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价值论文篇1

（一）环境会计是会计的一个分支，由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构成

宏观环境会计主要是指国民经济环境核算，微观环境会计则是指企业等微观主体所从事的与环境有关的业务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对于微观环境会计，StefanSchalteggerandRogerBurritt（2004）将其分为环境传统会计与生态会计。其中，环境传统会计包括环境管理会计、环境财务会计、环境其他会计三种。环境管理会计要解决“什么是环境成本，如何跟踪和追溯环境成本”的难题；环境财务会计涉及“是否经环境导致的支出资本化或费用化”“，什么是环境资产，如何计量环境资产”等问题；环境其他会计如税务会计可能会涉及“垃圾填埋修复成本如何抵税”问题。生态会计包括内部生态会计、对外生态会计、其他生态会计三部分。内部生态会计的目的在于收集以实物单元表示的供管理当局内部使用的有关生态系统的信息；对外生态会计收集和披露有关外部利益关系人关心的环境问题的数据；其他生态会计也以实物单位计量数据，是管理部门控制规定执行情况的一种方法。我国对微观环境会计的研究以孟凡利、肖序、许家林等为代表，主要集中在环境传统会计方面，基本上与西方学者保持一致。但在生态会计方面的研究，国内出现了两种局面。一种是沿用StefanSchaltegger等的概念，如耿建新（2007）、王中坚（2007）、张亚连（2011）、杜殿明（2012）、阙啸啸（2014）等；另一种虽然沿用了“生态会计”这一专业名词，但含义却有本质区别，脱离了生态会计实物计量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生态价值的会计核算，如杨宗昌（2002）、温作民（2008）等。

（二）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以张长江的研究为代表

张长江的《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2013）一书将生态效益外部性价值定义为“生态效益外部性价值=生态效益价值净额-生态收益”、生态效益外部性价值应确认为一项债权（应收生态款）、以“历史成本+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以价值法和事项法相结合的披露模式。可见，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只是对本期生态价值尚未实现的部分进行会计核算，要以生态价值会计核算为基础。只有正确的生态价值会计核算，才有正确的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核算。

（三）生态环境补偿会计以秦格的研究为代表

秦格（2011）对生态环境补偿会计的基本假设、核算基础、反映的内容、主要特征、会计科目、账务处理、会计报告、分析体系等作了详细的论述。他将生态环境补偿会计定义为“反映民众生态权益，计量生态资产，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出发，对社会补偿成本的发生情况进行控制和计量，反映社会成本发生的范围额度、分配去向的一种现代化专项会计核算制度”。作为规范指导生态补偿实践的工具，生态环境补偿会计的首要内容为发映生态资金的筹集和运用。而这一点在生态价值会计核算中是生态收入与支出所要反映的内容。可以得出结论，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与生态环境补偿会计是生态价值会计的发展和细化，而生态价值会计在微观环境会计体系中是与传统环境会计、生态会计并行的环境会计的一个新发展。

二、生态价值会计核算框架构建

本部分主要从生态价值会计核算的基本假设、会计确认与计量、会计科目设置与账务处理、会计报告等方面阐述该框架的构建。

（一）基本假设

生态价值会计的基本假设包含一般性假设和特殊性假设。一般性假设是对传统会计中四项基本假设的继承和发展；特殊性假设是生态价值会计的特有假设，是生态价值会计核算不可或缺的。

1.一般性假设包含会计主体假设、持续经营假设、会计分期假设、多元计量假设

（1）会计主体假设。理论上，生态价值会计主体应与我国的会计体系相一致，分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和企业两种。一方面，由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保护和建设的生态系统，不以盈利为目的，其存在就是追求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最大化；另一方面，现阶段对生态价值的计量，在实践运用中还不成熟，专业服务机构成本高昂，生态补偿的收入却有限，将企业作为生态价值会计核算的主体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所以现阶段应以相关行政事业单位作为会计主体，待条件成熟，再过渡到双主体。

（2）持续经营假设。生态价值会计的持续经营假设与传统会计相同，即会计主体的经济业务活动将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3）会计分期假设。考虑到生态系统的恢复与再生周期较长，生态价值会计核算的周期可分为短周期和长周期。短周期与传统的会计分期假设相同，可以年、季、月为划分标准；长周期可结合生态建设保护工程，以每一期工程项目为一个长周期。在长周期下的各个短周期内，采用相同的会计核算方法，以提高信息的可比性。同时，如果长周期之间有更合理的会计核算办法，在对其作出改变后，为保证信息可比，要进行追溯调整。

（4）多元计量假设。部分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在现阶段可采用生态经济学的方法进行计量。对于这部分要采用货币计量，并反映在报表中。但另一部分生态系统服务目前尚找不到合理的方法进行评估，如果忽视它们，将会人为地降低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不利于生态系统的建设与保护，所以这部分要以非货币形式在附表中报告。

2.特殊性假设包含生态系统服务有价、生态系统服务可持续、生态系统服务有所有权归属三项假设

（1）生态系统服务有价。生态系统服务有价可以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西方的效用价值论两方面认识。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来源于无差别的社会必要劳动。生态系统被破坏后，治理与恢复过程必然要耗费人类劳动，凝结着劳动的生态系统成为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实体。按照效用价值论，物品的效用和稀缺性是价值的源泉，毋庸置疑，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有效用。在现代社会，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良好的生态系统服务越来越稀缺，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塞尼卡所言：“经济增长和不断发展的工业，向环境排放污染物日益增长，使洁净的水、新鲜的空气成为稀缺的环境物品。”

（2）生态系统服务可持续。这一假设是可持续发展在生态价值会计的具体运用。可持续发展要求当代人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满足自己的需求，强调了代际之间的公平。生态系统服务可持续假设认为，除非有相反的证据，生态系统会一直存在，并提供维持社会、经济发展必需的服务。这一假设保证了生态价值会计核算对象的持续性。

（3）生态系统服务有所有权归属。生态建设保护单位虽然不能控制部分生态系统为谁服务，但却能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其产生主体———生态系统。他们的尽职守则，会改善生态系统，从而提高生态服务的质量；他们的不作为，会损害生态系统，从而降低生态系统服务的质量。从这一角度分析，生态系统服务归生态建设保护单位控制。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这些单位可以把生态系统服务作为自己的一项资产，纳入会计核算体系中。

（二）会计确认

狭义的会计确认包含“如何确认”与“何时确认”两个问题。“如何确认”要以确认标准为依据，“何时确认”要以确认基础为准绳。

1.确认标准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二十一条规定：“符合资产定义的资源，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确认为资产：与资源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该资源的成本或价值能够可靠的计量。”生态系统服务是否可以确认为一项资产，关键看能否满足资产的定义与确认条件。生态系统服务是一项资源。所谓资源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一种可以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具有一定量的积累的客观存在形态，包括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生态系统服务来源于生态系统，具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可以断定，生态系统服务是一项资源。生态系统服务由生态建设保护单位拥有或控制。这一点与生态价值会计的特殊性假设之生态系统服务有所有权归属相一致。生态系统服务能给生态建设保护单位带来经济利益。首先，在不影响生态系统可持续性下，收获的一些有形产品如木材、药材等会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其次，生态系统服务中的一些无形效益如涵养水源、固碳释氧在现阶段没有公开交易市场的情况下，政府往往会对生态建设保护单位给予补偿。同时，随着以后生态系统服务市场的完善，这些服务给生态建设保护单位带来经济利益是毫无疑问的。另外，良好的生态系统服务带来的游憩收入也是一项经济利益的流入。生态系统服务能可靠地计量。自Constanza等1997年对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以来，生态价值评估的理论与方法越来越丰富与完善，无论是区域生态系统还是单个生态系统，国内外都有众多的生态价值评估案例。所以，现阶段对生态价值进行可靠的计量已不是问题。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生态系统服务可以确认为一项资产。同时，这项资产要素不同于传统资产，它既不能归为有形资产的一种，也不能划分为无形资产，以包含有形产出和无形效益的生态资产命名或许是最好的办法。

2.确认基础

公认的会计确认基础有权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生态价值会计要素的确认基础因会计要素的不同而不同。因为现阶段生态价值会计主体是政府与非盈利组织，所以与生态价值相关的收入与支出科目要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这符合我国的惯例，也有利于主体的预算与决算，但对生态资产的确认，要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生态资产实际上是会计主体对社会的贡献，也是获得收入补偿的依据。由于生态价值的数额通常很大，而政府给予的生态补偿有限和生态服务市场的不完备，导致现阶段生态价值全额收回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对生态资产的确认也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那么生态资产确认数额有限，则不能充分反映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也与生态价值会计核算的目的相悖。同时，坚持收付实现制与权责发生制的双重会计确认基础，也不违背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会计核算，体现了收付实现制不排斥权责发生制的宗旨。

（三）会计计量

生态价值的会计计量要特别注意对计量属性与计量方法的选择。《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指出，应优先选择历史成本对生物资产进行初始和后续计量，公允价值作为辅助的计量属性。生态资产中有形产品部分与准则所指的生物资产相似。一方面，生态系统中有形产品部分如林木、草地等，大多数是自然形成的，具有自然生长与不断增值的自然属性，历史成本很小或者无从考证，既使有一些林木、草地是通过人工培育出来，也可能会存在历史成本极低与公允价值严重偏离的情况；另一方面，生态系统中的一些无形服务是依赖于生态系统中的林木、草地等实体自然产生的，成本可以视为零，同时这部分无形服务往往会发挥巨大的生态效益，如果有生态系统保护与建设的支出，这部分成本也不能完全反映这部分服务的真正价值。所以，历史成本这一计量属性不适合生态价值会计。在没有历史成本或者历史成本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公允价值是可靠的选择。尽管现阶段生态系统服务没有完备的市场，但这并不构成其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活跃的市场并不是形成公允价值的必要条件；当不存在活跃的市场时，可以采用包括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在内的各种估价技术来提供对公允价值的良好估计”。所以可以通过评估手段获取生态价值的公允价值，以评估促进生态价值的会计核算。公允价值的选择要遵循既定的程序，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活跃市场上的公开报价；第二层次为不存在活跃市场，但存在类似商品的活跃市场，以类似商品的公开报价作调整而得；第三层次为相同和类似商品的活跃市场均不存在时，使用估价技术。生态价值的评估方法主要来源于生态经济学，现阶段比较成熟的有基于市场价格的评估方法和模拟市场价格评估方法。同时，每种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也有不同的评估方法可供选择。所以，为保证公允价值的可靠性，有一个选择的先后顺序问题。在确定生态系统服务的公允价值时，应优先采用基于市场价格的评估方法。因为无论是公开的或者替代的市场价格，都是大家所接受的，从而也是相对最公允的。只有当无法获取公开或替代的市场价格时，才可以选择模拟市场价格评估方法确定生态系统服务的公允价值。

（四）会计科目与账务处理

因为现阶段生态价值会计主体是政府与非营利组织，所以它的会计要素基本上与传统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相同，都为资产、负债、收入、支出、净资产五类。在沿用原有的会计科目时，还要在相关要素下增设一些科目，以保证与生态价值相关的业务能纳入会计核算系统。资产类要素下增设“生态资产”科目；收入类要素下增设“生态收入”科目；支出类要素下增设“生态支出”科目；净资产类要素下增设“公众生态权益”科目。作为登记入账、编制报表的理论依据，这些要素之间必须满足的会计等式为：（1）资产+支出=负债+净资产+收入；（2）生态资产=公众生态权益。需要解释的是，等式（1）中的资产与净资产不包括生态资产与公众生态权益，要单列在等式（2）中，这与生态资产的报告方式有关。

1.“生态资产”与“公众生态权益”科目

生态资产科目用以核算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既包括有形产品又包括无形的效益，可按区域内的子生态系统设立二级科目，如森林、草地等。在二级科目下，按照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分类，设立“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支持服务”等三级科目。初次登记入账时，借方按所属的生态系统的服务类型登记相关数额；同时按照复式记账原理，贷方记入公众生态权益科目。该科目下设“已收”、“未收”两个二级科目，并在二级科目下设置与生态资产相同的三级科目。“已收”表示已实现的生态收入，“未收”表示生态系统服务外部性，数额等于生态资产减去“已收”部分。后续评估增值时，按增加的数额做相同分类；评估减值时，按减少的数额做相反的分录。

2.“生态收入”科目

该科目用以核算会计主体提供生态系统服务而取得的各种收入，包含政府补偿收入、生态服务市场交易收入、其他如捐赠等。所以可以按收入来源设置二级科目，同时按“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支持服务”设立三级科目。在实际运用中，会计主体取得的收入有时可能分不清归属于哪类服务，这时，可按公允价值作为分配标准，分摊属于各个服务的收入。同时按收入数额把公众生态权益从“未收”转到“已收”科目。

3.“生态支出”科目

该科目用以核算会计主体和生态建设与保护相关的支出。可按所进行的工程项目设立二级科目，如退耕还林工程。

生态价值论文篇2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活动，可以看成是一种社会主义核心正能量的流动过程，能量的传播主要在教师与学生和学生与学生之间进行。但是受限于传统教学方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总是自觉或不自觉的突出自己的主体地位，形成了教学活动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天然鸿沟，切断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能量传递途径，教、学两个主体的分离导致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分离，最终导致了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面理解很透彻，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却我行我素的问题现象。

（二）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失衡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现代大学生的思想多元性是极强的，学生普遍表现出较强的新知识接受能力和新观念领悟能力，而当前高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还延续着过去的教育方法。以单纯理论的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这种单一、枯燥的教学方式必然不能够满足大学生多元化的接受能力需求，导致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对学生失去吸引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来源于实践的科学价值观念，其内容本身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在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活动中，教学内容的实践性应该与教学方法的实践性相结合才能发挥出最好的教育效果，而现实状况是，教学内容与教育方法实践性的失衡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质量。

二、文化生态学视阈下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一）教师发挥主导作用，激活文化生态定位

教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中的主导，主导的文化生态定位就注定教师不能够将课堂建立成“一言堂”，相反应该放低姿态，以平等的姿态对面对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更加“平民化”的诠释。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阐述过程中应该找准自己引导者的定位，更加注意学生的文化生态需求，从学生价值观的实际切入，以满足学生对价值观的需求为目标，切实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单纯的理论转化为有血有肉的价值体系，结合到大学生的生活实际当中去，满足大学生对价值观念的需求，才能真正保证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质量和效率。

（二）学生发挥主体作用，找到自己的文化生态位置

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中处于主体地位，其自身的文化生态定位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就单纯的教育活动来看，教学的质量和效率不在于教师教了多少而在于学生接受了多少。所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效率和质量的提升重点还在于学生的文化生态位置确定，学生不能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当成是普通理论知识的学习，而应该结合自己在学习生活中的价值观需求实际，认识到自己在价值观问题上缺陷，体会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是对自己价值观体系进行完善的最佳机遇，进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过程中充分的结合实际需求、实际状况和特殊事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更加深层次的体会和领悟。

（三）建立文化生态型的师生关系

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中，最为核心的关系就是师生关系，传统教育理念指导下，学生与教师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最终导致教师难做、学生难当的现象。所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活动中，教育者应该致力于建立一种文化生态型的师生关系，教师要在激发和培育情感上下功夫,使情感升华成为意志,实现意志转化为行为习惯的完美过渡,不断增强民族精神和创新精神。

生态价值论文篇3

1.辩证地分析人类中心主义。自然内在价值论从批判传统的价值观入手，进而批判人类长期以来所持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自然内在价值论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是绝对的主体,自然是绝对的客体，将人及人类生存发展的利益置于主宰一切的中心位置,仅仅把“满足主体需要”确定为价值的依据，在评价价值关系时容易夸大价值主体的作用，人类时时从自我出发，常常以自然征服者自居，忽视价值客体的存在，从而导致了各种环境问题的凸现，陷入前所未有的现实生态困境。

我们认为，自然内在价值完全否定人类中心主义的做法，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切实际的。

首先，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特有的一种价值观念，在客观上是人的存在和活动所特有的、普遍的事实。用“自然界是否先于人类”之类的存在判断来直接肯定或否定“人类中心”观念，在逻辑上都是难以成立的。另外，倡导自然内在价值，要求人的行为服从自然物的利益，那么“主体尺度和意志”如何体现和把握、伦理道德标准从何而来、谁能充当它的真正执行者和“代言人”?自然内在价值论者“设定”人与自然之间存在伦理关系的观点有泛道德主义、万物有灵论的倾向，其科学性是令人怀疑的。

其次，无论自然物具有何种价值，其价值主体必定是人，而且只能是人，与人无关的自然物并不具有所谓的“内在价值”。生物的需要是出于本能、而不是出于有意识的主体理性的有目的的选择。把自然界中各种生物的本能需要、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进化类比成社会中人类的利益需求、主动选择，从而赋予自然以主体性，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上也缺乏可操作性。

事实上，人类中心主义发展到近代，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了人类沙文主义、人类专制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它把经济的发展等同于社会的发展,忽视人们的精神需要,忽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导致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盛行；它对于大写的“人”的理解一直隐含有唯我论的倾向，表现为自我中心主义价值观，它把他人作为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 只看到当代人的无限制的需求，没有考虑环境和资源的世代可持续利用，在实践中表现为个人中心、团体中心、民族中心、世代中心等等。但是，人类中心主义是流淌在人类血脉之中的本性,是人类经过血与火的考验,经过愚昧和文明的洗礼之后而锤炼出的理性。它有它的历史根基、现实形态和未来走向。正是人类中心主义使人类从自然、社会、自身的奴役和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然的、社会的、自己的控制者，也正是人类中心主义表现了人类自我意识的提升,对人类自我力量和人类价值的信仰,以及对人的伟大能力的理解，从而发展了人巨大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建构了整个现代文明。

2.理性人类中心主义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扬弃

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片面强调个人、集团、民族、国家、今世的物质利益、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而忽视自然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意义。理性人类中心主义要求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一要坚持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相统一的原则，兼顾满足作为主体人的需要和自然对于人类实践的前提性、制约性;二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将发展放在首位，同时，又考虑到人类的整体、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考虑到发展的协调可持续，不能为了现代人而损害后代的利益，不能为了小集团的利益而损害整体的利益，反对“极端个人中心主义”、“极端国家中心主义”、“极端区域中心主义”、“极端种族中心主义;三要坚持以人为本原则，考虑到走出人类发展的困境其本身仍要靠人类自身理性和实践的力量，其目的仍然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理性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高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关系，自然本身的客观属性是价值产生的内在基础。人是价值的主体，是自然整体价值的保护者。它在强调人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不排斥外部世界的优先存在和工具性价值，它要求人类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轴心, 尊重自然万物的存在价值，自觉承担起维护和发展地球文明的重任。它既排斥了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性和自私性,同时又超越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齐物论”思想,弘扬和倡导一种更加自觉的、理性的实践精神,建设高度的生态文明，使人类社会系统与地球自然系统和谐相处、和谐发展。

二、理性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文明建设

1.理性人类中心主义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首先，人类要满足自身各方面的需要，就必须不断地在实践中冲破自然的束缚，从自然界获取自身所需的资料。不能为了所谓的自然的内在价值，而迟缓自身发展的步伐;其次，任何发展都要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只能依靠人类自身；再次，要真正实现服务于人类长远利益、整体利益的、以人为本的发展，就必须要运用统筹兼顾的方法，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所以说，就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科学发展观也是一种伦理观，具有丰富的生态伦理内涵，体现了和谐共存、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精神。

因此，无论从理论实质，还是价值指向，理性人类中心主义都与科学发展观是相通的，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

2.理性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观。理性人类中心主义继承了近代人类中心主义而又高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文明战略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指导，立足于人类的长远发展，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长期以来所持的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观点去思考问题,并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可能性,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这些都是理性人类中心主义所坚持和提倡的。建设生态文明是理性人类中心主义的理想和价值追求，而理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则是建设高度的生态文明必需的价值观前提和立场。

3.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理性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观前提，建设生态文明。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为我们建设高度的生态文明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1)树立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态文明观。我们必须转变人与世界相对立或以人为单向度中心的文化观念。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不应把人的主体性绝对化，也不能无限夸大人对自然的超越性，应当约束自己，摆正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关注自然的存在价值，把自身的活动限制在保证自然界生态系统稳定平衡的限度之内，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协调发展。

（2)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生态化。所谓经济发展方式的生态化就是以可持续的方式去实现经济发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循环经济，在经济发展中倡导资源节约、注重环境友好，达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要坚持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低效粗放、资源环境代价过高的格局，转变为高效集约、要素组合优势充分发挥、可持续的格局。要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是加快改造传统制造业，提升其技术水平和竞争力;二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三是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四是提升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地位，尽快从低附加值的组装生产向产业链的上游升级;五是树立城市发展新理念。创建布局紧凑、产业聚集、资源节约、功能优化、开放和谐的城市发展新模式，提高大中城市经济和人口的承载能力，充分发挥城市对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的聚集、辐射和示范效应，把产业结构调整与推进节能减排结合起来，坚持增量优化与存量改造并举，把好新上项目关。

（3)科学消费、合理消费，实现消费方式的生态化。推进消费方式的生态化是实现人全面发展的生存基础，也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必须贯彻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科学健康的消费观念：一是绿色消费观，要求人们不再以大量消耗资源、损害环境求得生活上的安全与舒适，要求人们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向崇尚自然、追求安全与健康方面转变;二是清洁消费观;三是注重精神文化消费观,增加健康的精神文化消费，提高精神文化消费在消费结构中的比例;四是以勤俭节约为荣、骄奢淫逸为耻的节俭观;五是政府也应该制定各种政策法规，形成生态化消费的制度氛围。要制定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政策，优化生态消费环境，满足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消费需求。

（4)依靠法律法规来规范人们的生态环保行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颁布实施了一系列资源管理、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保护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体系,在引导和促进人们增强环保意识,防止和制裁破坏生态环境的不法行为,推进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已有的法律法规尚有不完善之处,一些法律法规还不能适应建设生态文明的需要。因此,一定要转变观念,改变立法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修改不合时宜的环保法律,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立法的现实性,使所立之法具有可操作性。要充分利用现有法律制度完善生态建设，完善有关生态建设立法，协调执法机制，加强执法监督，完善法治的配套制度建设。

参考文献：

生态价值论文篇4

二、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取向的本质

价值取向是指一定的价值主体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以某种价值观为指导，对价值手段和价值目标进行选择和决策的行为倾向。正确的价值取向能把对事物发展趋势的预见和对价值成果的追求有机地统一起来，使教育活动既沿着主体自身的需要方向发展，又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事半功倍。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取向在于通过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功能和育人功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培育个体的“生态人”，形成全社会的生态文明，并最终实现人的自我完善与全面发展。

1、生态文明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核心取向

生态文明是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协调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以及人与社会生态环境关系问题方面的积极成果。生态文明就是要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从而使人类社会遵循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并最终使人类自身得到进步和完善，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核心取向。思想政治教育是把生态伦理观念内化为人的生态意识，进而转化为现实生态行为的重要途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如果能使每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人都具有生态伦理意识，就会对人的行为产生自觉的约束作用，减少每个人的不良生态行为；就会使人们自觉地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并敢于和一切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作斗争；就会形成强大的生态文明建设动力，营造全社会的生态文明氛围。思想政治教育是生态文明观念与生态文明行为的连接点，在人们将生态文明观内化的同时，引导人们形成合理的生活模式和消费模式。开发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是目前改善生态危机的必要手段，顺应时展要求。

2、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工具取向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洛奇赤（Rokeach）将人的价值取向分为两大类：终极性价值观（terminalvalues）和工具性价值观（instrumentalvalues）。终极价值观指的是反映人们有关最终想要达到目标的信念；工具价值观则反映了人们对实现既定目标手段的看法。我们这里所说的工具价值不是指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中，把人的价值看作是唯一的崇高价值，自然仅仅是满足人类主体需要的工具性价值，而是指人类在不同阶段采用何种手段与何种方法去实现人类全面发展这一终极目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取向自古有之，我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不仅从唯物论的角度肯定了人是天地自然的客观产物，更集中体现了先民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向往和追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将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高度概括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②，“人和自然是密切联系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社会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③。他们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统一性，一方面人类的活动受自然规律的制约，另一方面人类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实践劳动改造自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思想为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实现其生态价值奠定了理论基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必然途径。面临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形势，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最为集中和突出的表现就是要努力提高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和能力。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和教育作用，使更多的人可以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引导人们把道德关怀纳入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树立正确的道德责任感和生态责任感，并能对其自身行为进行规范；教育人们学会热爱自然、热爱生活、享用自然、享用生活。

3、人的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终极取向

“所谓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④。按照马克思的论述，人的全面发展不单指体力和脑力的充分发展，也不仅仅归结为人类特性的发展、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及“自由个性的充分发展”，而是指人的一切属性的充分、自由、和谐和统一的发展。人首先是一个自然存在物，具有自然属性。在人的一切关系中，首先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⑤人来源于自然，人又依赖于自然。人关心自然的实质仍然是关心人本身。由此看来，人如何对待周围的自然界，实质上是人如何对待自己、对待人的发展问题。人既要通过认识和改造自然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又必须善待自然，保持与自然的和谐，这是人类持续发展和个人自由、全面而充分发展的必然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人的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终极取向。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实际上是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高度和谐的社会形态。只有在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才有可能实现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永续发展。

三、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表现形态

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依照价值主体、实现形式、显现效果的不同，存在不同的表现形态。

1、思想政治教育个体生态价值和社会生态价值

按价值主体分，思想政治教育有个体生态价值和社会生态价值两种形态。思想政治教育个体生态价值是指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发展和完善个体的思想道德素质，从而产生了个体关于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念。不仅如此，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促使人们形成生态意识，调动和激发人们保护生态的积极性，还可以通过其实践活动形成全社会的生态道德和生态文明，以此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从而推动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个体价值是社会价值的基础和单元，社会价值是人类个体价值的总合体现。思想政治教育个体生态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价值的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价值则是思想政治教育个体生态价值的实现，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共同发展的。个体生态价值存在于个体主体中，只有个体形成正确的生态价值，全社会才有可能形成社会层面惠及全体的生态文明。

2、思想政治教育理想生态价值和现实生态价值

按实现形式分，思想政治教育有理想生态价值和现实生态价值两种形态。“理想价值是一种目标价值，它高于现实价值，具有超前性和导向性的特点。因此，对人们能够产生吸引、激励作用。”⑥思想政治教育理想生态价值，主要是指人们理想状态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得以最大程度实现，人们普遍具有科学的自然观、正确的生态利益观和明晰的生态责任观，这些价值观念内化为受教育者稳定的心理结构，进一步外化为一种持之以恒的行为习惯，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人与自然的永续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现实生态价值就是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生态价值。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成员在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念引导下，不断探索如何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例如人们已经意识到环境破坏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危害，意识到要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不要破坏自然，要努力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积极采取措施克服已经存在的生态危机。思想政治教育理想生态价值和现实生态价值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现实生态价值是形成理想生态价值的基础和必由之路，而理想生态价值则是现实生态价值的积累和质的飞跃。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想生态价值目标通常具有超前性和前瞻性，终极价值实现必然经过一个较为漫长的实现过程。

生态价值论文篇5

“生态”一词源于希腊，泛指我们的居住环境，具体来说，生态环境就是指一切生物存在的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生态这个词涉及面十分宽广，所能表达的范畴也越来越大，人们常常用生态形容很多美好令人向往的事物，例如健康、美丽、和谐的事物，都可以用生态修饰。

1.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生态价值观的原因

中学语文教学中的生态系统具有平衡性、整体性和生态性的特点，中学语文的生态构建应该以生活为源头，以平等对话为手段构建起主体生态，从校园语文教学环境、班级语文课教学环境、家庭语文教学环境、社会语文教学环境出发构建生态价值环境。从生态系统的整体出发，将生态系统内部要素相联系，建立一个和谐的语文教学网络。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将学生培养成热爱生活、关注社会、关爱他人和关爱大自然的人，只有具有了这些特质的学生才可以说是身心健康具备生态价值观念的人。

初中教学是学生进入高等学习阶段的过渡时期，选择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渗透生态价值观培养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点：

1.1中学语文教学是九年义务教育中的基础课程教学，是学生学习更多知识的垫脚石，它是学生培养生态价值观的根本，只有在开始阶段打好基础，才可以更好地培养生态价值观。

1.2根据新课标编制的中学语文教学，涉及生态文化，其内容丰富多彩，为生态价值观的培养提供了多样化的教学资源。

1.3中学生的好奇心强，学习能力强，在校参加课或者活动课时思维活跃，并且带有许多新鲜思想，能够很好地与培养生态价值观的实践课相融合，从而达到很好的效果。

现代的中学语文教学已经不是以往的生硬地照本宣科了，强调在学科中感受到自然、人文、社会的力量，让学生在自然中学习人文环境，爱护生态系统，了解怎样运用自己的力量促进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了解怎样保护一切美好的生态环境，培养生态价值观。

2.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生态价值观的必要性与好处

生态价值观是指人们对自然万物以关怀的态度理性地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所反映出来的价值意识和价值诉求。它要求人们在谋取自身的利益中，以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本前提下，以关怀的方式生活和从事社会生产劳动，实现自身与他人、社会和自然互生互助的生存方式。

2.1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培养生态价值观的必要性

2.1.1中学阶段是一个人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从形成到成熟的重要阶段，初中教学与生态问题有很多内在的联系，尤其是语文教学，在初中语文课程中渗透生态价值的培养，可以让学生们对生态高度重视，了解生态价值观的重要性。

2.1.2初中课堂实践教学性强，在竞争压力还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下，学校可以多开展生态互动教学，让同学们通过语文课的学习更加亲近社会，亲近自然，从而培养生态价值观意识。

2.1.3初中生思想活跃，学习能力强，语文学习由于贴近社会和生活，容易被学生们接受，在语文学习中渗透生态价值观的培养，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于语文学科的喜爱之情，更可以使学生在语文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培养生态价值观。

2.2培养生态价值观的好处

现代社会信息化和科技化不断加剧，经济日益发达，造成了社会价值观的冷漠，生态价值观的薄弱和人文观念的缺乏，相当一部分人甚至不了解什么是生态，什么是生态价值观。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培养生态价值观的好处不言而喻，概括来说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2.2.1由于小学生对于概念性的东西只有浅显的了解，甚至只能说是知道，却没有深入了解其意义。由于小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有限，而进入中学以后，会在学习和理解能力上有长足的进步，吸收知识极快，所以在中学培养生态价值观是最佳选择。

2.2.2初中生的科学实践性强，也就是说他们更加喜欢身体力行地去实践。学校通过语文教学开展的生态活动较多，每年节假日，更会组织学生亲近社会，亲近自然，亲近周围的人们，从生活和实践中接受生态知识。

2.2.3初中阶段是学生打好人生基础的重要阶段，由于高中学习压力较大，大学面临就业问题的压力，所以选择初中培养生态价值观，不但可以利用有限的时间灌输一定的理念，更可以让他们从活动中了解生态，树立生态价值观。

生态价值观的培养在现代社会中，对于学生来说是十分有必要的，从小学到中学直到大学，教师培训中都会有培养学生生态价值观这一项。在语文教学中渗透生态价值观的培养，不仅可以带动学生快速思考，让他们感受生态的美好和不足，从而得到启发，学会思考，培养生态价值观，而且可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张贵红.生态课堂教师需具备的三种心态[J].科学教育，2010（05）.

生态价值论文篇6

2结果与分析

2.1宁州街道土地利用变化土地利用变化率计算模型。式(1)中:K为土地利用年变化率;Ua和Ub分别表示研究期初和研究期末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T表示研究时段长(年)［5］。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将宁州街道的土地划分为耕地、园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包括其他农用地和自然保留地)7种类型，根据土地利用变化情况的相关公式，得到各种类型土地利用变化情况(表1)。表1看出，宁州街道2009－2012年补充耕地速度小于规划预期目标;园地的减少速度大于规划预期目标;林地的减少速度大于规划预期目标;草地未发生变化;水域的减少速度大于规划预期目标;建设用地的扩张速度大于规划预期目标;未利用地的减少速度小于规划预期目标。故除草地和未利用地外，其他地类的变化均未达到预期目标。

2.2土地利用程度变化为掌握宁州街道土地利用的深度和广度，对其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进行研究。根据刘纪远等［3］提出的土地利用程度综合分析方法，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计算。为了更直观地对比分析规划实施以来宁州街道的土地利用程度是否控制在预期范围内，以土地利用程度变化量和土地利用程度年均变化率来进行说明。根据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及其变化量与年均变化率计算方法，得出宁州街道2009，2012，2020年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结果如表3所示。经测算，宁州街道2009－2012年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年均变化量为0.18%，而2009－2020年规划年均变化量为0.17%，即至评估时点，宁州街道对土地的开发利用速度快于规划预期。

2.3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析根据谢高地等［4］方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模型。式(5)中:ESV表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Ak表示研究区k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VCk表示k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价值系数［6－8］。根据谢高地等［4］提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方法，生态系统价值系数与研究区农田自然粮食产量的经济价值有关。表示研究区在研究期限内平均粮食播种面积(hm2)［5］。采用谢高地等［4］提出的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当量，以宁州街道各年的耕地面积作为粮食播种面积进行计算，2009，2012，2020年宁州街道年均粮食播种面积为11540.17hm2。根据宁州街道历年统计年鉴数据，2008－2013年宁州街道粮食总产量的年均变化率为－5.75%，考虑到耕地数量的增加以及农业耕种技术的提高，将2008－2020年宁州街道的粮食总产量年均变化率设为－4%，由此可大致估算得到2020年宁州街道的粮食总产量为1349.70万kg，则2009，2012，2020年宁州街道的年均粮食总产量为1705.30万kg。为使各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结果更具有可比性，以2010年全国粮食平均单价2.29元•kg－1作为整个研究期限内的粮食参考单价，由此可以相应计算得出2009，2012，2020年研究区内的平均粮食总价值为39051370元。根据公式(7)，得出宁州街道2009－2020年农田自然粮食产量的经济价值为483.42元•hm－2。根据计算得出的宁州街道农田自然粮食产量的经济价值，参考谢高地等［4］提出的研究方法，得出宁州街道各种地类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结合公式(5)，计算得出宁州街道2009，2012，2020年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由表4可知，2009年宁州街道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228.11×106元，2012年为227.46×106元，2020年规划为227.98×106元，下降幅度超出2020年规划目标。

2.4变差贡献率分析变差贡献率可以用于判断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的影响程度［9］，用ESVcc表示，在本研究中用于确定宁州街道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下降的原因。式(8)中:ESVcc为生态系统服务变差贡献率，ESVia，ESVib分别为第i种土地利用类型在研究初期和研究末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9］。由此计算得出2009－2012年以及2009－2020年各地类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程度(表4)。由表4可知，区域生态系统是逐渐减少的，耕地和水域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正贡献，而园地、林地和未利用地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负贡献。各地类中，贡献率最大的是耕地和林地，宁州街道2009－2012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林地的减少，耕地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宁州街道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减少，但不能完全起到避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下降的效果。

生态价值论文篇7

随着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深入贯彻和实施，为了有效发挥体育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重要作用，全国各省市体育机构和组织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体育文化热潮。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传统武术不仅蕴涵着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而且也体现着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原是少林拳和陈式太极拳等众多传统拳种的发祥地，武术文化根基牢固，传统文化底蕴深厚。“中原武术文化与其它地域文化相比，具有成熟早的特点，是中华武术文化的主体形态。”〔1〕可以说，中原传统武术文化是我国传统武术文化的核心。因此，进一步挖掘和汲取中原传统武术文化的价值便成为保护和弘扬我国传统武术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本研究通过对中原传统武术文化生态价值的挖掘和分析，期望能有利于人们全面认识中原传统武术文化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奠定思想基础。

1彰显人与天和的生态价值

“传统武术是在中国农耕文明背景下，在中华民族长期的技击活动中，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滋润，以攻防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以套路、格斗和功法练习为运动形式，以家传、师徒传承或军事训练为主要途径，以提高攻防技击能力为主要目的，注重内外兼修，融文化教育、技击、健身、修心、医疗、养生于一体，各种自成体系的拳种的总称。”〔2〕我国传统武术产生的社会背景和表现形式表明了自身所具有的广博生态价值和生活智慧。中原传统武术文化表现出的浓厚生活气息和自然色彩不仅体现了其受“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阴阳学说”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影响，而且具有较强的哲理性；从其养、练方式注重顺应自然规律到其功法机理强调把人的运动与周围环境合而为一，无不体现了其独特的生态价值；同时中原传统武术在表现形式上还具有较强的仿生性，其主要体现在动物仿生、生活仿生和自然仿生等方面。如：动物仿生方面在“形意拳”和“少林五拳”中得到充分的展现等；生活仿生方面从“双手摘桃”、“旱地栽花”和“织女耍剪”等拳法术语中可见一斑；自然仿生方面主要反映在“风卷霹雳”、“风扫梅花”和“拨云迎日”等习语中。总之，从融合导引和吐纳的太极文化到柔和儒释道思想精髓的少林武术都表明：中原传统武术文化崇尚生命与自然，追求将自然环境和事物与习练者融为一体。正如拳师孙禄堂在《拳意述真》所言：“人为一小天地，无不与天地之理相结合”。其谋求自然万物与人类的统一与和谐的内在本质彰显出了中原传统武术文化具有的深厚生态价值和生命智慧。

2体现人与人和的社会本位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农耕文化的日益边缘化使得我国的传统武术存在和发展所需的社会文化生态逐渐被消解，同时其以宗族为传承平台的传承方式也遭到破坏，其也为中原传统武术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带来了巨大的阻碍。事实上，“对传统武术自我维系，来源于我们自身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高度自信心，来源于我们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3〕我国传统武术文化具有的特殊约束作用和教化功能理应获得更多关注和重视。就中原传统武术文化而言，其不仅追求“仁、义、礼、信、勇”等人伦精神，而且还倡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重义轻利”、“济贫助弱”、“公平竞赛”的社会规范和“未曾习武先习德”、“武以德立”、“德以技先”的社会价值。加之，从“武”字构成来看，“止”“戈”为“武”，化解干戈，消除暴力，旨在强调习武之人应讲武德、重人和。以少林武术文化为例，凡习练者都应该具有心怀天下、图存社稷、精忠为国的崇高人生理想和不骄不傲、虚怀若谷、尊师重道的博怀，同时还应该具有除暴安良、匡扶正义的侠肝义胆。正如少林寺戒约规定：“须和顺温良、诚信勿欺，传授门徒宜慎重选择，如确系朴厚忠义之士，始可以技术相传”。〔4〕这种“文以评心，武以观德”、“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明德”的道德观不仅约束和调节着习武者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是习武者力求实现的最高道德境界。正如拳师孙禄堂所言：智勇皆有“和”生。其在于强调“拳打人不知，出手不伤人”，表明我国传统武术旨在教化育人和化解矛盾。

3追求身与心和的个体境界

中原传统武术强调“天人合一”和“内外合一”，不仅追求习练者与外在自然融为一体，而且还要求习练者本身应该达到内在与外在协调一致。换言之，通过强调“调心练意”和“练意调神”的肢体运动进而实现“心”与“意”的紧密结合，最终达到身心康健。正如传统武术谋求“形神兼备”和“性命双修”，中原传统武术也是通过“调形”、“调息”、“调心”的肢体活动和动静结合、练养结合的方式来实现人体的阴阳平衡，进而实现防病、祛病的目的。进一步讲，中原传统武术注重身心双修和自身体悟，进而保持良好的心态和健全的个性。以太极拳为例，“太极十年不出门”的说法就是要求习练者应该内求诸己，强化自我各项素质的提高，最终达到以柔克刚。习练传统武术，在外表舒缓的运动形式下，其实是对内心高层次的修炼。太极拳推手中要遵循“守仁”、“守和”、“守节”、“守弱”等传统思想，要求练拳先从心至身，再由身至心，通过练武与修身、习艺与立人、品德与技艺的统一，把修心养身看作立身处世、实现自我价值的根本；通过身心兼修，达到心灵的觉悟，完成身心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习练者自我身心的和谐，大都体现在武术的技术范畴里。如：习武者应该秉持“心者神之主，身者心之躯”，重视心、神、意的主导作用，突出精、气、神，确立形神兼修、内外合一作为练功原则。〔5〕此外，用于规范习武之人外在行为和内在精神的武德也是习武之人社会生活的道德准绳，尤其是人际关系的调解器，利于协调习武者与他人之间的人际关系。

4小结

“当代是西方文化主导的时代，西方的思维方式以及价值理念逐渐影响着国人对事物的判断，现代人对时尚的炫耀，以及‘休闲’、‘简洁’理念占据人们主流思想，使原以复杂、丰富而著称的武术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走入人们视野的边缘。”〔6〕从武术的发展历程看，不论从地域上还是从内容上都与中原文化休戚相关。中原武术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也博大精深。作为我国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原传统武术文化的发展同样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难题。而对于中原传统武术文化的保护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对其生态功能和伦理价值的挖掘和宣传也是开展保护工作的关键一环。通过对其功能的宣传和价值的引导，中原传统武术固有的独特技术和文化魅力将成为中原文化的重要名片，也将在建设中原经济区和打造文化强省的过程中产生不可替代的深远影响力。

参考文献

〔1〕郭德兵.中原武术文化发展研究〔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6(5):48-51.

〔2〕段廷进.传统武术的概念界定和多元价值论〔J〕.搏击?武术科学,2007(2):27.

〔3〕王亚慧,代凌江.传承与变革———论传统武术的自我维系〔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11,27(3):138-140.

生态价值论文篇8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一项重大的战略举措，符合当代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共同诉求。在党报告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喻示着人与自然是共命运的，自然的存亡就是人类的存亡。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生态危机的出现无不是源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恶化，无不是发生于人类自身理性对自然界的潜越，无不是将自然界视为人类的征服对象，而人类却将这种征服视为正义的和理所当然的，这必然导致了自然资源的紧张和自然道德原则的失序。自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任务依然是任重而道远。  

生态价值论文篇9

目前以经济利益为第一目标的世界中，全力加强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了人们最主要的寻求发展的手段，经济发展水平正在逐渐做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准，而经济发展对生态带来的破坏也逐渐突显出来，由于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关键和根本需求，因此保持生态环境的良好发展态势，是人类寻求发展的同时必须首要重视的。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概述

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社会的发展提出以尊重自然与生态的发展规律为前提，实现人类社会的建设与发展。这就要求人类通过科学的发展方案，在实现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保持生态建设的同步发展，使人类社会必然要依靠的生态环境能够为人类提供可持续性的发展支持。这就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环境下进行一味的经济利益追求所提出的反对与批判，指出以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理论为基础，实现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当代价值

（一）深化生态文明思想

以马克思主义的的理论来看待当今社会的国家生态建设，具有非常显著的理论参考意义。由于马克思主义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体系，并且具有非常科学与完善的特点。因此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部分进行学习与认识，可以为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思想和理论支持。

（二）对全球生态建筑发展的价值

国际上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理论体系，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态文明建设观点，通过生态建筑来体现城市的生态建设是非常直接的形式。目前在全球生态文明建筑的建立及建设过程中，已经较广泛地应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建设的理论，这就为全球化的生态环境优化提供了最直观形式的支持。

（三）对我国生态建筑建设的价值

我国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起步相对世界范围来说处于较晚的状态，但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全面建设速度却在进行着突飞猛进地发展状态。面对我国坚持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实现国家的长远发展还需要进行生态建设方面的不断努力，以适应国家发展所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与影响，并且以保持生态稳定发展为前提，进行国家的生态化建筑建设。

三、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下我国城市建筑现状

（一）粗放式建设模式尚在

虽然在市场经济水平发达的当今社会，我国的城市建设已经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并且随着建设技术水平与先进建筑材料的研发，为建筑的建设模式提供了越来越多变的发展环境。但目前我国城市建设模式仍然是以粗放式运作方式来实行的，并没有将有效的建筑技术与先进的建筑材料普遍的应用，为城市生态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二）生态城市建设片面追求整齐

目前我国关于生态城市建设的设想是为了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保持国家与社会良好的发展方向而进行的正确理论设想，但是在具体的城市化建设进程中，对于生态化建筑的专业性因素关注较少，因此常常将注重表面的整齐外观而进行城市建筑的设计，缺乏关于生态城市目标的具体化措施，目前我国在生态城市建设的工作上还处于理论阶段，并没有真正的将生态建设落实到城市建筑的设计上来。

（三）生态建筑缺乏公民参与性

由于生态化发展目标是与全国人民切实相关的发展战略，因此需要针对城市的生态建设征求大众的意见，使生态化城市建筑的设计和实施增加大众的参与性。由于生态建筑的最终目的在于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与国家，因此全民参与对生态建设的实施是非常重要的，仅仅依靠国家与政府的努力来建设生态化城市建筑，无法满足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维护和改善的要求。

（四）生态建筑缺乏地方特色

所谓生态建筑就是要求根据本地区或城市具体的生态环境需求，进行建筑规划与建设，为保证生态环境的良好发展方向，及促进生态环境向更好的方向转变而提供支持。目前我国在生态城市的建设上存在的问题，其造成的主要因素是以统一的生态建筑标准来实施城市建设规划，因此需要加强对城市化生态建筑根据自身需求进行相应调整，建立以自身特点为基础的城市生态建筑。

（五）沿海地区“鬼楼”偏多

沿海地区作为重要的经济发展城市，在取得可观的经济建设成果之后，其生态城市建设的要求也是极其明显的。不过目前我国沿海城市在生态建设的规划上存在着许多不符合自身城市建设标准和需求的现象，导致规划不合理，出现了普遍的“鬼楼”现象，即盲目的开发与生态建筑的规划，使建筑成为空有其表的摆设，实用性价值偏低。

四、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下生态建筑展望

（一）以人为本，实现建筑生态化

要建立生态化的建筑就应当本着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由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保持人类生存环境的优化发展，使生态能够有更良好的发展和运行状态，因此在实行生态建筑的设计和规划时，必须要首先遵守以人为本的原则，从建筑的设计理念到功能效应，从城市的规划设计到建筑资源的利用开发，都应当时刻秉承以人为本的生态发展原则，为创建生态化城市及更加文明与和谐的环境提供保障。

（二）加强人与自然的和谐，提高公民参与度

在进行生态城市建设工作开展的过程中，除了要遵从自然的发展规律外，还应当正确的对待公众对生态城市建设的参与程度。生态城市建设从建筑方面来说，主要要求其建筑设计、材料、工艺、建筑功能等符合生态化和自然化的标准，要实现生态化建筑建设，还要加强公众对生态城市建设的参与，一方面通过建筑的生态化特点保持生态环境，另一方面通过人文参与使生态环境能够有良好的发展方向。

（三）加强生态建筑的国内外合作

生态化建筑的意义不仅在于建设生态化城市或者国家，更是一个与全球居民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的复杂事物，生态环境的全球化特点决定了要实现生态城市建设就要加强与国外其它国家的合作，通过国际范围的生态建筑规划意见及生态环境建设目标的统一，来实现国内外共同合作，来创造生态化城市。

（四）尽量杜绝“鬼楼”出现

沿海城市由于设计规划不合理而造成普遍出现的“鬼楼”现象，不仅是对生态城市建设发展的严重阻碍，更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生态化建筑的目的就是保持城市的生态化发展方向，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提供物质和资源的保障，而大量出现的“鬼楼”无疑在大量的资源浪费同时，造成了对可持续发展城市战略目标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建设生态城市的基本规划上应当以更加现实的、具有较强实用性，并且与生态保持及可持续发展能够相互促进的规划模式，使“鬼楼”建筑被杜绝，强化资源的可利用率，实现全面生态发展对城市建设要求的满足。

结束语

在新的时展背景下，生态化城市建设已经成为了国际上的主流，以生态建筑来实现生态城市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根据我国目前在生态建筑的设计、规划和建设上存在的问题，要依据生态发展的要求，进行合理的改进与调整，将重点放在生态建筑规划和建设的完善上来，保持城市生态化发展进程的深入发展。（作者单位：长春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生态价值论文篇10

关键词:

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经济因素;生态文明建设

环境问题日益成为我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生态环境的优劣直接制约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顺利进行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这种形势下，党的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布局，将其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建设“美丽中国”，并发出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伟大号召。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有着深刻的指导价值。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合力”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之“力”，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对“历史合力论”的具体运用。

一、“历史合力论”的主要内涵

恩格斯对于“历史合力论”的阐释主要体现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以及《恩格斯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这四篇文章中。

(一)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恩格斯通过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初步阐释了其“历史合力论”思想，并得出经济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论点。首先，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同自然界一样，都受一定运动规律的支配，不同的是，自然界是由一些没有意识、没有目的的动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规律是由“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1］253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着自觉的意图和预期的目的;同时结果与最初的意图和预期目的又会产生一定的差异性，具有偶然性，而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1］254，关键在于发现这个规律以及找到这个支配规律的最终决定动力。恩格斯认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1］254恩格斯在此也第一次表述了其“历史合力论”思想。由此，恩格斯也提出，在这个合力背后最根本的动力是什么呢?恩格斯批判了旧唯物主义把精神动力作为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的观点，也否定了英雄史观把个别历史人物作为最终动力的谬论。恩格斯提出，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1］256。恩格斯在这里表达了应该把阶级斗争和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但是恩格斯并不认为阶级斗争就是最终动力，他认为“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经济的原因……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1］257，同时，经济关系的变化是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恩格斯指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一种争取经济解放的斗争，经济关系领域的斗争是一切斗争的决定性因素。其次，恩格斯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更为明确地指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1］604最终恩格斯得出:社会历史的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即经济因素决定的这一结论。

(二)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诸多因素相互作用、多元互动产生的合力的结果尽管恩格斯把经济因素看成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恩格斯并不认为经济的力量就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动力。恩格斯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由无数个力所产生的合力的结果，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相互作用、多元互动的结果。正如他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1］605在这里，恩格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历史合力论”，恩格斯把无数个意志及其形成的群体合力比喻成一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形象地说明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无数个意志和力量相互冲突和交互作用的“群体合力”的结果。同时，在恩格斯看来，这种合力并非是简单的单个意志的机械叠加，而是由无数个意志互相碰撞、补充、交汇和融合，进而形成一种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统一体。

(三)经济因素有时起着间接决定的作用，它并非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因素，上层建筑等其他非经济因素也起着重要作用1890年，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在意识形态领域，尽管经济并不能直接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经济往往能够起着间接的决定作用，经济“决定着现有的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间接决定的，因为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应”［1］613。阿尔都塞在论述其“多元决定论”时，也对恩格斯这一观点表示赞同，“经济归根到底是决定因素，恩格斯后来说得更多的是，经济归根到底决定历史进程。但历史进程要在上层建筑的多种形式(从地区传统到国际环境)中为自己‘开辟道路’”［2］102。换句话说，经济因素只有在多种形式的上层建筑的影响下才能决定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恩格斯在《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对当时盛行的单一“经济决定论”的反驳。恩格斯在信中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1］649在恩格斯看来，尽管经济因素对于社会历史发展有决定性作用，但并不能因此忽视其他因素的作用，特别是上层建筑的作用，经济因素并不能自发地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作用，经济状况是在既定的、制约着它的环境中对历史发展产生作用的。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经济因素和其他因素共同作用、多元互动的结果。对此，恩格斯举例说明:虽然18世纪的法国经济落后于英国，后来的德国也并没有英法两国经济繁荣，但法国和德国在哲学上的繁荣都胜于英国，“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1］612。当然，恩格斯认为这也是相对而言的，法国和德国的学术繁荣依旧是“经济高涨”使然。

(四)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充分肯定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不可替代作用，提出“伟大人物”的出现只是纯粹偶然性的观点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认为，无数个单个意志、愿望是形成“历史合力”的基础力量，社会历史的发展正是由于这些无数个单个意志相互碰撞、相互摩擦、相互影响、相互牵制，最终相互妥协融合才形成了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各个人的意志———其中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做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1］606在恩格斯看来，虽然总的合力所呈现的最终结果和单个意志所希望的不尽相同，但是并不等于这些单个意志可以被忽视，他们的贡献也绝不是零。人们在创造历史的进程中，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意志标准，统一的计划蓝图，甚至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范围，“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来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1］649，这种必然性即经济的必然性。同时，恩格斯对于伟大人物的作用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个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1］649-650如拿破仑、恺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英雄人物是可以被替代的，他们的出现仅仅是历史需要他们，人民群众使之成为英雄人物，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二、“历史合力论”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尽管从“历史合力论”提出到现在已经超过一百多年了，但是它仍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应该懂得“在恩格斯那里，‘力’是一个隐喻而不是一个社会学事实。人们未曾注意的是，在恩格斯那里，‘力’与‘确定性’和‘不变性’相抵牾。人们所能把握的只是力的生成”［3］。我们不仅可以理解认识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力”，而且能够通过主观能动性把握运用乃至创造“力”，使之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提出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到“三位一体”，再到“四位一体”，以及十以来提出包括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内的“五位一体”的总布局，都体现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并不是单个方面的发展，而是一个多元性、多维度的进步。不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中，我们需要“历史合力论”指导，而且全局中的每一种文明建设都需要“历史合力论”的理论支撑和规范。当前大力推行生态文明建设，冷静和理性地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关系问题尤其重要。

(一)现代化的工业文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生态文明建设与工业化是密不可分的，工业文明是实现生态文明的首要物质前提。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明确指出，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因素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业化的发展进度。我国积极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并不是要否定工业文明，而是要对传统工业文明进行辩证扬弃，在辩证扬弃工业文明和以往文明的基础上推进生态文明。需要指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不同于从神学和纯粹生物学角度出发的“零增长”和“负增长”观点，也区别于极端环保主义者“反增长”的观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本质上仍是一个发展问题，它离不开发展，更离不开科学发展，生态文明是目标，生态文明建设是手段，目标催生手段，手段完善丰富目标［4］，应努力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促进发展的一种手段。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仍然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仍是第一要务，在这种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应避免将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和以往传统文明割裂和对立起来，相反，要用生态文明的理念对传统的工业文明进行改造，建设新型的、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融合起来，推进“两型社会”建设。当然，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是在极其脆弱和严峻的生态环境下推进的，既要使人民享受丰富的物质文明成果，又要满足其对于生态环境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生态文明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是可想而知的。

(二)多种要素共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历史合力论”表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诸多因素相互作用、多元互动产生的合力作用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也囊括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五个方面相互作用，缺一不可。其中，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遵循着“历史合力论”所揭示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也是一个由多种要素相互作用、补充和融合交汇所产生的合力的结果。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经济因素，即生产力水平、工业发展水平作为支撑，而且必须在其他要素的共同协作下才能顺利进行，包括科学合理的指导思想、发达的生态环保产业支撑、健全的生态文明法律和制度体系、广泛的公众参与、环保意识培养等。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科学发展观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指导。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我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思想指导。第二，健全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法律制度规范。现行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存在着法律制度不完善、制约力有限、执法不严等问题，已经不能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应大胆对现行制度进行改革，推进制度创新迫在眉睫。第三，形成生态环境保护的文化氛围。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与之相关的文化基础建设，充分汲取古今中外生态思想的营养成分，特别是古代中国生态文化、马克思主义生态理念，构建新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化，努力形成浓烈的环境保护文化氛围，为生态文明建设服务。第四，大力发展低碳产业，为生态文明建设夯实经济基础。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对全球气候带来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共识。“低碳经济”不仅是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而且对于从根本上遏制生态环境恶化作用显著，因此，发展低碳化产业，建立以低碳排放为目标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方式应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突破口。第五，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为生态文明建设拓展空间基础。生态文明建设与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息息相关，区域经济发展必须充分考虑地区环境承载能力，严格控制开发强度，集约高效地利用空间资源，合理布局空间开发结构，保证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第六，参与生态保护国际合作交流与互动，开发新兴环保技术，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建设等也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互相整合与联动，共同构成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合力”。

(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阐明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主体作用，社会历史的发展并不是单个人意志作用的结果，而是无数个意志的“合力”、是人民群众集体力量联动作用的产物。生态文明是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标的文明，在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至关重要，而人是这几大关系的核心，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人民群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体性作用更是重中之重。第一，要培养人民群众的环保意识，在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在环境治理的过程中，不断加强对公民环保意识的教育与培养，改变长期以来“人类中心论”的传统观念，转变公民落后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提高社会公众参与环保的积极主动性，形成全社会保护环境的良好氛围。第二，要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参与度。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参与度和环保制度体系息息相关，当前我国相关环保制度的缺失长期束缚着公众的参与热情和参与力量，因此，只有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参与制度，才能使人民群众真正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将会举步维艰，缺乏人民群众主体地位作用的发挥，生态文明建设也只是空中楼阁。同志曾指出:“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驱动力。”［5］281生态文明建设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福祉，人民群众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因此，满足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诉求，集中民智，群策群力，实现民主决策，使人民群众成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真正建设者，才能更好地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美丽“中国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3］张文喜．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历史语境及其当代意义［J］．哲学研究，2009，(4):19-26．

生态价值论文篇11

世纪之交，国内文学界掀起了一场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热潮。综观众多学者、专家的论述，大多是谈论它的历史、渊源、理论基础和一些批评原则;或者持相反意见，对其“生态中心论”进行批评，而较少关注生态文学的写作现状及其内在伦理价值诉求。显然，在生态文学热潮中，生态文学的写作远远滞后于理论探讨。而“之所以会出现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繁荣，其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实的、而且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繁荣，是人类减轻和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领域里的必然表现，也是作家和学者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的深深优虑在创作和研究领域里的必然反映。”阳因此，生态文学一开始便以一种积极的现实姿态参与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这一积极的现实姿态必然要求生态文学及其写作回到其自身特有的语境中，本着大地意识和生命意识，自觉地承担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因为只有通过作家的生态写作，才能真正唤起全社会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的深深忧虑，从而实现生态文学的生态伦理价值诉求。

人类在精神生命的自我理解中，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叙述形式—文学，并借以表达人的内心世界和社会生活变化中的复杂情绪、思想情感。正如丹麦文学理论家勃兰兑斯所言:“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应该说文学自产生之日起便成了人类存在的证明，即所谓“文学是人学”。而“人的文学”也便成为世界文学的主流，一直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结构并演绎和变化着。在“人的文学”的文学观念中，人作为主体始终是文学艺术的终极抒写对象，自然却一直扮演着作为审美的文学客体的角色。因而，无论是对自然的赞美性描绘，还是对田园生活的歌咏，主要还是根源于书写者的文人情趣和文人理想，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不但如此，“人的文学”的观念还将人推向了地球乃至宇宙的中心，并由此确立了人至高无上的特权—自然的主宰，而特权的恶性膨胀便是对自然肆无忌惮的征服、掠夺和索取，其结果无疑是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瓦解。生态文学则从另一种文学视角切人到“人的文学”中来，自然的生命现象形态成为人的灵魂直面的对象，一开始就确立了把价值赋予生态系统整体的观念。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每个部分的“善”取决于整体的“善”，一切个体的价值、幸福和基本的健康条件都应当依据有益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来给予评价。正如利奥波德提出的“大地共同体”理念，“人从万物的主宰、中心转变成生物共同体中一位普通的公民，他必须约束自我，与其他万物平等和谐共存。同时，他的义务也随之转变成维护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也就是说，生态文学倡导的是“生命的文学”，所强调的核心应当是对于包括人的生命在内的所有生命的尊重，“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而不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判断之终极尺度的文学。

应该说，生态文学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观念是对“人的文学”观念的修正和超越，也是判断生态文学的一把标尺。“人的文学”固然尊重生命、呵护生命和歌咏生命，但其生命被狭义地框定在人的生命这一限度内，因为文学的生命之根置于人性的深处，“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注到他所塑造的这个人体里去，把描绘变成真实。因而一切外在于这一尺度的生命自然被“人的文学”所遗忘。若有书写，也仅仅是作为人的生命的某种合法性证明而已。但生态文学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已然打破了长期以来“人的文学”对生命的有限框定，为一切生命搭建了一个共舞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人的生命和一切外在于人的生命之间已不再有主客之别、高低贵贱之分，他们互相尊重、互相呵护，共同演绎着生命的交响曲。

因此，从“人的文学”到“生命的文学”这一文学观念的转变，深层地体现着文学的伦理价值的转变。在“人的文学”观念中，人的主体性决定了人是自然界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是一切价值的尺度，自然及其存在物则不具有内在价值而只有工具价值。因此，人类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就只能是人的利益。也就是说，从伦理的角度来看，文学对自然没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如果说对自然有义务，那么这种义务也只是对人的义务的间接表达。所以，“人的文学”就将自然排除在自己的道德关怀之外。而“生命的文学”所张扬的生态主体性及生命的主体性，无疑将文学的道德关怀由人及人性的关怀延展和超越到整个生态及自然生命的关怀，因为生态文学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的伦理设限已不是人的法律而是大地来设定伦理的界限”。

众所周知，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是生态文学产生的根本动因。代表人类文明的科学技术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类物质贪欲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加剧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裂变，而工业化所造成的生态系统的紊乱和自然资源的枯竭，使人类诗意栖居的家园变得百孔千疮。因此，“生命的文学”有着其内在的伦理道德原则，比如生命自身所拥有的权利、平等以及更多的公正;节约与合理使用资源;人类自身的责任与义务等等。有学者曾将生态系统的基本伦理原则概括为:1、循环性。要维持生命活动，生态系统的物质就必须循环，否则将毁灭生命。2、整体性(和谐、有序、动态)。生态系统必须在一定的承载阑值范围内保持稳态，如果超过阂值，维持生存的稳态就将被破坏。3、动态平衡性(适应、协调、进化与再生)。生态系统的基本伦理原则理所当然适合于生态文学，那么生态文学就应该自觉承担其语境内的应有之责，即自觉履行其“生态责任”并自觉承担其“文明批判”的重任。

生态文学作为“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文学”，必须肩负生态责任，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以确立生态中心和生态整体的观念。在生态文学语境中，自然已不再是人化的自然或人的对象化，而是与人互为主体或背景并共同形成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因此，自然有权利对长期以来在与人的关系中所遭受的不公正境遇—被征服、被控制、被掠夺和被摧残作出申诉和抗争。当然，无言的自然是无法直接表达他们的意志的。但无言既不等于缺席，也不等于对自身权利的放弃，更不等于人类就有权利去肆意地践踏他们。其实，对于人类的残暴，自然早已经开始了他们的带有自虐倾向的更为直接的抗争:水土流失、大气污染、冰河解冻、全球变暖、山洪海啸……然而，长期以来，自信的人类总以为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就可以战胜灾难，并在屡屡的征服中极大地宣泄着所谓的智慧和能力带来的短暂的快感，也极大地膨胀着对自然的贪欲。如果我们不进行生态整体性反思，那么，最后的失败者必将是人类自己。因此，布伊尔就突出地强调，“生态文学把人类对自然的责任作为文本的主要伦理取向”，并热切呼吁保护自然万物和维护生态平衡，高度赞美为生态利益而做出的自我牺牲。而这一生态责任又当然地赋予了生态文学一种特殊的身份—人与自然和谐对话关系的代言人。

当然，面对千疮百孔的自然以及生态平衡的恢复与重建来说，仅仅有忧患、呼吁和真相的披露还远远不够。因为生态文学还是“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的文学”，川侧所以，文明与文化的批判和反思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如征服与统治自然批判、工业与科技批判及人类欲望批判等等。生态文学尽管表现的是自然与人的关系，但其落脚点却在人类的思想、文化、经济、科技、生活方式及社会发展模式上。因为，“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便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我们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乔纳森·莱文语)。中，欲望批判是其核心。因为欲望的恶性膨胀，不但导致人类对自然的疯狂掠夺从而伤害自然，而且也会扼杀人的灵魂和美好天性，亦如华兹华斯指出的那样:“这尘世拖累我们可真够厉害:得失盈亏，耗尽了毕生精力;对我们享受的自然界所知无几;为了卑鄙的利益，把心灵出卖!因此，“如果人类不想或不能控制住魔鬼般的欲望，那结局只有一个:与地球一起毁灭。

生态文学毕竟还是文学，在其生态伦理道德语境中，对生态、生命理想状态的文学畅想仍是其自觉的伦理价值诉求。因此，“生态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表达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预测人类未来的文学”所以，在文明与文化的批判中，生态文学不仅要心怀地球、放眼宇宙(毕竟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全人类的危机，缓解和消除它，需要全人类的合作与共同努力)，还要在更大限度内表达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张扬新的生态世界观和价值观，畅想生命美好的未来。

生态文学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观念，不但有其内在的价值诉求，而且外化地影响和改变着文学的现实存在形态。也就是说，从“人的文学”到“生命的文学”这一文学观念的转变，必然地要求我们的作家改变固有的写作模式，开始真正意义的生命书写。在文学的历史长河中，虽然不乏对自然物的歌咏和赞美、展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典之作，而且也或多或少地体现出生态意识。但总体而言，他们不是为了自然而赞美自然，不是为了生命而礼赞生命，也并非真正为自然物的伤痛而哭泣。他们的立足点仍然是人，自然仍旧作为人的背景而存在。因此，他们很少有自觉意义上的生态思想和生态书写。王诺在《欧美生态文学》中认为，如果文学仍然以人为中心、以“我”(作家)为中心来展现自然与人的关系，就必须排除在生态文学之外，因为他仍然属于“人的文学”，仍然是“把人以外的自然物仅仅当做工具、途径、手段、符号、对应物等等，来抒发、表现、比喻、对应、暗示、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这可以称为文学领域里的一种自然的人化或人的自然对象化。m(t)(PS-9)应该说，面对严峻的生态现实，我们有不少作家愤然举笔，真实记录着触目惊心的生态惨状，为民族生存环境的岌岌可危而忧患，如郑义的《中国之毁灭》，刘贵贤的《中国的水污染》和《生命之源的危机》，航鹰的《生命之水》和徐刚的《拯救大地》、《穿越风沙线—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将飘逝》等。正是这些作家对这些不为人所知的事实的叙述，人们才开始真正意识到我们到底面临着怎样可怕的生态危机，其勇气和责任心令人敬佩。

在世界生态文学的影响下，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生态文学创作，于瞒姗中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程，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一是体裁由单一向多元的发展。

面对现代化进程中日益突显的生态危机，最先做出反映的是一批有着时代责任感和正义感的新闻工作者。他们以其生态报告文学切中了时代的命脉，奏响了中国生态文学的序曲。尽管于激情中略显仓促、在记录中缺失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但是所彰显出来的生命伦理价值诉求仍旧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特别是文学界的关注。因此，愈来愈多的作家开始自觉地站了出来，并以其丰富的声音—生态小说(如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张炜的《怀念黑潭中的黑鱼》等)、生态散文(如李存葆的《大河遗梦》、周小枫的《鸟群》等)，完成了中国生态文学由独唱向合唱的转变。

二是由早期的生态危机的记录和展示转向深度社会根源的揭露和批判。

在生态小说和散文的创作中，作家们努力以更为深人的思考与探究，从体制、人性等角度探析造成生态危机的深层文化原因，揭示了生态危机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极大危害。如张抗抗在其小说《沙暴》中，不但向我们展示了内蒙古草原老鼠肆无忌惮吞噬草原、草原沙化迅速蔓延的状况，而且还深刻揭示了草原沙化的原因:表面来看是因为插队知青辛建生等出于天真的愿望大量捕杀老鹰所致，但其深层的原因却在于人类欲望的恶性膨胀而导致生态整体性的破坏。

三是生态文学媒体也开始从其它媒体的附属品地位中逐步形成其逐年形成其独立性品格。前期的生态文学作品主要依赖于一些报刊杂志辟出的诸如“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绿地”等专刊专栏而得以面世，或借助于一些带有民间自发性质的生态文学网站披露真相，寄予他们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的深深优虑”。但是，近几年，随着人们对于生态间题的日益重视，一批纯粹的生态文学杂志如《大自然》、《绿色大世界》、《自然与人》、《绿叶》等相继创刊出版，为生态文学搭建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也吸引了更多的作家从欲望化的斗室中走出，亲吻大地，直面一处处生态危机场。

诚然，中国生态文学由于种种原因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如题材相对比较单一、文化批判仍显嗒若寒蝉、生命意识依旧显得较为淡漠，等等。但是，我们仍有理由相信生态文学在中国将有一个辉煌灿烂的前程，并与其它民族的生态文学一道谱写“绿色地球，绿色生命”的生态新篇章。那么，就让我们坐着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去畅游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命和美的生态未来吧—

生态价值论文篇12

1引言

木论保护区位于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西北部，北与贵州省荔波县茂兰保护区相连，西与南丹县八圩乡毗邻，总面积8969hm2，其中森林面积8499.7hm2，森林覆盖率为947%。1991年经环江县人民政府批准建立县级保护区，1996年被批准为部级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广西亚热带石灰岩地区仅有的连片分布的石灰岩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生态系统。单性木兰（Kmeria septentrionalia）被鉴定为新种后多年遍找不获，但在该保护区仍有小片的分布，其生长迅速，是庭园绿化的优良树种，已被评为环江县县树。可见，这是一个具有极大保护价值的保护区，需要集中人力物力将之建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单元，以发挥其在维护区域生态安全、繁荣地方经济和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的作用。本文目的在于简要地介绍它的基本特点、保护价值，并探讨了通过开展有效管理，以完成预期的目标。

2基本特点

2.1自然概况

木论保护区地处苗岭及其四周石灰岩地区的东南缘，位于北纬25°7′11″～25°12′22″，东经107°54′1″～108°5′51″，南北长10.8km，东西宽19.8km，主要出露碳酸岩地层，分为石炭系下统和中统5个岩石地层，主要为白云岩、石灰岩、含燧石石灰岩和硝屑岩夹少量煤线和第四系松散堆积物与洞穴沉积物，其中纯石炭系白云岩和石灰岩分布最广，占总面积的97%以上，其上是喀斯特森林保存最好的山体。

林区喀斯特地貌极为发育，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部和北部的山峰海拔800～1000m以上，东南部海拔500～1000m，东部古滨河以西海拔400～500m，主峰肯芭山海拔1043.8m，其它较高的山峰有班环山、龙桃山和龙头山，海拔500～1000m之间，喀斯特形态多种多样，以锥形山、塔形山及其间的洼地构成的峰丛洼地和峰丛漏斗为主，其次是沿断裂发育的谷地和不太发育的盆地以及洞穴。保护区内锥峰连绵，四周封闭，呈形状各异的洼地和漏斗，边坡陡峻，坡度45°以上，有些地方悬崖陡壁，深度一般为100～300m，洼地中常有地下河、天窗、消水竖井，边缘有洞穴。漏斗底部常有落水洞或泉水出露，山体中发育不少岩洞，不少洞穴廊顶发育龙脊构造，因洞中化学沉积物发育不同，而呈现不少石钟乳、石笋、石柱、石瀑布、石幔、石盾和一些鹅管石、壁流石等，形态奇特。

该地区气候属中亚热季风气候区，各地海拔高低差别较大，年平均温度15～187℃，最冷月（1月）平均温度34～87℃，极端最低温度-5℃，最热月（7月）平均温度～267℃，极端最高温度36℃，无霜期235～290d，年降雨量1530～1820mm，多集中在5～8月，林内相对湿度80%～90%。

石灰岩地区地表水不发育，以碳酸盐岩类裂水为主，有少量的碎宵岩类孔隙水及第四系松散堆积区的孔隙水，地下水主要靠大气降水垂直分散渗入补给，随季节交替有规律的变化雨季（4～8月）降水绝大部分补给地下水，干季（12月～翌年1月）不够补足地下水的排泄，以致地下河和泉洞干涸。地下水埋藏深度因地势高低而异。林内树木繁茂，地表可截滞蓄水，根系可沿缝隙延伸吸取水分，形成独特的水文情况。水以重碳酸钙型为主，也有重碳酸钙镁型，均属低矿化度的淡水，多为软水――微硬水，pH值64～80。

石灰岩山地面积80%～90%以上，土壤覆盖面积不及20%，土壤大多积存于岩石裂隙间，只在洼地和谷地才有连片的土壤，为白云岩、石灰岩发育的石灰土，局部出现由含燧石石灰岩发育的硅质土，可划分为棕色石灰土、黑色石灰土和硅质土三类。土层大多浅薄，发育不全，有机质含量较高，一般为50%～75%，植被落叶层厚达3～6cm，截流蓄水量高达557t/hm2，淋溶作用强烈，脱钙作用明显，土体几乎不含碳酸钙，钙只有痕量存在，pH值65～70，少数山顶地区有弱变钙作用的土壤，pH值可达75～80，粘粒下移明显，土壤质地较粘重，一般为重壤土或轻粘土。

2.2生物多样性特点

2.2.1生态系统的分布

大面积原生性、典型性、独特性和多样性都很强的石灰岩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生态系统保存较好，是木论保护区最富价值之处。它的类型众多，各有独特的生境；此外，地下洞穴与地下河有其独特的生态系统，也是石灰岩地区所特有的，现将之分述如下。

沟谷两旁山脚地带较湿润的地方，主要有刨花润楠（Machilus pauhoi）、伊桐（Itoa orientalis）林和中越棒柄花（Cleidion bracheosum）、掌叶木（Handeliodendron bodinieri）林两大类。混生其中较多的种类，常绿阔叶树有：鸭脚木（Schefflera octophylla）、石山樟（Cinnamomum saxatile）、贵州琼楠（Beilschmiedia kweichowensis）、小果厚壳桂（Cryptocarya microcarpa）等；落叶阔叶树有：虾公木（Bridelia fordii）、禾串树（Brideli insulana）、拟赤杨（Alniphyllccm fortunei）、菜豆树（Rademachera sinica）、香椿（Toona sinensis）、南酸枣（Choerospondias axillaris）等。

山坡地类型较多，常见有青岗栎（Ccyclobalanopsis glauca）、圆果化香（Platycarya longipes）林、刨花润楠、伞花木（Eurycorymbus cavaleriei）林、亮叶槭（Acer laevigatum）、云贵鹅耳枥（Carpinus pubesccens）、广东润楠（Machilus kwangtungensis）、小木（Swida parviflora）林、贵州琼楠、倒吊笔（Wrightia pubescens）林、单性木兰、红皮（Styrax suberifolia）林和铁屎米（Canthium dicoccum）、小栾树（Boniodendron minus）林六种类型，混生其中的树种还很多，常绿阔叶树有革叶铁榄（Sinosideroxylon wightianum）、假苹婆（Sterculia lanceolata）、华东润楠（Machilus leptophylla）、小刺樱花（Laurocerasus spinulosa）、粗糠柴（Mallotus philippinensis）、广西密花树（Rapanea kwangsiensis）等，落叶阔叶树有园叶乌桕（Sapium rotundifolium）、黄连木（Pistacia chinensis）、朴树（Celtis tetrandra）、青檀（Pteroceltis tatarinowii）、光叶榉（Zelkova serrata）和翅果香槐（Cladrastis platycarpa）和任木（Zenca insignis）等。

山顶和山脊地区由于风大的影响，常常形成独特在石灰岩常绿落叶阔叶矮林类型，林木生长低矮，树干粗大，分枝低，常见乌冈栎（Quercus phillyraeoides）、罗城鹅耳枥（Carpinus luochengensis）林，局部地区有小片翠柏（Calocedrus macrolepis）矮林、广东松（Pinus kwangtungensis）矮林的分布，混生其中的种类不少，较多的有圆果化香、石山鹅耳枥（Carpinus rupestris）、白蜡树（Fraxinus chinensis）、山豆根叶九里香（Murrayaeuchrestifolia）、石山松（Pinus calcarea）、短叶黄杉（Pseudotsuga brevifolia）、巴东栎（Quercus engleriana）、青冈栎、圆叶乌桕、米念芭（Tirpitzia ovoidea）、绣毛蚊母树（Distylium ferrugineum）、密花树（Rpane neriifolia）等。

石灰岩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遭受破坏后，在山脚土壤连片的石隙地烧山垦殖荒废后就出现小片白茅（Imperta cylindricl var.major）、草丛、蔓生莠竹（Microstegium vagans）草丛和班茅（Saccharum arundinaceum）草丛的分布。广阔的山坡上出现大片独特的藤本刺灌丛和竹丛。前者常见下列四种类型：1）小果蔷薇（Rosa cymosa）、火棘（Pyracantha fortuneana）；2）老虎刺（Pterolobium punctatum）、红背山麻杆（Alchornea trewioides）；3）小金合欢（Acacia sinuata）、灰毛浆果楝（Cipadessa cineresens）；4）聚果羊蹄甲（Bauhinia brachycarpa）、黄荆（Vitex negundo）四种类型。后者有白竹（Phyllostachys nidularia）竹丛和金竹（Phyllostachys sulphurea）竹丛两类。混生其中较多的种类有木（Loropetalum chinense）、粗叶悬钩子（Rubus alceaefolius）、八角枫（Alangium chinense）、白饭树（Fluegge virosa）、广西紫麻（Oreocnide kwangsiensis）、毛桐（Mallotus barbatus）、石山苎麻（Boehmeria strigosifolia）、麻疯树（Dendrocnide urentissima）和桂楠（Phoebe kwangsiensis）等。随着大量落叶阔叶树的侵入，构成石灰岩落叶阔叶林较高的演替系列阶段，主要建群种有青檀、圆叶乌桕、菜豆树、黄连木、任木、香椿、掌叶木、伊桐、朴树、光叶榉、榔榆（Ulmus parivifolia）、岭南酸枣（Allospondias lakonensis）、山牡荆（Vitex quinata）、苦楝（Melia azedarach）等。

石灰岩洞穴中有许多独特的蝙蝠、蜗牛、蜘蛛，多足纲动物和鞘翅目昆虫；地下河有独特的鱼类，俗称盲鱼和一些虾、贝、蚬等，独特的环境和独特的物种多样性就构成独特的生态系统类型，从而构成了具有世界价值的精华所在。可惜，研究极其不够，急需人们给予更多的关注，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加强研究和管护，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2.2物种多样性特点

石灰岩地区植物种类独特，富含喜钙植物，但因岩石，土壤断续分布，土层浅薄，与邻近地区酸性土山地相比，种类并不算多。已记录到高等植物908种，其中蕨类67种，裸子植物11种，被子植物830种。大多属东亚植物区系区中国-日本亚区黔滇桂区系成分，混生有少量华中、西南和华南热带区域的成分，温带成分极少，不及5%。从保护的角度来看，属国家二级保护的种类有5种，三级保护的种类10种。20世纪90年代初期综合调查时曾发现新种12个，广西新记录属2个、新记录种12个。此外，还记录到大型真菌68种，其中不少具有食用和药用价值，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发掘出不少地下块菌，其中可能有一些种属为我国新记录或新种。木论保护区内碳酸盐岩石表面殖居有大量的藻类、地衣和苔藓，但一直未能鉴定出来，急需加强研究探索。

已记录到脊椎动物260种，其中兽类48种，鸟类148种，两栖类17种，爬行类47种。东洋界区系成分居多，广布种也占一定比重，古北界成分较少。20世纪90年代综合考查时曾发现一个鸟类新种短尾鹪B环江亚种（Napothera brevicaudata huangjiangensis）和两个广西新记录短嘴金丝燕（Collocalia brevirostris innominata）和白鹇榕江亚种（Lophura nychemera rongjiangensis）。其中国家一级保护种类2种，二级保护种类27种。此外，还记录到昆虫408种，其中以鳞翅目、直翅目、鞘翅目、半翅目、同翅目和双翅目种类较多，已定为新种的有16种，还有中国新记录种和广西新记录种10个。它们的分布大多与不同生境和生态系统类型有密切关系[1]。

2.3社会经济特点

木论保护区范围有2个乡6个村，总人口9000多人，为毛南族居民聚居地区，劳动力3000多人，耕地面积890hm2，水田面积613hm2，年粮食总产量4000t左右，人均产粮不过500kg。保护区建立前主要依靠伐木、煤炭、采收林副产品、捕猎、采矿等为生。保护区建立后，林区生物多样性得到了基本的保护，但人民的收益明显减少，生活处境困难，如何遵循生物圈保护区管理模式的要求，把保护和发展密切结合，持续利用丰富的生物资源，既不影响保护，又能保证当地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防止偷砍偷猎，就成为有效管理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特别是木伦保护区是广西亚热带石灰岩地区独一无二原生性石灰岩常绿、落叶混交林连片分布的区域，必需集中应有的人力物力条件来解决这个问题，作为试验示范，为其它石灰岩区域树立榜样。

2014年7月绿色科技第7期3有效管理的展望

3.1保护区管理类型定位

木论保护区是广西亚热带石灰岩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保护较好，面积最大的区域，承担着繁重的保护、研究和资源持续利用的责任。保护区建立以后，已完成了一系列基础建设工作，开展了资源本底综合考查，制定了中、长期工作规划，无论在组织领导和实际工作方面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只要主管部门给予必要的重视和关注，就能完成预期的目标。可按综合管理保护区来规划行事，也就是说，要在保护、科研监测、教育培训、资源持续利用和生态旅游五个方面同时并重地去开展工作，使之建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单元，以发挥其无限的活力[2，3]。

3.2健全保护区管理体制

当前木论保护区主要由自治区林业局负责管理，管理体制应该是通畅的，关键在于给予足够的重视。鉴于它的地位重要，保护对象珍贵，人民又要靠它来维持生计，应发动地方政府和社区积极参与，共同建设。如果主管部门力量不够，可明确实施由自治区主管部门和环江县人民政府共管的机制，具体的办法是，由它们共同主持建立一个管理委员会，邀请自治区、市、县有关机构的领导和组织有关部门、利益攸关者、非政府组织、企业家、专家和社区代表参加共同组成，负责制定规划、领导、协调、监督和组织保护区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有关项目，并将之列入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各种计划中去。与此同时，邀请本少一个适当的科研机构或大专院校作为顾问单位，并通过它组织国内、外有关专家组成顾问委员会，帮助出谋划策，保护区的作用才能更好地发挥出来[4]。

3.3完善保护区内功能区域的划分

木论保护区内原有的功能区域划分基本上还是适当的，只是由于缺乏项目的支持，各个区域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今后核心区和缓冲区应在保护和科研监测上下功夫，试验区要通过试验研究，把保护区有发展潜力的生物资源发掘出来不断向外推广。当前，特别要重视生物圈保护区管理模式提倡和周边社区共同建立过渡区的任务落实好。在保护区总体规划的要求下，帮助他们把过渡区的土地利用规划好，使之成为由多种多样具活力的生态系统构建的景观多样性镶嵌体，一方面避免保护区成为孤立的绿洲，另一方面，也使之成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基本单元的组成部分，为人民造福。主要任务在于把次生生态系统的恢复、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创建多种多样新兴的生物多样性产业和发展生态旅游、建立休闲度假生态养生的农家乐庄园等方面的工作做好[5～7]。

3.4建立石灰岩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生态系统定位试验站

建立一个健全的生态系统定位试验站是综合管理保护区的一个标志。中国亚热带石灰岩区域只有木论保护区和贵州荔波茂兰保护区两个区域保存有大片的石灰岩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彼此是连片的，但木伦保护区所在地海拔较低，物种组成上有许多独特之处，极需开展深入的研究。当前，木论保护区已建立了一处研究站，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一方面要根据实际需要，建立研究项目；另一方面，要根据石灰岩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生态系统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制定一系列长远的综合性研究项目，例如光能利用、水分动态、氮素与营养元素循环、生物生产力、经济生产力、演替进程等，以期弄清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规律，为制定符合实际要求的保护和持续利用方案提供科学依据。这项工作最好发挥顾问委会的作用，由他们负责主持，协助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8]。

3.5建立教育培训和生态旅游服务中心

石灰岩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无论经在群落外貌、内部结构、种类组成及其生物生态学特性和演替变化等都有独特性质，但它遭受破坏严重，残存无几。所以，对木论保护区来说建立一个以展示石灰岩地区生物多样性特点的教育培训和生态旅游服务中心就是一项不可推卸的责任。具体的做法就是把保护区的自然特点和社会发展的本底资料、中长期发展规划、生物多样性产业的创建以及生态旅游的景区、景点的观光内容，利用现代化的光、声、电等技术把这些方面的资料、图片、标本、光盘等通过展览馆、陈列室、影视厅、演习馆等全面展示给广大公众。同时，设置咨询室、自然保护资料和各种土特产品销售室、食宿和休息空间，并在网络上组织生态旅游者前来观光、休闲度假、生态养生等活动，把教育培训和生态旅游工作搞好搞活[9，10]。

创办一所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中心内容的职业高中。这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美丽中国的关键任务，作为广西亚热带石灰岩森林保护最好的区域有必要为此付出辛勤的努力，不要被困难所吓倒。这不只是国内保护区必需的第一线工作人员，也是国家资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必需的人才。

3.6创建有发展前景的生物多样性产业

这是资源持续利用的一项具体任务，主要在试验区和过渡区内开展，要与社区进行合作大力发展，可从下列各方面着手开展。

3.6.1建立用材林城镇绿化苗木和花卉繁殖基地

石灰岩地区过去未被作为宜林地看待，实际上山脚地区常有小片天然更新的速生用材林出现，说明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它有其独特的知生树种和种植方式，应因地制宜地予以应用。有许多树种可作为城镇绿化用，可选择的种类很多，例如：单性木兰、菜豆树、任木、香椿、朴树、青檀、喜树（Camptotheca acuminata）、刺楸（Kalopanax pictus）、石山樟、青岗栎、柏木（Cupressus funebris）、翠柏、石山松、黄枝油杉（Keteleeria calcarea）、短叶黄杉（Pseudtsuga brevifolia）、老虎刺、火棘、野鸦椿（Euscaphis japonica）、南天竺（Nandina domestica）、棕竹（Rhapis excelsaa）、华南十大功劳（Mahcnia japonica）等，蕨类盆景也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3.6.2建立药用植物繁殖基地

石灰岩地区药用植物也相当丰富，不少种类贮量也大，用途广泛，经济价值高，除了要科学地采收以外，还要选择适当种类大量繁殖，建立生产销售基地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可供选择的种类有绞股蓝（Gynostemama pentaphyllum）、八角莲（Dysosma versipellis）、山银花（Lonicera confusa）、七叶一枝花（Paris polyphylla）、金果榄（Tinospora sagitta）、木鳖（Momordica cochinchinensis）、马蓝（Strobilanthes cusia）、川续断（Dipsacus asperoides）、水兰青（Drymaria cordata）、趾叶瓜蒌（Trichosanthes padata）、岩黄连（Corydalis saxicola）、剑叶党参（Campanumoea lancifolia）、土党参（Campanumoea japonica）、鱼腥草（Houttynia cordata）、毛蒌（Piper puberulum）、白芨（Bletilla striata）、钩藤（Uncaria rhynchophylla）、红豆杉（Taxus chinensis）、粗榧（Cephalotaxus sinensis）和淡黄十大功劳（Mahonia flavida）等。

3.6.3扩大果树、蔬菜种植面积

石灰岩地区大面积建立果蔬园地或许受到一定限制，但是在村旁和交通沿线的山脚地带，小片繁殖还是有条件而且必要的，诸如枇杷、乌梅、桃、李、沙梨、柚、杨梅、板栗、核桃等都可发展，可与观光农业发展同时考虑。蔬菜的发展可根据市场的需求来选择适当的种类。同时，还要考虑加强系列产品加工，例如果浆、果汁、果酒、果干等，以适应市场的需求，也为繁荣地方经济做出应有的贡献。

3.6.4建立野生菌类生产基地

木伦保护区内野生菌类资源丰富，其中可作食用或药用的种灰不少，群众也有利用的习惯，应作为一项产业来抓，正式建立繁殖基地，可选择作食用者有木耳（Auricularia auricula）、毛木耳（Auricularia polysticha）、银耳（Tremella fuciformis）、鸡油菌（Cantharellus cibarius）、密环菌（Armillaria melle）、茶耳（Tremella foliacea）、豆芽菌（Clavaria vermicularis）等；可用作药用者有灵芝（Gamoderma lucidum）、裂褶菌（Schizophyllum commune）、云芝（Trametes versicolor）、小灰包（Lycoperdon pusillum）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石灰岩林区有许多珍稀地下真菌，例如：块菌属（Tuber）的一些种类，是大型真菌中最为珍稀名贵的一类食用菌，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目前，已知的一些块菌属于广西新记录种、国内新记录种和新种，需要深入研究。

3.6.5建立养蜂业生产基地

这里蜜源植物也很丰富，群众也有利用习惯，有扩大发展为一项产业的潜力，应争取群众积极参与，生产蜂蜜、蜂胶、蜂花粉和蜂王浆等系列产品。这将能为观光农业的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出应有的贡献。

3.6.6建立野生经济动物和本地优良畜禽品种饲养基地

木论保护区内野生经济动物资源丰富，可根据种群消长规律在试验区和过渡内可适当予以利用，例如：鼯鼠（包括红白鼯鼠Petaurista ochraspis、棕鼯鼠P.petaurista、棕足鼯鼠P.clarkei）、猕猴（Macaca mulatta）、豪猪（Hystrix hodgsoni）、白鹇（Lophura nycthemera rongjianensis）、山斑鸠（Streptopelia orientalis）、赤胶松鼠（Callosciurus erythrceus）、华南兔（Lepus sinensis）、穿山甲（Manis pentdactyla aurita）、果子狸（Paguma larvata intrudens）、野猪（Sus scrofa chirodontus）、林麝（Moschus berezovskii）、赤麂（Muntiacus muntjak vaginalis）等，更重要的是，应当选择适宜的种类建立繁殖基地，使之成为一项新兴的生物多样性产业。本地一些优良畜禽品种，例如：瑶鸡、香猪、菜牛和黑山羊等更应大量养殖，并生产系列产品以适应市场需求。

3.6.7建立竹制品系列产品生产基地

保护区内有几种独特的种类，例如黔竹（Dendrocalamus tsiangii）、吊丝竹（Dendrocalamus minor）、贵州悬竹（Ampelocalamus calcareous）、荔波大节竹（Indosasa lipoensis）、箭杆竹（Indocalamus solidus）、箬竹（Indoclamus longinuritus）、方竹（Chimonobambusa quadrangularis）、石竹（Phyllostachys nidularia）等，数量不少，合理经营将能提供充足的原料，生产诸如生活、生产和工艺等各方面产品，为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发挥作用。

3.7完善生态旅游建设体系

木论保护区作为广西亚热带石灰岩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保存最好的地区，是唯一可观赏其独特景色的好去处。登高远望，可见岩石堆上和悬崖绝壁波涛起伏的林海；近看，从峰丛底部至四周峰顶，崖壁森林、洼地森林、漏斗森林、谷地森林、盆地森林等不同生境景观类型历历在目；仔细观察，物种繁多，生长各异，林下根系，沿着岩隙四处延伸，寻找积存土壤和有水源之地，以维持生计，构成一幅独特而令人惊叹的景色。可从下列各地建立景区、景点，展示给广大游人。

红峒景区：沿着崎岖山路，从山脚至山顶，可以见到上述的各种景色。红峒村寨后山，有一个巨大落水洞，直上直下呈桶状，深60～70m，其规模在广西也不多见，四周被森林所围绕，洞内湿润，灌木杂草丛生，非常壮观，引人入胜。

外峒景区：从山脚至山顶也可见到上述的各种景色，可选择适宜的路线建立观光景点。

中伦景区：这是观赏漏斗森林最好的地区，可选择适宜的地方建点。

川山乡景区：社村宝塔又称魁星楼屹立于社村河畔，与河面倒影相辉映，建于1841年，大青石垫基，和用砖砌成，高25m，呈六角形，原为7层，空心，有楼梯可登上塔顶，底层内径为2m，正面上“魁星楼”三个大字，别具一番情趣。由动村附近，有一个瑞良赤脚大仙龙洞，由狮子岩、仙莲洞、灵水洞三个景点组成，洞内景物千姿百态，景色迷人，拟人姿态各异、逼真，洞内清水缓流，可行小舟，冬暖夏凉，是个避暑的好地方。这里还是个长寿之村，吸引人们的关注。

下南乡景区：堂八村附近有一凤腾山墓碑，是毛南族祖先的“陵园”，有大小古墓700多座。立碑刻字，多数建于清朝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年间。这些墓全用大理石砌成，墓碑、拱门、石柱上雕刻着有龙盘鱼跃、凤飞燕舞、彩蝶翩翩的精美图案和笔力雄浑的行书对联。远望似一座楼阁重叠的古城，是毛南山乡的艺术宝库之一。

都川景区：在都川中心小学内有座萌芦石塔，建于雍正三年，用石块垒砌而成实心六角形石塔，高7m，雕成葫芦状而得名，是个难得的文化遗迹。

木论保护区至茂兰保护区通道景区：这是一条古代通道，长约20km，铺设有石板，要步行一天时间，沿途可以看到石灰岩地区雄伟而奇特的各种自然景观和物种多样性，虽属核心区或缓冲区范围，可限制在通道内和适当人数沿线参观。

各个景区、景点和连接路线确定之后，就应在建立和完善展示系统、监测系统、宣传教育系统、通讯联络系统、后勤服务系统和生产发展系统等方面下一番功夫，使实施生态旅游各个方面的发展同时并进，保护高质量地为游人服务[11，12]。

3.8建立毛南族文化村

环江县为全国唯一的毛南族居民聚居的地方，历史悠久，风情独特，村寨大多依山傍水，就地取材，建成的“干栏”建筑，别具一格，它是石料垫基、木栏支柱，墙体用石块或砖砌成，用木板铺地和隔墙，房顶盖瓦，分上下两层，上房住人，下层圈羊牲畜，登石阶入门进堂屋。每户门前一侧用竹子搭一平台，供乘凉和晒物用。毛南族独特的节日是分龙节，每年5月择日举行1～2天庆祝活动，主要是祈求风调雨顺，保证五谷丰登和纪念他们最崇敬的三界公（毛南山乡饲养牛的始祖）。此时，男女对歌跳舞，男青年带着各种面具跳木面舞，女青年头戴竹表皮编成的竹帽跳花竹帽舞，彼此都身着民族服装，表达情意。家家户户都蒸煮五色糯米饭和粉蒸肉，预祝丰收。可选择适宜的地点建立民族文化村，展示他们上述的生活习俗和文化风情，使之成为一处毛南族传统文化研究和旅游基地，发扬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价值观，丰富旅游者阅历。

3.9加强国内外合作和交流

木论保护区和贵州荔波茂兰保护区连续成片，从贵州高原向广西丘陵过渡，海拔高度逐渐降低，彼此有许多共同之处，也有不少差别，应建为跨界保护区，共同制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持续利用规划，使之成为管护好石灰岩区域生物多样性的榜样，为改变两县落后的面貌贡献力量。为了吸收国外的经验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可选择欧洲一个适当的石灰岩地区保护区建立姊妹保护区，彼此虽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不同，但如何保护和利用石灰岩地区独特性，还是可以相互借鉴的[13]。

4结语

木论保护区完成了上述各项任务之后，必然就会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成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单元，从而带动整个环江县的生态保护和经济蓬勃发展，为其它石灰岩区域的建设树立榜样。

参考文献：

[1] 郑颖吾.木论喀斯特林区概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2] CNPPA/IUCN，WCMC.Guidelines for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categories[M].IUCN Publications Services Unit，Gland，Switzerland and Cambridge，2009.

[3] 王献溥，郭柯.中国保护区分类的研究[J].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2005，14（2）：49～53.

[4] 王献溥，于顺利，陈宏伟.共管保护区的基本含义和管理途径[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17（5）：38～41.

[5] 王献溥，于顺利，王宗帅.论生物圈保护区基本含义的发展和深化[J].资源环境与发展，2010（2）：1～4.

[6] 王献溥，于顺利，王宗帅.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贯彻“马德里行动计划”的展望[J].野生动物杂志，2009，30（3）：161～165.

[7] 郭焕成，吕明伟，任国柱.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工作手册[J].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8] 王献溥.生态系统的基本概念及其研究方向[J].环境保护，1978（6）：5～8.

[9] 王献溥.保护教育的基本内容及其在建设持续社会中的作用[J].天目山，1997（3）：13～15.

[10] 王献溥，于顺利，方伟伟.如何发挥保护区教育培训功能的作用[J].资源环境与发展，2012（4）：6～8.

[11]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自然保护区与生态旅游[M].北京：中国科技出版社，1998.

[12] 张广瑞（主编）.生态旅游理论辨析与案例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3] 王献溥，郭柯.跨界保护区与和平公园的基本含义及其应用[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