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文化论文篇1

1、世界文化产业与文化贸易版图分析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0年的统计，在过去近20年间，全球文化贸易总额一直在持续增长。从1980年到1998年间，印刷品、文学作品、 音乐 、视觉 艺术 、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和 体育 用品等文化贸易的年贸易额从9534万美元猛增到了3亿8793万美元。[1]在2005年，教科文组织又采用了新的统计方法，将文化产品分为“核心文化产品”（core cultural goods）和“相关文化产品”(related cultural goods)，并在更大范围内对国际文化贸易的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从1994年到2002年，核心文化产品贸易额从380亿美元增涨到了600亿美元。[2]国际文化贸易发展迅速，但是其中绝大部分只是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进行，严重失衡的现象几十年来始终没有改变。

1.1发达国家的文化贸易

早在1990年，日本、美国、德国和英国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文化贸易出口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出口额的55.4％,而文化贸易的进口额也高度集中在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进口额的47％。133229.CoM[3]在进入21世纪以后，文化贸易高度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的现象虽然有所减弱，但总体格局并没有改变，发达国家的文化贸易仍然处于世界文化市场的霸主地位。

近年来，在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在gdp中的比重都普遍高于10%，美国则高达25%以上，在其国内产业结构中仅次于军事 工业 。自1996年以来，美国的文化产品出口就超过航空航天工业成为第一大出口创汇产业。英国2002年的文化产业出口就达到175亿美元，2003年仅次于 金融 业。日本文化产业的规模比 电子 业和汽车业还要大。截至2005年底，日本与动漫有关的市场规模已超过2万亿日元，动漫产业成为日本第三大产业，广义的动漫产业占日本gdp十几个百分点，占世界动漫市场的62%。据统计，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文化产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比例分别达到20%和10%。作为战略上的考虑，日本提出预测，在2010年音像出口将达到日本整个出口的10%。[4]

当前，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迪斯尼、维康、通信公司、通用电器、贝塔斯曼、新闻集团、索尼和西格拉姆这九大巨头成为世界文化产业格局中的“第一世界”。而其中有五家都是美国公司，美国传媒业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和60%的广播节目的生产与制作。美国片源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节目中高达60%至80%。[5]在国际文化贸易的版图中，发达国家依仗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正试图将文化产业推向垄断化。

1.2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贸易

面对发达国家的文化强势，许多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重视文化产业的地位。2002年亚洲文化产品出口份额占世界文化贸易的20.6%，仅次于欧盟位居第二。而东亚占了15.6%，虽然这其中日本占去了比较大的份额，但中国、南亚、东盟以及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样不能小视。另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拉加）地区2002年的贸易出口额也从94年的1.9%增长为3%。但是非洲和大洋洲的文化贸易出口额从94年到02年，始终不足1%。[6]

2004年韩国文化产业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已经从5年前的1%上升到5%，韩国的经济实力虽然排在世界前十强之后，但却成为世界第五大文化产业国。[7]东盟在政策上对欧美等国的文化产品进口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同时鼓励同盟国之间的文化贸易，从而使得其文化产品的世界出口份额由1994年的3.6 ％上升为2002年的4.5 ％ 。这一增长主要归功于媒体和出版业的快速发展。相比之下南亚的文化贸易发展较慢。虽然印度的电影产业非常兴盛，宝莱坞电影的年产量远远高于好莱坞，但两者的国际影响力却有着天壤之别。印度的文化产业虽然在国民经济中利润很高，但大部分是自产自销，文化贸易的出口仍然十分薄弱。

1.3中国的文化贸易

适应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需要，国际文化贸易越来越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十多年来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中国在1995年之后，就与美国、日本、英国和法国，并列于世界文化贸易的五强。但实际上，中国出口的文化商品50％以上是游戏、文教娱乐和体育设备及器材，被认为是世界上文化硬件出口的第二大国；而文化软件（包含文化内容和创意的服务和产品，如现场表演、电视广播、电影、书籍等）的出口，在中国还是一个薄弱环节。[8]近几年来，中国巨大的文化贸易逆差始终存在。

2002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保持着20%至30%以上的增幅，而对文化贸易却缺乏权威的、系统的统计资料。文化贸易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很小，以至于不需要为它做单独的数据统计。但从一些零星的数据还是可以看到我国文化贸易发展的不平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2005 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显示，2005年，中国进口期刊 10736.73万美元，出口期刊 228.87万美元，进口额为出口额的46.91倍；进口电子出版物 1737.15万美元，出口电子出版物35.06万美元，进口额为出口额的49.99倍；2005年中国进口期刊版权 749万美元,出口为2万美元，进口额为出口额的374.50倍；同年，尽管中国在软件产品和电视节目产品的出口数量上有所增长，但在软件版权和电视节目版权方面，则完全进口，出口为零。[9]

表1 中国2005年主要文化产品贸易逆差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2005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整理

另外，中国缺少有相对优势的文化产业和品牌产品。美国的迪斯尼，德国的贝塔斯曼，日本的动漫和韩国的网游都是国际知名的。可是中国在世界文化市场上却几乎没有自己的标志性产品。因此，虽然中国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但其文化贸易在国际市场上却处于弱势地位。

2.南亚、东盟在中国对外文化贸易体系中的独特价值

一个完善的文化贸易体系对我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从当今国际文化产品市场的分布上看，发达国家凭着十分丰富的技术、人才、设备等资源，在文化贸易市场上有着垄断性的优势，中国的文化产品想要打入欧美市场可谓是困难重重，任重道远。因此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贸易合作是中国扭转文化贸易逆差的可行之举。而市场前景的广阔，地理位置的接近，国情的相似，文化的相通等因素又使得南亚和东盟地区在我国对外文化贸易体系的发展上有着独特的价值。

2.1人口众多，文化产品市场潜力巨大

南亚和东盟是世界人口密度很高的地区。截止到 2005年年中，仅印度的人口就已达 10.95 亿,并且还在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增长。据联合国公布的《世界人口展望》报告预计,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印度人口将于 2030 年左右超过中国。[10]而且在印度的总人口中，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根据2005年人口统计，印度有70%的人小于36岁。[11]东盟10国的人口目前也达到了5亿多，其中34岁以下的人口占了一半，甚至是一半以上。例如东盟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尼34岁以下的人口就占了总数的70%。[12] 而年轻人恰好是影视传媒、 网络 文化、演艺娱乐、动漫游戏等高经济效益文化产品的主要目标消费群体。

根据经济学上的指标，当恩格尔系数在50以下，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人们的文化消费在人的整个消费中的比例就达到或超过30％。虽然南亚和东盟的大部分国家（新加坡的恩格尔系数已低至34，与欧美国家相似，而其他国家还缺乏具体的统计数据）离这一水平还差得很远，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完善，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越来越重视在文化和 教育 领域上的投资。这说明南亚和东盟的文化产品市场有着无限的开发潜力，与其建立文化贸易体系，对中国的文化产业来说价值巨大。

2.2经济活跃，为文化贸易提供良好的机遇

在经济自由化进程中，南亚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在2006至2007财年，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4%，高于前一财年的9%，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1．01万亿美元。近两年，巴基斯坦经济增长率分别为6．6%和7%。2006年阿富汗、斯里兰卡经济增长率分别达12%和7．4%。孟加拉国近两年的经济增长率一直在6%以上。并且各国区域合作稳步发展。到2007年，所有南盟成员国均批准了南亚自由贸易区协定，并准备建立南亚关税同盟、南亚经济联盟。[13]南亚良好的宏观经济形势无疑是为中国——南亚——东贸文化贸易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比较理想的经贸大环境。

自1967年成立以来，东盟各国坚持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大力吸引外资，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使经济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虽然金融危机曾使得东盟一度上升的经济发展态势中断了10年,但近年来各国已经开始走向经济复苏的道路。目前，东盟国家的外国投资、国内私人投资、对外贸易、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重要的经济指标均明显超过了金融危机前一年即1996年的水平。东盟已经成为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有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

由于东盟采用的是外向型经济发展策略，对外资尤其是对发达国家的外资有很强的依赖性。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都眼光向内，贸易保护主义加强。这使得东盟面临着贸易伙伴及投资来源萎缩的压力。为缓解这一压力，东盟加强了与南亚及中国等国家的贸易合作。这对中国的文化贸易来说同样是个非常好的发展机会。

2.3国情相似，推进文化贸易的对等发展

当今世界格局虽然呈现出多极化发展的趋势，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些西方强国仍然处于主体和霸主地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 政治 、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与合作，始终是处于不对等的地位。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则更多的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

同属于第三世界的南亚及东盟各国与中国在国情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印度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目前两国都把经济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而两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美国等一些西方强国相继提出了“中国威胁论”和“印度威胁论”。而地处东南亚的越南与中国的国情则更为相似。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十分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并提出了六项基本原则，它的内容和中国的四项基本原则基本一致。而越南目前进行的革新开放也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十分相像。中国和南亚、东盟各国的综合国力处于相对弱势，其文化短期内很难得到张扬，在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文化产品贸易中，都存有逆差。相似的战略机遇期和国际地位，使中国更容易找到与南亚、东盟许多国家的利益契合点，从而有利于推进三方自由贸易体系的建立，而这对于文化贸易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2.4文化相近，有助于文化产品在各区域的流行

南亚和东盟地区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并且和中国一样同属于东方文明体系，相似的文化背景能减少文化折扣，有助于中国的文化产品在南亚、东盟地区流行起来。中国和印度都是有着悠久 历史 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两国都产生出了丰富多样的文化形态。如此深厚的文化根基就算当今风靡世界的美国文化也是无法比拟的。而东盟各国也有着非常丰富的民族文化传统。这些都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源泉，也是文化贸易发展的重要基础。

任何文化产品的内容都源自于某种文化,它对于那些生活在此种文化之中以及对此种文化比较熟悉的受众有着更大的吸引力。中国、印度、泰国、缅甸、柬埔寨和老挝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越南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与南亚和东盟的许多国家在宗教文化上都可谓同源。这种相似的文化背景使得中国的文化内涵在南亚和东盟更容易被认知和理解，中国的文化产品也更能激起当地人的消费兴趣。

3.构建“中国——南亚——东盟文化贸易体系”的基础

3.1政策环境

近年来，中国、南亚和东盟各国政府对文化产业越来越重视，使各国间文化贸易的体系的构建成为可能。随着文化贸易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重要经济来源，各发展中国家也都认识到其重要性，纷纷制定相应的战略措施，鼓励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与活动。

在我国，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增强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能力”，“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而文化贸易作为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手段，得到了政府的大力鼓励。在政策上为文化产业的优化资源配置，扩大开放，提高对外贸易水平，促进与周边国家的合作等方面大开绿灯。而为了抵御发达国家强势的文化攻击，东盟和南亚政府在与中国文化产业的合作上也呈现出积极的态度。虽然在大环境上，中国与这两个地区的自由贸易体系还未建成，但彼此区域性的文化交流频繁发生，尤其在 旅游 、传媒等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为中国——南亚——东盟文化贸易体系的构建开了个好头。

3.2理论基础

文化贸易体系的建立涉及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领域的问题，必须要有充足的理论支撑，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对文化产业和国际文化贸易的研究，近年来大有兴盛之势。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的发展战略和对策、我国文化产业的竞争力与文化安全、文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等方面。

早在1964年，我国就成立了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发展至今它已成为我国研究时间最长、研究资料最完整的南亚研究机构。在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它在南亚政治、经济、对外关系、历史、社会、文化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为我国与南亚的文化贸易体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指导。而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后，学术理论界也对东南亚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们大多是从宏观方面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双边贸易规模、结构及发展前景和对策等进行分析；或是对中国—东盟文化交流、文化产业发展等进行概括性的描述和美好构想。所有的这些理论研究成果都对文化贸易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3.3实践经验

虽然目前中国与南亚、东盟的文化贸易体系还没有建成，但三方地区性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已经频繁出现。凭着地理优势，广西、云南两省与南亚和东盟国家有着丰富的文化合作内容。

在广电媒体领域，云南卫视于2004年2月正式推出《看东盟》栏目，向中国观众全面介绍东盟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国情，展现东南亚绚丽多彩的异国风情。从2006年开始，云南电视台每年大年初一播出的《东南亚的微笑》新年晚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电视台主持人共同主持，云南台每年的春节晚会也改为以东盟国家内容为主的形式。云南人民广播电台与越南之声电台有互派记者采访和节目交流活动。[14]而广西电视台也在2004年2月开办了一档双向报道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专栏——《风起南方》，节目分别在广西卫视和境外媒体播出，既传递中国、广西的声音，又开发东盟的文化资源，为中国和东盟建起了一座文化的桥梁。

在旅游文化领域，云南也有着十分活跃的表现。云南作为旅游大省有着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且恰好能与南亚形成互补。以印度为例，印度的优势在酒店管理、游客规范、连锁经营等方面，而云南的优势则在旅游基础设施、景区景点建设、综合配套能力等方面。这种互补性可以促进相互投资。目前，云南正在筹划大力开展南亚—东南亚—中国西南和中国内地的环线旅游，打造以孟中印缅为核心，辐射南亚、东南亚的旅游圈。这些都为中国——南亚——东盟文化贸易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大量的实践经验。

4.构建“中国——南亚——东盟文化贸易体系”中存在的障碍

虽然文化、理论和政策等方面为中国——南亚——东盟贸易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要想取得实质性的结果，还面临着许多障碍。

4.1历史阴影仍然存在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极个别邻国和

4.2 中国 与周边国家存在着利益冲突

近几年来，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日益增大。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过程中，中国每年都推出一系列让东盟无可挑剔的措施和建议，使其感觉十分被动。此外，东盟部分成员国担心中国利用 经济 上的优势以及在自贸区建设过程中的让利对东盟施加更大影响。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东盟市场对中国的开放程度可能会更加谨慎，这 自然 也大大影响了双方文化产品市场对彼此的开放与合作。

4.3从事国际文化贸易的人才不足

目前，无论是中国还是在南亚、东盟各国，从事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的队伍存在着总量不足，人才知识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其突出的问题是专业 艺术 类、行政类出身而非管理类出身的人员所占比重过大，整体人群文化知识层次较低，专业化力量有余、经营管理能力不足等等。

近年来，中国与南亚、东盟的文化交流主要是在边境地区进行，而这一地区的经济水平都比较落后，例如中国的德宏、大理，缅甸的木姐、密支那等地，人们的文化消费观念和文化消费能力都没有得到很好发展,文化消费需求低,无法拉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大生产和大发展。因此，这些地区对文化人才的重视程度不高,从而限制了文化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5.采用多维互动的策略构建“中国——南亚——东盟文化贸易体系”

文化贸易体系的建立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必须要相关国家多个层次、多个领域和多种形式上的相互配合才能完成。因此实施多维互动的发展策略是必然之举动，这就要求中国、南亚和东盟三方都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彼此协调，共同努力。考虑到现实中的可操作性，本文更多地是以中国为出发点，对我国所应采取的措施提出了建议。事实上，对于南亚东盟诸国，也有着“反之亦然”的逻辑。其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5.1多层次的互动

首先，决策层应该制定相关政策，并且落到实处，鼓励“中国——南亚——东盟文化贸易体系”的建立。虽然中共从十六大开始突出强调了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国家有关部门贯彻实施“走出去”战略，制定了一些支持文化产品和文化 企业 走向世界的政策。如2004年7月文化部与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下发了《关于促进国产音像制品出口的通知》，2005年初文化部发出了《关于促进商业演出展览、文化产品出口的通知》等。[15]但是这些政策都缺少实质性的支持，如税收问题、投资优惠等都没有涉及到。而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风险都大大高于普通商品，生产的周期也大大长于普通商品，需要政府一方面加大对这类产品的开发和扶持力度，在文化产业的内容创意、技术开发等资金需求较大的阶段给予补贴；另一方面，应该尽快把鼓励版权出口与调整进口配额结合起来，给予出口版权成绩显著的企业以适当的进口版权配额，用具有吸引力的条件鼓励国内文化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与南亚、东盟的大部分国家相比，我国在文化设施、技术力量等硬件上有着一定的优势，应集中力量开发 电子 游戏、影视节目等科技含量较高的文化产品。而南亚和东盟的大部分国家这类产品的生产力还比较薄弱，这又为中国打开南亚、东盟文化产品市场提供了一个机会。另外，还应该加大力量保证文化贸易所必须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便利的 交通 系统。从地理位置上看，中国与南亚、东盟虽然相邻，但是边境地区多崇山峻岭，交通极不便利。目前中印贸易90％以上通过海运，而西藏的外贸绝大部分在天津港吞吐，“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虽然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和中尼公路的整治改建，这一情况有所改善，但仍然无法满足一个大规模文化贸易体系的需求。

其次，学术界应该加强“中国——南亚——东盟文化贸易体系”的基础性研究。像南亚、东盟各国的文化产业、文化贸易的现状，各类文化产品的市场行情，以及各国与文化贸易有关的政策等具体问题的研究，我国学界还鲜有人涉足，尤其是缺乏实证性的量化研究。因此，学术界应将研究经费和力量重点投入到南亚、东盟文化市场、文化消费模式、消费心理、风俗民情等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中去。充分利用中国驻南亚、东盟国家的外交机构、企业、留学生和华侨等的力量,为学术界提供最真实的第一手材料。尽快通过翔实的数据和细致的实证研究，为“中国——南亚——东盟文化贸易体系”的推进提出可操作性的指导意见。

再次，作为构建“中国——南亚——东盟文化贸易体系”的核心力量与市场主体，企业界应该高瞻远瞩，勇于探索。目前，我国大多数文化企业的经营重点仍在日益繁荣的国内文化市场，对引进境外热门音像制品的版权热情很高，经济效益也很显著，但是对于这类产品的出口却因为缺乏经验、人才和出口渠道等因素，往往畏于风险，不愿尝试。

企业在着眼于阶段经济利益的同时，应该有更开阔的战略视野，尽可能了解南亚和东盟文化市场和产品的需求信息，打造出适合对外传播的文化产品。比较有效的做法是对目标市场的文化素材进行再创造，这样即可以减小文化折扣又可以很好地传播我国的文化。比如美国将花木兰拍成了电影，日本将三国演义做成了游戏，再反销中国，都赢得了很大的经济收益，并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品牌。印度是 历史 悠久的文明古国，东南亚各国也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这些无疑为中国的文化企业提供了巨大的素材库。文化企业要敢于对这些文化资源用新的技术手段和形式进行包装和演绎。不管这种文化资源有多古老， 都可能找到它与 现代 元素的契合点，从而使其焕发青春。

在加大对文化素材开发力度的同时，各企业还要充分意识到市场营销策略在文化贸易中所起到的作用。对每一个文化产品都应形成从生产、推广到营销的完整的市场运作模式，加大对策划、管理等人才的引进，以及产品宣传促销的费用。美国大片的生产和推销成本一般为7800万美元，其中专用于市场促销的资金就高达2500万美元。好莱坞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归根到底，是市场营销的成功。中国也可借鉴这种方法打开南亚和东盟的文化市场。

5.2多领域的互动

产业是贸易的基础，因此文化贸易与文化产业有着直接的关系。不同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于文化产业的分类与内容有不同的界定,但是都始终没有脱离开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生产的范畴。本文将文化贸易的内容分为新闻、出版及版权服务、广播电视及电影、文化艺术、 网络 文化、文化休闲娱乐、文化产品、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产品销售9个类别。

目前，我国与南亚、东盟各国的文化贸易集中于文化用品、设备等硬件上，以及文化 旅游 、手工艺品等比较低端的劳动密集型文化产品，且局限于边境地区。文化贸易的种类比较单一，且不具规模。这不仅影响到我国文化贸易的经济收益，也很难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传载出去。

出版发行、影视传媒、网络文化、演艺娱乐、动漫游戏、工艺美术、文化旅游等是很有“钱途”且具有传播国家形象和民族文化功能的文化产业。在中国——南亚——东盟文化贸易体系的构建中应有针对性的加大对这几类产品的开发力度。

在电影产业上，印度有着巨大的电影年产量和十分严格的保护政策。除此之外，南亚和东盟的大部分国家国内电影产量都比较低，无法做到自给自足。以越南为例，在其电影业相对繁荣的2006年，也只产出了16部影片。越南的电影市场有很大的空间需要进口影片来填补。20世纪80到90年代，整个东南亚的电影市场都几乎被港片所占据。而90年代之后，香港的电影业出现了萎缩的迹象，这无疑为中国内地的电影产品打入东南亚市场提供了机会。

在网络游戏方面，东盟市场的发展潜力巨大。目前东盟的网游市场与几年前中国的网游市场十分相似，产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本土游戏自主研发厂商和相关游戏人才，是我国网游厂商进入淘金的黄金时期。在2005年中国的网游在东盟市场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如金山公司自主开发的《剑侠情缘网络版》，自2004年6月登陆 台湾 开始，目前已先后登陆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2005年，该游戏在越南已经拥有超过40万人的收费用户，占据了越南网游市场80％的份额。到2006年，我国游戏开发企业向东南亚地区输出的原创网络游戏数量已经达到十余款。这说明了像《剑侠情缘网络版》这样以中国武侠为题材的网络游戏在东盟地区很受欢迎，中国网络游戏在东盟有着巨大的消费群体。

而在南亚方面网络游戏同样是个新兴产业，市场发展空间十分巨大。以印度为例，在印度商业工会联盟ficci的促成下，印度政府对本国游戏软件产业的发展表现出大力支持的态度，并积极寻求与国外知名游戏公司洽谈。目前，印度拥有280万网游玩家，随着宽带接入逐渐普及，印度的网络游戏市场很可能会呈现出爆炸式增长。据美国市场研究公司pearl research的预计，到2010年，印度网络游戏市场容量将从目前的400万美元增长到两亿美元。2008年4月17日，我国的网络游戏企业盛大集团宣布与印度杰帕数字娱乐公司（简称“zapak”）携手，将中国原创网络游戏《疯狂赛车》输出到印度市场。

广播电视方面，虽然目前在东盟只能看到很少的中国电视剧，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在2010年全面建立，双方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启的对话合作进程，在广播电视领域有加速之势。2008年4月23日在北京闭幕的中国-东盟广播电视合作高峰 论坛 上，双方达成了一项《北京声明》。声明说，中国和东盟成员国将通过各自的新闻频道和栏目，制作播出更多关于对方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新闻和专题节目。而由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6国国家电视台合拍的大型纪录片《同饮一江水》分别在6国播出，也为中国与东盟广播电视合作提供了范例。目前，印尼等国的媒体大都已私营化，对当地电视台引进电视剧没什么限制，主要由市场决定，即由价格和收视率决定。印度也放宽了对广播电视领域的政策限制，允许外国的卫星电视频道进入印度有限电视网。这都为我国与东盟，南亚在广播电视领域的贸易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外部环境。而中国也应该在版权贸易和电影进出口等方面进一步放宽政策、放松管制并下放相应的权限。尽量消除南亚和东盟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戒备心理，从而推动中国——南亚——东盟文化贸易在各个领域全方位的展开。

5.3多形式的互动

首先，要积极主动开展文化交流活动。文化贸易虽然是一种商业形式，但其构建和完善却需要一些非商业的形式加以推进，如文化交流。尽管有这一领域的研究者认为，缺乏文化贸易意识是导致我国文化贸易逆差的一个因素，以文化交流的形式进行文化输出，为别国提供了“免费的午餐”，造成了我国文化资源的流失，但笔者认为文化交流对文化贸易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必要的推进作用，所谓文化资源的流失更多的是由于文化交流活动的开展不够主动，且缺少有效策略造成的。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传承几千年的文化资源，但世界上很多人仍然是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文化产品中间接的了解中国文化的，对中国的形象产生了一些错误的认识，中国加强与世界各地的文化交流是十分必要的。再加上历史的隔阂，南亚和东盟的一些国家至今在与中国的交流上仍表现出比较保守的态度。同样，由于学术界对南亚、东盟的研究力度不够，也使我们对这两个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情况知之甚少。彼此间信息的缺乏，给“中国——南亚——东盟文化贸易体系”的构建带来了很大的障碍。因此，中国必须积极主动地与这两个地区开展文化交流活动，有针对性的向其展示我国的文化的独特魅力，才能为以后的文化贸易活动打下基础。

比较可行的措施是通过外交部、中联部、商务部、中国社科院、中印、中东友好协会和相关高校等向中国文化企业大力宣传介绍有关南亚、东盟各国的情况和信息,举办各种形式的讲座和报告会,邀请南亚、东盟国家驻中国外交机构和企业介绍它们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情况,提高中国文化企业对南亚、东盟文化市场的认识,加强中国文化企业与这两大地区的交流。另外,中国要充分利用大量的在南亚、东盟各国华侨的独特作用,发挥他们在了解双边文化背景和具有双边联系途径等优势，为中国、南亚、东盟三方的文化交流做出更大的贡献。

文化交流虽然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但它应该和商业手段一样，被视为文化贸易体系构建中不可缺少的形式。只是文化交流一定要考虑经济成本，且必须与商业促销相配合，从而让这份“免费的午餐”成为文化贸易盛宴的“开胃菜”。

其次，建立通畅的文化产品渠道。目前我国的文化产品主要通过两种渠道吸引外商。第一是通过国内国外的文化产业博览会，国内的如深圳文博会，国际的如法兰克福书展；第二是通过外国发行公司。[16]但是仅有这两个渠道是不够的。文化产品，尤其是以内容为主的文化产品，非常适合网络媒体的传播机制。据美国comscore网络公司调查数据显示，2006年印度网民增长率高达33%，是所有被调查国家和地区中最高的。如今印度已拥有2110万网民，成为世界第八网民大国。而东盟各国的网民增长速度也很快。因此，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建立起符合南亚、东盟各国语言习惯的网站，是展示和销售中国文化产品十分有效的渠道，而且这种渠道的建立所需资金并不多，在我国很多文化企业中具有可行性。但是各企业单独的网站，比较分散，规模小，功能也不全。目前我国比较有规模的文化贸易网站有中国文化产业网(文鹏网)，但它仅有中文和 英语 两个版本，且以国内的文化交易为主，在国际上，尤其是在南亚和东盟的文化贸中影响十分有限。而被称为中国——东盟贸易门户的南博网，虽然是专门针对东南亚地区，但文化贸易只占其中很小的份额，且并没有专门的分类。因此，国家商务部等相关部门应对国内文化企业的网站进行整合，形成规模优势，打造出专门针对南亚、东盟市场的文化贸易平台。

总的来说，“中国——南亚——东盟文化贸易体系”的建立既面临着重大机遇，也存在着系列挑战。但是，一个相对完善的“中国——南亚——东盟文化贸易体系”能够实现多边互动共赢，有助于减小有关各国文化贸易逆差，实现文化的共同繁荣，凸现亚洲价值，扩大东方文明在世界文化中的影响力，促进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值得多边付出长期的努力。

[ 参考 文献 ]

[1] ga.cano(ed.), culture, trade and globalization: questions and answers. unesco pubishing, 2000.

[2] international flows of selected cultural goods and services 1994-2003,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montreal, 2005

[3] 李怀亮，《论国际文化贸易的现状、问题及对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4] 胡景岩，《文化贸易中的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新浪财经，新浪网，2008年1月5号， finance.sina.com.cn/hy/20080105/19384370512.shtml

[5] 李双伍，《全球文化产业掀起“瓜分浪潮”》，《时事报告》， 2006年第2期

[6] international flows of selected cultural goods and services 1994-2003,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montreal, 2005

[7] 李双伍，《全球文化产业掀起“瓜分浪潮”》，《时事报告》， 2006年第2期

[8] 吴祥宇，《中国文化对外贸易逆差现状分析》，《经济前沿》，2007年11月

[9] 蒋晓梅，《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现状、原因与对策》，《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7年5月

[10] 康红刚 孙希华 刘养洁 康红娟，《印度经济增长与人口规模相关性分析》，《经济理论研究》，2008年4月

[11] 英 戴维•史密斯，《龙象之争：中国和印度的较量》，《领导文萃》，2008年4月

[12] 曹云华，《现状与潜力:东南亚市场研究》，《珠江经济》，2007年11月

[13] 汪巍，《南亚地区经济发展特点和趋势》，《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11月26日

东南文化论文篇2

一、相关概念的阐述

（一）情感理论的概念

“情感旅游”是一个新颖的概念，李金早局长在论述旅游业“新六要素”时指出，“情感旅游”包括婚庆、婚恋、纪念日旅游、宗教朝觐、民俗文化等各类精神和情感的旅游新业态、新要素。根据这一表述，“情感旅游”既指旅游活动的构成要素，也指以情感消费为主要标志的旅游业态，还可以指情感含量高的专项旅游产品（如蜜月旅游、民俗风情游、孝亲敬老游、缅怀游）。其中的“情感”既涉及人的爱情、亲情、友情等世俗情感，又包括以崇高、神圣为根本特征的精神信仰。

（二）民俗文化概念

民俗文化是指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也泛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中集居的民众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由历史沿袭而来，又在现实生活中生生不息，体现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风俗、习惯、心态和制度等。

二、渝东南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发展现状分析

情感旅游是旅游者的主观态度，是游客在整个旅游过程中通过所看、所听、所闻、所尝、所触获得的旅游心理体验。情感旅游一方面带有明显的个人情感因素，另一方面又与旅游目的地呈现的旅游资源息息相关。渝东南地区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全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少数民族生活在这里，既有原生态的民族风情，又有众多的历史文化古迹；既有远古巴渝文化的历史印记，又有近代红色革命的遗迹遗址…秀山花灯、酉阳民歌、石柱土家儿调、黔江南溪号子等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被列为国家、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呈“点”状分布

渝东南六区县同属于武陵山区，都在强调把旅游业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武隆依托良好的自然生态优势和成熟的旅游商业推广走在前列，彭水依托阿依河发展境内旅游产业链，石柱注重打造黄水森林公园，黔江重推古镇建设和乡村旅游，酉阳打造世界桃源，秀山围绕“武陵之心，边城示范”的目标发展建设。

（二）存在原真性衰退并进一步加速迹象

渝东南作为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受国外文化、汉族文化的冲击，原有的特色文化逐渐被替代和流失。在民族服饰方面体现的最为明显，另有像节庆、游艺、民族戏曲、雕刻、建筑等部分已经被破坏和流失。流失的不仅是这些显性文化，更多的是“隐性文化”如各民俗文化中的审美观念、伦理观念、价值观念、等。

（三）民俗文化深度开发和整合开发亟需加强

目前，渝东南地区民俗文化旅游产品整合化程度低。作为重庆东南民俗旅游带，各区县都在争先推出各自的精品，却没有一条主线将六区县的旅游发展串联起来形成有机整体，没有形成渝东南一条明晰的旅游形象，进而导致区域竞争优势不明显，如区域内协作体系不完善，没有建立共同打造同一个旅游市场的利益补偿机制；旅游景点宣传各自为战，没有形成渝东南地区民俗生态旅游资源的联合、统一营销推介方式等。六区县的旅游业大多都是依靠天生的自然优势在发展，像武隆的天生三桥、彭水的阿依河、黔江的小南海、酉阳的桃花源等都是自然的结果，真正打造民族民俗文化特色的景点却比较少。

三、基于情感理论开发渝东南民俗文化旅游的基本思路

根据《重庆市渝东南地区旅游发展规划（2008―2020）》和渝东南区域功能定位，渝东南地区以“地文景观”为主的自然资源、以“建筑与设施”为主的人文资源构成了以生态山水峡谷为基调、民族民俗风情为内涵、岩溶地质奇观为亮点的旅游资源基础。要将渝东南“整体打造成国内重要的民俗生态旅游目的地，加快推进国家旅游度假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国家旅游扶贫试验区‘三区’建设”。

（一）坚持政府主导、多方联动，加快构建区域大旅游格局

政府支持，塑造民俗文化品牌意识，形成成熟的旅游产业链规模运作，具体如下：

1、点――面――链的发展模式，统合黔江、彭水、秀山、酉阳、石柱、武隆六地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选取有代表性的自然禀赋较好、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交通比较发达的景区景点优先打造、包装、宣传，进而带动动其他景区开发。优化整体布局，由一个点到周边面的旅游发展，最后形成民俗文化旅游链的发展，形成渝东南黄金旅游线路来带动旅游的发展。像是可以把桃花源、乌江画廊等地进行旅游资源的整合。

2、以游客需求为主导，开发体验创新的旅游市场。通过市场调研，对每一个景点、景区进行可行性分析，找准游客的需求和定位，整合民俗文化旅游市场，并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二）科学设计旅游主体（旅游产品）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区域差异性是民俗文化的显著特征。当前，社会化进程和现代文明正在逐步消减各地区的文化差异，传统民俗文化在急需保护的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旅游开发价值。实现传统民俗文化资源的合理开发、有效保护，首先需要科学设计旅游产品和商业经营模式。

渝东南民俗文化具有集中、丰富、相对保存完好的特点。根据民俗旅游产品通常所划分的三大类：物质民俗旅游资源、精神民俗旅游资源和社会民俗旅游资源，设计渝东南民俗文化旅游产品需要综合考量旅游者的民俗文化旅游动机，情感旅游中的直接动机源于人们对于另一文化的体验向往，因此开发出体验型、娱乐型、度假型或观光型等多种功能有机组合的区域民俗旅游产品。比如立足民族性和地区性，可以开发土家族的白虎、巴蛇等图腾文化，焚山神、五谷神等宗教神灵文化，苗族的礼俗歌文化等；立足参与性和体验性，可以开发土家族、苗族的民俗生活如土家织锦的制作、苗族酒歌等；立足观赏性，可以重点打造土家苗族的歌舞诗、后河古戏等。同时，渝东南民俗旅游产品开发必须要坚持其文化内涵。特色是呈现给游客的旅游体验，文化特征则是保持长久生命力的命脉和根基。渝东南民俗文化的静态元素如建筑特色、民族服饰、民间工艺品等需要保留推广；动态元素如民族歌舞、民族礼俗需要提炼传承；具有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的民俗商品需要开发宣传。利用和挖掘有价值的特色文化符号，营造浓郁的民族民俗文化内涵，加之得天独厚的良好生态环境，科学设计渝东南民族地区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产品是必要之举。

（三）合理开感旅游线路

1、情感漫旅游线路

罗尔夫・詹森（Jensen）提出“情感漫步”的名词，指人们“不必太当真地展示情感”。它允许人们无拘无束地表达热情或失望；事件过后，人们又恢复到正常状态。他指出，人们想锻炼情感生活，就像锻炼身体和头脑一样。像是一些感情的宣泄就是情感漫步的体现。在内涵和表现形式上，情感漫步与情感宣泄、情感教育和戴恩提出的“情感梳理”有密切关联。渝东南的彭水，三山相拥，二水环绕，历史悠久，文化多彩，孕育了这里大美的山、湛蓝的水、深邃的史、浓郁的情，被人称为充满诗情画意的地方，同时也是一块圣洁的爱情治愈圣地，旅游线路开发可以开展情感旅游系列活动，打造重庆彭水爱情圣地体验系列主题旅游线路――围绕摩围山“ 呐喊谷”、鞍子“ 爱情磐石”、保家“ 桃花山”，千古情歌绝唱《娇阿依》等开展…… 让游客走进彭水，总能在自然山水、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中，让疲惫的心灵获得净化，让倦意的情感得到升华。

2、亲子游旅游线路

武隆是个特别受大片、电视、电影青睐的地方。不仅《满城尽带黄金甲》将武隆作为主要取景地，还有《变形金刚4》、《爸爸去哪儿》等多部经典之作在武隆取景。在这里，山、水、瀑、峡、桥构成一幅完美的山水画卷。情感旅游中的亲子游，是以家长为决策者、出资者和监护人，以儿童为主角，以亲子互动、寓教于乐、体验式教育为重要形式，以增强情感关系、开阔视野、丰富知识、提升能力为目标的旅游活动类型。武隆可以开发“爸爸去武隆”的亲子游旅游产品，让日常忙碌的父母与孩子有亲密互动的沟通时间和机会，增进彼此间的感情，通过三至五天的行程安排，打造亲子互动游戏等，让小家庭体验城市生活中所体会不到的别样生活。

东南文化论文篇3

《文镜秘府论》，“文”即作文，“镜”字揭示了该书的教材性质，即为了讲解写作规范，教导学习者模仿范例并进而学会写作而编撰，“秘府”即告知书中珍藏着作文的种种奥妙。全书分天地东西南北卷以配六合。该书一直被认为是一部文学批评理论的专著，对于诗歌写作学习者是很有价值的，其价值仅次于刘勰的《文心雕龙》。

通过对《文镜秘府论》的初步阅读，我们不难发现，弘法大师在编撰该书时用中国传统的方位为各卷次命名，对于作者为什么要以方位为各卷次命名以及卷次顺序为什么是“天、地、东、西、南、北”，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具体论述。

第一，空海在模仿和吸收汉民族文化，一个民族吸收另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是从仿学开始的，从仿学入手，学习外国的传统文化是文化交流常见的现象，弘法大师来中国以前， 汉语素养已有相当的基础， 能用汉语作文著书。在《诗经》中，有许多篇目都运用了方位词，它们除了指具体的方位以外，还有其他的很多意思。“东”多指征伐之事，多指青年男女幽会之所；“西”则多有一种眷恋，思慕、回望的意义；“南”多与一些美好的事物用在一起，寄托憧憬向往之意；“北”字在《诗经》中则多与人生不适意，命途多舛有关。《诗经》中的的方位词“东南西北”之所以有多重意义，这和先民们的空间崇拜有关。原始时期，先民们凭借自然景物辨认方向，从社会生活经验中，逐步形成了“东、南、西、北”的概念，也形成了对“东、南、西、北”的不同的心理体验，从东开始进行顺时针旋转，依次为东、南、西、北，这种排列顺序也符合汉民族的生活习惯。当天地四方观念在人们心目形成之后，还必然伴随着一些情感活动。空海在构建《文镜秘府论》时，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方位观，反映了当时汉民族对空间的崇拜。可见空海在创作的时候，是运用传统汉民族的思维方式的并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海空采用方位词为各卷次命名。

第二，空海在吸收和传播汉文化的同时，加上了自己的民族意识，对汉文化进行了创新。我们不难发现，该书卷次排列的顺序是“东西南北”而不是中国传统的“东南西北”。这说明空海在吸收和传播汉文化的同时，也融入了自己的日本意识。他不是一味的吸收汉文化，而是把吸收异域文化，立足于本民族实际， 带着本国意识， 这在文化交流史上是普遍现象， 也是正常现象。只有立足本国实际， 才能使异域文化为我所用，融入自己民族的文化。

关于《文镜秘府论》的卷次，本人通过阅读相关的资料就发现，各版本的说法不一。有人说《文镜秘府论》的卷次顺序是“ 天、地、东、西、南、北”， 有人又说它是“天、地、东、南、西、北”。到底是哪一种排列顺序才是当年空海原始的编排顺序呢？

通过各个版本的对比，应该采用第一种说法。一、《文镜秘府论》天卷序记述细目以及《文笔眼心抄》正文，顺序均为“天、地、东、西、南、北”。二、从传本材料看， 《 文镜秘府论》江户刊本每卷末有“ 卷一” “ 卷二”…… “ 卷六” 字样， 顺序是天（卷一）、地（卷二） 、东（卷三 ）、南（卷四） 、西（卷五）、北（卷六） 。维宝《文镜秘府论笺》和《文镜秘府论》天海藏本顺序与江户刊本同。《文镜秘府论》醍醐寺甲本天卷封面里页贴纸有“秘府论天东西南四帖在之……弘治三年九月”字样， 说明此本顺序为天地东西南北。《文镜秘府论》高山寺丙本残南卷， 南卷封面为“文镜秘府论卷第五” ， 则知其西卷在南卷之前。高山寺丙本和醍醐寺甲本年代均在平安末镰仓初， 即使醍醐寺甲本的里页贴纸，也在日本弘治三年（1555） ， 年代均远早于江户刊本。且维宝《文镜秘府论笺》34 卷， 显然是自编， 江户刊本等的顺序亦当为收藏者自编， 而非原貌。

卷次作“ 天地东西南北”，而不是作“ 天地东南西北” ， 可能就和空海的意识有关。在方位观念上， 中国的传统和日本可能有不一样的地方。中国古代也有“东西南北” 的说法，但有多个意思。一是在方向上东西和南北对举，还有是泛指到处各处，还可以指人生凄惶之意。不论东西和南北对举， 还是泛指各处乃至用指人生凄惶， 都没有方位顺序的意思。上文中《诗经》中的例子也可以说明这一观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用作方位顺序的是“东南西北” 。这也和中国人的四时观念有关。春夏秋冬是自然顺序， 和这个观念联系， 方位顺序是“ 东南西北” ， 五行八卦也有与之一致的顺序， 而五行八卦之说进一步确立了“ 东南西北” 的方位顺序。讲到方位顺序， 应该是“东南西北” ， 因为这才是顺天顺四时乃至顺五行八卦之序， 才符合中国人天人合一的观念。

卢盛江教授曾经向《文镜秘府论考》的作者小西甚一先生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请教过，他们几乎都是脱口而出，东西南北就是日本人的习惯，虽然没有书面文献的证实，但民间的口传往往最能反映真实的风俗习惯，因为风俗习惯就在于每个人自然而然的生活中。所以“东西南北”才是日本方位的顺序。

综上所述， 就看出《文镜秘府论》的卷次应当是“ 天地东西南北”。这说明海空在创作过程中不仅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而且融入了自己的民族情感和爱国主义。他对中国文化的吸收是采取了扬弃的态度。只有立足本国实际， 才能使异域文化为我所用，融入自己民族的文化。空海在编撰《文镜秘府论》卷次的时候，他的方位顺序观念， 是“东西南北” ， 而不是中国的“东南西北” 。他应该是按照日本人的思维习惯。因此， 从《文镜秘府论》本身的编撰和《文镜秘府论》卷次的安排， 都能显明地感受到空海的日本意识。

参考文献：

[1][日]弘法大师原撰.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M].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M].上海教育出版社

[3]金安辉.《诗经》中“东、南、西、北”及其对后世诗歌的影响[J].辽宁教育

学院学报，2003年1月第二十卷，第一期.

东南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 西南地区；东南亚；影视传播

中国地方性媒体如何持续有效地进行国际影视传播，清理其要旨、基点、进路、结构等的系统性运作，至今仍是一个有待深入勘察的问题地带。而居于“中国西南—东盟经济合作圈建设”的现实背景下，西南地区的东南亚影视传播的问题域研究，则成为同时勘察区域性国际传播学理性问题和西南地区影视传播实践性问题的双重问题的必经之途。

 

但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匮于扎实学术关注，更匮于切中肯綮之论。有限几篇言之有物的论作中：严功军和张田小总结，“我国区域电视媒体对外传播发展进程中……‘碎片化’特征明显……对外传播方式欠灵活”①，指出“广西卫视……特别注重‘东盟的’这个概念”，建议区域媒体“制作电视剧、电影等”。蔡尚伟指出，东盟国家历史上对中国心存芥蒂，现仍存戒心，省域电视节目存在“电视政治、省域政治与国家政治的共振”，“通过《看东盟》这样的电视栏目对东盟诸国的电视形象进行积极预设，变传统的‘外宣节目’为‘宣外节目’”②，叶虎则提醒，中国“对东南亚电视外宣的针对性不强……忽视了华人政治效忠对象的变化”③。如上论述颇多发人警醒之处，但相较于西南地区东南亚影视传播的问题存在而言，当下研究广度和深度明显不足。基于此现实境况，本文尝试勘察全景式研究这一问题域的系统性通道。

 

诚然，对东南亚的影视传播可归属于文化产业问题，然其精神层面的价值维度远远超出“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④的产业界限，处于当前数字网络新媒体的技术语境中，须警醒：“在一个技术时代里精神上的问题并没有消失。……作为最后一招，起决定作用的，总是价值体系、观念体系和思想体系。”⑤因此，同时，关注数字影像传播的文化精神乃至观念体系的对峙问题，并不等于忽视乃至无视技术语境的关键性变革——亨利·布雷切斯提醒，数字影像时代的电影和电视趋于合一，“电影和电视的演进是趋向合一的”。由此，单一的东南亚电视传播问题，则更新为东南亚的影视传播问题。同时，还有必要认识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称——影视取代语言而成为文化的中心，当今大众文化的社会实乃“影像社会”。故而，对东南亚文化传播的核心在于对东南亚的影视传播，而本文所勘察的问题域在某种意义上即：西南地区的东南亚文化传播问题域。

 

值得指出的是，宽泛意义的文化如泰勒所言，“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而涵盖政治，政治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亦如彼得·穆迪所觉察的，“政治文化在中国研究中应该有着很特别的重要性”⑥，此外，对东南亚影视文化传播的探究，无法绕过作为一种政治合作方式乃至“作为一种‘防务共同体’”的东南亚国家联盟运作及中国与东南亚的地缘政治。故而，对东南亚传播的学术勘察不可回避政治文化观念及其实践。与此同时，亦须防范将此问题泛政治化的误区，防范肯尼思·米诺格所提醒的“鼓吹‘个人的一切都是政治’是普世真理的伎俩”。

 

对中国学者而言，本问题域的基本立足点是：中国的地方性传媒主体对于非西方的东南亚国家的影视文化国际传播。这一区域性国际传播，始终处于西方国家“文化帝国主义”的传播阴影下所进行——阿基拉·伊拉尔总结，“一些人用文化帝国主义概念指西方文明对世界各地的思想、行为和生活的主要影响。这个概念不仅在第三世界而且在工业国家获得了支持者。”⑦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作为‘媒介帝国主义’的一种话语”，同时笼罩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文化空间上面。倘若缺乏反省，那么中国的东南亚影视传播，则极其易于陷进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刻意塑造的“症候中国符号体系”里，或“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或“中国制造妖魔化”。当前国内某些报道“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浓厚……给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造成‘中国威胁论’的不良印象”。换言之，单一的自我正面颂扬和自我悲情渲染，实质上都是无意识印证“症候中国符号体系”，必须进行持续不断的立体话语呈现，才有望跳出“非红即黑”的二元对立形象窠臼。

 

在此意义上，多元化中国形象的话语叙述不可或缺，与之紧密相连的中国地方性形象的丰富叙述必不可少，但这也是当下中国国家影视传媒主体国际传播的突出问题。央视“缺乏对地方特色的把握……有的栏目甚至内容交叉，令人不明所以”⑧。相较之下，地方性影视传媒更有意识地进行地方性形象和国家整体形象的双重传播。地处西南的广西电视台打造具有地区民族特色的《寻找金花》栏目，发掘和沟通当地民族文化和东南亚国家民族文化，开设《连线东盟》栏目，乃至开播立足东盟传播的国际频道；云南电视台直播《欢乐泼水节》，展示当地民族特色和泰国及老挝泼水祝福的文化相通性，开设《看东盟》栏目，主办面向东盟的春节晚会《东南亚的微笑》，都相当程度上填补央视东南亚传播的薄弱和空白地带，有效推进中国的东南亚影视传播实践。

 

在确知文化帝国主义的传播黑幕基础上，还有必要切实清理对东南亚影视传播的官方窠臼和民族误区。基于“中国对东南亚外宣”进行影视传播，则相当程度上易于把中国“官方”腔调强加于东南亚诸国，从而产生接受心理的负面感知。与此则须采用新闻传播理论的“平衡原则”，兼容不同的意见表述，而不刻意呈现媒体主体自身的价值立场。换言之，“以‘没有宣传者的传播’理念弱化媒体的‘官方’色彩……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尽力去淡化媒体本身的官方色彩，把受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对‘内容’的关注，而不是对媒体背后的‘宣传者’的关注。”与之相应，则须防范对东南亚影视传播的“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当前的东南亚影视传播中，中国媒体的“我族中心主义”的“文化排他”问题突出。如在广西电视台的中国—东盟新闻报道中，近年的媒介表述存在显著不对等。如中国自我表述是：发展、强劲，迷人、长袖善舞，给成员国带来巨大利益；对东盟各国表述是：柬埔寨和老挝落后、战乱，文莱和马来西亚奇异，越南的中方来投资是越来越多，东盟没有南宁这么大会场。⑨

东南文化论文篇5

1949年建国以前，直至建国后的头10年，建筑界虽偶有广东建筑的称呼，但尚无岭南建筑的提法。岭南建筑的称呼是伴随着新中国建筑的发展与广东建筑突出成就的取得而逐渐为人们所接受的。建国之初，百业待兴，中国建筑迎来了大发展的良好机遇。50年代中期，当时的建筑界盛行复古主义，刮起一股“大屋顶”之风，产生了“凡建筑须盖大屋顶”的无形规定。面对滚滚而来的复古主义潮流，深受岭南文化熏陶、“敢为天下先”的广东建筑师们并未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他们在行动上表现出灵活的变通性（如由林克明先生设计1956年落成的广东科学馆、由夏昌世先生设计于1954年落成的现华南理工大学二号楼在屋顶形式和斗拱运用上就作了变通处理），在思想上开始有意识地探索广东建筑的地方特色和艺术特征。1959年，时任我国建筑工程部部长的刘秀峰同志在全国建筑艺术座谈会上提出“要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筑新风格”的要求和倡议。自1960年开始，广东建筑界围绕“新建筑”、“新风格”展开了热烈、认真的讨论。讨论的中心话题是：广东建筑是否应有自己的特色？大家在讨论中一致认为，广东有自己的特点，广东建筑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即应有岭南建筑的特点。与此同时，广东建筑界也开始尝试着对以往建筑实践进行总结和归纳。

从学理层面上说，正式提出“岭南建筑”的时间是在1957年。其标志是时任华南工学院（1988年更名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教授的夏昌世先生1957年在《建筑学报》上发表了题为《通风、隔热、遮阳》的论文。夏昌世教授指出：岭南建筑应有自己的特点，满足通风、隔热、遮阳的要求。首次论述了岭南建筑（广东新建筑）的特点。这是岭南建筑的学理渊源。此后，岭南建筑渐渐地为人们所知晓、接受和承认，知名于全国建筑界，并成为广东新建筑的代名词。“岭南”本意指地理上的五岭（越城岭、都庞岭、明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之南的广大地区，但“岭南建筑”，从其被提出的学理初衷和被认可的时代背景来看，即指建国以后的广东建筑，或称广东新建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广东古建筑被称为岭南古建筑，1840～1949年的广东近代建筑被称为岭南近代建筑。就广东建筑而言，其重点是广府语系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故此，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建筑成为岭南建筑的最主要内容。

随着广东新建筑的创作繁荣和成功实践，国内建筑界一方面对这种实践的成功经验进行学习和总结，另一方面也开始了关于以上述建筑为代表的广东新建筑的地域性、时代性和文化性的理论争鸣和学术探讨。在这场方兴未艾的探讨争鸣中，其中一个最具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关于岭南建筑的学术界定。对此，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地域论”。这种观点从“岭南”的地理概念出发，认为岭南建筑即建在岭南地区的建筑，包括广东、海南、港澳以及福建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南部等区域的建筑。二是“风格论”。持此论者认为，岭南建筑即具有独特的岭南文化艺术风格的建筑，这种风格特征主要表现在适合岭南气候地理条件的平立面设计、建筑部件结构与造型以及富于岭南地域文化内涵的建筑装饰。三是“过程论”。与前面两种观点不同，过程论者着眼于建筑艺术的创作主体及其创作实践活动，认为岭南建筑是指在岭南地区这块特定的土地上所开展和进行的求新、求变、不断探索的建筑创作实践活动。换言之，岭南建筑即岭南建筑创作实践活动的简称。

我们认为，上述三种观点都有其相对的合理性和借鉴意义，但也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难以说明岭南建筑丰富的本质内涵。“地域论”强调建筑的地域性，有助于揭示岭南建筑的地域特征和某些方面的技术个性。但是，“岭南建筑，是一个有自己追求和风格的建筑创作流派。正如并不是所有岭南的绘画都可归于‘岭南画派’一样，并不是所有建在岭南地区的建筑都可以称之为‘岭南建筑’”。“风格论”更接近于对岭南建筑的艺术特征的揭示，强调建筑的文化性，有助于把握岭南建筑的文化和艺术本质。“过程论”强调建筑是一种纯粹的创作实践活动，无视建筑的地域性和文化性的理论探索和经验总结，流露出一种“建筑创作无需理论指导”的非理性倾向，无益于岭南建筑创作及发展，不利于岭南建筑的理论研究。鉴此，我们提出“文化地域性格”的新观点来界定岭南建筑，以表示对目前关于岭南建筑“地域论”、“风格论”、“过程论”的学术借鉴和理性鉴别。建筑审美属性的最高标准在于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的三者统一。“文化地域性格”论的意义在于对岭南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这三者的综合揭示。“文化地域性格”论诠释了岭南建筑的三大层面的内涵，即岭南建筑的地域技术特征、文化时代精神、人文艺术品格。岭南建筑，作为审美对象而激起人们的审美情思、赋予人们审美享受，往往是以其地域技术特征为表、文化时代精神为里、人文艺术品格为核的。夏昌世和莫伯治二位前辈，作为岭南建筑的先驱者，在论述岭南庭园时指出，岭南地区包括了“广东、闽南和广西南部，这些地区不但地理环境相近，人民生活习惯也有很多共同之处”。

2 岭南建筑的人文品格

东南文化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2-0022-04

南岛语民族（The Austronesian-Speaking Peoples）是指现今广泛分布于北起我国台湾、中经东南亚、南至西南太平洋三大群岛、东起复活节岛、西到马达加斯加等海岛地带，民族语言亲缘关系和文化内涵相似的民族群体。这个民族群体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几乎跨越了半个地球，但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地区。

截止到目前，学界对东南亚南岛语民族的研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众多的研究课题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受学者争议的，就是这个民族群体的起源与扩散问题。

一、东南亚南岛语民族的起源

针对南岛语民族的起源，多位学者从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等角度提出多种不同的起源地及扩散模式的假说。这些种种不同的认识，主要有“太平洋群岛说”、“东南亚群岛说”、“中南半岛说”、“华南大陆说”、“台湾说”等。但是，近年来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个民族群体与古代中国南方的民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南岛语民族的先民的主体很可能是从中国南方地区迁徙过去的。

自19世纪末期以来，已有考古、民族和语言等方面的学者推论南岛民族应起源于中国大陆的南方海岸一带。这样的看法，以后持续被更多的学者所支持。例如：

本尼迪克特对包括中国的仡佬语、黎语和中国与越南交界地区的拉嘉语、拉提语等属于卡岱语的语言同印度尼西亚语进行比较后也认为：“操原始印尼语的人是从中国南部海岸也许经过海南岛往北迁移到台湾，往东迁移到菲律宾，往南迁移到越南、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①

林达・诺伦・沙菲尔在论述东南亚的南岛语民族的起源时认为：“马来-波利尼西亚人的故土并不在海岛地区。在公元前4000年以前，这些人住在今天中国南方扬子江以南的沿海地区。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人’，因为那个时期中国南方在文化上与北方差别很大。南方的居民与居住在遥远的黄河流域的汉族的先民的联系相对来说并不密切，相反，中国南方与中南半岛在文化上、民族上和语言上却有着密切的联系。”②

张光直、格雷斯（G. Grace）与索尔海姆（W. G. Solheim）合作《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的迁移史：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500年之间》一文，就将考古学与语言学方法结合起来探索华南与太平洋群岛之间土著居民迁徙的路线、年代，开始将华南的绳纹陶文化与“南岛语族”祖先联系起来。③

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采用白乐思的Austric假说，结合考古学证据，认为南岛语族的最终起源在中国南方，而台湾则为南岛语民族向海洋发展的起源地。他认为南岛语民族从中国大陆南方沿海地区来到台湾，并在台湾产生分支后，由东南方的南岛语族继续往南方扩散迁徙。他明确地论述南岛语族从华南的台湾到大洋洲的扩张史，即距今5000年以前从以闽台为中心的中国东南沿海出发，5000-3000年间扩张到南海海域的东南亚群岛，3000-1000年间传播到太平洋群岛。④

其后，张光直在《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的起源问题》一文中指出：“简单的说，台湾的南岛语族说明台湾是整个南岛语族最早起源的地区的一部分；向上推溯四五千年所得的大坌坑文化很可能是原南岛语族的代表或一部分的代表；隔着台湾海峡的富国墩文化如果可以进一步的证明是大坌坑文化的一部分，那么原南岛语族的老家便推上了大陆的东南海岸；照目前的材料看，这批材料的地理范围集中在闽江口到韩江口的福建和广东东端的海岸”。⑤将南岛语族最早的源头指向台湾西海岸的大坑文化和福建沿海的富国墩类型。

也有人直接将南岛语民族的起源锁定在中国福建。东山博物馆馆长陈立群通过对东山大帽山贝丘遗址出土的大量石器、陶制品等文物进行初步分析，指出这些石器、陶器等文物在制作方法、生产工艺等方面和台湾、澎湖地区的考古发现十分相似。再则，东山岛自古使用的竹筏是最早最好的航海器，与太平洋上南岛语族的竹筏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因此推断南岛语民族起源于福建。

吴春明：对“南岛语族”起源“闽台说”提出不同意见，他不赞成学界所论“南岛语族”（包括台湾原住民）是史前华南百越民族向海外单线传播、扩散的结果的观点，尤其是不能简单地看成由福建向台湾、菲律宾和大洋洲单线传播的结果。他认为，华南与东南亚的史前考古发现证明了“南岛语族”与华南土著同属一个人文系统，他们共同组成了以环南中国海为中心的“亚洲地中海文化圈”，这是一个巨大的土著文化共同体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华南土著与“南岛语族”地带间的文化传播和交流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共同体内在的互动整合关系，在史前期亚洲大陆东南与海洋世界间的交流是多方向、多角度的。⑥

也有一些学者把南岛语民族的发源地具体地锁定在中国的云南。例如，温斯泰德认为：“从语言根据来说，马来族的故乡可以在占婆、交趾支那和柬埔寨探索，而现在从文化证据来说，则可以把它的位置放在云南的西北方。”⑦

印度尼西亚学者・雅明也认为：“锐角圆石斧和石矢等首批文物，由北边传入我国，而后传播到太平洋各岛……史前研究材料表明，这种文化的影响首先来自中国的云南。”⑧

1994年7月印度尼西亚《革命之声报》登载了巴厘岛印度尼西亚艺术学院院长玛特・班德姆教授的文章，文章说，公元前1000年商朝鼎盛时期，华北、华中和华东的许多居民迁徙云南，后来他们又向包括印度尼西亚群岛在内的东南亚迁移。东山文化的传播就是一个证明。人们甚至认为当今爪哇和巴厘的佳木兰乐器源自古代云南的铜鼓。⑨

我国一些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将马来语同古越语或古越人分布区的方言做了比较，认为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把南岛语民族的起源直接锁定在古代的越人。例如，徐松石先生认为，今天中国东南沿海许多地方的方言中还有许多词汇都与马来语有同源的关系。因此，徐松石断定，马来族就是源自古代中国东南沿海的古越族。⑩

林惠祥在《马来人与中国东南方人同源说》、《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等文中，首次指出华南大陆的百越民族就是居留在大陆上的古代马来人，即所谓的“原马来人”。并从体质特征、文化习俗、考古遗存等学术角度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华南大陆为马来人的起源地。11

凌纯声从体质、语言和文化诸方面对马来人和中国南方民族进行了比较后也认为，“南洋土著”均来自中国。他们的祖先就是中国史籍中提到的百越民族。12

许友年指出：“不论是我国的东南沿海或者是西南地区，恰好都是古代百越活动的地区。据古籍记载，直到秦汉时为止，百越就是分布在我国东南沿海的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经西南的贵州、云南诸省直达中南半岛的一个大的族系。百濮则是我国西南的古老部落群，其分布地区往往与分布在西南的百越系统的部落相交错。”“马来人种来源于我国古代的越濮民族”。13

何平教授认为，南岛语民族的发源地应当就在中国，具体来说就在中国包括西南地区在内的整个南方地区。14

总之，近年来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个民族群体与古代中国南方的民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南岛语民族先民的主体很可能是从中国南方地区迁徙过去的。

二、东南亚南岛语民族先民的迁徙

虽然学界对南岛语民族的起源与扩散至今仍有不同的看法，目前南岛语民族的发源地在中国的南方地区这一观点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那么，南岛语民族的先民又是从中国南方的哪里，沿着怎样的路线迁徙到他们今天所分布的地区的呢？

有些学者直接将南岛语先民的迁徙同中国古越人的流散联系在了一起，认为今天的南岛语民族的先民就是流落到东南亚一带的百越民族。例如，凌纯声先生认为，一些越人正是在这一四下发展和迁徙的过程中移居到了东南海中岛屿和半岛，并与当地土著融合，形成了一些新的民族。15 又如，我国学者陈桥驿根据考古材料，对古代越人的发展和流散进行了专门的探讨，认为古代越人曾流散到东南亚地区。16

如果说南岛语民族源自古代分布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古越人的话，那么，越人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移向海外呢？《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曾经记载说，楚灭越之后。楚威王“大败越，杀（越）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而越以此散”。越国灭亡后，越国的王族子孙，彼此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一些越人可能辗转到了东南亚半岛和海岛地区。

凌纯声也有过类似的论述，他说：“中国的历史，秦以前为东西之争，秦以后则为南北之争，北方的即华夏系的民族，代表大陆文化或称金玉文化，其人强悍，孔子所说的‘北方之强’；南方的即百越系的民族，代表海洋文化或称珠贝文化，其人柔顺，孔子所说的‘南方之强’。南北之争，经过历史上的三件大事：楚灭越、秦始皇灭越与开发岭南、与汉武帝灭南越、东越，南方的百越民族，遂撤离大陆上的历史舞台，历若干次的迁徙而退居今日的南洋群岛。”17

陈桥驿在《越族和发展与流散》里认为古代越人发源于宁绍平原。但是，到了距今1.2万年前后，宁绍平原发生了卷转虫海侵，这次海侵在7000-6000年前达到最高峰，在最后1000余年时，情形最为严重。原来在这片自然环境非常优越的宁绍平原繁衍生息的越族居民，发生了他们部族历史中的大规模迁徙。他说：“越族的迁徙，显然是从对于卷转虫海侵首当其冲的东海大陆架开始的，这个地区的居民迁移路线，一条当然是越过舟山丘陵内迁到今宁绍平原，另一条可能是外流，利用原始的独木舟漂向琉球、南日本、南洋群岛、中南半岛和今中国南部各省沿海等地。期间也有一部分利用舟山丘陵的地形安土重迁”。18

也有学者认为南岛语民族的先民移居东南亚地区的时间应该更早。例如，何平教授就认为：“今天的广义马来人或南岛语民族的祖先，早在百越这个民族群体形成并见载于史书之前，就从东南亚沿海迁移到东南亚地区了。南岛民族的先民并不是直接源自古代中国的百越民族，而是源自百越民族的祖先。这个共同的祖先似乎不应当叫做越人，而应当叫做“前越人”。以后发生的楚灭越、秦伐岭南和汉平南越，只不过是又使得一些越人流散到中南半岛和海岛地区，加入了与他们有亲缘关系的那些早先流散到当地的“前越人”的后裔即史书所说的“外越”中，成了马来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新的来源而已。”19

何平教授还认为：“在与中国东南沿海的古越人有关的‘续至马来人’的先民迁到东南亚之前，一定还有一些在更早的时候迁到东南亚地区的而且也是操古代南岛语系语言的人，他们应当就是那些皮肤黝黑的、与孟高棉语族相似的原始马来人……”。20

由此可见，南岛语民族先民的迁徙是持续的，动态的。目前，大多学者认为南岛语民族的先民是分两批迁往东南亚地区的。

印度尼西亚学者昆特雅拉宁格拉特根据其所掌握的资料分析说，最初的一批带着原始农业来到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操南岛语的人大概是从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开始向东南亚地区迁徙的。他们的路线是从东亚大陆经台湾，然后经菲律宾进入印度尼西亚东部的西里波斯岛北部和哈尔梅赫拉岛，还有一些后来又从那里迁移到新几内亚。他们的史前证据就是椭圆形的石斧。他们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不会制造陶器。直到现在，生活在新几内亚西部高地的许多民族集团还仍然在用这种椭圆形石斧和刀耕火种技术种植山药和芋头。这些人可能就是最早的操南岛语的人的后代。第二批操南岛语的人是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开始从东亚大陆进入东南亚的，他们的迁徙路线是从中国西南地区经中南半岛进入马来半岛，然后占据了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地区和菲律宾群岛的南部地区。他们会制造有绳纹印记的陶器和石头珠子。他们留下来的遗物就是新石器时代各种制作精美的石斧。21

贝尔伍德在其《人类征服太平洋》一书中对从亚洲大陆到东南亚再到大洋洲的民族进行了分析后认为：广泛分布于东南亚地区的“印度尼西亚人”是从西部的蒙古人种到东部的美拉尼西亚人种的一个过渡类型。这种类型大概在2000前就已经形成了。在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上的大多数人都属于这种人，他们属于蒙古人种，身材中等，皮肤棕黄或棕色，直发，在过去的文献中他们被称为“续至马来人”（Deutro-Malays）。但是，除了这类我们熟知的马来人以外，在他们之前这个地区还曾经有一批“原始马来人”（Proto-Malays）的移民……这些人的体制特征表明他们是早期亚洲大陆来的蒙古人种同海岛世界的澳大利亚土著人种的混血的后裔。22

英国东南亚史学家霍尔在其《东南亚史》一书中也明确认为，今天东南亚的“马来人”是分两批进来的，第一批迁来的是“原始马来人”（Proto-Malays），第二批迁来的是“第二批马来人”，又叫“续至马来人”（Deutro-Malays）。第一批即“原始马来人”带来了高度发展的新石器文化，而东南亚的青铜文化则是“第二批马来人”或“续至马来人”带来的。正是这两批人衍变成了今天东南亚说广义马来语或南岛语系语言的诸多民族。23

虽然，关于南岛语民族先民的迁徙还没有定论。但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南岛语民族的先民从中国南方地区出发，分批、沿着不同的路线迁徙到东南亚地区；他们来到东南亚后，在各个地区定居下来，与当地的居民混合，在自身的发展与外来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了我们今天见到的南岛语民族的主体。

注 释：

①Paul.K.Benedict， “Thai， Kadai， and Indonesian： A New Alignment in Southeast Asia”. In “American Anthropogist”， Vol.44，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1942.孔远志.中国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3.

②Lynda Norene Shaffer， Maritime Southeast Asia to 1500， M.E. harpe， Inc， 1996， New York.5-7.

③Kwang- chih Chang， George W. Grace， Wilhelm G. Solheim II， Movement of the Malayo-Polynesians： 1500B. C. to A. D. 500， Current Anthropology， 1964 （5）：359-406.

④Peter Bellwood， New Perspectives on Indo-Malaysian Prehistory， Bulletin of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1983.

⑤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的起源问题.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⑥吴春明.“南岛语族”起源研究述评[J].广西民族研究，2004（2）.

⑦理查德・温斯泰德.马来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9.

⑧⑨孔远志.中国印度尼西亚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1.

⑩徐松石.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香港东南亚研究所，1967.19-47.

11 林慧祥.林慧祥人类学论著[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294-333.

12 15 17 凌纯声.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上册）.台湾：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393.

13 许友年.论马来民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60.

14 19 何平.南岛语民族的起源及其与中国南方民族的历史关系[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

16 18 陈桥驿.越族的发展和流散[J].东南文化，1989（6）.

20 何平.南岛语民族与中国古代越人和濮人的关系[J].贵州民族研究，2006（4）.

东南文化论文篇7

一、百越民族的总体或跨地域研究

近10篇论文是从全局或跨地域的角度对华南、东南百越文化的总体研究，不乏创新之作。如江瑜在《古代铜鼓社会功用再考察》中，认为古代铜鼓上的太阳纹和青蛙装饰，并不代表对太阳神和青蛙的崇拜，太阳纹的作用是分散铜鼓受敲击的力度和传播的声音的，青蛙是人们对农业丰收的向往，是人们对自身居住环境的观察思考，而且不同时空的铜鼓涵义、功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很有新意。周幼涛《论地域文化视野中的越文化研究》主张百越虽支系繁多，但又存在四个相对集中的地域文化系统，即江浙地区句吴、于越所在的“北系”，闽台地区东瓯、闽越所在的“东系”，两广地区杨越、西瓯、骆越等所在的“南系”，云贵地区夜郎、滇所在的“西系”，体现了对百越文化谱系结构的深入思考。钟《吴越水乡地域古城形态之“夹城作河”构造初探――东南百越地域原生文化型式探索之一叶》，从淹城、苏州、绍兴、嘉定等城市平面中外濠、内堑两重河道的“夹城作河”构造，不同于中原城市规划传统，是百越水乡原生态的筑城形式。黄启臣《先秦岭南古越族土邦小国的社会性质》一文，全面钩沉历史文献记载中存在于岭南地区的骧头国、缚娄国、阳禹国、儋耳国、雕题国、西呕国、骆越国、伯虑国、苍梧国等九个土邦小国社会，主张它们多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国多无君的部落社会。Barry Rolett在《中国东南与南岛语族航海术的出现》一文中，认为东南史前航海术的出现、史前人类移民太平洋的主要原因，是全新世中期的海平面上升、沿海农耕地的较少所致。此外，高蒙河在《百越民族考古遗存考辨》、吴春明《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陈山漫《吴越竹文化述论》、盘立《百越文化区域中的“道缘”文化》等文也都有类似的全局角度。

二、百越各支系文化的调查与探索

西瓯、骆越、夜郎、滇、南越、闽越、东瓯、于越、句吴、干越等百越各支系的民族文化与考古发现、研究，占本次年会提交论文的半壁江山，其中西瓯、骆越及相关的广西考古研究自然是重头戏，有不少新的观点。

在西瓯、骆越的关系与性质上，覃圣敏《西瓯骆越新考》系统回顾西瓯骆越研究中“同支说”、“异支说”之学术史的基础上，主张两说没有矛盾，先秦时期两族各自独立，秦汉时期结成联盟，他还把武鸣马头作为骆越古都、瓯骆联盟的中心，把越南河内的“古螺城”作为败退南迁的新都。蓝日勇的《骆越无国论》则从历史文献记载、元龙坡和安等秧山等墓地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城防设施的缺乏等角度，论证骆越族还没有建立起国家组织。

在西瓯、骆越的文化方面，蒋廷瑜《西瓯骆越青铜文化比较研究》首次以青铜器资料为据，系统论述“西瓯文化”、“骆越文化”的内涵特征、两支青铜文化的异同，反映了广西青铜文化研究的新高度。李珍在《贝丘、大石铲、岩洞葬――南宁及其附近地区先秦骆越文化的变迁》研究中，主张8000～5500年前的贝丘遗址、起于5000年前左右的大石铲文化、起源4300年前左右的岩洞葬-文化，是一个文化系统的不同阶段，是骆越人文化的三个阶段。陈远璋、熊昭明《广西贺县河东高寨四号墓及其文化因素分析》则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分析了河东高寨四号墓所出的陶器、铜器、玉器等所反映的秦、中原、越等文化因素组合。梁旭达《广西瓯骆文化浅析》系统描述了骆越的大石铲、稻作、干栏建筑、铜鼓文化、图腾崇拜等文化内涵。此外，谢日万、何安益《桂南大石铲应是骆越先民的文化遗存》、韦江、杨清平《广西武鸣河流域先秦墓葬的初步研究》、林强《广西都安北大岭遗址出土的玉器及其族属的初步探讨》也就考古资料中骆越的大石铲、墓葬、玉器等文化分别展开论述。

在西瓯、骆越的社会习俗与经济上，覃芳《广西新石器时代葬制与古越族食人埋骨的关系》则根据广西新石器时代屈肢葬、二次葬、肢解葬中的资料，结合文献与民族复原古越人的食人埋骨习俗。彭书琳《广西古代拨牙风俗》则收集研究了广西岩洞葬的人骨标本，分析了起源商周时期、盛于宋元明清时期的广西古代拔牙习俗的源流、分布与性质。陈桂芬《秦汉时期瓯骆社会经济发展述论》一文，阐述了文献记载的秦始皇统一岭南后，瓯骆道路建设、郡县设置、军人与移民实边、城市与商贸发展等。杨清平《略论东周时期岭南越人的农业经济》则更多从考古出土实物来说明类似的课题。

此外，也有一批论文涉及百越的其他支系。彭长林《滇文化族属再探》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深刻分析了滇文化中濮、越、氐羌三大因素的构成，是迄今研究云贵高原越文化最深入、清晰的成果。郑超雄《夜郎国的文化渊源及社会文明》一文，也以考古材料出发，分析夜郎国的文化渊源，主张濮就是越，并研究了夜郎的王权政治与社会文明。邱立诚《香港早期历史――百越族群中的地缘与文化关系》，分析了上起万年前后的打制石器时代，下迄秦汉南越与南海郡时期，香港考古文化与珠江三角洲的同源一体关系。蒋炳钊在《闽越的都城与“冶”》中，论证了史、汉所记闽越“二王二都”分别在崇安汉城和福州北郊汉城，而余善所都崇安汉城就是无诸王城“冶”。是闽越都城研究中的一个新看法。王炜在《试析虎林山遗址的文明因素》一文中，依据虎林山墓地出现的高等级墓葬、牙璋礼器、戈、矛武器、刻划符号等，分析外力作用下的闽南早期文明进程。陆建芳在《江苏无锡鸿山越国大墓发现的玉器》中，介绍了吴国地域范围发现的越国大墓玉器内涵。

陈元甫《汉代东瓯国的发现与研究》则介绍了浙南温岭塘山大墓及大溪古城的考古新发现，主张大溪古城就是东瓯国都。徐长青在《江西靖安县李洲坳东周墓葬》中，首次披露了这座重要的干越墓葬的考古新发现。张崇根《台湾大坌坑文化来源初探》则提出了台湾大坌坑文化来源于黄河流域大汶口文化的新看法。连照美在《从考古学论古代百越时空分布上的台湾》，在总结台湾史前文化与大陆关系之研究史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台湾新石器文化谱系中东南沿海的卑南文化内涵及其与大陆史前文化的异同关系。

三、百越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文化关系

楚越关系历来是百越民族周邻文化关系研究的重要方面，朱燕英的《楚文化对江南百越文化的影响和融合》一文，运用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方法，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楚文化对湘资流域杨越、长江下游吴越、赣鄱流域干越、闽江流域闽越、岭南的南越与瓯骆等百越文化的影响。丁兰《纪南城周边楚墓地出土青铜越式鼎现象初探》则谈到了越文化融入楚文化、成为楚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考古证据。此外，石奕龙《两周时期句吴与邻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则从传世文献、铜器铭文、考古器物的角度，分析了句吴与邻族的产品交换、技术交流与文化互动关系。熊传善《论中原民族与南方民族的战争与融合》依据文献记载，比较全面描述了五帝、三代、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南方民族间的和战关系。漆招进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洞庭湖农业文化的南传》中，分析了湖南洞庭湖地区稻作农业文化通过越城岭山区及湘桂谷地传播到广西地区的考古证据。

也有学者分析了百越文化的跨界(国)关系，如蒋远金在《史前日本列岛与百越先民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考古学观察》一文中，提出新本列岛的旧石器、细石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与农耕源于华南百越地区的看法，从而证明两地的海洋文化交流。西村昌也《从民族史的观点来理解越南北部的铜鼓》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越南北部出土铜鼓的类型、年代与使用民族，并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民族间战争、馈赠、交易等民族关系史问题。邓聪在《岭南与北越弓形格铜剑文化圈》中，提出了弓形格青铜剑的时空分布所反映的岭南地区与越南北部的先秦汉初文化交流。

四、百越后裔及现代南方族群的文化变迁

现代南方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南方汉人族群是百越的后裔或与百越源流关系密切的族群，是百越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冯孟钦在《广东俚人遗存的考古学观察》中，以洛湛铁路沿线、高州、信宜、电白、廉江、遂溪、海南等地墓葬考古资料为据，讨论东汉至唐代广东、海南的越人后裔――俚人的陶器、铁器、铜鼓、居址、墓葬等文化内涵。王献军在《黎族早期的物质文化》中，通过考古与文献资料，论述了黎族的食物形态与饮食器具，服饰、耳饰与文身文化，船形脚屋等居室文化的内涵与特点。李勃《黎族来源新探》、王逍《畲族传统文化禀赋述论――兼论畲族经济转型》，董建辉、林宏杰《族群认同与民族身份的确认――以金竹畲族乡的成立为例》，也属于类似的研究。

蛋民形成也与古代百越民族的海洋文化活动有关。黄向春在《福建闽江口“蛋民”研究――兼论百越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阐述了闽江口越人后裔蛋民的分布、姓氏、生态与生计、习俗与社会组织、神灵庙宇、口传记忆等，并提出闽越物质文化的民族考古学研究与蛋民认同“闽越”的符号意义之认知考古学研究同等重要。兰达居在《百越海洋人文与福建区域人文模式》一文，在论述百越海洋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综合了两广、福建、浙江、海南、台湾等沿海作为百越海洋人文传承者的水上蛋民文化，并提出福建百越海洋人文在当代传承的三种模式――福州模式、湄洲模式、惠东模式。

此外，还有学者重视百越与南方汉人文化的传承研究。吴春明《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着力钩沉当代东南汉民人文中的土著文化因素积淀，如海洋文化精神、土著宗教与惯习、越式聚落与丧葬、原始制陶与无纺树皮布、汉语方言的越语底层等，并从文献与考古资料中所见的越人汉化、汉人越化中寻找民族考古学的解释。彭维斌《闽南民间信仰的文化分层与汉越文化融合》一文，将历史层位分析法引入闽南民间社会文化研究中，探讨了以天公、土地、星辰、龟、蛇、狗、虎等自然崇拜为代表的百越先民“万物有灵”崇拜的底层特征，以吴本、妈祖、临水夫人、清水祖师、三平祖师、王爷等救生神灵为代表的百越土著巫鬼信仰的核心，汉式佛道为代表的表层特征，并从民间信仰层位的形成过程研究汉越文化融合。林汀水则在《也谈闽方言的形成与发展变化》中，提出闽方言源于江浙的吴方言、吴方言与古楚语是闽方言的底层、唐宋以后随着中原汉人的南迁又重叠着上古中古汉语，这是现代汉语方言研究上的全新观点。

五、多学科协作、多层面探讨与国际性视野的学术盛会

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与会学者围绕百越史研究的不同专题，从多学科、多层面和国际性的角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展开了热烈的学术研讨，表现出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1　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参与、协作。考古学是百越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和知识源泉，考古学者的大量参与、考古资料和方法的全面运用是本次会议的重要特点。多数与会考古学者不再是简单列举考古文物资料，对历史问题作出粗浅的说明和解释，而能通过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探讨百越族群文化的谱系、关系、性质，甚至还将考古类型学方法运用到当代民族文化的分析、研究中，体现了考古学研究在百越史研究中的深入和提高，象西瓯与骆越青铜文化的区分、滇族的三种文化因素构成等研究都是这方面的成功作品。百越史的研究离不开历史学，传统百越史研究主要仰仗史、汉的若干篇章，这次会议上纯粹历史学的研究不多，但也不乏深度，如对先秦岭南古越族九个“土邦小国”的历史钩沉，就是代表。民族学的研究成果是本次会议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壮侗语族的民族文化的调查研究成果有限，但也有突破，尤其是将南方汉人的社会文化纳入百越史的研究范畴，就是一个新的尝试和亮点。在历史地理学方面，从江南城市布局的地理变迁中，找寻吴越城市的“外濠内堑”的底层特征，很有新意。语言学方面，关于南方汉语的越语底层、闽方言的吴语特征等，都是对传统语言学理论的挑战。

东南文化论文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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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文化论文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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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曲折的区域化进程——东盟成立的历史轨迹与缘起高艳杰，GaoYanjie

10.越南农业农村发展银行之边贸结算业务发展研究唐金成，阮秋庄，TangJincheng，RuanQiuzhuang

11.基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广西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隋博文，王景敏，SuiBowen，WangJingmin

12.广西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互动关系的分析覃海逢，QinHaifeng

13.构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生态经济体系的思考黎树式，LiShushi

14.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府际合作机制探索李尔平，栗雄飞，甘日栋，Liping，SuXiongfei，GanRidong

15.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设中农村劳动力培训调查研究李露，薛薇，彭景东，LiLu，XueWei，PengJingdong

16.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战略邹应猛，ZhouYingmeng

17.二十国集团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分析陈素权，ChenSuquan

1.洪森关于柬埔寨人民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邢和平，XingHeping

2.试析东盟主要成员国的海洋战略东南亚纵横马孆，MaYing

3.论南海问题中的美国因素龙心刚，梁东兴，LongXingang，LiangDongxing

4.印度尼西亚国内移民计划浅析(1905～2000年)沈燕清，ShenYanqing

5.文化认同建构在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及其对东盟的启示陈兵，ChenBing

6.东亚与美国经贸关系演变与新的发展出路邱小欢，QiuXiaoHuan

7.国际金融危机对广西"十二五"发展的影响及对策柯颖，阎世平，KeYing，YanShiping

8.中国与新加坡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比较与借鉴王红晓，WangHongxiao

9.中国-东盟会计协调的博弈分析唐滔智，陈红，TangTaozhi，ChenHong

10.国际金融危机对广西凭祥市边境贸易的影响及对策滕腾，蓝文永，农贵程，Tengteng，LanWenyong，NongGuicheng

11.援越抗法时期中越关系研究述评李桂华，李霞，LiGuihua，LiXia

12.秉持与融合:东南亚华人"华人性"的嬗变郭秋梅，GuoQiumei

13.轮船招商局视阈下的中越关系新探(1880～1883年)王志强，WangZhiqiang

14.英国殖民初期缅甸掸邦土司制度下的茶叶贸易刘利民，Liulimin

15.缅甸蒲甘王朝《加苏瓦王公告碑》刑罚方式源流研究——两个来源:印度原始佛教与《摩奴法典》邹怀强，ZouHuaiqiang

16.越南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悲剧意识余富兆，YuFuzhao

17.东盟语境下广西普通本科院校英语专业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现状与对策姚本标，YaoBenbiao

18.论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中理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与国际政治理论——以中国-东盟伙伴关系建构为例江帆，JiangFan

19.东南亚纵横基于服务国家战略行动的民办高校办学特色实践研究——以广西东方外语职业学院为例黄灿，HuangCan

20.浅谈中职学校越南语专业《会话》课程改革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李力力，LiLili

1.中国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考察报告中国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考察团，MissionofNanning,China-SingaporeEconomicCorridor

2.中国—东盟会计区域协调机制研究——基于会计协调组织的视角马婷婷，张颖，陈红，MaTingting，ZhangYing，ChenHongHtTp://

3.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赵睿，ZhaoRui

4.传化物流基地对广西北部湾物流基地建设的启示余孝炉，YuXiaolu

5.中越城隍信仰的对比研究韦凡州，WeiFanzhou

6.新时期东南亚地区反恐斗争的难点及走势胡国霞，HUGuoxia

7.东盟国家能源经济的总体特征、问题及展望郑慕强，ZhengMuqiang

8.柬埔寨产业发展、规划及经验雷小华，LeiXiaohua

9.国际金融危机下的菲律宾银行业刘才涌，林建坤，LiuCaiyong，LinJiankun

10.导致1963年柬埔寨王国拒绝美援的诸因素分析范丽萍，FanLiping

11.浅析新形势下老挝人民革命党的宗教政策蒋琰博，JiangYanbo

12.泰国劳动争议处理法律制度初探蔡德仿，CaiDefang

13.关于风化犯罪立法的完善——以东南亚3国与中国的立法比较为视角梅锦，MeiJin

14.胡志明与共产国际李家忠，LiJiazhong

15.后冷战时期越俄关系的转型与重塑邱丹阳，蒋玉山，QiuDanyang，JiangYushan

16.对越南在抗美战争中采取与美国"边打边谈"斗争策略的探析程晓燕，ChengXiaoyan

17.越南证券市场发展状况的系统性研究潘永，吕建，PanYong，LvJian

18.后危机时期电子商务国际协调与中国对策胡建梅，HuJianmei

19.地方政府如何推动农业发展:日本Oita市的政策及经验解读袁方成，YuanFangcheng

20.关于民族风情旅游异地化的现状与思考东南亚纵横王惊雷，WangJinglei

1.印度尼西亚与中国政经关系互动60年郑一省，陈思慧，ZhengYisheng，ChenSihui

2.中国-东盟区域金融机构合作的思考余文建，郭勇，陆峰，YuWenjian，GuoYong，LuFeng

3.中国-东盟海洋旅游经济圈研究初探宋一兵，SongYibing

4.中国与东盟会计教育区域合作研究佘晓燕，李付学，SheXiaoyan，LiFuxue

5.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法律问题研究——兼论广西的应对策略蒋德翠，JiangDecui

6.《鹿特丹规则》下中国与泰国海运立法探讨王威，WangWei

7.东盟国家吸引外资财税政策的分析与启示古炳玮，GuBingwei

8.东南亚养生旅游客源市场开发研究林轶，LinYi

9.越南竹文化研究梁远，LiangYuan

10.菲律宾、日本和韩国反美军基地社会运动比较研究杨超，YangChao

11.东南亚与日本华文教育比较研究任江辉，RenJianghui

12.试论后苏哈托时代印尼华族经济类社团与中国和印尼的经贸往来江振鹏，丁丽兴，JiangZhenpeng，DingLixing

13.早期马来西亚柔佛潮人商业网络探析——以柔佛新山为例魏建峰，WeiJianfeng

14.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的四个"维度"梁芷铭，LiangZhiming

15.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跨境继续教育规模发展研究唐晓萍，TangXiaoping

16.浅析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高校公共外语课程的设置封小雅，FengXiaoya

17.东南亚纵横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的澳大利亚文化政策研究朱锦程，ZhuJincheng

18.日本介护保险制度介绍与效用评析张腾，ZhangTeng

19.我国东中西地区贸易成本、本地关联与产业转移刘时阳，LiuShiyang

20.外事翻译素质及技巧浅谈高怡松，GaoYisong

21.影像:跨文化传播的最佳载体——兼对广西电视台国际频道的思考吴灏鑫，占琦，WuHaoxin，ZhanQi

22.论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口译课程开设的可行性——兼论需要注意的问题张博，ZhangBo

23.纽马克翻译理论与汉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黄建凤，冯家佳，HuangJianfeng，FengJiajia

1.借力第三方市场推进泛北部湾合作韦朝晖，M.W.LukeChan，WeiZhaohui，M.W.LukeChan

2.东亚货币合作的模式选择与中国的对策研究吴锋，WuFeng

3.中国-东盟跨境培训政策初探杨延军，唐晓萍，YangYanjun，TangXiaoping

4.不断加深的中柬友谊期待完美的交往细节梁薇，LiangWei

5.语域理论与中国-东盟博览会应用文的翻译梁颂宇，LiangSongyu

6.中国广西东兴与越南广宁芒街投资合作探讨东南亚纵横农立夫，NongLifu

7.广西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前景、问题和对策刘建文，雷小华，LiuJianwen，LeiXiaohua

8.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物流业发展路径探析尹中升，金坚，杨银行，YinZhongsheng，JinJian，YangYinghang

9.云南省与周边国家跨境民族教育的兴起与发展何跃，HeYue

10.云南省与泰国农业合作的现状与前景分析王育谦，WangYuqian

11.全球化背景下的东南亚伊斯兰金融骆永昆，LuoYongkun

12.东南亚地区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发展、特征与原因刘才涌，王彬，LiuCaiyong，WangBin

东南文化论文篇10

1 东盟国家语言政策概况

东盟各国都是多民族国家，语言种类繁多且状况也较复杂。东盟国家的官方语言一般都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如新加坡有4 种官方语言：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和英语。印尼、柬埔寨、泰国有3 种官方语言。越南、文莱、老挝有两种官方语言，其中英语和华语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新加坡政府从1966年开始全面实行强制性的双语政策，要求新加坡所有学生都必须掌握英语和母语。而缅甸独立后，学生从学前班开始就学习英语。此外，由于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睦邻关系，双方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有合作与交流，而在这些国家中，华侨、华人人数众多，华语在东南亚国家的影响较大，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四个国家把华语列为本国的官方语言之一。

2 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教学现状

广西和云南都有十余所高职院校陆续开设了东南亚语种专业。以云南省高职院校为例，据2011年5月份的统计数据，云南省37所高职院校中现有11所开设了东南亚语种专业，其东南亚语种教学主要分为以下三种：专业方向型、双语型和选修型。11所高职院校开设的专业大多数都立足于高职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点，采用“东南亚语种+专业方向”的形式，设定专业方向的大都为旅游、商务和法律等方向。其课程体系主要分为三部分：核心课程、拓展课程和通识课程。核心课程主要由语言知识课程与专业知识课程组成，语言知识课程主要是培养学生的东南亚语种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专业知识课程包括经贸知识、旅游知识、经贸法律知识等，主要是使学生掌握相关专业的语言应用能力。拓展课程主要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围绕专业核心课程开展相关课程，如，在学生学习经贸知识的核心课程基础上，开设商务谈判、报关知识等课程以拓展学生的职业技能。通识课程中开设英语的目的仍是通过全国应用英语能力考试。从人才模式上看，多半采用“2+1”（即国内2年，国外合作1年或半年）的模式。

3 高职东南亚语种人才培养多语教学的思考和建议

3.1 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应以语言应用能力培养为主

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多数在秉承“语言+专业方向”的理念下，以培养社会所需的生产一线的应用型东南亚语专业人才为培养目标，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以行业外语（东南亚语种）培养为主，这既是高职教育的自身特点和高职生未来就业领域所决定的，也是在就业市场避免与本科东南亚语种专业毕业生正面冲突的需要。在语言能力培养方面，有别于英语，学生的东南亚语都为“零起点”，而掌握东南亚语语言能力是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区别于其他高职专业的立足点，同时，由于该专业现有的专业方向一般以文科类的旅游、商务、贸易、法律等为主，技术性并不太强，在人才培养中应科学处理好语言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关系，即必须以语言课程为主，增加东南亚语种在开设课程门数、学分要求和学时的比重，专业方向应在打好基础的前提下，强调专业方向的自学和拓展，这样的话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才具备基本的发展空间，也拓展了学生的就业渠道。

3.2 改革高职英语教学模式，走实用英语教学道路

由于英语作为世界语言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而东盟国家的官方语言之一仍为英语，因此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仍需重视英语语言能力的培养。反思高职英语专业不断萎缩和本科英语类专业就业日益困难的局面，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直接定位于行业东南亚语无疑是合理的。但在高职有限学制内多语教学的问题也决定了必须对现有的高职英语教学模式进行改革，避免以英语应试教育为主（考级），压缩传统的通用英语的教学学时和内容，强调英语辅助交流的作用，以实用为主，在公共基础课程中注重培养英语听、说能力，加强专业英语课程，树立东南亚语种为主，英语为辅的教学观念，才有可能避免学生毕业后东南亚语种、英语、专业方向都不精的“四不像”局面。

3.3 重视结合东南亚国家文化开展语言课程的教学

不少学者都对我国英语教学中存在的语言与文化背景脱节的问题进行了反思，高等教育阶段通用英语的教学，常会出现过分强调语言的工具作用，忽视对西方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的介绍的问题，学生死记硬背英语，学习效果差，达不到第二外语本身应有的对思维、逻辑能力培养的作用。以此为借鉴，东南亚语种作为小语种，通用性并不强，结合东南亚国家文化背景的介绍开展东南亚语言课程教学，既有利于学生更快地掌握东南亚语种，也为今后从事对外行业的对象国文化知识进行了必要的贮备。

3.4 紧跟汉语国际化脚步，弘扬我国汉语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化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语言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重视，特别是在华人、华侨聚居的东南亚地区，汉语文化更是倍受关注，部分东南亚国家中汉语是其官方语言之一。为避免在多语教学过程中出现中国文化失语的现象，在培养应用型的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人才时不能忽略汉语文化教育，特别是在通识课程的设置方面，可开设中国汉语语言文化教育的相关课程，代替传统的大学语文课程。由于不少东南亚语种毕业生都将在国外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加强我国汉语语言文化教育，既可促进中国优秀文化传播到东南亚地区，又可推进汉语国际化，增强国家的地区影响力。

另一方面，作为主要承担东南亚语种专业人才培养的云南、广西等省份，其独有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也是该地区的特色优势之一，传承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将优秀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传播到东南亚地区，打造民族文化品牌都成为政府发展的战略之一。

4 结语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加快，东南亚语种专业的人才需求和办学规模都急剧上升。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教学在多语教学中科学合理设置课程体系，分清主次，改革传统教学模式，重视东南亚国家文化和我国汉语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化问题在教学中的要求是开展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多语教学的关键。

注：云南省教育厅2011年5月基金项目和2011年4月院级重点课题项目总结论文

参考文献

东南文化论文篇11

以英国肯珀斯为代表的一些欧洲东南亚史学工作者在论及古代东南亚文明时，往往冠以“印度化”的名称，用于指明“这一地区古代文明属于印度古文明的范围”[1]。这种被称为“东南亚古代文明印度化”的观点从表面上看有其一定的理由，在古代东南亚文明范围的某些区域，例如爪哇、占婆、吉蔑和马来半岛，也确实发现了受古代印度文明影响的若干例证。但是，当我们透过历史的表象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时就会发现：就总体和本质而言，东南亚的古代文明是东南亚的，表现出强烈的本地特征和鲜明的个性，而不是移植于印度的，更不是“印度化”的。本文试图以有关史料和实况为基础，结合西方学者的“印度化”观点进行分析，粗略地探讨一下东南亚古代文明的几个问题。

1 史前时代东南亚文明并非来自印度

在东南亚史前时代文明起源问题上，持“印度化”观点的学者认为[2]：该地区的古代文明是印度移植、输入而产生的。以肯珀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作如是观，影响所及，甚至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历史学家在论述早期文明起源时也往往从“古代印度文明”开始作为卷首语，将本国历史认定为“开放于古印度文明土壤上的一支绚丽花朵”。

“印度化”观点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1]：古代隶属于印度文明范畴的锡兰山地部族“维达”型文化形态，在东南亚古代文明的几个地区——琅勃拉邦、暹罗北部、马来半岛大部和苏门答腊东部沿海地区都有普遍发现。于是，这种“印度文明”范围内的所谓“维达文明”是东南亚古代文明植根于古印度文明的一个证据。

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过于武断而且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首先，十九世纪末发现的人类学上的人种维达人，并不等同于古代东南亚文明的创造者；其次，锡兰某一山地部落的“维达文明”没有证据表明整个东南亚古代文明与其构成了“子文明”与“母文明”的隶属关系，“印度化”观点至今无法为我们排列出两种文明之间发展顺序的时间表；第三，考古学对锡兰“维达文明”的发掘并不能证明其足以代表整个东南亚古代文明。相反，我们有理由认为：远离东南亚的锡兰维达文明与东南亚文明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东南亚古代文明不是古印度范畴的。在印尼爪哇发现的属于地质年代中的更新世早期和中期的莫佐克托猿人和爪哇猿人化石、在梭罗河流域发现的昂栋人化石都足以证明：创造古代灿烂文明的东南亚原始居民可以追溯到由爪哇人进化而来的某一支智人。中石器时代东南亚古代文明的遗迹分布之广泛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问题：大量的以单面加工为显著特征的石器和在日常劳动中普遍使用的骨器、生活中广泛使用的陶器并非来自印度的当地文明。从不可知的遥远年代起，东南区的土著居民们已经通过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了独特的、绝非来自印度的本地文明。值得注意的倒是另一个问题，即东南亚古代文明起源的东亚背景，由于这一问题不在本文的范围内，兹不赘述。

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遗迹似乎又给“印度化”、“印度文明输入论”提供了新的证据：发现于印度支那和印尼海岛的矩形石斧文化的分布范围和南岛语系的传播范围大致相符。持“印度化”观点的学者对此的解释是[2]：“原始马来人”从西方的印度越过布拉马普特拉河流东来，在传播南岛语系各语支的同时也就将矩形石斧文化传入了东南亚。但是，正如现代人种学的研究不能完全取代、等同于古代实际情况一样，语言学对今天存在的语言做出的某些分类（姑且不考虑这些含糊不清的分类法是否科学）也同样不能代替考古学的权威解释。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考古发掘业已证明：以矩形石斧文化为代表的东南亚新石器文化遗迹主要集中于占婆、“交趾支那”、柬埔寨等广大地区，考古发现的石器工具表明远在新石器时代，东南亚的先民们已经能用美丽的雕刻装饰木屋，制造精美的陶器，生产某些纺织品。另有证据表明：在新石器时代东南亚土著居民已能根据季节的变化种植水稻，而水稻的种植是东南亚古代文明有别于印度古代文明的特有的一个显著标志。有证据表明：印度的水稻种植历史最早不超过公元前十世纪。拥有这种新石器文明的东南亚先民，在航海和造船技术方面已都有较高的技术，他们已能在季风和信风的季节里，利用世代积累起来的航海技术和天文导航知识进行海上航行，这非常便利于东南亚各文明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传播。另外，作为新石器时代文明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巨石文化”——通常是雕刻成祖先的肖像的巨石像；具有当地原始宗教意义的庞大的“魔石”；保藏死者头骨的石槽；墓葬标志的石冢；由长形石板建成的墓地石室或具有纪念性、象征性，或精细雕刻具有写实性、装饰性。以老挝查尔平原的“石缸”文化为典型的巨石文明在东南亚的各区域广泛分布，至今散发着古老文明的巨大艺术魅力，而在同一时期或前一时期的古代印度却找不到相类似的实例。显然，仅仅以语言学上的一个巧合性因素来试图证明古代东南亚文明来源于印度是没有说服力的。

在东南亚地区青铜器、铁器文明的起源问题上，也同样存在着一种以印度为中心的见解。欧洲的一些学者认为[2]：雅利安人来到印度征服原地居民，促成了原来的土著居民离开本土，或通过海路，或经由陆路陆续来到东南亚，将原有的印度此种文明移植到新居住地。然而，迄今为止，这只是一种找不到证据的假说和推测。印度不能等同于殖民时期的古代希腊，东南亚陆地和海岛也不是古代印度什么“殖民时期”的“海外殖民地”。有些国外学者将古代印度商人在东南亚的经商活动比之于一场“移民浪潮”，更是将古代正常的海商贸易混淆于文明的大规模传播和输入，缺乏起码的事实根据。

总之，在经历了自身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东南亚古代历史即将迈入国家产生的门槛之际，土著居民已创造出了绝非输自于印度的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史前时代的东南亚文明是一个按顺序发展演变而来的有机整体，正如我们已看到的：这种文明并非来自印度，它具有其本身的显著特征。

2 印度文明影响时代的东南亚古代文明并非是“印度文明”

诚然，在东南亚古代历史上产生国家之后的公元后的几个世纪中，东南亚相当大一部分地区和国家确实感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强烈影响，这种影响在建筑艺术、式样、风格，宗教传播，王朝的称号、排列方式乃至社会生活的某些具体方面体现出来。肯珀斯等国外学者据此认为[1]：在印度文化影响时期，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已经“印度化”，持这种观点的一些学者甚至使用了“外印度”、“大印度”这样的概念。

这样的观点我们同样认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至少是片面的。我们认为：即使是深受印度影响的东南亚古代文明，并不是前者的全盘翻版和印度文明“在海外的延伸”，而是经过当地居民对印度文明加以改造之后，以本地固有的文明为主体，依然具有鲜明的本地特征。

我们以肯珀斯等学者认为最能体现“印度化”的几个古代区域来分析一下。扶南是古代东南亚最早出现的国家之一，关于憍陈如到扶南后与当地“女王”柳叶通婚的传说，被“印度化”观点的学者认定为扶南是由印度王族或王家支系的憍陈如在东南亚建邦立国，从而导致了在印度文明“灌输”下东南亚始有国家和文明的起点，有的学者[1]为了给这种观点寻找根据，力图在对音上证明扶南古代王朝世系与印度古代某王朝之间的对应和继承关系。但是考古学已充分证明扶南最早的国家遗址纯粹是东南亚型的，丝毫找不到印度同一时期文明影响的痕迹。在稍后的公元九世纪阇耶跋摩和其继承人因陀罗跋摩一世时代，正是印度教在东南亚广泛流行时期，“受印度文明的影响”，建造了著名的巴孔庙和洛利寺。在肯珀斯等人称为“印度文化的典型代表”的罗卢奥斯建筑群，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地固有文明的特征：在印度教建筑的外在形式下，却并非供奉着湿婆等神像，而是将两位君主的父母、祖父母等祖先石像高踞于祭殿正中[3]，它们正作为东南亚史前时代即已流传下来的祖先崇拜的一个典型例子。公元十世纪的古代柬埔寨正是这个国家古代文明的辉煌时期，以国王为首的王族成员和高层僧侣阶层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出于祭祀的需要而修建了许多神殿，殿中的许多神像也曾被冠以印度神话中神祗的名称，如湿婆、毗湿奴、吉祥天女、雪山女等，但具有嘲讽意义的是这些具有印度神灵称号的神像在体形和面貌上却是彻头彻尾的古代吉蔑人，而且这些显然脱型于现实生活中的王室成员和吉蔑僧侣的神像上都镌刻有其原型人物的姓名[3]，在印度文明的外壳下展示着古代吉蔑帝国统治集团的权力体系。这种习俗和特征，不仅在古代柬埔寨，而且在许多东南亚国家都广为流行，与其说它显示了东南亚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祖先崇拜与印度文化的结合，不如说是当地居民对外来文明进行改造使之适合于本地需要。在古代缅甸，历史的真实面貌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即使在印度文明强烈冲击的时代，东南亚地区的古代文明仍然是以其本地固有的传统为内部核心和最终归宿的：蒲甘王朝是缅甸历史上以“印度文明覆盖”而“著称”的，阿奴律陀国王统一国家期间曾征服直通，而发动这场征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取得据信珍藏于直通的“巴利文三藏经”，这件事被“印度化”观点的学者们称之为古代东南亚君主们“主动吸收、依附印度文明”[1]的一个典型例证。但是，事实上统一后的蒲甘帝国所流行的佛教，却并非纯粹的外来文化，而是以根深蒂固的那迦崇拜和纳特崇拜为基础的。作为东南亚和缅甸固有文化传统中主要成份的“纳特”，是当地原始宗教中的神灵，从史前时代即已广泛流行下来。传说中认为全缅甸有37个重要纳特，他们以居住于布波山上的摩诃祗利兄妹为首领。纳特崇拜是古代东南亚固有的万物有灵论和亡灵崇拜的具体表现，所以阿奴律陀征服直通要求取得佛经只不过是为了使战争师出有名的借口，统一后的蒲甘佛教始终是以当地原始宗教为核心的。这可以从缅甸这一时期佛教的教义、仪式上清楚地看到，甚至许多佛像的外貌、面容都是“纳特式”的。在印度教、佛教等印度文明盛行的年代中出现的这种情况充分证明了东南亚本地文明对外来文明的强大的融解和改造能力。阿奴律陀们绝不是为引进外来文明而引进佛教，而是为了将此种适合自己统治的宗教外壳作为统治国家的工具。因此，正如在缅甸所发生的情况，印度文明包括宗教，在东南亚各地都或多或少地呈现出被改造、利用的差异。在阿奴律陀的继承人江喜陀时代，被誉为与埃及罗塞达石碑同样重要的“江喜陀石碑”，其铭文的文字、内容更是与供奉这一碑铭的佛寺毫无关系。本应记载佛经的石碑却用骠语、缅语和小乘佛教的巴利文记载了江喜陀王征战四方的文治武功，这种用佛寺的碑文为统治者歌功颂德、让天国为人间唱赞歌的行为，无疑是印度文化充其量成为东南亚文明的一种承载工具，为东南亚当地实际生活服务的例证，这种情况在印度文明所及的古代印度尼西亚也十分明显。爪哇岛的婆罗浮屠是夏连特拉王朝时期古代人民艺术才能的精华和集中表现，从外表上看确实深受印度古代文明的影响：直通塔顶的走廊两边墙上所刻浮雕，是大乘佛教经典的图解，雕塑的风格仿效笈多时期印度的古典形式。从宗教观点而言，婆罗浮屠的整体形成了那烂陀寺教教派所传佛教的“一部动人的、有说服力的经书”[4]。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大乘佛教经典图解的大量的、数以千计的浮雕内容却并不是真正描绘了经卷内容和佛本生故事，爪哇的古代艺术家们在采用印度宗教、建筑形式时已经对其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他们的发型、面部、服饰、背景图案已不是印度式了，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当地、当时特征的爪哇式的[4]，实际上提供了古代爪哇社会生活和习俗的一幅生动图景。浮雕中那些传统的人物形象也经过改造，刻画得很有生气，冲破了古印度同一题材构图的旧形式而颇具人情味。离婆罗浮屠不远的曼杜陵庙、沙里陵庙、普劳桑陵庙和由于某种不可知原因而未完工的西巫陵庙，至今仍屹立在日惹附近的克杜平原上，“印度化”的观点认为这些都是“印度移民浪潮的产品”[4]，但是至今并没有找到发生过这样一次移民浪潮的证据。事实上至少可以使我们对这一点确信不疑的是：这些宏伟的建筑外表上诚然是湿婆教庙和佛教寺庙，但绝不等同于印度的寺庙。这些宗教纪念物不但是由爪哇石工和雕匠所建造的，而且同爪哇本地的宗教思想和仪式有高度紧密的联系。在古代爪哇（在古代被称为“印度化”的东南亚其它地区也是如此），当一个统治者将自己的统治扩展到一个新近征服的地区时，就着手建筑一座“陵庙”（巨大的纪念物）以显示自己的武力之强大。在陵庙内供奉的并非印度宗教诸神，而是他生前愿被认为与之同一、而他死后与之合为一体的那个神灵。很显然，有着湿婆教和佛教外形的陵庙，实际上是显示统治者大君主地位的外部标志。统治者一旦由于某种原因被迫放弃王位而“献身”于宗教生活，修建宗教建筑以“积功德”时，也并非真正醉心于印度的文化，他们往往将古代印度宗教的神灵改名换姓，代之以自己的王号或姓氏，实际上成为其在位时期的“文治武功”的记载。说到底，婆罗浮屠、曼杜陵庙等古代印度尼西亚文明的典范给我们留下的是夏连特拉山帝王朝在历史上走过的踪迹，又何论“印度化”的“例证”？这种情况在另一些所谓“印度化”的国家中也很普遍，限于篇幅我们不再评述。总之，即使是印度文明影响表现最为强烈的宗教、建筑方面，“印度化”、“大印度”、“外印度”的观点也是片面而缺乏根据的。转贴于

3 劳动人民创造的文明是“印度化”时代东南亚文明的主流

如前所述，东南亚古代上历史上确有一个时代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印度文化的冲击和影响。究其原因，首先是古代东南亚宫廷王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而采取的措施；第二，也是古代东南亚与印度文化之间文化、文明相互交流、影响的结果在东南亚地区的反映，相信随着历史学、考古学的进展，有关东南亚文明对印度文明的影响也会日渐清晰。我们要说明的是：不存在着肯珀斯等学者所说的单方面的、移民浪潮覆盖下所造成的东南亚地区的纯粹的“印度化”时代。我们还要说明，即使在所谓“印度化时代”（我们在很谨慎的程度上借用这个词），在历史的长河中流淌的主流仍然是当地人民创造的东南亚自身的文明。

封建时代东南亚各国史料往往侧重于宫廷王朝的活动，而对普通人民创造文明的主要方面——生活、生产则很少记载，即使偶尔涉及也往往语焉不详，这对我们在此方面作出比较全面的描述是一个很大困难。但是，通过对普通人民生产、生活方面的一些零星记载，我们仍然能够得出结论：即使古代印度文明对东南亚地区有所影响，那么这种影响也主要限于上层统治集团的狭小范围和涉及于建筑、文学、宗教等方面，而构成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体部分仍然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具有鲜明的东南亚本地特征。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东南亚劳动人民创造了与其它人类文明相比毫不逊色的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在进入国家建立的阶段之后，当各国统治阶级醉心于用印度文明的外在形式为自己服务时，缅甸人民在中部干燥地区建立了被称为“人类奇迹”的皎克西水利灌溉系统，它对于以后相继崛起的蒲甘文明和阿瓦文明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在菲律宾碧瑶附近，劳动人民开辟了被后人誉为“世界第八奇迹”的巴纳韦梯田，但令人费解的是，肯珀斯等人却将菲律宾排除在古代东南亚的范围之外又未见说明其理由。在爪哇，拉巴扎和锦石两地之间辽阔平原上灌溉系统密如蛛网地广泛分布，其设计之精巧、规模之宏大令现代人们惊叹不已，这一水利工程对于谏义里、新柯里沙、满者伯夷等强大王国的连续兴起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吴哥时代，柬埔寨人民修建的高度发达的供水系统，其水利灌溉农田功能的意义大大超过“印度化”观点认定的“为人们在吴哥寺祭祀神灵”[1]的供水饮用功能。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古代的这一水利工程，也就很难产生伟大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吴哥文明。在肥沃的稻田中，人们使用驯养的水牛耕作田地，还种植茂密的竹林、棕榈和各种果树，以捕鱼作为副业。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种以水稻、水牛、竹子和小艇为特征的文明，其意义的重要性远远高于统治集团所热衷的神庙、祭祀、石碑、陵墓的意义。东南亚人民在悠久的历史中，栽培了许多作物，后来传流于世界各地，对全人类的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棕榈科树木的载培始于古代东南亚，它们的浆液被用于制糖和酿酒，叶子被用于覆盖竹层的屋顶，还可用于书写，这在古代中国古籍史料中被多次提到。而作为古代东南亚历史记载的重要来源的中国史籍却从未提及过古代印度文明对东南亚人民普通文明的影响，中国史籍为我们描绘的是一幅东南亚本地特征的文明图景，这对于我们指出“东南亚文明印度化”、“印度文明输入论”的片面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佐证。

古代东南亚人民在种植区域种植了大量的椰子、香蕉、木瓜和芒果。马鲁古群岛和班达群岛上大量人工种植的丁香、肉豆蔻，爪哇西部和苏门答腊南部种植的胡椒、龙脑、松脂和安息香等，都是中古时期国际贸易，特别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商品，而且也是东南亚古代各国对外贸易的独特产品。在印度尼西亚古代特有的蜡染法“巴提克”印出的花布，不仅以色彩古朴、具有强烈的装饰性和象征性而闻名于世，而且图案的式样也与充满宗教气息的印度图案毫无关联，是东南亚人民抒发自己情感的一种独有形式。古代印尼的皮影戏，反映的内容主要是当地普通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活动，这是东南亚古代文明不同于印度文明的又一个显著标志。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古代印度是一个种姓制度典型发展的国家，也是一个妇女地位非常低下的国家，如果历史上东南亚文明确如肯珀斯等人所认定的有“印度化”、“大印度”时代，那么这两项印度社会独有现象就应在东南亚古代有明显的反映。但古代东南亚却找不到迹象可以印证它采用了印度那种具有特殊章规和礼仪的真正的种姓制度。古代东南亚妇女相对印度妇女而言，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例如在古代柬埔寨、爪哇的宫廷中都有关于妇女充任高级官员的记载。这一切可以表明：印度文明的影响，主要集中于统治者和宫廷有关的狭窄范围内，而古代历史记载将注意力集中于宫廷、宗教、陵墓、神庙、王朝世系、王号等诸因素又易强化“印度化”观点的影响，实际上，印度文明对广大的东南亚普通人民的影响，对社会深层的影响是远远低于这一估价的。欧洲学者的“印度化”观点是应该打上一个问号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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