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绩效审计篇1

一、绩效审计

绩效审计在实施的时候主要围绕三个要素进行审查和评价，包含经济性、效益性、效率性，也称“三E审计”。经济性主要是指组织经营管理过程中获得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产品或者服务时所耗费的资源最少，即投入是否节约。效率性主要体现在商品、服务和关联资源利用的关系，即思考如何以较少的投入来取得较大的收益，简单的讲就是支出是否讲究效率。效果性主要是指项目、计划实施实际情况和预期结果的关系，简单的说就是是否达到经营管理目标。绩效审计随着审计工作的发展而日益完善，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一些西方国家政府部门开始绩效审计，即按照规范的标准，由独立的审计机构来对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公共项目支出进行核对、检验，并对国家专项资金的使用效果开展综合评估。当前，绩效评估水平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审计发展程度的重要参考指标。在1983年的时候，我国成立了专门从事审计工作的部门，绩效审计被引入到多个企业中。

二、集团公司绩效审计特点

第一，集团公司绩效审计指标的有机性。集团公司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将绩效审计引入到集团公司内部的时候要注重根据不同部门的实际情况和集团公司发展要求来选择适合的审计方法。第二，集团公司业务复杂，在实施绩效审计管理的时候会面临比较多的风险。和一般公司相比，集团公司具有业务范围广泛、业务规模庞大、所受外界干扰大的特点，在开展集团公司绩效审计管理的时候需要相关人员使用科学问卷和恰当的咨询来全面了解集团公司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发展情况，根据社会政策和经济环境来选择绩效审计方法。第三，集团公司审计周期较长、审计内容繁多。集团公司的审计业务活动多，内容繁杂，既包含被审计单位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业务活动，也包含其他非经济范畴的管理活动。在集团公司工作量不断增多的背景下，集团公司绩效审计工作在开展的过程中需要更多审计时间，审计人员的工作量和审计工作任务开始变得更加繁琐。

三、H集团公司绩效审计浅析

（一）H集团公司基本情况概述

H集团公司是一家部级别的注册公司，从事仪表的生产销售，主要经营业务和业务模式、特点如图一所示，该集团公司由A信息集团公司、B仪表集团公司和自然人C共同出资形成，后来在长期发展衍变的过程中形成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体资产6亿元，几个集团的出资比例如表一所示。后来自然人C将持有公司股份的280万元全部转让给A信息集团，股权变更后的结构如表二所示。

（二）整个集团公司的业务内控流程

按照生产步骤包含采购和付款、生产和仓储、销售和收款等，如下所示：第一，采购和付款流程。集团公司的生产成本计划人员根据销售部门制定的销售计划编订出产品计划，在计划中展示出产品的拼成、型号等。经过批准之后，采购计划人员会根据日产品生产计划和库存情况来编订每天的采购计划，选择条件适配的供应商签订单次采购合同，供应商按照合同的要求来进行货物的供应。在货物被运输到仓库之后，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来对货物实施必要的验收管理，对于供应商，选择按照月份或者季度的方式来对其结算账款。第二，产品的生产和仓储流程。仪器仪表公司的制造部车间包含机械加工、电仪车间，机械加工车间负责零部件产品的生产加工，电仪车间负责组装半成品，生产车间按照成本计划来组织相关人员进行日常生产。质量检验部门进行抽检出具检验报告，不合格产品退回车间复查原因或销毁，合格产品出具合格检验报告，由仓储部门验收入库。第三，销售和收款流程。销售部门将整个企业的产品销售划分为多个销售区域，各个区域安排专门的业务人员进行管理。业务人员可以通过电话、传真等方式和客户进行沟通交流，并在每个月的时候按照预定的计划去审查和拜访客户，就客户的个人资信情况实施考察。集团公司制定的销售政策采取先付款后发货的方式来组织一系列销售活动，销售模式为30%比例的预售，30%比例的验货后收取。产品到达客户经调试验收后，由技术服务人员、客户相关负责人、销售人员在技术服务清单上签字确认，并按约定收取30%比例的货款，在达到一年保证期之后收回10%的尾款。

（三）所处行业的业务特征

按照产品服务和应用领域可以将仪器仪表行业细分为工业自动化仪器仪表系统、科学测试系统、专用仪器仪表、电工仪器仪表等，文章所研究的集团公司经营业务主要涉及到工业自动化仪器仪表产品。自动化仪表具体包含执行器、压力仪表、控制系统等，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被广泛的应用到冶金、有色金属、化工、电力、建材、石油、水处理等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行业。从宏观层面来看，仪器仪表行业所生产的产品数量和生产速度深受整个下游行业发展建设规模、发展进度、投资总额等因素的影响，整个仪器仪表行业发展也趋于一种市场成熟度较高状态，产品的生产数量和生产种类在不断增多。

四、H集团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分析

（一）宏观层面上的经济波动风险

现阶段，从事工业自动化仪表生产的下游行业包含有色金属、冶金、化工、石油、轻工、建材等，这些行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其发展也深受国家宏观政策制定的影响并与经济形势变化密切关联。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影响下，H集团公司发展面临国内及国际经济发展波动、资金整合利用效果不理想等风险，对公司产品的销售以及产品价格的制定产生了复杂影响。

（二）激烈的市场竞争

H集团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包含电动执行器、流量计、信号调理仪表等，这些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由于该集团处于工业自动化仪器仪表行业的中游，产品的行业集中度较低，产品类型多，市场份额分散，发展动力较差。

（三）业务模式发展风险

H集团公司的业务模式包含自主模式和国际合作模式两个类型，与一些合作伙伴保持着长期的业务往来，在合作过程中会根据下游客户需要来安排生产产品。自主模式及国际合作模式的差异具体体现在产品的研发和销售上，其中，自主模式下的产品由公司自主研发，采用自己的商标来进行产品生产销售。在与国际公司合作时，公司利用合作伙伴授权许可商标进行产品销售，国际合作下产品销售收入占据整个公司总体收入的比例较高，因此，H集团公司的长远发展对国际合作模式有所依赖。

（四）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审计在了解内部控制后，对H集团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和执行是否有效(即效果好坏)进行测试发现管理层的权利较大，容易出现随意滥用权利干扰企业发展的问题，集团公司在发展的过程中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控制措施对管理层进行合理授权，为H集团公司发展埋下了安全隐患，需要在集团公司内部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

五、H集团公司绩效指标体系的建立及审计评价

（一）传统意义上的财务指标

国家颁布的绩效审计是1999年由财政部门、人事部门、国家经贸组织共同发布的国有资本绩效评价规则、国有资本绩效评价操作细则，整个体系中包含了财务效益、资产运营、偿债能力、发展能力四个方面的内容，指标体系包含三个层级的内容，具体涵盖了八个具体项目的计量指标、十六个修订项目计量指标，八个项目评议非计量指标。集团公司开展绩效审计的目的是评价整个公司经营成果是否达到了预期的委托目标，集团公司能否长远的发展下去，在实施绩效审计的时候，整个集团公司的财务效益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借助集团公司的财务报表能够清晰的了解到整个集团公司发展所面临的风险。文章所研究的H集团公司的财务评价指标如表三所示。根据以上绩效指标进行审计分析，可以了解到该集团公司经营绩效情况如下：第一，资产运作情况。受赊销规模扩大影响，虽然集团公司的总体收入在增加，但是增长幅度仍然是低于总资产的增长幅度，流动资产增加较多，回款周期长，流动资产周转率及总资产周转率降低。第二，财务效益情况。集团公司对市场变动及金融风险的应对处于一种滞后的状态，最终使得整个集团公司的报酬率降低。第三，偿债能力。受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影响，集团公司放缓了扩张速度，在财务管理上也采取稳健财务政策，导致集团公司的资产负债率降低。第四，发展能力情况。公司销售收入增长率、资本累积率在三年期间都保持在稳定的状态，可见，集团公司应对内外部风险采取的财务策略影响了快速发展。

（二）非财务指标体系构建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经济发展环境下，集团公司所面临的市场情况也变得更加复杂，仅仅使用财务指标来评价集团公司绩效，无法全面应对风险。为此，审计建议集团公司立足实际设计出动态的非财务指标，多方面评估集团公司绩效。1.行业竞争风险。H集团公司的产品市场份额不具备绝对的优势，在产品的总体销量靠前，出现这样现象的原因是行业的集中度较低、产品类型多，优势产品过于集中，在产品细分市场中有待填补市场空白。2.技术风险。H集团公司关于技术风险的指标数据如表四所示。审计在对表四数据分析发现，H集团公司的高端产品销售额呈现出小幅度增长的状态，但是主要经营的产品仍然是中低端产品，产品生产和推广销售缺乏核心竞争力。3.国际合作风险。H集团公司的国际合作商标授权产品销售收入占据整个公司总体收入的比例较高，公司的长远发展对国际合作模式有所依赖，当中断国际合作伙伴授权许可的商标产品销售业务时，将对集团公司的销售收入及盈利能力造成较大的冲击。

（三）审计建议

针对H集团公司绩效审计发现的问题，建议：第一，控制赊销规模，保证总体收入稳定增长，降低应收账款总额，防范坏账风险，提高流动资产周转率及总资产周转率。第二，集团公司加强金融风险防范，合理控制负债规模，提高股东权益报酬率。第三，在财务管理上采取稳健政策的同时，适当进行股权融资，增加高盈利投资项目负债比率，提高投资回报率。第四，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开发高端产品，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和产品盈利能力，达到集团公司下达的绩效考核目标。第五，进行国际合作伙伴公司股权并购，或者收购其核心产品品牌在国内的终生销售使用权，降低过于依赖国际合作商标授权产品对销售收入的影响。

结束语

综上所述，绩效审计工作开展的目的是通过检查、评价企业经济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等来为整个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重要参考支持,绩效审计和财务审计有一定的联系，也有一定的区别，必须和财务审计结合起来。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各个集团企业的发展规模日益扩大，在这样背景下，集团企业对企业绩效评价的需求就变得更加迫切。财务指标是企业绩效审计的重要组成，其能够通过直观的报表数据来为相关人员提供集团企业的绩效信息。为此，在新时期，需要集团企业立足社会发展实际，简化以往的财务指标，剔除其中不合理的地方，在其中加入符合实际的内容。从而从多个角度更为全面的展现集团企业的绩效情况，科学评估集团企业发展绩效，强化反思，进而更好的促进集团企业发展。

参考文献：

[1]王靓靓.集团公司绩效审计问题研究———以XX集团公司为例[D].中国人民大学,2011.

[2]吴仲浩,姜鲲,孙辉.基于平衡记分卡的民营企业绩效审计可行性分析———向荣集团考察实例[J].市场周刊,2019(6):2.

公司绩效审计篇2

经济性是指在不影响工作质量的前提下，节约支出。政府投融资公司投资的经济性体现在：根据初步设计、招投标、合同以及项目控制程序确定投资项目是否符合要求，是否在规定的时间内，用最低的成本或在批准的资金范围内建成，有无损失浪费的现象。政府投融资公司融资的经济性体现在：融资附加条件的可接受性以及是否在规定的时间内，以最佳的融资结构，用最低的融资成本筹集资金等。

效率性是指在资源投入一定的情况下，得到最大产出，或在产出一定时使所需投入的资源最少。政府投融资公司投资的效率性体现在：投资项目建成后使用情况如何，其运营、维护和管理系统是否有效。政府投融资公司融资的效率性体现在：根据融资计划、合同以及资金筹措控制程序确定资金来源是否可靠、合法，融资风险是否合理预计；融资偿还机制是否科学合理，偿还能力是否充足。

效果性是指项目、计划或其他活动的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之间的关系，即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政策目标、经营目标以及其他预期效果。政府投融资公司投资的效果性体现在：投资项目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比如是否有效改善了当地投资环境,是否明显提高了城市品位，是否有力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等。政府投融资公司融资的效果性体现在：是否完成政府下达的年度融资计划,是否根据项目所需的投资总额按不同的来源逐项落实资金保证资金足额到位等。

在政府投融资公司审计的过程中，应以资产负债损益审计为切入口，以项目审计为基础，绩效审计为主导，采用不同类型的单位之间对某一事项的横向比较分析、同类型的单位之间的分析对比、同类型不同地域或时期的单位进行比较分析等方法，注重发现整体性普遍性问题。由于制度不完善,缺乏刚性已经成为我国目前存在的普遍现象,因此在政府投融资公司绩效审计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对制度进行审计，通常对法律法规规章采用文件查阅法，对被审计单位自己制定的制度采用文件审阅法。

公司绩效审计篇3

财务公司是以加强财务公司资金集中管理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目的，为财务公司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经营货币资金的特殊行业，财务公司是始终以保持资金合理流动，业务规范经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以“立足南网，服务南网” 为经营宗旨，全力为成为一个国内一流的精品财务公司而努力。近年来，随着财务公司金融创新不断深入、新业务不断开展，全面推进绩效审计已成为公司稽核审计部门亟待思考和探索的新课题。

1. 开展绩效审计的意义

绩效审计是以行为责任中的节约责任、效率责任、效果责任、环保责任、社会责任和管理控制责任及报告责任中的经营活动报告与经营目标报告为目标，客观公正地提出评价意见的审计模式。在企业集团的财务公司中实施绩效审计是公司审计长远发展的必然趋势。

1.1有利于提高企业集团资金及资源配置、使用、利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

财务公司运用绩效审计的方法和程序，对经营中资金运用的经济、效率和效果进行审计监督，可提高企业集团资金及资源配置、使用和利用，以促使集团公司利润最大化和投资报酬率最优化。

1.2有利于推动建立健全公司绩效管理制度，全面考察公司的管理责任及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

审计人员在对公司经营中资金运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进行审计监督的基础上，对绩效管理制度中的缺陷和漏洞，提出可行的充实和完善意见，对考察公司的管理责任及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具有深远的意义。

1.3有利于促进公司建设成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大型企业

随着近年来财务公司的不断发展壮大，财务公司的优质金融服务能力得到加强。绩效审计对公司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企业的衡量能够有利于促进公司成为国内领先、国际著名企业的发展战略早日实现。

2. 绩效审计与传统审计的差异

2.1绩效审计是传统审计的延伸

传统审计要求审计人员站在独立的立场上，通过选择特定的审计对象，采用询问、观察、抽查、计算、测试等方法获得客观的审计证据，来判断其与既定标准的符合程度。在程序上，审计一般要经过审计计划（准备）、审计实施、审计报告和审计整改等主要阶段来进行审计工作，以达到审计目标。绩效审计则不仅涵盖了财务收支审计和业务合规性、合理性和和合法性审计，更强调以“5E”（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环境性和公平性）为核心，除了经济事项直接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外，还包括（1）对权力运行状况的评价，以查处重大违法违规和经济犯罪问题；（2）对政策措施的执行效果评价，以确保政策措施落实到位；（3）对管理制度的评价，从制度机制层面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2.2绩效审计在方法体系上的扩延

绩效审计方法不仅包括传统单一的财务收支审计方法，还包括了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相结合的统计方法，并结合被审计单位的具体特点，选取适合的技术方法，围绕问题、关注结果、追踪制度，构建出审计方法、审计目标、审计评价三位一体的技术方法体系（详见表1）。

3. 开展绩效审计存在的难点问题分析

3.1缺乏绩效审计法规制度

由于绩效审计的特殊性与复杂性，目前审计领域还没有制定出一套完整法规体系适用于绩效审计，已出台的法规制度中涉及绩效审计的内容也较少。现行的审计法规制度主要是针对真实性和合法性审计，对如何实施绩效审计及绩效审计的具体对象和范围等并无明确的规定。财务公司主要目的是为企业集团内的成员单位提供各项金融服务，具有与商业银行不同的特点。目前审计工作所依据的《公司内部审计规范手册》中，虽然有对“效益进行审计监督”的要求，但在具体执行中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尤其对于财务公司下属的各分公司，如何在不同外部环境和内在缺陷下，真正做到公平、公正的量化评判各项经济绩效，尚缺乏一整套科学的指标体系。

3.2现行的审计方法已不适用于绩效审计

绩效审计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作，在计算机审计日益普及的今天，传统的审计方法如顺查法、逆查法、详查法、抽查法等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绩效审计的要求。绩效审计不再是单纯的查错防弊和审计监督，而是要求审计人员从宏观上准确把握项目的绩效，揭示项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审计人员必须根据审计对象、目标的不同选择适当的绩效审计方法，为决策者提供准确的信息。

3.3开展绩效审计的队伍力量有待加强

公司稽核审计部门人员少，与承担的任务不相适应，特别是近几年，随着非常规审计任务增多，人少事多的矛盾更加突出。绩效审计延伸领域宽泛多样，审计手段复杂多变，需要多角度地做出分析和判断，对审计人员素质提出更高要求，但目前公司内审计专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可独挡一面的复合型人才较少，容易出现“外行评价内行，杂家评价专家”的情形，很难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不利于绩效审计的全面推广。

4. 解决绩效审计中难点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探索如何开展绩效审计，已成为公司内部审计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针对财务公司目前开展绩效审计遇到的困难及存在的问题，结合自身实践经验，提出如下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4.1加强绩效审计制度体系建设

绩效审计不同于一般审计，绩效审计多着眼于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和环境性，并充分体现“揭露问题、促进管理、规范秩序、提高效益”原则。鉴于财务公司的特殊性，构建一套自身特色的绩效审计制度体系势在必行。新建的绩效审计制度体系应包括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操作指南等，并收集汇编绩效审计案例，作为审计人员开展绩效审计的参考。

4.2科学、正确地选择审计方法

4.2.1大力推行计算机审计。计算机给审计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也给审计工作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绩效审计要靠大量的数据来反映和证明审计结果，而计算机和网络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数据处理平台。建立一个完善的数据库系统，随时掌握市场变化，采集数据、分析复核、对比研究，对复杂的问题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2.2结合绩效审计方法体系，拓展审计内涵。如前所述，绩效审计方法体系不仅包含财务方法，还包含非财务审计方法。可将绩效审计目标和重点内容分成不同的层次（如图1），匹配不同的审计方法。例如对于基本目标和内容层（第一层），可以采用传统的财务审计方法；对于项目绩效实现程度层（第二层），可采用财务审计和非财务审计并用的方法；对于政策、制度和体制层（第三层），可将非财务审计中的管理层分析法和社会效益法并用，以确定分层投入的工作量，合理拟定审计项目实施时间。

4.3不断加强内部绩效审计人才建设

所有绩效审计的质量主要取决于审计人员自身素质和审计团队的质量。内部绩效审计既不同于过去的内部审计，也不同于现在的绩效评价，而是二者的结合。公司绩效审计人员应该是高级复合型人才，既要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又要有丰富的经验和较强的专业判断能力。这就要求审计人员不断改进思维方式，提高自身的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和辩证思维能力；不断学习国家法律、金融法规，掌握宏观经济动态，成为“分析研究高手”；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素养，持有正直诚信的态度，客观公正地看待审计问题，不受外在环境诱惑，坚持自我。同时，需要重点开展管理审计、计算机辅助审计、信息系统审计、公司治理与结构审计、内控制度与评审等多方面的职业培训，以提高审计队伍素质。

结束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财务公司在未来必然会面对发达国家比较成熟的财务公司的竞争，财务公司必须要做好准备。通过开展绩效审计，以达到“资金安全，消除隐患，提高绩效”的目的，为公司的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 蔡春、蔡利、朱荣《审计研究》，2011第4期.

[2] 高轩《审计文摘究》，2011年第11期.

公司绩效审计篇4

一、引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资本市场对注册会计师提高审计绩效的需求与日俱增。然而近年来国内外证券市场上爆发的一系列重大财务舞弊案，已经危及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转，影响到投资者对会计信息、审计公信力的信心。审计质量的降低也直接导致了审计绩效的下降。行业监管部门为提高行业整体绩效水平，提出并实行了审计师强制轮换、开展风险导向审计、完善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提高独立性等许多的措施与建议，试图借助这些措施来提高审计质量，提高审计绩效。但是，由于我国不完善的审计体制，这些措施的推行并没有真正触及问题的本质。可以认为，审计绩效的提高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即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的改善，降低国有股比例，提高流通股比例；避免董事会被内部人控制，保障监事会实际效力。

二、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 （1）公司治理结构的涵义。公司治理的思想起源于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富论》，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由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而导致的委托—问题。公司治理结构是世界范围内通行的管理理念，多年来备受学术界关注，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希望能找到相对固定和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但是由于环境的不同以及分析角度的不同，各国学者对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涵义界定有很多种。结合现有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本文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李维安教授认为，狭义意义上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指委托人对受托人进行监督和制衡的机制，即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安排去合理地配置委托者与受托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一般认为，公司治理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合理的治理结构来降低成本。狭义的公司治理结构主要是指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构成的公司内部治理。而广义的公司治理结构并不局限于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相对广泛。本文采用狭义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研究。（2）审计绩效的涵义。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审计是一个多层次要素的复合体。主要包括审计主体和客体、审计对象、审计目的、审计政策、审计职能、审计特征、审计本质几个要素。被审计单位作为审计的客体，审计的内容包括对被审计单位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和被审计单位履行的经济责任情况的审核监督。审计是以确保受托经济责任全面履行为目的。审计最为突出的特性是独立性。审计的本质一直有多种说法，从最初的“查账论”到现在的“免疫系统论”都在不同程度的对审计的职能、特性等进行完善。综上所述，审计是由专职机构和人员基于确保受托经济责任全面履行的目的，依法对被审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及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查，同时对被审计单位履行经济责任情况进行监督，规范优化其假设、原则、方法、程序的独立的经济控制免疫活动。根据《辞海》的解释，绩是指功业、成绩，效即效果、功用，是由行为产生的有效地结果。绩效应该是由一定行为产生的有效的结果和成绩。但在社会经济管理活动中，对于绩效有许多不同的理解，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绩效是在一定时间内，由一定活动产生的结果；绩效是在实现组织目标的工作过程中自行控制、调整的行为活动；绩效是为实现目标过程中的一系列行为活动及其结果。本文认为，绩效是由特定的行为产生的，对组织目标在数量、质量和效率上的完成情况。我国的审计，主要包括国家审计、社会审计和单位内部审计三种审计组织从事的审计活动（2001，张以宽）。本文主要研究公司治理结构对社会审计即注册会计师审计效果的影响。因此，本文所指的审计绩效是由注册会计师对上市公司实施审计的完成质量和完成效果。（3）公司治理结构与审计绩效的关系。受托经济责任是指按照特定要求或原则经管受托经济资源并向委托人报告其经营状况的义务。受托经济责任的基本内容包括行为责任和报告责任两个方面，行为责任的主要内容是按照保全性、合法（规）性、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和社会性以及控制性等要求经管受托经济资源；而报告责任的主要内容是按照公允性或可信性的要求编报财务报表。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管理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使得掌握了更多信息的管理者在履行责任的时候有可能出现如管理舞弊行为的“道德风险”，从而阻碍了受托经济责任的有效履行。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一股独大”、“产权虚置”等问题，同样影响着受托经济责任的履行。对受托经济责任进行监督是审计的基本职能。股东、债权人等委托层与受托管理层存在不同的利益冲突，为协调两方的冲突，需要有独立的第三方来监督和鉴证管理层的经营管理状况。因此，保障受托经济责任履行的独立审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的减少或消除委托中的道德风险，即可以通过审计职能的实现提高财务报表信息质量，减少信息不对称。公司治理结构与审计绩效的关系是由受托经济责任联系起来的。审计产生的最初重心在于查错防弊，独立审计的实施则可以起到保障受托经济责任有效履行的作用。然而，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等因素一方面阻碍了受托经济责任的有效履行，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外部识别其履行情况的难度。其次，审计理论与实务的不足也是导致审计绩效不高主要原因之一，审计师作为理性经济人，也有可能在充分考虑审计成本收益的情况下进行审计。公司治理结构越不合理，出现管理层舞弊的风险就越大，利益相关者的损失就越明显，对审计的要求就越高，也就越需要审计师提高审计绩效。由此可知，受托经济责任不可或缺的联系了公司治理结构与审计绩效。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说，本文从独立审计的立场出发，针对目前我国研究成果较少的审计绩效，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结合本文研究的问题，对审计绩效进行层次性分析论证，对其涵义做出界定。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说，本文联系长期备受关注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选取合理的样本，通过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公司治理结构与审计绩效的相关性，为合理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我国审计绩效，促进我国独立审计行业的发展提供一点依据。

（二）研究假设 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视为公司治理的产权基础。许小年、王燕（ 1997） 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股权结构影响公司治理效率，通过公司的经营绩效表现出来。因此认为，通过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审计绩效这一问题上，合理的股权结构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董事会治理是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环节，现阶段，董事会治理与审计绩效的关系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董事会的治理特征决定了其治理效果，进而影响到审计绩效。

（1）国有股比例。Fama and Jensen（1983）提出公司治理研究的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情况下的委托—问题，所有者会监督经营者以达到最大限度的降低成本的目的。所有者通常会选择独立的第三方对经营者进行审计。我国上市公司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国有企业改组而成，根据《2000 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我国上市公司股本结构中，国有股所占比重最大，超过40%，这就比较容易造成“产权虚置”和“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国有股股东只能通过政府委托的人员进行经营管理，人则有可能为了自身的利益，降低对审计绩效的要求。因此提出假设 ：

假设1：国有股比例与审计绩效负相关

（2）流通股比例。刘立国、杜莹（2003）指出我国上市公司中，流通股比例过低，流通股股东难以通过股东大会左右管理层行为。肖珊（2006）指出，股东大会流于形式，中小股东的利益无法通过股东大会内部“ 用手投票”的方式得到保护。但是，流通股股东具有“用脚投票”的特权，可以拒绝购买或抛售上市公司股票，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内部人的行为。同时，流通股比例的提高必然使得国家股及国有法人股比例的下降，而缓解“所有者缺位”、“经理人篡位”的问题，从而提升人对审计绩效的要求。因此提出假设 ：

假设2：流通股的持股比例与审计绩效正相关

（3）董事会规模。对于董事会和审计绩效的关系，理论界尚未达成共识。根据“资源依赖理论”，认为有效的董事会的作用是随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的，董事会所面临环境的变动性对董事会效率有重要的影响。在市场经济下，企业处于高度不确定的经营环境中，一个能够应对复杂环境及时做出决策的董事会，对企业的公司治理效果和经营业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大规模的董事会能够有效履行受托责任，追求真实有效地会计信息，从而提高对审计绩效的要求。根据“理论”，认为经营者拥有的信息比董事会多，并且这种信息不对称会逆向影响董事会有效地监控经营者是否适当地为其利益服务。Lipton and Lorsch（1992）以理论为依据指出：大规模董事会会导致董事会内成员沟通困难以及互相推诿责任的问题，影响对经营者的监督，严重的可能被经营管理层控制，成为他们的代言人，这就使得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委托人和审计对象界限不明，降低审计的独立性，从而降低审计绩效。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3：董事会规模与审计绩效存在相关关系，但方向不明确

（4）内部人控制度。内部人控制是指在现代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的情况下，公司内部管理人员或内部职工掌握了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从而在企业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内部人的利益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公司董事一般包括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何浚（ 1998） 引入“内部人控制度”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公司内部董事人数与董事会人数之比。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4：内部人控制度与审计绩效负相关

（三）变量定义和模型建立 本文关键的变量是公司治理和审计绩效，其中公司治理是解释变量，审计绩效是被解释变量，控制变量的选择则参照以前学者的相关研究。被解释变量审计绩效是指审计的效率和效果，审计绩效包含的范围较广，难以用某一单一变量作为替代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借鉴管亚梅、李银娜（2010）等的研究成果，将对于上市公司的审计意见作为审计绩效的替代变量。对于上市公司的审计意见（OPTION）可分为标准审计意见和非标准审计意见两种，国内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当审计师出具非标准的审计意见时，审计绩效较高，当审计师出具标准审计意见时，取1，当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时，取0，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为了检验公司治理和审计绩效的关系，本文选择了如下模型：OPTION=α0+α1 PERCENT+α2 CHAIR +α3 TOP4+α4 SIZE +ξ

（四）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收集了2010年和2011年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资料来源于CSMAR国泰安“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和“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意见研究数据库”。由于模型中数据的需要，对初始样本做以下剔除：（1）剔除所有数据不全的公司；（2）剔除业绩过差的ST、PT公司。这类公司一般都有很大的亏损，社会公众和监管当局往往会对其予以额外的关注，同时，审计师考虑到此类公司所具有的特殊的审计风险，也会对其区别对待。经过上述筛选之后，最终得到2010年的49家和2011年的51家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由表（2）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发现，2010年国有股比例平均值约为21.08%，最大值约为70%，最小值为0%；流通股比例平均值约为58.6%，最大值为100%，最小值约为3.9%；董事会规模的平均值为8.55，最大值为15，最小值为5；内部人控制度的平均值为62.33%，最大值为66.66%，最小值为42.85%，说明样本公司内部人控制度都比较高。两职合一的均值为0.29，相对较小。具体来讲，2010年的49家样本公司中，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公司14家，占总数的28.57%。由表（3）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发现，2011年国有股比例平均值约为15.54%，较2010年有所下降，最大值约为79%，最小值为0%；流通股比例平均值约为57.3%，较上年有所下降，最大值为100%，最小值约为20%；董事会规模的平均值为8.04，最大值为14，最小值为5；内部人控制度的平均值为60.79%，最大值为66.66%，最小值为28.57%，说明样本公司内部人控制度较上年有所下调。两职合一的均值为0.39，较上一年有所增加，说明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比例有所上升。具体来说，2011年51家样本公司中，董事长和总经理为同一人的有20人，占总数的39.21%。

（二）回归分析 由表（4）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变量STATE 的系数是-0.325，Sig.是0.109，在10%范围内显著为负，说明国有股比例是影响审计意见类型的显著因素。国有股比例越高，审计绩效越低，相应的也验证了本文的假设1。由表（5）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变量TRADABLE的系数是0.061，Sig.是0.016，显著为正，说明流通股比例也是影响审计意见类型的因素。流通股比例和审计绩效成正比，验证了本文的假设2。为了检验董事会结构与审计绩效的关系，将变量DIRECTOR和INSIDER代入模型中，得到模型3：OPTION=α0+α1DIRECTOR+α2 INSIDER +α3 CHAIR+α4 TOP4 +α5SIZE+ξ。由表（6）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变量INSIDER（内部人控制度）系数是 -0.128，Sig.是0.215。说明公司的内部人控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审计意见类型，但并不是影响审计意见的显著因素。除此以外，表示上市公司董事会规模的变量DIRECTOR不是影响审计意见的显著因素，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在公司治理股权机构方面，国有股比例与审计绩效呈显著负相关，流通股比例与审计绩效呈正相关。在公司治理董事会结构方面，内部人控制度对审计绩效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影响不明显。因此提出如下建议：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加大对管理层的监督，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独立审计工作的难度，有利于其提高审计绩效；进一步规范独立审计，加强行业监管，实现法规系统化；提高注册会计师的职业能力，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责任。

*本文系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集团公司企业绩效与经营者业绩关系实证研究”（项目编号：06JJ4082）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李有根、赵西萍、李怀祖：《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构成和公司绩效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1年第5期。

公司绩效审计篇5

2．以保值增值为出发点，积极推进审计转型，促进管理效益审计。机场的产权越来越多元化，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大量增加，这对内部审计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内部审计必须适应集团发展需要，探索转型和发展之路。法务审计部对管理效益审计的探索是从机场参控股企业经营管理情况的专项审计调查开始的。在制订审计方案时，对被审计单位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尽可能多地收集资料，从提高效益角度出发，抓经营和管理中存在的漏洞和薄弱环节，提出改进的新办法、新举措，为管理层决策服务。在审计中，重点抓住影响管理效益的突出问题，以促进管理效益审计的纵向发展。通过对被审计单位近年经济效益变化情况进行评价，结合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情况和行业发展趋势，分析影响经济效益的主客观因素，提出改进建议，促使公司规避经营风险，为公司加强经营管理、提高效益服务。

3．以控制工程项目支出为导向，积极开展工程管理审计。“十一五”时期，机场处于机场改扩建的高峰时期，投资多且大，工程结算审计任务十分繁重。为了保证工程质量，严格控制工程造价，法务审计部将工程管理审计作为工作重点之一，从三个方面加强工作：一是坚持全面审计，突出重点的方针；二是采取事前、事中、事后审计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工程现场勘察力度；三是寻找内部控制的失控环节，分析原因并提出合理化建议。特别是在2010年开展的泸沽湖公路工程管理审计中，体现了内部审计工作的突破和亮点。通过审计，审减了不合理的工程价款，规范了工程管理，使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事前、事中过程管理（控制工程造价，深入定额分析），也使内部审计改变传统的事后审计方法，审计关口前移，加强了工程项目过程的监督力度。经过全程跟踪审计，共审计核减泸沽湖公路工程项目款3021万元。同时，法务审计部还积极按照省审计厅《2008年内部审计项目指导性计划》的文件要求，联合云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完成了大理机场改扩建工程竣工决算的政府指导性审计项目。由于此项目为集团公司“5+1”改扩建项目第一个完工并进行政府审计指导性项目，在审计过程中，审计人员对有争议的工程结算事项积极沟通，多方协调，保证了项目的顺利完成。

4．以强化资金安全为重点，实施风险防范审计。资金管理是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为此，法务审计部根据机场经营管理工作实际，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以现有资金管理制度和业务流程的全面梳理为手段，以强化集团公司和下属企业资金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为目标，开展了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审计。充分发挥审计在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中的作用，支持促进内部控制的不断完善和风险管理的不断加强；将风险管理理念体现在现场审计、非现场审计、联合审计、外包审计以及定期与不定期审计等各类审计项目之中，贯穿于审计的各个环节；通过发现问题、规避经营风险，保证公司资产的保值增值，促进企业持续发展。

5．创新工作新模式，协助监事会发挥职能作用。2007年机场改制后，公司监事会明确提出，完善监事会与法务审计部工作联动机制，由法务审计部协助机场监事会履行监督职责，完成日常监督检查工作，既解决了监事会监事多为兼职、难以兼顾监事会大量日常监督检查工作和事务性工作的实际困难，又充分发挥了内部审计工作的监督属性和审计人员的专业特长，为监事会履行职责、发挥监督管理职能提供了可靠的专业支撑和组织保障。同时，监事会工作与法务审计部的工作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包容，各有侧重，工作成果更易于交流，避免重复，提高了工作效率。2007年至2012年，法务审计部共参与监事会监督检查项目18个，提出审计意见和建议112条，全部得到积极采纳。法务审计部与监事会工作相融合的经验，成为2008年省国资委唯一上报国务院国资委交流的典型经验材料，并被列入《国务院国资委监事会工作知识100问》一书中，在省国资委监事工作交流会上作为经验推广。

6．创新审计形式，由单一的静态审计转变为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审计。传统的审计项目通常是起于立项、终于报告，对被审计单位的考察通常是静态的、以某一时点为终点，审计后新发生或暴露出的问题和风险，往往要到下一次审计时才能发现，影响了审计在风险控制方面的作用。相对于传统的静态审计，动态审计的主要特点就是在网络技术、通信技术的帮助下，对企业投入资金最多、经营风险较大的某些重点领域的经营活动进行经常性、实时和动态的审计监控。通过对基本业务经营数据的连续监控，判断各项上报数据的真实性、合规性，评价综合经营计划的执行情况，了解被审计单位的经营管理信息，综合判断业务数据变化的合理性，掌握各项管理制度的贯彻执行情况，及时反映被审计单位经营管理的最新变化。

二、绩效审计体会

1．根据对集团整体效益影响情况，精心选择项目。由于机场的业务主要分为航空业分公司和非航空业参控股公司，在进行绩效审计项目选择时，要根据不同的类别进行选择。（1）航空业分公司。航空业分公司是公益性单位，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以服务为主。集团法务审计部先根据吞吐量把航空业分公司分为三类（如表1所示），在项目选择时，有针对性地根据分类进行考核。如：对吞吐量＜100万的机场进行绩效审计项目选择时，主要看其成本控制情况，选择成本控制较差和成本控制较好的机场进行绩效审计，然后进行比较分析，为预算控制部门提供决策依据，为其他机场提供借鉴。另外，在审计时除了重点考虑项目外，还要对管理者的管理方法和经营风格进行深入分析。（2）非航空业参控股公司。法务审计部对非航空业参控股公司进行绩效审计时，有选择性地进行审计项目挑选。主要依据有：一是选择业务和航空业紧密相关的、对航空业发展有促进作用的公司，这类公司是参控股公司中的重要公司，是集团利润的重要来源。二是选择业务发展较快的参控股公司进行绩效审计，帮助其在业务快速发展过程中，完善公司治理，考核绩效。三是选择效益较差的参控股公司进行绩效审计，看其财务是否存在不合规现象，公司制度是否健全，帮助完善改进内部控制，促进其发展。

2．认真做好审前调查和审计方案编制，做好充分准备。（1）认真开展审前调查，初步确定绩效审计的重点领域。法务审计部以项目选择为依据，对被审计单位的基本情况、有关人员、相关文件等进行初步调查，重点关注被审计单位报送的年度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重大项目和年度重要工作情况报告及自查自评报告，确定具体审计对象。如，非航空业公司要对其财务收支、成本控制等进行审计。在调查过程中将内部审计关口前移，由事后监督向事前、事中控制转变。特别是在重大工程及建设项目开工前，内部审计要及时跟上、提前介入，切实明确建设、施工、监理各方的经济责任，从源头上防止违规行为。（2）精心编制绩效审计方案，提升绩效审计质量。审前调查结束后，法务审计部依据审前调查结果，充分考虑被审计单位管理层的基调、采取的政策和程序以及实施的内部控制等因素后编制绩效审计实施方案。绩效审计工作方案初稿形成后，召开小组成员见面会，对审计项目组开展审前培训，明确小组成员的分工、职责及沟通方式，强化小组成员的责任意识、风险意识，提高小组成员对专项审计调查方案的理解。

3．创新审计理念和审计方法，做好外勤工作。绩效审计的实施阶段，是审计人员通过选择合适的方法和程序，获得可靠的审计证据，就责任单位自查自评结果得出恰当审计结论的过程。法务审计部在绩效审计实施阶段，始终向被审计单位传达一个理念：审计不是来挑错的，是来帮助公司改善法人治理结构、发现日常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高公司管理水平和业绩的。通过这样的宣传，内部审计工作逐渐得到被审计单位的认可。同时，积极探索绩效审计方法的创新，力促内部审计工作常抓常新、与时俱进。除了具体采用的一些常规方法，如审阅法、观察法、调查法以及分析性复核等，还采用了远程审计这一特殊的方法。随着局域网的建立和完善、会计无纸化，审计信息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法务审计部从2008年开始开展远程审计，通过财务的EAS系统直接获得被审计单位的原始数据，利用计算机审计软件迅速有效地完成各项企业财务信息的审阅、核对、分析和比较，对财务信息系统及会计工作实施有效监控和评价，逐步建立内部审计信息化体系。信息化使审计人员可以在办公室完成大部分审计工作，将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带到现场解决，很大程度上缩短了现场审计时间。不仅满足了审计经常性、及时性需要，也大大提高了审计效率，节约了审计成本。

4．精心选择恰当的绩效审计评价方法与标准，提升审计建议质量。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的《国际内部审计专业实务标准》指出：“内部审计机构应建立绩效评价措施，以指导绩效评价工作的进行。”法务审计部根据自身情况，结合《国际内部审计实务标准》、《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绩效考核办法》，逐步推动对集团子公司及参控股公司的绩效评价。针对集团公司的具体情况，法务审计部分别对航空业分公司和非航空业参控股公司的审计结果进行评价。（1）航空业分公司。一是财务方面。内部审计的最终目标是帮助组织实现目标、增加价值。为此，审计对各个下属的机场分公司进行绩效评价时，明确主要财务评价指标。二是顾客方面。内部审计通过各项指标考核评价顾客对于各个机场分公司服务的满意程度以及机场提供的各项服务是否能够保证旅客安全。三是业务流程方面。通过与被审计单位员工谈话，了解分公司运营的基本情况以及集团公司下达的指令是否能够迅速、准确地传达给基层员工。（2）非航空业参控股公司。由于参控股公司的特殊性，对其进行评价时主要关注财务指标。其绩效评价的主要财务指标如表4所示。为弥补法务审计部人力资源的不足，机场还会不定期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开展审计。外部评价有助于内部审计更好地推动内部审计工作的开展。

5．充分运用绩效审计的评价结果，切实发挥审计作用。（1）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合理评价绩效。审计中将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来弥补评价标准的不足。法务审计部针对审计目标，以审计发现的情况为基础，依据评价标准，先对审计事项进行总体评价，然后根据绩效评估方法和标准，通过定量与定性分析，对审计结果分别进行评价，评价时态度审慎，注意规避审计风险。（2）积极沟通，商讨揭示解决审计发现的问题。法务审计部与被审计单位积极沟通，商讨如何解决审计发现的问题，讨论具体实施办法，一般按对绩效影响程度大小的顺序排列。在此部分，如有必要可增加对问题形成原因的分析，包括审计发现的事实、导致审计结果的原因和产生的影响。法务审计部通过对审计结果的应用，推动被审计单位纠正审计中发现的问题。（3）开展后续审计，了解并督促审计建议的落实。在提交绩效审计报告后，法务审计部通常要求被审计单位在6个月后提交审计建议的整改落实报告，以便了解被审计单位落实审计建议情况以及管理水平、经营效益的提升情况。必要时，还组织实施后续审计，进一步了解被审计单位所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建议，以帮助被审计单位持续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经济效益。（4）总结带普遍性的问题，在整个集团范围内进行整改，扩大审计作用。有些影响绩效的问题，不仅在被审计单位存在，在其他企业也同样存在。为此，法务审计部开展绩效审计后，通常要分析问题是否具有普遍性。对于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要求所有企业进行举一反三的自查自纠和整改，从而起到“审计一个单位，提升整个集团”的作用。

三、机遇和挑战

1．高速发展给内部审计提出了新要求。随着昆明新机场的建成投入使用、省内支线机场新建、改扩建的完成，以及参控股企业的发展，机场资产规模不断增大，业务结构越来越复杂，管理层次兼有母子公司、事业部和直线职能管理单元，集团管控体系建设必要而迫切。机场应加强财务筹划、优化资源配置、强化投融资管控、加强对成本的管理以规避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内部审计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防范风险，以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为己任，积极实践内部审计转型与发展。要以“增效益、找漏洞、防风险”为重点，以提高审计业务增值能力为重心，监督与服务并重，积极探索内部审计工作新模式，在确认财务收支、会计核算准确恰当的基础上，推动企业内部控制建设。

公司绩效审计篇6

一、引言

审计收费的产生源于信息不对称，即公司财产管理契约中委托人与人的信息不对称。审计收费分为三部分：一是审计成本费用，二是会计师事务所的正常利润，三是风险溢价。重大错报风险是指财务报表在审计前存在重大错报的可能性，而检查风险是审计师可以控制的，重大错报风险是审计风险的核心关注点。如何确定审计收费，关键点就在于如何衡量企业的重大错报风险。针对重大错报风险收取一定的费用，相当于把审计风险转嫁与被审计人。那么在实务中，重大错报风险是否受到审计师的关注，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在审计收费中得到补偿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在相关的文献中，对于风险采用了不同的替代变量，如上市公司对于担保、应收账款占总资产、存货占总资产、上市公司的规模、公司治理、监管信号、财务状况等，都是从某一个或几个方面来研究重大错报风险与审计收费的相关性，是局部的，分散的。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想尽可能考虑被审计单位存在的各个方面的风险，将被审计单位的风险划分为内部管理风险、外部监管风险。同时，在研究企业内部管理风险时，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公司的业绩风险，第二层面是基于公司治理结构“三会一层”，从两个维度研究内部治理风险，一方面是股权集中度风险，另一方面是来自于董事会的风险。在研究外部风险时，选择了外部监管风险。

二、研究样本与数据说明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8～2010年沪深两市所有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但是本文剔除了以下公司：①未披露当年财务报告的公司；②当年新上市以及年报中数据不完整的公司；③金融保险行业公司。经过筛选，最终得到总样本数为2619个样本。样本公司的所有财务数据均来自中国股票市场研究数据库和中国证券网―数据频道。对于公司违规处罚数据来源于证监会公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本文使用SPSS17.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二）模型选择与变量说明

1.模型选择

根据本文理论分析，构建如下回归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

FEE=α+β1 CP+β2FSR+β3FSR2+β4ASS+β5INDE+β6DUAL+β7SUP

+Β8ASSET+β9INDU+β10LOCA +β11OPIN+β12BIG10

+β13 NATU+ε

2.公司综合绩效指数的构建

根据国家2002年出台的《企业效绩评价操作细则（修订）》，企业综合绩效评价计分方法采取功效系数法和综合分析法，其中：功效系数法用于财务绩效定量评价指标的计分，综合分析判断法用于管理绩效评定性评价指标。本研究采用利用财务指标进行的综合绩效评价，因为对于管理绩效的评价是定性的，主观性极强，我们无法准确去衡量企业的管理绩效。对于利用财务指标进行的综合绩效是定量的，再加之数据的可获得性，根据细则规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如表1所示。

3.变量说明

模型中各变量的含义如表2所示。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不同公司的公司综合绩效指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差别较大，综合绩效指数最高值约为69，而最低值不足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少则持有4.49%，多则持有85%的股份前十大股东关联度均值为2.56，即在前十大股东中存有关联关系的股东约为3。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人数的比重的均值为0.6，最小值为0，说明仍然有上市公司没有遵守证监会关于独立董事要占到董事会三分之一以上的规定。两职合一的均值为0.14，表明总样本中有367家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两个职位由同一人担任。公司违规的的比例较低，均值仅为0.02。另外，资产规模的均值为21，18%的公司所处行业为高风险行业，29%的公司地处发达地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有33%的公司的审计结果为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以有限公司之居多。审计费用相差较大，审计费用的对数区间为11到17（见表3）。

（二）多变量回归分析

多元回归结果见表4。方程的R2为 0.541，可见该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F统计量为238.497，整个回归方程有显著统计意义。共线性诊断结果表明，除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其平方项的方差膨胀因子VIF较大外，其余均接近于1，因此认为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检验结果如下。

1.内部风险

综合绩效指数与审计收费在5%的水平上正相关，验证了审计师在对公司进行审计业务时，会考虑被审计单位内部存在的绩效风险，因为绩效风险中不但包括企业的财务风险、经营风险、债务风险，还有发展能力风险，可以说是企业重要风险的集合。采用综合绩效指数能够全面的衡量这些风险，避免了采用单个独立的指标造成的片面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其平方项分别在1%水平上负相关和正相关与审计收费，表明股权集中度与审计收费呈U型关系，说明了审计师在确定审计收费时，充分考虑了被审计单位的股权集中度，认为只有适中的股权集中度，才有利于降低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治理风险。前十大股东的关联度与审计收费没有显著关系，这可能是由于公司控股股东在进行会计师事务所的选择与审计费用的决策中，前十大股东的关联性强，意见一致，审计议价谈判能力增加，不愿意支付过多的审计费用。而针对事务所会考虑这种高舞弊风险。最终，两者相互作用，正反两方面作用抵消，事务所没有收取较高的审计收费，公司也没有支付过低或过高的审计费用。独立董事比例与审计收费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其原因可能是独立董事在参与董事会治理的过程中受到董事会内部执行董事和大股东的消极影响，多数只充当决策咨询的角色，而监督管理层和维护小股东利益的作用缺失[1]。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与审计收费的相关性通过显著性检验。

2.外部监管风险

公司违规风险与审计收费的相关性不显著。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国市场的监管制度仍然不完善，处罚力度过低，处罚率较低，对于公司经营运行的影响力不够。事务所在考虑此种情况下，没有过多考虑外部监管风险所引起的重大错报风险水平。

另外，资产规模、被审计单位所处的地域、会计师事务所是否为“十大”及事务所的组织形式是否为合伙制均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审计收费。这些结论与大部分文献的实证结果是一致的。被审计单位所处的行业、审计意见与审计收费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这可能是由于在划分行业的标准不同带来的差异。对于审计意见的以往的研究中存在这不一致的情形，原因首先可能是由于对于审计意见的划分不一致，一些研究中把审计意见划分为“清洁”与“不清洁”，即清洁意见为带解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再者可能是由于统计数据的关系造成的影响（见表4）。

四、研究结论及局限性

本研究采用2008～2010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对公司内部管理风险和外部监管风险，包括公司的综合绩效风险、股东集中度风险、董事会特征风险与外部监管风险，与审计收费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审计收费与公司绩效风险、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即事务所对于综合绩效高、股权集中度适中、两职合一的公司收取了较低的审计费用；独立董事比例、前十大股东的关联度等其他治理变量和审计收费不具有显著性关系；外部监管风险和审计收费的相关性也没有通过验证。

这一结果表明，会计师事务所在决定审计收费时，高度重视公司内部绩效风险与内部治理风险，对于审计风险收取相应的收费补偿，而对于外部风险没有给予过多关注。另外，除了考虑审计风险因素外，确定审计收费的其他依据是被审计单位的规模、公司所在地、事务所的性质、并且“十大”会收取声誉溢价。说明在中国审计市场上，风险导向审计模式已在审计市场充分运用。对于被审计单位存在的审计风险，事务所确定的审计收费包含了对于这些审计风险的收费补偿。事务所收取了一定的费用用以回避将来可能的高风险。

在研究结果中，发现审计收费与被审计单位的综合绩效指数存在密切关系，意味着企业的综合绩效风险能够代表企业内部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风险。不仅仅是再单独的考虑企业存在的财务风险、经营风险、资产质量状况或是债务风险，而是运用了全面的思想，把片面的风险综合起来。而如果只是考虑了某种风险或是运用了独立的指标，难免会产生偏差。所以，对于企业的内部管理风险，采用企业综合指数风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本文也存在着局限性。在对企业综合绩效评价时采取的是财务指标评价，没有考虑非财务指标，可能对企业综合绩效风险的评价造成一定的误差；虽然力求尽可能的考虑企业的各种风险，但是不可避免设计的相关因素并不能涵盖公司存在的各种风险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深度，有待于日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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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绩效审计篇7

二是并购价格的影响因素。唐宗明、蒋位(2002)选择了1999～2001年间，沪深两市88家上市公司共90项大宗国有股和法人股转让事件作为样本分析股权的转让价格。研究发现，样本公司的平均转让价格高于净资产价值近30％。作者对影响转让价格的因素进行了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发现，随着转让股份比例的上升，转让价格也随之上升，并且在统计上显著；转让溢价高低与企业规模成反向变动并在统计上显著；企业获利能力与溢价高低成反比，但在统计上不显著。

三是重组和并购事件的市场反应。重组和并购事件的市场反应表现为投资者对于企业未来绩效的预期，具体体现在上市公司股价的波动上。陈信元、张田余(1999)以1997年发生重组活动的沪市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各种重组活动在事件前后的市场反应。研究发现，发生资产剥离以及资产置换公司的股价在公告前呈上升的趋势，随后逐渐下降，而发生对外兼并收购的上市公司在其观察的窗口内没有显著的非正常报酬率。

四是重组和并购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王跃堂(1999)从关联关系的角度出发，对不同重组形式的绩效影响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表明，资产重组的效果就总体而言是明显的，但关联方并未因其具有非市场化特征，使其重组绩效优于非关联方资产重组。而冯根福、吴林江(2001)以1993～1998年期间201起并购事件为样本，研究了上市公司在进行并购后三年内的业绩变化情况。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并购绩效在整体上有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但不同的并购类型对于业绩的影响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并购后第1年，混合并购的业绩提升效应最为明显，到了第3年，横向并购呈现出更强的业绩促进作用。关于并购重组对收购公司(主并公司)和目标公司的不同影响，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果。李善民、陈玉罡(2002)采用事件研究法，对1999～2000年中国证券市场深、沪两市共349起并购事件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并购能给收购公司的股东带来显著的财富增加，而对目标公司股东财富的影响不显著；并购类型对收购公司股东的财富影响不显著，对目标公司的财富有一定影响，即资产剥离类目标公司股东的财富有所损失，而股权转让类目标公司股东的财富在公告前有所增加，之后出现下跌趋势；国家股比重最大和法人股比重最大的收购公司其股东能获得显著的财富增加，而股权种类结构对目标公司股东财富的影响不显著。

而张新(2003)通过对1993～2002年我国上市公司的1216个并购重组事件是否创造价值的实证分析表明，并购重组为目标公司创造了价值，目标公司股票溢价达到29.05％，超过20％的国际平均水平；对收购公司股东却产生了负面影响，收购公司股票溢价为－16.76％

对目标公司和收购公司的综合影响，也即社会净效应不明朗。与之类似，李善民、朱滔、陈玉罡、曾昭灶、王彩萍(2004)以1998～2002年上半年发生于沪、深股市上市公司之间的40起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对收购公司和目标公司绩效改善的配对组合特征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研究表明，收购公司绩效逐年下降，目标公司绩效则有所上升，整体而言上市公司并购绩效显著下降；绩效改善的收购公司在并购前相对于所并购的目标公司在盈利能力、发展能力、管理能力等方面都有明显优势，而绩效改善的目标公司在并购前却仅在税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收购公司和目标公司绩效改善的配对组合方式呈现明显的“强－弱”搭配特征；收购公司绩效改善可能主要来源于分享目标公司所享有的优惠政策，而目标公司绩效改善则可能来源于管理能力的提高、市场势力的增强和经营协同等方面。白云霞、吴联生、徐信忠(2004)在剔除控制权转移之后的收购资产对经营业绩的额外贡献的基础上，同时运用变化模型和配对模型来研究控制权转移公司在控制权转移前后的业绩变化。研究表明，控制权转移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不显著，但股东从控制权转移公司所得到的报酬，如果剔除控制权转移之后的收购资产对经营业绩的贡献，其显著为负；如果不剔除控制权转移之后的收购资产对经营业绩的贡献，则其与零没有显著差异；控制权转移之后的资产收购对公司业绩的变化具有显著的影响。

(十一)公司绩效研究　该类研究主要就公司绩效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和公司绩效评价体系进行了研究。

一是公司治理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

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在一段较

长的时间内都存在着“一股独大”的现象，且在国有股(包括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占控股地位的情况下，还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所有者缺位”的问题，所以股权集中度以及股东的性质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就成为实证会计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对于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的关系问题，孙永祥、黄祖辉(1999)以1994年前上市的174家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第一大股东所占公司股权比例的增加，托宾Q值先上升，当股权比例达到50％左右时，该值开始下降。由此表明，相对于高度集中或分散的股权结构，有一定集中度且相对平衡的股权结构也许更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最大化。洪剑峭、陈朝晖(2002)对我国上市公司IPO之后的业绩下滑现象进行分析发现，在各种影响因素中，股权集中度、上市前的资产评估增值率以及募集资金量对于上市公司IPO之后的业绩下降幅度具有显著正的作用。然而，于东智(2001)以2000年之前上市的923家A股公司为样本，以净资产收益率作为衡量公司绩效的指标，却没有发现股权集中度与绩效之间的任何显著相关关系。刘星、刘伟(2007)利用2000～2004年间我国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正相关；股权制衡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其他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能力越大，公司价值越高；股东性质影响到股权制衡的效果，在第一、二大股东分属不同性质的公司中，股权制衡的效果相对较好，而在第一、二大股东均为非国有股东的公司中，股权制衡难以发挥积极作用。因此作者认为，我国公司治理的关键并不在于集中的股权结构，而在于缺乏相应的约束机制；其他大股东虽然能够对控股股东起监督作用，但也可能与控股股东达成共谋以分享控制权收益。

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赵景文、于增彪(2005)使用股公司1992～2001年的数据，从经营业绩方面比较了股权制衡公司与“一股独大”公司，发现前者显著差于后者。因此作者认为，“一股独大”并非坏事，用股权制衡来替代“一股独大”，以改善“一股独大”公司的经营业绩的思路未必奏效。徐莉萍、辛宇、陈工孟(2006)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们以1999～2003年的4845个公司年度观测值为基础，考察了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及其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营绩效和股权集中度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向线性关系，而且这种线性关系在不同股权性质的控股股东中都是明显存在的，即控股股东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更多的是正向的激励效应，而不是负向的侵害效应。具体来说，中央直属国有企业和私有产权控股的上市公司所表现的激励程度最高，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次之，而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股的上市公司所表现的激励程度最低。此外，过高的股权制衡程度对公司的经营绩效有负面影响。但是，不同性质外部大股东的作用效果有明显差别，而且其在不同性质控股股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的表现也不尽一致。当外部大股东为中央直属国有企业或者外资股份时，正面效果比较显著；其他种类外部大股东的存在基本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绩效产生正面影响，而金融机构持股对公司经营绩效起着负面的影响。

对于股东性质与公司绩效的关系问题，陈晓、江东(2000)以来自电子电器、商业和公用事业三个行业92家上市公司的三年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法人股和流通股对企业业绩有正面影响，国有股有负面影响的预期只在竞争性较强的电子电器行业成立，而在竞争性相对较弱的其他两个行业则不成立。从而表明，不同类型的股东在公司治理结构中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业的竞争性状态。徐晓东、陈小悦(2003)也以1997年以前在中国上市的508个上市公司1997～2000年4年间的2032个观察值为样本，研究了第一大股东的所有权性质、第一大股东的变更对公司治理效力和企业业绩的影响。结果发现，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所有权性质不同，其公司业绩、股权结构和治理效力也不同。第一大股东为非国家股股东的公司有着更高的企业价值和更强的盈利能力，在经营上更具灵活性，公司治理的效力更高，其高级管理层也面临着更多的来自企业内部和市场的监督和激励。此外，对于不同性质的公司，第一大股东的变更带来的影响也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是正面的。第一大股东的变更有利于公司治理效力的提高，有利于公司规模的扩大和管理的更加专业化。而卢文彬、朱红军(2001)则以1996年IPO的公司为样本，分析了IPO公司的业绩变动与公司股权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IPO当年及其后的3年经营业绩呈现显著下滑态势，从股权结构的影响来看，流通股比例高低对于这种经营业绩的变动趋势并未产生重大影响，国有股的高度集中对业绩变动产生了明显不利的影响，社会法人股的存在以及股权结构的相对平衡则有利于IPO公司业绩的稳定。田利辉(2005)以1998～2003年共计6421组数据为基础的研究表明，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国家持股规模和公司绩效之间呈现左高右低的非对称U型关系。

总体而言，国家持股企业的表现不及非国家持股企业。同时，随着国家持股比例的上升，企业绩效起初随之下降；但是，当国家持股比例足够大时，随着国家持股比例的上升，企业绩效上升。这说明国家持股对企业的绩效具有两面性的影响。作为事实上的国有股东，政府存在着政治和经济双重利益，从而既通过政治干预攫取企业财富，又借助公司治理和优惠待遇来提升关联企业的价值。李涛(2005)则从另一个角度剖析了国有股权对公司业绩影响的复杂性。以1994～2000年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的分析表明，国有股东的确通过两组渠道来影响上市公司业绩；一是国有股东对公司的政治或行政干预以及对内部人的监督；二是源自国有股权并受经营风险影响的上市公司预算软约束预期，而且以上两组渠道的作用在不同业绩的上市公司里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在业绩较差的上市公司，国有股东监督内部人的积极作用显著超过了行政或政治干预公司经营的消极影响，从而表现为国有股权对公司业绩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在业绩较好的上市公司，正反作用比较接近，表现为国有股权对公司业绩的不显著影响。受经营风险的影响，国有股权使上市公司存在预算软约束预期，这降低了公司经理人事先的努力程度，损害了公司业绩，表现为受经营风险影响的国有股权对公司业绩显著的负面影响。区分不同经营表现公司中以上机制的不同作用，可以发现，在业绩最差的上市公司，国有股东对内部人监督的积极作用以及源自国有股权并受经营风险影响的预算软约束预期的消极影响都更为突出。比较两种机制的净效果，虽然提高国有股权比例会降低所有上市公司的业绩，但这种降低幅度在业绩最差的上市公司里最为突出+这也反映了国有股东带来的预算软约束问题的严重性。与之类似，廖冠民、陈燕(2007)以1999～2005年期间发生财务困境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在财务困境期间国有产权对公司绩

效具有积极影响，并且当公司规模较小或者财务杠杆较高时，这种积极作用更为明显。

此外，还有些学者就股权集中度、股东性质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综合分析。陈小悦、徐晓东(2001)的研究结果表明，在非保护性行业，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流通股比例与企业业绩之间呈现一定的负相关关系，但没有发现国家股、法人股比例与企业业绩之间的显著相关关系。吴淑琨(2002)以1997年之前上市的A股公司为样本对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正相关，股权集中度、内部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而国家股比例、境内法入股以及流通股比例则与公司绩效成显著的正U型关系。

董事会结构安排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该类研究主要就董事成员的性质、背景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吴淑琨、刘忠明、范建强(2001)以516家上市公司1999年的董事会结构数据对非执行董事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非执行董事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此外，非执行董事比例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负相关，而与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正相关，从而意味着促进其他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将有利于上市公司业绩的改善。李有根、赵西萍、李怀祖(2001)随机选取1998年和1999年在沪、深两市新上市的91家公司为样本，检验了董事会构成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法人代表董事构成和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之间具有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内部董事构成、专家董事构成、专务董事构成和公司绩效之间不存在稳定的相关关系。周建波、孙菊生(2003)也就董事构成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发现，公司经营业绩的提高与内部董事比例、由第一大股东选派的董事比例之和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内部董事比例、由第一大股东选派的董事比例之和较高的公司，董事会容易受到大股东的操纵，并进一步表现为受个人控制。因此，董事会难以成为代表股东利益的股东忠实受托人，而是沦为个人意志或大股东意志的“一言堂”。与前述对董事构成的关注类似，魏刚、肖泽忠、Nick Travlos、邹宏(2007)从独立董事背景的角度检验了其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独立董事的教育背景对公司业绩并没有正面的影响，同时发现有政府背景和银行背景的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公司经营业绩越好。研究的结果也支持限制个人担任过多独立董事的主张。于东智、池国华(2004)以2001年12月31日以前在深、沪证交所上市的1160家公司为研究总样本，以1998年度到2001年度为研究区间，研究了董事会规模、稳定性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虽然回归结论在统计意义上很有说服力，但还存在一定疑问，比如，若认为规模大(或小)的董事会不利于公司绩效提高，那么为何还会存在规模大(小)的董事会。作者对此的解释是，在理解董事会规模与绩效关联的问题上，“均衡”一词仅代表一种相对意义，而“非均衡”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经济常态。公司在选择一个合适的董事会规模时，需要考虑诸多相关的因素，比如董事会的结构、多元化经营的状况等。因此，制定一个单一的标准可能并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此外，经验数据还表明，以前年度的绩效对当年度的董事会平稳性产生了影响，而当年度的董事会平稳性却无法对后续的公司绩效做出解释。

高管人员激励机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无论公司治理结构如何进行安排，其核心内容都是要对经营者建立激励与约束机制以鼓励和监督其提高经营业绩。魏刚(2000)的研究表明，公司经理人员的年度报酬与持股比例对于企业绩效不具有任何显著的作用，从而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目前的薪酬结构仍然缺乏有效的激励作用。与之类似，顾斌、周立烨(2007)以2002年以前实施股权激励的64家沪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剔除行业影响后的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效应进行实证研究。作者发现，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的激励作用不明显，股权激励实施后业绩的提升不显著。除交通运输行业外，其他公司在实施股权激励后其业绩――净资产收益率没有显著的变化。我国上市公司基本上采用业绩股票模式，却并没有带来激励作用。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股权激励基本上是基于业绩指标对高管人员进行考核，业绩指标的考核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再加上我国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可能高管人员联合起来产生寻租行为。而刘斌、刘星、李世新、何顺文(2003)通过检验我国上市公司CEO薪酬的激励制约机制和激励制约效果发现，增加CEO薪酬对提高企业的规模和股东财富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降低CEO薪酬却不仅不能提高企业规模和股东财富，反而会对其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不仅说明CEO薪酬具有“工资刚性”特征，而且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CEO薪酬也仅具单方面的激励效果，而没有预期的制约效果。

二是有关学者就不同类型企业中经营者股权激励与经营绩效关联度的差异进行了研究。周建波、孙菊生(2003)以2002年4月30日前公布2001年年报，年报披露已经对经营者进行股权激励的34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经营者股权激励与公司经营业绩提高的关系。研究发现，成长性机会较高的公司，公司经营业绩的提高与经营者因股权激励增加的持股数显著正相关；第一大股东为国家股的公司，公司经营业绩的提高与经营者因股权激励增加的持股数不存在显著正相关。投资策略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朱江(1999)1997年14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经营中的多元化战略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尽管多元化程度与其经营业绩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却能降低经营风险，减少利润水平的大幅波动。绩效评价体系研究。胡志勇(2004)以2001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我国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体系的价值相关性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表明，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值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报酬率之间存在明显的价值相关性和增量价值相关性，但与股票市值的价值相关性较低。对样本按基金持股状况重新分组后发现，基金重仓股评价值的价值相关性和增量价值相关性进一步增强。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体系具有价值相关性，一定意义上有助于改善投资决策。

(十二)会计差异研究　近年来，我国会计规范建设步伐迅速，2000年底财政部了除金融保险企业和小企业以外所有企业均须执行的统一《企业会计制度》，而在2006年年初，又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包括一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早前的《企业会计制度》和新近的《企业会计准则》标志着我国会计规范正与国际会计惯例进行着实质上的趋同，对增强我国会计语言的国际通用性，促进资本的国际流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由于某些我国上市公司同时发行A股(境内上市内资股)和B股(境内上市外资股)，这些公司(以下简称AB股公司)必须同时提供两

份年度财务报告，分别根据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或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按照两种不同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在所披露的盈余等方面是否存在差异，该差异是否对会计信息使用者产生影响，对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有何启发意义，便成为实证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李树华(1997)对我国上市公司境内外已审计财务报告的税后净利润差异的分析表明，境内外报告的税后净利润存在重大差异，一般而言，AB股公司按国际会计准则调整后的审计后税后净利润与按国内会计准则及相关会计制度审计后税后净利润相比普遍偏低。相对而言，深交所上市公司的比在上交所上市公司要明显低得多。徐经长、姚淑瑜、毛新述(2003)从AB股公司境内外净利润差异的角度，研究了《企业会计制度》(2001)实施前后新旧会计标准的国际协调问题。通过对2000年、2001年和2002年AB股上市公司净利润双重披露差异的独立、比较分析以及沪深两市的独立、分析发现，2000年和2001年AB股上市公司净利润双重披露差异很大，新旧会计标准在当年均未实现国际协调。2002年AB股上市公司双重披露差异明显缩小，即当年《企业会计制度》(2001)以及随后颁布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在实务上已同国际会计准则协调。此外，会计标准的国际协调进程有逐年改善的趋势，2001年比2000年有实质性地改进，2002年比2001年有实质性的改进。沪深两市会计标准的国际协调程度在2000年和2001年有显著差别，深市2000年和2001年均实现了国际协调，而沪市在这两年均未实现国际协调，但在2002年会计标准在沪深两市均实现了国际协调。

随着我国会计改革的不断向前推进，境内外盈余在规则层面上的差异呈现出逐步减少的趋势。王建新(2005)以AB股公司2001年会计准则改革前后的经验数据，分别从国际化的结果和过程的角度，就会计盈余质量进行定量研究，从而对改革效果做出实证性分析，藉此评价改革的合理性。研究表明，从国际化结果来看，AB股公司分别在中国会计准则与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下的盈余质量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了在我国目前的现实环境条件下完全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并不能显著地提高会计盈余质量；从国际化过程来看，两种准则体系下盈余质量差异的绝对值变化显著且逐年减少，说明了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化改革形式上协调促进了实质上的协调，提高了会计盈余质量。

有关学者从会计准则执行的角度，分析了境内外盈余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了前述发现。王立彦、刘军霞(2003)通过检验同时发行A股和H股的公司(以下简称AH股公司)1994年～2000年间净利润双重报告差异发现，从会计规则的规定层面上看，大陆1998年开始执行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以及有关具体会计准则的施行显著缩小了内地与香港在会计准则条文上的差异，但从会计规则的执行层面上看，没有系统证据表明1998新会计制度消除或者减小了AH股公司净利润双重披露差异。这一结果不仅缘于有关会计制度、准则未能体现所有利益相关者权益的纳什均衡，而且还缘于公司管理层区别对待境内外会计信息披露行为，根据两地会计准则给予企业程度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权和职业判断权，对同一事项采用不同的备选会计政策或者不同的会计估计。与之类似，刘峰、王兵(2006)从境内外利润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分析人手，以我国会计制度改革进程中被普遍认为是国内和国际准则基本一致的1998～2000年的AB股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化问题。研究表明，AB股净利润差异主要来自于会计执业判断，而不是会计准则本身。管理层之所以操控利润，其背后的经济动机在于保牌的目的。作者认为，该结论再次证明了会计准则协调的关键在于会计准则的执行上。会计准则能够有效、高质量地执行，不仅依赖于准则本身，更依赖于法律环境的改善和相应的激励机制。

除对境内外会计盈余差异状况进行检验外，有关学者还就其经济后果进行了研究。潘琰、陈凌云、林丽花(2003)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信息含量的比较研究，为哪一种会计准则对信息用户更具决策相关性提供量化证据。研究结果表明，按照中国会计准则提供的会计盈余数据比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提供的盈余数据更有信息含量。因而，当前我国的会计准则建设仍应考虑国情，不应当全盘照搬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与之类似，李晓强(2004)针对2001开始执行的《企业会计制度》，以2000～2002年AB股公司的会计盈余和净资产帐面值数据为样本，对不同会计准则下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进行了研究。作者发现，国际会计准则下的会计信息相对于我国会计准则下会计信息并没有显著更高的价值相关性，相反，我国会计准则下的会计信息的作用略强于国际会计准则下的会计信息。因此，简单地要求从本土会计准则倒向国际会计准则的观点并没有得到有力支持。而且，不同准则间的会计信息差异具有价值相关性，在财务报告中披露不同会计准则下会计信息的差异是有必要的。对于B股市场，在披露国际会计准则下会计信息的同时披露本土国际会计准则下会计信息是有必要的；但在A股市场却没有找到很强的证据。此外，作者还发现会计信息在深市和沪市的作用明显不同。姜国华、李远鹏、牛建军(2006)则从证券投资者的角度，研究了按我国会计准则汇报的盈余和按国际会计准则汇报的盈余之间的差异以及盈余差异所带来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投资者不能够充分理解盈余差异的经济含义，因此根据境内外会计准则盈余差异和国际会计准则应计盈余交叉构建投资组合可以取得比单独根据国际会计准则应计盈余构建投资组合更大的超额投资回报。该发现支持我国正在进行的会计准则国际化。

二、管理会计研究

(一)组织目标选择　对于组织目标的选择问题，许多人认为必须从“经济价值”指标角度阐述才能体现内部目标与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的良好契合。潘飞、文东华(2006)指出，该领域的经验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经济增加值等剩余收益指标是否比传统的会计指标更与公司价值相关；其二，使用以经济增加值等剩余收益指标的企业是否比其他企业创造了更多的价值。范松林、李文娟(2004)以宝钢钢管公司构建价值贡献模型为例，运用经济增加值和平衡记分卡等价值管理基本概念构建宝钢钢管公司的价值贡献模型。介绍了价值管理体系运作的初步效果。构建价值贡献模型不仅能使财务指标及非财务指标得到价值衡量，而且由于体系的健全运作，能使得价值中心保护价值，直至达到创造价值的目的。

(二)战略制定和组织设计选择　该类问题的分析，通常是从考察战略选择与组织的会计及控制系统设计之间的关系人手。金或睹、李若山、徐明磊(2005)通过对在新加坡发生中航油事件进行案例分析，借鉴2004年10月颁布的新COSO报告内容，从内部控制的八个要素角度，为我国企业如何借鉴国际企业风险管理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ERM)方法作出一个初步尝试。作者指出，有以下几方面值得关注：关注企业风险比关注企业细节控制更为重要；执行ERM框架比设计内部控制框架更为重要；将内部控制第一要素改为内部环境，注意目标设定及事件识别要素的创新。

(三)价值动因确认　该类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作业成本法；二是战略成本管理；三是平衡计分卡。张鸣、颜昌军(2005)根据战略成本管理(CSM)模式的构成要素，设计调查问卷，分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两个样本组，对其在九个构成方面的主要问题回答上进行样本均值检验；最后对上市公司样本(36个样本)的CSM与其可持续发展性(SD)进行Logistic回归，验证了企业战略管理与持续发展成正相关关系。而杨雄胜等(2001)为了解我国企业成本管理方面的情况，从2000年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有关企业的财务负责人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在调查中研究者主要选取了成本管理的三个方面(成本管理核算的总体情况、材料成本管理和制造费用管理)作为研究对象。调查结果表明，目标成本法在我国已得到较普遍的运用，但仍有待进一步改进；标准成本制度的施行有一定的难度；参与成本管理的组织设计原则应是制定标准(定额)与批准、监督标准(定额)的职能相分离；企业应采用作业成本法以适应崭新的制造环境。有关学者就作业成本法在我国的应用进行了案例研究。林斌等(2001)通过对我国铁路运输业应用作业成本法的案例进行调查分析后发现：作业成本法不仅适用于制造业，也适用于运输等非制造业；不仅适用于非国有企业，也适用于国有企业；作业成本法的实施需要领导重视，全员参与，尤其是技术工艺人员的配合；作业成本法的实施有赖于企业的会计、计量、统计等基础工作；作业成本法的实施应与企业的其他管理信息系统相结合；健全的市场体制和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将为作业成本法的有效运用创造条件和动力。张蕊、饶斌、吴炜(2006)通过对卷烟制造业的调研，在对其现行成本核算方法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论述了卷烟制造业运用作业成本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作业成本法运用于卷烟制造业的程序、成本计算模型，并运用结果进行测试和分析，总结出：卷烟制造业在运用作业成本法进行成本核算时，应合理确定资源成本动因和作业成本动因；应合理摊配剩余作业成本；应注重作业成本成本法中成本标的的层次性以及作业成本在完工产品与在产品之间的合理分配。

(四)制定行动计划、选择计量指标和设定针对性目标　该类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领域：一是投资和行动计划的选择；二是业绩指标的选择；三是业绩针对性目标的设定。于增彪等(2001)以中原石油勘探局1994-1998年预算管理的案例为基础，采用实地研究的方法，概括出集团公司管理的资金预算整合模式和全面预算整合模式，并认为每一种模式都是一个由若干阶段或要素组成、可运行、可操作的管理控制系统，为我国其他集团公司实现整合提供了可资效法的蓝本。其次，研究者从技术、组织、行为和环境四个维度描述了集团公司预算管理系统的特征，从历史和现状、理论和实务等方面阐述了我国集团公司推行预算管理的重大意义。最后，研究者阐明预算管理蕴含着“权力共享的分权”这一哲学思想，通过预算管理才能达到“分散权责、集中控制”的理想境界。熊焰韧、邱冠华(2007)引入心理学中的框架效应理论，以转移定价决策为例采取实验研究的方法，研究管理会计决策中的框架效应问题。研究表明，转移定价决策受到框架效应的影响，缓解框架效应有助于优化决策。

三、审计领域相关问题研究

(一)审计质量影响因素研究

良好的审计质量是注册会计师审计在委托机制中发挥作用的根本前提，而各种制度层面、会计师事务所或注册会计师的主观层面、

审计客户(上市公司)治理机制和盈余管理行为等客观层面都会对审计质量产生影响。

一是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及相关法规制度对审计质量的影响。Defond、Wong、Li(1999)、李树华(2001)研究了独立审计准则的颁布实施对于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以及审计市场集中度的影响。作者以1993－1996年的所有上市公司及其主审事务所、审计报告类型为研究样本，以事务所出具“非标准物保留意见”的比例作为独立性的替代指标，通过分析发现，采用严格的执业准则和对违反准则采取行之有效的处罚措施显著提高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独立性，且这种现象对于大事务所来说表现得更为明显。王振林(2002)通过审计费用决定因素的分析发现，我国的审计收费一定程度上可用来衡量审计质量的优劣，在会计制度和独立审计准则出台后，审计收费明显提高，从而意味着监管部门对于审计市场的规范有助于提升事务所的风险意识，从整体上改进审计质量。2003年10月，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联合《关于证券期货业务签字注册会计师定期轮换的规定》，将证券市场审计业务中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定期轮换行为予以强制化，规定了在一般情况下，签字注册会计师连续为某一相关机构提供审计服务不得超过五年。这一对注册会计师的强制轮换制度是为了防止提供审计服务的时间过长会影响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并进而对审计质量造成影响。所以，该强制轮换制度的实际效果如何，便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李爽、吴溪(2006)考察了我国证券市场中签字注册会计师的自然轮换规律以及强制轮换政策产生的初步影响。自然轮换状态下的经验证据显示，会计师事务所与上市客户之间的长期业务关系普遍以个别签字注册会计师的长期连续签名方式维系。强制轮换政策施行后，各证券特许会计师事务所对该政策的遵循程度从2003年审中的50％左右提高到了2004年审中的80％左右。通过观察签字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前后的审计结果变化，初步估计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强制轮换对提高证券特许会计师事务所公开报告上市公司潜在财务报告问题时的独立性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

刘星、陈丽蓉、刘斌、孙芳城(2006)以2001～2004年报中同时披露审计与非审计费用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审计独立性的替代变量，验证了非审计服务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非审计费用及其与总费用比重的大小对操控性应计利润没有明显影响。也就是说，在我国没有证据显示非审计服务的提供会影响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独立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6号――支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及其披露》在保持注册会计师独立性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可见，在我国目前的环境下，对相关披露机制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非审计服务的不良后果。刘峰、周福源(2007)运用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对促使国际四大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的原因究竟是因为高法律风险和还是为了保护自身声誉这一问题进行了检验。制度环境的分析表明，国际四大在我国的执业风险极低。作者运

用多种方式检验国际四大与国内所之间审计质量的差异，从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出具的概率、可控应计的数量和会计盈余的持续性三个角度来看，国际四大与非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并不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但从会计盈余的稳健性角度来看，强烈的证据表明国际四大甚至比非国际四大更不稳健。该发现支持法律风险决定审计质量假说。

二是事务所改制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王跃堂、陈世敏(2002)具体研究了脱钩改制对于审计独立性的影响。作者以改制前后的A股公司为样本，分别对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出具及其市场反应的变化情况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相对于1997年，1998年改制后的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比例显著上升，意味着审计独立性有所提高，但并没有证据显示审计意见的市场反应变得更为显著，即投资者并未立刻认可由于独立性的提高而可能带来的审计质量的改进。进一步分析表明，在改制的当年，注册会计师的财务风险意识虽然有所增强，但对于盈余管理问题的关注反而有所下降。会计师事务所如何通过合并实现良性的规模化发展，是近年来我国会计市场管理与实践的重要课题。刘明辉、李黎、张羽(2003)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了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与审计市场集中度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与审计市场集中度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函数关系，并且作者证明平均来说当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市场份额(按客户数)达到7.4％时，其审计质量达到最高。作者同时还发现审计质量与事务所客户资产规模成正向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显著，而且中外合作事务所审计质量并不比国内事务所高。根据以上分析结果，作者认为有必要在我国构造“寡占型”的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结构，大力培育较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形成规模经济性。这不仅有利于审计质量的提高，也有利于在会计服务业进一步开放后增强与实力雄厚的国际会计公司进行竞争的能力。与之类似，王艳艳、陈汉文(2006)以2001年至2004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审计质量与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关系后发现，审计质量与会计信息透明度正相关，其中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透明度显著高于非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进一步将内资所按业务收入排名划分为国内十大与非十大，按是否具备专项复核资格划分为具有专项复核资格和不具有专项复核资格的事务所后，审计质量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证据则比较微弱。因此作者认为，优化我国审计市场结构的出路在于鼓励国内事务所之间的强强联合或与外资所合作、合资，提高审计质量。

三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任期对审计质量的影响。陈信元、夏立军(2006)以中国证券市场上2000年至2002年期间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经过一定调整后的截面模型估计出的公司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考察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任期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事务所变更、事务所特征、行业成长性、公司规模、经营业绩、资产负债率、上市年龄以及样本所在年度后，审计任期与公司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呈,TU型关系，即审计任期与审计质量呈倒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当审计任期小于一定年份(约6年)时，审计任期的增加对审计质量具有正面影响，而当审计任期超过一定年份(约6年)时，审计任期的增加对审计质量具有负面影响。

四是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对审计质量的影响。蔡春、鲜文铎(2007)实证研究发现，在中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中，就总体而言，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负相关。进一步的分析则表明，目前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总体上独立性相对不高、易受行业内经济依赖度的负面影响和行业专长发展程度较低是造成这种负相关性的主要原因。

五是注册会计师更换时机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相对于前述的制度性强制轮换，此处研究的主要是审计客户出于某些动机而对注册会计师的“解聘”。陈武朝、张泓(2004)检验了审计师变更公司在新任审计师的第一年、前任审计师最后一年、倒数第二年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及其在不同年份之间的变化。检验结果表明，虽然前任审计师在其最后一年聘期内采取了比其他审计师更为稳健的会计处理方法，以致被公司变更；但新任审计师在第一年并未完全配合公司。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公司变更审计师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前任审计师、后任审计师的独立性均很强。这可能要归功于事务所脱钩改制，以及有关部门有效的监管措施。伍利娜、束晓晖(2006)的研究发现，较晚更换注册会计师的上市公司，相对于较早更换注册会计师的上市公司，不仅其财务报告的及时性显著较差，而且审计质量也明显较低，即仓促更换注册会计师会使得年报的及时性和审计质量较差。

六是审计客户盈余管理行为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徐浩萍(2004)从盈余管理的角度考察了我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的质量后发现，一方面，我国的注册会计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鉴别会计盈余管理的程度，这种鉴别能力与盈余管理的手段有关。相对操控的经营性应计利润而言，注册会计师在对以操控非经营性应计利润为手段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审计中表现出了较高的审计质量。另一方面，审计质量还和盈余管理的方向有关，虽然注册会计师对以增加利润为目的的正向盈余管理行为更加敏感，但是与对负向盈余管理行为的审计比较，并没有体现出更高的审计质量。而陈晓、陈武朝(2005)通过系统考察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与“保壳”和配股资格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后发现，尽管我国注册会计师已能够发现上市公司的一些会计问题，并开始对上市公司的某些会计信息失真问题说“不”，但这种独立性十分有限。当事关配股、利润分配等上市公司切身利益的事项时，注册会计师更多的是选择沉默。

七是审计客户(上市公司)治理机制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曾颖、叶康涛(2005)基于一个两时点大股东掠夺模型，考察了股权结构、成本与外部审计需求之间的关系。模型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成型曲线关系，而与外部审计需求成倒u型曲线关系。即成本较高的上市公司更有可能聘请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师，以降低成本，提高公司市场价值。作者以中国股上市公司2001和2002年的数据对上述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到支持。研究还表明，债务融资与外部审计在降低成本方面具有相互替代性。而唐跃军、李维安、谢仍明(2006)从公司治理角度所作的实证研究表明，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越强，其他大股东就越会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与注册会计师合作，配合注册会计师审计、发现控股股东的财务粉饰和造假行为，则上市公司年报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大，这提高了外部审计约束的有效性。赵子夜(2007)以2002～2004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非标准意见的说明段，发现其涉及事项和独立董事关注的公司非正常治理结构明显重合。进一步的检验则揭示，独立董事比例的增加能够提升公司机会主义特征激发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聘人行业专家型的独立董事则有利于公司的

营运能力激发标准的审计意见。所以，独立董事在规避渎职风险的过程中，通过充分披露信息来避免过高的机会主义阻止成本，和审计鉴证发生了协同效应。

八是检验审计质量的其他视角。刘勤、颜志元(2006)以2001～2004年间上市公司会计变更过程中暴露出的失当会计估计为研究对象，检验了注册会计师的独立审计质量。在控制了重大未决诉讼、债务水平、重大会计差错调整等因素后，研究发现，在会计估计变更前一年，注册会计师对公司的失当会计估计已有觉察并在审计意见中反映，会计估计涉及的项目个数、线上会计估计变更金额占全部会计估计变更金额的比例、客户规模以及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等因素对非标意见的出具具有显著的解释力；在会计估计变更当年，注册会计师非标意见的出具与会计估计变更涉及的项目个数、线上会计估计变更金额占全部会计估计变更金额的比例以及客户规模显著相关；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质量明显受到客户规模的影响，上市公司的规模与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质量负相关。

(二)审计意见影响因素研究　审计意见反映了注册会计师对审计客户财务报告真实性、公允性和完整性的评价，是外部利益相关者确信财务报告可信赖程度的重要依据。但由于受到审计客户等方面的要求或压力，注册会计师有时不得不修改审计意见以保审计业务在今后的延续。若审计风险过大，注册会计师也会做出相应的权衡，以决定最终审计意见的类型。孙峥、王跃堂(1999)对上市公司1995～1997年期间的审计报告进行分析后发现，注册会计师在对上市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中，确实存在着运用说明段改变审计意见性质的倾向，尤其表现在将保留意见变通为无保留意见加说明段。作者同时发现，这种操纵审计意见的倾向随着审计风险的趋小而明显变大，即在企业财务状况比较好时，注册会计师更可能通过变更审计意见的性质来迎合上市公司的要求。

章永奎、刘峰(2002)以1998年度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操纵越厉害，越有可能被出具非标准物无保留意，同时，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显示出更严格的审计质量控制。陈关亭(2005)基于我国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财务敏感区间、项目与审计意见的关系后发现，微利区间、重亏区间同非标准审计意见显著正相关，而配股达线区间、应计项目、线下项目同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关系不显著。此外发现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重、资产负债率、以前年度审计意见和事务所变更等因素对非标准审计意见具有重大影响，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和上市公司规模则对非标准审计意见没有显著影响，现金比率、上市年限、事务所排名等变量影响不具有时间上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三)审计意见的市场反应研究　与会计信息相同，注册会计师审计作为解决委托问题的重要手段，其审计意见的公开是具有一定经济后果的。李增泉(1999)以上市公司1993～1997年度审计意见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年报公告日前后20天内的市场反应。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作者发现，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公司与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公司在年报公布前后有不同的市场表现，从而意味着审计意见会对投资者的决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在进一步按照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具体原因分类后，文章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审计意见会引起不同的市场反应，但投资者并未对其进行严格区分。而陈梅花(2002)的研究结论却与上述结论有所差异。其以1995～1999年期间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非标准无保留意见为研究对象，未能发现充分的证据表明我国证券市场中审计意见具有信息含量。

(四)审计收费问题研究　一般情况下，审计收费应体现审计业务的复杂程度和注册会计师所面临的审计风险。而在审计服务供求双方共同因素的影响下，审计收费往往呈现出各种形式的异化。实证研究者主要就特定制度环境下的审计收费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根据张奇峰、张鸣、戴佳君(2006)的划分，审计收费的经验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审计收费的决定因素。张奇峰、张鸣、戴佳君(2006)根据其搜集的我国审计收费经验研究的统计结果发现，比较一致的结论是审计定价与客户规模、业务复杂程度、客户是否处于经济发达地区、注册会计师是否为国际五大显著正相关；而与客户盈利能力则没有显著相关性。

二是盈余管理、审计风险与审计收费。伍利娜(2003)选取了2001年报按照证监会要求披露审计费用的282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发现公司盈余管理的表现之一即净资产收益率处于“保牌”区间，与年度财务审计费用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而公司规模、是否由国际五大(四大)所审计显著正向影响年度财务审计费用。而王振林(2002)、李爽、吴溪(2004)从非主营业务利润比重的角度计量盈余管理，也发现客户盈余管理迹象与审计收费负相关。宋衍蘅、殷德全(2005)以变更事务所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公司盈余管理(操控性应计项目)与审计费用变化的关系后发现，继任注册会计师对于不同类型公司的审计收费确定标准不一。对于盈余管理动机强烈的公司，继任注册会计师倾向于以公司的盈余管理幅度来衡量审计风险，并为此要求较高的回报；对于财务状况恶化的公司，继任注册会计师则会根据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降低审计收费。

三是低价揽客、审计任期与审计收费。王振林(2002)的研究表明，在实施“脱钩改制”的1998年，注册会计师变更与审计费用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存在低价揽客现象。但随着1999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对事务所最低收费额规定的出台，注册会计师变更与审计收费之间的相关性不再显著。李爽、吴溪(2004)通过对审计任期和审计收费的关系研究发现，初始审计与长审计任期的客户总体上都付出了更高的审计费用。同时，在中长任期下，审计收费与非主营利润比重所蕴含的审计风险显著负相关，这支持了“长审计任期降低了事务所的风险敏感度”这一论点。

四是事务所规模、品牌与审计收费。朱小平、于谦(2004)研究发现，规模在前十大的事务所其审计收费显著高于其他事务所。漆江娜、陈慧霖、张阳(2004)的研究表明，国际四大的审计收费显著高于其他事务所，而且经国际四大审计的财务报表具有更低的操控性应计项目，因此，这种收费溢价被解释为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异质或声誉溢价。

(五)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研究　李东平、黄德华、王振林(2001)通过分析1999年和2000年34家公司注册会计师出具“不清洁”审计意见(注册会计师出具的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各种情形，包括带说明段的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保留意见加说明段、无法表示意见、拒绝表示意见、否定意见)与次年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之间的关系后发现，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与前一年度的“不清洁”审计意见变量成正相关关系。即在中国资本市场上，若注册会计师出具了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该会计师事务所则很可能在后一审计年度就被客户解雇。研究还发现，盈余管理风险变量与会

计师事务所变更不具备显著相关关系，这意味着注册会计师并没有因为上市公司过度的盈余管理而主动解除审计契约，规避潜在的审计风险。此外，盈余管理变量与审计意见类型变量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也表明注册会计师没有充分考虑盈余管理的风险，面对部分上市公司比较突出的盈余管理问题，仍然出具“清洁”审计意见。由此作者得出结论，注册会计师出具的“不清洁”审计意见本身是导致我国资本市场中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基本原因，而公司盈余管理导致的潜在的诉讼风险却没有引起注册会计师的足够重视。

四、会计规范问题研究

公司绩效审计篇8

2、20xx年审计工作重点是：以内控制度审计为基础,以经营业绩审计为中心，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加强审计意见的落实，充分发挥内部审计在防范风险、完善管理和提高经济效益中的作用，即在实施审计监督同时，提高审计服务职能。

二、20xx年度集团公司内部审计工作计划如下：

1、完善审计内控制度,促进集团内控管理健全与完善

⑴ 首先完善集团公司内审制度，做到审计工作有据可依，根据审计业务类型，准备建立《集团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审计办法》、《集团公司预算执行情况审计办法》、《集团公司合同管理审计办法》三项内审制度。

⑵ 内控制度是指公司为实现经营目标，保障资产完整、保证会计信息真实、促进经济活动健康有序进行而制定的一种内部协调、组织、制约、检查的控制系统，20xx年内审工作应该建立在公司内部控制的基础上，对其执行情况进行检查与评价，主要是评价内控是否健全、有效，可依赖程度如何;评价在其内控制度健全、有效、可依赖的前提下，在运行中是否得到认真的贯彻和执行，是否有利于公司的经营活动、促进公司的发展等，以便及时发现管理中的薄弱环节，从而确定审计重点，提高审计工作效率，保证审计工作质量，有针对性的提出审计意见，促进下属企业健全和完善内控制度，保证其经营活动正常运行。

⑶ 通过预算审计促进预算管理思想观念转变。目前公司费用开支的相关制度尚未健全，部分单位即以预算作为费用开支的标准(而非以费用制度为预算标准)，因此，费用开支丧失了计划性，部分项目突破预算范围。审计将配合财务等相关部门，建立与健全各项费用管理办法，制定相关费用开支标准，同时使之成为预算编制指引、规范性文件。

2、以经营业绩审计为中心，结合经济责任审计。

内部审计必须以公司经营业绩审计为中心，主要是对下属企业的每半年度经营业绩(预算执行)审计，通过经营业绩审计不仅要查错防弊，及时发现问题并予以纠正，逐步实现由发现型向预防型的转变，更重要的是要找出影响业绩提高的主要因素，分析原因，抓住关键，提出建议和意见，进而促进下属企业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在开展经营业绩审计时，内部审计应注意的问题是：经营业绩审计一定要与经济责任审计以及其他专项审计相结合，经济责任审计也就是对下属企业经营者年度或任期内的经营目标、经营任务完成情况以及真实性进行审计。集团公司不仅要加强离任审计，还应搞好任中审计，注重对下属企业领导干部任中经营绩效的评价。

⑴ 对下属企业经营业绩审计(年度审计、半年度审计)：

通过对下属企业20xx年度经营业绩审计，出具审计报告，提交集团公司考核小组，作为对各下属企业考核的依据。

通过对20xx年的半年度预算执行审计，发现预算执行过程与内控管理中存在问题，敦促其纠正问题、执行集团经营政策、落实经营管理措施，围绕集团年度经营目标提高经营效益。 ⑵ 结合经营开展经营专项审计，促进内控制度贯彻与执行

①收入合同审计

集团实行资金集中管理，各企业的收入应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并入账核算，禁设小金库，因此，对下属企业的各项收入项目是否纳入预算管理，收入金额全部入账，以及收入内控是否健全、有效进行审计。

②在各项成本费用支出进行跟踪审计

集团公司与下属企业签订经营责任书，但主营业务成本并不纳入业绩考核，并在ERP中实行预算控制，因此，对下属企业的主营业务成本的开支范围、标准、原始票据合法性进行审计，以确定下属企业各项成本费用支出的真实、合法性。

③工程项目的竣工结算审计

近年来集团公司不断有一些修缮工程竣工结算，工程竣工结算均聘请具有资级的工程造价资质的咨询公司审计，因此，主要是对工程招标、合同签订、竣工验收、付款进行审计。

三、依照“审后要追究、审后要整改、审后要运用”的原则，建立审计结果落实反馈制度，加强对审计意见落实情况的跟踪，并定期组织开展审计成果运用执行情况的检查。

1、对下发整改通知责令限期整改的下属企业，要及时进行回访，监督审计意见的落实，使企业存在的问题逐渐减少，同样的问题不重复出现，从而达到查违纠偏、防范未然、强化管理、规避风险的目的。

2、与集团公司各职能部门，尤 其是财务部要进一步加强合作与工作沟通，将审计部掌握的相关信息及时通报，避免管理、监督、考核脱节。

四、加大宣传力度，改善内审环境，加强审计人员培训，进一步提高审计工作质量。

公司绩效审计篇9

【关键词】

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审计

0 引言

基于公司治理下的内部控制是对公司治理活动的结果从合法性和公允性的角度进行评价，有助于促进公司治理活动的改善，保证公司治理目标的实现。随着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内部控制规范制定模式和内容已经不适应新形势下公司管理的需要。因此，需从控制目标、政策选择、内部审计、业绩评价等方面着手，分析内部控制弱化原因，采取控制手段，逐步构建公司治理视域下的合规内部控制体系。

1 内部控制弱化现象

1.1 控制性目标趋于弱化

公司内部控制可以分为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在会计监督系统中起自律作用，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采取补救措施，防患于未然。公司治理下的内部控制制度和体系总体上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内容上较片面和零散，松弛的内部监督管理机制，使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流于形式，形同虚设，失去了应有的刚性和严肃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的经济行为、经济业务和市场工具不断涌现，对企业内部控制提出更高的要求，以往对于违规违纪行为发生后才设法进行堵塞或惩处，导致内部控制成本较高、收效甚微，失去应有的效力。

1.2 会计政策选择弱化

由于在公司目标、领导政绩、配股、贷款和避税等不同层面均需要考虑会计政策的影响，因此，会计准则赋予了企业一定的自主选择会计政策的权利，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要求公司能够在遇见新问题和新发展的情形下，避免管理层考虑自身利益选择适应自己利益倾向的会计政策，从而出现信息不对称和权利不对称的现象，减少人为操纵利润和粉饰会计报表的行为。

1.3 内部审计弱化

由于企业文化、管理体制、公司差异、外部法律环境、内部员工配备等因素的影响，公司治理下的内部审计独立性会有所差异，但与之对应的内部组织机构、公司所有制形式和管理层对内部审计的观念并没有得到较大幅度的改变，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和审计委员会依旧按照旧有职责进行划分，经营管理和内部审计制度没有得到改变。虽然大多数公司内部都具有相应的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但在相应的审核过程中审计人员多将审计重点放在对财务数据真实性和合法性的审查，容易造成同级审计的瘫痪，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成为审计盲区。

1.4 业绩评价弱化

公司治理下的业绩评价多重视短期业绩评价的成绩，较少关注长期业绩评价成果，重视过往财务成果的创造，轻视未来公司的价值增长，重视有形资产盘整，轻视无形资产的业绩，重视与财务指标相关的体系，轻视业绩评价过程等。传统的财务业绩指标评价由于缺乏考虑战略经营目标的整合关系，将公司的目标设定为净资产回报率最大化，导致低盈利部门，为了提高平均投资回报水平，努力对项目进行投资，而高盈利部门由于担心投资回报率的降低而不愿意对项目进行积极的投资，从而造成企业竞争优势的衰退和核心竞争力的丧失。

2 公司治理视域下内部控制弱化成因分析

2.1 内部控制与审计风险分析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9号—内部控制与审计风险》指出：相关内部控制一般应当实现保证业务活动按照适当的授权进行；保证所有的交易和事项以正确的金额，在恰当的会计期间记录适当账户，使会计报表的编制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保证对资产和记录接触、处理均经过适当的授权；保证账面资产与实存资产定期核对相符等目标。西方COSO委员会报告《企业风险管理—总体框架》认为内部控制的目标分为战略性目标、经营性目标、报告性目标和遵从性目标。相比而言，内部控制的目标比较简单，仅仅限于查错防弊、会计资料的合法和保证业务的有效进行，并没有将企业经营的战略过程、企业营运效率等因素考虑在内。

2.2 会计政策制定供需各方博弈

不同的会计准则将生成不同的会计信息，影响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决策行为和不同主体的利益。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多是各方利益权衡和博弈的结果，由于制定的机制和制定的初衷需考虑国家层面，因此，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会出现政府对企业的会计政策的选择进行干预，企业也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会计政策，在操作过程中各方关注的角度和焦点不同，投资者关注公司的盈利能力，经理人关注业绩衡量有关的盈余指标，债权人关注企业的偿债能力。会计准则的制定和选择尽可能的避免机会主义和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发生，多方的供需诉求使会计准则在一次一次修改过程中不断完善，从而求得各方利益的均衡。

2.3 内部审计范围与风险扩展

我国的内部审计准由内部审计基本准则、内部审计具体准则和内部审计实务指南组成，由于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的差异，内部审计在本单位开展工作仍有较大阻碍，比如：认为内部审计在工作目标上没有特定要求；认为内部审计报告不具有法律效力；认为内部审计不能警示风险发生；认为内部审计依靠领导眼色，无实质性意义进行开展等，这都使得内部审计的开展范围受到限制，其工作质量更加难以保证。公司在经营过程中随着经营业务和规模的扩大，其涉及的经济往来日趋复杂，内部审计对象和预防控制点随之增加，相应的会计信息资料增加，差错和虚假的会计资料掺杂其中，内部审计范围的扩大，不仅加大了内部审计人员的审计责任，还增加了业务核算的范围和业务失察的可能性，因此需加强内部审计范围控制和风险预警，减少未知可能性造成的影响。

2.4 业绩评价考核与利用平衡

传统的财务业绩评价指标的数据来源于财务报表，是对公司已发生的经济活动的总结和报告，通过计算各项财务指标反映公司以往财务年度的经营状况，以期对未来经营状况做出合理的预测。由于传统财务业绩的评价重视各个部门的业绩考核，通常与之前一会计年度进行对比，会造成公司内部各部门间业务合作时，各自考虑自己部门的局部利益，只顾及完成各自的预算目标，缺乏与其他各部门间进行让步与协调，导致公司总体利益受损，从而影响全局目标的实现。现阶段，公司的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不仅关心公司的历史财务经营状况，更关心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企业战略经营目标的实现状况。大多数公司主要根据财务报表业绩对管理者实行奖惩，必然导致公司管理层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为了完成短期目标或达到预定的投资报酬率而往往采取一些短期行为，不利于公司技术创新，使公司逐步降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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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立冬.ERP下的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系统模式[J].会计之友，2013，（11）：64-67.

公司绩效审计篇10

1992年，哈佛商学院的罗伯特.卡普兰教授和复兴全球战略集团创始人兼总裁大卫.诺顿共同创立了用于内审部门绩效考核的可行性平衡计分卡。这种平衡计分卡是主要以公司的战略目标为导向并根据顾客、财务、学习创新和内部业务流程四个方面来制定的相对详细具体的评定企业绩效的指标。

一、平衡计分卡运用于内审部门的可行性

首先，当代的内部审计的职能逐步转换，这种职能的转换呼吁适合现代社会需求的平衡计分卡出现。当下的内部审计中一改以往对运作账目的复核和监督，而是演变为从公司的内部控制、治理过程和风险管理来进行评价和估量以此来达到公司内部的战略目标。

其次，相对于其他考核方法，平衡计分卡具有绝对的优势。跟以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为核心的投资回报模型、目标管理、增加值和关键绩效相比来说，平衡计分卡能够在各项指标间寻找出最合适的平衡，这样就有利于全面评价绩效。

最后，平衡计分卡为实现和解决绩效评价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在内部审计中，其主要责任是为了更好的改善管理、 防范风险、完善内部控制并且改进业务流程，完善并提高公司的管理制度和内部体系，对公司的产出进行有效的衡量。介于内部审计的种种复杂性，平衡计分卡可以变这种复杂为简单，并进行准确的计量。这是源于平衡计分卡是一种十分准确的计量工具，能够很好地解决内部审计部门产出于不同企业产出的不确定性。

二、平衡计分卡的内部审计绩效考核体系的构建

（一）财务维度

在财务维度方面应该注重内部审计部门如何能够在消耗尽可能少的资源的情况下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使得企业能够迅速成长起来。在财务维度方面应该从不必要的作业、外部审计费用、直接和间接审计成本等为主体的三方面来进行评价考核。

（二）客户维度

严格上来说，内部审计是一个能够通过对内部的控制、对组织的风险管理进行效果评价和改善，以此来提高组织的价值并且改善公司内部组织的运营情况。由此，对客户维度的评价可以从：审计建议被采纳的比例、客户对内部审计工作的满意程度、审计后控制失效或意外发生的数量、内审部门被投诉的次数、是否及时发现并反映偏离战略的行为等五方面来斟酌衡量。

（三）内部流程维度评价

对于内部审计的质量，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内部审计的每一个程序的执行情况，内部审计的每一个程序的执行情况很直接地影响了审计的质量并且间接地影响了内部审计的每一个程序执行情况直接影响了审计的质量，进而影响内部审计部门的绩效。那么对于内部流程维度的评价就可以从调整工作流程的次数、已经展开的内部咨询评价的数量、发现重犯事项的数量等几个方面来评价。

（四）成长与创新维度

如果内部审计要达到实现公司目标的能力，仅仅做到以上三个维度是不可能实现这一愿望的。内部审计必须不断地更新完善，在完善中不断成长。成长与创新维度的设定，为以上三个目标的实现做了充分的前提和准备。那么成长与创新维度可以从单位中任意基数的员工平均的审计人员数量、拥有资格证书的审计人员的百分比、内部审计人员的平均审计工龄、内审人员的人均年培训时数等四方面进行详细的评价。

三、基于平衡记分卡的内审绩效考核体系的实施

（一）根据企业战略规划建立符合自身发展的考核体系

企业内审部门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的建立应该符合自身公司的管理以及战略理念，内部审核的目标应该与企业的长久发展、各个阶段的目标以及战略行动一脉相承。这样，内部审计的员工在对公司经营理念以及内审部门的绩效考核体系了解的同时，会更加明确自身在该企业发展过程中该尽的责任和义务，从而有助于内部审计价值的实现和达成。

（二）建立有企业特色的指标体系

每个企业在运用平衡记分卡时，都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不能照搬照抄其他企业的模式。照搬照抄其他的企业模式不但不会发挥平衡记分卡的优点反而会对正确评价内审部门绩效产生阻碍和负影响。平衡记分卡指标的数量要根据所在部门的发展阶段、服务内容等方面来定，并不能说平衡记分卡的指标越多就越好，建立符合自身的指标体系是最重要的，这样才能够提高考核的有效性。

（三）突出平衡记分卡中的平衡因素

在平衡记分卡的实际运用的过程中，内部审计部门应该提高对各类指标关系的认识。首先应该对非财务指标和财务指标之间的平衡关系有一定的认识。传统的财务指标比较注重结果但是不注重实际的操作过程，而非财务指标恰恰能够弥补这一财务指标这一缺陷。其次，对于前导指标和滞后指标的平衡关系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前导指标有利于驱动滞后指标的实现，而滞后指标也可以显示前导指标的效果。最后，认识长期指标与短期指标的关系。短期指标具有一定的不足和不全面，长期指标正好弥补短期目标的这一不足。

（四）绩效棱柱与平衡记分卡

绩效棱柱模型是2000年，由克兰菲尔德学院教授Andy Neely与安达信咨询公司合作开发的三维绩效框架模型，用棱柱的五个方面分别代表组织绩效存在内在因果关系的五个关键要素：组织战略、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利益相关者的贡献、业务流程和组织能力。和平衡计分卡相比较来说，绩效棱柱模型从只关系一个或两个利益相关主体的观念中转变过来，逐步关心自制所有重要的利益相关主体，在从利益相关主体那里得到贡献的同时，还关注利益相关主体的满意。绩效棱柱模型的不同的地方在于：绩效棱柱模型既强调了利益相关主体简直的取向，又测量了利益相关主体对组织所做的贡献。

平衡计分卡是战略性绩效评价方法，是将企业或部门的战略规划为战略行动的工具。但并不是完全适用于任何一个部门绩效评价，将平衡计分卡引入内部审计部门，必须结合内部审计部门的特征，才能真正发挥平衡计分卡的作用。所以，把平衡计分卡模型引入到内部审部门中，必须对其进行修正。

1、审计成果（财务成果和质量成果）

原始平衡计分卡的终点是财务业绩，这是部门绩效反映出来的结果。结合上文讨论的内部审计的特点，作为服务性部门，内部审计部门绩效评价的最终结果除了财务表现，还有质量表现。通过强调对质量的评价，能够有效引导内审人员从源头上学习与创新，过程中改善审计流程，同时考虑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满足他们的需求，从而提供高质量的内部审计服务。

2、利益相关者

上文讨论了内部审计部门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有审计委员会、高级管理层、经营管理层、内部审计员工以及外部审计师。同时还借鉴了绩效棱柱的思想，讨论了各个利益相关者对内部审计部门的要求和贡献。内部审计部门作为服务性部门，很长时间在组织中得不到重视，或者流于形式，没有真正发挥改善组织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作用。内部审计部门需要得到各方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和共同努力才能发挥职能的最大作用。因此通过平衡记分卡，从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对内部审计部门绩效评价，能够最大限度的公平公正的进行内部审计绩效评价。

3、内部审计流程

内部审计流程是内部审计服务质量的重要支撑，是内部审计绩效的硬件影响因素。如果没有先进的内部审计流程，内部审计的地位再高，独立性再强也不可能产生高的绩效。所以内部审计流程是内部审计绩效的基础，这个维度内部审计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必须怎么做才能贡献于企业的战略？这个层面需要在审计委员会的指导和支持下，内部审计部门根据公司战略，创新审计程序，完善内部审计制度，优化审计流程，提高内部审计效率。

4、学习与创新

内部审计贡献于企业的战略管理，必须不断地学习和创新。企业所生存的环境千变万化，因此企业的战略也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对内部审计的流程不断提出新的挑战。学习与创新是上述其他各方面的推动力，是内部审计绩效的深层次驱动因素。当代内部审计部门已经成为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的参与者。内部审计业务也从单纯的查错防弊扩展到更广的领域。信息技术在组织内的大量运用，也将改变审计范围和审计方式，非现场内部审计已经在许多组织中得以运用，并且为组织价值创造做出贡献。内部审计人员只有不断学习和创新，才能适应内部审计的发展要求，改善内部审计流程，开发新的审计技术，满足被审计单位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实现内部审计部门自身目标与企业整体目标。因此，要经常对内部审计人员进行培训，加强内审人员的沟通技巧，激发他们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技术，尊重他们的创新成果。

经过上述阐释，修改后的平衡计分卡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循环框架，各个层面之间存在链接关系，环环相扣，以表及里，能够全面的评价内部审计绩效，同时也能够追溯到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以及发现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帮助企业和内部审计部门进行反思和调整。

综上所述，平衡计分卡原理为我们进行政府绩效审计评价提出了一个相对方便灵活的方法途径。这个相对方便灵活的方法途径是比较科学的，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不能确定统一的指标体系，更不能照搬照抄其他企业的固定模式，即使同一组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有所不同。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都是实际的、独特的，因此在运用的过程中必须按照组织的的特点进行选择。这既是开展绩效审计面临的难题也是其魅力之所在，这就需要审计人员在实践中不断的探索、总结和修正，秉承服务的理念，并就评价问题与被审计单位进行充分沟通、协商，取得被审计单位的支持与配合，才能更快更好地推进我国绩效审计实践的开展。

参考文献：

[1]陈枫.基于平衡记分卡的内部审计部门绩效考核指标体系[D].福建：厦门大学，2007

公司绩效审计篇11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01年底“安然事件”曝光以来，美国相继爆出环球通讯、世界通信、朗讯科技、美林公司等国际性大型上市公司的会计造假丑闻，引发了世界各国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司绩效、财务风险的关注。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已经意识到，有投资价值的上市公司不仅需要有良好的经营业绩和发展前景，还必须拥有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和财务风险预警机制，因此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全面性日益成为监管机构和投资者关注的焦点。

虽然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还存在不少不规范的现象，但是从2000年11月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制规则》，到2008年6月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充分表明我国针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政策规定在不断完善。截至2012年4月30日，2011年度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已经完成，其信息披露状况如何，以及上市公司披露违规行为与公司绩效、财务风险有何关系，本文利用2008年至2011年度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数据加以实证分析，解释上市公司披露违规行为与公司绩效、财务风险的关系，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和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的研究有较为充分的探讨和分析，却鲜有涉及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相关性的研究，对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披露与公司绩效、财务风险的关系尚未进行深入探讨。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披露问题是公司内部控制层与外部广大投资者在信息获得方面的矛盾派生出来的，违规行为的披露是公司经营状况和发展预期的重要信号。因此，本文尝试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披露与公司绩效、财务风险的关系作初步探讨，以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并对公司内部信息的提供者与监管者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与公司绩效的关系

McMullen，Dorothy和Ragahunandank（1996）对1993年2 221家公司年报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涵盖面较广，内容有审计委员会的活动（665家）、合理保证概念（653家）、资产的安全防护（600家）、内部审计问题（566家）、交易的授权与记录（452家）、内部控制的成本与效益考虑（304家）等；上市公司披露全面且真实的信息对投资者而言是一个正面的信号。上市公司可能基于配股、增发条件考虑，出现粉饰报表和隐瞒信息的行为。盈利能力越差，偿还债务能力越差的公司越有可能从自身利益出发，故意把一些重大或临时信息隐瞒不报，或者直到信息半公开化时，才对外公布披露，即发生信息披露违规行为。本文假设1：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与公司绩效负相关。

（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与财务风险的关系

Carslaw（1991）对新西兰的上市公司调研发现，资产负债率高的公司更倾向于晚披露公司年报；Hermanson（2000）分析了九种财务报表使用者对上市公司披露信息的需求，结果发现，调查对象认为自愿披露和强制披露都能促进公司的内部控制，改进公司的经营管理。于东智（2001）在研究股权结构、治理效率与公司绩效关系时发现，资产负债率与公司治理业绩呈较强的负相关。上市公司的偿债能力和资产状况是上市公司发展前景和业绩考评的一个重要衡量因素，因此资产负债率高的上市公司为了粉饰自己的财务状况会选择隐瞒借款、担保等相关事项，进行违规信息披露的可能性就更小。本文假设2：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与公司财务风险负相关。

（三）审计意见类型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影响

Whittred，Keller和Bamber（1992）等研究认为非标准审计意见会延迟初步财务公告和审计报告的披露；巫升柱，王建玲（2006）研究表明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公司较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公司更及时地披露其年度报告。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分为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否定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无保留意见意味着注册会计师认为会计报表的反映是合法、公允的，能满足非特定多数的利害关系人的共同需要，可以作为公司经营绩效和财务风险的参考依据；而其他意见审计报告可能意味着会计政策的选用、会计估计的作出或会计报表的披露不符合国家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本文假设3：审计意见类型会对财务风险、公司绩效和披露违规行为的相关关系产生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考虑数据的代表性和时效性，本文选取在上海和深训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2008—2011年这4年的上市公司年报作为研究的总样本，并从中剔除了若干数据不齐全的样本公司，最终得到2 094个有效样本。

本文选用的财务报告和数据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CSMAR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意见数据库、中国上市公司违规处理研究数据库；相关数据的统计和处理通过Excel和SPSS 16.0软件完成；对样本中年报信息披露的查阅和统计由笔者手工完成。

（二）检验模型

2.控制变量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为验证审计意见类型对财务风险、公司绩效和披露违规行为相关关系的干扰，将模型1的变量AOPIN分为AOPIN=0和AOPIN=1两种情况分别予以验证。

当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AOPIN=0）时，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Tobin’s Q值、资产负债率、Z指数与披露违规行为次数的相伴概率值均小于0.01，表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回归关系；当审计意见为除标准无保留意见外的其他意见（AOPIN=1）时，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Tobin’s Q值、资产负债率、Z指数与披露违规行为次数的相伴概率值均大于0.01，表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回归关系不明显，反映出在加入变量审计意见前后，净资产收益率、Tobin’s Q值、资产负债率、Z指数与披露违规行为次数的相关性发生了显著变化。这说明审计意见类型会对财务风险、公司绩效和违规行为披露次数的相关关系产生影响，即假设3审计意见类型会对财务风险、公司绩效和披露违规行为的相关关系产生影响也得到验证。具体的样本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

五、结论

本文探讨了上市公司绩效、财务风险对违规行为披露次数的影响情况。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一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二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与公司财务风险显著负相关；三是审计意见类型对公司绩效、财务风险与违规行为披露次数的相关性产生明显的扰动作用；四是公司治理结构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披露也会产生影响。因而，在加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监管时应着重强调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建构和作用的发挥。此外，财务状况不佳的公司更倾向于隐瞒和虚假披露信息，这是由于上市公司管理层急功近利，为维持和粉饰公司的经营业绩而采取的短视行为，对此，有必要加强治理和引导。

本文研究的局限性：一是所选取的变量主要选择了具有较强代表性的变量，并未涵盖反映公司绩效、财务风险和公司治理结构的所有方面，也未采用因子分析来从多个原始变量中构造出少量具有代表意义的因子变量；二是样本选取较少，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研究的效度；三是由于数据收集能力有限，还有其他可能影响违规行为披露的因素没有考虑，比如行业特征、所有权结构、是否设立审计委员会、是否被特别处理等，这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

[1] 万欣荣，郑新，何朝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动因研究[J].广东社会科学，2007（1）.

[2] 方红星，孙■.强制披露规则下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基于沪市上市公司2006年年报的实证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07（12）.

[3] 巫升柱，王建玲，乔旭东.中国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及时性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06（6）.

公司绩效审计篇12

研究显示，管理层业绩预告有利于降低长期隐含期权的波动性［10］。发现，管理层业绩预告提高了公司股票的流动性［11］。这些研究表明，管理层业绩预告改善了公司整体信息环境和透明度，导致审计师将客户视为低风险客户。因此，自愿性业绩预告与审计费用负相关。另一方面，研究却发现，审计费用与年度业绩预告披露显著正相关，说明审计师将业绩预告视为审计风险增加信号［12］。以业绩预告作为自愿性披露替代变量，验证其与审计费用也存在正相关关系［13］。我国业绩预告制度本身是对业绩趋势出现反转、业绩波动大的公司强制执行，目的是为了减缓年报业绩披露的过大冲击。而业绩重大波动的公司需要更多审计投入［14］。按照这一思路分析，业绩波动幅度大意味着公司经营风险高，而高风险客户往往会增加鉴证风险，依此收取风险溢价。审计费用作为审计投入的变量，被视为审计师执业行为的风险补偿［15－17］。因此，强制性业绩预告披露与审计费用存在正向关系。依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1。H1:当期审计费用与业绩预告披露正相关。

2、业绩预告与机会主义盈余管理

进一步分析，业绩预告中的好消息与坏消息对市场的影响一致吗?国内外文献均显示，坏消息的市场反应大于好消息［18－20］。进一步研究发现，披露好消息的异常收益为正而坏消息的异常收益为负［21－22］。因此，从风险偏好分析，人们对坏消息的敏感度要高于好消息，坏消息往往视为业绩不良的高风险信号，受到投资公众的关注度要高，而好消息公司恰好相反。等在其经典文献综述中将盈余管理分别界定为机会主义盈余管理(管理层“机会主义”地利用会计选择权来操纵会计业绩)和信息驱动型盈余管理(管理层“合理运用”会计选择权向外界投资者传递与公司发展相关的信息)［23－24］。大量的研究表明，业绩预告与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相关联，一方面，将管理层业绩预告归因于短视行为，为了达到短期业绩目标，而不是立足于长期的价值创造［25］;另一方面，管理层具有迎合之前业绩预告而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26－27］。这些短视行为下的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动机，将增加财务报表错报风险，引起会计舞弊风险。同时，也存在信息驱动型盈余管理证据，研究发现，即将再融资的上市公司管理层更倾向披露好消息，从而利用市场可能出现的定价错位达到顺利融资的目的［28］。以我国业绩预告为背景的研究结论发现，披露业绩预告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显著高于未披露的公司，强制披露业绩预告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显著高于自愿披露的公司［29］。同时，有学者发现，2005至2011年间，35%的上市公司符合强制性业绩预告披露要求，因不想公司股价下跌，影响市场最大化目标而选择了不披露利好消息［30］。依此推理，披露好消息公司是否代表着更大的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呢?相比而言，识别机会主义盈余管理的客观证据更为间接，也意味着审计证据的搜集和审计判断更为困难，审计师也不得不更加依赖于管理层提供的主观证据，进而固有风险更高［31］，同时，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对应的会计盈余不确定性程度更高，导致相应的审计风险和审计成本增加，这会外在地表现为审计费用的提升［32－34］。基于此，提出假设2。H2:审计费用与强制性披露好消息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正相关。坏消息披露的重要原因是诉讼成本的存在，公司在盈余公告前自愿披露坏消息可大大减少相应的赔偿金额［35－36］。而我国业绩预告样本研究发现，业绩预告违规有关的处罚或与其他违规行为有关的处罚都没有降低后续业绩预告违规的概率，甚至出现了反作用［37］。因此，违规成本低的法律环境下，拥有坏消息的公司是不愿主动自揭其短的［38］，此时，强制性披露制度对于坏消息公司可以大大提高其信息披露的及时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其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动机，同时也大大缩小了审计师风险定位的范围，有的放矢，减少不必要的审计投入，因此，提出假设3。H3:审计费用与坏消息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

3、审计费用、年报重述与业绩预告

国外以自愿性披露样本研究发现，年报重述后，管理层会减少随后的季度盈利预测行为，即使是，其精度与乐观偏好也大大降低［39］。为了避免诉讼等惩戒，管理层在年报重述后对好消息持保守态度。宋云玲等研究发现，我国业绩预告违规成本低［9］，管理层是否会将以迎合业绩预告而披露的好消息通过年报重述的方式加以掩盖?因此提出假设4。H4:相比于坏消息公司，好消息公司的审计费用与年报重述正相关。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笔者选取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5－2012年度业绩预告及年报重述样本。业绩预告、年报重述、所有权性质和控制人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其他公司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审计费用数据根据数据进行匹配对照而得。删除变量缺失公司和金融保险业公司，最终得到3578个观测值。为了消除异常值的影响，对所有样本的连续变量进行了1%和99%分位的Winsorize缩尾处理。运用样本数据进行处理。

2、研究设计和模型建立

业绩预告与审计费用的关系是笔者的重要假设。从审计风险模型分析，重大错报风险越大，检查风险越小，意味着需投入更多的时间和成本将审计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强制性信息披露主要是为了防止业绩变动大的公司最终年报引起市场大波动而强制要求披露的，这部分公司本身蕴含高风险，发生重大错报的概率高，从而影响审计投入水平(审计费用)。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并参照张然等［40］的研究，将预警类型为“预减”、“预增”、“扭亏”、“首亏”和“续亏”的样本定义为强制性业绩预告;将预警类型为“略减”、“略增”、“续盈”和“不确定”样本定义为自愿性业绩预告。引入哑变量forecast，强制性赋值为1，否则为自愿性披露，赋值为0。在经典的审计费用影响因素模型基础上，引入业绩预告披露。建立基本模型(1):(1)模型(1)主要是为了验证强制披露业绩预告对审计费用是否具有解释力，即系数是否显著为正。由于笔者的重点测试在于业绩预告是否对盈余质量有提升作用，因此在这里进一步将样本分为高盈余管理组与低盈余管理组。采用(2005)经调整模型计算出可操控性应计DA，以业绩预告年份为时间界限，对公司年度可操控性应计进行双差分处理，业绩预告当年与上一年可操控性应计的差额取绝对值，代表业绩预告前盈余管理程度波动幅度，而业绩预告后，下一年与本期可操控性应计的差额取绝对值，代表业绩预告后盈余管理程度的强弱，取两者的差额，则代表公司在业绩预告前后期间的盈余管理程度，这一数值越大，表示公司盈余波动幅度大，存在较高的盈余管理水平。最后将DIFF高于DIFF中位数的一组定义为高盈余管理样本，低于或等于DIFF中位数的一组定义为低盈余管理样本。分别检验高低盈余管理组的系数是否显著。控制变量的选择参见表1。在模型(1)的基础上，根据袁振超、岳衡的研究［41］，将预警类型为“略增”、“预增”、“扭亏”和“续盈”样本定义为好消息，将预警类型为“略减”、“预减”、“首亏”和“续亏”样本定义为坏消息，引入哑变量news，好消息赋值为1，坏消息赋值为0。因此，将样本划分为好消息公司和坏消息公司两组。同时，为了观测好消息公司与坏消息公司业绩预告与以后年度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构建交乘项news•high，按业绩预告后盈余管理波动幅度变量分组，高于其中位数的为高盈余管理组，对high赋值1;否则赋值为0，代表低盈余管理样本组。基于此，建立模型(2):模型(2)主要检验假设2和假设3，将强制性披露样本分为两组:一组是业绩预告好消息公司，另一组是业绩预告坏消息公司。其中high回归系数2代表坏消息公司，而2+3是好消息的公司，代表审计费用对高程度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系数为负，代表审计对高程度盈余管理行为具有抑制作用;系数为正，则表示审计在其中不能发挥相应的治理作用。3表示高盈余管理样本组在平均盈余管理水平上，审计对好消息公司高盈余管理行为的调节作用，系数为正表示好消息公司的盈余管理更倾向于机会主义类型，进而对审计费用产生增量影响。所以，笔者观察系数2是否显著为负值，以检验假设2;3是否显著为正，以验证假设3。同时，将是否发生变脸的强制性业绩预告公司作为划分依据，进行稳健性检验。(3)模型(3)是为了验证假设4，好消息公司是否通过年报重述来消化以前年度盈余管理下的利好消息，从而导致提高审计费用并不能降低该类公司的重述行为3为正，则说明好消息公司的重述行为与审计费用正相关，验证假设4。

三、实证结果

1、描述性统计

业绩披露样本中，自愿性披露仅占5.95%，强制性披露公司中，好消息占59.52%，坏消息占40.48%。强制性业绩披露样本来看，好消息公司的审计费用、资产规模、资产收益率、公司价值以及固定资产销售收入比均高于坏消息公司，说明好消息公司成长性指标更高。同时，发现好消息公司非标意见平均比例为7%，而坏消息公司为25%，这是否代表好消息公司盈余质量一定好于坏消息公司呢?笔者进一步从盈余管理角度分析。由表2可知，业绩预告前两年，本年与上一年可操控性应计金额之差的均值与中位数，好消息样本为正值，而坏消息样本为负值，这说明业绩预告当年，好消息公司可操控性应计大于上一年，而坏消息公司正好相反，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好消息公司存在利用盈余管理手段迎合业绩预告的行为。同时，两者均值与中位数均有显著差异，说明业绩预告前，好坏消息公司存在显著的盈余管理差异。而业绩预告后两年，好消息公司可操控性应计差额均值与中位数均为负，而坏消息公司正相反，说明业绩预告后好坏消息公司出现了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水平的反转，好消息公司业绩预告前向上操控，之后向下操控;而坏消息公司正好相反。从理论上讲，盈余管理本身也有成本效益的考虑，这里有必要分析不同程度盈余管理样本组之间的差异，因此，基于业绩预告前后盈余管理程度的波动幅度(预告前两年与后两年可操控性应计差额的绝对值之差)来衡量盈余管理水平，按其大小划分业绩预告样本组高低盈余管理样本既可行也有必要。同时，笔者发现，好消息公司与坏消息公司的审计费用存在显著差异，年报重述比例也存在显著不同，这为进一步观测公司是否利用业绩预告消息掩盖以年报重述为盈余管理手段的行为提供了很好的佐证。另外，对样本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相关系数低于0.6，通过VIF检验，样本VIF均值为1.75，远小于10，因此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2、回归结果

为了控制公司不同年度审计费用间的自相关，以下多元回归均进行了公司层面聚类稳健标准差处理。(1)针对H1的面板数据回归和结果分析模型(1)的回归结果见表3。首先，表3中第1列是对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回归系数为0.034(t值为1.37)，显示业绩预告披露与审计费用关系不显著。在进一步分组中，发现高盈余管理程度的样本组，业绩预告披露与审计费用回归系数为0.084(t值为2.24)，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低盈余管理组并不显著，说明审计师会对业绩预告披露中盈余波动幅度大的公司增加审计投入，在挖掘潜在风险的选择上有效利用了业绩预告信息。因此，高盈余管理程度的样本组H1是成立的。(2)针对H2、H3的面板数据回归和结果分析针对假设2、3的回归结果见表4。强制性业绩预告样本中，列(1)表示好消息是否会影响审计费用，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同理，列(2)high的回归系数也不显著，说明无论是好消息还是高盈余管理程度与审计费用均影响不显著。而列(3)中交乘项回归系数3为0.055(t值为2.47)显示出，对好消息公司的高盈余管理行为并不能通过审计收费产生抑制作用，反而呈现出较强的机会主义倾向，对审计费用造成增量影响，验证了假设2。同时，回归系数2为－0.045(t值为－2.37)说明，与好消息公司相反，提高审计收费可以减少坏消息公司的高盈余管理行为，该结果验证了假设3，但同时说明，高盈余管理行为公司通过好消息掩盖了其行为实质，对市场认知造成一定的偏差，也转移了审计师的注意力，造成审计行为对好消息公司的盈余管理估计不足。(3)针对H4的面板数据回归和结果分析针对假设4的回归结果见表5。就强制性样本来看，列(1)中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提高审计收费并不能从总体上抑制该样本的重述水平，但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消息类型的年报重述受审计费用的影响趋势不同，列(3)交乘项的回归系数3为0.044(t值为1.75)，表示好消息公司的年报重述行为并不因增加审计投入而减少，甚至出现了显著的正相关。相应的坏消息公司回归系数2为－0.032(t值为－1.68)，出现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从而验证了假设4。以上分析显示，坏消息公司在加大审计力度的前提下，重述下降，而好消息公司审计费用与年报重述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审计师并不能有效识别业绩预告好消息公司背后的盈余质量，以年报重述为盈余管理手段的盈余管理行为可能大行其道。

四、进一步检验

1.CA强制性业绩预告的市场反应

为了证实信号理论，进一步对强制性业绩预告的市场反应进行检验。如果投资者将高审计收费视为高信息质量的代表，那么就会对支付高审计费用的公司作出较强的反应。利用［42］模型做进一步市场反应的检验。以业绩预告日(－1，1)为窗口估计，以(－10，－45)为估计期，由于业绩预告日投资者会根据已有信息判断公司状况，因此依据模型将期末市场价值资产负债率、个股周回报标准差(STDET)取上一年数据，分析师跟踪人数以当年分析师跟踪人数加1后取自然对数，表示当年或上年是否亏损，控制年度效应。其中，超常审计费用的计算是以模型为基础，加入控制变量构建审计费用模型计算得出的残差，即为。这里不难发现，市场对高盈余波动的好消息公司存在一定的疑虑，但因信息处理能力受限，迫切希望通过有效的信息鉴证来缓解这种信息不对称，从以上数据来看，高盈余波动的好消息且存在高审计费用的公司，市场反应强度减弱，某种程度上，这一市场反应是对好消息公司高审计费用背后所代表的高盈余管理程度的有效纠偏。

2、自选择检验

由于管理层业绩预告披露行为不是随机产生的，可能导致自选择偏差，这里利用两步估计法对样本进行检验，从似然比检验显示，可以拒绝原假设，应使用样本选择模型，即样本不存在自选择问题。

五、稳健性检验

由于在第三季度预测全年业绩，存在各种不确定性，预测准确难度较大，证券交易所补充强调:上市公司披露业绩预告后，如果预计年度业绩与已披露的业绩预告差异较大，应当及时披露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修正行为本身向市场传递着要对市场期望业绩进行纠偏的功能，同时也说明管理层对自身经营不确定性程度较高，“变脸”用于描绘上市公司在业绩预告过程中出现的反复行为，即前后两次预告中对业绩或业绩变动类型的估计不一致。我国强制规定业绩预告的修正，审计师是否将“变脸”视为高风险信号?因此，进一步对强制性披露样本进行另一种划分，一组是发生变脸的公司;另一组是未发生变脸的公司。结果发现在进一步分组中，审计费用与变脸公司业绩预告正相关，但对变脸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没有抑制作用。对于未变脸公司而言，审计费用仅与坏消息公司盈余管理水平负相关，与好消息公司正相关。上述结论依然稳健。同时，对可操控性应计利用修正的验证，结果依然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