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的传统文化篇1

关键词 清末十二年五四新文化新传统主义反传统主义错位

作 者邵建，南京晓庄学院中文系教授。 (南京210093)

现代：一个错位的起点

2015年是新文化运动100周年。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创刊（该杂志先期名为《青年杂志》），新文化由此启幕。这个影响了中国100年的文化运动，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国现代的开端。中国现代史、现代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的书写无不以此为起点，但，这未必不是一种历史偏差。

如果通贯20世纪的100年，可以看到，辛亥革命前的清末十二年，实为华夏现代之始，但这一时段习惯上被视为近代。这一时代思想文化学术上的杰出人物，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等，大体被视为近代人物而非现代人物；正如新文化三杰——陈独秀、胡适和鲁迅，他们才是现代知识分子（而且是第一代），由他们所代表的思想文化亦即新文化才是一种文化现代性。

近代与现代，非止于时间之差，而是价值之异。近代，往往被视为传统到现代的过渡，现代则是其过渡的完成。美国华人学者张灏有一书，名为《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考辨梁启超时代为什么是中国思想的过渡，它要过渡到哪里去。清末十二年，梁启超有效地主导了当时的思想舆论，是那个时代影响最大因而也是最重要的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是立宪，文化思想是新民。立宪乃终结皇权专制，新民则培育公民精神。这分别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如果这样一个组合尚不足以称现代，那么，现代到底又是什么。尤其是，梁启超不但从政治文化两面给这个民族输入新价值，却又立足传统而不抛弃之。因此，由他所代表的清末十二年岂止20世纪现代之始，乃是正脉。但按照20世纪的观念习惯，是梁启超以后的时代，即新文化运动才最终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它终结了传统，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现代。因此，新，不但形成我们对新文化运动的事实判断，同时也是肯定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其价值就在于它彻底反传统，超越了所谓近代对传统持守的局限，因而革命性地过渡到现代。从20世纪进步主义意识形态来看，近代与现代之别（同时也是新旧之别），大抵如此。

时代的划分，政治从来就是一个重要的维度。以五四为现代起点，本身便是政治划分的结果，因为它引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一部现代史在主流意识形态那里，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史。由于孙中山的辛亥革命被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故尔被划人近代范畴。显然这是胜利者的历史划分。只是政治如果不失为一种划分尺度，它不应该仅仅被简化为胜利者的尺度。如果可以超越党派政治，并着眼于传统政治和现代政治的分野，那么，中国现代政治史的书写，应该以1901年梁启超发表《立宪法议》为发端，因为它引发了其后清末十二年的立宪运动。这不啻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先声。

这里简要说明两点：一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开始，之所以肇端于20世纪初的清末立宪而非19世纪末的戊戌维新，盖在于后者更多表现为传统性质的变法，它没有触动皇权根本，其主张事项带有明显的行政改革意味而非政治改革。它远不如后来的清末立宪，极为内在地触动了皇权制度根本。虽不推翻皇室，但以宪政框架制约并虚化之，使传统的君主专制转化为现代政治文明性质的君主立宪。故清末十二年的宪政运动，正是1688年英伦“光荣革命”的翻版（虽然功亏一篑），它不独是20世纪的开端，也是中国现代史和现代政治的开端。二是与梁启超清末立宪派同时的孙中山革命派，以共和为目标，试图以暴力革命的方式终结皇权，用民主取代君主，无疑也是一种政治现代性。不同在于，立宪派以英伦现代性为前瞻，革命派踵继的则是法国大革命。这是欧西两种不同版本的现代性在清末竞演。

从政治现代性到文化现代性。清末十二年和五四新文化，不是从近代到现代，而是第次出现的两种不同的现代（性）。1902年，尚在日本的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至1907年因火而停。这是那个时代影响最大的一份杂志（包括梁启超此前创办的《清议报》）。如果说1915年创办的澌青年》如何影响了时人及后来者，《新民丛报》则同样影响了它那个时代的读者及后人；而且《新青年》的作者群，因为年龄的落差，他们都是读着《新民丛报》的文字成长的（包括胡适和鲁迅）。当然，清末十二年，影响他们的文字不独梁任公，影响更大更深入的还有严复，尤其是他的《天演论》。

这样两份杂志，代表了两个时代。但无论《新民丛报》还是《新青年》，都以“新”自命。一个是要新民，一个是要新青年。它们所谓的新，都是指与传统不同的西方文化。传播西方思想文化是这两个杂志的自觉的使命。其差异在于，相较于《新民丛报》全方位的介绍欧美，《新青年》则比较偏食。它前期较多偏重法国（因其对法国大革命的欣赏），正如后期偏向苏联（因其对十月革命的认同）。当然，更重要的不同在于，它们对传统及传统文化的态度迥然有异。新文化运动的整体性反传统已自不待言。但清末十二年，无论严复还是梁启超，他们对新旧文化的态度都是会通中西、交互阐释。他们从不因为传统文化的旧而欲彻底否定，只是希望通过西方文化的引进从而对其更新。

这就是20世纪的前20年，它不是从传统到近代而现代，而是对传统的态度不同，呈现出性状不同的两种现代。因此，把新文化运动作为现代源起乃是时间的错位，现生的时间理应提前。就第一个十年而言，它所体现的现代性方案是推陈出新，从“陈”亦即传统当中推出“新”来。第二个十年的现代性方案毋宁也是推陈出新。但，它的推，不是推出而是推倒，亦即推倒传统，让新横空出世。然而，从传统中出新，是人类文明的自然演化。离开传统的新，是谓无根，而且不可能。故，20世纪前两个十年，清末十二年为正脉，新文化运动则是歧出。

清末十二年的“新传统主义”

“新传统主义”是美国学者张灏在《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一书结语中提出的一个概念，用以指陈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另一股重要思潮，与五四新文化反传统思潮相对抗。“新传统主义只指那样一些人，他们基本上仍认同传统的价值观，他们接受现代西方文明的某些成分，主要将它们作为促进和保存那些有价值的传统价值观的一种方法。”在笔者看来，张灏先生的新传统主义与其用来称谓比如陈独秀与之论战的杜亚泉等文化保守派，还不如直接将其指陈清末十二年的严复、梁启超等。正如有人误将清末严梁等人称为“文化保守主义”，但此处的保守主义显然不及“新传统主义”更合适、更准确。要其言，新传统主义及其所指应当在时间上提前到清末，同理，文化保守主义发生的时间则应推后至五四。

保守主义是相对激进主义而出现的一种意识形态，它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不是先发的而是因应的。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就不会有伯克式的反激进的保守主义，故伯克经常被视为西方保守主义的鼻祖。同理，如果没有新文化的全盘反传统，就不会出现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落实到清末十二年，其时并没有反传统的力量出现。当然，清末并非没有保守主义，但那是政治保守主义而非文化保守主义。政治保守主义是反对孙中山革命派的那些立宪改良的主张（如康梁），文化保守主义要迟至新文化运动出现方才出场。就清末那些全力介绍西方思想的严梁等人而言，他们对传统的态度无一不是革新传统而非抛弃传统。可以说他们是新传统主义（相对于当时保守的排外势力而言），却不宜指其为文化保守主义。当然，到了新文化运动那里，时移事易，严梁等人则由此前的新传统主义转化为文化保守主义，因为这时他们面对的已不是清末极端保守派，而是激进反传统的现代派。从新传统主义（革新传统）到文化保守主义（持守传统），学界习惯上指责他们早年进步，晚年趋于保守即落后，这显然是无知之论。严梁等人在不同的时代，面对不同的对立面，自然表现出不同的因应，呈现为不同的侧重。西学新进，面对传统积弊和守旧阻力，不免大张鼓吹，故给人以新字当头的印象。相反，新文化运动欲摧毁传统而后快，他们以保守持正的声音匡其时弊，故让一味趋新之人觉其落伍。其实变化的未必是他们，而是时代。就其一贯而言，他们在文化上的基本价值取向未曾有根本性的变化；并且于前后两种极端之间，始终体现的是中道。

新传统主义的出现，是后发现代化民族国家对欧美现代化冲击所形成的一种刺激反应。1840年以后，一代代士大夫深感不引介西方文明、不变革自身传统则无以应付“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除极端守旧者外，士大夫阶层基本上都意识到危机的进逼，都自觉主动地面向西方文明，务以引进为新，或科技或政治或文化。但，咸与维新，并非问题全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两种不同的主张。

一是中体西用。这是包括王韬、冯桂芬、沈寿康、张之洞等在内的许多人的文化主张，晚清很流行。1898年张之洞于《劝学篇·设学第三》中规划办学要略：“一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这便是后来广为人所传播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具体提出者是沈寿康，但张影响更大）。在张看来，学与政的关系是“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学以致政，政教合一。由于张氏坚持“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是以儒家纲常名教为治学和治政的根本，以西学补其不足。至于西学中的西政西艺，则见张之洞办学的另一要略：“一日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大致我们今天所谓的自然科学，即张之眼中西艺也，西政则大体偏于相关的社会科学以及各种政府事务，而非指西方的政治制度。制度是自己的，学问是人家的。无论是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其他，无不可以为我所用；但董仲舒以来的儒家纲常名教制度，则“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便是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基本内涵。

二是执西用中。这是严复在与他的门生通信中提出的观点。其原文为：“士生蜕化时代，一切事殆莫不然，依乎天理，执西用中，无一定死法，止于至善而已。”。至于当时流行的中体西用，严复认为不通。1902年他在“与《外交报》主人书”中即指出其不通之处：“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故尔，在比喻的意义上，严复认为：“使所取以辅者与所主者绝不同物，将无异取骥之四蹄，以附牛之项颈，从而责千里焉，固不可得，而田陇之功，又以废也。”对中体西用的解构，当然不是抛弃传统。“然则今之教育，将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欤？日：是又不然。英人摩利之言日：‘变法之难，在去其旧染矣，而能择其所善者而存之。”故，正确的方略是：“统新故而视其通，包中外而计其全。”严复认为，只要于民力民智民德有所裨益（这是严复认为当时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不暇问其中若西也，不必计其新若故也。”

同样作为新传统主义， “执西用中”与“中体西用”的不同，不在于不引介西学，而是反对中学为体。如其上，在张之洞等人那里，传统政学互为表里，它指的是汉儒董仲舒以来的纲常名教。1906年清廷学部按照中体西用的原则颁定国家办学宗旨，“忠君”具首。此即所有西学皆可以为忠君制度所用，惟忠君本身乃体用之体，不得动摇。然而，严复的执西用中动摇的恰恰是这个体。如果读严复的《辟韩》，它所批判的正是韩愈的忠君思想。在严复眼里，君是民用自己的赋税养活的，如果它不能为民去除各种患害且自身成为患害，那就要从制度上废君。这样的思想是张之洞等不可想象的。所以，严复的新传统主义，不但西艺西学西政，都可以执而为中所用；关键更在于对传统进行制度更新。制度本身也是一个体用结构，1895年严复在《原强》一文中指出西洋之所以强盛，“推求其故，盖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这样一个体用结构，乃西洋之所有，中国之所无（民主）。故同样可以按执西用中之原则，纳于国中。可见“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所以不同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它不是以“中学”即忠君那一套为体，而是以“中”为体，这个体就是所谓中国或中华民族之本身。此体非彼体，它要突破以传统政学为体且政教合一的藩篱，将自由民主制度作为更新传统的根本。

严复式的新传统主义，另一代表人物是梁启超。1908年戊戌变法期间，由梁启超参与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在言及中西文化时强调“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 这一思想我们可以从1902年梁启超《新民说》第三节“释新民之义”中看到更具体也更精彩的阐发。它的精彩与其说在于对西方的引进，不如说更在于强调对传统的持守：“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日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日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采补本无即援引西学，固然为新。但新的另一面更值得我们注意，它不是外来，而是旧有。淬厉固有而使其一新，这是一种积极的新传统主义。淬是锻炼，厉是砥砺，以这种方式使古老的传统不断更新。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甚至自称守旧主义者：“吾所患不在守旧，而患无真能守旧者。真能守旧者何，即吾所谓淬厉固有之谓也。”在强调守旧的意义后，梁启超纵论守旧与进取两者间的关系： “世界上万事之现象，不外两大主义，一日保守，二日进取。”“有人认为“两者并起而相冲突”。但梁却主张“两者并存而相调和”。这是新与旧的调和，中西文化的调和，也是传统与现代的调和。在此，梁启超特别推崇欧西英伦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认为他们是伟大的“善调和者”。他很形象地为他的调和论张目：进取与保守，“譬之蹞步，以一足立，以一足行；譬之拾物，以一手握，以一手取”。人之行走，设若去掉保守之一足，或没有它的支撑，又何以进前。相映成趣的是，前此严复在《主客平议》中也有过相同的论述：“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且守且进，此其国之所以骏发而又治安也。”最后，梁启超的结论是：“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醉心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

清末十二年是20世纪中国的黄金时代，担纲这一时代的思想政治人物，如严梁等，都是传统的士君子。由于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年轻人纷纷出国留学，因而威就了从东洋和西洋回来的“第一代知识分子”。相比而言，严梁等人可谓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士绅”。这样一个群体，精彩在于，自“旧”的一面言，他们的身份往往是双重的，既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又是政治保守主义者。自“新”的一面言，他们对传统的革新，均是从制度层面人手，意欲借鉴西方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以改造传统的儒家政治。严复是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者，他翻译的瑚代自由主义经典《自由论》，于190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意味着中国自由主义时代的开启。梁启超是中国第一代宪政主义者，1901年他的《立宪法议》发表，引发了数年后国内轰轰烈烈的宪政主义运动。任公本人始终是这一运动的舆论领袖。自由与宪政的关系，正如哈耶克所称许的那样：“剥离掉一切表层以后，自由主义就是宪政。”以制度化的宪政保障个人自由并规范传统的政治权力，是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或宪政主义第一波。严梁等人不但知识上传播自由主义和宪政主义，他们以其自身的言动也很好地体现了自由主义的文化宽容包括政治宽容。如在新旧关系上，严复认为“惟新旧无得以相强，则自由精义之所存也”。新旧相容而并非彼此强制，这才是自由主义的精髓。虽然他们生活在传统政治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但他们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努力，却为20世纪的历史开了一个很端正的头，这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头（或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以及政治上的宪政主义）。如果以清末十二年比况后来的历史，一个公道的评价应该是，由严梁等“最后一代士绅”所开风气的时代，是20世纪传统中国的“现代之始”。

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主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它的时段大致为《新青年》发刊的1915年至五四运动发生的1919年乃至1920年代初。时移世易，20世纪第二个十年，国内风气，为之一变。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已经不复是严梁等“最后一代±绅”，他们已经成了前朝人物。取代他们的则是与科举切割并有留洋背景的所谓现代知识人，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他们不妨是20世纪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和上一代的传统士绅不同，他们在政治和文化上（尤其后者）都具有浓厚的激进主义色彩。政治上他们无不认同业已发生了的辛亥革命。相对于清末立宪而言，这本是20世纪政治现代性的歧出。文化上，或由他们发动并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和清末新传统主义最大的不同，就是激进地反传统。故新文化运动是一种反传统主义的新文化。

显然，文化上反传统，而且是全盘否定式的整体性反传统，也是一种现代性。如果可以借用杜威的概念，这不妨是一种“极端的现代性”。1926年10月，胡适在英国伦敦收到他的老师杜威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表述：“两年前我在土耳其讲演时，就注意到这两个国家以及中国，存在一些共同的倾向，例如，革命，民族主义，排外，害怕外来势力的侵略，极端的现代主义以及极端的中世纪主义……”杜威1919年来过中国，并呆了长达两年之久，无疑他的观察是深刻的。革命、民族主义、排外和反帝，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普遍流行的社会症候，并吸附了众多的青年。至于“极端的现代主义”，杜威虽未作内涵上的阐释，但用以指陈五四新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品格，不妨也是可以成立的。五四新文化的新，是彻底断绝传统的新，因而是一种空前性质的全新。因此，由它构成的新与旧二元对立、无以两存的现代，便是一种极端的现代（这里可以率先用鲁迅的话演示：“那就是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相对于此前从传统中演化而出的现代，这种现代便是一种极端的现代，并且是现代的歧出。

《新青年》第一号开篇有一题为“新旧问题”的文章（作者汪叔潜），它奠定了这份杂志乃至由此推广开去的五四新文化的反传统基调。文章开篇即认为政治有新政治和旧政治，同样学问有新学问和旧学问，道德亦有新道德和旧道德，包括交际应酬有新仪式和旧仪式等。从国家到社会，“无事无物不呈新旧之二象”。这本来是宇宙世界的常态，但作者奉持的态度是“新旧二者，绝对不能相容”。在该文看来，“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那么，“西洋文化和中国文化根本上是否可以相容？”这是该文自问，它的回答是：“二者根本相违，绝无调和折衷之余地”；而且“新旧之不能相容，更甚于水火冰炭之不能相入也。”这样的表述其实是五四新文化对清末十二年的一个批判。当年严梁等人俱奉持中西文化调和论，但在该文，调和即折衷：“以为二者可以并行不悖。新者固在所取法，旧者亦未可偏废。”针对严梁等这种本来是正确的文化主张，作者的态度毫不含糊：“吾恶夫作伪，吾恶夫盲从，吾尤恶夫折衷。”

五四新文化一代是对清末上一代的反叛。以上这种二元对立式的绝对主义表述，并非个别，它是《青年》的主导思维，甚至主导了那个时代。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办人和主办人，在新旧问题上，他与上文不但同调，甚至语言都一样。 《新青年》创刊的头条文章是陈独秀自己的《敬告青年》，其中陈认为中国传统固步自封，“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征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 。从伦理到礼俗，这是一种整体性的反传统。如果说以上梁启超认为“所谓新民者，必非如醉心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那么陈独秀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中恰恰认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迁就的”。“因为新旧两种法子，好像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要想两样并行，必致弄得非牛非马，一样不成。”这种整体性还表现在如果你反对传统政治，那么政治以外的传统的一切，都得成为反对对象。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陈独秀声称：“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他的态度是，“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焉有并行之余地。”如果说传统伦理与政治尚有一定的联系，那么文学呢？ 《新青年》的推论是．反对旧政治，必定反对旧文学。五四新文化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便是以白话文为写作语体的新文学。胡适等人推广白话文和新文学固然有其历史功绩，但他们对旧文学的态度却是以进化论的理由视其为淘汰物。旧文学不但是淘汰的对象，更在于他们认为反对旧政治，不可能不同时反对旧文学。因为“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这是由胡适和陈独秀联合署名的答读者来信（论（新青年）之主张》），只要视之为旧，一样都不能保留，“须一律扫除” （此乃本文中的读者来信之语）。这就是五四新文化反传统的整体主义逻辑。

新旧不相容，现代与传统不两存，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必然导致专制主义倾向的一元独断，它是反自由主义的。如果以上严复“惟新旧无得以相强，则自由精义之所存也”；那么，当新以现代的名义对旧进行强制性的压倒，自由主义将不复存在。《新青年》当时以反专制名世，殊不知它自己的文化表现就具有一种专制性，“新”的专制（尽管它尚未获取权力）。传统文化以孔门儒家为主体，五四新文化的反传统其实就是反孔，比如四川吴虞在《新青年》发表反孔文章，被胡适称赞为“只手打到孔家店的老英雄”。1916年，《新青年》第三号有陈独秀的《宪法与孔教》，声称：为了“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不但需要输入西学，而且“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另外，以上胡陈联署的答读者来信，针对该读者的看法，即提倡新文学不必破坏旧文学，两者可以各行其道；胡陈回答是：“鄙意却以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犹之欲兴学校，必废科举”；此即推广新文学就必须堵塞和禁止旧文学。“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此语出自唐韩愈的《原道》。当时佛老流行，儒道不兴。为了兴儒辟佛，韩愈将儒佛视为势不两立，强调佛不堵塞则儒不得流通，佛不禁止则儒不得推行。这就是二元对立中的一元独断，它们的关系是你死我活。1960年代，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传统文化受到摧毁性的冲击。在“文革”“破四旧、立四新”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运动中，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作为最响亮的口号到处流行（尤其是其中的不破不立）。从五四新文化到“文革”破四旧，前者从观念上摧毁传统文化，后者则以运动的方式将其实现。历史就是这样草蛇灰线，从“文革”那里不难看到五四新文化的逻辑。

由二元对立到一元独断的绝对主义和全盘反传统的整体主义，如果说这是《新青年》的文化逻辑，那么，这一逻辑的观念原点则是它所奉持的“进步论”。《新青年》开篇《敬告青年》第二部分的题目是“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如果比较以上梁启超的“譬之蹞步，以一足立，以一足行”，进步与保守，乃相辅相成；但在《新青年》这里，它们却成了对立形态的非此即彼。所以，陈独秀“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进步论如此广泛地影响了不止一代的中国知识人，五四知识分子则是受其影响最大的一批。进步论本身不是来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是来自清末十二年。是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传播了达尔文的进化思想，正如他也翻译了密尔的舱自由》。不幸在于，不是舱自由》而是《天演论》左右了当时的时代，五四知识人不但陷入进步焦虑，更患上了可怕的进步综合症。新的一律好，旧的一律坏，为了进步而彻底排斥保守与传统，直接导致五四新文化的偏至。这种反常识的偏至，常人都能看出，但五四知识分子自己却陷溺其中难以自知。胡适留学时有一则日记，颇能说明这一问题：时在美国的胡适“偶语韦女士吾国士夫不拒新思想，因举《天演论》为证。达尔文《物种由来》之出世也，西方之守旧者争驳击之，历半世纪而未衰。及其东来，乃风靡吾国，无有拒力。廿年来，‘天择’‘竞存’诸名词乃成口头禅语。女士日：‘此亦未必为中国士夫之长处。西方人士不肯人云亦云，而必经几许试验证据辩难，而后成为定论。东方人士习于崇奉宗匠之言，苟其动听，便成圭臬。西方之不轻受新思想也，未必是其短处；东方之轻受之也，未必是其长处也。”’旁观者清，韦女士所言非但正中肯綮，而且更像是对五四新文化的一个预言。五四新文化除了反传统，它的另一病象即是接引外来文化的“轻受之短”。

在此篇日记最后，胡适表达自己的感慨：“今之倡言‘物竞天择’者，有几人能真知进化论之科学的根据耶？”这其实也包括了胡适自己。达尔文的进化论并非进步论；然而五四人新文化普遍把进化论化约为进步论，这是误读。进化是演化，它没有目的和方向。进步不然，它是线性的，有着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在进步论看来，新的就是好的，它代表了未来的历史方向。相反，旧的则必须淘汰（因为进步论的线性链条只有时间维度没有空间维度，它不会给旧留下任何存在的余地）。所以，五四新文化的反传统必然是绝对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如其上，如果说绝对主义已然带有专制色彩，整体主义则更蕴含着极权主义亦即全权主义的内倾。不但如此，《新青年》一味弃旧趋新，即使西方如英美已经是进步论意义上的旧。取代它们并对其选择的则是由法国大革命而来的俄国革命，这才是五四新文化眼中的西方之最新。所谓“轻受之短”，即指此也。它在中国这“第一代知识分子”那里表现得很普遍，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等无一豁免。由此可见，20世纪第二个十年，五四新文化也就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破，即从文化观念上彻底反传统(从创刊到1917至1919)；第二件事是立，乃从制度观念上一味树苏俄（从1917/1919至1920以后）。这一破一立两件事，一前一后，构成了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五四新文化的历史。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

今天，20世纪已然过去。决定一个世纪历史的，往往在于它的开头。20世纪前20年，作为中国现代之始，它其实给我们开了两个头。严梁等“末代之士”的第一个十年给20世纪开了一个自由主义的头；五四“第一代知识分子”的第二个十年，则给这个世纪开了一个俄苏式社会主义的头。后者如果是五四新文化的后期作为且是政治论，不妨搁下。那么，前期它的文化表现非但不是自由主义的，而是反自由主义的；并且由于对传统的整体性反对，使它在极权主义未人中土之前，自身已具备契合的可能。整体论的思维便是极权论的思维。极权主义的思维逻辑，在蜥青年》的反传统中已经潜形，它为以后的历史埋下了伏笔。

清末正脉，新文化歧出。从新传统主义到反传统主义，后来历史的发展，沿着新文化的歧出一路下行。前此政治的歧出加上文化的歧出，国家任督二脉俱被打破。当然，新文化以后包括新文化在内的历史，你可以说它是进步，也可以说它是以进步的名义倒退（这在于每个人奉持的历史观）。至于活跃在清末十二年间的“最后一代士绅”，自进入民国之后，逐渐被边缘化，老的老、死的死。他们的主张，包括文化的和政治的，俱成为一种“被放弃了的选择” （黄克武），终在中国现代史上销声匿迹。不但大陆这边的主流现代史是从五四新文化开始书写；即便对面台岛，1999年为纪念五四八十周年而推出的十卷本“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资料选编” （编者云是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史》作资料准备），居然也是从五四新文化开始。它给人的错觉是，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始于五四新文化（严梁等20世纪第一代自由主义完全抛弃在视野之外）。这就是五四新文化的影响。问题在于，如果五四新文化所处的北洋时代依然是一个自由的时代，但五四新文化本身却不是自由主义的。自由即宽容，思想的宽容和文化的宽容是自由主义题中应有之义。但身为新文化人物的胡适走出五四不久，很快就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极端不宽容了。1925年胡适致信陈独秀，内中感言：“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不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的人。”对此，胡适坦承自己“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将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后来的历史果然如此。 “旧者因多而废噎，新者歧多而亡羊。”（张之洞《劝学·序》）对20世纪而言，前者没有成为问题，问题出在后者。然而，我们对后者的态度始终缺乏一个根本性的体认。如果1915年是五四新文化创始之年，1919年为其高潮；那么，一个世纪过去，从2015始，至2019止，由于这是五四新文化百年之诞，可以想见，新一轮的纪念陆续会在两岸知识界铺开。好在这些年来，在纪念五四新文化的同时，反思的声音也不断出现（尽管很边缘）。以反思的眼光看五四新文化，以及以反思的眼光看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的20世纪，至少这种反传统主义的现代，抑或极端的现代，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全面反思历史的镜鉴。现代是一个过程，其中内含着各种各样的现代性。英伦光荣革命是一种现代性，美国以宪法立国的宪法修正案是一种现代性，法国大革命也是一种现代性，俄国革命同样是一种现代性，无不属于可以成为我们价值选择的现代性。那么，我们到底应当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现代性，不是五四新文化而是清末十二年，不独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而且在对外来文化的选择上，后者都可以给我们以纠偏性的启迪。

穿越五四新文化，回望清末，接引传统。自“文革”过后，传统不再是一个整体性否定的对象。反过来，今天甚至有的学人主张“通三统”，或弘扬儒家宪政等，体制本身也在不断强调来自儒家的德治。这是从政治层面让儒家回归。对此，需要注意的是，正如我们反对五四新文化对传统的全面排斥，同样也反对对传统的全面抱持。万物无不负阴而抱阳，对西方文化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对传统本身亦当如是。因此，如何面对传统，同样是清末十二年，当时的两种路径，依然需要我们今天仔细斟酌。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西用”，是以儒家的纲常名教为体，这是儒家政治的制度核心，无法亦不能施之于20世纪的今天。今天弘扬儒家宪政其实就是弘扬儒家政治，这是当年张之洞的老路。张之洞当年没能走通，今天亦难。同样，当年没能走通而今天需要赓续的，恰恰是张之洞之外的严复、梁启超的道路。严梁等人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文化上他们认可传统，制度上他们试图以英伦的自由更新传统。这就是严复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所谓“新传统主义”，要义正在于此。

新年的传统文化篇2

1.弘扬传统文化是大势所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以来治国理念的重要来源。从山东曲阜孔子故里，到参观孔子研究院和孔子学校;从多次出访展现海外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流融合，到多地倡导传统文化的用典;从集体学习传统文化精髓与提升国家软实力，到高校考察时多次倡导古为今用的重要意义。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多次倡导传统文化的意义和历史影响，赋予传统文化其新的时代内涵，并在不同地方都传播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如今，一些电视真人秀的节目背道而驰，不同程度地出现同质化、商业化和过度娱乐等问题，缺少传统文化内涵，导致节目整体质量不高。因而，在电视行业，传统文化需要被重视，亟待培育传统文化平台，增强媒体人的传统文化修养和文化底蕴，传播我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各个民族的特色文化。

2.传播文化是媒体责无旁贷的使命

弘扬和传承优秀文化，让传统文化流淌于电视节目的脉搏中，以文化软实力的方式展示我国的当代形象，是所有电视媒体人应尽的责任。深厚文化渊源的传统文化是中华的精神命脉，这也是几千年沉淀下来的礼仪、民俗和饮食等文化的结晶，为大众传播媒体提供了无价的媒介资源，电视媒体应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创作出优秀的电视节目，大力开办原创文化节目，体现现代中国的价值观念。

媒体应担当起文化传承、文化服务和文化宣传等责任，促使文化价值体系在宣传中更好地构建，从而提高电视人的文化素养和品性。电视节目制作人可以利用传统文化，突破旧思维藩篱，通过综艺化、新闻化、故事化的不同表现形式，呈现中华优秀文化的原汁原味，挖掘各地特色文化，推广地方色彩的传统文化，地方台的电视节目可通过本土气息的文化传播，让节目更贴近群众、服务群众。

3.传统文化助推节目创新

传统文化是电视节目不断创新的富矿，灵活运用文化元素，在节目制作中不断探索，不断创新，让电视节目更具竞争和挑战。传统文化是独特符号价值的资源，为电视节目创新提供了大量素材，在节目建设上应以更大的创新力度，通过传统文化，在电视节目中创新理念、创新机制和创新类型，不断完善，拓展丰富节目类型，推进节目内容升级，打造核心竞争力。中华传统文化元素，都可以创新运用在内容和形式上，其中在电视节目内容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文化重要内容，向电视观众最软弱、最敏感的情感深处切入。在节目内容形式上，传统文化提供了不少的资源，其中有古文、诗、词、曲、赋、民族音乐、戏剧、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谜、酒令和歇后语等等，这些文化表现形式，独立运用或者相互串联，可以提高节目的鉴赏力，以及节目组的创新策划能力。

二、传统文化融入节目创新的具体实践

1.从传统文化元素中，寻找节目创新点在传统民族文化中，寻找与节目元素相互匹配的文化资源，增强节目原创性和生动性，从而提升原创节目的竞争力。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积累下大量的文化知识，掺杂很广的传统文化元素，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传统文化的核心八德，有呈现文化形态的元素，比如书法、篆刻印章、中国结、秦砖汉瓦、京戏脸谱、皮影、中国漆器、汉代竹简、国画、敦煌壁画、石狮、唐装、筷子、汉字、金元宝、如意、八卦等。运用文化元素，已经见成效的电视节目层出不穷，用汉字作为主要元素的创新电视节目《汉字英雄》;用戏曲文化为主要元素的创新电视节目《梨园春》;用武术文化为主要元素的创新电视节目《武林风》;还有央视科教频道推出的文化电视节目《中国成语大会》，它抓住传统文化优质资源中的成语，深做文章，以独特多元的游戏形式构成多场紧张精彩的比赛，向大众传递成语之美，节目获得观众热捧，让成语成为电视节目的文化热点，晋级比赛的优秀选手有90%是年龄在20～30岁间的年轻人。

2.从受众兴趣出发，定位传统文化与节目融合的创新

从20世纪90年代到如今，电视节目制作的出发点在变化，不再是围绕制作者为中心，而是转向围绕受众开展节目制作，从而称为受众本位思想，因此，电视节目的创新，应该精确受众，根据受众年龄段，去融入不同层次的传统文化，简单通俗化，抑或是深入研究，从而定位传统节日文化电视节目。

为吸引中老年观众，一些电视台用戏剧、交响乐、中华书法等传统文化艺术，比如，央视戏曲访谈节目《戏苑百家》、山西卫视《走进大戏台》，通过戏剧比拼、打擂，各种才艺、各地民俗的展示，充分发挥电视可视可听的功能。山东卫视推出的《金声玉振》，传统戏剧文化，节目融汇了戏曲知识、名家访谈、戏剧人物故事等内容，获得许多中老年观众的喜欢。央视戏曲频道的《海峡梨园情中秋京昆交响音乐会》节目，展现了京剧、昆曲、交响乐、中华书法等传统艺术。为了吸引中年观众，用中秋节、端午节、元宵节等传统佳节作为电视节目创新手段，在中央电视台的端午节《五月五日天晴端午诗会》中，大胆采用传统文化诗词，通过诗词朗诵、诗词解读等环节，获得了中年受众共鸣，划分出时代意义。

为了吸引青少年，把文化和趣味综艺融为一体，一些电视栏目用汉字做综艺节目，创意无穷无尽，富有与时俱进的表现。河南卫视与爱奇艺共同推出的《汉字英雄》，把汉字作为载体，让青少年体会文化传承的丰富意义，融入青少年选手的平时生活趣事，凸显了青少年的个性，不仅给老百姓传播了汉字的魅力，同时还获得高收视率。为此，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还向广电系统发出了学习借鉴相关栏目节目的通知，要求学习《汉字英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的优秀形式，努力创作出能弘扬传统文化的原创节目

新年的传统文化篇3

一、新农村呼唤新型的农村文化：与农民“零距离”，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基础

农民是农村的核心，是新型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农民在不断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渴望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把现有的文化资源和当地的民间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让农村文化与农民“零距离”，建立一种适合农民的新型农村文化。这种文化理念需要对内在的文化挖掘、保护、传承和发扬，对外来的文化有效整合、合理利用，要让深奥的理论简明化，传统的文化大众化、普及化，用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传播方式来表达，这就是新型的农村文化。

1.发展中的新农村呼唤新型的农村文化

在农村，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其生活方式也在不断变化，而其原有的生产、生活习俗也在悄然变化，特别是大集体（生产队）活动减少了、社会活动（民间民俗活动）的次数、区域和覆盖面也相对减少，人们的民俗文化意识也随之发生改变，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文化艺术的欣赏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对文化的思想、情感、格调需求也要发生变化，原始的农村文化开始与现代人的情感需求不相适应，发展中的农村呼唤新型的农村文化。

2.创建农民“口味”的农村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基础

新型的农村文化应产生于农村，流传于民间，与民间生活要相适应。在各民族长期聚居区，特别是各民族农村聚居地有人们通过几百年积累下来的文化产物，这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宝贵财富，是农村人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珍贵遗产，我们应当沿袭和发展、保护和传承。

在被称为“战鼓之乡”的正定县，流行于东、西杨庄的常山战鼓因其慷慨激昂的气势、灵活多变的队式，弘扬了优秀民族文化艺术，充分展示了战鼓之乡的风采，常山战鼓成长为正定县独具特色的文化产业，而其他村街等不同区域的战鼓，其鼓点和节奏又略有不同，可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可见不同地域具有不同的文化风俗。正因为民族、地域的不同，才形成了丰富多彩、风情各异的民间文化艺术。新农村文化建设要彰显区域文化特色，以地域文化优势构建和发展特色鲜明的符合农民“口味”的农村文化。

二、新农村文化建设不嫌弃“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传统文化扬名正身

1.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对新农村文化建设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村文化建设却相对滞后，已经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精神需要。在广大农村部分人法律意识淡薄，竞争意识不浓，缺乏发展意识，文明、健康意识不强，具有一些传统陋习，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新风尚、建设乡风文明的要求格格不入。人们甚至错误地将经济的落后与本地的“土”文化等同起来，由此产生自卑心理、崇外思想，甚至否定了乡土传统文化，祖祖辈辈辛苦劳作的文化大餐却被丧失在愚昧落后的文化思想中。其主要原因是传统优秀文化的流失、政府投入不足、管理机制不畅、农民自身文化素质较低和文化发展失去载体。为此，针对新农村建设文化滞后问题必须从多方面切实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促进新农村建设的良性发展。

新农村文化建设不是否定传统、完全创新，切莫一概而论，要因地制宜，新农村文化建设不要嫌弃优秀传统的“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是母体文化，是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对特定文化的传承、维护和弘扬是新农村全民利益所在，也是维系新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2.民间传统文化并不“土”，政府与农民“零距离”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族传统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早已得到党和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2004年以来，我国先后已制订《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从法制上为传统文化扬名正身，民间传统文化并不“土”，是真正农民“口味”的文化，是促进农村和谐发展的优秀文化，得到国家和社会的认可。

在正定这个物华天宝、美丽富饶的民族聚居区，广大劳动人民在不同的生存背景下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分布在全县各乡村的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以及战鼓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是典型的“土”文化。

可喜的是，正定县委、县政府和文化管理部门在正定“土”文化的挖掘、保护、传承、开发等方面做了不少深入细致的工作。从2006年开始，就采取得力措施对民族民间文化进行了保护。首先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并由文体局负责对此项工作具体实施，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对全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大量细致周密卓有成效的发掘、收集、整理和研究，坚持四不漏、调查摸底、逐级排查、研究上报，更好地继承和发展民间优秀的传统文化。对民间艺人办培训班，“带徒传艺”和“学艺有成”，创“非遗传习所”者给予奖励，鼓励保护和传承各种优秀的民风民俗尤其是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还将常山战鼓纳入到正定首家民办学校弘文学校的教学课堂之中，并计划推广到全县中小学教学。

正定常山战鼓列入部级非遗名录后，参加了众多公益性演出。近年来，受北京2008城市奥运文化活动协调小组邀请，参加了中华世纪坛文化广场表演、天安门广场表演、昌平永安文化广场演出以及在西柏坡举行的奥运火炬石家庄站传递等活动，共计500余人、200余家庭参加了常山战鼓的全国比赛和商业性演出200多场。从2004年正定县第一届民间文化艺术节至2009年举办第六届鼓王争霸赛和民间文化艺术节为止，举办各级各类民间艺术演艺活动达几百次，鼓手们用雄浑奔放的表演和极具震撼力的鼓声敲出了太平盛世的时代强音，敲出了正定儿女顽强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展现了燕赵鼓乐文化的磅礴气势。县委县政府也曾多次表彰优秀的民间文化传承人。2010年初，再次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评选100个农村文艺家庭户，100个民间艺术带头人的文化“双百”评选活动，由政府为正定“土”文化传承人评“职称”，为传承人扬名正身，与农民文化人“零距离”，可谓是正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一大盛事。

3.民间传统文化和文化人有了可靠的法律保障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启动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已逐步建立，相关的保护法律、法规制度与措施正在实施。传统民间文化得到国家政府的保护，为丰富的民间传统文化和文化人建立了可靠的法律保障，为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是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2008年6月份正定县两项非遗项目正定县常山战鼓、正定新城铺高照（中幡）成功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4项即正定竹马、正定宋记碗、真定府马家卤鸡、正定腊会；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9项包括元杂剧、赵氏剪纸艺术、刘家卤鸡制作等。目前，石家庄市部级非遗项目8项中正定县占2项；省级31项中占4项；市级49项中占9项，正定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全市名列前茅。2008年底正定县被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常山战鼓）”、这是继“全国文化先进县”之后获得的又一殊荣。

截止目前，搜集整理了正定县非遗普查线索386项，立项资源360项，包括民间文学54项、传统音乐21项、传统舞蹈32项、传统技艺66项、传统美术16项、传统戏剧29项、曲艺5项、生产商贸习俗5项、消费习俗5项、人生礼俗28项、岁时节令8项、传统体育15项、传统医药3项、民间信俗64项、民间知识9项涵盖了15个门类，极大地丰富了全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正定县已被命名的县级以上优秀传承人40名，其中省级传承人5名、市级优秀传承人4名。县政府分两批公布了“正定龙狮道具制作”等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55项。

弘扬民间传统文化进入法制化轨道，以民间传统文化为基础，以传统文化传承人为骨干，全面建设新农村传统文化，这对保护、传承、发展地方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开展新农村新型农村文化建设有着积极推动作用。

三、打造新农村传统文化品牌：星级农村传统文化建设，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我国的民间传统文化资源丰富，遍布村村寨寨，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源泉，新农村文化的发展必须以此为依托，大力弘扬先进文化，全面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近几年来，新农村文化建设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农村文化品牌。农村民间传统文化取得了可喜的发展场面，为新农村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1.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促进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和谐发展

农村地区有其特殊性，农民的思想意识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目前，农村中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意识、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因此，必须弘扬与人们联系紧密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在满足人们多层次、多样化、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要的同时，使先进文化得到发展，低俗文化得到根治。而文化事业的发展仅靠当地政府和个人是不够的，应拓展文化开发渠道，推进农村集体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以村和组为依托，开展自己的公益性传统文化活动，形成合力，共同推进文化事业的发展，地方政府也应重视公益性传统文化事业建设，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粮食。同时要坚持继承与发展、实行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构建农村和谐文化，以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新文化的需要。

正定近几年来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重视优秀传统文化，举办或参加民间传统文化艺术比赛, 着力打造新农村传统文化品牌。一是鼓王争霸赛，通过比赛，在全县选出“战鼓王和“优秀战鼓手”。2004年在正定镇举办了首届鼓王争霸赛。来自全县农村共50支代表队2000多人参加了比赛。通过这次大赛把正定的战鼓正式搬上了新农村群众文化的舞台。二是举办每年一次的民间文化艺术节，展示各级各类民间艺术，表彰优秀的民间文化传承人。三是开展评选农村文艺家庭户，民间艺术带头人活动，由政府为正定文化传承人扬名正身，分别颁发“带徒传艺奖”“学艺有成奖”“优秀非遗传习带头人“等奖项。

2.组织有规律性的新农村传统文化节庆活动，实现城乡文化一体化

加强科学研究，合理制定城乡文化统筹发展的规划，形成以集镇为中介的城市文化辐射区，不断丰富广大农民的文化生活，推动城乡文化均衡发展。同时要加强城乡互动，开展各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或者借助经济活动弘扬传统民间文化的活动，推进农村集体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达到城市经济拉动农村文化发展的目的。

政府牵头，组织有规律性的新农村传统文化节庆活动，促进新农村民间文艺队伍的状大和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新农村文化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近些年来，正定县坚持每年举办全县农村文艺汇演、全县中小学生文艺汇演、歌手大奖赛、全县书画美术大赛等各种文化赛事，连续举办了7届民间文化节，每年有40余支优秀民间花会、文艺表演队伍参加，节目荟萃国家、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受到了广大市民广泛赞誉。尤其是“2010年元宵节河北省花会踩街启动仪式暨正定县第六届民间艺术节”，由河北省文化厅、石家庄市政府、正定县政府主办，在正定国际小商品市场广场隆重举行。此届艺术节以展现燕赵文化为依托，集萃了一批具有地道燕赵文化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除正定传统的民间花会表演之外，还特别邀请了河北沧州舞狮、昌黎地秧歌、保定寸跷、曲阳擎阁、吴桥杂技独轮车表演等共15支优秀民间花会、文艺表演队伍进行集中展演，内容丰富多样、节目精彩纷呈，充分展示了河北省民间艺术靓丽风采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博得群众阵阵喝彩。通过这些群众性传统文化活动，不仅大大丰富了新农村广大人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需求，而且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3.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和教育事业，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带动新农村主导文化的发展

一方面，在农村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宣传推广民间文化。

正定县多途径宣传推广民族民间文化，带动新农村主导文化的发展。一是举办全县性大规模的农村民间艺术展示活动。在每年的春节期间，全县各个乡镇村街上千名民间艺人，演出了《常山战鼓》《中幡》《二鬼摔跤》《车子旱船》《特色秧歌》等优秀民间艺术节目，将正定的优秀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做了一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展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二是组织新农村民间文艺队伍参赛，常山战鼓等优秀民间艺术在各种全国性大赛中多次获奖。常山战鼓于2010年3月参加了第五届石家庄市鼓王争霸赛暨中国北方鼓乐展示大会，被中国群文学会授予“金鼓王”称号。三是组织大型民间文化宣传推广活动。近几年县政府在北京、上海等地举办了大型正定优秀传统文化宣传活动，以此宣传和推广正定的新农村民族民间文化建设。在2009年迎国庆60华诞群众文化系列展演活动中，县政府在全县举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2010年5月12日至18日赴上海参加了上海世博会河北演出周活动获得成功，为正定争得荣誉。2010年6月12日，正定县组织举办了主题为“非遗保护，人人参与”的第五个“文化遗产日”宣传活动，营造人人了解、人人关注、人人保护“非遗”的社会氛围。四是利用现代媒体保护传承民间文化。2007年初开始，我县通过县电视台、政府网站、正定风采报等现代媒体开辟“正定故事”和“村名故事”、“正定文化”等专题栏目，定期向广大市民讲正定的民间故事、村名由来等传统文化。这些举措开辟了正定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广阔天地，新农村的农民文化艺人登上舞台,讲农民自己的故事，符合农民“口味”的新农村文化稳步发展,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也得到了保护和传承。五是推动民间文化精品生产。重点打造常山战鼓、元杂剧《墙头马上》、柏棠竹马、三角村高跷、新城铺高照（中幡）、赵向荣剪纸等民间文化品牌。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日”，组织开展文化遗产保护系列宣传展示活动，建设民间文化艺术展馆（厅），对民间艺术表演队重新整合、编排、包装，提升其民间文化品牌，对民间文化特色村、民间文化工作者、民间艺人建立档案，颁发证书。

另一方面，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把传统文化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在九年义务教育中应开设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乡土教材课。

民族文化进校园，民间艺人上讲台，是正定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一个特色。如正定教育部门聘请常山战鼓民间艺人进入校园开展教学，培训在校学生常山战鼓专业知识，组织实地教育教学。常山战鼓传承人被聘请组织弘文中学学生战鼓队，通过教学使弘文中学2000多学生都能进行一般战鼓演示，弘文中学战鼓队参加了国家、省、市战鼓表演和比赛。

这些行动弘扬了新农村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改变了正定民间传统文化传承后继乏人的局面，同时促进了正定新农村民族文化的新发展。

四、新农村新气象：传统文化产业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现与转换

1.新农村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保护应是开放式的，不是封闭式的

通过民间传统文化浓郁的民间特色和鲜明的地方风格装扮多彩的新农村，我们要让凝聚着祖辈们几百年的民族文化精神永不停滞地流传就必须保护优秀的民族文化，优秀的民间传统文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文物，保护不是放到博物馆,它是活态的，应该放在民间。但保护它不等于“原封不动”，不是让它停留在原始的阶段而不发展，继承与发展并存，保存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格一定要原汁原味，但民间传统文化的技法、曲段、语言、格调等是可以发展的。多年来，民间艺人、文艺文化工作者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力求为新农村传统文化寻找一条可发展之路，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2.民族文化遗产是发展新农村文化产业的宝贵资源：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现与转换

新农村建设把节日民俗文化活动作为新农村文化的重要内容来广泛开展，作为传统民族民间艺术展示和传承的载体，显示农村传统文化的恒久魅力，并从传统的区域文化传播，追求到省外、国外展示。每到传统节日，新农村的农民击打战鼓、舞龙舞狮、踩高跷、荡旱船、讲故事、演戏调曲等，这些活动必将成为新农村农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大餐，将对城乡文化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

近几年来，国家重视新农村民间传统文化建设，农村民间传统文化的发展蒸蒸日上，各地区在打造传统文化品牌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大批传统文化产业。传统文化产业是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现，在中国是一个新兴产业。

发展农村文化产业，把具有民间特色的农村民间文艺、手工艺、民间习俗、餐饮等都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正定县是一个地处平原的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文化名县，早就认识到民族文化遗产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宝贵资源，正定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在影视演艺业、文化旅游业、餐饮业等方面有成功的尝试，为我县非遗项目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既发展了文化产业又促进了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如正定东、西杨庄常山战鼓传承人和新城铺高照传承人已在当地办起了培训班，创建了“非遗传习所”，带动周边多个村庄的村民参加到此项活动中，共计500余人200余家庭参加了常山战鼓的全国比赛和商业性演出年达100多场，人均年创收5000余元，常山战鼓成为当地农民在传统的种养业之外的又一致富途径，作为正定独具特色的文化产业，对提高非遗项目的知名度，推动产业经济的发展壮大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新年的传统文化篇4

[摘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长期关注的重大问题，媒体作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主体，在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既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随着媒体融合的逐步深入，一批优秀的文化类作品或节目广受赞誉，成为主流媒体在文化传播方面把握主动、积极创新的样本。本文旨在结合当前媒体遭遇的文化传播困境，试图给出行之有效的传播和传承策略，希冀不同媒介形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将优秀传统文化精品化，深入人心。

[关键词]媒体融合 中国诗词大会 文化传承 多维演绎

2017年春节期间，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引爆话题，还多次获得同时段收视率第一，在豆瓣上的评分也高达8.5，受到大量年轻人的点赞和热捧。据统计，人民日报2月4日的视频“中国诗词大会才女武亦姝”高达到4317万播放量；2月以来，有30篇关于《中国诗词大会》的微信文章阅读量突破10万+。《中国诗词大会》满足了大众对传统优秀文化的渴求。央视作为主流媒体，担负起了引导优秀传统文化回归的责任。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始终都是媒体需要担负起的重要职责和使命。

一、互联网时代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两极化表征

随着互联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种衍生产品迭出，使得人们可以更便捷的获取资讯，对于文化类的产品也有更多的选择。诚然，新的技术手段如果能很好的运用到文化宣传中去，会大大的吸引人气，也有助于文化传播。但是，如果只是机械的嫁接，可能就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在互联网时代，传统文化的传承，会呈现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

1.一批传承传统文化的优秀作品或节目深入人心。

在互联网时代，优秀的作品或者节目，总是能很好的把握传统文化的精髓，以及抓住受众的心理。譬如央视的《中国诗词大会》，将传统诗词的美以文化益智方式予以呈现，同时在演播厅运用了大量的虚拟现实技术，创新又清新，同时现场给观众提供了更多的参与C会，也增加了手机互动答题环节，消除了观众对节目的距离感，唤醒了观众对诗词的记忆和理解，观众对节目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从而增加了收视粘性。此外，节目中专家的讲解和点评让人们对古诗词有了更好的理解，增强了大众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起到了推动作用。

其实，在《中国诗词大会》之前，央视还出品了《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谜语大会》和《中国成语大会》，而这些节目都在播出时段有着良好的收视率，并带动了大众的话题讨论。《百家讲坛》也曾轰动一时，在大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不少讲师如易中天、于丹等都成为大众追捧的文化明星。除央视以外，河南卫视的《汉字英雄》和黑龙江卫视的《见字如面》，相比于即时消费的娱乐综艺，这类文化类的节目成功地避开了同质化竞争的市场红海，既赢得市场认可，又获得了舆论支持，还有力地推动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一举多得。

2.大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各平台难获关注。

中华文化渊远流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迁，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因为得不到及时的传承，逐渐湮没。但是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信息的爆炸与获取资讯的便捷，让传统文化很难有生存空间。在泛娱乐化和多元文化冲击下，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难觅踪影。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曾红极一时，通过美食来展现的传统文化和家文化让受众产生共鸣，单纯感动之余还引发大众产生极大的民族认同感。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尽管讲述的是故宫文物修复者的日常工作，然而在弹幕网站受到大批年轻人的热捧，一跃成为热门的话题。然而这些被大众熟知和喜爱的文化节目，并不是一开始就广受关注。对于更多的文化类节目或作品而言，需要的是更多的平台来关注。譬如，主流媒体、自媒体平台、网络直播、头条号、腾讯企鹅号等传播强渠道联合推送。而事实上，很多平台关注的是爆红之后的文化节目，而缺乏前置推送的自觉行动。

二、媒体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遭遇的现实困境

1.媒体宣传的传统文化与大众的文化需求脱节。

传统文化其实是存在于一个民族的成长之中的，人们在孩童时期传统文化的接纳其实是高于成年时期的，正如多数人孩童时期都会接触到“唐诗三百首”，而在语文和历史教科书中更不乏传统文化的浸润，这时的传统文化呈现的是一种代际传承关系，然而年轻人在脱离应试教育体系以后容易对传统文化进行忽视，不仅是对新鲜文化事物的猎奇心理，还有对说教式文化传承的本能抗拒。如果媒体打造的文化类节目或作品如果还呈现“教科书”的形式，不紧跟时代特点，那么自然提不起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兴趣。

纵观现在的传统文化类节目或作品，大多以纪录片或长篇文章的形式呈现，如果受众时间并不充裕或者并非兴趣十足，则很容易终止对信息的获得。大众的偏好随着时代的变革而发生了转向，并且在不断变化，而传统文化不能随意歪曲更改或者改编以增加，具有一定的严谨性，其内容是固定的，如果媒体在传播的过程中不能做到形式上的创新，则很难满足受众的需求。

2.文化类节目或作品较之于娱乐产品投入大见效慢。

由于外来文化产品的冲击，媒体在传播上也有着利益导向的问题。我们不难发现，明星八卦消息很容易占据热搜头条，而传统文化类信息想引发舆论讨论却很难。同时，社会生活的快节奏导致了大众更喜爱快餐式的娱乐节目。而对于那些需要用心来体会的传统文化类电视栏目和文字栏目，很容易被边缘化。

一部文化类的纪录片从制作到播出可能需要几年时间，而播出时能否引发大众关注尚未可知，经济效益更是无从计算。而明星真人秀类节目制作时间短，还能充分来享受“粉丝经济”带来的红利，通过推广打造话题讨论，不仅迎合大众胃口，还能形成可持续性制作模式。这也是各媒体宁愿首先选择打造娱乐产品来促进经济收益，而后才会选择文化类作品来获得口碑的原因。

3.外国文化冲击阻碍了媒体关注传统文化的视线。

在互联网时代，文化的交互影变得越来越深入，文化的融合速度也愈来愈快。近年来，不同国家的文化通过不同的形式冲击着本土文化，譬如，国内的一些综艺节目，很多是购买的外国版权，影视作品也翻拍的外国作品，造成了本土文化类节目创新显得更加艰难。而一些媒体，为了曝光率和点击率，也跟风报道，导致了很多年前人“哈韩”“哈日”，而对于自己本地的文化节目，很少去关注。

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关注度十分重要。这是每一个优秀传统文化样态面临的共同难题。如何与时代接轨，如何在保留自身文化精髓的前提下，做一些创新，这对于文化传承者，对于媒体而言，都是亟待解决的难题，也是值得持续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优秀传统文化的多维演绎与传承策略

（一）优秀传统文化的多维演绎

1.建立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数字化展馆。

众所周知，博物馆是人类文化遗产的典藏之所，是传承国家精粹文化的重要公众场合，当博物馆遇到了数字传播技术，会拓展文化传播空间，提升传播效果。就我国而言，多地博物馆尝试通过文物实物、文字资料、图片、声音等全媒体方式来传播历史，同时也在积极打造网上数字展馆，来方便区域外更多的人参观，提升区域文化魅力。

近年来，在数字化展馆上做的较为优秀的当属故宫博物院，利用新媒体手段和互联网产品，故宫打造了一系列的文化产品，不仅多部优秀纪录片和书籍，还推出多款手机端APP，也有微信公众号，将故宫中严肃的皇帝进行动漫化包装，制作出传播率很广的H5手机专题，并结合精美的文创产品丰富交互体验。参观者不仅能把故宫“带回家”，还能在故宫的淘宝网店购买相关纪念品，这让故宫更散发出接地气的迷人魅力。

利用媒体融合进行传播形式上的创新，打造融媒体的数字化展馆，让传统文化鲜活起来，结合时代特色，贴近大众需求，让传统文化中的人物或事物成为文化品牌，这是各地媒体及文化单位需要思考并积极实践的。

2.打造中国风将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包装。

近年来“中国风”已成为全球流行元素，这也极大的增强了国内大众的文化自信和全球对中国的文化认同，利用好中国风这一有效元素，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包装，所打造的文化产品将更加容易被大众接纳并在民间自行传播。

2016年年底，“中国唱诗班”系列动画之一的《相思》以古典文学作品为基础的纯手绘动画，透露着唯美的中国风意境，在微博上引发极大关注并拥有超高人气，而讲述过年风俗的同系列作品《元日》则讲述了过年的故事，温馨质朴的中国元素融合在一起，感动了无数网友，让各年龄层次的受众潜移默化的感受到了传统年味。该系列动画也是纪念嘉定建县800年重点项目之一。

大众的审美已不再停留在表面，越来越多的专业观众对文化作品的赏析十分专业，并有着意见领袖的作用，将传统文化进行包装，融合流行元素，匠心打造，才能满足现在大众更高的文化需求。

3.互联网传统文化交流平台。

根据2017年1月份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31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4299万人，手机网民规模达6.95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3.2%，较2015年底提升2.9个百分点。中国网民规模已经相当于欧洲人口总量。

互联网传媒创新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也拓宽传统文化传承的空间，促进传统文化内涵的丰富和创新，加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此外，用户也能直接参与互联网传媒中，在互联网传媒中形成良好的互动，而互联网传媒中的互动能创新传统文化的平等价值观、个性化及多元化。在网民基数如此大的情况下，发挥PC端和手机端的不同作用，利用好微信、微博、论坛等舆论场，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打造舆论基石，并形成正能量的传统文化讨论聚集区，形成多年龄层、以专带新的文化传承局面。

（二）各媒体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策略

传统文化一旦与现代电视传媒巧妙结合，便找到了一种覆盖面最广和覆盖观众人数最多的现代传播载体，同时电视传媒正在日益深刻而强烈地影响着传统文化，冲击和带动着传统文化。不论是纪录片还是传统文化综艺节目，央视为代表的电视媒体已经率先起到了引导传统文化回归的表率作用，而各省级电视媒体亦可抓住当地的传统文化特色，打造可持续、有观众粘度的节目和作品，用创造性的思维树立当地传统文化品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制作《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以“广播纪录片”的新形式对传统文化进行寻根，声音和配乐直抵人心，同时为扩大覆盖面，节目融合新媒体做了后期的图片、视频、动画等增加互动，增加了节目的感染力，成为了一部立体的广播大片，引发了听众和网友的热烈反响，因此广播媒体亦可通过媒体融合和创新来传承传统文化，不仅留下的是视听盛宴，还能打造自身品牌。

纸媒则应该和新媒体进行融媒体打造创新的传统文化传播方式，通过线上线下互通营造传播氛围，将报纸和新媒体各年龄层不同的受众凝聚起来，通过线上资料整合，线下活动召集来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总之，媒体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扬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各媒体应利用自身优势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播和推广，打造贴近生活，紧跟时代的好节目、好栏目，让大众能把传统文化带进生活里，带进言谈中。而媒体在传播上的形式创新和全媒体融合传播策略对传统文化的发扬有着质的飞跃，这不仅把握了传统文化传播的主导权，还能扩大受众面，让社会各层面都能通过线上及线下体验深刻理解并认同传统文化，迎来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许晓辉、李蕊：《从谈电视媒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当代电视》2016年第7期

[2]邹加倪：《原创传统文化节目创新策略研究――以央视为例》，《传媒》2016年第14期

[3]罗琦、唐苗：《浅析电视节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以为例》，《新闻知识》2016年第10期

[4]张诚平：《的成功之道》，《采写编》2016年第3期

[5]曹雪彦：《新媒体语境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6年第3期

[6]崔文君、宋雁超：《新媒体语境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路径研究》，《大舞台》 2015年第8期

新年的传统文化篇5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正是它们的存在才使得中国文化多姿多彩。在世界文化相互交融的今天，如何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如何使传统文化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并展现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而高校正处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前沿，一方面要从文化上对其竭力保存，另一方面又要将其与现代艺术、现代社会生活相连接，并使其迸发新的生命力，可谓任重而道远。

一、继承传统文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人类在其物质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表现在自然适应性方面。比如原始人的工具，人类工具的发展是因为人类在其生产过程中自然地选择众多工具中最适应自己的那一种，逐渐改造并抛弃掉其他非适应性因素，才形成人类现在所使用的工具基本形。另外是能动反应性，人类在长期的改造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对于审美的、直观的心理形态，因此，在实用的基础上，进行审美上的加工，这也就形成了艺术思维或设计意识。

在越来越讲究创新的现代社会，如何去创新，怎样去创新，人们都在不断地拷问自己。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对于传统文化和知识的积累是创新的基本前提，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的文化的特质给我们以很好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在其发展特征上最重要的首先表现在它的整合性这一特征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元的文化，历史上的传统文化其来源是丰富的，古希腊艺术、西域文化和伊斯兰艺术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留下了印迹，只不过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对它们整合吸收后进行了组合和重整，使之最终成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一部分，魏晋和隋唐的艺术都强烈地表明了这一整合的特质。 但农耕文明的传统的一面也对这一特质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外来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初期知识简单的“拿来”，当形成惯性后再加以整合和吸收。在这一过程中，却从来很少探讨外来文化的内在本质，很少探求本体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内在差异及深层因素。正是这一因素使整合的过程往往要延续一段不短的时间。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还表现出延续性这一特征。打个比方，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就如同是在滚雪球一样，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继承性的文化，以某种精神、文化为核心，在“滚动”的过程中不断地“添砖加瓦”。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文化的历史，虽然曾经有过起伏却从来不曾出现过断层，最终结果是使传统文化、艺术在一条相对固定的发展道路上稳定发展，并会在外部条件的改变下，如政治形式、经济模式、技术、材料的更新中不断爆发出新的生命。因此，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了发展外来文化艺术而丢弃了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无疑是邯郸学步，舍本逐末。

再次，中国传统文化还表现为其适应性上。中国艺术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内在的，强调精神的传承。要求艺术的内在精神不论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不论外在条件有多么大的改变都必须延续下去。因此，在其发展过程中会尽力适应并与社会环境协调，从另一方面来说， 中国文化与自然相和谐的特质也使其具备了这种适应性。

艺术的发展过程是一种开放模式，人类艺术发展由原始社会的单一性、实用性的造物特征发展到当今众多艺术门类就是这一开放性特征的直接体现。在这里所提到的开放性特征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艺术的发展本身并非孤立，艺术与众多社会学科及社会意识形态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撞击，因而形成了越来越多的边缘艺术学科，如艺术心理学、艺术人类学或艺术社会学等。其二，作为社会上层意识形态，艺术的发展与人类审美能力的提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审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艺术环境，随着社会分工及人类自身思维的深化而不断“膨胀”，在审美关系的众多表现形式中，文化关系和文物关系的影响也随之越来越深入到社会之中，这也导致艺术内涵的扩展。其三，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不但表现为经济的一体化，也表现为人类多种文化的相互融合，而融合也就意味着艺术大概念的全面开放。但开放并不意味着与文化的继承积累无关。有一句诗给当代的文化继承以极大的启示：“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新知学包含着旧学才显深邃，正如陈传席先生所言：“善学者，能于旧学中知新知，新知中见旧学，则深邃，深沉可兼而得之。”可见开放只是艺术的表象，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什么是“里”——内涵。传统文化才是造物的基础，是它的内在动因。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教育中的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传统文化中最脆弱的部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研究在现当代高等教育中显得尤为重要。当代高等教育特别是艺术教育直接受到社会发展的影响，同时也受到西方艺术思潮的影响，传统文化及传统手工艺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随着消费人群、社会思维、当代艺术思想的改变而在高校艺术教育中面临的是一种尴尬的状态。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等教育中的继承这一问题，首先要重视的是它的文化特征。技艺的继承相对容易，但作品能否真正表达文化才是继承和发展的关键，因此，高等教育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首先就是要强调对其文化构成的发掘。

如上文所述，中国艺术的发展要真正走向世界，在世界艺术中成为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就必须要继承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这是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必要条件。因此高校中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而当代中国的艺术教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说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方面还处于原始的起步阶段，还面临着很多问题。

首先，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广泛认知，“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存在于某一地区某一历史时期有一定社会影响、文化价值的人类文化实践方式与艺术表现形式，如：神话、传说、歌谣、舞蹈、曲艺、皮影、剪纸（技艺）、绘画、雕刻、刺绣、印染、民俗礼仪、节庆、民族体育活动等，和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它是我们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它们的保护、挽救、保存、调研是对我们的文化传统应有的尊重，同时起着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作用。遗憾的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现代传媒与市场化、娱乐方式的冲击，民间传统的文化生态正在被破坏，趋于灭亡、失传的境地。但正是通过它们才能了解并认知传统文化，也只有通过对它们进行系统和长时间的学习与研究，才能使学生在艺术创作中加以运用。由于这样的课程在教学中的比重太少，而且在教育中不能进行系统的讲授，从而导致了学生只是了解其中的某些门类，如：剪纸、陶艺等，这样根本谈不上继承了传统文化。

其次，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旧有的生产方式的产物，如年画，是传统的年节的标志。旧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是其产生的必然条件，社会生存条件的改变必将改变和影响其生存。现当代社会的文化性质是一种大众文化，并且西方文化的传入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冲击，这一切导致年画的生存环境已经改变。因此在高等教育中不能再以过去的态度来对待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同时也不能单纯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不只是经济建设的需要，而是文化的需要，在教育中如何把握这个“度”，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创新在高校中的意义

我们经常在谈继承和创新，可什么是继承、什么是创新？该如何继承、如何创新？其实继承和创新是一回事，它们是一体的，只不过它们有主次之分。对于高等教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不是根本目的，继承才是主要的目的和手段，不能为创新而创新。创新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创新是在文化建设和现代生活需求的基础上表现，使其进入新的生活。具体到继承和创新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

1.题材。由于社会风俗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传统题材在今天已经失去了意义，因此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上，题材的可变性最大，其发展的空间也是最广阔的。

2.材料。传统材料在今天社会科技高速发展的状况下，有些已经可以被新材料所取代。

3.技艺。必须要将传统的技艺进行记载和整理，在对这些资料进行充分收集后，在此基础上来创造新的技艺，积累新的经验。

4.形式和风格。这一点是最关键的，以上的三点都必须要围绕这一点来进行，因为形式和风格是唯一不能变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志和符号，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还是传统文化的底线。

就以上几点来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的保护和继承无疑给了我们以启示。2001年，桃花坞木刻年画社被划归至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将传统文化艺术的精髓通过高等艺术院校来普及，这在全国是一种首创，这是真正从高起点来探索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创新问题。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几年的摸索，逐渐寻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首先是研究。2003年，通过赴各地考察获得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同时开始《口述桃花坞资料》的采访和记录，并于2004年4月出版《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画册。同年，着手通过文字、摄影、摄像及录音的方法对桃花坞年画的印务内容进行全面的记录和整理。2005年编写了《桃花坞木刻年画》和《国内桃花坞木版年画收藏目录》两套具有重要影响的书籍。其次是传承。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于2002年9月开办了第一届“桃花坞木刻年画研修班”，从印刻技法着手培养桃花坞木刻年画传人，到目前为止已开设了三届，而且还将持续下去。2002年10月开始复刻、复印传统木刻年画并延续至今。最后是开发。2002年10月，以桃花坞木刻年画为题材、以不同材料为载体系统开发了“桃花坞木刻年画”礼品、旅游纪念品。2003年3月以“丝绸和桃花坞”为主题用现代审美眼光将桃花坞木刻年画融入到以丝绸为载体的服装设计中，设计出一系列的丝绸服装。2003年，将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的代表作品的形象注册了商标，并发行了一组以传统年画为题材的纪念性邮票。到现在，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已经开发出了几十种以“桃花坞木刻年画”为题材的产品并获得了市场的好评，从而让更多的人走近、关注这一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又重新充满了生机。

由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继承、创新的探索实例中可以看到，从高等院校的教育和研究着手，无论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继承还是对高校艺术发展水平，更或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社会的密切联系都具有现实的意义。这也是中国传统艺术，无论是工艺、设计还是其他别的艺术形式真正具有中国特色并最终走向世界的一条可行之路，同时也保持了中华文化的独特性，使之继续传承下去。

新年的传统文化篇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精神价值维度上承继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和理念。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涵着中华民族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的思想品格、道德规范和精神价值取向，具有极为丰富的思想广度和内蕴深度。因此，全社会，特别是作为实现“中国梦”后备军的年轻人要深入了解、学习传统文化，寻得民族的根，充分认识文化传承的现实意义，自觉地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而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

2.新媒体时代传播特点

随着社会的发展，催生了互联网、数字技术、移动通讯革命性的发展，出现了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一系列文化传播的新形式。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迅速成熟，丰富文化传播载体的同时，也改变和建构着大众新阅读习惯和层次。新媒体形式是以传统媒体形式为参照物，是继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介形式之后，随着科学技术革新而出现的文化的新载体。较之传统媒体，新媒体中数字化元素的出现和数字化形式，改变了传统的以纸质媒介或是信号作为传播方式。新媒体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文化传播呈现出多向性、非线性、个性化与互动等新的形式特征，其使用人群多为80后，90后。这些代际的年轻人是在电视、电脑与手机陪伴下成长起来的“电子一代”亦或是“读图一代”。新媒体的诞生，颠覆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改变着大众接受心理、行为状态和阅读习惯，在某种意义上讲改变着人们的交流方式、生存态式和生存状态。今天，新媒体的技术支撑体系已经日趋成熟，终端设备的普及所提供的最基本的物质支持产生了一个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群体。新媒体和数字技术手段的日臻完善，也丰富了艺术表现手段。新媒体技术在综合了不同媒体特点的基础上，增加了二维制作、三维制作、虚拟空间、电子感应等技术手段。新媒体在文化传播方面，呈现出为立体、真实，实时互动的态势。传统文化的代际之间的传承，不仅取决于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内在张力所彰显的蓬勃生命力，还取决于它是如何被传播，如何让大众接受。新媒体时代，以互联网技术和数字化技术为标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实现传播的现代化转变，在新型媒体中如何展现，以及如何充分利用新媒体人人都可以进行大众传播的特点，发挥新媒体受众群体的主动性的优势，最大限度的规避新媒体劣势带来的负面影响，使中国传统文化发挥德育建设中引领作用，是广大教育工作者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二、新媒体时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

1.建设中国传统文化电子数据库是文化传播的新载体

互联网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要跟上时展的步伐，要依赖新媒体进行传播、普及和弘扬。几千年来传统文化传播的方式都是以纸质媒介，通过传统购买和阅读完成为传播。新媒体时代，将中国传统文化转化为数字化存储方式是革命性的变化。国家图书馆启动的“中国基本古籍库”项目，目的是把纸质媒介存储转化为数字，建立数字化数据库，可以说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工程。中国传统文化数字化建设项目共分20个大类，细分100个子录，涵盖哲学、社科、史地、艺文等学科。先后，将自先秦时代开始，直至民国年间历朝历代经典文本典籍1万余册通过电子扫描，实现了纸质媒介存储方式到电子数据存储方式的转变。具不完全统计，文字资料可达20亿字，图像资料累计超过2000万页。电子存储内容总量是《四库全书》的3倍。中国传统文化数字化工程是一项努力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网上运行传播的系统工程，馆藏模式体现着其核心理念。终端是建设一定数量规模宏大的、地域上分布广泛的、可以实现跨库检索的数字化文化信息资源电子库。中国传统文化数字化工程建设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方方面面内容，用数字技术重现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和当代文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数字化数据库是网络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媒介和平台。

2.数字化出版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新方式

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存储的同时，磁介质的电子出版物兴盛发展起来。伴随数字出版技术的发展，新媒体的出现，数字化技术模糊了图书、报纸、杂志、电视、音乐等传统媒体的之间的界线。中国传统文化的所有内容经过数字化转换，都能够图文并茂的在相应的终端电子设备上表现出来。方便、快捷便于携带和阅读的优势使以电子介质为载体的电子出版物成为传统文化传播的新宠。电子出版物在版权许可的范围可以在最广大范围内销售，也能够成为电视、计算机网络资源的原点。据有关方面预测，网络出版将会在未来5―10年内成为文化出版和传播的重要载体和模式，更新着文化传播的方式和范畴。通过网络购买和下载数字化的传统文化产品，加速传统文化传播的广度和幅度，便于传统文化价值的交流和推广。

3.通俗化传播成为传统文化传播的新手段

新媒体受众群体的阅读特点和接受习惯，要求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要有所改变。传统文化不在是高高在上的“阳春白雪”，通俗化传播成为传统文化传播的新手段。通俗化传播就是采取通俗的方式来满足普通文化层次观众对传统文化的需要。通俗化传播是在充分考虑到现实社会中的传统文化生存环境和社会大众的接受水平，采用的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文化普及和传播。经过时代的发展，老庄思想、儒家学说、《三国演义》《红楼梦》这样的经典著作对于普通大众而言，晦涩难懂。通俗化传播就是将这些典籍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成为人人可懂的现代读本，实现手机终端网络阅读。电视、网络媒体播放则是采用学者真人秀的形式，通过学者幽默风趣的讲解，使晦涩难懂的古籍变得通俗易懂又趣味横生。抑或是以电视、网络为平台，采取诗词、典故比赛的形式，将古代历史事件和人物，演变成故事，通过网络或电视使原本束之高阁的历史传统文化惠及大众，让人们在竞赛的刺激中，在故事讲述中去了解历史。另外，传统的蒙学读物则是以动漫的方式，把瀚如烟海的古代励志的典故和劝诫故事展现出来，寓教于乐，从而实现蒙学教育的现代化转变。综观这些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宗旨的电视节目，《百家讲坛》无疑是其中成功的典范。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大多数普通大众，和新媒体使用者而言，是熟悉的陌生人。说熟悉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岁月的沉淀已经内化为民族文化心理，大家从小耳濡目染的都或多或少接触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对于传统文化有所了解，但又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与传统文化渐行渐远。《百家讲坛》节目将深埋在历史长河暗处的中华文明瑰宝挖掘出来，接续了割断了一百多年的传统文化，并以大众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播，激发最大数量的普通民众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百家讲坛》节目火爆，不仅是借助传统文化热之势，更是巧妙地运用电视、网络的平台，以通俗化的方式延续传统文化，成功地让传统文化在电视网络中的传播，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转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意义不是让传统文化高阁在书斋中吸收年轮的气息，而是在于我们如何在更大范围内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德育资源，构建社会主义道德大厦。

三、新媒体时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机遇与挑战

1.新媒体时代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机遇

新媒体形式的传播是一种全新的传播形式。它的数字化技术和终端设备的发展，让文化传播打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新媒体传播开放性与丰富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而技术保证上又为新媒体传播提供了空前的便利。新媒体的网络和手机客户端平台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在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发展史上，一种新的文化介质的出现必然会带来文化传播的革命性发展，其中也会产生一些新的文化特征。当代文化传播的态势和演进是以互联网技术和数字技术发展为基本的技术条件，随着人们阅读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渗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新传播媒介和手段对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弘扬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新年的传统文化篇7

一、桃花坞木刻年画概况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是我国民间传统木版年画中的典型代表,与天津杨柳年画并称为“南桃北柳”。在过去一段时期，每年销售上百万份，除广受江苏、安徽、浙江等地民间群众喜爱外，还曾远销到华侨较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在我国印刷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苏州桃花坞年画起源，最晚当在明朝嘉靖年间的十六世纪之初。苏州桃花坞年画，题材多样、内容丰富。在现存于世的近三百种明、清作品中，不难看出其跟随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向前发展和变化着。它的内容，主要与人民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它的表现形式，符合中国人民的欣赏和审美习惯。它表达了人民的希求和愿望，满足了文化生活之需要，从而使年画艺术本身也得到了发展。苏州桃花坞年画既取材于社会现实生活，每个时期所描绘出来的人物服装衣饰和头面发型的变化、节日活动和风俗习惯的兴替等，都为民俗学、社会学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的参考资料。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受到欧美文化和审美情趣的影响，人民对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兴趣日益减少，另外在全球一体化趋势下以及现代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被损害、破坏和不断消失的严重威胁，在发展中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困境更大。当前，我国的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濒危、失传的重大危机。传承人越来越少，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也同样受到影响，传统年画市场日渐萎缩，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大打折扣，从事年画制作的人员越来越少，年画技艺也濒临失传。幸运的是，在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资助的政策下，桃花坞木刻年画得到了妥善的保护，有自己的博物馆，年画社和年画研究所，还有年画艺术礼品有限公司。但桃花坞年画现在还是像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还仅仅是靠自己传统的声誉和影响力，在树立自己的品牌特色、推广自己的品牌形象方面缺少一定的措施和方法,特別是在当今的新媒体下，怎样传承和发展桃花坞木刻年画是这个时代需要深入思考的命题。

二、新媒体的特征

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来说，是新科技背景下出现的一种媒体形态，如电子杂志、博客、微信、网络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它是相对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较之于传统媒体，新媒体自然有它自己的特点。第一，是与人的互动性。新媒体是运用编程技术和互动媒介，通过交互行为，并以多种感官来呈现信息的一种崭新的媒体形式，观众可以对画面、文字、影像等进行各种形式的互动，互动性使信息的传播有了更加丰富的表现手段。如在人机交互上，更加简洁和人性化的界面，可以使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内容来浏览，打破传统媒介的单向传播的规律。第二，是传播的快捷性。信息在新媒体中的传播速度是传统媒介无法比拟的，新媒体具备无时间限制，随时随地可以加工和。现在流行的各种网络直播，能使受众最快最及时地了解信息。第三，是大众性与平等性。新媒体具有大众性、草根性、包容性和平等性的特点，使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打造自己的传播平台，交流自己的观点、看法，并自己的声音。新媒体使得大众有了独立的话语权。第四，是多元化与新颖性。新媒体内容涉及面大，涵盖信息多，表现出日益多元化的特点。依托最新型科学技术，特别是数字移动技术，利用电子书籍、数字报纸与广播等新媒体共同形成的信息产业链为人民提供了多元化和新颖性的信息阅读和接收方式。在数字技术下的互联网产品的普及使得人民获取信息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都可以自由地阅读和接受信息。现在新媒体技术随着数字科技的发展同步进行更新和发展，也不断利用新的技术和载体进行传播，更体现出自身所具有的信息传输的多元性和新颖性，更加方便信息的获取。现代数字处理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展示和阅读方式、交易和消费市场得以快速的更新与发展。特别是新媒体信息传播技术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产业相结合，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制作方式，扩展了其所在的传播平台，形成了传统文化产业的新业态，从而给予中国传统文化产业在数字化与信息化时代以新的意义。在当今数字技术的发展如火如荼的形式下，中国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很好的机遇，利用新媒体技术环境来搭建自身的发展平台。积极面对新媒体技术发展方向，寻找合适的推广途径，推动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产品的设计与创造，将会促进我国文化和艺术产业发展。

三、新媒体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的作用

首先，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外交流的增加，受欧美发达国家的熏陶，在与西方快餐文化的对比过程中，具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始终处于边缘地位，较少被大众媒体注意。而数字新媒体的传播方式脱离了大众主流传媒，它通过网络、手机、数字移动设备等新媒体方式，人民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信息和传播，为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快捷及时地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此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数字新媒体技术被广泛应用，为非物质文化的保存和延续提供了技术支持。如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近些年在保护非物质文化方面，通过多媒体技术，记录传统工艺流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其次，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媒体技术的运用中，除了单纯的整理和保护外，还应该担当让其发挥时代媒体的特征，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题材等创意元素，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新的展示和传播方式，吸引当今社会人民日益增长和变化的审美情趣和要求。数字新媒体技术的介入，使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之间形成对话，将地域性的传统历史文化纳入到高科技和现代化语境中，在满足人们追求新鲜感的同时，也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回报。通过广泛运用互联网技术，整合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创新题材、内容和表现方式，提高新业态的原创能力，增强产品的文化内涵和品牌影响力，开发满足现代市场需求的文化产品[1]。

四、桃花坞年画新《门神》

下面以我指导的学生毕业设计作品为例，来探讨新媒体语境下为物质文化遗产品牌的推广。（一）传统年画《秦叔宝、尉迟敬德》桃花坞木版年画的题材可以分为很多类别，其中驱凶避邪一类中，就有《门神》（如图1）。门神，是传统中国家庭的守护者，他有保护家人及财产平安，防止阴邪气的进入。特别是在过新年时，人们要在门的左右两边贴门神，挂桃符，祈求家庭安康。这里选用桃花坞木刻年画中的《秦叔宝、尉迟敬德》，原画尺幅：1040×470mm，由王荣兴年画铺制作。秦琼字叔宝,尉迟恭字敬德，皆为唐初名将。明刊本元无名氏《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七《门神二将军》条中有关于他们被奉为门神的记载：“唐太宗不豫，寝门外抛砖弄瓦，鬼魅呼号，三十六宫，七十二院，夜无宁静。太宗惧之，以告群臣。秦叔宝出班奏曰：‘愿同胡敬德戎装立门外以伺。’太宗准奏，夜果无事。因命画工图二人之形象全装，旋于宫掖之左右门，邪祟已息，后世沿袭，遂演为门神。”左曰“门丞”，右曰“户尉”，为一对武将门神，一般张贴于宅第大门之上，是我国民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普及性最强的门神，至今长盛不衰。图中二将头戴武冠，身穿铠甲，足蹬战靴，腰佩弓箭；一将执锏、一将持剑，双目怒睁，威风凛凛，使鬼魅望而却步。[2]（二）LED显示屏技术LED就是发光二极管,lightemittingdiode，英文lightemittingdioded的缩写。它是一种通过控制半导体发光二极管的显示方式。而LED显示屏则是一种平板显示器，由一个个小的LED模块面板组成。LED显示屏可以显示变化的数字、文字、图形图像；不仅可以用于室内环境还可以用于室外环境，具有投影仪、电视墙、液晶显示屏无法比拟的优点（如图2）。（三）现代技术与传统年画结合桃花坞传统年画“门神”是印制在宣纸上的，然后用浆糊或胶水贴在门上的，是静态的。而该作品是将模拟LED电子灯的发光效果把静态的“门神”年画用动态的方式去表现，用现代的手法去阐释。桃花坞木刻年画的代表颜色有：黑色、桃红、橘黄、绿色、紫色等。作者把这些桃花坞的代表色彩进行提取，对传统门神形象就行归纳和整理，最后用LED电子灯的色彩组合来描摹出两个门神的形象特征（如图3）。LED电子灯靠灯的亮灭来显示字符，可以说是一个动态的效果。所以作者把传统门神从静态的形式发展为动态的形式。通过灯的亮灭程序来让门神在门上来回走动。在制作的过程中，门神的原始动作是抬着手中的剑，在走动的过程中，作者把他们剑的位置也做了调整，随着步伐的前进，剑的位置也在抬高或降低，他们走到一起的时候，手中的剑相互碰了下，然后再彼此反过来走动，然后循环。就像LED电子显示屏一样滚动的效果（如图4）。在后期，可以把LED灯组装在门上，通过程序来控制，形成一个具有新颖性和独创性的新时代门神。以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内容和题材为元素，通过新技术，运用现代的表现手法，是继承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方式之一，也是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今社会新价值的方法之一。

新年的传统文化篇8

“任何区域性文化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且任何区域性文化都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的许多共性，但区域性文化的鲜明个性和丰富内容显然是不能忽视的。”春节贴春联、放鞭炮、祭祖、吃年夜饭、守岁、拜年等传统年俗活动是全中国所共有的。而湖南作为一个有着独特历史文化的地区，其农村地区又有哪些传统年俗文化呢，这些传统年俗的境遇又是怎样呢？

湖南古称“荆蛮之地”，“巫蛊之风”盛行，对于神灵与祖先的崇拜自古便存在，这表现在湖南农村传统年俗文化方面，祭神、祭祖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湖南年俗文化中的祭祀文化逐渐远离人们，它们被当作封建迷信糟粕而遭到抛弃。其实，这些传统年俗也有其思想文化价值，其中优秀的部分值得我们去继承发展。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具体论述。

湖南的年节饮食也独具特色，形成了具有湖南特色的饮食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底蕴丰厚。

由于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不同，年俗中的饮食文化在湖南不同的农村地区和民族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具有各自的特色。譬如长沙县黄兴镇地区，过年时会准备“发肉”，取其“发财”之意，这种发肉味道鲜美，做法简单，主要材料是面粉和鸡蛋。先将面粉加水均匀搅拌，再打入鸡蛋，和匀，接着放入油锅中炸得金黄，捞上来冷却后再把它切成片，最后蒸熟，松软香甜的“发肉”便新鲜出炉了。

二、湖南农村新年俗的产生、发展与局限

湖南农村传统年俗有的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有的则日益消亡，而新的年俗也在产生和发展，同时在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凸现出许多弊端。

新年俗，自然首推“电视过年”。它包括中央电视台自1983年以来每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以及春节期间推出的一系列电视娱乐节目。“春晚”在兴起之初确实是春节的一大看点，它既是国家和整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重要体现，又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文化，使国家和民族更具凝聚力，使国人有种文化认同和归属感，更向全世界人们展示了新中国经济的进步发展以及文化的灿烂繁荣。

还有一种新年俗称为“短信拜年”，类似的还有“电话拜年”、“邮件拜年”、“网络拜年”。这种年俗的出现得益于手机、电脑等通讯设备的出现和普及。短信群发的现象十分普遍，它一方面有利于传播，而另一方面在新鲜程度和人情味上就大打折扣了。因为短信是“通过文字文本进行人际互动的，文字的介入已经使交流的双方不是处于共时的，从而使交流传播的质量受到影响，即人与人的情感交流缺乏了声音的介入，产生距离。”

“旅游过年”也成为人们喜爱的一种形式，虽然目前在湖南农村中并不流行，但农民们一年到头都在农村中辛苦工作，许多湖南农民希望多赚点钱出外旅游，感受一下其他地方过年的气氛，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风情。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现实问题，春运期间交通并不方便，各种消费都十分昂贵，城市居民还较能接受，而对于农民们来说则无疑是一种负担。

当然，在湖南，还有一些新的年俗产生和发展，如一些商家举行的各类新年促销活动，当地政府支持或组织的庙会、花展等庆祝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丰富了年俗文化。然而其中也不乏一些商家炒作，以图暴利，这需要政府部门的规范和监管。还有一些农民选择唱歌跳舞等方式欢度春节的现象也逐渐增多。当众多年俗以新的形式和姿态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理应正确处理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不要把春节的放松演变成一种放纵。

三、湖南农村年俗文化的现代转型

在湖南农村，不管是传统年俗的式微，还是新年俗的蓬勃发展，都是年俗实现其现代转型的必然趋势。年俗文化的现代转型是指：“年俗彻底从祈报、迷信、禳除的神秘中摆脱出来，完全转换成娱乐型、喜庆型、休闲型的盛大节日。”

（一）湖南农村年俗文化转型的表现

1.湖南农村“年味”的“淡化”是年俗文化转型的重要表现。

从上面对湖南农村年俗现状的分析来看，湖南农村的“年味”确实有“淡化”的趋势，这是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明的。随着湖南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湖南的现代文明与传统的以春节习俗为代表的农业文明之间的距离将会越来越大。

2.湖南农村过节方式多样化是年俗文化转型的基本表现。

正如前面所提及的，和传统过年方式相比，现在湖南农村的过年方式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春节是最具文化内涵和传统魅力的节日，也是最有凝聚力的一个节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更是融入了无限的留恋、回味和憧憬。而随着湖南经济的发展，湖南人生活节奏的加快，现在的湖南人过春节的方式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二）湖南农村年俗文化转型的原因

1.湖南社会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要求湖南年俗文化发生相应的变化。

湖南作为一个农业大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它经济发展的一个特点，然而这种小农经济严重制约了湖南的发展，因此，农民生活水平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得不到提高，过去过年对于湖南穷苦农民来说稀饭、野菜都已经是最丰盛的美食。但如今，由于经济转型，湖南的发展理念逐渐由重农转向重工，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最近几年的新农村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农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已是非常普遍。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湖南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社会生产方式有了极大的飞跃，特别是“十一五”时期，湖南坚持推进“一化三基”战略，加大了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与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相伴随，湖南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地区结构和所有制结构不断得到调整优化，对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经济总量快速扩张的支撑推动作用明显增强。2.湖南人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要求传统的年俗文化发生相应的变化。

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较之过去有了质的提高。特别是作为教育强省的湖南，湖南人整体文化素质水平比较高。而文化素质的提高，主要体现在对传统年俗文化的审美标准不断提升和消费需求的不断增加上。

3.湖南现代科技手段的发展，要求传统的年俗文化要有相应的发展。

湖南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传统年俗文化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湖南文化的传播手段得到了发展，特别是湖南的电视文化以其被人津津乐道的品牌栏目，连续多年居全国地方台之首，有“电视湘军”的称号！这使湖南人文化消费的结构和模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同时得到一流的文化享受，花钱少费事小，为春节期间的文化生活增添了丰富多彩的内容。

4.农闲时间的增多，使湖南农民社会文化活动的时空发生变化，传统年俗文化也必然发生变化。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耕时代，春节的时间安排，是以农耕生产活动的时间为参照和依据的，“旧时所使用的是夏历，即所谓‘农家历’，是一种产生于传统农业社会并与岁时农家活动密切相关的历法。湖湘的传统岁时节令习俗活动，几乎全都建构在这一传统纪年的基础之上。”春节也不例外。春节被放在冬闲时节，正好与农业生产的时间相协调，这种协调使农民在身心两方面得到调节。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广大农民不可能在春节之外，有更多的常规性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因此，年俗文化便成为当时湖南农民一种最重要的群众文化消费模式，而这种模式，又规定了群众文化活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三）湖南农村年俗文化转型中的问题

1.随着湖南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经济飞速发展，湖南农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一方面，与过去相比，湖南农民的购买力提高，另一方面，消费心理也发生了转变，这使得湖南广大农民不仅仅在过年时才能吃好穿好，在平时也能享受得到。但精神文化水平仍然相对滞后。

2.由于湖南传统年俗文化中有一些驱邪、禳灾、求吉方面的活动，许多年轻人视其为迷信活动而对所有的年俗文化采取摒弃的态度，以致他们对年俗文化知之甚少，传统年俗文化的传承面临巨大的挑战。其实，这些传统年俗依然有其思想文化价值，它是湖湘文化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其中包含的各种自然人文思想是先辈们的共同心血。

3.西方节日的冲击。

湖南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东、西、南三面山岭相连。地势三面高，中部低，多河流湖泊。这种地形地势将湖南分割成许多小区域，相对来说比较闭塞，再加上湖南人保守和自大的性格弱点，因此，在过去，湖南的对外交流比较缺乏。而改革开放以后，湖南交通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善，为外来文化的进入拓宽了渠道。此外，湖南人的思想也逐渐由保守趋向开放，对于外来文化由以前的排斥到现在的积极吸收。

（四）湖南农村年俗文化成功转型的途径

1.打造人性化、有年味的春节。

第一，恢复传统的过年节期。从农历腊月中旬到来年的正月十五，整整一个多月的节期，沿袭从腊月辞旧岁到正月闹元宵的行事惯例，使年节文化空间因欢庆时间的充分而更加丰满。

第二，恢复繁荣热闹的老年货市场。湖南农村传统的年节气氛，首先是由各式各样色彩鲜艳的民俗艺术饰品装点出来的。

第三，在湖南农村，恢复传统年节庙会，举行大规模巡游花会和传统游艺竞技活动。年年举行大型彩灯会展和老艺人扎制灯彩展演活动，举办灯谜竞猜活动，举办征集春联的大赛和书法家书赠春联活动。

2.湖南各界应进一步加强全社会对传统年俗文化的宣传教育工作。

发动广大教育工作者，在大、中、小学和幼儿园等各类教育中，积极开展传统年俗文化的普及教育。各类影视、报刊、网络、出版等部门，也应进一步加强有关年俗文化的宣传与报道，使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儿童认识到传统年俗文化的丰富内涵和重要价值，提高湖南各界对年俗文化积极保护、传承和发展的自觉意识与社会责任感，使传统年俗文化得到良好的保护和发展。

3.积极支持“春节申遗”工程。

南京大学民俗艺术研究所主任、中国年俗文化研究资深专家陈整理竟教授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激动地表示，“中国现在还不启动春节申遗工程，还要待到何时？我们做这个题目，就是为了呼吁更多的人关注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让每个人都可以为‘春节申遗’做出贡献，只有申遗成功才能遏制年文化的消失。”国务院参事冯骥才表示：“在世界遗产的‘申遗’上，我建议将春节放在首位。作为非物质遗产的春节，全民都是传承者。将其推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提高人们对春节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全民自觉，增强人民的文化自信，促进中华民族‘四海一家’的认同感和亲和力；同时，增强国家与民族的软实力、文化软实力，树立民族人文形象。”我们也认为春节申遗工程，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既可以借此引起全国人民对年俗文化的重视，也可以切实做到对年俗文化的系统性的保护。

4.借鉴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

2006年2月8日至11日，中国民俗学会、东方文化馆、东西方艺术家协会（纽约）民俗艺术委员会、山西省柳林县人民政府、山西省柳林县孟门镇人民政府和山西省柳林文化研究会在山西省柳林县举办了中国首届黄河黄土高原柳林·孟门年俗文化节，并召开了“中国传统年俗文化保护与发展专家论坛”，90多位专家学者、民间文化工作者和民间工艺大师参加了此次活动。大会通过了《保护中国传统年俗文化孟门宣言》、《“保护和弘扬中国民族民间文化杰出贡献人员”的表彰呼吁书》、《关于筹备成立“中国非物质文化教育学会”的倡议书》及其他一些建议书。2007年2月28日至3月1日，中国年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发展论坛的专家学者和各界代表，在中国著名古都南京举办的“南京国际梅花节”上共聚一堂，就中国年俗文化的保护与旅游发展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充分交流与讨论，对中国传统年俗文化的价值及其与旅游经济结合的途径和意义取得共识。山西省柳林县和南京在年俗文化保护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湖南应该虚心向他们学习，加强与他们的交流与合作，在全国树立一种年俗文化保护的新风。

新年的传统文化篇9

二

著名文化学家哈里森认为，文化不是一个自变量。影响文化的因素包括了文化赖以生存的地理位置、政治以及历史环境变化等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与其产生一样，都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境况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同样的，造成当代青少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出现传统文化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不仅是一个当下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历史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理应不能止步于对现状的清醒认知，而更要的是在于客观分析其原因，并从这些分析中探寻解决的办法，避免历史的重演。以文化传承的历史来看，造成传统文化缺失的主要原因在于，近一百年以来的两次文化运动的错位批判、经济基础的转变和外来文化的冲击这样一些历史因素。

1.一个世纪以来，传统文化遭遇的两次错位批判是造成传统文化缺失的历史原因。

当西方列强在一个世纪前，用侵略的铁蹄踏破满清大门时，中华民族也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急剧动荡中，“五四”爱国运动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展开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当中华民族备受欺凌的现实与新文化运动的觉醒成为历史的主角之时，中华传统文化的神圣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颠覆。就在“五四”运动开始后的半个世纪之内，一场“”再一次使中华传统文化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洗礼。这一次，“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重新复苏，并化为现实的力量使传统文化丧失了最后的尊严。在短短一百年间，“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在客观上动摇了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笃信与遵从，动摇了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价值认知。如果说上个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对传统文化的革新，半个世纪前的“”可谓是对传统文化的彻底粉碎。在短短一百年间，传统文化遭遇的两次错位批判，不仅严重侵蚀了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根基，而且直接影响了几代人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

2.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转变，造成了传统文化在社会转型时期的震荡性缺失。

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以强大的力量不断地冲击着传统文化。在校园中，功利主义获得了死灰复燃的机遇。“就业至上”论成为学习的惟一目标，追求效益的最大化成为高校教育的评价指标。英语、计算机、法律、经济等一些“实用”的知识与教育不停地吞噬着“不实用”的传统文化课程的生存空间。在社会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入人心。各种新奇、前卫的商业炒作迅速吸引了当代青少年学生的眼球，并在相对封闭的小环境中不断膨胀、发酵，最终彻底吞噬着传统文化的传承空间。唯经济论已经转移了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原有兴趣。实用主义的价值选择使一些大学生对传统文化从怀疑到不感兴趣、不愿意学习，以致知之甚少，也难以树立正确的民族文化意识。传统文化在经济基础发生转变之时，也正在经历着震荡性的缺失。

3.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多元的外来文化也在不断吞噬着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具有强势地位的影视作品、信息技术，对我国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文化渗透”。一些人开始用西方文化取代对现代文化的定义，文化领域中“崇洋”也随之死灰复燃。青少年学生正处于心智还不够成熟的阶段，对外来事物往往抱有强烈的好奇心，他们更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迷茫和怀疑充斥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与接受，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时刻遭受着新的挑战。甚至，在某些环境中，传统文化已经让位于种种外来文化，传统文化慢慢被边缘化，成为一种缺失。

4.在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快速发展的新兴网络文化也对传统文化发挥应有的作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中文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但是，在网络世界，越来越多的网络符号和英文内容替代了中文的日常表达。这使得中文所承载的文化内容及其思想政治教育意义正在不同程度的被削弱。还有一些网络上的非理性语言表达严重影响了当代大学生的传统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许多人为了宣泄情绪而在网络上肆无忌惮地辱骂，其措词不堪入目，严重损害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含蓄与优雅，更谈不上修身养性。这些都必然致使在网络上传播的中华传统文化被曲解或误读，直接影响到当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应有价值的正确判断，有的甚至对传统文化的部分内容产生了抵触情绪。

三

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期。多元文化正在不断冲击着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特别是当今的大学生，更是各种文化争夺的对象。然而，面对新形势、新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不仅需要我们进一步增强民族自信，提高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认识，还需要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转变重知识轻思想的教育观念，把传统文化的教育真正渗透到课程体系、教学内容中去，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等多方面，挖掘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传统与创新、经典与时代中，完善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构建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立体教学体系，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1.挖掘传统文化的优秀资源，构建传统文化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体系。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以和为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思想在今天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这样一个广博精深的文化体系，不能漫无边际的宣传和利用，要注意教育内容的针对性、现实性和生动性，注意结合学生具体和当今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找准传统文化与当今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时代契合点，有针对性地用具有时代性的微信、微博等现代传媒方式来呈现传统文化，用生动的语言和事例来进行分析、讲解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教育与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达到有机的融合。

2.利用易于接受的传统教育方法，将传统文化的隐性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创新结合起来。

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形成，并不断得以传承，就在于它有一套相对完善的传承方法。中国古代的大教育家孔子不仅重视因材施教，而且提倡学习中的举一反三等教育方法的应用。我们在对当代青少年学生展开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更要注意运用这些传统文化中已经存在的传统教育方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创新。在这些传统教育方法的传承中，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在传统教育方法的坚持中，肯定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在传统教育方法的应用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新年的传统文化篇10

关键词:

文化；公司治理；行政型；经济型

一、引言

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能够对人们的法律意识及常规行为产生规范(哈维兰，1987;埃尔，1988)。文化传统的规范性与民族性决定了文化传统可以作为一种环境要素而对本民族的政治、经济等活动产生影响作用。中华民族发展至今，有两个文化传统对后世影响深远。一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古代文化传统;另一个则是“五四”开始形成的新文化传统(王铁仙，2010)。自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探索与尝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时起，中国公司治理理论已走过30多年的历程。由于受到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因素的驱动作用，中国公司治理的主体从初期政府直接管理的“政府”治理主体，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股东作为治理主体，逐渐转化到现在“以股东作为治理主体，兼顾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经济型治理主体(李维安、郝臣，2009)。随着治理主体的不断演化，中国的公司治理模式也正逐步从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演进(李维安，1996)。鉴于此，本文将从文化传统的视角，在系统梳理中国两个文化传统特点的基础上，探索中国文化传统作为环境要素对中国公司治理转型演进特点的影响作用。

二、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特点

1.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特点

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其核心特点是宗族等级与专制主义。中国两千年的农业经济，产生了与之相对应的大家族制(王铁仙，2010)。这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土地是宗族的主要族产，具体包括祭田、学田、义田等。农业生产所得便成为宗族的收入来源，相应地，完税纳粮也就构成了宗族的部分支出。因此，形成了宗族自己完整的收支体系。在当时，以“训诫、奖励、惩罚”为主要内容的宗法族规是调节宗族有效运行的制度安排。①在大家族制的基础上，中国产生了孔子儒家“忠”“孝”“节”的纲常名教与君主专制主义制度。在产生之初，宗法等级还没有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孔子在最初强调宗法等级(宗长或族长、族正、族副、支长、房长等位次有序)时，也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名分”、“礼节”，借此来维持社会秩序并规范人们的行为。为了宣扬皇帝权威，到了汉代，董仲舒将宗法等级观念制度化并归纳为“三纲”，宗法等级思想才被抹上浓重的政治色彩。自此，具有民俗色彩的宗法等级观念发展为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期间虽经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批判，但直到近代至“五四”前期，宗族等级与专制主义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始终占据统治地位，并对后世影响深远。

2.中国“五四”新文化传统的特点

“五四”以后，中国文化在吸收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呈现出“民主与法治”的核心特点。为了配合封建帝制的政治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宣扬的基本思想观念是:个人自主自由的观念、民主的观念，人权的观念、法治的观念和科学的观念，其终极理想是人类的解放(王铁仙，2010)。自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第一个提出并阐释个人自主自由之后，紧接着，开始指出要取消等级特权，鲁迅也坚持个人独立、自由思想，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宗族等级与专制主义进行了批判。以“民主与法治”为核心特点的“五四”新文化传统在本质上是要强调改革与革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出现的一系列革新措施，例如，自主择业创业、拓展私人空间、一定程度言论自由以及知识产权制度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都反映了“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影响作用。

三、新旧文化传统对治理转型演进的影响

1.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与行政型治理

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具有宗族等级的核心特点，受这种文化传统特点的影响，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很多民营企业管理实践中广泛推行的是家族主义的伦理原则，作为大家长的企业负责人推行的是个人统治、一把手至上，而不是整体规则。所以，整体规则往往因企业负责人而改变。企业一把手的整体素质就决定了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受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宗族等级观念的影响，在他们的意识里，等级即关系圈子，关系存在于不同的领域，如家庭关系、政治关系、业务关系，等等(宝贡献、赵卓嘉，2008)。为了获取政府采购、税收优惠等方面的利益，通过“红帽子”方式获取政治关系，这是中国公司治理初期民营企业行政型治理特点的突出表现。中国古代文化传统还具有专制主义的核心特点。从专制主义延伸出来的“官本位”文化长期以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等级森严，秩序分明。政治上的权力集中，渗透到经济层面，最终形成了国有企业在中国公司治理初期高度集权的公司治理特征。政府控制国有企业的人事权、考核企业的经营状况并评价企业经营者的经营业绩，同时还拥有企业的剩余所有权。政府通过对企业进行严格地监督来约束企业行为(张世云、温平川，2010)。由此可见，中国公司治理初期国有企业的行政型治理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戴上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专制主义特点的烙印。

2.“五四”新文化传统与经济型治理

中国“五四”新文化传统主要针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宗族等级与专制主义而产生。而这两个文化传统的产生与对抗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如果说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推崇人治与等级，则中国新文化传统则强调法治与民主，强调制度与规则。如果说中国公司治理发展过程中的行政型治理被牢牢钉上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镣铐，那么经济型治理则受到了中国“五四”新文化传统的深远影响。“五四”新文化传统强调改革、革新的本质特点驱动了中国公司治理的转型与不断完善。受新文化传统中“民主与法治”核心特点的影响，中国公司的经营目标逐步经济化、在主要领导的任免上更加科学化、在资源配置上更加市场化。这主要表现在2001年《独立董事制度指导意见》、2002年《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地为中国公司治理的经济型治理奠定了基础。而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的成立，2005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相继出台(李维安、邱艾超，2010)，标志着国有企业“股东作为利益主体，兼顾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经济型治理开始有章可循。同时，民营企业的发展也逐步制度化、规范化、市场化，不断体现出经济型治理的显著特征。

3.新旧文化传统对公司治理演进的影响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企业制度变迁过程中，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行政型治理到经济型治理的转型的线索更加明朗，路径也更加完整。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转型路径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传统的行政型治理(1978－1992年的厂长负责制)、内部人控制(1993－2002年的现代企业制度构建)以及经济型治理建设(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至今)(李维安、邱艾超，2010)。在第一个阶段政府是国有企业的主要治理主体，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厂长要按照政府部门的指令行事。企业的所有权与控制权高度集中于国家。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等、靠、要的关系(张世云、温平川，2010)，该阶段国有企业的治理制度安排呈现出完全的行政化特点。而行政型治理所表现出的行政化目标与人员行政任命都具有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专制主义色彩。在第二阶段股东是主要治理主体，但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初建时期，国有企业的股权十分集中，出现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状况。流通股在上市公司总股本中所占的比例相对较低，因此，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仍然频繁。与第一阶段的完全行政型治理特征相比，国有企业在第二阶段开始追求更加经济化的企业目标。由于开始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府也开始逐步发挥作为企业股东的作用，更加重视对企业负责人任命方式的科学化。进入第三个阶段，国有企业开始探索经济型治理建设。公司治理的主体演变为股东作为主体，兼顾各利益相关者利益。在经济型治理建设阶段，国有企业开始依据现代企业制度，以委托理论为基础，对企业的内部决策权力进行科学合理地配置，将以往重视非营利导向的制度安排向重视以营利为导向的制度安排体系转化(李维安、邱艾超，2010)。即由行政化的企业目标向经济化的企业目标转化。第三个阶段中国国有企业经济型治理建设的探索与“五四”新文化传统中的改革、革新精神相契合，由于新文化传统吸收了西方的自由、市场化精神，并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精神，受“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影响，第三阶段的中国国有企业更加重视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企业人员的民主任命以及企业组织的科学决策，正在向经济型治理阶段演进。上文已经分析了新旧文化传统对国有企业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演进的影响。相比国有企业的完整路径，民营企业的治理转型也经历了非正规公司“红帽子”阶段、“亲密资本”的行政联系依赖阶段以及市场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等三个阶段(李维安、郝臣，2009)。关系在这三个阶段的演化中起着关键作用。“红帽子”、“亲密资本”的前两个阶段都反映了民营资本家寻求政治关系以减少融资、税收成本的诉求。经济上的行为表现，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官本位”“关系本位”思想的充分体现。而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与完善，民营企业开始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在这个过程中“五四”新文化传统中的“民主”“科学”观念又在发挥作用。概括起来，文化传统作为一种环境要素对经济活动具有影响作用。中国两千年来形成的两种文化传统: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与“五四”新文化传统，由于分别具有“宗族等级与专制主义”和“民主与法治”的核心特点，而共同驱动着中国公司治理从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转型。

四、研究结论

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中，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规范，调节着人们的意识与行为。因此，民族文化传统能够反映各个民族的经济活动与经济行为。公司治理实践作为经济主体与经济参与人经济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受到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与驱动。正是基于此，本文梳理了中国两年多年来形成并影响深远的两个文化传统———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与“五四”新文化传统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探索上述两个文化传统对中国公司治理转型的影响与驱动作用。研究发现: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他们从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转型的演进都会受到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与“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影响与驱动。本文的研究对于从中国特有的制度视角探索中国独有的公司治理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宝贡献、赵卓嘉，《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关系”与组织管理》《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葛秋萍、成良斌，《风险投资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冲突》，《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1.10。

李维安、郝臣，《中国公司治理转型:从行政型到经济型》，《资本市场》，2009.9。

李维安、邱艾超，《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转型路径及量化体系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9。

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的复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新年的传统文化篇11

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意义

兔年春节刚过去不久，人们在喜庆、欢乐和热闹的感觉退去之后，普遍用了一个字――累来概括内心的感受。众所周知，节日是由节日主题和约定俗成的形式构成的，而过节就有文化认同和契合心理的因素在其中了。如何让传统节日内涵丰富更具吸引力，让传统节日文化发扬光大更深入人心？首先应了解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意义，增加国人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

中国传统节日是中国符号，是中国特色，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可以增强民族凝聚力。传统节日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是中国符号、中国特色、中国旗帜，建设好传统节日可以弘扬民族精神、增进民族认同、加强民族团结、维系国家统一、凝聚海内外华人。尊重传统节日是尊重自己、尊重和热爱祖先和民族的表现。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会让祖国大陆和港澳台在文化上走得更近，让祖国和海外华人在文化上更亲。重视传统节日，对中国传统文化复兴，培养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有很大积极意义。

中国传统节日是民族的记忆，是中国文化的结晶和窗口，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可以促进中国文化的发扬光大。中国传统节日作为民族的记忆和象征，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态，千百年来绵延不绝，历久弥新。中国历来重视传统节日，重视传统节日文化的发扬光大。目前，中国传统节日作为中国文化的结晶和窗口，已被世界各国接受和重视。一些国家的人们通过节日活动了解中国文化，一些国家的政要和新闻媒体在每年春节的时候都会关注华人居住区的春节活动，还有很多外国人热衷过中国节日、热爱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元素在世界上已被普遍应用,这是中国文化的魅力和吸引力所在,也是中国文化发扬光大的结果。

中国传统节日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是爱国主义精神的摇篮，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可以推进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中国传统节日展示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表达人们对美好理想、智慧与伦理道德的追求与向往，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代代相传的重要载体，是爱国主义精神的摇篮。传统节日是民族生活长链中熠熠生辉的珠宝，它深深嵌入生活，沁入心田，会对人的精神和心理产生潜移默化、难以磨灭的影响。节日文化也有一个建设的过程，不能仅拘泥于传统，更不能放任自流、自生自灭。除了春节的文化内涵和形式比较丰富之外，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都应当认真设计。中国传统节日应注入新的文化元素，改革不适于今天的旧习俗，形成固定的节日文化模式。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中国当代文化建设。

新闻媒体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优势分析

新闻媒体亦称大众传媒，一般来说，新闻媒体包括纸质（报纸、杂志）和电子（广播、电视）两种（注：报纸、杂志的网络电子版，网站新闻以及手机新闻等由于其特殊性，暂不列入本论文）。新闻媒体的职责是报道事实、宣传教育、信息传播、舆论监督。我国新闻媒体由政府主管部门主办，具有权威性、公信力、专业性、真实性、及时性等传播优势。纸质媒体和电子媒体又各有特点。纸质媒体在传播时具有原创性、真实性、系统性、连贯性、深度报道、价格便宜、携带阅读方便、易于保存收藏等优势，电子媒体则具有快速及时、感染力强等优势。

中国传统节日是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事项，过节是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新闻媒体报道节日相关内容和活动既是其职责所在，也是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重要途径。而且新闻媒体在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分析如下：

新闻媒体公信力强、传播面广，可以让更多的人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增强人们对传统节日文化的认同感。新闻媒体由于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其在宣传报道中国传统节日活动和传统节日文化时具有很大优势：人们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杂志获得相关信息，受众人数多；由于新闻媒体的政治性和专业性，人们对新闻报道内容的真实性会产生很高的认同度，由此一年一度的潜移默化的规律性传播，人们会对新闻媒体产生依赖，会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产生更大的认同。比如中央电视台每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从1983年开播以来，已经成为全球华人春节的新民俗。又如北京电视台《五星夜话》节目的中秋专题、郑州《大河报》每到传统节日时的整版节日文化介绍等，已成为人们了解中国传统节日的教科书和资料。

新闻媒体信息量大、创新意识强，可以增强中国传统节日的吸引力，丰富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新闻媒体可以通过连续报道、系列报道、专题报道等方式扩大传统节日文化的信息量，全面、丰富地介绍和报道传统节日文化的内容和活动。不能支离破碎和断章取义，这样会导致节日文化的缺失。例如：每年节日来临之际，一些食品商家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利用媒体进行食品宣传，由于其宣传力度大、诱惑力强，让年轻人对传统节日的印象只剩下了某种美食。所以新闻媒体应利用创新节目或改革版面形式，挖掘传统节日文化的丰富内涵，增强传统节日的吸引力。

新闻媒体传播速度快、感染力强，可以激发民族情感、凝聚爱国主义精神。报纸媒体有文字有图片，电子媒体速度快、有声音有画面，使得新闻媒体在传播时感染力强、效果好。传统节日本身是民族的记忆、情感和符号，能够亲身参加节日活动，无疑会有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不能参加的人，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和迅速传播，如身临其境，也会感慨万千。比如：每年清明节的陕西黄帝陵祭祖大典，经新闻媒体报道后，炎黄子孙身在五洲四海，心向祖国大陆。又如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把全球华人的心连在了一起，特别是当大屏幕传来海外华人的祝福时，全球华人眼含热泪、心心相印、血脉相通，民族情感、爱国主义精神因节日而激情迸发。

新闻媒体在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中的责任

继承和发展传统节日文化，不仅仅是老百姓的事情，政府、学术界、教育界、新闻媒体都应该有所作为。政府应在政策上加以扶持，政府相关部门要不断倡导、继承、创新传统的节日文化内容和形式，而不是简单地加以限制。学术界对节日文化应进行严谨认真的研究和挖掘，整理并规范节日的文化和内涵，而不是作无谓的争论。教育界要认真思考调研，在大、中、小学及幼儿园教育不同阶段有针对性地进行传统节日文化教材的编写和教学，而不是放任自流。下面具体谈谈新闻媒体在继承和发展传统节日文化中的责任。

新闻媒体应清醒认识在继承和发展传统节日文化中的责任。2005年6月，在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民政部、文化部发出的《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指出，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对宣传民族传统节日的导向作用，切实加强对民族传统节日的舆论宣传，积极营造尊重民族传统节日、热爱民族传统节日、参与民族传统节日的浓厚氛围。所以不论是新闻媒体还是媒体从业者都应认真学习和深刻领悟《意见》精神，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为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加大传统节日文化的宣传力度和深度，加强正确的舆论引导。《意见》指出，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积极倡导文明、和谐、喜庆、节俭的节日理念，努力发展健康向上的节庆文化，使民族传统节日成为展示和传播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阵地、弘扬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重要渠道。

民俗学家乌丙安说，民俗节日在中国民众农耕生活中经过了几千年自在的、自发的传承，早已经形成了世世代代传习不断的全民族重大生活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每一个节日的文化内涵和外延都具有相对稳定的完美和谐的特征。但同时节日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无疑会有很深的历史印迹，有些已为现代文明所排斥。

新闻媒体在报道时可以通过专题报道或制作系列性节目，一方面可以深入挖掘节日文化形成的完整脉络，另一方面可以加强正确的舆论引导，倡导文明过节。比如每年清明节前后，一些城市的十字路口，祭祀烧纸的现象较为普遍，不仅造成了城市污染，而且很不文明。类似现象新闻媒体应进行报道并进行舆论引导，倡导人们在清明节要文明祭祀。

侧重报道节日丰富的文化内涵，促进节日仪式的形成。《意见》还强调，要坚持与时俱进，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深入挖掘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积极创新传统节日的形式和载体，使传统节日与现代生活方式相适应，与现代社会人际交往相结合，与商业营销形成互动，不断增强节庆活动的群众性、广泛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据不完全统计，中华56个民族的传统节日总共有120多个，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特有的传统民族节日。但是我们对于自己民族节日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认识，不一定都很完整和准确。比如端午节，其文化意蕴就包容了辟邪驱毒、游艺竞技、祈求健康、纪念先贤等多个方面。但因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因素，过端午节仅仅被理解成是纪念屈原，从而造成节日内涵单一，使人们感觉与自己关系不大，节日渐过渐远。另外，节日仪式感缺失也是民俗节日逐渐失去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某些节日形式应限制式保留，而不能简单制止或取消，比如节日燃放烟花爆竹问题。为此，新闻媒体在宣传报道传统节日时一方面应侧重报道节日丰富的文化内涵，保持节日文化的完整性，另一方面还应倡导和引导促进节日仪式的形成，使老百姓明确知道节日该怎么过。

总之，继承和发展传统节日文化，要靠全社会和每个中国人的力量，新闻媒体更是责无旁贷。

参考文献：

1.李汉秋：《让传统佳节湿润民族精神》，《红旗文稿》，2008（8）。

2.严考亮：《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价值及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2007(1)。

3.张贷年：《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陈松林：《论中华民族精神的思想内涵及其现代意义》，《湖北社会科学》，2003(10)。

新年的传统文化篇12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正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精神在中国历代优秀文化中的积淀与升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虽然不可能再度直接成为新文化，但其内在的基本文化精神却可以经过批判、改造、继承、弘扬而再度成为新的文化的生长点。

在山东考察时强调，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振奋中华民族精神。这一重要论述，体现了我们党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明立场和态度，为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根本遵循。认真学习领会重要讲话精神，对于深入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世界各国都在不断地了解中国，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东方智慧开始风靡世界。很多国家都开设了孔子学院，学习中国的儒家思想，并应用到各个领域中。然而，在西方文化的冲击面前，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和价值。充分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势，全面认识祖国的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与时代特征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融合，自觉实现民族文化现代化的转换，从而凝聚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内生力量。

传统文化已深深烙入中华民族的基因，在民族血液中流淌，优秀文化正在为民族复兴提供精神滋养，补足“精神之钙”。

品国粹精华 续传统魅力

听古琴袅袅，赏苏绣清丽，品昆曲高雅，探丝绸神妙……在苏州工业园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一棵以“经典”为种子成长起来的国粹文化大树正日益蓬勃繁茂。从2009年初次尝试时的国粹体验，到现如今小有规模的国粹公益社团风生水起，越来越多的孩子在这里聆听传统之音，品国粹精华。

国粹基因融入社会“血液”

未经任何宣传与推广，在短短两天时间内，今年国粹文化系列活动之一的端午包粽子比赛迅速完成100组家庭的报名，后续请求增加参与名额的电话仍源源不断。

“从去年开始，我们把传统的端午节一并纳入国粹系列活动，通过举办参与性强、文化辨识度高的特定赛事，让更多人一起感受传统所呈现的魅力。”园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活动部部长夏宁介绍，苏州市青少年国粹文化系列活动从中心“起步”，聚焦的视点也一步步从孩子辐射到家长，乃至覆盖到家庭。“其实，大部分人的骨子里都具有传统文化基因，主要是我们缺少渠道和机会将它表达出来。中心所做的，正是依托一些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让家庭甚至整个社会一起参与传统的互动。”

无需报名费，甚至不需要自己准备材

料，许多家庭带着一股兴奋的参与劲儿“慕名而来”。“以前我们过端午，包粽子再寻常不过。但在城市里，人们习惯了购买，许多传统技艺也在慢慢丢失。园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提供了一个平台，很多家庭聚集在一起包粽子、迎端午，我们不仅捡拾起了正在消失的传统习俗，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在集体参与中，也感受着文化的碰撞。”现场，带着女儿参与活动的周女士对活动赞不绝口。

全家总动员、三代同堂……一场小小的包粽子比赛聚集起一个个家庭的力量，更凝聚起民族共同的记忆。

夏宁透露，近两年来，诸如此类适合全家参与的传统文化活动正掀起热潮。“人们越来越期待和喜欢用这样一种‘集体化’的方式来感知传统的魅力。对报名者而言，并非每个人都会包粽子，但正是通过这样一种老少传承的参与，大家感受到对于传统的归属感；同时，地域的差异也带来了文化的差异，在这样的交流与碰撞中，人们对于传统的兴趣与期待也越来越浓厚。”

让传统在寻常生活里“重生”

传统不是硬邦邦的“标本”，也不是遥不可及的“阳春白雪”，而让传统拥有生命力的方式之一，是让传统真实地走进寻常生活。

今年年初，在园区读四年级的童晓慧成功报名中心太极公益班，成为一名初级学员。童晓慧的妈妈徐伟华是一名太极爱好者，在她看来，国粹是经过时间挑选留下来的“精品”。“譬如太极，我觉得它是一种身体语言的修炼，里面蕴含了许多哲学思想。虽然对孩子来说，她现在不一定能理解，但通过接触、了解、学习，她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国粹的魅力。”

自2014年从张家港转学到园区，童晓慧已经成为中心的忠实学员。除了涉猎美术、模型、舞蹈等课程，中心开设的国粹公益课堂尤其受青睐。徐伟华透露，她也曾留心过社会上的传统国粹课程，但专业平台少之又少。“国粹是文化的根，对中国人来说，不但不能丢，还应该弘扬。对于这一点，园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很用心。中心打造国粹公益课堂，让传统有展示的机会，并且为青少年创造学习渠道，真正走近国粹。”

在夏宁看来，将传统融入日常生活，不但能很好地带动传统的普及，还能让寻常生活拥有一份仪式感。“譬如我们在端午节举办香囊制作比赛，或是在平时推出线编、苏绣等国粹课程，让孩子们在平时就能频繁地接触到传统国粹，并且在亲自动手参与中，将国粹从形式变成生活的一部分，让传统文化走进寻常百姓家。”

把“七年之痒”变成“情怀”

再寻常的生活也需要一份仪式感，就如同最普通的事情也可以做出情怀。

从2009年青少年国粹文化系列活动首度推出，迄今为止，这一活动已连续举办七年。“对一些人来说，七年在时间上似乎是一个坎，会进入发展的倦怠期；但对中心来说，我们从自创了国粹文化系列活动这一品牌开始，不断延展活动内容，辐射人群覆盖面，用心对传统国粹‘播种’，并让这一份普及成长壮大，七年的坚持更像是一份情怀的坚守。”夏宁如是说。

闹元宵、庆端午、国粹集中展示……在园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创制的“国粹版图”中，这一份推广与弘扬贯穿全年而存在。从国粹文化系列活动的大面积推广，到国粹公益课堂的精准点拨，甚至是中心国粹场馆“润物细无声”的浸润……多样化、多形态的组合在园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实现了国粹普及的“串联”。

已是耄耋之年的惠桦是苏州市民俗专家，也是中心国粹文化活动顾问，每年的苏州市青少年国粹文化系列活动现场，老人总是兴致盎然地参与其间，与大家一起感受传统国粹的趣味与魅力。

“对许多人来说，传统和国粹就像是陌生的名词，不了解，也没有渠道可以了解。园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主动承担起这份责任，为青少年以及新苏州人创造了平台，既弘扬了国粹，也让大家在对苏州当地传统的了解中融入城市，对城市产生归属感。”在惠桦看来，“公益性”的标签不仅让人看到了中心的诚意，也让传统国粹的普及做到了“零门槛”，扩大了国粹弘扬的参与面和覆盖面。

从最初无人问津时的“普及引领”，到如今国粹变成热门词汇后一如既往的“坚持”，在夏宁看来，园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坚持与执着体现在一次次脚踏实地的行动中。“我们不抱有任何商业目的去做这件事，而是希望国粹真正在青少年心中生根，也期待通过我们的努力，让传统文化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拥有一席之地。”

让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

传统文化犹如一个个巨大的富矿，只有深入挖掘开发，才能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苏州工业园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就是探寻传统文化的实践者。

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思想道德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巨大作用显而易见。现在的关键，是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光大，使之大众化，成为人民大众的文化，进入人民大众的心灵，让其“活起来”。正如所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使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最为重要的是，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工作。

创造性转化，就要将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浓厚的文化氛围和日常的行为规范。人们生活在文化氛围之中又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成长。文化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作用，也是依靠浓厚的文化氛围实现的。有什么样的文化氛围，就有什么样的道德环境，就会培育什么样的人文精神。如果拜金主义盛行、利己主义肆虐、物质主义张扬，必然是文化的荒原、心灵的沙漠。塑造优秀传统文化的浓厚氛围，这是中国从古以来的一个传统。现在，我们在讨论家风，家风是什么？家风就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氛围。中国历代之所以重视家风，就因为家风是道德的孵化器，每一个人在家风中扣上道德的第一个“扣子”。我们要用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家风、社风、行风、校风、村风等等。有了浓厚氛围，优秀传统文化就会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同时，要将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日常规范。在传统社会中，道德建设靠自觉，在现代社会道德建设中，道德建设既要靠自觉又要靠制度。要一手抓文化氛围、一手抓制度规范，一手抓软约束、一手抓硬约束，“德刑相辅”“儒法并重”。

创新性发展，就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与时俱进，不断赋予其当代价值。文化是不断创新发展的。创新是文化的生命，没有创新，文化就要枯萎。文化创新发展的实质，是不断汇聚时代精神，不断反映时代要求。优秀传统文化是超时代的，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解释，每一个时代都会打下这一时代的烙印。比如，儒家学说2000多年一脉相承，但孔子学说与汉代正统儒家学说不完全一样，与魏晋唐时儒释道合一的学说不完全一样，与宋明时期的理学也不完全一样。还比如，我们今天讲的仁爱，与过去讲的仁爱不完全一样；我们今天讲的民本思想，与过去讲的民本思想不完全一样；我们今天讲的忠孝思想，与过去讲的忠孝思想不完全一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时代感，才能缩小同人民大众的距离感；只有有了时代化，才能实现大众化。创新性发展，就是不要使优秀传统文化脱离群众、脱离社会，就是把优秀传统文化从课堂上、书本里、学斋中解放出来，使其平民化、通俗化、生活化。一句话，就是使优秀传统文化在人民中间“活起来”。正如所指出，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文化只有走进大众，进入人民心灵，才能“活起来”、才能化人育人。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纳入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使我们的青少年从小就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沐浴，使尊老敬贤、勤劳持家、重视家风家训等继续成为家庭美德，使崇德向善、诚信友爱、凡人善举等成为浓厚社会风气，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公共服务全过程，纳入城镇化建设全过程，使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融入人们的精神基因，转化为日用而不觉的思想自觉和行为习惯。

总之，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目的是让群众“用起来”。群众都了解优秀传统文化、都喜爱优秀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才是真正“活起来”了。

把优秀传统文化“传下去”

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指出，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近几年，山东依托位于孔子出生地、成立于元代的“尼山书院”历史品牌，创新推进“图书馆+书院”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把传统文化“传下去”，让 国学精粹“活起来”。

五月端午，山东图书馆大明湖分馆的“射五毒 祈平安”活动吸引了很多市民参与。

不仅仅是传统节日的专题活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已经在山东全面开花。在大明湖国学讲堂，琴、棋、书、画、健、读等“新六艺”的学习培训全是免费的。市民只要有兴趣，随时可以走进课堂。

大明湖国学讲堂成立还不到两年，来听课的市民就有4万多人，不少课程还得提前报名预约才能排上号。

周末，是济南大明湖尼山书院《论语》公开课开讲的日子。文化志愿者赵宗来已经在这里讲了40多堂课，几乎场场满员。

用公益课堂的形式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创意，最早来源于国内文化学者在孔子出生地泗水尼山的一场乡村文化实验。几年前，来自中国社科院的学者赵法生在尼山农村调研，他发现在尼山的一些偏远山村，不仅环境差，传统文化中仁爱诚信的圣人遗风也消失殆尽。

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赵法生说：“我在这做了一些调查后发现，农村存在许多的问题，比较突出的还是孝道。孩子很富裕，老人生活一看很差，所以，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乡村建设应该要找一个文化的基础。”

出于文化学者的社会责任感，赵法生和社科界的学者们决定在山村里开设讲堂，用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来改变乡风民俗。想法虽好，村民们却不买账。无奈之下，学者们就自掏腰包，用发纪念品的小恩小惠吸引大伙来听课。

几堂课听下来，原本不情不愿的村民们听出了味道。村头的大喇叭一喊，村民们就抓紧赶过来。

两周一次的传统文化课堂，才讲了半年多，当地的村风民风就有了明显变化。第二年，当地的宣传文化部门跟学者们合作，在整个泗水县招募了700多名志愿者讲师，陆续推广建设了200多处教学点。

尼山乡村国学课堂的成功经验，很快成为山东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作的一项重要借鉴。几年间，山东先后在全省公共图书馆建成130多个讲授传统文化的尼山书院，在农村和城市社区里开设的国学讲堂超过了8000个，参与公益传统文化课堂的志愿者队伍已经有3万多人，定期参与的城乡居民接近400万人。

大明湖国学讲堂的成功让我们明白，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因此，要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积极实施中华文化传承工程、典籍整理工程、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戏曲振兴工程、历史文化纪录片创作工程等，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振兴传统工艺，抢救濒危民间文艺，做好传承保护基础性工作，推动传播普及。要坚持古为今用、辩证取舍、扬弃继承的原则，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鉴别和清理，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使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保持特色，不断创新

尊重传统不能食古不化，“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更不能作茧自缚。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两创”方针的鲜明指向，就是立足于实践，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以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借鉴其他优秀文明成果，通过转化再造、丰富发展，使其焕发新的生命力。

优秀传统文化如何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曾有形象表述：“优秀传统文化不是摆设，不是只供学者研究的对象，而是养成民族灵魂的最好营养。如果一种文化产品只存在于博物馆中，一种文艺形式只存在于舞台上，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它们已经‘死亡’了。同样的道理，如果传统文化只存在于学者的书斋里或研讨会上，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它已经‘死亡’了。”活的文化在哪里呢？许嘉璐的答复是：“文化活在街道上、家庭中、人心里。”他举例说，女孩子穿着高跟鞋走在马路上，一下摔倒了，如果没人管，那伦理道德就死了；如果有人打110求助，那说明他内心的道德观活了一半；如果马上有人上来搀扶，中国传统文化才是活生生扎根在人心里的。如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人心，成为国民的一种文化素养和日常行为的遵循，需要我们在传播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上下功夫，要选择群众喜闻乐见的美育载体，阐释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发挥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合力，古为今用、学以致用，把传统文化精髓融入时代语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国梦的最大智慧宝库

中国梦是由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和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决定和支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坚持中国道路的文化根基，是铸造民族魂魄的精神命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智慧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