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危机的认识篇1

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煤炭需求量减少，国际、国内煤价普遍下跌，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给我国煤炭企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煤炭企业的黄金十年已经结束，如何应对煤炭企业不景气的状况，使企业摆脱困境、渡过难关，进而长足发展呢？本人有以下几点的看法和认识。

一、世界经济危机对我国煤炭行业的影响

1、经济危机使我国实体经济受到很大影响，导致下游行业需求下降、煤炭需求量减少，从而导致经济增述减缓，宏观经济走弱，反馈到市场上，首先表现为煤炭下游企业钢铁、火电、水泥、化工、建材等行业的增速变缓，煤炭需求疲软。

2、经济危机影响世界煤炭市场供应格局，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煤炭进出口市场，导致进出口格局改变。全球经济危机，国际石油、煤炭价格大幅下滑，我国煤炭价格虽较之前有所下滑，但仍高于国际价格这就造成我国煤炭市场供求割据进一步发生变化。一方面国际煤炭价格偏低，我国南方沿海地区放弃国内采购，转向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国际市场的价格下滑势必倒逼挤压国内煤炭市场，影响进出口贸易格局，引发国内煤炭价格波动，造成国内煤炭市场较大面积较大幅度的价格下跌。

二、加强煤炭产品质量势在必行

煤炭市场“黄金十年”期间属于卖方市场行情看好，许多小企业受利益驱动影响不重视产品质量只注重短期行为，给用户造成不良的影响，而在经济危机情况下，陷入了产品滞销，价格下滑的泥潭，皖北煤电集团公司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立足提高产品质量牢固树立诚信经营的管理理念与用户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实现互利互惠实现双赢。

三、应对经济危机具体措施

1、牢固树立质量是企业的生命，既质量第一用户至上赢得用户信赖。

（1）、建立煤质管理体系：

按照煤质达标标准，建立煤炭各级管理体系，从集团公司、矿区队班组落实各级目标管理责任制，层层分解，层层落实，月度考核奖罚兑现。

（2）、抓好井下现场管理

做好地质勘测，掌握地质变化，调整生产工艺，在生产一线；采用新工艺，新设备对煤矸子分装分运，采取治水措施，降低煤炭水份提高原煤质量。

（3）、加强煤质加工管理及采制化管理

原煤升井后，加强筛选力度最低限度降低矸石含量，提高商品煤质量，依照国标严格采制化工作减少因质量问题与用户产生的纠纷。

2、严格履行合约和售后跟踪服务制度

重合同讲信誉是皖北煤电集团公司一直遵守的行为准则，通过合同约束供应双方行为保证双方利益，为用户提供完善的服务程序，满足用户各种需求，与各大企业建立相互信赖的良好合作关系。组织专门的人员到现场为用户解决疑难，对产品质量存在的问题及时解决，以满足用户需求为宗旨，提高皖煤品牌的竞争力。

四、企业员工应端正思想、脚踏实地、共度难关

对经济危机的认识篇2

中图分类号：F0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8-0001-02

发轫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经历了在全球的蔓延和深化的荡涤之势后，似乎在渐行渐远。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审视关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种种观点，我们可以清晰的听到“马克思主义”所发出的声音。国际金融危机中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热”向我们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危机解释力，同时也提供了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极具时代性的维度。在这一新的维度中，以科学的态度，清醒的分析、理性的认识当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境遇，并面对“马克思主义热”具有很强的必要性。

一、理性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和回应力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以其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阐述了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基本经济制度层面的原因，而且还用经济周期的理论研究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周期性。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写道， 金融危机“就像彗星一样有规律的反复出现，在我们这里现在是平均每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这样论述：“这种周期的延续时间是十年或者是一年，但绝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做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生产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告诉我们，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其周期性爆发的内在因素引起的，尽管周期的长短和危机的程度因为各种原因和条件不断有所变化。那种认为周期性的国际金融危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消失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虽然是他们所处时代的经济危机发生的周期性，但是他们的理论对于此次金融危机仍然具有一般的适用性。掌握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造的分析工具，结合其他有关研究成果和当代时间不断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观察和处理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遇到的问题。通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危机周期理论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分析，可以很清晰的看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的解释力和回应力。面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解释力和回应力以及“马克思主义热”很容易产生以僵化的思维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有学者就高唱马克思主义的赞歌，甚至鼓吹马克思主义面对金融危机是万能的良药，这种态度是要不得的。就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释不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解释的是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但是此次金融危机是表现为虚假的有效需求旺盛，是信用扩张的结果。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对治理危机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暂且不论观点正确与否，这种面对“马克思主义热”的“冷”思考是值得肯定的。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早期的信用发展，是对它的生产方式在一定范围内的扬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经济的繁荣。但是，在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阶段，金融领域的畸形发展，已经日益脱离了实际生产而自我运行，并越来越具有投机和赌博的性质，“赌博已经代替劳动，并且也代替了直接的暴力，而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原始方法”。这场源于美国次贷危机所导致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美国的大批放贷机构在利润的驱使下，通过各种中介机构的协助，把大量的次贷转换成证券，发售给各类金融投资机构，而投资机构再将其变换成五花八门的金融产品，出售给对冲基金和保险公司等。脱离实体经济的资产证券化的过度泛滥，结果竟然使起初只有1.5 万亿美元的次贷经过一浪高过一浪的“金融创新”之后，吹出了几十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泡沫，并给人以“钱能生钱”的虚幻，似乎只要倒腾一下那些令人神魂颠倒的金融产品，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拥有一切。最终，无论如何金融投机都逃离不出实体经济的决定作用，美国金融危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引爆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对利润永无止境的追求，使之打破了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和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这样一来，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的金融危机理论还表明，资本主义国家以世界市场为依托，在世界范围内运用信用和虚拟资本作为其突破生产限制的手段，最终导致各国普遍地信用膨胀和生产过剩，从而使各国都具备了产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同时，这也为原本只是资本主义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危机向全球迅速扩散与蔓延提供了便利条件，并可能会因此演变成整个世界的危机，通常情况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愈强大，则其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也就愈严重。

当今时代，世界市场早已演进成人们通常所说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或经济全球化，美国金融危机之所以会迅速演变成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导致的。首先，由于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居主导地位，国际金融体系的所有制度和政策几乎全部采用美国规则，因此，“国际金融体系实际上成了美国金融体系。”其次，一直享有世界经济“领头羊”之称的美国占“世界金融资产的34%、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25%、世界贸易额的11%”，因而当美国出现经济下滑和金融危机之时，必然会重挫世界主要经济体乃至全球的经济、金融领域。最后，美国一些金融机构利用其在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把大量的房地产抵押债券打包后向全世界发售，从而将世界各国金融机构盘根错节地联系在一起。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马克思经济理论引起西方国家的重视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当代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没有改变对马克思主义的敌视和回避态度，也很少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相关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却在西方国家出现了热销现象。西方国家的媒体也出现了一些正面评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西方的左翼经济学家特别是各国共产党，则在他们举办的各类研讨会和控制的报刊、网站上发出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声音，使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出现了日益走出低潮的趋向。梳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声音和观点主要有以下内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被认为是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它的主要特征是全球性和全面性。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的必然结果。当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奉行的金融自由化政策，金融危机直接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但是有观点认为，面对严重的金融危机，断定新自由主义已经破产还为时尚早，在资产阶级国家权力和金融资本双重力量的推动下，新自由主义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中了，因此现在离新自由主义的终结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也有报告指出，战后维持世界资本主义稳定的三大平衡都已经被打破：在经济领域，近二十年来日益加大的金融投机泡沫终结；在政治领域，美国一国独大的调控全球的局面正在被打破，多极竞争格局正在形成；在社会领域，贫富差距扩大到十分严重的程度。这些预示着资本主义正在进入危机阶段，面对这场危机应该争取社会主义前景。另外在国际金融危机被背景下，拉美左翼力量势头不减，也削弱了资本主义的影响，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力量。面对着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社会主义主义出现的种种向好现象，需要辩证地认识这种变化，辩证地看待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社会主义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使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大潮汹涌的今天，社会主义国家也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面临着如何应对危机的问题，面对着如何继承与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领导民众参与社会主义实践，使之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的问题。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虽然重创了资本主义，但是从总体上看，当今世界还没有形成社会主义变更的主体力量，资本主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继续存在下去，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共存的“一球两制”现象短期内不会消失。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具有严密的逻辑力量和科学的预见性，对人们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形态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发展变化是十分巨大的，它也必然根据时代的要求不断的做出调整，以适应变化的时代语境。我们需要对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做出新的分析，得出新的认识。资本主义的变化发展一方面强化了它的生命力，但是又给它带来了更多的否定的因素。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整虽然并不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但是随着这种调整的不断推进，资本主义社会中长出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既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扬弃，同时印证了人来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这个过程是资本不断调整走向更高社会形态的过程，同时也是更加贴近马克思恩格斯论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乐观的预见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在人类的发展历史过程中，理论的发展和实现总是既有高潮也有低谷，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上仍然处于比较低落的时期。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马克思在国际上的动态表明，马克思主义被没有被遗忘，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不断暴露，马克思主义必能依靠自己对于现实的解释力和理论的包容力以及对未来的预见力，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加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M].郭大力、王亚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

[2] 顾海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 白暴力，梁咏梅.当前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原因与后果[J].经济学动态，2008（12）.

对经济危机的认识篇3

［摘要］此次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如何认识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根源、传导机制、发展趋势以及对中国的启示，目前国内理论界已有大量研究，有共识也有争议。本文围绕上述四个方面对国内关于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理论研究进行述评。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不仅使美国经济遭受重创，而且迅速蔓延全球，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不同，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策源地就在市场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现代金融市场发展最为完善的美国。分析其原因、传导机制和发展趋势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经济运行机制。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对此次金融危机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在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一、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

美国次贷危机于2006年下半年初露端倪，到2008年8月升级为全球性金融危机，次贷危机是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这是目前国内理论界的共识。因此，要探究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发生，首先必须弄清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目前国内理论界在这方面有大量文献，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1.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动。

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是由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所导致的，即是由于利率变化和房价波动引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赴美考察团（2008）认为，美国次级贷款之所以引发全球范围内金融市场的危机，利率与房价波动是关键因素。首先看美联储利率政策及贷款利率的变化。美联储从2001年初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次贷规模迅速增加。但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担忧，美联储从2004年6月起逐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与房屋贷款利率。利率的上升无疑对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形成压力。其次是美国房屋价格普遍出现大幅下降，利率变动影响到借款人的融资成本和还款能力，而房屋价格变动则影响到借款人的还款意愿，两者共同决定了次级贷款的违约率。房价增速放缓甚至下跌是到期未付率开始上升的重要原因。［1］

2.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与金融市场操作不规范。

另一种观点从金融市场层面挖掘次贷危机的原因，强调了次贷危机中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与金融市场操作不规范造成的影响。如何帆、张明（2007）将利率上升和房价下跌归结为次贷危机发生的触发动因，并从创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市场操作视角出发，将次贷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归纳为：宽松的贷款标准和创新的贷款品种、风行的证券化和偏高的信用评级。金融衍生产品创新方面，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面向的是那些收入较低、负债较重的、原本不够资格申请住房抵押贷款的潜在购房者群体，同时房地产金融机构开发出多种抵押贷款品种，如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另一方面，从金融市场操作角度看，房地产金融机构为了迅速回笼资金，以便提供更多笔抵押贷款，可以在投资银行的帮助下实施证券化，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在市场繁荣时期，信用评级机构有时候通过提高信用评级的方式来讨好客户，主观上降低了信用评级的标准，而证券化产品偏高的信用评级导致机构投资者的非理性追捧，最终导致信用风险的累积。［2］

此外，刘克崮（2007）［3］、冯科（2007）［4］等也认为，次贷产品设计本身存在缺陷，且过度衍生,使得风险跨市场传递；而且信用评级机构的中介独立性弱化，以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工具被过度滥用，是产生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

3.金融监管不力。

还有许多学者将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原因归结为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缺失。罗熹（2008）认为，对金融机构监管的放松是导致次贷危机的重要因素。在此次受次贷危机影响较大的美国、英国、爱尔兰等国家实行的是典型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该模式信奉自由贸易主义、最低政府干预以及最大程度的竞争，其逐渐放松的金融监管使得其金融体系常常陷入危机当中。首先，从美联储的职能看，以往美联储在金融市场发生动荡时采取的救市行为容易助长投机心理，甚至产生不负责任的道德风险。其次，从对金融部门的松懈监管看，监管机构了旨在将投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分离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让商业银行能够从事全能银行的业务。在美国，金融扩张的幅度明显大于其所服务的实体经济，而且随着监管的绊脚石被移走，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危机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5］

4.流动性过剩。

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流动性过剩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金融危机发生后，许多人将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与流动性过剩联系起来。华民（2008）认为，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流动性过剩。由于全球经济进入成本竞争后产生了价格持续下降的通货收缩效应，从而导致货币需求的减少、美国长期累积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规模巨大的贸易赤字，导致了美元的过度供给等因素，不可避免地造成全球性的流动性泛滥。过剩的资金大量购买高风险资产，从而引发了以美国次级债为典型的金融风险。［6］陈雨露、庞红、蒲延杰（2008）认为，就根本而言，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货币紧缩政策的时滞和全球的流动性过剩。随着美国利率的不断提高，货币紧缩政策的累积效应逐步积累沉淀，最终引发次贷危机突然大规模爆发；而在全球资金供给过剩的背景下，贷款标准降低，贷款规模过度扩大，最终演绎成为全球潜在的金融风险。［7］黄纪宪、张超（2008）则试图从商业银行这一视角，探讨流动性过剩背景下商业银行风险不断积累的原因。他们认为，银行流动性过剩会影响商业银行的竞争行为，导致过度竞争，使得次级抵押贷款的信用风险快速膨胀。［8］

5.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

当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虚拟资本的运动，虚拟经济的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失衡角度出发研究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也是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

杨圣明（2008）认为，次贷危机的最深的根源之一是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由于价值背离使用价值，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就在于虚拟经济（其主要代表是金融业）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9］

杜厚文、初春莉（2008）从美国房价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对比、出租房屋空置率两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多年来美国房地产市场在虚假繁荣的外表下泡沫化程度十分严重。同时市场的杠杆作用又导致虚拟资本价值过度膨胀。脱离实体经济的泡沫资产一旦开始向真实价值回归，就必然导致泡沫的破裂。所以，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产生的资产泡沫终将破灭，这才是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10］

6.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

还有一种观点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分析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这种观点认为，虽然历次经济危机的直接或具体原因各有不同，但危机的本质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关于金融危机影响实体经济的过程及途径，理论界的观点比较一致，徐克恩和鄂志寰（2008）［21］，黄小军、陆晓明和吴晓晖（2008）［22］，曹红辉（2008）［23］，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赴美考察团（2008）［1］等，他们认为，金融危机通过投资和消费两条路径导致实体经济下滑。例如，曹红辉（2008）认为，次贷危机从住房投资和居民消费两方面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首先，次贷危机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加大房价下跌压力。一方面，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比例的提高意味着贷款人将处置更多作为抵押品的房屋或有更多借款人被强制要求出售房屋，增加了房屋供给；另一方面，贷款人为控制信用风险提高贷款利率，并提高贷款标准以压缩信贷规模，控制房贷风险，对住房需求也起到抑制作用。其次，次贷危机通过两方面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次级贷款的借款人中部分中等收入群体的债务状况对消费的影响相对于低收入群体更加显著；另一方面，抵押品权益撤回（MEW）金额占消费的比重从2005年起下降，对消费的影响日益突出。［23］

理论界在次贷危机如何由次级贷款市场传导至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的机理研究得十分透彻，对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和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途径分析也十分到位。许多人相信，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全面经济危机是以连锁反应形式依次出现的，只有在实体经济受到影响后，金融危机才会导致全面经济危机的发生，似乎实体经济受损是金融危机的结果，而非原因。事实上，实体经济的失衡恰恰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源于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正是由于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指导下，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工人的实际工资甚至下降，贫富分化加剧。为维持生活水平，多数家庭不得不大量借债，信贷消费开始流行，而居民消费又是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力。但这种没有实际收入增长，仅仅依靠借贷实现的虚假的消费繁荣终究是不可持续的。一旦信贷消费减少，生产过剩的危机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而信用制度只是加速和扩大了危机发生的程度、范围和持续时间，同时也反过来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产业危机引起次贷危机，次贷危机通过金融信用制度进一步引起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而金融危机又在更大的规模上、更深的层次上推动产业危机发展，这一点是目前认识比较欠缺的。

三、此次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

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金融危机将何去何从，其影响有限抑或将演变成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那样的危机，也是目前国内理论界讨论的焦点。

1.金融危机影响有限。

赵涛（2008）利用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理论分析认为，20世纪90年代IT产业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等启动了新一轮长周期，这次长周期的终结期应在2050年以后。从时间上看，当前的美国次贷危机不可能演化为类似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大危机。关于次贷危机的时间长度，赵涛认为，战后美国共发生10次经济衰退，经济衰退的时间平均为11个月左右，次贷危机从2007年8月开始，美国已于2007年11月进入经济衰退。这次经济衰退的时间长约11-16个月，美国经济在2008年年中到达谷底，2008年底或2009年初结束，2009年出现全面复苏。［24］

黄隽（2008）利用2000—2007年美国十大银行的财务数据，对银行的基本业务性指标、稳定性指标和效益性指标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次贷危机对美国主要银行的影响有限，美国十大银行的基本面没有受到很大冲击。次贷危机的影响还将持续，但对人们心理和信心因素的影响要大于对经济的实质影响，只要银行的支付系统和支付能力没有问题,美国的次贷危机并不会导致真正的金融危机。［25］

2.危机尚未结束，但美国经济长期内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很小。

李翀（2007）认为，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影响，造成了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损失；导致信贷市场提高贷款条件和减少贷款数量，造成信贷市场的收缩；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造成房产市场的收缩；通过股票、信贷和房产市场三个途径造成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下降。但由于此次次贷规模并不大，考虑到美国中央银行对经济的干预，次贷危机可能导致美国消费支出、投资支出、进口支出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小幅度的下降，但不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严重的破坏性影响。［26］

李向阳（2008）在《2009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中认为，次贷危机存在向纵深发展的可能。目前，次贷危机尚未全面扩展到信用违约掉期领域。其发展前景一方面将取决于政府干预措施能否遏制金融市场的信心危机，另一方面将取决于能否遏制房地产价格的继续下跌。从调整的时期和幅度来看，美国房地产市场会在2009年下半年进入稳定状态。进而，金融市场会趋于稳定。［27］

3.美国经济在长期内将步入衰退。

陈雨露、庞红和蒲延杰（2008）认为，次贷危机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已经确定无疑，唯一不确定的仅仅是衰退的程度。现在所暴露出来的次贷损失，可能只是世界金融体系总体损失的一小部分，次贷危机并未触底。全球经济将面临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可能同时出现的局面。［7］

李慎明（2007）根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分析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和新的高科技革命可能使美国摆脱正常的商业周期危机的影响，但却无法使其摆脱长波周期危机的规律。他接受比利时经济学家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中的观点，认为美国经济从1967年起，已经进入长波收缩期中的衰退。从1993年3月至2001年3月美国经济长达近10年的繁荣，仅仅是美国经济进入长波收缩期衰退中出现的特例。美国经济要走完这一衰退时期，可能需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28］

总之，对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V字型，即触底反弹，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估计；U字型，即金融危机尚未结束，经济放缓将维持一段时间，然后才会逐渐复苏；L字型，即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在较长时间内将进入衰退阶段，这是比较悲观的观点。目前国内理论界大多数人都集中于分析经济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之间关系这个问题却少有关注。我们认为，历次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就会产生许多新变化，如加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等，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取消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从而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一方面，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济危机的破坏性，但另一方面，国家的干预和调节使经济危机不能充分展开，不能充分发挥危机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危机对生产的强制性调节作用，以暂时解决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这就使生产能力的过剩经常化，加深了生产过剩的危机，使经济危机不是消失或者转移了，而是爆发得更加频繁了。［29］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继续存在和更加频繁的爆发，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即将崩溃。因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危机频繁发生的同时，用一系列自我调节和改良措施去缓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束缚，并采取一系列社会调整措施，如企业职工持股、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使劳资矛盾趋向缓和，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保持稳定。简言之，正如马克思揭露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我们要运用唯物史观方法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趋势及其与经济危机的关系。四、对中国的启示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是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的一般层面是存在共性的。因此，此次发生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也为我们把握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熨平经济周期波动提供了重要启示。目前国内理论界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讨论：货币政策、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和经济结构。

1.货币政策方面。

吴培新（2008）通过对次贷危机形成机理以及对现行货币政策框架的含义分析，对我国货币政策框架的改善提出了四点启示：（1）在坚持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也要适当考虑资产价格的过度偏离以便采取防御性的货币政策；（2）由于现行的货币政策框架有“时间不一致性”的新的表现形式，因此必须延长货币政策目标的覆盖期限至整个经济周期，并考虑货币政策在全经济周期中的均衡性；（3）以央行为主导，加强三大监管机构的合作与沟通，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宏观金融审慎监管协调机制，以改善货币政策环境，抵消金融系统的过度顺周期性；（4）开展对我国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货币政策框架的内在不稳定性研究，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采取预防性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大起大落。［30］

200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超过2万亿美元。李若谷和冯春平（2008）认为，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巨大，迫切需要加强对外投资。次贷危机以后，美国一些金融资产价格相对缩水，更接近合理的价格区间，为中国对外投资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契机。［31］

2.房地产市场方面。

蒋先玲（2007）认为必须从意识上强调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也是一种风险资产；警惕住房抵押贷款的潜在信用风险,严格贷前审查；认为我国已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条件，应尽快总结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经验并进一步推广；寻找有效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对利率杠杆的使用要慎之又慎，完善土地出让制度，提高土地管理机关、房地产交易管理机关的透明度，减少商业腐败等，从制度上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32］

刘克崮（2007）认为，借鉴美国用次级贷款等市场方式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总体思路，加强住房金融市场分层和金融产品创新，将有利于我国形成完善的住房金融体系，以多种方式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困难问题。［3］

麦元勋、刘湘云（2007）则对抵押贷款的证券化持谨慎态度。他们认为，当市场参与主体过度追求利润而滥用资产证券化工具时，资产证券化不但不能分散风险，反而会沿资金链条迅速将风险传播出去，最终演变为影响广泛的危机。应坚持审慎原则促进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33］

汪利娜（2007）认为，“人人享有适当住宅”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要买房，让无支付能力的低收入者进入购房市场，不仅事与愿违，还会产生许多负效应。一个优化的市场结构应是新建房与存量房、出售房与租赁房、商品房与政府提供公共住房的统一。［34］

3.金融市场方面。

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在金融市场方面的启示，大家的观点比较一致，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首先看关于金融业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操作的讨论。如蓝庆新（2008）认为，必须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意识，完善风险防范制度。我国银行必须加强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制度建设，提高金融机构自身风险管理能力，并有针对性地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35］黄润中（2007）提出，金融创新工作要特别注意掌握规律，金融创新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是把双刃剑，必须在趋利避害中寻求利益最大化。［36］罗熹（2008）认为在银行风险管理方面有以下启示：一是在投资、信贷活动中要坚持独立的风险判断，确保对风险的识别、控制能力，不要投资于“不懂”的产品和领域。二是现代金融领域各类风险的内在关联性越来越大，风险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复杂。当今的金融风险很难孤立地进行识别和管理，要求国内银行必须加快提高全面风险管理水平。三是要有明确的风险战略、政策制度和健康的风险文化，健全内部治理结构，严格执行风险政策和制度，在风险收益的长期平衡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四是要进一步密切关注我国房地产市场走势，重新检讨现行的住房开发贷款和按揭贷款管理制度，最大限度地估计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大规模不良贷款的可能性。［5］

其次看关于金融监管的讨论。张雪春（2008）指出，必要的中央银行监管职能，有利于中央银行在危机处理中积极有效地履行职责。必须赋予中央银行必要的监管职能，进一步完善中央银行与银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的实时信息交换机制和维护金融稳定的预警机制。此外，在构建存款保险机制时，中央银行应该占据特殊地位。从这次美国次贷事件看，在危机发生时，中央银行是站在第一线的，应当与存款保险机构共享信息，并与存款保险机构的运作有相当的默契。［37］阳建勋（2008）认为，为减少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必须构建完善的市场纪律约束机制，加强市场化监管，同时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准入机制、金融市场行为监管机制和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加强监管成本意识，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谨防国际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38］

4.经济结构方面。

张宇、赵峰（2008）在深刻揭示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的基础上，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重要启示总结如下：（1）注重社会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国现阶段在促进发展的同时，应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为我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奠定基础。（2）在以股票、债券等为基础的虚拟经济中，由于资本的运动与实体经济的运动往往是脱节的，市场失灵的问题更加突出。作为一个处在发展与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有效发挥国家的调控作用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3）当前的金融危机证明了新自由主义不顾一切的盲目的私有化是有害的，我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4）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大和加深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无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影响，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13］

何干强（2008）从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关系角度分析认为，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将小汽车产业和房地产业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支柱行业是不合理的。如果过多地发展脱离一般老百姓消费力的高档商品且超出一定限度，产生供过于求而导致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商品流通遇到困难，这就必然反映到货币流通上，引发金融问题。并且，引起产业结构不合理与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自发性有关，私有制比重越大，这种自发性就越大。因此，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振兴新型公有制经济；同时从有利于人民角度出发，调整产业结构。［39］

朱安东、尹哲（2008）认为，应出台关乎民众利益的政策，采取有效措施在稳定物价的同时提高中低阶层的收入，降低贫富分化的程度，提高居民消费和内部需求，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14］

余永定（2008）认为，在积累了1.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之后，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的“损失分担者”，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能保持中国的巨大贸易顺差，但这些顺差代表中国可能或已经遭受的真实财富损失。因此，中国必须加速经济增长方式、增长战略的调整，坚决把经济增长的动力尽快转移到内需上来。［20］

吴敬琏（2009）认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根本方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实现这一转变存在体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各级政府仍然掌握了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利。因此，要继续深化尚未完成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进程，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权，提高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效率。［40］

彭兴韵、吴洁（2009）则认为，次贷危机归根到底是自由市场竞争体制的危机，虽然完全排斥市场机制会阻碍经济发展，但那种迷恋于完全自由市场竞争的发展道路，终究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只有在政府的宏观引导、风险及时得到消解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才能够较好地服务于社会与经济的发展。［41］

从我国理论界关于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我国启示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对启示的讨论是建立在对原因的分析的基础上的，对金融危机产生根源的不同层次的研究决定了在不同层次提出各自的启示和对策。将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美联储货币政策失误的观点，主张采取预防性的货币政策；房贷的发放要严格审核，并从制度上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认为金融危机主要是由于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操作失误引起的观点则更侧重于从金融角度，要求银行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合理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加强银行风险管理，监督机构必须充分发挥监管职能。另一些学者在认识到金融危机发生的本质原因后提出，应转变我国经济结构，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注重社会公平，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我们认为，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根源于产业危机，通过信用制度和经济全球化将危机扩散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及世界各国，并加深其影响的范围、程度和持续时间。因此，上述各种观点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归纳出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在经济运行各层面应把握和注意的问题。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应该认识到，此次金融危机实质上是一种债务危机，是因为生产的商品在流通中遇到困难而导致货币流通不畅引起的，因此，要从生产领域寻找解决办法，同时调整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制度，标本兼治，从根源和外部条件上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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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危机的认识篇4

1、危机与公共危机

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与各种各样的危机伴生共存，危机引发的现实危险会中止进程，破坏正常的生活秩序。根据危机事件的主体不同有个人危机、企业危机、公共危机的区别。这里我们探讨的是公共危机。所谓公共危机就是指在政府管理国家事务中，突然发生的如地震、流行病、经济波动、恐怖活动等对社会公共生活与社会秩序造成重大损失的事件。政府有责任、有义务建立健全危机管理体系，并通过研究危机、危机预警和救治危机，恢复社会的稳定和谐。而政府危机管理，是指政府工作人员在危机意识或危机观念的指导下，依据危机管理计划，对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危机事件进行预测、监督、控制、协调处理的全过程。危机发生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自然产生的，如地震、洪水、雪崩；二是人为引起的，如恐怖事件、经济过度波动。自然危机是天灾，具有不可抗拒性。人为危机是人祸，更具偶然性，危害也更大。由于人们对人为危机的认识还很不够，政府对人为危机的预警、动员、救治的研究也相对较少。

2、我国政府对公共危机管理的现状与问题

从古至今，尽管各级政府已经过无数次各类危机的考验，积累了一些应对的经验和办法，但是，以往政府在处理这些危机时，往往是就事论事，并没有上升到公共危机管理的高度去认识，用科学理论来指导具体的管理实践。当问题出现以后，往往临时组织一个班子，根据情况具体处置。这虽然也能够解决一时的问题，但是处理危机的成本很高，矛盾不少，表现出面对灾难时应对措施的临时性和政府调控的力度不够。近年来，我国应对各种危机所暴露的问题是多方面的，现状是不容乐观的。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2.1公共危机意识淡薄

政府官员、公共管理者以及社会公众的公共危机管理意识淡薄，在政府管理过程中就表现在对危机管理的认识不足。当危机的前兆出现以后，不能正确地识别，从而将危机消灭在摇篮里，此外，公共危机意识淡薄还表现在当危机发生后，由于相关机制的欠缺而处置不力，致使很多机会丧失。就象SARS在广州爆发后，没有引起足够的认识，也没有健全的危机管理体制及时应对，才使危机蔓延，进而在人群中造成极度恐慌，这种恐慌引发的破坏性后果往往比危机本身更为严重。

2.2对公共危机的基本特征认识不够

充分认识公共危机的基本特征是干预和解决公共危机的前提。公共危机的特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危机的突发性。公共危机的爆发突然，时间短促，传播迅速。公共危机的这一特征要求政府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做出反应，形成正确的判断，以争取到宝贵的时间，使可能的损失最小化。在这方面，SARS带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SARS初始在佛山，后来蔓延到广州。由于我们对它的传染性认识不足，也由于没有危机的预处理机制，使得危机爆发阶段的信息不全面，所需的物资（如呼吸机、全能防护服等）匮乏，对医护人员也缺乏有效的防护措施。

（2）危机的破坏性。公共危机所具有的突发性决定了它的巨大破坏性。SARS不仅造成人员伤害，对我国经济造成的破坏同样巨大。SARS的持续，减少了人群的聚集和出行，工厂不仅招不到熟练工甚至农民工都招不到，而且由于增加防护、消毒等方面的成本，生产效益受到严重影响；另一方面，市场客流的急剧下降，消费的日渐萎缩，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沉重打击。此外，国际资本的投向也会转变。

2.3公共危机管理未实现法制化

据了解，国外有专门培养社会危机管理人才的专业。在欧美国家，一些军事战略专家和国防经济学家从国防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危机预警系统。美国在多项法律中也对国民经济动员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规定，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国民经济动员体系。美国的危机处理体系和快速反应机制在人员救助、恢复正常生活秩序起到了关键作用。我国在应对SARS公共卫生危机期间暴露出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弊端，比如政府的危机管理缺乏系统的战略和政策规划；缺乏系统化和制度化的教育、训练、组织保障；缺乏整合和协调的机制，政府与医疗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欠缺；缺乏有效的信息支持和信息沟通机制，信息传播渠道不畅通；缺乏制度化的财资源保障和人力资源保障；与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的合作有待完善等等，都使我们看到健全危机管理机制的迫切性。

2.4缺乏完善的公共危机管理操作系统

SARS等公共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不仅仅是认识和法制规范方面的欠缺。对于公共危机管理，国家缺少一套行之有效的处理程序和规则。公共危机管理是国家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体制、行政体制的重要方面，这方面的欠缺暴露了政府管理的严重问题。危机管理对于企业，是企业生死攸关的大事；对于国家，就会关乎整个国家的兴衰存亡。在危机发生越来越频繁的今天，一个国家要减少危机的发生，降低危机的损失，提高政府应对危机的效率，必须建立系统的危机管理机制。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能保证政府在危机发生时能在最短时间内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将危机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3、促进我国公民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措施

对经济危机的认识篇5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贸易政策

经济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概念由特・莱维（LevyT）于1985年提出，他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到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得到广泛的认可，但至今尚无统一的解释。朱贻庭、崔宜明在《伦理学词典》中将经济全球化解释为：“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国和不同地区经济活动日益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的趋势。”国际商务学会的主席、印第安纳大学教授阿兰・鲁格曼（AlanRugman）认为，经济全球化即“跨国公司跨越国界从事外国直接投资和建立商业网络来创造价值的活动”。对经济全球化的解释为什么会出现众说纷纭的情况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经济全球化理解的出发点不同，如果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待经济全球化，那么，它就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运动的过程，是一个历史过程；如果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认识经济全球化，那么，它就是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控制世界经济；如果从内容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那么，它就是商品、服务、资本、技术的全球流动，是各国（地区）经济的发展与全球经济的发展相互影响和制约。

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正是全球认可“经济全球化”的拐点。经济全球化并不代表贸易保护政策的消失，事实上，贸易保护政策、国际贸易政策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新贸易保护主义不断产生。因为世界贸易组织在不允许成员采用不正当贸易手段进行国际贸易竞争或扭曲国际贸易竞争的同时，又允许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进行出口补贴、配额和许可证等“特例”扭曲国际贸易竞争的现象存在，为少数发达成员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的“特例”玩弄贸易保护主义开了方便之门。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使国际贸易政策更加复杂化、隐蔽化、多样化。世界贸易组织为成员之间敞开国门创造了条件；为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创造了条件；为自由贸易与全球经济的融合创造了条件，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在全球经济相互紧密依赖的同时，在世界各国（地区）对外依存度提高的同时，贸易摩擦的机率增加，贸易摩擦的频率增加，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也会层出不穷。

二、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的国际贸易政策

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是一个问题的两面，经济全球化时代与知识经济时代是同一个时代。经济全球化是从全球经济的紧密联系、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全球经济以市场为基础出发看问题，知识经济是从全球经济的动力、全球经济以知识为基础出发看问题。当今社会，既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又是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经历了5000多年的农业经济时代，又经历了大约300年的工业经济时代，现在进入一个崭新的知识经济时代。农业经济时代是一个完全封闭的时代，小农经济从微观上使各个家庭封闭，从宏观上使民族封闭；工业经济时代使微观的企业相互联系，但宏观上的各民族可以相互独立；知识经济时代使全球经济无法分开，使全球经济的时空界限缩小和模糊。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使崭新的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同时，经济全球化时代也到来。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看，知识经济是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知识经济从赖以存在的基础看，它是与以物质为基础的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与经济全球化概念的出现是同时代，都是20世纪80年代。1990年，联合国研究机构有了“知识经济”的提法，1997年初，世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面对近20年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给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新特征发表了一份年度报告，报告的标题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简称为“知识经济”。世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在该年度报告中指出：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耗）之上的经济。知识经济的核心、本质是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而知识的核心、本质不是口头禅中的书本知识或死知识，而是科学技术知识与高附加值的信息。

知识经济不等于高新技术经济，但知识经济的支柱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如信息科学技术产业、生命科学技术产业、新能源和再生能源科学技术产业、空间科学技术产业、海洋科学技术产业、有益于环境的科学技术产业和管理科学技术产业等。高新技术应以生产智能和新思想为主，开发人的“脑力”、“心力”。知识经济的前瞻性产业是文化教育产业，而文化教育产业是生产、传播文化和知识信息的产业，是开发“软实力”的产业。知识经济的灵魂产业是研究开发及咨询决策产业。知识经济的核心是创新，它涉及到理念的创新、科技的创新、知识的创新，而知识的创新是原动力。自然资本创造的价值或者说物质财富在使用中不仅消耗，而且不能增值，有些资源甚至不可再生，而知识财富在使用过程中不仅不会消耗，而且通过创新会不断增值，成为全社会共享的资源。知识经济时代的新特征使国际贸易政策逐渐向高端推进，特别是从技术、环境、社会、安全、健康等方面考虑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一方面，发达国家控制知识经济的制高点，通过国际贸易政策严格控制高新技术的出口，另一方面，在进口上则提高进口货产品的技术标准、环保标准、健康标准、安全标准等。我们也看到，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政策的出台上也体现了知识经济的核心――创新。他们不断出台维护本国利益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这些政策的知识含量越来越高，国际贸易的准入门槛也随之越筑越高。这就迫使贸易国不断提高自身产品的知识含量，但同时也加大了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的难度。

三、低碳经济时代背景下的国际贸易政策

低碳经济（Low-carbon Economy）是一个比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晚一些出现的概念。2003年英国政府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这是第一次以政府文件形式直接论及低碳经济。提出低碳经济概念的国际社会背景，1992年6月4日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公约》指出：“人类活动已大幅增加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这种增加增强了自然温室效应，平均而言将引起地球表面和大气进一步增温，并可能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产生不利影响。”《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CO2等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之前发表的一份报告认为，如果对造成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的排放不采取“猛砍”的措施，那么到2050年，全球变暖每年将给全球造成的经济损失最多可达3000亿美元。发展低碳经济必将成为21世纪经济的主流、技术革命的主流、新能源革命的主流；发展低碳经济必将成为21世纪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革命的主旋律；发展低碳经济必将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发展低碳经济必将带来国际贸易政策的新变化。

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低碳经济是从三个不同的侧面描述当今时代的概念。低碳经济从保护人类生存、发展环境出发；从子孙后代的利益出发；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出发，要求全球降低CO2的排放量，实现低碳生产和生活，要求用同样多的CO2排放创造更多的GDP或者用更少的CO2排放创造更多的GDP。低碳经济使市场体系大家族增加了新成员，在原有生活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的基础上增加了碳交易市场。低碳经济的出现、碳交易的介入使国际贸易政策增加了新的内容，有了与碳有关的国际贸易政策，如碳关税等。

四、后危机时代背景下的国际贸易政策

后危机时代的“危机”是什么呢？危机，《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危险的根由”，或“严重困难的关头”。《辞海》中的危机有三种解释，一指“潜伏的祸机”；二指“生死成败的紧要关头”；三指“经济危机”。《政治经济学辞典》认为，经济危机又称“经济恐慌”，通常指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社会经济大混乱。这些解释泛指的都是危机或经济危机，而不是后危机时代的“危机”。后危机时代的危机是特指起始于2006年由美国的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又称次级房贷危机，它是指一场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金融风暴。所谓“次贷”即“次级按揭贷款”，是相对于资信条件较好的按揭贷款而言的，“次级”是与“高级”、“优等”相对应的概念。在“次贷危机”一词中，“次”指信用低，还债能力低。所谓“按揭贷款”就是购房者以所购住房做抵押并由其所购买住房的房地产企业提供阶段性担保的个人住房贷款业务。“次级”指按揭贷款人没有（或缺乏足够的）收入和还款能力证明，或者因负债较重而资信条件较“次”。美国“次贷危机”起始于2006年春季，2007年8月开始由美国蔓延到欧盟、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由于次贷抵押贷款机构纷纷破产，投资基金不得不被迫关闭，从而使西方股市剧烈震荡，引起世界性的金融风暴。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于2007年4月2日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并裁减员工25%。随后，德国工业银行于2007年8月2日宣布盈利预警，原因是工业银行及其下属的一个127亿欧元规模的投资基金――莱茵兰基金参与了美国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业务而出现巨大损失，估计亏损82亿欧元。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公司也于2007年8月2日宣布，由于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使旗下的两只基金倒闭，负责此项业务的共同主席和共同营运官沃伦・斯佩克特（WarrenSpector）当天辞职；紧接着，美国第十大抵押贷款机构――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投资公司于2007年8月6日向美国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法国第一大银行――巴黎银行旗下的三只基金由于投资美国的次贷债券而损失惨重，2007年8月9日被宣布冻结。日本、韩国也因美国次贷危机出现损失，如日本第二大银行瑞穗银行的母公司瑞穗集团于2007年8月13日宣布由于参与美国次贷而损失6亿日元。根据瑞银证券日本公司的估计，日本九大银行持有美国次贷担保证券超过1万亿日元，韩国5家银行持有美国次贷担保债券权565亿美元。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如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美林证券等宣布有百亿美元因美国次贷危机而损失。

2011年，全球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所谓后危机时代不是危机已经结束，不是危机已经成为过去，而是指危机缓和后出现的一种看似风平浪静的状态。这种“平稳”状况是相对危机而言的，因为造成危机的根源并没有消除，影响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仍然存在，一有风吹草动，危机就有可能会卷土重来，随时可能会出现新一轮的经济震荡与心理恐慌。故后危机时代，一方面表明全球金融危机暂时过去，另一方面表明现阶段世界经济并没有明显摆脱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金融危机随时可能会再出现。2011年8月，欧洲债务危机引发欧美股市狂跌。该月4日，美国股市道琼斯指数跌500点以上，为2008年12月以来单日下跌点数之最。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油价狂跌近60%，犹如投下一颗“金融炸弹”，刺激了脆弱的金融神经，引爆了信用危机。后危机时代并非繁荣期的到来，并非意味着经济进入高涨期。金融危机使全球贸易处于近50年来的低谷。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世界贸易下滑12%，其降幅远远超过世界生产的降幅，为二战以来最大跌幅。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萎缩，国内消费减少，失业增加。发达国家由高调的新自由主义贸易转向新保护主义贸易，表现为反倾销调查、贸易救济调查、反补贴案件的有增无减。他们启动劳工标准限制国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利用汇率、利率政策影响经济和贸易。从一定意义上讲，经济危机同贸易保护是一对孪生兄弟。经济衰退到来时总想把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于是首推贸易保护政策。这种贸易保护会引起他国贸易报复，引发贸易大战，从而扩散经济危机的破坏力、影响力，使经济危机外溢，而形成恶性循环的局面。后危机时代，注意危机对国际贸易的消极影响，注意危机对国际贸易政策的左右，并采取相应的举措应对显得十分重要。

后危机时代并非意味着保护贸易政策的消失，并非意味着保护贸易政策的减弱。在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中，中国饱受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仅2010年第一季度，就有10个国家对中国发起19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调查，直接涉及中国出口金额12亿美元。而在2009年，共有22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116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保调查，直接涉及出口金额126亿美元。据WTO统计，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被反倾销调查最多的成员。此外，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高筑绿色贸易、技术等新贸易壁垒，出现了主要针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保护主义倾向，限制对基础设施、高新技术、能源、金融等领域的投资，甚至把经贸问题政治化。针对以上新情况，我国应在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寻求经济发展之策，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注：武汉商学院校级课题，项目编号2014Y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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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危机的认识篇6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5－0094－05

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频繁发生，其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和社会财富的湮灭，促使如何熨平经济周期，避免经济危机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自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随着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已连续20余年未出现经济危机，在此背景下，西方某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通过宣扬“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等理论，试图论证资本主义具有自我完善性，经济危机将不会发生。但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无情的否定了这些西方学者的理论。

鉴于上述背景，本文拟对马克思与主流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比较，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起源及反思的研究，将不仅对认清掩盖在现代知识经济外衣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机理与实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将对剖析资本主义实质，研判未来经济危机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马克思从根源出发解释经济危机的生成机制，不仅分析了经济危机产生的本源，而且对经济危机爆发的推动力量进行了研究。本文拟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研究出发，对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以及推动力量进行较为系统的归纳和梳理。

(一)马克思对经济危机本源的追溯

马克思通过对商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过程进行分析，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同时，只有完成商品价值实现中“惊险的一跃”，才能使商品生产流通过程延续，一旦商品价值实现环节出现问题，则之后一系列商品都会由于缺乏货币而无法实现价值，这为经济危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而资本主义中经济危机产生的必然性是则由“整整一系列关系”共同产生的结果，具体而言，它主要由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以及资本收益率递减等因素影响。

在生产过剩方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中，资本的逐利性驱使资本家尽可能的扩大产出，而导致生产比例失调变为客观规律。因此，马克思批判西方经济学家只关注局部个别部门的生产过剩，而并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存在总体生产过剩。而这种总体生产过剩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其发生具有必然性。

在需求不足方面，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需求不足的内在矛盾。一种传统的解读是，建立在最大化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分配方式，注定使资本家得到的剩余价值的积累远高于工人工资。而资本家在收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将大部分剩余价值用于资本积累，这将导致资本主义存在无限扩大的生产能力与有限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产生。但笔者认为，在传统解读的基础上，还存在对马克思观点的另一种解读，即需求由消费性需求及生产性需求组成。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社会分工逐渐细化，生产性需求的比重不断提高，剩余价值实现愈发依赖于剩余价值的再投资。但是只有当工人工资能够达到所生产剩余价值的必要劳动的限度时，工人才可能被雇佣。因此，将导致社会总体需求的不足。

在利润率存在下降趋势方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家通过压缩个别劳动时间而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其导致产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降低，与此同时，榨取剩余价值的难度将不断提高。为达到不断提高资本剩余价值总额的目的，需要不断扩大生产中的资本投入，从而造成市场整体的生产过剩。

综上，马克思通过将资本主义的矛盾细化为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以及利润率下降等三个层面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生产最大化和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本身即为“一个活的矛盾”，因此，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二)马克思对经济危机推动力量的分析

虽然马克思指出，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存在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化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但马克思同时认为，经济危机是在“一系列关系”共同作用下爆发的。在此，本部分拟对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经济危机爆发的主要推动力量进行分析。

第一，固定资本更新。固定资本更新对经济危机的推动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个别固定资本更新而言，由于资本家在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驱动下，会利用固定资产更新以降低个别劳动时间。但固定资本更新所具有的周期性，将导致在固定资本更新周期的间隔内相关产品部门的生产过剩；二是对于社会整体固定资本更新而言，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决策的分散化，社会总体固定资本更新总额与所预存的折旧基金总额很可能不相等，这将为经济危机的爆发起到推动作用。此外，在国民经济中，具有较长资本周转周期的产业也会由于与固定资本更新类似的机理，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第二，虚拟资本的积累。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能够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例如，当利率上升或股票增发时，会导致股票价格下跌。而股票价格往往与居民实际持有财富总量相挂钩，即当股票价格下降时，其所有者的总支付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市场整体需求，这将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第三，非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消费较多的是生活必需品，而奢侈品等非生活必需品则在资本家消费中所占比例较大。一旦经济出现波动时，人们首先会缩减非生活必需品的开支，这将导致生产非生活必需品的部门出现裁员，进而导致非生活必需品生产部门员工的需求降低，社会生产出现过剩。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非生活必需品所占消费比重将不断上升，这将导致出现经济波动时所产生更大的连锁效应，以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综上，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出发，以唯物主义的思想，通过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消费不足，即生产与市场之间的矛盾研究，在第二卷中对资本主义两大部类生产比例失调，即生产过剩的研究，以及在第三卷中对资本收益率逐步降低趋势的研究，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而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进行了系统分析。

二、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

在传统研究中，一般以经济危机的影响因素来自经济运行内部、外部或是兼有为依据，而分为内因论、外因论、综合论对西方经济危机的研究进行分类。这种划分方法能够较好得对各种研究观点进行总结归纳，但是无法在时间顺序上反应出观点的演

进。在此，笔者将以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的演进历史为序，追溯梳理古典经济学、凯恩斯学派、自由主义学派等对于经济危机的主要观点，并对其进行分类和归纳，这样能够在观点归纳的基础上，较好的反应出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相关研究观点的演进。

(一)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理论研究

由于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刚确立，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必然导致生产过剩具有较大的争议。在此背景下，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研究观点经历了由全面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到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存在不可避免性的发展历程。

1.资本主义无危机论持资本主义无危机论的学者普遍持市场万能论观点，认为市场中总需求与总供给相等，从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会发生，其代表人物有萨伊、李嘉图等学者。

萨伊(Jeen－Bapfistesay)认为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出售某种商品意味着购买了另一种商品，即生产某种商品的同时为与它价值相当的商品提供了实现价值的渠道，所以总需求总是与总供给一致，不会出现普遍生产过剩下的经济危机。

李嘉图(David Ricardo)继承了斯密“看不见的手”，认为个人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与社会整体利益并不冲突，从而他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归结为满足社会需要。此外，李嘉图接受萨伊的思想，认为生产创造了需求，即资本家通过生产实现商品价值后，无论选择个人消费或扩大再生产，都会产生价值相等的新的购买，因此，总需求和总供给总是相等。纵观李嘉图的危机理论，其建立在需求无限论的基础上，并混淆了商品流通与物物交换的关系。

综上，资本主义无危机论认为资本主义不会产生普遍性经济危机，这与当时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初期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减少政府干预而扩大生产，其导致了当时主流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无危机论的观点，符合其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利益。

2.资本主义危机存在论与上述无危机论相对立的是危机存在论，其代表学者西蒙斯第(Simons)、马尔萨斯(Maltmos)等学者，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矛盾，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西蒙斯第接受了斯密教条的思想，认为商品并不与收入完全相等。而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机械化大生产导致的生产规模的无序扩大，使小生产者不断破产，进而影响市场需求和总体消费，最终导致商品价值无法实现，产生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大生产导致的生产无限扩大化与消费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

马尔萨斯认为当社会积累大量转向必需品的生产时，必需品的生产必将超过现有需求程度，产生的有效需求不足，但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方面，不能仅靠资本家和工人的收入，而应由地主、军队、官员等非直接劳动者创造与商品生产无关的需求，从而保持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因此，对于资本主义而言，若要维持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平衡，则必须刺激非生产阶级的消费，从而避免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危机存在论通过分析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是必然存在的。但是，由于出身及代表阶级不同等因素，导致持危机存在论的学者观点之间存在差异，西蒙斯第基于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认为小生产者破产会导致国内市场缩小，产生经济危机，而马尔萨斯从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认为贵族等非生产阶级挥霍能够避免和缓解经济危机。

(二)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凯恩斯主义是在1929年到1933年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其全面否定萨伊定律，认为需求能够创造供给，并在“个人消费倾向”、“资本边际产出”以及“个人偏好”的基础上，提出有效需求的概念，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形成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凯恩斯(Keyhes)认为，“个人消费倾向”是由人的习惯、心理以及社会背景共同决定的，会随个人收入的提高而下降，因此，当国民收入提升时，收入和消费之间的缺口会不断加大，导致需求小于供给。而“资本边际产出”为新增的每单位投资可得到的利润，当资本边际产出高于资本的使用成本，即利息时，投资会增加；当资本边际产出等于利息时，投资将停止，在长期看来，资本边际产出是不断递减的，这也将是导致资本边际产出不足的原因之一。“个人偏好”是指个人基于交易动机、谨慎动机以及投机动机等心理，偏好于持有―定量的货币，而非全部储蓄。因此，在货币总量一定的前提下，由于人们对于持有货币偏好的存在，会使利率保持在高位，导致投资不足。

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的概念，是指商品总供给与商品总需求相等时的需求量。有效需求不足时，均衡条件下的就业量小于充分就业的就业量，是资本主义大量失业存在的原因。对于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凯恩斯认为其可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方面。在消费需求层面，由于经济危机时期对失业可能性的忧虑，导致人们不断减少消费，使社会总需求降低；在投资需求层面，由于货币总供给量不足以及流通速度较慢等原因，导致社会整体中没有足够的货币支付投资需求。

基于上述原因，凯恩斯认为，在经济危机发生时，政府应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尽快经济萧条的影响。其中，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政府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整准备金率或利率等方法影响市场货币使用成本，以提高市场货币供给；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加大公共投资和政府购买，并利用相关政策鼓励私人增加消费，例如，可利用适度的通货膨胀，使居民实际工资下降，促进消费。

(三)新自由主义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随着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的“滞涨”爆发，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而出现了以反对政府干预为主要观点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强调以“无形的手”调节下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性，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于政府采用凯恩斯主义，对市场进行过度干预而产生的。而在新自由主义中，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可分为不同的学派。本文拟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观点进行归纳和梳理。

以弗里德曼(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以货币数量论为核心，认为由收入、边际资本产出、通货膨胀率以及个人偏好共同决定的货币供给量对于经济危机的产生具有决定性作用。当货币发行量高于生产产品总价值时，通货膨胀就会产生。但由于自然失业率的存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因而凯恩斯主张利用通货膨胀降低失业率的举措只能导致“滞涨”。而对于“滞涨”的解决措施，应采用只以货币供应量为唯一调节因素的货币政策，应保证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之间保持同步。这种观点对于缓和资本主义矛盾具有积极作用，但其忽视了失业的产生以及解决方法。

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需求创造供给的论断，认为需求不一定创造供给，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影响社会经济主体对于储蓄和投资的预期，从而产生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供

给缺乏，应通过减税、削减政府开支等措施，提高社会供给，避免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还包括弗莱堡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其都认为经济危机的产生是由于政府遵循凯恩斯学派对经济过度干预导致，应反对政府干预，提倡市场自由竞争。但是，在新自由主义对于“滞涨”现象作出相应的原因诠释和解决路径分析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新自由主义下，由于资本家对于超额利润的追求，使资本的投入重点由实体经济转向金融项目，这对于居民而言，能够依靠透支消费提前满足远期需求，对于资本家而言，能够提前支取远期收益，而一旦其中一项资金链断裂，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进而爆发经济危机。

三、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研究的比较分析

通过上文中对于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研究的比较分析能够看出，两种经济危机研究的根本分歧来源于研究对象以及方法论的差异，进而导致了在经济危机可能性、起源以及成因等根本观点方面存在差异。

(一)研究对象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从经济现象的本质出发，通过系统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规律和趋势，科学的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般性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经济危机的产生是资本主义这种矛盾的必然产物，因此，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

而纵观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的研究，其以唯心主义出发，以资本主义永恒存在为既定研究前提，以具体阶段的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导致研究观点与结论具有明显的时效性。无论从萨伊、李嘉图等学者对于经济危机的全面否定，到西斯蒙第、马尔萨斯等学者对经济危机存在性的肯定；还是从凯恩斯主义面对经济危机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分析，到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的危机应对策略，都反映出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研究仍停留在现象层面的分析，并没有接触到经济危机的本质，因此也无法对经济危机的起源与应对进行全面、客观的研究。

(二)方法论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对于意识行为具有决定作用，人们在物质生产中所结成的经济关系是社会形成的基础，而经济关系中的物质利益关系是经济主体行为和心理的出发点，所以经济主体行为和心理应当由物质利益关系说明，而不能相反。由于市场主体的经济关系错综复杂，因而不存在普世性的“心理法则”来指导所有市场主体的行为，也不能只用某一阶级的特定心理及行为描述整体，因此，应坚持唯物主义方法论，以经济关系人手对经济危机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研究。

而在西方经济学在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中，以唯心主义为方法论，普遍将心理因素引入研究之中，夸大了心理作用对于市场行为的决定作用，使得对于国民经济整体运行过程的研究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例如，凯恩斯在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中，承认资本主义存在供过于求的矛盾，但是，他并没有深入研究矛盾形成的内在机理，而是以市场主体心理因素出发来研究有效需求不足。因此，这种利用唯心主义观点对经济危机进行研究与马克思的观点截然对立。

(三)研究观点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透过经济危机带来的各种表面现象，深入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的内部矛盾进行分析，通过在《资本论》三卷中分别对消费不足、生产比例失衡、资本收益率递减等矛盾表象的分析，从不同层面揭示经济危机产生的内在原因，认为市场供过于求是经济危机的直接表现，而供求矛盾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实现矛盾的表现，剩余价值实现中的矛盾则是生产者的盲目扩张与消费者有限需求之间矛盾的体现，最终得出经济危机中一切矛盾存在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与生产社会化。

对经济危机的认识篇7

关注理由：美国金融危机以及正在持续发酵的欧债危机使西方经济思潮开始出现新变化、新趋势。新国家干预主义正式回到世界经济思想的前台，值得我们研究。

新国家干预主义将再度成为主流

全球性的金融经济危机必然引致新的经济思潮的出现或已有的经济思潮的轮替。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主义，将古典主义经济思潮取而代之；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涨使凯恩斯主义饱受诟病，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开始成为主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进入了一个“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周期，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学者开始为这段时间内的“歌舞升平”高唱赞歌，认为西方经济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指导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并称之为“大缓和”，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暴风雨来的前夜。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相关经济学者，都开始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思潮下的种种经济调控模式过度放任，为此次金融经济危机埋下了过多的隐患。痛定思痛，新国家干预主义被迅速搬上舞台，承担起拯救西方国家经济的使命。我们之所以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的国家干预主义称为“新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是区别于凯恩斯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相比，这次国家干预更为彻底，彻底地与市场原教旨主义和纯粹的自由市场主义诀别。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新政后，采取国家干预主义，大规模的对银行进行救助，但终究放任了10797家银行的破产和淘汰。而2008年则截然不同，国家干预的宽度和深度都是在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除雷曼兄弟破产外，美国政府对金融业进行了全面救助，没有再让任何一家金融机构步雷曼的后尘。

从总体数量上看，在危机高峰期，美国政府通过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对全美88%的银行进行了注资，注入资金达到2450亿美元。更为体现美国政府干预意图的是对最先爆发危机的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公司接手，收归国有。实际上，即使对本轮金融危机中仅有的一家倒闭机构雷曼而言，美国政府的初衷也并非放任不管，从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对金融危机的回忆录《峭壁边缘》一书和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美国国会听证会的陈述中可知，当时美国政府并不是想放弃雷曼，一是当时没有找到救助雷曼的合适交易对手，二是如果政府直接购买雷曼的话，经过推算，将来经济好转后变卖雷曼资产时，不足以收回成本，最后只能不得已而为之。

可以预测，新国家干预主义将成为西方经济思潮的主流，从此次危机救助向国家经济调控的其他方面渗透。

贸易保护主义再度兴起

金融危机向来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温床，以危机为借口，实施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是西方国家惯用的手段，本次金融危机自然也不例外。

首先是西方国家以全球经济失衡为借口压迫贸易顺差国的汇率升值。西方国家不从自身寻找原因，而将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归咎于全球经济失衡，归咎于中国等亚洲国家和石油产出国的贸易顺差行为。为此，以调整全球经济失衡为借口，压迫贸易顺差国的汇率大幅度升值，减少贸易顺差行为。以人民币汇率为例，从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改以来，已经累计升值了20%以上，但美国仍认为人民币升值幅度还没有达到其所认为的合理区间，持续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殊不知，在其国内经济的根本矛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靠压迫其他国家汇率升值的方式永远无法解决问题，只会招致更多国家的反感。

其次，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的另一表现形式是反倾销行为的日益加大。西方国家以金融危机为借口，加大对本国的贸易保护行为, 对新兴市场经济体频频挥舞反倾销的大棒，致使世界贸易争端不断增多，贸易规则不断破坏，正常的贸易渠道正受到日益严重的阻碍。

经济全球化受到抑制

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必然使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受到抑制。一是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越快，危机的传递速度越快，传染范围越广，传播渠道越多，本次危机是西方国家发起并传染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下次很可能是次序相反。为此，对危机的防范意识会大为增强，经济全球化会因此受到影响。

二是欧债危机使西方国家意识到经济全球化的过快发展会埋下多重隐患。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高端表现形式，欧元的诞生令西方国家一度作为典范向世界宣传，然而，在相关协调机制落后的情况下，欧元区的危机终未幸免，西方国家甚至全球都会因此对快速发展的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进行重新审视。

三是危机后，欧美国家的经济结构将进行调整，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已对其本国的经济带来掣肘，奥巴马总统已经提出美国重振制造业的计划，欧洲为消除欧债危机的后遗症也必然更加重视制造业，增加纳税源，提升本国竞争力。欧美重振实体产业有可能引发其分布在全球各国的企业回迁，这会间接影响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对经济危机的认识篇8

肇始于2007年初的美国次贷危机事件，在2008年最终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2009年进入到“后金融危机”的艰难调整时期。面对如此严峻的金融危机，仅仅在自由市场竞争理论和金融监管体系缺失上探求其发生的根源、诉求其解决的路径是远远不够的。笔者尝试从人学入手，探微其人性根源，从伦理着眼，透析其价值根源，从意识形态的高度，论析其深层根源，以期获得对其更为全面的认识。

一、人学探微：金融危机的人性根源

20世纪18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获得强势话语霸权，成为西方占主流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在自由主义的鼻祖亚当・斯密那里，“理性经济人”是自利性和公共性的统一，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是认识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统一。只是由于新自由主义将斯密这个具有内涵完整的概念体系的“理性经济人”割裂开来，使之片面化、极端化，才使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充斥着不择手段的利己主义，远离人文的科学主义，不讲道德的技术主义。这也正是他们主张“回到斯密”，从源头上去完整认识和把握“理性人”的根本原因。的确，社会科学的一切领域都离不开对人性的基本预设，但是，人类现实社会中人性的无限丰富性，决定了以先验的人为起点的抽象人性预设，并不足以解释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笔者认为，应当“回到马克思”，以马克思的“社会人”作为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和现实基础，才能不断破解现实生活的种种奥秘，才能逐渐获得对现实问题的真理性认识。

“理性经济人”是自利性和公共性的统一。新自由主义将“理性经济人”的自利性单一化，使本来不具价值判断的自利性转变为带有显著价值色彩的自私性。在这场危机中，华尔街金融资本家为了高额利润创造包装的诸如次级贷款和由按揭所支撑的证券以及其他的所谓“创新”金融衍生品，昭示的再也不是人的合情合理的自利性，而是失去了公共性制约的自私性的贪婪。“理性经济人”自利性的单一化对政治领域的侵蚀，“理性政治人”逾越正常的物质需求底线，而将经济利益作为自身政治行为的主要目的，从而转变为政治生活领域裸的“经济人”。金融危机与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美国从金融寡头的根本经济利益出发，先后解除了对金融机构和金融衍生品管制的法案。这样，“管理众人的事”的政治沦为“理性经济人”竞逐利益的舞台，“理性政治人”也失去其公共性，而成为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理性经济人”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新自由主义抽象掉“理性经济人”价值理性，单一化的“理性经济人”关心的只是以逻辑演绎和数理分析的技术化方法去认识客观规律，由此造成了种种背离人性的异化现象。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华尔街的金融精英痴迷于金融创新，以信息通讯技术为基础，以工程设计为思路，赋值和设定各种参数和规则，搭建起高度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这种金融衍生品体系是人的单一化的工具理性的产物，它的确带来了金融市场高效率，但同时也放大了理性所不及的风险，最终在翻云覆雨的金融市场上成为加剧风险的罪魁、引爆风险的导火索。此次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缺陷。新自由主义将经济的发展寄托于工具理性的技术创新，而不考虑或较少考虑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不确定性，其最终结局只能是片面性的畸形发展。

“理性经济人”是认知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统一。新自由主义将“理性经济人”的认知理性单一化，以认知理性取代实践理性。华尔街的金融界不甘心于普通的中介服务，而是从事风险经营，积极地进行金融创新，通过借贷杠杆推动虚拟经济迅速膨胀，这样，既可以获得高额的利润，又可以将市场风险转嫁给证券市场。作为“理性经济人”的金融精英，对金融衍生品的产品设计、规则制定、程序运行等方面体现的是其认知理性。信用是一种实践理性，是人们金融实践中形成的对道德的自觉体认、遵守和践行。正是由于华尔街的金融精英对信用这种实践理性的透支，才导致了这场影响全球的金融风暴。金融危机从根本上威胁到了大垄断资本的利益，美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积极地救市措施，美联储在危机中通过向金融机构不断注资，最终成为美国金融体系最大资产持有人。美国政府注资，必将大幅增加财政赤字，导致私企风险转化为国家风险，市场信用危机转化为国家信用危机。就本质而言，美国新自由主义鼓吹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都是由国家出面为国际垄断资本搭建资本的全球扩张和金融控制的平台。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域讲，无论是“理性经济人”还是“理性政治人”都不是现实的人，而是抽象的人。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是一个社会关系的范畴，社会生产关系才是人的真实本质。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入手，分析了金融危机的一般条件和成为现实的条件，并指出金融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还指出，伴随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发展，金融危机具有了频繁性、国际性和严重性的特点。要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通过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机制，只能是缘木求鱼，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根本上克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二、伦理透析：金融危机的价值根源

自由与平等是新自由主义两个最基本的价值理念。当代自由主义者伯林区分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种概念。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只能是消极自由，弗里德曼指出，“对于一个自由主义者而言，合适的手段是自由讨论和自愿合作。这也意味着：任何强制的形式都是不合适的。理想的情况是：在自由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具有责任心的个人之间取得一致的意见。”平等是一个与差别相对立的范畴，它表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某种等同性或者无差别性。平等有起点平等和结果平等之说，新自由主义主张起点平等，反对结果平等。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和平等是对立的，人越是自由，它们就越自由地显示出他们之间的不平等。任何政治的或是社会的平等企图都会促使平等最终不可避免地造成对自由的限制和摧毁。”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将自由放在第一位，平等仅仅是自由的可喜的副产品。

新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作为自己政治经济理论的基石。主张市场原教旨主义，反对计划经济，认为计划经济势必造成政治权力对个人全部生活的控制，最终导致国家控制一切的极权主义；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认为公有制不仅于提高效率无补，还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浪费，更危险的还给极权统治提供温

床；宣扬有限政府，反对福利国家制度，认为所谓的“福利国家”不仅培养了社会慵懒之风，还会削弱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国家的根本竞争力；主张经济的全球化，要求拆除各国的保护机制，实现生产、贸易和投资的完全自由化，进而削弱国家，直至肢解国家，实现其浪漫主义的全球治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的“华盛顿共识”，俄罗斯和东欧地区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都是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模式在全球推广的实验。新自由主义的实验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全方位的负面影响，金融危机频繁，贫困和失业交织，政治危机频繁，腐败寻租之风愈烈，暴力犯罪频繁，吸毒和恐怖活动猖獗。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始作俑者，美国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也在劫难逃，其吹起的虚拟经济的泡沫破灭，自身也陷入金融危机的泥坑中难以自拔。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使深陷危机中的美国垄断资本必将通过对外扩张来转嫁危机。

接连不断的金融危机揭开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华美面纱，展露其隐藏在表面自由平等价值理念背后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深刻本质。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左翼政党面对接连不断的金融危机的困惑，积极寻求新的解决方案，重构西方主流价值观。对自由而言，他们更强调的是个人想要成为自身主人的“积极自由”；对平等而言，他们更多地强调差别权利和基本平等。鉴于普通民众追求并获得幸福的能力严重不足，因此，政府应该为每一个人提供和创造平等的发展机会，在失业救济、就业培训、福利保障、公共卫生、国民教育等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发展中国家纷纷改弦更张，从拉美的“圣地亚哥共识”到中国的“北京共识”，从俄罗斯对“自主性”国家的建构到东南亚国家渐次加强对金融和资本市场的监管等都是如此。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经济市场化、政治自由化、文化全球化的深刻本质是强者对弱者实力悬殊的生存竞争，是强者对弱者的霸权主义。新自由主义自由平等价值理念的核心就是让弱者拆除自我保护的屏障，来实现强者与弱者“完全平等”的市场竞争。

自由和平等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的自然权利理论基础之上的，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先验的抽象的自然权利。在马克思看来，自由和平等权利不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而是历史地产生的社会权利，在阶级社会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对于阶级社会中的自由，马克思揭示了其阶级实质，“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自由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对于平等的阶级实质，马克思做出了深刻的阐释，“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权利，……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再一次暴露了资本主义自由平等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所谓经济的市场化，只是国际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自由；所谓政治的自由化，只是垄断资本的政治游戏；所谓文化的全球化，只是美国文化的全球化。

三、“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创新与发展

由金融危机诱发的世界经济强烈震荡，不仅会使国际经济秩序走向重组，而且会导致国际政治秩序的重组，更重要的是还会引起世界范围内文化观念的重组。面对咄咄逼人的经济全球化，我们要做的不仅是保障经济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保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我们如何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提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权，就成为时代赋予我们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理性反思

曾几何时，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福山“历史的终结”宣布了“意识形态的终结”。然而，意识形态不像善良人们所期望的那样，随着西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胜利”而终结，而是要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将西方世界以自由平等为核心价值理念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非意识形态的、全人类的、具有普世意义的共同文化引领世界文化潮流。这种内容诱人包装华丽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搭乘全球化的快车，对正处于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强烈的冲击，直指我国改革开放的根本价值取向问题，导致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消极防御的被动状态。

1　从本质上讲，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是实践性。意识形态的实践性特征要求我们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新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做出调整与创新。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势的传播手段，使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获得了明显的话语权优势，而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却在减弱，甚至有人主张淡化、消解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执政党如何树立主流意识形态的优势话语权，如何通过宣传教育实现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如何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力，就成为我们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不得不加以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

2　从理论特质上讲，意识形态属于社会批判理论。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的、辩证的、批判的社会意识形态。在“十年”期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笼罩上了神圣的光环，其所蕴涵的科学性、辩证性、批判性等生命活力也在一片嘈杂的语录声中烟消云散。改革开放以来，传统意识形态强大的历史惯性，致使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创新和发展起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强烈的危机感和深重的忧患意识，致使我们又走上了经济优先发展的现代化路径，有意无意地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这不仅给西方新自由主义强势意识形态以可乘之机，而且也会使我们的思想走向僵化。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如何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命活力，如何进一步发展科学性、辩证性、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

3　从阶级性上讲，意识形态作为“阶级社会维护意识”，其目的就是以阶级实践作为自己的使命，为统治阶级的实践提供思想导向。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露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虚假性，指出克服意识形态虚假性的路径，有且只有以实践的自我否定、自我超越、自我创造精神赋予意识形态以科学性、辩证性、批判性，才能使虚假的意识形态变身为科学的意识形态。在经济的全球化过程中，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其内容上的吸引性和诱惑性，以其包装上的精致性和华美性，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普世化的、超民族的、超国家意识的全球主义的超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由于长期以来心态的指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盘接受，而没有运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来揭示其资本统治的真实本质。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揭露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如何在社会阶级关系调整境遇中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时俱进，如何进一步发展实践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我们面临的亟待解决的历史性课题。

(二)现实的创新发展

全球化并没有如哈贝马斯所设想的那样，实现其“世界公民社会”的美丽梦

想，而是以资本的统治为本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金融危机触发了我们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深邃的目光，审视我们曾经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历程，这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思考，也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教训，同时也提供给我们历史的契机。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我们要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提升自主经济能力、政治能力和文化能力，并积极谋求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构。

对经济危机的认识篇9

1.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动。

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是由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所导致的，即是由于利率变化和房价波动引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赴美考察团（2008）认为，美国次级贷款之所以引发全球范围内金融市场的危机，利率与房价波动是关键因素。首先看美联储利率政策及贷款利率的变化。美联储从2001年初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次贷规模迅速增加。但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担忧，美联储从2004年6月起逐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与房屋贷款利率。利率的上升无疑对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形成压力。其次是美国房屋价格普遍出现大幅下降，利率变动影响到借款人的融资成本和还款能力，而房屋价格变动则影响到借款人的还款意愿，两者共同决定了次级贷款的违约率。房价增速放缓甚至下跌是到期未付率开始上升的重要原因。［1］

2.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与金融市场操作不规范。

另一种观点从金融市场层面挖掘次贷危机的原因，强调了次贷危机中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与金融市场操作不规范造成的影响。如何帆、张明（2007）将利率上升和房价下跌归结为次贷危机发生的触发动因，并从创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市场操作视角出发，将次贷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归纳为：宽松的贷款标准和创新的贷款品种、风行的证券化和偏高的信用评级。金融衍生产品创新方面，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面向的是那些收入较低、负债较重的、原本不够资格申请住房抵押贷款的潜在购房者群体，同时房地产金融机构开发出多种抵押贷款品种，如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另一方面，从金融市场操作角度看，房地产金融机构为了迅速回笼资金，以便提供更多笔抵押贷款，可以在投资银行的帮助下实施证券化，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在市场繁荣时期，信用评级机构有时候通过提高信用评级的方式来讨好客户，主观上降低了信用评级的标准，而证券化产品偏高的信用评级导致机构投资者的非理性追捧，最终导致信用风险的累积。［2］

此外，刘克崮（2007）［3］、冯科（2007）［4］等也认为，次贷产品设计本身存在缺陷，且过度衍生,使得风险跨市场传递；而且信用评级机构的中介独立性弱化，以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工具被过度滥用，是产生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

3.金融监管不力。

还有许多学者将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原因归结为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缺失。罗熹（2008）认为，对金融机构监管的放松是导致次贷危机的重要因素。在此次受次贷危机影响较大的美国、英国、爱尔兰等国家实行的是典型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该模式信奉自由贸易主义、最低政府干预以及最大程度的竞争，其逐渐放松的金融监管使得其金融体系常常陷入危机当中。首先，从美联储的职能看，以往美联储在金融市场发生动荡时采取的救市行为容易助长投机心理，甚至产生不负责任的道德风险。其次，从对金融部门的松懈监管看，监管机构了旨在将投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分离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让商业银行能够从事全能银行的业务。在美国，金融扩张的幅度明显大于其所服务的实体经济，而且随着监管的绊脚石被移走，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危机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5］

4.流动性过剩。

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流动性过剩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金融危机发生后，许多人将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与流动性过剩联系起来。华民（2008）认为，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流动性过剩。由于全球经济进入成本竞争后产生了价格持续下降的通货收缩效应，从而导致货币需求的减少、美国长期累积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规模巨大的贸易赤字，导致了美元的过度供给等因素，不可避免地造成全球性的流动性泛滥。过剩的资金大量购买高风险资产，从而引发了以美国次级债为典型的金融风险。［6］陈雨露、庞红、蒲延杰（2008）认为，就根本而言，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货币紧缩政策的时滞和全球的流动性过剩。随着美国利率的不断提高，货币紧缩政策的累积效应逐步积累沉淀，最终引发次贷危机突然大规模爆发；而在全球资金供给过剩的背景下，贷款标准降低，贷款规模过度扩大，最终演绎成为全球潜在的金融风险。［7］黄纪宪、张超（2008）则试图从商业银行这一视角，探讨流动性过剩背景下商业银行风险不断积累的原因。他们认为，银行流动性过剩会影响商业银行的竞争行为，导致过度竞争，使得次级抵押贷款的信用风险快速膨胀。［8］

5.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

当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虚拟资本的运动，虚拟经济的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失衡角度出发研究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也是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

杨圣明（2008）认为，次贷危机的最深的根源之一是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由于价值背离使用价值，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就在于虚拟经济（其主要代表是金融业）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9］

杜厚文、初春莉（2008）从美国房价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对比、出租房屋空置率两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多年来美国房地产市场在虚假繁荣的外表下泡沫化程度十分严重。同时市场的杠杆作用又导致虚拟资本价值过度膨胀。脱离实体经济的泡沫资产一旦开始向真实价值回归，就必然导致泡沫的破裂。所以，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产生的资产泡沫终将破灭，这才是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10］

6.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

还有一种观点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分析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这种观点认为，虽然历次经济危机的直接或具体原因各有不同，但危机的本质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张宇（2009）从资本主义制度层面分析，指出当前的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即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发展阶段的一次总危机。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并有了新的发展，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经济运行的无政府状态更加严重，在此基础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全球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不断深化和集中爆发的结果，危机事实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终结。［11］

白暴力、梁泳梅（2008）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原因是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最终引起危机爆发。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此外，金融产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因素推迟并加深了经济矛盾，导致本次危机的集中强烈爆发。［12］

张宇、赵峰（2008）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始终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与这一基本矛盾相联系的经济危机也始终与资本主义经济相伴相随。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兴起，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在美国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全面推广和贯彻，激化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推动了金融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市场监管和国家干预的放松或缺位，导致了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以及经济的金融化，导致整个经济生产的利润总额增长放缓甚至绝对下降，最终形成资本的危机。因此，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激化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最深刻的根源。［13］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朱安东和尹哲（2008），他们认为，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是近30年来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金融自由化、金融化以及贫富分化。［14］

吴宣恭（2009）指出，由于滞胀问题的存在，为提升乏力的消费力，美国一方面大力发展消费信贷，鼓励居民大量借债；另一方面利用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工具多方分散和转移贷款风险，供美国国内放胆扩大消费。这种信贷消费模式所遮掩着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消费能力相对缩小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危机就爆发了。同时，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对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的产生和加剧起了巨大的助推作用。［15］

顾钰民（2009）通过对金融危机实质的分析指出，源自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在通过金融领域的活动得到缓解的过程中，隐含着使这种生产过剩进一步深化的隐患；在现象上表现为金融活动的失控，实质是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金融活动的失控和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相互交织，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出现危机的一个新的特征。［16］

此外，刘明远（2008）［17］、张作云（2008）［18］等也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

上述六种观点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得出了自己的判断。如第一种观点从货币政策角度进行考察，认为是货币政策失误导致金融危机，这实际上是沿袭了著名货币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所提出的“货币政策失误”理论。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乘数相对稳定，货币需求是一个稳定的函数，货币数量决定了物价和产出水平。货币供给变动的原因在于货币政策，也就是说，金融动荡的根源在于货币政策。事实上，由于弗里德曼关于货币流通量的方程式颠倒了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因此在解释物价变动与货币量的关系时出现了明显错误：是物价和产出水平决定了货币数量，而非相反。并且，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流通领域，而是在生产领域，只有深入到生产层面，才能找到本质原因。第二至第四种观点着重于金融市场角度，将金融危机的原因归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缺陷。但金融制度的缺陷只是为金融危机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金融危机从可能转化为现实，是经济过程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时指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需要货币流回规律为中介。即各产业部门进行交换时，生产者预付到流通中进行商品交换的货币，将按照他们投入的数额流回到自己手里。只有在宏观经济运行比较平稳时，货币流回规律才能实现；一旦货币不能如数回到自己手中，说明社会再生产出现问题，应当到生产中去寻找原因。第五种观点分析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似乎是对前几种判断的一个综合，将货币和金融层面所有问题都包含在内，但马克思早就揭示出，当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而与作为其基础的实体经济相失衡只是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的导火索，并且会将经济危机的影响放大，但这不是本质原因。实际上，前五种观点是从经济运行的流通层面分析原因，停留在经济运行的表面，并没有深入到生产过程。而第六种观点则从更深层次解释了经济危机的发生。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这样一个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使得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跟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这必然导致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同时，为缓解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而兴起的信贷消费流行，加上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和信用体系过度发展，把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成倍加以放大，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脱离。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存在，但经济危机不是任何时候都会发生，它的爆发是有周期和条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激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而推动经济危机的爆发。

二、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于房地产市场，并通过信贷市场、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最终又反作用于实体经济，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荡。研究实体经济发展的失衡是如何通过传导机制引发了金融危机，以及金融危机通过何种途径反过来影响实体经济，对于我们认识经济运行过程、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目前国内理论界主要将研究重点放在金融领域，侧重于讨论次贷危机产生的信用风险如何传导、引致金融危机并影响实体经济。

张明（2008）分析了次贷危机是如何在不同的金融市场之间、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进行传导的。他的主要观点和分析逻辑为：第一，基准利率上升和房地产价格下降引爆了危机；第二，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金融机构以市定价的会计记账方法，以及以在险价值为基础的资产负债管理模式，导致危机从信贷市场传导至资本市场，造成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而去杠杆化在资本市场的危机深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第三，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市场的萎缩导致商业银行被迫向特别投资载体提供信贷支持，以及受损商业机构不得不通过降低风险资产比重来重新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导致危机从资本市场再度传导至信贷市场，造成持续的信贷紧缩；第四，财富效应、托宾Q效应、金融加速器机制、持续的信贷紧缩、次贷危机直接造成房地产投资下降等因素，导致危机从金融市场传导至实体经济。［19］

余永定（2008）认为，次贷危机的发生经历了流动性短缺、信贷紧缩与实体经济萎缩这三个阶段。利息率的上升和房价的下跌使再融资者无力偿还新贷款，违约率的上升导致以次贷为基础的债券价格下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受到影响，出现流动性短缺；而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将杠杆比率降低，导致信贷紧缩，最终对实体经济造成重要影响。［20］

张宇（2009）从资本主义制度层面分析，指出当前的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即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发展阶段的一次总危机。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并有了新的发展，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经济运行的无政府状态更加严重，在此基础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全球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不断深化和集中爆发的结果，危机事实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终结。［11］

白暴力、梁泳梅（2008）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原因是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最终引起危机爆发。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此外，金融产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因素推迟并加深了经济矛盾，导致本次危机的集中强烈爆发。［12］

张宇、赵峰（2008）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始终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与这一基本矛盾相联系的经济危机也始终与资本主义经济相伴相随。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兴起，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在美国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全面推广和贯彻，激化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推动了金融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市场监管和国家干预的放松或缺位，导致了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以及经济的金融化，导致整个经济生产的利润总额增长放缓甚至绝对下降，最终形成资本的危机。因此，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激化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最深刻的根源。［13］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朱安东和尹哲（2008），他们认为，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是近30年来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金融自由化、金融化以及贫富分化。［14］

吴宣恭（2009）指出，由于滞胀问题的存在，为提升乏力的消费力，美国一方面大力发展消费信贷，鼓励居民大量借债；另一方面利用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工具多方分散和转移贷款风险，供美国国内放胆扩大消费。这种信贷消费模式所遮掩着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消费能力相对缩小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危机就爆发了。同时，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对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的产生和加剧起了巨大的助推作用。［15］

顾钰民（2009）通过对金融危机实质的分析指出，源自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在通过金融领域的活动得到缓解的过程中，隐含着使这种生产过剩进一步深化的隐患；在现象上表现为金融活动的失控，实质是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金融活动的失控和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相互交织，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出现危机的一个新的特征。［16］

此外，刘明远（2008）［17］、张作云（2008）［18］等也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

上述六种观点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得出了自己的判断。如第一种观点从货币政策角度进行考察，认为是货币政策失误导致金融危机，这实际上是沿袭了著名货币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所提出的“货币政策失误”理论。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乘数相对稳定，货币需求是一个稳定的函数，货币数量决定了物价和产出水平。货币供给变动的原因在于货币政策，也就是说，金融动荡的根源在于货币政策。事实上，由于弗里德曼关于货币流通量的方程式颠倒了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因此在解释物价变动与货币量的关系时出现了明显错误：是物价和产出水平决定了货币数量，而非相反。并且，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流通领域，而是在生产领域，只有深入到生产层面，才能找到本质原因。第二至第四种观点着重于金融市场角度，将金融危机的原因归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缺陷。但金融制度的缺陷只是为金融危机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金融危机从可能转化为现实，是经济过程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时指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需要货币流回规律为中介。即各产业部门进行交换时，生产者预付到流通中进行商品交换的货币，将按照他们投入的数额流回到自己手里。只有在宏观经济运行比较平稳时，货币流回规律才能实现；一旦货币不能如数回到自己手中，说明社会再生产出现问题，应当到生产中去寻找原因。第五种观点分析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似乎是对前几种判断的一个综合，将货币和金融层面所有问题都包含在内，但马克思早就揭示出，当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而与作为其基础的实体经济相失衡只是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的导火索，并且会将经济危机的影响放大，但这不是本质原因。实际上，前五种观点是从经济运行的流通层面分析原因，停留在经济运行的表面，并没有深入到生产过程。而第六种观点则从更深层次解释了经济危机的发生。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这样一个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使得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跟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这必然导致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同时，为缓解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而兴起的信贷消费流行，加上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和信用体系过度发展，把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成倍加以放大，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脱离。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存在，但经济危机不是任何时候都会发生，它的爆发是有周期和条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激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而推动经济危机的爆发。

二、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于房地产市场，并通过信贷市场、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最终又反作用于实体经济，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荡。研究实体经济发展的失衡是如何通过传导机制引发了金融危机，以及金融危机通过何种途径反过来影响实体经济，对于我们认识经济运行过程、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目前国内理论界主要将研究重点放在金融领域，侧重于讨论次贷危机产生的信用风险如何传导、引致金融危机并影响实体经济。

张明（2008）分析了次贷危机是如何在不同的金融市场之间、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进行传导的。他的主要观点和分析逻辑为：第一，基准利率上升和房地产价格下降引爆了危机；第二，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金融机构以市定价的会计记账方法，以及以在险价值为基础的资产负债管理模式，导致危机从信贷市场传导至资本市场，造成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而去杠杆化在资本市场的危机深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第三，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市场的萎缩导致商业银行被迫向特别投资载体提供信贷支持，以及受损商业机构不得不通过降低风险资产比重来重新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导致危机从资本市场再度传导至信贷市场，造成持续的信贷紧缩；第四，财富效应、托宾Q效应、金融加速器机制、持续的信贷紧缩、次贷危机直接造成房地产投资下降等因素，导致危机从金融市场传导至实体经济。［19］

余永定（2008）认为，次贷危机的发生经历了流动性短缺、信贷紧缩与实体经济萎缩这三个阶段。利息率的上升和房价的下跌使再融资者无力偿还新贷款，违约率的上升导致以次贷为基础的债券价格下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受到影响，出现流动性短缺；而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将杠杆比率降低，导致信贷紧缩，最终对实体经济造成重要影响。［20］

关于金融危机影响实体经济的过程及途径，理论界的观点比较一致，徐克恩和鄂志寰（2008）［21］，黄小军、陆晓明和吴晓晖（2008）［22］，曹红辉（2008）［23］，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赴美考察团（2008）［1］等，他们认为，金融危机通过投资和消费两条路径导致实体经济下滑。例如，曹红辉（2008）认为，次贷危机从住房投资和居民消费两方面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首先，次贷危机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加大房价下跌压力。一方面，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比例的提高意味着贷款人将处置更多作为抵押品的房屋或有更多借款人被强制要求出售房屋，增加了房屋供给；另一方面，贷款人为控制信用风险提高贷款利率，并提高贷款标准以压缩信贷规模，控制房贷风险，对住房需求也起到抑制作用。其次，次贷危机通过两方面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次级贷款的借款人中部分中等收入群体的债务状况对消费的影响相对于低收入群体更加显著；另一方面，抵押品权益撤回（MEW）金额占消费的比重从2005年起下降，对消费的影响日益突出。［23］

理论界在次贷危机如何由次级贷款市场传导至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的机理研究得十分透彻，对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和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途径分析也十分到位。许多人相信，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全面经济危机是以连锁反应形式依次出现的，只有在实体经济受到影响后，金融危机才会导致全面经济危机的发生，似乎实体经济受损是金融危机的结果，而非原因。事实上，实体经济的失衡恰恰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源于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正是由于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指导下，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工人的实际工资甚至下降，贫富分化加剧。为维持生活水平，多数家庭不得不大量借债，信贷消费开始流行，而居民消费又是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力。但这种没有实际收入增长，仅仅依靠借贷实现的虚假的消费繁荣终究是不可持续的。一旦信贷消费减少，生产过剩的危机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而信用制度只是加速和扩大了危机发生的程度、范围和持续时间，同时也反过来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产业危机引起次贷危机，次贷危机通过金融信用制度进一步引起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而金融危机又在更大的规模上、更深的层次上推动产业危机发展，这一点是目前认识比较欠缺的。

三、此次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

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金融危机将何去何从，其影响有限抑或将演变成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那样的危机，也是目前国内理论界讨论的焦点。

1.金融危机影响有限。

赵涛（2008）利用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理论分析认为，20世纪90年代IT产业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等启动了新一轮长周期，这次长周期的终结期应在2050年以后。从时间上看，当前的美国次贷危机不可能演化为类似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大危机。关于次贷危机的时间长度，赵涛认为，战后美国共发生10次经济衰退，经济衰退的时间平均为11个月左右，次贷危机从2007年8月开始，美国已于2007年11月进入经济衰退。这次经济衰退的时间长约11-16个月，美国经济在2008年年中到达谷底，2008年底或2009年初结束，2009年出现全面复苏。［24］

黄隽（2008）利用2000—2007年美国十大银行的财务数据，对银行的基本业务性指标、稳定性指标和效益性指标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次贷危机对美国主要银行的影响有限，美国十大银行的基本面没有受到很大冲击。次贷危机的影响还将持续，但对人们心理和信心因素的影响要大于对经济的实质影响，只要银行的支付系统和支付能力没有问题,美国的次贷危机并不会导致真正的金融危机。［25］

2.危机尚未结束，但美国经济长期内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很小。

李翀（2007）认为，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影响，造成了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损失；导致信贷市场提高贷款条件和减少贷款数量，造成信贷市场的收缩；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造成房产市场的收缩；通过股票、信贷和房产市场三个途径造成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下降。但由于此次次贷规模并不大，考虑到美国中央银行对经济的干预，次贷危机可能导致美国消费支出、投资支出、进口支出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小幅度的下降，但不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严重的破坏性影响。［26］

李向阳（2008）在《2009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中认为，次贷危机存在向纵深发展的可能。目前，次贷危机尚未全面扩展到信用违约掉期领域。其发展前景一方面将取决于政府干预措施能否遏制金融市场的信心危机，另一方面将取决于能否遏制房地产价格的继续下跌。从调整的时期和幅度来看，美国房地产市场会在2009年下半年进入稳定状态。进而，金融市场会趋于稳定。［27］

3.美国经济在长期内将步入衰退。

陈雨露、庞红和蒲延杰（2008）认为，次贷危机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已经确定无疑，唯一不确定的仅仅是衰退的程度。现在所暴露出来的次贷损失，可能只是世界金融体系总体损失的一小部分，次贷危机并未触底。全球经济将面临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可能同时出现的局面。［7］

李慎明（2007）根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分析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和新的高科技革命可能使美国摆脱正常的商业周期危机的影响，但却无法使其摆脱长波周期危机的规律。他接受比利时经济学家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中的观点，认为美国经济从1967年起，已经进入长波收缩期中的衰退。从1993年3月至2001年3月美国经济长达近10年的繁荣，仅仅是美国经济进入长波收缩期衰退中出现的特例。美国经济要走完这一衰退时期，可能需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28］

总之，对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V字型，即触底反弹，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估计；U字型，即金融危机尚未结束，经济放缓将维持一段时间，然后才会逐渐复苏；L字型，即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在较长时间内将进入衰退阶段，这是比较悲观的观点。目前国内理论界大多数人都集中于分析经济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之间关系这个问题却少有关注。我们认为，历次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就会产生许多新变化，如加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等，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取消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从而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一方面，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济危机的破坏性，但另一方面，国家的干预和调节使经济危机不能充分展开，不能充分发挥危机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危机对生产的强制性调节作用，以暂时解决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这就使生产能力的过剩经常化，加深了生产过剩的危机，使经济危机不是消失或者转移了，而是爆发得更加频繁了。［29］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继续存在和更加频繁的爆发，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即将崩溃。因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危机频繁发生的同时，用一系列自我调节和改良措施去缓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束缚，并采取一系列社会调整措施，如企业职工持股、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使劳资矛盾趋向缓和，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保持稳定。简言之，正如马克思揭露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我们要运用唯物史观方法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趋势及其与经济危机的关系。

四、对中国的启示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是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的一般层面是存在共性的。因此，此次发生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也为我们把握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熨平经济周期波动提供了重要启示。目前国内理论界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讨论：货币政策、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和经济结构。

1.货币政策方面。

吴培新（2008）通过对次贷危机形成机理以及对现行货币政策框架的含义分析，对我国货币政策框架的改善提出了四点启示：（1）在坚持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也要适当考虑资产价格的过度偏离以便采取防御性的货币政策；（2）由于现行的货币政策框架有“时间不一致性”的新的表现形式，因此必须延长货币政策目标的覆盖期限至整个经济周期，并考虑货币政策在全经济周期中的均衡性；（3）以央行为主导，加强三大监管机构的合作与沟通，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宏观金融审慎监管协调机制，以改善货币政策环境，抵消金融系统的过度顺周期性；（4）开展对我国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货币政策框架的内在不稳定性研究，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采取预防性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大起大落。［30］

200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超过2万亿美元。李若谷和冯春平（2008）认为，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巨大，迫切需要加强对外投资。次贷危机以后，美国一些金融资产价格相对缩水，更接近合理的价格区间，为中国对外投资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契机。［31］

2.房地产市场方面。

蒋先玲（2007）认为必须从意识上强调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也是一种风险资产；警惕住房抵押贷款的潜在信用风险,严格贷前审查；认为我国已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条件，应尽快总结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经验并进一步推广；寻找有效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对利率杠杆的使用要慎之又慎，完善土地出让制度，提高土地管理机关、房地产交易管理机关的透明度，减少商业腐败等，从制度上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32］

刘克崮（2007）认为，借鉴美国用次级贷款等市场方式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总体思路，加强住房金融市场分层和金融产品创新，将有利于我国形成完善的住房金融体系，以多种方式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困难问题。［3］

麦元勋、刘湘云（2007）则对抵押贷款的证券化持谨慎态度。他们认为，当市场参与主体过度追求利润而滥用资产证券化工具时，资产证券化不但不能分散风险，反而会沿资金链条迅速将风险传播出去，最终演变为影响广泛的危机。应坚持审慎原则促进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33］

汪利娜（2007）认为，“人人享有适当住宅”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要买房，让无支付能力的低收入者进入购房市场，不仅事与愿违，还会产生许多负效应。一个优化的市场结构应是新建房与存量房、出售房与租赁房、商品房与政府提供公共住房的统一。［34］

3.金融市场方面。

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在金融市场方面的启示，大家的观点比较一致，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首先看关于金融业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操作的讨论。如蓝庆新（2008）认为，必须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意识，完善风险防范制度。我国银行必须加强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制度建设，提高金融机构自身风险管理能力，并有针对性地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35］黄润中（2007）提出，金融创新工作要特别注意掌握规律，金融创新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是把双刃剑，必须在趋利避害中寻求利益最大化。［36］罗熹（2008）认为在银行风险管理方面有以下启示：一是在投资、信贷活动中要坚持独立的风险判断，确保对风险的识别、控制能力，不要投资于“不懂”的产品和领域。二是现代金融领域各类风险的内在关联性越来越大，风险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复杂。当今的金融风险很难孤立地进行识别和管理，要求国内银行必须加快提高全面风险管理水平。三是要有明确的风险战略、政策制度和健康的风险文化，健全内部治理结构，严格执行风险政策和制度，在风险收益的长期平衡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四是要进一步密切关注我国房地产市场走势，重新检讨现行的住房开发贷款和按揭贷款管理制度，最大限度地估计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大规模不良贷款的可能性。［5］

其次看关于金融监管的讨论。张雪春（2008）指出，必要的中央银行监管职能，有利于中央银行在危机处理中积极有效地履行职责。必须赋予中央银行必要的监管职能，进一步完善中央银行与银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的实时信息交换机制和维护金融稳定的预警机制。此外，在构建存款保险机制时，中央银行应该占据特殊地位。从这次美国次贷事件看，在危机发生时，中央银行是站在第一线的，应当与存款保险机构共享信息，并与存款保险机构的运作有相当的默契。［37］阳建勋（2008）认为，为减少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必须构建完善的市场纪律约束机制，加强市场化监管，同时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准入机制、金融市场行为监管机制和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加强监管成本意识，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谨防国际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38］

4.经济结构方面。

张宇、赵峰（2008）在深刻揭示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的基础上，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重要启示总结如下：（1）注重社会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国现阶段在促进发展的同时，应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为我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奠定基础。（2）在以股票、债券等为基础的虚拟经济中，由于资本的运动与实体经济的运动往往是脱节的，市场失灵的问题更加突出。作为一个处在发展与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有效发挥国家的调控作用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3）当前的金融危机证明了新自由主义不顾一切的盲目的私有化是有害的，我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4）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大和加深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无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影响，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13］

何干强（2008）从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关系角度分析认为，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将小汽车产业和房地产业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支柱行业是不合理的。如果过多地发展脱离一般老百姓消费力的高档商品且超出一定限度，产生供过于求而导致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商品流通遇到困难，这就必然反映到货币流通上，引发金融问题。并且，引起产业结构不合理与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自发性有关，私有制比重越大，这种自发性就越大。因此，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振兴新型公有制经济；同时从有利于人民角度出发，调整产业结构。［39］

朱安东、尹哲（2008）认为，应出台关乎民众利益的政策，采取有效措施在稳定物价的同时提高中低阶层的收入，降低贫富分化的程度，提高居民消费和内部需求，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14］

余永定（2008）认为，在积累了1.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之后，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的“损失分担者”，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能保持中国的巨大贸易顺差，但这些顺差代表中国可能或已经遭受的真实财富损失。因此，中国必须加速经济增长方式、增长战略的调整，坚决把经济增长的动力尽快转移到内需上来。［20］

吴敬琏（2009）认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根本方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实现这一转变存在体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各级政府仍然掌握了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利。因此，要继续深化尚未完成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进程，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权，提高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效率。［40］

彭兴韵、吴洁（2009）则认为，次贷危机归根到底是自由市场竞争体制的危机，虽然完全排斥市场机制会阻碍经济发展，但那种迷恋于完全自由市场竞争的发展道路，终究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只有在政府的宏观引导、风险及时得到消解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才能够较好地服务于社会与经济的发展。［41］

从我国理论界关于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我国启示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对启示的讨论是建立在对原因的分析的基础上的，对金融危机产生根源的不同层次的研究决定了在不同层次提出各自的启示和对策。将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美联储货币政策失误的观点，主张采取预防性的货币政策；房贷的发放要严格审核，并从制度上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认为金融危机主要是由于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操作失误引起的观点则更侧重于从金融角度，要求银行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合理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加强银行风险管理，监督机构必须充分发挥监管职能。另一些学者在认识到金融危机发生的本质原因后提出，应转变我国经济结构，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注重社会公平，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我们认为，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根源于产业危机，通过信用制度和经济全球化将危机扩散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及世界各国，并加深其影响的范围、程度和持续时间。因此，上述各种观点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归纳出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在经济运行各层面应把握和注意的问题。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应该认识到，此次金融危机实质上是一种债务危机，是因为生产的商品在流通中遇到困难而导致货币流通不畅引起的，因此，要从生产领域寻找解决办法，同时调整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制度，标本兼治，从根源和外部条件上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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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危机的认识篇10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9)04-0068-04

席卷全球的美国华尔街风暴牵动着全世界人的神经，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危机和挑战。然而，CCTV-2“直击华尔街风暴”节目却利用这次“百年一遇”的危机脱颖而出，成为危机中的大赢家。通过对这次危机全方位的剖析和报道，“直击华尔街风暴”节目成功地获得了全国广大电视观众的高度关注。很多专家、学者也对这期节目的播出赞赏有加。罗兰贝格公司中国区总裁程博利先生高度赞扬了经济频道推出的大型直播节目“直击华尔街风暴”，认为非常深刻，非常及时。摩根大通中国区总裁李小加认为，经济频道的直播报道，是国内最深刻的关于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报道，全面、客观，分析准确、权威，令人信服。本文就该节目在新闻策划、报道方式等方面的特点进行分析，总结其成功经验。

一、“直击华尔街风暴”新闻策划分析

像“直击华尔街风暴”这种历时4个月，前后共播出73期的大规模电视深度报道，能获得如此大的成功，离不开优秀的新闻策划。因此，分析首先从该节目在新闻策划上的特点开始。

1、审时度势，主动出击。新闻报道要取得最佳的传播效果，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播出时机。时机的选择对新闻策划的成败至关重要。此次“直击华尔街风暴”系列报道推出的时机非常成功。

2008年9月14日，美国华尔街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158年的历史就此终结；有94年历史之久的美国另一家投资银行美林证券，也在同一天宣布，将以440亿美元的价格将自己出售给美国银行，和雷曼兄弟一样，这家“百年老店”也将不复存在；世界第三大金融机构、全美最大的保险公司AIG(美国国际集团)也传来濒于崩溃的信号。这些消息震惊了整条华尔街，也震动了全球的金融市场，美国金融媒体用醒目的标题――“危情华尔街”对此次的金融巨变进行了报道。2008年9月16日，CCTV-2在经济半小时节目中推出题为“直面‘华尔街风暴”’的深度报道，及时报道了在过去3天中国传统中秋节期间，发生在国际金融领域内的巨变。此外，这期节目还迅速采访了雷曼兄弟和美林证券在中国的代表处，调查这次危机对这些投行在中国业务的影响。请专家分析这次危机对中国的股市、金融业、经济以及财政和金融政策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报道及时深入。之后，从2008年9月20日开始，CCTV-2就以“直击华尔街风暴”为标题，持续推出了72期特别策划报道，对这次危机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大规模报道。

从2008年9月16日开始，以雷曼兄弟破产这样标志性事件的发生为契机，及时推出资讯与深度相结合的专业电视财经新闻报道，是此次“直击华尔街风暴”特别策划最成功的地方之一。因为，具有158年历史的美国华尔街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的破产标志着全球金融危机进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新阶段，或许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最高潮。危机发生后，全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都想知道这次金融海啸为什么会发生?它的破坏力有多大?它的影响会持续多长时间?它对全球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场金融危机?……太多太多的疑问萦绕在人们的脑海中。人们急需有人对他们的疑问作出专业性的解答。“直击华尔街风暴”特别策划，无疑迎合了广大观众这样的需求。“正如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总监郭振玺说，我们的节目最早发出雷曼倒掉的警示，最先解释清楚了美国政府注资并非金融机构国有化，提醒中国不能因金融危机而止步海外投资等等，诸如此类的许多内容，不仅具有前瞻性，也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因此，这样的新闻报道能获得观众极大的关注，成功也就在情理之中。

此外，由于2008年9月13日、14日和15日是中秋假期，很多中国观众还在度假。而且，在这3天中国股市休市，金融风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最直接的体现――对股市的冲击，还没有显现出来。因此，在假期后的第一天就及时推出相关的策划报道，既迎合了观众时间上的要求，又可以在16日观察金融风暴对中国股市的影响，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2、持续传播，“培养”观众的危机意识。李普曼认为，在大众传播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与三种意义上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二是传播媒介有选择地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即拟态环境)，三是人们在自己头脑中描绘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主观环境”亦即人们的现实观，它是人们现实行为的依据。在媒介社会，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经过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现实”的中介。而传播学中的“培养”理论认为，社会要作为一个整体存在和发展下去，就需要社会成员对该社会有一种“共识”，也就是对客观存在的事务、重要的事务以及社会的各种事物、各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要有大体一致或接近的认识。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人们的认识、判断和行为才会有共通的基准，社会生活才能实现协调。大众传播通过象征性事务的选择、加工、记录和传达活动，向人们提供关于外部世界及其变化的信息，用以作为社会成员认识、判断和行动的基础。

“直击华尔街风暴”从2008年9月16日开始，一直持续到2008年12月30日，历时4个月，前后共计73期节目。它从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金融危机对各个国家产生的影响、对各行各业产生的影响、对全球金融和经济秩序产生的影响、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投资产生的影响，以及全球抗击金融危机的手段和效果等方面，全方位、多角度的剖析这次危机。在满足了观众全方位了解这次金融危机需求的同时，也塑造着观众对这次金融风暴和现实世界经济环境的认识，培养了观众的“危机意识”。此外，“直击华尔街风暴”还与CCTV-2《中国财经报道》和《对话》栏目推出的专题节目“华尔街风云”、“华尔街这些事”互相配合呼应，形成了更加叠加的信息冲击力。成功的节目策划和上百位专家的智慧，构成了该节目强大的思想冲击力。因此，有评论称：“‘直击华尔街风暴’将这场危机当成了认识当今世界经济深层次运行规律、认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联性、增长经济知识的课堂。节目全方位展示各种视角，提供大量的经济学知识，让参与节目的各方和观众一起，共同深化对这场危机的认识，共同提高把握重大经济问题的能力。”

3、设置议题，引导舆论。根据议题设置理论，传播媒介的效果和作用在于引起人们的注意力。大众传

播只要对一些问题给予重视，集中报道，并忽视或掩盖对其他问题的报道，就能影响公众舆论。而人们则倾向于关注和思考大众传播媒介注意的那些问题，并按照大众传播媒介给各个问题确定重要性的次序，分配自己的注意力。大众传播通过调动受众的注意力，安排问题的轻重次序，从而间接达到影响舆论，左右人们观点和思想的目的。

“直击华尔街风暴”在议题设置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首先，正如上文所述，它及时大规模地深入报道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使观众每晚准时通过该节目，了解金融风暴的进一步发展状况和专家从各个方面的解读。其次，在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分析和认识这次金融风暴这一点上，“直击华尔街风暴”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引导的作用。比如在中国企业要不要“抄底”华尔街这个问题上，2008年10月6日的节目通过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松奇教授的分析指出，现在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好机会，中国经济30年来，最大的成功经验就是融入全球化。走出去关键在于投资方向是什么，门不能走错。现在走出去，按照有些人的建议，投资华尔街的金融机构不成熟：第一，美国次贷危机没有见底。和美国经济学家谈，他们都说我希望我知道，实际他们不知道，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去这个无底洞肯定不行。第二，中国的金融机构没有做好职业经理的人才储备。小股现在买也吃亏，所以走出去的主要含义，就是参与或者收购，或者投资于国外的资源型企业，解决中国实体的能源供给问题”。通过专家中立、客观和专业的分析，将观众的结论自然地引向总理的一句话：中国是有13亿人口的大国，把我们自己的事做好，就是对全世界最大的贡献。此外，“直击华尔街风暴”节目还通过其他期的策划，成功地将观众的注意力引导到金融危机对世界汽车产业的影响(10月15日节目)。金融危机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10月17日节目)，金融危机对中国股市的影响等许多方面来。为观众的思考提供了方向，巧妙地安排了金融风暴中观众思考问题的重要性的次序。

二、“直击华尔街风暴”报道方式的特点分析

在报道方式上，“直击华尔街风暴”系列策划节目，突出了电视财经新闻节目的一些显著特点。

1、专业性、权威性。财经类报道是专业性强、知识密集型的报道。财经报道的专业性体现在要对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做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分析各种因素对宏观经济、中观产业经济以及微观经济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深刻剖析影响经济发展形势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从而帮助观众理解当前的经济形势，为今后的投资决策和理性消费提供重要的参考。

“直击华尔街风暴”系列报道很好地体现了财经报道专业性、权威性的特点。首先，从专业性上来看，节目所请的嘉宾或采访的对象，都是各个领域内的重量级专家，他们观点的专业性毫无疑义。而且，从他们对形势的判断和分析来看，也证明了他们的专业水准和专业眼光。以2008年9月16日的节目为例，当日，受国家减息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两个利好消息的影响，沪深两市中的房地产股票全线逆市飘红，而银行板块全线下挫，跌幅高达9.61％。但节目采访中的专家就及时指出，当日银行股和房地产股的表现都是明显的过激反应，因为从长远来看，减息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对银行业来说是弊大于利的；而房地产股票的走强是暂时的，因为决定房地产真正走向的是供需关系。果然，后面股市的发展变化证实了专家见解的正确性。其次，从权威性来看，83位嘉宾和其他采访对象几乎都是国内外各领域内的重量级人物。我们随意列举几位的头衔和身份就可以看出这个节目的权威性特点，如美国财长保尔森，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英国施罗德投资公司中国区总裁高潮生，摩根大通中国区主席李小加，道琼斯原CEO麦健陆。这些专家和业界精英的观点和分析大大增强了这个节目的权威性。

2、资讯与深度分析相结合。“直击华尔街风暴”系列策划，每次在节目开头都会及时播出国内外当天或当时发生的重要财经资讯，满足人们及时了解事态发展变化的需要。节目中也时常穿插连线报道的形式，增强了节目的现场感和时效性。在此基础上，节目的重点就是主持人和专家就金融风暴和这些重要的资讯当中所蕴含的财经信息进行解读，分析金融风暴和这些资讯当中的哪些因素会对今后的经济走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2008年10月26日节目中，在报道完周小川代表国务院向人大常委会做关于金融宏观调控的报告后，就报告当中提到的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及时采访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代表费达瀚，倾听他对金融风暴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的见解。这种资讯加深度分析的方式，很好地解决了财经报道专业化与大众化的矛盾。因为各种经济现象之间是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的，而缺乏经济知识的普通观众对各种现象的发生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没有概念的。在报道完资讯后，及时对资讯的影响和作用进行分析解读，为观众起到了解疑释惑的作用。

3、国际和国内相结合。在报道方式上，“直击华尔街风暴”系列报道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国际和国内相结合。很多期报道虽然以国际经济形势和变化为主要报道内容，但最后的落脚点都在国内。由于这是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其影响遍及全球各地，因此要报道好这样一个重大的事件，必须具有全球视野。从9月16日最早发出雷曼兄弟破产的警示到“从次贷危机到金融风暴到底如何发生”、“美国政府救市为何遭到国会质疑”、“亚洲实体经济受到美国金融风暴影响的程度”、“贸易保护抬头但不会泛滥”等节目，都是在全球的框架内来分析这次金融风暴的原因、影响，以及未来全球的金融和经济秩序可能会有的变化。此次“直击华尔街风暴”的报道打破了在全球重大经济事件中，只有欧、美、日等小部分国家的电视新闻报道的垄断局面。和讯网投资资讯部总监王正鹏认为，从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报道来看，CCTV-2“直击华尔街风暴”在美国金融危机这一重大事件中，发出了亚洲声音。

而且，“直击华尔街风暴”系列节目还注重加强经济报道的指导性、实用功能，将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联系密切的部位作为报道重点，将搞好国内经济作为报道的落脚点。比如说，节目请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等人士，介绍中国金融机构的运行状况，客观分析了中国金融机构可能遭受的损失。同时强调，由于此前几年，中国金融机构的改革和金融业稳健开放的政策，中国金融业总体健康。这些内容既为国内各方面防范危机提供了预警信息，也为大家正确了解中国经济状况，提供了非常权威的信息，引导了舆论，提振了信心。此外，该节目还多次分析了这次金融风暴对中国股市、中国房地产、中国汽车业和中国出口等方面的影响。在每一次的分析中，在最后都会把中心落到这次危机对中国经济和中国百姓的影响上来，起到了“ccTV作为国家电视台的媒体责任”。

三、结语

正如有评论指出的，“最最普通的观众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高度关注经济报道。这就是央视经济频道特别节目《直击华尔街风暴》的影响力，它肯定是经济频道在2008年里程碑式的力作，并会在业界引来关注与思考……”。该节目播出一个月之后，引来了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新华社、《中国青年报》、《香港文汇报》、《中国经济时报》、《中华工商时报》等40多家媒体纷纷介绍这个节目。《香港大公报》、《欧洲时报》、《美国侨报》、《加拿大环球华报》也进行了报道和转载。其中《美国华商报》、新加坡《联合早报》总编辑还为特别节目撰写了观后评论。此外，新华网、人民网、央视网、新浪网、搜狐网、中新网、腾讯网都在显著位置开设专题，予以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交通台等也进行了关注。一期经济类的电视节目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其经验确实值得业界和学界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总结。从而为中国电视今后的发展壮大留下宝贵的财富。

参考文献：

[1]曾静婕，金融危机下：央视经济频道节目受追捧[N]，中国商报，2008―10―31

[2]于都，有经济大事，看央视经济频道[N]，中华新闻报，2008―10-28

[3]龙吴，全球经济事件中的中国声音[N]，中国经济时报，2008―10-20

对经济危机的认识篇11

一、后金融危机时期，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无法使经济政策达到最优状态

 

后金融危机时期，无论是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战略还是凯恩斯主义都无法使经济政策达到最优状态。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危机实质上也是经济理论的危机。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特定时期为解决特定问题而产生并获得发展的。主张政府权利扩大的凯恩斯主义不仅是政府的宠儿，也是应对危机的及时手段。新自由主义则主张经济自由不仅是市场的宠儿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向外扩张的理论需要。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失效，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失效。在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失效的今天，该出台创新防范，应对和治理危机的理论政策。因此持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以不适应当前的状态，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应该寻求新的经济理论。

 

二、新自由主义将会进行新一轮的蜕变

 

几乎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都会引发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主流经济学遭到来自学界、政界人士的猛烈批判。但实质上新自由主义政策并没有被彻底的抛弃，只是力量受到极大的消弱。新自由主义不会很快走向衰落的直接原因在于，美国是超级大国，只要美国仍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那它不会很快消亡。因此后金融危机时期，新自由主义会以后新自由主义的面目出现。但关键点还在于，新自由主义还是否符合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也取决于目前的阶段还是否发生了变化及此次危机能否完全得到化解。持这种观点的人士对于凯恩斯主义回归轮认为，凯恩斯主义只是短暂的喘息之计。因为它仍存在很多问题，如缺乏经验证据支撑和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微观分析方面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存在趋同的倾向。因此近期内凯恩斯主义不可能取代新自由主义。

 

后金融危机时期新自由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否还占据着官方地位是由目前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需要来决定。经济复苏期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是否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达到新的高峰、能否完全化解危机、是否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而定。

 

三、凯恩斯主义回归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都采用凯恩斯主义来应对危机。比如2000-2012年中“凯恩斯”的出现频率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引用率一直在上升。理论界也有人士提出要走出危机是需要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如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等主流学者都明确指出只有“回到凯恩斯”才能走出危机。但也有不少主流学者和媒体评论员认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是世界经济再次陷入大萧条里的力器。并且从2008年危机后各国政府采用的危机解救方案来看，不完全与凯恩斯主义相同，而是变为更加多元化，已经发展到减税、国有化、经济刺激等多种手段并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互相配合的程度。因此由危机解救措施和出版多种关于凯恩斯的书来推断凯恩斯主义大有可能再度占据宏观经济学统治地位的趋势还需待观察。比如，土耳其奥坎大学布伦特·霍卡教授指出，当前国家参与的增多并非凯恩斯主义的复兴。国有化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会成为凯恩斯主义的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程恩富教授认为，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复苏乏力，用凯恩斯主义政策对新自由主义政策进行修补是无济于事的，资本主义危机的历史经验表明，凯恩斯主义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大部分学者认为当前危机不能依赖凯恩斯主义的回归来解决，必须寻求更彻底的方法。程恩富教授指出，在资本主义危机下，可以预见未来世界格局将发生三个“超越”：一是在经济发展上将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枷锁。二是在政治发展上超越“一超”主导的世界政治力量版图。三是在文化发展上将超越资本主义的单一价值观。

四、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寻求平衡点

 

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有各其利弊。凯恩斯主义的副作用是由于人们的理性预期和自我保护，出现了通货膨胀和失业交替上升的滞涨现象。而过度依靠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不仅给实体经济带来严重的贫富分化、消费不足、生产停滞，而且也会使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凯恩斯主义是解救危机的良药而新自由主义是经济向外扩张的需要因此也不能全盘否定新自由主义也不能照搬凯恩斯主义，而是将二者融合从中取其精华，走出经济低迷期。

 

五、回到熊彼特

 

虽然危机后“回到凯恩斯”的声音日渐高涨，但是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只能防止经济深度下滑，并不能带来经济长期繁荣。为此理论界有些学者从经济长期发展的视角入手，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为基础，追寻危机根源，找出问题的解决之道。

 

熊彼特重视长期效率、供给关系，强调动态分析。采取以企业家、企业和产业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分析。由此为基础一些学者指出：第一，“大稳定” 并不意味着现有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已为人类找到了克服经济周期的办法。第二，金融创新不等于创新，任何金融创新都应以提高实体经济运行效率为目的。第三，企业家精神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政府政策应鼓励企业家才能配置到生产性领域。第四，主流经济学家需要直面根本现象。所以倡导经济学家能够回到熊彼特，以创新理论为基本框架观察本次金融危机。总的来说，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凯恩斯主义只是止痛药，熊彼特的理论则是长期处方。

 

对经济危机的认识篇12

    如果从2007年底美国发生“次级贷款”危机算起,被称为世界性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至今已近两年了,现在还再探讨这个题目,似乎有炒冷饭之嫌,但在笔者看来,理由有:

    理由之一:有人说,金融危机使我们失去了很多,但不应失去思考;它摧毁了我们许多,但不应摧毁价值。还有人说金融危机百年一遇,但要充分认识到它给我们上了生动而又深刻的一课,是年轻人锻炼成长的好机会。它给我们多了一种经历、一种见识、一种历练、一种本事。不论从哪个角度,都必须通过思考,认真总结经验,不能轻易地放弃金融危机给人类思考的价值。

    理由之二:人们经常说形势决定任务。当前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是,对世界经济寒潮何时消退的形势做出科学的判断,以便确定当前任务。

    就我国而言,在经济寒潮何时消退中存在多种意见,其中有两种代表性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国经济2008年底就触底,2009年第三季度就能走出低谷看到曙光;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这次经济寒潮2009年才能见底,2010年才能有起色。应当说,这两种意见都有各自的道理。

    主张2009年下半年就能见到曙光的理由,媒体已有许多的披露,这里从略。下面主要讲主张2010年才能有起色的理由。

    信息时代,世界虽大也只不过是个地球村,谁也不能独善其身。这里先关注世界多数经济专家的看法。他们认为,这场经济危机目前仍见不到底,也很难预测什么时候能见底。因为政府救市方案只能缓解,而不能根治;实体经济深层次矛盾依然在激化,经济调整还将进一步展开。有的专家还预言会出现第二波金融危机。拿超级大国——美国的经济来说,经济危机还在继续,其经济仍然在恶化,失业在增加,消费率(占GDP的比重)从70%降到60%等。这是因为,美国生产要素已缺乏增长动力,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能够填平金融海啸造成的巨大窟窿,更不知如何维持美元稳固的世界地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因预测到这次金融危机而得奖)日前表示:到2011年世界经济将真正进入萧条期,人们将看到零利息、通货膨胀和无复苏景象,这种情况还将延续很长时间。前不久,新加坡宣布一年期存款利率是百万分之一,也就是一百万存款的利息是1元。这不是零利息又是什么?

    我国的状况又是如何呢?由于这次金融危机是通过美元和五花八门衍生金融工具向世界各国扩散,并渗透到世界各国经济中。既要看到我国经济基本面及发展优势和潜力,也要看到我国所面对的外部严峻环境和自身的困难。而对于后者。主要有四点判断:

    第一。经济增速继续下滑。2009年一季度GDP同比只增长61%;全国财政收入1.46万亿元,同比下降8.3%。用电量和运输量一般是研究宏观经济走势的风向标,而一季度用电量还在下降,说明经济产出仍是下降趋势。有人具体指出,2009年我国经济可能出现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需求同时减速的险情。先说投资。投资增长的原因,是经济增速的拉动。现在经济下滑,投资自然就没有积极性。再说消费,这几年主要是靠汽车、房地产拉动,而这两个产业又是靠消费信贷刺激起来的,然而百姓的消费力已经被透支了。

    第二,以城市化提高消费率并不理想。三十年城市化人口要有9亿,而现在只有4亿多。而今又有1000多万的农民工返乡,农村的消费很难拉动,目前又很难找出新的经济增长点。类似于家电下乡这样的策略并不理想。东部不想买,西部又买不起。有的还说,家电是因为不能出口,才转销到农村的,而价格优惠13%,只等于出口的退税而已。

    第三,央行认为,房地产目前仍有回调的危险。商品房开工面积还在下降。其调整时间约需要3年,仍要引起——系列行业的调整。

    第四,伴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全球化产业的分工,中国经济的增长对对外贸易的高依存度,短期内难以逆转。如我国与美国的年贸易额高达3000多亿美元。而我国出口却在下降,2009年一季度进出口总额同比降24.9%。我国经济面临美欧经济衰退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巨大考验。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已到尽头的说法并不可靠,现在仅是进入止稳状态。因此,如何从认识危机产生原因和怎样科学认识危机的问题出发,进而总结经验、丰富知识、提振信心、沉着应对、认真地做好本职工作、共克时艰这些问题,今天仍然严肃地摆在面前,需要我们做出响亮的回答。

    因此,今天来探讨这个题目并没有过时,更不是炒冷饭,仍然具有理论与现实的针对性。

    基于此,根据有关文献及笔者学习的体会,这里先讲金融危机及其产生的原因,即根源;再讲当前人们对金融危机的几种认识;接着讨论一下怎样科学与辩证地看待金融危机;最后,根据上述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形势,谈一谈金融危机给财务管理和会计工作带来的思考和启示。

    一、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

    至今,有些人仍然感到这场危机来得莫名其妙。在谈原因之前,先通俗地说一下什么是经济危机。

    一个国家的经济,由过热到停滞,再走向衰退,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发生经济危机。从其表面现象来说,就是你所生产的东西,有钱的人不需要,而需要的人又买不起;或者说,大家需要的东西无人生产,不需要的东西却还在大量制造。严重而又全面的经济危机,是以下述7种现象为其主要特征的:一是经济严重泡沫化(商品价格严重脱离价值);二是经济结构失衡,生产相对过剩;三是银行严重亏损,有的倒闭;四是很多企业破产,大量员工失业;五是发生通货膨胀或是通货紧缩;六是经济下滑;七是经济秩序混乱。当人类被动地接受惩罚后,又会回到价值规律上来,使经济得以恢复。但以后又会再出现经济危机,使经济呈现周期性、螺旋式上升。因此,经济危机既有始,也会有终,所以称其为经济发展的周期性。

    那么,产生金融危机的原因是什么?应当说,各个时期产生经济危机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更为重要的是,金融危机至今还在继续。此时,要对这场金融危机做出全面的寻根究源还不是时候。下面根据有关资料,讲五个主要原因。

    (一)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

    美国人有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的习惯,今天敢花明天或是后天的钱。然而。天上掉不下馅饼。这就要碰到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有钱保证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常规的做法是借债和捞钱。

    先说借债。美国人在世纪之交,储蓄率已是0,且敢于借钱花,负债的水平相当高,据说已达10多万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拿我们的人民币来说,10多万亿美元,相当于70万亿人民币。而我国2008年的财政收入约6万多亿人民币。即使什么钱都不花,12年左右才能还清债务。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也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有人说过。美国是太多的人花了还不起的钱,世界太多的人又把钱借给了不该借的人。如很多国家都买美国的国债,我国到2008年底总共持有美国的国债7274亿美元,占美国国债的23.6%,已经超过日本,是美国国债第一大持有国。现在,我们还在买美国的国债。

    再说捞钱。多年来,他们挥舞着美元的大棒,认为经济的增长已不是依靠主要的生产要素,而是热心地去制造科技网络泡沫、房地产泡沫和衍生产品泡沫等等,以便捞钱。有这样的社会存在,就很容易养成投机的心理。投机虽是市场的润滑剂,但漠视风险的过度投机所制造的泡沫总是要破的,也就是必然要受到价值规律的惩罚,使市场失去稳定的基础,引发金融危机。例如,近年来,在高利润的诱惑和激烈竞争的压力下,投资银行逐步地放弃需要资本金很少、以赚取佣金的主业务,而是不务正业和本末倒置地大量介入“次级贷款”市场和复杂衍生金融产品投资。而衍生金融产品又具有众所周知的杠杆效应,可以放大收益和风险,交易主体只要交少量的保证金就可以完成高回报的交易。高杠杆率使得投资银行对融资依赖增强,一旦投资银行不能通过融资维持流动性时,就容易引起投资银行的破产。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就是教训。

    (二)金融创新过度和不恰当使用

    虽然金融创新对金融的发展具有推进器的作用,但又有放大风险的一面,是把双刃剑。因此,必须把金融创新风险置于可控的范围内。美国是推崇金融创新的国度,现在究竟有多少衍生金融工具,谁也无法搞清楚。它们又是如何创新和使用金融创新工具的呢?如美国的房贷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商业银行和房贷公司流动性差的贷款,通过资产证券化,将其转换成债券在市场上发售,投资银行又利用其金融工程技术,通过创新再将“次债”进行分割、打包、组合并在市场上分别出售。由此衍生层次变迭加,信用链条拉长。其结果是没有人去关心这些衍生金融产品的真正基础价值。从而助长和推动了极度的短期投机趋利化,最终酿成了严重的金融市场危机。可以说,美国本轮金融危机就是“次贷”危机所蔓延的结果,“次贷”危机是美国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过度和不恰当使用金融衍生品的产物。

    总之,好大喜功和寅吃卯粮,终究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同时,也使我们想到,我们党所提出的可持续的发展战略是何等的正确和有眼光。

    (三)对经济疏于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