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企业管理论文篇1

一、引言：

纵观会计发展历史，会计已经从简单地记录事项并向所有者报告管理者经营业绩的阶段演变到向组织内部和外部的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有用信息。会计的目标相应地也从报告解除受托责任拓展到优化配置资源。但是，从我国会计信息质量现状来看，会计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没有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甚至有时还误导了资源的流向，使投资者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会计信息质量不高，与会计人员素质。会计法规和准则等方面均有关系，这方面的研究已有诸多成果。本文试图另辟蹊径，立足公司治理、企业管理、会计信息系统的共生关系，从理论层面揭示会计信息质量是怎样受制于环境并积极地影响这些环境。作者的观点是，会计作为企业管理系统的一部分，它同公司的管理结构和治理结构是密不可分的。在一个管理有序、治理完善的企业中，会计必然运作良好，它为企业内部、外部决策者提供可靠、相关的会计信息。从经验来看，那些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企业一般都在企业管理上比较薄弱，缺乏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笔者进而认为会计信息失真的深层次原因是在于我国许多企业缺乏完善、健全的公司管理系统和有效的公司治理系统。会计职责的履行和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企业管理和治理结构，只有将会计置于公司管理和治理系统中加以考虑，才能理解会计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和地位，才能找出现实中所存在问题的症结，寻求对症之药。

二、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的整合分析摸型

目前，有关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的研究存在着两种倾向，即公司治理研究只考虑狭义的公司治理范围，其中主要研究内部监控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而公司管理研究中，又只注意企业外部环境、公司文化、管理风格的影响，而很少把公司管理系统与公司治理系统结合起来综合研究。

其实，公司治理与管理是存在紧密关系的两个方面，按柯克兰和瓦提克（CochranandWartick）的研究结论：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之间潜在冲突是构成公司治理问题的内容之一，因此公司治理的目标就包括协调公司的治理和公司的管理。[1]治理与管理的区别依赖于经济学上定义股东与管理者关系的企业理论模型：股东拥有企业仅不参与经营管理，股东通过选举董事会作为他们在公司决策中的人来监督经营者的行为。据此，公司治理被看成与公司的内在性质、目的和整体形象有关，与该实体的重要性、持久性和诚信责任等内容有关，而公司管理则更多地与具体经营活动有关。可以认为，治理与管理的差别在于：（1）治理的中心是外部的，而管理的中心是内部的;（2）治理是一个计放系统；管理是一个封闭系统；（3）治理是战略导向的，管理是任务导向的。简言之，公司治理关心的是“公司向何处去”的问题，而公司管理关心的是“怎样使公司达到上述目标”的问题。同时，企业治理和管理又是密不可分的。公司治理和管理都可能直接对公司管理运作过程产生影响，但在通常情况下，公司治理系统主要是通过影响公司管理系统来达到间接影响公司管理运作的目的和提高公司的管理效率与管理效益的。在实践中，通常认为专司公司治理的董事会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企业管理。特别是在英美等国家的治理结构中，董事长往往又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许多高层经理又是董事会成员。鉴于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这种交叉关系，国外有学者指出应该将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综合起来加以研究，并提出了一个描述性模型。我国有学者借鉴其思路，构造了一个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的整合分析模型[2]。

公司治理系统由内部监控机制和外部监控机制组成。我国公司法确定阶“三会四权”制衡机制就是典型的内部监督机制。外部监控机制是指一股股东、资本市场、经理市场、产品市场、社会舆论和国家法律法规等外部力量对企业管理行为的监督。

公司管理系统在这里被描述成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企业战略目标与决策系统；二是企业组织结构与组织管理系统；三是企业文化与价值系统。按照著名的麦肯齐企业管理系统的7—S框架（因素包括结构、战略、体制与程序、人员与班子、技能、作风。共同价值）来分析，上述第一和第二部分主要是硬件要素，第三部分主要是软件要素。从控制角度看，在公司管理系统中，决策体制、管理组织体制、管理规程与制度以及会计、审计系统等构成了公司管理的自我调控机制，对企业管理行为形成了内在的和制度化的约束。

模型中还有两个相关的系统。一是企业外部环境系统，这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顾客、供应商。竞争对手、资本市场等因素，它们既影响公司治理系统，又影响公司管理系统，还构成公司治理系统的一部分。二是公司信息网络。它应是公司治理系统和管理系统的共同组成部分和赖以有效运作的基础。强调这一点，对于我国企业现阶段在企业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国很多股份企业治理结构发挥不了作用，除了制度上的缺陷，本身能力差之外，再就是缺少支持有效决策和有效行动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常常是企业管理的自我调控系统，特别是会计和审计系统提供的。

三．会计信息系统与公司治理和管理系统

当现代经济已客观地表现为实体经济、货币经济和数字经济的三重世界时，现代企业中的管理信息网络很大程度上就是以数字形式表现出来的会计信息系统[3]。会计是企业管理活动的一部分，它产生于企业管理系统中，以管理当局的名义向外披露会计信息，并对其可靠性、真实性负责。会计亦是公司治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公司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只有根据会计信息了解并监督企业管理活动，进而作出相关决策。会计信息系统和公司治理和管理系统的关系具体分析如下：

（一）会计信息系统与公司治理系统

公司治理系统由内部监控机制和外部监控机制组成。内部监控机制是主要股东①、董事会、监事会对企业经营者进行监控的机制。在一定情况下内部监控机制是公司治理的主体。它一方面利用企业管理当局披露的会计信息对企业管理者进行约束和激励。另一方面因为内部监控机制的特殊地位，它有义务保证企业的会计系统和审计系统向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外界披露提供系统、及时、准确的会计信息。美国公司董事协会在描述董事会职责范围时就认为董事会在检查和监督企业内部管理控制工作方面的作用包括：“辨别董事会对信息的需求，并安排这些信息的及时提供；每年对流向董事的信息进行评价，以确保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合理性。”[4]

外部监控机制包括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和经理市场等外部力量对企业管理行为的监督。资本市场起着为通资金提供者和企业间的信息，在企业间配置资源的作用。资本市场上的决策者主要是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由于他们不直接监督经营者，因此要求公司向他们提供详细、可靠的财务数据，要求证券市场管理者制定公平交易规则，来规范会计信息的供给。而资本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企业积极地披露保留的信息，市场又能将企业披露的信息及时地反映出来实现对企业的正确评价。产品市场对企业的监控是通过企业与供应商和顾客之间的“纵向竞争”来实现的。现代企业间既存在竞争又有相互协调。竞争性是产品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而社会化大生产又要求企业间相互协调合作，保持一种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在交易过程中，合作双方提出的条件常常会直接影响另一方企业的经营方针和管理方式的具体内容，因此双方都需要全面收集对方的经营状况信息，以决定合作的内容和方式。而这种所需要的经营状况信息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企业向外披露的会计信息。在有效的经理市场上，企业经理是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其价值取决于市场评价，市场评价的标准除了知识、经验以及城信度之外，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经理任期内的经营绩效。经营绩效又主要是通过企业反映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动状况的财务会计信息表现出来的。如果经营绩效良好，经理人员不仅可以获得优厚的回报，其在经理市场的价值也会大大上升，如果经理出现经营劣迹，其价值会一落千丈，最终会影响其职业生涯。综上所述，现代财务会计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完全可以看作是会计对现代企业冶钢结构的逐步健全完善而作出的一种积极响应。而有效的审计监督制度，又确保了这种相辅相成关系的正常秩序并发挥积极作用。

（二）会计信息系统与公司管理系统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公司治理系统中内外监控机制的有效运作和作用发挥，主要取决于公司的会计信息系统。如果没有可靠、相关的会计信息支撑，董事会、监事会及外部监控机制的任何决策都可能盲目无效。为此，有必要在企业管理层面上，将产生并保证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的系统称之为公司管理系统的自我调控机制。它从企业有效管理的角度在财务上对内部管理进行控制，主要强调管理行为与法规制度的一致性以及可靠财务信息的畅通。公司治理系统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确保公司内部存在一个有效运作的自我调控机制，这是达到公司目标的必要保障。

什么是公司管理的自我调控机制呢？美国管理会计协会（CIMA）的定义是：它是这样一个整体系统，由管理者建立的，旨在以一种有序的和有效的方式进行公司的业务，确保其与管理政策和规章的一致，保护资产、尽量确保记录的完整性和正确性[5]。因此公司管理的自我调控机制主要是指企业的会计系统和内部审计系统。完全可以认为，现代管理会计内部审计制度的确立并发挥日益显著的作用，是现代会计适应现代企业管理发展而作出的应对措施。实际上，公司管理系统中的一些硬件要素也构成了一定的约束控制作用。这些硬件包括（1）决策控制机制；（2）管理组织体制；（3）管理制度。它们与内部会计、审计系统一起构成了公司管理的自我调控机制。

由上可见，以会计、审计系统为核心的公司管理系统的自我调控机制主要服务于企业进行有效管理，但它也是公司治理的内部监督机制和外部监控机制运作的信息基础。三者处于一种互动的状态。会计信息系统的作用就在于协调各方的利益，尤其是股东、债权人等组织外部相关者同组织内部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在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时，也实现了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会计信息系统内最终是服务于两个目标：一是为企业内部管理者提供管理决策信息；二是帮助企业内外监控者对企业管理者进行的监督激励和评价[6]。

同时会计审计系统的有效运作亦离不开公司内部科学合理的决策体制和管理组织体制以及完善的规章制度的有力支持。公司治理的内部外部监控机制与公司管理系统的自我调控机制也处于相互作用的状态。董事、监事和社会公众要从企业管理系统中获得会计信息，而企业的会计、审计系统又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董事会或监事会的领导。为此，我们可以构建一个以会计、审计系统为核心的管理系统的自我调控机制及其与公司治理系统整合的模型。

四、公司治理、公司管理与会计治理三者互动关系的历史考察

在工业革命以前的漫长年代里，尽管出现了复式簿记这样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巨大突破，但会计的发展始终是缓慢的，仅停留在简单的记录阶段。工业革命到来之后，科技的飞速发展引起了组织上的变革和创新。以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属为特征的股份公司的产生就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组织上的创新。现代流行的大部分经典性会计思想的产生都源于股份公司的实践（尤以美国为甚）。今天的绝大部分管理会计的方法都产生于1825－1925年，而这一恰恰是公司制逐步完善的时期。作为现代生产技术的先驱者的纺织工业，首先将制造一件产品的所有生产过程内部化并一体化于一家工厂。这些纵向联合企业中的经理们要求会计系统提供每一道工序上半成品的单位成本数据，以便于将自制半成品成本与外购价格作比较。然而，真正引发会计大发展的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工商企业——铁路公司的出现。它们首先雇佣大批支薪经理，建立起大规模内部组织机构，严格划分各部门，并明确了各部门的责任和权力。当时铁路公司的高层经理都深深懂得，内部信息的不断流通对于新兴大企业的有效经营是至关重要的，他们首创了会计和统计报表制度用以监督、评估经理们的工作。由于对精确信息的需要日益迫切，因而收集、整理和分析企业日常经营中所产生的大量各种各样的数据的方法也大有改进，更重要的是它导致了会计制度的改革，促成了会计脱离管理的领域而自成一门学科。新的会计制度分为三大类：财务会计、固定资本核算和成本会计。当时还就新的会计在有关铁路的杂志和许多新出版的金融杂志上展开了广泛热烈的争论，从而形成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会计大讨论。这些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构想出并于以后几年逐渐完善的会计方法，很快便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首批大工商企业所采用，直到进入二十世纪相当一段时期，它们一直是美国工商企业的基本会计方法和基本控制手段。[7]

到了19世纪后期，许多大型的工商企业纷纷学习引入铁路公司的管理和监督方法，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安德鲁·卡内基的美国钢铁公司。正如霍利所指出的，工厂生产速度的大增，使其对经理的要求也大为提高。由于金属生产的每一个生产过程都牵涉到不同的活动，因此全面的协调和监督是困难的。为了对分管各个冶炼阶段的工头们进行有力的管理监督，他们发展了一套实行协调和监督所不可缺少的统计数据。特别是引进了“会计凭征制度”，每个车间在完成每一订单后，都要填列所消耗的材料和人工的费用。记载着生产每吨钢轨所耗费的各项原材料成本的日报和月报及时地送到卡内基手中，成为卡内基最主要的监督工具。

其后在二十世纪初，对公司制的演进和会计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是杜邦炸药公司，它是历史上最早的权力集中的、按职能划分部门的联合企业。与其它的联合企业一样，公司由董事会的执委会领导。除董事长之外，执委会的成员们都负有双重责任，既要对分管的职能部门的业绩负责，又要对公司作全盘性的管理，而第二项责任居于优先地位。执委会在执行工作时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由财务部门所算出的日益复杂的、关于成本会计和固定资本核算的资料。杜邦公司分管财务的副董事长皮埃尔·杜邦在公司合并完成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统一所有参加合并公司的会计制度，为公司的所有工厂和办事处制定出一套相同的会计程序，并牢固地控制流动资本的稳定供应。他们在完成这些工作时，在现代工业会计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一是首次将会计上的三个基本类型—财务会计、固定资本核算和成本会计——有效地结合成一体，从而有助于为现代的资产会计奠定基础，到1910年，他们已发展出一套后来成为二十世纪工业企业标准会计程序的会计方法和会计监督。二是设计出投资回报率（ROI）这一指标（即后来被广泛运用的杜邦财务指标分析体系）。利用这一指标，杜邦公司的经理们得以明确地说明，现代管理对利润率和生产率所作出的那部分基本贡献——通过对经由生产和分配过程的材料流程进行管理协调而得到的节约。这些会计上的创新成果成为了企业经理必不可少的管理方法。通过这些方法，才使管理上的有形的手在协调和监督经济活动方面得以取代市场力量的无形的手。[8]

在1925－1975年这段时间里，美国企业的会计系统则受到了税法和会计准则这些外部因素的极大影响。在20世纪最初的二、三十年中，由于工业革命的影响，会计领域变得相当复杂，早期单一的会计方法不再存在，有效的会计方法尚未建立起来。在会计艺术观的指导下，美国会计界呈现一片混乱景象。当时，对资产计价，流行多种方法，包括原始成本、重置成本、现行市价等，对收益的性质来源，都存在不同的理解，，由于19世纪后半期至大萧条时期，美国社会缺乏完整、严格的法律等外部约束公司的治理行为。这时会计便真正成为企业家们粉饰公司业绩，欺骗股东，追求个人利益的“艺术”了。由于当时会计实务如此混乱，1929－1937年的经济危机一开始，就有人猛烈批评会计界，甚至有人认为，松散的会计实务是导致美国资本市场崩溃的原因之一。在这一情形下如何从外部强化对企业的监督和治理日益受到重视。美国国会相继于1933年和1934年分别通过了《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规定所有证券上市公司都必须提供统一的会计信息，并于1934年成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并要求该组织负责制定上市公司所必须遵守的统一会计规则，从而使财务会计进入了接受准则规范的时代。经过SEC、APB、FASB等准则制定机构及其相关利益团体的不懈努力，到50年代中期，美国已形成了较为规范的会计准则体系。而会计准则制定过程是一个各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奕的过程，希图通过制定具有强制性的“公认会计准则”来贯彻自己对企业进行治理和管理的思想，以最大程度实现自我利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会计准则就是现代企业强化公司治理与管理的产物。

1975年以后，现代工商企业所受到的最大冲击莫过于信息技术革命。技术创新必然导致组织创新，此时日本走在了企业革命的前列，创新一系列诸如适时制造系统（Just一in－time）、灵活生产体系（contingencyproductions

system）等新的生产管理制度。从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工商业者开始产生危机感，并对传统的生产管理制度进行了认真检查和深刻反思，许多公司决定学习日本企业的全面质量管理并推行新的“适时适量生产和存货控制制度”，全面改革了生产管理方式。但同时，现代管理会计的观念仍是老一套，没能与这些新的生产管理制度同步发展。因而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美国会计界指出了管理会计已出现严重危机，1987年约翰逊和卡普兰两位教授出版了轰动西方会计界的专著“相关性消失了——管理会计的兴衰”，认为现行的管理会计体系应该有一个根本性的变革，才能符合当今科学技术和管理科学发展的现实情况。在其后十余年中西方会计界在对管理会计反思的同时亦进行了创新和变革。大力吸取企业理论、信息经济学、组织行为学等现代管理科学，不仅对原有的知识体系进行了改造，还产生了适应现代生产管理制度的新分支，如全面质量管理会计、适时制度系统会计、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等。

通过以上历史考察可见，会计系统作为企业管理系统的一部分，它扮演着双刃剑的角色：一方面技术革命引起了企业组织的变革，管理的需要呼唤着会计的发展，创新的会计系统又成为了企业管理顺畅进行的重要保障；而另一方面，当企业组织还不够完善，企业缺乏外部约束时，会计系统又可能成为内部人所控制的，用来欺骗股东等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工具，而要纠正这一切，又必须依赖于企业内外部法律、规章制度，组织结构即治理和管理系统的健全和完善。

五、启示

当将会计信息系统置于公司治理系统和公司管理系统相整合的框架中加以研究时，可以发现：会计信息系统一方面是联系治理系统与管理系统的纽带，是治理系统和管理系统共同组成部分和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础；另一方面会计信息系统作用的发挥亦离不开企业内部科学、严密的组织管理和公司治理结构对其的引导和控制。三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关系。

公司企业管理论文篇2

二、立法选择:为什么是金融控股公司法

(一)金融业综合经营模式比较

金融业综合经营模式有多种,但国内学者对其认定不一。有学者认为包括四种,即完全综合制、综合银行制、母子公司制和金融控股公司制;有学者认为包括金融机构间策略联盟、金融机构转投资子公司、综合银行、金融控股公司四种;还有学者则认为金融业综合经营模式包括综合银行制、母子公司制、相互投资公司制和金融控股公司制。笔者认为,金融业综合经营模式可以分为综合银行制、转投资母子公司制和金融控股公司制三种。综合银行制,是指以单一商业银行为主体,将存放款、外汇及衍生性金融商品买卖、证券承销、基金、投资管理和保险等置于其下经营。由于综合制银行模式可广泛提供多样化服务,具有一站式购物之性质,就消费者而言,具有金融服务及消费使用上极大便利,为最开放式银行经营模式,以德国为此类型制著例。此种模式缺点:(1)综合银行业务复杂度很高,因此在监理上的成本相对也较高;(2)如果防火墙建构不当,将容易造成不同业务间风险之传染,增加整体经营之风险;(3)由于采用不同部门分别经营不同业务,公司治理机制不容易发挥,不同性质业务之间,容易产生利益冲突之情形;(4)因在同一机构中兼营多种金融服务业,因此在业务之专业程度上,可能逊于一般专业金融机构;(5)综合银行兼营各项金融业务,将累积大量资金,但由于各类资金之性质不同,资金运用之效率可能较低。母子公司制,是以银行、证券或保险中的一个金融机构为母公司,通过转投资的子公司从事其他金融业务的综合经营模式。该种模式以控制从属公司进行经营,母子公司皆可保持独立法人资格,管理、资本及其他资源亦相互分离。英国为主要代表。英国发展这种模式的原因,除了通过转投资子公司具有独立法人人格之特性,在金融监理上认为对危险区隔比较好以外,也可以免除单一金融机构因为同时经营多种业务而必须接受二个以上监理单位监管之困扰。这种模式也存在缺陷:(1)当转投资之子公司发生财务危机时,亦有可能影响跨业经营公司之商誉;且金融机构可能为了维护声誉及客户的权益,而给予子公司财务上的支援,进而影响金融机构之经营安全;(2)设立子公司转投资之成本,相较于综合银行制度以成立部门方式经营为高,日常运作成本也较高,而且在税赋核算申报上也无法连接计算。金融控股公司(FinancialHoldingCompany,简称FHC)是金融机构跨业经营的另一种方式,在金融控股公司架构之下,各子机构间仍然维持独立的法人身份,但各子机构共同被控股母公司100%拥有或是实质控制,因此金融控股公司的特性,在于被控制的金融机构虽然具有独立法人的外观,但实质上却有着部门化的本质。这一界定表明,金融控股公司是一个独立法人,不是金融集团;金融控股公司与其控制的子公司共同构成金融控股集团。

国内有学者将金融控股公司定义为“以控股公司形式存在,其主要资产显著分布在银行、保险、证券两个以上金融领域的企业集团”,误将金融控股公司界定为不具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集团”,是不妥当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优点:(1)在金融控股公司指挥统合下,提供全盘性金融服务,发挥规模经济效应;(2)提高资本运用效率。金融控股公司可将多余资本集中投入于最具效益之子公司;(3)共同行销,发挥地区互补性、行业互补性,从而提高竞争力;(3)经营决策与业务执行有效分离,提高经营效率;(4)有利于建构低成本、高效率的并购平台,便于金融企业进行并购,扩大经营规模;(5)提供租税优惠及连结税制。一些国家和地区为提高金融机构转换为金融控股公司及子公司的意愿,一般会免除转换过程中发生的相关税费等,同时,控股公司在合并子公司报表的基础上统一纳税,就有可能降低税收成本;(6)有效分散风险,如一子公司的破产不会波及其他正常运营之子公司。金融控股公司的缺点:(1)金融控股公司涉及母子公司之间的交易,因为业务更为复杂,监理机关必须负担更高的监督和管理成本;(2)各子公司间多有产生不当之内线交易,容易造成金融控股公司整体资讯不透明;(3)金融控股公司之共同行销活动,容易滥用客户之资讯与交易资料,危及消费者权益。需注意的是,以上三种模式各有优缺点,一国或地区该如何选择综合经营的模式,其实并无绝对之答案。所以,世界各国和地区根据各自的金融历史发展背景与市场环境,采用不同的综合经营模式。这种选择,更多的是历史的选择。

(二)我国既存金融控股公司形态

目前我国金融业依然实行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模式,我国法律也未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地位,但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存在事实上

的金融控股公司。从总体上看,有四种类型,一是国有商业银行独资或合资成立的金融控股公司,如中国银行国际控股公司、中国建设银行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的工商东亚金融控股公司等;二是由金融机构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如中信、光大、平安等;三是由企业集团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如山东电力集团投资形成的鑫源控股公司、海尔集团控股形成的青岛商业银行、鞍山信托;四是由地方政府对所属地方金融机构重组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如威海城市商业银行。由于金融控股公司具有迅速扩大规模与整合经营效益之优点,所以成为我国金融机构、企业和地方政府首选的金融业综合经营模式。有专家指出,金融控股公司能否发展起来,关键在于是否已经具备了必要的基础性条件。从目前情况看,这样的基础性条件已经具备。所谓基础性条件已经具备,是指金融控股降低成本,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持,风险管理高度发展。经过实践检验,目前各界普遍认为,银行、证券、保险综合经营,以金融控股的形式运作,相互之间的交易成本最低,并且成本还有下降之趋势。金融控股公司的比较优势日趋凸显。最为重要者,是当前风险定价技术的高度发展,对各种风险都给出了合适的定价,找到足够多的工具予以对冲,使原来认为金融控股公司有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找到了合理的化解方法。这是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基础,是资本市场多年发展逐渐走向成熟的结果。具备了“历史形成”、“技术成熟”、“风险可控”这三大条件,我国目前金融控股公司的硬件不可谓不强大,但独缺少“法律”这一最重要的软件,缺乏法律支持的金融控股公司犹如没有软件之电脑,不管多么先进,也是无法“驱动”,徒唤奈何。

（三）金融控股公司法的立法必要性

1.金融控股公司法是金融控股公司健康规范发展的需要

金融控股公司的产生与发展缺乏政策和法律支持，不利于金融控股公司健康发展。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是在严格的分业经营政策下在法律的空隙中自发地产生与发展的。我国金融立法的存在严重滞后性，金融控股公司缺乏政策和法律支持，我国任何政策、法律、法规中，很少有规范金融控股公司的基本规则，长期处于脱法状态必然使其先天不足，并可能蕴含着极大风险。各类企业都敢于组建金融控股公司，进军金融市场；各类金融股公司亦敢于“大胆”经营、四面出击，求大求全地扩大规模增强实力，缺乏必要监管的金融控股公司运营存在着巨大风险。

2金融控股公司法是维持国家正常金融秩序的需要

目前我国企业集团投资组建金融控股公司，不仅与国际通行“金融业与工商业相分离”的基本原则相违背，而且利用其法律漏洞，对掌控的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和商业银行之间的关联进行交易。股票发行市场“圈钱”或发新股，在股票交易市场上操纵价格获取暴利，充分利用证券公司的交易通道和账户便利以及银行的资金实力和担保手段融资，构造庞大的资金链条，从关联交易及股票交易市场获利，因而形成“银行融资——购并——上市——再购并——银行融资”的循环。因为起点和终点都是银行融资，所以一旦资金链条断裂，银行将遭受巨大损失。由于金融控股公司发展迅速、规模巨大，其是发生经营风险，那么受损失的不仅是其自身以及其客户、投资者和债权人，甚至于将风险波及整个金融行业，威胁国家金融秩序与安全。

3.金融控股公司法是完善国家金融法制架构的需要

目前，我国的金融法制主要是以《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和《信托法》等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组成的法规群。对于金融控股公司这些法律法规之中无明文规定，形成法律规范的空区，这个空区使得组建的金融控股公司具有一定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暴露出我国现行金融法制架构的缺陷，使得金融控股公司的运营在许多方面非常的不规范，金融控股公司运营中关系人交易、异业间利益冲突等弊端的监管需要加强，金融控股公司法的制定是金融现代化发展必须的法制架构组成部分。金融控股公司法的制定是对形形的公司进行整顿和规范的需要，我国金融法制单一的“安全与稳定”的法理念已不适应时展的要求，金融控股公司相对于分业经营的优势是效率与竞争，金融控股公司法的相关制度设计实质上亦是在寻求金融“安全”与“效率”的平衡协调。法理念及目的在于此，通过立法促进金融控股公司发展，通过立法亦是促进金融法理念的更新与进步。

(四)金融控股公司法的立法使命

一项金融制度建立的背后,必定潜藏许多建立制度者(监理机关)与参与制度者(从业者)的动机与理由。早在2000年,中国人民银行就曾起草过《金融控股公司管理办法》,惜未实施,之后,央行一直未曾停止相关立法活动。与此密切呼应,银行界对金融控股公司立法也是兴味盎然。2006年,全国人大代表、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向全国人大提交“关于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的议案”,详细分析了我国金融业的现状和问题,并提出了远见卓识的立法建议和理由。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立法,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应该尽快摆上日程。笔者认为,金融控股公司立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有三:第一,早日结束金融控股公司的“脱法”状态,进入“适法”状态,使其设立、运营、监管等环节皆有法可依;第二,配合金融基本法律,进行金融领域的大改革(中国版的BigBang),整合《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信托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在内的金融、经济法律资源;第三,为我国《公司法》的发展拓宽新的路径,形成《公司法》的特别法,从而为公司法法规群的形成提供模板。

三、余论:兼驳斥“阶段性推进立法论”

我国究竟应如何推进金融控股公司立法,学界和实务界提出了许多建议。其中较为有力的观点是效仿日本,借鉴日本有关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的经验,具体做法是先设置成立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条例,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地位和定义,从市场准入、业务范围、关联交易、审慎监管等方面进行规范;其次,修改和完善现行的《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以及《公司法》等金融法规中限制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条款,并在此基础上向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过渡。这种观点笔者称之为“阶段性推进立法论”,值得商榷。第一,“修改金融、经济法规中与金融控股公司设立有冲突的法规,然后将其汇总成《金融控股公司整备法》”的建议一旦实施,将是一个巨大的耗时费力的工程,极为不现实而且成本高昂。第二,“设置成立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条例”的建议,意味着先制定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待时机成熟再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这一做法同样存在问题,因为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的效力是低于法律的,也就是说一部《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条例》(名称或可不同)其效力低于《公司法》、《证券法》、《反垄断法》等法律,那么,一旦面临法条冲突,即这些法律中的某些条款限制或不利于金融控股公司,那么,单凭一部条例,如何有效的修正这些限制或不利条款呢?第三,“阶段性推进立法论”是先破后立的立法思想,即先行扫除不利于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障碍,然后制定使金融控股公司合法化的法律。而实际上,更为科学的立法思想是先立后破,即先制定新法,通过“新法优于旧法”原则,自然废除既有法律中不利于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条文。我国亦可采取整体配套立法的方式,因此,可考虑直接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当然,相关的法律如《公司法》、《证券法》、《保险法》应随之修正,以达到金融市场整体规范之功能,但不能坐等上述法律修正后,再行立法。

四、金融控股公司法立法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资本充足率

资本是金融机构赖以从事一切业务的基础，也是应付意外事件的缓冲器。在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法》中有必要制定对金融控股公司资本充足性的基本要求，因为我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不高，银行风险本来就大，金融控股公司成立之初很多都是资金实力不足，因此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级别被提高，威胁金融体系的安危。

2、对于子公司的求援体制

金融控股公司跨业经营各种金融业务，金融控股公司身为控股股东，有可能使特定子公司经营高风险的经营活动，由金融控股公司自己或其他子公司获利，基于公司法有限责任原则，却仅以其对该特定子公司的投资额为限，其结果必然使该特定子公司的存款人、客户或投资大众的权益遭受损失。所以应建立子公司的救援机制。当其子公司财务发生困难时，立法应当规定集团公司有救援的责任，以免金融子公司倒闭而造成金融市场的不安定。所以金融控股公司应当成为其子公司的“力量源泉”，而且这也有助于防止金融控股公司的子银行遇到问题，金融控股公司仅以其出资额为限推卸责任并允许银行破产，由中央银行（包括未来可能成立的存款保险机构）承担清偿存款的责任，而金融控股公司股东却不受惩罚。

3、内部防火墙（如内部交易等）

公司企业管理论文篇3

2工作经验及亮点

2.1创新管理机制，实现用户故障“不出门”

为实现用户故障“不出门”，凤凰县供电公司营销和生产专业联动，从2011年开始开展多个专项整治活动。一是联合经信局、县电力执法大队，开展专项检查，下达隐患整改通知书，要求对存在问题的电力设备进行整治，验收不合格不送电。二是从业扩源头把关，对新接入和整改的专变在其分界点加装分断断路器，以便其出现故障时能及时切断故障，不影响主线路的安全运行。三是与电讯三大运营商约谈其就近接入公变的工作，并减少小容量基站专变设备数量。

2.2整治移民区用电秩序，实现电费正常缴纳

长潭岗电站为凤凰县第一大水电站，其水库淹没区移民聚集在阿拉镇，因历史及其它原因，部分移民用户拒交电费、私拉乱接现象时有发生。公司为此专门成立了整治行动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全部实施预付费表计改造。经过整治，移民区扩大了预付费表计安装范围，全面完成了阿拉镇移民特殊电价的整顿工作，实现了移民用户正常的电价执行和电费缴纳。

2.3特高压管理属地化，协调工作成效明显

直流800千伏宾金线路工程在凤凰县供电公司服务区内共有67座基杆塔，按属地协调原则，公司主动争取政府支持，以主管副县长为组长，经信、公安、林业、法制、安监、乡镇、村组等抽调精干力量成立专门工作组，积极协调建设事宜。凤凰县供电公司为明确责任，实行专人分级分段负责，属地协调工作成效明显，凤凰段工程进度提前2个月完成，运行、维护工作成效明显。在2014年湖南三大特高压支流满功率保电总结表彰会上，该公司被湖南省电力公司评为先进属地管理县企业。

2.4抗洪救灾高效协作，应急处置受肯定

2014年7月15日，凤凰县遭遇特大洪灾，凤凰县供电公司在上级公司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全员紧密配合、高效协作，奋战在抗洪抢险第一线。在整个抗洪救灾过程中，没有发生一起人身伤亡事件和不良的社会影响事件。凤凰县城区2天全部恢复供电，农村地区8天全部恢复供电，分别较当地政府要求的恢复时间提前了3天和10天，受到了凤凰县委、县政府的高度赞扬和一致肯定。

2.5城乡同质一体化垂直管理，提升供电所管理水平

凤凰县供电公司从2011年起开始实施营销、生产城乡同质一体化垂直管理。按照专业化管理要求，由业务部门直管到供电所，具体负责所有生产营销工作任务安排、大修技改项目管理、计划编制。该公司结合营销业务普查和低压集抄改造，为进一步规范分类用电定比定量工作流程，杜绝严重违章行为，对所有城乡用户全部进行分开装表，彻底消除了定比定量用户，方便了客户用电交费。

公司企业管理论文篇4

Abstract:OurcountryPrivateenterpriseusesmostlythefamilygovernsthepattern,becomesimportantattributewhichthehindrancePrivateenterprisedevelops.ThePrivateenterprisegovernstheinstitutionalinnovationsthegoalisthebusinessentitymanagementstructurewhichcapitalownersandsoonestablishmentshareholder,creditor,operatorandstaffgoverntogether,itmainlyincludesthegovernmentmainbodytheinnovationandthegovernmentmechanisminnovation.

keyword:Privateenterprise;Thefamilygovernsthepattern;Governmentmainbodyinnovation;Governmentmechanisminnovation

前言

全世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在生生灭灭,只有少数民营企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并得以延续和发展。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民营企业生存和发展壮大的关键问题。对民营企业实施制度创新是其成长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治理制度创新将构成民营企业制度创新的主要环节。

一、民营企业治理的一般理论

传统意义上的企业治理起源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它是企业制度不断发展的产物。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企业经历了从单业主制到合伙制,再到股份制的发展过程。在此背景下,以“有限责任”和“两权分离”为根本特征的现代股份制企业形式应运而生。股份企业的最基本特征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可以说,传统意义上的企业治理就是源于两权分离而产生的委托-问题。这需要良好的激励约束机制,以使人在实现委托人目标的同时,实现自己的利益,达到“双赢”的效果。

两权分离是传统意义上企业治理产生的源头。按照这种理论,似乎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企业里,就不应该存在治理的问题。我们知道,资产属于私人所有的民营企业最大的特征就是两权合一,而在民营企业中,治理问题一直是抑制其成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看来,传统意义上的治理理论已经无法解释民营企业的治理问题,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民营企业的治理理论。笔者认为,现代企业治理源于企业具备独立的人格。也就是说,企业人格独立是现代企业治理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当然,两权分离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引发了治理问题,如“内部人控制”,但是这只是个表面原因,它是企业独立人格在所有权安排中的一个表象反映而已,企业的独立人格才是治理问题产生的最深层次的原因。或者说,两权分离只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企业所有权安排的一种形式,它本质上也可归结为企业的一种治理结构,不过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治理结构。

二、我国民营企业治理模式的现实分析

民营企业采用家族治理模式,在企业发展的初期,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提高企业的稳定性,加快企业的决策速度,因而是有效率的,对企业的成长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一旦企业规模扩大,产业资本日益社会化,家族治理模式所具有的缺陷便暴露无遗,而且这些缺陷逐渐成为阻碍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家族治理模式的缺陷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家族股东“一股独大”,损害了广大小股东的利益。在民营企业中,企业创业者或其家族作为大股东“一股独大”,控制着企业的所有权和主要经营管理权,并主导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家族外的小股东由于人数众多,人员分散,所持股份少,一般很难介入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进行的重大决策和重要经营活动,就由掌握企业控制权的家族成员围绕着家族的利益展开,而很少围绕包括小股东在内的所有股东的利益展开。另外,在小股东不能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实施必要的监督的情况下,家族控股大股东或其经营者的道德风险,严重地损害了广大小股东的利益,小股东的利益无法得到保护。

第二,个人财产所有权与企业法人所有权不分。在我国民营企业中,企业法人所有权深受家族个人所有权的干扰和控制。对于民营有限责任企业而言,企业组织只是一种形式,民营企业并没有按规范的法人企业来运作,没有健全的企业法人制度来保证企业以独立的法人资格存在。民营企业个人财产所有权,在企业的经营和继承问题上,对企业法人所有权进行大量的干预和控制。

第三,企业主“家长制”作风严重,高度集中化的管理方式排斥人力资本的民主参与和决策。在我国民营企业中,这种“家长制”决策机制固化了民营企业主的“心智模式”,使他们变得更加专制和跋扈。这会不断加大企业主决策失误的可能性。而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企业的成长更多地依赖于知识和人力资本,依赖于人力资本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积极参与和决策。市场里的企业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而排斥人力资本民主参与决策的民营企业主的“家长制”作风,必将越来越阻碍民营企业的发展。

三、我国民营企业治理制度创新的目标和思路

1.治理主体的创新。谁参与治理,是出资者还是利益相关者?这是民营企业治理主体的问题。传统意义上的企业治理理论认为,治理源于两权分离,这实际上就是对民营企业治理主体应按股东的逻辑认定,其表现为资本雇佣劳动条件下的单边治理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民营企业的治理主体是雇主或股东。基于企业独立人格的治理理论,强调民营企业的法人性和建立规范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因此,民营企业的治理主体就是主要利益相关者,即资本所有者,包括: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和一般雇员。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是企业的法人财产,而不仅仅是股东投入的资产。企业法人财产包括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及无形资产。这些资产主要由股东的直接投资和债权人的债权形成。如果股东凭借其专用性资产获取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那么债权人也可以凭借其债权参与治理。同时,债权人的债权若无抵押,一旦企业亏损或破产,其损失也不可低估。故债权人应当成为民营企业的治理主体。另一方面,经营者和一般员工等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一旦企业面临亏损或倒闭,不仅面临青春年华与自信心等的投资损失,甚至会危及自己及其家人的生存。同时,当代民营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经营者和员工的人力资本。随着竞争日趋激烈,企业要巩固自己的竞争优势,必须有充足的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只能来自于这些人力资本所有者——企业经营者和员工。

2.治理机制的创新。如何合理分配企业所有权或治理权,企业所有权或治理权如何行使?这是民营企业治理机制的问题。为建立高效能的治理机制,民营企业要注意和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在保证股东利益的基础上,坚持资本所有者利益最大化将是民营企业治理的根本宗旨。如上所述,传统意义上的治理理论强调股东利益最大化是企业生产经营的目标,而企业独立人格的治理理论,坚持在保证股东利益基础上实现资本所有者利益最大化的治理原则。它坚持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资本所有者是主要利益相关者,只有资本所有者才能够拥有企业所有权,才能成为治理主体,才能拥有治理权。无论作为物质资本所有者的股东和债权人,还是作为人力资本所有者的经营者和员工,他们都对民营企业做了专用性投资,因而都应该拥有企业的所有权,成为治理的主体。他们与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高度相关,他们的利益最大化理所当然地成为企业生产经营所追求的目标。

(2)治理形式多样化。现在论述民营企业或民营企业制度创新的文章很多,但是它们大都把完全的社会化,看作成实现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必然趋势。完全社会化,实际上就是放弃家族所有或控股,把民营企业变为完整的社会化企业,在此意义上构建现代化的企业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可能是民营的,也可能是公有的,那要看控股主体是谁,谁是第一大股东。我们认为,完全社会化在理论上成立,在实践上也不乏其例,不过它并不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惟一趋势。因为完全社会化是在民营企业遇到资金“瓶颈”和融资渠道不畅等问题下的无奈选择,因为市场上的“经济人”是不会随便把视作为自己或其家族的财产社会化的,只要解决了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问题,非社会化将是民营企业治理形式的首要选择。

(3)科学划分三会权责,实施民主化的管理方式。民营企业的家族治理模式表现出的“家长制”作风,已经使得企业内部的董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企业事务无论大小,皆以企业主“家长”为准,这与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是不相符的。为此,民营企业要科学地划分董事会、经理班子、监事会的权责:董事会负责决定企业发展战略、方针、长期经营计划及人事安排等重大事项;企业经营班子负责经营管理工作;企业监事会要通过有关制度建设等措施,对企业董事会与经营者行为,企业财务与投资等有关决策行为进行监督。同时,民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要实施民主化的管理方式,不断吸收人力资本的参与和决策。这要求企业主建立与员工的协商对话制度。

参考文献:

[1]李维安.现代治理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公司企业管理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5-276-02

管理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科学管理理论阶段、行为管理理论阶段、管理科学理论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化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开始席卷全球。文化管理理论的产生迎合了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是人们对管理个性的需求，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现代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求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从“机会”市场走向“能力”市场的产物。

国内外学者关于文化管理理论的研究涉及很多方面，国内学术界认为文化管理模式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科学管理理论、行为科学和企业文化理论。在文化管理的人性假设方面，有些学者，如美国的特雷斯・狄尔、阿伦・肯尼迪(1982)，我国向吉英、陈丽琳等，提出了“文化人”假设，而张德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结合“文化人”、“社会人”等理论，提出了文化管理的人性假说是“自动人”或“观念人”假设。关于文化管理模式的性质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性与物性、非理性与理性、软管理性和硬管理性、实践性和理论性。

一、国内外企业文化管理模式理论研究综述

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丹尼尔・雷恩(Wren)为代表的管理学者就认识到：“管理不是一种与外界隔绝的活动，因为管理人员是在特定的文化价值准则和体制内管理组织和做出决定的；人的行为是过去和现在的文化力量的产物，管理学也是过去和现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的一种产物；管理活动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环境的产物。”如果把管理实践、管理思想及管理理论均归于文化的范畴，具有文化属性，那么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管理，就是管理思想和理论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文化管理模式的提出和实践正是这种探索的积累和最新反映。

然而涉及企业具体的文化管理模式时,即关系到企业文化的管理理论模式时,由于考虑问题的视角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一,因此,国内外学者对企业文化管理模式的具体划分或归类也就多样不一。关于企业文化管理模式的分类主要观点有约翰・科特与詹姆斯・赫斯克特在《Corporate Culture and Performance》中根据企业文化管理模式相对外部环境的态度把企业文化管理模式总结为强力型企业文化管理模式、灵活适应型企业文化管理模式、策略合理型企业文化管理模式。刘悦坦与丁培卫在《从“约束”到“信仰”――中国企业文化管理模式探析》中把企业文化管理模式总结为狮子型企业文化管理模式、家长型企业文化管理模式、牧师型企业文化管理模式。李家元在《企业文化模式选择策略研究》中依据企业的生命周期可以将企业文化管理模式分类为：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

二、平煤股份运销公司管理现状

平煤股份运销公司是平煤股份公司下属的分公司，主要职能是负责总公司煤炭运销的统一管理和销售,实行统一价格管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建设企业文化，充分发挥人的作用，已成为当今世界企业发展的一种趋势，是经营企业的新思想、新观念。调动和科学组织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是现代化管理的高层次选择。运销公司的领导层也认识到企业文化建设是顺应时代的要求，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运销公司的企业文化是在特定的环境中生长，在永不停息的创业过程中形成和成熟，并推动这一过程的那种经营理念与精神力量。

运销公司在不断摸索与尝试中建立了一套内容丰富的企业精神文化体系，总结凝练了运销公司企业哲学为树立“与客户一起成长”的核心理念，以优质的服务和科学的管理造就世界500强管理水平的营销公司；企业精神为至卓、至上、学习、创新；运销公司十大理念；企业道德为“明礼诚信”“恃德效仁”；运销企业口号为“打造全国最高效的煤炭交易平台，提供世界500强水平的一流服务”。同时运销公司进一步完善了公司的管理制度，明确了部门的职责。通过多方面努力，运销公司的企业文化建设取得了较大成果。首先，通过运销公司企业哲学、企业口号的凝练使员工明确了运销公司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根本宗旨和目标是什么，明确了公司员工的奋斗方向，进一步凝聚了员工。其次，由于企业文化重视人的作用，提倡以人文本，注重员工的长期发展，满足了运销公司员工的精神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自尊需要，激励员工为公司的发展做出贡献。最后，运销公司的文化管理形成的是一种经营理念、企业哲学，可以起到很好的整合作用，整合公司的精神资源和物质资源，实现了对资源的合理利用。

企业文化的建设一方面提高运销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企业文化在实施过程中的难点。由于运销公司的企业文化内容多是以口号的形式提出来，对员工进行文化管理的职能没能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在文化管理中应注重企业内部沟通机制的建设，良好的沟通可以使得公司领导及时与员工进行沟通，可以为领导在决策时提供所需信息。为了更好地发挥文化管理的作用，创新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建设是必不可少的。

三、运销公司企业文化管理模式创新

运销公司结合公司实际和企业文化建设的需求提出的创新的文化管理模式，即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提出了独创的以企业文化管理信息系统为平台，以企业战略实施和绩效管理为两翼，以学习型企业文化为突破点构建企业文化管理模式，这种企业文化管理模式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实现企业战略的有效途径。

平台――企业文化管理信息系统。

运销公司建设的独创的企业文化管理信息系统是利用信息技术的产物，作为一种全新的依托于信息技术的企业文化建设方式，它不同于传统的方法，具有如下鲜明特点：一方面可以为运销公司员工提供互动交流平台，促使企业形成浓厚的企业文化氛围，激发全体员工建设企业文化的热情和创造性，同时也可为更多的员工提供一个更灵活开放的网络学习平台，满足员工的学习需求。另一方面企业文化管理信息系统将运销公司企业文化传播方式由传统的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的参与方式，由传统的集中模式转变为发散模式，加强了公司员工与领导的沟通，让员工真正的参与到企业文化建设中，随时随地都可以了解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各种信息。

两翼――企业战略实施，绩效管理。

平煤股份运销公司的发展战略为职能层发展战略。运销公司发展战略的根本任务是为平煤股份公司的总体战略服务，为实现公司总体战略目标谋划本单位的发展策略。运销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规划主要包括：做好诚信营销，建设平煤品牌；加强信息化建设，开展信息化营销；利用网络系统，加强与大客户的联网与信息共享；加强客户关系管理，建设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通过信息化建设使产销更紧密结合。创新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以企业战略实施、绩效管理为两翼既保证了在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的基础上企业战略的实施，实现企业的长期的、总体的目标，同时又为企业的绩效管理提供了保证，通过设定科学合理的组织目标、部门目标和个人目标，为企业员工指明了努力方向。有效的绩效管理可以提高员工的绩效，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从而达到提高企业绩效的目的。

突破点――学习型企业文化。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更新步伐加快，技术创新层出不穷。要想把握时代的脉搏，跟上时代的节奏，个人需要终身学习，企业需要转化为学习型组织。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与科技的竞争，对一个企业而言，学习是创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源泉，是企业唯一持久的竞争力。运销公司通过学习型企业文化建设方案的实施，在公司内部建立学习型企业文化，以学习型企业文化为突破点有利于运销公司在激烈竞争中占据优势，因为学习型企业文化高度重视人的因素，特别是人素质的全面提高，注重企业和员工的协调发展，是人本管理最高层次的体现。学习型企业文化是一种鼓励个人学习和自我超越的企业文化，是一种形成共同价值观、改善心智模式、培养系统思考能力的企业文化，是一种以学习力提升创新力进而增强企业和员工的竞争力的企业文化。

四、结论

文化管理模式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时代需要而产生的，是当今企业管理理论发展到文化管理阶段的企业管理模式。企业文化管理模式的实施可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促进企业的发展。构塑创新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是一项全方位、大纵深的管理系统工程。企业要抓住机遇,转轨变型，找准突破口和切入点,加快运作,积极培育,构塑适应企业内外部情况变化，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具有时代特色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1.柏景岚.企业文化导向的管理模式研究.北京交通大学学报，2004

2.窦孟华,郭贞红.构塑具有时代特色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山西煤炭,1998

3.刘悦坦,丁培卫.从“约束”到“信仰”――中国企业文化管理模式探析.品牌，2009

4.李家元.文化模式选择策略研究.商场现代化，2007

5.杨海昌.浅议企业文化管理模式.甘肃农业，2004

6.王庆革.现代企业文化管理新模式二题.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05

7.李坤.论企业文化的管理模式.商场现代化,2011

8.宁建新.企业文化管理及其结构模式.郑州大学学报,2001

公司企业管理论文篇6

我国经济界和经济理论界对“公司治理结构”(以下统称公司治理)改革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4年8月，国家经贸委与中国经济改革的总体设计课题组在北京举办了题为“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的国际研讨会，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青木昌彦(M.Aoki )教授和钱颖一教授在研讨会上分别发表了论文《对内部人控制的控制: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的若干问题》和《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和融资改革》，首次将“公司治理结构”的概念框架引人了对中国企业改革的理论分析之中，对我国经济学界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至此，围绕公司治理理论研究企业及企业管理等在我国全面展开。随着公司治理理论研究的深人，对一些涉及该理论的深层次的问题也随之浮现，因此有必要对此作一定的阐述，以使得这一理论更加成熟，更能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

一、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对“公司治理”理论的再认识

笔者以为，任何一种外来理论的引人，都必然存在在“引人国”消化、吸收和再创造的过程。而这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种现象:文化冲突，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文化冲突范畴下的理论认识，决定了该理论“引人国化”的最终归结点，也是该理论能否植根于“引人国”，运用于“引人国”，最终融人“引人国”并得以发展的根本所在。

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对公司治理理论的再认识，既是笔者的有心之作和一种尝试，更是对这一理论在特定的中国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运用中诸多问题的思考，以期这一理论在中国化的过程中融于中国这一独特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又依存于其他文化氛围中的中华文化之中。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是一种对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它不仅规定了公司的各个参与者的责任和权利分布，而且明确了决策公司事务时所应遵循的规则和程序。公司治理的核心是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的条件下，由于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不一致而产生的委托一关系。公司治理的目标是降低成本，使所有者不干预公司的日常经营，同时又保证经理层能以股东的利益和公司的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同时，它还提供了一种结构，使之用以设置公司目标，提供达到这些目标和监控运营的手段(DECD，《公司治理原则》，1998。

目前，通过对公司治理本身的功能和属性的研究，公司治理要达之目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提高企业绩效，主要表现在经理层、内部人( insider)的利益机制(the incentive issue)及其与企业的外部投资者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兼容问题;其二，提高企业管理能力，突出表现为专业管理层的管理能力问题(the competency issue)，诸如企业领导层(总裁、董事会)管理能力、思想方式与环境要求错位而引起的决策失误问题;其三，保护投资者和利益故关方，最大限度地缓解、控制并有效降低公司内部的利益冲突;其四，促进企业决策的正确有效，其主要表现为更好地、科学地构筑企业对核心管理层决策的形成、实施、检验、更新、变换的体制机制，达到“分权与制衡”(check and balance)机理的完美运用。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公司治理理论对中国加强企业管理，从而更好地认识市场条件下的企业运营规律有着相当的借鉴和指导作用。这就进一步解释了“公司治理”理论一经引入中国为什么在理论界引起较大反响的这一现象。以笔者的理解，尽管公司治理的主要功能是对企业“内部人控制的控制”，但是其根本目的是在企业核心控制者的“决策密室”中安装一个有效的“探头”，以便公司投资者能有效地照看自己的利益，捂紧自己的“口袋”，促使企业的发展最大限度地满足投资者在投资时对企业的经济预期，有效地维护资本所有者的根本利益。

从西方学者提出公司治理理论的人文学角度分析，笔者以为理论的提出与西方固有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以及民族的思想观、世界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在他们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制度氛围和环境中而产生的。从思想上说，理论的根本出发点是建立在“人之初，性本恶”之基础之上的，与我国民族教育中的“信”的教育之相反的“疑”的教育是密不可分的。黑格尔认为，“人性本恶这一基督学说，比起另一种学说，即人性本善的学说来说，是更高明的”。西方学者的理论就西方学者而言，理论本身是为社会服务的，理论本身是为满足各方面需要而提出的，符合西方社会的“空气、土壤”的自然条件。但是，就中国而言，公司治理理论虽然对中国公司管理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加之中国的公司法从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公司治理理论，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肯定了公司治理理论在公司管理上的作用。毋庸讳言，中国的人文理念中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人之初、性本善”以及“和”的思想观成为人们评判是非的标准，也成为人们行为的标准。事实上，对泊来的“公司治理”理论需要有一个再认识。

第一，公司治理理论的提出，核心目的是对资本的维护，是对拥有资本的群体的利益的保护，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本质需要。笔者认为，理论家的理论的提出，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了他所处的社会主流的社会意识，从而为他自己的学说打上了鲜明的阶级烙印，这是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且无法回避的铁律，对于“公司治理”理论而言也不可能脱俗。就中国的社会制度的性质而言，对拥有资本的群体的利益的保护，只是保护目的之一，并不代表全部，中国的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了对资本雇佣者的利益的保护是保护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了投资者对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hility)的要求。

第二，理论的科学是对理论的要求，而科学的理论是对理论的认定，是建立在理论必须是科学的基本要求之七的。只有理论的科学才能实现向科学的理论的转化，也才能摆脱社会制度的栓桔，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的理论。如何认定理论的科学抑或科学的理论?最科学的方法就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作为判断理论的科学和科学的理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辨别方法。就“公司治理”这一理论而言，目前，还不能就判断它是科学的，它的科学与否尚需看其能否适应中国的“空气、土壤”等自然条件，并在中国的“自然条件下”有利于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尽管在该理论产生的国家的经济领域里被证明具有一定的价值，抑或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我们不能迷信，不能全盘接受，可以借鉴他的概念，进行中国化的改造，进而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富有科学内涵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服务。

第三，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在此制度下的市场形态，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以及在此制度下的市场形态既存在差异也存在交集，市场形态下的商品生产离不开资本的运用，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和规律。基于此，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对经济规律的认识而产生的并被证明有一定科学性的理论，必将对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活动的经济规律的认识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存在着一般意义上的共同点—即都是建立在人类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对其活动的规律性认识的结晶。因此，中国的理论界对“公司治理”理论既要以批判主义的视角加以审视，也要以现实主义的求真务实的思想方法加以引进、培植、改造和优化，进而达到为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的稳定和发展之服务的目的，任何毫无批判性地接受和机械性的移植，是不负责任的，也是有违中国学者和管理者应有的责任要求

第四，必须动态地对“公司治理”理论进行理解，以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对理论加以认识。笔者以为以静态的观点考察和运用“公司治理”理论，其结果必然导致公司治理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就事论事，不可能做到决策的前瞻性，不具有符合市场规律的特征，对形成富有个性的企业“D1A"识别标识并没有决定性的现实意义。企业治理的结果往往是原地打转，且容易回到问题的原点，反倒容易促使企业管理顾此失彼，老化加剧，其形式上的意义多于实质上的意义。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理解和运用“公司治理”理论时，必须打破该理论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以动态的思想方法，看待“公司治理”所具有随市场发展而发展的“韵律”特征在不断变动的信息收集过程中，应对不对称信息的不断变化，促进治理手段“随行就市”，以达到动静结合，变与不变交融，促成富有活力的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从而进一步演化出企业的个性特征，使“公司治理”更加合理和科学。动态的“公司治理”更多的是公司组织结构的动态和股东及管理团队的构成上的动态。公司组织结构上的动态重点体现在公司能最大程度地适应市场竞争和企业的发展需要，适时调整企业内部组织管理结构，通过矮化、提升、创立，合并、撤销等手段，不断优化企业内部组织管理结构，达到与市场同步舞动的管理韵律。

二、从交易法则的角度，对公司治理理论的再认识

现代公司治理的设计必须建立在方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沟通和投资者与经首者相互间有效利用的基础之上:优化以降低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为目的的管理模式或手段，通过交易法则的科学运用，平衡公司内外部的利益冲突，应是“公司治理”理论所要表达的核心和重点。

公司内部的利益冲突其核心主要表现为公司股东委托的专业管理层在经营企业时所产生的“骆驼效应”。即.被投资者驾驭或支配的核心管理者main insider"贴心仆人(容笔者这样称呼公司的核心管理者、在掌控公司之后，运用行政的、经济的手段，导致公司投资者，尤其是力单势薄的投资者在不知不觉中丧失对公司剩余利益的分配权。进而丧失对企业发展和营运的控制权、主导权，形成“主人的帐篷”被驾驭和使唤的“骆驼”所占踞.而自己被“骆驼”踢出的结局。

平衡公司内外部的利益冲突，引导公司稳定发展，构建企业和谐环境，必须充分地认识到:公司治理的交易法则应是公司营运过程中的核心规则。交易(transaction)应是“公司治理”理论的应有之义。动态的“公司治理”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交易”而这种价值观应是贯穿于把市场规则和法律规则有机结合的富有个性的以“交易”为中心的公司治理活动之中。

首先，“交易”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分析单位。“交易”是市场存在的基本理由、没有“交易”，市场也就失去存在的必要;但是，市场又是“交易”的平台，反作用于“交易”，市场的存在又促进了“交易”的效益和效率。现代公司治理从本质上说，就是投资者与经营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生产(服务)商与消费者之间“交易”的集中体现。“交易”的成功，意味着公司的治理达到了符合市场发展要求的实际.是成功的治理否则，治理是失败的总而言之，‘交易”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分析单位，也是公司治理的基本分析单位。

其次，任何交易都是建立于“合约”之上的“合约”的实质就是“承诺”( promise)威廉姆森(O. Williamson)提出交易中的“合约人”的假设，而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中的“经济人”假设明显地与之有较大的差别。“合约人”与“经济人”的根本区别在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任何有关经济组织研究的努力都离不开与资产专用性相关联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这一对混合衍生物。

第二，交易的过程是建立互信和尊重的过程，是激励和制衡的需要没有交易的公司治理.是没有内核的空洞且不切实际的具有乌托邦理想化的公司治理，是不可能达到治理的目的的从根本上说，交易是公司治理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只有建立在充分的交易基础之上的公司治理，才能建立起科学的富有人本特点的公司治理体系。

毋庸置疑，公司治理的完成，必将是公司各利益相关人之间在“交易”的基础上所达成“合约”的结果“合约”形成的条件必须有两个关键的因素:平等、合意。在构筑公司治理的架构时，主事者必须以动态的观点，不断更新“公司治理”的基本要素，不断地以市场规则和法律规范去交易，以便适时调整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以“交易”的形式达到公司治理的目的，最大程度地发挥公司其本来的社会功能，进而达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促进社会的发展。

公司治理的另一个核心目的是通过科学地运用交易法则，营造公司外部和内部的和谐，即企业的宏观和谐和微观和谐笔者以为，所谓企业的宏观和谐，主要是指公司营造自身外部的有利公司实现经营目的的，创造有利公司发展条件的，排除发展阻力、拓宽发展空间的通过战略谋划而形成的企业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宏观和谐对企业而言，是十分重要的，有时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大力营造企业和谐的外部环境，是一个企业成熟的表现。所谓企业的内部和谐，是指企业的经营者、决策者、基本雇员为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万众一心地为企业发展的共同目标自觉地、能动地、死心塌地地甘愿牺牲个人局部利益为赢得企业更大发展所需要的和谐的环境。依笔者之见，维系企业内部和谐的经纬相交之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志同道合，一个是共同利益。前者为精神范畴，后者为物质范畴。精神表现为在共同的奋斗中所形成的维系你我的心理上的依存;物质体现在在共同的创造中人的价值实现过程中通过良性的内部交易所体会出的成就感的物质化的度量。

如何营造企业的外部和谐的环境，笔者认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首先，企业必须加大自我推介的力度，降低社会和公众的陌生度，积极引导公众参与企业文化的构筑，不断提升企业与消费者的亲和力同时要善于与公众沟通，在营造“感情流”的同时注意营造‘投资流”，使公众中有投资欲望的潜在投资者，在对公司文化产生浓厚兴趣的同时转化成对企业投资的强大的欲望，而成为企业的投资者和同路人。

其次，企业的企业家必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同情心具有高尚的精神境界的企业家，是无往而不胜的。企业家的行为操守代表了企业的操守，企业家的人格通过企业的市场交易行为得以充分的体现企业家的品质特征必将通过企业的市场交易活动传递给社会和消费者，从而形成不容易改变的深藏于消费者内心的企业印象和对企业的信任及忠诚这些宝贵的印象和感觉，既不容易形成也不容易消失，对消费者而言，有时甚至是很顽固的。这也可以通过有些企业由于其经营者轮换导致企业经营“雪崩”似地走下坡路的现象中得到很好地解释由于消费者对新的经营者还有个观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引发消费者的负面影响，其企业的发展必将出现不可扭转的被动局面。

第三，企业必须学会充分地迎合消费者“贪利”的心理因素.于“利”的交换中不知不觉地赢得消费者的好感。笔者非常喜欢中国字中的“舍”字，依笔者的理解，它是指“不要把好吃的东西全拿走，要学会留一些给别人。”虽然，“利”的交易可以为企业交换到和谐的外部环境，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利”有时也是把双刃剑，不当“利”的交易也可以给企业带来意想不到的困惑。如何趋利避害，关键在于企业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和规则进行交易。

第四，企业必须表里如一地以内外无差别的企业交易行为，营造企业的价值观和人格特征。企业的人格特征和价值观除必须得到企业外部消费者认同的同时，更需得到企业内部员工的认可和尊重任何表里不一的企业价值观和人格特征所营造出的企业外部形象，必将成为“昙花一现”的颓败的导火索，从而引燃社会和消费者的负面评价的心理情绪，导致企业形象的不可挽回的败落，进而损害企业的发展。

如何构筑企业内部的和谐环境呢?笔者以为:

首先，必须以现实的态度，在充分考虑各利益枚关方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构筑企业股权结构。股权结构的重筑，必须摒弃“血统、地位、金钱的传统思维，以海纳百川的心态，构筑企业股权结构凡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积极因素，都可以用资本这一尺子，丈量出它的价值，成为股权结构中具有活力的分子、原子。

其次，必须在实施企业股权结构优化的全过程贯彻交易法则。股权结构的优化，最终目的是使经营者和股东的目标达到一致.并以高效率的方式加强对管理层的约束和制衡。公司治理必须有效融合股东的投资目的与管理者的经营目的。有些情况下，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成为弱者与强者的博弈，在利益面前，忠实的受雇者往往经不住利益的诱惑，如果公司治理的设计又不能有效地发挥驱人向善的功能，那时再忠实的受雇者也有可能在良心与诱人的利益面前，演化成股东利益的掠夺者。以致出现受雇者用投资人的钱赚取自己的利益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说来并不奇怪，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企业家没有与其雇员用交易的思维方式打交道和解决彼此都关心的事务的习惯。

第三，必须利用充分的交易，寻求企业各利益枚关方的利益平衡。传统的新古典企业理论仅把管理者看成人，而人的行为靠“良心”维持，只要尽了“良心”上的义务，人便心安理得地享受报酬。殊不知市场的巨大诱惑对“良心”的站污力是巨大的，“良心’，很容易被改造成“贪心”。因此，“交易论”应是现代企业公司治理的指导思想。交易论是以囊括“良心”在内的又以充分考虑市场参与者的利益需求为基点的符合人性特点的理论，符合现实情况和社会总体利益。市场规则要求市场参与者遵循的基本规则是:诚实、守信、平等、互利。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建立以市场为中心的动态的治理结构，进而构建企业和谐的内部环境，是推动公司进步的关键。只有充分的交易，才能充分地激发公司或与公司有着各种利益关系的利益相关人的创造激情和向心力，持续保持公司在市场中的利益最大化，促进公司“内部和谐”全面发展。

公司企业管理论文篇7

一、 前言

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在国内外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只是利益侵占程度各不相同。根据委托理论，公司管理者的利益与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最常见的侵占行为是过度的在职消费行为，管理者过度的利益侵占行为会造成企业价值下降。Jensen(1986)指出负债融资可以抑制管理者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然而，债务融资这一约束作用在我国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如果将管理者利益侵占、公司资本结构以及公司业绩放在一个系统的框架中，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又将如何？国内外学者对债务融资对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是否产生影响的问题研究较少，同时研究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对公司业绩影响的文献相对更少。

陈冬华和陈信元(2005)等研究了我国国有企业中薪酬管理者在职消费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中的管理者在职消费行为主要受企业租金、绝对薪酬和企业规模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发现负债融资不能有效地约束管理者的在职消费行为。王满四(2006)研究了负债融资对管理者工资和在职消费的影响，分析表明负债融资加重了管理者的在职消费行为，并且发现在成本较高的样本组中，在职消费对公司业绩有负面影响；而在成本较低的样本组中，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正向相关。

从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现有文献在研究资本结构、管理者利益侵占与司业绩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时，往往将其中之一作为被解释变量，而其他两个或其中之一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单方程回归模型进行独立研究，参数估计难免有偏和不一致。本文以权衡理论、理论以及融资次序理论为依据，将资本结构、管理者利益侵占和公司业绩作为系统内生变量，建立联立方程，采用8年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系统估计，以期得出关于资本结构、管理者利益侵占和公司业绩相互影响关系的研究结果，从而为我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二、资本结构、管理者利益侵占与公司业绩理论研究

本文将依据权衡理论、理论、融资次序理论以及企业租金的思想阐述资本结构、管理者利益侵占与公司业绩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并据此作为本文联立方程模型的理论基础。

1.权衡理论在考虑公司存在财务风险、破产成本和成本情况下，阐释价值与资本结构关系。权衡理论认为，由于企业负债率的上升所带来风险和相关费用的增加，企业不可能无限制的追求减税收益（税收挡板收益）。随着企业债务的增加，公司陷人财务困境甚至破产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增加，相应的破产成本、财务困境成本以及有关负债成本都会随之增加，从而降低了企业价值。因此，资本结构会对企业价值产生一种非线性的影响，即“倒U型”的影响关系，企业存在目标资本结构。

2.动态权衡理论是在权衡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动态权衡理论认为公司希望其资产负债率位于目标资本结构，但是由于存在“调整成本”，公司实际资本结构调整公司目前资本结构所带来的利益大于调整成本时，公司会进行主动的调整。基于权衡理论，我们可以把公司当前的资本结构状态看成是公司主动选择目标资本结构所产生的一种结果。

3.在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提出融资次序理论。根据融资次序理论，当公司拥有良好的经营业绩时，公司更有可能从内部进行融资以满足其资金的需求，因此，业绩优良的公司拥有较低的资产负债率。与权衡理论和动态理论相反，基于融资次序理论，我们可以把公司当前的资本结构，是公司在考虑融资需求的过程中被动产生的一种资本结构状态。

4.综合权衡理论、动态理论以及融资 次序理论，本文认为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业绩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关系，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基于权衡理论和动态权衡理论，资本结构对公司业绩会产生非线性影响，即“倒U型”的影响关系。

假设2：基于融资次序理论，公司业绩与资本结构负相关

负债融资可以抑制管理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降低成本。其理由是，负债本金和利息的支付可以减少管理者控制的现金，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公司债务的增加，不履行到期债务可能性增加，未履行到期债务会损害其声誉及未来的职业道路，因此增加债务融资可以促进公司管理者减少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如本文所研究的利益侵占行为。然而，这一结论的前提条件是存在健全的债权人保护机制和完善的经理人市场，只有这样，未履行到期债务才会真正损害到公司管理者的声誉及其未来的职业道路，对管理者的侵占行为产生有效的约束作用，但中国上市公司还不具备这个前提条件。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债务融资不能够对管理者的利益侵占行为产生约束作用，相反增加了公司管理者可以控制的资源，进而激发了管理者的利益侵占行为，即资本结构的对管理者利益侵占会产生正面影响。

同样，根据委托理论，管理者的利益侵占行为将造成严重的问题，从而造成巨大的成本，对本期公司业绩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将对本期公司业绩产生负面影响

根据企业租金的思想，各要素的产权主体都有权索取企业租金，企业租金就必然要按照某种形式进行分配，公司管理者作为要素的产权主体，自然要求获得企业租金的一部分，而公司管理者可以通过利益侵占行为获取企业租金，基于此，本文以上一期公司业绩指标衡量企业租金，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上一期公司业绩会对本期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即上一期公司业绩越好，本期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越严重。

三、实证分析

1.管理者利益侵占方程

中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费用“粘性”，向下调整费用的速度很慢，这可能是由于低下的管理水平和高昂的管理者成本所致。基于此，我们认为本期的利益侵占程度将受到上一期利益侵占程度影响，因此，选择滞后一期的利益侵占变量作为该方程的一个解释变量，期望得到它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正向显著关系。

根据企业租金理论，企业租金会对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即企业租金越大，管理者的利益侵占行为越严重，因此选择滞后一期的公司业绩指标计量企业租金，并假设它与利益侵占变量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

鉴于理论，当企业规模增大时，管理者手中可以控制的资源增多，他们可以利用这些资源为自己谋求更大的利益，实施更大的利益侵占。因此，本文选取公司规模作为利益侵占行为的解释变量，并假设公司规模越大，管理者利益行为越严重，即二者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对于处在高速成长过程中的公司，为了满足成长的需要，公司势必会发生较大规模的管理费用支出，由于本文选择管理费用的相关指标替代利益侵占行为，因此选取衡量公司成长性的指标Tobin，作为利益侵占的解释变量，并假设二者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根据理论，当管理者对公司没有剩余索取权时，管理者不会约束自身的利益侵占行为，会导致大量的成本；而当管理者拥有公司一部分剩余索取权时，即持有公司股份时，管理者会在一定程度上约束自身利益侵占行为。因此本文选取国有股比例作为利益侵占行为的解释变量，并假设二者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转贴于

此外，公司所处行业是否为受保护行业以及公司的地理位置等因素均会对管理者的利益侵占行为产生影响，故采用虚拟变量衡量这些因素，作为管理者利益侵占方程的解释变量。

2.公司业绩方程

根据权衡理论以及动态权衡理论，公司资本结构对公司业绩会产生非线性影响，即资本结构对公司业绩产生“倒U型”的影响关系，为了验证这种“倒U型”的关系，本文在公司业绩方程中，除了选择资产负债率作为解释变量，同时选择资产负债率的平方作为解释变量，管理者的利益侵占行为将产生严重的问题，从而造成巨大的成本，本文假设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将对公司业绩产生负面影响。

Ramakrishnan和Thomas（1998）认为，会计盈余的组成部分具有不同的持续性，他们将盈余按持续性分为三类，分别为永久性会计盈余、暂时性会计盈余以及与价格无关的会计盈余。鉴于公司盈余持续性现象，本文选择滞后一期的公司业绩指标作为公司业绩方程的一个解释变量，并假设它与公司当期业绩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

此外，本文认为公司规模、公司成长性、公司股权结构、公司所处行业以及公司的地理位置等因素均会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故将这些因素作为公司业绩方程的解释变量。

公司企业管理论文篇8

关键词:建构主义理论 母子公司 知识管理

人类社会己经进入到一个以知识为主导的时代,知识正在逐步取代传统的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和土地成为企业最主要的资源。战略管理理论认为,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真正来源是企业有价值、稀缺的、难以模仿和替代的资源。企业知识理论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内生于企业知识,并且知识所产生的竞争优势是可持续的。

集团公司是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出现的一种典型的、复杂的企业组织制度,它的存在与发展能有效地扩大经济规模,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集团公司是指以股权、产权关系为纽带形成的有机整体,集团公司最大的特点是其内部的母子公司关系。

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数学教育界提出的一个新的理论,至今已成为教育教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也译作结构主义,其最早提出者可追溯至瑞士的皮亚杰(J. Piaget)(何克抗,1997)。他认为,儿童是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到发展。儿童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涉及两个基本过程:“同化”与“顺应”。同化是指把外部环境中的有关信息吸收进来并结合到儿童已有的认知结构(也称“图式”)中;顺应是指外部环境发生变化,而原来认知结构无法同化新环境提供的信息时所引起的儿童认知结构发生重组与改造的过程。

现代建构主义主要是吸收了杜威的经验主义和皮亚杰的结构主义与发生认识论等思想,并在总结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各种数学教育改革方案的经验基础上演变和发展起来的(张奠宙,1998)。

郭昀、张伟(2004)从心理学的角度、认识论的角度、学习论的角度和哲学的角度解释了建构主义的含义,认为建构主义具有如下特征:人的认知过程(学习过程)是人的认知思维活动的主动建构过程,具有主动性;学习者是知识的主动建构者,所有知识都是建构出来的,学习过程具有建构性;学习过程具有累积性;建构活动要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具有社会性;学生在更接近、更符合实际情况的情境性学习中,以个人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新知识,赋予新知识以个人理解的意义,学习过程具有情境性。

企业知识管理理论

为了提供服务或产品,企业需要完成不同的功能性活动,通常,功能性知识总是与组织的功能性活动相连的(见图1)。许强、郑胜华(2004)认为,企业知识结构中的功能性知识包括服务或产品的生产、市场营销、R&D、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的知识。

Zander和Kogut(2005)认为企业知识结构中除了专家技能知识以外还存在组织性知识,组织性知识包括组织的行动方略和运行程序。行动方略主要包括企业使命、文化、经营战略、策略目标和计划;运行程序包括企业组织结构、决策过程、控制体系和内部信息交流。

由此可以得出集团公司的知识构成可以用图2表示。

情境理论认为,知识是一定情境下的产物,潜入在特定的情境之中(Sproull,1981;Kogut and Zander,1993;Hedlund and Nonaka,1993等),情境理论认为(Foss,1996;Gupta and Govindarajan,1991等)知识的情境嵌入性,意味着企业的情境决定了企业可运用的知识范围,成为企业知识的情境范围,这个情境范围由企业不同情境纬度的各情境因素所决定。

我国学者许强(2003)提出的企业知识的五个情境纬度,包括文化、战略、组织结构和过程、环境、技术和运营等。

国内外关于母子公司知识管理和知识转移研究的学者们(Szulanski,1996;Schulz, 1999;Tsai,2002;Wang,2004;刘翌和徐金发,2001;罗宣,2006)主要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研究分析了母子公司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例如战略环境,集团公司的集权程度,母子公司的知识传递意愿,程序公正性,组织文化等,也提出了一些母子公司知识传递的模型。本文主要应用教育界的热点理论――建构主义理论对母子公司的知识转移和知识管理进行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模型,在此基础上针对影响母子公司知识管理的因素,对母子公司进行有效的知识管理提出了一些建议。

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集团公司知识管理模型

如图3所示:集团公司在知识管理的过程中一般会有外生性知识和内生性知识两种,外生性知识是来源于集团公司外部的知识,内生性知识则是来源于集团公司内部的知识,又分为两种,即功能性知识和组织性知识,其中功能性知识包括生产、市场营销、R&D、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的知识;组织性知识则包括行动方略和运行程序两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在母子公司间不断进行学习和交流,通过同化和顺应的过程,逐渐由母公司传递到子公司,并被创新整合利用,或者由子公司传递到母公司,被母公司整合利用,最终达到知识在集团公司内部的传递和整合,使集团公司不断与时俱进,吸取新的知识,并保持集团公司内部知识流动的顺畅,构成集团公司内部控制的一部分。

而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在知识的传递和转化过程中,情境学习比较重要,那么公司的情景因素即公司的文化、战略、组织结构和过程、外界环境、技术和运营就会影响到知识在母子公司之间的传递和整合,从而影响集团公司知识管理的效率。因此,在知识管理的过程中,特别是母子公司的知识管理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这些情景因素的影响,在这些方面加强内部整合和控制,保证知识管理的顺利进行,进而有利于提高集团公司的整体竞争力,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基于建构主义的母子公司知识管理的施行

(一)母子公司的知识主要由功能性知识和组织性知识组成

母子公司的知识有些属于显性知识,可以用文档化的制度、规则、计划;工作手册和公共数据库;或者母子公司管理信息系统、信息中心等明晰化的方法获得和在母子公司之间传递,而这类知识大都属于功能性知识。有些知识则属于默会知识,必须通过诸如人员派遣、战略计划会议;跨公司的委员会、工作小组、团队;矩阵的组织结构或者直接面对面的交流才可以获得和在母子公司之间进行传递,而这类知识大都属于组织性知识,如企业的经营战略、管理风格、组织文化和企业使命,这些都需要人员之间面对面地交流合作才能得到真正的体会。因此,母子公司的知识管理应该采取多种形式,针对不同类型的知识采取不同的形式,规章制度性的知识和单纯数据性的知识可以通过母子公司间文档的传递或者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来完成,而针对诸如企业文化的熏陶和建立则需要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就需要母子公司间频繁的交往。

(二)知识的建立和学习需要通过同化和顺应两个过程

当新的知识产生,无论是母公司还是子公司,都会先接收,再根据自身结构和管理的特点进行一定的修正,使之适合本组织的特点,最后将知识消化吸收为自己组织的知识,知识实质上是进行了一个升级,产生了新的知识。

(三) 知识的学习需要一定情境的建立

公司的情景因素即公司的文化、战略、组织结构和过程、外界环境、技术和运营就会影响到母子公司之间的知识管理活动。因此,母公司在母子公司知识管理的过程中应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

企业文化方面。建立强有力的一致的企业文化,并进行母子公司之间的贯彻。建立母子公司一致的企业文化需要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远景和使命、标志仪式、制度、文化活动、企业哲学、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道德进行统一的部署和规划,在子公司建立起和母公司一致的企业文化。一致的企业文化有利于知识在母子公司之间顺畅的沟通和传递。

战略。战略目标和战略选择会影响到母子公司的知识管理,多元化的战略会产生多元化的知识,知识的传播也就更加形式丰富。而集中化战略的知识则相对单一,传播的形式也会显得单一,但母子公司的知识传递可能会更加频繁并更加有效。另外,企业所处的战略群体不同,也会影响知识的传递与共享。因此,集团公司在进行知识管理的过程中,要注意母子公司战略选择的异同,一般而言的集团公司大多采取多元化战略,而子公司大都采取差异化战略或集中战略,应该注意到不同战略选择下知识的差异,在集团公司内部进行知识的整合和传递。

组织结构和过程。一般而言,正式的科层结构有利于明晰知识的传递。而公司的交流和领导风格会直接影响知识传递的方法,集权式的领导风格有利于明晰知识的传递,分权式的领导风格则有利于默会知识的传递。另外,如果公司鼓励团队合作,经常进行跨公司的团队合作和交流,则有利于默会知识的传递。必要的激励系统也会影响公司内的知识流动。

外界环境。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法律的外界环境都会影响到组织的运行,包括集团公司的竞争环境的变化也会对组织的运营产生影响,而且外生性知识本身就产生于集团公司外部。母子公司的知识管理更应该结合外界环境的变化,利用对公司有利的变化促进母子公司的知识管理,吸收和企业文化相一致的外生性知识,将其整合到集团公司的知识库中,避免外界的不利变化对公司的影响。

技术和运营。技术和在运营中产生的知识本身是知识管理的一部分,另外,情景式学习也离不开企业的运营,默会知识的传递更是依靠在“干中学”。员工的技能、现有设备和相似技术,企业的基础设施、企业运营的效率和质量都会影响到母子公司知识的学习与传递。

(四)建立母子公司知识管理信息系统和母子公司公共知识库

通过知识仓库的构建、知识地图的引导以及各类检索和解析软件等知识交流与共享的方式,使得母公司和各个子公司在知识运用与创新依赖的原有知识存量方面得以扩大,同时有效的提高知识运用与创新的效率,为深层次的知识转移提供前提和保证。

(五)建立母子公司知识共享与整合的平台

包括建立共享型的文化氛围,建立公平、公正、透明的激励机制和建立柔性的组织机制,这些都有利于母子公司的知识传递与整合。

参考文献:

1.何克抗.建构主义―革新传统教学的理论基础(上)[J].电化教育研究,1997(3)

公司企业管理论文篇9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一）研究背景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诚信管理咨询公司（简称“SSEC”）2002年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57家国内公司进行了联合调查，通过直接调查的内部决策人员的决策权力，发现董事会和高管的权力分布在整个企业的决策比例是：3.608：3.034，全力分布相对较近。特定的业务决策执行的绝对权力，在某些战略决策高管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可以看出，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高管尤其是首席执行官因为在公司层的结构，决策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力量。纵览国内外有关学术文献，研究重点大多放在管理团队结构组成、知识背景、社会关系等与企业绩效的直接研究，涉及管理团队权力通过何种途径影响企业绩效的文献较少，特别是缺少从高管权力影响企业研发投入费用的视角所进行的研究。以往文献更倾向于检验CEO权力如何影响公司的业绩水平，忽视了其影响作用的路径分析。基于“特征-行为-经济后果”的研究范式，本文以企业研发投入为视角，期望在高管权力与企业绩效之间架起桥梁，研究企业高管团队权力对企业绩效可能存在的作用机理，从而揭开高管权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黑箱。 

近年来，全球研发支出大幅增长，许多世界著名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研究和开发成本已达到营业收入的10%以上，已成为人们的关注的焦点。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微企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调整。近年来，我们的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知识产权纠纷频繁发生，技术创新的发展不利，科技创新体系并不完美，频繁发生的现象，这些“短板”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企业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部分和集中，不仅满足了执行机构的研发活动，资助的上半身，和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直接扭方位的人，只有通过改善微观层面上的企业创新能力，企业家从根本上提高竞争力（解维敏，方红星， 2011）。中国目前的研究和开发活动是相对稀缺的，现有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研发费用的会计处理和会计标准的比较。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的研究范围扩展到R & D活动委托问题，R & D投资和公司治理和R & D活动效率之间的关系，但对研发活动的实证研究仍然相对较小，尤其是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直接研究R & D的任期内使行政权力的行为选择将产生更少的文学影响R & D投资。企业为了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我们必须大量的R & D投资，和R & D投资业绩是企业家和学者都更关心的问题和企业的R & D投资放缓影响的路径分析和进一步的研究。 

此外，以往的研究都是基于西方的制度环境，因此，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本文予以借鉴，基于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经济部门，结合资源依赖理论和理论，首先，对企业研发投入对高管权力与企业绩效的中介作用进行理论分析，然后以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并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分类讨论研究，从而探求不同所有制条件下企业高管权力、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的关系。 

（二） 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从理论方面来说，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本文从内容与企业R & D投资角度来看，使用“特征-行为-经济后果”范式，行政权力的研究企业绩效的方式，而不是简单的行政权力影响公司性能结果的研究，现有的研究涉及较少。在大多数企业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行政权力结构，R & D投资是一个重要的方式影响企业的绩效。R & D投资的中介效应模型，建立了影响公司治理机制对R & D投资是澄清的性能。本文的结论提供了经验证据理解行政权力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并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线索R & D投资企业的性能。 

（2）从拓展研究上，本文在检验高管权力对公司研发投入与绩效影响的基础上，基于我国的所有制的制度背景，将国有制公司与非国有制公司分类做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2.实践意义 

本研究的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本研究发现公司高管权力对企业研发投入与绩效均有着正向促进作用，企业优化自身的高管权力水平能有效地提高研发投入绩效，为企业的长久发展提高最根本的保障。因此，从企业所有者的角度出发，如何配置合理的行政权力结构需要与经营环境相结合，企业要充分的利益和成本的执行力配置，并根据业务环境的动态变化作出及时调整，从而实现良性发展。 

本研究对如何优化我国企业高管权力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根据高管权力的四部分对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的不同程度作用，即组织权力、专家权力、所有制权力和声誉权力。在配置调整高管权力时，企业如果想要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来促进创新从而提高企业绩效，应该考虑候选高管的职称水平、学历水平等等，并考虑是否赋予公司股权和是否应该兼任公司董事，来保证企业具有健康持续的研发投入和不断增长的业绩水平。 

二、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一）高管权力 

根据理论，首席执行官往往是以自我利益，风险厌恶导向，他们的目标和股东往往目标偏离（Jensen，1976）。March（1966 ）认为，权力是抑制不一致的目标或意见的能力，使用其所有权或位置首席执行官的权力是指首席执行官的潜在能力，追求自己的目标。Finkelstein（1992）指出，首席执行官的权力主要用于处理内部和外部的不确定性，内部不确定性来自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外部不确定性主要来自本公司的外部环境（Daily，1997）。（Daily，1997）和Johnson（1997）研究了行政权力的来源，他们认为行政权力包括权力结构、权力、威望、权力和权力。李瑞（2004）研究了中国总经理的影响，发现总经理的权力是来自工作本身，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个性，很明显的指向性，是实现总经理影响的前提下。综合以上研究，结合本文的目的，高管们认为执行权是利用其所有权或位置来处理内部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战略决策的能力。权小锋（2010）基于深交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提出CEO权力强度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的关系。杨兴全（2014）实证了管理层权力与公司现金持有的关系。黎文靖（2014）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市场与产权性质，研究发现高管的行为会影响企业绩效。赵息（2013）实证研究发现内部控制、高管权力与并购绩效存在正向影响的关系。因此得出，高管权力正向影响企业绩效。（二）研发投入 

Wally和Baum（1994）发现，信息处理的能力水平强大的群体往往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更容易接受更愿意改变和创新。的复杂性和困难的研究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决定带来发展，决策者的认知能力的考验，开放性和信息处理能力。高度的董事会有较强的研究能力、知识和创新管理相关的，或熟悉企业R & D项目相关研究，以便更好地与R & D相关工作提供建议（Hillman，2003），团队层面，董事将成员教育程度高，更多的团队获得有用的信息，就越有可能找到更多的创新机会，和开放的态度对待不确定性在R & D活动，和心理上准备好应对风险（何强，2001）。因此，高水平的教育董事会更多支持企业创新（Bantel，1989），将分配更多的资金用于研究和开发。 

Finkelstein（1992）还指出，决策者与R & D或设计经验更加关注企业的技术开发，更愿意加强产品或技术创新投资。这些结论与资源依赖理论的观点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董事会功能取决于参与体验参与决策。此外，一些董事会成员同时也是企业高层管理团队，根据理论，与技术经验，执行董事更多权力的R & D部门分配的资金，因为他们大多数人负责部门。R & D基金可以用来支持支付，购买设备和研究设备，以便他们可以受益于他们的部门和自己的（Hillman，2003）。总之，具有高管权力会正向影响企业研发投入。 

在竞争日益激烈，知识经济的迅速崛起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的背景下，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加快自主技术创新，保持和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这一切都依赖于企业的研发（（ Research & Development， 简称研发， R&D） 。早在1912年初，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1990）在其经济发展理论编制指出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多年来，企业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与发展，一直是国外文献研究的热点和难点。国外的研究表明，虽然企业研发强度与企业特征相关联，但这些因素之间似乎不足以解释企业研发工作的力度，在研发实力方面，关键因素企业研发力度不易观察的（安同良等， 2006）以研发投入为标志的内生增长模型，再一次证明研发投入会正向影响企业绩效。周建（2013）基于中国沪深两市高科技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指出董事会人力资本、CEO权力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正向影响。朱焱（2013）实证研究了企业管理团队人力资本、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王燕妮（2011）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了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刘运国（2007）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任期与R&D支出正相关。赵心刚（2012）研究了公司治理对研发投入绩效影响。因此得出，企业研发投入在高管权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三）所有制性质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经理人市场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管制，而非国有企业经理人市场偏向市场化，但仍不算成熟完善。黎文靖（2014）研究发现国有制企业和非国有制企业，在外部薪酬差距激励高管的程度上有很大差别。吴风来Fenglai（2003）对财产所有权和企业业绩的上市公司进行了实证分析，私企的经营绩效高于国企，由私人企业参与重组比国有企业重组后性能较高。基于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的经济部门，结合资源依赖理论和理论，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分类讨论研究，从而探求不同所有制条件下企业高管权力、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的关系。因此得出，所有制性质在高管权力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发挥监管作用的中介效应的所有权研发起起到调节作用。（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Finkelstein， S.. Power in Top Management Teams： Dimensions， Measurement， and Valid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 1992， （35）： 505-538. 

[2] 黎文靖，岑永嗣，胡玉明. 外部薪酬差距激励了高管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市场与产权性质的经验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2014，04：24-35. 

[3] 刘运国，刘雯. 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任期与R&D支出[J]. 管理世界，2007（1）：128-137 

[4] 权小锋，吴世农. CEO权力强度、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基于深交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2010，04：142-153. 

[5] 王燕妮. 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J]. 科学学研究，2011，07：1071-1078. 

[6] 吴风来. 产权所有制性质与企业绩效实证研究[J]. 经济科学，2003，03：12-19. 

公司企业管理论文篇10

一、 引言

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政府走出去战略的提出，中国企业开始纷纷踏上海外经营的道路，在中国企业推进海外并购的过程中，高速化与规模化的企业经营模式并没有换来效率化与效果化经营成果。面对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日益加剧，全球的产业结构在不断的重组升级并且发生着战略转移，通过海外并购的行为可以高效的进入他国市场，获得资源，降低行业进入壁垒，使公司快速的实现规模性成长。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影响海外并购绩效的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共识是作为一种具有职权配置功能的制度安排。股权结构作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决定了公司治理各利益主体的行为取向。本文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探讨了股权结构对公司海外并购的影响。

二、 理论分析与文献综述

1. 股权结构理论与涵义。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元素，其核心内容包括股权集中度、股权性质及公司高管持股等。股权结构一般包含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投资比例关系，属于量化的范畴，用股权集中程度来衡量；二是权力关系，体现了不同背景的股东对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支配程度。Jensen和Mecling（1976）在公司治理的视角首次对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做了最早的研究，认为内部股东比例会对公司价值产生很大影响。之后，国内外学者继续在这一视角进行了大量探讨。

（1）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股权集中度是公司所有股东因持股比例的不同所表现出来的股权集中还是分散的数量化指标。在股权集中度方面，从小股东“搭便车”角度出发，Grossman和Hart（1980）认为过于分散的股权结构，不利于股东对经营者进行监督。Fama和Jensen（1983）认为，一旦股权集中度过高，市场流动性就会下降，将增加投资者的预期回报率，从而造成公司绩效的下降。Sheifer和Vishny（1986）认为股权集中型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市场表现比股权分散型公司更好的。Claessens（1997）以及Pedersen和Thomsen（1999）通过实证研究都得出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的结论。然而，也有学者研究认为股权集中对公司绩效并没有显著的影响。La Porta（1999）的研究结论认为股权分散型公司的绩效要优于股权集中型公司。同时，Demsetz和Lehn（1985）采用净资产回报率对股权集中度进行回归，发现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Mehran（1995）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认为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2）股东性质与公司绩效。目前在机构投资者与公司价值的研究方面，Sheng-Syan Chen和Kim Wai Ho认为外部机构持股比例显著影响公司价值。Makhija和Spiro以完成私有化的捷克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公司的股票价值随外部机构持股比例的提高而增大。国内学者陈小悦和徐晓东（2001）研究表明国有股比例与盈利能力之间存在着某种负相关关系。孙永祥（2001）发现国有控股公司的价值要低于民营公司。佘静怀、胡洁（2007）发现国有股比例与公司价值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

（3）公司高管持股与公司绩效。公司高管持股是伴随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司治理研究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公司治理制度安排。其核心思想就是管理者拥有部分所有权，享有部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来达到激励和约束高层管理者的目的。Shleifer A.和VishnyR.（1988）研究指出：公司高管持股比例在0-5%时，公司价值与管理者持股比例正相关；在5%～25%时，两者呈负相关关系；25%以上时，又呈正相关关系。McConnell和Servaes（1990）、Myeong-Hyeon和Cho（1998）在不同的高管持股比例分隔的区间段也得出过相似的结论。然而也有不同的研究结果，国内学者王芳芳（2011）通过对中部地区6个省市的158家上市公司进行股权结构和公司价值关系的实证检验表明，高层管理人员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成正相关关系。

基于对上述研究的梳理，考虑到我国具体的体制环境，本文拟用股权集中度、股权性质和公司高管持股三个维度来表征股权结构特征。

2. 海外并购行为及其绩效研究。目前关于海外并购绩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海外并购行为后企业的绩效表现和影响海外并购绩效的因素两个方面。

（1）海外并购绩效表现。关于海外并购后的绩效表现的研究目前尚未有统一的结论。Langtieg（1986）的研究发现企业并购重组后的绩效没有显著提高，甚至有所下降。李东富（2005）进行海外并购的中国企业的绩效指数呈V字走势。而另一些学者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王谦（2006）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实施海外并购的企业在第二年与同行业的控制样本在盈利能力和成长性指标比较中显著占优。

（2）影响海外并购绩效的因素。目前，关于海外并购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国，主要产业特点、组织因素、股权结构、并购类型、支付方式、文化冲突等几个方面展开的。

在产业特点方面，产业的市场结构、盈利能力和生命周期在某种程度上会对海外并购绩效产生影响。范从来、袁静（2002）的相关研究指出，行业的生命周期会对海外并购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在组织因素方面，企业的并购经验、组织规模、管理模式、价值观等内部组织因素对海外并购绩效的影响。Lubatkin（1982）发现并购经验与并购绩效存在微弱正相关的结论。Kang（2004）的研究发现被并购方的组织规模越大，并购企业的超常收益也会越大。不同的支付方式会影响并购主体公司和目标公司的绩效表现，并且现金交易的并购支付方式能产生更高的绩效汇报。谢军（2003）从资本结构角度研究，认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杠杆收购方式和债券支付方式有利于并购绩效提升。文化差异被认为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Barkema（1996）以荷兰企业的海外并购案例为样本的研究表明，文化冲突对海外并购绩效有微弱的负影响。宋耘（2003）研究发现文化冲突影响并购绩效。阎大颖（2009）认为目标公司的文化距离越小，海外并购绩效越好。

三、 研究假设

1. 股权集中度对公司海外并购行为绩效的影响。基于委托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控股股东由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且我国上市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以及对中小投资者保护措施尚不完善，因此控股股东通过海外并购谋求控制权，侵占小股东利益。所以股权集中度越高，控股股东的侵占效应就越明显，也就越不利于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的实施过程和结果，体现在绩效表现越差。故本文提出了第一个假设：

H1：股权集中度与海外并购的绩效负相关。

2. 股权性质对公司海外并购行为绩效的影响。目前组成我国股票市场的股权成分主要有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等，故本文将上市公司按照第一大股东属性分为国有股公司和非国有股公司。从资源基础理论出发，国有股公司在资源获取和寻求制度保障等方面优势明显高于非国有股公司。陈志军、薛光红（2010）认为国有股公司可以优先获得许多由政府政策主导和分配的重要战略资源。因此，基于资源基础论，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控股股东为国有性质会能提高公司海外并购绩效。

3. 公司高管持股对公司海外并购行为绩效的影响。公司的管理者作为人在海外并购过程中享有控制权，由于信息优势可以产生逆向旋转及道德风险等相关问题。委托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公司高管成为股东可以规避这些风险，公司高管持股概念和相关研究应运而生。公司高管持股作为所有者对公司高层经营者的一种长期激励的股权制度设计，在理论上会从两个方面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一方面相对于外部人，管理层的信息优势加上拥有较高的经营管理技巧，会使公司高管持股产生潜在的效益，优化公司治理机制和提升公司绩效；另一方面由于管理层和股东的目标差异，可能会造成管理层为追求自身利益而无视股东利益。

虽然目前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数量和比例普遍偏低。魏刚（2000）研究指出管理人员的持股比例难以使得管理层去代表股东行使监督控制职能，公司高管持股制度也难以发挥足其预期的约束和激励作用。海外并购的高风险极使管理层在海外并购决策过程中会对收益与成本进行权衡，而侵占公司股东利益要高于海外并购所带来的绩效提升的利益，由于管理层持股较低，就会导致在公司海外并购行为中过程，选择管理价值最大化而不是股东价值最大化。故本文假设：

H3：公司高管持股对公司海外并购起到抑制的作用。

四、 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07年～2010年间共4年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我们剔除了标的出让方是海外公司和ST公司。此外，考虑到会计准则的不同，还剔除银行、证券等金融行业的样本。最终得到一个包含76家上市公司的样本。关于财务指标数据来自wind并购重组数据库，股权结构数据来自CCER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数据库，缺失的数据，通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网站等公开资料补充。

2. 变量定义与说明。本文具体选取的各变量的定义如下：

（1）被解释变量。海外并购绩效（ΔROE）：并购后一年与并购前一年ROE之差；

（2）解释变量股权集中度（CR_5）：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股权性质（Share）：虚拟变量，1为国有股，0为非国有股；公司高管持股（MO）：虚拟变量，1为管理层持股，0为管理层不持股；

（3）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时间虚拟变量（Year）；

3. 模型构建。为检验本文所提出的三个假设，特构建了三个模型。

模型（1）为检验假设1的模型：

ΔROE=β0+β1CR_5+β2Size+β3Lev+β4Year1+β5Year2+β6 Year3+ε（1）

模型（2）为检验假设2的模型：

ΔROE=β0+β1Share+β2Size+β3Lev+β4Year1+β5Year2+β6 Year3+ε（2）

模型（3）为检验的模型：

ΔROE=β0+β1MO+β2Size+β3Lev+β4Year1+β5Year2+β6Year3+ε（3）

五、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通过线性回归的方法分别对模型（1）、模型（2）、模型（3）进行检验：

模型（1）的调整R方为0.288，拟合效果较为理想；D-W检验值为1.902，说明方程基本不存在自相关；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都远远小于10，可以认为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整体F检验显著。因此假设1整体检验效果良好，可以进行回归分析。股权集中度（CR_5）的系数为负（-0.229），并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假设1通过验证，即股权集中度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负相关。

模型（2）、模型（3）的调整R方、D-W检验值、VIF、F检验都较为理想，模型（2）股权性质（Share）的系数为负（-9.177），并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国有性质的控股股东国会抑制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模型（3）公司高管持股（MO）的系数为负（-5.152），并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假设3通过验证，即公司高管持股会抑制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

六、 结论与启示

自2007年，中国公司的海外并购的进程高速增长，但大多数的并购行为并未带来预期的绩效收益。因此，中国企业应该实践考虑的不仅仅是如何进行更多的海外并购，还应考虑如何提高海外并购的绩效。本文，通过逻辑推导和实证检验所得结论以期对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实践活动发挥有效的理论指导作用。

基于公司治理角度的企业具体运营层面，首先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是提高公司海外并购的有效手段，现有的股权结构和制度安排往往缺乏有效的内部监督，导致大股东最大化享有的权利却没有承担相应义务，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通过完善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引入累积投票制和独立非执行董事制度等手段来保障中小股东利益，优化现有的股权分布结构，建立权责对等的股权结构，最终提高企业跨国并购绩效；其次，适当减持国有股，培育职业经理人市场，深化股权分置改革，适当减持国有股股份比重，转变企业运行机制，培育健康的职业经理人市场，提升国有企业跨国并购绩效；此外，适当调整公司高管持股比例，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保障海外并购战略的实施，提升企业跨国并购绩效。

此外，在宏观制度建设层面，完善有效的法律法规为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提供法律依据，强化政府服务职能，建设合理的制度环境，为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筑起的坚实的后盾，通过经济领域的外交手段，加强各国间的合作，创造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树立高校负责的国家形象，是我国企业开展海外并购的切实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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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小悦，徐晓东.股权结构、公司绩效与投资者利益保护[J].经济研究，2003，（11）：3-11.

[3] 孙永祥.上市公司的所有权与融资结构[J].当代经济科学，2001，（6）：28-34.

[4] 佘镜怀，胡洁.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07，（1）：99-110.

[5] 于东智.股权结构、治理效率与公司绩效[J].中国工业经济，2001，（3）：54-62.

[6] McConnell， J.J.& H.Servaes.Additional Evidence on Equity Ownership and Corporate Valu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0，（27）：59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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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芳芳.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基于中部六省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经济理论研究，2011，（6）：33-48.

[9] Langtieg.The Hubris Hypothesis of Corporate Takeovers[J].Journal of Business，1986，（59）：197-216.

[10] 李东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实证研究[D].上海大学学位论文，200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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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范从来，袁静.成长性、成熟性和衰退性产业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的实证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2，（8）：16-22.

[13] 谢军.并购财务方式与资本结构――并购财务方式的最优选择[J].财经论丛，2003，（2）：18-22.

[14] 宋耘.文化冲突与文化适应对并购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06，（9）：16-21.

[15] 阎大颖.国际经验、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经营绩效[J].经济评论，2009，（1）：5-10.

[16] 陈志军，薛光红.股权结构与企业集团多元化经营战略关系研究[J].财贸研究，2010，（5）：126-131.

[17] 段明明，杨军敏.文化差异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一个整合的理论框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1，（10）.

公司企业管理论文篇11

当今时期，集团型的企业逐渐成长起来，集团中各企业的联系及影响不断地加深，而企业的子公司和母公司之间的关系也日益趋于紧密。推动企业中子公司的健康发展，不再是单个公司的事情，它还直接关系着整个集团公司的顺利运营。从集团企业的财务管理状况而言，目前为企业的子公司构建科学合理的财务管理模式，以推动整个集团企业的发展是尤为必要的一项工作任务。本文从核心型的控股子公司构建财务管理模式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集团企业的子公司实施财务管理的相关理论，谈论了构建科学合理的财务管理模式的相关措施。

一、集团企业的子公司开展财务管理的理论分析

集团企业作为一种新型的企业形式，是现代企业发展日趋提升的表现，它是将一个或者几个大型的企业作为核心进行资本联结，以吸引与核心企业相关的其他企业利益群体围绕核心企业开展经营管理工作而形成的企业联合体。集团企业的各内部企业之间对于资源、技术以及产品和管理等可以进行有效的共享应用，而且整个大的企业利益群体在财务管理工作中，要一同在财务政策及财务目标的指引下推动财务战略的实施。因此，集团企业子公司的财务管理状况对企业整体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影响，本文下面就简单谈论一下子公司开展财务管理工作的相关理论。

集团企业的各成员之间通过控股、参股或者是经营、技术及人事等方面的联结，围绕在核心企业周围共同推动企业集团的财务集权经营管理。这种集权管理主要是指企业集团的子公司在母公司相关的财务部门管理下，接受母公司统一的财务决策，子公司不具有独立的财务决策权力。然而，由于成员公司参与集权管理的方式众多，集团企业成员实施分权管理又成为了一项必然的事情。在这种分权的财务管理模式中，母公司并不对子公司的经营管理以及财务活动进行干预，而是由子公司独立进行财务管理，但是母公司在一些重大的财务决策上面，依然享有对子公司进行审批和决策的权力，子公司只需要把财务决策的提案上交到母公司中即可。

当今时代，我国的集团企业发展还不够完善，集团企业实施集权的财务管理和分权的财务管理都具有一定的优势。然而，若是单独实施集权管理，则会在一定的程度上限制住小企业成员的个性发展，单独实施分权的财务管理则会使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一致性降低，从而不利于二者联合开展业务。因此，核心型的控股子公司最好在构建财务管理模式的工作中，将集权和分权的模式有效地连接起来，以推动自身的协调发展。

二、核心型的控股子公司构建财务管理模式的策略

近几年来，我国的市场经济迅速地发展完善，集团企业在时代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而核心型的控股子公司作为集团企业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为其构建科学合理的财务管理模式是非常必要的。具体而言，这种财务管理模式的构建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

首先，由母公司对核心型的控股子公司委派财务总监人员，针对其重要性提高其薪资并对其实施其他福利，还要明确其财务管理的具体职责，由财务总监对子公司的财务管理问题进行有效的监管。而且，在委派财务总监的工作中，还要对其实施必要的轮换制度，避免财务总监与子公司财务管理联结起来危害集团企业的利益，对财务总监的工作实施考核。财务总监的设计主要是分析子公司的财务决策是否合理、审核并上交子公司的财务报表、对子公司的财务运转状况实施监督、参与子公司的投资方案等的拟定工作，以及落实子公司财务活动的真实性及合法性等，根据集团公司的具体安排及时地要求子公司开展工作。

其次，加强集团企业的全面财务预算对于子公司财务管理的参与。集团企业在进行预算编制工作的过程中要及时地针对本企业可能遇到的行业风险及其他的特点，然后要求子公司积极参与。具体来讲，集团公司要制定总的预算方针以及经营目标，然后子公司将自身的具体情况分析上交给集团公司，进而有针对性的拟定集团公司总预算下的分预算及经营目标。待集团公司批准以后，就可以实施具有自身特性的分目标，但是要将实施的具体状况以及成果以资料的形式上交给集团公司，并积极地配合集团公司的监督考察。

再者，集团企业要建立全面的计算机网络，通过网络构建核心型的子公司的财务管理模式，通过企业间信息的及时传递，来实现集团企业对子公司经营管理状况的掌握，针对子公司财务管理中出现的问题予以必要的干预解决，进而在集权管理的模式下，帮助子公司实现分权管理。而且，集团企业还可以通过网络来对子公司进行在线的远程遥控，从而对子公司实施有目的的管理，避免子公司的管理不善对于集团的不良影响。

三、结语

集团企业要在当今时代获得健康的发展，就必须推动核心型的控股子公司在财务管理中自主性的实现，采取措施帮助子公司在集团企业的宏观调控下，实现自身的个性管理。

公司企业管理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公司治理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国内文献回顾

收录日期：2016年10月14日

风险承担反映企业管理者对未来收益不确定性的投资项目的选择。研究发现，合理的风险承担水平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和企业价值（余明桂，2013）。本文通过文献回顾，对中国上市公司等非金融机构的企业风险承担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性的整理，总结出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公司治理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以及对未来的研究提供借鉴。

一、股权结构与企业风险承担

（一）股权集中度与风险承担。股权集中度与风险承担的研究结论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股权集中度与风险承担呈现U型关系。杨建君、王婷、刘林波（2015）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经理人的创新动机呈现倒U型关系，经理人的创新动机可以提高风险承担水平；而陈文婷（2008）通过对中小板上市家族企业的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风险承担之间呈现正U型关系；而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二者则呈现出不规则的关系。

二是股权集中度与风险承担为负相关关系。潘红波、易梅芳、刘慧玲（2014）以2003～2011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通过报酬率的标准差来研究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发现股权集中度会显著降低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王振山、石大林（2014）通过对2002～2011年716家上市公司的动态内生性的经验研究，发现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支持。

三是股权集中度与风险承担呈现正相关关系。李维安、李汉军（2006）以1999～2003年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当第一大股东绝对控股时，其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利于提升风险承担水平。杨惠军、杨建军通过对182家制造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的研究，发现股权集中与风险承担水平正相关。

（二）所有权性质与企业风险承担。李文贵、余明桂（2012）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显著的低于非国有企业。他们指出，国有企业在经营和管理中，更多的承担了政府职能，它们要控制资源的垄断、要维持社会稳定、要解决就业等，导致国有企业已经在定位上偏离了企业价值目标最大化的目标，丧失了创新的动力。薛有志、刘鑫（2014）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但是他们更明确地指出，国有企业存在的创新激励不足、经理人的任期不确定和研发人员报酬偏低的问题是风险承担水平低下的具体表现。

（三）机构投资者持股与风险承担。机构投资者是指相对独立于管理者和董事会的第三方力量。2001年，中国证监会提出“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的战略，支持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的风险承担，主要矛盾集中在机构投资者到底是长期价值导向还是短期利益者。冯根福、温军（2008），范海峰、胡玉明（2012）等支持长期导向的学者认为，机构投资者在企业的治理中会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减少成本，并利用自己的专业信息优势，促使企业的管理者加大对风险性项目的投资，保证企业的价值。但是朱玉杰、倪骁然（2014）等短期利益者认为，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处于对短期利益的考虑，会过多地干预企业的管理决策，限制企业投资净现值为正的项目。

二、董事会治理与风险承担

（一）董事会规模与风险承担。董事会规模在企业风险承担中发挥的作用，在学术界并没有达成共识。通过分类概括，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支持董事会规模越大越有利于降低企业所承担的风险。这种观点的理论依据是资源依赖理论。即董事会规模大的企业会充分地利用董事会成员的资源，尽量多获取外部世界的重要资源和关键信息，从而对企业的决策作出合理的判断，规避企业在经营中从事高风险性的项目。郑晓倩（2015）以2003～2013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检验发现，董事会规模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是负相关关系。詹学斯（2015）、汪菲（2012）在董事会治理与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中也证实了这一观点。

第二种观点，支持董事会规模越小越有利于降低企业所承担的风险。该观点的理论依据是组织行为学和委托理论。他们认为，小的董事会规模会很好地规避委托理论的成本问题，拒绝“搭便车”现象，有利于企业做出高效的决策。胡勤勤、沈艺峰（2002）在独立外部董事能否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的研究中支持了这种观点。

第三种观点，认为合理的董事会规模会降低企业承担的风险，即在“较大和较小的董事会规模之间存在一个最优点”。于东智、池国华（2004）的研究证实董事会规模与企业所承担的风险是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

（二）董事会领导结构与风险承担。我国企业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董事会与经理层高度重合。基于委托理论，当董事会和经理层分离时，董事会会更好地监督经理层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降低成本，降低企业承担的风险。但是当两职合一时，这种监督不复存在，会显著提高成本，提高企业承担的风险。但是，汪菲（2012）以1998～2009年沪深上市的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应用面板数据OLS回归模型，研究发现，董事会的领导结构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詹学斯（2015）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也发现，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对企业的风险承担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三）独立董事比例与风险承担。在较早的研究中，胡勤勤、沈艺峰（2002）以沪深两市41家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独立董事只在一定阶段对公司的经营业绩有影响，但是并不显著。随着独立董事制度的不断发展，郑晓倩（2015）以2003～2013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检验发现，独立董事比例越高，越能发挥董事会的监督和咨询功能，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也就会越好。詹学斯（2015）、汪菲（2012）通过研究，均认为独立董事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三、高管人员激励与企业风险承担

（一）高管薪酬激励与风险承担。张瑞居、李小荣、许年行（2013）对沪深两市2005～2009年的数据研究发现，增加货币薪酬可以提高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周立、赵玮（2012）的研究证实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经营业绩正相关。王雨芹（2014）的研究也指出高管货币薪酬激励能提高公司风险承担水平，提升公司绩效。

（二）高管股票期权激励与风险承担。叶正龙（2006）研究指出，股票期权激励可以有效地带动人力资本的优势，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到公司，帮助企业实现长期价值增长。徐国婧（2015）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0～2013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得出的结论，了解到股票期权激励对R&D具有正相关关系。苏坤（2015）的研究也得到证实，股权激励可以使管理层克服风险规避倾向，使管理层更加关注企业长期价值，进而促进企业承担风险的能力。

（三）管理者持股比例与风险承担。李维安（2006）通过对1999～2003年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和高管持股对绩效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公司的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是相关的。当第一大股东绝对控股时，公司的绩效是良好的；当其持股比例低于20%时，股权激励作用降低，无法激励管理者进行高的风险承担；当持股比例在20%～40%之间时，管理者持股比例和公司的绩效的关系是倒U型。徐金玲（2009）的研究基本也支持李维安的观点，她发现当管理层持股达到一定比例时，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也随之提高。但是王战强（1998）通过对706家样本公司的统计和调查研究发现，公司高管持股与企业绩效之间基本不存在相关关系。

四、研究评述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缺乏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权威的、公认的衡量方法；第二，对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主体多数还集中在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研究，对非金融机构上市公司的研究相对较少；第三，对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基本都集中在股权结构、董事会治理、激励机制等方面，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

未来在进行内部公司治理对风险承担的研究时，应该充分结合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以及历史文化因素，着重解决双重问题在所有权结构以及终极资产方面的影响，并且要适度的借鉴国外研究者在股权激励方面对解决理论问题的理论与方法。

主要参考文献：

[1]余明桂，李文贵，潘红波.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风险承担[J].金融研究，2013.1.

[2]杨建君，王婷，刘林波.股权集中度与企业自主创新行为――基于行为动机视角[J].管理科学，2015.28.2.

[3]潘红波，易梅芳，刘慧玲.股权集中度、制度背景与民营企业风险承受[J].珞珈管理评论，2014.2.

[4]王振山，石大林.股权结构与公司风险承担间的动态关系――基于动态内生性的经验研究[J].金融经济学研究，2014.29.3.

[5]李维安，李汉军.股权结构、高管持股与公司绩效――来自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06.9.5.

[6]李文贵，余明桂.所有权性质、市场化进程与企业风险承担[J].中国工业经济，2012.12.

[7]薛有志，刘鑫.所有权性质、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和公司风险承担[J].陕西财经大学学报，2014.36.2.

[8]郑晓倩.董事会特征与企业风险承担实证研究[J].金融经济学研究，2015.30.3.

[9]詹学斯.董事会治理与企业的风险承担[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2015.15.1.

[10]江菲.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与企业风险承担[D].广州：暨南大学，2012.

[11]胡勤勤，沈艺峰.独立外部董事能否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J].世界经济，2002.7.

[12]于东智，池国华.董事会规模、稳定性与公司绩效：理论与经验分析[J].经济研究，2004.4.

[13]张瑞君，李小荣，许年行.货币薪酬能激励高管承担风险吗[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8.

[14]周立，赵玮.委托-、薪酬激励与商业银行治理[J].金融评论，2012.1.

[15]王雨芹.高管薪酬激励、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D].武汉：武汉科技大学，2014.

[16]叶正龙.企业人才激励与薪酬管理[J].企业技术管理，2006.25.5.

[17]徐国婧.股票期权激励与风险承担――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