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论文篇1

先秦两汉时期，用韵文形式反映宗教内容的文体呈现了实用与审美两种风格。从上古歌谣到《诗经》中的“颂”诗，再到汉代郊庙歌辞，其宗教表达皆以实用为目的。上古歌谣与古代巫祝文化存在密切联系。一些上古歌谣本身就是祝词或咒语。如《礼记》中的《蜡祝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1］，即是神农氏命令自然事物各归其位而发出的咒辞。这些简朴原始的上古歌谣，是先民为提升其生存能力与生存空间而作，具有鲜明的功用性。《诗经》风、雅、颂三部分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原始宗教活动。如《小雅•鹿鸣之什•天保》第四章就是对宗庙祭祀的记载，其文曰:“吉蠲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尝，于公先王。君曰:卜尔，万寿无疆。”［2］412这是对先公先王祭祀，祈求赐福的祝颂诗，表现了先民们的祖灵崇拜情结。又如《大雅•生民》:“诞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烝之浮浮。载谋载惟，取萧祭脂，取羝以軷。载燔载烈，以兴嗣岁。卬盛于豆，于豆于豋，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2］531该诗对祭祀后稷的情景，从人们怎样准备祭祀的食品到祭祀时的仪式进行了详细描述。而《诗经》中的颂诗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例如，《周颂》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其中《清庙之什》祭祀、歌颂周王室祖先的功德。《噫嘻》是春夏之际，周康王向周成王祈求五谷丰登的颂诗。而《丰年》则是秋冬之际，周人祭祀先祖及众神的乐歌。《商颂》中的《那》、《烈祖》、《玄鸟》是祭祀商族祖先的乐歌。这些祭祀乐歌，记载了众多的上古祭祀仪式，是原始宗教形态的诗化呈现，是先民们祈望得到祖灵庇荫、获得丰收、衣食无忧的现实诉求。这种具有现实意义的宗教乐歌，传承至汉代以国家大典的方式得以全新演绎。汉代郊庙歌辞如《练时日》、《帝临》、《日出入》、《天门》、《后皇》、《五神》等，是汉代祭祀神灵与先祖时演奏的乐章，是原始神仙信仰与祖先崇拜的遗留、演化。由于祭祀活动在汉代已演变为国家大典的一部分，故郊庙歌辞也粗具规模，并对后世影响深远。郭茂倩《乐府诗集》对郊庙歌辞的发展历史、职能功用有详细说明，他说:“祭乐之有歌，其来尚矣。两汉以后，世有制作。其所以用于郊庙朝廷，以接人神之欢者。其金石之响，歌舞之容，亦各因其功业治乱之所起，而本其风俗之所由。武帝时，诏司马相如等造《郊祀歌》诗十九章，五郊互奏之。又作《安世歌》诗十七章，荐之宗庙。至明帝乃分乐为四品:一曰《大予乐》，典郊庙、上陵之乐。郊乐者，《易》所谓‘先王以作乐崇徳，殷荐上帝。’宗庙乐者，《虞书》所谓‘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也。二曰雅颂乐，典六宗、社禝之乐。社禝乐者，《诗》所谓‘琴瑟击鼓，以御田祖’。

《礼记》曰‘乐施于金石，越于音声，用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是也。永平三年，东平王苍造《光武庙登歌》一章，称述功徳，而郊祀同用汉歌……按郊祀明堂，自漢以來，有夕牲、迎神、登歌等曲。”［3］可知用于郊庙祭祀、国家大典中的歌辞，主要用于“接人神之欢”，是娱神、祭神之歌曲。其内容既可反映帝王们的功业治乱，也是自古以来风俗礼仪之体现。而到了汉代，祭祀仪式更趋繁复，郊庙歌辞也日渐程式化、系统化，并为汉以后的统治者所继承、效仿。更重要的是，汉代统治者举行的郊祀与庙祀，既是一种宗教行为，也是建立与维护汉代大一统帝国的社稷行为。而郊庙歌辞的创制，体现了汉代人的政教与乐教，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表现，对稳定汉代社会政治结构起到了一定作用。在先秦两汉韵文文体中，还存在以审美为目的的宗教表达，如楚辞与游仙诗。屈原作品中的神仙思想，呈现了鲜明的个性色彩。作者以审美的眼光来塑造各类神灵。在《离骚》中，屈原的神仙思想迥然异于普通的神灵崇拜。他不是祈求神灵的庇护，而是融入了屈原的个人情绪。作者或对这些神灵进行质疑与批评，或命令、驾驭神灵为自己服务。在《天问》中，屈原对自古以来的神话传说进行了质疑与考问。屈原对原始宗教、天命论的怀疑与批判，使得他作品中的神灵形象充满了屈原自己的思想因子，呈现出独特的文艺特色。再如屈原的《九歌》，《九歌》本是沅湘一带民间用来礼神娱神的乐歌，兼歌、乐、舞于一体。闻一多《“九歌”古歌舞剧悬解》认为，屈原的《九歌》是一出原始歌舞剧，《东皇太一》和《礼魂》是这出歌舞剧的序曲和尾声，称之为《迎神曲》与《送神曲》。也有学者认为“《九歌》是古傩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傩戏见于史籍的最早记载”［4］。屈原对之进行了改造，既保持了《九歌》的巫歌本色，又渗透了屈原的个人情感因素与语言风格。然而，屈原对《九歌》的改造，不是出于祭神祈福的实际需求，而是借祭神的巫歌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愫。例如《国殇》，是为为国捐躯的将士们而唱的祭歌，作者在文中歌颂了将士们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与爱国情怀，也表达了作者内心的哀伤。在《东君》、《少司命》中，屈原对东君、少司命的形象塑造体现了屈原的政治理想。可见，屈原作品中的神灵形象是其个人审美观念的投射，是屈原按照自己的审美需求而塑造的，带有鲜明的自主创作意识。以审美为目的的宗教表达，还体现在以游仙为主题的诗赋作品。屈原的《远游》将古老仙话传说诗歌化，已初具游仙诗的雏形。汉代游仙诗的创作较多，如汉乐府中的《吟叹曲•王子乔》、《平调曲•长歌行》。这些作品不是为寻求神灵的庇佑而作，而是企羡神灵的生存状态，并以此作为人生的美好归宿而加以歌颂。再如汉赋中的神仙意象，也使一些汉赋带有游仙性质。司马相如的《大人赋》，所谓“大人”即是轻举远游的“仙人”。司马相如对“大人”遨游天际的恢弘气势进行了渲染，以至汉武帝阅后“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这正是文艺审美的效果。可见，这些作品中的宗教表达不是以实用为目的，而是附着了作者的个性情结，具有文艺上的唯美特色。

二、说理与叙事:散文文体的宗教表达

先秦两汉散文中的宗教表达主要有说理与叙事两种方式。用理论阐释宗教理念的作品有诸子散文与道教经典。先秦散文如《老子》、《庄子》等诸子作品，其丰富的哲学思想为后世道教所吸收。此类作品既是宗教文学之本体，也是宗教思想之载体。《老子》、《庄子》作为道家著作，其哲学思想对道教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道教创立之初，道徒们就把老子奉为教主，将《老子》称为《道德经》。两汉以来，不断有道教徒对《老子》进行宗教性阐释。《老子河上公章句》、《老子想尔注》正是道徒利用章句、注释的方式改造《老子》中的哲学思想，使其成为宗教教义。非唯如此，在对《老子》哲学思想进行改造的同时，道教徒们也把老子这个历史人物进行神化，认为“道”“聚形为太上老君，常治昆仑”［5］，这样老子与哲学术语“道”合二为一，演变成了道教的开山圣祖。唐天宝元年，庄子也被道教徒尊为南华真人，《庄子》易名为《南华真经》而成为道教经典。《庄子》论神仙与养生，强调出世、避世的人生态度，符合道教徒的心理需求。其言鬼神之实有、谈浮生若梦、论修炼长生，皆为道教所吸纳并成为道教教义的理论依据。而且，《庄子》对神人、真人的服饰、行为、生活环境进行了描述。其文想象奇特，辞藻优美，表达出神人超凡脱俗的意境，成为道教徒建构神仙世界的先声。如《庄子•逍遥游》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6］塑造了一位冰清玉洁、高蹈避世、逍遥自在的神人形象，因其语言优美，想象奇巧，意境瑰玮奇幻而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

《庄子》运用大量寓言，构建了奇特的神人世界，在展现道家思想，为道教徒提供理论依据的同时，也因其“意出尘外，怪生笔端”［7］的艺术魅力，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东汉时期出现了两部道教经典理论著作:《太平经》与《周易参同契》。《太平经》的出现标志着道教的正式形成，是早期道教纲领性的著作。《太平经》的核心内容以“奉天地、顺五行”［8］1081为本，“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强调“天地之性，万物各自有宜。当任其所长，所能为，所不能为者，而不可强也。”［9］《太平经》是以甘忠可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为基础扩展而成，并非成于一人一时一地。故而《太平经》的思想驳杂，既上承先秦原始宗教、老庄哲学之遗教，又受当世阴阳图谶、神仙方术之影响。《太平经》在文体发展方面的价值较高。《太平经》主要是对话体、语录体形式的散文。除了语录体散文形式外，《太平经》中还出现了许多口诀、歌谣、谚语等。这与《太平经》的宗教性质有关。《太平经》中有许多修炼方法，因为早期道徒们的文化水准较低，师徒间的传授方式为口耳相传，故而将那些复杂的修炼方法编撰成顺口溜性质的口诀或诗歌，更便于道教徒记忆，并有利于扩大其影响。这种传教性质的作品在诗歌美学上的价值不高，但其促进了诗体的发展。例如《太平经》中的《师策文》、《道毕成诫》可算是中国最早的“七言诗”。

《周易参同契》是道教丹鼎派的经典著作，作者是道徒魏伯阳。据葛洪《神仙传》记载，魏伯阳乃“高门之子”，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准与文学修养。魏伯阳在《周易参同契》中运用了比喻、比拟等创作手法阐释道教理论，使干枯的理论显得生动有趣，具有一定的感染力与说服力。该书论述养生及炼丹术，暗示炼丹要领，多用诗体表达。《周易参同契》中有三言、四言、五言诗，还有辞赋。其中以五言诗最多，对五言诗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贡献。可见，早期道教徒善于利用多种文学手段阐述道教理论。《太平经》与《周易参同契》的出现，在思想理论与创作手法两方面为道教文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先秦两汉的宗教思想还以叙事的方式散见于史书中。《史记》与《汉书》对先秦两汉的宗教思想及其发展历程有详细记载。《史记》中的《封禅书》记载了自古以来帝王祭祀山川之历史;《秦始皇本纪》、《孝武帝本纪》对秦汉时期盛行的神仙方术之风、秦始皇与汉武帝求仙的经历都有细致描述。这些文字不仅让后人了解到秦汉时期的宗教风尚，也体现了司马迁本人的宗教态度。《汉书•五行志》专门记载用阴阳五行学说来推验祸福，指导政治的事件。班固在《五行志》中对创立这种史书体例的理论根据进行了简略的梳理，他说:“昔殷道驰，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仲舒，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传《春秋》，著于篇。”［10］1316其《汉书•叙列(下)》也云:“《河图》命庖，《洛书》赐禹，八卦成列，九畴逌叙。世代实宝，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征是举。告往知来，王事之表。述《五行志》第七。”［10］4243可见，班固设立《五行志》的思想源头是儒家经典《周易》与《春秋》。这正是汉儒用阴阳五行学说对《周易》、《春秋》里的灾异之言进行附会并加以改造，形成天人感应学说的实践。《五行志》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记载了大量神奇、怪异、惊悚的画面。这些荒诞无稽，充斥着迷信、宗教色彩的故事，在古代中国承载着历史叙述的功能，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

三、从神话到仙话:道教文学之形成

先秦文学论文篇2

二、先秦诸子散文的特点

中学语文教学已经不仅仅是语文工具性的教育，更重要的是语文人文性的教育。谈到语文的人文性教育就不得不提到我国文学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百家争鸣”，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我国文学、思想史上最耀眼的时期，各学派为了传播自家观点纷纷著书，而这一时期的思想影响了中华民族2000多年。我们将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作品称之为先秦诸子散文。

中学教材中大量出现了诸子散文的选篇，从《论语》，到《孟子》，再到《庄子》，等等。这些选篇是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重中之重，现在笔者分析之所以会出现大量诸子散文选篇的原因。

其一，先秦诸子散文可谓是中国古代思想的典范，后世也不曾逾越。先秦诸子散文成了中华文化的象征，这是为何中学语文教材中会大量出现的关键因素。中学语文教材在选定课文时也是将这一时期的作品看得非常重要，这是语文教学中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具体统一。

其二，先秦诸子散文是我国古代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学派的基本思想都已经非常完整了，后世的变化也仅仅是从前者的思想上进一步地阐述了各家观点，甚至有些学派也积极地学习了、借鉴了其他学派的观点，例如，西汉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学说、法家学说等糅合改造，形成新的儒学体系。并且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有学者将这种新儒学思想称之为“外儒内法”。所以学习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根源就在先秦诸子散文。

其三，先秦各家学说都是在讨论君与民、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例如：《孟子·尽心下》中说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就是典型的在讨论民、国、君三者之间的关系。荀子曾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要学习、继承中国古代思想就必须从先秦诸子散文入手。

笔者认为，中学语文教学中先秦诸子散文的讲述是至关重要的。但笔者观察近年来语文教学在中学阶段已显得较为薄弱了，部分人持一种观点，即语文学习都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然而，语文科目不仅仅指的是母语的使用，而是文化、思想、文明的综合性较强的一门科目。许多教育专家已经发现了中学语文教育正在沦为“鸡肋学科”，从教育的长远发展来看，这是非常不利的。许多学者认为青少年的崇洋的行为，与我国教育中出现了“语文寒流”有一定关系。笔者认为汉语热席卷全球，但唯独中国本土出现寒流，这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中学语文教育活动应该更加有力度、深度。只有将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放在首位，才能让学生更具人文性。

三、先秦诸子散文的教育意义

先秦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这一变革的物质基础，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其精神基础则是由于“士”阶层的兴起而出现的思想活跃局面。这些忧国忧民之“士”，或奔走于诸侯各国之间，宣扬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治国之道，或讲学著书，表达对社会、人生、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哲学思考。先秦诸子散文的人文性是非常丰富的，可以说是中国人文的宝库。

先秦文学论文篇3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历来是一个敏感问题，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不仅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还会对现实的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就来梳理一下先秦汉魏六朝文论中有关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内容，看古人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一.文道与政道通

古人认为文道与政道通。《荀子・乐论》载：“乱世之征：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治世反是也。”认为“文章匿而采”是“乱世之征”，认为文章是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所以通过文章便可反观现实政治的治乱。《礼记・乐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认为乐可通过心的中介与现实政治建立对应关系，考察乐的不同风格即可得知政治的治乱兴衰，这便是儒家的审音知政说。

二.文学影响政治

古人还认为文学对政治可产生巨大影响并主张用文学来为政治服务。

古人重政教，往往把文学当作政治教化的工具。传说中就有“献诗”活动：“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典，史献书，师箴，瞍赋，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国语・周语上》）。到了后代，这种制度又被描述为“采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食货志》）“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政也。”（《汉书・艺文志》）“献诗”、“采诗”是直接为现行政治服务的。

《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读书不仅可以给统治者施政以借鉴，还被他们用来教化子弟，为自己培养接班人。为什么能用文学来进行教化呢？《荀子・乐论》给出了答案：“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修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统治者利用乐能感人心的特点“教平民好恶”，“善民心”，通过乐对心灵的陶冶来节制人的感情，规范人的思想行为。在这一点上，乐和礼、刑、政一样，都是进行教化、维护统治的工具。

裴子野《雕虫论》：“古者四始六艺，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气，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劝美惩恶”是为政者所需要的，也是政教的内容之一，是王化之所本。在萧统的眼里，连陶渊明的诗都可以有助于教化：“尝谓有能观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抑乃爵禄可辞，不必傍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也。”（萧统《陶渊明集序》）

除了教化之外，统治阶级也需要用文学来歌功颂德，点缀升平。王充《论衡・须颂》：“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纪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文学的宣传功能对政治的巨大促进作用，政治对文学有极大的依赖性。帝王德业的彰显，有待于文学之士的“润色鸿业”。

教化主要是从君、从在位者的角度来说的。其实，这种认识也影响臣下甚至普通民众。臣下或普通民众也想通过文学来“干政”，来影响政治。这主要就是“刺”，即以文学（主要是诗）对统治者、对上层进行讽刺，进行劝诫。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家父作诵”是为了述说王身边的小人及王的罪过，以化其心，最终达到“畜万邦”的政治目的。《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谓“怨”，按照《论语集解》所引孔安国注，认为“怨”即“怨刺上政”，即批评不良政治，孔子主张学诗贵在应用，“怨刺上政”即其应用之一。用于干预政治，这也是“事君”的一种形式。

荀子就曾高呼：“天下不治，请陈诡诗”（《荀子・赋》），即主张写讽刺诗。《毛诗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在这里，诗在上下之间起着微妙的协调作用，一方面，上层以诗风化下民，另一方面，下民以诗刺谏上层，上下之间互动得很自然和谐，这当然是一种很理想化的状态。

下层干政还有另一个方面：“美”。“美”即下层为了迎合统治阶级，迎合上层而自觉用文学（主要是诗）来歌功颂德，对统治者进行褒美。“……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郑玄《诗谱序》）。

当然，在他们看来，“刺”的重要性远远胜过“美”。

古人也有认为文学对政治可能产生消极影响，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法、墨两家。

《墨子・非乐上》：“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墨子认为儒家大力提倡音乐，这助长了贵族奢侈享乐的生活。他斥责统治阶级欣赏音乐就是“巧夺民衣食之财”，认为音乐“不中圣王之事，不中万民之利”。

《商君书・勒令》“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商鞅反复申说《诗》《书》之害，礼乐、《诗》《书》被列为六风之首，为富国强兵必须首先去除。先秦法家学派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鼓吹加强王权，奖励耕战，因而对儒家经典文献及学说一一加以排斥。虽然这样，但出于政治需要还是主张思想文化方面的。《商君书・勒令》：“国以功授官予爵，则治省言寡，此谓以法去法，以言去言。国以六虱授官予爵，则治烦言生，此谓以治致治，以言致言。”他强调“以言去言”，即主张用以歌颂耕战政策为内容的文艺去代替儒家的诗书礼乐。

作为法家思想集大成的韩非强烈抨击“儒以文乱法”，“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韩非子五蠹》）他主张“言行者，以功用为之得毂”（《韩非子・问辩》）其“功用”当然是有利于其思想的推行，有利于其制度的实施，同样的，他还是主张文艺为现行政治服务。由此可见，无论是墨家还是法家，他们所反对的都只是儒家具体的文艺主张，而对于文艺本身并不反对。他们也主张用文艺来为自己的政治制度服务，也还是政教功用主义文艺观。

执虞《文章流别论》批评汉赋“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 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认为文辞过于夸张、虚美会有害于政教。

三.政治影响文学

《毛诗序》：“至于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认为“变风”、“变雅”的出现乃是由于社会变化、政治变迁的原因。

执虞《文章流别论》：“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着，嘉美终而诔集。”论述颂、铭、诔等文体出现的原因，认为那都是随帝王功业的兴起而兴起，随其功业的结束而结束。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较为系统地论述政治社会对文学的影响，得出结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古人还注意到政治人物的提倡对文学的直接影响。郑玄《诗谱序》：“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班固《两都赋序》：“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於郊庙。”统治阶级重视、提倡文艺，其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综上所述，先秦汉魏六朝文论中有关政治与文学关系论都是以政治为本位视文学为其附庸，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

参考文献

1.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先秦文学论文篇4

在对水的观赏中，儒家认为人能从水中获得人生的启迪，开发人生的智慧。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

孔子将流逝的时间比喻成东去的流水，引人萌发生命无常，今昔兴衰的感嗟，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升腾于孔子心中，流露出了强烈的惜时观念，他看到了水的生生不息，永往直前与一去不返！因而对于水的尽头，孔子也做出了美妙的想象，因而他说“道不行乘将浮于海”。这是诗意的志向，也是返归自然的理想。在孔子的言行里，他把夜空里神秘的星斗，大地上的流水、松柏，都可以作为观赏的对象，把一个仁者、智者的心灵感动，融注于自然界之中，因而孟子称孔子“观水有术”，“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则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在这里讲，观水应有一定的讲究，也就是说，观水是要从水的形态流动形式中获得心灵感动的。

“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孟子?离娄下》）

“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孟子?尽心上》）

孟子所赞美的就是水的“义”，“唯无不流，至平而上”，孟子还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就好比水总是向下流一样，人的本性没有不善良的，水的本性也没有不向下流的。抛开孟子的“性善论”不说，这也不能不说是对水的谦卑的一种赞赏。

中国哲人对水的取象是多方面的，荀子则是更多地是在社会、道德的层面从水的意象中隐喻出人民力量的巨大。

《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统治者和人民的关系就像船与人的关系一样，水虽然能够承载船，但是一旦掀起巨浪也能把船吞没。所以说统治者要看到人民的巨大力量，应该顺应民心，安抚人民，否则其统治就会受到如同洪水般的威胁。荀子还说：“君者，槃也；民者，水也；槃圆而水圆……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以水为鉴，向统治者提出了为政之道。因而说，水有时也能具有一定的“破坏”作用。孔子曾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矣。”

所以说，水不但可以产生万物，也同样可以毁灭万物。孟子也认识了这一点，他指出：水是按照自然规律和它的本性去流淌的，因而治水就是要因循着水的本性去引导水流和控制洪水。

二、先秦道家美学中的水

“水”是老子之学的主题特征之一，集“道”之所有特征于一身，非常形象地向人们展示了“道”的生命哲学的自然内涵。老子将具备天性物质的“水”，与万物之灵即人的生命相结合，阐述老子生命哲学的自然本质，表现了水是老子富有自然哲学底蕴的生存理想。

“江涛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第六十六章》）

老子喜欢用川谷江海来比喻生命的处下居后，他认为，百川都能汇归于江海，就是因为水有向下的品性，以及江海能低洼处下的原因。生命也是一样，只有具备内敛不争的品性，谦下任物的德行，才能顺任自然，体现大道。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第七十八章》）

老子认为水是最柔弱的，但没有任何刚强之物能够摧毁它，因此，水才是天下最坚强的事物。“柔”是老子生命哲学最重要的特征，而水又集“柔”于一身，突出体现了老子贵柔的思想。“柔”是水的特性，又是人生命的自然本能。而这里所说的“柔”的韧性便是生命所要具有的意志力，它是老子生命理想最高层次的追求，即对生命之美的向往，表现了老子以柔胜刚的理想目标，达到了生命韧度的真正再现。

在庄子这里，大自然已经完全成为诗人的审美对象，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已达到心物交融的境界，他总是不断的观察自然，深深的热爱着自然，不仅是自己活动在大自然中，而且让他想象中的圣人等皆活动于大自然之中。他站在一个极高的不动的位置，以“道”作为参照物来俯视宇宙万物，他以大为美，这自然就包括了山水万物之美。

“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企众止。”（《庄子?德充符》）

“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庄子?天道》）在庄子看来，人以水为镜，可以获得一种宁静的启示，达到静谧澄明的境界，庄子认为平静的水可以照出人们的面目须眉，虚静祥和的心境也可以照出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老子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第十六章》）这也就是说人的精神本来就是宁静的，就像那平静的水面。

三、先秦儒家美学与道家美学中水的意象之差异

水的意象给了人启迪，给了人生的智慧，因而儒道两家都赞叹水，以水喻道，以水比德，但他们对水的赞叹又是不同的。

1,儒家欣赏的是活水，而道家欣赏的是静水。

儒家欣赏的是源头活水，是那种浩浩荡荡奔腾向前的流水，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所欣赏的就是这种奔腾不息的精神；孟子的“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孟子把有源的流水和无源的雨水作了比较，七八月间的雨水虽然密集，一下子排水渠道都满了，但由于它无本无原，过不了多久又干涸了，而从源泉流出来的水滚滚向前，昼夜不停，注满了坑坎之后又继续向前，直到流入大海。孟子指出只有有水源的流水，才会永不停息的奔腾，因此，万事万物都要有本有源，才不致枯竭，就像朱熹的诗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浩瀚天边的海洋，水势汹涌，浪涛滚滚，就是因为有无数条大江大河在源源不断地流入它的怀抱。孟子眼中的水就是源头活水，它不畏坎坷，奋勇向前，它有蓬勃的生机，有奔腾不息的精神，所有这些，都值得人去效法，是人获得力量，获得启示的象征物。而道家取象的不是永往直前的流水而是宁静澄明的静水，从对静水的描绘中体现出对水的一种赞美，如“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企众止。”（《庄子?德充符》）、“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庄子?天道》）。在庄子看来，人以水为镜，可以获得一种宁静的启示，达到静谧澄明的境界。老子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第十六章》）这也就是说人的精神本来就是宁静的，只是由于外物的吸引，欲望的诱导，才使心灵失去了宁静，因此，回到原初回到自然即是心灵虚静状态。

2.儒家看到了水的勇猛，而道家看到了水的柔弱和谦卑。

儒道两家对水的赞赏另外的不同就是，儒家看到了水的凶猛及水所具有的摧毁万物的能力，如孟子：“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孟子?滕文公下》）。荀子：“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王制》）等；而道家则看重了水的柔弱，水的向善。《老子》中曾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认为水是最柔弱的，但没有任何刚强之物能够摧毁它，因此，水才是天下最坚强的事物；《老子》中也曾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第八章》）、“江涛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第六十六章》）很明显，《老子》所赞扬的也是水的谦卑，像江河吸引山涧溪流一样，圣人也应以卑下自居。

总之，先秦时期儒家和道家美学虽然有不同之处，分别从动和静、过程和结果等不同的视角对水进行了观察，但二者都是从以水为主要载体之一的大自然中寻找了本喻的源泉。在其中，水成为了一种文化的象征，文明的象征，智慧的象征；水的流动也是道德的流动，思想的流动，艺术的流动。在道德范围内一切高尚的词，诸如“德”、“仁”、“勇”、“智”、“正”、“善”“卑”等，在水的意象里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即便是最抽象的道德也永远与大自然融汇一起。这样，在对世界充满情感的观照中，大自然则充满了生机和诗意。

摘要：中国哲人向来善于从水中寻找本喻的源泉，儒家欣赏的是活水，而道家欣赏的是静水；儒家看到了水的勇猛，而道家看到了水的柔弱和谦卑。

关键词：儒家；道家；美学

参考文献：

［1］李泽厚.论语今读［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先秦文学论文篇5

一、学生知识系统化

课改之前的教材编排是诸子散文分散于教材各册中，诸子思想集中介绍。此种教学产生的效果是学生对诸子散文缺乏整体性的理解，对诸子思想的感受不深。比如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仁者爱人。他主张积极入仕做官，提倡因材施教；要求忠君，仁义礼智孝；三人行必有我师，谦虚求学不耻下问，温故而知新，对诸子的性格更无从比较差异。选修课集中内容进行编排，加大了容量，学生有更多的空间了解诸子生活经历和思想甚至触摸诸子情感。引领学生学习此教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掌握，会形成体系。

先秦诸子生活的时代分裂战乱，现在乱世涌现了许多英雄，折射出不同灵魂的辉煌，却也成就了伟大的思想家。因为立场观点的迥异和环境时代的变迁，确立了他们各自的思想体系。

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人，体察社会众生，思考生存的道理，寻找和外界他人共存的方法。或在寂寞里悲悯众生，或在遥远处独善其身，或想通过王道解救民众，或向百姓宣讲真理，著书立说是最直接的途径。所以按照思想体系编排的诸子散文的教授和综合性学习，消除了时间的隔阂感，强化了感性的认识。通过学习，学生们评价孔子时候这样说：“他就像一个称职的班主任，提出种种苛刻的要求，限制着‘非’的言行”；“而庄子呢，就像心理辅导老师，告诉我们必须珍爱生命”；“孟子是一个精明的政客，很会讲话，他试图在成就‘王’的时候实行仁政”。引导学生走进那个时代，走进思想家的生活年代，了解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各种形式的学习中，让学生的知识储备形成体系，为思想的形成和深化奠定基础。

二、丰厚阅历，升华思想

先秦诸子的生活故事和思想发展历程，极具启发性，教育故事更能举一反三，经典的言论浓缩了生存哲理。比如“孟母三迁”、“庄子葬妻”、“韩非子说难”、“公西华侍坐”等等，提炼了多少人生的阅历和启发人深思的故事，那些讲述哲理的话语，千锤百炼，蕴含真知，意味深远。孔子的谆谆教导、墨子的句句号召、韩非子的犀利析理，即使放在今天，也吻合许多处事原则。当学习活动变成经典的还原，阅读著述品味哲人的思想，一言一行印证先哲的远见，古代的文化和现代的思想意识互为注解，传统与当下呼应，这些内容与思想教育结合，并设法激发学生情感，自然而然地提升学生的思想意识。那些左右言行的修养成分，比如，诚信从孔子困厄于陈蔡可以感悟其原则；人生的际遇从哀骀它的人际关系可以体会自我的言行；对社会的有用无用，从庄子对山中来的经历可以回味。学生的反应是，有些作文材料以前总是读不懂，或者在审题时候不深刻，现在写作文起来，材料多了，切入点也多了。而且想问题不再是一条道走到黑，辩证地看待问题总会看见意想不到的结果。先秦诸子的思想是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吃过它的果实后，再品周遭的社会百态，果然丰富异常而且滋味深厚了。

三、提高认知，增强表达

先秦诸子身为哲人都是社会学家，他们以自己的慧眼看待周遭的社会，衡量自己的力量和外界的关系。或勇于承担社会使命，或于黑暗里寻找自己灵魂的安放之地，或者联系弱小者来呼吁倡导自己感知到的真知灼见。他们要么把自己上演成一个传奇，自身就是一个寓言，如庄子；要么让自己成为一个隐者，飘然离去时口授玄机，如老子；要么让自己充当使者，周游列国传经诵道，如孔子；要么发奋从平凡中凭摇曳的笔触崛起，拿凡人的愚蠢幽凡人一默，如韩非子。这些文字自然合了理带了情，融汇了智慧。让终其一生的思想承载于薄薄书册，那些语言如河岸，思想如喷涌急下的流水，河岸自有其千姿百态，流水自有其波涛汹涌，阅读和学习必然能使学生深受启发。在品读后学习，在理解后说出，在捧腹大笑后总结，与个人行为后反思，那些写作技巧，点到却不点破的幽默，不合常理却合事理的分析，就在学生的积累里落地生根了。写作能力的提高，也就不言而喻了。学生作文里说“那些渐行渐远的身影，告诉我，生命终将而去，我不必追，也追不上，我只能看那些哲人的背影消失在地平线，思想如羽毛般片片洒落。”

四、修正学生言行

中学生处于青春叛逆期，经济快速发展及多元文化的冲击和诱惑，都会让一些人行为出现偏激。其实探究其思想根源，就是因为对生活的认识有偏差，看得太远，杞人忧天，容易得过且过；看得太近，离经叛道，容易鲁莽从事。一旦事情猝不及防的发生，道德的考验又冲击底线，人生观和价值观尚且不全面，出错在所难免。先秦诸子的思想是学生的精神家园，与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掌握国情乡俗，校规人情，理解当代人人生的出发点，明确自己追求什么，恰切掌握“度”，说话恰切，处事平和，珍爱生命，关心他人，并将社会责任扛在自己肩上。观察学生在学习诸子散文后的表现，言行中多了些文化的味道，语言措辞交流方式有变，讲话能够引经据典，能够避免犯低级错误，也有同学崇尚诸子中某一人，能以其思想调整自己心态，修正了言行，弘扬了传统文明。

五、激发积极性、提高研究力

先秦文学论文篇6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什么是先秦儒学？以及其本质何在？

本文认为，只有完整而准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才有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客观而公正的评判，才有可能做到讲好一部儒学；同时，也才有可能谈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否则，其结果不是五花八门，不着边际，便是语焉不详，不知所云。既不能使人信服，又无法说服自己。北宋大思想家王安石有云：“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他所说的,恐怕就是这样一种情形；而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孟子亦云：“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1]——而他所讲的,大概也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一

今天看来，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总体上，已似乎可以被归结为一个“道”字。而且在本文看来，这个“道”大概可以说就是以老子为代表的原始道家之所谓“道德”的“道”，亦可以说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之所谓“中庸之道”的“道”。WwW.133229.CoM而曾在1980年代的中国哲学思想世界异常活跃、名噪一时的“泰山北斗式”的人物李泽厚先生，则更独出心裁、别具匠心地习惯于将其具体定义为“度”，并且认为，这个“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就是“中庸”、就是“过犹不及”、就是“中国的辩证法”，“是难以言说却可掌握的实用真理”；而所谓“中庸之道”，在他看来，就是所谓“度的艺术”[2]——这一说法，从表面上看来，盖本无可厚非；但究其实，本文则认为，却无疑于李氏本人所曾讲到的“制造概念，提供视角，以省察现象”[3]——这是因为，在本文看来，就先秦儒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或本质而言，一个“道”字便已是足够的了，似“不必舍此而别求所谓新说也”；与此同时，这里之所谓“道”与李氏之所谓“度”，又是貌合而神离，在根本上，又并不是同一个东西。例如，在李泽厚先生看来，这个“度”,“就是技术或艺术（art），即技进乎道”。一方面，它“关乎人类存在的本体性质，非常明显而确定”；而在另一方面，它又“随着人类的生存、存在而不断调整、变化、扩大、更改”，“是活生生的永远动态的存在”[4]。由此可见，这一认识本身，便是自相矛盾；或者说是含混不清的——既“非常明显”而又不明显，既不变而又可变，既“确定”而又不确定。然而，若从一般逻辑学的角度上看，这又如何可能呢？那么，此何物也？

而本文之所谓“道”与李氏之所谓“度”在本质上的关键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与李氏之所谓“技术或艺术（art）”之间既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又不完全等同于其所谓“技术或艺术（art）”本身。于是乎，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说这个“道”是“形而上”的（metaphysical）、不变的话，那么其中所谓“技术或艺术”大概便可以说是“形而下”的，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一个变量——对此，端不可整齐划一，一概而论；当然，亦不可望文生义，指鹿为马。

孔子尝有言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5]由此可见，其中，所谓“道”、“德”、“仁”、“艺”，似乎便应当说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四个相对独立的思想理念——其中，所谓“艺”，本文认为，大概便可以说是李氏之所谓“技术或艺术”；而其中所谓“道”，在本文看来，却又并非李氏之所谓的那个“度”或者其它别的什么神秘主义的东西——这个“道”，在金岳霖先生看来，它乃是“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6]——这一认识，今天看来，应当说是极为深刻的。

但问题却依然是：“道”是什么——这一问题，常令古圣先贤们浩叹不已。为此，我们恐怕也还得从先秦儒学那里具体说起。

二

然而，关于先秦儒学及其核心或者本质问题，目前思想学术界的看法和认识似乎却并不统一——其中，有的认为有一个，而有的则认为是两个（但常识却告诉我们，所谓核心或者本质，一般地说，它是唯一的，不可能存在着两个；当然，更不可能是两个以上）；具体地说，有的认为是“仁”、有的认为是“礼”、有的认为是“仁礼”、有的认为是“时与仁义”，还有的则认为是“中和”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形形色色、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无所适从。然则《礼记》中不曰“中正无邪，礼之质也”[7]乎？不曰“行修言道，礼之质也”[8]乎？《汉书》中不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9]乎？

对此，本文则明确认为，所谓先秦儒学，从总的理念上说，就是“礼学”；但若就其核心或者本质而言，一言以蔽之，不过就是先秦儒家的“中庸之道”而已。其中，“中”可以说是“礼”的本质，而“礼”则可以说便是“中”的标准和化身。那么，“道”者何谓也？曰：“中即道也”[10]，“道无不中”[11]。如果我们用北宋初年思想家石介的话说，就是“道乎所道也……道于仁义而仁义隆，道于礼乐而礼乐备，道之谓也。”[12]也就是说，所谓“仁义礼乐”者，究其实，不过乃是“道之具也”，是“道乎所道”的具体能指及对象之所在；而所谓“道”、“中”或者说“中道”者，则却乃是“仁义礼乐”的所指、本质与核心，或于其上，或处其中，或在其外——其中，如果说前者是能指、是存在和肉体的话，那么后者则便是所指、是灵魂与精神。若离开了前者，则后者便恍兮惚兮、无所附丽，难以被全面认知、正确解读和准确把握；与此同时，若离开了后者，则前者无疑亦将成为陈旧腐朽、了无生气的东西——这是因为，“中”虽可谓之曰“道”，但“仁义礼乐”，则亦同样不是其他别的什么特殊的东西，而是“道乎所道”之所在；或者我们可以更具体而形象地说，它们乃是所谓“道之器也”或“道之具也”。

三

《周易•系辞上》中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如果说这里的“道”就是上面的“中”而这里的“器”就是上面的“具”的话，那么在这里，我们大概就可以说，“形而上者谓之中”，“形而下者谓之具”；换句话说，“中”是“形而上者”，而“仁义礼乐”则是“形而下者”。“道”不离“器”正如“中”不离“具”，因而“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便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紧密联系、融于一体。“中”就是“道”，合而言之，即为“中道”；同时，“器”则就是“具”，合而言之，即为“器具”。“形而上者”谓之“中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具”。如果说前者是方式或方法，那么后者则便是概念或理念；如果说前者是思想、理论和世界观，那么后者则便是方法、实践和方法论。

然而，所谓“道”，在先秦儒家看来，又无疑乃是其中至为重要的东西。难怪乎，孔子本人对此要极而言之曰：“朝闻道，夕死可也。”[13]其实，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世界观与方法论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换句话说，“有道斯有器”；反之亦然。由此而构成为先秦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与核心。

注 释：

[1]《孟子•尽心下》。

[2]参见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8、151、187页，三联书店，2003年版。

[3]同上书，156页。另据笔者考察，这一想法本系“舶来之物”，并非为李氏所首出。

[4]同上书，8-10页。

[5]《论语•述而》。

[6]金岳霖《论道》16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7]《礼记•乐记》。

[8]《礼记•曲礼上》。

[9]《汉书•董仲舒传》。

[10]《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中庸章句序》。

先秦文学论文篇7

一般来说，人们称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哲学为先秦哲学。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基本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哲学思维从原始时代人们对精神和自然界关系问题的两种自发的对立倾向，经过殷周奴隶社会的天命神权论和早期阴阳、五行观念，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之学，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形成了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各种对立的哲学体系和哲学派别。它们之间互相辩难，百家争鸣，成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第一个辉煌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明的开拓、创新时代。当时，礼崩乐坏，天下大乱，诸侯争霸，列国交兵，忧国忧民的学者们有感于时局之不稳，纷纷提出自己的救世主张。他们或周游列国、献计献策，或退隐林下、聚徒讲学，或独善其身、著书立说。一时间，学派峰起，百家争鸣。特别是儒、道、墨、法、阴阳等学派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主张。这是中国古代一次思想大解放、大飞跃，一批哲人迸发出的原创性精神智慧，在中国文化史、东亚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有载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疆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 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龄大道之要，去健羡，细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篡，吸土刑，析粱之食，黎霍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疆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长弗 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朴法，则亲亲尊尊之 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砖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j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簌。簌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翟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返，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由于他们的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因而在解决或回答:现实问题时，提出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也尽不同，他们著书立说，虽然各有优缺，但是为我们留下了宝贵且丰富的文化遗产。

他们面对社会的大变革，诸侯争霸，群雄割据，战争频仍，连年不绝。而社会变革的剧烈，也正因为各诸侯国力争霸主地位，以主宰中国，所以采取了种种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措施，富国强兵，励精图治，推动了社会的快速向前发展。与此同时，诸子百家之说应运而生，“九流”、“十家”异说纷呈，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因此，先秦这个大动荡的时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时期，同时成为雅斯贝斯称之为“轴心时代”的历史分界线。“轴心时代”不仅是一种有说服力的新的史学观念，而且这种理论为所有历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在中国，“轴心时代”大致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空前繁荣，诸子峰起，百家争鸣，出现了儒、墨、道、法、名等许多学派，产生了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孙子、杨朱、惠 施、公孙龙、商鞍、申不害、荀子、邹衍、韩非子、李斯等一 大批思想家。

我国今日的思想，试默察之，无不有先秦学术之成分在其中者。不知本原者，必不能知其支流。欲知后世之学术思想者，先秦诸子之学则不可不知也。也就是说，先秦哲学是中国哲学的发端，是形成学派和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历史时期，具有自己的历史特点。它广泛地探讨了宇宙本原和自然规律问题、天人关系问题、人性善恶问题、认识论和逻辑学问题等，把哲学研究伸展到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内容极为丰富，已包含着以后各个历史时期各种哲学观点的胚胎和萌芽，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其探讨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可以和古希腊哲学相媲美，是中国亦是世界哲学史上的灿烂篇章。

先秦文学论文篇8

【关键词】美学；先秦；工艺美术；古代哲学；文学

一、学习中国美学思想时需把握的特点

讨论美学思想学习的特点前我们要先明确一点，即美学与美学思想是不同的，朱光潜在其晚年著作《美学拾穗集》里,作出了这样一种用语上的区分:“美学”与“美学思想”。他认为, 1750 年鲍姆加登的《美学》这本书出版,“美学”才成为一门独立科学, 而“美学思想”却与“人类历史一样的古老”。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美学作为学科的时间并不很长久，但美学思想却一直都存在，无论是魏晋六朝时代的诗歌、绘画还是书法，比如谢灵运、顾恺之、王羲之等人的作品，对于后世艺术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而这个时代所酝酿的各种艺术理论，如钟嵘的《诗品》、陆机的《文赋》等都为后世的文学、绘画理论奠定了基础。正因如此，过去对于美学思想的研究就从魏晋六朝开始。而先秦两汉时的美学思想则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悉。其实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汉代这段时间里，美学思想也曾如花朵般静静绽放过，并且这些思想有着自身独特的魅力，影响着后世。因此，为了对中国的美学思想有更全面与深刻的了解，我们在学习美学思想的时候就要注意两个特点：第一，中国历史上，美学思想不仅仅是存在于哲学作品中，而且历代的诗人、建筑学家、画家……所留下的各种理论中也都有丰富的美学思想。这样就要求我们在学习美学思想时要开阔眼界，广泛涉猎，搜寻更丰富的材料来分析研究；第二，各门传统艺术，比如绘画、诗文、戏剧、建筑等各自都有自己的独特体系，而且各门艺术间相互影响，有时候甚至会相互包含。因此，在学习美学思想时要充分认识到各门艺术之间的相同之处和相通之处。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美学思想研究的难处变为它的优越之处，并且赋予这一研究更特殊的意趣。

二、先秦时期的工艺美术及其中体现的美学思想

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若论造物工艺甚至可以追溯到距今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那时由于生活的需要，人类对各类的石、骨、角进行加工制作，并在这一过程中在脑子里逐渐形成了成熟的器物形态，形成了造型的观念。

先秦时期的雕刻艺术充分展示了古人对于美的追求。如广东省曲江县马坝镇石峡遗址出土的几件玉琮，其中一件就是在简单的转动轴上机械操作得来的，这证明当时的人类已有了简单的玉饰钻孔打磨的技艺了，并且对于玉饰的造型有所考虑，尽管只是处于极简的形态。到了商周时代玉器的制作则不仅是只考虑其用途，其外形也更加精美，如河南殷商妇好墓中出土的755 件玉器，有各种礼器、柄形器及配饰等，其中多是平雕、圆雕的动物、人物，形象生动，线条流畅。

先秦时代的陶器制作也是艺术与美学的巧妙结合。人们在打磨光滑的陶坯上以天然矿物颜料描绘，再经高温煅烧，经过这般制作纹饰色彩愈加鲜艳，与器物的造型形成高度统一，从而达到了美化装饰的效果。原始陶器的造型并没有很大的突破，直到快轮工艺的出现，陶器的造型才发生了重大变化。如龙山文化黑陶中的“蛋壳陶杯”，造型挺拔规整，器壁匀薄。这一时期的陶器造型技艺均是原始审美进一步发展的体现，因为人们不仅表现了高度的技巧，同时还表现了他们自身的艺术构思以及对美的理想追求。陶器在商代后的发展，又出现了贵族专供的高级陶器，如白陶，是由高岭土烧制而成的，扣之有声，色泽皎洁，代表着当时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也是我国瓷器的前身。在这些陶器的制作中，工匠们从技术结构的设计到外形的设计都必须达到合理、美观，这就要求他们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思维艺术使得作品既要体现出工艺美、形式美，又要具备时代的特色。因此在先秦陶器制作工艺中，美学思想始终贯穿其中，美与生活在工艺文化中相互结合，相互发展。

青铜器是先秦时期人们的又一重要发明，主要是利用采冶或铸造的方法制作。青铜礼器的制作在商代可以说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如1939 年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做工极其考究。《周礼·考工记》中记载：“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齐（剂）。”即铸造钟鼎一类的器物，铜与锡的比例应为6 : 1( 铜占85 .7% ，锡占14 . 3% ) ，这样可使器物呈橙黄色，比较美观，并且可以敲击出美妙的音响。由此可见，古人在青铜器的制作中，首先考虑的是其造型、色彩是否符合审美，然后在此基础之上追求更高的理想即创造新技法力求使青铜器的敲击声响亦达美境。

先秦时期虽无明确美学思想提出，但每个人、每件工艺作品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推动着社会的进步、观念的发展、新作品的创作。而通过对各种新作品的外形、原料、合理性的考虑，工匠们在先秦工艺作品中不断融合了文化的精髓以及审美的观念，从而使每件作品都成为了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艺术品。

三、古代哲学文学及其中体现的美学思想

中国古代人民不仅在创造新式器具上展示了高超的技艺，在哲学文学方面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与体验。在先秦时期就有许多著名的哲学家，他们在自己的人生哲理中不可或缺的都有探讨关于美的问题，谈到对艺术的理解。其中道家学派的代表庄子、儒家学派的代表孔子和孟子，以及先秦著作《淮南子》《礼记》等都提出了各自对于艺术及美的个性理解，比如孔子善用绘画来比喻礼，用雕刻来比喻教育。当然中国哲人的思想中体现的美学思想与西方哲学中的美学有着相当大的悬殊，中国古人惯以自身的生活与自然结合的体验而得出哲理，而西方人则非亲身感受，而是根据已有的经验规则利用严密的逻辑来演绎推导出观念与哲学体系。在先秦诸子哲文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人的哲学思想中有着与自然相契合的浑然天成的大气之美，即美学中的“自得”思想。从美学的角度看，“自得”意味着审美体验的超越前人，不依藩篱，更意味着个性的独立，破除已为僵硬外壳的既成模式。当这种自得思想被先秦诸子百家所吸收后，表现出来的就是两种观点，第一种是孔子之类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此类尊重艺术尊重美，寻求礼乐的本质和根源，于自然之中体验大道而得真理。另一类则是墨子、庄子之类的“非乐”、“见独”思想，他们对于艺术与美持有的是一种否定、批判的态度，认为对于艺术与美的追求是物质欲望的表现，应该坚持精神的朴素与升华。但是一言以蔽之，无论是尊重美和艺术，积极探寻美，还是持否定批判的态度，都为先秦时期中国美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对后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四、总结

中国历史的划分使得中国美学的研究呈现出阶段性，先秦时期中国虽未正式出现美学的分类，但美学思想已然萌发。诸子百家常用艺术作比喻来阐释自己的哲学思想，与此同时，他们的思想对后世的艺术创作也有很大的影响。在工艺品中所表现的无论是《考工记》中所形容的错彩镂金、雕缋满眼的一种状态，还是魏晋六朝之后“初发芙蓉”以素为美的理想追求，都是中国古人对美的感悟与理解。乃至后世其与文学、绘画等艺术形式重叠交织共同演变发展出今时中国的独特美学思想。可见，先秦时期的工艺美术与哲学、文学是中国美学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朱光潜《美学拾穗集》.百花出版社，1980.8页.

［2］范琪. 论先秦工艺文化中的科技与艺术.焦作大学学报，2011 年第4 期.

先秦文学论文篇9

先秦文学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既有隔离，也有承续。生活在今天的社会，一味迷恋过往，固然迂腐，但是割裂传统与现代的联系，菲薄传统的合理价值，也是非理性的表现。传统本身是开放的，是不断与时俱进的。不同时代的人不断地对传统进行反思和诠释，从而也就不断赋予其崭新的内涵和价值。因此，先秦文学教学可以并且应该立足于今天的时代，结合现实的社会人生，使其中富有当代意义的部分重现光彩，发挥效用。先秦文学必须活动起来，走向现实的社会人生，而不是静静地躺在历史的角落，供人凭吊。先秦文学教学应该参与到今天的社会生活，来到学生的生活，走进他们的心里，成为能够相伴左右的精神食粮。人类已经步入二十一世纪，新兴学科不断涌现，知识更替日新月异，知识获取更为便捷。因此，先秦文学课堂应该走出静态知识传授的樊篱，致力于文学传统的开采和发挥，从而实现经典著作与当代的对话。让学生在对话中认识经典，在交流中获得感动与升华。

二、重组教学内容

为了更好地实现教学目的，精心组织教学的内容非常必要。②先秦文学的教学内容分为两大块：文学史梳理和文学作品讲解，前者重在各个时期文学的特点、流派与演变，后者重在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我们选择以精讲作品为主。学生在高中阶段没有系统接触先秦文学，作品阅读量有限，因此需要在大学阶段扎实补上这一环。由于时代久远、字词艰涩等客观原因，学生自学先秦文学作品非常困难，花力气讲解作品显得尤其必要。先秦文学史梳理应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授课可不时加以援引和点拨，但不应占用太多课堂资源进行讲授。以朱东润先生《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以下简称《作品选》）为例，先秦部分入选的作品都是上乘佳作，最好通讲，必要时教师还应补充一些作品。补充作品的时候，或者撮其概要，或者取其局部。比如《诗经》中的爱情诗是学生感兴趣的类型，但是《作品选》所收除了相思就是弃妇，不利于窥见《诗经》爱情诗的全貌。因此教师可以适当补充《静女》、《野有死麇》、《将仲子》一类的作品，让学生知道《诗经》写爱情既有愁苦怨悔、悱恻缠绵之作，也有欢快轻松之作。又如《左传》入选《作品选》者，有六篇节自鲁僖公年间。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齐桓公伐楚、晋献公欺虞、秦穆立文公、城濮胜负、秦晋伐郑、秦晋鏖战等内容，教师最好将当时的天下大势、诸侯恩怨、各国内政等内容向学生作扼要交代，补充相关记载。这样既可以帮助学生洞见纷战离合背后的缘由，又可以激发他们对春秋历史的求知欲望和探寻兴趣。当然先秦文学课时有限，难以平均用力，这就要求教师在处理作品时能够灵活变通。有些作品逐句解析，比如《尚书•无逸》、《国语•邵公谏厉王弭谤》等；有的作品则采用传统章句的方式，以段落为单位进行讲解，比如《左传•公子重耳之亡》、《晋楚城濮之战》等；有些作品则可以揭示大意，与其他作品合讲，比如《左传•秦晋崤之战》即可与《尚书•秦誓》合讲，共同补全“春秋五霸”、“秦晋伐郑”、“烛之武退秦师”、“蹇叔哭师”、“墓木已拱”、“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晋戎围歼”等内容。在教学内容的先后顺序上，我们主张先讲《尚书》、《左传》等历史散文，再讲《论语》、《孟子》等诸子散文，最后安排《诗经》、《楚辞》和神话等教学内容。这样组织可以帮助学生形成合理的时空概念，而时空概念的搭建对于先秦文学学习非常重要。由于时空跨度大，学生面对先秦文学，往往难以形成确凿的印象，先秦文学的定位每每与传说、虚幻类同。这种缥缈的感觉自然会影响先秦文学在学生心中的地位。同时，先讲历史散文，后讲诗歌神话，也符合由实及虚的逻辑顺序和认知规律。历史散文中的典章制度、政治形势、人物史实等大多具有实在性，诸子散文中的思想主张、哲学观点具有形而上的抽象性，诗歌神话中的意象意境、心态精神则显得更为空灵。历史散文的讲解可为后面探讨诗歌艺术、思想体悟等内容搭建一个坚实的平台。

三、改善教学模式

《礼记•学记》第一次从理论上对中国古代的教育教学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其中关于教学原则、教学方法、教师地位的思想直到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礼记•学记》对学生的相互观摩给予高度评价，将它与防患未然、及时施教、循序渐进三者并列，视为教育教学成功的关键。“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为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文学课堂上实施观摩教学的最好途径就是引入讨论法。设置问题，让学生充分展示所学所思，并与其他同学进行交换比较，取长补短，修正完善。在讨论中，师生互动、学生与学生的互动，不断重复，不断推进，最后大家共同获得发现与进步。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能力得以提升，课堂气氛得以活跃，学生的主体地位得以保证、教学效果也得以提高。讨论法要在先秦文学课堂发挥效用，前期准备要充分，讨论进程要随时调整，顺势引导，探讨结果则需要提炼与总结。

具体讲，有五个环节需要做好。

1.疏通作品，提供相关的知识信息，支撑讨论。比如讲解《晋公子重耳之亡》，天下大势、各国君主、各国立场、人物关系以及骊姬之祸的原委都应该先行告知。

2.立足教学内容，设定问题。论题应该具有当代意义，能够引起争论，激发学生的兴趣。比如《晋公子重耳之亡》一文，可以问重耳成功回国的原因何在。讲《冯谖客孟尝君》，可以这样发问，冯谖的事迹是成功谋职的范例，大家毕业后都面临求职，你从中得到了哪些启发？学生的讨论逐步涉及到真才实学、自我宣传、自信心态、忠于职守、量人谋职、调谐利益等内容，这会让他们受益匪浅。

3.关注发言，理清观点，回到主干，形成对话。教师可用复述、强调等方式使学生的观点更加明晰，让人容易理解，同时使讨论从枝蔓的细节回到主要论题的轨道。比如讲解《墨子》，可以让学生比较墨家“兼爱”与儒家“仁爱”的异同，并且思考为什么儒墨学说后来会有迥然不同的命运。面对纷纭杂陈的讨论，教师需要对学生的观点进行概括，逐步引到人性本然、政权扶持、家庭根据、社会基础、客观结果等领域，让他们能够互相理解，形成对话。

4.适时追问，引发思考，推进探讨。根据讨论的实际情况，教师可以通过追问的方式将讨论推向深处。比如讲解《齐伐楚盟于召陵》，可以提问如果齐楚交战，谁是胜者？学生的观点分为两极：齐胜或楚胜。在这种情况下，教师追问为什么齐胜或者楚胜？学生的讨论会涉及战争正义、地形有利、人心所向、领导英明、同盟支撑等因素。在这个过程中，将会有大量的知识信息补充进来，显示两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尤其是那些主张楚胜的观点，可能会深度发掘楚国对抗中原国家的有利条件，从而为后面讲解《晋楚城濮之战》埋好伏笔。在此基础上，再加追问，齐桓公和管仲有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学生对此问题的讨论，必将涉及齐桓公求霸的手段、桓公霸业的特点、后人评价、伐楚意图、征伐进程等论题。通过这样层层推进，学生会感到兴味盎然、欲罢不能。

5.总结提炼，形成结论。讨论最后，教师要对已经得到的观点进行总结，得出能够达成共识的结论，或将讨论引向更广泛、更本质的层面，激发学生进一步的思考。比如讲解《苏秦始将连横》，这样提问：苏秦是否是成功人士？如果你认为他是，那么他成功的原因在哪？学生的讨论会涉及理想、奋斗、挫折、现实、世态等话题，也会涉及纵横家的人生观、价值观、为人特长、处世短板等内容。经过充分讨论，得到了不尽相同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教师不妨这样总结：如果以始愿必达作为标准，苏秦是失败的，因为他放弃了最初的连横策略，也没有实现通过征战统一华夏的理想。当我们把他与古代那些坚守理想、矢志不渝的仁人志士相比，这一落差更为明显。事实上，纵横家遭到批判的地方也正在此。从谋求个人腾达的角度讲，苏秦又可以说是成功的，因为他善于机变、务实、坚持不懈，而这些恰恰是纵横家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讲，苏秦是否是成功人士这个问题很难说存有标准答案。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的社会，每个人对待成功的理解各有不同，每个人都在用行动展示着自己对于成功的诠释和理解，那么你们的理解又是什么呢？从而把关于成功的思考引向更深的层面。

四、改良评估方式

先秦文学教学的评估大多采用闭卷考试的方式，一张试卷决定学习的效果。这种评估手段在一定范围具有客观公正、易操作、效率高的优势，但是闭卷考试在全面性上终究是有欠缺的。闭卷考试，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只能检测学生对知识的识记、再现与运用的情况，无法考查学生在身心行止方面的提升情况，而这一点恰恰是先秦文学教学最宝贵和最有价值的部分。先秦文学教学实践的是“大文学”“、泛文学”的概念。除了文学审美欣赏的追求以外，先秦文学还有更为广泛的言行仪范、品性修养方面的目的。③学生通过学习，除了对先秦文学的发生、演变、影响等有清楚认识外，还应该体察古代贤圣对于社会人生、政治道德诸多命题的思考和探求，从而在人格精神上受到感染，得到提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实行“大文学”教育，在考查时，也应该注意全面性。因此，我们建议在闭卷考试的基础上，增设综合素质考核。这种考核占总成绩的40%，它不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而是根据平时的表现打分。综合素质的成绩又可以分为两块：基础分与加分。前者包括考勤、作业的基本要求；后者重在课堂表现，与课堂讨论结合起来。

加分的项目可以包含讨论参与、文献熟练、识见卓越、心性修养等种类。加分项目的设置是评估方式改革的关键所在。考核范围应该覆盖书面知识、表达能力、创新能力、精神素质等领域。简单地说，这种考核方式既考识记也考原创，既考头脑也考心灵。举例来说，有的同学在讲《左传》之前，已经读完《东周列国志》，在讨论时常常补充资料，考证史实，比如僖负羁之死究竟有几种说法？楚国的长城何时修建？许穆夫人究竟是谁所生？等等，这样的学生可以得到文献熟练和讨论参与的加分。针对屈原的“美政”思想，有学生这样论断：从政治主张看，屈原并不是卓越的政治家，他的政治主张甚至有些平庸，亲贤人远小人是尽人皆知的道理。特别是我们已经见识了子产、管仲那样伟大的政治家，我们更不应该高估屈原的政治思想。那么《离骚》的真正价值在哪里呢？不在于政治主张进步，而在于他用诗的语言描述了忧愁的万千情状，这才是它妙绝千古的地方。虽然具体观点尚可探讨，但是这样独抒己见的同学应该得到识见卓越的加分。在总结先秦文学学习的意义时，有学生这样总结：先秦文学不但让我了解经典的文学著作，更让我学到了人生的哲理。通过这一时段文学的学习，我深深知道人都有缺陷，都会犯错，但是如果一个人真能走出自己的局限，及时迁善，必将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重耳、秦穆公是这样的人，刘邦、曹操也是这样的人。这样的同学可以加上心性修养的分数。在运用加分的时候，有三个原则需要遵循。首先，机会均等，确保每个学生有加分的机会；其次，依据客观，学生的观点作为加分依据，应以摘要的形式记录下来，避免凭模糊印象给分；最后，态度谨慎，加分涉及学生的评价，应当科学设计，认真执行，杜绝草率。

先秦文学论文篇10

近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激变与“古今中西之争”,引发了无数中国人对中西文化之前景乃至中华民族自身与整个人类命运的无限忧思。我们渴求中华民族能够重新崛起,我们期望中国文化能够重新引领世界未来文化的走向,我们更梦想我们自身能够蝶变起舞,并乐于向世人宣示人类生命价值的自我转化的无限可能及其超然无待的美轮美奂。所有这些渴求、期望和梦想,能否在当下的中国以及一个充满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全球化时代得以实现?如果能的话,它们究竟能实现到什么程度?要回答这些问题,恐怕需要一种不同寻常的大视野和大智慧。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本世纪初提出的富于远见卓识的“文化自觉”之说,便体现了这样一种性质的大视野和大智慧。

本书作者也正是从费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这一概念作为下手处,来切入先秦诸子的研究论题的。费先生所谓的“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05。232或者说,“就是每个文明中的人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反省,做到有‘自知之明’。” 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05。531在此基础上,后来,费先生又进一步提出了他有关未来理想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可见,费先生所谓的“文

化自觉”并非只是针对当下的中国人而言的,而是针对所有“文化人”的普遍要求,而且具有一种全球视野,即承认世界多元文化存在的事实;它强调对自身文化个性的了解和充分认识,但又“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即“不是要‘复旧’”〔1〕232;它更强调世界多元文化“和而不同”、和谐共存的相处之道,而“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依费先生之见,“文化自觉”或文化上的“自知之明”不仅能够使人们变得“更理智一些”,“从而摆脱各种无意义的冲动和盲目的举动”〔2〕531,更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232―233;而“美美与共”的未来设想乃是希望人们“在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欣赏、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如果人们真的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就达到了和谐,就会出现持久而稳定的‘和而不同’”。〔2〕532

依本书作者之见,费先生的“文化自觉”之说与“和而不同”的未来设想正好可以“很自然地与先秦诸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对接起来”,当然,“这不是简单的对接或呼应,而是赋予了‘和而不同’新的内涵与新的境遇” 刘绪义:《天人视界:先秦诸子发生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4―5,然而,作者正是由此而转入对先秦诸子的重新反思与再解读。因为在作者看来,“文化自觉其来所自正是先秦诸子”,故而重新反思和研究“先秦诸子的文化自觉意识”也就很自然地具有了某种学术上的必要性、合理性和重要性了。作者主要是从“人的觉醒”、“讲人化”与“推己及人”等三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先秦诸子的文化自觉意识的具体内涵的,姑且不论这样一种理解和把握是否贴切和全面,但从文化自觉的意义上重新来反观和审视先秦诸子的思想内涵及其意境,无疑体现了作者的匠心独运及其意味深长的良苦用心。质言之,作者的良苦用心即意在从我们当下所面临的文化境遇及问题意识出发,以便回到先秦来重读诸子。

如果说当下的时代急切地要求我们应具备一种“文化自觉”或文化上的“自知之明”,而中国文化的这种“文化自觉”或文化上的“自知之明”又“正来源于先秦轴心时代的智者们”〔3〕4的话,那么,“回到先秦”,反观诸子的文化自觉意识便是必要的,然而,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回归”或“复旧”。“回到先秦”反观诸子的文化自觉意识并系统梳理诸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认识,其“原旨”或根本目的却在“重新出发”,即在新的时代“唤醒我们民族的文化自觉”,以便“更好地建设中国文化”!因此,正如作者所自言,“回到先秦,重新出发”,而且是“表层意义上是回到先秦,然而,深层意义上则是更高层次的出发”,乃是“本书的原旨”〔3〕4,5。换言之,作者之所以要亟亟于重新解读诸子,并非是为了解读诸子而解读诸子,他不仅是因受我们当下所面临的文化境遇及问题意识的刺激而要回到先秦、重读诸子,而且更是意在通过回到先秦、重读诸子来回应当下的文化境遇及其问题性,并期望我们能够在更高层次上“重新出发”来建设中国文化。

二、厘清误读,首在“正名”

正是基于上述现实关怀和文化立场,作者认为“重新认识先秦诸子极有必要”〔3〕15。然而,在重新认识和解读先秦诸子之前,我们却面临着后诸子时代一个相当漫长的研究和解读先秦诸子的学术史过程所层累造成的丰富遗产。各种各样的研究和解读先秦诸子的视角、方法、路径与模式层出不穷,究竟是引领我们更加接近还是远离了先秦诸子的历史真相或本来面貌?对此,本书作者的回答显然是后者,而且,在作者看来,其中最成问题的就是从汉代以来形成的一种“学术传统”,即以学派家数为诸子分门别类地定性命名的思维习惯或认知定式。

在作者看来,“作为学派的先秦诸子的命名”在先秦是不存在的,先秦诸子并没有形成后世所谓的“学派”,他们本身“也没有学派的意识”,自汉代学者将先秦诸子划分、命名为不同的学派,那只是出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需要,或者是“为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学说方便起见而进行的学术分类”,而后人一直沿用这样一种分类法,更多的也是“出于叙述的方便”。但是,后世的学者却大都“误以为是先秦即已形成这样的学派”,〔3〕8,21,23乃至“长期以来,学术界人为地把先秦诸子的研究肢解为某家某派的思想主张的阐释,造成了许多观念上的混乱与纠葛”〔3〕15。

先秦文学论文篇11

地处西陲的秦，所以能在群雄争霸的战国之世迅速崛起，并最终以所向披靡的武力扫灭山东六国，南平百越，北遏匈奴，建立起空前统一的封建帝国，原因是很多的，而其不仅遵循当时国际间“得士则强，失士则亡”的律则，而且更打破血缘、地缘限制，广延四方贤士以为己用，则不能说是一重大原因。这正如洪迈《容斋随笔》卷二所说：“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国所用，……皆其宗族及国人，……独秦不然。其始与之谋国以开霸业者，魏人公孙鞅也。其他若楼绥，赵人；张仪、魏冉、范睢，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李斯，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皆诸人之力也。”

这些为秦“委国而听之不疑”的士人中，有的是建构起思想体系或有着非常深刻思想的学者和政治家。如商鞅于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在秦国实行变法，使秦国迅速走向强盛，改变了过去与诸侯交往中的被动局面，成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战国策·秦策一》）的强国。他是位有着一整套政治思想观念的法家人物。他依据其“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的历史体认，认为“先王当时而立法，度务而制事。法宜其时则治，事适其务故有功”（同上《六法》），“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同上《更法》），故当今之世，“反古者未必可法，循礼者未足多（肯定）也。”（同上）在列国都在谋求更化开新的背景下，他所提出的“不法古，不循今”（同上《开塞》）的口号，无疑是当时时代的最强音。商鞅是位悲剧性的人物，但他以进化、利益、力量为理论基础而提出的一系列政治思想主张，如重耕战、尚君权、崇刑罚及“民弱国强”说，大多付诸实践。这是对战国史事稍有常识性了解的人，便耳熟能详的事实，无庸熬述了。

秦王赢政年幼初立，国事委于大臣，而吕不韦则被任为秦相。这位具有商人般精明的政治投资意识的相国，“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史记·吕不韦列传》）他在执政期间，注重武力，把秦统一六国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后来秦始皇的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他还有感于秦只讲武道，不事文治的现实，一改过去文化封锁局面，搞了大量的文化引进，在他拥有的三千多门客中就有一大批各色各样的文化人。正是在他的主持和诸子百家人物积极参与下，编写而成荟萃了儒、道、墨、阴阳、法、纵横、兵、农、名诸家学说的《吕氏春秋》一书。吕不韦主持编写此书，既是为了给实际政治提供理论依据，找出治乱存亡之因，从中吸取教训或引行借鉴，更是欲“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同上）即藉此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积累。这就不仅使此书兼收并蓄诸家学说而又形成了其自身的理论体系，而且内中还有着许多极有意义的思想。如其指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责公》）“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同上《恃君》）要求君主必须顺从民意，而若民意与君主私欲发生矛盾，君主则须弃私欲以从民意：“执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为故(事)。”（同上《行论》）与之同理，在公与私关系上，君主亦须贵公而抑私：“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同上《贵公》）尽管这样一些思想观念，同日益专横独裁并严格坚持一统天下的至高利益原则的秦王相

牾，但不仅在秦代，而且即便置诸于整个中国历史上，也都是闪烁着夺目光彩的。这怎么能说有秦一代是一个无思想的时代呢?（当然，秦未用《吕氏春秋》思想治国而造成了诸多的历史遗憾，这又是另一个很耐人寻味的话题。）

二

秦国崇法，以力治而统一天下，但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发展起来的诸子百家的思想传统对统一后的秦帝国也还是有着重大影响的。

就统治思想而言，法家理论固然居于主流，但秦廷也把所谓“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史记·太史公自序》）作为必须遵循的伦常规范和基本社会准则。《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的简文中吸纳了很多儒家思想，如主张“宽俗(容)忠信，和平毋怨”，“兹（慈）下勿陵，敬上勿犯”，提倡为人臣者忠、为人父者慈、为人子者孝等等。在秦始皇的诸多石刻中，更多次表达了要以渗透着儒学传统精神的良风美俗来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愿望，如公元前219年的泰山石刻云：“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静，施于后嗣。”同年所作的琅琊石刻曰：“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尊卑贵贱，下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敬忠，事业有常。……六亲相保，终无寇贼。”（俱见《史记·秦始皇本记》）秦始皇对孝道极为推重，并常以忠孝礼义观念教育子弟，以至始皇殁后，赵高伪造遗诏迫公子扶苏自杀，大将蒙恬疑其有诈，劝扶苏了解真象后再死不迟，而扶苏却说：“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公子高请求殉葬说：“臣当从死而不能，为人子不孝，为人臣不忠。”胡亥篡位，尚有犹豫，谓：“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据《史记·李斯列传》）由此可见，秦代的统治思想虽以法家为主导，但受传统影响，儒家思想也还是居有一席之地，以至多少显示出一点儒法合流的倾向。当然，这并未成为秦朝统治思想的主流，但无论如何反映出至少一度时期，秦朝的统治思想有多元并存的局面。这又从一个侧面表明秦代是有思想的时代。

就用人而论，为秦效力者固然多为讲求功利的法家者流，但儒学之士及其他学派的人物也参与了秦的统一大业及统一后的秦朝政治。战国末年，士人们即已大多自主地选择了秦王，向他献计献策，助其完成统一大业，如大梁人尉缭明知“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但仍向秦王献计以图兼灭诸侯。（据《战国策·秦策》）秦甫统一天下，建立专制帝国，即有一批“诵法孔子”的儒生以博士身份参与朝廷最高决策的廷议，如淳于越即为其时的著名人物之一。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当时秦有博士七十人，其职掌是“通古今”和掌管《诗》、《书》及百家语，可见其中既有儒家，也有神仙家和术数家。即便是经历了“焚书”、“坑儒”之后，也并没有彻底拒绝儒学，没有完全排拒儒生和废除博士官职，如叔孙通还“以文学征待诏博士。”甚至陈涉起义时，秦二世还召集在威阳的博士诸儒生三十余人询问情况、商讨对策，叔孙通对策合帝意而获赐“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后来叔孙通投靠汉王刘邦时，还带着儒生一百余人。（据《史记·叔孙通列传》）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直到秦末，“诵法孔子”的儒生仍然在秦廷占有一定的地位。毫无疑问，这些出自于儒门或其他学派的士人，其自身的思想及由其传承着的历史文化传统自然会对秦代的思想和政治产生或大或小、或深或浅、或明或暗的影响。

秦政残暴，其运短祚，二世而亡。“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已”（《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秦始皇，尽管也任用士人，但他根本无法认同士阶层抗礼君上、批判政治的价值及其作为社会舆论和社会良知承当者的合法性。“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同上）是其最基本的理念，故“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史记·高祖本纪》）、“不可以妄言，妄言者无类”（同上《郦生列传》）便成为昭彰于史的秦代法令。在这种势态下，“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名种私学“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史记·秦始皇本纪》）自然要激起秦始皇的雷霆震怒，而李斯提出的“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种之书”（同上）的建议，则很自然地被秦始皇欣然采纳，于是，“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史记·李斯列传》）甚至演化出了“焚书”、“坑儒”的惨剧。

“焚书”、“坑儒”对思想文化的破坏力很大，对士人的精神、心灵影响也很深重。就典籍而言，“焚书”所毁者多为史部，儒家典籍亦受其难。经过秦火，秦之外的诸侯史记焚毁严重，官私悉烧，“为其有所刺讥也。”（《史记·六国年表》）儒门六经典籍多残为灰炭，其中，《礼记》大坏，至汉而难毕补缀之功；《易》托兹于筮卜，故不禁而全；《尚书》赖故秦博士伏生壁藏，然兵乱、流亡，终亡佚数十篇；《诗》以其讽诵，不独在竹简，故遭秦而全。不过，秦火虽烈，诸子百家之语却未受大损，王充《论衡·书解》曰：“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刘勰《文心雕龙·诸子》云：“烟燎之毒，不及诸子。”赵歧《孟子章句题辞》亦有秦不焚诸子之说。所以，我们可以说“焚书”是意在确立以法家为中心的思想文化专制统治，而不能说其完全毁灭了文化，斫断了历史文化传统。明乎此，我们才能读懂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七四所说：“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籍也。其所焚者，一时间事耳。后世不明经者，皆归之秦火，使学者不睹全书，未免乎疑以传疑。”与之相类，“坑儒”当然是一暴行（所坑者尽管未必尽为儒者，内中实有不少方术之士），但文人学士对此事的描述亦多有夸张，汉代王充即已对此有所察觉，说：“传增言坑杀儒士，欲绝诗书，又言尽坑之，此非其实而又增之。”（《论衡·语增》）不过，虽有夸饰，“坑儒”毕竟是件公开而集中、专戾而严猛地对待士人的暴行。这暴行引致了士人对秦政的怨恨，孔鲋为代表的邹鲁诸儒怀抱礼器投奔陈涉领导的农民起义大军，参加革秦之命的行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至于后世依据道义与文化使命的士人，更将企图以专制权威压制士人言行、慑伏士人思想的秦始皇毫不客气地钉上了历史史耻辱柱。

三

余英时先生论断历史文化传统对始皇帝为核心的秦朝统治集团没有真实意义。这无论从理论上，或者是从历史事实上来论究，都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武断之论。

历史文化传统的存在并深植于现实社会生活之中，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客观事实。生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人，不管其自身理论素养如何，不管其对历史文化传统采取怎样的认知方式或有着怎样的认识，也不管其居于社会生活的何种层面，都必然会被动的、自在的或主动的、自为的承受着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后者会自觉地产生主动意识和行为，而前者亦会被动地形成盲从意识和行为，这两者合并起来，则自然使得历史文化传统对现实社会及处于现实社会生活之中的人们有了有形或无形的巨大的支配性、规范性的影响力量。任何时代的人都无法摆 脱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秦始皇以至整个有秦一代的人们，何尝不是如此呢?余英时先生说历史文化统对秦人没有真实意义，这首先在理论上就说不通。

秦始皇没有留下多少风雅篇章，对士人既用又忌，心态颇堪玩味（这当然属另一论题了），但他又非仅仅只是依恃武力的铁血人物。他与其谋士们继承、发展历史文化传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构建起帝王权威至高无上的王权理论，并以之作为统一的秦帝国的统治思想。这至少可以从下列三端予以阐析：

其一，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道”是个十分重要的观念，它作为理性的最高范畴（与“天”作为神性的最高体现有本质区别）而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理论原点。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思想有异，但都高扬“道”的旗帜。他们不仅把能“知道”、“得道”、“修道”、“体道”、“备道”者视为最聪慧、最高尚的圣人，而且都认为只有有道者才能据有天下，故从不同角度鼓倡“圣者为王”之说。这样，“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得道者得天下，失道者失天下”就成为普泛性的社会公理。

秦始皇是以武力一统天下的，这无疑是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他试图以严刑酷法来巩固其胜利成果，但他也深知是需要以深植人心的历史文化传统来论证其权力的合法性的，故其将武力征服天下的军事胜利称之为“体道行德”、“诛戮无道”。（《史记·秦始皇本纪》）建立起统一帝国而君临天下的秦始皇，“临察四方”，“听万事”、“理万物”，（同上）更以“体道”、“得道”的圣者自居，所以，在他的政治理念之中，其所行之法自然是圣法：“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强暴”；（同上）所做之事自然是圣事：“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圣智仁义，显白道理”；（同上）所行教化自然也是圣教：“宇县之中，承顺圣意”，“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治。”（同上）他把圣恩施及天下；“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哀众”、“振救黔首”；（同上）他更希望自己开创的圣制传之万世：“后嗣循业，长承圣治，群臣嘉德，只诵圣烈。”（同上）秦朝的一班大臣也纷纷盛赞秦始皇“原道至明”，（同上）将之视为圣道的实践者或人格楷模。

本来，先秦诸子发展历史文化传统，以“道”为最高理性，而将“圣人”作为“道”的人格化。现实政治生活中握有权柄的王，与“道”、“圣”并无直接的内在关联。而且，在观念上“道”是至高无上的，比现实的王更具权威，“道高于君”，士人也就应该“从道不从君”。依理想，最好的社会政治生活应该是圣者为王，从而实现“道”与“王”的合一。崇尚武力，并致力于刑名法术建设的秦始皇，对于这样一种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的思想氛围并没有等闲视之，他也高倡仁义，举起作为历史文化传统之核心的“道”的旗帜，这表明他没有、也不可能自外于传统，相反地，他仍受到传统的深刻影响。只不过他又从专制帝王之学的立场上对这传统有了超越性的发展，这就是将士人理想的圣者作王变成了王者理所当然地为圣。既然王而为圣，专横暴戾的君主所行的“治统”居然同充溢着强烈的文化理想精神的“道统”合而为一了。

其二，中国历史久远，文化传统根基深厚，而有关“三皇”、“五帝”的种种说法则无疑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并非如“五四”时期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所认为的只是虚构的传说，应该说其本身投射着中国上古社会历史的印迹，并内蓄着富有理想色彩的思想文化传统。先秦诸子大多弘扬三皇五帝的宏业伟德，并主张以他们为榜样建功立业，如《吕氏春秋·贵公》谓：“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就说明了这一点。

这样一种有关三皇五帝的历史文化传统对秦朝统治者及参与秦廷政治的士人影响甚大。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方统一，就有过关于如何给君王奉上尊号的廷议：“廷尉李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秦始皇批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

尽管确实存在着神话传说色彩，但有关三皇五帝的德行业迹也确已成为历史传统中的重要内容。先秦诸子对这所做的各种各样的论议，则不仅极大丰富了这传统的内涵，而且其本身又有着新的时代意义，就是说，诸子对三皇五帝的讨论，与其说是在重述历史，毋宁说是在借助对这历史文化传统的重新诠释，探讨着关系人类自我历史，理想与批判意识的重大课题。秦始皇与其朝士们如此着重地讨论着君王之尊号，始皇更钦定自号为“皇帝”，这反映出他们既没有、也不可能超逸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又没有、也不可能绕开春秋以来的时代课题。号称“皇帝”，绝非简单的名号之事，而是标示着秦始皇对历史文化传统的既继承，又超越：一方面表明秦始皇承继了先秦“三皇”、“五帝”历史文化传统中“皇”与“帝”观念所蕴含着的政治文化价值理念，另方面又表明他对古代帝王的超越，即其德行功业高于古帝，应比古代帝王更加受人尊崇。

其三，阴阳、五行是起源甚早的两个哲学概念，至晚在春秋时期哲人们已很普遍关注五行与万物的关系及五行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战国之世，阴阳与五行更形成一体，以至产生了以研究天人关系，“序四时之大顺”（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为主要内容的阴阳五行家学派，生活于战国后期的齐人邹衍就是这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概论其学道：“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他由近及远以至上推到洪荒时代地描述历史并努力探寻历史发展的内在必然性，提出“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之说，以为历史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而在发展变化中有一个所谓的必然规律起着支配作用，这规律就是“德”，故而每一德（金、木、水、火、土）支配着一个朝代，而每个朝代又都据其德有特定的制度和政治，此即所谓治各有宜，亦即所谓“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汉书·严安传》引《邹子》）邹衍著作今已亡佚，但其人其学在当时甚为显赫。他综结历史文化传统中的阴阳、五行观念而建构起来的五德终始政治思想理论体系，影响是十分广泛而又深刻的，战国后期的诸子百家几乎都受其影响，程度不同地参与了“五德终始”的再创造。由此可见，以古老的阴阳、五行观念为理论基础而形成的“五德终始”说，也是先秦历史文化传统中的一大重要内容。

秦始皇认同、信服这一传统，尤将邹衍之说尊奉为官方思想。当然，如同对待其它传统一样，他对邹衍思想也是既有继承、发展，又有修正乃至曲解。邹衍五德终始理论中的“大九洲”说，五德终始所主张的朝代在一定条件下应更替，这都是秦始皇深信不疑的，因为前者为秦的大一统提供了重要依据，而后者则为以秦代周的现实革命做了极有力的论证。当然，邹

衍“尚德”，其说之要旨“必止乎仁义节俭”，（《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秦始皇对这方面的思想就要予以修正了，他在五德始终说中新增神化秦祖宗的内容：“周得火德，有赤鸟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史记·封禅书》）尚水德的秦始皇，依水德更改礼仪制度，如把河(黄河)改名为德水等，又将水德同法家的重罚思想胶合在一起，倡言水主阴、阴主杀，于是，“刚毅肩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上书《秦始皇本纪》）

先秦文学论文篇12

在学术史上，先秦杂家到底存在与否?是一个到现在还未解决的问题。由于对“杂”及“杂家”认识上的偏见，秦汉以降的历代学者对先秦杂家鲜有研究且一味贬斥，发展到明清时期，甚至直接将杂家作为容纳儒家正统学术之外其他学派和异端学说的皮囊了。二十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诸子学再度兴起，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对先秦杂家均有论及，诸如章太炎、蒋伯潜、罗根泽、吕思勉、郭沫若、侯外庐、冯友兰、钱穆、任继愈等，在结论上分歧也很大，但这可能给我们继续的研究探索以新的启示和鼓舞。笔者通过读博期间以及近几年的研究探索，认为先秦时期从宏观意义上来看，杂家学派是存在的。而不是像某些学者那样，认为先秦除了“儒、墨显学”和道家之外再无学派。笔者认为，先秦杂家有自己的学术宗旨、理论方法、思想体系、代表作品及学术传承，因此，杂家在先秦是成其为一个学派的。

一先秦杂家的学术宗旨

一些学者否定先秦有杂家学派存在的一条主要理由就是，杂家没有学术宗旨。侯外庐先生说：“《吕氏春秋》因为它是‘调和折衷’的缘故，所以任何一说都没有彻底”，即不主任何一家，也暗指没有学术主旨。冯友兰先生认为：“《汉书·艺文志》他们所说的‘荡者为之’，其实就是杂家的本质。杂家要兼儒、墨，合名、法，而没有一个自己的中心思想，这就是‘无所归心’”而钱玄同在《中国学术论文集要》中更是说的很明白：“杂家之书，传于今者有《吕氏春秋》及《淮南子》，二书皆成于众人之手，盖集合百家之说，初无宗旨可言。”那么，先秦杂家真是没有自己的学术宗旨吗?笔者以为不然，此点值得商榷。自从《汉书·艺文志》在书中始列“杂家”于诸子百家之属，并著录杂家著作二十种四百零三篇于其中之后，《隋书·经籍志》也列“杂家”著作于其中，著录杂家著作九十七部二千七百二十卷之多。《汉书》和《隋书》如同司马炎在《论六家之要旨》中将先秦诸子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一样，将先秦诸子分为“九流十家”，并且也将各家的学术从渊源、旨归等方面予以界定和评述。《汉书·艺文志》说：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隋书·经籍志》说：

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放者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学，言非而博，是以杂错漫羡，而无所指归。

其实，在《汉书》和《隋书》里面，他们都讲到了杂家的学术宗旨，《汉书》说杂家的宗旨是“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隋书》说杂家之书均以“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为主旨。对于《汉书》中有关杂家宗旨的解释，吕思勉认为：“诸子之学，除道家为君人南面之术，不名一长外，余皆各有所长；犹人身百骸，阙一不可；故曰知国体之有此。杂家兼容而并包之，可谓能揽治法之全。所以异于道家者，驱策众家，亦自成为一种学术。”，即探讨“治法”的“王治”之道才是杂家的宗旨。根据司马迁著作《史记》之目的“通古今之变”，是为了以史为鉴，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服务于现实政治。《隋书》说杂家之书的主旨是“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其实也就是以史资政的“王治”精神。近人张琦翔也说：“杂家者，杂取众说而能自立宗旨，杂而能成家也，此所谓杂即调和意义。调和并非凑合，亦非混合中和，兼揉众长，舍去其短，免去矛盾，融合为一，此之谓调和，杂家之意以大矣。”

先秦杂家之所以以“王治”作为融合百家思想的学术宗旨，主要原因在于现实的政治形势和政治需要。战国中期以后，天下一统的趋势越来越清晰，为了适应封建社会走向统一的形势及前所未有的政治需要，学术和文化上也形成了融合的潮流，黄老道家和杂家正是其显著的代表。因此，侯外庐先生说杂家“颇倾向于统一思想的路数”，笔者以为杂家以思想学术的“统一”应对政治的“统一”，这正是它们的“路数”；其次，从学术发展规律来看，诸子之学皆为“道之一端”各有短长，从争鸣中都发现了各自学术上的不足，学术从分到合、主动或被动地融合，也是学术发展的规律和方向；其三，各学派及其学者的历史使命感，让他们要设计出未来大一统社会和国家的思想与文化，以利于统治，同时他们也想让本学派或自己的思想在未来国家社会中占据有利地位。至于冯友兰先生认为的“放者为之”就是杂家的本质，并以此证明杂家“无所归心”就是没有主旨，笔者不敢苟同。其实，在《汉书》和《隋书》中所说的“荡者”和“放者”，是就那些浮学之辈，而不是真正的杂家，是班固、魏徵等对他们进行批判而言的。

当代一些学者，如任继愈、熊铁基、陈丽桂(台湾)等，将秦汉杂家著作《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称为“新道家”，他们认为以上两书不是没有思想主旨，而是认为它们的主旨是“道法”，并从汉代高诱的《吕》书注疏起。笔者以为，混淆杂家和道家为一的历史根源，在《汉书·艺文志》对道家的评述和《隋书，经籍志》对杂家的界定中，《汉书》说道家：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隋书》也说杂家：“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从学术渊源和学术宗旨上，似乎《隋书》的杂家在向《汉书》的道家看齐，而《汉书》说杂家是“出于议宫”，《汉书》和《隋书》有关杂家的学术渊源上好像是矛盾了。笔者以为，从学术渊源上来说，诸子百家皆为周代“礼乐”文化的新芽和硕果，按班固的说法，诸子“九流十家”似乎都能对应周代的一种官职，实际上无论是“史官”也好，“议官”也好，他们都是周之文官，都传承“礼乐”文化并予以批判创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章太炎、刘师培宣扬“诸子出于王官论”和“九流学术皆源于史”，一时之间众多治诸子学的学者多从其说。胡适则针锋相对地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并以同名撰文论证“以为诸子之学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在学术渊源的论述上，班固可能失之于极端，章、刘、胡等人可能失之于偏颇。杂家和黄老道家既源于“礼乐”文化，在学术宗旨上也有着“救世之弊”的考量。杂家在学术宗旨上和黄老道家是有相似之处，但是无论在《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六家之要旨”中，还是《汉书·艺文志》的补述里，黄老道家和杂家还是有明显的不同的。

二先秦杂家的理论方法

战国中期以后，百家后学的发展有两个主题，一是由“争鸣”走向融合，一是从理论的阐述到与现实政治的结合。因此，各家在理论方法上亦表现出汲取他家思想和政治实用主义的色彩。李泽厚说：“自战国晚期起，它们在长久相互抵制、颉抗和论辩中，出现了相互吸收、融合的新趋势。从荀子到《吕氏春秋》，再到《淮南鸿烈》和《春秋繁露》，这种情况非常明显。旁及《文子》、《鹞冠子》、陆贾、贾谊以及地下发现的《经法》等等，无不在各种不同的程度或不同角度上表现出这一综合趋向。”这种思想学术的综合是学术思想本身发展规律的表现，存在着多种形态，“有同一学派内部不同分支思想的综合，有企图兼取百家构筑新思想体系的综合，有主于一家吸取它家思想成分的综合，有某专门领域学术思想的综合。”同一学派内部不同分支思想的综合，比如儒家的《礼记》与《易传》，弥合了儒家后学中“主内派”(注重“仁”的品德的修养)与“主外派”(注重“礼”的社会功用)之间的纷争；主于一家吸取它家思想成分的综合，有儒家的《荀子》和法家的《韩非子》；专门领域学术思想的综合，《鬼谷子》、《墨经》等可以归为这一类；企图兼取百家构筑新思想体系的综合，战国中后期的黄老道家是其代表，黄老道家的《文子》、《黄老帛书》等著作可资证明。而比黄老道家更为晚出并在其基础上有了进一步推进的则是先秦杂家。吕思勉先生将杂家称为“此后世所谓通学者之先驱也。”

百家后学在战国中期之后都有向关注现实政治方面转化的倾向，转变最大的可能要算先秦道家了，先秦道家从“绝圣弃智”、“无为”、“小国寡民”的政治思想，慢慢转化为“无为而无不为”、以“道法”为主“君人南面”的黄老之学。因此，高正说：“黄老之学是中国古代的法哲学，是先秦道家的殿军。它的产生标志着由老子开创的道家，已走向了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道路。黄老帛书正是为曾经有资格与秦并称东西帝的田齐来制造统一天下理论的作品。或许它还是激发吕不韦编撰《吕氏春秋》的原因之一呢。”

有学者认为，黄老道家是先秦子学向汉代学术转换，知识与思想转换的主要载体，并且将杂家《吕氏春秋》和汉初《淮南子》均作为道家作品的经典。笔者认为，黄老道家和先秦杂家它们都汲取了百家的思想，在秦汉之际学术思想文化的转型过程中，它们都充当了知识与思想的主要载体。我们将《汉书》和《隋书》有关杂家理论方法的论述与《史记?太史公自序》之“论六家之要旨”中有关道家的比较，也许可以发现引起混淆的最初根源。“论六家之要旨”中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学界公论《汉书》、《隋书》、《史记》中所言“道家”皆为黄老道家，并非先秦原始道家。三书中，《汉书》说杂家是“兼儒、墨，合名、法”，《隋书》在界定杂家之时说：“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而《史记》在阐述道家之语中则有“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言辞略有不同，但意思一致。这说明杂家和黄老道家在理论方法上都企图兼采诸子、融合百家。笔者认为，这种理论方法上的相似性，就是历代学者将杂家认作是“折衷”、“调和”、“综合”以及将杂家著作与黄老道家著作混淆的原因之一。笔者通过研究发现，杂家与黄老道家在理论方法上是有一定的学术渊源关系的，杂家不仅汲取了黄老的思想，而且在理论方法上受到了黄老的影响。目前学界多认为，黄老道家是以“道、法”为主的思想体系，关于杂家则争议很大，实际上在理论方法上杂家真的是“学无所主”，对百家思想只是按照政治实用主义的“王治”为主旨去汲取。但黄老道家的产生比杂家早，先秦杂家的作品和代表人物最早不会早于战国中期。金德建先生认为：“尸佼年代较早，开创杂家学派。《广泽篇》的说明宗旨，树义如此明确；足为后来的杂家视为准则。”战国齐之稷下学宫为黄老重镇，其对先秦杂家的产生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三先秦杂家的思想体系

先秦杂家思想是融合诸子百家的思想而成的，要容纳如此庞杂的思想内容，不建立庞大的思想框架是不可能的。杂家诸子中，从最早的《尸子》到最晚的《尉缭子》，都试图建立起兼容并包的思想体系，以期“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于一体，将诸子百家的思想尽数囊括。那么，杂家是怎么来构建其理论框架的呢?

笔者以为，先秦杂家是通过阴阳五行和“天、地、人”一体的观念和思维模式来建立起庞大理论体系的。这从《管子》、《吕氏春秋》和汉代杂家著作《淮南子》中，可以发现这种思维方式的运用。这两种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本身是否具有系统性呢，如果有的话，其本身的系统又是如何形成的?其实，阴阳五行和“天、地、人一体”本来就是中国先秦时期两种系统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葛瑞汉把这叫着关联思维。他说：“中国传统上从未发现关联体系建构的替代物，关联体系建构使中世纪与后伽利略科学(Post-Galileanscience)区别开来。因果思维替代关联思维的偶然的插曲后期墨家像西方前现代的插曲一样稍纵即逝”关联思维是一种联想性的不能以科学验证的思维方式，有时甚至是充满了荒谬的幻想，一般产生并盛行于科学和思维均不发达的古代，例如中国近代以前和西方的中世纪及其以前都是以关联思维为主，而因果思维是建立在科学实证基础之上的思维方式，它是现代科学的根基。先秦时期的阴阳五行和“天、地、人”一体思维模式就是典型的关联思维方式。“阴”、“阳”、“金”、“木”、“水”、“火”、“土”，彼此之间原来也许根本没有什么重要联系，但是古代的思想家们通过性质的对立、相生与相克等等关系的组合，人为地将它们组织成一个系统，来解释自然和社会，就形成了阴阳五行关联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天、地、人”一体也是一种系统的关联维方式，天、地、人在自然界中原本只有物质上的联系，在哲学上也只有自然规律上的联系，先秦思想家们用关联的思维方式将其联系起来构成一个整体体系。天、地、人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天和地相配“化生万物”(包括人)，这是宇宙论方面的三位一体；天和人相配，人效法天道以从事(事就是人事政治，属于地道方面的)，形成“天人感应”的思想，也是三位一体的。这在道家、杂家及诸子一些学派的思想中屡见不鲜。因此，“天、地、人”的观念与‘阴阳’、‘气’、‘道’等一样是中国民族普遍承认和应用的共同观念，……是整个中国民族共同具有的一种普遍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显示出浓厚的东方独具的系统精神。

那么，这两种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是如何被先秦杂家用来搭建他们的理论框架，构筑他们的思想体系的呢?在此，仅以先秦杂家的代表作《吕氏春秋》为例予以阐述。吕艺先生在其《论(吕氏春秋)的结构体系》一文指出，吕书是三个结构体系之结合。他说吕书的总体结构：“(根)据‘是法天地’以行人事的基本思想来设计，这与其思想体系的主导倾向正相表里。在这样的总体结构下，十二纪，六论和八览分别依照‘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的方法论三要素，构建成三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结构系统。三者联系的枢纽，在于天道、地理、人纪相通，揆天验地最终都落实于人事……十二纪按‘天日顺’的规律安排人事，六论则按‘地曰固’的特性广加推绎；至于八览，则按‘人曰信’的要求，参照《洪范》‘五事’分门别类地论述人事行为规范……”从而使吕书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显得很有系统性。洪家义先生撰《论(吕氏春秋)的性质》一文，他说：“《吕氏春秋》是以天、地、人和阴阳、五行两种模式建构起来的。天、地、人好比一片大屋顶，阴阳、五行好比梁柱，二者结合，构建了一座理论大厦。前者体现了篇章的整齐部勒上，后者主要体现在《十二纪》和《应同》、《召类》等篇中。这座大厦既有天、地、人的和谐统一，又有阴阳、五行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制约。”因此，牟钟鉴先生说：“《吕氏春秋》确实能够自立体系，自成一家”《吕》书在编排结构上有两大特色：一是靠集体力量按预定计划写成，事先定好门类、子目，这种有主编、统一计划、统一体例而集体完成的理论著作是中国思想史的首部；二是处处构成体系，具系统性完整性。

四先秦杂家的代表作及学术的传承

根据《汉书·艺文志》杂家之属所列著作，先秦时期的杂家著作共有七种，包括孔甲《盘盂》二十六篇、《大禹》三十七篇、《伍子胥》八篇、《子晚子》三十五篇、《由余》三篇、《尉缭》二十九篇、《尸子》二十篇、《吕氏春秋》二十六篇。其余十四种为汉代著作，最显名的就是《淮南子》。而在《隋书，经籍志》里，共录有先秦时期的杂家著作3部，即《尉缭子》五卷梁并录六卷，《尸子》二十卷、目一卷梁十九卷，《吕氏春秋》二十六卷。由于年代久远，先秦时期的许多典籍都已佚失，先秦杂家也不例外。目前所能见到比较完整的就是《吕氏春秋》了，杂家《尉缭子》、《尸子》只是后世学者辑佚的残篇断章，或者是发现的一些残简可资研究了。这几本著作的学派归属，目前在学术界虽然还有争议，但笔者认为将其归为杂家更符合历史实际，而且从上文所述杂家的宗旨、理论方法、思想体系的特征等去分析，它们是具有杂家的共性的。

除此之外，在近几年的研究中，笔者还经过考证认为，先秦的《尹文子》、《管子》、《鹞冠子》和汉代的《淮南子》按照笔者以上对杂家新的界定，都应该是属于先秦杂家的著作(考证略去)。而且笔者的考证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与一些专家大学者的论断不谋而合。例如：吕思勉先生说：“管子，汉志隶之道家，隋志隶之法家，然实成于无意中之杂家。”牟钟鉴先生认为，先秦杂家的发展演变又一个历史的线索，而且，先秦杂家和汉代杂家从《管子》、《吕氏春秋》到《淮南子》有一个传承的线索，在这里笔者引述其原文，并深表赞同：

第一次在齐国的稷下学宫，那里既有齐国自身深厚的文化传统，又集合了各诸侯国众多人材，成为全国性学术中心。于是形成《管子》一书，其作者非一人，其内容极广博。有对老庄哲学的“道”与“无为”的发挥，有对儒家礼乐仁义的论述，有对法家重法任刑的说明，有阴阳家的四时与五行相配的思想。书的编纂者欲将儒、法、道、阴阳几家学说相结合的企图是明白无疑的。由于成书不在一时，又无权威学者主持，且是初次尝试，造成《管子》一书的驳杂。

第二次在战国末年的秦国，统一全国的前夕，吕不韦招揽各国学者，形成一个重要的学术活动中心，于是产生出《吕氏春秋》一书。该书博采诸子之长，兼有道、儒、阴阳、法、墨各家思想。作者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就是要全面总结先秦百家之学，造就统一的理论体系。

第三次在西汉前期的淮南，刘安好文学之士，招收各地学者数千人，形成当时最大的学术中心，于是有《淮南子》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