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论文篇1

佛教伦理思想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但其基本的原则或可涵盖大部分内容的纲要则不多。在笔者看来，可主要概括为三条，即：平等观念、克己观念和慈悲利他的观念。

（一）平等观念

佛教在印度不是产生最早的宗教，而且在印度历史上通常也不是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在印度历史上产生较早（早于佛教）的是婆罗门教。婆罗门教及后来由其演变而成的印度教是印度历史上通常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婆罗门教反映了印度社会里四种姓中的婆罗门种姓阶层的意识形态。这种宗教主张：吠陀是天启的，祭祀是万能的，婆罗门种姓是至上的。在佛教产生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印度的思想界一直为婆罗门教所主宰。印度社会中流行的伦理思想是婆罗门教的伦理思想，它在总体上要维护种姓制度，坚持在诸种姓中婆罗门第一，下等种姓要服从上等种姓。这种状况一直到了佛教产生后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佛教在产生时主要代表了印度四种姓中属刹帝利和吠舍种姓的一部分人的思想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政经利益和主张。佛教（特别是早期佛教）反对婆罗门教的种姓观念。认为人的高低贵贱并不是由于人的出身，而是由于人的行为。出身卑贱的人一样能成为贤人。如《别译杂阿含经》卷第五中说：“不应问生处，宜问其所行，微木能生火，卑贱生贤达。”《长阿含经·小缘经》中说：“汝今当知，今我弟子，种姓不同，所出各异，于我法中出家修道，若有人问：汝谁种姓，当答彼言：我是沙门释种子也。”佛教在这里明显是主张一种平等的观念。即反对婆罗门教的四种姓不平等理论。不过，客观地说，佛教反对种姓间的不平等是有一定限度的，它主要强调无论种姓高低都毫无例外地有权利加入佛教组织，修习佛法。它的种姓平等理论的出发点是为了把佛教的影响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去。佛教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种姓制，它不可能真正开展一场消除种姓制度的社会改革运动。尽管如此，佛教的这种在一定范围内反对种姓不平等的观点在历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对印度正统婆罗门教视为神圣的种姓制度有所触动。

早期佛教的这种在一定范围内的平等观念确定后，对佛教总的理论体系的形成和该教在后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佛教的许多基本理论及教规与其在伦理思想上的平等观念是一致的。

例如，在基本理论方面，佛教（特别是早期佛教）反对在事物中有一最高的实体或主宰体。这和婆罗门教是完全不同的。婆罗门教认为在一切事物中有一最高的本体或主宰体——梵，认为万物以梵为根本，梵是不变的，永恒存在的。而佛教（特别是早期佛教）则认为，不存在一个万有的主宰体，事物是缘起的，是互为因果的，互为条件的。不仅一般的事物中没有这种主宰体，而且在人或人生现象中也没有这种主宰体。如佛教把人分析为“五蕴”，即色、受、想、行、识。这五种要素在佛教（小乘佛教）中无高低主次之分。佛教的这种无主体或“无我”的理论与其在伦理思想上的平等观念显然是相呼应的：既然万有中没有主宰体或一切的主体，又怎么可能会在社会中存在一个永远高于其他种姓的最高种姓呢？

再如，在佛教的教规方面，也体现了其在伦理思想中的平等精神。佛教教规中规定了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等。无论是杀生还是偷盗或邪淫都是对他人的侵犯，其行为都是建立在一种别人与自己不平等观念的基础之上的。如婆罗门教中的一些派别虽然也讲不杀生和不任意拿走别人的东西等，但这主要是适用于相同种姓之间，而在上等种姓对待下等种姓时，则不受此限；上等种姓在许多场合可以任意处置下等种姓或其物品，包括伤害下等种姓的生命。佛教对于这种不平等的观念是坚决反对的。

（二）克己观念

这里所谓“克己”即克制自己，特别是克制自己的欲望、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意识。“克己”是我们在此处对佛教这方面伦理观念的概括。佛教学说中与克己观念直接相联系（或作为克己观念的直接表现形态）的理论有不少。例如佛教有关“三毒”的理论、有关“三学”的理论等都包含着克己的观念。

佛教认为，人之所以陷入生死轮回的痛苦之中，与人总是为“烦恼”所缠绕有关。烦恼有多种，但其中主要的有三种，即所谓“三毒”。三毒具体指“贪”、“瞋”、“痴”。解释三毒的佛典很多。如《大智度论》卷第三十一中说：“有利益我者生贪欲，违逆我者而生瞋恚，此结使不从智生，从狂惑生，故是名为痴。三毒为一切烦恼根本。”不难看出，三毒的产生都与对“我”的执著有关。按照佛教的一般看法（特别是早期佛教），人生现象中是没有“我”的，但人由于无知或无明而认为“有我”。这样，对自认为世俗世界中有益于“我”的事情就贪恋并追求，对自认为世俗世界中不利于“我”或不合自己心意的事情（包括与之相关的他人）就憎恨，贪和瞋的基础则是无知或无明，这也就是所谓“痴”。

三毒是一切烦恼的根本，消除三毒也就是消除烦恼。这也就是要“克己”。在三毒之中，灭除“贪”就是典型的克制自己。佛教要求信徒克制自己对外物的贪欲，克服自己对财富、权利、地位、名声等的贪欲。佛教的根本教义四谛中也涉及了“贪”的问题。如“集谛”是指认识到造成痛苦的原因是或贪欲，“灭谛”是指认识到应当消除这或贪欲。三毒之中的“瞋”与“贪”相关。自己的贪欲不能满足，自然就生愤恨之心，对阻碍实现自己欲望的人或事不满或憎恨。在佛教看来，必须克制或消除这种“瞋”。否则是不能摆脱轮回达到解脱的。三毒之中又以“痴”为根本。佛教的不少根本教义中都涉及到“痴”。如在“十二因缘”中，最初的环节是“无明”，无明引生其他十一个环节，如果消除了这无明，则人的生死轮转（轮回）也就消灭了。因而消除“痴”对“克己”具有重要的或根本性的意义。

在佛教理论中，关于如何克己的具体方法，直接论及较多的是所谓“三学”。三学即戒、定、慧。“戒”就是佛教的戒律或戒条，是信徒必须遵守的规则，佛教以此来约束信奉者的行为。凡是虔诚的佛教徒都把戒律作为克制自己贪欲、戒除不良行为的准则。佛教的戒有多种或不同阶段，如可以分为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等。佛教的戒一般收在各种“律藏”之中。如较重要的《四分律》中规定了比丘戒二百五十条，比丘尼戒三百四十八条。“定”也可以说是一种克己的方法，主要是抑制自己的心作用，使身心安定，止息种种意念或思虑，将精神集中于事物的实相之上。“慧”实际也包含着克己的内容，即克制自己的错误的或无知的观念，学习并达到佛教的特殊智慧。由于佛教中有不同的分支或流派，因而戒、定、慧的具体内容在不同派别中会有所区别。大乘佛教中的“六度”或“十度”中有不少成分涵盖了小乘的“三学”，但具体解释或含义有很大区别。克制自己的方式有不同。

（三）慈悲利他观念

佛教讲“平等”，讲“克己”，就自然也要讲“慈悲利他”。在“慈悲利他”中，“慈悲”是佛教一直讲的，而“利他”则主要是在大乘佛教形成后才大力强调的。

慈悲也可分开讲，“慈”指使众生快乐，给他们幸福，“悲”指去除众生的苦恼，使之摆脱痛苦。《大智度论》卷第二十七中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

慈悲在一些佛教典籍中被分为三种：一是众生缘慈悲心，以一慈悲心视十方五道众生，如父、如母、如兄弟姊妹子侄，常思与乐拔苦之心。这种慈悲心多在凡夫或有学人未断烦恼之时产生。二是法缘慈悲心，已断烦恼之三乘圣人，达于法空，破吾我之相、一异之相等，但怜众生不知是法空，一心欲拔苦得乐，随其意而拔苦与乐。三是无缘慈悲心，这种慈悲只在诸佛之中，诸佛之心不住于有为无为性之中，不住于过去、现在、未来世之中，知诸缘不实，颠倒虚妄，故心无所缘，但佛以众生不知诸法实相，往来五道，心住诸法，取舍分别，故心无众生缘，使一切众生自然获得拔苦与乐之益。（参见《大智度论》卷第二十等；参见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4－1165页）

佛教的慈悲不仅指要对自己之外的他人慈悲，而且有时也指要对一切有生命之物慈悲佛教的不杀生等戒规就具有这方面的含义。

慈悲在佛教教义中也常被包摄在所谓“四无量心”之中。四无量心中除了慈和悲之外，还包括喜和舍。“喜”指看见他人快乐而随之欢喜。“舍”指内心保持不偏执的平衡，平等无差别（舍弃亲疏差别）地利益众生。

无论是慈悲，还是四无量中的喜舍，都包含“利他”的思想。但佛教的利他思想主要是在大乘佛教中才突出起来的。这需要联系原始和小乘佛教的有关学说或观念来论述。

小乘佛教在总体上说是重视所谓“自利”的，即主要追求自身的解脱。小乘修行所要达到的最高目的是证得“阿罗汉果”。阿罗汉果就是求取个人解脱，即所谓“自利”。修习的具体内容就是小乘的“三学”和“三十七道品”。而大乘佛教则一般修以“六度”（布施、持戒、忍、精进、定、智慧）为主要内容的菩萨戒，把成佛、普度众生（利他）作为最高目的。在小乘佛教看来，解脱境界（涅槃）与“世间”是两个不同的、有分别的境界，自己注重自身的修炼，摆脱外界的烦恼，就能达到一种脱离“世间”的解脱境界，至于别人的解脱或“世间”的苦难等，则与个人解脱没有多大关系。大乘佛教在这方面有很大变化，不仅讲“自利”，更强调“利他”。在大多数大乘佛教派别或信徒看来，解脱境界（涅槃）与“世间”不是绝对分离的，它们是“无分别”的。如中观派的主要典籍《中论》中就明确说：“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槃，亦无少分别。”达到解脱并不是离开“世间”而去追求另一不同的境界。大乘佛教徒要“即世间即涅槃”。作为菩萨或成佛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要“利他”，菩萨或佛不是存在于“世间”之外，而是在“世间”救度众生。为了救度众生，菩萨或佛什么都能舍弃。也就是说，大乘佛教徒要真正成佛，就一定要慈悲利他。仅仅“自利”不是佛教修行的最终目的，并不能真正达到涅槃。

佛教中的这种转变（由重自利到重利他）对佛教后来的发展极为重要。因为如果佛教仅仅是一个教个人如何修炼，达到个人解脱的宗教，他就没有后来佛教所具有的那种感召力，就不会产生后来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只有强调慈悲利他，只有把个人的真正解脱与“世间”的改变（别人的脱苦）联系起来，才能激发大量的佛教徒自觉地在世间利乐有情，造福众生。而这样做的结果则是佛教影响的扩大。因此，慈悲利他的观念后来成为佛教伦理思想的一个最基本的观念。

二、佛教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或作用

客观地说，佛教的伦理思想的基本观念在其主要经典中已经形成。随着佛教在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等地的传播，这种伦理思想也逐渐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继续发挥着影响。这种影响在现代社会中没有消失，而且在某些地区还有所发展。佛教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或作用至少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抑制现代社会中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

包括伦理思想在内的佛教各种理论的影响范围主要是在亚洲的许多国家或地区。在古代是如此，在现代，从总体上看仍是如此。佛教虽在不少亚洲外的国家或地区也有流传，但影响大的区域仍是在亚洲。亚洲受佛教影响较大的国家在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或是印度教（婆罗门教）文化系统（如印度等一些南亚国家和部分东南亚国家），或是儒家文化系统（如中国、朝鲜或韩国、日本等国家）。但发展到近现代，这些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而现代西方文化中确实存在着某种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成分。如果说这样讲不大准确或不大符合事实的话，至少可以说不少东方国家（上述国家或地区）的人对西方国家的文化这样看或这样理解。从总体上说，西方文化在欧洲文艺复兴后，特别重视个人的利益，强调实现个人价值，维护个人尊严，追求个人幸福。但在这种强调或追求的过程中，确实有某些走入极端的情况。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应当说为这种极端倾向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受西方这种文化的影响或受对这种文化理解的影响，现代的一些东方国家中流行着利己主义或享乐主义的思想或行为。如一事当前，先为自己打算；只要对自己有利，哪怕损害他人利益，也毫无顾忌；一味追求当前的享乐，不考虑别人的利益，甚至也不考虑自己的长远利益。

在有这种利己主义或享乐主义思想或行为的人中，一部分是文化层次较高的人，他们的利己主义或享乐主义的行为或表现是较为隐秘的或通常不易被发现的。而大多数人是文化层次不太高的人，这部分人的利己主义或享乐主义的行为或表现则较为明显。对于这两部分人来说，儒家文化对他们所起的约束作用不是很大，因为这种文化显得对他们没有多少惩戒威力。而佛教的情况则不同。如上所述，佛教讲克己，特别强调抑制自己的贪欲；佛教还讲利他。即便是小乘佛教的“自利”，与现代社会中的利己主义也有很大不同。现代社会中的享乐主义与佛教的种种戒律或戒规也是完全对立的。对于现代社会中那些文化层次不高的人来说，佛教的教义对其思想和行为有较大的约束力，因为佛教特别强调因果报应，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人在极端化地追求自身利益或享乐时，时常会顾忌到佛教教义中所说的个人行为所招致的结果。

在东方一些国家中，印度教（婆罗门教）的影响在古代根深蒂固（佛教也有一定影响）。但到了近现代，随着西方势力（政治和经济力量）的进入，在民众中，特别是在年轻人之中，西方文化的影响逐步扩大，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也开始流行。佛教的教义在这些国家中对抑制这种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那些印度教曾有重要影响，而后来佛教起主导作用的国家中更是如此。在这些国家中，严格来讲，是佛教的影响和印度教的影响交织在一起，对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起着抑制作用。因为印度教发展到后来吸收了不少佛教的学说，而佛教的许多思想，包括伦理思想，也是在吸收和改造古代婆罗门教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二者（佛教和婆罗门教）在其传统的宗教教义中，对于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都是反对的，而且都主张轮回业报或因果报应的思想。这种思想从某种程度上说，对部分人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倾向能起到其他一些类型的伦理观念所不能起到的抑制作用。

总之，佛教的伦理思想在现代东方国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它促使人们自律，反对损人利己，反对奢华。对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现象，儒家等文化传统虽然也起着抑制作用，但佛教的独特作用是其他文化形态所不能取代的。

（二）鼓励人们扶危济困，造福社会

佛教的许多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起着较好的作用。如上述佛教的慈悲利他观念就是如此。首先要指出的是，近现代的不少佛教著名僧侣或居士，自身就严格要求自己，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如中国近代著名的圆瑛（1873－1953）法师在1917年左右就曾创办了“宁波佛教孤儿院”，收容无依无靠的孤儿。在20年代初，他还组织成立了佛教赈灾会，救济因华北五省大旱而陷入苦难的灾民。在中国近代，许多佛教组织或佛教僧侣都能较好地借鉴历史上佛教思想家或流派所提出的涅槃与世间关系观念。他们一般不采取印度小乘佛教中存在的那种把涅槃与世间绝对化地对立起来的态度，而是吸取了印度佛教中中观派和中国佛教中禅宗（南宗系统）的思想。认识到个人的解脱（涅槃）是离不开世间的，而且应该把个人的解脱与众生的解脱联系起来，不仅要“自利”，而且要“利他”。不再一味追求那种离群索居式的远离尘世的修持方式，而是强调以佛教的慈悲精神为怀，积极投身于有益于民众的各种慈善活动。努力利乐有情，造福社会。把作各种这类善事看成修成正果，趋向涅槃的重要途径。

随着佛教影响在民间的深入和扩大，不少人虽然没有出家，甚至居士也不是，但对佛教的这种慈悲利他的精神十分赞赏，自觉或不自觉地按这种精神行事。在这类人中，有一些是知识分子，甚至是高级知识分子。但大多数人是民间文化水准不高的普通百姓。这些百姓谈不上对佛教的深奥教义有多少领悟，甚至连一些佛教的基本常识也不甚了了，但佛教的慈悲利他精神却深入到了他们的心灵之中，但凡遇到自己可能服务于他人，或能给他人带来好处的事情，即便是损害自己的利益也要努力去做。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在做这些好事时，确实觉得应该去做，觉得做了这种好事对自己是一种享受，或心灵安慰。也有一些人是深信佛教的轮回解脱或因果报应的学说，认为善行一定有善报，恶行一定有恶报。总之，在现代社会中，有相当多的人能依照佛教教义积极从事许多利国利民的“善事”。

佛教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这种影响不仅在中国有，在不少亚洲国家或一些受佛教影响的其他国家或地区中也存在。如在日本和韩国等国的一些民众中，自觉按佛教的慈悲利他精神行事的人的数量不少，他们中有许多人已把按佛教的这种精神行事看成理所当然，许多人在作这些“善事”时已不再掺杂多少为自己谋求此世或来世好处的私人利益动机。因此可以说，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这种鼓励人们扶危济困，造福社会民众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三）鼓励人们追求理想中的至善境界，维持社会安宁

佛教的伦理思想在古代起着规范教徒行为的作用。在规范他们行为的同时，佛教也向教徒许诺，如果按照这种行为规范去做，将达到一种至善的境界。而在这些教徒从事信教活动的过程中，他们也确实感到有所遵循，并相信遵循这些规范必定能达到一种至善的境界，即起着一种鼓励教徒对宗教理想努力追求的作用。在近代和现代，佛教的伦理思想不仅依然对教徒起着这种作用，而且对不少一般的群众也起一种类似的作用。也就是说，佛教的伦理思想的影响远远不是限于佛教教团的内部，而是对许多民众有影响。这些人的情况不尽相同；有些人虽未出家，但非常信仰佛教（是居士或介于居士和出家人之间）。还有一些人既没有出家，也算不上居士，但对佛教的一些理论，特别是伦理观念十分赞赏。再有一些人，对佛教不明确表示信奉或赞赏，但在潜意识里却多少受一些佛教观念的影响。在上述不同类型的人中，佛教的伦理思想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人在从事一些活动或处理某些事情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按佛教的伦理观念行事。他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常常掺有佛教伦理思想的标准。在相当多的人的潜意识中，按照佛教的行为规范行事，是必定会有一种好的或理想的结果的。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佛教的伦理思想也确实起着一种激励人们去追求一种理想中的至善境界的作用。

在当今一些国家中，不少传统意识形态的原有模式被打破。一些传统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的意义被重新估价，人们的价值取向有了很大变化。在这一转变时期，有不少人茫然不知所措；有相当一部分人失去了对理想的追求，而佛教的伦理思想则对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这些人那里，佛教的理想被作为他们的人生理想，佛教的伦理观念成了他们的行为准则。这种情况当然不是也不应是政府部门或教育部门所希望出现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它却就是这样客观地存在着。然而，从另一角度看，民众中有人按佛教的行为规范去行事，有时却也能起到某种有利于安定团结的社会作用。这比那种没有任何理想、无道德、无纪律、肆意破坏社会安宁的状况要好得多。

三、佛教伦理思想对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

人类的精神文明是不断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现代的精神文明建设应当是在古代精神文明的基础之上进行的。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应当吸收古代精神文明中有价值或有意义的成分。这样的成分有多种多样。佛教的一些伦理思想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它对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至少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在提倡为人民服务，提倡奉献精神时，佛教的伦理思想有借鉴意义

在20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也有相当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在各个地区是不平衡的。而且在一些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很快的地区，却存在精神文明滑坡的现象。如上述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甚至损人利己等丑恶现象在不少地区抬头。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种，比较复杂，但其中较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伦理方面。究竟如何看待人生，用什么样的行为准则来规范自己，在许多人那里是不明确的。在中国，在对十年“”中“左”的说教批判的同时，不少人却把为人民服务的好传统也当成“左”的东西抛弃了。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只想别人对自己奉献，不想自己对别人奉献，实际上奉行着一种自私自利、一切以我为中心、一心为自己谋利的伦理思想。这使精神文明建设受到很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加强正面的思想教育当然是政府或社会教育部门主要的应对之策。但也应当辅以其他的手法。如佛教的一些伦理思想就能起到一些正面的思想政治教育所起不到的作用。有不少人对正面的思想教育有逆反心理，但对佛教的教理却很感兴趣，对佛教的伦理观念也很认同，并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如许多信佛教之人或受佛教影响较大的人能自觉用佛教的克己精神待人，在遇到自己利益与他人利益或民众利益相矛盾时，能本着佛教的“利他”精神先人后己，为他人或为社会牺牲自己的利益。佛教的一些伦理观念所引发的一些人的行为对社会是有正面作用的，所收到的社会效果有些是政府或社会教育部门的正面教育想收到但在现实中难以收到的。这一方面说明佛教的伦理思想确有其独到之处，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应当吸收借鉴一些佛教伦理思想中的有益成分。

（二）在提倡自觉遵纪守法、严于律己时，佛教的伦理思想有借鉴意义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存在人的个人欲望或需要与社会秩序或他人利益相冲突的情况。要想社会的秩序不被破坏，人们（包括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每一个人都应该对于自己的欲望有所克制。要受一定的社会法纪管束，也要受一定的伦理观念制约。

在当代，尽管人们的文明程度有很大提高，遵纪守法的观念普遍加强，但在这方面的问题仍然很多。扰乱民众安宁、破坏社会秩序的人依旧不少。因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人们的法制观念。在这方面，佛教的伦理思想也可起一些好的作用，有一定借鉴意义。

与上述情况类似，有些人对政府或一些社会机构的法规制度并不以为然。但却对佛教的教义十分看重，对佛教的教规非常赞赏。虽然并未出家甚至居士也算不上，但在许多场合却能自觉地遵守佛教的一些教规，用佛教的伦理思想约束自己。这些人从灭除佛教说的“三毒”的立场出发，从克己的观念出发，能够对自己严格要求。而这样做所起的社会作用，应当说有好的方面。它在客观上对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起了积极的作用。另外，佛教伦理思想中的一些成分（如利他观念、克己观念等）即便在理论上也确实有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值得吸收的成分和借鉴之处。

（三）在反对现代社会中存在的特权思想、腐败现象时，佛教的伦理思想有借鉴意义

思想论文篇2

理论与实践密不可分，正确的理论是实践的先导，伟大的实践可以深化对理论的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理论与实践的互相促进，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创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积累了弥足珍贵的新鲜经验。党的思想理论的伟大觉醒，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展现出党的思想理论创新旺盛的活力、无穷的魅力和巨大的威力，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理论创新之路。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创新的历史进程及巨大成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历史转折，也是全面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依靠自身的力量，在终结“”这一历史悲剧的同时，领导中国人民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时代。新环境、新形势、新任务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要求，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与时俱进的精神，进行着党的自我革新，对党的思想理论创新进行了新探索、新开拓，坚持并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积极探索和开辟了党加强思想建设的新路子、新方法，取得了自执政以来在思想理论创新方面更为辉煌的成就。

(一)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至1982年中共十二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解放思想中酝酿与萌芽

粉碎“”之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了当时全党、全国人民普遍关注的问题。广大党员和群众殷切盼望我们的国家能够从十年内乱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中摆脱出来，殷切盼望我们的国家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迎头赶上世界前进的潮流。但是，历史在前进中出现徘徊，遇到了障碍。特别是当时党的中央领导人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个错误方针的提出，堵塞了实事求是地总结“”沉痛教训的可能，使得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实际上无法进行。所以，不推倒“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不揭露这个错误方针的唯心主义性质，不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的党就不可能纠正“”的一系列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没有重获生机的希望。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率先批评了“两个凡是”。1977年4月10日，他给党中央写信提出：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思想来指导。5月3日，党中央向全党转发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邓小平一再说，他这个话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起了解放思想的先导作用。

1978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理论动态》上发表；次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由此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由于文章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而引起强烈反响。到1978年的8月、9月、10月，形成了大讨论的局面。这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真理标准问题也成了大家议论的热点。在党中央领导人中间，邓小平最先敏锐地洞察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破除“两个凡是”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锐利思想武器。因此，他积极支持和领导了这场大讨论，并通过这场大讨论深入阐发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这场大讨论发展成了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思想禁锢，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人们的思想认识逐步统一到这条思想路线上来，将党的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就是思想路线的教育运动，成效非常大。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所说：这场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大规模进行拨乱反正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为召开包括中央工作会议在内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伟大转折作了舆论准备，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近30年后纠正自己错误的空前规模的思想解放。没有这一次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近30年来新的辉煌历史。这次思想解放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开始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探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又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进一步分清了是非。从1979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基层单位，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到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历史问题决议》，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任务基本完成，也标志着历时三年多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结束。

伴随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人们很自然地要用实践标准检验社会主义。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形成对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否定。在吸取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开辟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基本结论的提出，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入了新境界，思想获得了大解放，而且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初具雏形。

(二)1982年中共十二大至1997年中共十五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改革开放中探索与创新

1982年9月1日至11日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创造性地在上写了党的思想路线。十二大在总纲中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党的基本路线的经典文字表述。最后一句，是吸收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成果，是思想路线的重要发展。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完成了历史性的转变，因此确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纲领，就成为十二大的任务和要求。十二大宣布了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又一次重要的大会，它全面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描绘了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打下了基础。

1987年1月25日至11月1日中共十三大召开，邓小平主持了大会。大会总结了中共十二大以来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又根据农村经济体制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要求，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全党的日程表上，使我国的体制改革进入了全方位的历史阶段。十三大以团结、民主、改革的巨大成就载入党的史册。然而十三大对改革困难估计不足，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缺乏必要斗争，对党风问题缺乏足够重视，经济改革出现过热现象，形成了十三大后一场严重的。但实践证明，党的十三大制定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经济发展第一步战略目标的任务已基本完成。90年代是达到第二步战略目标、实现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的关键时期，任务艰巨，时间紧迫。与此同时，世界性的新科技革命的进程正在加快，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在进行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调整、重组与升级，另外就是到1991年底，三年治理整顿任务基本完成，我国的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出现了有利于改革的形势。再次就是国内一度出现了对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模糊认识。剧变和“八波”后，面对西方一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所谓“制裁”，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巨大冲击，党内和一部分干部群众中对一些重大问题，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认识，甚至出现了姓“资”姓“社”的争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社会风云变幻，国内发生，经济建设和改革也遇到一系列困难，广大干部和群众都关注着改革开放的走向，也有部分人对改革开放的前途产生了担心和疑虑。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邓小平在谈话中旗帜鲜明地反击了“左”的谬论。如何判定我们的改革是姓“资”姓“社”，如何将我们的改革深入下去，邓小平仍然是解放思想在先，坚持解放思想，对姓“资”姓“社”的争论进行了回答。并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检验或衡量我们改革的尺度。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科学界定。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而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对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处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明确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这一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看做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消除了市场经济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幽灵的心理负担，为大胆、充分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四大在北京举行。会议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实践作了基本总结。概括了90年代我国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写入了的总纲。党的十四大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的一次巨大飞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产生的以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成熟和适应要求，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有了新发展。1997年10月12日，中共十五大在北京开幕，作了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大会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

这一阶段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局面，以巨大的政治胆略和理论勇气，进行了理论上的正本清源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恢复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总结建国30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进而杀出了一条“血路”，实行改革开放，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这个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创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步完善。

(三)1997年中共十五大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世纪之交升华和发展

中共十五大之后，国内外、党内外非常关注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如何抓住机遇，化解风险，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摆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这些问题都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提出挑战。以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按照邓小平“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的嘱托，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同时，坚持不懈并卓有成效地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巨大的理论勇气推进理论创新，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表明了党在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主动性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先进性建设理论上的又一次创新。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创新也取得新的进展，积累了新的宝贵经验。伴随着2002年11月14日中共十六大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程(修正案)》的决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被载入。

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新世纪给党的思想建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党的思想建设理论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创新，主要理论贡献有：“三讲”教育思想，“以德治国”方针的提出，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而表明党在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主动性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先进性建设理论上的又一次创新。把党的思想建设提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四)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科学发展中深化与提高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继续解放思想，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主要破除传统发展模式、发展观念和发展方法的问题等。同时也深化了对党的执政理念、治国理念和治理社会理念的认识，丰富发展了党的执政理论；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系列思想和要求，使党的这一根本执政理念具体化了，有了更加充分的实施载体，有了更加广阔的施展空间，有了更加可靠的实现保障，使党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一是科学发展观的酝酿阶段。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前，这期间受2003年非典疫情的警示，党中央开始明确提出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二是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200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2004年初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对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要求也作了阐述。同年3月，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对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和要求作了深刻阐述，更加全面地概括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三是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推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要求，强调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四是全面阐述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进一步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定位、形成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明确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不懈的探索，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丰富。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原来的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党的奋斗目标相联系，这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识的新境界。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是新时期我党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成果，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大理论支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化和丰富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的新概括，是在理论上的一个重大贡献。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总结了我国新时期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特殊国情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强大思想武器。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眼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创新的主要原则和方式特点

思想理论创新，就是要突破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调整和完善不适应发展变化了的客观实际的理论，依据改革发展变化了的实际，寻求新的规律和特点，以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论，来指导新的实践。任何理论不仅有构成自身的内容，还有构成自身的前提，亦即理论赖以建立的主要原则、方式方法，也就是说思想理论创新不仅要具有勇于创新的思想意识，还必须要有科学的思想方法。只有坚持在继承中求创新，在比较中求创新，在综合中求创新，在实践中求创新，才能使理论创新既有坚实的基础，又能与时俱进。这规范着自觉接受这种理论的人们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在一定的理论“范式”中，它具有一种强制作用，规定着具体理论的旨趣、内容意义和功能，党的思想理论创新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实现的。

(一)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思想理论创新的主要原则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同志指出：“我们进行理论创新，就是要使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而向前发展。”并强调：“进行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两个基本要求：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二是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这一点，也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这两个‘坚定不移，不能含糊’，始终是检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这一论断提示了思想理论创新的科学内涵和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为我们推进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

——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思想理论创新的根本原则。能否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事关我们事业的根本，弄清这个问题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信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有科学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

实际上，自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就一直存在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已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带领全国人民创造性地发明了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带领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建立以后，如何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就成为一个根本问题。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思想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胆创新，才能与时展同步，才能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才能在实践中不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拓创新，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中凝聚智慧和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使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使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才能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用创新精神解决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我们决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使思想适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推进思想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次重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次历史性进展，都是在解放思想的前提下，在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要求下，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的创新推动事业的进步，理论是时代的产物，理论创新是时代的呼唤，用创新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就是顺应时代。党的思想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的创新，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同志的深刻论述，既是对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发展历史的精辟概括，也是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发展的方向和指南。大力推进理论创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不断推向新境界。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思想理论创新的重要原则。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一定要坚持实践第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历史经验证明，离开实践谈理论创新，就会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我们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一定要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根本要求，也是全党同志庄严的历史使命。以实践基础上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二)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思想理论创新的方式特点

方法的重要性正如同志所言：“思想理论的创新要坚持正确的方式方法，方法对头，事半功倍，方法不对，事倍功半。而且特别要注意方式方法的适应情况，实用情况。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而黑格尔也认为：“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是人们实现认识的途径与桥梁。方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思想理论创新的方式方法，汲取历史宝贵经验对于我们未来进一步发展显得弥足珍贵。

——吸收集体智慧、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及时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并上升为理论，是思想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理论来自实践，又必须回到实践中去，而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当中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和精神力量。因此，进行理论创新必须认真倾听人民的呼声和总结实践的经验。这就要求我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发展真理。

历史唯物主义与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一个根本不同点，就是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而是马克思主义坚决地承认群众的革命毅力、创造力和首创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一大优良传统，“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因而，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这要求我们善于抓住问题，摸索情况，掌握有说服力的第一手资料，做好调查研究，然后经过科学的提炼、概括和总结，从中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工作，这就为我们指出了进行调查研究的有效方法。

——立足于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深刻变化，注重调查研究是思想理论创新的基本来源。任何科学理论创新都有其必然性，都是对特定历史阶段伟大实践的创造性概括，都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准确分析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紧密联系这种变化有针对性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是我们党发展壮大的重要途径，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创新的关键因素。列宁曾经指出，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这就告诉人们，不能够正确把握时代旋律，就无法判断世界形势及其发展趋势，党的思想理论创新就会沦为形式与空谈。所以科学地判断所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推进理论创新对变化形式的回应，这对于我们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准确把握党和国家的历史方位，进一步认识党的思想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思想理论创新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我们党每一阶段的思想理论创新，都是在一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进行的。党的思想理论创新要紧密联系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来进行，关键在于正确认识每一历史阶段的世情国情党情有什么新变化，同时正确分析这些新变化，从而正确判断出国际形势的基本走向，判断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性质和所处的历史阶段。

——勇于克服“左”右倾错误，敢于面对前进中的问题是思想理论创新的基本方式。中共十七大通过的新在关于党的基本路线的论述中引人注目地指出，要“全面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全面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段话重申了自十四大以来中的有关论述，既指出了有右反右、有“左”反“左”，同时又强调主要是防止“左”。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左”倾和右倾错误始终是困扰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幽灵，是党和人民事业的敌人。党的历史上几次严重的“左”右倾错误的史实向世人昭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凝固化，违背客观规律，凭主观意志办事，最终会导致党内的“左”右倾错误，把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出现家长制作风，个人专断，更加剧了党内的“左”右倾错误，会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偏离马克思主义轨道，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因此，当前面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历史伟业，我们必须牢记党史上曾发生过的“左”右倾错误的深刻教训，增强党的凝聚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和重要现实意义。

在今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牢牢把握这些经验给我们留下的诸多深刻启示。唯其如此，才能不断发现和纠正“左”倾和右倾错误，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制定出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减少曲折和失误。

三、用改革创新的精神继续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创新

1978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新的壮丽史诗。有了党的思想理论创新，就有了最科学的最精细的最深刻的思想武器，就犹如拨云见日。新时期、新阶段把握党的思想理论的新走向，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就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继续解放思想，不断推动党的思想理论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伟大产物和理论结晶。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解放思想作为一种思想的常态，既是一种批判性思维，也是一种建设性思维。作为批判性思维，它要求人们以批判的眼光敏锐地发现、改变或抛弃一切不符合客观实际及其规律的思想、观念和制度体制，等等；作为建设性思维，它要求我们要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不断推动事业发展和社会进步。也就是始终要与时俱进，永不僵化。当然，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在我们认识发展的不同阶段，解放思想的主要内容和要求是不同的。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仍然有许多未被认识或基本上未被认识的领域和规律，仍然有许多未知的“必然王国”，我们仍然有待于继续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跃进。这就必须始终不渝地解放思想，始终要使主观思想跟上客观现实的发展，使认识合乎实际。因此，解放思想应该成为我们思想的一种常态，要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深化我们已有的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而不是某一时期的特有任务。

此外，应当在反对各种错误倾向中使解放思想进入一个更新的境界，作为一种思想的常态，解放思想最根本的是要解决思维方式问题，即从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在当前的现实社会中，主要应从传统的“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中解放出来。当前解放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高度警惕和防止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干扰，自觉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充分体现了在实践基础上不断解放思想，对真理不断加深认识、总结和提炼的过程。党的理论创新每推进一步，思想解放、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坚持推动党的思想理论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还要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这项重要政治责任必须坚持不懈地抓紧抓好。

(二)扩充执政的思想文化资源，永葆党的思想理论的旺盛活力、无穷魅力和巨大威力

2004年8月22日，在邓小平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与党执政新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从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等方面进行努力，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首次确定了有关执政的七个基本范畴，构成了执政理论的基本内容。在此中，执政资源与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和执政环境六方面具有同等主要的地位。而执政的思想文化资源是执政资源的精神载体，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它是贯穿于执政系统和执政过程中的观念、原则、态度、情感、评价等心理倾向和价值取向，是关于执政的思想、制度和心理的凝聚。它包括了主流意识形态、民族精神、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大众心理等丰富内涵，核心是主流意识形态。思想文化资源是执政党执政可资利用的重要资源，是对实现执政使命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要素。

换句话说，一个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高低，不仅取决于它的执政理念是否先进，执政方式是否科学，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它研究和利用执政的思想文化资源的程度。执政的思想文化资源包含了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人才的、组织制度的资源等极为丰富的内容。当今时代，思想文化愈来愈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思想文化的巨大力量已经深刻地熔铸于执政党的生命力、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之中。因此任何一个政党要想牢牢掌握政权，永葆党的思想建设的旺盛活力、无穷魅力和巨大威力，保持党的先进性，除了要拥有相当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外，还必须掌握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作为几千年延续、积淀下来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以及世界各国文明的思想文化资源，对于生长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人、任何党派、任何政治集团以及他们的思想、决策不可能不打上深刻的烙印。

总之，人类社会的一切优秀成果都是党执政思想文化资源的源泉。只有重视维护和发展好自己的执政思想文化资源，善于用党的先进文化教育和激励人民，通过发挥主流文化的引领作用，把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一切有利于追求真善美的精神文化因素，高度凝聚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才能使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产生高度的政治认同感，自觉地接受和拥护党的领导，才能扩充党执政的文化资源，提高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执政思想文化是贯穿于执政系统和执政过程中的一套赋予意义和秩序的意识、观念、态度、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执政思想文化具有权威性、导向性和可变性，它对于构建和维系执政体系、引导和规范执政行为、塑造和发展政治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永葆党的思想建设的旺盛活力、无穷魅力和巨大威力具有重要意义。

(三)适应政治生态化、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新要求，改革完善党的思想理论的体制机制

政治生态化的深层意蕴，在于以生态发展的理念指导人们的政治行为，以促使政治体系内各要素间及政治体系与其所处环境之间和谐、协调、稳定地发展。政治生态化是全球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当代社会日益成为一个巨型生态系统，社会的政治思想、政治过程及其结果，往往受到社会、经济、文化乃至自然环境等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和牵制。一个政治群体，在它从事任何政治行为之前，都须首先考虑其行为对其他政治群体、社会群体、经济群体、文化群体的正负影响。这是该政治群体做出正确政治行为选择之关键，也是决定其政治行为成功与否的主要因素之一。

其实，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中，马克思不仅关注人类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相对关系的和谐，同时还强调人类与自然之间相对关系的和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直接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并且，马克思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方案。所以，政治生态化也是马克思主要从理论走向现实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在解决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较为严重的政治生态危机过程中开启其中国化进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实际上就是中国社会不断实现良性政治生态的历史过程。

制度化是群体与组织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也是整个社会生活规范化、有序化的变迁过程。它既是政治发展的核心内容，政治稳定的根本保证，又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基本原则之一。制度更具有规范性，稳定性，持久性等特征。制度安排得当与否，制度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政治文明的程度和政治现代化水平的高低。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为我国未来政治发展设计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道路，

思想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

建党思想是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和理论精华。在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重温建党思想，领会理论创新的精神，对于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推进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1时展的客观要求

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要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中从未遇到过的崭新问题，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严峻考验。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的特殊环境里建设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其一，党的建设是在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占大多数的条件下进行的。不解决好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共产党就不可能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就不可能在农村坚持长期的革命斗争。

其二，党的建设是在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环境中开展的。党内如果不加强党性修养，部分不坚定分子就会变成资产阶级的附庸和尾巴。

其三，党的建设是在武装斗争的严酷环境中进行的，与党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过程紧密相联。武装斗争的成败直接影响到党的命运，不理解武装斗争，就不能正确理解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

此外，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又一直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关注。共产国际在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过程中是起了重大作用的。但是，共产国际的一些人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也出现过瞎指挥的情况，使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客观历史环境出发，提出了党的建设的总目标是：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同志豪迈地称之为“伟大的工程”。

2建党思想的创新成果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并转变为执政党的活力源泉。的建党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学说理论创新的科学成果，其主要表现在：

2.1提出党是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思想

“两个先锋队”的思想，是建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自己定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在中国这个特殊国情下成长起来的，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政治组织，它又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长期艰苦的革命战争和蓬蓬勃勃的抗日救亡运动，以及在这些实践中产生的丰富的经验，为深入地思考和探索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提供了实践基础。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同年12月，瓦窑堡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1]1937年10月，在《论鲁迅》一文中再次强调指出：“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2]

“两个先锋队”的思想的提出，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两个先锋队”指导思想的确定，使党的组织迅速扩大。随着抗日战争的到来，我们党大批吸收、培养新干部，大量吸收新党员，壮大了革命队伍。到1945年党的七大，党员数量发展到121万多人，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两个先锋队”思想是根据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国的具体国情得出的科学结论。这在马列书本上找不到，教条主义者也无法理解。共产国际的一些人也长期对我们党的性质持怀疑态度。回忆说：“1940年我到共产国际去，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都还担心我们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了。我说我们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的一些同志听了之后大哗，不以为然。”[3]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中国的山沟里不仅能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能锻造出无产阶级的伟大政党。这是一个史元前例的伟大创举。

2.2提出党是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和领导核心的思想

的建党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和历史使命这一重大问题。指出，党是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注和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和战斗指挥部，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两个先锋队”在党的职能上的具体体现。

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就勇敢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线，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以对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卓越贡献和几十万优秀党员、数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终于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和领导核心，是历史的必然，是人民的选择。

2.3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

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党与人民军队的关系，如何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的问题，是党的建设中一个带有关键性的问题。解决得不好，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就不可能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中国革命也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同志是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也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为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三湾改编”，建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古田会议，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提出了加强党对红军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制度和措施，进一步完善了党领导军队的制度，为我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组织基础。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它解决了在农村进行战争的环境中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问题。1938年10月，同志在总结反对斗争的经验时，明确提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4]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使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一支无坚不摧、无往不胜革命军队，我军经受住了各种艰难困苦和惊涛骇浪的严峻考验。历史充分证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是人民军队建军之魂、胜利之本。

2.4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

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这是建党思想的最突出的特点。

从思想上建设党，核心是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提出了对农村根据地的党组织实行“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原则，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他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提高理论水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与思维能力。领导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中国革命的特点，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同当时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号召全党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理论水平。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写出《反对本本主义》、《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大大促进了党在思想上、理论上的成熟。在期间，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党的七大上，思想被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

在党的思想建设中，创立了党的思想建设的主要原则、基本内容、重要形式和基本方法。提出并实践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批评—团结”、“思想上入党”、“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等一系列基本的原则。着力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中国共产党人。

2.5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

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同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统一起来，以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形成了独具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点。认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统一起来，运用于党的全部活动中，使党的组织原则又具有了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意义。

2.6坚持和运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民主集中制”这一概念是列宁提出来的。然而，国际共运中肯定还是否定民主集中制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后来，国际共运中还出现了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吸取了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从建立时起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并将民主集中制确定为党的组织原则。

在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丰富和发展了民主集中制的理论。科学地论述了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辩证关系，多次强调充分发扬党内民主，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强调扩大党内民主，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概括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的纪律原则。强凋各级党组织都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要提交党委会讨论，作出决议，然后执行。为了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团结统一，要求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

2.7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别的任何政党的三个显著标志

重视党的作风建设，是建党理论在中国的又一个独创性的贡献。党的作风，是指党在思想、政治、组织和工作等各方面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体现着党的行为准则和精神风貌。把党的作风建设提到工人阶级政党的党性原则的高度，把它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别的任何政党的三个显著标志。它集中反映了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党的党性的集中表现。

由倡导和培育，在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党的三大作风，以及其他许多优良传统作风，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了党的正确性、先进性，认识了党是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的真正代表者，看到了党的伟大形象，从而使党在人民群众中具有伟大崇高的威望，保证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使党获得了战胜一切敌人、克服一切困难的强大力量。

2.8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形成了一整套正确的干部路线和政策，是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组织建设中的核心问题是党的干部问题。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保证。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众多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5]

在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上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的贡献在于坚持了“任人唯贤”的路线，实行正确的干部政策，善于关心、识别、使用、爱护和团结干部，并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对待犯错误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正确方针，对于那种破坏党的团结，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进行严肃的斗争，始终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2.9对跳出历史“周期率”，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的思考

新中国成立后，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执政兴国的新考验。

纵观历史，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一种社会，一个王朝，初建时朝气蓬勃，兴旺发达，到后来却败象丛生，直至灭亡。这种现象循环往复的发生，被人们称之为历史“周期率”。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后，同样面临着如何跳出这一历史怪圈的问题。

建国后，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对党的建设提出了许多新要求，采取了许多新措施，对保持党的性质和提高党的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执政党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强调党的建设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提出执政党要把反对和腐败现象作为长期的任务；提出“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一再告诫全党同志必须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建国初期，及时地领导全党开展了“三反”运动。党的鉴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和党内的具体情况，进一步地强调了民主集中制问题。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在1962年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着重强调民主集中制问题，要求各级党委要坚持集体领导，不能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1964年以后多次提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指出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2.10发展和壮大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如何发展和壮大统一战线是与党的建设密切相关而又必须处理好的大问题。

创造性地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的两个联盟的理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包括两个性质不同的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它劳动人民的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可以争取的非劳动者的联盟。统一战线中的两个联盟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在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始终坚持统一战线中党的独立自主原则。这实质是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这是决定统一战线成败的关键。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策略思想，从而调动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新中国建立后，有的人提出还要不要统一战线的问题。认为，统一战线不仅要坚持，而且要扩大和发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和坚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出和坚持了共产党和各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战略性的方针，努力调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切积极因素，直接间接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建党思想博大精深，内容极为丰富，在许多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除以上所论述的以外，还有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如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建设的思想、党的三大法宝的思想等等。

3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的建党思想

建党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为指导，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独创性经验作了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形成了完备的理论体系，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且带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

邓小平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的建党学说作了客观公正的比较和评价，指出：“在这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讲得不多，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正是因为列宁建立了那么一个好的党，才能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同志。……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6]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指出：“在旧中国小生产十分广大、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社会里，在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和白色恐怖下的城市，建设起一支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这在世界政治史上是罕见的壮举”。[7]党对以为核心中央领导集体为在中国建设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而开创的“伟大的工程”作出了高度评价。

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在执政党建设问题上提出的许多正确的思想在实践中没能坚持下去。但对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的艰辛探索，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个方面经验，为党的建设开辟新的思路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建党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理论创新的科学成果，反映了党的建设的客观规律，是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党的建设的光辉指南。建党思想，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是我们首要政治任务，是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也是我们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思想的迫切需要。要紧紧抓住用科学理论武装学员这个根本，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做好“三个代表”三进入的工作，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广大学员、广大官兵头脑中扎根，确立坚定的政治信仰和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

坚持运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思考筹划学院建设，不断开阔新视野，确立新观念，理清新思路。积极推进各项改革和创新，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用新观念谋求新发展，用新办法解决新问题，用新作风开创新局面。坚持执政为民，立党为公，贯彻“四个尊重”，充分代表和维护广大教员、学员和基层官兵的切身利益。

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学院党委建设，按照“十六字”方针要求，进一步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健全党委常委会的决策程序，使党委的重大决策在决策立意上有“高度”，在决策前的酝酿中有“广度”，在决策议事中有“深度”，在决策的贯彻落实上有“力度”，以实际行动开创军事经济学院教学科研工作的新局面。

收稿：2003-10-09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2]文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3

[3]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思想论文篇4

理财对于政权的稳固，国家的兴衰，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所谓“《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可见中国自古以来就把理财列为治理国家的大事。宋代的苏辙曾说：“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南宋叶适更是指出：“财者，今日之大事也，必尽究其本末而后可以措于政事。”可见理财与否，理财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的安宁，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安危和民族的兴衰。重视理财并善于理财，就能富国裕民，国盛民兴。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以“相地衰征”、“向壤定籍”、“官山海”等理财措施而使齐国迅速强大起来，确立了齐国的霸主地位。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开阡陌而赋税平”，“訾粟而税，上壹而民平”，从而充实了国家财政，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雄厚的财力基础。西汉的桑弘羊通过统一铸币权、实行盐铁酒专卖和“均输”、“平准”等政策，统一了国家财政，成功地解决了当时十分沉重和紧迫的财政需要，对完成汉武帝的文治武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连不赞许他的司马迁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财政成绩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唐朝的刘晏在发生安史之乱国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以“转运、盐法、税制与常平”等财政措施，恢复了由安史之乱所摧毁的唐帝国之经济繁荣。北宋的王安石一反以往儒者服官“耻言财利”的旧传统，推行了多项财政改革，极大地改善了宋朝的贫困状况，使宋朝一度出现中兴景象。可见，理财好坏直接关系一国财力的强弱。若理财不善，势必是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政权倾覆，国家灭亡。秦朝由于赋役征收过急、过重，同时支出又十分浩大，最终仅建朝十五年就被汉朝所取代。元朝因不屑于财政的筹划,以致于自建元以来,国家财政就是一塌糊涂。不用说“尽究其本末”,就是进行一些简单的策划,也是浅尝辄止,最终偌大江山在财政的崩溃中而灭亡。明朝自中期以后，统治者日趋腐朽，政以贿成，财政积贫积弱日渐加深，最终明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清朝后期，由于统治者理财不善，加之政治上的腐败，使中国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可见，理财关系社稷安危，百姓幸福，是十分重要的问题。理财，不可小视。

在中国古代的理财思想中，有一种理财观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即“讳言财利”思想。该思想认为，不用理财，理财就是头会箕敛。如：孔子曾明确地肯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表示了其以社会伦理规范制约人们获取财富活动的倾向。孟轲对梁惠王提出的“何以利吾国”的答复就是“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宋代的司马光提出君子“固不能言利”，并认为“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明代的方孝孺认为“以理财为先，此文、武、周公之所诛，而周官之所弃者”。其实，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这种思想是不对而应加以批判的。从理论的角度来说，该思想就站不住脚。理财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富国裕民。如果不理财，甚至“讳言财利”，那么国家的财源从何而来，国家如何能够长治久安？如果不理财，甚至“讳言财利”，难道任由统治者挥霍无度而坐视不管吗？国家的兴盛必须有强大的财力做支撑，而财力的强大则要求必须重视理财，善于理财，理好财。否则，将沦入国将不国的悲惨境地。从实践的角度来说，财盛国兴，财贫国衰的众多事实已有力地证明了“讳言财利”思想的局限性。这一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诸多消极的影响，造成了人们普遍的不敢名正言顺的追求财利，不敢理财或不屑理财。这一思想也成为中国古代财政经济发展的严重阻碍。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很多理财家对“讳言财利”思想进行了批判。其中，北宋的李觏否定“贵义而贱利”的传统观点，指出“圣贤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的反传统观点。他不仅认为“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还认为“欲”也应该谈，因为“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南宋的叶适从功利主义角度出发，根本否定了传统的讳言财利的思想。他认为理财是天经地义的，不善于理财，就不能成为圣君贤臣，从而对"圣贤不为利"的古老命题进行了批判。他说：“夫聚天下之人，则不可以无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彼多而此寡；或不求则伏而不见，或无节则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继；或其源虽在而浚导之无法，则其流壅竭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明朝的邱浚认为不能以聚敛为借口反对理财，讳言财利。他认为财用是不可一日缺少的“国之常经”。如讳言理财而使国用不给，“终不免于横取于民，则是以理财为讳者乃所以为聚敛之张本也”。意思是说，以聚敛为名，反对理财，而不做好生财工作，那么当国用不足时，必然要横征暴敛。所以，讳言财利，其实是为聚敛开了方便之门。

思想论文篇5

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理想信念导向、思想道德导向等功能，在各个阶段帮助教育客体在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及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形成正确的理想信念、道德品质，坚定正确的价值观准则，努力保证其思想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二）行为导向。

思想政治教育的行为导向主要是在道德规范导向和法纪规范导向两方面进行的。道德和法纪是维护文化安全最为直接的途径，是表现在外在方面的有效方式之一，这两种导向同时也是实现其他导向的重要保证。有些国人理想信念淡薄，极易受到西方文化的诱惑，这就需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行为导向来对其进行预防，提高维护文化安全的自觉性。

（三）舆论导向。

新闻媒体、网络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一部分，在维护文化安全中起着很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西方国家极力鼓吹言论自由，依靠这种自由来侵蚀我们国人的思想，在隐蔽性中渗透进行，网络、新媒体成为他们的主要利用工具。因此在这一点上，要保证文化安全，必须使思想政治教育舆论导向坚持党性原则，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有效主导舆论，使文化传播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四）政策导向。

文化安全问题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要保障我国文化安全，需要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思想政治教育要切实担负起政策导向的重任，作出强有力的政策导向，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统筹发挥好宣传文化战线的重要工作，调动社会各方面组织的积极力量，进行主流文化方面宣传的政策引导，为弘扬和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出努力。

（五）利益导向。

国家文化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延伸，是国家利益的文化存在形式，是最高形式的国家利益，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就在于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利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利益导向，使人们正确区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并最终使利益认同上升到价值认同，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利益观，进而树立文化安全观，使文化利益得以实现，巩固主流文化价值，维护文化。

二、发展对策

（一）完善文化安全视角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导向体系。

1.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导向的内容。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迫切需要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内容，这就需要我们改造落后文化，整合外来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在文化安全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导向内容，应始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我们的主流文化，站在时代前沿，使人们深刻领会维护文化安全的战略意义。

2.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原则。

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原则，是维护文化安全的基本立足点。第一，以人为本的原则。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有关于人的实践活动，其导向也直接指向于人，国家的文化安全依靠的是大多数国人对国家文化价值的认同与支持，进而维护文化安全。第二，预防为主的原则。我国国家文化受西方文化的隐蔽侵蚀，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功能的发挥主要有预防作用，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自觉抵制各种不良文化。第三，核心价值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是支撑整个民族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精神导向。在当今维护文化安全中，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宣传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使我国文化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3.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导向的机制。

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建立一定的导向机制，主要有思想导向机制、心理导向机制和舆论导向机制等，利用这些机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行为方式进行分析、判断和引导，充分发挥导向功能。

思想论文篇6

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是意识形态领域关乎舆论导向的重大问题。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再次重申了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做好新时期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真正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做到让党放心，让群众满意。坚持党性，核心就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毫不动摇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不懈地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和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始终不渝地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这是政治原则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改变。因此，作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必须增强党的意识，尽职尽责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坚持什么、反对什么，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要符合党的政策和基本要求。坚持人民性，最重要的就是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根本问题，把面向基层、服务群众的理念贯穿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我们的工作就有了坚实群众基础，才能获得不竭动力和活力源泉。

在理论宣传教育上，要以深入开展中国梦宣传教育为重点，实现理论教育全覆盖，始终用党的创新成果武装党员、教育人民，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在舆论引导上，要充分发挥各级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主阵地作用，有针对性地做大做强正面宣传，及时主动有效地引导社会热点，响应人民诉求，反映人民心声，牢牢掌握舆论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在精神产品创作上，要坚持“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推出一大批思想性、知识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优秀文艺作品，培育一大批人民群众喜爱的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在文化改革发展上，要充分释放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能量，不断拓展人民群众创造文化、表现文化、参与文化的渠道；在思想道德建设上，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点，积极拓展载体、途径和手段，深化群众性教育实践活动，动员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文明创建，切实弘扬道德风尚，筑牢全社会共同坚守的精神家园。

当前，随着市场经济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社会思想舆论日益多元化，不但工作的对象、环境发生了新变化，而且群众的精神需求和接受习惯也发生了新变化，迫切要求我们大力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体制机制、内容形式和方法手段创新，不断探索贴近基层、服务群众的新途径。

做好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坚决克服舆论宣传和新闻报道脱离生活、不接地气、同群众贴得不够紧的问题，坚决克服一味迎合市场的庸俗化倾向。要把握群众视角，坚持群众主体地位，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研究把握群众的理论需求、文化需求和利益诉求，不断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要甘当小学生，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在群众实践中汲取智能、增长才干。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就要熟悉群众语言，用群众语言、群众喜欢的方式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多宣传报导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导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积蓄奋进力量，凝聚发展共识。

2013年以来，__县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组织领导干部带头下基层深入调查研究，察民情、问民需、解民难，创新开展了以找、找责任缺失、找效能低下，看我担当、看我作为、看我敬业为主要内容的“三找三看”活动，促使全县干部转作风、提效能，抓发展、促和谐。通过开办“电视问政”栏目，组织开展“广场问政”、“百姓问政”和“人民代表走进县政府”等活动，主动搭建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交流平台，在沟通中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在互动中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切实做到正确引导舆论与通达社情民意的统一，凝聚引领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正能量。特别是“广场问政”（一次问政，二次问效，三次问责）这一创新做法，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找准问题“症结”，开出问题“处方”，倒逼干部作风转变，受到中央电视台、陕西广播电视台、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华商报等媒体的高度关注。先后播发了《__：老百姓现场问政部局长承诺有声》、《__广场问政向“”亮剑》、《陕西__:广场问政工作满意否群众说了算》、《广场问政 百姓打分》、《__广场问政：用实绩取信于民》、《让群众从“不满意”到“满意”》、《庭院里“问政”》、《__建立“广场问政”长效机制》、《过风楼承诺解决二十件群众“忧心事”》、《桑树村广纳民意建设入陕第一村》、《移民广场上的大考》等一批有分量的专题稿件和深度报道，系统

总结了__贯彻群众路线、创新开展广场问政活动的经验做法，在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6月，在由人民论坛发起组织的首届国家治理高峰论坛暨治理创新100佳优秀成果大型调查活动中，__“广场问政”做法荣获“政府创新十佳经验”。颁奖词称：“陕西省__县紧扣县情实际，以转变干部作风、提升工作效能、优化发展环境为抓手，以‘五治’和‘三找三看’活动为切入，创新开展‘广场问政’活动，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效果，探索出了一条新形势下践行群众路线的新路径。”严格来讲，“广场问政”和“百姓问政”都不是__县首创，之所以得到上级的充分肯定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经受住实践的考验，是因为这些做法把准了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脉博，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调动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发挥了人民的主体作用，既体现了党的意志，也符合人民的愿望，达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服务对象是群众，工作主体在基层。只有坚持眼光向下、重心下移，让宣传文化资源更多地向基层倾斜、向农村倾斜、向普通百姓倾斜，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才能上下贯通、连接终端，才能走进群众、扎根基层。要从解决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入手，实实在在地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真正满足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文化改革发展成果。

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越来越旺盛，并呈现出多层次、多样化的趋势。因此，必须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及时了解和掌握群众的所思所想、所需所盼，把服务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着眼于广大群众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实际，倾听群众声音，了解群众意愿，关心群众冷暖，努力解决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着眼于广大群众的思想实际，加强人文关怀，及时回应人们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解疑释惑、化解矛盾，理顺情绪、抚慰心灵，及时回答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近年来，我们充分发挥互联网、政务微博、博客、微信和网站领导留言板等载体，积极主动地与相关部门加强沟通联系，及时回应网民关切，找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与有关部门工作的结合点，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与各行各业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构建“大宣传”格局，凝聚了群众工作的强大合力。

思想论文篇7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

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6]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思想论文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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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朱自清是中国现代散文领域里成就很高的作家，但我们发现他还是现代中国一位出色的语文教育家。只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总是无法摆脱朱自清是一位现代著名散文家的深刻影响，或者说朱自清大量的文学创作尤其是他在散文创作方面的成就多少有些掩盖了他实际上相当丰厚细致的语文教育思想。朱自清1920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先后在杭州第一师范、扬州第八中学、吴淞中国公学、台州六师、温州第四中学、宁波四中等校任教，1925年-1932年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学校南迁，任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其教育论著有与叶圣陶合著的《国文教学》、《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标准与尺度》和《语文拾零》等。我们把目光从他的散文作品转移到他众多的教育论著，明显可以看到他的语文教育思想自成体系。我想：站在历史的长河中，以今天的眼光第一次审视作为语文教育家的朱自清，不断地从各个方面来加深对他的教育思想的认识，将十分有助于提高我们目前以及将来语文教育发展解决重大问题的自觉性。我们把朱自清关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方面的独特主张和论述，总称为朱自清的语文教育思想。本文不揣冒味，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使学生了解本国固有文化并且提高欣赏文学能力”

的教育目的论

他在《古文学的欣赏》一文中相当独特地提出了语文教育的两项目的，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一是选读古书，了解、认识和接受本国固有文化。二是以欣赏作为情感的操练，设身处地地欣赏古文学，弄清古文学的立场或扬弃或清算，培养欣赏力和批判力。朱自清把语文教育的远大目标确定在了解本国固有的灿烂文化，加强民族意识并以此提高学生欣赏文学的水平，这种观念显然区别于语文教育就是讲授语文知识使学生语文成绩考试合格或者语文教育就是一种解析作家作品和语言现象的学术研究的一般观念。朱自清这种对语文教育目的的崭新揭示让我们感觉到了他的一种具有特定意义对于前人的举步跨越。他还认为：中国人虽然需要现代化，但是中国人的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成。这表明朱自清正是一位独尊本国固有文化的理论家。在他看来，本国固有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国奔向未来的一个重要依据，而且也是语文教育必须把握的一个重要目的。在这方面，朱自清把语文教育独特地理解为一种继承文化遗产宏扬民族精神的特殊行为，这显然体现了他个人的特色。

朱自清所主张的“了解本国固有文化”是指津津有味地接受古文学的篇章字句、语体、词汇、成语、风格和技巧，设身处地地接受古代作家的写作态度、喜怒哀乐爱恶欲。他认为语文教育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借助对古文学的了解来帮助青年人信古、学古。他说：“有些青年人以为古书古文学里的生活跟现代隔得太远，远得渺渺茫茫的，所以他们不能也不愿意接受这些……我想从头说起，尽管社会组织不一样、尽管意识形态不一样，人情总还有不相远的地方，喜怒哀乐爱恶欲总还是喜怒哀乐爱恶欲，虽然对象不尽同，表现也不尽同”。[1]朱自清的这种见解清晰地指明语文教育的使命即要求我们把青年对我国固有的文化精萃的疏远变为对它的亲近。朱自清以为无论古今人物、人情总还有不相远的地方，人类的喜怒哀乐爱恶欲可以跨越历史的长河彼此仍可相互伸展，以此达到青年读者与中国固有文化的思想精神的相互融合。朱自清着眼于古今情感上的联系来亲近、认识和了解中国固有文化，实际上是从方法途径方面强调了在语文教育实践中怎样达到了解本国固有文化这一目的。

另一方面，朱自清又提出语文教育的另一重要目的就是让学生接受文学，培养欣赏力，培养批判力。他说：“接受文学，我们有我们的立场。得弄清楚自己的立场，再弄清楚古文学的立场。所谓知己知彼，然后才能分别出那些是该扬弃的，那些是该保留的……自己有立场，却并不妨碍了解或认识古文学，因为一面可以设身处地地为古人着想，一面还是可以回到自己立场上批判的。……这‘设身处地’是欣赏的重要的关键，也就是所谓‘感情移入’。”[2]这段话今天看来似乎相当普通，但其体会切身，因而其意义也就不同寻常。它指出了欣赏的首要问题是解决立场，并且作品的立场和读者阅读时自我的立场更不能混为一谈。这里清楚地说明以坚定的立场和批判力对待文学是培养学生欣赏文学能力的第一要义。这种说法反映出欣赏能力培植的关键又在于对作品的感情移入即设身处地地体味原来作家作品的喜怒哀乐。这样特殊的意义，理应真正深刻地通过语文教育的课堂介绍给自己的学生，让这些体现中国最主要的文化历史内涵的作品从培养学生的欣赏力批判力的角度出发给学生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倘若真正着眼于发掘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那么朱自清的这些见解是颇为崭新的。

朱自清实际上以此肇开了语文教育之目的在于了解本国固有文化之先声，并深刻认识到提高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与语文教育的紧密联系。从他的论述来看：语文教育必须以了解本国固有文化为基础最终使学生达到能够欣赏文学的目的。概言之，“了解与欣赏”即构成了朱自清语文教育目的论的中心内容。朱自清本身就是一位精通中国固有文化的学者，因而极为尊崇以语文教育来传播中国固有的灿烂文化；同时朱自清又是一位注重写作艺术力量的文学家，因而他也要求语文教育承担培养学生欣赏文学分析文学的能力的任务。由此可见朱自清与众不同的理论特色。

二、“作文训练、技术训练”的教育内容论

朱自清把作文训练确定为语文教育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他说：“写作是基本的训练，是生活技术的训练——说是做人的训练也无不可。”[3]他认为，学生通过写作能力的培养，会增长文学运用和认识社会人生的知识经验，因而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可见写作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朱自清显然排斥长久以来以思想训导作为语文教育的主体内容，他高度肯定了写作能力培养的社会功能。他尖锐指出：“只注重思想而忽略训练，所获得的思想必是浮光掠影，因为思想也就存在词汇、字句、篇章、声调里。”[4]这里朱自清集中地否定了一些教育者对于思想训导的偏重，它攻击这种偏导而极力张扬包括词汇、字句、篇章、声调在内的技术训练。他欲匡正语文教育中只注重思想而忽略训练的作风的贫乏和单一，使语文教育的建设真正具有内在精神。在他看来：仅仅接受文化思想远远不能证明学生已经掌握了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阅读古书的能力、理解古书的语言形式、篇章结构、句式体裁的能力。因此朱自清进而提出“技术训练”。这两方面即构成了他的语文教育内容的框架：特别强调学生在接受写作能力培养的同时尤其迫切需要切实加强学生运用文字能力、阅读能力、理解能力这些语文基本技能的训练。

（一）作文训练

朱自清认为学生作文的最大毛病是文脉不清层次不清思路不清，其次是乱用标点符号。朱自清是一位很有见解的语文教育理论家，他对学生的作文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意见：

“学生的写作往往抓不住题目，他们往往写下些不是支离便是宽泛的废话，在开篇时尤其如此。此外，层次的杂乱、意思的贯联，字句重复，也触皆然。……他们对于标点符号的使用很不在意……标点符号表明词句的性质，帮助达意的明确和表情的恰切，作用跟文字一样，决不是附加在文字上，可有可无的玩意儿……多半学生对标点符号的作用轻视或认识不足，随处乱点。其实不充分利用，写作的效果便会因此减少。”[5]

长久以来语文教育过程中的作文训练大多有忽略文脉和标点的倾向，朱自清这些言论可谓切中时弊。人们注重的是文章写作的思想和意义，而不是它的文脉条理、标点符号。朱先生这番话自然是一种倡导，即为纠正语文教育的作文训练中散漫无纪的忽视文脉和标点的毛病而建立起一种新观念：学生作文必须以文章条理清晰和正确使用标点符号为最首要的条件。

朱自清尤其强调当时语文教育中所存在的几种奇特现象：一是学生错误地不自觉地把作文当作了说话的记录，使语脉蒙蔽了学生自己，因此造成层次技术拙劣。二是教师在授译讲书过程中多说不相干的闲话，也给学生作文思路带来坏影响。三是学生阅读太少或不仔细，并且过分依赖说话。朱自清在这里尖锐地批评了教师讲课闲话过多影响学生作文文脉和学生阅读太少导致作文过分依赖说话的不良倾向。他还以一种犀利的目光发现学生写作中所隐藏的通病：即学生把作文与说话等同。在朱自清看来：(1)作文不是说话，必须剔除一些无用的废话。(2)作文是用文字记录下来，并不同于说话，它必须让人读了觉得文字的好处。

朱自清提出的作文训练显然注重这两大主要内容：一是解决学生作文的文脉条理，二是帮助学生弄清作文不同于说话。朱自清实质上是以文章写作的结构形式（即所谓文脉条理）对作文训练提出了极高要求，这是一个相当明晰和重要的见解。

如何进行作文训练？朱自清的主张独具一格：(1)通过朗读、诵读的帮助提高写作。他提出：“该让他们多多用心诵读各家各派的文字，获得那统一的文字或语脉（文脉）。……因为朗诵对于说话和作文也有帮助。”[6]朱自清希望学生通过朗诵的训练获得清晰的文脉。他设想：“要训练文脉，得用宣读文件的声调……若从小学时代起就训练这种正确的朗读，语脉混入文脉的情形将可减少，学生作文也将容易进步。”[7]对于作文，朱自清出人意料地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却是“读”（朗读诵读）。他认为，“读”是帮助学生作文的良好形式，依靠着读的因素、功能可以使学生至少在语脉、文脉方面得以明晰，亦就让学生最终区别了作文和说话。其次是朗读诵读的作用还在于学生通过“读”的长期积累帮助他们在作文方面突然闪光的自觉的艺术创造。(2)从报章文体开始学习，从小的范围着手，最好从写新闻短论开始。他主张：“必须从报章文体学习……从小的范围着手，拣与实际生活有密切关系的问题练习写，象关于学校中的伙食问题，你要抓住要点，清清楚楚的写出来。”[8](3)多练习说明文和议论文两种文体。朱自清认为：“实际生活中说明文和议论文比叙述文和抒情文用得多……而且一面也可以训练他们的思想。因此应该多练习这两种文字。”[9]这种练习的方法是：“给学生一些熟悉的小题目……或者给一些时事题目，让他们拟演说辞或壁报文字，假想的读者是一般民众……这才可以引他们入胜。”[10]

朱自清在强调朗读诵读对作文训练具有重要作用的同时，提出了两个关于题材和文体写作实践的观点。一个是，他认为学生应当从写作新闻短论开始，选择与实际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小范围的题材内容来作文。这种做法的意义是：让学生作文切用、感到亲切、并且有效。另一个是，他主张应让学生多加强议论文说明文的练习。他的结论是：这两种文体不仅实用，而且它可使学生通过这些文体的实践深入到现实内容，加大学生认识社会人生的广度。这些论点足可证明作为作家的朱自清往往以语文教育如同创作自持，以作家注重题材和文体的见解来谈论作文训练，恰恰显示了朱自清语文教育思想的特色。

作文训练要实现自身的目标，在朱自清看来，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决不可忽视。第一，重视学生在完成作文时讲究清晰的文脉条理和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第二，特别要认同朗读诵读与学生作文的不同寻常的密切联系。第三，从新闻短论入手，激发学生从小处着笔，切近生活和自我。第四，注重练习说明文和议论文两种文体，让学生在这种体验中获取更加深刻的现实内容和思想认识。

（二）技术训练

思想论文篇9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促进大学生全面和谐发展，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本文就此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树立和谐工作理念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与时俱进，紧跟时展的新潮流、新趋势，坚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工作理念，不断提高针对性、实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

1、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以人为本，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就是“以学生为本”，即从大学生的实际出发，贴近学生、依靠他们、相信他们，满足大学生成长发展的需要和大学生不同层次的精神需要，尊重大学生的人格和价值，帮助大学生尤其是困难大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塑造大学生的阳光心理，发挥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形成学校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合力，从而把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更高的层次上。

一是要把大学生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大学生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也应该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不仅是受教育者，也应是参与教育，体现教育价值、教育质量的主体。他们观念新颖、思想活跃、富有创新精神；同时他们又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渴望自我价值的实现，渴望受到他人的尊重。因此，落实以学生为本，就要充分尊重大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尊重他们的认知方式和表达方式，尽力消除因我们自身传统的标准尺度衡量而产生的“想不通”、“看不惯”的思维定势，进而横加指责和排斥，要在平等互动、真诚交流中激发和引导，不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二是要把促进大学生个性全面和谐发展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以“人”为本的落脚点在“人”，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我们强调“德智体美，德育为先”，德育的出发点不是禁锢人，而是要构建学生共同的精神支柱，全面提升学生的知识、能力等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而自由地和谐发展。我们的思想教育要着眼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在培养适应社会要求所必需的各种基本素质的同时，根据自身潜能、兴趣、爱好、特长等因素培养出具有鲜活个性的多样化人才，使每一位大学生的潜能充分发挥，特长充分展现，都能做到个性的全面和谐发展。

2、树立“诚信”的理念

诚信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特征，是中国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之一，现代诚信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将诚信教育作为大学生思想品德的重要内容，纳入到课堂教学中，使大学生做人做事都要重诚信，讲信誉，树立以诚实为荣，虚假为耻的观念，这样才能在社会生活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3、树立“公平、正义、宽容”的理念

公平和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只有坚持公平和正义，才能确定社会生活的主流信念和合理、和谐、规范的人际关系，从而形成讲诚信、讲道德、讲法制、讲秩序的行为规范，这样的社会环境有利于人人想干事、人人能干事、人人能干成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积极倡导公平、正义、宽容的社会理念，鼓励大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实行公平原则下的目标激励，以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4、树立全员育人、环境育人、实践育人的理念

构建和谐校园是构建和谐社会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程。高校教育工作者必须坚持以育人为己任，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主线，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引导、促进全体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二、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构建和谐的教育目标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始终围绕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主线，抓住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核心竞争力两个根本，通过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系列化的主题教育活动、品牌式的素质教育工程三种途径，在落实德育与智育、教育与管理、教育与服务、教育与活动四项结合的过程中，统筹规划教育内容、积极拓展教育载体、精心培育教育品牌、着力增强教育效果。

1、要把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丰富多彩的系列主题教育活动结合起来

以“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三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传统美德）、“三心”（事业心、责任心、自信心）、“三风”（校风、教风、学风）、“三自”（自尊、自强、自律）、“三创”（创优、创新、创业）、“三成”（成人、成才、成功）等系列教育内容为主导、为主线，精心规划从新生进校到毕业离校全过程、全方位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体系，以思想道德建设和学风教育为重点，始终把经常性的思想教育工作和系列主题教育活动结合起来，并贯穿到学生培养的全过程，努力培育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特色和品牌。

2、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目标

一是要大力弘扬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主旋律，解决学生新形势下在“信仰”、“信念”等方面存在的深层次思想问题。二是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教育学生学会做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教育学生在学校做个好学生，在家庭做个好孩子，在社会做个好公民。三是要培养学生的科学、创新精神，开展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教育，培养学生尊重科学、勇于创新精神。四是要切实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优化心理品质，塑造健全人格，增强调控自我、承受挫折、适应环境的能力，促进学生个性的和谐发展。

三、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构建和谐的工作体系

1、完善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

健全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专兼职队伍相结合、全校紧密配合，学生自我教育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按照“工作联建、教育联抓、活动联办、管理联动、服务联创”的要求，形成教（用思想教育武装塑造）、管（用制度管理规范行为）、导（用政策舆论引导激励）、育（用环境氛围熏陶培育）四位一体的工作运行机制。

2、完善服务机制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以解决学生问题为根本出发点，建立和谐的服务机制。一是健全和完善贫困生资助机制。二是健全和完善心理和谐教育机制。建设心理咨询中心，开设心理健康课程，通过心理健康知识宣讲、测试普查、咨询等形式，及时发现并解决学生因生活、学习、情感等发生的问题，促使个体心理品质健康、均衡、调和、发展。三是健全和完善毕业生就业指导机制。成立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开设就业指导课，加强就业信息网络建设，拓展学生的就业渠道，开展创业活动和职业生涯设计，将大学生就业教育工作贯穿学习的各个环节。

3、完善保障机制

构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谐工作体系必须健全和完善保障机制。一是规章制度保障。建立健全与大学生成长成才需要相适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的制度体系，使思想政治工作做到规范化、制度化，保证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中的各责任单元都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协调一致地完成思想政治工作任务。二是经费及物质保障。要合理确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面的经费投入，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要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必要的场所与设备，不断改善条件，优化手段。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辐射力和影响力深远的系统工程，我们应站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遵循社会规律、遵循教育规律、遵循人的成长规律，给予大学生思想政治育更多的重视和关注，担负起更多的责任，为培养全面发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思想论文篇10

中国理论界正式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当始于70年代末思想解放，探索之风大盛的潮流中。但若认真追溯，这个起始时限可提早到60年代。那时为了“防修反修”，内部发行了萨特、梅罗—庞蒂、布洛赫、柯拉科夫斯基等人的著作，对卢卡奇关于异化的沦述，也通过苏联的批判为人所知。从后来事态的发展中可以看出，当时有资格接触这些“反面材料”的高级理论家中，有少数好学深思之士愿意抱着同情态度理解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并在80年代初表示了强烈的探索愿望。当然，这栅栅来迟的开放态度仍嫌为时尚早，思想的新芽一露头就天折了。

60年代末，举国上下大学“无产阶级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在曾经狂热和盲从的一代人中产生了一股自发的、强大的，然而是逆向的学习马克思理论的潜流。上述内部书刊广泛地散落民间，被飞快地传阅并热烈地讨论。“”的非人环境，“”理论的空前武断使人更加相信马克思的论述：“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西方马克思主义独特魅力，首先就在于它从人出发理解和阐释马克思。

80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正式成为学术界的研究对象，学者、教师和学生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有人力图做借鉴和接纳的工作，以扩大研究马克思主义、考察中国和世界现状的视野。但占主导地位的作法仍遵循以下思路：“毒草可以肥田”、“在批判和斗争中发展”。因此，人们在零零碎碎地获得有关知识时，耳朵里也充斥着“针锋相对地回答挑战”、“无情揭露”、“坚决打击”一类的战斗口号。

时代毕竟在前进，人们的心态也越来越开放。到了90年代，带着敌情观念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少了，以前那种纯粹批判的态度，也转变成在了解、交流和撞击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如果说，专业研究者不论态度是严峻还是宽容，始终在理论领域做文章的话，g15么如年代初出现的另一种动向则更有意义，更值得注意。如年代中国社会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突然间汹涌澎湃的商品潮，对人们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大众文化、商品文化的平庸性，精神和价值的失落，引起了不少文化人的忧虑与反弹，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应运而生。有些人突然间发现，自己的处境与心态似乎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模一样，在现代化的潮流中，他们放眼国内外，都感到一种“资本主义”

式的压迫正在进逼。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抗拒和批判的张力与武器。当然，动力的源泉和武器库并非仅此一个，后现代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在某些原则和理论上有根本差异，但这两种思潮在立场、观点、方法上的交叠重合处也很多，在中国，人们几乎是同时操这两种型号的武器，而并未感到有重大的区分和不便。另外，不少人并未淡忘“”中“批判资本主义道路”那难忘的一课，而细究起来，“”的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者之间也确实有共通的思想渊源(比如阿尔都塞对“”时代的“思想”的支持以及后现代主义对阿尔都塞思想的继承)。于是，在中国的知识界，对现代化导向最坚定和最彻底的批判者往往是这样的三位一体：他们心仪西方马克思主义，拥抱后现代主义，并为、等“新生事物”作辩护甚至唱赞歌。

依我之见，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寻找在本土进行批判的灵感，是给它派上了最好的用场。我们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工人革命运动低潮的产物，由于科学技术革命和西方社会自觉的或被迫的自我调适、自我变革，西方各国大体上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身处这种社会的理想主义者和社会变革家，再去发展一种经济危机及其爆发的理论，再去制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策略，既无紧迫性，也无实际意义。但是，现代化社会并不意味着完美无缺、毫无问题，从马克思的原始出发点——即人的解放，消除异化，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看，现达社会中的人一方面得到了物质享受，另一方面却在人性上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迷失了、甚至丧失了自我。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论是从主观上想坚付初衷不变，还是客观上形势使然，走上了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道路，并以他们的深刻和执着，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作为一种(在否定的辩证法这种意义上的)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病理诊断，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基本精神是相契的。

中国改革开放20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方向、路线、政策的改变引发了社会结构、人际关系、文化心理各方面的巨大变化，特别是90年代初汹涌而来的商品潮，大大地激发了中国知识界的批判意识。终于有人领悟到了，时代的前进使人面临着一种问题转换：知识分子的使命不仅止于抨击守旧意识，为改革鼓与呼，而且要从价值层面对现代化的方向、后果或伴随现象加以监督，作社会公正的发言人，精神和文化的守护者。

有人对问题转换反应迟钝，或者囿于简单、机械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维模式，认为只要市场经济继续搞下去，一切道德、文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更有人担心，对社会上种种弊端奋力抨击，会不会导致否定改革，走回头路。确实，否定改革和现代化的吵嚷声从来没有停止，而且．越来越与批判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捍卫精神纯洁性的声音交织在一起。问题变得错综复杂，有些人似乎忘记了，现代化社会从前现代中脱胎而出，发展至今，始终逃脱不了批判；还有人自感无法在替新体制除弊与替旧意识形态招魂之间划清界线和掌握分寸，因而放弃责任。问题的微妙和麻烦在于，从典型的西欧现代化历程看，厌恶物欲横流、痛斥斯文扫地、批判机器统治时代的人物，如巴尔扎克、劳伦斯者流，多半是能看清历史潮流的守旧派，如果中国的现代化努力还有停滞甚至逆转的可能，人们如何忍心用批判的解剖刀指向那并非筋骨强健、甚至还是伤痕累累的现代性躯体呢?但是，如果我们把考察现代化进程的视野从欧美扩大到当代的亚洲和南美洲的某些地区，就可以看到，“什么样的现代化’’和“是否现代化”同样是值得关注的大问题。如果现代化进程的结果是门阀政治、族权经济，是黑社会势力沉渣泛起，是精神文化价值的丧失，那么现代化将引起社会动荡和民众的诅咒，原教旨主义的崛起将使忍无可忍的人们宁愿受过去的苦而不愿遭现在的罪。

不管你是否赞成，不管你左顾右盼、进退两难的心情是否有根据，批判的旗帜一定会打起来，问题只是由什么人举这面旗，批判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什么，以什么理论为武器。

中国文化传统中，批判的精神相当稀薄，要在工业化进程中从事批判，更是资源难寻。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但是一个现存的武器库，而且以其深刻锐利，以其唯美主义的风姿令人倾倒。

使有些中国文化人首先感到惊喜的是，诸如勒斐伏尔、马尔库塞、弗洛姆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社会的揭发与批判，竟与自己对当前现实的感触相差无几。比如，他们指出，在商品丰富，物质生活提高的同时，产生了新的匮乏，即精神的空虚和痛苦：人们成了商品的俘虏，他们被动地接受传媒铺天盖地的广告，这些广告制造虚假的、强迫性的需求，人们的情趣在不知不觉中完全被大厂商调度和控制，毫无理性地一味追求高档、名牌商品；在虚假的满足中，人丧失了自己的天性，甚至丧失了痛苦的感觉，这并不是说明痛苦不存在，而是说明人已被异化得失去了自我。

大众文化、商品文化时代的到来，使得文化享受(实质上是文化消费)摆脱了贵族化限制，而成为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提出的“文化工业”概念，深刻而尖锐地揭露厂这种庸俗文化的本质：这种大批量制造的文化商品使艺术作品的创造性、批判性和想象力萎缩乃至消失，它们不是按照艺术品的内在逻辑创造出来，而是按投资者和制造商对投入一效益的估计批量生产，它们的价格越便宜，内容就越贫乏，品质就越低劣。但大众的口味就这样被调配，以至于人们在表述内心生活和倾诉感情时，都按照文化工业提供的单一模式进行。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提出，由于异化性的高消费、高生产，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早已不复存在，双方处于极度尖锐的对立和冲突中；贪得无厌地追求物质享受驱使人不加节制地开发自然，这实际上成了盘剥和破坏自然。他们警告说，自然界对人类的侵略并不是无动于衷的，它会进行报复，在人与自然的战斗中，最终吃亏的还是人。他们主张重建新的经济模式，限制消费，降低生产，扭转浪费资源、破坏生态平衡的趋势。

种种说法，不一而足。这种批判在西方社会有振聋发聩之效。

在中国更是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但是，积一个多世纪以来援引西学的经验，我们已经知道，未经消化的生搬硬套，不加甄别取舍地平面横移，总会造成一些“假洋鬼子”式的问题。依我之见，目前中国文化界中一些“西马”式的批判和主张，就有鹦鼯学舌、拾人牙慧之嫌，以下仅略举几例。

在科技落后，理性精神难于彰显，启蒙屡屡受挫的中国，有人大肆否定科学、鄙弃理性、嘲笑启蒙，将其与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

当中国还有上亿的文盲，数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时，有人认为过上现代生活(实际不过是稍微像样的小康日子)的人实质上是处于精神上无家可归的漂泊状态。他们认为现代生活的一切都是异化、孤独、分裂t变态，鼓吹回到人与自然难于区分，朦胧、混沌、自由的家园，也不知这样的家园是存在于奴隶时代，还是远古的洪荒时代。

当中国还努力挣脱闭关锁国的藩篱，大力争取利用外来的技术、资金、管理方法，走向世界时，有人把改革开放的中国形容成为跨国资本提供机会的场所，正面临变成新殖民地的危险。

应当看到，不论“西马”在当下如何有其魅力，不论我们多么有必要在其武器库中借用一二，它本身作为理论形态就是大有问题的(不然不会在西方由盛而衰，现今已处于花叶飘零的境地)，而将其从西方语境搬弄到中国语境中来，更应加倍小心，只能取其神髓而决不能用其皮毛。

这里不可能全面、深入地剖析“西马”理论的问题，只能对其阙失面随意点触一番。

第一，批判精神固然可贵，但“西马”的批判往往有钻牛角尖，甚至走火入魔的地方，因此，依据其批判来评价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有时免不了偏颇不确，在中国照葫芦画瓢，更容易显得不伦不类。比如，阿多诺认为乐曲的结构中包含着社会冲突，他一会儿认为勋伯格的十二音系表达了矛盾冲突，是辩证的因而是进步的，一会儿又认为十二音系使后人僵化而失去了否定和批判精神，从而必须加以警惕。

第二，一些“西马”人士不是以向前看的眼光批判现代社会，而是向后看，表露了浓郁的怀旧复古、浪漫悲观的情调；他们缅怀虚构的中世纪的田园牧歌式的精神宁静，想退回到前现代时期；他们—味推祟精神，否弃物质，鄙弃大众又俨然以大众的代言人自居，表现了十足的贵族、精英倾向。

第三，他们把科学技术、物质进步附随的弊病与科学技术、物质进步本身混为一谈，把科学技术、现代性等同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只不过表明了他们自己过分地意识形态化。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稍加研究就可以看出，它的地域特征相当明显，与德法思想传统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身上透露出欧洲中心论和欧洲优越感，亚洲、非洲难于进入他们的视野，甚至美国也不在话下。他们把现代性当成西欧这棵枯树上熟得开始腐烂的果子，他们的论调是否全部适用于现代化刚刚起步并且步履维艰的中国，值得认真思量。

思想论文篇11

一、继续思想解放，瞄准世界，深入实施名牌战略。质量是产品抢占市场制高点的主要因素，目前，质量安全问题国际化、政治化，而我市部分标准尚未与国际接轨，企业生产、管理水平尙待提高，我们要深刻认识质量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立足以质取胜，开展“质量兴市”活动。要争取更多国家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及省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TC/SC）落户湛江，加快我市质量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指导企业更多使用国际质量技术标准，并严格按标准组织生产，提升产品质量。去年我市实施名牌带动战略，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提高了全市质量总体水平，工业类产品获得中国名牌产品10个、国家免检产品10个，实现名牌大跨越，带动全市经济发展。我们不能“小进则满”，要瞄准世界，继续深入实施名牌战略。政府加强对实施名牌战略的宏观指导，研究制定有关政策，编制创名牌规划和名牌产品培育计划，根据企业实际，确定不同目标，梯次推进。首要是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整合小企业集约发展，做大做强，为名牌企业提供生产原材料，同时承接名牌效益辐射。其次要加强打“假”保“名”和名牌产品宣传力度，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企业是实施名牌带动战略的主体，要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强化研发，培育和发展能在未来世界市场竞争中居于优势地位的核心技术和品牌。政府、职能部门、企业要整体联动，积极组织企业参与国际国内标准化活动，让湛江名牌产品享誉全国、走向世界。

二、继续解放思想，民生为重，创新两个安全监管。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解决民生问题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行动。去年，我市质监部门按照上级统一部署，打了一场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特殊战役”，全面完成专项整治各项目标任务，确保食品质量和安全，维护了人民群众利益。要巩固延伸专项整治成果，就要大力推广“集中加工、统一监管、定点配送、检验检疫、标识管理、市场准入”监管模式，加强对小、散、脏、乱、差的食品加工小作坊的全面、科学监管，并不断创新思路，建立健全生产、加工到消费的食品全过程监管链条，建立健全产品可追溯源头和追溯责任的可追溯体系，建立健全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四位一体”监管网络，从源头上确保食品质量安全。把“质量兴市”活动拓展到各县（市、区）,发展特色产业、产业集群和专业镇，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加强特种设备信息和监管两个网络建设，强化重点监控设备的管理，维护社会稳定。

思想论文篇12

目前大学生在人格上发展上出现的问题，既有现实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1)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代变迁带来市场经济大繁荣，功利盛行的观念直接表现为“一切向钱看”，导致人们过分追逐物质利益，而忽视了对人性的关注和自我人格的修养。现代大学的开放性注定了这种风气要波及大学校园，学生的人格塑造无不受其潜移默化。此外，对外开放也使西方各种文化思潮不断涌入，泥沙俱下，而大学又是接受新思潮、新文化的前沿阵地。在多元文化面前，学生往往辨错了方向，接受了不良的文化影响，误人歧途。(2)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时期，而目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大多以政治理念的灌输和意识形态的说教为主，内容空泛，流于形式。这不仅容易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导致整体学习兴趣的下降，而且由于在人格教育中缺乏人文主义的关注，使他们缺乏精神上的追求，容易出现重利轻义的倾向。(3)儒家思想能够历经两千多年的传承而不衰，在于其以高尚的理想人格为培养目标。而自20世纪以后，经过了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和时期的“批孔”等政治文化运动，以及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思潮的排挤，儒家思想受到了不正常、不公平的对待，儒家理想人格中所蕴含的价值意义也无法受到重视。在这种大背景下，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不能幸免，并由此出现了两种极端：对于建构儒家理想人格的忽视和对于政治意识形态教化的固守。这样的结果是学生缺乏传统文化素养，热衷时尚和新潮，没有固定的价值追求，导致了人格力量薄弱，随时都有可能在不断变换的时代中迷失自我，遑论承担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在以上三个原因中，以传统文化传承断裂的影响尤为明显。因为每一个民族的生存和繁衍，不仅要有特定自然地理环境赖以生存，而且还要靠独特的思想文化给予维系。传统儒家所提倡的理想人格，毕竟经过两千多年的沉淀锤炼，并且已深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指引并支撑中华儿女历经劫难却始终不屈服不退缩、不畏，激励中华民族奋发向上，以自强自立姿势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就是儒家传统文化的精髓与魅力所在。而自20世纪以后，在传统文化继承上一定程度的断裂，特别是对儒家思想及其人格理想的批评，使得我们顿然失去了母体文化的滋养。而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从学校的德育开始的。“从德育的宏观教育背景上看，当代教育上实现由传统教育转向现代教育，即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由知识教育转向行为教育。现代教育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教育的新型观念与操作，是一种以人为目标的教育，是一种以未来为取向，以学生的人格发展为目标的全新的教育理念与行动。”因此，针对目前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缺陷，对当代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既要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不断创新，也要继承和发扬儒家理想人格的精髓，着力于矫正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二、《论语》的理想人格及其批判

儒家的理想人格建构主要集中于《论语》中。《论语》里的理想人格内涵丰富，有些已经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而失去依据，而有些即使到了今天，仍然能够显示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对我们民族人格的引导、建构、提升和保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的仁爱思想，心怀世人，本质上是一种人世人格。在先秦诸子的人格思想中，孔子的观点是最为现实，最为积极的。,,E11221这里我们仅就《论语》中与目前大学生的人格教育有关联的几个重要方面做一番梳理。其一是“仁”。仁是孔子理想人格的核心。它的本质是以“爱人”为中心，以克己复礼为目的。“樊迟问仁。子日：‘爱人。”’，所谓“爱人”，即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颜渊》)因此，爱既是仁的起点，也是仁的归宿。孑L子认为，作为君子必须时刻以仁来严格要求自己，时刻以仁行事。“子日：‘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滇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这就是要求坚持不懈地追求并践行仁，无论处于何种艰难险境都不能放弃对仁的信念和实践。其二是“义”。孔子所说的“义”主要是指道义，他要求君子要有主动行义的人格精神。即“见义不为，无勇也。”“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因此义是一种精神存在，在《论语》中，它常常与利相对应，也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当然孔子并不反对正常物质利益的追求，只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其三是“礼”。礼也是理想人格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论语》里，它主要指的是人应该本分、有秩序地处事。孔子重礼，认为“不学《礼》，无以立也”。季孙氏曾经违规而使用周天子的礼仪来演奏，表现舞蹈，这让孔子相当愤慨，孔子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论语•季氏》)在《论语》里，礼常与仁爱相提并论。“子日‘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林放问礼之本。子日：‘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可见礼以仁为本，没有仁爱之心，就无法做到礼。此三方面，“仁”为核心，“义”与“礼”为行为规范和准则。若当前大学生能深谙其理，以“仁”来完善自己的人格，以“义”与“礼”来规范自己的求知与为人，那不仅是传统文化经典得以传承之幸，更是大学生自我修养得以提升之幸。为此，大学生还要善于从《论语》的深邃思想中，挖掘出更多有利于自我修养提升的内涵精神，比如“信”和“学”。“信”，首先是诚信、守信，说到做到，言行一致，“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论语•子路》)也是值得信赖、能够被信赖，“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孔子认为君子必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认为君子无信就无法成事。而“学”，自然是指好学，孔子教育门人弟子应当勤奋好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孔子直接表明，学习不仅能够增长知识，还有助于修身养性。同时，学习还要尽量博学多才。“子日：‘君子不器”’，指出了君子不能像只是具备某些特定用途的器具一般，那是狭隘的，而必须是具有多种才艺的，“博学于文”。最后，孔子还要求要成其为君子，应当谦虚求学，做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并坚持“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的原则。从孔子对理想人格的设计上来看，它既涉及了个体在言、行、知、思的自我修养，又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义务，内涵丰富、层次分明，具有强大的人格精神力量。而目前高校学生的人格结构单一，人格力量较为弱小，难以承担起社会的重任。因此，在目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若能以《论语》中的理想人格为标本，对学生的人格精神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塑造，将不失为一种可行的人格教育理念。“人格是一种具有动力性的组织。换言之，个体发出某个行为或从事某种活动需要人格的推动作用。”当然，孔子所建构的儒家理想人格中，也存在着一些消极因素。例如，孔子谈及“己欲”、“己所不欲”、“克己”时，都片面地强调应该如何对待别人，即“利他”，而极少申明个人感望满足的合理性，其仁道原则缺乏人格独立和人道主义的内涵，因而往往被封建专制统治者利用，作为压抑独立人格和桎梏思想的工具。再如“安贫乐道”的品格要求，也容易产生负面效应，成为一些消极避世、安于现状、不图进取、缺乏竞争冒险精神的人的托词。这些需要我们在教育过程中给以甄别、扬弃。“从儒家思想中，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一种人格的力量和做人的尊严。正是这种人格的尊严和崇高的气节，造就了中华民族傲然于世的民族性格。儒家认为，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志向，才会有什么样的举止、什么样的气节。因此，对于《论语》中的理想人格，我们应该有批判地继承，善用其中的精华部分来帮助解决目前大学生人格教育中出现的问题。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主要担当者，给予正确的人格教育尤为重要，而这需要我们拿出实际行动和具体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