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与环境的现状篇1

为切实贯彻落实党的*大关于建设生态文明战略思想的总体要求，重点解决危害人民群众健康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环境问题，全面推动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工作，确保《国家环境保护“*”规划》中关于饮用水安全保障目标的实现，国家环境保护部下发了《关于印发〈全国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环境调查及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环办〔*〕28号)，要求对县级政府所在地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环境状况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和评估，进一步摸清底数，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饮用水水源地研究环境对策，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饮水安全保障水平。

第二章项目基本情况

2.1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大精神，按照建设生态文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和《国家环境保护“*”规划》为指导，科学调查与综合评估全省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环境状况，保质保量，把调查评估与推进水源地环境管理相结合；把调查成果与水源地污染防治相结合，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全面准确的水源地基础环境信息。

2.2总体目标

重点查明我省城镇饮用水源地环境基础状况，完善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基础信息；科学评估全省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环境状况，为饮用水水源地污染防治管理工作提供支持，为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技术政策支撑。

2.3调查基准年

调查基准年为*年，补充使用2005年以来的相关数据资料。

2.4调查范围

全省44个县的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城镇指县级政府所在地）。

2.5调查与评估内容

调查城镇饮用水水源地社会经济状况、水资源利用状况、土地利用状况等基础信息，调查水源地属性及水质水量状况以及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的主要因素，调查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情况、监管能力建设情况、环境管理制度执行情况。

第三章总体思路和技术路线

3.1.总体思路

1、重点调查，全面评估。重点开展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基础状况调查，建立并完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基础信息，全面评估饮用水水源地环境质量、环境建设与环境管理状况，统筹建立我省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评估体系。

2、统筹协调，综合分析。以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为重中之重，综合考虑总量减排、污染源普查、水环境功能区划等相关环境管理工作，综合分析饮用水水源地基础建设、环境管理、污染预防、污染治理及应急保障等一系列问题，提出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管理对策建议，完善法律法规及标准体系。

3、典型推进，力争突破。基于调查与评估分析，选择典型饮用水水源地，分类研究污染防治对策；在部分地区选择对饮用水水源地有影响的典型污染源，识别对饮用水源地的环境影响。通过典型类型饮用水水源地与典型污染源的污染防治对策研究，提出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的对策建议。

3.2.技术路线

1、规范制定与技术培训。制定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调查与评估编写大钢，开展全省饮用水水源地环境调查与评估的技术培训，指导全省饮用水源地基础环境调查与评估工作的开展。

2、全面调查与综合评估。重点组织开展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调查与评估工作，建立并完善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环境信息。

3、成果汇总与信息管理。基于全省城市及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调查与评估，采集、汇总与分析基础调查信息，建立全省饮用水水源地环境调查数据库，为饮用水水源地科学管理提供基础依据。

5、防治对策与管理政策。在全面调查与评估我省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类型（河流型、湖库型和地下水型等）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综合考虑总量减排、污染源普查、水环境功能区划等相关环境管理工作，研究提出饮用水水源地污染防治对策；从宣传教育、监控预警、风险评估、管理规范等方面，研究提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管理的技术经济政策建议，完善饮用水水源地现有的法规标准及政策措施。

*省饮用水源地基础环境调查与评估技术路线图

第四章任务分解和工作内容

4．1专题一：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调查与评估

4．1．1目标

查明全省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模、类型、建设情况、环境状况、污染源和环境管理等基础状况。

4．1．2主要内容

（1）制定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调查技术大纲

制定全省统一的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调查方案，明确基础状况调查的范围、项目、方式、数据收集来源、监测办法、监测项目、计算方法、调查问卷等内容，保证调查成果的一致性、有效性、可比性和适用性。

（2）开展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调查

a.调查全省城镇社会基础信息：包括人口、GDP、水资源利用及土地利用等；

b.全面调查全省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综合信息：包括水源地类型及数量、水质现状、供水规模、服务人口、供水方式及水源地水文等信息。

c.全面调查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的主要因素：包括污染源分布、类型及排放总量、浓度等。

d.全面调查全省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管理状况：包括水源保护区划分状况、管理制度制定与执行状况、监管能力建设情况、水质监测的状况，应急机制的建立情况等。

e.完善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信息，推动实施《*省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

（3）建立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信息数据库

对全省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污染源调查数据进行采集、汇总和分析整理，初步建立并进一步完善*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基础信息数据库。

（5）评估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

研究建立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评估的综合指标体系和评估标准，从环境质量达标程度，污染源特征及影响程度，现行法律标准执行状况，水源地环境建设的规范程度，监管能力建设和水平等方面进行全面评估。

4．2专题二：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管理对策

4．2．1目标

在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环境调查与评估的基础上，开展不同类型饮用水源地污染防治对策研究，制定并完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管理体系、环境政策体系和技术保障体系，研究制定饮用水水源地监控预警方案、信息平台方案和宣传教育方案，提升水源地环境管理水平，提高水源地水质安全保障能力。

4．2．2主要内容

（1）提出不同类型饮用水水源地污染防治对策建议

结合全省城市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规划成果，在全省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基础信息调查与评估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区域河流型、湖泊水库型及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地特点，综合分析污染物的主要来源、分布特征及变化趋势，分别研究提出针对不同类型饮用水水源地的污染防治和水质改善对策建议。

（2）提出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管理政策体系完善建议

研究水源地水质监控、饮用水源保护区管理、水源地风险管理、水源地管理机构与管理制度建设等技术要求，研究建立饮用水水源地管理指标体系，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为饮用水水源地实施科学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3）提出饮用水水源地技术保障体系完善建议

在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环境调查和评估基础上，收集和调研国内外饮用水水源地治理技术措施，研究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的技术保障体系，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为我省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的开展提供技术支撑。

（4）提出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监控及预警方案

针对我省乡镇饮用水水源地基础条件差、监控能力相对较低的现状，研究制定水质监控方案及环境安全预警和风险管理方案，提升饮用水水源地的监管能力和水平。

（5）提出我省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保宣传教育方案建议

针对各类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情况，研究提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宣传教育对策，充分利用电视、网络、手册等多种媒介，使公众掌握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的科学知识，推动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转变成社会参与，人人有责全民行动。

第五章组织方式及预期成果

5.1进度安排

第一阶段：项目启动（*年4月～5月20日）

编制《*省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环境调查及评估工作方案》，组织开展全省技术培训。

第二阶段：现状调查（*年5月21日～7月30日）

各地全面开展本辖区饮用水水源地的社会经济基础情况、环境质量状况、污染源分布状况、生态及管理状况的调查与评估工作，各地级以上市6月底前汇总上报辖区内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源保护区划分现状，7月10日前上报城市和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基础信息数据库及城镇水源地调查电子表格，7月底前各地级市提交辖区内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基础环境调查与评估报告。

第三阶段：报告编制（*年7月15日～8月15日）

省环科所审核、汇总各项成果，并在各地市调查与评估报告的基础上，完成《*省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环境调查及评估报告》（初稿）上报省环保局。

第四阶段：论证与审查（*年8月15～8月30日）

省环保局组织论证并审查《*省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环境调查及评估报告》，并上报国家环保部。

5.2组织方式

项目由省环保局主持，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环保部门具体实施，省环境科学研究所等单位为技术支持单位。

省环保局：项目主持单位。指导、督促、协调和调度项目的全面开展。

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环保部门：项目实施单位，按照省环保局的统一要求，负责组织本辖区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调查与评估工作。

能源与环境的现状篇2

一、引言

未来20年，是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由于区域之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差异较大，客观上要求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定更有针对性、差别化的区域发展政策和绩效评价体系。所谓主体功能区界定为基于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等状况，确定的具有特定主体功能定位类型的空间单元。省域作为承上启下的重要空间单元和行政组织单元，探讨其主体功能区划的科学方法，对于区域发展和空间规划都有重大的意义。

二、省域主体功能区划的指导原则

推进形成省域主体功能区，不仅要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丰富发展内涵，坚持集约利用资源、统筹区域发展，局部服从全局，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等基本原则，还需要从基本省情出发，确定合适的区划单元，适度突破行政区限制。

（一） 以县级单位为省域主体功能区划的基本单元

对于一个省份来讲，以市为基本单元进行划分，空间过大，无法体现划分主体功能区的基本目的。如果以乡镇为基本单元进行划分，由于乡镇政府拥有的权限、职能、手段相对较少，特别是经济和社会管理权限非常有限，制定主体功能区划及分类政策的实施难以保障。因此，从主体功能区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方面看，省域主体功能区划应选择以县级单位为基本单元，对于自然条件差异较大的地区，则可以以乡镇作为基本划分单元。

市区由于其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较大，资源环境承压系数较高，不再按照区边界进行划分，可归类为优化开发地区。原则上基本农田、矿产资源丰富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较弱的地区确定为限制开发地区，依法设立的各类自然保护区确定为禁止开发地区。

（二）适度突破行政区

我国地区经济是一个以行政区为主导的经济体系，长期以来形成的行政分割在短时期内很难消除。在实际操作中，跨行政区划分主体功能区存在如何实施和依靠谁来实施配套政策的问题。因此，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依托现有的行政区划，照顾到现有的行政区边界。在一些局部区域，特别是重要交通线、联系紧密产业区域、大江大河流域等地区，可以适度打破行政区界限，构建跨行政区的主体功能区，从总体上保障主体功能区的顺利实施。

三、主体功能区划的指标体系设计

（一） 指标体系

确立主体功能区划的标准需要构建一套简明实用的指标体系作为支撑。指标的选择除遵循共同原则(如科学性、可操作性、层次性、完备性和动态性原则)外，还要充分考虑区域与受载体之间的互动反馈方式等因素。可以选择能够表示现有开发密度和强度、资源环境承载力、发展潜力等方面的代表性指标，设计三类指标体系：1.现有开发密度指标。包括单位面积人口密度、单位国土面积生产总值、建设用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重、水资源开发利用水平等。其值越高，表明该区域开发密度越大。2.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反映资源环境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约束程度，包括土地资源承载力、水资源承载力、万元生产总值能耗、大气环境的净化能力、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森林覆盖率、生态环境敏感性、生物多样性指数等。3.发展潜力指标。主要包括产业结构状况、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开发经费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等。

（二）指标权重的处理方法

指标权重设定的合理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综合评价的正确性和科学性。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发展潜力的评价属于多属性综合评价，各指标的权重应反映其在指标体系中的重要程度。指标权重的确定通常采用层次分析法和头脑风暴法。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需要进行一致性检验，也可以利用SPSS软件的主成分分析功能获得显著的部分因子。采用头脑风暴法由政府、高校等各方面的专家赋值后进行相关处理得到各指标的权重。两种方法相互参照，所得的结果会更准确。

（三）理想值和参照值的处理方法

在计算方法上，资源环境承载状况同理想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偏差值作为定量描述区域承载状况的基础，相对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发展潜力评价模型也需要借助实际值和理想值（或者参照值）的比值来描述区域相对承载状况和发展潜力的大小。因此，确定不同时期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发展潜力的理想状态值显得十分重要。通常采用问卷调查法征集有关专家、学者和政府决策者的意见，并转化为相关的定量化数据；或者利用现有的一些国际或国内标准来确定不同时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发展潜力的理想状态，也可利用区域条件相近，但更接近可持续发展状态的区域作为参考标准。同时省域主体功能区划各项理想值的确定，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参照国家确定的标准，结合本省的实际情况适度调整。

四、省域主体功能区划的评价方法

（一）现有开发密度评价

指标数量过多，层次过繁，必然会带来相互间交叉和准确性下降，所以仅选择最能反映现有开发密度的代表性指标，如人口、国土面积、生产总值等指标，计算单位国土生产总值和单位国土人口数量等指标，确定各空间单元现有的开发状况，借助于地理信息系统的相关技术反映在空间上。如现有开发密度用单位国土人口数量来反映，依据数值分布特点确定一个临界值，将其划分为开发密度较高和不高两类地区，采用ArcGis软件的地图可视化功能，透视出单位国土人口数量在各空间单元的分布，以反映各空间单元现有开发程度。

（二）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

资源环境承载力是指在自然生态环境不受危害并维系良好生态系统前提下，特定区域的资源禀赋和环境容量所能承载的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它反映了资源环境同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相互匹配与适应的关系。资源环境承载力除受区域资源环境本身状况制约外，还受区域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特点、科技水平、人口数量与素质以及人民生活质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在某一阶段又具有相对稳定性，可作为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并可定量地揭示区域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尝试对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研究，但这些研究的成果大多侧重于对某些单种重要资源的承载力研究。而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考虑的研究成果仍然比较少。主体功能区划是一项相对具体的工作，定量描述方法必须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借鉴毛汉英等提出的“状态空间法”和张正栋提出的“相对承载力” 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主体功能区划的特点，提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评价方法。

1．状态空间评价法

省域主体功能区划利用状态空间法来有效地对基本单元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评价，即利用状态空间中的原点同系统状态点所构成的矢量模数表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大小, 并由此得出其数学达式为:

式中RCC为资源环境承载力值，|M|为代表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有向矢量的模数,Xir为区域人类活动与资源环境处于理想状态时在状态空间中的坐标值(i=1,2，3)。如考虑到人类活动与资源环境各要素对资源环境承载力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状态轴的权重也不一样，当考虑到状态轴的权时，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数学表达式为:

式中wi为各主成分因子对方差的解释率。

由于现实的区域承载状况同状态空间中理想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并不完全吻合，其偏差值可作为定量描述区域承载状况的依据。区域承载状况的计算公式为：

RCS=RCCCOSθ

式中，RCS为现实区域承载状况，RCC为资源环境承载力，θ为现实区域承载状况矢量与该资源环境承载体组合状态下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矢量之间的夹角。根据矢量夹角公式可得：

Xia和Xib分别代表顶点在状态空间中的坐标值，3为维数。

比较|RCS|与|RCC|的值，确定区域承载能力：如果|RCS|>|RCC|×150％，则承载能力很弱；如|RCS|>|RCC|，则承载能力较弱；如|RCS= RCC|，则承载能力减弱；如|RCS|

2．相对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法

空间状态法虽然能够对主体功能区划基本单元的承载力进行定量描述，但是无法揭示该区域与其他区域相比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大小。所以引进相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概念。根据全国的标准，选择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强的区域或者认为资源环境承载量相对合理的省区作为参照区，根据参照区各种资源的人均拥有量或消费量、研究区域的资源存量，计算出研究区域的各类相对资源承载力，赋予权重后，得出空间单元的相对资源环境承载量。这种方法也可以直接选取国家层面主体功能区划的标准作为参照值，划分依据和全国标准保持一致，更加有利于贯彻落实各项配套政策。如相对土地资源承载力计算公式为：

Ic=Qp /Q1

Cy=Ic×Qy

其中: Cy 表示相对土地资源承载力，Ic表示土地资源承载指数，Qy表示研究区耕地面积，Qp表示参照区人口数量，Q1 表示参照区耕地面积。

以此计算水资源、矿产资源、环境容量、资源消耗量等各项承载力指标，按照指标赋值的方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在得出综合资源承载力的基础上，通过与实际资源承载人口的比较，获取该地区相对于参照区域的承载状态，包括四种类型：①承载能力很弱：实际资源承载人口( P ) 大于综合资源承载力(Cs)×150％，亦即:P－Cs×150％>0；②承载能力较弱：实际资源承载人口(P) 大于综合资源承载力(Cs) ，亦即:P－Cs>0；③承载能力减弱：实际资源承载人口(P) 等于综合资源承载力(Cs)，亦即:P－Cs=0；④承载能力较强状态：实际资源承载人口(P) 小于综合资源承载力(Cs)，亦即P－Cs

（三） 发展潜力评价

区域发展潜力是指区域复合系统在维持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其支撑体系所具有的潜在能力。它的大小既受资源条件、区位条件、基础设施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文环境的影响，也与国家政策取向、战略选择密切相关。

发展潜力的评价需要考虑时间的因素，不同地区不同时点的发展状况可能差异很大，同一地区不同时点的发展

状况也存在差异。对某一空间单元进行发展潜力评价和估算，建立发展潜力评价模型如下：

其中，ri表示单项指标的实际值，Ri表示单项指标的标准值，Pi表示单项指标的权重系数；Z表示区域发展潜力的综合评价值，n为选定的单项指标总数。

如果Z>2，则发展潜力较大；Z>1，发展潜力很大；0.5

（四） 综合分析评价

在明确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的基础上，对各基本单元的现有开发密度、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发展潜力进行分析评价，然后再综合三个维度的状况，对拟划分地区进行功能定位（下表）。

五、结语

推进形成和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划，可以优化区域空间结构，规范开发秩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划分主体功能区，不仅需要考虑水资源、土地资源、气候资源、地质地貌、生态敏感、环境、历史文化遗迹等本地实际，充分考虑城镇、交通、经济、收入、公共设施等发展因素，而且还要综合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卫星遥感、计量模型等技术方法和手段，才可能形成一套规范科学的划分主体功能区的方法和技术规范。

[参考文献]

能源与环境的现状篇3

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资源承载力”的概念，“一国或一地区的资源承载力是指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利用该地区的能源及其它自然资源和智力、技术等条件，在保证符合其社会文化准则的物质生活条件下能维持供养的人口数量”[1] 。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而同时资源、环境也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一大刚性约束条件。因此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对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为了更好地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国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也日渐深入。我们在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舒适生活的同时，必须把经济发展的代价控制在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范围内，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

一、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的现状

PRS模型即“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在此将其应用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分析，提供一个清晰的思路来理清资源环境的现状[2]。“压力”指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源的开发与消耗，近些年来资源消耗强度的增大使我国人均资源拥有量降低，资源的减少、环境的恶化、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使资源环境产生许多矛盾与挑战。“状态”指不尽完善的经济发展模式、对资源不合理开发的存在都使得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面临严峻的挑战。“响应”指人们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分析、研究并针对资源环境问题提出建议、相关部门重视资源环境的开发与保护。通过PRS模型，我们了解到资源环境问题形势严峻，而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也势必走向成熟。

我国的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环境承载力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土地、水、矿产、人口及旅游等单因素对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已经比较完善与成熟，与此同时及发现由于承载力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其因子的多样性以及其量化难度大，大多数仍停留在单因素对环境承载力的研究，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且可以适用于全国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

二、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的方法

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方法有很多，包括生态足迹法、相对资源环境承载力法和层次分析等方法，这里简单介绍生态足迹法在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中的应用。生态足迹的概念是William Rees 教授在1992年提出的，并与其学生在1996年提出了计算方法[3]。

生态足迹的含义是要维持一个人、地区、国家以至全球的生存所需要的或者能够只纳人类所能排放的废物的、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地域面积。比如说一个人的水资源消耗量可以转化为产生这些水的水域面积，废水排放的衍生废物总量可以转换成吸纳这些废物所需要的农田、森林的面积。延伸开来可以理解成为了经济发展所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值越小时，表明人类对资源环境施加的压力在本地区生态资源环境承载力范围之内，资源环境处于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反之超过这个承载度会对资源环境的有序结构造成破坏，生态环境将会丧失其自我恢复功能，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也将会是十分危险的。

通过生态足迹法人们可以知道人类对于生态资源的开发力度和消耗强度，反映出区域的资源供给能力和资源消耗总量。可以通过生态足迹法分析人类对资源环境的系列行为是否处于承载力范围之内，进而调整我们的行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但利用生态足迹法来测量资源环境承载力仍具有一些缺陷，生态足迹法因子的取值年限不同，产生的值也会不同，测量结果与各地区比较也会产生误差，并且生态足迹法是一种静态的分析法，人们不能通过它看到未来的发展趋势。很多学者也在致力于完善生态足迹法，我们期待更加完善的生态足迹法来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提供更为有力的评价方法。

三、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的展望

（1）由单一走向综合。当前对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多是从土地、水、矿产和旅游等单要素角度出发，缺乏一个综合评价体系。只有将资源、环境、人口、经济和社会等因素融合，综合考虑资源环境承载力才能实现全面的可持续发展。

（2）面向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区域性的开发以及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单一要素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远远不能满足当前的需要[4]。研究并掌握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状况，对制定区域发展规划、产业与人口布局、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定量化。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面临因子多且复杂的问题，且各个因子对资源环境产生的影响程度不同，只有利用计算机、地理遥感等技术，对不同的影响因子进行区别对待才能得出合理的定量化的结果，进而得出一致的定量化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随着人类对资源的持续开发，环境不断遭到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十分重要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在对资源环境问题进行研究的同时，重点还是应该由每一个公民把节约资源、爱护环境落实到实处，做一个实实在在的践行者。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同样期待着一片蓝天、广袤的草原、新鲜的空气。

参考文献

[1] 马爱锄.西北开发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D] .咸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3.

[2] 陈甲球.PRS模型在资源环境保护中的应用分析[J].石材，2006（07）.

能源与环境的现状篇4

引言

可持续发展是指人类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能源开发中，以确保它满足目前的需要而不破坏未来发展需求的能力。水是生命之源，是生态环境的基本要素，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指在维持水的持续性和生态系统整体性的条件下，支持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和满足代内和代际人用水需要的全部过程。

城市是人类高强度活动的地区，城市水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相互耦合、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城市水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简称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因此，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可持续的，即在保持城市生态环境健康的前提下开发水资源；第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满足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规模；第三，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坚持“节流优先，治污为本，多渠道开源”[3]的发展战略；第四，水资源开发利用要满足世世代代人类用水需求，体现代内与代际间的平等。

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是高度人工化的生态系统，对这类复杂的生态系统，不确定性是其最基本的特征[4]，因此，在构建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之前首先应从机理上对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过程进行研究，找出影响和制约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发展的胁迫因子，进而提出合理的管理措施和途径，实现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由PSR模型延伸出来的驱动力（Driving forces）-压力（Pressure）-状态（State）-影响（Impact）-响应（Responses）模型（DPSIR模型）正是符合这一思维模式的模型，可以很好地描述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发展过程。

1 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发展过程的DPSIR模型

DPSIR模型是目前在环境领域中广泛使用的框架模型，它用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五个因子共同描述生态系统的发展过程。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可以用DPSIR模型来描述其发展过程。

1.1 驱动力因子分析

在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发展过程中，驱动力是指造成水资源复合系统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可以分为自然驱动力和社会经济驱动力。自然驱动力是指城市化导致的自然条件的变化，主要包括城市水循环、城市气候及降雨特征、城市水文效应及城市水环境的变化[1]。社会经济驱动力是指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城市水资源的需求，主要包括城市发展的人口目标和经济目标。从对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作用的时效性上来说，自然因素导致的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发展变化是缓慢的，而社会经济因素对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影响大、作用突出，是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发展变化的主导驱动因子。

1.2 压力因子分析

在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发展过程中，压力是指通过驱动力作用后，直接施加在水资源复合系统之上的促使水资源复合系统发展变化的压力，直接表征驱动力的强度。驱动力对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压力一方面表现在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各个子系统对水资源的竞争上，具体表现在城市的工业需水、农业需水、生活需水以及生态需水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表现在社会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对包括水环境在内的生态环境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废污水的排放。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实际上就是通过对水循环过程的调节，使水分沿着特定的路径循环运动，从而满足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不同部门对水资源的特殊需求，同时使水资源、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协调并可持续发展。

1.3 状态因子分析

在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发展过程中，状态是水资源复合系统在驱动力和压力共同作用下的现实表现，是驱动力和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描述水资源复合系统的物理特征。水资源复合系统的状态及其动态变化是研究驱动力和压力的基础，也是分析影响和响应的出发点。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状态可以用地表水开发利用程度、地下水开发利用程度、可用水资源量、水质状况、水资源重复利用能力、污水处理能力、人口现状、经济发展现状、生态环境现状等来表征。

1.4 影响因子分析

在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发展过程中，影响是指水资源复合系统在驱动力和压力共同作用下的状态的变化。与状态的相似之处是，二者都是驱动力和压力共同作用的现实表现，不同之处是状态反映的是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状态，而影响反映的是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变化，对影响的分析是决策的基础，是响应的依据。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生态环境对水资源的需求和水资源供应之间的矛盾以及社会、经济、生态系统对水资源需求的竞争，导致了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状态不断地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水资源量的变化、水资源质的变化以及生态环境的变化等方面。

1.5 响应因子分析

在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发展过程中，响应是指人类对状态和影响的反馈，是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所采取的管理措施。社会经济因素对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压力塑造了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当前状态，系统的状态反过来又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规模和结构等，为了实现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人类必须调整自身行为，即社会的响应。

1.6 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机理分析

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发展的DPSIR模型是一种基于因果关系组织信息模型，存在着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的因果关系链，在城市发展的初期，驱动力因子和压力因子的强度在水资源的承载能力之内，水资源能满足城市发展的要求，水资源对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孕育、滋养、促进和支持的作用，水资源复合系统处于稳定、有序的状态。随着人类对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不断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类活动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施加的压力超过了其承载能力，水资源系统的状态，包括水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水资源的水文循环过程等都发生了改变，而水资源的短缺和包括水环境在内的生态环境的恶化又反过来影响和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随后，人类逐渐通过经济和管理策略对这些变化做出响应，一方面调整水资源系统的驱动力和压力，从根源上改善水资源状况，另一方面采取直接措施改善水资源的状况及生态环境状况，从而使水资源复合系统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演进，如此循环，最终实现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发展过程就是这样一个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的S型发展过程。

2 基于DPSIR模型的城市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研究方法

基于以上分析，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应该遵循以下过程：首先评价城市水资源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然后分析造成城市水资源现状和变化的原因和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的驱动力和压力，找出胁迫因子，分析水资源的现状和变化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影响，据此调整当前的发展策略，提出合理的管理措施和途径，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2.1 城市水利用基本状况及需水预测

DPSIR模型的状态因子在城市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体现在对城市水利用基本状况的调查及需水量的预测。

城市水利用基本状况主要包含以下四方面的内容：第一，城市供水水源状况。城市水资源包括传统的淡水资源和非传统的水资源。对供水水源构成特征的分析，就是调查构成城市水源的各种水源的量和比例；第二，城市供水状况，包括供水设施能力、供水量、供水水质的调查分析；第三，城市用水状况，城市用水分为工业用水、生活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对用水构成特征的分析，就是调查各部分用水的量和比例；第四，城市排水状况，包括城市污染排放量、污水处理率、污水处理收费等方面。

在对城市水利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目标，对城市发展的需水量做出预测，预测方法主要有万元产值需水量定额法、用水增长趋势分析法、人均用水定额法、关键因子相关分析法等，不同的预测方法有不同的适用条件和不同的优缺点，因此在实际需水量预测过程中可以结合多种预测方法相互校验。

2.2 城市水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DPSIR模型的影响因子在城市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体现在对城市水问题的调查研究，驱动力因子和压力因子体现在对城市水问题产生原因的分析。

城市水问题的调查研究是在对城市水利用基本状况调查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问题，具体表现在水资源是否短缺、水污染状况、生态环境的健康状况等方面；第二，水资源和生态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具体表现在水资源量对社会经济发展规模、包括水环境在内的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等方面。目前存在的水问题主要表现在水资源供需矛盾、水体的污染、生态环境的恶化。

在对城市水问题调查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其产生的原因，找出制约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胁迫因子，即城市水问题产生的驱动力和压力。目前水问题存在的原因主要包括污水处理率低、用水浪费、供水漏失量大、工业用水效率低下、工业布局不合理、管理措施不利等。

2.3 制定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DPSIR模型的响应因子在城市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体现在为解决城市水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即为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制定可持续发展策略。

通过对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水问题的原因的调查分析，从调整驱动力因子和压力因子的强度、改善状态因子和影响因子两方面入手，采取各种措施协调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改善包括水环境在内的生态环境的质量，进而实现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具体措施主要包括调整水战略方针，遵循“节流优先，治污为本，多渠道开源”的原则；科学配置、综合利用各种水资源；加强城市水系统规划；加强水市场监督；加强管理，创建节水型城市[3]。

3 结束语

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是城市水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相互耦合的复合生态系统，系统中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当复杂，DPSIR模型的应用可以简化这一过程。通过全面分析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的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和响应，可以深入理解社会、经济、水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作用过程以及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为城市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为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奠定基础。在用DPSIR模型分析城市水资源复合系统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DPSIR模型的城市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研究方法，为城市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参考文献

[1]左其亭，等.城市水资源承载能力――理论・方法・应用[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5：16-132.

能源与环境的现状篇5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1-0059-05

1引言

耦合（coupling）是物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是在各子系统间的良性互动下，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1］。当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配合得当、互惠互利时，为良性耦合；反之，相互摩擦、彼此掣肘时，为恶性耦合［2］。从协同学的角度看，耦合作用和耦合程度决定了系统在达到临界区域时走向何种序与结构，或称决定了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3］。目前，国内对“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进行耦合分析的成果已颇为丰富。许多研究人员利用现代系统理论体系，建立非线性动力学模型来研究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状态和规律［4~5］、人口与资源环境的演进态势［2，6］、区域系统耦合状态［7］、城乡耦合地域空间演变规律［8］以及资源开发中的耦合效应［9］等内容，其理论和方法在区域层面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该系统的稳定性、可控性决定着地球生命支持系统与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否实现，因此，对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系统的研究已成为自然与社会科学领域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10］。区域社会经济系统建立于资源环境系统之上，并与之发生耦合关系。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通过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等能量与物质循环方式对资源环境产生胁迫作用。社会经济发展所引起的环境效应又通过降低资源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而对其产生约束作用。在这种双重机制作用下，如何实现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协调，是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

云南省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土地总面积38.32万km2，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复杂，是一个典型的低纬度高原山区省份，固有的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尚不发达。1949 ~ 2005年，全省总人口由1595.00万人增加到4450.40万人，增加了2.79倍；经济规模（GDP）由8.93亿元增加到3472.89亿元，增加了388.90倍。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 041.79元，相当于1990年的4.20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 265.90元，相当于1990年的6.11倍，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显著，城镇化水平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同时，云南又是一个人地矛盾比较突出的省份［11］，资源减少、生态环境退化等问题较为突出［12~13］。相关研究结果表明［14~16］：云南省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低，土地资源承载力始终处于超载状态，这对区域社会经济良性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极为不利。因此，研究识别云南省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态势，对协调未来人口、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研究方法

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处理

遵循建立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动态性及系统性原则，结合云南省区域状况，构建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耦合状态评价指标体系（表1）。为统一各指标量纲与缩小指标间数量级差异，采用极差标准化的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其公式如下：

式（1）、（2）中，xij表示第i年j项指标值，x′ij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max(xj)为第j项指标最大值，min(xj)为第j项指标最小值。当指标值越大对系统发展越有利时，采用正向指标计算式（1）进行处理；而指标值越小对系统发展越好时，则采用负向指标计算式（2）进行处理。

采用专家咨询法（Delphi）和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每个准则层及指标层的指标因子的权重值（表1）。

根据上述指标体系，本文从1991 ~ 2006年《云南统计年鉴》［17］、1991 ~ 2006《中国统计年鉴》［18］、1991 ~ 200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以及1990 ~ 2005年《云南省环境状况公报》获取1990 ~ 2005年原始数据，并进行处理和计算。

2.2 系统耦合状态评价方法和模型

本文采用李崇明等［20］提出的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模型确定整个系统的演化状态以及 与的协调程度（后有研究人员称为耦合度［3，7，21］），模型如下：

公式（3）中，为两系统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为各指标权重。鉴于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二者间的交互胁迫关系，可以把它们作为一个复合系统来考虑，显然与是这一复合系统的主导部分，按照一般系统理论，该复合系统的演化方程可表示为：

公式（4）、（5）中，A、B为受自身与外来影响下社会经济子系统和资源环境子系统的演化状态。VA、VB分别为二子系统在受到自身与外界条件影响下的演化速度。在整个复合系统中，A与B是相互影响的，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变化都将导致整个系统的变化。整个系统的演化速度V可以看做是VA与VB的函数，即V=f(VA,VB),这样就可以VA与VB为控制变量，通过分析的变化来研究两个系统间的协调耦合关系。

由于整个系统的演化满足组合S型发展机制，可以假定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动态协合关系呈现周期性的变化，这样在每个周期内，由于V的变化是VA与VB引起的，可以把VA与VB的演化轨迹投影在一个二维平面(V经济发展初期，不受资源环境限制，资源环境不受经济影响，发展只受自身因素影响。此状态下，只注重社会经济发展，其发展能力无限提高，资源环境始终不变，是一种理想状态。

良性发展阶段

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开始相互影响，共同发展。此状态下区域社会经济提升速度快于资源消耗和环境变化速度，资源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社会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产生一定的胁迫作用，但处于可接收范围内，两个子系统向着良性状态发展。

分水岭

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此种状态下，资源环境刚好满足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两者变化速度相等，系统处于由良性状态向不可持续演变的临界点，为系统状态演进的分水岭。

不协调发展阶段

资源储量制约经济发展速度，资源环境为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此状态下，高度重视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资源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明显增强，资源消耗过度，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不足，系统向着不可持续状况演变。

系统崩溃阶段

经济增长在资源环境的影响下达到极限，在经济增长极限值要求下，资源增长呈现无穷大趋势。此种状态下，过度追求社会经济发展，完全忽视自身支撑能力的提高，系统处于一种无限消耗阶段，面临崩溃的危险。区域系统将有两种演进方向：一是两系统间的矛盾不可协调，走向崩溃，因这种情况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二是人类采取一系列政策、技术、工程等措施，及时调控系统运行状况，引导其进入螺旋式上升阶段，实现系统的高级协调共生。

3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耦合状态分析

3.1 系统耦合度计算

根据表1及公式（1）～（3）可计算出云南省1990～2005年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指数f（x）和资源环境综合指数g（y），结果如图2所示。然后依据f(x)和g(y)进行非线性模拟，首先计算A与B、VA与VB，其结果为：

3.2 结果分析

（1）从社会经济综合指数f(x)和资源环境综合指数g(y)来看（图2），1990～2005年，云南省f(x)和g(y)均呈上升趋势，除在1996年和2001年之后有所波动外，两者基本同步增长，但在2003年之前g(y)>f(x)，f(x)不断逼近g(y)，表明云南省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逐年增大，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越来越强。在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系统的内部关系中，相比之下，经济发展大大超前，而环境保护则滞后得多。2004年之后f(x)>g(y)，说明在社会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的同时，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方面的投入有所增加，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有所缓解。同时，在1996年、2002～2004年，g(y)下降趋势下，f(x)仍能获得相同速率的增长，这表明，社会经济发展中对资源环境的投入不但不会降低其发展速度，反而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突破资源环境的约束。

图4 1990～2005年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耦合度

（2）从VA与VB变化情况看（图3），两者大致可看作“U”型曲线，两系统处于同步变化状态，1994年之前VA>VB,1994年之后VA

（3）从耦合度α的变化情况（图4）并结合表2分析，近15年以来，1990～1993年α处于39°～42°之间，为协调发展状态，1994年突破45°成为系统发展的分水岭，之后均处于50°～84°之间，2001年更高达83°。α经历了先下降（1990～1992年）后上升（1993～2001年）再下降（2002～2005年）的过程，尽管近4年来呈快速下降趋势，两个系统的协调发展状态有所提高，但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一直处于不协调发展状态，在高度重视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以牺牲生态环境和资源高消耗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

4未来发展态势分析

近年来，云南省在环境保护和治理、降低能耗和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做出了极大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例如，2005年，环保直接投资占GDP比重达1.4%，相当于2000年的1倍；1990～2005年，“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以年均27%的速度增加；2005年工业废物综合利用率相当于1990年的4倍多；2005年，万元工业产值耗能、万元生产总值耗能、万元GDP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万元GDP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元GDP工业废水产生量均有所下降，吨能创造工业产值和吨能创造生产总值也有极大提升。这些因素的促进下，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之间的耦合度呈下降趋势。

尽管如此，云南省未来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胁迫和约束双重机制加强，二者协调发展仍面临巨大压力。可以预见，云南省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胁迫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5年以来，由于过度追求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各种高耗能、高污染项目上马，加之人口压力不断增大，致使区域资源消耗过快，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严重，区域土地、水、矿产等各种资源供给日趋紧张，区域综合支撑能力受到严重影响。而历史上对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所欠的旧账越积越多，形成累积效应，并以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滞后效应表现出来，至今仍没有得到解决。

（2）长期以资源开发为主的产业结构和粗放的发展模式对自然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劳动力素质不高、技术落后，云南省在国际、国内区域分工中处于提供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地位，经济增长主要靠过度消耗资源和加重环境成本的方式来实现。以能源消耗指标为例，在1990～2005年，云南省万元工业增加值耗能（规模以上）以年均5%的速度下降，2005年为3.55吨标准煤/万元，仍高于全国2.59吨标准煤/万元的水平，且在“十五”期间呈波动状态，下降极其缓慢。万元生产总值耗能以5.9%的速度下降，2005年降为1.73吨标准煤/万元，高于全国1.22吨标准煤/万元的水平。云南省在通过大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形成一个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产业体系方面面临不小压力。

（3）“三废”排放量逐年增加，环境污染加剧，环保投资严重不足。根据2005年《云南省环境公报》，SO2排放量呈上升趋势，大气污染防治面临较大压力，昆明等6个城市空气污染加重，15个开展降水酸度监测的重点城市中，11个城市出现酸雨。云南省77条主要河流的150个监测断面中，水质在Ⅲ类以下的断面达42%。1990～2005年，废水排放总量以年均1.9%的速度增加，2005年达8.05亿t，工业废气排放量以年均8.7%的速度增加，2005年达6646.08亿标立方，工业固体废弃物以年均5.7%的速度增加，2005年达4661.49万t。与此同时，“三废”处理能力却提高不大，例如，2005年，工业废物综合利用率仅为35%，远低于全国57%的水平。环保直接投资占GDP比重年均增长4.7%左右，2005年达1.4%，略高于全国1.3%的水平，但远远低于云南省GDP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水平。生态环境污染加剧，环保投入不足加大了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

（4）全省总人口将继续增长，加之云南为边疆山区多民族省份，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各项建设起步晚，对环保设施和技术投入欠账较多，在实施西部大开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形势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交通、能源、水利等各项建设将大大加快，必然加大对资源环境胁迫强度，这已是难以逆转之势。

（5）环境保护治理和社会经济发展受自然灾害和自然条件的影响较严重。一方面，云南省自然条件差，全省山地、高原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94%，盆地面积仅占土地总面积的6%，这对社会经济发展极为不利，资源富集但开发利用成本高，各类用地受到限制，环保工程措施投入大，技术要求难度高。另一方面，自然灾害影响也较为严重。以农业生产为例，在1952～2005年间，全省农业自然灾害总受灾面积达4745.99万hm2，年均受灾86.29万hm2，占年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20.28%。1996～2006年，因自然因素（洪水、地震等）和某些人为因素造成的灾毁耕地共计达4.88万hm2（年均因灾毁而减少耕地0.49万hm2）。此外，云南省水土流失较为严重，1999年以来，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36.9%，土壤平均侵蚀模数达1340t/km2・a。以金沙江流域为例，全流域年均水土流失直接经济损失相对量达4427.4元/km2・a，其中坡面侵蚀损失3247.6元/km2・a，重力侵蚀损失1179.8元/km2・a［22］。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云南省未来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

5结论

（1）从系统理论思想出发，对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系统进行耦合态势分析，以识别系统协调发展状态，对今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优化调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评价结果表明，自1994年突破分水岭以来，云南省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一直处于不协调发展状态，近10年，耦合度均在50°～84°之间。尽管2002年后呈下降趋势向协调发展方向演进，但其速度极其缓慢，环境保护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其滞后效应在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中将越显明显，系统间的胁迫约束机制加强，目前总体上仍然处于极不协调状态。

（3）分析表明，未来云南省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协调发展仍将面临一系列的重大挑战，系统向协调发展方向演进的难度大，达到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同步协调发展的目标任重而道远。因此，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明确区域科学定位和统筹区域协调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同时加大环保资金和技术投入，特别是重视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模式，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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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环境的现状篇6

【关键词】

绿色技术创新；DPSIR模型

经济的不断发展，在改善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给环境带来日益严重的负担，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仅靠攫取和依赖自然资源的粗放式经济增长亟需转型。而绿色技术创新通过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节能减排等路径实现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增长。

1绿色技术创新的内涵

1993年E・布劳恩和D・威尔德首先提出了环境友善技术的概念，并依此涵盖了几乎所有与环境有关的技术，也称为绿色技术。绿色技术是一种对环境友好、节约资源、节约能源以及减少污染的可持续利用的技术。绿色技术创新也称为生态技术创新，属于技术创新的一种。一般把以保护环境为目标的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统称为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技术创新必须具有环境针对性，市场推广性以及一定行业前瞻性。由于绿色技术创新是以环境价值为导向的，因此与企业因利润驱动而进行的一般性技术创新在创新影响因素上有很大不同。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能够为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借鉴。

2DPSIR模型

DPSIR模型是一种在环境系统中广泛使用的评价指标体系概念模型，它是作为衡量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指标体系而开发出来的。它将表征一个自然系统的评价指标分成驱动力（Driving forces）、压力（Pressure）、状态（State）、影响（Impact）和响应（Responses）五种类型，存在着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的因果关系链。在DPSIR系统中，除了表明社会发展及环境状态之间大致的相互作用，还表明了环境状态对社会的一些反馈。这些反馈由环境目标和社会为应对不合意的环境状态变化及由此造成的对人类生存环境的不利影响而采取的措施组成。在评价分析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方面应用广泛。如于伯华、吕昌河应用该模型对农业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宏观分析；绍超峰、鞠美庭《基于DPSIR模型的低碳城市指标体系研究》；以及刘永超等《基于DPSIR模型的环境友好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因而，选用DPSIR模型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分析，能够在充分考虑环境绩效的前提下将社会系统中影响环境的各因素与环境系统相结合。

3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因素分析

3.1驱动力因素

“系统驱动力”是造成系统状态变化的潜在因素，包括自然资源，环境和人类活动，具体表现为经济需求、技术进步、资源短缺、公众环境意识提高和人口健康等要求。

3.1.1经济因素。绿色技术创新与技术创新同样能够获益于技术进步，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资源利用率等，从而为企业创造更高利润。因此，企业作为追求利益的组织，经济因素首当其冲为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力。

3.1.2公众环境意识。经济可持续增长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人们对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的认识也不算加深。而随着社会公众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环境保护意识也越高，高涨的环境保护意识无疑是驱动绿色技术研发创新的内在动力。

3.1.3社会因素。除了经济利益，良好的企业形象也能够为企业带来额外的价值。采纳绿色技术有利于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提高企业声誉，因而也成为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因素之一。

3.2压力因素

“系统压力”是在驱动力的趋势下造成系统状态变化的直接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压力、环境压力、资源压力和社会因素压力。

3.2.1经济压力。企业目标是利润最大化，成本和收益是影响其选择的重要因素。和绿色技术相关的排污费、以及资源价格增长、以及投资回报率都会成为企业在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时考虑的因素。

3.2.2资源压力。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压力与日俱增。国家进行能源结构优化的任务艰巨，因而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以提高资源利用率可谓势在必行。

3.2.3环境压力。中国虽然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环境治理，但是环境恶化依然严峻。雾霾天气、沙尘暴等自然灾害发出警示，必须采取有力的技术措施以减少污染排放，降低经济发展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3.2.4技术压力。技术市场的供给对企业来说是一种压力，不仅成为企业间竞争角逐之地，对出口企业来说，绿色技术标准和绿色标签已经形成绿色贸易壁垒。

3.3响应因素

响应行为按照主体类型可划分为四类，分别是企业、政府、技术中介和社会团体。这些响应因素与主体的特征相关。企业投入资金、人力等在绿色技术方面进行创新研发，加速节能减排进程；政府通过制定技术规范、颁布环境方面的法律手段直接响应工作和社会对环境的需求，政府还可以采取排放税和研发津贴，极力企业作出相应的响应；技术中介是技术创新与扩散方面的信息枢纽，可以助力企业获取技术信息和市场信息，降低信息传递的交易成本；社会团体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公众一直，也影响着企业的环境决策。

3.4状态因素

系统状态因素的提出是为体现环境和技术的动态性，使两者紧密结合，达到最优。“系统状态”是指评价区域在上述压力和驱动力的共同作用下所处的状况。同样的企业，处于不同的环境状态受到的压力是不同的。例如，位于西部的企业，由于企业分布不集中，排放的污染被自然净化没有显示出和污染集中地区相同的状态，因此，当地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比较宽松，相反，在污染密集的地方，政策相应比较严格。

3.4.1经济状态。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只有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企业和居民对环境质量的支付意愿才可能提高。另外，现行的经济政策也影响着企业的成本和收益从而间接影响其绿色技术创新的决策。

3.4.2资源状态。自然资源是有一定储量的，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中国传统资源型企业掠夺性获取资源的成长方式导致资源日益减少，价格更加昂贵。因此，资源的状态决定着企业的技术选择和政府的相应措施。

3.4.3环境质量状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描述了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关系，表明环境质量下降会影响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当前的环境质量也会影响企业和居民对环境改善意愿。

3.4.4技术状态

能源与环境的现状篇7

本文拟采用改进的TOPSIS方法对北京市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程度进行分析评价。TOPSIS方法即逼近理想解排序方法是一种多目标决策方法，最早由H．wang．C．L和Yoon．K．S提出［15］。它是多目标决策分析中常用的一种科学方法，该方法的思路是根据各被评估对象与正负理想解的距离来排列对象的优劣次序。所谓理想解是设想的最好对象，它的各属性值达到所有被评对象中的最优状态;而负理想解则是所设想的最差对象，它的各属性值是所有被评对象中的最差状态，计算各被评对象与理想解及负理想解的欧式距离，距理想解越近且距负理想解越远的对象越优。与传统的TOPSIS方法相比，改进的TOPSIS方法对规范化矩阵的求解和权重计算公式进行了改进，降低了规范矩阵求解的复杂程度，克服了权重确定的主观性。具体应用该方法进行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性评价，就是首先确定人口与资源环境系统的最协调状态与最不协调状态，然后通过比较研究年份与“最协调状态”和“最不协调状态”的相对距离大小来确定该年份是否协调。

(2)数据来源

本文的原始数据是北京市2000－2010年的人口、资源环境相关指标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历年《北京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北京六十年》，部分指标数值是对原始数据进行计算和处理所得。

2北京市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模型建立过程

2．1研究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

(1)理论基础

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从18世纪末马尔萨斯提出人口增长必然超过物质资料增长的悲观学说，到20世纪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口增长通过技术进步等可以促进环境容量扩大等针锋相对的乐观观点，可以说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很早以来就成为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重要话题。从上个世纪中叶以来，由于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全球环境退化，资源短缺问题，与此同时世界人口的加速增长以及发展中国家人口比重日益增大，使得人们再次对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关注［16］，在这样的背景下，可持续发展理论应运而生并得到各国广泛接受，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发展目标，而作为可持续发展理论内涵之一的协调发展特别是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成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然而，有学者发现在研究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倾向，也就是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看成是简单的意义对比的关系，把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看成是简单的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等要素与自然资源、自然环境之间简单的意义对应的指标协调，这种倾向存在着一定缺陷，因为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是通过经济过程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不能将经济过程排除在研究框架之外［16，17］，而是要放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技术等大的系统中，来研究人口与资源环境是否协调。

(2)相关概念界定

对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程度进行评价，首先要界定清楚人口、资源环境以及协调的概念，否则，研究的结论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错误。人口是指一定地域、一定时点的个体的总数或者集合;资源环境一般主要指自然环境，包括各种气候、地貌、水文、土壤、动植物等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童玉芬［16］认为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应该是指人口的变动(包括人口规模、结构、分布、质量等变动状况)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即当这些人口要素在发生变化的时候，所导致的资源和环境的相应变化，而不是简单指人口这个群体对环境意味着什么，或者施加了怎样的影响。所谓协调，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就是系统之间一种良性的相互关联，或者说是系统内部或系统之间配合得当、和谐一致、良性循环的关系;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则是指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等大的系统中人口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之间的一种和谐一致、良性循环的关系。

2．2人口与资源环境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根据现有的PRED或PREE指标体系等相关研究成果以及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初步选取了21个指标，其中人口指标10个，资源环境指标11个，为了更清晰全面地诠释人口和资源环境的内涵，笔者将指标进一步细分，人口指标中，以常住人口密度反映人口规模，而老年人口抚养比、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以及城镇人口比重等人口结构指标分别反映了人口的年龄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用婴儿死亡率、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比重以及每万人专利授权数等指标来衡量人口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以及创新能力，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生活恩格尔系数以及城镇居民人均住宅面积反映人口生活水平;资源环境指标也分为三个方面，北京是一个自然资源匮乏的城市，尤其水资源更为紧张，因此本文选取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作为衡量资源储量的指标;以万元GDP水耗和能耗来反映资源消耗水平;衡量环境污染程度指标有4个，涵盖了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以及噪声污染，另外城市绿化覆盖率、空气质量二级及好于二级天数所占比例、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污水处理率等4个指标反映了环境治理效果。另外，为保证指标的客观性，科学性，独立性，笔者对指标进一步筛选，采用偏相关系数(PartialCorrelationCo-efficients)来测定指标变量之间的关联性，结果显示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较低。根据分析需要，本文又将人口指标和资源环境指标分为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正向指标就是指标数值越大越好，用(+)表示，而负向指标则相反，用(－)表示。文中选取的资源环境指标和人口指标在北京这一研究区域内都具有明确的极性，以人口指标为例，人口密度、婴儿死亡率、恩格尔系数等极性是负的，也就是说与人口发展方向相反，即人口密度、婴儿死亡率、恩格尔系数越高，人口发展水平越低，而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比重、可支配收入、每万人专利授权数等与人口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即指标数值越高，人口发展水平越高。基于以上分析，建立了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度评价指标体系。

2．3北京市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度评价结果分析

2000－2010这十一年随着北京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布局、居民生活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动对资源环境的作用也越来越强，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随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为了更清晰直观地呈现十一年间北京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度变化趋势，笔者将表3中的协调度d+i与时间序列进行拟合(如图1)，结果表明人口与资源环境两个系统的协调程度趋于好转，然而这期间波动较大而且整体协调程度处于中低水平，本文将尝试对这一结果进行解释分析。从协调度变化曲线来看，我们发现这十一年北京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程度变化波动较大，2000－2003年这四年处于不断恶化的状态，由濒临失调状态逐步变为轻度失调状态，到2003年达到最低，协调度仅为0.3754，究其原因我们知道2003年以前北京的城市绿化面积还较低，受沙尘暴天气侵袭，环境质量受到很大影响。另外，由于科学技术水平不高、产业结构偏重第二产业等原因使得万元产值水耗、能耗较高，因而导致北京的资源长期处于高消耗状态，环境也不断恶化，人口发展方面无论是人口素质还是居民生活水平都处于较低水平。以上原因综合作用下，2000－2003年的人口资源环境协调程度处于逐步恶化的状态。到2003年，由于“非典”的冲击，多项指标为近年来最差，从而导致2003年为近十一年来最不协调的年份。2004年开始，“非典”疫情得到控制，政府从中吸取了教训，同时开始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采取了一系列改善环境的措施，使得2004年人口资源协调程度有所好转。2005年人口规模与2004年相比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给环境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另外空气重度污染的天数有所增加、城市水质有明显下降趋势，富营养化程度加重等原因导致2005年协调度略微下降。2006年以后呈现稳步好转的趋势，这与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环保意识增强以及政府采取环保措施力度的加大不无关系。然而，尽管有所好转，但是总体上仍然处于勉强协调的状态，造成这种低水平协调的原因除了以上分析的一些直接因素以外，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也就是说人口系统是在经济这一内在驱动力的作用下，通过一系列的人动作用于资源环境系统的。我们知道，北京是全国经济发展最好的三大城市之一，良好的融资条件、丰富的信息资源，充足的就业机会以及雄厚的研发基础等等使得北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来北京工作、生活和投资(据统计2010年与2009年相比北京常住人口总量净增206.9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净增195.5万，占净增人口的94.5%)，从而导致人口密度大，交通拥堵，水资源短缺以及噪声污染严重等一系列城市问题。另外，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也是通过人动作用于经济过程产生的，如果将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都折合成碳排放量的话，有研究表明经济特别是产业结构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更大［18］，然而北京产业结构还处于不断调整和转型的阶段，这一过程中对环境资源的消极作用并未减弱，而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口就业结构，在这样的内在机制作用下表现出人动对资源环境的影响。除了经济因素，笔者认为制度因素也是造成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性低的重要原因，尽管政府在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过程中颁布了一些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制度安排，然而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资源浪费约束机制，环境保护也常常是在严重的污染发生以后才进行补救，而缺少完善的环境污染预防机制，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制度约束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失调。在以上因素综合作用下，北京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度处于勉强协调状态便不难理解。

能源与环境的现状篇8

（1）矿产资源保障能力。该能力是矿业城市实现经济发展的基础，为城市发展特别是城市资源产业发展提供了资源保障。矿产资源保障能力由城市发展所需的矿产资源禀赋状况（SMR）和资源供应状况（SRS）所反映。矿产资源禀赋反映的是地区可供开发利用的矿产资源储备规模和质量条件；资源供应反映的是地区将资源转化为工业发展所需矿产品的能力和水平。

（2）生态环境支撑能力。该能力是矿业城市实现经济发展的条件，为城市发展提供环境容量支撑。生态环境支撑能力由环境质量状况（SEQ）和环境治理状况（SEI）所反映。环境质量反映的是地区生态环境支撑城市发展的容量潜力；环境治理反映的是地区在改善生态环境方面的投入力度，客观上体现了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可能速度和水平。

（3）城市发展消耗水平。它反映的是矿业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地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消耗和依赖程度，由城市发展压力状况（SDG）和城市经济发展消耗状况（SEU）所反映。城市发展压力反映的是城市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对地区资源与环境的需求程度；城市经济发展消耗体现的是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水平。矿业城市的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城市发展消耗水平子系统、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子系统、生态环境支撑能力子系统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断发展演化的过程（见图1．矿业城市经济发展－资源环境复合系统中3个子系统的内部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各子系统之间也同样具有相互促进和制约的复杂耦合关系。

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子系统是矿业城市发展消耗水平子系统的“源系统”，解决了城市发展消耗水平子系统长期持续发展和短期稳定运行的资源保障问题。资源禀赋状况的改善为城市经济长期持续发展提供了雄厚的资源储备；资源供应水平的不断提高为城市经济的稳定运行提供了现实的初级矿产品，满足了城市发展对矿产品的直接需求。生态环境支撑能力子系统是矿业城市发展消耗水平子系统的“汇系统”，该子系统接纳和处理城市经济运行的“三废”排放，并运用自身的净化和治理功能，为城市发展提供一定的生态容量和空间。

城市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能够使城市的经济和社会综合实力不断提高，同时会增强对矿产资源勘查、矿产品生产、环境治理的投入力度，进而能够提升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子系统和生态环境支撑能力子系统对城市发展消耗水平子系统的保障和支撑能力，实现各子系统之间的良性协调运行，强化矿业城市经济发展－资源环境复合大系统协调运行的能力和水平。反之，矿业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地区矿产资源过度开发、粗放式利用，大规模地进行“三废”排放和环境破坏，突破地区生态环境容量阈值，就会造成地区矿产资源的匮乏和生态环境的恶化，从而导致城市经济发展－资源环境复合系统出现恶性循环甚至崩溃。因此，矿业城市的经济发展－资源环境复合大系统中的各子系统之间、各子系统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复杂耦合关系，具有交互胁迫、相互依存的客观特征，它们共同刻画了矿业城市经济发展－资源环境复合系统的发展趋势和演化态势。

研究样本与研究方法

1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河北省唐山市是一座依托煤炭、铁矿石、非金属建材类矿产等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加工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具有100多年历史的沿海矿业城市。经过长期发展，唐山已形成以“铁矿及冶金辅料矿产开采加工钢铁冶炼及加工机械制造”的铁矿资源产业链，“煤炭开采和洗选煤电、炼焦、煤化工等”的煤炭资源产业链，“水泥灰岩、石英砂岩、陶瓷土等资源开采加工水泥、陶瓷、玻璃及石材”的建材类矿产资源产业链为主体的资源型产业集群和产业链集群，它们构成了该市工业经济的主体。1998—2010年期间，唐山的GDP从781．16×108元增至4469．08×108元，工业总产值从471．92×108元增至2427．40×108元，年均增长率为34．5％，其经济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1999—2011年《唐山统计年鉴》以及各年的“唐山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指标体系及模型构建

依据矿业城市经济发展－资源环境复合系统的构成特征，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本文构建如表1所示的评价指标体系。为了统一各指标的量纲、缩小指标间的数量级差异，通过极差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如下：式（1）中：x′ij为某指标的标准化值；xij为某指标的原始值；xi．max为指标最大值；xi．min为指标最小值。

将专家评议法（Delphi）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确定准则层及指标层的各项指标权重值（见表1）。在明确矿业城市经济发展－资源环境复合系统中不同层次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矿业城市经济发展－资源环境复合系统协调性的评价模型。

评价结果分析

1城市系统要素演变规律分析

1998—2010年唐山市的矿产资源保障能力、生态环境支撑能力及城市发展消耗水平总体上均呈波动上升态势。矿产资源保障能力从1998年的0．3765上升到2010年的0．7243。其中，1998—2006年为稳定提升时期，2006年达到0．4225，2007年开始下降，2008年达到最低（0．3217），随后又快速上升。生态环境支撑能力总体上也呈上升趋势，从1998年的0．2627上升到2010年的0．7553。其中，1998—2003年为持续提升期，2003年达到0．6211，2004年明显下降（0．4463），之后又呈持续增长态势。城市发展消耗水平除在个别年份（2001年、2004年、2007年、2009年）出现小幅下降外，总体上呈不断增长态势，由1998年的0．1642上升到2010年的0．6904（见图2）。

2城市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协调性分析

协调性是矿业城市经济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表征，是反映矿业城市经济发展－资源环境复合系统各构成要素之间协调性状况的综合性指标。唐山市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协调性主要由城市经济发展消耗水平子系统与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子系统、生态环境支撑能力子系统之间的耦合与胁迫状况所反映。通过对1998—2010年唐山市三个子系统的演变轨迹进行拟合，得到城市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子系统、生态环境支撑能力子系统和城市发展消耗水平子系统的演化状态模型（A、B、C），据此计算3个子系统的演化速度（VA、VB、VC）和协调程度。

（1）1998—2010年唐山市3个子系统的演化速度表现出非同步性（见图3）。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子系统（VA）的演化速度呈持续增长趋势，从1998年的0．01137上升到2010年的0．02949；生态环境支撑能力子系统（VB）的演化速度则表现为先降后升，从1998年的0．1897下降为2005年的－0．0322，之后又快速提升，于2010年达到0．1879；城市发展消耗水平子系统（VC）的演化速度呈持续下降趋势，从1998年的0．1043下降到2010年的0．03476，年均下降速度为0．53％。1998—2010年唐山市的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子系统表现出持续增长态势，城市发展消耗水平子系统呈不断下降趋势。然而，由于城市发展消耗水平的起点较高，因此虽然近十多年来消耗水平在不断下降，但其绝对消耗速度仍高于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子系统的增长速度。两者在2010年的演化速度基本接近，预期未来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将出现高于城市发展消耗水平的良好态势。生态环境支撑能力子系统与城市发展消耗水平子系统的关系有一个明显的转变过程：2004年之前，片面强调城市经济发展，特别是资源产业快速发展，客观上造成城市生态环境不断恶化；2004年以后，城市经济发展开始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合理配置，生态环境支撑能力得到了快速提升。

（2）1998—2010年唐山市的城市发展消耗水平子系统与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子系统的协调性呈稳步提升态势，城市发展消耗水平子系统与生态环境支撑能力子系统的协调性则呈近U型的变化特征（见图4）。城市发展消耗水平子系统与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子系统的协调度由1998年的1．14提高2010年1．82，年均增长速度为5．2％；而城市发展消耗水平子系统与生态环境支撑能力子系统的协调度先由1998年的3．47下降为2004年的0．77，年均下降速度为38．6％，之后快速增长，于2010年达到9．30，年均增长速度达142．17％，生态环境支撑能力大幅度提升。

唐山市作为传统的矿业城市，多年来一直延续着以资源产业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造成其矿产资源保障能力不足、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近年来，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唐山市的资源产业链不断向纵深方向延伸，城市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程度不断降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破坏程度也发生了明显改变，城市发展消耗水平子系统与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子系统、生态环境支撑能力子系统之间呈现出协调发展的演变趋势。

结论

（1）1998—2010年唐山市的城市发展消耗水平、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和生态环境支撑能力均呈波动性增长态势，但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和生态环境支撑能力的增幅总体上低于城市发展消耗水平。这说明唐山的矿产资源保障能力、生态环境支撑能力与城市经济发展消耗的需求要求仍有一定差距。

能源与环境的现状篇9

引 言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的环境保护工作，我们不可以否认的事实是:尽管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确立了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体系和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但是，环境问题产生的速度仍然远远大于环境问题解决的速度。中国社会几十年间经历了西方国家几百年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也在这数十年急剧恶化，中国大众深刻体会到“千山鸟已绝，深溪不见蓑笠翁”的环境现实。为什么会这样？现行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究竟有那些不足之处？“保护环境防治污染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这种目的二元论在实践中是否可以做到协调和平衡？如何实现《“十一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对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相较2005年环境统计结果减少10%和“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20％左右的约束性指标 。虽然2007年这两项指标 首次实现年度双下降，但任重道远，环境与资源保护形势仍然不容乐观。突发性的破坏大事件时有发生，这和我国的环境状况相关联，有一定的必然性。如何理解并坚持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保护环境的实质就是保护生产力”的论断？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不以损害环境与资源为代价。本文试将从以下几个方面逐一具体分析。

一、我国环境与资源的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在追求GDP增长的同时，环境一直在默默承受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沉重负担。工业污染、洋垃圾的流入和处理、水污染、空气污染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沱江特大污染事故”、“福建屏南环境污染索赔大案”、“松花江水流域污染”、“太湖蓝澡”、“塔斯曼海轮污染案” 等一系列危害环境的典型事件。

（一）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1，大气污染状况。伴随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迅猛发展，空气污染日趋严重。由于我国以煤为主要能源，大气污染物中烟尘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大部分来源于燃煤，使得工业和人口集中的城市产生严重的大气污染。2006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为2588.8万吨，烟尘排放量为1078.4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为807.5万吨。全国酸雨发生频率在5%以上的区域占国土面积的32.6%，酸雨发生频率在25%以上区域占国土面积的15.4%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能源，因此，控制煤烟型大气污染是我国大气污染的重中之重。同时，2006年末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已达4985万辆（包括三轮汽车和低速汽车1399万辆），城市机动车排放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以北京市治理大气污染为例，北京市各级政府大力加强城乡绿化、植树造林，采取各种措施防沙治沙，并率先在全国实施国IV排放标准(相当于欧IV标准)，使得北京“蓝天”纪录不断刷新，空气质量也得到了改善。这是北京市投入大量资金、付出了不懈努力的结果。北京市政府对大气的治理工作可说是一个榜样。然而，相较于首都政治文化中心地位，其它城市却很难复制它的治理模式。大气污染治理只有防患于未然才能以小的代价取得合适的效果。

2，水体污染状况。我国地表水总体水质属中度污染。在国家环境监测网监测的745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I-III类，IV、V类，劣V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40%、32%和28%。主要污染指标为高锰酸盐指数、石油类和氨氮。七大水系中，珠江、长江水质良好，松花江、黄河、淮河为中度污染，辽河、海河为重度污染。太湖、滇池为劣V类水质，巢湖为V类水质。2006年，27个国家监控重点湖（库）中，满足Ⅱ类水质的湖（库）2个（占7%），Ⅲ类水质的湖（库）6个（占22%），Ⅳ类水质的湖（库）1个（占4%），Ⅴ类水质的湖（库）5个（占19%），劣Ⅴ类水质的湖（库）13个（占48%）。其中，巢湖水质为Ⅴ类，太湖和滇池为劣Ⅴ类，主要污染指标为总氮和总磷 。再以北京市2008年1月大中型水库水质状况 为例，作为饮用水源地－官厅水库水质为Ⅳ类;而北京市2008年1月河流水质状况，除潮白河水系大多在Ⅱ类外，其它水系基本上处于无水、劣V2类状态 。全国地表水总体水质形势仍然严峻，没有明显好转的迹象。

3，其它污染状况。2006年，全国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为15.20亿吨，比上年增加13.1%。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为1303万吨，比上年减少21.3%。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为9.26亿吨。2006年，全国近岸大部分海域水质良好，局部海域污染依然严重；远海海域水质良好。全国近岸海域一、二类海水比例为67.7%，比上年上升0.5个百分点；三类海水为8.0%，下降0.9个百分点；四类、劣四类海水为24.3%，上升0.4个百分点。全国海域共发生赤潮93次，较上年约增加13%，累计面积约19840平方公里 。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遏制。

（二）自然资源减少失衡

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太大，致使人均资源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在世界平均值以下: 水资源为1/4(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但人均占有量2 200立方米，被列为世界13个贫水国之一),森林资源为1/10, 耕地资源为1/5 (为美国的1/10), 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为世界人均的1/2。加之资源的分布不平衡，气候、地形条件的限制，以及多年来开发利用不尽合理、科学，造成资源的巨大损失和浪费.联合国《2002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指出，环境问题使中国损失GDP的3.5---8%。中国作为世界受污染最严重的国家，正处于十字路口，目前的路是“危险之路 ”。

能源与环境的现状篇10

一、区域环境质量现状

1.区域评价范围及评价时段

本工业区规划范围包含两部分：一是北部代家沟工业园，范围南起丹锡高速公路，北至海城河，西至北铁村村界，东到原牌楼镇镇界，规划面积16.86平方公里。二是南部海镁工业园和滑石工业园，范围北起大盘线，南至三角村、大旺村和黄堡村，东至通海产业大道，西至梨树村，规划面积24.04平方公里。

2.功能定位

2.1发展模式

以生态理念和共生思想指导工业区的建设，权衡工业区征地原则和山地地貌的多重特征，形成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和谐发展的生态工业区。

2.2产业定位

东北地区以菱镁矿和滑石矿产品开采和深加工为主的产业集群。

2.3园区定位

东北地区镁制品和滑石添加剂生产基地。

3.环境质量现状分析

3.1环境空气质量现状分析

本次规划环境空气现状监测期间，区域内所有监测点位TSP、PM10、PM2.5日均浓度监测结果均超出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的要求；规划区内环境空气质量受到矿山开发以粉尘为主的污染。收集2012年冬季海城市环境保护监测站监测数据，评价区域冬季大气环境质量现状所有监测点位TSP均出现超标现象，不能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要求。

3.2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

评价区域内拦河上游下房身断面出现石油类超标，拦河下游丹锡高速断面出现COD、氨氮、石油类、BOD超标，已不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水体水质标准要求。COD、氨氮、石油类、BOD超标主要是受当地生活污水直排和周边企业排水影响。

3.3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

监测评价结果表明，各监测因子均能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93）中Ⅲ类水质标准限值要求。

3.4声环境质量现状

根据对规划矿区声环境监测可知，监测期间除东牌楼、杨家甸昼夜间超标外，各测点噪声值均能满足相应环境噪声标准限值要求，区域内声环境质量现状较好。

3.5土壤环境质量现状

监测评价结果表明，土壤各监测点位及各监测因子均能满足《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中的二级标准要求，说明规划区内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较好。引用参考文献中海城梨树村农田土壤理化性质，土壤Mg2+/Ca2+比例失调，这主要是受区域内镁矿粉尘污染的影响。

3.6生态环境现状

通过现状调查分析发现区域生态环境在水平及垂直方向受人为扰动的程度都较重，区域的工矿景观已经形成一定规模，无论是斑块总面积还是斑块平均面积都较大，总体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多年来处于动态平衡当中，但局部生态环境处于一个遭受破坏的过程中。

二、环境影响减缓对策和建议

1.区域发展资源环境保护原则

1.1采用先进技术与装备，加强环境保护和资源综合利用，禁止建设限制类和淘汰类产品、禁止使用限制类和淘汰类装备技术，以创建国家生态工业园为契机推进生态工业体系建设。

1.2努力提高区域工业水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和中水回用水平，积极发展污水处理及中水回用系统，减少废水污染物排放甚至实现采矿、加工过程生产污水的“零排放”；

1.3加大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积极能源高效利用新技术，切实采取节能措施降低规划能源消耗，落实污染减排措施，降低区域大气污染物浓度；

1.4强化区域地下水污染防控，封闭规划区域内企业自备井，加强饮用水源保护区建设，远期实现红土岭水库供水为主、区域地下水备用的供水格局，保障供水安全；

2.规划目标建议

2.1产业规模用地调整

根据规划区域现有产业发展情况，结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及绿色经济发展方案，评价建议将采矿用地规模控制在现有范围内，重点发展镁质高端耐火材料、镁质冶金功能渣系材料及熔剂、镁质化工材料、镁合金及深加工产品的精深加工和制造；从而达到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的发展目标。

2.2区域总体布局建议

规划在牌楼镇区南侧布置海镁工业园和滑石产业园，其中南部工业园区东部依托现有下房身居住区和海镁生活区规划一处二类居住用地。该用地布局基本合理，居住区位于规划工业区东部，为常年主导风向的侧风向，一般不会受到工业区的影响，但规划居住用地西侧紧邻采矿用地，该采矿区域主要采用露天开采方案，露天开采过程中炸药爆破、汽车装卸与运输都将对居住区产生较大影响，其布局不尽合理。评价建议限制牌楼镇镇区居住区建设，设置区域卫生防护距离及采矿用地控制范围，以降低采矿、精深加工等工业项目对周围居民的影响。

2.3规划区域生态廊道建设

由于区域生物多样性相对较低，生态廊道要求能够逐步恢复区域动植物迁徙和传播的要求，并逐步提高区域的生态多样性。因此，评价建设生态廊道的宽度分区进行控制，海城河、炒铁河两岸设置150～300m廊道、其他水域廊道按60m控制，其它交通干线两侧廊道按30～60m控制。除规划设定的景观通道外，规划区还应重点建设丹锡高速生态廊道、区域南侧岔道沟生态廊道等生态廊道，从而促进区域水系、林地的有效结合，促进区域物种的沟通，维持生态多样性。

2.4区域地表水体环境保护综合整治建议

（1）炒铁河综合整治

根据海城市水系环境功能区划，规划区域范围内地表水系主要为海城河以及其支流炒铁河，其中炒铁河为Ⅲ类水体。根据现状监测，目前尚未达到水体标准，主要影响因素为工矿企业、生活污染源等。

①对工矿企业污染源的整治

规划区域内现状所有废水排入炒铁河企业必须实现达标排放；依法关闭沿河两侧距河岸1km范围内所有非法排污企业。

②对生活污染源的整治

加快规划区域城市污水管网建设，进一步提高污水收集率；沿河集镇全部新建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禁止沿岸城区和主要集镇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或经处理后不达标排放；依法打击沿岸垃圾乱堆乱倒行为。

③对农业面源的污染整治

严格控制沿河两侧距河岸一公里范围内从事规模化养殖，现有企业需进行污水达标处理；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鼓励使用低毒低残留农药和高效有机肥、复合肥；大力发展沼气事业，实行人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

能源与环境的现状篇11

监测指标的选择与点位布设的优化原则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污染源的种类、数量多且复杂，分布与城市环境、工业污染源均有较大差别。所以，要取得有代表性、客观性、科学性、能准确反映农村环境质量的数据，优化监测布点及监测指标显得尤为重要。要优化监测布点及监测指标，首先需对农村环境状况进行详细调查，充分了解和分析农村村庄的类型和农村环境污染源特点，然后用针对性与随机性布点原则相结合的方法布设监测点位，在确定其所代表的村庄类型的基础上，再进行优化布点，选择获取的监测结果能真实全面地反映农村区域环境质量的点位。但对怀疑或已证实污染相对严重的区域，要优先布设和适当增加监测点位，重点掌握该区域环境质量状况。监测项目的准确选取，决定能否真实反映农村环境质量及污染源的特征，其选取需具有代表性、针对性、灵活性、可操作性。同时，可设置必测指标、选测指标和特征污染物指标，以便能全面反映污染源及环境质量的特征。必测指标适用于所有监测地区，能反映环境质量基本状况；选测指标适用于个别监测地区，能够根据地区、时间及特殊情况的需要，重点选择监测指标。特征污染物指标属于必测指标，根据当地环境污染状况，确认对环境危害较大、影响范围广、毒性较强的污染物，或污染事故对环境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物质，反映不同区域的特殊环境质量状况[2-3]。综上所述，监测项目及点位选择的优化需遵循5个方面原则，即（1）代表性，获取的监测结果必须能够真实反映该区域环境质量状况；（2）重点性，重点针对该区域环境质量状况；（3）随机性，全面反映该区域环境质量状况；（4）灵活性，为体现不同地区的农村环境质量状况之间的差异,设置必测项目指标、选测项目指标和特征污染物指标；（5）易操作性，点位的设置需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3-4]。

农村环境质量状况评价现状

目前，我国尚无针对农村环境质量的评价方法，现有的评价均是按照水、空气、土壤等的分要素，采用已有的评价标准。分别进行评价，缺乏对农村环境特点的针对性，不能综合反映农村环境质量的实际状况。农村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目前可用的方法有2种，一种为特尔斐法，即由少数专家直接根据经验并考虑反映某评价观点后定出权值。该法的特点就是能把分散的评估意见经过一定的处理而趋于集中，从而获得所需的结论；一种方法为层次分析法，即将一个复杂问题的各种要素转化为有条理的有序层次系统，并以同一层次的各种要素按照上一层要素为准则，构造判断矩阵，进行两两判断比较并计算出各要素的权重，根据综合权重按最大权重原则确定最优方案。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将分析人员的经验判断给予量化，对目标（因素）结构复杂且缺乏必要数据的情况更为实用[5-6]。

农村环境质量指数的确定及计算方法

依据特尔斐法和层次分析法的特点，笔者将2种方法结合应用于农村环境质量综合评价，即根据调查及专家评判结果，建立问题的递阶层次结构，构造判断矩阵，通过计算确定各评价指数的权重，最后得出结论。为了直观地反映农村环境质量，笔者在此提出农村环境质量指数（REQI）综合评价方法，该法主要由水环境质量指数（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指数、地表水环境质量指数）、环境空气质量指数、土壤环境质量指数、生态环境状况指数4个分指数构成。2011年，湖南省开展了18个农村环境质量试点，通过对这些地区的地理位置、自然特征、水文状况、土壤森林植被、土地利用情况、社会经济情况以及主要农业、生活及工业污染源与危害现状的调查，结合水、气、土壤等环境要素的综合分析、判断及计算，提出农村环境质量指数的计算及综合评价方法。5.1农村环境质量指数的计算根据对湖南省18个试点村的的自然、社会概况及饮用水源、农作物种植及生产管理现状、污染源分布的调查结果，确定以水环境质量、空气环境质量、土壤环境质量、农村生态环境质量等作为一个系统来综合反映农村环境质量。依据对环境质量状况调查及专家评判的结果，通过一系列的计算，确定农村环境质量指数权重，最后通过一个计算公式用以表征和评价农村环境质量状况。即：农村环境质量综合指数=0.4（0.5×饮用水源地水质指数+0.5×地表水环境质量指数）+0.2×环境空气质量指数+0.25×土壤环境质量指数+0.15×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为了使计算结果评判更加直观，各分指数的取值范围为0～100。5.1.1水环境质量指数（1）饮用水源地水质指数。选择乡村主要水源地开展监测评价。以《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Ⅲ类为评价依据，评价采用单因子标准指数法，根据饮用水源地水质类别确定饮用水源地水质指数:Ⅰ、Ⅱ类对应指数均为100，Ⅲ类为80，Ⅳ类为30，Ⅴ类为10，劣Ⅴ类为0。（2）地表水环境质量指数。选择流经乡村的主要河流开展监测评价。以《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Ⅲ类为评价依据，评价采用单因子标准指数法，根据地表水水质类别确定饮用水源地水质指数:Ⅰ、Ⅱ类对应指数均为100，Ⅲ类为80，Ⅳ类为30，Ⅴ类为10，劣Ⅴ类为0。5.1.2空气环境质量指数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6—1996）及其修改单的二级标准为评价依据，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确定指数:一、二级标准为100、三级标准为50，超过三级为0。5.1.3土壤环境质量指数以《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二级标准为评价依据，对于《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以外的污染物，参照《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评价技术规定》（环发〔2008〕39号）。评价采用单项污染指数法和《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中的内梅罗指数法，根据各监测点位的单项污染指数和最大污染单项指数计算出的内梅罗指数所对应的分级标准，确定区域内土壤环境质量指数:Ⅰ级对应指数为100，Ⅱ级为80，Ⅲ级为60，Ⅳ级为40，Ⅴ级为10。5.1.4生态环境状况指数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I）以生物丰度指数、植被覆盖指数、水网密度指数、土地退化指数、环境质量指数的评价指标权重来计算，根据《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T192—2006）所确定的权重及计算方法，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I）=0.25×生物丰度指数+0.2×植被覆盖指数+0.2×水网密度指数+0.2×（100－土地退化指数）+0.15×环境质量指数。5.2农村环境质量综合评价分级根据农村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将农村环境质量分为5级，即优、良、一般、较差和差，详见（表1）。

能源与环境的现状篇12

从江苏省的环境监测现状来看，典型区域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体系尚未构建。尽管江苏省已开展了全省污染源普查、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饮用水源地基础环境调查、饮用水源地有毒有机物调查等多种专项调查，但这些调查和人群健康结合较少，且分别进行、调查目的不同、设计和方法不统一等原因，在说明环境污染对人群健康影响这一问题上难以相互支持，加之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尚未纳入常规工作，对人体健康影响更为直接的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基础数据缺乏，不利于政府部门实时、动态和准确把握江苏省环境污染对人群健康损害的状况及变化趋势，也不利于有针对性地调整相关政策及措施。

2典型区域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体系构建

环境与健康监测是一个综合性的监测，关于环境质量方面的数据由环境保护部门负责，有关疾病方面的数据由卫生部门负责。典型区域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体系是在充分利用现有环保、卫生部门的相关监测网络和监测力量，结合日常监测工作，完善监测设备，培养环境与健康专业人才，不断充实和优化监测内容的基础上逐步构建的，主要包括环境污染监测、暴露监测、健康效应监测、环境污染与健康风险相关性分析与评估4个方面的内容，见图1。

2.1环境污染监测环境污染状况监测包括污染源监测及污染源主要可能扩散介质如大气、水、土壤及其他介质的环境质量状况监测。（1）污染源监测污染源监测包括排放特征污染物的历史源及现状源。历史源是指在调查年已关停并转、且排放过拟调查特征污染物的污染源。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工业企业所用燃料、原辅材料、生产工艺、产品产量、主要污染物种类与通过各种途径的排放量、环保常规监测数据等，调查时间段自建成投产至关停或搬迁年。现状源指在调查年仍在生产经营且排放拟调查特征污染物的污染源。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工业企业的基本情况、燃料、原辅材料、生产工艺、废水与废气排放方式、污染处理设施等，调查时段原则上自建成投产日起至调查年，重点关注近10年。污染源监测可采用现场实测、排污系数估算、历史回顾与反演等方法，以确定特征污染物进入环境的主要输入途径，定量计算进入环境的污染负荷通量、时间过程、空间分布。（2）环境质量状况监测环境质量状况监测应尽可能兼顾环境和健康监测点位的匹配性，满足评价试点调查期间环境质量时空变化趋势的要求，根据污染物进入周边环境的主要途径及调查点的实际情况，选择重点调查的环境介质。调查环境介质征污染物的水平，主要包括：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及环境生物样品监测4个部分。大气应重点监测人群密集居住区的室内、室外空气，同时根据污染物可能的主要暴露途径，考虑室内室外尘土的采样；水体重点监测饮用水源、灌溉用水和养殖水，同时对应采集水体沉积物；土壤重点监测与暴露有关的农用地土壤、人群活动区域土壤，兼顾其他类型土壤；环境生物样品重点采集本地生产的初级农产品，包括农作物、畜禽水产品等。

2.2暴露监测暴露监测包括外暴露监测和内暴露监测。对人体暴露情况进行测量是判断环境污染物与健康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重要依据，对暴露水平的定量测量是判断剂量-反应关系的关键。（1）外暴露监测外暴露监测主要针对与人体接触的环境介质中的污染物浓度和含量水平进行监测，可以通过问卷调查、环境监测、个体暴露测量获得。应重点了解特征污染物人体暴露的特征，包括：暴露途径（如通过呼吸道、消化道、皮肤接触等方式）、暴露时间、暴露频率，确定特征污染物人体外暴露量（如：通过室内空气、饮用水及家庭消费食品监测获得的暴露量）。具体应根据特征污染物的主要排放形式，确定选择以经呼吸吸入还是经口摄入为主，重点开展监测。（2）内暴露监测内暴露监测指对目标人群体内的污染物负荷水平进行监测，可以通过检测体内生物标志物来实现。生物标志物分为暴露生物标志物、效应生物标志物、易感生物标志物3类，应遵循科学性、可靠性、实用性等原则选择合适的生物标志物开展监测。一般情况下，多选择血液、尿液征污染物及其中间代谢产物的浓度水平进行测量。

2.3健康效应监测人群健康效应监测主要是对环境污染物造成的生理、生化、结构、功能改变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价的过程。环境污染物导致的健康损害效应可以分为特异性损害、非特异性损害和蓄积效应3类。（1）特异性损害环境污染物对机体造成的损害具有某种典型的临床表现和特征，污染物可以引起机体特异的症状、体征、生理、病理、X-线片的改变等，具有特异的观察或检测指标。可通过资料收集、问卷调查、医学检查等方法开展。（2）非特异性损害环境污染对机体健康的影响不是以某种典型的临床表现出现，而是表现为生理功能、免疫功能、抵抗能力、劳动能力、健康状况等的下降，对有害因子的敏感性增强，以及某些常见病和多发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等。主要通过调查对象的基本健康信息、进行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等医学检查方法开展。（3）蓄积效应环境污染物连续、反复进入机体后，其吸收速度或总量超过机体代谢转化排出的速度或总量，污染物质在体内逐渐增加并贮存，造成机体的损害，或者污染物的量不在体内蓄积但其在靶器官靶组织产生的有害效应却可以逐渐累积，最终造成机体的损害。常用的健康损害评价生物标志物有：重金属效应标志物（金属硫蛋白、抗氧化酶类、还原性谷胱甘肽、外周血清转氨酶、免疫标志物）；农药效应标志物（胆碱酯酶、对氧磷酶、烷基磷酸酯、羧酸酯酶、植物酯酶）；有机物效应标志物（混合功能氧化酶、谷胱甘肽转移酶、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超氧化物歧化酶、DNA加合物、蛋白质加合物）等。

2.4健康风险相关性分析与评估通过特征污染物暴露途径与暴露水平的监测结果，实际人群饮食结构、生活习性等的问卷调查获取当地人群对特征污染物的暴露参数，计算特征污染物经呼吸道、经口饮食等途径的外暴露剂量。根据污染物的毒理学性质，确定参考剂量，分析特征污染物对调查人群健康风险的关联性。在健康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根据健康监测与内暴露检测结果，进一步分析环境污染与人群健康指标是否存在统计学上的关联性。

3典型区域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体系的应用示范

3.1应用示范过程2011～2012年，在综合考虑相关基础数据分析、媒体关注情况以及专家现场勘查的基础上，课题组选择了农药原药生产量大、公众反映强烈、受影响人群较为集中的某农药厂，开展典型区域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技术体系的应用示范。围绕该农药厂，考虑周边居住人群情况，按照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技术体系的要求，制定调查实施方案。调查内容包括基础资料收集、与特征污染物毒死蜱相关的污染源调查、环境质量状况及暴露调查、人群健康状况调查以及环境污染与健康风险相关性分析与评估。污染源调查在收集农药厂排放的历史资料、原辅材料、生产工艺、产品产量、主要污染物种类与通过各种途径的排放量、环保常规监测数据、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情况的基础上，对废水总排口进行了采样监测。环境质量与人群外暴露调查主要了解环境空气、尘土、土壤、地表水、地下水、粮食果蔬和肉禽蛋类等特征污染物含量水平，综合评价评估调查区特征污染物的环境污染现状，共采集环境样本300多个，取得各类环境质量指标实测数据800多个。内暴露调查主要对目标人群体内的污染物负荷水平进行调查，包括血液中毒死蜱残留水平与尿液中毒死蜱代谢产物三氯吡啶醇的含量检测；共采集污染区成人血样、尿样、儿童尿样各208份，对照区各238份，内暴露共获得1300多个数据。健康调查方面，根据毒死蜱的毒理学特性，通过污染区人群危险因素的问卷调查、体检及肝肾功能能检查、血样毒死蜱及尿样TCP检测，分析健康损害风险，共获得各类有效数据21万多个。

3.2应用示范结果基于该监测体系的调查结果表明，该农药厂周围1km范围内毒死蜱污染严重，大气和地表尘土可能是人群健康影响的重要暴露途径，周边污染居民人体血样及尿样中毒死蜱代谢产物检出率较低，但距厂界越近，外环境中毒死蜱浓度越高，对人体健康指标影响更为明显，农药污染对周边环境及人群健康的影响值得关注。通过本次应用示范，说明该监测体系能为环境与健康研究提供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