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文化论文篇1

山西人的文化归属需要人们对社会事件的反应取决于人们对事件的心理表征，受时间距离、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的影响。（1）而传受双方的心理距离，会随着传受双方之间的差异而存在，又会随着传受双方之间的相似而进行调节。晋商在明清时期曾辉煌一时，当年仅在太谷县城内就有八家大的票号。连嫁给山西太谷土财主孔祥熙的宋家大小姐宋霭龄，初到太谷都为当时的晋商辉煌大为震惊。再加上当时的祁县、平遥等地的票号商号，使当时的“祁、太、平”号称“中国的华尔街”。现存的晋商大院也为拉动当地的旅游业做出重大贡献，无论是庭院格局、民俗艺术还是当地的风味小吃，都是受众从晋商影视剧中对“晋文化”认同的延伸。《乔家大院》中乔致庸决定南下武夷山贩茶时，曾说：“就是因为大家都害怕送命，都知道去了很可能茶路通不了反而送上性命，我才偏要去！没有人做的事，这里面本身就蕴藏了多大的商机。如果我不去，大家都不去，那么就现在这个生意越来越不好做的形势发展下去，大家最后都没的银子赚！”他带着各商家不怀好意的股银踏上了艰难的贩茶之路。这无疑是晋商胆识过人、有勇有谋的集中凝练。当包括亲戚在内的众商家传言乔致庸遇难，抢着瓜分乔家财产时，乔致庸历经磨难，打通了茶商之道，带着各家的茶叶回来了。此时，乔致庸的“义”与各商家的“私”形成了鲜明对比，凸显了晋商身上的“诚信”“仁义”。受众从晋商影视剧中获取对“晋文化”简单的认知，由对像乔致庸等“仁义礼智信”于一身的晋商形象情感认同，到对晋商的核心价值观，即以孔孟之道经营商道的儒商思想的理性认同，最终达到的是对中国几千年厚重绵长的传统文化精髓的高度一致。从这一角度看，晋商影视剧不仅传播的是有异于其他文化的“异”文化，更重要的是从典型人物的塑造中凝练出了中华子孙共同敬仰和遵守的“同”文化，达到了文化认同的至高境界，极大地拉近了与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以产生情感和文化认同上的共鸣。在受众群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山西人。当这一部分受众在收看晋商影视剧时，虽然时间距离较长，也可能身在异乡，但是从晋商影视剧中雕梁画栋、错落有致的晋商大院，熟悉亲切的乡音缭绕，醇厚朴实的乡土人情，红红火火的民俗礼仪哪一样不是极大程度地缩短了山西人的空间距离。乔致庸一句高亢的“走嘞——”，这个带着乡音的词，拉近了多少山西人的心理距离，情感和理性的认同交织在一起，水乳难分，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大家怀揣着对祖辈的敬重以及对“晋商文化”内涵的认同，达到的不仅是地缘归属，更重要的是文化层面的归属。一方面，身为山西人，为自己的祖辈有这样的成就感到自豪和骄傲；另一方面，身为晋商的后代，应继承和发扬祖辈不畏艰辛、诚信经商、以商救民、以商富国的优良传统。对祖辈传承和发扬的传统文化的认知、认同，以及情感共鸣，这样的态度决定了现代山西人对自身发展以及对新晋商文化内涵传承延绵的行为。

二、晋商文化的内涵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

“需要层次理论”指出，当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时，人会试图达到更高层次的需要满足。在这一过程中，低层次的需要伴随其中。对晋商文化从好奇心的满足开始，达到文化层面的归属及认同。在此基础上，更多人在思考，如何从晋商影视剧中优秀的人物身上找到自身的不足，探究自我实现的空间。认知因素、观察学习、自我调节过程以及个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都会对人的自我实现产生深刻影响。心理学家班杜拉非常强调社会认知的作用，十分重视通过模仿他人获得行为的过程，即“榜样的力量”。（2）

晋商文化论文篇2

一、新晋商文化的内涵

商业文化是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中商品经济活动产生的特有文化现象，它是随着商品交换的产生而产生，与商业实践相始终，商业文化也可以理解为是商人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从这个层面讲，新晋商文化就是当代山西商人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创造出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山西省新晋商联合会会长薛荣哲在《寄语新晋商―新晋商发展报告》中说明：世界范围内的晋籍商人，在山西注册经营的企业及经营者们，已经迅速成长为令人瞩目的新晋商群体。在这里，新晋商不仅要传承明清晋商“吃苦耐劳、诚实守信、义利并举、报国济民”的精神，在当代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更要有国际化的视野，创新发展的理念，与时俱进的观念，热心社会的责任，合作共赢的态度。正如《新晋商宣言》中所述：传承与超越，是当代新晋商共同的愿望。遵循“诚信、勤奋、进取、敬业”之理念，传承晋商“节俭勤奋，明理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拓”之精神，以弘扬晋商精神、重振晋商雄风为己任，建设新晋商的宏大团队，实现当代新晋商的复兴与超越。

二、大众传媒时代中的新晋商文化

大众传播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一种传播形式，是指专业化的媒介组织通过一定的传播媒介，在接受国家管理下，对受众进行大规模的信息传播活动。大众传播本身就具有文化传播的作用。“所谓文化传播作用又称为社会遗产或遗业的传递功能，是指通过大众传播把文化传递给下一代，并不断教育已经离开了学校的成年人，使社会成员共享同一种价值观、社会规范和社会文化遗产。”经过百年风雨洗礼的新晋商，在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要想弘扬新晋商精神、重振以前的晋商雄风、实现“新晋商”的复兴与超越，就要有效地传播新晋商文化，让更多新晋商们主动传承实践新晋商精神，让更多社会大众了解新晋商文化支持新晋商发展，让新晋商文化成为推动山西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三、新晋商文化在大众传媒时代中的传播不足

（一）纸媒上关于新晋商文化内容的传播方式大多表现为消息，专题报道、连续报道较少。比如自2012年开始举办的世界晋商大会，多数报纸仍是采用消息、通讯的形式进行报道。

（二）市面上流传的晋商题材影视作品大多是关于明清时期的旧晋商，以新晋商为主题的影视作品极少。近几年热播的晋商题材电视剧，像《乔家大院》、《白银谷》《走西口》，主人公背景大多处在明清时期或者民国初年，我们在银幕上很少看到以当代社会新晋商为题材的影视作品。

（三）关于新晋商的报道虽然大部分仍以正面报道为主，但是近些年层出不穷的负面报道也不容忽视。特别是关于小煤矿的矿灾矿难事故报道，还有煤老板的奢侈形象报道，花样百出，让人应接不暇，《新闻联播》中播出的关于山西的新闻，八成以上都是煤矿灾难的负面报道。这些负面报道的大肆泛滥对新晋商文化的传播危害极大，也不利于新晋商的发展。

四、对新晋商文化传播的建议

（一）对传媒的总体建议。省内媒体作为宣传新晋商文化，树立新晋商形象的主要阵地，应该努力发挥传媒的传播优势。比如纸媒对于新晋商文化传播和新晋商最好多开辟几个专栏，加大对新晋商文化的宣传力度。专栏内容也要变得丰富多彩、海纳百川，包括新晋商人物创业故事，也可以适当刊印一些有关晋商历史文化知识的系列文章，还可以设置更多读者和新晋商双向交流的模块。最后，半一些关于新晋商文化传播的副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二）增加关于新晋商的正面报道，慢慢消除存在于公众心目中的负面形象。当然，对于新晋商形象的构建，包括正面形象和负面形象的双类报道。笔者在这里并不是建议媒体只报道正面形象，负面报道有时候也是必须的，所以必须把握好一个度。适时适量的负面报道能够引起新晋商群体对自我的重新鉴定和审视，看到新晋商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从而促进他们采取更完善的措施去促进自己的发展。随后，新晋商正面形象的构建仅仅依靠于几个人物专栏的创业故事是远远不够的，要突出他们的社会责任心和社会贡献，适当的增加一些公益报道对扭转新晋商的负面形象是大有裨益的。

（三）最大可能的利用网媒并对它们加以完善。首当其冲，晋商网、世界晋商网、太原新晋商联盟网这三个领军网站的完善刻不容缓。网站在宣传晋商文化，设置栏目时应合理整合栏目资源，避免资源的重复浪费。不同网站之间也应该相互借鉴优秀的经验，互取所长，扬长避短。比如，世界晋商网设置的“晋商生活圈”栏目，包括了“房地产、新潮流、旅游窗”等6个子栏目，该栏目让晋商文化这一历史文化味道浓重的话题更贴近百姓生活，易于晋商文化的广泛传播。再如晋商网“投资山西”栏目，包括了“产业导向、投资程序、投资政策、资金在线、技术转让”等12个子栏目，该栏目的设置有助于让社会各界商人了解山西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商业活动情况，有助于吸引社会各界人士来山西投资，促进山西经济发展。最后，网媒与纸媒和电子媒介之间可以多多联合，一起推出一些优秀的新晋商文化栏目视频，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和整合。

五、结语

新晋商文化作为山西省文化强省战略中的一个强势文化品牌，其本身的发展和传播对山西省形象的宣传和经济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新晋商文化的传播不仅仅需要政府在政策和制度上的引导，更需要新晋商自身主动宣传。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新晋商和社会公众传播意识的不断提高，随着政府、新晋商组织、新闻媒体的共同努力，新晋商文化的传播一定会芝麻开花节节高。

【参考文献】

[1]王醒，裴珍珍.对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化传播的探析[C].传播学论文集.书海出版社，2004

晋商文化论文篇3

晋商的衰落大体上始于1905年开始的慈禧“新政”，急剧衰落于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曾经创造了“贸易天下”、“汇通天下”和“富甲天下”辉煌的晋商，为什么会在清末民初急剧衰落？这个问题至今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更好地汲取晋商的经验与教训，把握商业与商人发展规律，促进我国现代产业与企业家的健康、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基于“天演论”的晋商衰落原因一般分析

探究晋商衰落原因不能就事论事，不能仅仅凭直感，必须有科学的理论指导。笔者认为，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理论应当是分析揭示晋商衰落原因的理论依据。“物竞天择”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其本意是：生物是相互竞争的，能够适应自然及其变化者就被选择存留下来。后来，这种理论被引进社会学，成了社会学分析的重要理论依据：社会组织也是相互竞争的，能够适应社会及其发展变化的组织就会被社会选择保留下来，就会发展壮大，否则，不顾社会发展变化，因循守旧、固步自封、顽固不化，就会被社会发展所淘汰。

晋商衰落问题本质上是人类发展的优胜劣汰。因此，“物竞天择”理论同样适用于晋商衰落原因的分析。根据“物竞天择”理论分析晋商衰落原因，必须从晋商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发展变化入手，必须从晋商对当时社会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入手，进行历史的、全面的、深入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才能为现实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不少人认为晋商衰落的根源是晚期晋商的守成求稳。其实，守成求稳在社会经济环境没有发生根本变革的情况下，往往表现为稳健，仍可能使事业不断取得成功。但是，如果不顾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特别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等发生的根本变革及其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守成求稳就会演变为固步自封、因循守旧、顽固不化，则不论曾经多么成功、有效的制度和做法，都会被社会发展所“天择”淘汰。漠视了当时社会发展发生的深刻变化，固守曾经行之有效的制度和做法，是晋商在清末民初丧失竞争力，被“天择”淘汰的根本原因。

就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而言，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巨大变革：洋务运动使中国的现代工商业开始建立；外敌入侵使西方工商企业和现代银行大举进入中国；晚清末期的“慈禧新政”基本建立起了中国的民商法体系；辛亥革命更是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封建社会终结，民主共和政体建立，产权和人权观念产生，国家的经济职能开始强化；新文化运动使民主、科学的观念在中国得到了广泛而深刻的启蒙；西方工业革命成果的不断输入，中国开始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交通运输、通讯、造币等技术快速发展。所有这些都彻底改变了晋商原有的生存环境，使晋商经营的原有观念、手段、方法不再有效，甚至使晋商原有的经营业务和优势消失殆尽。

面对急剧变革的社会环境，如果晋商能够发扬善于抓住机遇、开拓创新、乘势而上的传统，及时转型发展，它应当还是能够继续兴旺发达的。可惜的是，由于当时的晋商财东和大掌柜们普遍墨守成规、思想僵化、孤陋寡闻，对急剧变革的社会漠视、恐惧，甚至反感，对有识之士要求改革创新的建议错误理解，坚决拒绝，因而丧失了及时转型、乘势而上的有利时机，导致竞争力急剧下降，终被发展了的社会“天择”淘汰。

二、晋商丧失“物竞”能力的深层原因分析

清末民初的晋商财东和大掌柜们为什么会变得顽固守旧，丧失“物竞”能力呢？究其原因大体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晋商极度辉煌后产生了守成求稳思想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京城内王公贵胄们仓皇间只能携带山西票号的汇票或存单跟随光绪、慈禧出逃西安。他们一到山西就纷纷持汇票或存单到山西票号总号兑换银两。山西票号的北京分号在这次战乱中损失惨重，不但银窖被洗劫一空，甚至很多账本也被侵略者捣毁或掠走。没有账本，票号就无法查验前来兑现的汇票的真伪。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票号原本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客户说明自己的难处，以此为由延期兑付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山西票号没有这么做，他们毅然决定：只要客户拿出北京分号出具的汇票或存折，不管银两数目多大，都如数兑付。这为票号赢得了“讲诚信”的巨大声誉，令其在随后的几年中迎来了空前的繁荣，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自甲午、庚子两役之后，为票庄极盛时代。”（韩业芳，2008）极度的辉煌使晋商“执当时中国金融界牛耳”，成为“当时中国十大商帮之首”，享有“富甲天下”的美誉。但是，这也使得当时的晋商财东和大掌柜们变得利令智昏、盲目乐观、刚愎自用，对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恐惧抗拒，以致慈禧实施“新政”和辛亥革命成功后，晋商财东和大掌柜们依然留恋刚刚过去的辉煌及其经验，固守“包养（质押）员工家属”、“债务全额赔付”等传统做法，拒绝进行组织和制度改革，终被急剧变革的社会所淘汰。正印证了那句古语：“福兮祸所依”和生命周期理论所揭示的规律：“盛极而衰”。

（二）长期恪守相与文化后形成了思想僵化

由于晋商兴起之初以长途贩运为主，为了提高在外地经营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晋商采取老乡成群结伙外出经营，在外地同乡商户自觉结成商会，同乡商户相互礼让、相互帮助等办法；为了控制派外员工对商号总号和东家的忠诚，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晋商采取只任用同乡，包养和质押派外员工家属等办法。这些都促成了具有高度认同的相与文化。这种相与文化，一方面要求晋商各商号之间要自觉划分经营范围，不做霸盘生意，更不能相互拆台；要加强协作，相互担保、互通信息，共同应对市场风险；要对遭遇困难的相与给予全力救助或债务豁免，共渡难关，不得逼债，也不得跟“相与”打官司；要自觉参加山西商会并严格遵守商会制定的行规，彼此间的矛盾要自行或通过商会协商和解。这些可以使晋商紧密团结，一致对外，形成对其他商帮的竞争优势和应对经营风险的能力。但是，另一方面，它又要求晋商只能任用同乡，只能相与同乡，久而久之形成了封闭的文化环境，没有了不同思想、观念、行为等文化碰撞，有的是越来越固化和强化的号规和行规，特别是晋商达到辉煌顶点的时期，财东和大掌柜们越是自我感觉良好，就越信赖既有的号规和行规，就越是思想僵化，终使创新的动力和能力丧失殆尽。

（三）晋商财东和大掌柜们长期身居乡野造成了孤陋寡闻

由于晋商兴起之初，贸易以陆路货运为主，山西正好地处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贸易通道的要冲和中转站地位，因而晋商能够借势“开中制”崛起。故乡的这种优越地理位置使其自然而然地称为晋商经营的大本营。又由于晋商实行相与文化，只任用同乡，为了加强对派出员工的控制，又要求大本营必须设在故乡，从而不断强化故乡作为大本营的地位。这种始终以故乡作为大本营的状况，使得晋商的财东和大掌柜们长期居住在晋中小城和乡下，得不到高水平的文化教育和熏陶，见识和对外交往少，因而大多孤陋寡闻，胆识有限，几乎没有把握国内外商业行情及其发展趋势的能力，更难以对少数派驻大城市、见过大世面的有识之士提出的改革创新建议作出正确理解和判断，因而只能求稳守成、因循守旧。

三、晋商被“天择”淘汰的深层原因分析

清末民初晋商不合时宜地固守了哪些制度和做法而导致被深刻变革的社会“天择”淘汰？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固守封建管控制度，不符合新社会人权保护要求，最终失效

晋商的票号等经济组织是以人身依附和控制为组织基础的：员工入号需要有豪强名流担保，员工外派需要包养（实质是质押）其家属，员工违反号规需要处罚其本人及其家属、担保人等。“凡遇破产，不问原因如何，均须严惩，……如分店发生损失，认为经理人过失时，则经理人及其家属全体，对于总店均不可不负连带损失赔偿责任。损失赔偿之未终了之前，下其家属于狱，将彼等之财产全部没收。”“分号重要职掌之人员，均由总号选派，既经派出之后，家族即由总号赡养，实则以此为质，不啻作为保证。在分号任事之时，一切需要，悉取于公，详细列账，存以备查。关于必要之交际，均由号中开支公款，并由号备华美衣服，以供使用；来往家信，例由总号代转，不得自由寄发，借此以便检查；及至任事期满之后，持账交诸总号，经总号复核无讹；如在任事期内，确能尽力于职务，或有额外劳绩，号务大有起色，则由资本主酌给酬劳为报，并归还其家属，或者仍回原号之任；如有不能称职者，则由总号调回察看，再定去留；至于舞弊营私，一经发觉之后，则酌量情节之轻重，以定惩戒，甚至没收其财产，拘留其妻孥，不稍宽容，毫无情面。”（东海，2008）这些做法在封建社会是可行和有效的。但是，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封建社会的终结，民主法治国家的建立，平等、自由、民主、人权、法制观念的确立，顽固的票号财东和大掌柜们仍旧采用的这些人治手段，都成为非法的手段，也就失去了效用，票号等经济组织的土崩瓦解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晋商的晚期，驻外经理人员，不执行总号规定，贪污作弊以致劫资潜逃的事例也不少。”（孔祥毅，2008）此种情况就是这种人治手段失效的必然表现。所以，不是辛亥革命摧毁了晋商，而是守旧的晋商被辛亥革命推动的社会变革和发展所淘汰了。

（二）固守“晋商式诚信”，不符合新社会产权保护要求，最终失灵

“晋商式诚信”是其在清末实现辉煌的根本秘诀和保证，其核心内容有两条：一是以人的信誉为经营活动的基础，因而它只与官府、官僚、官办经济组织、大商号做生意，“票号营业向主对人信用，不重对物信用”。“小商号与人名，则囊不交易。”“货物抵押或不动产抵押，则囊不许做”（范椿年，2008）。二是对债务承担全额赔付责任①。在封建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没有产权观念的情况下，属于个人的物的信用是不存在的，因而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也都不存在，因此，“晋商式诚信”是符合当时社会环境和商业规律的行之有效的商业精神。

但是，随着19世纪末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现代产业开始出现且规模不断扩大，市场经济得以产生和发展，事实上的法人组织陆续出现，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西方列强不断入侵，西方政治经济制度逐步引入，西方现代银行和其他企业逐步进入。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民间和外国列强要求国家承认并依法严格保护私人产权的呼声越来越高。迫于越来越强大的压力，慈禧太后从20世纪初开始实施所谓“新政”。1903年4月，清政府命载振、袁世凯、伍廷芳参订商律。同年9月，商部成立，统管商务、工矿、铁路等项。此后商部奏定颁发了一系列奖励工商、振兴实业的章程，如商部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奖励公司章程、铁路简明章程、矿务暂行章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华商办理农工商业赏爵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刘平，1999）。经过几年的时间，初步建立起中国的民商法体系。这一方面使中国从此有了受法律保护的私人产权，有了可做贷款抵押的物的信用，有了真正的法人组织，有了有限责任制和无限责任制的企业，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同时有限责任制的西方银行也得以大举进入中国，与票号等展开激烈的业务竞争；另一方面使传统的“晋商式诚信”失去了其赖以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社会环境，商业经营的个人信誉基础已经为资产信用基础取代，债务全额赔付观念已经为有限责任赔偿和无限责任赔偿观念取代。但是，此时仍处于兴盛巅峰而因循守旧的晚期晋商财东和大掌柜们依然固守传统“晋商式诚信”，“仍效甲午、庚子时应付存款之法，提则应之，索则偿之”。（孔祥毅，2005）结果其经营活动必然是风险和成本越来越高，与西方银行和中国现代银行的竞争节节败退。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拥有充分人权的人已不能再作为债务的抵押，封建官府、官僚已被消灭，法制和产权观念得到强化和确立，传统“晋商式诚信”的适用环境彻底消失，其迅速衰落也就不可避免。

（三）固守传统经营模式，导致盈利机会丧失，最终走投无路

晋商后期的主要业务是票号经营的白银汇兑和存贷业务。这是一种获利途径较多的业务，包括收取的汇兑手续费（汇水）、收取贷款利息和获取不同成色白银“本平”折算形成的“平余”等。这也是一种获利金额巨大的业务。由于晚清时期国家动荡，国力衰弱，规章制度不健全，对金融手续费率、存贷款利率和白银折算率等，都是由各家票号自行规定和掌握的，比率自然很高，获利十分丰厚。这也是形成晋商“富甲天下”、空前辉煌的重要原因。

但是，这种景象随着慈禧新政的实施，中国首家国家银行——大清银行的1905年建立而逐渐改变了。大清银行凭借国家信用陆续发行纸币逐渐取代白银作为流通货币的地位，1910年清朝颁布《国币则例》二十四条，划一银币及铜币之重量和成色；民国成立后即着手发行统一的银元货币和纸币。所有这些都使晋商盈利的主要来源“平余”逐渐消失了；相关的汇水也逐渐枯竭，晋商的盈利途径不断被挤压，盈利能力不断下降。如果此时，晋商能够把当时仍然比较雄厚的财力尽快投入到现代银行的兴办或其他工商实业中去，依然可以华丽转身，实现转型，创造新的辉煌，但遗憾的是，利令智昏、思想僵化、无知胆小的晚期晋商财东和大掌柜们，拒绝了李宏龄等有识之士要求改组票号，建立现代银行的建议，终使晋商走投无路。

（四）固守故乡大本营，自绝于现代经济大舞台，最终被边缘化

在以陆路货运为主的商业时代，晋商的地理优势可以使其获得贸易成本和时间上的竞争优势。但是这种地理优势又促成了晋商相与文化和固守故乡为大本营局面的形成。这也是导致晋商衰落的重要原因。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传统贸易以陆路货运为主的格局，19世纪海洋货运方式崛起，20世纪又兴起了航空贸易。随着货物运输方式的转变，贸易中心出现了由马路中转小村镇向铁路中转大城市转变，再向海运起止的沿海港口大城市转变的趋势；经济活动范围由地区拓展到全国，再拓展到全球；经济活动主体出现了由地域商帮抱团竞争向各地企业相互尊重、相互合作，再到各地企业自觉分工、相互渗透的趋势。

1840年后，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也开始输入我国，19世纪末的洋务运动使我国的机械制造工业开始起步，20世纪初铁路开始建设，海洋运输开始快速发展，贸易中心开始向沿海大城市转移，贸易活动开始需要全国视野和国际视野，地方商户抱团经商已无优势，获取和拥有更多商业信息、科学技术和经济资源开始成为竞争的主要手段，把企业总部设在沿海大城市，便于与国内外客商进行信息、技术和物质资源交流，成为企业获取新的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按理，这时的晋商应当将总部及时迁至京城或沿海大都市。如果那样，晋商不仅可以获取更多更及时的商业信息、技术和物质资源，抓住市场机遇，拓展业务范围，降低交易成本，增强盈利能力，促进业务发展，而且还可以使晋商的财东和大掌柜们拓展视野，增加对外交流机会，提高自己的胆识，就有可能使他们解放思想，提高认识，增强能力，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实现再度转型和创新，再造新的辉煌。但遗憾的是，深受相与文化禁锢和相与机制束缚的晋商财东和大掌柜们依旧固守故乡，失去了总部迁往沿海大城市可能获得的各种有利因素，与现代商业中心渐行渐远，与经济发展全球化、一体化背道而驰，自绝于现代经济大舞台，被“天择”淘汰也就自然而然。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分析明清晋商衰落的原因，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明清晋商衰落的主要原因是明清晋商的顽固保守。这种顽固保守产生的深层原因是极度辉煌后产生的守成求稳思想，长期恪守相与文化后形成的思想僵化和晋商财东、大掌柜们长期身居乡野造成的孤陋寡闻。这种顽固保守导致晋商衰落的原因在于当时的晋商漠视了社会发生的巨大变革，不合时宜地固守了封建管控制度，导致失效违法；固守了传统诚信方式，导致竞争力急剧下降；固守了传统经营方式，导致盈利机会丧失；固守故乡大本营，丧失了地理优势，导致自己被边缘化。

晋商衰落的原因至少给了我们如下几点启示：

1.任何组织都必须依据客观环境制定相应的制度和机制、方式和方法，才能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才能生存和发展；必须密切关注客观环境的变化，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不断发展。在组织处于顺境或兴旺时期尤其要注意这一点。

2.对外开放、广泛交流、大度包容、善于学习、博采众长，是组织创新发展、永葆生机的重要前提和基本法则。在目前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大趋势、大背景下，开放、包容、学习、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

3.准确把握社会发展大趋势，主动融入社会发展主流，尽快占领科技、信息、区位等领域的制高点，是组织抓住发展机遇，获取竞争优势，防止被边缘化、被淘汰的基本要求和重要方法。在人类社会发展变化日益加快的大趋势下，这一点越来越重要。

4.平等与自由，民主与法治，尊重人权和保护产权是日益强化的现代社会基本价值观，组织的管理制度和职业的道德准则都必须建立在这些基本价值观之上，这样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否则，管理制度和道德准则就是无效的，甚至是反动的。

5.传统文化如晋商的“相与”文化、“晋商式诚信”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并发挥作用的。不顾社会发展而固守传统文化，即使传统文化当时很优秀，也可能成为组织发展的桎梏。对于传统文化，我们应当在充分尊重的基础上，根据所处社会环境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借鉴和扬弃，进行改造和创新。

【参考文献】

[1] 韩业芳.调查山西票庄记[A].晋商研究早期论集（1）[C].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5.

[2] 东海.记山西票号[A].晋商研究早期论集（1）[C].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53-54.

[3] 孔祥毅.晋商与金融史论[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157.

晋商文化论文篇4

文化,和人类历史相生共存,对于其内涵的定义,涉及到了文化内容、文化传承、文化效用、文化差异等多个方面,得到公认的是,文化不单单是上层建筑的某一方面,它包括“规范的、认知的、艺术的、器用的各方面”。[1]用最广泛的定义来讲“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丛结的全体。这种复杂丛结的群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的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2]从功能上看,文化具有满足需要的功能、认知的功能、规范的功能、凝聚的功能、调控的功能,而首要功能是教化人的功能。因此,将本土文化融合于高职教育培养本土化的导游人才是具有现实的价值和意义的。

1 晋商文化的特征及其意义

作为中国历史发展中颇具地域特色的商人群体,晋商的意义和价值,已远超出商业的范畴。兴起于明代的晋商发展到清朝中期,已在“商路舞台、商业财富、商业伦理、商业组织、经营艺术、管理制度、商业技术、商业教育、城乡建设、庙宇奉祀、社会习俗以及商业精神等整个商业文明体系上”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伴随着晋商的发展与辉煌,一种明晰、独特的文化体系——晋商文化也逐步形成。基本特征如下:

1.1 有着丰富的人文教育内涵

晋商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对中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进行了继承和发扬,在思想道德(信义观念)、经商立业、人生信条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而丰富的内涵。这种丰富的文化内涵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诚信为本,以义制利。在晋商看来,商人虽以获利为目的,但时时处处“义”字当先,义中取利,注重以“诚信”为本,讲求货真价实,信誉至上,用户至上,童叟无欺。义利关系是先秦儒家思想中的一对重要范畴,“义”在儒家主要解释为道德规范,而“利”则被解释为“利益、功效”。在儒家的价值判断中,人的社会活动要特别重视“见利思义”。晋商正是用行动践行了义大于利的儒家法则。

——艰苦创业,谦恭勤勉。艰苦创业后的晋商一直保持着勤勉、谦恭的为人处事态度。勤奋刻苦与谨慎稳健成为晋商的重要敬业精神。也因此晋商能够父子相继数代,打破了中国“富不过三代”的俗话。

——勇于创新,顺势而谋,适势而为。晋商在凭借贩茶、贩盐起家之后,建立了具有首创意义的票号。在国力衰微,清朝政府急需合作者来挽救经济危机之时,晋商顺势而谋,达成了与清廷的合作,并以此为契机取得了更大的发展。

作为一种已经成型的文化体系,其诚信为本的做人理念,以义制利的义利观,严谨勤奋的实践精神都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传承和发展,这些优秀的传统品质对于现代人才培养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旅游已经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选择。对于山西而言,“晋商文化”——无疑是旅游业发展最大的一张王牌,彰显着丰富内涵的晋商文化是旅游教育的重要资源。

1.2 晋商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合

文化的要素构成了教育的内容,教育是传递文化的途径,正是借助于教育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融合,优秀的文化才得以延续和发展。晋商文化得以创造辉煌的原因,在于它不仅关注传承更关注创新,重视在传统文化中融入现代意识。因此晋商文化作为含蕴丰富的本土特色文化资源,产生出了很多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合的现象;在用人机制上,晋商采取“择优保荐”的措施;在激励机制上,晋商采用了“顶身股制”的激励制度。“顶身股制是对商号内业绩出色的职员的褒奖,凡是勤奋工作、才华出众的人,均有平等的机会顶上身股。”[3]这些理念、措施和制度有效地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水平和竞争力,在中国企业的管理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晋商文化中的创新元素和现代文化相互融合,从内容上为教育提供了众多的可挖掘点,选择晋商文化作为导游人才培养模式再构建的突破口,是对晋商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发扬,同时通过引导学生学习和研究晋商文化,使学生逐步形成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和创新文化的能力。

1.3 晋商文化具有支撑内涵的物化载体

传统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与自然长期交往中积累和积淀下来的物质和精神的各种事物的总和。晋商文化是基于晋商发展史之上的文化体系,不仅有丰富的意识形态的内容,而且凝结在票号、大院、古城关隘、彩塑壁画、雕刻造像等古老建筑上的传统文化随着晋商文化“显学”地位的日益凸显,而闪烁出灿烂的光芒,不同领域的文化生长点成为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切入点,为学生张扬个性提供了舞台。当然由于导游专业的区域化特征,晋商文化更是培养职业人的重要内容。

2 基于晋商文化山西导游人才培养模式的再构建

2.1 人才培养模式再构建的理念

人才培养模式是教育观念、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和培养方式多层面有机结合的产物,涉及专业设置、课程设计、教学管理和质量控制等多个过程环节,其基本问题就是“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从这一概念可以看出,人才培养模式具有支持培养目标并完成培养目标的功能,它的内涵旨在学生的全面发展。导游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不仅要以就业、市场需求为导向,更应该坚持人的全面发展;不仅要以应用能力的培养为核心,更重要的是要坚持学生的个性化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不仅要整合企业、社会的硬件资源,还应该整合环境文化资源。培养出的人才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技能型人才,而应该是适应现代旅游经济结构调整的技能型创新人才。

因此,基于晋商文化山西导游人才培养模式的再构建理念应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现代旅游业的人才需求为导向,以晋商伦理、晋商精神为素质教育基础;以晋商的管理制度、商业技术、城乡建筑、庙宇奉祀、社会习俗等为专业学习抓手;以区域的旅游资源为教学实训基地,以非连续型学程、工学交替、往复式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形成工学结合的、开放式的人才培养模式。

2.2 人才培养模式

采取学年四段式的培养方案:

第一学年:基础知识、专业基础知识学习——晋商文化调研——古城、大院专业体验——专业实践

第二学年:专业技能学习和培训——古城、大院专业体验——导游资格考试——专业实践

第三学年:职业能力培训——专业拓宽性学习——导游资格考试——顶岗实习

其中“专业体验”、“职业能力培训”是学院集中安排的一个学段,利用旅游旺季和节假日(不包含寒暑假),在本省区域内的具有晋商特色的景区景点以及旅行社,按不同层次学生的教学目标要求,从专业基本素养(如参观企业、学习企业文化)到专项技能(如讲解)再到职业能力要求(如带团)逐渐层层递进完成,一般情况下,学生每学年要有25-28天的时间用于此学段。“晋商文化调研”、“专业实践”两个学段是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学院采取分散式的按照学生兴趣特长组织定点式的专项实践。

3 再构建模式的原则

3.1 学生主体原则

在上述构建的模式中,学生、文化和行业的关系是主体、中介和客体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被当作主体,“因为人是具有客观实在性的现实有形的物质实体,另一方面,人来自自然界,从自然界中索取生活资料,并在征服自然中体现了主体地位。”[4]尽管对于客体有着不同的理解:“是主体活动所指向的、并反过来制约主体活动的对象。”[5]“是人认识和实践活动所指向的对象”。[6]但是,“客体是人实践活动的对象”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培养学生的最终指向将是旅游行业,旅游行业在此构建中成为客体。主客体之间需要通过路径建立连接,文化在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桥梁。在模式的构建中学生、行业、文化三者相辅相成,互相依存。学生是促进行业进一步发展的助推力,行业是促进学生在业务上成长的主导因素,文化则是使二者的关系结合得更加紧密的纽带和桥梁。因此只有积极的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来构建对晋商文化的新的理解,已达到提高职业素养的目的。

3.2 晋商文化渗透原则

导游专业的区域性特征,教学内容的本土化成为必然。要有意识以晋商文化为重点,编制乡土教材为抓手,以实训基地为载体,让学生了解和学习晋商对于中国传统美德继承和发扬的精神内涵和勇于创新、顺势而谋,适势而为的创新气魄等,感受晋商文化的魅力。

晋商文化丰富多彩的内容,同样可以将其渗透到其他课程的教学中。例如大院的建筑风格、晋商的经营理念、发迹历史等内容都可以充实在基础课程当中,帮助学生拓展视野,学习了解优秀的传统文化。

同时,加强与晋商文化相关的景点、景区以及企业的合作,为学生亲赴一线体验实践创造条件;聘请晋商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前来开办讲座,举办和晋商文化相关的读书节、影视展播活动,营造有晋商特色的校园文化氛围。

3.3 理实一体化原则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行合一”等育人理念为高等职业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上述模式中,课程设置要有颠覆性的突破,采取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模式,教与学双边在真实的岗位上,往复式的工学交替,教学做合一,学中有做,做中有学,学为了做。由于学生几乎要有一半时间在行业的真实环境中,接受着职业人的引领、企业文化的浸染,接受着晋商文化的熏陶、历史文明的启迪,因此不论学生的学识背景如何,真实的环境总能让他们找到兴奋点,促使学生在边学边干的过程中逐渐将就业手段的学习方式转变为生活方式,更有效的促进了学生职业素质的全面提高。

3.4 双证书原则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人才市场对导游人员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要求导游员素质高、职业能力强、上岗快。所以学生在校期间就要完成上岗前的职业训练,具备独立岗位工作的职业能力。双证书制度正是为此目的而探索的教育模式,职业资格证书是高职学生职业能力的有力证明。行业对导游员有清晰的标准,一年一度的导游员资格证考试,就是行业对导游员的基本要求和录用标准,教学要围绕着资格证书的标准进行,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晋商的文化的资源,发挥实训基地的功能,坚持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加大实践教学比例,加强实训基地和双师教师队伍的建设,正确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学院的考试要主动与行业考证对接,改革考试的内容和方式,以证代考,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和实践,促进学生职业能力的提高。

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不仅涉及教育资源的利用,且涉及到专业建设、课程设置、双师教学团队建设、教学内容的设置、教学手段的改革、实训基地建设、质量监控和评价的诸多方面,只有全方位的落实高职的教育规律学生的培养才能达到既定目标。

参考文献

[1][2]韦政通著.中国文化概论[m].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3页、第2页.

晋商文化论文篇5

一、电视剧创作与商业文化可实现有机渗透

中华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无数影视艺术家选择民族文化题材作为电视剧本，广泛宣扬中华文化，晋商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脉，其山西文化、儒商文化的有机结合，对当代商业意识形态具有深远启示，而晋商题材电视剧作为晋商文化的载体，以其独有的影像化手段将晋商文化的精神内核形象地展示在观众面前，诸如《乔家大院》、《走西口》、《白银谷》等一大批晋商题材电视剧不仅展示了晋域民俗特色，而且将儒商文化得到充分演绎。

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商业文化必然又成为大家思考和谈论的一个重点话题。虽说今天社会的工业、产业、已经为商业资本的发展积淀了一个很高的物质平台，但是由于信息传播的不断加速，人们生活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高，大家都想尽最大努力跟上时代的潮流，也许这种潮流也只是媒介的一种误导，而银行信用卡、借记卡、次级贷款等经营模式的推出正符合了大众急于提前消费的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实体经济自然承受了太大的压力，经济危机的出现也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在经济疲软的大背景下，人心难免思归。经历过以道德为首要价值观念的父母辈导演用一部《乔家大院》竭力呼唤着诚信的归来。同样是做生意赚钱，为何他们能做的光明磊落，和气生财？先做人，后赚钱这才是根本所在，也只有这样才能财源滚滚。《走西口》则给一些好逸恶劳、急功近利的人们上了一堂新课，要想富，就得先吃苦。在当今经济增速放缓的形势下，要想迎难而上，或者退一步说，要保住工作，或者再退一步，找一份工作，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得具备吃苦耐劳的精神。而在电视剧里所传递的人品高于金钱的价值观，在现在看来还是有些遥远，也许在将来可以实现吧。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这个时代的梦想，新中国刚成立，人们不乏道德，却贫于财富，而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不断享受财富，却缺乏对道德的向往。

晋商题材电视剧中所体现出来的踏踏实实的经商方式、恪守诚信的经商态度、艰苦奋斗的商业精神、运筹帷握的经商智慧、遍行天下的经商眼界都为今天的商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财富。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对全球商业来说可以说是一次大的重新洗牌，许多原先拥有雄厚资金实力的集团公司也许会一夜破产，而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型企业或创业者也许会从萧条中发现新的发展机遇，商业的发展在大家的生活中将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这对商业题材电视剧的发展也成为一个应该把握好的契机。

电视剧是当下商业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电视剧散发出的巨大传播能量和效应，使得商业群体更容易实现其话语权，在电视剧的能量和效应下，商业文化的内涵被建构和传播。商业文化渗透到晋商题材电视剧当中，并以其独有的影像化方式将商业文化的内涵得到充分演绎和彰显，在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的同时，传播了主流文化。晋商题材电视剧缩短了观众与媒介的距离，使得它所承载的商业文化潜移默化地融入了观众的生活当中。人们商业价值观念的构建形成了市场经济中的道德体系，而这种价值观念的构建需要通过主流意识和舆论导向来指导，晋商文化作为中国商业文化一个典型，晋商的兴衰史需要通过电视剧这一最有效、最直接的文化传播手段来展现，供人们及后世去评判，从而能够更客观地进行反思，以寻求一条更持久、更广阔的发展道路。

二、电视剧创作对晋商文化的积极弘扬

大众传播本身就具有文化传播的作用。"所谓文化传播作用又称为社会遗产或遗业的传递功能，是指通过大众传播把文化传递给下一代，并不断教育已经离开了学校的成年人，使社会成员共享同一种价值观、社会规范和社会文化遗产。"[1]这种作用也可以说是一种教育功能，人们可以通过这种功能去认知、理解某种社会知识、社会经验、社会风俗，从这一方面来说，无论是人们对知识的积累与创造，还是对整个社会发展，都具有重大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得益于影像传播所构筑的视听平台，人类终于实现了逼真、真实、形象化的文化传承，为全球多姿多彩、富于生命力的各种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提供了更加有效的途径。作为当今文化传播的一种主导力量，影像传播在促进文化传承、文化传播、世界文化多样性等方面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2]电视生产者凭借实力强大的文化传媒机构和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产品，为广大受众群体提供更全面的信息，促使文化产品得到更全面的普及。人们在更多地认知文化内容、吸收文化精髓的同时，也对文化的传播、理念的转变以及生活方式的变化将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优秀传宣传文化产品是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项基本工作，电视生产者与媒介联姻，以电视媒介作为文化传播的通道，使受众群体更直观、更全面地吸收传统优秀文化、传播区域传统文化，也使受众群体潜移默化变成文化的传承者。

在晋商文化传播的表现方式上，晋商题材电视剧作为一种最直接、最感性的影视媒介，全方面、多角度展示晋域文化的美丽画卷。晋商题材电视剧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在对文化的表达方式上，真实地传播晋域民俗文化、呈现晋商的本来面目，它对晋商文化的展示，既没有有意夸大、也没有深度的揭示，而是基于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真实还原，使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通过自己的视觉感受和理性分析对晋商题材电视剧进行评判。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的生活观念、思维方式发生巨大变化，部分地域文化正不断消亡，与此同时，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日益强势的西方文化凭借其先进技术和强大经济对全世界进行文化殖民扩张，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生活和主流意识进行控制与颠覆，在西方文化渗透的情形下，地域文化、传统民俗技艺等渐渐消失，中华民族对于强势文化的渗透，自然有着强烈的文化寻根意识，人们对本民族、本区域的文化认同感越发强烈，当代著名作家，中国文学艺术界执行副主席冯骥才先生对于民俗区域文化的弱势指出："流失的不仅是技艺，更是以技艺为载体的民族历史记忆，如果民族记忆日趋淡薄，中国人就会丢失自己的根。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基"。

全球一体化进程也对中国电视剧迈向整个世界，展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提供了宝贵的机遇。晋商题材电视剧作为人们喜闻乐见，且艺术精妙、内涵丰富的文化产品，不仅传递出了一种山西民俗文化形态，而且通过这种民俗文化形态揭示出了山西地域形象。

"电视剧处在一个民族的特定的文化语境之中，电视剧的创作者和观众都无法脱离这一语境。电视剧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的映现，民族性在电视剧中不仅表现为带有民族、地域特征的那些自然和人文景观，而且是流淌在生存着的人的血液中鲜活的精神印迹。民族文化精神又物化为具体的民俗仪式和人物的生存状态。电视剧的民族性关键在于呈现出民族的精神生活。应当把它所集中刻画的人，放到其所生存的特定环境中，放到历史形成的特定的生存境遇中，揭示出人与其特定的生存环境的关系，表现出人在这种特定的生存境遇中的特定行为心理，展现出人与其生存的共构关系。"[3]作为传播晋商文化的经典题材，晋商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和发展，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中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三、以电视剧创作带动地方旅游文化的发展

电视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同样作为人们精神领域消费活动的旅游，与影视作品的结合就形成一种新的旅游形式--影视旅游。西方称之为"电影引致旅游"，认为它是由于旅游目的地出现在银屏、影带、银幕上而促使旅游者造访这些旅游地和吸引物的旅游活动。国内学者将其定义得更为广泛，认为影视旅游是指受到与影视拍摄、制作的全过程及相关事物的影响，到电视剧的外景拍摄地、电视制作室以及与电视作品相关的主题公园甚至那些被错误地识别为电视剧制作、发生地的旅游活动，它是旅游及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与影视紧密结合，将时间空间的艺术最大化、旅游活动内容高度浓缩等特点。目前，国内影视旅游主要以参观、游览影视城为主，尚处于发展阶段。山西作为旅游资源大省，发展影视旅游有着巨大的潜力及开发市场。

晋商题材电视剧播映之后受到的反响很热烈。随之而来的是大批观众游客来拍摄地观光旅游，特别是具有晋商文化气息浓厚的乔家大院在1986年首次向大众开放后，无数旅游者纷纷涌入此地来感受着它的历史韵味。随着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在1991年成功上映，国内外对该电影都予以极为肯定的赞赏和荣誉奖励，当然其主要取景地--乔家大院也在这种有效的大众媒介传播之下，深得人们的青睐。乔家大院作为一个影视旅游目的地不断吸引着上万名游客。就在当地政府的大力宣传之下，一部以乔家大院命名的晋商题材电视剧在2004年正式拍摄，两年之后展现在电视观众眼前。由于这部剧更深入的展示了乔家人在从商当中的点滴画面，因此，观众对了解晋商存在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更加强烈。该剧播出之后，拍摄景区在同年受访游客人数接近6万，比以往节假日都高，这种影视剧旅游人次飙升的现象更是在往后的一段时间内达到了高峰。《乔家大院》对当地特色景观的宣传为祁县旅游业的发展增添了活力，也为山西省的旅游发展作出了有效贡献。2010年，以电视剧《走西口》的热映为契机，首届"西口风情生态旅游文化节"在山西玉右成功举办。文化节期间还进行了剪纸艺术大赛、西口文化论坛等一系列文化活动，杀虎口、小南山、苍头河、古长城等景点一举成名，土特产品和民俗文化产品开发逐渐形成产业，得到大力发展。仅山西右玉一县，2010年就接待各地游客六十多万人次，旅游业产值达4亿多元。

晋商题材电视剧以调动视觉艺术为表现手段，对情节，商人以及晋域自然、人文风貌的展示，创造一个真实可信的环境，由于对这一典型环境的加工与制造影响了观众的感觉，使得观众有意识地去影视拍摄所在地，通过对旅游目的地的观光，使观众产生共感作用与移情作用。著名学者郭文指出："观众所处的时代和特定社会心理的表象，是影视旅游者中新的艺术形式及其艺术语言与电视观众接受习惯达成了一致，最终达到'编码'与观众'解码'之间的高度一致性，促使游客旅游"。[4]晋商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和播映扩宽了影视旅游研究途径，并且为山西文化产业作出了贡献，这也为社会所认同。

参考文献

[1] 沙莲香.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67.

[2] 张宇丹，吴丽.可视的文化影像文化传播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117.

晋商文化论文篇6

就在两天后的8月22日，美国 《福布斯》杂志2012年全球权势女性榜，这些上榜女性中，既有传统类型的政界、商界女强人，也有站在社会和文化之巅的女性名流。中国共有七位女性上榜（详见本期“中国”栏目），她们多数来自商界领域。从 “晋商女性财智论坛”到“全球权势女性榜”，我们不禁会有一种猜想：什么时候，一位山西籍的女性也将跻身这个榜单？

晋商玫瑰，铿锵绽放。本次论坛由首届世界晋商大会执委会、山西省妇联、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共同主办，旨在实现省内与省外、境内与境外晋商女性的互动与合作，实现山西省妇女工作在经济领域的再创新，为山西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孟晓驷，山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胡苏平，中国女企业家协会会长朱蕤出席论坛并致辞。山西省妇联主席李悦娥在论坛做主旨演讲。世界晋商大会执委会副主任、山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李高山主持论坛开幕式。山西省妇联原主席、省女企业家协会会长梁豫秦，省妇联副主席郑红，省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琚林勇，省妇联副巡视员张苏丽莅临论坛。

知名女企业家上官永清、梁上燕、范华、陈芳、张锦辉、郭宝荣等围绕大会主题进行了论坛发言。

以下是论坛发言的观点摘要。

胡苏平 女晋商的五个特点

胡苏平（山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说，来自海内外的知名女企业家欢聚一堂，研究探讨山西经济发展这一重要课题，这将成为山西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更是千万山西女同胞的一件喜事。

大家都知道，晋商文化传递给我们的是一种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是义在礼先的商业精神，是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质，是艰苦创业的意志和品质，也是锐意进取、与时俱进的观念和精神，更是一种融汇传统、蕴含丰富、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我们山西的女企业家们不仅秉承了这些优秀品质，而且以果断的作风、冷静的态度、勤劳的工作、良好的品行、善良的情怀为晋商文化展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正是由于山西企业家的艰苦创业和诚实劳动，把晋商的精明强干、包容并蓄的特点发挥到了新的水平。

孟晓驷 女企业家的美德

孟晓驷（全国妇联副主席）说，残酷的商海因为女性的介入而多了温馨与爱心的色彩。女性应该发挥自身母性的东西和大家风范，富而思源，增强社会责任感。

作为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今天的社会精英阶层女企业家群体应该胸怀大局，让利员工、让利社会，义利兼顾，自觉履行扶贫济困的社会责任，建设山西，彰显中华民族感恩的传统美德，实现员工支持、社会认可的企业家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

李悦娥 玫瑰绽放需“四自”精神

笑容没有在李悦娥（山西省妇联主席）的脸上消失过，她让人们充分感受到了女性亲和力的魅力。

我有三个观点与大家共享。一是光大晋商精神，是晋商玫瑰铿锵绽放之“魂”。晋商女性秉承节俭勤奋、明礼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拓的晋商精神，艰苦创业、锐意进取，成为推动山西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二是弘扬妇女“四自”精神，是晋商玫瑰铿锵绽放之“本”。自尊是女性确立主体意识和道德意识的前提，自信是女性走向成功的起点，自立是女性争取社会平等的核心，自强是女性立业成功的根本。三是学习运用铁腕+柔情的“双性”管理，是晋商玫瑰铿锵绽放之“基”。发挥女性管理者细腻、柔韧、关爱、合作的人文管理优势，融合男性管理者果断、独立以及超强的宏观掌控能力等优良品质，拓展自身发展的更大空间。

朱蕤 挑战与机遇并存

朱蕤（中国女企业家协会会长）在演讲中细谈了当今国际国内的复杂经济形势，认为挑战与机遇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

半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调控和改革的措施，其中包括“新36条的42个实施细则”来鼓励民间投资，推进扩大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范围，减少小微企业的税费负担，以及两次调低基准利率来帮助企业技术改造。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坚定信心，把握机遇，调结构、稳增长、惠民生，在优化决策、管理创新、全面提升企业的发展质量、效益和综合竞争能力上下功夫。

靳羽西 中国是一个对女人很好的国家

2012年全球小姐中国区大赛开赛在即，靳羽西（羽西品牌化妆品创始人，欧莱雅（中国）名誉副总裁）作为大赛的主要负责人无法亲临本次论坛现场，于是，她托好友带来了自己的视频短片，以及10本她的新书 《中国淑女》。

中国是一个对女人很好的国家，有的国家不允许女人买卖地产，有的国家不允许女人借贷，但中国对女人做生意没有任何限制。最让我感到温暖的，是中国还有女企业家的协会，这个真的很好。有了这个协会，女人们可以互相探讨一些做企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可以互相分享一些资源。

眼下，中国的经济大环境，对我们女人创业很有利。我知道在今天这个活动里，会有很多政府的领导参与。要知道，有政府的协助，对我们女企业家的创业非常重要，政府真的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许多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果你有成熟的创业想法，如果你肯付出、肯努力工作，为什么不去做一个成功的女企业家？

郑苏薇 慈善是一生的行为

郑苏薇（香港慈善总会主席、香港环球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一上台就表达了她的惊讶：来到山西，我看到基本上都是美女，我真的很震惊，原来我们今天有一个主题就是“玫瑰”，我发现我们的主席，还有我们好几位嘉宾都穿着玫瑰颜色的衣服。

慈善工作给我最大的体验是付出。慈善不是老说钱的，慈善是一生的行为。身边好多的事情是可以组织起来的。平常有剩余的物资送到孤儿院、老人院，这是自己做的，是慈善，是女性的天职。

陈芳 品牌的推广要靠美誉度

陈芳（山西怡园酒庄有限公司董事长）是个淘气的演讲者，上台先定时，以确保自己演讲不超时。然后就是和大家的一个互动：想睡觉的请举手！听不懂的请举手！

相比知名度，我个人觉得品牌的建立更主要的是美誉度。美誉度有三个核心的重点，第一是质量，质量不过关，其他的一切都不用说了；第二是个性，品牌产品跟人一样，有人喜欢你，有的人不喜欢你，但最可怕的是人家记不住你；第三是耐心，你要有耐心去建立一个品牌，我不觉得一个品牌能够用钱“砸”出来。这三点是我自己非常坚持的。

范华 信托助力投融资

走上演讲台，范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第一句话就是：“昨天晚上走出武宿机场，一句‘欢迎回家’让我感动不已。”她说，“这两天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是我能为家乡做点什么。”

山西的女性记得走西口有一句话，“福能起，祸能担，咬紧牙关撑起一片天”。在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可能觉得融资渠道太狭窄。信托赋予创新的优势，可以满足您个性化的融资需求。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财富管理是首要。而现阶段经济情况下，信托是高端客户财富管理的首选。

上官永清 择机成立晋商文化博物馆

8月20日上午，上官永清（晋商银行董事长）在首届世界晋商大会的主会场上就做了一个传承晋商文化、打造民族品牌、促进山西转型跨越发展的发言。下午的晋商女性财智论坛，她的即兴发言同样赢得了阵阵掌声。

在晋商称雄商界500年的历史中，金融是其最为耀眼的一颗明珠。晋商曾创造了两权分离的企业制度，创造了资本金管理的制度，创造了当铺、票号等金融机构。而晋商创立的诚信、勤奋、严格、谨慎、勇于开拓的晋商文化，也不断地影响着一代代晋商。晋商银行成立3年来，我们的资产规模已达1000亿元。为传承晋商精神，我们发起成立了晋商文化基金会，开始了晋商文化遗产的搜集整理和保护工程。我们还将择机成立晋商文化博物馆，进而将其打造成晋商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

郭宝荣 四角度排序论

郭宝荣（同元集团董事长）走的是文艺范儿，上台先朗诵一首诗：龙城初秋气高爽，晋商玫瑰神采扬；开坛共论谋发展，启智纳财奔富康！

在我的生命中，第一角色是母亲，抚育和培养孩子是我的天职，母爱是孩子成长中的不可或缺的生长素。第二角色是女儿，孝顺父母是做人的根本。父母和公婆的安康就是我最大的福分。第三角色是妻子，丈夫是与我相伴一生的亲人，对他的关心和信任是搭建完美婚姻的基石。第四是经理、职业人。做好企业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正是这样的排序和定位，常常使我的前三个角色为第四个角色让路，助力。他们给予了无限理解和支持，给了我无限的力量。我更加清楚，事业和家庭是人生的两个半圆，只有把他们结合在一起，才是圆满的财富人生。

梁上燕 投资山西地上文物比买皮包店光荣

梁上燕（星河湾集团董事、副总裁）的语速很快，同样的六分钟演讲，她能比别人讲述更多的故事和观点：奥运，怡园干红，山西古建，星河湾……

山西不少年轻人从小生长在太原，之后到日本、美国、加拿大留学，他们不会像父母那样从事钢材，而是开始买皮包店。我很心疼。我们拿钱买奔驰宝马的商不光荣，山西的地上文物占全国70%，如果把钱用在发展山西的旅游文化上，每一个都可以做到世界上的独一无二。做这些文化产业，就可以在父母的基础上做到更好。

高文变 一个人的成功不叫成功

演讲当天，高文变（山西太师冶金实业集团董事长）的声音有些沙哑，她用沙哑的声音说了一句非常有激情的话：“我觉得做企业，犹如坐过山车，那种巅峰时的乐趣和激情，是不做企业的人永远都体验不到的。”

一个人的成功不叫成功，能够引领更多的人成功才算成功。经营企业，也像经营一个家庭，大家有缘在一起，是兄弟、是姐妹，是朋友、更是亲人。既然是亲人，就要关心职工成长，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都说发达国家的福利待遇好，我经营的企业，除了为员工缴纳“五险一金”，还设立慰老、哺育、教育等七项福利基金，生了孩子补贴奶粉钱，父母七十岁以上公司发放养老金，家人生重大疾病、重要事情有“互助基金”，员工退休还有“百万养老”基金等。如果每个企业家都能做到这些，企业会是和谐的，社会也是和谐的。

张锦辉 招商引资政府是关键

六分钟的演讲时间，对于准备了很多东西的张锦辉（润世华集团公司总经理）来说实在有些短暂，她向主持人申请把演讲时间增加为八分钟。

无论哪种招商引资模式，我们的政府都是关键，因为政府是掌舵人。作为企业，我们真心期望政府能为我们提供更加完善的平台和环境，能加大力度帮我们协调解决项目落地过程中在土地、税收、审批等一系列环节中的困难和问题，这样我们这些企业就可以让创新的胆子更大点，发展的步子更快点。

晋商文化论文篇7

蔡鑫（辽宁省山西商会副会长）：新晋商杂志社从弘扬晋商文化，发扬晋商传统的角度出发，到沈阳来，把我们辽宁山西商会各位同仁能够做一个宣传报道，能够进一步的宣传晋商文化，我觉得意义重大。我代表辽宁山西商会向你们表示感谢。我们值得骄傲的地方是有晋商文化，做事的时候有我们的文化底蕴，做事业才能做出成就来。

张斯夫（新晋商杂志社执行主编）：我们一行四人，在沈阳，朝阳，海城走了一周。说到晋商，大家了解最多的就是走西口，却不知还有闯关东的一支力量。晋商闯关东最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在朝阳。“先有曹家店，后有朝阳县”，从这句话中，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当年曹家在朝阳的生意兴隆。没有朝阳城，大概也就没有后来的“三多堂”了。除了海城的“山西会馆”，我希望辽宁山西商会今后有时间可以组织企业家们去朝阳看看，在那里寻找一下我们晋商闯关东的根脉。

追寻晋商足迹，发现山西力量，是我们“出山西记”采访的初衷。通过这几天的走访，我们感触颇多，东北的环境成就了我们新晋商，新晋商们的努力也让这片黑土地感受到了山西的力量。在此，我代表杂志社对商会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晋商文化论文篇8

晋商的概念是什么呢？在500年当中，晋商商帮开创了中国乃至世界银行的先河，是世界金融业的开拓者。到今天，世界银行系统里面运用的企业制度、身股等等，山西的老晋商早就玩过了。在中国十大商帮中，晋商以金融业为主要经营内容，统领中国金融业500多年。在大清时期，中央银行就是咱们山西票号。一个字，了得！朝廷的银两、赋税都由山西票号中转。连左宗棠平定俄国人对中国人的侵略，也是乔致庸大力筹措的军资。那个时候多辉煌，一个商人能够支持国家对外打仗，何等了得。晋商家国家天下，以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他们的能力足以名动江湖。这是辉煌的历史，我们了不起的老晋商，已经把金融业扩展到欧洲俄罗斯了。在几百年的金融业务当中，老晋商发明的承兑汇票，一次没有发生过错兑，海南发一张乔家票号的票，到山西再汇兑，到太原可以取钱。多大的智慧啊，山西人多聪明啊，我都觉得这不是人干的活。

关于晋商精神的“三句话”

晋商精神，可归纳为三句话：一、以德养生。二、以诚养性。三，以义制利。

山西人的诚信，山西人的道德修养，山西人的以义制利是构成山西金融业的根本，晋商精神是中国文化的商道精神。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商业文明，就需要这样的晋商文明。以德养生，以诚养性是晋商精神的精髓。一个公司不挣钱不叫公司，企业家通过经营可以造福他人，造福社会，在自己发展时候造福社会，汇通天下。晋商精神是文明的再一次回归，晋商的精神根本在这。

在今天的时代，我们的身心不得片刻安宁。人类被各种信息左右得根本分不清东西南北。在这些矛盾面前，禁不住要问人类到底怎么了？

真正管理好公司靠两样东西，一个是智慧，智慧不是想出去的；第二个是福报。必须靠增加福报才行，什么是福报，孝敬父母，善待朋友。福德是攒出来的。小福靠攒，大福靠德。

我对时代的认识可以归结为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一个时代结束了，欧洲文艺复兴，提倡物质文明、科技文明，带来了巨大的生产力的提高，加上殖民主义的掠夺，构成了西方的繁荣与文明，背后是血淋淋的，跟中国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人类200多年来被四重思潮所左右，首先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激烈竞争和适者生存。第二个是凯恩斯的理论，消费刺激生产，超前消费。大家听说过美国老太太和中国老太太天堂对话的段子吧，两国的老天太都到天堂去了，美国老太太问中国老太太：大姐你一辈子辛苦挣钱都放哪了，在银行，还能花吗？美国老太太说我都花光了，还欠银行一堆钱。中国13亿人都像美国这样消费，地球受不了，地球得增加5个。人类根本不能走这个路，人类受不了。养一个美国差不多，单中国都受不了。负债消费，美国印钱，货币一贬值，几百亿一分钟就没有了。这样的矛盾终于来了，今天就是时代的结束。

第三种思潮是弗洛伊德心理学，再加上今天的互联网技术，连养鱼，种菜什么东西都有，人们被虚拟的东西所左右，对事物的认识缺乏了自己的认识判断。

晋商文化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F27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7-015-02

500年前山西商人称雄于明清两朝，晋商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展现了其诚信、坚守以及独特的经营思想，铸就了其闻名世界的辉煌，在世界经济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余秋雨先生在其作品《抱愧山西》中写道：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晋商的成功并非偶然，以下因素造就了晋商的辉煌。

一、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推崇“仁者爱人”，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与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相比，晋商的观念更为简单、淳朴。刘备曾三顾茅庐请诸葛亮，乔致庸亦是礼遇人才，体现了晋商的知人善用。当经营才能突出，德才兼备的阎维藩因故辞职还乡后，乔家亲派少东家备八抬大轿聘他为己用，而乔家此时的当家人，声名远扬的乔致庸更是以70多岁高龄，亲备筵席，款待这位年仅36岁的后生。

晋商能够称雄于明清两朝500余年，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他们能够打破常规，不拘一格用人才，以人为本。晋商在对掌柜的聘用上不分门户，平等对待，选贤任能；不附裙带，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现代企业有自我发展的需要，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运行，物质财富的增长，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终点。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能够集中人的才智。在管理过程中善于发现人才，任用人才，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员工，不论职位高低一视同仁，提供培训与开发机会，平等晋升的机会，提升人力资本，能够使企业中的每一个人实现自己的价值，实现企业的效益最大化。

二、诚信至上的价值观

诚信为经营之本。晋商重诚信，讲承诺，强调守信无欺的重要性，这成为他们成功的不二法则。而曾一度富可敌国的晋商，由于其承载的诚信知报这一传统美德，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熠熠生辉，闪耀着动人的光辉。他们所尊崇的守信无欺包括了两方面内容：对外是对贸易伙伴和顾客的诚信，坚持“宁可人欠我，决不我欠人”，强调对待顾客要诚信为本，童叟无欺，出售商品要货真价实，不缺斤短两，“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对内是掌柜与东家、员工与企业之间的诚信，东家对掌柜“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充分放权，掌柜与员工对东家“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诚实地分利，守信地用人，诚挚地管理，精诚地回报，体现了他们诚实平等对内的经营理念，使他们成为杰出的经商群体。

“小富靠智，大富靠德”，企业诚信问题归根结底是义利观问题，即在经济活动中处理利己和利他关系的问题。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诚信经营是一个综合的动态的系统，系统内各要素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从晋商诚信的经商经验来看，对内建立合理公平的管理制度，对外诚信宣传，诚信待客，是企业实现无形资产积累的重要源泉。晋商中颇负盛名祁县乔家在经营活动、内部管理和家训中所体现出的诚信行为，至今仍可视为效仿的典范。而现代企业三鹿的破产倒闭再一次为现代企业敲响了警钟，诚信不仅仅要成为企业所有成员的道德准则，也应作为企业自上而下坚持的宗旨贯彻落实。只有把诚信作为企业至始至终恪守的原则，实现利己和利他的统一，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统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统一，才能使企业健康稳定的经营发展下去。

三、先进的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精神支柱

晋商文化为晋商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而今天中国的企业面临着日益加剧竞争的严峻挑战，更要注重提升企业管理文化来提高现代管理水平，积极的企业文化引领企业前进，封闭保守的文化促使其灭亡。

（一）重视企业文化的宣传

中国自古“学而优则仕”思想深入人心，在封建社会人们以读书做官为振兴家族的方式。而山西人从明朝开始便有“好男儿自当立志为商”思想，从年轻姑娘的婚嫁观到小孩子的成长观，都以“学而优则贾”为主导思想。古语讲：滴水石穿，文化就以这样的方式源远流长，渗透人心。在当今的企业管理中，加大企业文化的宣传力度，使企业的价值观、文化观、经营观传播发扬，有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二）重视组织形象

晋商一贯以忠义诚信作为道德标准，在虔诚的祭祀中将关公神化，赋予他道德、伦理、人格价值观等方面的优秀品格，于是关公的形象就成为晋商的标志。这样一个共同的精神领袖，将晋商聚拢在一起，形成了乡土性极强的商帮。所以山西会馆多以关公的“义气忠心”作为凝结同乡的精神支柱，并以关公不取不义之财的气节，训练约束同籍商人，形成良好的道德和文化氛围。因此现代企业经营中组织形象对企业文化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体现了组织的声誉和知名度。

四、创新管理机制，激发企业活力

创新是进步的不竭源泉，晋商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以及制度的创新变革是无可替代的，促成了其500年间独领的成功。其中有商业与金融机构创新、制度创新、业务技术创新、商业与金融工具创新以及商业与金融观念、理论的创新。诸如人力资本、两权分离制度以及银行汇票、转账结算、旅行支票等都早于西方。

一是群体性。晋商信守“休戚与共，痛痒相关，互周互济”，随着晋商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通过建立商人会馆形成松散的地域性商帮集团。结为群体是经营活动中发展与壮大的需要，合作才能共赢，强强联合才能走向胜利，才能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保留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标志着中国社会商业经济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新阶段。

二是实行联号制。联号是由一个财东出资对在各地所经营的不同行业的商号以子母形式进行管理的一种体制，类似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子母公司，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雏形，体现了晋商科学合理的内部组织结构。晋商各商号独立核算，在信息交换、物资采办、市场销售等方面互相支持，必要时在财力上也挪款相助。晋商实行联号制启示我们现代企业的连锁经营可以采取晋商的联号制经营，其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乃至国外。连锁经营只是实现了统一的供、销、存的话，晋商的联号制则是实现了战略性的信息、采购、销售等多方面的统一和促进，从而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发挥了企业的群体作用。今天的现代企业，可以认真研究并慎重考虑联号经营的研究与启动。

三是股份制。股份制是晋商由明代的贷金制、合伙（朋伙）制和伙计制发展而来，同时进行创新，创立了很有特色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人力股在一个票号的总股数中所占的比例，东家并不限制。一般说来，票号初创时期银股多，人力股少，但票号经营时间越长，人力股就越多，有时会超过银股。股份制的实行，劳资双方均可获利，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在商业企业经营中充分发挥了群体作用。企业的制度改革，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实现股份制，通过股份制再实现上市。在如今的股份制改革中，在保证国家控股的前提下，如果职工拥有一部分股份，实行职工持股制，对于调动职工积极性，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四是创立票号。票号又称票庄或汇兑庄，是经营资本向金融资本过渡的产物，表明中国商品货币经济进入了新阶段，晋商因票号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创造了历史。晋商是票号的创始者，享有“汇通天下”之美称，他们开始主要经营汇兑业务，后来也经营存款、放款等业务。从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产生到被近代银行业所取代，山西票号曾兴盛近一个世纪，几乎垄断了当时全国的汇兑业务。山西票号能在近代中国金融界中独占鳌头，得益于晋商的不断创新，顺应发展的需要。

五是技术创新。晋商技术创新主要有标期制度、龙门账、密押制度等。

标期是清代晋商各商号结算办法，即商场交解现款之期限，为赊购货物的结账期。晋商创立了按春、夏、秋、冬四季标期结账的结算方法，结账的具体日期，由各商家代表共同商定。凡往来商户，必须于标期以前结账，并在标期前三天办理交款。对于避免和防范债权债务纠纷，活跃商贸市场，有着重要的作用。

晋商实行龙门账制度用于会计核算，它是产生于我国明末清初的一种复式记账方法龙门账，在我国会计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就是把商业中的全部经济事项，按性质、渠道，科学地划分进、缴、存、该四大类，分别设立账目核算，以“进-缴=存-该”作为会计平衡等式，“进”指全部收入，“缴”指全部支出，“存”指各种资产并包括债权，“该”也称欠，指负债和资本投资。

汇票密押制度是票商为了保证汇票的真实而不发生假票，除了用防伪的特制纸、字迹水印识别外，还创造了一种以汉字作为代表的暗号为代码，作为汇票签发的日期以及银两数目的密押，以防止伪票。同时，各票号的汉字代码各不相同，且不断变更，以防泄密。在美国里根博物馆陈列着一张来源于山西平遥的“日升昌”，这张票据以水印印刷，另配有防假密押“书”字。这种以汉字代码作暗号以防假票的密押，保证了票号与顾客双方的利益，是我国银行密押制度的雏形。

当前，中国的企业要实现转型跨越式的发展，提升经营管理，就是弘扬明清晋商的创新精神，向高新技术方面发展。晋商的辉煌，与他们敢于创新、善于创新分不开的。在当今这个竞争激烈、不断变化的时代，科学技术飞快的发展，企业经营环境不断改变，对企业提出新的挑战，应对挑战的秘诀就是创新。

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我们研究晋商精神，是为了从晋商精神中汲取精华，超越前人。尽管晋商经营管理中有些在今天看来已不一定适用，但他们开疆拓土、争占市场的勇气，坚持诚信经营的商业道德，变商业资本为金融资本的远见卓识，敏锐机变的经营策略，选贤荐能的用人之道，所有者与管理者分离的经营体制创新等，对于今天企业的管理经营无疑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本文得到山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晋商经营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借鉴意义研究》（20111312）资助]

参考文献：

1.杨晓霖.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的文化启示.理论园地，2004

2.穆雯英.晋商史料研究[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3

晋商文化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G8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3-0067-04

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和“山贾”，始于明代，鼎盛于清代。在长达五个多世纪的经营中，晋商在繁荣一方经济建设，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促进着传统武术的发展。明清时期山西武术官办和民办两翼并行，众多的武术流派的涌现，使得山西在明清武术发展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而多数拳种的兴盛与晋商的辉煌在时间和地域上的同步性，也说明了武术和晋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因此本研究力图借鉴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相关成熟理论，把武术发展置于晋商发展特定的生存环境中考察，梳理武术发展的历程，探究武术兴盛之缘由，释读明清时期晋商对三晋地方性武术的贡献，以期扩大武术研究的视野。

1 晋商孕育了明清时代三晋新的武术拳种的发祥

明清时期是山西传统武术集大成的阶段，形意拳、弓力拳、通背拳、傅拳及鞭杆等一批富含地方浓郁特色的传统拳械相继在这一时期产生并通过多种渠道得以走向社会、广为传播。山西武术目前共有拳种65种，而流传分布在晋中地区的就有38种之多，这些拳种发祥与发展或多或少的都受到了晋商的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形意拳和鞭杆。形意拳土生土长于山西太谷县，道光二十九年（1849），直隶深州李老农被当时太谷富商孟綍如请来看家护院，期间，李氏将自学的心意拳悉心传授给孟綍如、车毅斋、贺运恒、李广亨等人，随后师徒通过对原有心意拳的改革创新，并融合各家拳术之所长，创编出了形意拳的雏形。该拳以三体式为基本桩功，有机结合了五行拳和十二形拳的特点，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其拳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象形取意，取法为拳”，讲究“心意成于中，肢体形于外”。［1］ 拳法在技术上因不流于形式，动作强调严谨朴实、内外兼修、攻防兼备、灵活多变，具备了较强的实战实用性，“打通了晋商镖路上的三大死穴, 可谓是得形意镖师者得商路”，［2］所以在明清时期备受商贾们的钟爱和信赖。有研究指出“镖局创始人张黑五得以率先创立镖局，就是因为山西是‘形意拳故乡’，培养众多武艺高手，使拳弄枪（矛），可以与盗贼搏斗，为商户提供旅途安全服务。”［3］时至今日，形意拳能够历经短短的150多年就成为家喻户晓的中国四大名拳之一，并仍以其独特的魅力远播遐迩，与其在明清特殊时期能为晋商大贾保驾护航是分不开的。笔者在走访形意拳发祥地山西太谷县时，有幸见到了晋中市武术协会副会长的布秉全先生(已故形意拳著名拳师布学宽之子)，布先生曾提及：“形意拳之所以能有今天，与明、清及民国初年山西晋中祁县、太谷等县兴盛的商业是分不开的。”鞭杆则是山西商人出于自卫防身的考虑，同时为避免携带传统武器招人耳目，在吸收和借鉴了武术长短器械的多种运动方法的基础上，就地取材，用货物运输中马帮和驼队随身携带赶车用的短棍创编出的极具地方特色的民间传统拳械，其技法要求“鞭贴身，手沾鞭，走鞭换手务须干净利落，身械协调相随，切忌拖泥带水”，强调“勿使笨劲，勿用蛮力，不即不离，灵活敏捷”。［4］拳种所表现出的朴实矫健，方便实用，简洁无华的特点恰恰又与晋商含蓄、内敛、务实的性格特点不谋而合，也是三晋文化的沉积与反映。

2 明清时期晋商尚武、习武的缘由

晋商推动武术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主要是由内、外多方面动因促成。首先，晋商尚武源自淳朴好勇的三晋民风。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地方长久以来所形成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可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进而塑造社会成员的人格特征，并促使民众人格结构朝着相似性方向发展。土瘠天寒、生物鲜少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因素，让一辈辈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山西人学会了坚韧和刚烈；由于地处拱卫京师要地，使山西成为兵家历来必争之地，连年战事所形成的充满硝烟的人文社会环境必然塑造了山西人尚武好勇的性格特质。班固在《汉书·赵充国传》中论述“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5］从战国时的廉颇到官制骠骑将军的西汉卫青，从蜀汉的关云长到唐朝九虎将薛仁贵、北宋抗辽名将杨业，山西可谓名家辈出、蜚声华夏。到了明清时期，山西在兴武举、办武学之中更是人才辈出，清代就有6位武状元出自于山西，［6］而仅平遥一个县在清初到光绪的八年间就5人中过武进士、55人成为武举人，这恰恰正是历朝历代山西人尚武、勇武、习武这一性格特征不折不扣的真实写照；而山西历来淳厚尚礼的民风则可以通过大量的古籍史册和地方县志的描述得到印证。从古籍县志中整理有关山西人性格词目出现的频数和频率可以看出，朴直厚道和礼让文雅占到了山西人性格特质的38.5%，［7］张正明在《明清晋商及民风》一书中也用“民风淳朴，勤俭不华，力田务实，因北临边塞，民尚习武”［8］来形容明清时期山西的民风特点。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坚韧刚烈、尚武好勇、淳厚尚礼就是山西人的性格特质。而此种人格魅力恰恰正是中华武术武德所要求的品质，与武术在中国几千年绵延的历史中所强调的，重礼仪、讲道德，先学礼再学艺，先习德再习武的特质不谋而合，这对山西武术的蔚然成风是大有裨益的。因此，传统武术便与山西有了不解的历史渊源，山西人顺其自然的成为了武术文化传播的合适人选。行龙在《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晋商与地方社会》一文中说到，山西“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精武者代不乏人，甚至有的乡村凡男儿就有几分功夫。在这样浓厚的习武氛围中，山西各地也出现了丰富多彩的武术流派和拳种。”［9］晋商作为土生土长的山西商帮，每一个商贾都根扎在山西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中，血脉里都秉承着山西人淳朴而好勇的性格特质，无疑激发了他们习武的热情。

其次，晋商习武内因源自尚武崇德的人格特质，外因源于严酷恶劣的经营环境。山西具有表里山河、四关锁土的地貌特点，晋商贸迁四方，行走于千里之外，不免会遇到交通阻梗，甚至盗匪横行的险境，但此种残酷的现实也恰恰历练了商贾们大无畏的精神和坚韧顽强的阳刚之气。在尚武精神和不安定的经营环境这两个内外因素的共同驱动之下，激发了商贾们掌握一定的搏斗和自卫能力的需求，而在明清冷兵器时代，具备攻防技击功能的武术格斗技艺无疑是满足这一需求最为有效的手段。有不少人商人自觉习武以强身和防卫盗贼袭击，当中也不乏精武之辈，如清代忻州商贾卢英锐凭借一身好武艺，在道光六年协助清军平定张格尔叛乱，被清政府授予蓝翎五品衔，当上了武官。清末民初祁县巨商乔家掌家人乔映霞，从小好武，习得各路拳械，后拜于自家护院拳师形意拳第三代传人李复祯门下，并得到车氏形意拳鼻祖车毅斋的点拨，苦心练习，终成一代名家，江湖人称“云中雁”，后以其字乔锦堂闯荡江湖，也为武术史留下了几段掌故逸闻，晚年的乔锦堂体格硬朗，直到80多岁时还坚持压腿锻炼，同时为了推动传统武术的发展，他还在老家祁县乔家堡创办学堂，并聘请了拳师，向乡邻子弟传授武学。与此同时，武术悦心悦志、实现道德净化的功能，也使得商贾们通过习武汲取了一种精神营养而立德、立功，实现了高品质人格的塑造，这种崇高武德在国之危难之际，更体现为以义为上，前赴后继，挺身而出。如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山陕盐商曾选500名善射晓勇者和扬州驻守官兵一同抗击倭寇海盗的入侵，隆庆元年(1567年)，江苏松江楼寇压境，山陕诸商晓勇者也曾与当地官兵一同奋起抗战。

再者，关公文化中的“信”和“义”是晋商和武术共同的精神信仰。晋商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用一种精神信仰来约束和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作为一个地道的儒商商帮，因晋商在经营理念上承袭了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信”，所以对山西老乡武圣关公有着一片虔诚之心，凡所到之处，必兴建关帝庙，奉关云长为武财神，以关公的“义”来团结同仁；以关公的“信”来取信于社会。此种经晋商文化诠释的“关公文化”也将商贾、镖局和习武者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镖局作为一个武术结社，其成员作为习武之人在出远门的时候为讲究“忠义”二字都要行祭拜关公的礼仪；而镖局作为一种商号，其经营理念中也始终贯彻讲武德、守信誉和重义气，因此成为了晋商在发展中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笔者在实地考证山西平遥县内唯一现存的一家镖局旧址“同兴公镖局”时发现，其正厅中间供奉的画像便是关公，在访谈曾在镖局从事伙计的张永昌(山西平遥人)时，张永昌回忆说：“镖局出镖前也会进行祭祀祖师的仪式，上座的便是武圣人”，可见关公文化是镖局与晋商共同的精神信仰。说到习武者对关公的信仰，则淋漓尽致体现在他们内敛与心、外化为行的侠义精神之中，担任社会责任是习武者侠义精神的外在表现，而恪守信义、重诺轻死、重义轻利的秉性修养则是侠义精神的内在渊源所在，两者结合塑造了武者完美的人格特征。镖师们所承继这种武侠传统，不仅仅规范了镖局的行业精神和行业秩序，同时一代代镖师的侠勇行为也为镖行以及武林增添了光彩。可见，有了关公文化中的“信”与“义”，习武者可以将谋生和行侠结合在一起，镖局可以找到武艺高强且武德高尚的镖师，晋商也在镖局和镖师的护卫下达到商业生涯的制高点。

3 晋商积极推动了明清时期武术的交流与传播

3.1 晋商的“车辙马迹遍天下”推动了地域间传统武术文化交流与传播

面对山西土地贫瘠、务农受阻的现实，晋商并没有任天由命，而是凭借着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摒弃重农抑商旧俗，褒商扬贾，不辞劳苦，塞外淘金，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踏破千里荒漠，北越长城，穿蒙藏边疆，深入西伯利亚，达欧洲腹地；辟开万顷波涛，东渡日本，南达香港和加尔格达［10］的万里商路，可以说从蒙古草原的骆驼商队到长江口起锚出海的商船，到处都留下了晋商沟通四海财富的足迹。凡经商活动的主要城镇和地区，晋商都建有会馆和关帝庙。目前全国尚存的70多处晋商会馆遗址，是明清时期商贾们祭祀神灵、娱乐庆典、交友聚会、联系业务、共叙乡情的重要场所，是山西人在异乡的“家”，更是地域间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载体。随着晋商经营范围的四通八达，也带动了山西镖局业务在全国范围内的展开，如当时心意拳大师戴隆邦父子在河南、河北、内蒙、北京等地创办了广盛镖局，弓力拳名家安晋元在张家口开办了三合镖局，以绵掌和谭腿著称的左昌德在苏州开设有昌隆镖局，等等。鳞次栉比的镖局秉承以镖护商、以商养武、以武交友、结友壮镖的宗旨，自然成为明清时期武术发展和交流最为重要的载体（后详述）。有研究显示，山西有20余种拳械的发祥和传播与晋商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10］。晋商和镖师们在所到之处通常都会通过以武会友的形式，将自己所钟爱和力捧的武术文化进行广泛的传播与交流，不仅推广了山西本土的特有拳种，还不断引进诸多南北拳械套路，并加以实践、创造和发展，致使风格迥异、五花八门的武术种类扎根于民间。现流传于山西的弓力拳就是一个例证，此拳博采众家之长，既有太极拳的粘绵柔圆缠丝劲，又有少林拳的闪展腾挪、抡扫甩跌冲撞劲，是清光绪年间由河北开设镖局的山西榆次人安晋源通过结交武林朋友习得，后带回山西并收徒授艺，将此拳广为传播。

3.2 晋商在明清时期的特殊地位促进了武术的传播

由于明清时期特殊的经济制度和社会背景，使得晋商自出现就积极地依附于政府，结交各级官吏。明代，政府为防御漠北蒙元残余势力的伺机南下，用重兵把守边镇，为解决庞大的驻军部队的军需供应，推行了招商输粮而与之盐的政策，晋商便以极临边境的地理优势，凭借同官府的密切关系，承办军需物资而大获其利。清代，从获得恩赐部票垄断对蒙贸易市场，到庚子战争中结交慈禧，促使晋商票号汇兑官款业务完全合法化，不胜枚举的历史事实，都见证了晋商与明清政府密切的合作关系。而晋商之所以积极投资于官商关系，不仅可以依赖皇帝和官府的倚重，获得特许经营资格，增强经营中的竞争力，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而且可以通过受封的官商、皇商的身份将自己融入上层主流社会，切实改变和提升了社会地位，有的甚至还实现了仕途。晋商依靠其在明清时期显赫的经济地位，以及和封建政府之间这种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地方武术的传播，如清政府几乎历朝历代都对武术的管制极其严格，曾下令严禁民间习学拳棒，［11］不允许民间存置各种兵器，但如果有当地豪绅巨贾作保，武术教师就可以传授棍棒拳术。［12］另外，晋商也通过自己的政治关系使民间武术这一当时非主流文化融入到上层社会之中，大大提高了其社会的影响力。据车毅斋的墓碑志记载，车毅斋早年在祁县乔家担任护院拳师时，因富贾乔致庸与醇亲王载沣（末代皇帝溥仪之父）交情甚厚，遂经乔致庸引荐到北京醇亲王府与八旗武术教头比武，几个回合就将对方击败，当时载沣非但没有责怪，反而赏识有加，后来车氏为了国家荣誉在天津以形意剑术大败日本人板山太郎之后，醇亲王载沣还亲自上奏光绪皇帝恩准，授予车永宏“花翎五品军功”，以示嘉奖。至此，车毅斋名声大震，而他所代表的地方特色拳种形意拳也得到了全国社会各界的认可而广为传播。

3.3 晋商推动了地方武术传承模式的变革

通过梳理地方武术的传承历程，可以清晰的看到凭借血缘关系进行传播是早期武术传承的根基，如发源于晋中祁县的心意拳，最初是戴家家拳，只对内授子侄及内亲，绝不外传。此种发展途径虽保证了独家绝学的世代相传，形成族有世业的状况，但其封闭与保守的特点也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局限了拳种之间的融摄取补，成为武术文化传播的瓶颈。随着拳种自身发展的需要，在晋商的积极作用之下，拳种的传承制度突破了门派封闭的陋习，逐渐扩展为家族外的传承，一个拳种在一个村落、一个区域或者一个行业内传习，呈现出鲜明的地缘性和业缘性的特征。如李老农将心意拳改名为形意拳，在太谷富商孟如的帮助之下，打破门规，广收门徒，培养出车毅斋、宋世荣、李广亨、贺永恒等五位高徒，民间有五星聚太谷之称，晚清时期，五人在太谷县积极推广和传授形意拳，使得太谷成为形意名流荟萃之地，有了形意拳之乡的美誉。另外，由于社会动荡和治安混乱，晋商的商号和家宅遇到诸如偷、盗、抢、赖、仇人报复等意外是在所难免的，所以商人们多会请成名武师为其看家护院，保障后勤，并以上宾之礼相待，而拳师们也可借此机会通过业缘的传承方式进行武术的推广。如当时山西太谷北光村富商曹氏的三多堂按照东南两局，各设护院拳师一人，又在南山青龙寨设守寨拳师一人，一些形意拳高手如李老农、申天宝、冯克智、胡铎等都在曹氏三多堂担任过护院拳师，使得曹家家丁 500余人都成了地方传统武术的弟子。［10］

4 晋商为习武者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和理论支持

俗语说“穷文富武”， 意为清寒贫苦多造就文人，富裕才容易让人尚武，习武者要衣食无忧，一般还要出资延师、置办装备器具，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明清时期的晋商以海内最富而著称，晋中平原腹地祁县——太谷——平遥地区因其商铺林立，钱庄、票号不计其数而远近闻名，成为了晋商商业的中心。多财善贾的晋商为武术的发展、传承和繁荣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也使得晋中地区成为了山西地方特色拳种心意拳和形意拳的发祥地。

武术的发展离不开人的因素。明清山西武术的发展是以大量武术人口为基础的，而大量武术人口的形成的原因之一就是商贾富户的发展与当地习武者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习武者为晋商提供安全的保障，晋商通过聘请习武者坐阵自家宅院保一方安全或传授家人武艺的方式，为武术人口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使得习武者学有所用，使武术成为一项生存的技能，进而带动地方尚武、习武之风气，驱使着更多被从土地上驱赶出来的农村人口加入了习武的行列。

晋商也为习武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封建社会士、农、工、商四民的排序道出了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而明清时期的晋商多有把家族中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才子纷纷投入了商海的现象。当他们与习武者交流沟通时，自然会从理论上推动武术文化的发展与完善。如，太谷富商孟如，系太谷县四大县绅之一，出生于书香门第，精通史书，学识渊博，形意拳创始人李老农在孟家护院授艺的时，得到孟如理论上的支持，制定了“三传”“三义务”“六不传”的武德规范，让大家共同遵守。［10］另外，晋商在习武过程中，也会凭借自身深厚的文化功底，对拳种进行创新研究，从而加速武术流派的形成，精益求精地促进了地方传统武术的发展。现今盛行的形意拳主要有车氏、宋氏和布氏形意拳三大流派，其中宋氏形意拳就是晋商宋世荣在继承了原有形意拳风格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太极、八卦诸拳而独创的。

5 镖局是晋商推动武术发展的重要载体之一

“镖局者既非殷实商家，又无充裕资本，都是几位武术家( 俗名把式匠) 组织而成，并雇用把式匠数十人，为之轮流保护运输车辆而已。此种人员，即名曰镖客。”［13］镖局是在自由商贸经济的发展的前提下产生的，虽然目前尚无资料证明镖局的产生源于晋商，但从二者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彼此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动荡的明清社会环境下 “非有特殊武艺之人一路护卫，势难保行旅平安”，［14］晋商也不可能将自身的安危和大量货物贩运、资金运输中的安全完全委托于单个的习武者，而受到传统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明清政府也没有为商人的商业运输提供安全保障的职能机构，因此，民间组织形式的镖局逢时而生。镖局作为一种危险性极高的诚信行业，以武术为基本生存手段，将武术作为商品进行经营，以保护商人人身、家宅、经营场所安全和保障货物、资金流通运输中的安全为职能，其运营中的核心必备条件是具有较强攻防技击风格的拳种和大批武德高尚且武艺高强的拳师。即便是在晋商创立山西票号的晚清后期，虽然票号在部分功能上替代了镖局运现，但“各地现金的盈绌，少量现金的调运是不可避免”，［15］镖局依然通过武装押运调拨资金的形式来保障晋商贸易的正常运营。可以说晋商的汇通天下带动了镖局的产生与兴盛，而镖局在为晋商提供必需的安全保障的同时，其运营中的核心技术支撑条件又决定了必然与当地武术流派以及习武者存在着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至此，可以认为镖局实际上就是晋商推动武术发展的重要载体之一，晋商通过一定形式的物质支持，使镖局有了生存和发展的可能，而镖局的兴盛，又直接对传统武术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反之，没有镖局，明清时代的武术也不可能大规模地服务于晋商，实现其自身的社会价值功能。

5.1 晋商为镖局的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物质保证

晋商为镖局提供了可观的利润。在晋商创立票号之前，金属货币作为资本其流通的现实情况是“国人的银钱转移，小量可以自行揣带，稍多的话，比如说可兑十两银子的铜钱( 约一万枚)，或一千两的银锭，就得车载马驮。”［14］晋商通过彼此信任机制，将货物、现金运输与安保工作全权交与镖局负责，镖局在规定的镖期内完成走镖任务从而得到一定数目的佣金，可想而知，随着晋商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的逐步过大，镖局的业务必然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从中得到报酬数量是不言而喻的。据《晋商的过镖制度》一文中描述当时镖局业务在鼎盛时期“每当过镖，运载现银的镖车到达，那些过元宝的驴队、驼队, 首尾相连, 逶迤不断, 过了两天两夜还没有过完……”［16］也正因如此，大大小小的镖局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范围内大批出现，作为一个专门为习武者提供体面而稳定的工作的商业性民间营利组织，镖局的兴盛必然会为武者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更好的营造出民众尚武、习武的风气，进而推动武术的发展与繁荣。

5.2 镖局对传统武术发展的贡献

首先，镖局以商养武模式实现了武术文化社会功能的扩大化。镖局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服务的同时，将民间武术作为商品进行运营，在明清时代赋予了武术文化新的商业职能。

其次，镖局为拳种间的交流提供了平台，推动了武术与社会生态的接轨。清代以前，民间武术各门各派视自家绝学为独得之秘，一般不会轻易传于外人，此种凭借血缘关系进行传承的方式，呈现出明显的“秘密、直线、内向、封闭”［17］的特点，直接决定了习武者无法将一身本事转化为生存本领。在晋商活动的影响之下，特别是镖局脱颖而出成为当时武术文化传播的重要承载体之后，地方传统武术的职业背景和传承形式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从职业背景上看有拜师授徒的、有经营镖局的、有学堂授课的、也有为巨富商贾看家护院的；从传承形式上看，也有了横向和纵向两种方式，纵向传播主要体现在一个镖局内镖师之间大多是师徒、师兄弟或是师叔、师伯、师祖的关系，传授武艺仍然延续了口传身受、耳提面命式的家庭式传播关系，我们说此种方式继承了传统武术传播的优势，有利于加强对习武者武技和武德的控制，实现了镖局内武技交流的最优化，也满足了镖局生存的现实需要。18岁加入会友镖局的李尧臣在回忆保镖生活时提及：“镖局规矩，和一般商号不同，都是师徒关系。那时，南北各地，师兄、师弟、师叔、师大爷，共有1000多人……人多了，总有师傅或师叔、师大爷们带着，一切听他指挥”。［18］从横向上来说，晋商为了在竞争中获取最大的利益，常常以联合商帮的形式，采取团队化的经营模式，商帮的联合也促成了镖局间联合走镖的形式，加之，镖师因职业需要，多性情豪爽，愿广交天下武林朋友，所以联镖制也为身怀不同绝技的镖师们提供了一个以武会友、切磋技艺、取长补短的良好机会和环境，促进了各拳种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民间唱出了一句顺口溜:“王家的枪(平遥)、戴家的手(祁县)，左家的弹腿天下走(文水)，安家的大弓(榆次弓力拳)射出口(东口)，大盛魁的镖师(西口)不用吼(有镖旗亮相不必喊镖)”［19］就是各个拳种联合走镖的真实写照。明清时期，祁县的戴龙邦、平遥的王正卿和文水的左昌德被世人并称为“华北三杰”，其中人送绰号“神枪面王”的王正卿于咸丰五年，在平遥城内开设了同兴公镖局，而左昌德也开设了昌隆镖局，二人在走镖期间，义气相投，结为金兰之好，共同切磋武艺，王氏向左学习绵掌、弹腿，左氏向王习练大枪、信拳，在彼此交流中，取长补短、进取不息。

再次，镖局通过走镖和坐镖两种业务职能，为身怀绝技的武者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就业机会。通过考证众多武术流派大师的生平事迹（见表1），可以清晰的看到，他们都有在镖局任职的经历，习武者在保镖促商的社会活动之中，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而尊敬有加，从而具备了走镖和坐镖所需的社会活动能量，也实现了个人的社会价值。如太谷形意拳大师车毅斋，早年出生寒门，是太谷积安堂商号的马车夫，后经人介绍于咸丰六年(1856年)拜李老农为师学习心意拳，武艺学成后，以保镖为生，并习武不辍，广收门徒，得到“通天教主”的美誉而声震武林，闻名遐迩。

6 结语

统而言之，当把武术和晋商放在明清时期的社会背景中，会发现二者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并在各取所需中实现了共同的发展。武术通过镖局和习武者为晋商提供了安全保障服务，促进了晋商的繁荣发展，而晋商则从自身需求出发成为了同期地方武术发展的最大驱动力。商贾们在尚武、习武的同时，积极给予镖局和习武者必要的物质和理论支持，直接或间接的为地方传统武术拳种风格的形成、技术体系的完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以及武术文化的传播与推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晋商与武术的这种共融与共荣的现象，是地域文化、经济文化等综合因素作用下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三晋历史上一个值得考究的文化现象，更是当今推动中华武术文化发展中一个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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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文化论文篇11

山西作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举世闻名的名胜古迹更是举不胜举。这些瑰宝吸引着大量游客前来参观学习游览。然而艺术宝库之内涵，文物古迹之珍贵，如果没有导游员富于知识性、艺术性的讲解，游客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这些珍贵旅游资源的重要价值，甚至还会产生“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之感。因此，只有充分了解晋文化，并能把这些知识艺术地讲给客人，才能真正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导游员，其导游讲解，才是成功的导游讲解。

一、 全面认识晋文化

晋文化，指历史上发生在三晋大地的全部具有文化蕴涵的事物，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晋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形成自身的独特性：其一，远古性及原始性。远古时期，山西省尤其晋南地区，就是原始人类聚居的活动场所，三晋大地上积淀了极其丰富的原始文化层。180多万年前左右，山西芮城西侯度就有古人类生息繁衍的文化痕迹。其二，政治性。战国时期的晋文化以法家文化著称，三晋大地成为法家文化的发源地和成长的摇篮，为秦国统一在思想上奠定了基础，成为历代封建王朝进行政治统治的基本方略。其三，融合性。历史上三晋大地是中原和北方进行民族交往的天然通道，是不同民族文化交融的大熔炉。其四，先进性。晋文化在时代转换中总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在由宗法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时代，晋文化以礼乐文化与法家文化为核心的内涵和道德精神，代表了当时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商贸活动遍及全国各地，甚至活跃在蒙古、俄罗斯、日本、朝鲜等国家和地区，成为全国最大的商帮，形成独具特色的晋商文化，引领了时代潮流；19世纪以后，晋中出现了现代金融业，山西票号名冠海内外。他们的金融理念，至今仍散发着煜煜光芒。

如此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晋文化支撑起山西各地历史景观及文物古迹的精神内涵。随着山西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晋文化也逐渐形成自身的八大文化品牌，分别是华夏之根、佛教文化、黄河之魂、晋商家园、边塞风情、关公故里、古建瑰宝和太行神韵。这八大文化品牌借着导游员具有艺术性的讲解，宣传着山西。

二、创新晋文化的讲解

在山西旅游界有这样的说法：“三流导游讲传说，二流导游讲历史，一流导游讲文化”，实际讲解过程中，确有很多导游给游客讲各种传说故事，结果游客记住的也仅仅是一个很俗套的故事，而对于景点中所包涵的文化却一无所知，自然也就感受不到该景点的奇妙之处。

作为一名山西导游，理所当然地要肩负起宣传晋文化的重任，绝不是照本宣科地给游客们背诵一遍关于某景点的讲解词便告终，而是要自己首先广泛学习，达到一定的知识深度，其次要注意讲解艺术。

（一）具备渊博的知识。

晋文化源远流长，内容包罗万象。以大同地区的各个参观点为例，其内容涉及佛教、古建、彩绘、雕刻等各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要讲好这些景点，绝非易事。曾有优秀的导游说过在介绍景点时不把客人讲到听不懂的地步，那就不是一个好导游。所谓让客人听不懂，并非让客人听得云山雾罩，而是要使导游自己所掌握的知识超过客人，然后再对客人不明白的内容加以解释和说明。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专业知识上狠下苦功。

(二)善于确定主题

经常有导游在讲解时，拿着自己准备的一套内容“以不变应万变”，这种讲解对于纷繁复杂的晋文化内容来说是很难达到理想的讲解效果的。要善于针对不同旅游动机、不同特点的游客，选取不同的晋文化导游专题。如宗教文化、根祖文化、建筑艺术、晋商文化等内容，而不同的专题又需不同文化重点。例如，对于晋商专题的讲解，就有诸多方面可以选择，可以讲晋商的发展史，可以讲晋商精神的内涵，亦可以讲晋商的精英人物等等方面。

(三)善于挖掘晋文化内涵

对于选中的题目,导游人员要善于挖掘其内部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在为游客，特别是专业学术团体讲解景点中某些内容和问题时，导游应在大量事实及论据的基础上，以科学的态度，进行比较全面的讲解。这不仅会引起游客浓厚的参观兴趣，同时也会赢得游客对导游由衷的尊敬和信赖，促进导游工作的顺利开展。比如关于寺院的大门为何叫“山门”，“山门”?本应叫“三门”，是寺院三座大门即空门、无相门、无作门，亦即“三解脱门”的总称，表“涅架”之意，?后因名寺古刹多建于风景秀丽的山麓下，加之“三门”形状酷似“山字”，故“三门”?后被称为“山门”。

(四)善于借题发挥

晋文化积淀深厚,导游在讲解中对于所见景物,如果就事论事,泛泛而谈,晋文化的潜在价值是很难发挥出来的。导游要准确把握晋文化导游的切入点,善于借题发挥是讲解的关键。在晋中地区坐落着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晋商大院，这是晋商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形象化、可观性的晋商文化，导游在讲解中要善于借助这些向游客讲解晋商文化，多角度展示山西民俗及文化内容，从而让客人多角度了解晋文化。

晋文化博大精深,要想更好地传播晋文化,导游人员还要勤于学习和思考,善于创新,把晋文化讲深讲透，从而促进游客更好地了解晋文化，为山西旅游业的发展做出导游应有的贡献。

晋商文化论文篇12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文化环境较为宽松的时代，是哲学史上魏晋玄学产生兴盛的时期。魏晋玄学作为一种形而上的本体论哲学，对魏晋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文学艺术、美学理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乐舞也呈现出与以往时代显著不同的美学风貌，它集中表现为三种类型，即魏晋南北朝俗乐舞――清商乐，胡乐胡舞和佛教乐舞之中。这三者之间的乐舞又呈现着各自不同的美学特点，其中清商乐继承了前代民间俗乐舞传统，但又有所发展，具有与时代相符的特点，玄学思想对清商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轻为美”、“以悲为美”、“追求个体无限自由”三个方面。

一、以轻为美

魏晋南北朝是强调个体自由的思辨时期，也是艺术上空前自觉的时期，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乐舞艺术也受之影响，进入一个“自觉”的时代，舞者的形态、神态、情态都体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美学风格，舞姿轻盈飘逸，眼神飘忽若神、转眄流精。在魏晋文化美学思潮的影响之下，乐舞艺术强调以“轻”为美。如河南邓县出土的南北朝画像砖上有一西曲歌舞图，图中有一舞者褒衣博带，展袖而舞，舞姿中显露出轻盈委婉之美。又如瘐信《三和咏舞》：“洞房花烛明，燕余双舞轻。……”①清商乐中的《白舞》便是体现以轻为美的代表作品之一。这个舞在高潮处，如游龙般飞舞，宛转低昂，在静谧处，步态似留又行，欲左先右；眼神时而凝视前方，时而又流连顾盼；仪态万千、轻盈优美、光芒四射，并且表现出了精妙的舞蹈技巧。其舞姿由于白舞衣的衬托，更显得飘逸轻盈，是一个表情丰富、仪态婉转的美妙舞蹈。古典女子群舞《踏歌》也展现出以轻为美的舞蹈特色，十二位羞涩女子的前后摆动肩部、顿地、抬肘、摆袖、搭袖、甩袖等舞蹈姿态与平缓而均匀的歌声所形成的和谐之美引人无限的遐想，并在音乐曲调的停顿之时，形成拧身坐胯的舞姿，略略扭身，头将转过去的一瞬间却回过眼神来，一刹那，粉面桃花，秋波荡漾，青春之歌已然踏在了观众的心上，舞蹈形象与婉转动听的唱词统一在诗化般的舞台画面中，给观众描绘出一幅美丽的踏青图。

二、以悲为美

魏晋人爱美，无论对自然还是对待人，都一往情深。魏晋人重情，而且对悲情尤为重视，他们如此重视悲情，跟魏晋玄学不无关系。魏晋玄学以自然观的本体论破除西汉神学宿命论，极大地解放人们的思想观念，使人们真实地看待人生，认识自我，认识到宇宙无限而人生短暂这一悲剧。再加上社会动乱，朝代频繁交替，皇帝像走马灯似的更换，大批文人无所适从，稍不留心，则惨遭杀戮，因此以哀为美，或以悲为美成为魏晋突出的乐舞美学风格。如刘长卿《铜雀台》：“含啼映双袖，不忍看西陵。”②梁・何逊《铜雀伎》：“秋风木叶落，萧瑟管弦清。望陵歌对酒，向帐舞空城。”③新版大型舞剧《铜雀伎》也在悲欢离合中透析出了一种悲剧之美和灿烂的人性力量。舞剧中的主题舞蹈――“踏鼓舞”，舞伎穿着珠屣，在平放于地的鼓面上，一面用脚打击节奏，一面鼓上鼓下腾跃舞蹈，这是一种奇技。卫斯奴密击手鼓，郑飞蓬足踏地鼓，二人珠联璧合、彼此呼应、共起同舞，隐喻着手足不可分割之情。这个悲剧故事的展开，集中呈现出卫斯奴和郑飞蓬之间的悲欢离合，时刻牵动着人们的内心。

三、追求个体无限的自由

从总体上说，魏晋人的生命意识倾向于简约、超然脱俗的哲学之美，如梦如幻，如诗如画，凛然飘风。在人物品藻美学中，包括自然美与人格美两个方面的美同时被魏晋人发现，而他们用自然界的美来形容人物品格的美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目送归鸿，手挥五弦”④（嵇康，《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其十四）的自由精神，“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⑤（陶渊明，《饮酒》）的易趣神态，等等，都体现出超脱、自由的飘逸“玄”风。由于魏晋玄学“以无为本”的价值取向，重神贵虚、中和平淡、自然素朴成为一种新的审美理想。在魏晋名士中，实践逍遥自适生活方式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嵇康。嵇康玄学的宗旨是为人们提供注重个性、注重自我的哲学依据，他主张不为名教所束缚，求得个人的身心自由。这种追求个体无限自由的思想对魏晋时期的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舞蹈《谢公屐》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群文人墨客悠然自得、潇洒清凛的姿态。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写道：“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男子群舞《谢公屐》在一阵古琴声中开始，以重复、叠加手法创造出的舞台图景，好似几位文人墨客在云雾缭绕之中悠然自得地品味着山间美景。受“西施响廊”典故的启发编导自制木屐，舞蹈时脚下的一跺、一颤、一抖与肩部的前后错动，使“仰卧自得、游心太玄”的魏晋风骨在载歌载舞中不经意间流露出来。

在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大动乱的时代中，占主导地位的玄学思想对魏晋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文学艺术、美学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轻、悲、哀为美，追求一种超越有限、性情自由境界的清商乐构成魏晋南北朝乐舞美学风范的主体内容之一，体现着“玄学风韵”的乐舞，它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是充分体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特点的乐舞文化的代表，是这一历史阶段乐舞文化发展的成就和特色之一。

注释：

①杜晓勤.谢庾信诗选.北京中华书局，2005.8,第1版:128-129.

②刘长卿著.杨世明校注.刘长卿集编年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第1版:213.

③何逊著.李伯齐校注.何逊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1,第1版:308-309.

④武秀成.嵇康诗文选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5,第1版:9-10.

⑤陶潜著.郭维森,包景诚译注.陶渊明集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9,第1版:123.

参考文献：

［1］彭松.中国舞蹈史（秦汉魏晋南北朝部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6,第1版.

［2］曾春海.嵇康的精神世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5,第1版.

［3］卞敏.魏晋玄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7,第1版.

［4］冯双白,茅慧.中国舞蹈史及作品鉴赏.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5,第1版.

［5］金秋.中国传统文化与舞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9,第1版.

［6］于平.中外舞蹈思想概论.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1,第1版.

［7］杜晓勤.谢庾信诗选.北京中华书局，2005.8,第1版.

［8］何逊著.李伯齐校注.何逊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1,第1版.

［9］武秀成.嵇康诗文选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5,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