的人物拥有不同的身份，却有相同或相似的叙事功能或情感功能。“幻觉世界”中人物的设置承载了主人公对于“母亲之死”中人物的情感和欲望。

影片中相同的道具、事件、场景和精巧的人物设置遵从经典叙事理论和心理投射原则，将人物内心世界的情感和欲望外显在故事结构和人物中，使其成为不可或缺的叙事元素，不仅丰富了故事内容，推动了情节发展，而且实现了对主人公的心理解构和精神分析，达到了经典叙事理论与心理解构的完美结合。

五、结 语

通过对《二次曝光》进行经典叙事理论的分析，我们得知心理电影并不是大众批评的那样“无视传统叙事结构”，影片不仅进行了心理解构和精神分析，更是符合了经典叙事理论的基本结构和人物设置。

心理电影，蕴涵着自我救赎的主题，有错位的情感，有创伤的疼痛，有交叉的叙事时空，有投射，有隐喻，有幻觉，这些阻碍观者理解和感悟的元素在经典叙事理论解读和分析下易于理解和体会。悉德・菲尔德关于电影故事的“范式”，有利于我们理清交错的时空，从本质上认识故事基本形式，了解故事基本内容；布雷蒙的“叙事序列”理论注重解决“如何讲故事”的问题，通过灵活运用序列组合模式解析文本，理解故事整体的叙事结构，掌握故事各个部分的组合方式及其内在逻辑；普洛普的“行动范畴”理论则通过揭示人物类型和功能，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和细致探索文本深层含义。

经典叙事理论不仅可以应用在心理电影的解读上，更可以用于心理电影的创作中。不同的是，创作是从内而外的，从心理到影像，从解构到结构，这时经典叙事理论可以作为心理电影的创作指南，将抽象的、内在的心理元素具象化、外在化，将情感和欲望融入故事中，对应心理结构构建叙事结构，根据情感功能进行人物设置，帮助心理电影形成严谨而独特的叙事表达。

[参考文献]

[1] 悉德・菲尔德.电影剧本创作指南[M].魏枫，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12： 30，12.

[2] 侯薇.浅析符号学分析在影像意义解读中的应用――以短片《人质》为例[J].当代电影，2012（04）.

叙事分析理论篇2

1990年，澳大利亚的迈克尔.怀特（Michael White）与新西兰的大卫.艾普斯顿（David Epston）合著《故事、知识、权力——叙事治疗的力量》一书，被认为是叙事心理治疗（辅导）诞生的标志。他们认为当人们把自己与问题混为一谈并在“主流叙事”的影响下丧失、限制、否定了自己的人格时，在治疗中进行重构就尤为必要。他们将福柯关于知识与权力的观点应用到临床治疗，尝试帮助来访者“表演另类故事”，让他们从“单一”知识中解放出来，自己主宰自己的生活。

21世纪初，叙事辅导开始进入中国。2000年，台北的吴熙琄出版《最新又潜力无穷的疗法：叙事疗法导读》一书；2001年，廖世德将怀特与艾普斯顿的著作《故事、知识、权力——叙事治疗的力量》翻译成中文并出版。同年，怀特首次在台北举办“叙事治疗工作坊”。台湾张老师基金会台北谘商辅导中心积极致力于推广叙事疗法，该中心于2003年举办了“叙事治疗进阶个案研讨工作坊”；台北市生命线协会亦于2003年开办“叙事治疗的多元面貌”课程。此外，香港的社会工作人员协会曾在2003年举办了两次叙事治疗工作坊。

目前国外已将叙事辅导法应用于临床心理学上，干预诸如厌食症、家庭性暴力、精神分裂症、精神创伤、种族关系、儿童与养父母关系及口吃康复等问题。

1 叙事辅导法的基本主张

所谓叙事辅导法，即通过引导来访者在不受干扰的安全环境下叙说自己的生命故事，唤起来访者内在力量与生命意义的心理辅导方法。叙事辅导的重点与目的在于帮助来访者重新检视自己的生活，重新定义生活的意义，进而回归到正常生活轨道。

叙事辅导法是一种以来访者中心为取向的咨询方法。叙事辅导与其他心理辅导方式的显著差异在于它相信来访者才是自己问题的发现者和解决者，辅导者只是在旁边陪伴；来访者应当从自己生命故事的片段中找到自尊、自信与价值，从而相信自己有能力解决目前的困难。咨询师在运用叙事辅导法时，与来访者的关系是平等而合作的；“咨询师是来访者改变的促发者，而非按照自身的取向将专业知识强加于来访者的动机和需要之上（ 张涵，2013）。”

怀特认为人类是诠释的动物，“在诠释过程中所创造的意义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行为和在生活中采取的行动。生命故事或自我叙说的过程传达出我们决定撷取及对外表达的生命经验片段；故事或自我假说决定我们如何塑造生命经验。我们并非通过生命故事存活，而是故事塑造、组成并拥抱着我们的生活（Payne，2012）。”

叙事辅导法鼓励来访者发展个人的知识、技巧，鼓励有意识的觉察与转化。在进行叙事辅导过程中，辅导者通过认同、谈话、强化来访者所讲故事的积极方面而创造出尊重和接纳的氛围，促使来访者重新建构其对于事物的理解和想法，实现观念与行为的正向改变。

叙事辅导法主张将谈话的焦点放在支线故事上。支线故事是来访者所叙述的“问题故事”之外的生命体验，或者是对生命体验的重新诠释。怀特主张让来访者详细地勾勒支线故事，“因为只有通过支线故事，人们才能逃离掌控个人理解和生命的主线故事的影响。通过协助来访者进行更完整的叙说，减少以刻板印象描述经验所带来的僵化和影响（Payne，2012）。”

2 叙事辅导法的理论基础

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们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革命和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也称为信息社会、高技术社会、媒体社会或消费社会，在文化形态上被称之为“后现代社会”或“后现代时代”。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在后现代时代经历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表明它是人类历史的一次断裂或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后现代主义哲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福柯等人将北美关于后现代文化形式的讨论上升到更为深刻、更为广泛和更具综合性的哲学高度，从而形成了“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

后现代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对于继承和发扬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的现代主义哲学进行全面的批判，总体上抱持一种对于逻辑性观念与结构性阐释的不轻信或怀疑的态度。具体来说，这些批判观点主要有：第一，用“分延”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即用“差异”原则来取代“中心”概念，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论或两极性与独断性的基础上，撼动“整体”，打破“结构”；第二，从纵向思维转换为横向思维，即传统等级体系一般的 “树状结构”思维向动态、发散的“根状茎”式思维的转变；第三，用差异对抗理性的总体化；第四，注重个体性和自我关切，反对主体性和人道主义，即反对把人的最一般的本质当作当然的、现成的前提，反对把人看作是“理性的生物”；第五，用透视主义和相对主义取代表象论和基础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世界的意义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不可计数的意义；解释世界的方式是无限的，我们应该寻求对于现象的多种解释；第六，用不确定性和小型叙事取代元话语和宏大叙事，强调知识的不可通约性、不 可预见性、不确实性、突变性、异质性、与多元性（冯俊，1997）。

从以上对后现代主义哲学观点的梳理来看，关注差异、去中心化、打破正统、主流和权威、解构和关注解释的多元是理解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关键，也正是这些核心思想影响了叙事辅导法的产生——叙事辅导法的支撑理念即让来访者重新定义问题和人生意义。在来访者讲述“问题故事”、外化问题之后，引导来访者讲述主线故事之外的支线故事，或者从非主流的视角重新解读问题故事。

3 叙事辅导法的具体操作流程

3.1 来访者叙说自己的“问题故事”

辅导者需要为来访者创设不受干扰的、安全的环境，以尊重与专注促使他讲述自己的故事。通常来访者的故事充满了挫折、失望、悲伤甚至绝望，因此称之为“问题故事”。

3.2 界定并外化故事中的问题

在来访者讲述自己的故事后，辅导者鼓励来访者自己界定故事所反映出的问题；如果来访者无法说出任何词语，辅导者可提供几个供其选择，例如“忧郁”、“悲伤”、“愤怒”、“工作压力”、“恐惧”、“焦虑”等。

同时，辅导者应强调问题对个人的影响而非人本身具有问题，此即问题的外化。例如辅导者应表达“抑郁干扰了你的生活”，而不是“你变得抑郁”；应表达“你被压力影响着”，而不是“你很有压力”。外化问题的目的在于协助来访者将自我认同与问题分开，并且了解问题来自于环境或人际互动过程，而非其心理或人格。

3.3 发现并聚焦特殊意义事件

特殊意义事件是来访者所讲述的“问题故事”或叫主线故事之外的、具有某些正向激励作用的故事或经验。在来访者讲述完“问题故事”之后，辅导者应引导来访者讲述其他经历，从中发现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并对该事件中的某些细节与过程加以聚焦和描绘。

3.4 引导来访者“重新入会”（re-membering）

“重新入会”即鼓励来访者通过举行纪念仪式、书写记录、重游故地等方式正视“问题故事”或创伤性事件，以期获得支持与抚慰。“重新入会”必须在来访者通过发现特殊意义事件而重拾自信与勇气之后进行。

3.5 引入局外见证人强化叙说-再叙说

在此阶段，辅导者可建议来访者邀请其朋友、亲人或同事分享自己改写后的故事。这些局外见证人可在分享过程中讲述自己受来访者触动的某一段经历或故事，如此可通过生命经验的共鸣增强来访者的内心力量。

3.6 通过仪式或颁发证书结束辅导

当来访者确定自己的生命故事不只是“问题故事”，其他经历与故事中所蕴藏的正能量足以支撑其未来生活时，辅导就可以结束了。辅导者可邀请来访者的重要他人前来进行再叙说，并通过仪式或颁发证书来铭记这段过程。

4 辅导案例

来访者：王某，女，20岁，大学二年级学生。因其母亲在“5.12”汶川地震中不幸遇难，自己难以摆脱悲伤与抑郁困扰。

辅导目标：与王同学建立良好咨访关系，帮助她正视母亲去世的事实和悲伤情绪，找到改善负面情绪的动力，开始新的生活。

辅导次数：五次。

4.1 第一次辅导：叙说自己的故事并外化问题

王同学在辅导员的建议下第一次来到心理咨询中心进行心理辅导。心理辅导老师邀请王同学讲讲自己的故事。以下是王同学讲述的故事内容：

我老家在绵竹农村，2008年“5.12”地震前，母亲在家务农，父亲在外打工。地震发生时我在学校宿舍，房间的剧烈晃动让我很害怕。当我知道母亲不幸被垮塌的房屋压死的消息时，我很震惊，不愿意相信那是真的。但我在同学面前并没有表现得多么悲伤，可能是来不及悲伤，因为我要赶回家同父亲一起料理母亲的丧事。将母亲的丧事办完后，我返回了学校，这中间大概有一周时间。回到学校后，我不断想起和母亲有关的往事，不再喜欢和其他同学来往，也不想跟任何人说话；食欲开始下降，不想吃东西，身上没有劲，体重也明显减轻；我开始逃课，甚至不愿意走出寝室的门。我一想起和母亲一起相处的画面和片段，眼泪就忍不住地流下来；我不相信母亲就这样离开了我。

辅导老师听完王同学的讲述后，首先表示自己非常愿意倾听她的故事，并且能够理解她现在的状态和心情。之后引导她用几个词语概括自己刚才所讲故事中的情绪和感受。该同学略微思考后用了“悲伤”、“孤单”、“失落”和“压抑”几个词语。

辅导老师肯定了该同学对自己情绪状态的认知后，进而引导其将这些负面情绪“剥离”：你认为自己是悲伤的？你认为自己很孤单、很压抑？换个说法，你可以把悲伤、孤单与压抑看成某种东西，把上述表达改为“悲伤、孤单、压抑的情绪与感觉笼罩着你”，这些负面情绪终将远离你，它们本不属于你，你可以是快乐而轻松的。

4.2 第二次辅导：继续叙说故事，挖掘特殊意义事件

第二次心理辅导时，辅导老师邀请王同学继续讲述自己的故事，但这次不讲地震后的，改讲地震发生前自己家庭、学习和生活中记忆犹新的事。王同学讲起初中时父亲为她买凉鞋的故事：

我对父亲的感情不如母亲的深。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挣钱，与我的沟通很少，感情很淡；我觉得自己甚至不太了解父亲，也不太确定他是否爱我，也有可能是父亲不善言辞，没有当着我的面说过那些表达情感的话。但是，我至今仍记得初中时父亲为我买凉鞋的事。我家一直很清贫，买凉鞋当然也是要选便宜的，便宜的鞋自然样式和质量都要差一些。可我当时偏偏看中了一双红、黄、白三色相间的皮凉鞋，价格比父亲准备给我买的那双塑料凉鞋要贵好几倍。我当时很爱美，也很喜欢那双皮凉鞋，所以执意要买。父亲虽然很无奈，很想节省钱，但最终还是妥协了，为我买到了心爱的凉鞋。我当时非常高兴，“父亲”这一抽象的称谓开始在我心里具体化为父亲鲜活的形象。

辅导老师听完王同学的故事后，点出该同学初次辅导时所讲的“父亲不能理解自己的感受”、“失去母亲后很孤单”的观点并不恰当。父亲为其 买凉鞋的故事即可看作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在这次愉快的买鞋过程中，父亲展现了对女儿的包容、理解和爱；父亲虽然不善于表达自己对女儿的情感，但他愿意为女儿付出，竭尽所能甚至是超出自己能力范围地满足女儿的需求，愿意包容并陪伴女儿度过难关，所以女儿不是孤单的。　4.3 第三次辅导：引入局外见证人强化叙述

辅导老师鉴于王同学所讲特殊意义事件涉及与父亲的关系，因此将叙事辅导流程的下一阶段提前，目的在于首先让王同学确定父亲对自己的爱、坚定与父亲的情感联系后再去触碰“问题故事”，与父亲一起去祭奠母亲。所以此次辅导联系了王同学的父亲到场，并请王同学当着父亲的面再次讲述了买凉鞋的故事。父亲听完故事后表示深受触动，自己都不知道当年的一个小举动让女儿记忆深刻，成了这么多年女儿最温暖的回忆。并且，父亲也认识到因自己不善表达而拉远了与女儿的情感距离。

4.4 第四次辅导：正视创伤

在上一次的辅导中，王同学与父亲加深了彼此心灵上的联系，孤独感与压抑感有所减轻。在此基础上，辅导老师征询王同学关于书写记录母亲点滴的意见，例如可以记录母亲的容貌、性格特点、喜好、与父亲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对家庭的贡献等，也可以记录自己失去母亲后的悲伤情绪和对母亲的思念之情。

王同学表示愿意尝试去书写，并打算与父亲一起去祭拜母亲。

4.5 第五次辅导：仪式性“结业”

王同学与父亲一起祭奠过母亲后，再次来到咨询室，并告诉辅导老师自己已经开始记录母亲的故事。辅导老师询问其记录母亲故事后的感受，该同学表示虽然过程中难免伤感，但能坚持写下去，慢慢地能把书写的过程看作是对母亲的一种怀念与爱。

闻此，辅导老师认为对王同学的辅导可以结束了。辅导老师象征性地颁发了一份“走出悲伤，重新生活”的结业证书，鼓励该同学开始新生活。

5 叙事辅导法对辅导者的素养要求

叙事辅导者除了应具备基本的心理学知识和健全人格外，还应具备以下两点特质：

第一，善于倾听。在叙事辅导过程中，辅导者的角色就是倾听者。辅导者应当鼓励来访者尽可能详尽地讲述自己的故事，而不是催促与想着如何应对。辅导者认真、持续的倾听与关注是获取辅导素材的重要途径。

第二，善于发现来访者“问题故事”之外的正向影响因素。辅导者应具备较强的语言、文本（来访者有时以信件形式表述自己的故事）理解能力，善于从中发现能够对来访者给予正向影响的事件或人物，进而放大这些事件或鼓励来访者与重要他人联系，以取得切实辅导效果。

6 展望   本文由wWW. DyLw.NeT提供，第一 论 文 网专业写作教育教学论文和毕业论文以及发表论文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叙事辅导法是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心理治疗、辅导和咨询技术，具有以来访者为中心、操作性强和效果显著等特点，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例如目前国外已将叙事辅导法应用于临床心理学上，干预诸如厌食症、家庭性暴力、精神分裂症、精神创伤、种族关系、儿童与养父母关系及口吃康复等问题。从已有研究与应用来看，叙事辅导法还运用于学校心理咨询与服务当中，解决中小学生、中等职业与大学生的多种心理困惑和问题。

此外，叙事辅导法最初由其创始人之一的迈克尔.怀特在家庭治疗领域探索而来，之后逐渐发展到个体与团体治疗和辅导。因此，从叙事辅导法的产生、发展和实际应用历程来看，叙事辅导法可广泛适用于个体、伴侣、家庭及团体心理问题尤其是情感创伤、自我认同危机、儿童问题行为与亲子关系问题的解决。

叙事分析理论篇3

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对西方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引进，给中国新闻学界和业界都带来极大的理论变革。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传播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被提出，并且日益被放大。本文在简要分析当下中国新闻叙事研究的基本现状的基础上探讨我国新闻叙事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本土的新闻叙事研究

我国新闻叙事学是在叙事学理论指导下对国内新闻媒体叙事方式进行研究的一个领域。早在1996年，一些专门论述新闻叙事学的文章就不断出现。如武汉金融高等专科学校陈晓明的《新闻叙事论纲》。但直到2003年，两本关于新闻叙事学的国外专着《作为话语的新闻》①和《话语和社会变迁》②被引进国内后，新闻研究才彻底打开了这个全新的领域。越来越多的国内研究者认为，新闻文本可以作为被研究的叙事对象，它是人类运用一定的语言系统，叙述、重构新近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活动。

聂庆璞的《网络叙事学》③是一本将叙事学理论运用于网络文学研究的着作，其详细地阐述了网络叙事形成的始末。作者对网络超文本叙事、网络超媒体叙事、网络叙事的语言异变等问题作了详细的探讨，并提出了网络叙事的审美特征，将网络文本的内部研究与审美文化的外部研究结合起来。

曾庆香的《新闻叙事学》，则“把新闻作为话语分析的对象，将符号学的一种分析方法与新闻学研究结合了起来，为深化新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科学方法论。”④作者在书中进行了两个层次的话语研究:文本分析与语境分析。前者是对新闻话语的结构进行描述，后者则将这些结构的描述与记者的认知、新闻话语如何再现事实的过程、社会文化因素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因而显得全面而深刻。其从叙事分析的角度对我国新闻的表达进行了细致研究，从句法、词序、措辞风格、修辞等微观方面进行考察，并深入分析话语深处的“意识形态”成分，从而使叙事学理论和中国的新闻研究形成了较好结合。这本书开创了运用符号原理系统研究具体新闻文本的先河，对于新闻文本研究是一种新的尝试。

2005年，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何纯教授率先为该校新闻学硕士研究生开设名为“新闻叙事学专题研究”的专业学位课，这是在全国新闻学硕士点中开设该课题内容最早的。在《新闻叙事学》⑤中，其对新闻叙事学研究与传统新闻写作研究进行了区分，并对新闻叙事学进行定义:与新闻写作学具体研究各类新闻体裁的写作原理与方法不同，新闻叙事学将忽略体裁的差别，就共同的叙事元素进行分析与研究。新闻叙事学是把新闻叙事的规律、原理、方法及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在研究范畴上，其将新闻叙事学框定在叙事声音、叙事语法、叙事话语和叙事接受四个不同层面上。

学者艾红红在新闻叙事理论下对《新闻联播》进行解读。在专着《新闻联播研究》⑥一书中，其论述了《新闻联播》的取材特点、叙事风格和价值体系。这是在新闻叙事理论下对具体电视栏目进行研究的大胆尝试。

除了这些以专着形式呈现的系统研究之外，一批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和研究论文也对新闻叙事学领域进行了关注。从整体而言，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

1、从叙事学角度对新闻语体的解读。复旦大学王燕，在借鉴叙事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新闻语篇叙事程式、篇章组织上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揭示出新闻作为一种非文学的叙事区别于非叙事语篇以及其他叙事语篇的语言体式特点，探讨新闻传播领域的语体特征⑦。王海、代树兰则分别更细致地研究了娱乐新闻话语和访谈节目话语的特征和构成。杨琴则将关注点放在史态类新闻上，寻找其独特的叙事手法，并指出正是这些手法弥补了因时效性不足带来的缺憾，使文本更具可读性和深度⑧。侯雪轶探讨了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叙事构成。张印平、罗卫光对电视深入报道的叙事结构进行了研究⑨。另外还有一部分论文将关注点置于灾难新闻的叙事，故事类谈话节目的叙事等等。这类研究已经跨越了起初的从整体上对新闻叙事语言进行分析阶段，而向不同媒介的新闻呈现，同一媒介中不同体裁新闻叙事风格比较等研究领域过渡。

2、比较分析视野下的新闻叙事。凌硕为的博士论文通过对新闻史的研究，探讨了新闻体和小说体的联系⑩。曹怀明的论文则详细地分析了新闻叙事和文学叙事的不同⑾。李英对中美两国国际新闻的叙事进行了比较分析⑿。这一类研究或从外部出发，研究新闻叙事与其他叙事的异同，或从新闻叙事内部切入，研究其在不同国家新闻语境中的表达，对深入理解新闻叙事起了一定作用。一些研究者则将关注点放在了不同种类媒体叙事的相互影响上，如焦树民、卢普玲分析了网络新闻互文叙事对报纸新闻叙事影响⒀。扩大了我国新闻叙事研究的语境。

3、将新闻叙事作为工具对媒体内容呈现进行解读。这一类论文运用新闻叙事理论对电视新闻栏目或报纸新闻报道进行深入分析。将叙事学理论和传统新闻研究结合起来，扩大了新闻研究的范畴，为之提供了新的方法。如王磊对《新闻1+1》的历史叙事框架分析⒁。黄杰渝对《人民日报》“时代先锋”专栏的人物通讯叙事风格分析等⒂。类似的研究还有对《中国新闻周刊》封面故事的分析，对《华尔街日报》涉华财经报道的分析等。新闻叙事的角度一旦介入到传统新闻研究，从语言学上赋予了新闻语言以意义，加深了学界、业界对新闻语言构成和组织的理解。另外该研究方法还深入到新闻史领域，如戚尹军所作的关于1941年桂版《大公报》的新闻叙事学分析⒃，就是利用该理论对史料进行解读的有益尝试。

4、从新闻叙事角度对受众接收进行考察。一些研究者在考察读者对于媒体信息的接收过程中，将新闻叙事理论引入。其将新闻生产和销售过程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加以考察，从新闻文本的构建过程出发，研究哪些因素影响了受众对于新闻信息的接收。如王天华从语境的角度出发，解释了新闻叙事者所表达的隐形评价是如何得以被理解的⒄。这类研究将新闻文本构建和受众对于信息的接收联系起来，通过叙事学的方法使传播者和接收者在媒介之外有了另外的联系渠道，开阔了新闻研究的视野。

二、我国新闻叙事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可以说，进入到新世纪，学界对于叙事学的引进和研究开展是迅速的，在基础性理论引进之后，开始了迅速移植。其被引入到新闻领域的一个成果是将新闻文本作为一个可以研究的叙事对象，使新闻文本在叙事层面上能得以深入分析。不论是作为纸质媒体的新闻报道，还是作为电视的专题栏目，甚至广播节目都在新闻叙事理论的指导下被抽象为一个文本表达。学者们试图研究其构建和组织模式，进而提炼出中国式的叙事方式。

然而，正如大多数西方理论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都多少遭遇“水土不服”一样，在新闻叙事理论指导下的我国新闻文本研究也存在问题。首先是理论本身还没有被本土彻底地吸收，相关研究便已大规模展开，甚至已经开始进行细分。回头来看，出自中国学者之手的新闻叙事学的专业着作仅仅只有两本，并且都是在宏观层面上对于叙事理论引入到新闻文本研究的整体分析。对叙事中的媒体进行关照的着作也仅有几本可供参考，而对报纸或电视等媒体进行深入解读的专着尚未得以出版。可以说，新闻叙事学的本土研究目前尚处在起步阶段。

但与之相反的是，在这种“先天不足”之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运用新闻叙事方法研究媒体内容呈现问题，这就更加令人担忧。反观这些研究，一方面研究者自己也承认相关的研究较为缺乏，这影响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其又不得不选择这种对媒介内容能够进行深入分析的工具，从而弥补新闻学研究中的理论缺位。这最终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相关研究的局限。作者往往在总结媒体文本的叙事结构后，便草草收笔，缺乏基于当下社会结构的关照和对研究中人(传播者与接受者)的考察。

实际上，基于叙事学基础上的新闻叙事理论是对新闻文本进行深入分析的好工具，但其只具备工具意义。这就是说，新闻叙事学可以解释一个新闻文本被展现成什么样子，却无法解释其为什么被展现成这个样子。当然其也解释不了，展现成这个样子之后又会出现怎样的问题。至于后两个问题，这需要我国学者基于新闻叙事学本身，并考量我国媒介现实和社会结构之后才能回答。而这种回答才正是对于我国媒体的深入解读，其不仅仅关注“是什么”，而且回答“为什么”，和“怎么样”。米尔斯指出，正确的社会科学研究探讨的是个人生活历程、历史和它们在社会结构中交织的问题，这三个向度的研究缺一不可。⒅唯有如此，新闻叙事的本土研究才真正具备了“本土”意义。■

参考文献

①梵·迪克着，曾庆香译:《作为话语的新闻》，华夏出版社，2003.5

②费尔克拉夫着，殷晓蓉译:《话语和社会变迁》，华夏出版社，2003.8

③聂庆璞:《网络叙事学》，中国文联出版社

④曾庆香，《新闻叙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

⑤何纯:《新闻叙事学》，岳麓书社，2006

⑥艾红红:《新闻联播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

⑦王燕，《新闻语体研究》，复旦大学

⑧杨琴，《新闻叙事与文化记忆》，四川大学

⑨张印平、罗卫光，《电视深度报道的叙事学解读》，《新闻大学》，2005.4

⑩凌硕为，《新闻传播与小说情调》，华东师范大学

⑾曹怀明，《大众媒体与文学传播》，山东师范大学

⑿李英，《中美国际新闻的叙事学比较分析》，上海外国语大学

⒀树民、卢普玲，《网络新闻互文叙事对报纸新闻叙事影响》，《当代传播》，2009.3

⒁王磊，《新闻1+1开创中国电视评论新范式》，《当代传播》，2008.5

⒂黄杰渝，《时代先锋专栏中先进人物通讯的叙事学研究》，四川大学

叙事分析理论篇4

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对西方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引进，给中国新闻学界和业界都带来极大的理论变革。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传播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被提出，并且日益被放大。本文在简要分析当下中国新闻叙事研究的基本现状的基础上探讨我国新闻叙事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本土的新闻叙事研究

我国新闻叙事学是在叙事学理论指导下对国内新闻媒体叙事方式进行研究的一个领域。早在1996年，一些专门论述新闻叙事学的文章就不断出现。如武汉金融高等专科学校陈晓明的《新闻叙事论纲》。但直到2003年，两本关于新闻叙事学的国外专著《作为话语的新闻》①和《话语和社会变迁》②被引进国内后，新闻研究才彻底打开了这个全新的领域。越来越多的国内研究者认为，新闻文本可以作为被研究的叙事对象，它是人类运用一定的语言系统，叙述、重构新近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活动。

聂庆璞的《网络叙事学》③是一本将叙事学理论运用于网络文学研究的著作，其详细地阐述了网络叙事形成的始末。作者对网络超文本叙事、网络超媒体叙事、网络叙事的语言异变等问题作了详细的探讨，并提出了网络叙事的审美特征，将网络文本的内部研究与审美文化的外部研究结合起来。

曾庆香的《新闻叙事学》，则“把新闻作为话语分析的对象，将符号学的一种分析方法与新闻学研究结合了起来，为深化新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科学方法论。”④作者在书中进行了两个层次的话语研究:文本分析与语境分析。前者是对新闻话语的结构进行描述，后者则将这些结构的描述与记者的认知、新闻话语如何再现事实的过程、社会文化因素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因而显得全面而深刻。其从叙事分析的角度对我国新闻的表达进行了细致研究，从句法、词序、措辞风格、修辞等微观方面进行考察，并深入分析话语深处的“意识形态”成分，从而使叙事学理论和中国的新闻研究形成了较好结合。这本书开创了运用符号原理系统研究具体新闻文本的先河，对于新闻文本研究是一种新的尝试。

2005年，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何纯教授率先为该校新闻学硕士研究生开设名为“新闻叙事学专题研究”的专业学位课，这是在全国新闻学硕士点中开设该课题内容最早的。在《新闻叙事学》⑤中，其对新闻叙事学研究与传统新闻写作研究进行了区分，并对新闻叙事学进行定义:与新闻写作学具体研究各类新闻体裁的写作原理与方法不同，新闻叙事学将忽略体裁的差别，就共同的叙事元素进行分析与研究。新闻叙事学是把新闻叙事的规律、原理、方法及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在研究范畴上，其将新闻叙事学框定在叙事声音、叙事语法、叙事话语和叙事接受四个不同层面上。

学者艾红红在新闻叙事理论下对《新闻联播》进行解读。在专著《新闻联播研究》⑥一书中，其论述了《新闻联播》的取材特点、叙事风格和价值体系。这是在新闻叙事理论下对具体电视栏目进行研究的大胆尝试。

除了这些以专著形式呈现的系统研究之外，一批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和研究论文也对新闻叙事学领域进行了关注。从整体而言，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

1、从叙事学角度对新闻语体的解读。复旦大学王燕，在借鉴叙事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新闻语篇叙事程式、篇章组织上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揭示出新闻作为一种非文学的叙事区别于非叙事语篇以及其他叙事语篇的语言体式特点，探讨新闻传播领域的语体特征⑦。王海、代树兰则分别更细致地研究了娱乐新闻话语和访谈节目话语的特征和构成。杨琴则将关注点放在史态类新闻上，寻找其独特的叙事手法，并指出正是这些手法弥补了因时效性不足带来的缺憾，使文本更具可读性和深度⑧。侯雪轶探讨了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叙事构成。张印平、罗卫光对电视深入报道的叙事结构进行了研究⑨。另外还有一部分论文将关注点置于灾难新闻的叙事，故事类谈话节目的叙事等等。这类研究已经跨越了起初的从整体上对新闻叙事语言进行分析阶段，而向不同媒介的新闻呈现，同一媒介中不同体裁新闻叙事风格比较等研究领域过渡。

2、比较分析视野下的新闻叙事。凌硕为的博士论文通过对新闻史的研究，探讨了新闻体和小说体的联系⑩。曹怀明的论文则详细地分析了新闻叙事和文学叙事的不同⑾。李英对中美两国国际新闻的叙事进行了比较分析⑿。这一类研究或从外部出发，研究新闻叙事与其他叙事的异同，或从新闻叙事内部切入，研究其在不同国家新闻语境中的表达，对深入理解新闻叙事起了一定作用。一些研究者则将关注点放在了不同种类媒体叙事的相互影响上，如焦树民、卢普玲分析了网络新闻互文叙事对报纸新闻叙事影响⒀。扩大了我国新闻叙事研究的语境。

3、将新闻叙事作为工具对媒体内容呈现进行解读。这一类论文运用新闻叙事理论对电视新闻栏目或报纸新闻报道进行深入分析。将叙事学理论和传统新闻研究结合起来，扩大了新闻研究的范畴，为之提供了新的方法。如王磊对《新闻1+1》的历史叙事框架分析⒁。黄杰渝对《人民日报》“时代先锋”专栏的人物通讯叙事风格分析等⒂。类似的研究还有对《中国新闻周刊》封面故事的分析，对《华尔街日报》涉华财经报道的分析等。新闻叙事的角度一旦介入到传统新闻研究，从语言学上赋予了新闻语言以意义，加深了学界、业界对新闻语言构成和组织的理解。另外该研究方法还深入到新闻史领域，如戚尹军所作的关于1941年桂版《大公报》的新闻叙事学分析⒃，就是利用该理论对史料进行解读的有益尝试。

4、从新闻叙事角度对受众接收进行考察。一些研究者在考察读者对于媒体信息的接收过程中，将新闻叙事理论引入。其将新闻生产和销售过程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加以考察，从新闻文本的构建过程出发，研究哪些因素影响了受众对于新闻信息的接收。如王天华从语境的角度出发，解释了新闻叙事者所表达的隐形评价是如何得以被理解的⒄。这类研究将新闻文本构建和受众对于信息的接收联系起来，通过叙事学的方法使传播者和接收者在媒介之外有了另外的联系渠道，开阔了新闻研究的视野。

二、我国新闻叙事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可以说，进入到新世纪，学界对于叙事学的引进和研究开展是迅速的，在基础性理论引进之后，开始了迅速移植。其被引入到新闻领域的一个成果是将新闻文本作为一个可以研究的叙事对象，使新闻文本在叙事层面上能得以深入分析。不论是作为纸质媒体的新闻报道，还是作为电视的专题栏目，甚至广播节目都在新闻叙事理论的指导下被抽象为一个文本表达。学者们试图研究其构建和组织模式，进而提炼出中国式的叙事方式。

然而，正如大多数西方理论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都多少遭遇“水土不服”一样，在新闻叙事理论指导下的我国新闻文本研究也存在问题。首先是理论本身还没有被本土彻底地吸收，相关研究便已大规模展开，甚至已经开始进行细分。回头来看，出自中国学者之手的新闻叙事学的专业著作仅仅只有两本，并且都是在宏观层面上对于叙事理论引入到新闻文本研究的整体分析。对叙事中的媒体进行关照的著作也仅有几本可供参考，而对报纸或电视等媒体进行深入解读的专著尚未得以出版。可以说，新闻叙事学的本土研究目前尚处在起步阶段。

但与之相反的是，在这种“先天不足”之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运用新闻叙事方法研究媒体内容呈现问题，这就更加令人担忧。反观这些研究，一方面研究者自己也承认相关的研究较为缺乏，这影响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其又不得不选择这种对媒介内容能够进行深入分析的工具，从而弥补新闻学研究中的理论缺位。这最终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相关研究的局限。作者往往在总结媒体文本的叙事结构后，便草草收笔，缺乏基于当下社会结构的关照和对研究中人(传播者与接受者)的考察。

实际上，基于叙事学基础上的新闻叙事理论是对新闻文本进行深入分析的好工具，但其只具备工具意义。这就是说，新闻叙事学可以解释一个新闻文本被展现成什么样子，却无法解释其为什么被展现成这个样子。当然其也解释不了，展现成这个样子之后又会出现怎样的问题。至于后两个问题，这需要我国学者基于新闻叙事学本身，并考量我国媒介现实和社会结构之后才能回答。而这种回答才正是对于我国媒体的深入解读，其不仅仅关注“是什么”，而且回答“为什么”，和“怎么样”。米尔斯指出，正确的社会科学研究探讨的是个人生活历程、历史和它们在社会结构中交织的问题，这三个向度的研究缺一不可。⒅唯有如此，新闻叙事的本土研究才真正具备了“本土”意义。■

参考文献

①梵·迪克著，曾庆香译:《作为话语的新闻》，华夏出版社，2003.5

②费尔克拉夫著，殷晓蓉译:《话语和社会变迁》，华夏出版社，2003.8

③聂庆璞:《网络叙事学》，中国文联出版社

④曾庆香，《新闻叙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

⑤何纯:《新闻叙事学》，岳麓书社，2006

⑥艾红红:《新闻联播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

⑦王燕，《新闻语体研究》，复旦大学

⑧杨琴，《新闻叙事与文化记忆》，四川大学

⑨张印平、罗卫光，《电视深度报道的叙事学解读》，《新闻大学》，2005.4

⑩凌硕为，《新闻传播与小说情调》，华东师范大学

⑾曹怀明，《大众媒体与文学传播》，山东师范大学

⑿李英，《中美国际新闻的叙事学比较分析》，上海外国语大学

⒀树民、卢普玲，《网络新闻互文叙事对报纸新闻叙事影响》，《当代传播》，2009.3

⒁王磊，《开创中国电视评论新范式》，《当代传播》，2008.5

⒂黄杰渝，《专栏中先进人物通讯的叙事学研究》，四川大学

叙事分析理论篇5

不过，文学理论家则热衷于叙事的思考，所以虚构文学的叙事学研究沛然勃兴，种种叙事理论成为二十世纪西方的一个丰富思想资源。当然，乐于待在“象牙塔”里的论理叙事的人，并不觉得寂寞和孤独。不过，像伯杰这样深切关怀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的人，却总想着如何将这一思想资源引向文化研究。《叙事》便是这一努力的结晶。全书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着力于对西方文学理论中叙事理论的整理与廓清，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陈见，到本世纪八十年代的新说，从神话学、诗学理论，到结构主义和叙事学，论述活泼，视野开阔，既有总结又有批判，可谓新见迭出。后半部分则创造性地将叙事理论用于对各种通俗文化体裁和媒介形式的分析，读来颇有启发性。

叙事分析理论篇6

不过，文学理论家则热衷于叙事的思考，所以虚构文学的叙事学研究沛然勃兴，种种叙事理论成为二十世纪西方的一个丰富思想资源。当然，乐于待在“象牙塔”里的论理叙事的人，并不觉得寂寞和孤独。不过，像伯杰这样深切关怀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的人，却总想着如何将这一思想资源引向文化研究。《叙事》便是这一努力的结晶。全书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着力于对西方文学理论中叙事理论的整理与廓清，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陈见，到本世纪八十年代的新说，从神话学、诗学理论，到结构主义和叙事学，论述活泼，视野开阔，既有总结又有批判，可谓新见迭出。后半部分则创造性地将叙事理论用于对各种通俗文化体裁和媒介形式的分析，读来颇有启发性。

叙事分析理论篇7

不过，文学理论家则热衷于叙事的思考，所以虚构文学的叙事学研究沛然勃兴，种种叙事理论成为二十世纪西方的一个丰富思想资源。当然，乐于待在“象牙塔”里的论理叙事的人，并不觉得寂寞和孤独。不过，像伯杰这样深切关怀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的人，却总想着如何将这一思想资源引向文化研究。《叙事》便是这一努力的结晶。全书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着力于对西方文学理论中叙事理论的整理与廓清，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陈见，到本世纪八十年代的新说，从神话学、诗学理论，到结构主义和叙事学，论述活泼，视野开阔，既有总结又有批判，可谓新见迭出。后半部分则创造性地将叙事理论用于对各种通俗文化体裁和媒介形式的分析，读来颇有启发性。

叙事分析理论篇8

一 .关于叙事学理论

1.叙事学的定义

20世纪的叙事学诞生于法国。叙事学（法文中的“叙述学”）是由拉丁文词根narrato（叙述、叙事）加上希腊文词尾logie（科学）构成的。顾名思义，叙事学应当是研究叙事作品的科学。然而这种定义经不起深究。因为叙事学研究对象——“叙事作品”的界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同的定义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它们都重视对文本的叙述结构的研究。简单说来，叙述学就是关于叙述本文的理论，它着重对叙事文本作技术分析。

2.叙事学的起源和发展

“叙事学”一词最早是由托多罗夫提出的。他在1969年发表的《〈十日谈〉语法》中写道：“……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尽管“叙事学”一词在1969年才由托多罗夫正式提出，但人们对叙事的讨论却早就开始了。柏拉图对叙事进行的模仿（mimesis）/叙事（diegesis）的著名二分说可以被看成是这些讨论的发端。18世纪小说正式登入文学殿堂后，对叙事（尤其是小说）的讨论更加充分全面：从小说的内容到小说的形式，再到小说的功能和读者的地位等。今天人们热衷讨论的一些叙事学范畴，如叙述视点、声音、距离等，也早有人讨论过。如李斯特（Thomas Lister）于1832年就利用“叙述视点”来分析小说作品，同时期的另一位学者洛克哈特（John Gibson Lockhart）更是使用这一术语来探讨如何使作者与自己的作品保持恰当的“距离”。后来经过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全面讨论，福斯特（E.M.Forster）和马克·肖尔（M.Schorer）等的深入发挥，叙述视点成为小说批评（自然也包括叙事学）中最为重要的术语之一。

然而，作为一门学科，叙事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结构主义大背景下，同时受俄国形式主义影响才得以正式确立。它“研究所有形式叙事中的共同叙事特征和个体差异特征，旨在描述控制叙事（及叙事过程）中与叙事相关的规则系统”。

从思想渊源看，叙事学理论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形式主义及弗拉基米尔·普洛普（Vladimir Propp）所开创的结构主义叙事先河。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艾享鲍姆等人发现了“故事”和“情节”之间的差异，“故事”指的是作品叙述的按实际时间顺序的所有事件，“情节”侧重指事件在作品中出现的实际情况，这些直接影响了叙事学对叙事作品结构层次的划分。他们提出“故事”和“情节”的概念来指代叙事作品的素材内容和表达形式，大致勾勒出其后经典叙事学研究所聚焦的故事与话语两个层面，以此来突出研究叙事作品中的技巧。最直接的影响还是来自于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这本书被认为是叙事学的发轫之作。普洛普打破了传统按人物和主题对童话进行分类的方法，认为故事中的基本单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功能”，由此从众多的俄国民间故事中分析出31个“功能”。他的观点被列维—斯特劳斯接受并传到法国。这个观点不同于传统的叙事理论对作品内容及社会意义的重视，而立足于现代语言学结构主义文化理论，更注重作品本文及其结构分析：注重作品的共性而不是具体的艺术成就；主要研究作者与叙述人，叙述人与作品的人物，作者与读者等相互关系，以及叙述话语，叙述动作等。列维—斯特劳斯主要研究神话之中内在不变的因素结构形式，并试图用语言学模式发现人类思维的基本结构。

到了60年代，大量关于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作品开始出现。格雷马斯和托多罗夫都开始译介俄国形式主义的论述。1966年，《交流》杂志第8期以“符号学研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为标题发表的专号宣告了叙事学的正式诞生。罗兰·巴特正是在这一专号上发表了著名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为以后的叙事学研究提出了纲领性的理论设想。这篇论文中，巴特总结前人成果，并阐发了自己独特的观点。他建议将叙事作品分为三个描写层次：功能层、行为层、叙述层，任何语言单位可能结合到各个层次之中产生意义。也是在1966年，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问世，他主要研究意义在话语里的组织，还编制出符号学方阵作为意义的基本构成模式，并进一步深入研究了叙述结构和话语结构。

迄今为止，我们所熟悉的叙事学通常是指20世纪60年代在结构主义思潮这块沃土上结出的“一颗丰硕的果实”-经典叙事学。托多洛夫、热奈特、罗兰·巴特、格雷玛斯、布雷蒙等老一辈叙事学家以对叙事文本的故事及话语的深度剖析为据点开疆辟土，使叙事学经由法国为轴心辐射至世界各地，成为文艺理论大家族中朝气蓬勃的“新贵”。

可见，在叙事学被正式作为一门学科提出以前，它的发展已经蔚为壮观，由神话和民间故事等初级叙事形态的研究走向了现代文学叙事形态的研究，由“故事”层深层结构的探索发展为对“话语”层叙事结构的分析。托多罗夫就是建议在“故事”和“话语”两个大层次上进行叙事作品的研究。他在《〈十日谈〉语法》中，从分析文学作品的语法结构入手来研究其文学性，把叙事分为三个层面：语义，句法和词汇，把叙事问题划归时间，语体和语式三个语法范畴。通过对《十日谈》的分析，把每个故事都简化为纯粹的句法结构，得出“命题”和“序列”两个基本单位，试图建立一套叙事结构模式。

热奈特吸收了托多罗夫的叙述话语的研究成果。在1972年发表的收在《辞格三集》中的《叙事话语》是他对叙事学研究的重大贡献。该文以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为研究对象，总结文学叙事的规律。他从时间、语式、语态等语法范畴出发分析叙事作品，这些范畴实质上表示的是故事、叙事和叙述之间的关系——他在引论中首先对故事、叙事和叙述作了界定。他的分析以叙事话语为重点，同时注重叙述话语层次与所叙故事层次之间的关系。1983年他又撰写了《新叙事话语》，回答了范·雷斯、朵丽特·高安、米克·巴尔等学者对《叙事话语》的批评，对自己的某些论点作了修正或进一步的阐释。

叙事学理论从法国传遍欧洲大陆并发展到英美时，发生了一些变化。布斯的《小说修辞学》、马丁的《当代叙事学》、瓦特的《小说的兴起》等是英美叙事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英美学者更多地从修辞技巧入手，研究比较直观，比较经验化。比如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对“隐含的读者”和“声音”的探讨，便不是从叙述语法的角度入手，而是以一种修辞学的观点进行了叙事学的分析，同样对叙事学业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意义。

3.叙事学在中国的发展

80年代中期，叙事学理论开始被逐步介绍到中国，特别是杰姆逊在北大的演讲，带来了中国叙事学的繁荣。1986—1992年是对叙事学译介的最活跃的年头，西方最有代表性的叙事理论作品基本上都是这期间翻译过来的。中国本土化的叙事研究也有了显著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有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8）、罗钢的《叙事学导论》（1994）、杨义的《中国叙事学》（1997）等。他们在借鉴西方叙事理论的同时，也以中国所特有的文学资源和话语形式，展开了自《诗经》以来的包括《山海经》、话本小说、《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以及现当代小说的叙事研究，丰富了叙事学理论，为西方叙事学理论的中国化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叙事学的发展也给当代小说创作实践带来了重大影响。新时期小说特别是先锋小说，无疑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叙事革命。在他们的小说里，故事真实这一传统观念被打破，作者在叙述中对虚构的故事进行自我颠覆，甚至叙述者直接出面点破故事的虚构过程。马原是这种由故事转向叙事的肇始者，叙事时间突破了故事时间的自然程序而获得自由。80年代以来小说在叙事上另一大显著变化表现在叙事视角上，传统现实主义全知全能式的视角转移到叙事者所处的内视角，以“我”的所见、所闻、所感引导叙事，或者采取内外视角交叉、多元叙事视角达到对全知视角的判离和超越。

叙事学是在结构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叙事文本进行研究的理论。最早提出叙事学这个概念，并认为这是一门待建立的科学的人，一般认为是法国当代著名结构主义符号学家、文艺理论家茨维坦·托多罗夫。叙事学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自成体系，足以对许多叙事文本或文体进行行之有效的分析。

二 .电视新闻叙事学

电视是20世纪人类伟大的发明之一。从时间上看，彩色电视在西方的普及与叙事学的兴起几乎同时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但也许是因为传统叙事学尽管在理论上承认不同媒介都具有叙事功能，而事实上它仅聚焦于文字叙事，探究文学作品的叙事艺术，致使二者在其后的十余年里并行不悖，无甚瓜葛。但随着电视文化在大众传媒时代的异军突起，学者们开始关注电视媒介中是否也蕴含着叙事。电视理论家科兹洛夫指出在当今美国社会里，电视已成为最主要的故事叙述者。

从新闻类节目寻找新闻背后的故事到广告类节目营造品牌的故事，从MTV专职于音乐故事的讲述到电视剧对人生故事的倾情演绎等等，“故事”不仅坐上了电视节目创作领域的醒目席位，而且成为其市场化攻城略地的有效手段。[1]学者于德山直言，电视融图像、声音、文字等叙事媒介为一体，能现场同步地对事件进行记录描述，它已成为“人类目前所掌握的最佳叙事媒介。”[2]正由于电视对叙事媒介的整合性、对叙事内容的包容性、对叙述技巧的依赖性决定了在后经典叙事学略显庞杂的版图中开辟电视叙事学分支是必要的。电视叙事学是以叙事学方式来研究电视节目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电视新闻从叙事学发展历程来看，其研究范式先后经历了叙事结构、叙事方式、叙事语境研究的转变，目前大多学者所进行的电视叙事研究也可以归类于此。

当代电视新闻节目因其高效快捷地为人们讲述了一个个鲜活的新闻故事而成为了叙事研究的绝佳范本。在运用叙事学分析工具进行电视新闻文本分析中，不少学者都进行过卓有成效的探索，学者黄昌林即为其一。他致力于将技术性因素纳入对电视叙事的分析中，已有多篇学术面世。在《论电视新闻叙事的时空流畅性》一文中作者对电视新闻叙事进行时空关系的三维审视。作者认为“电视新闻是一种时空复合艺术，它在纵向的时间流程中叙述新闻，在横向的空间运动中展示关联。”并进一步述说，电视新闻是对新闻时空元素进行声画复制与拼贴的媒介形态，正是在其叙事时空的流畅性安排中彰显出电视新闻的内在价值。[3]

然而，更多的学者则借由叙事模式对电视新闻进行多维度解读。学者陈霖对电视新闻的叙述主体进行了深度探讨并言辞果断地指出“从叙事理论角度来看，新闻叙事文本中的叙述者不是作者本人”。[4]其论述在于德山的《大众传媒时代的电视文化和当代中国叙事格局》中得以进一步发挥。于认为，大众传播时代图像叙事主体是群体化的。“策划、采编、撰稿、制作等过程无疑是群体化的过程，在其运作过程中每个叙述主体的个性化功能都受到一定限制，他们都受制于传习下来的叙事规范。”对此做出类似探讨的李勇将电视新闻的叙事主体细分为主持人、记者主持人和图像叙述者三部分，并强调“在电视新闻叙事中，分化后的叙事主体相互配合，在不同层面图像叙事中强调同一个‘声调’和‘价值’。”[5] 此外，刘红明是试图将叙事时间与叙述视角理论引入电视新闻分析的研究者之一。在其《试论电视新闻的叙事时间与叙述视角》一文中，作者指出新闻工作者对叙述时序中倒叙方式的广泛运用是“因新闻基本规律和电视传媒特点做出的理性选择”，“新闻只有打乱事件本身的发展顺序，将一些最吸引人的信息提前抛出才能赢得受众。”如电视深度报道和调查性报道就为上述言论做了个精致的注脚。同文中，作者还援引大量案例介绍了电视新闻常用的第三人称限知叙事、第一人称主人公叙事(全知)、第一人称目击者叙事(限知)等叙述类型。[6]

新闻专题节目因其“像包装小说一样包装新闻，像讲述故事一样讲述新闻”而极大地刺激了叙事研究者们敏感的神经。王纬等人对美国30多年来享誉不衰的电视新闻专题节目《60分钟》的叙事模式分析颇见功力。作者归纳出《60分钟》的3种叙事模式：侦探式、分析者式和游客式模式，每期节目都可套用其一。并且进一步指出这三种叙事模式分别赋予记者们侦探、分析者和游客三种隐喻身份进行叙事报道，以传达美国主流价值观及制造中产阶级神话。[7]与之类似，李德刚在《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的叙事策略》中为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规划出三种不同类型的叙事模式：结果未知型叙事、结果已知型叙事、混合型叙事（前两者的综合），这在央视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节目中得以充分展现。此外，作者还敏锐地发现新闻调查节目中内涵的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等二元对立，并强调“只有通过二元对立的叙事策略才能最大程度地制造叙事文本的精髓——矛盾冲突”，新闻调查节目正是在冲突的制造与解除中“为观众提供了一场胜负未卜的对抗性游戏，且在游戏的展示过程中让观众得到叙事快感。”[8]

事实是新闻的本源和主体。“叙事”是报道新闻传播信息的主要方法。著名新闻人穆青就认为“新闻是一种叙事文”。面对新闻写作实践，面对在新闻实践中大量产生的以叙事为主的新闻作品，作为“领先”的理论研究，我们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即通过对新闻叙事的研究，建构专门的新闻叙事学，并以此来创造和丰富实践。

1.新闻叙事理论现状

80年代中期，叙事学理论开始被逐步介绍到中国。叙事学在发展的过程中，诸多理论被其他学科所借鉴，并在与一些学科的结合中逐渐衍生出一些新的学科。新闻叙事学便是其中之一。从1996年开始， 专门论述新闻叙事学的文章开始出现， 1999年吴炜华发表了《新闻摄影的叙事学分析》。2000年范步淹在《新闻前哨》中发表了《新闻叙事学刍议》，认为新闻是一种最典型、最具普遍性、最具影响力的叙事，叙事学是探究新闻学的一条重要路径，因此提出创建新闻叙事学的构想，并对新闻叙事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进行了阐释，但由于当时的理论界认为叙事学是研究虚构故事的理论，所以对范步淹提出的新闻叙事学建构的提议没有给与很大的关注。[9]

2003年，两本国外的新闻话语分析专著《作为话语的新闻》和《话语与社会变迁》被译介到国内，引起国内的叙事学热。正是在这一年，新闻叙事学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2003年何纯发表了《关于新闻叙事学研究的构想》一文；同年，黄挺在《军事记者》中发表了《学好新闻叙事学》，并对新闻叙事学学科框架的建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叙事学和新闻学就像两个不同圆心的圆，沿着各自的轨迹运动，同时存在着一定的相交部分，这便产生了化合反应。也就是两门学科打破了原有内在结构的链条，打乱理论层次，离散知识颗粒，使它们活跃起来，在这基础上提炼出一个新的基本理论层面。随着逻辑的延伸，在多学科的合力之下，原先各自比较稳定的因素就重新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学科晶体。[10]

2003年以后，运用叙事学分析研究新闻理论和业务的论文日益增多，2003年尚世海发表了《叙事文体学视角下的新闻与文学》；2005年陈力丹、陈虹、何国平分别发表了《新闻叙事学序》、《试论新闻报道的叙事策略》和《电视民生新闻文本的叙事学分析》等文章。

也在2005年， 我国学者曾庆香以《新闻叙事学》命名的专著出版， 完成了我国新闻叙事学建构的初创之功。2006年，何纯先生的《新闻叙事学》也付梓出版。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新闻叙事学的概念虽然已经被提了出来，但真正属于新闻叙事学的理论却并没有多少，大部分学者是运用叙事学的理论分析和研究新闻学。新闻叙事学专著的出版是新闻叙事学学科建立的重要里程碑，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新闻叙事学的建构已经完成。学者们虽然发表了不少有关新闻叙事学的论文，但对新闻叙事学学科的建构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对于什么是新闻叙事学，新闻叙事学研究的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范畴，也存在这分歧。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还都需要对新闻叙事学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2.新闻叙事学的学科基础

新闻叙事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的建构有赖于相关学科的支撑与联系。

首先是需用新闻学的理论来审视和指导新闻叙事学的研究。新闻学的中心议题是“客观社会的诸条件对人类新闻活动的决定、支配作用以及新闻活动对社会的反作用”，它阐明的是人类新闻活动的基本规律。新闻叙事作为新闻活动之一种，无疑要接受新闻基本规律的制约与支配。新闻叙事学研究的范畴，包括新闻叙事原理、叙事人、叙事方法等，无不要接受新闻学原理包括性质论、价值论、伦理观等的规范与指导。

叙述学“是研究表述形式的一门学问”，是通过叙述形式研究叙述方法的学问，它是“原理性的研究，它注重在普遍现象和特殊现象的差异中反映出普遍规则”[11](P6)。新闻叙事作为“表述形式”、“叙述形式”之一种，新闻叙事学的研究无疑也要借鉴叙述学的研究成果，即以叙述的原理和普遍规则为指导，参照叙述学研究的要素和范畴，并结合新闻叙事内部独有的特性，去发现新闻叙事这一“特殊现象”之中独有的本质、形式和功能。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那么，什么是新闻的真实性?新闻的真实性当然是指新闻叙述的真实性，即一件新闻作品应真实地表述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新闻事实，这种“真实”其实是表现在语言文学的叙述之中，就广播电视新闻而言，还包括图像、声音等符号系统之中。但无论使用哪一种符号表述，新闻的真实都是叙述的真实。因此，新闻叙述学的研究，还必须以语言学、修辞学为基础，从词汇、语句人手，研究新闻叙事的基本原则，这也是研究新闻叙事的叙事形式和叙事方法的逻辑起点。

逻辑学是关于思维的科学，它的核心内容是对事物真假的认定和名实同一的要求，而思维是通过语言存在和表现的，因此，对以真实为生命以语言为主要载体的新闻叙事的研究，也就必须以逻辑学为学科基础，方能得出合理的必然的结论来。

综上所述，新闻叙事学是以新闻叙事文本为对象，以新闻学、叙述学、语言学、修辞学和逻辑学等为学科基础的研究新闻叙事方法的一门边缘性学科

3. 新闻叙事学的定义

对于新闻叙事学的定义，黄挺认为新闻叙事学是研究新闻叙事的本质、属性、功能和形式的学科， 其研究对象包括一切新闻叙事作品和新闻叙事行为， 特别是承载一定信息的符号如何更好地表现传者的认知态度、意图等等。[12]何纯在《关于新闻叙事学研究的构想》中所下定义为：新闻叙事学是把新闻叙事的规律、原理、方法及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13]齐爱军在《关于新闻叙事学理论框架的思考》中给出的定义是: 新闻叙事学是以新闻文本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 对新闻的叙事行为和叙事策略进行的科学研究。[14]

为新闻叙事学下定义，首先要明白新闻叙事学和其他学科的本质区别，最主要的是和新闻学和叙事学的区别。因此在阐明新闻叙事本质的前提下，在明确新闻叙事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范畴基础上才能对新闻叙事学下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

3.1新闻叙事的本质

新闻叙事不同于文学叙事， 它是人类运用一定的语言系统叙述、重构新近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活动。它的编码方式满足的是人类对新闻信息取舍和信息效益最大化的需要， 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事话语类型———新闻话语。新闻叙事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就是新闻话语， 并通过对新闻话语结构特征的认识， 来确认新闻叙事对于文学叙事的独立性。

新闻叙事的本质是新闻信息的传递，它研究的是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如何流动，以及这一信息所产生的认识和情感信息如何流动。新闻叙事的内涵在于它的三个组成部分：素材、故事和新闻叙事文本。素材是按逻辑和时间先后顺序串联起来的一系列由行为者所引起的或经历的事件，即原始的新闻事实；故事是记者头脑中的新闻事实，是新闻事实的物质状态在记者大脑中的能动反映；而新闻叙事文本就是最终受众看到的语言符号组成的结构整体。叙事文本经过记者编码后的以符号形式呈现在受众面前，再由受众将其还原成他们头脑中的新闻事实。

新闻叙事的素材层面：素材是固定的，包括客体和过程。客体即行为者、地点、时间；过程即在客体中与对象一起或通过对象而发生的变化。过程强调的是诸事件之间的发展、连续、变更与相互关系。新闻叙事的素材是我们必须遵循新闻真实性原则不可更改的。新闻叙事的故事层面：在这一层面探讨的是按时间顺序发生的事件如何加以艺术性的编排，包括诸如顺序的安排、叙述的节奏、频率与聚焦等。

新闻叙事的文本层面：这一层面是读者可以直接进入的部分，它探讨的是叙事文本的核心概念“叙事者”是谁的问题。叙事者的身份，这一身份在新闻文本中的表现程度和方式，以及隐含的选择，赋予了新闻文本以特征。　3.2新闻叙事学的研究对象

新闻叙事学不同于叙述学。这个区别不在于研究范围的宽狭，而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叙述学是在其前身“小说技巧”的基础上结合语言学、修辞学、逻辑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等的研究成果而产生的一门边缘学科，它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1969年，托多罗夫在《〈十日谈〉语法》中写道：“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述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 [15]罗兰巴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对“叙事作品”进行了框定，主要是指小说、民间故事、神话、史诗、叙事诗、戏剧、电影乃至连环画等，其中尤以小说为主。赵毅衡说得更清楚简明：“所谓叙述学，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文字叙述，而且集中研究艺术性文字叙述，即文学叙述，包括小说和叙事诗。” [16]这就是说，叙述学是把文学叙事作品和叙述方法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

新闻叙事学是新闻学的分支学科，是一门基础学科、应用学科。在新闻学系统内，它与新闻写作学具体研究各类新闻体裁的写作原理与方法不同，新闻叙事学将忽略体裁的差别而就共同的叙事元素进行分析与研究。新闻叙事学是把新闻叙事的规律、原理、方法及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它是抽象的，它从一般新闻报道文体即消息、通讯、特写、调查报告、深度报道和广播电视新闻、专题片、纪录片等的文本中归纳出新闻叙事的一般原理；它又是具体的，它要通过对大量有形的新闻叙事材料的占有和分析，阐释新闻叙事的功能、特点及作用，并总结出新闻叙事的方法与技巧，以此来“领先”新闻实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明确之后，我们认为：新闻叙事学是研究新闻叙事原理和方法的学问。与叙述学把以虚构为主追求艺术真实的文学叙述作品作为研究对象不同，新闻叙事学把以事实为本的新闻叙事作品与方法作为对象。叙述学研究的文学作品的“事”一般而言是虚构的，即所述之事不是“本事”，亚里士多德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而新闻作品所叙之事，依据新闻的本质，则必然是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即事实。因此，新闻的叙事必然地有着客观真实的特点，其叙事的原理和方法就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新闻叙事学的研究就必须以事实为基点，从叙事方式和叙事原理入手，归纳总结出新闻叙事的理论体系。

3.3新闻叙事学的研究方法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要有属于自己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在对新闻叙事学的研究与构建中，在考虑到首先应扣住新闻叙事的本质特征和主要的社会功能，亦即在系统内部的结构中探讨新闻叙事的意义和学科建设的作用。加强学科建设，用以指导新闻实践，提高新闻工作的整体质量，肯定是一种必需，而对目前尚付阙如的新闻叙事学的研究与建构，又尤为重要。 　比较的方法是区别一事物与其他事物本质特征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新闻叙事学的研究中，将新闻叙事与历史叙事尤其是文学叙事相比较是一条寻找新闻叙事原理和方法的必由之路。自有人类以来，从先民们结绳记事到文字发明之后的竹简丝帛到今天信息时代多种媒介共存，“人—事”的构成一直是社会最基本的生存形态，信息传播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手段，叙事也便是人类基本的文化活动。罗兰巴特说道：“叙事是与人类历史本身共同产生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也从来不曾存在过没有叙事的民族；所有阶级、所有人类集团，都有自己的叙事作品，而且这些叙事作品经常为具有不同的、乃至对立的文化素养的人所共同享受。所以，叙事作品不分高尚和低劣文学，它超越国度，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犹如生命那样永存着。” [17]那么，新闻叙事与叙述学所研究的叙事的异同、叙述学所研究的文学叙事方法对新闻叙事的借鉴与指导作用等，就能在比较中予以鉴别与认识；新闻叙事的特点也能在这一比较中突显出来。赵毅衡说：“明白了小说的叙述学，就有了一套最基本的工具，并不复杂却十分犀利的工具，就可以比较清楚地进入电影学、传媒研究、传播学乃至文化学。反过来说，没有叙述学的基本知识，做这些研究就有可能犯一些沙上建塔的常识错误。”这起码是先行者对于研究路径的探索和指导。

3.4新闻叙事学的研究范畴

研究新闻叙事学，主要的范围是从文本出发，揭示新闻叙事的原理与方法，即新闻是如何通过文本的形式也就是叙述方式来表现新闻本质的。新闻叙事的框架、视角和新闻叙事人是新闻叙事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叙述者：新闻叙述者应包含记者、采访对象和编辑。根据记者在新闻文本的介入程度，记者是叙述者的表现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缺席叙述者，指记者像摄像机一样客观记录“观察”到的一切，语言色彩呈中性，让受众意识不到叙述者发出的声音。二是隐蔽叙述者，即新闻事实完全由记者来讲述，但记者并不出现在新闻中，而是隐于“幕后”。三是公开叙述者，它又分为旁观的叙述者和参与的叙述者。

叙事角度：新闻叙事角度，是叙述者对某一新闻事件观察和叙述故事的特殊眼光和角度。它体现了叙述者和所叙述事件的一种表述关系，是叙述者把体验到的世界转化为语言叙事世界的基本角度。叙述角度能创造新闻报道的“文本价值”，使新闻文本更加完美和艺术，更具可读性。关于叙事角度的分类，我们沿用著名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奈特的三分法，来进行新闻叙事角度的研究建构。 零度焦点叙事；内焦点叙事；外焦点叙事。

综上所述，新闻叙事学是以新闻叙事文本为对象，以新闻学、叙述学、语言学、修辞学和逻辑学等为学科基础的研究新闻叙事方法和原理的一门边缘性学科。

4.新闻叙事学理论框架

对于新闻叙事学的理论框架，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齐爱军在《关于新闻叙事学理论框架的思考》中给出的定义是：新闻叙事学是以新闻文本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对新闻的叙事行为和叙事策略进行的科学研究。他说在此定义中，包含了新闻叙事学的三个基本理论界面：新闻文本及话语结构特征研究；新闻叙事行为研究；新闻叙事策略研究。这三个理论界面构成了新闻叙事学的主要理论框架。[18]

蔡之国认为有必要以客观事实为基点，从叙事原理和叙事方式入手， 建立新闻叙事的理论体系，构建起“新闻叙事学”框架，以促进新闻学的深入发展。根据叙事学一般可以分为故事、话语、叙述三个层次，他从这三个层次出发，以新闻事实为基点， 对新闻叙事学“ 故事”“话语”和“叙述”进行了研究。新闻叙事学里的“故事”，是被叙述的内容，它由一个或多个相关联的事件组合而成；新闻叙事学里“话语”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字词和句子应用的分析，并以此来解构貌似客观公正的新闻话语背后隐匿的意识形态；新闻叙事学中的“叙述”是产生话语的行为或者过程，是隐藏在叙述者话语中的独特叙事角度的创造性动作。新闻叙事故事、新闻叙事话语和新闻叙事策略构成了新闻叙事学的理论框架。[19]

新闻叙事学的建构是一个正在探讨中的命题。实际上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 基本上可以说出现了两种比较大的建构思路。一种以话语分析的路径为路径， 使得新闻叙述学成为一种关注话语表层背后的意识形态建构的语言技术分析性很强的学问； 一种把新闻叙事学理解为对新闻作品中的文学性成分的分析， 高度靠拢文学叙事学。

新闻叙事学是新闻学和叙事学紧密结合的边缘性学科，对于新闻叙事学学科框架的建立一定要参考新闻学和叙事学的诸多理论甚至是学科建构，但毕竟新闻叙事学不等于新闻学或叙事学，因此新闻叙事学的理论框架一定要有自己核心的理论作为支撑，以自己的学科特点作为建构的标准。叙事理论将叙事划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故事”即“什么人碰到了什么事”；一个是“话语”即“这个故事是怎样被人讲出来的。”新闻叙事（报道）也面临着这两个问题，即报道什么和怎么报道，因此可以将新闻叙事分为新闻叙事事实（何纯称为新闻叙事语法）和新闻叙事话语。新闻叙事学不同于叙述学。这个区别不在于研究范围的宽狭，而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新闻叙事学的研究对象是新闻文本和方法。新闻叙事是真实的客观报道，但在客观报道的同时又有一定的倾向性。新闻有一定的立场，新闻的报道过程是一个阐释意义的过程，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建构的过程。因此新闻叙事人的研究也应该是新闻叙事学要研究的重要方面。如果从动态看新闻报道的传播过程，新闻报道过程还存在着一个报道接受的终端环节，报道接受者和接受行为也应该在新闻叙事学的研究范畴之内。因此，新闻叙事学的理论框架应该包括为四部分：新闻叙事人；新闻叙事事实；新闻叙事话语；新闻叙事接受。此部分包括了新闻叙事的主要方面，从动态来看也是信息传播的流动过程，因此构成了新闻叙事学的理论框架。

三 . 对于《新闻调查》的叙事学分析

《新闻调查》栏目是中央电视台最具深度的调查类栏目。它以记者的调查行为为表现手段、以探寻事实真相为基本内容、以做真正的调查性报道为追求目标。调查性报道就是揭露一种被某些个人或组织故意掩盖的、损害公众利益的内幕。结合国情《新闻调查》提出了“探寻事实真相”这个口号。探寻事实真相，不但包括所谓的内幕调查，同时也包括对复杂问题的深层探究。《调查报道》的不是一个事件，而是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的过程。调查过程是将已有的素材组合成情节。而这些情节还不是观众收看到的电视节目，在这之间，还有将情节转换成话语的过程。我们称之为叙述。

“在当今世界，电视是最多产最重要的叙述媒体。”电视调查性报道就是以叙述功能为主的叙事性报道。“叙述一词包含三方面的涵义：一是叙述的内容，指构成一段叙述话语主题的故事内容，即被讲述的故事。其二是叙述话语，即叙事作品中使故事得以呈现的叙述语句本身。其三是叙述动作，即作为一种行为而存在的支配叙述话语的“叙述”本身。一个完整的叙事作品本身包括以下一些基本元素：叙述者、时间、视角、结构。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分析《新闻调查》的叙事方式。

（一）、叙述者

赛姆尔-查特曼注意到了底本和述本的这种二元结构，将它们分别命名为故事(story)和话语(discourse)。查特曼的定义是：前者是“什么”，也就是说什么人碰到了什么事；后者是“如何”，也就是这个故事是怎样被人讲出来的。

不管故事怎样被人讲出来，讲故事的人都是不可缺少的。讲故事的人就是叙述者。叙述者分为“现身式”(explicit)叙述者和“隐藏式”(implicit)叙述者。即使是“隐藏式”叙述者也不可能把他的存在和痕迹完全掩盖起来。正如瓦尔特·本杰明曾说过的：“故事叙述者在故事中留下其抹不掉的痕迹，亦如制陶匠人在陶制器皿上留下其抹不掉的手印。”

《新闻调查》的叙事者是采用第一人称的出镜记者。《新闻调查》的简介中称：“我们的调查通过记者来完成。记者既是调查主体，同时也是一个节目的结构元素，他是调查行为的实施者、调查过程的表现者，所以，调查记者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个栏目的外化标志和品牌形象。”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完成了热奈特列举的叙述者五个功能。

(1)、叙述功能，即讲故事。《新闻调查》每期40分钟的节目都是叙述者通过调查，为观众讲述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如：《农民连续自杀调查》讲述的是陕西省某村，在五天之内连续发生的三起农民自杀的事件。《无罪的代价》讲述的是某企业负责人因涉嫌挪用资金被逮捕，在看守所中度过了两年零八个月，后被终审判为无罪的前因后果。《透视运城渗灌工程》讲述的是山西运城渗灌工程弄虚作假搞形式主义的事情。

(2)、指探功能，即控制叙述推进方式。例如在 《非典突袭人民医院 》中，出镜记者面对镜头说“在人民医院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5月17号，人民医院宣布解除隔离后，我们进入现场，展开调查。”接着叙述者的这段话，叙述行为向前推进。

(3)、组合功能，即与叙述接受者组合成叙述行为的终点和起点。对于调查行为来说，作为叙述者的记者是叙述的起点，观众是叙述行为的归宿。而观众在收看电视节目以后，又会对节目进行反馈。比如一名观众这样说道：“我是一名军人，看了无罪的代价有很多感慨，一是政府应该是宏观调控者，不该过多的插手企业微观管理，二是我们党的有些干部太腐败”记者和观众直接的交流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传播链。

(4)、传达功能，即发送叙述的信息。记者不仅调查到了事实的真相，还通过电视手段将调查的过程发送给观众。《戒毒者之家》向观众传达了目前我国艾滋病治疗的措施和现状。《大官村里选村官》传达的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改革的进程。

(5)、证实功能，即角色化功能。叙述者在故事情节中或多或少起到一个角色的作用。像《新闻调查》的记者在调查过程中扮演的是类似侦探的“行动元”角色。双城的创伤 中，记者面对三缄其口的曾经自杀的孩子，通过真诚的交谈与引导，渐渐向观众揭开孩子们集体自杀的秘密。在这期节目中，正是记者不断推动着情节的发展，记者是这次调查行动的主要角色，如果没有记者这一角色，真相决不会自动展现在观众面前。

（二）、时间

电视新闻作为话语，它的结构是线性历时结构。在电视话语中，时间是一个基本要素。时间在电视叙述中具有二元性：一个是故事时间，即事件发生、发展实际消耗的时间；另一个是本文时间，即电视展现该故事所用的时间。故事时间与本文时间不仅性质不同，长短与顺序也不同。两种时间的矛盾关系形成了叙事结构中的节奏性，主要体现在叙述频率和时长变形中。

(1)、叙述频率。叙述频率是指本文话语与事实内容的重复关系。重复包括两个基本类型：事件重复与话语重复。前者是指某一类型的事件反复出现；后者是指对一个事件的反复叙述。

事件重复的效果是使不断发展、流逝的生活事件中某些东西有节奏地重复，从而提示出一种恒定的意义或产生某种象征意蕴。《双城的创伤》中，双城镇小学学生苗苗，5月19号，突然和同班的一名女生一起服毒自杀，可这似乎只是个引子。在此之后，自杀的多米诺骨牌悄然启动。5月21日午2时，双城中学高二学生赵某服毒，抢救无效死亡；5月22日午1时……事件的重复产生了某种意蕴，吸引着观众的注意，为调查行动创造了合理性。

话语重复是《新闻调查》经常采用的一种叙事手法。典型的话语重复是让多个事件亲历者讲述同一件事情，但每次讲述的角度、层次等都不同，从而使一个事件的意义得到多方面的展示，不同人的叙述形成一种相互印证或者相互对质的效果。谁在说真话，谁在说谎，观众一目了然。如：《农民连续自杀调查》中，农民李祥服毒后被家人发现，对于李祥的婶婶是否向工作组求救，以及工作组组长乡人大副主席薛成芳等是否见死不救这一事实，李祥的婶婶、薛成芳、工作组成员尹和全分别作了陈述。李祥的婶婶说：“我说不得了了，娃子喝了药了。你们人多，看给我想想办法。他们没有一个人过来。”薛成芳说：“我确实没有听到(求救)。”尹和全却听到了老人的敲打窗户的声音：“我把大门开开以后，老人说李祥服毒了。我赶紧就喊人，薛主席说什么事，我说李祥服毒了。”对比了三人的陈述以后，观众不难看出谁是谁非。记者不做评判，但是观点清晰地表达了出来，这正是“话语重复”产生的效果。

(2)、时长变形。时长变形是指话语和故事持续时间的关系，查特曼概括为如下五种搭配关系。

省略(ellipsis)：话语时间为零。电视叙述有赖于省略。

概括(summary)：话语时间短于故事时间。因为对时间浓缩存在困难，除了蒙太奇连续镜头，视觉媒体较少使用概括。

场景(scene)：话语时间等于故事时间。

延伸(stretch)：话语时间长于故事。时间。最好的例子就是慢镜头。

停顿(pause)：话语时间在流逝，而故事时间为零。

研究时长变形的目的在于揭示时间选择背后的叙述者价值取向。以《无罪的代价》 为例，主人公陈远豪被关在看守所中度过了两年零八个月，叙述者将这段时间大幅省略，叙述者的兴趣集中在审判和执法部门拘留陈远豪的原因上。记者柴静在采访中得到了陈远豪在看守所里作的一首诗《坐牢不寻常》，《无罪的代价》以此诗概括这段时间里陈的生活环境和精神状态，诗的最后几句是：“人说坐牢不寻常，我把牢房当战场，坚持真理斗邪恶，定叫人间正气扬。”这几句诗多少表达了隐指作者(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中推论归纳出来的一个人格)的创作意图。“此外，考察时间变形有助于我们刻画电视叙述者的特征。” 如果叙述者遵从故事发生发展的时间规律自然叙述，就会减少对故事的干预，藏而不露。如果叙述者的话语顺序凌乱，时间扭曲，叙述者插手故事的痕迹就很明显。

（三）、视角

视角是作品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视角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叙述者自我限制的问题，而全部叙述也就可以分成两大类：全知视角——有权从任意角度叙述；有限视角——只允许从某个特定角度叙述。

1955年奥地利文论家斯坦采尔在《小说类型》中提出至少应当区分三种“叙述环境”即：全知作者式；第一人称兼人物式；第三人称人物视角式。

记者是调查活动的主角，摄像机只是把记者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呈现给观众，因此可以说，电视画面就是记者见闻的记录和再现。热奈特认为区分视角就是弄清“谁见到”，由此可以认为，出镜记者是《新闻调查》的角心人物，《新闻调查》运用的是斯坦采尔所称的“第一人称兼人物式”的视角。出镜记者是叙述者，同时又是故事中的一个角色——调查者。叙述焦点转移入作品中，成为内在式焦点叙述。

这种叙述角度有两个特点：首先，出镜记者作为叙述者兼角色，他不仅可以参与调查过程，又可以离开作品面向读者进行描述和评价。例如：《“解谜”民工荒》中，记者离开作品采访的对象，向观众这样描述：“按照经济学家的统计，在中国有一亿五千多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上世纪90年代初，每年都有几千万民工从家乡涌向东南沿海城市打工，形成了我们熟悉的“民工潮’。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在珠江三角洲这个著名的打工城市东莞看到的却是大量企业缺少普通工人的现象。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处于‘无限供给’的状态之下的我国，眼前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企业为什么缺工?大量的民工又去了哪里?”……有时这种交待是通过画外音进行的，画外音对自己的称呼有时是“记者”有时是“我们”，因此，可以把画外音和出镜记者看作同一个叙述者，虽然不一定是同一个人在说话，但是他们的身份是同一的。其次，出镜记者的视角受到角色身份的限制，不能叙述本角色(调查者)所不知的内容，这种限制造成了叙述的主观性，如同绘画中的焦点透视方法，可产生身临其境的逼真感觉。

在事件发生现场设身处地地叙述也让观众身临其境，观众甚至能透过出镜记者感受到当时紧张窒息的气氛。如果不是采用“第一人称兼人物式的叙述视角，这种效果是难以达到的。

（四）、结构

《60分钟》的缔造者，执行制片人唐·休伊特在一段话中提到了“叙述结构”。他认为 《60分钟》能够广受欢迎是因为它继承了一种“叙述传统”。

王纬等在《保持中间地带——的叙述模式》一文中将调查性报道的叙述模式总结为以下三种侦探模式、分析者模式、游客模式。并认为，侦探模式的调查性报道最接近调查报道原始意义的报道。这类报道一般以揭露内幕或案件侦破为内容，记者的角色等同于侦破片中的侦探，通过一步步发掘线索、调查推理，最终揭示事实真相。观众的收视乐趣主要来自于惊人内幕的逐步展现，以及伴随调查过程的推理性愉悦。《新闻调查》的编导徐涛在《追踪伪劣输液器》后记描述了他们暗访的过程，感叹这像是侦探小说：“2000年11月8日，我……来到江苏常州，悄悄地住进了一家不起眼的小宾馆。根据举报线索，当晚……。姚老板与我们约定……。这些如今听起来多少有点像侦探小说。”

调查性报道存在两个过程，一个是新闻事件的实际发生过程，另一个是记者的调查过程。这是两个逆向的过程。前者是由原因导致结果，而后者是从结果推知原因。前者是按时间顺序发展，而后者是按逻辑顺序推演。调查过程还要经过后期的剪辑，调整叙述顺序。讲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事件叙述顺序的安排。

以《无罪的代价》为例。它由五部分组成：天门市人民法院两次一审均判处陈远豪因涉嫌挪用资金、陈在看守所上诉、汉江市中院终审宣判陈无罪、陈被双规的原因：天门市领导认为陈向外地投资导致资金外流、陈被关押之后金天公司逐步衰落。《无罪的代价》并没有按照故事发生的顺序组织话语，而是把陈远豪被关押这一结果放在前面，被关押的原因放在后面。这样就产生了悬念。记者的调查路径是围绕悬念展开的，调查行为是通过悬念的提出、求证、解决来完成的。悬念的开始是调查的开始，悬念的结束也是调查的结束。

调查性报道的悬念构建，一般都在节目编辑阶段，利用故事自身的冲突，调整视听语言达到设置悬念的目的。《新闻调查》的悬念设置都以客观事实为基础，人为策划的痕迹很淡。《新闻调查》由于素材的客观真实性和不可变更性，不可能对故事中的人物性格和情节进行人为设置，只有当素材采集完了以后，根据整个叙事结构和栏目风格找准悬念的切入点，在文本上设置结构并安排悬念在开头、中间或结尾的位置。

在《新闻调查》叙事的过程中，作为叙述者的出镜记者把故事的全部、局部或某种迹象与征兆向观众作预先提示，去加剧人物冲突、增强故事的曲折性，使观众随收视对象的命运、遭遇而悲喜交加、紧张、焦虑《寻亲十八年》讲述了一个叫程娜娜的女孩，5岁那年被人拐卖到河南农村，以后漫漫18年寻找亲生父母的故事。故事到结束之前都没有告诉观众娜娜最终是否找到了亲生父母，而是叙述她坎坷的寻亲之路和社会各界对她的帮助，观众被娜娜曲折的经历所吸引，为她的遭遇而悲伤，为她能否找到父母而紧张。故事的悬念从头至尾紧紧抓住观众。

有人认为，《新闻调查》最具调查个性和最具优势的语汇，是调查记者的行为以及由此展开的调查过程。作为调查者的记者同时也是新闻的叙述者。他用第一人称兼人物式的视角设身处地地为观众展示新闻调查的历程。《新闻调查》常常运用侦探模式，围绕悬念展开调查。通过悬念的提出、悬念的求证、悬念的解决来构建每个调查。叙述者和叙述视角的独到、叙述时间的张弛、叙述结构严谨等，都是《新闻调查》在众多新闻节目中脱颖而出的原因。电视是综合运用具象画面和抽象语言叙事的媒介，把电视看成一门叙事艺术可以加深我们对电视调查性报道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电视媒体的理解。

结束语

叙事理论给今天的电视研究带来的启示是丰富的，将叙事学引入电视新闻研究不仅有助于使电视新闻走出社会学批评报道的单一模式，从而提供了电视新闻研究的新途径。与此同时，它也拓宽了叙事理论的应用范围，使之从文学研究的传统领域走向了文化研究更为广阔的空间。由于学者们孜孜不倦地努力，迄今为止，电视新闻叙事学研究领域已产生不少成果。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任何一种理论和批评模式都既有其合理性又有其局限性。叙事学以其形式主义批判闻名于世，而事实上任何叙事文本都不仅仅只关涉到形式问题，它还必然会折射出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走向意识形态的电视新闻叙事分析已初步意识到这些，并做出了可喜的尝试，但依然不够完善。也许我们应该将叙事形式与更深远的社会文化背景相结合，才能弥补这一缺憾。我们坚信，在新的世纪里，叙事理论如能以更宽容开放的姿态与其他理论资源实现多元互补，那一定可以带给我们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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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于德山．大众传媒时代的电视文化与当代中国叙事格局[J]．中国电视，2001，(12)

[3] 黄昌林．论电视新闻叙事的时空流畅性[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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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刘红明．试论电视新闻的叙事时间与叙述视角[J]．广西社会科学，2003，(9)

[7] 王纬，刘浚．保持中间地带——论《60分钟》的叙述模式[J]．现代传播，1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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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黄挺 学好新闻叙事学 军事记者 2003年第1期

[13]何纯 关于新闻叙事学研究的构想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3年第4期

[14]齐爱军 关于新闻叙事学理论框架的思考 现代传播 2006年第4期

[15]张寅德 叙述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16]赵毅衡 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叙事分析理论篇9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理论家将叙事理论是引入中国并首先在小说以及电影领域开花结果，后被引入电视研究领域。电视叙事是文艺叙事的一部分，它以影像语言为符号载体，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叙事指一切具有叙事性质“文本流”的电视节目，如新闻节目、娱乐节目等；狭义的叙事仅指电视剧中虚构的叙事。电视剧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象征行为及讲故事的艺术，与其它文艺叙事具有共同的特征，诸如客观叙事、主观叙事、复合叙事等。从整体上来说，由于电视新闻及娱乐节目等叙事特征体现较弱，电视叙事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电视剧的研究上。电视剧叙事研究已成为当前电视叙事研究的制高点，研究成果相对较为丰厚，诸多文章和研究专著也纷纷面世。作为一种以叙事为核心的艺术形态，电视尤以电视剧的文化渗透力、社会影响力为甚，远远超越文学及电影等叙事艺术，某种程度上担负着“公共话语空间”的职能。

一、电视剧叙事研究现状

归纳学者们的研究发现，对于电视剧的叙事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电视剧叙事技巧

电视剧是一种核心的“创意为王”产业，而结构技巧又是研究叙事理论的核心所在，这一特点彰显了电视剧的叙事结构策略研究的重要性。在对电视剧叙事结构及技巧进行探讨方面，大批学者已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清华大学尹鸿教授认为：“电视剧与章回体小说的叙事方式在某些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电视剧剧情一方面从总体上看总是循着“开始、发展、高潮、结局”这样的叙事模式，另一方面每集又有独立的悬念设置，而且核心情节的结局往往留到最后一章，形成了双线索“核心—卫星式”模式。对电视剧叙事技巧同样提出较为鲜明的见解的还有学者戴清，在对电视剧《青衣》叙事方式进行剖析上，戴清提出，电视剧叙事要注意外在冲突与内在心理冲突有机融合，这样才能有力表现情节的张力和叙事魅力，叙事艺术的表现空间才能得以有效拓展。学者丁磊以《夜幕下的哈尔滨》为例，对电视剧叙事空间及衍生功能进行了剖析。《夜幕下的哈尔滨》的叙事功能不仅给观众展示了哈尔滨的革命履历，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对哈尔滨风景叙述描绘为城市做了一个超越时空的广告。

在《电视剧叙事结局的美学阐释——以电视剧〈暗算〉为例》一文中，庄琦春认为“剧中三个主要人物人生行程终端的安排是编者运用叙事策略、顺乎叙事规律的典范之作，是近些年来电视剧作品中不可多得的巧妙运用结局在叙事结构、审美构建和审美感受模式等层面上独具匠心且前所未有的审美典范。”

《电视叙事结构及其架构要素》、《电视剧叙事类型解构》、《电视叙事声画一体论》、《论电视叙事符号系统的构成和组合法则》、《电视剧叙事的通俗性与理性》、《日常生活与电视剧的叙事特性》、《电视剧叙事的悬念意识》、《作为“契约”的电视剧叙事——长篇电视连续剧叙事策略》等著作分别从修辞模式、声画符号系统、叙述角度与方式等阐述电视与叙事互为体现与互为机理的关系，他们认为电视剧作品与观众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电视剧艺术的特性是最接近实际操作的理论问题，电视剧叙事是以影像语言为符号载体的叙事，日常生活结构为电视剧叙事提供了一种真实、亲切、自然的框架基础与叙事来源，与理论家们煞费苦心地勾勒电视剧叙事的诸多理论层面相比，对电视剧叙事微观技巧分析与运用理论解决现实问题、促进电视叙事理论本土化问题以及促进中国电视剧的更好更快发展，这些则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2、电视剧叙事文化特征与意识形态分析

从本质上说，电视叙事是文化的一种表达方式，文化又是电视叙事透视和探讨的内容。电视剧叙事话语不仅展示了画面细节所营造的内涵，同时也隐匿着其叙事话语所体现的意识形态诉求。《电视剧的叙事艺术与意识形态》作者肖芃从电视剧的日常叙事形态角度来反观电视剧所具有的传播特性、价值以及其深层的意识形态诉求，对电视剧文化特征进行了较为深层次的解读。

学者杨静以文化自觉的角度和文化批评的方法，对电视剧叙事文化进行了较为深入透彻的剖析。在梳理中国传统叙事审美文化独特的风格和智慧基础上，借鉴美国电视剧的标准化、产业化叙事类型模式，提出了三个创新观点：第一，电视剧是当代中国社会最有影响力的叙事艺术形式之一；第二，电视剧最集中地体现着中国叙事审美文化传统的现实文化意义，是有效传播中华文化，保持民族审美趣味和艺术精神的独立性的重要文化文本；第三，电视剧是中国影视文化抗拒“文化帝国主义”，抗拒好莱坞垄断国际影视文化市场，保住中国这块被西方称为影视竞争“最后的疆场”，最具优势的文化产品。在《论电视剧〈闯关东〉的叙事学特征及其文化吟咏功能》一文中，杨状振从叙事形态、叙事结构、文化吟咏功能三个方面对“闯剧”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解析。此剧以闯关东现象作为创作背景，借助二元对立的叙事形态和人物设置，从叙事学角度上塑造了朱开山的英雄形象。这一特定形象也得以成为当下文化认同和精神归依的参照模式，较好地体现了电视媒介所具有的文化吟咏功能和现实指涉意义。

《故事的艺术—论中国电视剧的叙事传统与审美价值》、《电视剧的叙事艺术与意识形态》、《浅析中国电视叙事的伦理化》等从传统文化角度、话语分析角度纷纷对电视剧进行了不同层面的解读。分析显示无论是主旋律作品的深化，军旅作品的观念突围，还是平民视角的诗意叙事，无不在阐述作为大众艺术载体，电视剧作品不可避免地指向主流意识形态叙事方向，在其故事中或隐或显地反映了当前社会尊奉的各种伦理道德规范和行为办事准则。从传统到现代，从精英到平民，通过视觉文化这个透视镜，复杂交错的文化现象和意识形态都可以从流动的镜像世界使我们拥有转喻式的人际接触。

二、女性主义立场分析

在电视剧的研究中，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进行研究，已经成为电视剧叙事研究的主要阵地之一。张兵娟在《神话及其“表象的叙述”——论电视剧叙事传播中的性别政治》一文中，站在现代人文主义价值立场，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解析，认为电视剧作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以其特有的，形象的、生动的影像语言，“真实”，“自然”的情节叙事，为人们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世俗神话”。然而，这种“现代神话”不过是一个“表象的叙述”和“浪漫的谎言”，它不但扭曲了女性的真相，也遮蔽了某种社会、历史的真实。作者认为，当代电视剧尤以海岩为代表的言情剧为甚，借助偶像的神话来激发女性观众的爱情、欲望以及性幻想心理已成为当下言情剧制作秘而不宣的商业动机。禹建湘的《徘徊在边缘的女性主义叙事》、戴清的《叙事差异、女性话题及其他——对的文化阐释》文章等从女性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进行叙事分析，揭开了隐藏于叙事面纱背后的性别诉求及其潜在意义。

三、对研究现状的反思

纵观我国对电视剧叙事研究历程可以发现，从最初对于国外学者研究理论的单纯引介到后来发展到逐渐与我国实际相结合且不断完善，我国的电视剧叙事研究已迈入一个全新的平台并在逐渐走向成熟，这不仅有利于促进我国电视剧事业的发展，同时，也有助于推动学者及其理论研究的深入，提高整学界的理论研究水平。同时，当前的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如有大量的论文只是将叙事理论机械复制于电视剧研究方面，冗杂罗列，毫无新意，创新性的思想并不多见，这些都是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

笔者认为针对电视叙事研究，要借鉴小说及电影叙事研究的现有理论成果，同时又要充分考虑到电视媒介发展日新月异的特性，并兼顾与受众之间的交互关系，所以，如何利用叙事理论促进电视剧又好又快发展且优质服务于受众，以及如何反作用于叙事理论本身的不断完善，都该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①于德山，《大众传媒时代的电视文化与当代中国叙事格局》，《中国电视》，2001（12）

②石长顺、成珊等，《叙事理论与电视》，《现代传播》，2004（2）

③尹鸿，《家庭故事·日常经验·生活戏剧·主流意识——中国电视剧艺术传统》，《现代传播》，2004（5）

④邹韶军，《作为“契约”的电视剧叙事——长篇电视连续剧叙事策略》，《现代传播》，2000（3）

叙事分析理论篇10

虽然叙事学确立只有短短不到半个世纪，但叙事学的研究范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移：从关注故事／话语的经典叙事学转移到上世纪90年代初的多元叙事学。应该看到，不同研究范式中同时存在着研究层面和研究方法的显著差别。为方便论述，我们将经典叙事研究范式分为以故事为对象的研究层面和以话语为对象的研究层面。

一、以故事为对象的研究层面

俄国形式主义区分了叙事作品中的“情节”(sjuzet)和“故事”(fabula)，大致相当于叙事学中区分的话语(discourse)和故事(story)。早期叙事学家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下，选择“故事”作为叙事学的研究对象。事实上，托多罗夫首次提出叙事学一词时，给"Narratology"的定义是：

叙事学：关于叙事结构的理论。为了发现结构或描写结构，叙事学研究者将叙事现象分解成组件，然后努力确定它们的功能和相互关系。[6]

很明显，这一定义带有浓厚的结构主义色彩，其重心在于确定叙事中的行为，然后描写行为的功能和序列关系，以便从中找到支配叙事的结构。

托多罗夫之前，法国人类学家兼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L.Strauss)对神话进行研究之后，发现在浩如烟海的神话底下隐藏着某些永恒的普遍结构，任何特定的神话都可以被浓缩成这些结构，这就是叙事中所谓的“深层结构”，其中的变项是一些普遍的文化对立（如生／死、天堂／尘世等）和处于这些对立项之间的象征符号。在不同的文化中，这些深层结构将演变出具有不同价值的表层结构。[7]可以看出，作为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并不关心叙事序列，他关心的重点是赋予神话意义的结构模式。[8](P59)与之相反，俄国形式主义者普罗普(Propp)依据对俄罗斯民间故事的研究，对事件的功能进行了明确分类，同时提出与这些功能相对应的人物类型。格雷马斯(Greimas)继承并发展了普罗普的分析模式。他将后者对民间故事的分析方法扩展到所有叙事，提出与行动相关的三对共六种“行动元”概念，即：与愿望、探求和目标相对应的主体和客体；与交流相对应的发送者和接收者；与辅助支持或阻碍相对应的帮助者和阻挠者。同时，格雷马斯压缩了普罗普提出的功能种类，并将它们归入三种序列结构：契约型结构、完成型结构和离合型结构。如契约型结构中，叙事可能采取两种模式来进行：

契约——违背契约——惩罚

缺乏契约（秩序）——重建契约（秩序)[8](P59)

并非所有叙事学者都认同上面的分析模式，比如布雷蒙(Bremond)认为格雷马斯关于叙事序列的分析不能囊括所有叙事现象。他在肯定普罗普的功能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叙事的基本序列由下列三个功能组合而成：

1)表示可能发生变化的功能；

2)表示是否实施这种变化的功能；

3)表示变化是否实现的功能。

由这三个功能组成的基本序列互相结合产生复合序列，布雷蒙列举了“首尾接续式”、“中间包含式”和“左右并连式”等几种常见类型。[9]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区分了“核心”和“催化”两种功能，核心功能以其依据的行为为故事“打开或结束一个未定局面”，而催化功能表示的行为则只起连接作用。[10]

托多罗夫综合各家论述，借用语言学中的关键术语，对最小叙事单元、序列和文本进行了描述。他认为，叙事中的最小单位是一些基本命题，可以是表示行动元的命题，如：“X是国王”，也可以是表示动作的命题，如“X娶了Y”。五个命题构成一个序列：表示初始平衡的命题——表示外力侵入的命题——表示失去平衡的命题——表示恢复平衡力量的命题——表示新平衡的命题。而序列按照嵌入、接续、交替等方式结合起来就构成完整的叙事文本。[8](PP60-61)

总之，以故事为对象的研究层面下，叙事中的行为因素受到高度关注，而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对人物和叙事文本意义的研究，同时由于叙事学仍在初创之中，所以大量地借鉴了语言学中的术语和概念，如行动、功能、序列、结构、语法等。按照这一思路进行叙事分析，首先需要在某特定叙事或某类叙事中寻找出深层结构（可能是二项对立的结构，也可能是其他类型的结构），然后确定体现这一结构的行为，将行为按功能进行分类，同时也对完成功能的人物进行归类，再分析功能的系列结构，最后在文本的高度上分析这些基本序列的组合方式。这一时期几乎所有叙事学家都声称要找到适用于所有叙事的普遍语法，但在实践中，将他们的方法用于分析单个叙事或某类叙事（如民间故事、侦探故事、狄更斯叙事等），往往能够得到更为有效、也更令人信服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托多罗夫还是罗兰·巴特，后来都改变了最初的研究方向，从对故事语法的研究分别转向叙事的文化层面和符号层面研究。有些批评家，如范·迪克认为，故事中的诸活动之间存在由社会习俗决定的秩序，所以很多动作序列实际上是受惯例支配的：如出发意味着返回；许诺意味着去完成它们的意向等。因此，他们建议“把叙事作为行为哲学和话语分析这些更广阔的领域中的一个特殊区域”，这样叙事才能获得更好的研究[11]。应该说，这为以故事为中心的叙事学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二、以话语为对象的研究层面

只在故事层面进行叙事研究有很多缺陷，尤其不能解释“同样一组行动可以用不同方法来叙述”这一事实，使叙事学家开始关注叙事的话语层面，即故事的表述方式，主要包括叙事时态、时间、语态、语式、人物描写、人物话语表达方式等。这一研究范式的代表人物包括（后期的）托多罗夫、热拉尔·热奈特(G.Genette)、查特曼(Chatman)、普林斯(G.Prince)等。

经典叙事学对时态和时间的研究通过对照它们在故事和话语中的不同表现形式来进行，从而确定话语在何种程度上对故事进行了“变异”处理，以及这样处理带来的效果。叙事时态分现在时和过去时两种，现在时态又分故事现在时和话语现在时。根据话语和故事之间的时态关系，可将叙述分为三类：回顾叙述、同步叙述、预示叙述，而这三类叙述都有各自不同的时态、体式和情态系统。[12]

对时间的考察分三个子系统：时序、时距和频率。如果叙事话语中的时序与故事中的时序不同，则说明话语中出现了“时间倒错”现象，如倒叙、预叙、中间叙等。故事时距和话语时距的关系可能体现为：等距（如对话体的场景叙事）、故事时距大于话语时距（如概述或全景式叙事、省略或停顿）以及故事时距小于话语时距（比较少见，主要用于主观心理叙事）。频率用来比较故事发生的次数和话语中发生的次数，分单一叙述（故事中发生n次，话语中也讲述n次）、重复叙述（故事中发生一次，话语中讲述n次）、反复叙述（故事中发生n次，话语中讲述一次）。[13](PP125-126)

语态和语式也是从语言学中借用的概念，分别解决叙事中谁说和谁看的问题。语态研究中的关键术语是叙述者，指叙事话语的发出者（或“声音”）。叙述者可以在叙事中表明身份，也可以隐藏身份；叙述者若出现在叙事行动中，该叙事为同故事叙事（如很多第一人称叙事），若没有出现在叙事行动中，该叙事为异故事叙事（如很多第三人称叙事）。在第一人称叙事中，通常出现两个“自我”：叙事自我和经验自我，两者常常交互作用以完成叙事功能。[14]

“声音”本指叙述者的声音，但在巴赫金的影响下，叙事学者将这个概念扩大至包括叙事文本产生的所有声音，包括文本内声音（叙述者声音及人物声音）和文本外声音（指作者的声音），并进一步探讨各种声音的辨认及产生的复调效果。[15](P45)

苏姗·兰瑟(Susan Lanser)将声音作为“意识形态的表达形式”，探讨叙述声音和女性作家写作的关系[16]；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则将声音看成是叙事“为达到特殊效果而采取的（修辞）手段”，探讨声音在叙事交流中所起的作用[17]。这些研究都继承并突破了经典叙事学中“声音”的范畴。

语式用来描述叙事信息调节，热奈特区分了两种调节方式，即距离控制（即叙事信息数量控制）和投影控制（即叙事角度控制）。这儿的关键术语是聚焦者，指充当叙事视角的眼光。叙事可以采取叙述者聚焦（如全知型三人称叙事），也可以采取人物聚焦（如一人称叙事或三人称有限视角叙事）。值得注意的是，多数叙事都混合采用两种聚焦方式。[15](P57)热奈特在分析叙事聚焦之后进一步指出，选择了某类叙事聚焦，也就选择了信息数量和叙事角度，因为特定的聚焦只能感知到某些信息，如果叙事超越了这些信息，则被视为“视角越界”。但他同时指出，很多情况下视角越界并不影响读者的阅读和判断，读者的认知策略可以帮助他们合理地排除这些越界可能带来的阅读困难。[13](PP143-147)

另一位颇有影响的叙事学家(Franz K.Stanzel)则没有区分语态和语式，而是提出了一个“叙事情景”的概念。斯坦泽尔将叙事情景分为三种：第一人称的叙事情景、叙述者的叙述情景，人物的叙述情景，并描述了每一叙述情景中的典型特征，包括叙述者的参与程度、距离、知晓范围、目的、可靠性、声音和聚焦情况等。[18]

叙事中人物描写可以由叙述者或人物来完成；可以直接描写，可以间接描写；可以自我描写，可以由他人描写；可以在公开场合下描写，也可在私下描写等。但每一种描写的可靠程度并不相同。另外，叙述者（作为作者虚构的主体之一）在叙事中体现出来的特征也受到了高度关注，尤其是叙述者的可靠性和叙事意识。可靠的叙述者让读者相信并接受他对事件的报道、理解和评价，不可靠叙述者则由于知识的缺乏、对事件参与不足或有问题的价值判断系统，让读者对其报道、理解和评价产生怀疑。叙事意识是指叙述者进行叙事时的心理状态。[19]

热奈特根据叙述者的干预程度对人物话语和思想的不同表达方式进行了区分：叙述体（叙述者行使最大干预）、间接体（叙述者实施部分干预）、直接体（叙述者实施最小干预），同时在间接体别分析了自由间接体，在直接体中分析了自由直接体。[13](PP125-128)同样，对人物意识的表达方式也有心理叙述方式、戏剧独白、内心独白、思维风格等几种。[15](PP92-95)

以上的分析其实已经表明，把叙事作为话语进行研究的范式也包含对故事的研究，只不过研究重心不在于对故事行动功能及序列进行描写。而在于故事转化为话语中的种种方式，属于俄国形式主义所谓“技巧”范畴，从而使研究成果更贴近文本现实，在批评实践中也更具操作性，缺陷是研究总停留在形式描写层面上，缺乏对叙事运作机制更全面的探讨。

三、整合、开放的研究范式

将经典叙事学中的两种研究范式进行有机整合，是近年来叙事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米克·巴尔(M.Bal)、查特曼、普林斯等。经过整合，叙事学家试图重建完整的“叙事语法”，主要包括以下四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句法（由一套有限的规则生成所有故事的宏观和微观结构）；语义（对这些结构进行阐释，包括叙事内容的宏观和微观结构）；话语（结合上述结构，由另一套有限的规则来解释叙事话语，如叙述时序、叙述速度、叙述者干预等）；语用（影响前三部分分析进程的认知和交际因素）。[5](P7)可以看出，整合后的叙事研究范式有如下几个重要变化：

1.从“静态”走向“动态”。无论是列维-斯特劳斯还是普罗普，以及早期的叙事研究都忽视了叙事的“句法”层面，热衷于分析故事的最小单元及其功能（普罗普甚至强调叙事中各功能事件的序列是固定不变的），而没有关注故事中各因素的动态配置规律，所以他们的研究无法解释推动叙事进程的动力所在。整合后的模式则注重研究故事中的动态因素。如帕维(Pavel)在情节的研究中，既突出了事件和转化的重要性，又勾勒了情节中的动力、张力和阻抗因素。[20]还有研究者从叙述者对叙事信息的控制出发，研究读者在将话语还原成故事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断点”现象，再结合认知学相关理论，探讨这些“断点”对读者确定事件功能的影响，这等于强调了“功能”的动态性。[21]

2.从“规则”走向“语境”。经典叙事学从结构主义发展而来，宗旨是将叙事研究系统化和“科学”化，客观上使其难以与语用、语境融合。但近年来由于社会语言学不断强调语境的重要性，叙事学界也越来越倾向于将叙事看成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产品。“……从文本中心模式或形式模式转到形式与功能并重的模式，即既重视故事的文本，也重视故事的语境。”[22](P8)也就是说，叙事研究不应只注重形式，还应该注重叙事形式与叙事阐释语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如叙述者与事件的位置推断、叙述者的可靠性推断、哪些主题在故事中处于优先地位的推断、哪些叙事结构可能引起不同性别的特殊反应，以及读者如何回应叙事技巧再现出的价值观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能依靠规则的描述，而是依靠对作者、叙述者、文本、读者之间的语境关系的分析和判断。

3.从“作者”走向“读者”。经典叙事学在进行形式描述时，常常预设了叙事的意义，如普罗普给“功能”的定义（功能是人物的一种行为，由它对行动进程所具有的意义来界定）中，就预设了作者赋予叙事的意义，其结果是，对形式进行预先阐释后再对形式进行描述。整合研究模式也研究叙事的形式，但将其放在读者的阅读语境中，叙事形式的意义只有在读者的阐释框架中才能体现出意义，从而将叙事意义的确定权交给了读者。[22](P12-13)

叙事学不断从其他研究领域汲取养分，同时丰富其他研究领域，从而形成了众多的跨学科叙事学分支，成为近年来叙事学研究的一大景观，使叙事学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数变成复数。美国知名的叙事学者杰恩(M.Jahn)评价道，今天的叙事学“是‘叙事学＋X’的研究模式”，这里的"X"无论是女性主义还是性别研究，是文化研究还是后殖民研究，他觉得“都很有研究价值”[15]。

事实上，“后经典”叙事学延伸出的分支远不止杰思所述。综合已有资料，可以举其要者如下：心理分析叙事学、历史纪撰叙事学、可然世界叙事学、法律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认知叙事学、后现代主义叙事学、修辞叙事学及文化叙事学等。复数叙事学强调该学科的开放性，尤其是与语言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和语用学等学科的对接。

四、国内叙事学研究现状

不久前，笔者对近三年中国叙事学研究状况进行了统计研究，结果发现，从1999～2002年，国内重点文学评论刊物上刊登的叙述学研究文章数量呈明显上升之势，其中2001年比2000年增长了50%，而2002年上半年比2001年同期增长了近100%，这说明中国叙事学研究的热情正在逐渐高涨。但研究中笔者也发现了目前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

1.理论研究角度不新，国外理论介绍范围不广。理论研究的选材范围基本上还处于经典叙事学的范畴，如对话语／故事、叙述者的研究；对国外叙事理论的介绍数量相当有限，没有覆盖叙事学的最新发展方向。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叙事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够，难以形成方法论，导致从事叙事批评实践的研究人员不能跟上国外最新发展，使叙事批评实践不能走向深入。最令人不解的是，这一时期甚至没有出版国外叙事学研究的最新译著（直到2002年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才翻译出版了一套《新叙事理论译丛》（注：本套丛书由申丹主编，从解构主义叙事理论、女性主义叙事理论、修辞性叙事理论、后现代叙事理论和跨学科叙事理论等5个方面介绍了国外叙事学研究的最新方向。）），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经典叙事学的翻译引进和评介热潮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2.叙事批评实践中，研究范式过度集中在叙事话语方面（80%以上），其中又以叙述者、叙述视角、叙述人称和叙述时间的研究为主，对叙事话语中叙述声音、叙事层次、叙述接收者等方面的研究较少。鲜有将叙事话语和故事结合并提炼出有效叙事规律的研究；同时研究角度不深，常常浅尝辄止，没有将语境真正纳入到文本解读中。如认为通过论证《简·爱》中使用了女性第一人称叙述方式就可以与女权主义结合起来[23]，而没有考虑通过这种方式传达出来的声音，或这种女性叙述方式与当时的文学传统和文化传统的相互作用来表现作者“对社会主体意识进行了反叛和解构”，使论述显得极其仓促而缺乏深度。同时，这一时期的叙事批评实践还缺乏对“亚文类”、不同时代小说及不同作家小说（如侦探小说、浪漫小说、古代小说、现代小说、后现代小说、狄更斯小说等）叙事共性的研究，而多从一文出发，将叙事研究变成了单纯的文学技巧欣赏。

总之，尽管过去三年中国叙事学的研究数量并不少，但由于缺乏与国外最新研究模式的有效呼应，使我们的研究范式显得陈旧，研究角度显得狭窄，这种形势使引进和研究国外最新叙事理论的工作变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收稿日期：2002-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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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分析理论篇11

作为叙事模式化而备受部分专家诟病的偶像剧，从21世纪初算起，已经走过了10年的历程。2001年首部偶像剧《流星花园》播出后创下当年最高收视率并风靡东南亚，掀开偶像剧热潮的序幕。从此，偶像剧如雨后春笋般争相而出，2002起，每年均有20部左右的偶像剧登陆荧屏，产量之丰可见一斑。且每年均有一两部偶像剧伴随着高收视率而成为两岸青少年或粉丝群讨论的热点。在论述过程中，如没有特别说明（如日本、韩国偶像剧），所出现的“偶像剧”均指台湾偶像剧。偶像剧作为海峡两岸青少年和粉丝群最受欢迎的电视剧类型之一，诞生十年尚无系统的研究总结。丰厚的台湾偶像剧创作实践和不断形成的观赏热潮极大地推动了相关的理论研究。电视剧作为当代社会最有影响力的艺术传播形式，有着不断建构当下文化现实的突出作用。偶像剧叙事对形成当代青少年的情感价值与道德价值取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而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力图以叙事为切入点，遵循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对十年来台湾偶像剧做一全面探索。

与本论题相关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电视剧叙事研究和偶像剧研究，以下就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分述。

电视剧叙事研究

叙事学在发展中发生了一些变化，研究对象不仅仅局限于虚构性的叙事作品，非虚构性的叙事作品进入叙事学的研究视域，如罗兰・巴特认为任何材料都适宜于叙事，除了文学作品以外，还包括绘画、电影、连环画、社会杂闻、会话，叙事承载物可以是口头或书面的有声语言、固定或活动的画面、手势以及所有这些材料的有机混合。①电视剧也属于这一范畴。

电视剧叙事研究主要分为叙事学研究、叙事类型研究两方面。电视剧叙事学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专著论文均有一定系统性。研究专著有《电视虚构叙事导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围绕电视剧叙事的核心元素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探讨。《影视剧作的叙事艺术》(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年)，关注影视剧的叙事特质，从叙事视点、叙事时空、情节、冲突等方面，对影视剧创作进行了叙事学的理论总结。《电视剧叙事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在多学科比较中确立电视剧叙事的艺术特质，从而建构起电视剧叙事理论体系。《电视叙事学》(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年)关注电视叙事学符号的构成，电视叙事学的声音、画面、声画关系，是对电视叙事的总括性研究。《电视剧叙事艺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分别从叙事模式、情节、样式、技巧、人物认同等方面，对电视剧创作及其模式的特点进行了叙事学的技术分析和理论总结。《电视剧叙事情节》(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主要从情节角度入手，对电视剧进行研究。《电视剧叙事话语》(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则从叙述空间、叙述中的“时空结”造型和人物塑型等层面形式美学角度上考察电视剧叙事话语的深层规律。

电视剧叙事类型研究在国外已有一定的成果，如劳拉・斯・蒙福德的《午后的爱情与意识形态――肥皂剧、女性及电视剧种》就具体地论述了肥皂剧的叙事特点及其性别意义。国内的研究还远没有开展起来，对于各种类型剧的批评琳琅满目，但是系统的科学的研究类型电视剧的叙事和构成的著作较少，如《新语境中的中国电视剧创作》（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关注1990年以来我国各类电视剧创作的特征和发展趋向。《电视剧艺术类型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围绕电视剧类型的形成原因、各种类型电视剧的发展概况及特征进行了全面介绍和分析。关注于具体类型剧的研究专著仅有《家的影像：中国电视剧家庭伦理叙事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05月）。相对而言，类型电视剧的叙事研究尚处于一个拓荒期。一方面，类型电视剧的叙事研究是与整个电视剧研究状况相适应，即总体并不令人乐观。②在国外学界，实际上是把电视节目的类型化与电视媒介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关于这一方面的重要文献，包括贾森・米特尔的《电视类型理论的文化研究》、布莱恩・罗斯的《电视类型研究》以及莫里・福曼的《电视类型出现之前的电视流行音乐的个案》③等。米特尔反复强调的是要把类型分析放置到一个更为广泛的文化语境中。

当前电视剧叙事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一方面，结合叙事研究具体电视剧的论文和专著大都拘泥于内部形式分析而略显单薄；另一方面，在宏观理论层面上探讨的专著和论文，又容易缺乏微观研究，且存在概念体系上以及各种理论之间的众声喧哗、各自为政。研究类型电视剧的叙事和构成的著作很少，主要限于家庭剧和历史剧等研究，其他类型的研究尤其是偶像剧的研究呈现空白状态。

偶像剧研究

（一）中国内地研究

中国内地研究人员对台湾偶像剧的研究，目前尚无专著，只有论文。如2002年《我看〈流星花园〉――兼议青春偶像剧的价值取向》，关注偶像剧的价值取向；2003年《浅析台湾新一代偶像剧的市场化走向》，认为台湾偶像剧成功的市场化运作,值得大陆的偶像剧制作者们去关注去研究；2007年《台湾偶像剧的本土化实践》，探讨台湾偶像剧扎根本土的策略与努力；2010年《2009海峡两岸暑期偶像剧比较研究》，比较海峡两岸暑期偶像剧的异同；《台湾偶像剧中的青春镜像对青少年身份认同的影响》，侧重偶像剧的影响研究。

中国内地研究者对各国和地区偶像剧的研究论文比较多，截至2010年底共计217篇（据中国知网统计数据），尤其对韩国、日本偶像剧的研究不少，已经出了一些硕、博论文。博士论文如《1980年后日韩影视剧在中国的传播》（暨南大学，2006）；《大众叙事与精神家园――韩国电视剧叙事文化研究》（四川大学，2007）。偶像剧研究论文偏重于概述式探讨。

中国内地对电视剧的研究已较成熟，专著不少。其中，对日韩偶像剧的研究有一定基础，表现为论文多专著少。对台湾偶像剧的研究，无专著且论文较少，呈现出研究状态的空白化，其湾偶像剧叙事方面的研究最少，而市场分析与价值影响的研究偏多。价值影响的研究倾向于极性思维，在偶像剧影响的判断上，一些选项或观念过于二元和对立。这种选项在字面上明显造成一项是可取(积极、向上、健康)，另一项则暗示（消极、腐蚀、有毒）。赞成后者的论文明显较多。④2009、2010两年，对台湾偶像剧研究的论文有增多之势。现象描述和规范性研究居多，但理论分析及其深度不够，所以解释力不足，对偶像剧创作实践指导作用不强。和偶像剧日益掀起高潮的制作播出相比，研究明显滞后。

（二）台湾研究

台湾关于日、韩剧的研究相当多，范围也相当广，对于台湾偶像剧的研究也在渐渐发展当中。如以消费、认同的角度来检视日本偶像剧对于台湾年轻人的影响；以文化认同的方向来检视韩剧对于阅听人的影响，诸如爱情价值观和消费行为等的影响；以流行文化的角度来解读日本偶像剧的文本等。

而关于台湾本土偶像剧研究所涵盖的面向比较局限。台湾地区对台湾偶像剧的研究只有硕士论文，尚无博士论文和专著。台湾地区的研究论文多忽视电视文本的分析，有三种取向，一是针对制作与播出生态进行政治经济分析，如徐玉青（2006）《台湾电视连续剧评估准则之研究――从编剧及制作人角度分析》，台湾铭传大学传播管理研究所硕士毕业论文；再如张正芬（2008）《话题营销在偶像剧营销之应用――以偶像剧〈命中注定我爱你〉为例》，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硕士毕业论文。二是对收视观众的接收与影响进行收视影响分析,如连丽雅（2008）《国小高年级学童偶像剧收视经验之研究》世新大学公共关系与广告系硕士论文。这类研究论文均是透过接受者的书写与口语陈述，作为诠释实践的来源，研究重心在于阅听众本身，而不是偶像剧文本。⑤这一种分析取向走着类似于人类学研究的路径，细致地梳理和研究了各个年龄层的观众对偶像剧的收视及其相关影响，虽然研究重心不在偶像剧文本，但对偶像剧文本的再生产有一定指导意义。三是对偶像剧的形式或内容进行分析。第三类取向的论文非常少。著名的有赵庭辉教授的《电视偶像剧〈熏衣草〉：爱情神话的建构与再现》，（台湾中华传播协会2004年年会论文）；《电视偶像剧〈吐司男之吻〉：写实主义的建构与再现》，（台湾《传播与管理研究》第五卷第一期）；《偶像剧〈流星花园〉的文本分析：青少年次文化的建构与再现》，（台湾《艺术学报》，第78期）。台湾地区对电视剧研究的专著较少。对传统电视剧的研究，“绝大多数电视剧研究者的基本立场，事实上受到实证主义（positivism）与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的影响，相当强调电视剧在传播过程中的社会功能。”⑥如果去系统查看台湾的大学图书馆馆藏和台湾各网络书店，均无法看到有偶像剧研究的专业书籍（娱乐八卦书籍不少）。台湾地区关于偶像剧的研究大多倾向于经济学与收视影响分析，缺乏电视文本分析，故而台湾地区的研究状态呈半边倒趋势。台湾地区价值影响的研究倾向于理性思维，在偶像剧影响的判断上，一些选项或观念不再二元和对立。这与内地研究形成反比。

综上，海峡两岸的偶像剧叙事理论研究明显落后于偶像剧的创作实践。其中，台湾方面倾向于对各个年龄层观众进行非常细微的梳理（如精确到某地的大、中、小学的某年级），偏重于探讨观众对偶像剧文本的接受和影响等内容。内地研究偏向于偶像剧文本的市场分析与价值影响且对价值影响的判断上倾向于否定或对立。目前国内外对偶像剧的研究尚属于起步期或空白期，因此，加强相关研究有弥补理论空白的积极意义。

注释：

① ［法］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符号学美学》，张裕禾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页。

② 曲春景、朱影编：《中美电视剧比较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1页。

③ 上述三篇文献参见《世界电影》，2005年第2期。

叙事分析理论篇12

引言

“叙事”的理论从古至今都是我们在阅读和分析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概念。关于叙事的相关理论和模型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柏拉图最早对叙事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叙事模式上的模仿、叙事的二分说。随着外国文学的逐渐发展，叙事在小说中得到了主要的体现，同时也通过小说这种载体广泛传播，逐渐为学者所重视。通过对小说作品中的叙事结构分析，叙事理论在不断丰富的同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创新，同时也在对叙事结构的研究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如俄国的形式主义、西方国家的叙事学等等。在对外国文学的分析中，需要注意的是文学作品创作过程中的叙述者并不满足对单纯的叙事内容和主体的追求，不乏大量运用“重复”的叙事结构，也就是运用大量的叙事技巧来依靠重复某一词语或者句子来突出主体、统摄结构并增强审美效果，这也是我们对外国文学中“重复”结构分析的基本立足点。

一、“重复”结构凸显叙事主题

叙事理论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我们抽丝剥茧后可以发现其中的玄妙。在传统叙事理论的统领下，人们对文学作品的评判及分析主要集中在对作品内容和相关社会意义的投射与分析上，同时传统的叙事理论也仅仅将视角局限在了这样的一种观点下。叙事理论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俄国的形式主义突出地强调了“故事”和“情结”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也为我们进一步地加深分析理论提供了可能。在俄国形式主义的主张下，故事往往更倾向于按照实际时间顺序的所有事件；而“情节”则往往侧重的是事件在作品中出现的实际情况，可以说故事和情节分别对应和指代的是作品的素材内容和具体的表达形式。在这样的主张下，我们对叙事的分析就细化为了叙事作品结构层次的划分。现代语言学在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相关分析中，更多地会注意到作品中的结构叙事，也就是说更加注重作品文本和结构的分析。在对外国文学作品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也更加侧重对作品的共性进行了解和深入，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其艺术成就上，研究作者和叙述者，叙述者和作品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

在外国文学的叙事不断发展中，重复结构也真正和叙事主体相挂钩。重复的叙事结构可以在外国文学作品中，尤其是长篇小说中发挥阐释语言的重要作用，并由此达到凸显主体的目的。以狄更斯的作品为例可以窥得一二，在狄更斯《Black House》中，小说开头对于fog的运用是较为丰富的，尤其是在同一个章节内就出现了19次，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词汇重复标志。同时我们发现这样大频率的出现同一个词汇，也凸显了作品本身的主题。我们对作品的了解可以通过主体来看到，black是黑暗的，而fog是十分阴郁的。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并不是简单地抒发自己内心不羁的情感，而是更加恰如其分地摄入了“重复”结构的叙事技巧，通过将不断重复的fog，同题目本身black进行呼应，造就一种黑暗阴郁的氛围气息，并进一步地衍生为社会黑暗。在不少的文学作品中，我们都能够发现这样“重复”结构的叙事，通过不断地反复和重复逐渐抽离出一个相对具体、突出的主题概念。增强了叙事主题的主体性与重要性。

二、“重复”结构统摄叙事结构

就叙事结构本身来说，重复的结构有利于对叙事结构有一个统摄和突显的重要意义。在外国文学作品中，结构上的重复是屡见不鲜的。例如，在叙事作品《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中，就出现了在结构方面诸如韵律和韵脚上的重复使用。在这些作品中，重复叙事结构的使用也分为灵活的几个种类：一种是单纯的重复叙事，比如多次尝试以达到一定的目的，另一种是首位相对的重复现象。在外国文学中，这样的重复是经常能够看到的，对于作者来说，适当的重复能够提高整个作品的层次感，并对写作产生一定的规划。尤其是对于诗歌体裁的作品，可以起到巧妙的连接作用。可以说，这样的一种结构重复为外国文学作品本身增加了一种形式上的效果，叙事结构通过不同的搭配与重复来实现，重复部分，即“重复”结构的叙事能够使得作品中的叙事结构脱离单一的范式，具备多重的结构组合效果，尤其是重复的结构使得叙事结构更加丰满，并通过重复的结构规整作品中所有的结构，形成一种框架的模式，回环往复，有序搭建和统摄叙事结构。

对于读者来说，重复的叙事结构能够给读者造成一种叙事形式的渐进，尤其是将这种形式放在读者阅读语境中时，能够不断地通过作品的重复结构进行多次解读，也可以在一次解读中生发出多重的意义。以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为例，在整部小说中突出的是主人公对于个人生活与记忆中的片段追寻，当我们第一次阅读的时候觉得冗长繁缛没有头绪，而当剖析文本结构的时候不难发现，其实在作者对这部作品的相关预设中，安排了一段奏鸣曲，将其内心的记忆与医生的回忆有序地串联起来。这样的叙事设置在结构上出现了重复的特点，通过对固定旋律的重复不断地将主人公对昔日的怀念与记忆一层一层呈现出来，同时也通过这样的重复达到结构上的回环往复，统摄整部作品的叙事结构。

三、“重复”结构渲染叙事审美

文学作品能够成功或流传，大部分原因并不仅仅是其文采与语言技巧，在结构上也透出了作者的悉心安排，结构上的重复和变化能够使文本具备审美范式上的美学意义。文学作品的成功很大因素上归功于文学的审美性，外国文学作品中的“重复”结构也起到了渲染叙事审美的效果。

首先，“重复”结构能够体现出文学作品中的形式美。关于这点最突出的是文学诗歌中的运用，在诗歌中极其容易出现重复结构，用以表现诗歌的形式美感。一方面重复结构能够使得作品中的形式相对简单明了，形成一种言简意赅的虚实网络，同时，通过重复叙事的结构也能够让作品的表达方式变得更加巧妙和简洁。以伊丽莎白・毕肖普的《六节诗》为例，在整首作品中，诗人的重复结构是显而易见的，在诗歌中，看到的部分和关键词有一定的反复运用和重复现象，尤其是作者说明了眼泪和小泪珠的关系，眼泪可以变成坚硬的小泪珠，而这个小泪珠又变成了其他的事物。在这里，作者虽然通过想象和联想设定了许多意向来表达，然而在读者眼中所体会到的中心事物即是泪珠，这个泪珠可以产生更多的变化，不断地移动并且发生运动。这样的重复结构实际上为诗歌带来了一种回环往复的音乐美，这样的音乐美也是其审美中的重要构成内容，通过音韵上的美感和节奏上回环往复的特性让人们感受到了整首作品中的美学意义。同时作品中的形象又在兼顾结构的过程中发生不断的变化，称为一种自然转化的力量，增添了作品的形式美感和美学效果。

其次，“重复”结构的运用还能够为文学作品带来一种音乐美，进一步增强文学作品的美感。在外国文学作品中使用“重复”结构的手法能够缔造一种节奏效果，达到一种音乐感。在不少诗歌中，通过节奏的回环往复都能够产生这种音乐美感，增强作品本身的美学效果。重复的叙事结构能够使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这种似曾相识实际是对重复的叙事内容的熟悉造成的。在读者的主观理解中，这样的叙事结构上的重复能够产生一种理解性的韵律形式，不仅有利于作品抒发作者的情感，同时也使得气氛的渲染具备了一种审美效果，重复的一般都是短句或词语，使得整部作品中的美感渲染是一种简洁的、明快的、一气呵成的效果，而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音乐美感具备复沓升华的效果，产生独特的音乐魅力。

结语

外国文学中的“重复”叙事结构广泛运用已经取得了不断的发展并得到了深入的认可。“重复”叙事结构不仅可以分析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传统因素――主体和故事结构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叙事审美的层面上也发挥着巧妙的作用，增进了叙事审美的渲染和程度。在对外国文学“重复”结构的叙事分析中，应当进一步地结合叙事本身在作品主题与结构方面的表现，并进一步地引申出叙事的审美范式，才能够更加全面、客观、细致地对外国文学中的“重复”结构的叙事做出更为全面、深入的了解与分析。对“重复”结构叙事的分析，不仅对当下进行文学作品的解读有着重要作用，同时对文学作品的赏析、结构研究以及文学作品中的审美性等重要内容都具备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对外国文学作品中“重复”结构的叙事分析也能够进一步帮助完善写作理论和相关的文本鉴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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