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政治论文篇1

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对受教育者进行的有目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以期转变思想塑造品德,进而指导受教育者行为的社会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教育者用一定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规范去影响受教育者,使他们形成社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观念,因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要培养、转化和塑造一个阶级所需要的人的活动。马克思主义是思想政治教育创立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经验以及人类社会的理论成果是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发展的实践素材。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使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

2、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互关系

2.1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是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

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相互联系要点有三:第一,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最极教育目的都是为了国家建设培养高素质人才。受教育者应该成为“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精神,都应该不断追求新知识,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爱国之情,良好的道德品质和遵守法纪的意识,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以及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文化素质教育的目标是:使学生对人文和理工科学基本知识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使启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促成人的全面发展。由此可以看出,文化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都是一种“育人”的教育,目的都是为了把学生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第二,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的内容具有相关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和心理教育五个方面。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本质是“通识教育”,是教育学生正确处理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界和整个社会的关系,与思想政治教育中关于培养人的政治素养和道德品质的内容是相互关联的。第三,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的方式具有相似性。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都是为了教育学生怎样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人,在教育方式都需要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对学生的教育都不能依靠生搬硬套地传授书本知识,而是需要以清感人,以理服人,让学生感同身受,才能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因此,二者都必须采取多种途径和方法,将直接教育与间接教育相结合,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

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区别要点有三:首先,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所处的地位不同。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更为突出。人的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等等,思想道德素质作为核心影响着其他素质发展,文化素质虽然是基础,但受到思想政治素质的影响。其次,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各有侧重。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内容是传授学生政治思想,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确保学生心中正确的政治方向,防范错误的意识形态与思想侵蚀。文化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侧重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授,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最后,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的方式方法上存在差别。文化素质教育主要途径是通过潜在的意识引导,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思想政治教育分为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课堂思想思想政治教育。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是以活动为基础进行政治素质、思想品质、心理健康以及其他养成教育进行潜移默化影响的一种手段。课堂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仍是课堂教学,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帮助学生找到正确的政治方向,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

2.2文化素质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文化素质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文化素质教育所涵盖的知识面广泛,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特殊性。受教育者必须首先学习和掌握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才谈得上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文化素质教育本身就具备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功能。文化素质教育模式是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产生的根源和先导,它在无形中以文化的影响和熏陶达到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文化素质教育也是一种持续性的、更为有效、更为隐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相比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更能达到教育效果,更加深远地影响整个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其次,文化素质教育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文化积淀。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下形成的民族精神和本质的体现,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的高低则体现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内涵,一个民族要想存在和发展,就必须对其成员进行文化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不能单纯依靠某项知识或技能的传授,而需要采用综合的教育模式。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其主导文化的繁荣是不可或缺的。思想政治教育由于涉及范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代表整个社会的文化背景,思想政治教育也只能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下存在和发展,所以思想政治教育传达的政治观念要被社会成员认可,必须要在文化素质教育的实施为前提。因此,文化素质教育将社会主导文化传授给社会成员,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文化基础保障。

第三,文化素质教育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情感教育的实施。文化素质教育是全面性的教育,包括了多学科的文化知识。文化素质教育中关于思想道德与理智情感的这些基本观念对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是人进一步学习和掌握更高层次文化知识的根基。人可以通过 学习不断地在原有知识基础上的深化、创新,并将新的知识转化为自身的内在修养,从而促进其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例如通过对国家历史的讲解,可以增进受教育者对本民族的了解,培养受教育者对国家和民族的感情,升华强烈的爱国热情,这种情感教育恰好是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有效方法。比起单一地对受教育者进行理论灌输,情感教育更为直接、强烈,收到的效果也更好,积极地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

第四,文化素质教育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关于人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不动摇。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是促进受教育者综合素质的提高,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而人的文化知识素质在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举足轻重。所以,文化素质教育是实现人全面发展的一项必要举措,这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一致。文化素质修养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基,如果一个人连基本文化知识都没有,也就谈不上全面发展。由此可见,文化素质教育有助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关于人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

3、借鉴文化素质教育理念,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观念

教育与政治论文篇2

二、创新型思想政治教育促进大学生毕业、创业教育

创新型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下的毕业、创业教育研究，着眼于在大学生创业教育过程中，采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对大学生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从而向创新型人才迈进；着眼于采用创新型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建立有效的机制，将这一模式体系化。

（一）课程体系设计

1.充分利用思想政治教育人员讲授的两门课程《就业与创业指导》、《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选择实验班按照构建的创业教育教学体系进行授课，课程内容设计上着重对全校学生进行创业教育的普及性教育，采取案例教学法、软件测试法等手段激发广大学生的创业兴趣，同时将创新创业的基本知识及所需技能介绍给学生，从而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新创业能力。

2.针对具有创业倾向的大学一、二、三年级学生，开设了《大学生KAB创业课程》选修课（24课时）。以参与式教学法为主，采用小班授课的方式。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的教学方法多样，通过头脑风暴法、案例教学法、角色扮演法、练习法、讨论法、游戏法等方法不仅使学生深入参与教学过程，而且体现了非常强的互动性，提高了学生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和决策能力。3.针对创业倾向强烈学生的精英培训。以学校为单位进行创业精英培训。在普及教育的基础上，为已有创业意向的毕业生开设《大学生自主创业培训》课程，进行针对性较强的具体创业指导，政策介绍、并协助学生为优秀的创业项目寻找资金扶持。

（二）实践平台搭建

1.创业论坛。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往往专注于课堂教学而忽略了社会这个大讲堂，充分利用广泛的社会资源来激发学生的创业兴趣及掌握创业技能是必不可少的。创业论坛中缺少的是系统化的设计培训，凝聚行业才俊的力量，定期结合在校生需求设计第二思想政治教育课堂的内容。开设三大论坛：励志教育讲坛、企业家论坛、海博讲坛。以不同视角阐述当今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模式，从而引领广大学生致力于专业学习的同时，积极涉足于创新创业教育的学习。开展创业导师团请益讲堂、创业讲堂等创业讲座。如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创业中心共同主办，讲座邀请大连理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楠、甘井子区慧创工厂负责人杨波、大连市YBC青年创业者金永健以及码尚大连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铁柱作为导师团特约嘉宾为学生做精彩报告。开展中华全国高校职场之星系列活动之“全国高校职场指导系列讲座活动”，微软中国终身荣誉总裁、原盛大网络公司总裁、现港澳资讯董事长兼CEO唐骏先生，世界奢侈品协会中国区主席、贸促会中国奢侈品贸易委员会秘书长毛欧阳坤先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节目主持人、临床心理咨询师青音女士作为特约嘉宾出席了本次活动。

2.创业计划竞赛。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型载体必然要与专业相结合，引导学生学以致用，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当中，以赛促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教育举措。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让学生可以体会劳有所得的成就感，而且可以培养团队的合作意识、创新精神。

教育与政治论文篇3

经济全球化是21世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经济全球化是当代整个世界面向未来的客观变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跨国公司规模不断扩大，突出表现为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和配置，各国经济相互影响加深，联动性增强。全球化这一新事物的标志性事实体现在三个方面：

1.市场越来越向全球范围推进，完全意义上的全球大市场正在诞生。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国家的国际贸易增长很快，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增强。

2.二战后跨国公司崛起，并且突飞猛进地发展，在世界经济中已占主导地位。近20年跨国公司的国际化、全球化生产的迅猛发展在膨胀其自身的同时，也是导致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微观基础。

3.金融、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全球化趋势越采越突出。据此标志性事实可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

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空前先进的生产方式，而且开辟了人类新的生产方式的道路。第一，从全球范围看，全球资源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优化配置，不仅全球范围内有效地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新的巨大的生产力，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成为可能。第二，从企业发展角度看，跨国公司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最优化配置，从而可以开发最先进的产品，得到最经济的成本和最贴近的市场，从而具有最大的竞争力。第三，从个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看，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接受教育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的潜能。同时，通过全球范围内的选择和实践检验，人们的才能可以得到最佳发挥和充分的自我实现。第四，从广大民众的需求看，不论是物质生活需求还是精神文化需求，人们都可以得到来自全球的、最先进的、最廉价的、同时是最切合自己个性需要的消费。经济全球化带来空前发达的生产力，其效益不可避免地为全球共享，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生产关系也在发生变化，进而必然影响到政治、文化的变化。

二、经济全球化引起了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的变化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的变化及其实质，集中体现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中。经济全球化对整个世界的积极意义在于，各国都可能在世界市场范围内调整和优化本国的经济结构，实现本国资源的最优配置，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和效果。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实现本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采取自我封闭、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态度是毫无希望的。所以，参与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理智的、甚至可以说是惟一的选择。经济全球化趋势无疑为当今时代的和平与发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但是，现今的经济全球化是在一种特定的世界经济体系背景下运作的。一方面，这种世界经济体系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一种经济体系，在这一经济体系结构中，“中心”与“”存在着明显的掠夺和被掠夺的关系。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达国家依据各种国际规则进行堂而皇之的掠夺。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是制约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力量。这种以特定的世界经济体系为背景的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引致的经济成效，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着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的分配，世界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发达国家，由此酿成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经济的两极分化，导致南北关系对立的加剧。

经济全球化趋势与世界政治格局变化之间有着强烈的互动作用。一些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中的优势地位，试图进一步改变世界政治格局，把经济全球化看作“西方化”，甚至看作“美国化”，力图以政治格局的单极化对抗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期望的多极化趋势。当前，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把它的政治观、价值观推行到全世界，把美国的价值观、政治标准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甚至强加给其他发达国家，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安全。西方对我们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是有意识的、有步骤的。面对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把如何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作为头等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对我国来讲，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中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就是当今国际政治斗争的实质。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先进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先进文化、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既包括了东方，也包括了西方。各民族的文化没有好坏、只有差别，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与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相联系的。西方文化有两种：一种是人类共同的、进步的文化；一种是资本主义的。某些西方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以经济全球化为渠道，对我们进行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我们要警惕这一点，但我们不能一提西方文化就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不能将经济全球化中产生的新文化全部视为渗透，加以排斥。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只吸收西方的技术，同时也要借鉴西方在管理和体制上的经验和长处。

三、全球化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发展的科学，是理论上的不停顿，是不断的丰富、发展和创新。在现时代的条件下要推进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就要不断地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从产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150多年的发展历程，其中有三次重大转折：

1.第一个50年（1840-1897年）。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为什么存在。资本主义在经历了二、三百年的发展之后才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正式出现在1854年的牛津词典中。因此，资本主义一词的出现是对这个充分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概括。而社会主义一词是在1823年出现，可以说是与资本主义一词几乎同时出现的，而这时社会主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谁也不知道，它只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的一种预测，现实怎么走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2.第二个50年（1897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胜利和伟大创举提出了新的课题：资本主义怎样被取代，资本主义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特别是落后国家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对此列宁做出了科学判断：后起国家不能经由自由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挤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行列，而只能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20世纪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列宁的论断是正确的，整个20世纪没有一个落后国家经过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发达国家。

3.第三个5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当前）。国际风云动荡，剧变，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并提出了崭新的问题：社会主义怎样在与资本主义交流、合作及对抗中发展壮大？前两个50年是讲时间的继起性，而当今不仅要讲继起性，更要看到并存性，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同时，如果只看到并存性，而放弃继起性，就会走入歧途，剧变就是例子。同样，如果只看到继起性，否定并存性，也会带来新问题。

经济全球化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才成为世界经济关系发展的现实，当今世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新变化，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能预料到的，这就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向现实，对由这些新变化引起的新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充分认识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

四、全球化的新形势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课题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突出的新变化，面对这种变化，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从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信念发生了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也失去了信仰。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崭新的研究课题，我们必须联系当今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发展的新变化和新趋势进行创新研究，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问题做出有针对性、有时效性的回答，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切实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这是历史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开放的、愿意吸收也能够吸收各种人类优秀成果的理论，是一种具有与时俱进品质的理论，是一种源于实践且发展于实践的理论，是一种深深扎根于现实的理论。简言之，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与革命牲相统一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本质特征决定了它能够随着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具有不竭的强大生命力。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者要依据时代的要求以开放的胸怀不断汲取各种来自于人类优秀成果、社会实践等方面的营养，以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解决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问题。我们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创造性地把中国的具体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相结合，把坚持独立自主与坚持改革开放相统一，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逐渐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将全球化的挑战变为机遇。

解决全球化条件下产生的新课题要有新思路、新观念，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理论也要与时俱进：

1.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密切关注世界科技、经济和文化的新发展及前沿动态，在发展中充实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研究方法，建立全球化视野和全球化思维方式，制定应对全球化的战略思维。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为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对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手段的现代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信息网络化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面，可以借助互联网，冲破围墙，向各地辐射，向不同的群体宣传，从而扩大教育的覆盖面。信息网络化大大增加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量，使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更加丰富，为广大师生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

第二，信息网络化增强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网络教学所具有的即时性、互动性特点，使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可能顾及到每一位学生，使每一位同学都能以各种不同方式阐述自己的观点；教师也可以为每一位学生答疑解惑，传道授业，从而使教学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得以加强。教师可以及时地、有针对性地对授课内容进行调整和补充，从而使教学的针对性得以增强。

第三，信息网络化增添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性和多样性。与互联网相关联的多媒体课堂，把文字、声音、图像、动画效果融为一体，营造出一个立体的、动态的、活泼的教学氛围，能够使受众身临其境，发动眼耳鼻舌身全方位地接受信息，大大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种种挑战和机遇，应发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经济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发展的新视野。比如，全球化视野和全球化思维方式问题，全球化理论与世界文明观问题，全球化实践及其效应问题，全球化条件下的价值观及价值评价问题，应对全球化的战略思维问题，等等。认真研究上述重大课题，必将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有利契机，并形成若干新的理论生长点，从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2.必须认识到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世界政治的兼容性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是构成当今世界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基本格局。国与国之间的区别、对立乃至冲突是绝对的，它们之间的依赖、同一则是相对的。无庸置疑，一味地强调国家的特殊性，自我封闭，是违背经济全球化这一世界潮流的，结局只能是自我毁灭；但是，只看到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需要甚至一定程度的依赖，只强调为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而不惜放弃国家政治和文化传统，最终也只能落得变成发达国家附庸从而被经济全球化潮流所淹没的下场。

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扩大为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但是这种全球化并不等于“美国化”或者“西方化”。当然，经济上处于主动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必然会将自身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文化以各种方式渗透、甚至强行输入不发达国家，使其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国。这种趋势必然加剧各个国家不同政治制度和各个民族不同文化的碰撞、冲突。正确地认识并解决这些影响十分深远且又错综复杂的新问题，不仅要抓住蕴含在这些问题中的根本矛盾，而且还要顾及涉及到的各个方面。所以，正确认识、科学评价和大胆吸取系统论、信息论、运筹学、博弈论等现代科学理论，为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提供丰富的营养，就成为这一时代的客观要求。

3.对于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研究，既要研究理论又要研究教育，同时不仅要研究对学生的教育，还要研究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教育。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新时期受众的新特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时，要注意观念创新，工作方法上要注重全局性和战略性、先进性和层次性；工作目标上要注意共性要求与个性发展兼顾；要注意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制宜，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要从受众最关心的问题和与他们关系最密切的问题入手，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学习、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联系起来，循循善诱，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把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到他们的心坎上，只有将工作做实做细，才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教育与政治论文篇4

教师和主张民主的学校教育人士正面临着困境。在职业教育论和新保守主义文化斗士日益猛烈的火力夹击下，即将和正在从事课堂教学的教师身陷某种意识形态的重围之中。这种意识形态认为，教师的公民责任和政治义务在于从事公民理论和文化理论研究。这种意识形态要求教师要么用“市场话语”要么用“将政治从文化和社会中抽离出来的自由主义客观性和中立性之话语”来界定自己，而这导致了教师压力重重，要么屈从于企业的权力，要么成为与那种看似复兴、实则江河日下的学术职业化之规则联姻的自由学者。

当前对教育的攻击，尤其是教育日益企业化和私有化的观点，令人吃惊地表现为很多理论家拒绝重新审视以下问题:若将大学(和公立学校)当作重要的公共领域加以利用，学术团体将发挥怎样的作用?这种公共领域如何培育新的勇气和行动?在保守主义、种族主义和法团主义甚嚣尘上的情况下，让教育更政治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上述问题的探究是缺失的。更令人吃惊的是，越来越多的改良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在基础教育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许多教师拒绝将教育视为政治实践和道德实践，转而乞灵于快速填鸭式的教学法，教育变成了以解码文本为目标的抽象的形式主义方法。此种教育实践与政治彼此疏离，因为它同权力和社会变革问题无关。但是，这种去政治化的教学法并不仅仅存在于含混不清的解构主义者中，也同样存在于许多出于其他考虑而将教育实践完全排除在意识形态活动和权力之外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理论家中。例如，保守主义理论家威廉•贝内特(“WilliamBennett”)把教育还原为灌输真善美等品质的毋庸置疑的方法。尽管这一主张很难获得改良主义者的支持，但是很多左翼人士如麦凯拉•德•列奥纳多(“MicaeladeLeonardo”)等却认为，包括教育仲裁在内的任何形式的文化政治学，要么成为“现实政治”的障碍，要么像托尼•贝内特(“TonyBennett”)所说的那样，教育只能在学校范围内以一种压抑的、保守的、标准化的实践发挥作用。然而，近来关于教育的讨论更像是对文化政治学本身的进一步非难，并且激起了左翼与右翼知识分子阵营的同样不满。

右翼阵营对“文化是教育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阵地”这一观点的非难，以保守主义者哈罗德•布鲁姆和自由主义者理查德•罗蒂的著作为代表。他们都哀叹浪漫主义、灵感和希望被权力、政治学和多元文化主义的话语所扼杀。在布鲁姆看来，学术团体中的自由主义批判已经被文化批判取代，其结果只能是批判自身的衰亡。布鲁姆无法忍受他称之为“身份俱乐部”的政治。他说:“多元文化主义是一个谎言，是那些庸俗的学术警察进行思想控制的假面，是我们校园里的盖世太保。”⑤布鲁姆试图将文化仅仅置于审美的超越性的领域内，而不受表征政治(“poli-ticsofrepresentation”)、争夺公众记忆或关于自我批判和社会批判的民主规则的束缚和破坏。布鲁姆认为，文化政治学是文化自责的产物，是20世纪60年代的余音，当时曾产生了他所谓的“愤懑派”。但是，对于布鲁姆及其保守主义同道来说，更为至关重要的是将有关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研究去合法化。保守主义者急于为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代言，认为文化政治学贬低了被压迫者，并且同被压迫者所要解决的问题毫不相干。它既非解放也非宣示，而是通过将视觉文化置于印刷文化之上、将大众文化置于高雅文化之上为标准和礼仪的步步倒退推波助澜。对布鲁姆来说，以《紫色》取代《尤里乌斯•恺撒》意味着标准的降低和“文化崩溃的危险”。通过将文化政治学、大众文化和学术标准的倒退混为一谈，布鲁姆很自然地掩盖了他对种族、阶级中的少数群体和有色人种以及他们要求进入到高等教育、国家历史和政治生活中的蔑视，认为他们是“不文明的”。

虽然理查德•罗蒂不否认政治是意义重大的公共生活，但他却把政治从文化中抽象出来，并证成了某种传统的教育学和美学解读的合理性。按照罗蒂的说法，你无法“在文本当中以一种文化生产机制的视角发现那些灵光乍现的价值”⑥。罗蒂坚信，在理解与希望、头脑与心灵、思想与行动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区分。他拒斥斯图亚特•霍尔、拉里•格罗斯伯格(“LarryGrossberg”)、保罗•弗莱雷(“PauloFreire”)等批判理论家的著作，后者相信希望是一种亲自见证的实践，是一种道德想象和政治热情的行动，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教师和其他文化工作者得以实现知行合一。不仅如此，罗蒂出于其他考虑，赞同布鲁姆有关优雅叙事(“gracenarra-tive”)已经衰亡的观点，这似乎已经成为许多声誉卓著的白人学者时常唱响的挽歌。

罗蒂不仅蔑视那种将文本置于更广阔的表征政治之中、将教育理解为政治实践的观点，而且对拒绝“谈论金钱”、立法和福利改革，把智力资源和批判资源浪费在“女性史、黑人史、同性恋研究、西班牙裔美国人研究和外来移民研究等学术训练上”的文化左翼同样表示不满。罗蒂认为，文化左翼应该把自身改造为革新的经济左翼，考虑“具体的”政治问题，如改革大学资助法，废除对公共教育的地方资助，并为争取全民健康保险而斗争。它们对任何左翼而言都是值得称道的目标，但在罗蒂看来，这些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它们借助的是一种使政治抵抗之领域复杂化并受到限制的文化政治学，这种文化政治学研究权力如何作为一种“被恐怖化的机器”在大众文化内部发挥作用的话语，或是研究如何将政治渗透到这种批判性话语以及种族、性别和性的属性当中。即使将围绕艾滋病、性、环保主义、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斗争等问题而展开的各种社会运动也纳入政治领域，也依然无法实现上述目标。

罗蒂反对将社会运动视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工具，而是试图从美国的英语院系招募知识分子来担当政治改革的先驱。罗蒂认为，研究高雅文化的绅士教授们不仅是最能言善辩的左翼知识分子，而且似乎相当乐意摒弃“高雅理论”的遗产，“降尊纡贵”地同工会组织结盟，承认美国生活积极的一面，投身于争取渐进变革的斗争。假如这种观点只是来自顶尖哲学家的反讽，是一种修辞性的夸张，那么它可能只是后现代文学的又一个例子而已。然而，不幸的是，罗蒂真的相信文学教授是美国政治变革最有价值的希望所在，认为文化评论家和艺术家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积极向上的伦理道德和高雅文化的绅士传统应当包容那些沉溺于大众文化、胆敢把文化置于“现实”政治之前的粗鄙的左翼。同样，罗蒂认为，大学和公立学校不适于充当开展政治斗争的公共领域。罗蒂认为，政治与教育、知识和身份的生产场所无关。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并不是可以有效地发动视野广阔的关乎社会正义的政治斗争的领域。在这种话语的狭小范围内，文化政治学相当于差异政治、鄙俗的消费主义和受害者政治。

如果罗蒂所言不谬的话，左翼就只有放弃他们的理论(尽管他们出过几本好书，但是对改变这个国家毫无益处)，并且放弃其60年代末期“大拒绝”以来所固守的自发的反美立场，藉此才能摆脱其所谓的政治困境。只关注种族、性别、性、大众文化、教育或其他纯粹的文化问题的批判，不仅代表了一种糟糕的身份政治，而且代表了一种对我们的国家和文化没有根据的(不爱国的?)怀疑，应该用“呼吁立法改革”取而代之。罗蒂想要的是一种无视肤色的、以物质主义为基础的改良政治，在这种政治中，差异问题与自我标榜为与文化相对立的死灰复燃的物质主义无关。在罗蒂的政治学中，教育退化为传统的劳动管理，主要为男性白人服务，从不质疑构成这种唯我独尊情形的前提。

最后，罗蒂对文化左翼进行了嘲讽，故意扭曲了社会运动对扩大民主斗争领域的作用，忽略了作为教育力量的文化在把政治作为批判和改造对象的基础、凸显政治的意义方面的中心地位。不仅如此，罗蒂等自由主义者相当随意地忽视了产生“新左翼”(批判理论的新形式)和新社会运动(霍尔在反对倒退至阶级斗争的总体性政治时作为论述中心)的特殊历史条件和压迫形式。霍尔意味深长地提醒我们，在反思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时，进步人士必须面对传统左翼组织内部的斯大林主义、冷战的官僚机构、压迫性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等级制度的遗毒。

反对将文化视为政治斗争之领域的论述，不仅出现在布鲁姆这样的保守主义者和罗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的著作中，也出现在某些新左翼变节者的著作中。在这些变节者中，最臭名昭著的当属托德•吉特林、迈克尔•托马斯基(“MichaelTomasky”)和吉姆•斯利珀尔(“JimSleeper”)。与布鲁姆和罗蒂不同的是，吉特林及其追随者们站在左翼的政治立场上，但相同的是，他们都蔑视文化政治学、大众文化、文化教育学以及基于人种、族性、性别和性取向的差异。在下文中，我将重点探讨这一群体提出的引起反复争论的论点。我还将讨论这个团体中最多产、影响最大的代表性人物吉特林的著作。

吉特林认为，当前的文化斗争，尤其是那些围绕性、性别、种族、表征政治或(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多元文化主义问题而展开的社会运动，充其量不过是“现实世界”之政治的勉强替代物，后者尤为关注阶级、劳动和经济不平等。吉特林认为，反对把阶级放在首位的社会运动给政治蒙上了污名，将左翼分裂成了不同的身份派别，没能“提出经济平等和重新分配的问题”，没能为可以挑战企业权力和右翼意识形态的普罗大众提供一种共同的观念。

和罗蒂一样，吉特林对社会运动的批判存在很多漏洞和借口。首先，他预设阶级是一个可以团结左翼的超验的、普遍的范畴，然后通过否定社会力量和社会运动的自主性和重要性而否认了将阶级政治贬低和弱化为种族、性别、性取向等形态的历史。该论点的特征是假定种族和性别因素对于解放(“emancipation”)的一般性观念没有任何意义，它将社会运动的历史置于次要和边缘的地位，从而与阶级政治的传统区别开来。不仅如此，很可能正是因为居于从属地位以及对差异的压制，使得不同的社团组织得以在主流的阶级政治之外将各自的目标、历史和兴趣充分结合起来。朱迪斯•巴特勒(“JudithButler”)指出:“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社会运动越来越清晰地反对霸权的左翼、同他们串通一气的自由主义中间派以及来势汹汹的右翼，难道我们那么快就忘记了这一点吗?”⑦她没有说错。吉特林不仅把社会主体(“so-cialagency”)限定在阶级的原初范畴中，而且把阶级仅仅视为既定的、统一的主体，而不是以历史的、符号的、社会的中介(包括复杂的种族和性别协商)为特征的流动的协商空间。在这种话语中，以阶级为基础的宗派主义的历史遭到了遗忘，阶级概念被本质化，文化与权力之间开放的和流动的关系被狭隘的政治定义所固化。

其次，吉特林将所有社会运动归结为身份政治最为本质主义和最为刻板的形式，不理解阶级在现实中是如何借助霍尔所谓的种族和性别的属性而生存的。在吉特林看来，社会运动只是具体化的运动，因此他“是不可能承认社会运动对阶级政治的关键作用的”⑧。例如，罗宾•凯利(“RobinKelley”)指出，吉特林和另外一些人不承认，艾滋病解放力量同盟(“AIDSCoalitiontoUnleashPower”)通过各种示威活动和媒体大轰炸让人们认识到了艾滋病这种致命疾病，当前它给贫穷的黑人妇女造成了最严重的伤害。他们不承认女性主义运动在揭露待现象方面的努力，尤其是不承认待现象在贫穷的黑人社区和白人家庭中泛滥的事实。同样，也没有人承认，整整一代年轻人已被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广告、电影和其他大众媒体所灌输的种族主义思想侵蚀了头脑。

第三，吉特林诉诸多数原则，结果轻易地滑向了斥责少数派应当为当前的白人抗争负责的反动战术，他竟然会堕落到这样说:由于身份政治的追随者不再关注物质主义的问题，所以为右翼分子对劳动者和穷人的全面攻击敞开了大门。在吉特林的话语中，身份政治背上了“用种族化的修辞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伤害大多数美国人的经济结构调整问题上转移出来”的罪名。吉特林不假思索地站在右翼的阵营里，在奴隶制、帝国主义、强制居留区、种族隔离、消灭美洲土著、反对外来移民、歧视犹太人等都已经被重新写入美国历史之后，似乎仍不愿意加以承认，担心这会让大多数人不高兴，于是他宁愿将问题归咎于少数团体，而不愿意承认他们自己的共谋身份。

与这种历史失忆症相反，对于爱国主义、多数人的价值以及团结一致的诉求无不与过去有着一种可耻的联系，而这些诉求原则又都扎根于白人至上主义的意识形态当中，它假设公共领域属于白人，而“种族清洗的阶级观”也居于优先地位。假如身份政治威胁到某些批评家(比如历史学家罗宾•凯利)所热衷的(因为是超验的和普遍的)阶级范畴，或许是因为这些批评家不理解阶级是如何通过种族、性取向或性别而形成和发展的，或者是如何退回到了反对企业权力的阶级斗争形式上，而后者其实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身份政治而已，这种基于身份的运动起源于白人男性的焦虑和厌恶，他们不愿意参与由非裔美国人、女性、拉丁裔和同性恋者领导的、代表全体人民的、甚至信奉激进人道主义的运动。

最后，吉特林在文化研究领域中找到了其唯物主义的对立面，而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吉特林认为，文化研究是民粹主义的一种形式，旨在从最不起眼的文化活动中寻求反抗，而无视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完全排除了权力的物质关系。文化研究庸俗地拒绝区分优秀文化与消费文化，从而成为缺乏诚信和政治责任感的象征。吉特林认为，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家而言，将非裔美国人在物质上所遭受的严重不公的根本原因归咎于“他们拥有说唱音乐”，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似乎对吉特林来说，既然文化研究的大量著作以大学为关注领域，那么它就“应该从政治实践的包袱之中抽身”，因为知识分子如今已经无法在一个凋敝之地为我们的时代提出最紧迫的问题了。在吉特林看来，学术研究不应该像霍尔所说的那样，承担起“将知识转化为文化实践”的责任，而是应该将“现实政治”置于文化问题之前，“不要错把学术研究当成更广大的世界”，还应该把精力放在组织“团体、联盟和运动”上。

吉特林的政治学是以一种植根于总体性阶级观念的经济学的复兴为特征的。这种经济学认为:“要么是阶级，要么是文化，两者不可兼得。”在这种论调下，社会运动只是一种文化运动，而文化运动不再被视为政治斗争的场所。不幸的是，这种论调既不承认种族、性别、性取向、年龄和阶级问题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也不承认文化在构成身份、激起欲望、形塑道德价值观方面的教育功能。艾伦•威利斯(“EllenWillis”)反对吉特林等人的观点，认为假如人们“还没准备好捍卫自己在私人关系中自由与平等的权利，他们也不会持续地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斗争”，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在吉特林的文化研究中，主体(“agency‘“)或反抗(”resis-tannce’)问题被作为民粹主义的倒退形式而遭到忽视，而文化教育学则被当成反理性和反理论的宣传鼓动工具。

这种论调令人不安的地方不仅在于它割裂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还在于它使人们无法把握统治制度内部的矛盾，这种矛盾为竞争支配地位、在学校和其他公共领域从事批判性研究或促使学生和其他人有能力去质疑官方的压迫形式和权力的操控提供了可能性。例如，当弗朗西斯•马尔霍恩(”FrancesMulhern“)等理论家认为文化研究试图将政治的意义从属或归结为大众文化时，他们的确是歪曲了文化研究，马尔霍恩无意间指出，当文化只具有教育意义时，它既非自觉的，也非政治化的。这是一种轻率的理论转向，没能领会斯坦利•阿罗诺维茨(”StanleyAronowitz“)所说的后福特时代的新生产方式———信息传播，以及霍尔所称的文化在构建主体性和社会身份方面的中心地位。正如霍尔指出的那样，知识分子转向大众文化，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在理论与大众之间建立联系。相反，研究大众文化的知识分子“并非沉溺和肯定大众文化，而是承担政治、文化和教育的责任。如今，无论是否喜爱大众文化，每个人都置身其中，因而产生了共同语言。无视共同语言的教育潜力，才是极端政治化的行为”。马尔霍恩完全不懂得如何分析将教育力量与大众文化相结合的政治使命和教育使命，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会对教育活动的以下功能感兴趣:瓦解共识的支配形式，为人们把自己看成政治主体和社会主体提供替代性范畴、意义地图(”mapofmeaning“)和一系列可能性。

澳大利亚教育家伊安•亨特(”IanHunt-er“)的著作也对教育学与文化政治学的相关性提出了质疑。他反对将教育学仅仅作为个体与统治社会和解的另一种工具，拒绝承认新颖的教育实践形式具有以下可能性:号召人们重点关注权力是如何削弱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社会和文化再生产的，这种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即是公共教育和高等教育等公共领域的属性。亨特把教育归结为占支配地位的权威的强制性要求，并认为教育权威是为道德规范和社会控制服务的。他的论述中没有自我反思性的话语，同样也不包含师生们在复杂多变的教育空间———这种教育空间由特定的制度形式、学术关系和学术训练规则所构成———中发挥决定作用的可能性。由于对文化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这种狭隘理解，学校不可能被视为反抗占支配地位的权威、抨击统治策略的志得意满或从自我批判的立场出发重建以课堂分析为对象的制度权威的场所。在他的论述中看不到这样的内容，即:这种文化规则的遗产是可以质疑的，在教育学的意义上是孤立主义的，或者说作为一种资源是有用的，可以将教学之基础改造为审慎的实践，为先进的文化政治学服务。

我并不是说批判教育学家应该忽视教育学和文化在构建一国的公民身份和民族身份方面的作用。产生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内部的制度性实践，在形成教育所赖以进行的特定条件方面也并非没有发挥巨大的作用。正如阿兰•奥谢(”AlanO'Shea“)最近指出的那样，承认后一点并不意味着以下命题是成立的:学校的权力完全掌握在统治者手中，无论学生和老师如何挑战统治权力的结构、意识形态和实践，都只能与它同流合污。在这种新版的再生产理论中，批判与争论只能从制度性的学校教育之外产生，借助由这类制度强加给“时运不济的”改革者和激进分子的道德技术，由文化批判者“原汁原味地”提出。这些批判不仅取决于关于社会及其社会形式的过时的功能主义观点，同时也认可了某种总体化的权力模式，这种权力模式推崇冷静客观的批判者被忽视的作用，因而意味着放弃了使政治更具教育性的立场。它不仅是对福柯政治学某个糟糕版本的滥用，还代表了一种理论上的无能(而非单纯的反乌托邦)，颠覆了更关键的问题，即作为斗争场所的文化如何发挥教育功能，在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和政治形式内为政治主体和批判性参与的形成创造可能性。这里没有积极关注老师和学生该如何构建教育权威并发挥中介作用，使教育权威具有一种自我批判的形式，能够回应对师生们的教学场所产生影响的特定的历史、制度结构和文化力量。

这种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妨碍了人们将教育理解为在以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差异化的机会和社会变革的不同资源为特征的多元语境下发生的特定斗争的产物。托尼•本内特等理论家实际上只是重复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流行于美国激进教育理论家中的社会再生产和文化再生产理论。本内特认为，当政府机构将所有教学实践管控成为一种麻木的标准化形态时，激进的课堂干预活动就会出现;同样，本内特认为，激进的教育家过分强调主体性，而忽视了制度压力的代价，信奉他称之为“有主体而无结构”的东西。然而，这种批评很难探知或者突出学校在制度压力方面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决定性，并且教育工作者的社会能力是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形塑的。相反，本内特只是把方程式颠倒过来，即把自己的治理观当成是没有主体的结构理论。最后，本内特得出了一大堆比他所总结的激进教育家的缺点更为保守的观点，他认为这些教育家的著作既没有质疑学校的制度权威，也没有带领学生进行批判性学习。例如，本内特号召激进教育家采取更复杂、语境更特殊的反抗形式，但他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几十年前美国和英国教育学家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理论论战。归根结底，对本内特而言，激进教育学仅仅意在强调保守的治理术，而不是教会知识分子参与政策改革。在这种犬儒主义哲学指引下，本内特很可笑地指出，文化研究只能在大学内部进行，但他拒绝分析该研究的关键要素，即教育如何才能更政治化。最后，本内特的悲观主义堕落到了比他指责激进教育家效法的自由主义更糟糕的境地。尽管本内特对公共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职业化无动于衷，但又以“文化匠人”的陈旧隐喻来描述教师在大学中应该发挥的政治作用。令人吃惊的是，他通过为标准化考试以及知识和技能的缺陷进行辩护来抵制民主课堂，而这种论调同美国保守主义理论家E．D．赫尔什(”E．D．Hirsch“)如出一辙。这种观点把教学简化成了生产知识的一种方式，正如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Johnson“)所指出的，它几乎没有论及教学是自我生产的方式，后者要求教师在知识与课堂之社会关系的特殊形式中有所创新。此外，他很随意地把激进的教育法则(即教师将他们所讲授的历史、经验、理解与学生们带到课堂上去的认识联系在一起)描述为某种毫无批判力的、反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形式。作为教师，我们应该使知识更有意义，从而更具批判性和变化性，这种观念在本内特那里似乎是缺失的。

正是在反对当前对文化政治学的猛烈攻击及其企图污蔑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教师在不同公共领域内可能发挥的作用的过程中，霍尔的著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治意义。在下文中，我们将讨论我姑且称之为“批判的公共教育学”的理论。

文化斗争

霍尔认为，文化为教育的政治化提供了一种基本框架———承认我们如何学习和学习什么是与理解、表述及破坏的策略密切相关的。在必要时，这些策略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参与或转变那些形塑了人们生活的意识形态和物质环境的机会。霍尔影响最为持久的一个贡献是使政治教育化。他一再强调文化与权力相联系的多种方式，以及文化如何且在哪里作为一种教育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力量发挥其象征性和制度性的作用。他富于煽动性地指出，文化教育学是与主体的特殊表征、身份和形式进行独特斗争的产物。在阐明身份和认同问题的过程中，上述斗争的紧迫性与相关性日渐清晰。霍尔是这样阐述的:通过运用历史资源，与其说语言和文化“是”(being)什么，不如说它们“成为”(”becoming“)什么:与其问“我们是谁”或“我们从哪里来”，不如问我们可能成为什么，我们是怎样被代表的，以及这种代表对我们自己代表自己会产生什么影响。⑨霍尔认为，作为身份认同的斗争，公共教育学提出了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在特殊的历史和制度场合之中，在特殊的流散形式和实践活动之内，差异、公民责任、社群和归属的观念究竟是如何通过一种特殊而明确的策略产生的?”

这些策略不仅是围绕着意义如何理论化的问题展开的，而且是围绕着近来霍尔称之为“文化治理”(”governningofculture“)的潜在斗争展开的。霍尔用这个术语来指代控制、管理和分配特定资源的斗争，这为个人或社会团体选择、占有和改变有关身份、欲望和主体的特殊观念之能力的可能性提供了中介。对霍尔来说，文化政治学是资源管理和资源分配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理解政治的能力也需要以文化治理的实际方式为中介，也即文化实际形塑“我们的行为、社会活动、人类实践的方式，因而从整体上看也是人们在制度和社会内部行事的方式”。我们理解政治的能力还要取决于文化借助“以差异为标志的边界所构筑出来的探讨意义的潜在论域，即一种身份政治”的方式。简而言之，由于文化为人们学会如何与自身、他人以及外在世界发生联系提供了资源，所以它是主体和政治的组成部分。在霍尔看来，文化既非不受约束的，也非静止不动的。霍尔强调学习与社会变革之间的联系，其贡献不仅在于承认文化是斗争的场所。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坚决主张文化工作者应该不断通过教育实践来深化政治的意义，而这种实践就是参与并挑战那些表征性的策略(”representationalstrategies“)、制度形式以及权力技术(权力技术制约着社会内部的权力、冲突和压迫的复杂博弈，并被这种博弈所制约)。文化是一种权力不断变异、身份持续转换、主体通常对其环境知之甚少的社会领域。在这种语境下，主体既无法预想，也不可能总是各得其所，而是不断取决于协商过程。主体———人们干预和改变社会形式的能力与才能之间的关系———为新型民主关系、制度形式和身份提供了场所并带来了希望。人们“如何看待文化政治学的地位”对于任何切实可行的政治思想而言仍然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政治思想关注的是个人和社会团体如何分析那些维持支配性的权力关系的现存社会、经济和教育力量，以及如何通过斗争来改变这些力量。

霍尔认为，文化的教育力量体现在它对表征和伦理话语的关注当中，而这种表征和对话依据学习、主体、社会实践功能以及政治本身的特定环境而定。作为一种教育力量，文化充斥着政治的意味。甚至可以说，文化不仅为知识和技能的转换提供了象征意义和实质意义两方面的资源，而且还提供了这种转换的内容和语境。通过这种转换，文化使人们可以从主体和可能性的立场对世界进行批判性的解读，尽管这种解读仍然是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下进行的。理解文化的教育功能的关键在于认清文化的表征、空间和制度在当今时代变化的本质。一方面，作为制度、新技术、实践和生产的复合体，文化是现实存在的，它已经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极大地扩展了“可以传递的意义、信息和图像的范围、规模和种类”;另一方面，文化领域的信息爆炸标志着这样一种转向:如果不把知识视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则意味着把知识视为产品的原始形态。在这里，文化既非文本，也非商品，而是“生产和权力斗争”的场域。文化作为首要的实体力量和认知力量，我们应强调其作为改变身份和展现权力之场所的教育本质。在这一语境下，学习本身成为目的，不仅是为了获得主体资格，而且是为了社会变革的概念本身。

作为公共教育学的文化

霍尔认为，文化的教育能力重新定义了权力政治，重新定义了表征的政治本质以及教育作为社会变革的明确原则的中心地位，也拓宽了我们对教育的公共影响范围的理解，即“在学术研究内外进行的”教育实践将教育的范围扩展到多个场所和领域。作为一种精进实践，在文化进行身份捍卫的所有公共领域内，教育的身影无所不在;它在协调知识、快乐和价值的关系方面发挥着桥梁作用;它利用重要的和存疑的权威让特殊的社会实践、社群和权力形式得以合法化。恰恰是这种对文化政治化和政治教育化的强调，使霍尔的著作在今天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如果主体是在象征性的和实体性的权力关系中协商、形成和重建，并在复杂多变的历史语境和关系语境中得到确认，那么就不能把它从可能的教育自反性中剥离出来，也不能将它同文化政治学的发展相分离。

对于批判教育学家来说，在分析权威与权力如何将文本与语境、意识形态与特殊的权力关系、政治规划与现有的社会形态联系起来方面，霍尔的接合理论(”theoryofartic-ulation“)非常重要。对于教育家而言，语境在把文化教育学形塑为实践政治的形式时具有核心作用，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洞见。这不仅因为政治规划是围绕特殊的语境形成的，而且因为语境是随着文化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改变而变化的，这类规划只有在其自身保持着开放性、非整体性和不完整性时才是有效的。霍尔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公共教育学是通过其精进功能、正在发挥的中介作用以及对发生在知识、语言、空间关系和历史领域的互动与斗争的关注来定义的。在霍尔看来，公共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手段，更代表了一种道德和政治实践。这里的关键不仅在于呼吁将公共教育学同跨学科的、相互渗透的、对抗式的实践联系起来，而且要将这些实践同推动种族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民主以及推动霍尔和戴维•赫尔德(”DavidHeld“)称之为“公民权利的个人和社会维度”的更宏大规划联系起来。

“接合”的概念不仅仅为“在无联系之中制造联系或(更为常见的是)从一种联系中生发出另一种联系”提供了理论依据，还重新确认了文化研究的政治本质，而后者正是学生们在不同的学习场所使用的资源的意义所在，与此同时还将这些意义的特殊性与更广泛的质询和公共对话联系了起来。对于公共教育学的思想而言，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这种政治规划的核心要求是，必须从“人们实际生活之场所”与“意义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主导了日常关系中的世俗行为)中产生、呈现并引起论辩之场所”之间的交集之处入手。在这种语境下，公共教育学是将日常生活的社会语境理解为活生生的权力关系的批判性实践的组成部分。霍尔一再强调，文化工作者必须批判地分析意义是如何同其他场所生产的意识形态产生共鸣的。文化工作者还必须分析意义是如何证明并产生特殊的实践、政策和社会关系的。教师不能把文化文本视为是真空或白纸一张，这样的做法常常会忽略标准同更广泛的社会形式、权力和公共斗争之间的联系。将文化文本视为批判的公共教育学的一部分，意味着拒绝将我们对大众文本的分析局限在这类文本的多重意义或解读文本隐含意义的形式主义方法上。相反，批判的公共教育学应该弄清楚，特定的意义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是如何更合法地成为现实之表征，进而利用已经成为共识的假设在支配性的社会秩序下形成有效的话语和社会结构的。正如赫尔曼•加里(”HermanGray“)所指出的，霍尔的研究强调教师应该关注作为公共交流方式的表征问题，从而分析“这些形象，尤其是它们的历史意义和当前意义，以及它们与更广泛的话语之间的组合和重组”的方式。作为一种公共话语，表征可以被理解为在主流文化内部引起和见证更广泛争论的伦理困境的方式。这一论断的言下之意是，文化政治学要探究大众文本是如何在受文本产生的特殊历史、社会和经济条件制约的权力和统治之网的中介之下得到表述的。

作为政治的公共教育学

我已经论证指出，霍尔的研究支持一种跨学科的公共教育观，这种教育观在挑战权威和权力的过程中不断地扩大交叉范围和渗透领域，在尝试将特殊性与国家性、跨国性联系起来的过程中形成了互文性(”intertextu-al“)的特征。这种教育学的计划可能有多种实现方式，但其最深刻的动力来自怜悯之心和社会责任感，而这种怜悯之心和社会责任感的目标是深化和拓展批判主体、种族正义、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可能性。

教育与政治论文篇5

二、大学语文课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定位分析

近些年来，国内外的形势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中，从思想政治的视角上进行分析，文化教育的大环境下对于当今大学生的成长环境和心理特征等均发生着一定程度的影响，尤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影响也越发明显。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与此同时也带动了科技的发展，而科技的发展与创新需要国际中的技术交流，随着各类交流的广泛深入，一些西方国家企图借此机会向我国渗透。我国社会现阶段正处于经济的转型期，此阶段的种种变化均能够通过人们的思想意识或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予以体现。党的十七大召开将腐朽思想列为了查办的重点，然而社会中一些不良风气仍然屡禁不止，比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都在互联网的普及应用下对青少年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教育是立国之本，其中的德育教育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大力倡导，然而直至今日教育的情况仍然不乐观，而教育基础的重要性众所周知，因此，只有在关键的阶段打好教育基础，才能确保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2]。目前，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目前以理论教育为主，而教育形势也是应试教育，因此对于思想政治的教育均过分注重理论的灌输，盲目追求教学效果，完全是为了完成“教学”而教学，明显忽视了应有的人格教育。思想政治的教育不同于其他学科教育，它应该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渲染，通过一系列的感染教育来实现教育的目的。而当前的教育模式显然有悖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只是为了完成教学指标强行灌输，不能言传身教进行情感的投资的思想政治教育显然难以达成要求。并且存在着思想品德教育方式单一，学校思想品德的教学内容局限于课本的现象，然而教师在教学中只是比较形式化的阐述思想品德教育，这些形式上简单的教导，往往会造成学生对思想品德的理解上的失误，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增添学生的反感心理，尤其是对当代的大学生来讲，其思想政治观念已经基本形成，心智也较为成熟，因此在开展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当中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这是因为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当前依然停留于知识理论层面，做不好良好的渗透，致使思想政治教育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三、强化语文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建议

随着国民经济的进步，文化也正在逐步发展，现阶段人们越来越逐渐重视学校教育。然而良好的大学语文教育是确保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良好途径。因此，语文教师应当，充分利用教学资源并进行大胆创新，通过文学作品的教学来潜移默化渗透思想政治教育，让学生在不知不觉的学习中有效树立正确的思维观念与道德意识。

（一）创设良好的教学环境

在大学语文课程当中分析相关文学作品，然而这些文学作品中都具备着作者情感的写照，以及作者的人文关怀，在众多的文学作品当中都凝聚着一定的价值观，大学生通过文学作品的学习能够对一些自然规律产生明确的认知，有利于拓展知识面及提升认知和培养审美情操。在语文课本中的作品全部都是经过筛选出来的优秀作品，传承和发扬着我国的特色文化，其中的无私奉献精神、吃苦耐劳的意志、坚韧不拔的毅力、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等等内容都深刻体现出积极乐观和健康向上的良好情操。比如《论语四则》一文，语文课程当中的人文思想情况不同于单纯的思想教育灌输，在《论语四则》当中既是一种儒家思想的传播也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内容，讲的就是人才的造就和国家的治理问题，提出了人才的形成需要先经过一些艰难困苦的磨练，而不应该贪图享乐，否则将一事无成。文章言辞有力，道理说的透彻朴素，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适当的将思想政治教育定位于大学语文教育当中有利于帮助学生由内而外提升综合素质与情感道德意识。由此可见，教师只有在教学时潜移默化的创设良好的教学环境，才能更好地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二）改善传统教育方式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社会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要求学校教育也应该与时俱进，在教学方法上进行改革，才能真正的将思想政治教育定位于语文教学中。例如采用人本教育的方式，所谓的人本管理的思想品德教学，实际就是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本”在人本管理中实际有两方面含义，第一方面，目的和中心，也就是指学生本身是管理活动开展的主体，一切管理活动都要以学生作为核心来开展，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主要前提。第二方面是根本的意思，也就是说学生本身是思想品德教育课管理活动的根本。所以，人本管理的思想品德教育课中心是让学生得到全面的解放，包括学生的思想、性格等方面，意在以学生为中心，关心学生、尊重学生、培养学生。从教师的管理目的来分析，要尽可能的发挥学校师生的创造性、积极性和主动性。从管理内容来分析，语文教师要通过人本化的思想品德教育课管理方法，实现高校师生的自我课堂管理。从管理方法来分析，是要通过积极的鼓励、充分地信任与理解来进行管理的。

教育与政治论文篇6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影响与作用1、对校园文化建设的指导作用。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建设的内容来说，校园文化建设是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校园文化的有效建设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方式以及教育效果等都要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根本上来说，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仍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引导者，其主导者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2、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制约作用。在实际的校园文化建设中，我们不能否认其中必然存在着的具有一定负面影响的文化产物，这对大学生的道德素质以及思想文化培养等都有一定的消极作用。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限制与制约下，这些具有负面影响的文化产物将很难出现在校园文化活动中，从而为当代高校校风建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④

二、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

（一）分属不同部门，无法实现教育资源的高效组合从高校的实际工作来看，当前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以及思想政治教育仍分属不同的教育部门。一般来说，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与管理属于学校团委以及宣传部的工作范围，其大都是通过学生组织，如学生会、学生社团等来开展活动。而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则分属于学校的思想政治教研中心等机构，其主要是通过教师课堂教授来进行的。⑤这两者之间的影响与渗透较少，不能进行有效的融合与统一，从而降低了学校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性，限制了校园文化建设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性能发挥。

（二）物质文化建设与精神文化建设发展失衡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实际工作来看，当前，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大都注重物质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却忽视了精神文化的建设。而物质文化建设仅是校园文化的外在表现，精神文化的发展才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内涵。但是，当前许多高校都陷入了这一误区：仅是对校园文化的物质文化方面进行探索与挖掘，忽视了校园文化建设的真正内涵。这种缺乏精神文化内涵的校园文化建设，对于学生思想方面的引领也就失去了其本身的意义。

三、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的主要途径

（一）积极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高校想要切实实现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就需要要在进行校园文化建设的基础上，积极地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这样才能将校园物质文化建设和精神文化建设结合在一起，并将其纳入学校人文精神教育的总体规划纲要之中。⑥就校园文化建设来说，良好育人环境的营造，对于学生社团的活动组织等有着积极的引导作用。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来说，育人环境的营造，能够督促教师在专业课中融入人文精神的内涵，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从而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与自身发展。

（二）完善相关制度的建设为了使当代大学生建立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以及行为规范，就要在对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上，制定规范化、标准化的管理制度，从而对其各种不良行为进行规范与约束，切实督促当代大学生的良好发展。但是，我们仍需要注意，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并不是让大学生被动性地被这些制度、规范所管制、所约束，而是要使得其将自身的行为与制度要求结合起来，从而逐步地引导自身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再者，相关制度的建立对于校园文化的良好建设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制度的建立对于具有负面影响的不良文化产物的产生也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从而切实为当代大学生提供一个积极、健康的学习与生活环境。⑦

教育与政治论文篇7

1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所谓传统文化，也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淀起来并且渗透于民族整体意识和行为之中，世世代代传递、流动的最具生命活力的文化。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是指根植于中华大地肥沃土壤之中，经过千百年封建社会积淀起来的长期流传的观念形态的文化。除儒家、道家、法家和佛教学说之外，还包括历史、文物、书法、服饰、陵墓、医学、农学、天文、地理等等古籍文书。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1]

思想政治教育是传统文化发展、积累和传递的方式和工具。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结晶，但它并不只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有着活的生命。“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它所接收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像自然的过程那样，在它的形态和形式的无限变化与活动里，永远保持其原始的规律，没有进步[2]” 。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维形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传统文化一方面通过历史继续发展、积累和传递。同时，另一方面又用潜移默化的不同方式加以继承和发展。而在继承和发展的过程当中，思想政治教育就成为其有效的方式和有力的工具。并且，一定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内容以及人们所达到的思想政治素质，成为该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历史的前进和发展，他们逐渐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把该社会的文化含量推向新的水平。那么从长远的历史阶段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推动了传统文化的发展。

传统文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定的目标、内容和环境。任何文化都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我们这里论述的中国传统文化特指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是经过中华民族长期实践和思想家们概括提炼的，指导着中国人民的生活行为，并推动社会发展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它们集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这些积极因素成为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所期望达到的结果，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及其发展方向，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时，这些积极因素也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例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教育中都有很多传统文化的成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也要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凡是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并对其发生影响的外部因素，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容。其中，文化环境是对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发展起决定性影响的宏观环境之一。传统文化作为文化环境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同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内容以及人们所达到的思想政治素质，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必将把传统文化的发展推向新的水平；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又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创造条件，离开了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失去一定的载体即特定的支撑。

2思想政治教育在传统文化中的表现形式及其规律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逻辑到方法论，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富有道德传统的中华民族在其数千年的历史实践中，不仅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超越局限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且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超越局限的关于如何推进道德理论教化的理论思维成果。如果说对前者的继承，有益于我们增强当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的民族特色、认同感、丰厚感与感染力的话，那么，对后者的继承，则有益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对历史经验的自觉借鉴，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有效性。

2.1从教育对象的特性中求证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正确认识教育对象是制定教育目标的依据、是有效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保证、是增强教育效果的前提条件。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也注意从教育对象的特性中来探求德教的方法。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认为，教化的施行应遵循相应的规则、运用相应方法，并且从不同的视角提出德教方法确立的基本的方法论，如效仿法、神启论、比附论等等，不一而足。然而，在这些方法论的掩盖下，更为实质的则是基于对教化对象的深刻分析和全面认识从而确立德教方法的方法论。如荀子强调教化“必由其道”，做到“不傲不隐不瞽，谨顺其身”[3]；董仲舒强调教化对象“知其气”、 “知其声”、 “知其行”、 “知其物”，才能 “言虽约，说必布”、“事虽小，功必大”[4]；张载强调“知其人”，才能“教人使人德[5]”等等，都明确地表露出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掌握教化对象的特性与德教方法的确立之间基本关系的深刻认识。

2.2从递替相关的多个层次分设德教的目标

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之一是教育要与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发展之间保持适度张力，中国古代德教目标的设置体现了这一规律。在中国传统德教理论中，作为最高的德教目标出现的理想人格是“圣人”，但中国思想家们在强调“圣人”这一最高理想人士对于德教过程的目标意义的同时，始终没有将其设置为整个德教过程中的唯一的目标，而是在“涂之人百姓”与“圣人”之间设置了种种相互关联而又前后继替的目标人格。如孟子将这一相互关联前后继替的目标人格设置为“善——信——美——大——圣——神”：“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泽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6]此外，中国传统德教理论中大量的“士”、“君子”、“贤人”、“成人”、“大人”、“大丈夫”之论，其实也是对个体德化过程中不同阶段所应实现的目标人格的不同表述。

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理想人格的不同表述，实质上是从多个层次为教化对象确立了一个前后继替、紧密关联的德化的目的链，前者为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提升和推进。因此，中国传统德教的目的理论，表现出理想性与现实性、终极性与阶段性的高度统一，从而使得德教目的给个体接受教化的行为、个体进德的行为以巨大的牵引力和感召力。

2.3从整体系统的视角观照德教的运作

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及其一贯思想，就是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的整体主义思想。所谓整体，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主要指的是整个社会、民族和国家。受这种中国传统整体性思维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较少从局部的、静态的、孤立的层面看待德教的动态运作，而总是从整体的高度，从德教活动的实际推进方法、从德教内部各部分的相关互动、从德教与相关系统的互动之中来观照整个德教活动。

中国古代思想家从历时的过程性和共时的展开性两个视角出发，对德教活动进行观照，得到了很多成果。如从历时的过程性出发，朱熹得出了对教化的阶段性与连续性及各阶段的不同特性的认识：“古之教者，有小学，有大学，其道则一而已。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事。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就上面讲究所以事君事父兄等事是如何？”，“古人由小学而进于大学，其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固已久矣。大学之序，特因小学已成之功” [7]等等；从共时的展开性出发，在教化与环境方面，古代思想家强调环境习染对个体德性发展的影响，并由此主张“择友”，“以友辅仁”，“择处”，“择不处仁，焉得知”。在观照德教运作的过程中运用整体的、系统的方法，使得中国古代思想家在许多方面都深刻地揭示了德教的社会性及其运行的社会条件，揭示了德教运作的内在机理。这种观照德教运作的方法，使得中国传统德教理论具有了浓厚的辩证色彩、系统色彩。

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而不断继承和创新的过程。它除了要受到社会存在的影响以外，更有赖于对自身发展经验和传统的扬弃。因此，我们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吸纳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以便拓展和丰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教育与政治论文篇8

当前是我国建立和谐社会的关键的时期，它需要正确切实的理论为指导，大学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后备力量，对他们教育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理论指导。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为指导，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是这一指导思想的集中体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会把大学生培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合格接班人。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推动力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大学生爱国、拥护党领导的主要渠道，同时也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人生价值观的主要渠道。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中要贯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先进理论，且应用于实践，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所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了不同的价值观，是道德规范和社会价值观的总体现，它是经济飞速发展社会下的，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实践性，并能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加速和谐社会进程的理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大学生的行为方式和道德观念，易被他们接受和认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且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能调动大学生开拓性、创造性，是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推动力。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正确合理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将推动和谐社会的进程。

二、网络环境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带来的挑战

(一)网络环境纷繁复杂

网络信息的海量化及良莠不齐使大学生的辨别是非能力受到挑战。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影响着大学生的各个方面，大学生通过网络掌握学习很多知识，增长他们知识，但网络给他们学习生活带来益处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利，因为当前网络环境纷繁复杂，信息丰富，但由于大学生网络信息判断辨别能力不强，很多不良信息夹杂在网络中，这些不良网络信息对他们的思维意识、价值观念造成不良作用，这势必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着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网络具有开放性、无时空性，这使得不同的网络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网络文化，大学生利用它能够随时随地学习、交流，但是，一些不良的信息利用网络传播，影响着网络文化的健康有益。西方国家实施“网络文化战略”，利用网络传播和宣扬他们腐朽思想，冲击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消极的影响。网络有一些不良网络信息，如种族歧视、暴力、等，还有些国内的反动势力利用网络传播不利于社会稳定、发展的信息，如，这些腐朽、可耻、反动的信息影响着健康有益的网络环境，使大学生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受到影响，如何抵制这些网络信息，将关系到大学生的成长，是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大挑战。总之，新时期，在纷繁复杂的网络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受到严峻的挑战。

(二)大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

在网站引导力度不够，使他们价值取向受到影响根据相关资料得知，信息在国际互联网上的传递，主要是英文，中文相当少，这使得传播信息的不对等。大学生对英文有一定的基础，很容易受到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这样会扭曲大学生价值观。现在高校都有校园网站，在网站上基本都有思想政治教育板块，但是这些板块只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对资产阶级的思维观念、价值理念评论较少且缺乏正面引导，这样就阻碍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很多大学生主要精力放在网上，精神高度集中，这样不但会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而且会使他们的性格比较孤僻，不注重加强人与人的交往，影响着他们思想观念和自我价值观的形成。网站上腐朽思想、消极观念的不良信息，阻碍了他们树立正确的思维意识，价值观念。可见，网络环境下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取向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任务。除此之外，由于网络具有虚拟性、超时空性等特征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仅仅依靠课堂教学教育将不会达到教育目的，甚至会起到反作用，因此，使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受到极大挑战。

三、网络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策略

(一)加强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在党的十报告中明确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加强文化建设至关重要，因为它会在无形中对人们起到教育和引导作用，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树立奉献意识、爱国意识。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当前，网络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我们应使传统优秀文化的精华与网络环境下的社会状况相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校园网络文化，在学校通过多种形式宣传教育，使学生以最简易的方式受到教育，使其成为一种独特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网络信息丰富多样，积极有益信息应占领网络这块阵地，抵制不良信息，这就要求高校加强网络管理，大力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在校园网上积极传播体现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信息，在这种校园网络文化引导下使大学生受到教育，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社会的发展需要法律法规和制度的保障，随着网络的发展，我国颁布了一些网络方面的法规，但需要改进和完善，以保障校园网络文化的发展。各个校园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加强和改进网络保障体系，充分利用有益的网络文化吸引大学生，切实有效地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校园网络文化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要充分运用网络传播的优势，使他们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潜移默化的受到教育。总之，校园网络文化积极运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将会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事半功倍。

(二)加强大学生网络道德意识的培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需要道德高尚、全方面的综合人才。因此，必须对大学生加强道德育，使其德才兼备。21世纪是网络飞速发展的时代，大学生掌握和运用的网络技术提高了对网络的认识，网上众多精彩信息吸引着他们，给他们的学习生活带来了便捷。但网络也影响着他们自身素质、道德规范，这就要求他们树立正确的网络观，加强对网络的认识。网络上的腐朽文化、拜金主义、霸权主义等不良思想，对大学生人生观形成有巨大的反作用，要引导大学生对这些思想的认识。网络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更加便捷，人们很容易感觉到人际关系的成就感，自身价值的重要性，这对大学生来说，网上交往深深吸引着他们。大学生对爱情的期望日益强烈，但同时又面临着学习任务和就业的压力，这是他们经常上网交友，这对他们的学习生活产生着巨大影响，使他们对现实的人和事比较冷漠，甚至对大学生生活充满悲观失望。因此，要对大学生加强网络心理健康教育、心理障碍排除讲座等，以加强他们对网络人际关系的认知，充分地利用网络形成正确的网络人际观，形成一种合理向上、健康有益的网络人际关系。人们利用网络越来越频繁，但网络不道德行为和网络犯罪日益增多，这就要求确立网络道德，加强对网络行为的规范、秩序的维护。一些大学生在网络上一些信息，诋毁学校、教师、同学等，甚至侵入其它网站进行破坏，可见，大学生必须要形成正确的网络理念。高校应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培养他们自我约束、自身负责的意识，遵守网络规则、维护网络秩序，规范网络行为，成为有道德的网络中人。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越来越多，网络信息是否有益，大学生辨别能力差些，因此，应加强对其辨别能力的培养，从纷繁复杂的信息中取其精华，用于学习生活中。总之，网络对大学生的思想具有双面性，要培养他们网络信息意识，提高网络信息素质和道德素养，规范网上行为，提高网络道德意识，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袭，积极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思想政治教育者树立现代化的教育理念，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溶于教学之中

教育与政治论文篇9

一、教育目标的一致性

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都是要把学生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思想政治教育着眼于引导和帮助学生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其目标是培养学生爱祖国、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良好的道德品质和遵纪守法的意识。文化素质教育的目标是通过让学生读名著、学历史、欣赏艺术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高尚的道德情操、健康的心理素质、高雅的文化品位和健全的人格修养，从而促进人的和谐发展。总之，文化素质教育就是要以当代最优秀的文化成果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坚定不移地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作主旋律，其最终目标也是为了让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化与文化素质教育的倡导都是针对教育失衡提出的，文化素质教育主要从精神角度去培养人，思想政治教育是从政治立场角度促进个体社会化 ，从而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等。两者旨在把学生培养成全面而和谐发展的人。最终都是要把学生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

二、教育内容的渗透性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虽然理论界尚无定论，但认为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和心理教育”的“五要素说”已得到广泛认同。[1]由于我国大学过于注重科学教育而忽视人文教育，决定了我国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更加强调人文素质教育。人文素质教育处理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关系，必然涉及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思想、道德、法纪、心理”内容，培养当代大学生的人文精神必定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这也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内容 [2]。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到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不断丰富，过去那种以政治教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已经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内容丰富的五要素说，并且还会继续与时俱进。从另一角度来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改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内容的陈旧、单一，重新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化，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四有”新人。很显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在内容上虽各有侧重，但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一方面则有很大的渗透、交叉和互补性。

三、教育功能的相通性

在大学生的基本素质中，文化素质是基础，为大学生其他素质的形成提供条件，思想道德素质是根本和灵魂，主导着其他素质的发展。对于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而言，文化素质与思想道德素质缺一不可 [3]。文化素质教育的功能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提升人性修养、培养高雅气质和人文精神、塑造完美的人格，使学生具有正确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情趣，自觉追求高尚的审美理想。二是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使其能够正视挑战，参与竞争，应对艰难的考验。三是培养学生勇于创新的精神，能够总结过去，探索未来，开辟美好的前程等。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外在集中显露。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集中体现在：启迪思想、转化意识、塑造人格和指导行为，使学生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爱国主义思想，时刻关心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增强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具有一定的哲学修养，能够运用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行为，自觉增强道德情感和信念等。因此，人文素质教育的功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是互相贯通、互相渗透的。

四、教育途径和方法的相似性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都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在即将踏入社会之前学会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人”，其教育途径和方法都必须“以人为本”，宜情感熏陶，不宜灌输说教；宜潜移默化，不宜暴风骤雨。[4] 思想政治教育要把系统抽象的理论知识以“启发式”、“互动式”等教学方法去促进知识的内化，提倡个体的感悟与反思。文化素质教育会营造人文氛围，建设人文环境，开展讲座，举办科技文化活动，让高雅艺术走进大学校园，可见其教学方法更加灵活性和多元化。深入实际，体验生活都是文化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的重要途径。思想政治教育经常利用寒暑假组织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邀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企业家和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为学生做专题报告等，这些活动能从直观上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的巨大作用，增强了“两课”的说服力。文化素质教育会利用假期让学生进行社会调查，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服务社会，同时还建立校外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可见，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的教育方法和途径具有相似性。

参考文献：

［1］罗素.罗素文集[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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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的实力不仅仅靠物质财富和社会发展速度来衡量，还要看这个国家国民的思想道德水平以及社会文化。最近几年，我国关于思想道德的讨论异常激烈，社会诚信的缺失，给社会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因此我认为只有把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文化相结合，才能实现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一、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主义文化相关概念

思想政治教育即为对社会或社会群体成员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或者道德规范，进行有目的性和组织计划性的影响，使他们的社会活动符合整个社会的思想品德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弘扬先进的文化、伦理以及思想，在整个社会倡导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促使人们能够正确地处理个人、集体以及整个社会的关系，提倡科学合理的生活方式。

社会主义文化反映的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规律以及其成果的文化，社会主义文化既源于人民大众实践又服务于人民大众，它继承了人类的优秀精神成果，具有科学性、时代性和民族性。

二、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主义文化内容

全球化将全世界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我们考虑问题要以全球的利益为出发点，要具有面向全球化所必备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在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带领下，爱国主义有了崭新的内涵：首先我们要努力谋取国家利益，其次要积极参与制定适应全球的发展准则，并在国际规则的制约下，实现国家利益。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促使人们树立理性、客观的爱国意识，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要认识到中国的进步与世界的发展紧密相关，全世界人民所面临的危机同样也是中国必须解决的难题，并且要为消除全世界面临的危机奋斗终生。

原总书记同志曾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中在增强人们诚信意识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以诚实守信为荣”。培养诚实守信的素质也是培养一个有道德的“四有“新人的关键，同样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的素质。我国目前正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受法律的制约，同时也最看重诚信，每一个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都要诚实守信并且自觉地维护市场经济的秩序。通过详细的分析可以看出，即使在一个政府调节和市场都起作用的场合，在严格受法律约束的场合，思想道德的调节依旧存在这，并且是任何其他的调节不能替代的。

法律是一种规则，因此法律意识也是规则意识，并且还在社会生活的规则中处于重要地位，就个人而言，规则意识能够端正一个人的行为。无规矩不成方圆，思想政治教育让人们知道：无视法律规则，肆意践踏法律规则，将会给我们整个国家的利益以及民族的经济带来极大的危害，因此我们必须要运用法律规则趋利避害，使我们的行为处于法律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

三、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主义文化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主义文化的融合，不是简单地将思想政治教育等同于社会主义文化，更不能让社会主义文化孤立地进行，而是要利用思想政治教育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既不能只注重思想政治教育而忽略了社会主义文化，也不能让思想政治教育取代了社会主义文化。

在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特别要注重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时代精神。在大力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来弥补市场经济中无法调节的环节，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主义文化目标

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目标是使人们通过相关知识的学习，培养人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有理想”指要把自己的理想与共产主义相结合，使共产主义成为自己内心的精神支柱，在思想上牢固地树立起共产主义这面大旗，面对困难能够百折不挠，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有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和信心，有为其献身的勇气。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源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紧密联合的动力，因此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此息息相关。

“有道德”就是要把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结合起来，而且个人要服从集体。孔子的“信”这一道德思想可以衡量一个人的素质和价值观，也可以规范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应该培养出讲诚信、有道德的人。

“有文化”就是要以文（思想）来化人，把自己化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用正确的社会主义思想去工作和生活。当前教育的侧重点应该在科学知识和人文素养教育层面，培养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兼备的高素质人才，这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

“有纪律”就是要让人们自觉地自愿地遵守纪律，并且通过纪律去约束那些不符合社会要求的现象。纵观整个世界，思想政治教育的侧重点应该在于强化法制意识，因此，加强法制意识教育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然要求和迫切需要，使人们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任务，这对于中国的法制化进程同样也存在重要的意义。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主义文化存在许多共同点，思想政治教育为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并在这一基础之上，切实把握各自的特点、规律，及其内在关系，获得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效果。从而全面地、有效地促进中国的发展，进而实现我们所期望的共产主义。

参考文献

[1] 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第二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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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奋斗目标，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十六届六中全会对此作出了全面部署。六中全会还提出到2020年构建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和任务，其中一条便是：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这表明我们党清楚地认识到，党的方针、政策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都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深深植入人们心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顺利实现现代化的生命线。

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针对本国出现的思想道德问题，往往都非常重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明显效果；也有过因忽视思想政治教育而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而延缓现代化进程的教训，可以作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借鉴。

一、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现代化肇始于200多年前的英国工业革命，随后向全欧和北美扩散，再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大。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将时间限定在20世纪以来，主要涉及美、英、法、德、日、“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的实践。

现代化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迁，不仅改变社会物质生产的面貌，也改变人们的社会关系和整个社会的结构，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这一切变化也带来严重的思想道德问题，带来普遍的忧虑和困惑。正如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说：“二十世纪尽管拥有物质的繁荣，政治与经济的自由，可是在精神上二十世纪比十九世纪病得更严重”。①面对社会发展变化带来的大量思想、道德问题，发达的科技和经济往往无能为力，各国都认识到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来说，20世纪是最具变化的年代，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1．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20世纪初，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基本完成，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古典”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对生产力的发展显示出巨大适应力；但是，现代经济生活的自由放任带来日益严重的社会失控，市场上显示的生产过剩危机与发展中贫富差距增大，形成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结构性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殖民地掠夺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加之军国主义兴起与经济军事化，终于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经济大萧条的爆发；随之而来的是法西斯主义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反动而猖獗一时。这些新因素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

美国在20世纪初期，出现了后来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社会转型时期也遇到的种种问题，即贫富分化加剧，社会风气败坏，贿赂风行，假货、商业欺诈比比皆是，金钱至上、拜金主义盛行。在欧洲，激烈的社会矛盾促使人们对工业文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英国和法国综合国力较之以前有所下降，国内矛盾激烈。他们对文明与进步的信念发生了极大动摇。人们开始对传统的宗教价值观进行反省，不再相信有普遍的、共同的价值信仰，不再相信传统的国家主义说教，反对各种各种各样的束缚和规制，蔑视权威，尊重个体的自由选择，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成为人们思想、道德的主流。

无论是欧洲或是美国，教育改革家们对历史上长期沿袭下来的传统的道德教育，特别是其所采取的强制的、灌输式的教育方法提出了质疑。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理论家杜威认为，社会上不存在一种绝对的道德真理，任何道德都必须服从于不断变化的道德需要。在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根据当时人们思想道德的实际情况，更加注重思想政治教育。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各种矛盾激化的形势下，掀起了一场“公民教育运动”。1934年，英国“公民教育协会”在其成立宣言中声明，它要给予青年以“为民主主义社会公民所必需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训练”，这种道德品质的基本内容是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为了公共利益而消泯个人利益及全力为社会工作的意志。提倡合作、忠诚、诚实、节制、礼貌等美德。法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公民道德教育的方针、内容做了精心调整。学校里“公民道德”课受到特殊的重视，有关法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与结构的知识被放在了优先讲授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西欧各国都进行了大量的直接为战争服务的宣传教育工作。

2．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50年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欧疮痍满目，衰败状况更胜于一战以后；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唯独美国享受这次战争的胜利果实，一跃而居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顶峰。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越出一国范围成为一个世界体系，形成资本主义西方以外的另一个吸引中心。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呈现出更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美国的扩张遇到了苏联的挑战。美苏出于各自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国家利益、不同的意识形态而爆发了相互对抗，即冷战。由于双方军备竞赛的加剧，导致冷战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发展成了东西方两种意识形态的全面对抗。

面对战后满目疮痍和一片废墟，西方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经济，启动满足国家和人民生活的工业生产，思想政治教育似乎不再重要。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震动了整个西方世界，在一些美国人的脑子里第一次产生“美国毕竟是脆弱的”想法。②许多人认为，“国家如果想在经济和军事的前沿与苏联展开有力的竞争，学校就应该在像道德教育这样的‘软’领域中少花些时间，而在学术性主题上多花些时间。民主更多地是依靠国家产品的多少和核弹头的数量，而不是个人的道德自律。”③1958年美国政府制定了《国防教育法》，把数学、外语、科学放在学校教育首位；把教育改革的重点放在“教育内容的现代化”上，甚至把现代化知识作为教育的核心，大大压缩了传播政治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公民教育、历史、地理等课程，使伦理道德、情操教养等内容从教育领域淡出，技术至上主义、学历主义等在教育中居于支配地位。这种重智育轻德育的做法，达到了与苏联抗衡的目的，却产生了严重的思想道德问题。发展至六、七十年代，酿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一度阻滞了经济的发展。

3．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在这一阶段，世界现代化进程出现了若干引人注目的趋势：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特别是日本和德国工业发展速度之快，堪称“经济奇迹”；“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是，由于“技术至上主义”的影响，加之50年代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忽视，社会一片混乱。

20世纪60年代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抗议越南战争，要求公民权利，反对种族歧视，少数民族叛乱等，使西方发达国家很快陷入极端混乱之中。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失业、贫困和犯罪率的上升，更使社会风气日益败坏，性观念、、甚至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激烈的变化。60年代吸毒在年轻人中甚至成为一种时尚。在生活伦理方面的冲击尤甚：婚前同居、高离婚率、少女妈妈等现象大量出现，人们普遍对传统家庭观念淡漠。尤其是60年代席卷欧美大陆的学生风潮，使国家领导人、学校和家长普遍感到震惊，它不仅表现出对一切传统价值观念的蔑视，而且认为“暴力乃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手段”。④许多批评家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的繁荣和根深蒂固的道德沦丧极不相称，社会责任心和正义感远比技术上的高明更为重要。

政治风潮和教育界的涣散引起了各国政府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重视。美国专门研究如何实施公民教育的学科——“政治社会化理论”逐渐形成，并得到迅速发展。英国思想界和教育界提出了“由道德教育解决道德问题”口号，特别是在60年代青年反抗运动的冲击下，统治阶级及其学者更加感到加强“世俗的”道德教育的迫切性，相继在一些大学成立了专门性的道德教育研究机构，如牛津大学的“法明顿信托研究单位”和“道德课程发展课题组”，莱斯特大学的“社会道德教育中心”等。这些大多得到官方资助的机构不仅研究有关道德和道德教育的重大理论问题，还为学校和社会编制道德教育的计划、教材以及进行师资培训。

在亚洲，思想政治教育同样受到了高度重视。60年代是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到了70年代中期，日本基本实现了自明治维新以来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理想。然而，个人主义、自私自利观念大为盛行，青少年犯罪率上升，出现了“暴走族”等青少年反文化团体。因此，日本1977、1978年进行的课程改革中，一方面强调要培养人性丰富的学生，另一方面又强调“特别要养成尊重社会规范的态度”，要求更加重视“纪律和责任、爱国心与国际理解”等，“尤其要进一步培养敬畏超人力量的观念”。⑤新加坡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国，属于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为了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新加坡在建国初期实行“英才教育”，即重视培养职业技术人员，而对道德标准只做了软性规定，结果造成了大量社会问题。政府逐步认识到，西方腐朽和颓废的价值观，将会使国家的工业化成果毁于一旦；在工业化的同时，必须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守住新加坡的“根”——“东方价值观”。以李光耀为首的新加坡领导人开始倡导“精神文明”，倡导诚实、节俭，对长辈和权威的尊敬、孝道，以及社会和国家至上等。

4．20世纪80年代起到现在。这一时期，现代化浪潮已成为一种全球趋势，整个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信息化时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广大亚非拉国家也奋起直追，不甘落后。处于改革开放旋涡中的中国现代化洪流，更是波涛涌起，大势磅礴。同时，这一阶段世界格局也出现了巨大变化。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两德的统一，宣告冷战结束。

这一时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总的来说是“向传统回归”，以保证完成经济政治上的振兴目标，面向21世纪，迎接新的挑战。美国“国家教育优异委员会”于1983年4月发表了《国家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其中“加强道德教育，整顿校风校纪”成为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9.11”事件后，美国更为重视思想政治教育，2002年3月的“美国联邦教育部2002——2007年工作要点”重申，要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新时期负责任的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高素质公民。英国1988年颁布的《国家课程》，把培养“有德行、智慧、礼仪和学问”的绅士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在政府规定8条基本目标中有4条是规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⑥90年代末，英国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进一步调整，认为21世纪的竞争对于德育既是压力又是挑战。法国在统一的教育计划中规定思想品德教育始终是学校一项“不能回避”和“义不容辞”的任务，在学校开设了“共和国公民的伦理与道德课程”。德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通过政治养成教育和宗教教育开展，联邦政府以及各州政府均设有政治养成教育中心机构，此外还有大量从事此类工作的社会团体和公共机构。

日本自80年代以来，鉴于本国青少年思想道德水平下降、犯罪日益增多等事实，各界纷纷呼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日本在其规划的《21世纪教育目标》中认为：“只有重视思想素质的培养，才能保证人才的健康成长”，同时将二战后教育实现目标的“智、德、体”顺序改为“德、智、体”，并呼吁学校思想品德教育应与其他学科有相同的地位，设置为必修课。日本的教育改革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德育改革。日本政府正是通过包括学校道德教育在内的全民思想政治教育，把国民的爱国心和忠诚意识具体化为经济生活中的工作意识，集中了全体国民的智慧与精力，以超常的速度完成经济政治崛起的任务。

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加坡开始纠正教育领域重实用、轻人文的倾向。针对学生人文素质下降、社会道德水平明显滑坡的状况，从80年代开始纠偏，实施全面道德教育。1991年，经新加坡人民反复讨论并经国会批准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得以公布发表，制定了为各民族不同信仰的民众均能接受的国家意识：（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由于比较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因此新加坡在经济高度西方化的同时，保持了作为东方国家的文化和精神的菁华。

对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进行综合比较，我们会发现大都经历了一个“经济发展—道德滑坡—道德回归—经济再发展”的过程。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在兴致勃勃发展经济的同时，遇到了由于忽视思想政治教育而引发的种种困难和挑战，以至经济停滞不前。于是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自我改革和调整，其中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建设则是重中之重。这无疑对我国目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二、各国思想政治教育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现代化的历史表明，在体制变革和经济腾飞的进程中，传统的思想文化必然会遭到猛烈的冲击，而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又不可能很快地发育成熟，在这种状况下，社会的某些领域和群体中会出现所谓“精神失序状态”。这在发达国家往往引起深刻的文化和精神危机，在欠发达国家则易引起严重的文化“倾斜”与崇洋心理。若不能够及时关注这些不和谐因素，必然影响现代化的整体推进。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都不能藐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把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到战略地位，并且看到了它所拥有的巨大潜能。各国的事实对我国现代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提供了如下启示：

1．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的关键阶段，这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时期。国际经验表明：很多国家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可能会出现贫富悬殊、失业激增、分配两极化、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当前我国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社会结构变革加快，我们正面临并将长期面对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些必须认真把握的新趋势新特点。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大力促进社会和谐，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前提。

和谐社会的构建正是应对新形势新问题提出的重大措施。从价值和心态层面来讲，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通过相互了解、沟通、交流建立社会认同机制。人类社会和谐，就必须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和行为规范，并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去维护和遵守，要求人们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一个国家的目标、信仰、价值观等都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从而为现代化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因此，我们说，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命线。

2．思想政治教育要适应和谐社会的要求，主动进行改革。西方各国为了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先后都对本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改革。在培养目标方面，由培养古典绅士到塑造好公民；教育内容方面，出现了世俗化趋势，更加贴近现实生活；教育的方法、途径更加个性化、多样化。此外，发达国家都加强了国际化教育，培养国民的国际意识和参与国际活动的能力，以适应21世纪更加广泛和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上已经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系统。但在实践中却存在一些偏差。主要表现为把思想政治教育窄化为政治教育，割裂内容的关联性；片面强调最高理想教育，忽视内容的层次性；片面强调社会化教育，排斥内容的个体价值取向性。存在着一定程度超现实的理想主义色彩，重集体、轻个人的倾向以及由此尔造成的意识形态中的浪漫主义情愫。在新的世纪，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应积极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主动进行改革。总书记曾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必然要求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关注社会和个人的发展，关注生活，和实践密切结合。

3．政治教育要立足本国，放眼世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与其他许多欠发达国家一样打开了国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人们的精神与心灵也经历着强烈震撼与冲击，西方文化价值理念迅速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以往恪守和坚持的价值、理想、信仰等受到严峻的考验，社会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道德困惑、理想迷失、信仰危机现象。有学者尖刻地指出：“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需要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的支撑，需要在变动不定的世界里寻求到一个安定的精神家园。”⑦所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始终与反传统的道德批判交织在一起，但始终没有真正解决道德的继承性与发展性的问题。当代世界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已更为密切，不仅世界的经济、科技不断得到交流与发展，而且教育、文化、价值观念也不断发生碰撞和融合。不同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多可以吸收的好的理念和成果，这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在大力倡导和谐社会构建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应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探索优良传统的新发展，拓展服务保证的新领域，形成政策制度的新体系，运用科学先进的新手段，为和谐社会的构建、现代化的顺利实现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证。

4．多方动员，齐抓共管。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和运行是个系统工程，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合力。政府要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行强有力的干预，并承担主要责任。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只要政府对思想政治教育放任自流，社会就会动乱，青少年犯罪率就会升高，国家的经济、政治目标就难以实现。我国在这方面也有过深刻教训。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训时指出，“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方面，是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同时，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都非常注意动员社会力量的投入，开发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资源。1990年美国国会还通过了《国家、社区服务信托法》，法国、德国等国还有“国家服务体系”中的民事服务部分。世界各国在齐抓共管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很值得我国借鉴。

①②③④Irichfrom.Thesomesociety.NewYork.1955。

②③戚万学：《冲突与整和——20世纪西方道德教育理论》[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83页、89页。

④黄海洋：《美国品质教育的复归及其启示》，《思想.理论.教育》，2002年第7期。

教育与政治论文篇12

2QQ群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QQ群的不正当使用会给大学生个人甚至是社会带来不利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放弃QQ群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我们应理顺各种类型的QQ群以及其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根据这些运用情况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正确运用QQ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2.1组建各种类型的QQ群，根据群体的性质，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

高校学生组织一般是指在校大学生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志向等因素自愿、自发组织的学会、协会、研究会和以开展思想交流、学术研究、文体娱乐等为目的的学生团体，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3]。它覆盖面广、辐射能力强、发展迅速，对丰富学生课余生活、繁荣校园文化、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学管理的一种形式。它的健康发展，可为学生将来走向社会做准备。在这些学生组织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也显得尤为重要。

2.1.1班级、专业QQ群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班级以及学生所在专业是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与发展、提高综合素质的重要环境。班级、专业同学之间的相互交往、相互关心的氛围，影响着班级、专业成员集体意识的形成。同时，班级、专业也是对同学进行教育的重要场所。建立班级、专业的QQ群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加强班级、整个专业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班级、专业同学之间和师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2.1.2学生组织QQ群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对于党、团组织而言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的创新，在网络时代，党、团组织应吸纳QQ群的优点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服务。QQ群既有助于解决学生党员、团员思想觉悟参差不齐、理论知识掌握程度不同的问题。同时，又有助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解决学生党员、团员的地域和时间冲突。从而实现党支部、团支部成员畅通无阻的沟通交流。对于学生会等学生组织来说，QQ群的组建可以使同学们更好地进行工作沟通，从而加强整个学生组织的凝聚力。

2.1.3老乡会、文学会等学生自愿团体

学生自愿团体与学生组织最大的区别在于其背景是非官方性的，其成员大多数是根据一定的地域、共同的兴趣爱好而结合在一起的，其组织规章、纪律较为松散，灵活性、自由性较强。老乡会等学生自愿团体QQ群的建立可以在进一步加强成员感情联络的同时，拓展QQ群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覆盖面。

2.2根据不同类型

QQ群群体的特点，使用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最大渗透我们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渗透时，不能实行一刀切。而应该根据不同类型QQ群群体的特点调整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以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依据不同的QQ群实现最大限度的渗透。

2.2.1班级、专业QQ群应着重加强对大学生进行思想引导

大学生在人生的历程中，总会遇到很多人生问题。作为教师而言，应利用好QQ群这一思想政治教育新兴载体，经常与班级、专业学生进行沟通，也可以和学生就某些问题进行讨论，特别是一些时事热点问题，通过与学生们的聊天，教师可以及时了解学生的心理倾向，鼓励学生们形成自己的看法。同时，教师也可以对一些思想偏激的学生进行单独的说服、引导，使这些学生形成正确的看法，避免他们误入歧途。同时，班级、专业同学可以为自己的QQ群建立共同的群名片，分享共同的群目标，而且还可以在QQ群中进行一些班级、专业活动，如小组讨论、知识问答、感动中国人物事迹学习等，通过这些活动渗透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同学们不仅仅获得一些知识，同时更容易对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进行引导。

2.2.2团支部、党支部、学生会等QQ群应主动承担更多的思想政治教育任务，传播更加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学生组织QQ群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其应该发挥更大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承担更高层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爱国主义是指人民群众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的感情和崇高的精神，它与促进历史发展、维护国家独立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4]。大学生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我们更应该对其进行时时处处的爱国主义教育。学生组织QQ群可以通过开展爱国主义电影观看、热点问题讨论、学唱红歌等形式丰富多彩的爱国主义主题教育，使学生自觉树立国家荣誉感，维护国家统一。团支部、党支部QQ群可以进行一些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党的理论知识的学习，一方面加强其成员的理论素养，另一方面通过理论知识的学习，了解党、团的历史，让其坚定共产主义的信仰。

2.2.3老乡会等学生自愿团体QQ群应结合自身实际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老乡会、数学会、文学会、武术会等学生自愿团体一般是学生根据共同的兴趣爱好、共同的地域而组合在一起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结合这些自愿团体的特点，进行形式创新，对其成员进行思想渗透。比如，可以在文学会里开展抗战主16题的诗歌朗诵会，让学生们通过诗歌诵读，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群众进行奋力抗战的艰苦卓绝。可以在武术会里共同学习太极剑，让学生们近距离地感受中华武术的魅力。就上述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得出QQ群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很好的载体，其建群、实现内容共享、零距离沟通等功能具有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但笔者在实际调查中发现，QQ群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时遇到了困境，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并没有在QQ群中得到较广泛的渗透；其次，多数学生对在QQ群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存在抵触。这说明，不管是对于QQ群自身，还是对于QQ群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来说，都存在着需要完善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