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农资金论文篇1

1.财政支农资金被挤占现象严重目前，一些专项资金没有实行独立核算，人员经费、公用经费、项目经费混合使用,导致了一些支农资金被用作管理部门的经费支出，严重挤占、挪用支农资金，政府为农民办事的钱成了部门养人钱。2.财政资金迟拨、滞留在与财政支农资金有关的项目执行和拨付上常常是十分滞后，难以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的支农惠农政策，尤其是在县、乡镇这一级时，支农项目的资金到位更为困难。

(二)支农资金投入结构不合理

在农业生产能力建设资金投入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比例很小。按现行的财政资金投入体制，中央政府支出主要负责大中型基础设施项目，省级政府支出也主要用于同中央资金配套搞大中型项目，导致大量支农资金难以“沉淀到底层”，使实际对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有显著影响的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缺乏资金投入。

(三)支农资金缺乏有效监督

1.政企不分离，政府未起到监督的作用我国在支农资金管理基本上还是投资、建设、管理、使用四位一体的较为集中的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会导致行政权力介入到工程项目中，政府难以履行监督职能，这样就很容易产生腐败，造成资源的浪费。一些企业为了多赢得项目、多争取资金与政府部门的一些官员勾结一起。一些财政部门为了从中捞取好处，不对项目建设进行有效的跟踪监督检查。2.资金发放不公开透明，群众难以监督目前，资金发放都是由上级往下拨付，发放公开透明度不够，信息公开不规范，造成一些地方多次发生侵占、挪用、截留、滞留涉农专项补助资金的情形，致使涉农专项资金流失严重，有限的资金没能真正发挥作用。

二、加强支农资金管理与分配的对策建议

(一)改革支农资金的管理模式

1.对支农资金进行整合资金整合，关键是打破各部门“固化利益”，从“横向”和“纵向”两方面来整合支农资金。在中央、省市和县三级，对分散在各级部委（部门）的资金进行横向集中，成立专门部门负责管理；根据支农资金的性质，将中央、省市和县级资金进行纵向整合，分配计划和标准确定后，由各级专门资金管理部门直接拨付到县级支农资金专项账户，将资金最终使用和管理设在县一级。这样，有利于建立清晰的支农资金账户，保证资金及时到达、专款专用。2.全面推行惠农补贴资金“一册明、一折统”发放管理模式把由多个部门分散管理、分别以现金、存折等多种形式发放的惠农直接补贴资金整合起来，从中央到省、市、县、乡多级财政部门，统一进行指标下达，由乡级财政机构对各项惠农财政补贴政策以“明白册”形式通知到每一家农户。对直接补贴农民的资金，采取“一卡通”、“一折通”等手段，及时足额地兑现给农民。

(二)优化支农资金投入结构

1.精简管理机构，压缩事业费支出我国农业财政专项资金支出中，农林水气事业费占比很高，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各级行政事业单位经费开支和员工福利，绝大多数属于非生产性支出。优化农业资金投入结构，就需要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减轻财政负担，使支农资金更多用于农业发展的实际需求。2.压缩流通领域补贴，加强农业基础投资目前，我国农业补贴中流通领域补贴份额较高，虽然对提高农民收入和稳定粮食价格具有积极作用，但对国家农业长期发展促进作用不明显。国家支农资金运用应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如增加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设立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专项资金，支持农村道路和农村电网建设等。3.加大对农业科研和推广的投入农业科研是解决我国农业生产力落后的关键因素，农业科研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收益不确定，对私人资金缺乏吸引力，几乎完全依赖政府投入。因此，在未来的财政支农资金使用中，应更多地向农业科研投资倾斜，将支农资金运用的“现期消耗”转变为“储备未来”。

(三)完善财政支农资金监督机制

1.建立支农资金项目责任追究制度对于支农资金的管理，必须建立责任追究制度，理顺财政部门管资金和主管部门管项目的双约束机制，明确双方权力与责任。财政部门要规范拨款程序，完善监督稽核手续，实现权力到人，责任到人。同时，项目主管部门对审批项目必须实行公示制度，接受群众监督，对完工项目实行验收制度，做到项目未完不换人，将每一项目专款落实到具体责任人。对于审计查出的违规行为，直接追究当事人责任。2.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增加工作的透明度对财政专项支农资金的使用要坚持公开透明的分配原则，大力推行支农资金县级报账制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减少资金拨付的中间环节，逐步扩大支农资金分配使用在互联网上公开，形成社会监督机制。另外，在基层更要大力推行村务公开制度，凡涉及村到户支农惠农专项资金，都应当在村务公开栏上面进行公示，自觉接受农民群众监督。

支农资金论文篇2

 

农业的重要性及其特殊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对农业予以支持与保护，财政对农业投入是建设现代农业、强化农业基础的迫切需要,财政投入对农业的发展具有长期深远影响。本文立足围绕赤壁市财政支农投入现状，着眼于全市财政支农投入规模和结构的现实分析，就建立完善财政支农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提高支农投入的资金使用效率进行相关分析与思考。

一、对赤壁市财政支农投入规模的基本判断

我们可以通过财政支农投入比例的纵向变化以及与周边相关县(市、区)的横向比较，来判断赤壁市财政支农投入规模的情况。

1、从纵向比较，赤壁市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总量呈上升之势。近些年，赤壁市财政部门努力加大支农力度,农村面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农民人均收入逐年递增。“九五”、“十五”时期以及2008年、2009年至今，全市财政支农投入呈增长之势。预算内财政支农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从“九五”期间的5.3％增加到2010年的10.7％，农投入绝对值从“九五”期间的924万元增加到2010年18026万元，支农投入增长率从2008年的12.4%提高到2010年度的24.1%。所以，从“九五”、“十五”和2008年至2010年预算内财政支农投入占财政总支出比重与预算内支农支出比上年的增长率两个指标来看，赤壁市的财政支农投入处于逐年递增的态势。

2、从横向与其他周边县（市、区）比，赤壁市预算内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偏小。我们选择了周边具有较强可比性的咸安、崇阳、通城、通山四县（市、区），进行了支农投入规模的横向比较。以2007～2010年四年为例，这四年赤壁市预算内支农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0.2％、10.4％、10.6％和11.5%农业论文农业论文农业论文，而四县（市、区）平均比重达到了12.2%、12.5%、12.2%和12.8%。由此可见，赤壁市预算内支农投入的规模偏小。

3、从财政支农投入倾斜指数判断，赤壁市农业仍处在贡献地位。财政支农投入倾斜指数＝（财政支农投入/财政总支出）/（农业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财政支农投入和农业产值贡献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如果财政支农投入倾斜指数越高，说明农业获得的财政投入支持越大。倾斜指数为1，表明农业获得了与农业产值地位平等的财政支持度。根据上述公式计算，赤壁市2006～2010年五年财政支农投入倾斜指数分别为0.53、0.57、0.63、0.64和0.69。财政支农投入倾斜指数呈逐年上升的变化，首先表明了政府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在进一步加强，其次表明了赤壁市的农业经济还没有获得与其在国民经济中贡献相等的地位，仍处在贡献地位，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任务还任重而道远。

通过对赤壁市支农投入规模的横向和纵向比较，以及近几年的财政支农投入倾斜指数变化，表明赤壁市的财政支农投入规模和投入能力处在一个稳步上升的阶段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核心期刊目录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随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发展过渡，赤壁市财政对农业的扶持由原来单一的农业发展项目拓展到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等各个领域，因此，尽管赤壁市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绝对规模有所扩大，但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支农投入能力的有限性与新农村发展的巨大需要之间还存在较大缺口，在财政支农投入规模逐步提升的基础上，如何提高财政支农投入资金的结构效率，提升财政支农支出和农业生产发展的密切度，是我们建立完善现代财政支农投入机制的关键所在。

二、赤壁市财政支农投入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赤壁市财政对“三农”投入的总量增长迅速，但市本级财政支农投入结构仍不尽合理。

1、农口系统事业费支出比例偏高。农林水利气象事业基本支出，主要是维持农口事业单位的“吃饭”问题。从赤壁市近几年财政农口事业费支出比例的变化看，尽管财政支出中农口单位基本支出比重有所下降，但是各年度农口单位基本支出仍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如2009年、2010年财政支出中的农口单位基本支出占农口部门预算总支出的比例分别达到了51％和48％，过高的农口单位基本支出，对农业生产的直接作用甚小。

2、农村基础建设投入不平衡。从赤壁市近几年财政支农投入的实际看，对农村的基础建设投入都占财政支农支出的较大比例，如2008年对农村的基础建设投入达6530万元，占财政支农项目总支出的65％；2009年投入农村基础建设投入6791万元，占财政支农项目总支出的57％；2010年投入7280万元，占财政支农项目总支出的67%。但这些支出中用于大中型的带有社会性的水利、交通等全社会普遍受益的项目投入比重较大，而对一些农民直接受益农业论文农业论文农业论文，可以真正用于改善农业生产生活条件，关系农业和农村发展全局的基础性、战略性、公益性项目，如动植物防疫设施建设、农业品种改良、农田水利以及节水灌溉等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所占比重较小，缺乏足够的投入保障。

3、农业科技、农民教育培训投入较低。农业科技投入是农业投入的重要

摘要内容。据统计，农村教育投入每增加1元，就可以使农业产值增加8.43元。当前赤壁市对农民教育培训的投入力度也明显不够，2009年这块投入只占财政支农总投入的0.65％。

三、赤壁市财政支农投入稳定增长的对策与建议

根据赤壁市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按照农业效益和可持续发展并重的原则，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统筹兼顾、合理配置，不断优化财政支农投入的规模结构，确保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稳定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目标的有效实现。

1、加大投入，确保财政支农资金的稳定增长。一是确保预算内支农资金稳步增长。坚决贯彻“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切实按照中央提出的“三个高于”和“三个主要”的要求，进一步调整财政分配政策，在稳定现有各项农业投入的基础上，将新增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向“三农”倾斜，努力增加预算内支农资金，确保预算内支农支出按法定比例增长。二是广辟途径，拓宽财政支农资金的筹资渠道。在加大财政预算内对“三农”投入力度的同时，不断开拓新的稳定的支农资金筹措渠道，努力做到支农投入多渠道，资金来源多源化。一是加大政府性基金筹集力度。加强水利资金、土地开发资金、水资源费等预算外资金的征收管理。二是确保土地出让金的支农支出。列入土地开发成本的耕地开垦费、补充耕地成本回收款、农业土地开发出让金地方财政留成部分和省返回的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用于支农支出；从安排给经济开发区、中心镇、城市防洪工程、工业功能区及乡镇的土地出让净收益中提取8%用于全市新农村建设；大幅提高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净收入用于支农支出的比例；耕地占用税征收标准提高后，新增地方财政留成部分用于支农支出。三是积极争取上级资金。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农业项目库，以优势项目争取省、咸宁市财政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以及其他各项支农专项资金上对全市新农村建设的支持。

2、科学安排，合理调整财政支农投入结构。合理配置农业投入，正确处理好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投入的比例、产业之间的投入比例、长期投入和短期投入的比例关系，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是制定完善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各项补贴政策。积极改进补贴方式，加大对农业生产环节的补贴，增强农产品政策性补贴转作直接补贴资本的能力，提高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生产的联系密度。要把农产品政策性补贴一部分转投到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业科技上去，进一步扩大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的范围和规模农业论文农业论文农业论文，增强农业生产能力。在补贴对象和补贴重点的选择上，目前除重点补贴粮食生产者外，还需注重对农业保险的补贴，支持建立农业灾害保障机制。二是适当稳步减少农业事业费支出。在现有财政支农投入水平下，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进一步压缩财政支出存量中的一般性支出，根据各个农口单位的实际情况，努力创新体制机制，开源节流，腾出财力用于增加“三农”投入。三是加大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力度。合理调整农、林、水等投入比例，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本级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达到30%以上。结合农业综合开发工程，重点支持与农业生产、农民增收关系密切的中低产田改造、中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优势特色农产品生产配套机械、乡村道路、山间林道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农业生产能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四是增加农业科研和推广、质量安全和检验检测、农产品流通设施、农民培训等方面的投入。科技投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推动农业发展的持续动力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核心期刊目录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要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科技推广项目及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财政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比例要提到财政支农投入总额的2％以上；加大对种子工程、动植物保护体系建设的投入，加快品种引进和改良；加大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的投入，提高农业社会化、信息化服务水平；加大对农产品认证体系、检验检测体系、农业标准化体系建设的投入，不断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积极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的农民教育和科技培训班，不断提高农民素质。

支农资金论文篇3

一、引言

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支出的传导途径可以分为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直接途径是指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民直接的信贷支持，农民有了信贷资金的支持，便有能力支出生产以及生活的费用，本文选用农村信贷投放规模XD表示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支出的直接途径指标，其中XD=（金融机构农业贷款+金融机构乡镇企业贷款）/CPI。间接途径是指农村金融发展促进了农村经济整体的进步，由此带动的农民支出水平的增加，间接途径本质上是金融发展促进农村环境，农村环境带动农民支出。因此本文选用间接途径指标HJ=“农村GDP/农村金融总资产”，指标含义为平均每单位金融资产带动的农村GDP数量。其中农村GDP=（第一产业总产值+乡镇企业增加值）/CPI；农村金融总资产=（农业存款+农业贷款+乡镇企业贷款）/CPI。农民资金支出包括生产性资金支出和非生产性资金支出，其中ZC1（亿元）表示农民生产性资金支出=（农村居民家庭经营费用支出+购买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农村人口/CPI；ZC2（亿元）表示农民非生产性资金支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税费支出+财产性支出+转移性支出）*农村人口/CPI。为了消除物价水平的影响，上述变量除以了以1987年为基期1的CPI数据。本文数据采用1994-2010年时间序列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乡镇企业统计年鉴》。

二、实证分析

本文将检验我国农村实际情况是否具有理论上的两种传导途径，如果与理论相符，则分析两种传导途径对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的影响。

（一）传导途径存在性的检验

首先对方程1：LnZCi=c+aLnXD（i=1、2）做简单回归，如果系数通过t检验且方程通过F检验，则说明存在直接途径。然后对方程2：LnZCi=c+aLnXD+βLnHJ（i=1、2）做简单回归，如果方程系数通过t检验且方程通过F检验，并且方程2的拟合优度大于方程1，则说明存在间接途径。

由表1回归结果知道，4个方程均在1%显著性下通过t检验与F检验。方程2.1的拟合优度大于方程1.1，方程2.2的拟合优度大于1.2。这说明了我国农民的生产性资金支出与非生产性资金支出都受到两个渠道的影响。

（二）传导途径对农民支出影响的测算

以上分析证明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支出存在两个传导途径，下面分别基于状态空间模型测算两个传导途径对农民生产性资金支出和非生产性资金支出的影响。首先需要基础检验（包括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性检验），通过基础检验之后变量才可以建立状态空间模型分析。

（1）基础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检验结果表明，变量都是二阶单整，即LnZC1、LnZC2、LnXD、LnHJ都是I（2）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来检验变量，由检验结果知，LnZC1、LnXD、LnHJ存在三个协整向量，表明两个传导途径与农民生产性资金支出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LnZC2、LnXD、LnHJ存在两个协整向量，表明两个传导途径与农民非生产性资金支出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因此可以考察他们之间的定量关系，为状态空间模型提供了依据。

（三）传导途径对农民支出影响的分析

（1）直接途径对农民资金支出的影响。图1显示了直接途径对农民生产性资金支出以及对农民非生产性资金支出的动态影响。总体上看，Sv1、Sv2都是正数，说明了直接途径确实起到了促进农民资金支出水平的提高。分别来看，1996年到2000年，Sv1、Sv2分别从样本区间的最高点1.155、1.419，大幅度下降，至2000年Sv1为0.568，减小了0.587，Sv2也减小到样本区间的最低点0.568。在此期间，东南亚金融危机席卷我国，使得直接途径对农民资金支出影响大幅下降。2000年后，Sv1、Sv2都缓慢上升，但基本在0.56-0.68之间，上升速度缓慢，截止到2010年，Sv1为0.676、Sv2为0.684。在此期间，我国城市部门快速发展，大多数金融机构发放信贷资金偏向于城市部门，使得我国农村金融部门缓慢发展，Sv1、Sv2的缓慢增长体现了这一点。

（3）直接途径与间接途径相互比较。Sv1与Sv2相比较、Sv3与Sv4相比较，发现从1997年以后，Sv1始终小于Sv2、Sv3也始终小于Sv4。这说明了无论是农民的生产性资金支出和非生产性资金支出，受到间接途径的影响比受到直接途径的影响要大。这反映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从总体上促进农村经济水平的提升，相比较金融机构直接发放信贷给农民，更能促进农民的转型。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得出的结论有：实践表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农民支出存在两种传导途径，通过直接发放信贷来提升农民支持的直接途径，通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来带动农民支持的间接途径，两种途径都能促进农民的支出水平；单看直接途径，其更能促进农民的非生产性资金支出，说明了我国农民拥有较高的非生产性信贷需求；单看间接途径，其更能促进农民的生产性资金支出，说明了我国农民更加依靠经济环境进入来提升自身生产。3、两种途径相比较，间接途径更能促进农民支出水平的发展，说明了依靠金融力量促进农村经济环境的进步，更能提升农民的转型。

由此可以得出启示：在长期实践中，我国金融机构对农民直接的信贷不足，有限的金融机构信贷难以满足农民在转型过程中扩张的信贷需求，使得我国农村依然处于金融需求大于金融供给的局面。本文研究表明，增加金融机构对农民的直接信贷固然是有好处的，需要扩大对农民的信贷支持，但是这种扩大并不是一味的发放贷款。金融是为经济所服务，某些贫困的农民并没有达到能依靠金融的力量来帮助其脱贫致富的条件，相应的，这类贫困群体需要依靠农村经济的发展来提升其经济能力，当经济能力达到某种程度后才能依靠金融的力量来发展。因此，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路径是需要走上一条富裕群体带动中等群体、中等群体带动贫困群体的道路。国家需要加大对农村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的农村群体的信贷支持，通过增加生产信贷来提高农村生产能力，增加消费信贷来带动农村商业发展。

参考文献：

[1]胡帮勇，张兵.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的统计检验[J].统计与决策，2011，（23）.

[2]史清华.农户家庭储蓄与借贷行为及演变趋势研究[J].中国经济问题，2002，（6）.

支农资金论文篇4

1关于财政金融支农规模的研究

 

农村资金的投入和农村发展，一直是很多学者研究的课题。早期国外学者在支农资金规模与农业増长的关系上的研究比较深入，Chang111认为财政农业投入对经济増长具有双重影响。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规模偏少，不能保证农业的长期快速发展，国家财政需要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刘涵12实证研究发现，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确实能够促进农业产出増长，但存在支出总量不足的问题。沈淑霞和秦富13对我国财政农业投入性支持规模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改革开放后，我国财政农业投入性支持的绝对规模总体上呈逐年増长态势;而投入性支持的相对规模却呈动态下降趋势。

 

上述学者虽然通过实证分析认为我国财政支出规模不足，但是只有少数研究人员对农业支出的最优规模进行了论述，Barro141对公共支出与经济増长的实证研究表明，财政支出存在最优规模。另外，政府对家庭的转移支付无法提高经济増长率，但能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何振国151估计出了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规模，即财政农业支出大约为农业GDP的472%;郭玉清161估算出中国财政农业投入最优规模为8.26%。由于他们所采用的财政农业支出的口径不同，所以估计的农业投入最优规模差距很大，但结论都是我国的财政支出规模远小于所测算的最优规模。

 

2关于财政金融支农结构的研究

 

关于我国财政金融支农结构是否合理的问题，国内学者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和研究。普遍认为我国目前的财政支出存在结构不合理的情况，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回归分析，并且以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进行回归居多。

 

以生产函数分析框架度量财政金融支农结构的研究。李焕彰和钱忠好171运用生产函数测定财政支农各类支出的边际产出效应，主要的研究结论:要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魏朗181利用C一D生产函数框架对1999一2003年西部各省农业经济増长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业经济増长主要还是依靠农业投资及财政支出。

 

以经济计量模型度量财政金融支农结构的研究。钱克明19运用单方程模型，按照各投入要素对农业总产值贡献的大小，得出了中国农村公共投资分配政策的优先序应为:科技>教育>基础设施。陆文聪和朱志良1101利用灰色关联分析理论，对1990—2006年上海市的财政支农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上海市财政支农资金在现有财政支农项目中分配不甚合理、有限的财政支农资金未能实现最佳使用效益的结论。

 

3关于财政金融支农政策的研究

 

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己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传统的财政支农政策己不能适应农村和农业发展的变化。国内学者对如何在新的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下对财政支农政策做出调整和创新进行了探讨，以便为支农政策发挥更大的效用提出一些参考。

 

苏明1111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研究和探讨如何正确运用财政政策，促进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沈淑霞12实证分析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财政农业支持规模、支持方式和支持效率，针对我国政府财政农业支持行为和支持效率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借鉴国外财政金融支农政策，为我国支农政策提出建议:陈薇1131对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财政支农政策进行有针对性的比较，为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的调整提供思路。何忠伟114在对世贸规则和发达国家有关农业补贴的理论和经验进行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己经或将要采取的农业补贴政策提出建议。崔光华1151通过比较研究法国、印度二个国家的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发展规律与经验，对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职能调整与支农改革提出战略措施建议。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对财政支农政策研究虽然较多，但研究的内容多为对国内财政支农政策的理论评述和国外财政支农政策的情况介绍上，较少对有关财政农业支出效益方面的实证分析研究。

 

4关于支农资金配置效率的研究

 

按照金融功能观的观点，金融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资金动员、资金配置、分散风险。林毅夫1161指出三个功能中资金配置功能最重要。目前理论界对资金配置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资金总量的积累及其配置效率的提高上。农村资金配置效率问题始终是国外学者农业经济研究的热点。BencivengaandSmith1171、Wen[18、Yang[19分别从金融市场、社会福利水平、人力资本等不同角度研究了农村资金配置效率。Jensen120通过建立农业资金绩效分析框架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政府主导的农业信贷体系在促进农业投资方面缺乏效率。冯海发1211运用C一D生产函数分析框架度量了包括我国农业资金投入在内的各种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姚耀军1221、韩扬和吴治民1231指出今后农村金融改革应以功能观为导向，在对现有农村金融机构重新定位的基础上，推进农村资本市场建设，完善农村金融竞争机制。国外比较农村资金配置效率的方法，主要是运用前沿分析法(FA)Battese和Coelli124综述了该方法在农业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研究领域的应用。

 

5以DEA方法研究支农资金配置效率的研究

 

孟令杰125早利用非参数DEA方法对我国1980—1995年农业产出的生产效率进行测量，但他的研究并没有单独考察资金要素的配置效率。温涛和熊德平26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实证了我国“十五”期间农村资金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该研究的投入指标为财政支农支出、农业信贷投入和农户自主的固定资产投资。产出指标体系涵盖了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居民生活和生态环境等4个方面的10个指标。王晨姝和徐海波127用DEA方法对1990—2007年我国支农资金的配置效率进行实证分析。选择支农资金投入指标两项:年末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余额比重，财政支农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比重;农业产出指标两项:农业増加值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目前，只有个别学者涉及对区域农村资金配置进行效率分析和比较。徐琼128选取有效农田灌溉面积、农田化肥施用量、农业实际劳动人员和农业机械总动力为投入指标，农业产值和农业増加值为产出指标来测算浙江省11个地区的农业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并对地区差异进行分析。王伟和田杰1291运用DEA模型，将财政支农资金与信贷支农资金结合在一起，对1992—2005年湖北省农业投入资金效率进行了分析。财政支农取支持农村生产支出和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和农业科技投入。农业信贷资金主要是各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发放的农业贷款，选取农林牧渔业的总产值作为农业资金投入的产出因素。吴华超和温涛1301运用DEA模型对重庆市各区县农村财政金融资金的配置效率进行研究，选取的投入指标有财政支出、金融机构贷款和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三个指标;产出指标有农业GDP、城镇化率、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和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五个指标。

 

支农资金论文篇5

（一）现代化大农业发展资金总需求与金融机构资金总供给矛盾突出，涉农金融机构较少且高度集中，农村信用社“一农支三农”格局仍占主导。

据保守测算，黑龙江省2亿亩耕地，每亩生产投入500元，按60%贷款需要600亿元；发展5000万头生猪和1000万吨奶，按50%贷款需要450亿元；农村1800万人、600万农户，按20%的农户每户建房贷款10万元，需要120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0亿元；全省1200亿斤商品粮，加上包装贷款可达1500亿元以上。上述四方面信贷总需求就达4000亿元。截至2012年9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为3821.9亿元，满足不了上述四方面测算的需求。

目前，金融支持农业发展面临四大突出矛盾，即农业弱质性与信贷资金趋利性的矛盾，农业金融服务需求结构多样性与金融功能单一性的矛盾，农业资金需求量大与资金吸纳能力差的矛盾，农业地区闲置资金“充裕”与金融机构使用效率低的矛盾。

农村金融发展受到四大突出矛盾的影响。截至2011年末，黑龙江省拥有省级银行类金融机构65户，其中发放涉农贷款年末平均余额超过10亿元的只有8家。“三农”所需贷款主要依赖农村信用社等县域银行类金融机构。2009至2011年，省农信社累计投放农业贷款2472亿元，农业贷款增量份额占全省金融机构的85%以上，支农主力军作用凸显。

（二）大农机、大合作和城镇化的推进，悄然催生信贷主体和资金需求量发生质的变化，银行类金融机构涉农产品创新及信贷投放能力，尚不能适应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现实需要。

据统计，截至2011年末，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达2.1万个，其中农机专业合作社1774个。农民社员发展到20.6万人，带动农户近100万户，约占全省农户总数的1/4。合作社服务内容由初期的以生产技术服务为主，逐步向销售、运输、贮藏、加工等环节延伸，许多合作社经营活动已扩展到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等生产经营全过程。农村经济组织以及经营结构的变化，使得信贷主体和资金需求量均产生了质变。仅以黑龙江省558个千万元规模的大型农机合作社为例，每个合作社承包流转1万亩土地需支付300万元左右承包费，加上购买种子、化肥、柴油和农药等生产资料需300多万元，每年筹集正常生产资金600多万元，558个合作社每年需要33.5亿元。但因合作社缺少有效抵押物等原因，省内银行类金融机构发放贷款较少，造成合作社融资难，融资贵。近三年来，省内银行类金融机构累计发放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仅为84.26亿元，与千万元规模大型农机合作社每年生产资金需求相差近一半。

（三）农村信用社现有体制已不适应现代化农业发展的需要，与肩负的支农责任、主力军作用不相匹配，急需逐步分类推进产权制度改革。

目前，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实行省、市、县三级法人体制，全省设立了7个市地级联社（法人管理机构）、6个办事处（省联社派出机构，非法人管理机构）、81家县级机构（法人经营机构）。绝大多数农村信用社股东小、股权分散，真正意义上的法人治理结构尚未形成，原有高度分散、小额多户式的传统信贷经营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化大农业发展的需要。

（四）国有银行占有存款资源数量巨大，综合存贷比率较低，支农贡献度极低。存款资源大部分上存，较大程度上造成县域存款资源严重外流。

据统计，截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至2012年9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国有银行省内分支机构存款余额合计为10197.3亿元，占全省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总数的66.8%；贷款余额合计为4084.7亿元，占全省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总数的40.49%，存贷差6112.6亿元。其中，涉农贷款投放746.7亿元，占其贷款余额的18.28%，占其存款余额的7.3%。存款资金的大量外流，使本来十分短缺的农村资金更显捉襟见肘。同时，还带来“挤出”效应，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可贷资金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农业信贷资金需求，于是采取高息拆借资金方法，间接加重农业信贷成本。

目前，金融机构正在逐步转变“三农”弱质产业观念，一系列针对专业合作社及农业产业链条的金融创新模式应运而生，集约化、批发式“大农金”的概念正在形成。但省内金融机构多限于本系统内实施推广，银行间相互借鉴较少，农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二、财政促进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财政金融政策一端连着财政，一端连着金融，是引导金融资源合理流动的有效杠杆。要充分运用财政金融政策，积极引导金融资源支持方向。

（一）采取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方式，积极扶持地方金融机构发展，发挥地方金融机构了解省情、贴近“三农”的优势。

1.在贯彻实施国家对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助政策的基础上，省政府注入村镇银行资本金。建议通过有资质的省属企业，每年有重点地选择10户拟组建的村镇银行注入资本金，每户不超过500万元，省财政股权5年内不参与分红。按照黑龙江省目前村镇银行每户资本金平均3200万元测算，每年大体需要省级财政资金3200-5000万元。

2.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农村金融，给予村镇银行民营资本初始投入额5%的财政奖励政策。按照每年15户村镇银行每户有3户非银行类民营企业（每户占总股本5%以上的大股东）参与占总股本30%测算，每年大体需要财政奖励资金720-2250万元。

3.在深入贯彻实施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的基础上，扩大政策实施范围，给予小额贷款公司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对小额贷款公司年末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超过15%的部分，给予2%奖励，促进小额贷 款公司加大支农力度，实现持续发展。按照2012年全省381家小额贷款公司涉农贷款年末余额超过15%部分约25亿元测算，需要财政奖励资金约5000万元。

（二）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以财政扶持政策为支撑，依托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围绕解决农村“信用不足”问题，发挥政府“增信”和“调控”功能，促进金融机构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兴贷款主体发展。

1.重点选择和支持部分县（市）建立县域融资性农业担保机构。借鉴美国等国家为农场贷款担保成功经验，选择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有意愿的县（市），建立县域融资性农业担保机构，主要为区域内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兴贷款主体提供贷款担保，有效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贷款有效抵（质）押不足造成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2.研究制定农民、合作组织等农业贷款主体既有的直补资金、农业保险受益权等预期财政补助资金作为银行贷款担保的措施，引导和撬动信贷资金投向农村。例如：银行根据农民未来应得到的财政直补资金情况，为农民设计直补资金担保信贷产品，解决农民资金需求，同时降低银行贷款风险，提高涉农金融机构发放农户贷款积极性。

3.试行县级财政资金存放与银行类金融机构支持农业发展贡献度挂钩，发挥财政“调控”作用，有效引导和激励商业银行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有效遏制县域存款资源严重外流问题，实现不花钱也能办成事。县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域金融机构处于“金融支农”的最前沿，县（市）财政部门可结合县域农业发展实际情况，以银行类金融机构涉农贷款贡献度为主要考核指标，按照“统筹安排，奖贷挂钩；存量（暂时）不变，增量调剂；动态管理，考评兑现”的原则，研究制定“县级财政资金存放银行类金融机构考核激励办法”，加快实现县域内金融机构新吸收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的目的，有效解决存贷比过高的县域银行类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短缺问题，促进和拉动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长。

4.发挥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促进农民工就业和创业，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将经工商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视同劳动密集型小企业，纳入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实施范围，以缓解合作社贷款难、银行难贷款问题。

5.研究探索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规模和险种，开展银行与保险合作，充分利用农业保险“增信”作用，促进参保农户容易获得贷款。目前，黑龙江省农业保险分为种植业（水稻、玉米、小麦、大豆）和养殖业（奶牛、能繁母猪）两大类、6个险种。建议结合实际，开办森林、甜菜、马铃薯等方面的农业保险，在稳步扩大原有保险基础上，积极研究开办新险种，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

6.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涉农贷款风险分担和担保机构风险补偿机制，有效降低和分散银行、担保机构涉农业务风险。借鉴国内部分省市的做法和经验，研究制定银行类金融机构新增涉农贷款风险补偿办法，对其年度新增涉农贷款，按照一定比例（5‰）给予风险补偿。研究制定担保机构涉农贷款担保代偿风险财政补助办法，对担保机构为涉农贷款担保新发生的代偿，按照日均担保责任额的一定比例（10‰）给予风险补偿。

7.积极支持农村物权改革，促进农村产权市场发展，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财政部门应积极配合和支持有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关部门推进农村物权改革，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深化林权及流转制度改革，推进农村宅基地和房屋流转管理制度改革，激活农村静态资产，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使农村房屋、宅基地使用权、林权、土地经营权、土地收益权等均能够作为银行贷款担保和抵押物。促进农村产权市场发展，加快农村各类可流转资产权益的确权、颁证进度，完善市场化流转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转平台和机构，建立有农村特点的物权、产权价格形成机制，促进农村资产和权益合法、有序地转化为可交易金融资产。

（三）探索建立财政资金市场化、金融化运作模式，充分利用金融机构专业优势、市场优势，形成政府资源与市场资源有机结合，支持农业重要领域的发展。

支农资金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3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8-0131-02

中国农村金融问题是长期以来一直困扰学术界的长青话题,不仅是由于农业自身的生产特点,使得商业性银行不断地撤出农村市场,导致农村金融供给不足,更是由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形成的特殊的农户经济行为,给农村金融制度的安排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本文就从农户这一农村市场的微观主体,同时也是农村金融市场上的需求方,作为研究农村金融问题的逻辑起点,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结合当前农村金融创新的实践,提出构建适合农民经济行为的新型开发性金融支持体系理论主张。

1 传统农户经济行为理论与金融支持

1.1 道义小农理论与政策性金融支持

俄国学者恰达诺夫认为小农家庭经营方式的特点,是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生产要素,依靠自身劳动而不雇佣劳动,其产品主要用于自身消费而不是在市场上出售追求最大利润,在此机制下,小农投入的劳动量主要以主观评价的辛苦程度和新增产品消费带来的满足感决定。因此,其经济行为不能用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解释。在50年后,美国经济学家J.斯科特秉承了恰达诺夫的观点,提出道义小农命题。他认为“生存伦理”和“安全第一”才是农民基本的生活原则,而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道义小农的经济行为是非理性的,不会为追求最大利润而进行新的投资,而是试图维持当前的经营规模。此时,小农的融资行为主要用于临时周转和消费,偏好内源融资或向亲朋好友融资。在进行金融安排时以合作金融为主,合作金融的特征(自愿性、共济性、非营利性、民主管理)充分反映出与此种小农的相容性。而在斯科特看来,小农的非理性主要由其生存环境造成,政府应该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为小农提供风险分担机制和社会保障体系。金融制度安排也应以政策性为主。

1.2 农民企业家理论与商业性金融支持

与斯科特等悲观理论相反,舒尔茨认为小农是理性的。他认为农户就像企业一样,而农民就相当于企业家。小农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并且小农是传统技术条件下有进取精神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有利可图的生产机会和资源的人。对于传统农业中的小农而言,一旦有经济利益的刺激,小农就会因追求经济利润而创新,从而改造传统农业。后来,波普金又进一步拓展了舒尔茨的观点,认为小农是一个在权衡了长短期利益及投资风险之后,为追求最大利益而作出合理生产选择的“理性的小农”。既然理性小农的融资目的是追求投资利润最大化,则相应的金融安排应该是商业性的。政府不应过多的干预金融市场。

1.3 “拐杖命题”与金融失效

黄宗智通过对前两种理论审视和评判,以及对中国农民的大量实地调查基础上形成了“过密化理论”。他认为农户家庭在边际报酬十分低下的情况下仍会继续投入劳动,可能因为农户家庭没有边际报酬概念或农户家庭受耕地规模制约,家庭劳动力剩余过多。由于缺乏很好的就业机会,农民劳动的机会成本几乎为零,即使城市有较好的就业机会,由于小农对土地的依恋,生活贫困的小农也不愿意成为雇佣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黄宗智提出了一个等式：小农收入=家庭农业收入+非农收入,借此他提出著名的“拐杖逻辑”。所谓“拐杖逻辑”,简单来说就是,在小农的两部分收入中,家庭农业收入可以比做人的两腿,非农业收入好比拐杖,而拐杖总是在两腿不太好用的时候才能派上用场。这时,无论是政策性还是商业性的金融制度安排都难以在农村金融市场单独发挥有效的作用。

2 现代中国小农经济行为特征与金融支持

2.1 现代小农经济行为的“条件理性”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非农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大,“黄氏理论”已无法解释这种现象的出现。虽然,转型时期中国农户的经济行为具有复杂性,但总体上表现出各种约束下的行为理性,即“条件理性”。具体而言,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兼业农民不断增加,不论是采取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户,还是以外出打工为主的农民工,都以家庭的收入最大化来使用农户自身的资源禀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农民开始表现出理性经济人的特征,尤其是沿海一代的农民行为基本上适合于舒尔茨的理论。在落后地区,农户虽然有“非理性”行为,但这主要是因为受到制度和资源约束,如由于缺乏担保抵押物品,小农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缺乏使农户无法作出与风险相对应的最优化决策等原因造成的,但其行为本质依然是理性的。正如林毅夫所指：“被用来证明小农行为不是理性的典型事例,通常都是具有城市偏向的人在对小农所处的环境缺乏全面了解的情况下作出的论断。如果能设身处地的从小农的角度考虑问题,则可以发现这些被认为是不理性的行为恰恰是外部条件限制下理性的表现。”

2.2 国家开发性金融支持的实践及缺陷

由于农户微观主体的复杂性,就要求金融支持体系的综合性。一方面,农户行为是理性的,那么金融支持体系应该是商业性的,即资金使用商业化；另一方面,农户受到多种约束和对风险的厌恶,金融支持体系又要体现一定政策性。纯粹的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都不能完全满足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多元化金融需求。因此,农户在中国特定的制度安排下所表现的经济行为特征是导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重要原因。为提高国家政策性银行对农村金融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区别与商业性金融单纯以逐利为目标的运营特点,开发性金融创新即在农村金融实践中催生的一种新型的金融制度安排。所谓开发性金融就是以实现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目标为己任,以商业化的运作方式管理资金,通过融资方式弥补制度缺损和市场缺损,是为同时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而产生的一种金融理论。

但是,开发性金融在实践过程中依然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制度缺陷。首先,单一的资金来源和单向资金流动难以满足农村市场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当前的开发性金融是以国家政策性银行作为资金的唯一来源,通过借贷平台向农村提供金融支持。虽然,这种政策性的金融变种通过政策性资金的商业化运作可以避免“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但是仅依靠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是难以满足农村金融市场对金融的旺盛需求,同时这种只贷不存的金融体系设计难以实现资金的循环利用,无法形成农村金融市场顺利运作的长效机制,并且容易受经济波动的影响,在经济紧缩的年份,开发性金融支持的资金缺口就会难以满足。其次,当前的开发性金融设计不能满足农户多元化的金融需求。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必然引起“马太效应”,即资金从农村重新流回城市,或者向农村龙头、优势企业集中,导致一般的中小企业在缺乏担保的情况下难以得到贷款,同时也无法满足广大小农消费性、临时周转性的小额资金需求。

2.3 构建新型开发性金融支持体系

所谓新型的开发性金融支持,是通过政策性资金的驱动,发挥商业金融存贷款优势和民间合作金融的互助优势,以政府、企业、农户三方共同出资的担保公司为依托,建立以合作金融为主导,商业金融为辅,政策性银行全面参与的新型开发性金融支持体系。

新型的开发性金融支持体系在操作过程中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组成：首先,政策性银行每年以低息贷款资金充实商业银行的“三农板块”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准备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每年只需支付一定的利息即可作为自有资本金运作,通过吸收存款,低息发放贷款,服务于“三农”。其次,在政府、企业、个体户共同出资成立的担保公司向银行出具担保承诺的条件下,个体户和企业通过反担保的形式向担保公司提供各种形式的担保,同时接受商业银行的贷款。最后,针对普通农户的消费、临时周转资金,可以通过村委会的信用评级向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获得信用额度内的贷款。

新型的开发性金融支持的优势在于通过利用商业银行的资金和存贷,使“三农资金”重新服务于“三农”,做到取之于农,用之于农。通过双层担保机制确保贷款资金的安全回收。通过利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充分调动社会资金,发挥合作金融自愿、互助的优势,为广大农户解决贷款难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国家可以通过调整政策性银行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贷款利息和贷款规模,有效的控制金融供给,实现金融一体化。

参考文献：

［1］张杰.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结构、变迁与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 ［美］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3］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

［4］李志辉.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开发性金融支持(DFS)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07(11).

支农资金论文篇7

    一、陕西省农村财政投入与农民收入现状分析

    (一) 陕西省财政支农的投入规模现状

    1991-2010年陕西省财政支农的绝对规模增长迅速,从1991年的7.6亿元上升到2010年的310亿元,1991-2000年增幅不大,进入新世纪后,陕西省财政支农力度大幅增长。从财政支农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看,财政支农的相对规模波动明显,1991-1997年间和2006-2010年间在不断下降,1998年和2003-2005年间财政支农比重在上升。由财政支农占陕西省GDP的比重来看,波动不是很大。总之,财政支农的绝对规模在上升,但相对规模变化较大。

    (二)陕西省财政支农投入结构分析

    1997-2010年间陕西省财政支农的重点在支援农业项目(包括农、林、水利部门事业费),占57%;其次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占32%;农业科技和农业综合费用占比较小,分别为5%和6%。

    (三)陕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及增长变化

    1991-2010年间陕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波动较大,1991-1994年间大幅提高,1996-2000年间在不断下降,2001-2010年间缓慢增长,2010年增长率达到19.4%。从陕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构成来看,来源于第三产业的收入增长较快,而来源于第一产业的比重在逐年下降,农民增收主要靠非农产业来弥补。

    二、陕西省农村财政投入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择

    在此选择农民人均纯收入、财政支农支出、农业贷款进行分析研究,同时还选择了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费用、农村救济费三个子项目从结构上分析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二)实证分析

    本文在进行简单相关系数分析之后,选择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估计方法,对数据进行基本的自然对数处理后首先进行ADF检验以判断序列的平稳性,然后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来研究各序列的相互影响关系,接着建立了VAR(2)模型,进而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J-J检验,以进一步判断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具体验证序列之间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

    经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从总量分析上看,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8352。显而易见,财政投入越多,资金支持力度越大,农业发展就越好,农民增收就越明显。从结构分析上看,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和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相关系数要高于农村救济费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相关系数,前两者表现出更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农村救济费对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弱于前两者。

    2、农民人均纯收入与财政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村救济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和农业贷款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实践来看,农民人均纯收入、财政支农支出、农业贷款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从理论上讲,农业财政投入越大,农业贷款额越高,资本存量越大,农业发展势头就越强。因此,本文协整检验的结果与理论相符,表明了农民人均纯收入与财政支农支出、农业贷款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

    3、财政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和农业贷款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格兰杰原因,但农村救济费不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格兰杰原因,这与前述的相关系数分析结论一致。因此,农村救济费对于农民收入的增长没有直接影响。                       

    三、陕西农村财政投入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建议

    (一)科学预算,加大财政资金投入规模

    1、要开拓多种资金来源渠道,实现以政府资金为引导,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社会资金为主体的多元化资金渠道,出台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金服务广大农村。

    2、从实际出发,通过研究当地农村发展历史,紧密结合农村发展阶段,科学合理地进行资金预算和资金投放。

    3、不可过高、过快地增加支农资金,造成重复投资和资金浪费;也不可因发展第三产业及新兴产业而缩减对农业发展的财政支持,导致农业发展出现较大资金缺口,农村产业发展结构失衡。

    4、加大对基层政府的财政支付比重,更为直接有效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二)调整优化政府支农投入结构

    1、精简、撤并、改制农业行政事业单位,特别是各级众多的事业单位,精简人员,降低行政事业经费,增加财政直接支农支出。

    2、发挥好公共财政的主导作用,加大交通、水利、农产品交易市场、通信、教育、卫生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民增收。

    3、提高对农业财政支出方面的科技费用占比,加大对农业育种、良种良法推广、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深加工、农产品流通和农民技能培训等方面的财政扶持,帮助农民掌握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生产技能。

    (三)提高政府支农资金使用效率

    1、尝试引入金融机构,以建立专项基金的方式对政府及其他途径吸收的资金进行专项管理。

    2、引入农村金融机构信贷投放模式,对规模较大的财政支农项目进行评级和考核,以保证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3、对每一个项目进行事后检查验收,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严格审计,建立定期反馈机制,确保财政资金使用环节的合理合法。

    (四)规范和完善农村财政投入管理体制

    1、加大财政、发改委、农业综合开发等系统支农资金整合力度,统一资金管理,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2、引入中介机构对支农项目立项前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评估论证,实施时引入审计、媒体、政府等监督机构,最大程度杜绝支农资金被挪用,事后实施严格的验收和考核机制。

    参考文献

    [1]聂强.中国政府财政对农业投资的理论分析[D].2003(6):23-24.

    [2]张胜戚.陕西省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D].2010(6):19-20, 28-29.

    [3]曹菁.陕西省农民收入差异根源研究[D].2010(6):19-23.

支农资金论文篇8

纵观国外既有文献，关于农村金融效率的研究，大部分学者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对农业信贷效率的分析上。Jensen（2002）、Jim（2005）研究发现，由政府主导的农业信贷体系往往是缺乏效率的。Nourse（2001）指出，微型金融机构应当针对贫困人口推出更适合于他们的信贷产品。在定量研究的方法上，多以线性回归为主，即以人均GDP或其他指标为因变量，以包含农业信贷在内的多个指标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如Kochar（1997）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了印度农业贷款的执行效果，结果显示农业信贷总体上无效。Rousseau（1990）运用误差修正模型（VEC）估计了农业贷款发放效率，但该模型中只包含了农业信贷和农村经济增长两个变量，降低了研究结论的有效性。Hendry（1995）在误差修正模型中加入了控制变量，使指标体系更加完整。

国内学者针对农村金融效率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金融环境角度研究农村金融效率。金融环境主要包括金融制度、信用环境和市场体系等方面。谷慎（2006）、刘泽仁（2007）、王修华和沈岚（2003）从制度角度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效率，认为导致我国农村金融效率低下、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条件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农村金融制度有效供给不足，以及制度结构不够协调。吴俊杰和周再清（20

10）通过对农村金融发展的信用环境进行分析，指出我国金融支农效率整体上还处在较低水平，农村信用意识缺失、法律框架基础薄弱等问题普遍存在。第二类是从信贷角度研究农村金融效率。王定祥等（2013）以人均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人均农业劳动力和人均农业资本作为投入指标，以人均农业增加值、农村人均纯收入、城镇化率和农业成灾率为产出指标，运用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分解法对我国农村金融支农效率进行测度。吴俊杰和周再清（2009）引入人均农业贷款、获贷农户比例两个指标，运用DEA模型对金融支农效率进行评价。第三类是从金融功能角度研究农村金融效率。代表性的有白广玉（2005）等、褚保金（2007）等、邓奇志（2010）等。

已有文献对研究我国金融支农效率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但存在以下几方面不足：（1）在定量研究方法上，线性回归无法对多投入、多产出的情形进行评价，SFA和DEA在评价时无法剔除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的影响，使评价结果出现偏差；（2）在产出指标选取上，已有文献大多选取农业总产值（或农业增加值）、农村人均纯收入等经济贡献指标来评价金融支农效率，而没有涵盖农村社会福利的改善情况。为此，本文从农业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和农村社会福利三个方面选取相应产出指标，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剔除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影响，对我国2012年金融支农效率进行评价，并找出影响金融支农效率的外部因素，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二、模型介绍

三阶段DEA模型是由Fried（2002）等提出的一种新的效率评价方法，其构建和运用包括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传统DEA模型（BCC模型）。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DMU，每个决策单元都包含m种输入和s种输出；xij代表第j个决策单元的第i中输入，yrj代表第j个决策单元的第r种输出。第p个决策单元总效率的计算就可以转化为线性规划问题：

min

s.t. ■？姿jxj+s+=？兹x0

■？姿jyj-s-=y0 （1）

■？姿j=1

？姿j>0，s+>0，s->0

其中，？兹为决策单元的有效值，s-、s+为松弛变量，？着为非阿基米德无穷小。当？兹=1且s-、s+均为0时，决策单元DEA有效；当？兹=1且s-≠0或s+≠0时，决策单元为弱DEA有效；当？兹<1时，决策单元为非DEA有效。

第二阶段：构建相似SFA分析模型。第一阶段计算出来的投入冗余量要受到内部管理、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的影响。第二阶段通过构建相似SFA分析模型分别计算出以上三种因素对效率值的影响，然后剔除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因素，得到仅由内部管理无效率造成的投入冗余。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DMU，每个决策单元都包含m种输入，分别对决策单元的每个投入冗余变量进行SFA分析，构建的SFA模型如下：

sik=fi（Zk；？茁i）+？谆ik+？滋ik （2）

其中，i=1，2，3…m，k=1，2，3…n，sik代表第k个决策单元的第i项投入松弛变量，Zk=（Z1k，Z2k，Z3k…Zpk）表示p个可观察的环境变量，？茁i为环境变量的待估参数。？谆ik+？滋ik代表混合误差项，其中？谆ik为随机干扰项，并假定？谆ik～N（0，？滓2）；？滋ik表示管理无效率，假定？滋ik～N+（？滋i，？滓2？滋i），？谆ik和？滋ik相互独立。当？酌=？滓2？滋i/（？滓2？滋i+？滓2）接近于1时，说明管理因素占主导地位；当？酌=？滓2？滋i/（？滓2？滋i+？滓2）接近于0时，此时随机因素占主导地位。

利用回归结果对各决策单元的投入项进行调整，具体的调整方法如下：

■ik=Xik++ （3）

其中，i=1，2，3…m，k=1，2，3…n，Xik代表第k个决策单元第i项投入的实际投入值，■ik为调整后的投入值；■i为环境变量参数的估计值，■ik为随机因素的估计值。式（3）中第一个括号表示将所有决策单元调整到相同的外部环境，第二个括号表示将所有决策单元面临同样的运气。

第三阶段DEA：调整后DEA模型。将经过第二阶段调整后的投入变量和原始产出变量再次代入到DEA模型 ，得到剔除了环境和随机因素的真实效率值。

三、指标选取和数据说明

（一）指标选取

1.投入产出指标

已有文献多从农村经济增长角度选取相应指标作为产出指标，无法反映农村社会福利情况。本文选用人均农业总产值、农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化率三个指标，分别从农业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和农村社会福利三个方面综合反映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涵盖范围更广。对于投入指标，本文选取人均涉农贷款、农村人均储蓄及每万人拥有金融机构网点三个指标。

2.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是指对金融支农效率有影响但不在决策单元主观可控范围内的外部因素，考虑到金融支农的自身特点，本文从以下几方面选取了环境变量。

（1）财政支农。财政支农的方式主要有涉农惠农补贴，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文化等方面的补助。财政支农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鼓励农民引进先进生产设备，同时改善了农村的生产生活环境，有利于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本文选用各省市2012年财政支农支出反映政府财政支农力度，预期财政支农支出的增加将促进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

（2）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一方面用于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另一方面则主要用于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及购买相关设备。这些对金融支农效率产生正向影响。本文选用各省市2012年农村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和建房来反映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情况，预期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将有利于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

（3）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文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农民掌握先进的生产技能，使其具备更强的生产能力和创造力，同时也可以提高农民经济决策的效率。本文选用各省市2012年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反映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预期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的提高对金融支农效率产生正向影响。各省市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方法如式（4）：

edut=■（4）

其中， edut表示某省市第t年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i=1，2，3，4，5分别表示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5种不同的受教育水平；nti表示某省市第t年受教育程度为i的人数；yi表示受教育程度为i的教育年限，当i依次取1，2，3，4，5时，对应的yi分别为0，6，9，

12，16年。

（4）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促使农村劳动力和资本外流，先进技术和优秀人才无法引入到农业生产，不利于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本文选用各省市2012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反映城乡收入差距，预期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金融支农效率产生不利影响。

（5）自然灾害。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农村基础设施造成了破坏，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不利于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本文选用各省市2012年农村受灾面积反映自然灾害情况，预期自然灾害对金融支农效率产生不利影响。

（二）数据说明

由于西藏数据难以获取，本文将其剔除，样本选取了2012年全国30个省市的相关数据并进行整理。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3）》、《中国金融年鉴（2013）》、《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3）》和《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2）》。

四、实证分析

（一）第一阶段DEA实证结果

利用DEAP2.1软件对我国30个省市的金融支农效率进行分析（见表1）。由表1可知，在不考虑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干扰的情况下，我国各省市金融支农的综合技术效率平均值为0.773，纯技术效率平均值为0.887，规模效率平均值为0.876。其中，黑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和新疆处在生产前沿面上，其余24个省市在不同程度上处于技术无效率状态。由于上述结果包含了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的影响，无法真实地反映各省市金融支农效率状况，因此仍需作进一步的调整与测算。

（二）第二阶段SFA回归结果

将第一阶段计算得到的投入松弛变量作为因变量，将上述5个环境变量作为自变量，利用Frontier4.1软件进行回归分析（见表2）。由表2可知，在三个投入松弛变量模型中，大部分系数通过5%和1%显著性检验，表明各环境变量对金融支农效率确实存在着显著的影响；且三个模型的LR单边检验均通过5%显著性检验，表明第二阶段SFA回归分析的必要性。

由于各环境变量是对投入松弛变量的回归，因此当回归系数为正时，表明环境变量值增大会导致投入松弛量的增加，不利于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当回归系数为负时，表明环境变量值增大会导致投入松弛量的减少，从而提高了金融支农效率。下面具体分析各环境变量对金融支农效率的影响。

1.财政支农。财政支农在人均涉农贷款松弛变量和农村人均储蓄松弛变量两个模型中的系数为负，且分别通过1%、5%显著性检验；在每万人拥有金融机构网点松弛变量模型中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可以看出，财政支农有利于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与预期结论相同。

2.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在三个模型中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会减少投入冗余量，提高了金融支农效率，与预期结论相同。

3.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与投入松弛变量呈正向关系，表明提高农村劳力文化水平会降低金融支农效率，与预期结论相反。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所学的知识还不足以帮助农民增加收入，提高生产效率；相反，文化程度偏高的农民往往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不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降低了金融支农效率。

4.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比对三个模型的投入松弛变量均起促进作用，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与预期结论相同。

5.自然灾害。受灾面积在三个模型中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受灾面积扩大增加了投入冗余量，从而降低了金融支农效率，与预期结论相同。

由上述分析可知，环境变量对金融支农效率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因而包含了环境因素的效率评价可能会对不同决策单元得出不恰当的结论，即处于较好环境或运气较佳的决策单元可能得到更高的效率值，而处于较差环境或运气较差的决策单元的效率值会相对较低。因此，有必要对原投入变量进行调整，使各决策单元处于相同的经营环境和运气，进而考 察它们真实的效率。

（三）第三阶段DEA实证结果

运用式（3）对原投入变量进行调整，并将调整后的投入变量与原始产出变量再次代入到BCC模型进行分析，得到各省市金融支农效率的真实值及规模报酬状态，结果如表3所示。

对比表1和表3可知，经过调整计算得到的效率值与第一阶段效率值相差较大。在进行具体分析之前，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对调整前后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显著性差异分析（见表4）。

由表4可以看到，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分别通过10%、5%显著性检验，表明调整前后的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存在显著差异，从侧面验证了本文对原始投入变量进行调整的必要性。下面对第三阶段计算结果进行详细分析。

从全国整体水平来看，综合技术效率平均值由0.773上升到0.832，纯技术效率平均值由0.887上升到0.930，规模效率平均值由0.876上升到0.894。可以看到，在剔除了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的影响后，我国金融支农效率有所改善，且效率水平相对较高。这主要是由于近十几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农村金融在服务“三农”中发挥的核心作用，不断推进一系列重要体制机制改革，落实和完善了大批金融、财税扶持政策。自2003年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全面启动后，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相继改革，加大了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同时不断创新金融产品，满足农民对金融产品的多元化需求。此外，乡镇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迅速发展，弥补了传统金融机构无法覆盖地区的金融空白。

从各省市来看，处于生产前沿面的省市由6个减为5个，其中福建、湖北、湖南三个省份在调整前后均处在生产前沿面，表明这三个省份的金融支农效率确实较高；辽宁、上海则由技术无效率变为技术有效，这主要是由于调整前规模效率被低估的结果。综合技术效率上升的省市有16个，其中北京、辽宁、浙江上升幅度较大；下降的有11个，下降幅度较大是新疆。从调整后的综合技术效率来看，甘肃、新疆、四川、天津和青海排在后五位，金融支农效率相对较低，国家应加大对这些省市的扶持力度，改善当地金融支农现状。大部分省市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说明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仍然存在金融资源投入不足的问题。

从三大区域来看，东部的综合技术效率由0.725上升到0.865，上升幅度较大；中部和西部略有上升，调整后分别为0.857、0.771。可以看到，东部和中部的金融支农效率较高，而西部则相对较低。这主要是由于东部凭借着政策优势和地理优势获得了发展先机，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东部的金融市场发展较早，多元化的金融产品（股票、债券、保险、黄金等）为农村提供了多元化的投资渠道，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此外，较活跃的金融市场为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扩大经营规模、购进先进设备提供了融资渠道，满足了农民对融资的多元化需求。因此东部地区的金融支农效率相对较高，中部作为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承担着实现农产品有效供给和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使命，因此一直是国家重点扶持的对象。近年来，国家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等一系列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增加涉农贷款投入，信贷资金逐渐向农村回流，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中部地区金融机构改革效果明显，新型金融机构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这些都促进了中部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加上地理条件和气候环境较差，许多金融机构不愿在这些地区开设网点，导致了当地金融资源的匮乏。随着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农村信用社、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不断入驻西部，加大了对西部农村地区的金融扶持力度，金融投入不足、金融资源匮乏的状况有所改善，金融支农效率有所提高，但整体水平仍相对偏低。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我国2012年金融支农效率进行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经过第二阶段调整后，我国各省市金融支农效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表明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对金融支农效率影响显著。在外部环境中，财政支农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有利于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和自然灾害不利于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对金融支农效率起到应用的促进作用。

2.我国金融支农效率的区域差异明显。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西部与东中部之间。经过第二阶段调整后，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综合技术效率分别为0.865、0.857、0.771，西部地区的金融支农效率相对较低。且金融支农效率排在后5位的省市中，有4个来自西部地区。

3.我国大部分省市处在规模报酬递增阶段。由第三阶段规模报酬分析可知，除了处于生产前沿面的5个省市的规模报酬不变外，其余省市均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

（二）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改进策略：

支农资金论文篇9

问题的提出

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开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能否实现政府制定的发展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村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国家对农业的支出，因此，财政对农业的支持不仅决定于其支农数量，更关乎其支农效率。

国家财政支农资金主要包括支援农业生产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村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支出等。我国财政资金支农金额从1980年的149.95亿元，到2002年的1563.68亿元，年平均支出额为722.84亿元，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9.3%。统计数字表明，在整个财政资金农业支出中，支援农业生产和农业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不断上升，并且增幅很大，但是，在增加的部分中，绝大部分是用于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经费；用于农业基本建设支出除个别年份有所减少外，其余年份都呈增加态势；用于农村科技三项费用和农村救济费两块历年呈低水平徘徊之势，农村救济费略高于农村科技三项费用。计算财政用于农业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可以发现，支农比重波动幅度较大，支农比重最多的年份为1980年的12.20%，支农比重最小的是2000年的7.75%，相差4.45个百分点，支出的平均比重仅为9.31%，支出比重的年平均发展速度为92.26%，年平均增长速度为负。

财政支农资金绩效的回归分析

本文分析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分析使用的软件为SPSS12.0。

财政支农资金与农民收入的回归分析

财政支农资金总量对农民收入的回归分析 以财政支农资金总量为解释变量，农民纯收入为被解释变量，建立的回归方程为：

csr=312.359+1.519total

式中csr代表年均农民纯收入，total代表年财政支农资金总额。回归方程的拟和优度为0.935，回归系数概率小于0.05。计算结果显示，该回归方程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反映了财政资金对农民收入的作用，回归系数1.519，表明财政支农资金每增加一亿元，农民纯收入将增加1.519元。

财政支农资金结构对农民收入的回归分析 以财政支农资金各项为解释变量，csr为被解释变量，建立的回归方程为：

csr=145.226+2.225syf+26.732jjz-1.447jbj

式中除jbj表示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外，其余变量含义同前。回归方程的拟和优度为0.985，回归系数概率小于0.05。计算结果显示，该回归方程有较强的解释力，反映了财政支农各项资金对农民收入的影响。syf、jjz的系数为正，表明支援农业生产和农村救济费有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jbj的系数为负，则意味着农村基本建设支出阻碍农民收入增加。

回归计量分析结果

以上分别通过财政资金总量及其内部结构建立了与农民纯收入的计量模型。结果表明，财政资金总量对农民纯收入有显著的影响，但是财政支农各项资金中，支援农业生产及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和农村救济费支出对各自的被解释变量能够发生正效用，农村基本建设支出的回归系数为负并且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显著，成为增加农民纯收入的不利因素。我们可以从理论假设和实证数据加以验证。理论假设是在现行的政治体制和地方官员的行政任命体制下，对地方政府政绩的考察主要是依赖GDP以及发展速度等经济指标。由于农业比较利益较低，地方政府更偏好于将财政资金投向非农业和城镇。尽管说中央政府可以采取奖励、惩罚等选择性激励措施，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备，地方政府相对中央政府而言，总是拥有信息优势，这样，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相互博弈中占有优势，因而可能削减或者挪用财政资金以及改变财政资金投向。在实际的财政投向中表现为：更偏好于投资见效快、易出政绩的项目，而忽视期限长、具有战略意义的项目；热衷于提供看的见，摸得着的“硬”项目，而不愿提供农业技术推广、良种改造、教育服务等“软”公共产品。现实的统计数据也证明了这一假设，统计数据显示，在农业基本建设中，用于重大水利工程和生态建设等全社会受益的投资较多，约占80%-90%（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农经司课题组，2003年），而真正用于增强农业市场竞争力和直接改善农业生产生活条件的良种工程、重要农产品基地、农田水利、节水灌溉等中小型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少，只占10%左右，这些项目都是直接增加农民收入的。财政支农结构的不合理，抑制了农民收入提高。

另外，农村科技三项变量，未能进入回归方程，其可能解释是在现有的分税制下，中央和地方财权有了明确的划分，中央政府集中了相当大的财政收入却未能承担对等的公共事务，地方政府在非常有限的财力下，形成了对中央财政支农的非有效利用。

我国财政支农资金的特征

从1980年到2002年历年来的财政支农数据分析，可以得出其基本特征：

财政支农总量历年来呈不断增加的趋势，但总量不足

在1980年到2002年，财政支农总额除个别年份投资减少外，其余年份不断增加，从1980年的149.95亿元，到2002年的1563.68亿元，其中1999年较之于1998年有所减少。但是，投资总量不足，可以用我国农业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总额的比重与农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之比称为投资比较率作为衡量标准来判断。根据世界农业的发展规律，在工业化中期，农业投资比较率的值应接近或者超过1。但是我国的实际情况却是：1984－2002年为0.2以下，而且还有下降的趋势。由此判断我国农业的投资极端不足，农业总投资中，财政投资占有很大的比重，以此推测，我国的财政支农总量严重缺乏。

财政支农占财政支出比重偏小且受政策影响波动幅度较大

1980年到2002年的23年间，财政支农比重最大的年份是1980年的12.2%，支农比重最小的是2000年的7.75%，相差4.45个百分点。上世纪韩国的新农村运动等成功经验都表明，在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政府一般都承担了主要投资主体和组织者的角色。反观中国，人们遗憾地发现，1998年以来，国家安排国债基金6600亿元，但用于农业的比重不高。2001、2002两年，国家每年发行1500亿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中用于农村水利和生态扶贫等方面的国债投资只有400多亿元。我国财政支农比重偏小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有关，由于我国追求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重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在资本极为稀缺的情况下，实行了资源向城市发展倾斜的政策措施，形成了路径依赖，财政资金按照历史路径大部分投向城市，造成财政支农无论总量还是其占财政总支出的投资比重偏小。另外，我国的财政支农受政策影响较大，一般来说，在宏观经济波动的期间，会有较大的变化。例如，1998年，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进入了通货紧缩阶段，全社会消费需求尤其是占全国人口比重绝大部分的农民消费需求疲软，国家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控宏观经济，财政支农总额从1997年的766.39亿元迅速攀升至1998年的1154.76亿元，增幅达50.67%。

财政支农资金结构不合理

财政资金支农主要包括支援农业生产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村研发支出、农村救济费支出等组成。这些支出中，农民直接受益或者说是农民获益较多的财政支出主要是支援农业生产、农业科技三项费以及农村救济费，前面的回归分析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结论。而我国财政支农资金分配的现实却是这三项的比重由1990年的47.88%下降到2001年的30.80%，农民得益较少的支出是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其比重由1990年的52.12%上升到2001年的69.20%。与此同时，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科技三项及农村救济费这三类与农民收入增加直接相关的资金，在国家财政支农的比重上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支援农业生产的支出所占比重由1990的41.59%下降到2001年的26.82%。农业科技三项费所占比重由1990的1.01%下降到2001年的0.7%。农村救济费占国家财政支农比重也由1990的5.28%下降到2001年的3.27%。在这些比重下降的同时，却是农村行政事业单位运转费用在不断的提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我国政府农业财政支出中有相当大的比重是用于政府农业行政事业的运转费用，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林水气部门的事业费是财政农业支出的主体，所占比重近年大体维持在70%左右。湖南省去年财政预算安排了7亿元作为省本级的财政支农资金（不含农业综合开发），其中近3亿元用于省级的农口单位的人头费和事业费。四川省去年各级的财政支农资金大约为50亿元（不含基本建设支出），其中35亿元用于“吃饭”。

结论及政策建议

结论

第一，农村财政资金越来越成为农民收入增加的可靠保障，农村财政资金的数量与结构成为农民收入的制约因素。

第二，影响农民收入增加的因素中，财政资金应成为主要力量，不同的财政投资方向，在现阶段会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回归分析表明，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村救济费成为农民增收的有利因素，而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则阻碍农民收入增加。

第三，在本文的回归模型中，财政支农科技三项费虽然未能成为农民收入增加的解释变量，这并不意味着它对农民收入增加无所作为。事实上，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边际受益率在技术一定的条件下，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民收入的增长则更多的依赖农业技术的进步。

第四，我国农业财政资金受政策的影响加大而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且总量不足。

政策建议

第一，制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长远计划，严格执行财政支农发展资金国家预算，并且使财政支农的过程和各个环节制度化、透明化、规范化，避免受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人为因素影响，任意削减财政支农资金。

第二，建立稳步的增加财政资金对农业的投入机制，严格按照《农业法》的要求实现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第三，不断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农资金结构，增加支援农业生产、农村科技三项费、农村救济费的比重，直接受益于农民，增加农民收入，同时控制或者减少农业基本建设资金，如因惠及全社会的农业基本建设必不可少，可以采用其资金不再归类于农业基本建设资金项，单独列支并提供资金，以免借其名虚增农业支出。

第四，进行农业行政事业机构调整，控制并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的事业费开支。可以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惯例将我国众多的农业机构精简，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农业行政管理效率，而且也有利于减少农村行政事业单位管理费。

参考文献：

支农资金论文篇10

作者简介：刘晗(1989-)，男，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业经济管理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农业政策与理论，产业组织理论；

作者简介：曹祖文(1988-)，女，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业经济管理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学。

一、研究背景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增长。按1978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在1978-2010年这段时期内由1117.6亿元增长到6910.31亿元，年均增长率为8.74%，其中，增长率在10%以上的年份有9年，农业增长为负的年份有4年，农业发展总体态势良好。但是，也应该注意到，我国农业发展并不稳定，不同年份的农业增长水平差别较大。由于农业生产易受自然和经济双重风险的影响，未来的农业发展将会面临来自资源和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当前我国农业主要依靠追加土地、化肥等物质资本的投入量来提高农业产量。从长期来看，通过这些短期影响因素的促进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农业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探寻能够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因素，寻找农业发展的源动力对于我国农业的发展尤为重要。

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基础设施能够带来经济增长并减轻贫困。Binswanger等(1993)[1]、Mamatzakism(2003)[2]、Romeo和Kurada(2005)[3]分别对印度、希腊、菲律宾三个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加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可以获得比人口增长更高的农业生产效率，有利于减低农业生产成本，从而促进农业的增长。基础设施具有间接生产性，可以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特别是对于我国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农业生产模式来说更是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鞠晴江和庞敏(2005)[4]采用双对数C-D函数模型分析基础设施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发展对农业生产增长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史明霞和陆迁(2007)[5]对1985-2004年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从长期看基础设施投资可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陈灿煌(2009)[6]研究了1980-2005年间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GDP的关系，发现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可见，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和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源泉。Schultz(1961)[7]批判了传统增长理论的观点，提出人力资本概念，强调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Uzawa(1965)[8]建立物质和人力资本两部门生产经济增长模型，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是技术进步的源泉。Lucas(1988)[9]通过研究得出国家间经济增长的差异源自于人力投资水平差异的结论。Romer(1900)[10]提出人力资本较为富集的地区经济发展较快，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Mankiw等(1992)[11]、Caballe和Santos(1993)[12]、Barro(2001)[13]、Bloom等(2004)[14]通过将人力资本引入生产模型中，对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积累确实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从国外研究经验来看，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那么，在我国，人力资本积累是否有助于经济的增长，尤其是对农村地区来说，人力资本积累是否也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孙敬水和董亚娟(2006)[15]利用1997-2004年的面板数据对农村人力资本在农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效应。黄振华(2008)[16]估算了1985-2005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发现剔除人力资本因素后，全要素生产率被高估近30%，由此提出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明显促进作用。杜江和刘渝(2010)[17]运用面板模型分析了1997-2007年间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结果表明除土地、物质资本等重要影响因素外，人力资本要素投入的增加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由此可见，对于我国的农村地区来说，人力资本积累确实有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

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证明了基础设施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确实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是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因素。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很少有研究者把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两个因素同时纳入模型进行研究。众所周知，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和教育费用基本上是靠国家财政资金的投入，对任一方面资金投入量的增加必然降低另一方面资金的投入量，因而必须找出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通过合理的财政支出配比以发挥资金的最大效用。有鉴于此，本文将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两者同时纳入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找出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为今后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支持提供参考，以期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促进农业经济增长。

二、理论模型

国内外的研究经验表明，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积累。但考虑到我国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农业生产模式，家庭资本投入对于农业生产影响较大，同时就现阶段农业发展水平而言，不应该忽视物质资本的重要作用，因而本文将私人资本投入也纳入到模型中进行分析。为了研究影响农业经济增长各因素的作用，先将农业生产部门简化为一个超大型的企业，采用C-D生产函数形式，同时借鉴Agenor(2008)[18]的做法，构建一个包含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积累和私人资本投入的农业部门生产函数模型：

其中，Y表示农业部门的总产出，G表示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E表示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Kp表示农村私人资本的投入；α，β，γ∈(0，1)分别表示基础设施、人力资本以及私人资本的产出弹性；λ∈(0，1)表示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总量投入到农业生产中的比例。

假定原始的劳动力(L)不能直接从事农业生产，或者对于农业生产没有促进作用，属于“剩余劳动力”，原始劳动力必须经过相关的教育和培训才能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为此，需要构造一个人力资本积累模型，在Agenor(2008)[19]所构造模型的基础上，将人力资本的积累看作是教育质量、教师以及尚未经过人力资本开发的劳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中，E表示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量，Q表示农村的教育质量，L表示未经过人力资本开发的原始劳动力的数量，(1-λ)E是未投入到农业生产中的人力资本，也就是农村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数量，且κ(0，1)。由于原始的劳动力不可能都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原始劳动力的数量必然要大于人力资本的数量，为了方便分析，把原始劳动力数目设置为人力资本数目的一个倍数：

对于教育质量Q来说，一般认为对教育部门投入的资金越多，越能够提高教育的质量，同时，教师的工资越高，也越能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严格督促学生学习，从而提高教育的质量。因此，参照张望(2011)[20]的方法，假定农村的教育质量是农村教育资金投入与教师人数比例的一个增函数，那么农村的教育质量可以表示为：

其中，IE表示对农村教育资金的投入量，同时ω(0，1)。

把(3)式和(4)式带入(2)式中可以得到：

经过化简整理，(5)式可以变为：

对(6)式两边同时除以E，经过计算和整理，可以得到一个E与IE的等式：

把(7)式带入(1)式中可以得到：

对(8)式进行化简，同时两边取对数可以得到：

把设为常数项C，最终得到的理论模型方程式为：

其中，因变量为农业部门的总产出，自变量除了常数项以外，包括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农村教育资金的投入以及农村私人资本的投入。上述理论模型反映出农业经济的增长受到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农村教育资金投入以及农村私人资本投入等因素的影响。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方法选用

研究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因素就是考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各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属于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在对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中最普遍的做法是采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分析，但是，使用OLS法的前提是各变量必须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否则采用OLS法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极容易出现伪回归现象，从而降低实证结果的可信度。为此，本文将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分析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教育资金投入和私人资本投入对农业经济总产出的影响。VAR模型不建立在任何经济理论基础之上，而是用模型的当期内生变量对模型中的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进行回归，分析模型中全部内生变量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VAR的优势在于在估计的过程中不受任何假设的约束和限制，相比传统的OLS法而言具有更高的可靠性。

(二)指标选取、模型设计及数据来源

1.指标选取和实证模型设计。

根据前述的理论模型，为了衡量农村基础设施投资(G)、教育资金投入(IE)以及私人资本投入(Kp)对农业经济总产出(Y)的影响，需要设定相应的指标。农业经济总产出(Y)用农业总产值来衡量；农村基础设施投资(G)用国家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量来衡量，采用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资金投入量主要是因为由于公共品有非排他的特性，长期以来政府一直是农村公共品的主要供给者。同样的道理，农村教育也属于公共品的范畴，并且农村教育的资金基本上是由政府提供，因此选用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来反映教育资金的投入(IE)。对于农业生产来说，需要投入大量的固定资产以保证农业生产的高效率，固定资产投资的多少是衡量农业生产水平发展的重要标准，所以，采用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来反映私人资本投入(Kp)。因此，本文最终建立以下形式的实证模型：

2.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用数据的时间跨度为1985-2010年，共计26年的年度数据。所用数据均来源于各年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国家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量为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从2007年开始财政部报表制度调整，因而2007-2010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由财政对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乘以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得到。由于没有直接反映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的统计数据，所以用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乘以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反映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农业总产值和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额直接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获得。为了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所有数据均以1985年的不变价格进行价格平减，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同时根据模型要求对所有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

四、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数据大多是非平稳的，因而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先要检验变量是否是平稳的序列变量，如果变量是平稳的，则可以直接使用OLS法进行回归分析；如果变量是非平稳的，就应该使用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本文采用Dickey和Fuller在1981年提出的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各个变量的平稳性。ADF检验的检验模型由AIC和SC准则共同确定，各变量的ADF单位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结果表明，LNY、LNG、LNIE、LNKP这四个变量都是非平稳变量，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取变量的一阶差分值，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都通过了检验，都是平稳变量，表明它们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二)VAR模型的确定

由于各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因而这些变量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反映变量间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为此，需要对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在协整检验之前，必须要确定VAR模型的结构，根据前述理论模型和实证模型的要求，本文采用带有截距项而不带趋势项的VAR模型。另外，为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首先选择VAR模型的最大滞后阶数为3，再应用LR、AIC、SC、HQ、FPE等统计量来确定最优的滞后阶数，最优滞后阶数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结果来看，除AIC准则认为最优滞后阶数为3以外，其余四项评价准则均认为最优滞后阶数应为2，因此，最终确定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

(三)协整检验

尽管各变量都属于非平稳的序列变量，但是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序列，表明各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为此，采用Johanson协整检验法来检验这种关系是否存在，协整检验的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注：“**”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上述检验含有常数项，不带趋势项

从协整检验的结果来看，在1985-2010年这段时期内，LNY、LNG、LNIE、LNKP等四个变量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可以得到如下的均衡向量：

β'=(1.000000，0.071578，-0.375777，-0.477432，-4.395207)

LNY、LNG、LNIE、LNKP这四个变量的协整方程为：

协整方程的似然比统计量为121.89，各变量均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从(12)式中可以看出，在1985-2010年这段时期内，各变量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以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LNG)衡量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于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为负，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LNG)每增加1%，农业总产值(LNY)将下降0.071578%，这与鞠晴江和庞敏(2005)[4]、史明霞和陆迁(2007)[5]、陈灿煌(2009)[6]的研究结论相反。一般认为对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越大，越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但也应该注意到，对基础设施的过度投资将会对其他如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产生“挤出效应”，不仅不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还可能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抑制作用，阻碍农业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可以从张海燕和邓刚(2012)[21]、李强和郑江淮(2012)[22]的研究结论中得到佐证。因此，本文认为基础设施投资会对其他生产要素产生“挤出效应”，会阻碍农业经济的增长。以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LNIE)衡量的农村教育资金投入对农业总产值(LNY)有正向作用，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LNIE)每增加1%的投入，农业总产值(LNY)将提高0.375777%，表明教育资金的投入对农业经济的增长有积极的作用，这与孙敬水和董亚娟(2006)[15]、杜江和刘渝(2010)[16]、黄振华(2008)[17]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以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LNKP)衡量的私人资本投入对农业总产值(LNY)同样有正向作用，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LNKP)每增加1%的投入，农业总产值(LNY)将提高0.477432%，资本投入对于农业经济增长有较大的正向促进作用，杨丽和陈莹(2009)[23]、曹跃群等(2011)[24]、魏勇等(2012)[25]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尽管不同的研究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和研究的范围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研究结果都表明教育资金投入、物质资本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另外，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在1985-2010年这段时期内，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LNKP)比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LNIE)更能促进农业总产值的提高，表明物质资本投入仍然是带动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李宪印和陈万明(2008)[26]、闫俊强和李大胜(2009)[27]、左伟和张夏妍(2010)[28]的研究结果也都证实了物质资本投入确实要比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大。

(四)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在证实了各变量之间存在的长期协整关系后，可以通过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进一步刻画各变量间的短期波动关系。在VECM模型中，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LNG)、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LNIE)以及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LNKP)的滞后1期和滞后2期系数也都未能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短期内各因素对于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很小。由于基础设施投资、教育资金投入和物质资本的投入都属于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因素，因而短期内这些因素影响农业总产值的可能性较小，只有在长期内这些影响因素的效果才能显现出来。

(五)方差分解

协整检验只能表明各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不能反映出这种关系的强度。所以，本文在前面确定的VAR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方差分解，全面了解各方程信息对模型内所有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农业总产值(LNY)的方差分解结果如表4所示。

表4农业总产值的方差分解结果

从方差分解的结果来看，总体上在滞后5期内，各变量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都不是太大。从滞后6期开始，各变量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开始显现，并且影响力在不断增大，各变量在滞后10期时对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共计达到了75.32%。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LNG)对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在滞后6期内先上升后下降，从滞后7期开始影响力逐渐增强，最高时达到8.71%。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LNIE)对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在滞后5期内缓慢上升，从滞后6期开始影响力显著提高，最高时对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达到了40.14%。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LNKP)对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呈上升趋势，但是增长幅度不大，最高时影响力为26.47%。方差分解的结果同时验证了前述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中各变量与农业总产值间不存在短期波动关系的结论，基础设施投资、教育资金投入和私人资本投入都是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因素，短期内不会对农业总产值产生影响，其中教育资金投入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作用最为明显，其次是私人资本投入的影响，基础设施投资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较小。可见，人力资本积累和私人资本投入是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支农资金论文篇11

“三农问题”是我们国家政府近些年来非常重视的问题。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连续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内容都是以“三农问题”为主题的，这充分说明我国政府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而财政支农的政策可以说是政府对农业扶持最直接、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手段，我们四川省这个手段运用的效果到底如何，还需要我们进行论证。本文选取绵阳市下辖的梓潼县为样本，对其财政支农效率进行分析。四川省除成都平原外大部分都是丘陵地区，具有农业生产条件差，机械化程度不高等特点。绵阳市梓潼县就是一个典型的丘陵地区农业县，所以本文选取梓潼县为样本分析四川省财政支农效率问题是很有代表性的。

一、模型介绍

本文选用DEA模型对选取的样本进行分析。DEA模型就是数据包络分析，它是在相对效率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系统分析方法，由著名运筹学家A.Charnes和W.W.cooper等学者提出的。DEA模型利用统计软件，输入多个投入指标数值和多个产出指标数值，得出结果，然后对这些结果进行分析评价，最终得出结论。一般测度的结果为0～1之间，测度指标结果越趋近于1，就越说明我们测度的决策单元有效；越趋近于0，就越说明我们测度的决策单位无效，资源没有被合理利用，可能存在浪费的情况。

本文选用基于可变规模报酬的DEA-VRS 模型进行分析，这样能更准确和更深刻的衡量梓潼县每年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情况。

二、指标的选取和数据分析

财政支农资金在梓潼县主要为农林水事业支出，因此本文选取这项资金投入作为投入指标。

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后主要会产生三个方面影响：一是促进经济发展；二是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三是促进社会发展。本文因为从指标的可操作性和可选取性这两方面考虑，选用了：第一产业产值增加值和农业机械总动力、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人数这四个指标作为产出指标。这四个指标都非常明显的受财政支农政策的影响。这4个产出指标越高，就意味着该地区的财政支农资金配置效率越高。

表1 梓潼县财政支农投入指标

表2 梓潼县财政支农产出指标

财政支农的数据来自《梓潼县统计年鉴》（2007～2013）。

表3 梓潼县财政支农资金效率研究DEA运算结果

表3即为利用DEAP2.1软件测算所得的2006年至2012年度梓潼县财政支农资金效率值（技术效率值（OTE），纯技术效率值（PTE）和规模效率值（SE），其中SE=OTE/PTE。）

第一，从OTE来看，从2006年-2012年整个考察时期只有有 2年的时间达到全技术有效，其他年份的技术效率值就持续不断下降，这说明梓潼县财政支农在假定规模不变的情况下，资金利用效率不高，存在浪费的情况。

第二，从PTE来看，此时假定规模报酬可变。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年梓潼县财政支农资金纯技术效率值都比较高，这说明梓潼县采取的财政支农政策和方式等措施是有效果的。

第三，从SE来看，近7年来，除2006年和2007年外，梓潼县SE值都小于1，这说明梓潼县这些年来大部分年份农业生产都是规模不经济的。也就是说从这方面可以理解为梓潼县财政支农的资金投入量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导致了规模不经济。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造成梓潼县财政支农资金技术效率值不高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因为其规模报酬不经济，或者说规模报酬递减。投入再多的资金也无法达到理想的产出。那么我们下面就分析下该县财政支农的资金投放情况。

从表1的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出，梓潼县是在不断的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绝对规模的。表明县政府对农业问题也是相当重视的。可是结果却并不理想。但是，造成这样结果的原因真的就是如表3分析出的那样，出现了规模报酬递减的状况，进而得出财政支农资金不是投入少了而是投入多了的结论吗？事实是这样的吗？梓潼县的财政支农资金真的投放过多了吗？下面我们继续分析。

梓潼县财政支农支出所占一般财政支出比重一直不高，最高的2012年也只到达了14.68%，甚至在2009年只有5.97%。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他们每年在财政支农上的支出占一般财政支出预算的比重都在20%以上。跟他们相比，梓潼县财政在对农业的投入力度上显然是不够高的，规模也比较低。鉴于上文分析，我觉得造成梓潼县财政支农资金效率低下（技术效率值较低）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梓潼县财政支农规模较低，投入力度不够，而且支农的项目结构不合理，资金配置也不合理；另一方面则是更为深层次的原因――财政支农资金在投放和使用过程中，存在着决策失误和监管不力的问题，可能被挪用、滥用，造成财政支农资金没有达到完全有效，浪费严重。因此加强政府对财政支农资金的管理，建立完善的监管、审计制度将会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三、政策建议

（一）继续稳步增加梓潼县政府财政支农资金总量，扩大投资渠道

要建立财政支农稳步增长机制，增加政府财政支农资金总量、扩大投资渠道的建议。要提高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少。同时还要科学的、规范的投入。各级政府可以考虑成立农业生产建设专项基金，针对重大农业项目专门投资、专人管理。同时也可以引导和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农业领域，积极鼓励各类涉农企业开发农业产品和对农业生产进行投资，政府可以在税收、财政补贴等方面进行优惠和补贴。逐步建立政府财政支农资金为主，民间企业各种投资补充的多渠道支农格局。

（二）加强对财政支农资金的审计和监管，完善相关管理制度

要深入和加强对财政支农资金的监督，要进一步健全支农资金的管理体制，从预算到具体实施全程监督，最后到审查、效果评估等环节都要尽量完善。确保财政支农的资金落到实处、发挥效用。 可以考虑制定农业投资的相关法规，严格把控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使整个环节透明化、法制化、规范化，避免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滥用资金。

参考文献

支农资金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F304.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7-0018-02

2003年以来河北省不断加大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力度以促进农民收入稳定增长，是改革开放以来投入增加最多、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之一。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绩效对于农民收入的增加，不仅在于其支农的数量，更在于其支农的质量、效率。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果如何，有没有出现预期的效果，为此我们可以用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来评价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绩效。

一、河北省财政支农资金和农民收入现状

近年来、尤其是从2003年以来河北省财政支农资金总量迅速增加，由2003年的305 329万元增加到2006年的631 389万元，年均增长108 686.7万元，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是河北省财政支农资金占河北省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波动频繁，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下降的趋势。由2003年的4.72%上升到2004年的7.43%之后连续两年持续下滑，到2006年仅为5.35%，低于1997年6.83%。与此同时，河北省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也有了显著的增长，自1997年以来一直保持着增长的态势，从1997年的2 286.01元增长到3 801.82元，年均增长151.58元，但是增长幅度较慢。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财政支农资金的增长速度。本文利用1995―2006年的数据河北省财政支农资金总量及资金结构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用来评价河北省财政支农资金的绩效问题。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分析所采用的样本数据均来源于1995―2006年河北省农村统计年鉴，财政支出以亿元为单位，农民人均纯收入以元为单位。其中由于2003年之后河北省农村统计年鉴对财政支农资金决算情况的分类作了调整，为了使数据的分类保持一致，本文对2003―2006年的数据做了部分调整。

（二）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协整理论从分析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入手，探求非平稳变量间蕴涵的长期均衡关系。本文运用协整理论时用到的方法有平稳性检验（ADF 检验）、协整检验。

（三）模型的建立

用y代表农民人均纯收入，用X1代表财政支农支出中的支持农村生产支出，用X2代表财政支农支出中的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用X3代表财政支农支出中的农业综合开发支出。

为消除时间序列中产生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变换后的结果不改变原序列的协整关系。变量的对数形式表现为lnY，lnX1，lnX2，lnX3。图1显示了各变量的增长趋势图。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lnY，lnX1，lnX2，lnX3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且变动的方向和步调基本一致，这说明他们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关系。它们的一阶差分系列可能表现为平稳序列。（见图2）。由于直接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对非平稳时间序列进行回归会产生伪回归，使得回归模型的结果变得没有解释现实的意义，因而采用协整方法来分析非平稳的时间序列。

1.非平稳时间序列的单整性检验

运用EViews3.1对这四个非平稳时间序列进行单整性检验，结果表明，lnx1，lnx2，lnx3，lny以及它们的一阶差分系列不是平稳序列。但是通过对lnx1，lnx2，lnx3，lny的二阶差分系列进行单整检验。

2.协整关系检验

由于河北省财政支农资金的种类在1995年有了新的变化，由原来的两大类（支持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增加到三大类（支持农村生产支出、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和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因此统计的样本有限。对于多变量的协整检验来讲样本数量不足。

3.进行回归分析

通过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分析之后我们可以运用最小二乘法以lny为因变量，以lnx1，lnx2，lnx3为自变量做回归分析，考虑到时间数列的自相关性，在做回归时对其进行了处理。计算机输出结果如下：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

Lny=7.0264+0.1291lnx1+0.1035lnx2+0.2372lnx3　(1)

(3.027582)　(2.354039)(1.612763)

R=0.979476　F=71.58420 D.W=2.318202

括号内数字为t检验值；R为样本决定系数，R值越接近1，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越高；D.W为杜――瓦检验，F代表检验值。从上面的数值可以看出，模型可以通过统计意义上的检验且拟合优度很高。

从模型中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财政支农资金中的各项支出对于促进农民增收的贡献率都相对较低，主要原因在于河北省的财政支农力度不够，各项资金还不能发挥其作用；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最大，即农业综合开发每增加1%，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约0.24%，其次是支援农业类生产支出，而农林水利气象部门的事业费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最弱。但是农林水利气象部门的事业费却在河北省财政支农资金中的比重超过了60%，这也是阻碍河北省财政支农资金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

三、结论与对策

目前河北省财政支农支出存在着多种问题，归纳起来在于：一方面财政支农力度不够，另一方面财政支农的重点不明确即财政支农资金主要投向农民得益较少的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而投向于农民得益较多的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的特别少。这种投放重点使得农民很少享受到财政支持农业的好处，从而也无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

（一）建立稳步的增加财政资金对农业的投入机制，加强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

我国《农业法》要求实现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虽然近年来河北省也是不断加大财政支农力度，但是与河北省的财政收入以及农业GDP相比河北省财政支农对农业的支持仍然偏低，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不足，所以河北省应进一步加大财政资金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促进农业的快速增长。

（二）优化财政支农资金的结构

不断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农资金结构，提高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和支援农业生产支出的比重，有利于农村GDP的增长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近几年来，这两项支出的增长远远落后于农林水利气象部门事业费用的增长，阻碍了农业增长与农民增收。建议财政支农资金安排要向生产性支出倾斜，尤其对于新增的财政支农资金要优先投入到支援农村生产与农业综合开发中。

（三）精减人员，提高效率，控制并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的事业费开支

近年来，随着事业部门人员增多，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和业务费大幅度增长，事业费的支出更多的是用于人员机构经费，导致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起不到真正的支农作用。因此政府可以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惯例重点加强对事业部门人员的管理，精减人员、提高效率，进行农业行政事业机构调整，控制并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的事业费开支。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