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诗韵教案篇1

校长要成为学校发展的真正引领者

王振坡校长说:“做校长之前,对‘校长’两个字感到神秘敬畏,当自己的工作被领导赏识,自己做了校长之后,才真正体会到了工作的压力和使命的神圣。”

为了不辜负自己所肩负的使命,王振坡一刻也没有停止学习和思考。学习就会有收获。王振坡越来越清楚,办学理念是一所学校的灵魂,校长办学必须有思想、有精神、有境界,能理性地思考和把握自己的方向。

2006年春天,王振坡到湖南长沙的东郡小学考察,该校的书法艺术教学特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7年,杜郎口中学之行,又让他深有感触:农村学校也一样会大有可为!校长要有明确的办学理念,这成为他很长一段时间认真思考的问题。

他感到,办学理念一定要切合学校实际,不要“空、大、远”,否则,校长难以布置和操作,老师们也无从下手,工作起来杂乱无章,老师们也会感到无法实现目标而失去积极性,学校有序发展只能是空谈。同时,校长的办学理念一定要让老师们理解、支持。这需要校长认真工作,从日常工作中渗透、引导。让老师们感到在这个理念的指引下,离成功很近,让老师们体会到成就感。他认为:合理的、有效的、成熟的办学理念,应体现在学校的近期和长期发展规划中,需要一任甚至几任校长的努力,应体现出“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校长走了留下的还是一所好学校”的大局观。

思考越深入,思路越清晰,眼前逐渐开朗起来,他要做一位学校发展的引领者,把学校里每一个孩子都培养成优秀的人才。

不断提升教师的成就感

要想实现既定的办学目标,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至关重要。王振坡校长说:“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一所学校得以不断发展和办学理念得以实施的保证,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并不是学校本身就有的,需要校长去引导、培养。”

为此,王振坡在许多方面不断地探索着,实践着,收获着。

1.给教师自由发展的空间。学校组织教师认真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在学习时注重借鉴,根据实际让老师们自由发挥,找出适合自己的教学方法。同时,要求每一位教师在利用教研组活动时,定期将自己的得失与老师们汇报、交流,取长补短,借鉴吸收,达到教学最优化。

2.对教研教改加大资金投入。鼓励教师们参加课改活动,不断提高业务水平,积累教学经验,吸取先进教学方法。近年来,王振坡校长一方面要求、督促教师参与教研教改;另一方面,对老师们的业务学习给予最大支持,老师们的论文评审、参加优质课比赛以及外出学习的费用给予报销,老师们学习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形成了浓厚的教研氛围。三年多来,教师所写论文有三十多篇在省、市、县交流中获奖,在省、市、县优质课讲赛中获奖八人次,不仅让老师们提高了业务能力,获得了荣誉,而且使他们服务教学的热情日益高涨。

3.与时俱进,强化教师信息技术的学习。随着时代的进步,课改对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电脑操作已经成为教师必不可少的技能。为了使教师能跟上时代步伐,优化课堂教学效果,2006年学校购买了电脑,安装了宽带,对所有教师在每学期期末进行打字、制表、建档等基础电脑技能的考核,同时要求35岁以下的教师每学期必须讲一节有自制课件的电教公开课。

4.提高教师们的执行力。王校长认为,执行力是决定学校发展和成败的关键。学校不缺乏理论,缺乏的是好的执行力,要想让学校稳步、有序地发展,教师的执行力尤为重要。校长首先应该具有较强的执行力,通过自身的榜样作用,带动老师们积极地执行学校布置的各项工作。

吕丛利是一位事业心很强的老师。一次,她从网上看到一份资料,著名作曲家谷建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我晚年最大的愿望是让孩子在快乐的儿歌中学习古诗,在优美的旋律中亲近经典。虽然我已是古稀之年,虽然我曾荒芜了不少光阴,感谢天赐良机,给了我一生的感悟和孩子们一起学先的教诲。把新学堂歌唱给祖先,更唱给未来。”吕老师了解到,近年来,谷建芬把《春晓》《静夜思》《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等二十余首古诗名篇,谱成了少儿歌曲,并由中央电视台推出了“《新学堂歌》――谷建芬古诗文少儿歌曲演唱会”。教育专家认为:“《新学堂歌》不仅能帮助学习,流畅的音律容易让孩子心情愉悦,歌曲本身也会给孩子平静轻快的感染。”吕老师通过谷建芬的博客及其女儿的文章,详尽了解了《新学堂歌》创作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同时有许多家长的感悟心得。

凡是成功的教师都是善于思考和钻研的。吕老师看了这份材料立刻动起了心思: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创编一套这样的古诗手操、韵律操让孩子们学习呢?

她把自己的想法向学校领导做了汇报,立刻得到王振坡校长的大力支持。于是,学校自己编创古诗手操、韵律操的工作就开始了。

为了创编古诗手操、韵律操,吕老师首先查看了很多相关资料,让她受益匪浅,然后,她认真研究古诗词,根据诗的内容揣摩与之相符合的动作,努力使动作与古诗的节奏、意境完美结合。最后,她进一步从整体考虑,所编的动作既不能太难,让学生失去学习的信心,又不能太简单,使学生感到没有新意和挑战性,要让全体学生都能接受。

在教学过程中,吕老师先在自己班实践,觉得不好看的动作或太难学的动作及时改编,特别是在编《相思》这首诗的动作时,吕老师设计了很多动作,然后反复做给其他老师看,最后才定下自己满意的动作。吕老师相信“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因此,在编排手操、韵律操时,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让学生愿意做、喜欢做。当她看到学生那样积极、主动地去学,心里非常高兴,特别是有一天晚上她经过男生寝室时,看到七八个男生光着脊梁在做韵律操,吕老师感到无比欣慰,孩子们不但把背古诗、做韵律操当成了一种兴趣,而且还把它转化成一种娱乐活动,实在是难能可贵。

“有付出才有收获的快乐”。吕老师感到自己在做着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曾有过很多的困难和挫折,但是它让吕老师变得更加积极、乐观、向上!

从实际出发,倾注留守儿童一片情

地处农村,留守儿童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近些年,省元头小学在关爱留守儿童教育方面做了可贵的探索。

从2007年11月开始,学校对留守儿童教育工作进行尝试,成立了“省元头学校留守儿童领导小组”和“留守儿童办公室”,由专人负责这项工作;自筹资金10000多元创造学生食宿条件,并且安排责任心强的教师管理学生伙食,保证饭菜质量,合理调节饮食,确保学生能吃饱吃好;印制了“省元头学校留守儿童在校表现统计表”,建立留守儿童纸质和电子档案,详细掌握他们学习、生活情况,进行针对性教育;每月召开一次住校留守儿童会议,从学习、与人相处、独立生活等方面的在校表现进行总结。好的当众表扬,差的私下批评,重点进行养成教育;每月和家长联系一次,告诉家长学生在校表现,同时开通亲情热线,供学生随时和家长保持联系;定期组织他们看有教育意义的电影、给寝室配备体育器材,丰富留守儿童课余生活。让学生既要努力学习,课下也能玩得开心;要求教师主动与学生沟通,做学生的朋友和“家长”,给学生家的感觉;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通过家长会、板报、宣传单等方式进行宣传、呼吁,让更多的人了解、关爱留守儿童。

省元头小学在校食宿的留守儿童从2008年春的21名增加到现在的83名。除了本村学生外,还涉及到本乡和其他乡共计9个村的76名学生。

老师们为留守儿童究竟付出了多少,没有人说得清。刚刚四十岁的谢群涛老师头发越来越稀少,有人和他开玩笑:“你的‘前途越来越光明’啊!”谢老师呵呵一笑,说:“都是留守儿童的功劳!”俗话说,“天地之间有杆秤”,老百姓的心里亮着呢,对老师们的倾情付出,他们只有发自肺腑的感激,上级教育局、关工委的领导也多次给予肯定和表扬,老师们也就满足了。谢群涛老师说:“能让留守儿童和其他学生一样健康成长,使家长们对学校工作满意,并得到社会的认可,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我们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特色学校建设需要踏踏实实

从2006年下学期,省元头小学开始尝试特色学校建设,以“经典诵读、文化健身”为主题,伴以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引领学生“我与古诗同行”,让孩子们感受成长的快乐。

特色建设绝不是空想得来的,而是需要脚踏实地的行动。为了让学校的工作富有成效,他们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分三个步骤进行实施。

第一步是让学生在自愿、没有压力的心理下先学背古诗,培养学生的兴趣,建立自信心。第二步是以班为单位开展古诗诵读活动,根据学生年龄差异和接受能力的不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目标:一个学期当中,低、中、高年级80%的学生分别能背诵40、60、120首古诗词,并制定了相应的奖励办法。为了不占用学生上课时间和不加重学生学习负担,学校每天在校园广播中播放配套光碟让学生跟读,预备之后和大课间时间统一组织诵读。第三步是学生熟记古诗后,学校统一编排古诗韵律操和手操,各班推广。到目前为止,学校已经编排了20首古诗韵律操和手操并推广,学生们在大课间集体背诵古诗并学做古诗手操及韵律操。

现在,学校的师生在讲授和学习的时候,对课本中的古诗课文格外关注,同时也会在课前课后到楼道内观看本节课古诗配图,感受诗的意境;师生们买笔记本、文具盒等学习用品的时候,有古诗内容的优先购买;学习语文以外科目的时候,师生们会把见到的诗句读一下,看一看是否在学校推荐的背诵篇目中出现过……

当学生在预备后、大课间、大街上大声诵读时,那是他们自信心增强、热爱生活的体现;当一个人随便说出一句诗,周围的学生马上就想接出下一句,那是学生少说脏话,变得文明、有修养的体现;当他们关注别人会背多少首而怕超过自己时,那是学生积极进取、超越自我的体现;当他们会背100首、200首时,洋溢在学生脸上那灿烂的笑容是他们自我陶醉、拥有成就感的体现;当学生把古诗背诵编成游戏玩耍的时候,那是他们的创新能力提升的体现……我们的教师,记不清有多少次被学生那无所顾忌、激情四射的背诵场面所感动;记不清在内心深处甚至当着学生的面说了多少次“可爱、更可敬的同学,老师不如你们!”此时的师生距离是如此的接近……

洛阳诗韵教案篇2

我们常说“诗如其人”，那么了解“其人”也能从侧面了解其诗。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了解诗人是理解诗歌内容，体会诗人创作时的丰富情感的重要一环，对诗歌及诗人有一个初步感知，为理解诗歌作好铺垫。了解诗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了解诗人的诗风。如学习古诗《望庐山瀑布》，有了感性体验后，明确李白那豪迈奔放的诗风，再学习《望天门山》。这样，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认识过程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对诗人、诗歌的感知在不断深化。

2、阅读诗人的评价。如：孟浩然是唐朝第一个大量写山水的诗人，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他的诗，受到李白、杜甫的高度赞扬。大诗人李白在《赠孟浩然》这首诗中，不同寻常地写到：“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还发出“高山安可仰”的长叹。杜甫也称赞他“清诗句句尽堪传”。想一想，能得到李杜高度赞扬的诗人，可见其诗歌是多么的不同凡响。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学习他的《过故人庄》了。

3、熟悉诗人的创作背景。如杜牧《泊秦谁》创作的时代背景：杜牧生活在晚唐时代，当时唐朝已呈衰落迹象，风雨飘摇，然而当朝的达官贵人却不顾国家安危，夜深了仍然在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有家不归，有案不办。杜牧是一个有正义感和远见的诗人，他在秦淮河畔看到这个场面后，感到非常悲愤：那些向歌女点歌的达官贵人，怎么就不知道亡国之痛呢？奢华不除，大唐必亡！

二、解读诗题

诗题往往点出了诗歌的主要内容、写作对象和场景。解读诗题往往要前后延伸和拓展，从多个角度了解诗歌。举例如下：

1、《泊秦淮》：诗人杜牧什么时候停船靠在秦淮河岸？（夜泊）当时环境怎样？（夜色迷茫，“笼”）诗人的情绪是怎样的，欢快还是忧愁？为什么？

2、《春望》：诗人杜甫在什么季节眺望哪里？那里的景色是繁华还是荒芜？为什么？（诗人在春天眺望长安城，而当时长安城被安史之乱的叛军占领，一片荒芜景象，这就是战乱中的唐朝首都）。

三、创设情境

诗歌的“美”，常常表现在诗歌的意境美。意境是作者的主观的生命情调和客观的自然景色互相渗透互相交融而成的艺术境界。或移情于景，得有我之境；或景中藏情，得无我之境。由于古诗产生的年代久远，所反映的思维、情感以及社会、民俗、人文、地理与学生有一定的隔膜，因此，可以采用多种方法配合，引导学生根据词语所蕴含的意象展开丰富的想象，进入诗歌的意境中，品味深蕴其中的浓郁的诗情，获得强烈的审美体验，真正达到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的效果。

1、散文描述法 如《次北固山下》：我家住河南洛阳城，本月我乘船来到这风景如画、景色秀丽的江南。于是，将船停靠在北固山下的江边，欣赏起这里的风光。远方旅客过往的山路曲曲折折，好像已经跨出了青山之外，明天也许我就走在这逶迤的山路上，为前途而奔波。再看长江，江水浩淼，那遥远的行船好像飘到了碧绿的江水前边，就要驶入天际。……我来到江南，正是冬未腊月，就在江边度过了一个冬夜。独在异乡为异客，往往不能入睡，黑夜还没有散尽就看到一轮桔红色的太阳冲破黑暗，从东边海面上徐徐升起，带来了温暖的气息。这里不光太阳来得早，好象春天也来得早，寒冷的旧年还没过去春意就来到了长江边上。唉！江南虽好，却不是我的家乡。想念家乡，想念亲人，该写一封家信了。家信写好了，该怎么寄呢？古人传说鸿雁能够传递书信，那就托归雁捎信到洛阳去吧！

2、音乐烘托法 如《题破山寺后禅院》：写寺院的闲雅幽静和诗人的忘情脱俗，淡泊宁静，意境幽深寂静，抒发了诗人寄情山水的隐逸情怀。这样，可在朗读中配以幽雅、空灵的《空山鸟语》古筝曲，让音乐走进古诗，用音乐来诠释古诗，烘托气氛，在弥漫着钟磬之声的赏心悦耳的古曲中展开联想，引入意境，“因为音乐和诗词是同一棵树上的两片翠绿的叶子”。

3、绘画激趣法 利用古代山水画、课文的插图或自己绘制的简笔画创设情境，演绎古诗。如制作《观沧海》：茫茫大海辽阔无边、汹涌澎湃，配以登山远眺，雄心勃勃的诗人，强烈的海风吹拂着他的战袍和须发，使人身临其境，领悟到曹操海涵天下的博怀和统一中原的宏伟抱负。

四、反复朗读

1、通过富有艺术感染力的朗读，更深入地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更能体会诗歌所表达的强烈真挚的情感，更能引起读者与诗人的共鸣，从而受到思想教育和美好情操的陶冶。朗读时要配合面部表情、动作等体态语，注重理解作者的感情基础和感情积累、酝酿的过程。

2、古诗朗读要讲究节奏，这样才能琅琅上口，音韵优美。一般来说，按表音节奏划分多，按表意节奏划分少。四言为“二二”节奏，如“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五言有“二二一”节奏，也有“二一二”节奏，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晨兴/理/荒秽，带有/荷锄/归”。七言有“二二三”也有“二二二一”节奏，如“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花”，另外还有“二二一二”节奏，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同时，韵脚要读得响亮而稍长，读出诗歌的韵味。

3、古诗词朗读还要注意掌握感情基调，如壮志难酬、苍凉悲怆的《渔家傲》，豪迈奔放、想象瑰丽的《望天门山》，气壮山河、慷慨悲壮的《过零丁洋》，委婉含蓄、缠绵绯恻的情诗《无题》，与世无争、清新自然的《归园田居》，忧国忧民、沉郁顿挫的《春望》。

洛阳诗韵教案篇3

黄庭坚既出于苏门，自与东坡同气连声，共同倡导“尚意”书风的观念。他极力标举“学养”、“胸襟”、“不俗”和“有韵”，“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为书法进一步走向文人生活的空间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的楷行根源东坡，又融铸《瘗鹤铭》，形成独特的辐射式结构和振动笔法；而主要精力则在狂草，结构富于强烈的开合变化，用笔强调起倒擒纵的灵活运用，又有意识地引进小草的点法，丰富其笔划，章法穿插错落、节奏鲜明，在狂草的形式上贡献了许多新的创造，形成独特的个人面目。

《李白忆旧游诗卷》（现存五十二行三百四十余字。原帖已流入日本）十分集中地体现了他在狂草上的形式开拓。

《李白忆旧游诗草书卷》

纸本、纵37厘米、横392.5厘米，约书于崇宁三年（1104）。日本京都藤井斋成舍有邻馆藏，草书墨迹。洋洋洒洒五十二行，三百四十余字。

此为黄庭坚书《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草书卷。据明代书画家沈周考定此卷为黄庭坚在绍圣年间（公元1094—1098年）被贬黔中后所书，是他晚年的草书代表作。正如沈周在诗卷的题跋中所说：“山谷书法，晚年大得藏真（怀素）三昧，此笔力恍惚，出神入鬼，谓之‘草圣’宜焉！”此时黄庭坚的草书艺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祝允明评论此帖说：“此卷驰骤藏真，殆有夺胎之妙。”此诗书法，深得张旭，怀素草书飞动洒脱的神韵，而又具有自己的风格。用笔紧峭，瘦劲奇崛，气势雄健，结体变化多端，为黄庭坚草书之代表作。

《李白忆旧游诗草书卷》释文：

《李白忆旧游诗草书卷》（忆昔洛阳董糟丘，为余天津桥南造酒楼。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海内贤豪青云客，就中与君心莫逆。迥山转海不作难，倾情倒意无所惜。我向淮南攀桂枝，君留洛北愁梦思。不忍别，还相随。相随）迢迢访仙城，卅六曲水回萦。一溪初入千花明，万壑度尽[遗]松风声。银鞍金络到平地，汉东太守来相迎。紫阳之真人，邀我吹玉笙。餐霞楼上动仙乐，嘈然宛似鸾凤鸣。袖长管催欲轻举，汉中太守醉起舞。 手持锦袍覆我身，我醉横眠枕其股。当筵歌吹凌九霄，星离雨散不终朝，分飞楚关山水遥。余既还山寻故巢，君亦归家渡渭桥。君家严君勇貔虎，作尹并州遏戎虏。五月相呼凌太行，摧轮不道羊肠苦。行来北京岁月深，感君贵义轻黄金。琼杯绮食青玉案，使我醉饱无归心。时时出向城西曲，晋祠流水如碧玉。浮舟弄水箫鼓鸣，微波龙鳞莎草绿。兴来携妓恣经过，其若杨花似雪何。红妆欲醉宜斜日，百尺清潭写翠娥。翠娥婵娟初月辉，美人更唱舞罗衣。清风吹歌入空去，歌曲自绕行云飞。此时行乐难再遇，西游因献长杨赋。北阙青云不可期，东山白首还归去。渭桥南头一遇君，酂台之北又离群。问余别恨知多少，落花春暮争纷纷。心亦不可尽，情亦不可极。呼儿长跪缄此辞，寄君千里（万）遥相忆。

松风阁在湖北省鄂州市之西的西山灵泉寺附近，海拔160多米，古称樊山，是当年孙权讲武修文、宴饮祭天的地方。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九月，黄庭坚与朋友游鄂城樊山，途经松林间一座亭阁，在此过夜，听松涛而成韵。“松风阁诗”，歌咏当时所看到的景物，并表达对朋友的怀念。黄庭坚一生创作了数以千百的行书精品，其中最负盛名者当推《松风阁诗帖》。其风神洒荡，长波大撇，提顿起伏，一波三折，意韵十足，不减遒逸《兰亭》，直逼颜氏《祭侄》，堪称行书之精品。

《松风阁诗帖》

墨迹纸本，纵32.8厘米 横219.2厘米，全文计29行，153字。博物院藏。

《松风阁诗帖》经宋、元、明、清辗转流传，宋朝为向民收藏，后归贾似道，又迭经明顶元汴、清安岐，而入清内府。清道光年间此帖曾到鄂籍王家璧（孝凤）手中。王家璧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进土，授兵部主事，任顺天（河北）乡试誉录官、会试受卷官之职，乘任职之便，有心搜集到鄂州之故物黄庭坚《松风阁诗卷》和宋代蔡襄墨迹等传世文物，携带回鄂。道光举人柯茂枝题《黄山谷松风阁诗卷并序》序曰：“王孝凤武部得此卷于柳君吕臣，盖元时长公主家故物，上有名贤十数人诗跋，又常为携李天籁阁所藏，项子京卞令之私印尤多，询希之珍也。尾不署涪翁（山谷）名字，纸色、绢色尚觉鲜好，然神采奕奕，尚非翻身凤凰。武昌（鄂州）传涪翁以松风阁一诗，然阁不时废，诗为世共独，此一墨宝，历数朝后复入吾邑士大夫手，山川笔墨之缘岂偶然哉。爱玩之久，为次原韵以赋其事，时咸丰九年（1859年）春三月。”

收藏印鉴作者简介以及释文：

项元汴 蘧庐、神品、平生真赏、项墨林父秘笈之印、桃花源里人家等数枚。项元汴（1525—1590或1602），嘉兴檇李人，字子京，号墨林，别号墨林子、墨林山人。明收藏家，筑天籟阁，广收书画名蹟。

洛阳诗韵教案篇4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著名诗人白居易称病辞去刑部侍郎职，由长安东归，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洛阳，时年58岁。回到洛阳之后，诗人一直住在早年购置的洛阳履道坊宅，直到75岁(武宗会昌五年，846)去世。在此期间，这位远离宫廷纷争的老人在履道坊宅内张设了一顶青毡帐，伴着青毡、红炉度过了人生旅途中最后18个漫漫的寒冬。在白居易的诗、文中，多次深情地提到或专门描述了“青毡帐”(或“碧毡帐”、“毡帐”)，此据写作年代先后，分别具引如下：[3]

1(太和五年(831)作《别毡帐火炉》：“忆昨腊月天，北风三尺雪。年老不禁寒，夜长安可彻?赖有青毡帐，风前自张设。复此红火炉，雪中相暖热。如鱼入渊水，似兔藏深穴。婉软蛰鳞苏，温炖冻肌活。方安阴惨夕，遽变阳和节。无奈时候迁，岂是恩情绝?毳帘逐日卷，香燎随火灭。离恨属三春，佳期在十月。但令此身健，不作多时别。”[4]??

2(太和六年(832)作《夜招晦叔》：“庭草留霜池结冰，黄昏钟绝冻云凝。碧毡帐上正飘雪，红火炉前初炷灯。高调秦筝一两弄，小花蛮?二三升。为君更奏湘神曲，夜变侬来能不能?”[5]

3(同年作《池边即事》：“毡帐胡琴出塞曲，兰塘越棹弄潮声。何言此处同风月，蓟北江南万里情。”[6]??

4(同年作《雪夜喜李郎中见访兼酬所赠》：“可怜今夜鹅毛雪，引得高情鹤氅人。红蜡烛前明似昼，青毡帐里暖如春。十分满盏黄金液，一尺中庭白玉尘。对此欲留君便宿，诗情酒分合相亲。”[7]??

5(同年作《府酒五绝》之二招客：“日午微风且暮寒，春风冷峭雪干残。碧毡帐下红炉畔，试为来尝一盏看。”[8]??

6(同年作《雪夜对酒招客》：“帐小青毡暖，杯香缘蚁新。醉怜今夜月，欢忆去年人。暗落灯花烬，闲生草座尘。殷勤报弦管，明日有嘉宾。”[9]??

7(太和七年(833)作《青毡帐二十韵》：“合聚千羊毳，施张百子??。骨盘边柳健，色染塞蓝鲜。北制因戎创，南移逐虏迁。汰风吹不动，御雨湿弥坚。有顶中央耸，无隅四向圆。旁通门豁尔，内密气温然。远别关山外，初安庭户前。影孤明月夜，价重苦寒年。软暖围毡毯， ??束管弦。最宜霜后地，偏称雪中天。侧置低歌座，平铺小舞筵。闲多揭帘入，醉便拥袍眠。铁檠移灯背，银囊带火悬。深藏晓兰焰，暗贮宿香烟。兽炭休亲近，狐裘可弃捐。砚温融冻墨，瓶暖变春泉。蕙帐徒招隐，茅庵浪坐禅。贫僧应叹羡，寒士定留连。宾客于中接，儿孙向后传。王家夸旧物，未及此青毡。”[10]??

8(太和八年(834)作《除夜言怀兼赠张常侍》：“三百六旬今夜尽，六十四年明日催。不用叹身随日老，亦须知寿逐年来。加添雪兴凭毡帐，消杀春愁付酒杯。唯恨诗成君去后，红笺纸卷为谁开??[11]??

9(同年作《风雪中作》：“岁暮风动地，夜寒雪连天。老夫何处宿?暖帐温炉前。两重褐绮衾，一领花茸毡。粥熟呼不起，日高安稳眠。是时心与身，了无闲事牵。以此度风雪，闲居来六年。忽思远游客，复想早朝士。踏冻侵夜行，凌寒未明起。心为身君父，身为心臣子。不得身自由，皆为心所使。我心既知足，我身自安止。方寸语形骸，吾应不负尔。[12]

10(太和九年(835)作《酒熟忆皇甫十》：“新酒此时熟，故人何日来?自从金谷别，不见玉山颓。疏索柳花碗，寂寥荷叶杯。今冬问毡帐，雪里为谁开?”[13]??

11(开成三年(638)作《洛下雪中频与刘李二宾客宴集因寄汴州李尚书》：“水南水北总纷纷，雪里欢游莫厌频。日日暗来唯老病，年年少去是交亲。碧毡帐暖梅花湿，红燎炉香竹叶春。今日邹枚俱在洛，梁园置酒召何人?”[14]?

12(同年作《初冬即事呈梦得》：“青毡帐暖喜微雪，红地炉深宜早寒。走笔小诗能和否?泼醅新酒试尝看。僧来乞食因留宿，客到开樽便共欢。临老交亲零落尽，希君恕我取人宽。”[15]??

13(会昌六年(846)作《自咏老身示诸家属》：“寿及七十五，俸沾五十千。夫妻偕老日，

甥侄聚居年。粥美尝新米，袍温换故绵。家居虽?C落，眷属幸团圆。置榻素屏下，移炉青帐前。书听孙子读，汤看侍儿煎。走笔还诗债，抽衣当药钱。支分闲事了，爬背向阳眠。”[16]

14(除诗歌外，诗人在太和六年(832)《与刘禹锡书》中也提到了青毡帐：“昨问李宗直，知是久亲事，常在左右，引于青毡帐前，饮之数怀，隅坐与语。先问贵体，次问高墙，略得而知，聊用为慰，即瞻恋饥渴之深浅可知也。复何言哉!”[17]

?二

同一物事，在诗文中如此频繁地以浓墨重彩加以详细描述，是很少见的。《风雪中作》称“以此度风雪，闲居来六年”，此诗作于太和八年(834)，上推六年，正是太和三年(829)，即诗人初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之时，也就是说，从还居洛阳当年起，诗人就开始在毡帐里过冬了。《自咏老身示诸家属》作于会昌六年(846)，是诗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即75岁时创作的一首诗，即使在这时，诗人仍然过着“置榻素屏下，移炉青帐前”的生活，青毡帐一直伴随诗人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历程。?

应该特别指出的一点是，除《自咏老身示诸家属》外，毡帐诗最晚是在开成三年(838)创作的《洛下雪中频与刘李二宾客宴集因寄汴州李尚书》与《初冬即事呈梦得》二首，而在开成四年(839)初冬，诗人始患“风痹”，[18]上引《别毡帐火炉》中说“但令此身健，不作长时别。”体魄强健是享受毡帐情趣的必要条件，得风痹之后，诗人大概很少在毡帐中生活，所以在开成四年(839)至会昌五年(845)之间不见关于描写毡帐的诗文，会昌六年(846)提到的情景，可能只是偶一为之。到开成四年(839)时，诗人已在毡帐中度过了十个冬日(829-838年)，诗人患风痹是否与长期居住毡帐有关，已无从考察。

这些与毡帐有关的诗文，大多是描写在青毡帐中待客、宴饮的情形，其中《别毡帐火炉》、《风雪中作》及《青毡帐二十韵》等三首集中描述了青毡帐的形制、用途及诗人在毡帐中日常起居的情景，对了解有关毡帐的知识和诗人的毡帐生活都非常重要，尤其是《青毡帐二十韵》，特别受到后人的注意。宋人程大昌(1123-1195)曾主要依据白居易的记叙，对毡帐的来源、形制进行了详细考证。[19]程大昌说：?

唐人昏礼多有百子帐，特贵其名与昏宜，而其制度则非有子孙众多之义，盖其制本出塞外，特穹庐、拂庐之具体而微者。????Γ?韵嗔?觯?烧趴摄兀??淙χ?嘁玻?室园僮幼苤??喾钦嬗邪偃σ病F涫偶瘸桑?蟮秩缃窦舛ピ餐ぷ樱??们嗾蓖?八挠缟舷拢?阌谝浦枚?0桌痔煊小肚嗾闭适?罚?涔婺？煽家病F涫?荚唬海骸昂暇矍а螂ィ?虐僮??，骨盘边柳健，色染塞蓝鲜。”其下注文自引《史记》：“张空??”为证，即是以柳为圈而青毡冒之也。又曰：“有顶中央耸，无隅四向圆。”是顶耸旁圆也。既曰：“影孤明月夜”，又曰：“最宜霜后地”，则是以之弛张，移置于月、于霜，随处悉可也。又曰：“侧置低歌座，平铺小舞筵。”则其中亦差宽矣。既曰：“银囊带火悬”，又曰：“兽炭休亲近”，则是其间不设燎炉，但用银囊贮火，虚悬其中也。又曰：“蕙帐徒招隐，茅庵浪坐禅”，其所称比，但言蕙帐、茅庵，而不正比穹庐，知其制出穹庐也。乐天诗，最为平易，至其铺叙物制，如有韵之记，则岂世之徒缀声音者所能希哉!(中略)丙申年十月十一日(1176年11月13日)夜，醉后读白集，信笔以书。[20]

程大昌所论主要有四点：一、毡帐出自塞外，实即穹庐、拂庐之具体而微者，白居易所设“毡帐”即百子帐；二、毡帐以柳为圈，顶耸周圆，周覆以毡；三、毡帐有便于移动的特点；四、毡帐不设火炉，而是以“银囊”贮火，虚悬帐中。

如果仅就《青毡帐诗》而言，程大昌所列诸条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但是结合诗人其它与毡帐有关的诗来看，“不设燎炉”云云，显然与事实不尽相合。上引《别毡帐火炉》“复此红火炉，雪中相暖热”；《风雪中作》“老夫何处宿，暖帐温炉前”；《自咏老身示诸家属》“置榻素屏下，移炉青帐前”等等，都说明“地炉”是毡帐取暖的重要手段。而且“碧毡帐”与“红火炉”对举，甚至成了作者毡帐诗的一个固定的句式，如《夜招晦叔》“碧毡帐上正飘雪，红火炉前初炷灯”；《府酒五绝》“碧毡帐下红炉畔，试为来尝一盏看”；《洛下雪中频与刘李二宾客宴集因寄汴州李尚书》“碧毡帐暖梅花湿，红燎炉香竹叶春”；《初冬即事呈梦得》“青毡帐暖喜微雪，红地炉深宜早寒”等等，都是显例。“不设燎炉”，显然不能作为毡帐的一般特点。或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毡帐取暖有地炉和银囊两种不同的途径，而地炉显然较银囊更为重要。?

此外，应该补充的是，诗人每年施设毡帐的时间多是在冬季，毡帐似乎尤其适宜于洛阳初冬的气候特点。《别毡帐火炉》“方安阴惨夕，遽变阳和节。无奈时候迁，岂是恩情绝?毳帘逐日卷，香燎随火灭。离恨属三春，佳期在十月。”《初冬即事呈梦得》“青毡帐暖喜微雪，红地炉深宜早寒。”“十月”、“早寒”都是指初冬言，而“三春”阳和时节，就到了诗人告别毡帐的时候了。除了程大昌指出的“于月”、“于霜”可随意择地施设的特点外，毡帐最为诗人称赏的是它在风天雪夜的防风保暖性能。“雪中相暖热”、“青毡帐里暖如春”、“帐小青毡暖”、“内气密温然”、“暖帐温炉前”、“碧毡帐暖梅花湿”、“青毡帐暖喜微雪”等句，都在严冬里透出了融融的暖意。

三

人们日常生活习俗的形成，与经济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受到经济生活形态的强烈制约，这种影响表现在衣食住行各个领域，有时甚至宗教活动的具体形式也会深深地打上经济生活类型的烙印。如鲜卑人有神车之制，即将神像置于车中以供祭祀，[21]以适应流移不定的生活特点。突厥人无祠庙，刻毡为神像，或盛于皮袋，或系于竿上，四时祭祀，[22]经济生活类型对生活习俗的决定性影响，于此可见一斑。居住毡帐，就是以畜牧为业，行逐水草，居无定处的游牧民族经济生活方式的直接反映。

毡帐又称“穹(或“穷”)庐”、“穹（或“弓”）闾”[23]、“旃帐”、[24]“毳帐”等，是我国北方古代游牧或关游牧民族的最主要的居住形式。匈奴“父子同穹庐卧”。[25]?乌孙人也以毡帐为室。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05)，江都王建女细君公主远嫁乌孙，公主悲愁，作歌遣怀，其中有“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的描写。[26]汉末魏初，乌丸、鲜卑等东胡民族“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皆东向。”[27]柔然“土气早寒，所居为穹庐毡帐。”[28]高车诸族延请宾客，不讲究座次，“穹庐前丛坐，饮宴终日，复留其宿。”[29]奚人“居有毡帐，兼用车为营。”[30]吐谷浑“随逐水草，户帐为屋，以肉酪为粮。”[31]突厥“畜牧为事，随逐水草，不恒厥处，穹庐毡帐，被发左衽，食肉饮酪。”[32]在一些半游牧的民族中，毡帐也是一种重要的民居形式，东汉西域蒲类国人“庐帐而居，逐水草，颇知田作。”东且弥国也“庐帐居，逐水草，颇田作。”[33]两国属于半游牧经济，但都庐帐而居。吐蕃“其人或随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颇有城郭。其国都城号为逻些城。屋皆平头，高者至数十尺。贵人处于大毡帐，名为拂庐。寝处汗秽，绝不栉沐。”[34]城郭与毡帐并存。自汉至唐，北方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广泛使用了毡帐，匈奴甚至规定“汉使不去节，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庐。”[35]毡帐在游牧民族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 古人居住的毡帐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毡帐与车辆合而为一，固定在一起的车帐。二是毡帐与车辆可分可合，临时居住或移动时，车、帐合而为一；长期居住于一地时，分而为二。三是毡帐与车辆分而为二，可以折叠张合的毡帐，张设时置于地面，移动时车载畜驮均可。三种类型虽然常常共存于同一时期或同一民族之中，但是不同的毡帐类型，大体上反映了游牧生活的不同发展阶段，时代愈早，流动性越强，居住与交通功能的区分越不明显。随着游牧经济的发展，居室的用途与交通用途日渐分离，最后帐、车分而为二。[36]白居易在洛阳宅内施设的毡帐，就是属于车、帐分离后，纯粹作为居室，但同时又保留了便于移动特点的毡帐。

由于毡帐与游牧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内地农耕民族的眼里，毡帐久已成了游牧民族及其生活方式的重要象征。隋炀帝时，突厥启民可汗屡屡上表，陈请变服色，易冠带，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隋炀帝下诏说，启民可汗“遵奉朝化，思改戎俗，频入谒觐，屡有陈请。以毡墙毳幕，事穷荒陋，上栋下宇，愿同比屋。诚心恳切，朕之所重。宜于万寿戍置城造屋，其帷帐床褥已上，随事量给，务从优厚，称朕意焉。”[37]明确将放弃“毡墙毳幕”作为改变游牧生活方式的最重要的标志。唐人薛登在《请止四夷入侍疏》中认为，遣子入侍，渐染华风，是导致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重要诱因，刘元海等匈奴五部以离散之余而能入主于内地，就是因为“居汉之故”；而匈奴冒顿虽兵力雄强而不入中国者，则是因为“生长碛漠之北，以穹庐坚于城邑，以毡?美于章绂。既安其所习而乐其所生，是以无窥中国之心。”[38]也以穹庐与城邑分别作为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重要分界标准。?

著名的僧人玄奘在唐朝初年游历了中亚各地，他依照佛教的观念指出，世界有四洲，其中南瞻部洲有南象主(五印度)、西宝主(波斯及以西之地)，北马主(泛指突厥、铁勒等北方游牧民族)，东人主(唐朝)等四主，“马主之俗，天资犷暴，情忍杀戮，毳张穹庐，鸟居逐牧。”[39]将穹庐作为“鸟居逐牧”的游牧文化的最重要的特征。而与他同时代的僧人道宣在谈到四主时则说：“雪山以北，至于北海，地寒宜马，是为马主也。其俗凶暴忍煞，衣毛，是突厥国。”[40]突出强调“衣毛”在游牧文化中的象征意义。在古人眼中，居室与衣著是区分不同文化类型的重要标准，在他们看来，毡帐与毛褐就是游牧文化的集中体现。?

当这些具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特点的生活习俗的象征意义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时，就带有了强烈的价值判断的色彩，甚至成为道德评判的标准。

晋太康年间，天下以毡为?头、络带及衿口，“百姓相戏曰，中国必为胡所破也。毡产于胡，而天下以为?头、带身、衿口，胡既三制之矣，能无败乎。”[《宋书》卷三《五行志》一，3册，887页。]

如隋炀帝称毡帐生活“事穷荒陋”，就已含有了明显的褒贬成分，而最典型，也称得上最极端的例子是北宋初期徐铉(917-992)对待毛褐的态度。徐铉自南唐入宋，据称“初，铉至京师，见被毛褐者，辄哂之，?州苦寒，终不御毛褐，致冷疾。一日晨起，方冠带，遽索笔手疏，约束后事，又别署曰：‘道者，天地之母。’书讫而卒，年七十六。”[41]宋人程大昌虽然对徐铉“以织毛衣，制本出塞外，不肯被服，宁忍寒至死”的做法提出了怀疑，但是仍然“信其有守”，不自禁地流露出了对他“笃古坚毅，死且不易”的精神的赞赏。[42]因毛褐出自游牧民族，宁可冻死而不服，毛褐所承负的沉重的道德判断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将徐铉宁死不服“毛褐”的做法，与白居易对待毡帐的融融亲情稍加比较，就会发现在一百多年之间，价值判断的标准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从而也就会对唐代胡风的盛行有更深刻的认识。

四

白居易张设在庭院里的毡帐，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有独特的历史根源和时代背景。

诗人自称所设青毡帐为百子帐。百子帐是南北朝时鲜卑人对毡帐的习称。齐武帝永明十年(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南齐使臣出使北魏，观看了北魏祭天仪式，仪式中专供宴饮休息的百子帐，使他们留下了深刻的映象。据记载，这种毡帐“以绳相交络，纽木支枨，覆以青缯，形制平圆，下容人坐，谓之为‘?’，一云‘百子帐’也。于此下宴息。”[43]魏孝明帝正光二年(梁武帝普通二年，521)，北魏赐柔然降主什物，其中也有“百子帐十八具”[44]吐谷浑出自慕容鲜卑，西迁之后，吐谷浑部仍然保留着居住百子帐的习惯，史称吐谷浑“多畜，逐水草，无城郭。后稍为宫室，而人民犹以毡庐百子帐为行屋。”[45]前两例都是在鲜卑入主中原(姑以398年迁都平城为界)之后，可见在鲜卑人逐渐放弃游牧生活方式后，仍然保留了使用百子帐的遗风，但是南朝使臣见到的百子帐虽然形制仍旧，可是覆盖材料却由毛毡改作了青“缯”(丝织品)，而且使用范围也由日常居室变成了“宴息”的场所。又，北魏赐予柔然的百子帐，应该是用作日常居室的毡帐，则鲜卑人这时似乎还没有完全放弃毡帐。?

陈文帝天嘉四年(563)，江德藻出使北齐，归来著《聘北道里记》，云：“北方婚礼必用青布幔为屋，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新妇。”[46]从下文唐人记述可知，北朝供婚礼专用的“青庐”，[47]就是指百子帐。其使用的材料和用途都与492年南齐使臣所见的百子帐相仿。与百子帐保留了鲜卑人早年对毡帐的称谓一样，从“青庐”的“庐”字，依稀也可看到鲜卑人“以穹庐为宅”时代的影子。五六世纪时，鲜卑人基本上放弃了毡帐生活，但是他们在婚礼和祭祀等重大场合使用的“青缯帐”或“青布庐”，仍然保留了早年居室文化的内容。

到唐代之后，继续沿袭了北魏使用百子帐的习俗，程大昌说，唐人婚礼多用百子帐，即是一例。程大昌接着说：“唐德宗时，皇女下降，颜真卿为礼仪使，如俗传障车、却扇、花烛之礼，颜皆遵用不废，[48]独言毡帐本塞外穹庐遗制，请皆不设，其言毡帐，既乐天所赋而宋之问所谓‘催铺百子帐’者是也。”透露出了唐朝皇室嫁女仪式中盛行百子帐的情形。中唐人封演[49]也详细记述了这件事，此转录于下：

近代婚嫁有障车、下婿、却扇及观花烛之事，又有卜地、安帐并拜堂之礼，上自皇室，下至庶族，莫不皆然。今上诏有司约古礼，今仪使太子少师颜真卿、中书舍人于邵等奏：障车、下婿、观花烛及却扇诗并请依古礼，见舅姑于堂上，荐枣栗?修，无拜堂之仪，又，毡帐起自北朝穹庐之制，请皆不设，惟于堂室中置帐，以紫绫幔为之(后略)。[50]

两人所记同为一事，但封演为德宗时人，他的记载更具权威性。从这段记载可知，中唐婚礼用毡帐的习俗盛极一时，“上自皇族，下至庶族，莫不皆然”，流行于社会各阶层。?

封演和程大昌提到的颜真卿奏议，分别见于《唐会要》和《通典》记载。《唐会要》说：“建中元年(780)十一月二日，礼仪使颜真卿等奏(中略)，(公主，郡、县主出降)相见行礼，近代设以毡帐，择地而置，此乃元魏穹庐之制，合于堂室中置帐，请准礼施行。”[51]明确将唐人婚礼中施设毡帐归结为“元魏(鲜卑)穹庐之制”。程大昌谓“催铺百子帐”为宋之问诗。据查，宋之问诗无此句，唯陆畅《云安公主下降奉诏作催妆诗》：“云安公主贵，出嫁五侯家。天母亲调粉，日兄怜赐花。催铺百子帐，待障七香车。借问妆成未?东方欲晓霞。”[52]与宋大昌所引完全相同。很可能是宋大昌“醉后信笔”将陆畅的诗误植到了宋之问名下。云安公主是唐顺宗(805)之女，宪宗时(806-820)下嫁刘士泾。[53]陆畅对云安公主婚姻情形的描写，表明婚礼设毡帐的习俗，并没有因为颜真卿的反对而消失，至少在九世纪初年，在唐人婚礼中仍然保留着“铺百子帐”的习俗。?

从以上论述可知，唐人所用毡帐，尤其是婚礼中使用的，以“百子帐”为名的毡帐，是出自鲜卑遗制。洛阳为北魏旧都，而且白居易自称其毡帐为“百子帐”，则其所设毡帐与鲜卑的历史渊源自不待言。另一方面，鲜卑南下之后，随着经济生活方式的改变，同时为了适应内地的气候环境，“百子帐”的材料已由毛毡改为纺织品，但是到了唐代，又由缯、布变为毡褐。《唐会要》说婚礼施毡帐出自“元魏穹庐之制”，固然正确地揭示了这种风俗的来源，但是还应该看到，唐人婚俗中的帐幕与北魏相比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就是由缯、布到毡褐的转变。毫无疑问，鲜卑在南下之前和南下之初，使用的百子帐也是用毡制作的，[注：《宋书》卷五九《张畅传》，6册，1601页，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魏拓跋焘南征彭城，在城南戏马台立毡屋。参见《宋书》卷四六《张邵传》从子畅附，5册，1397页（此卷重出）。]但是在百子帐由鲜卑人传入内地，并演变为布帐数百年之后，到中唐又转而变为毡帐，这种转变显然不能简单地用“元魏穹庐之制”来解释。从唐朝的具体情况分析，这种变动与唐代胡风盛行的有直接关系，具体说是受到了突厥风俗的直接影响。?

突厥文化对中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此仅就与毡帐有关者略作探讨。早在南北朝后期，突厥人就已大批入居北周及北齐境内，在北周京师享受优厚待遇的突厥人“常以千数”。[54]随着突厥与内地政权间交往的开展，突厥以“穹庐毡帐”为特点的居室文化也对中原农耕区产生了影响。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北巡突厥，“欲夸戎狄，令(宇文)恺为大帐，其下坐数千人。帝大悦，赐物千段。”[55]所谓“千人毡帐”，一直是北方游牧生活的典型象征，[56]虽然不能说炀帝“大帐”形制必出于突厥，但他为夸示突厥而制作的“大帐”与突厥“毡帐”间的密切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唐灭突厥之后，又有大批突厥入居内地，“其酋首至者，皆拜为将军、中郎将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因而入居长安者数千家。”[57]突厥人的南下，将他们的生活习俗，包括居室文化带入了内地。突厥可汗颉利在长安被安置在太仆寺内，“颉利不室处，常设穹庐廷中，久郁郁不自?l，与家人悲泣相下，状貌羸省。”[58]太仆寺位置在唐西京皇城“承天门街之东，第六横街之此，从西第一”[59]既然在皇城内都张设起了突厥毡帐，则毫无疑问，其它突厥人入居地区搭置的毡帐必定也不在少数。?

流风所及，突厥文化甚至对唐朝皇室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唐太宗的太子李承乾深受突厥文化的影响，并身体力行，在日常生活中极力模仿突厥生活习俗：

(太子)好效突厥语及其服饰，选左右貌类突厥者五人为一落，辫发羊裘而牧羊，作五狼头纛及幡旗，设穹庐，太子自处其中，敛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啖。又尝谓左右曰：“我试作可汗死，汝曹效其丧仪。”因僵卧于地，众悉号哭，跨马环走，临其身，??面。良久，太子?H起，曰：“一朝有天下，当帅数万骑猎于金城西，然后解发为突厥，委身思摩，若当一设，不居人后矣。[60]

由帝位继承人张施在皇宫里的毡帐，可以作为突厥居室文化对唐人生活发生巨大影响的典型个案，同时也为研究白居易履道坊宅内的毡帐提供了有力的旁证。?

文化的传播与影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从北魏到唐代数百年间，由鲜卑人带入内地的毡帐经历了曲折的演变过程：覆盖材料由毡而布，又由布而毡；使用范围由日常居室变为庆典场所，再由庆典场所变为日常居室(虽然只有特殊个例)；最终因为无法适应内地的经济生活和气候环境而逐渐消失。在毡帐流行于内地的过程中，既有渊源于鲜卑早期的习俗，同时又有突厥游牧文化的巨大影响，充分表明了文化传播的复杂性。?

一旦某种社会风气形成之后，被这种风气左右的人们就会做出许多违情背理的事情，他们的这种作为，也根本无法用常理来解释。稍具牧区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居住毡帐远不是一件舒服惬意的事，虽然白居易描述毡帐生活如“有韵之记”，但由于注入了对毡帐生活的强烈的情感，所以诗人笔下的毡帐具有浓厚的理想色彩。毡帐固然有防风保暖的优点，但是这种优点只是相对于露宿野处而言的，是长期过着游牧生活的人们的无法之法，与土木结构的民居相比，毡帐的这些优点恰恰就成了它最突出的弱点。应该说，北魏时随着鲜卑人的地著化，毡帐居室功能被房屋取代，毡帐本身演变为以纺织品为材料的庆典用具，属于事理之必然；而唐代搭设在皇宫及庭院里的毡帐则是对事物正常发展规律的反动，诗人长期弃室屋而居毡帐，对这种都市中毡帐生活的欣赏态度，更是违背了情理之常。但这种反动和背理，却正是反映唐朝“胡风”盛极一时的绝好材料。

注释：

[1] 有关唐代胡风的研究主要参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第1-116页；〔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13-66页。

[2] 谢弗曾简略地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没有进行专门讨论，见《唐代的外来文明》，第49页。

[3] 引文据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下文简称《笺校》。年代顺序从《笺校》，不另注。

[4] 《笺校》卷二一格诗歌行杂体，第3册，第1455-56页。时60岁，在洛阳，任河南尹。又，此诗《笺校》附录三《白居易年谱简编》，第6册，第4040-41页太和五年未收。

[5] 《笺校》卷二六律诗，第3册，第1865页。时61岁，在洛阳，任河南尹。

[6] 《笺校》卷二六律诗，第3册，第1867页。时61岁，在洛阳，任河南尹。

[7] 《笺校》卷二七律诗，第3册，第1911页。时61岁，在洛阳，任河南尹。又，《笺校》附录三《白居易年谱简编》，第6册，第4040页系此诗于太和五年(831)下，此姑从正文。

[8] 《笺校》卷二八律诗，第4册，第1989页。时61岁，在洛阳，任河南尹。又，《笺校》附录三《白居易年谱简编》，第6册，第4041-42页太和六年未收。

[9] 《笺校》卷二八律诗，第4册，第1994页。时61岁，在洛阳，任河南尹。

[10] “施张百子??”下自注云：“司马迁书云‘张空??’”。末句下注云：“王子敬语偷儿云：‘青毡我家旧物’。”《笺校》卷三一律诗，第4册，第2134-35页。今按：王家旧物云云，可参见《晋书》卷八《王羲之传》，7册，2105页。作此诗时62岁，在洛阳，任太子宾客分司。

[11] 《笺校》，外集卷上，诗文补遗一，诗词一，第6册，第3832页。时63岁，在洛阳，任太子宾客分司。

[12] 《笺校》卷三格诗，第4册，第2059页。时63岁，在洛阳，任太子宾客分司。

[13] 《笺校》卷三二律诗，第4册，第2230页。时64岁，在洛阳，任太子少傅分司。

[14] 《笺校》卷三四律诗，第4册，第2331页。时67岁，在洛阳，任太子少傅分司。

[15] 《笺校》卷三四律诗，第4册，第2373页。时67岁，在洛阳，太子少傅分司。

[16] 《笺校》卷三七律诗，第4册，第2578页。时75岁，在洛阳，刑部尚书致仕。

[17] 《笺校》外集卷下，诗文补遗三，文，第6册，第3941页。时61岁，在洛阳，任河南尹。

[18] 《笺校》卷三五律诗，第4册，第2386页《病中诗十五首》序云：“开成己未岁(839)，余蒲柳之年六十有八。冬十月甲寅旦，始得风痹之疾。”

[19] 宋大昌的传记见《宋史》(中华书局，1985)卷四三二《儒林传》三，第37册，第12858-61页。

[20] 《演繁录》卷一三“百子帐”条，《考古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四库笔记小说丛书》，1992)第181-2页。

[21] 《魏书》(中华书局，1974)卷一三《皇后列传》献明皇后，第2册，第324页载，献明后为避仇，“匿神车中三日”，得免。《通鉴》(中华书局，1976)卷一六晋武帝太元十年条，第7册，第3350-51页亦载此事，“胡注”云：“北人无室屋，逐水草，置神于车中而严事之，因谓之神车。”?

[22] 《酉阳杂俎》(方南生点校，中华书局，1981)前集卷四，第45页。又，在突厥人之前，尔朱荣的属部刘灵助也曾“刻毡为人象，画桃木为符书，作诡道厌祝之法。”见《魏书》卷九一《术艺》刘灵助，6册，1959页。

[23] 《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第五，4册，1338页：“故北夷之气如群畜穹闾”，“索隐”称：“邹云一作‘弓闾’《天文志》‘弓’字，音弓。盖以毡为闾，崇穹然。又，宋均云‘穹，兽名’，亦异说也。”

[24] 《史记》卷一四《匈奴传》，10册，2901页，“集解”引《汉书音义》曰：“穹庐，旃帐。”

[25] 《汉书》(中华书局，1983)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11册，第3760，3772页。?

[26]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乌孙，第12册，第3903页。

[27] 《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卷三《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第3册，第832页“裴注”引《魏书》论东胡乌丸习俗。同卷，第836页“裴注”引《魏书》中说“鲜卑亦东胡之余也(中略)，其言语、习俗与乌丸同。”

[28] 《南齐书》(中华书局，1983)卷五九《芮芮虏传》，第3册，第1023页。芮芮是柔然的异称。

[29] 《北史》(中华书局，1983)卷九八《高车传》，第10册，第3271页。

[30] 《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卷一九九下《北狄》奚国，第16册，第5354页。?

[31] 《晋书》(中华书局，1982)卷九七《四夷传》西戎吐谷浑，第8册，第2537页。?

[32] 《隋书》(中华书局，1982)卷八四《北狄传》突厥，第6册，第1864页。

[33] 《后汉书》(中华书局，1982)卷八六《西域传》，第10册，第2928，2929页。?

[34] 《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第16册，第5220页。

[35]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11册，第3760，3773页。

[36] 关于游牧民族毡帐的三种分类及论证，请见王子今译，〔日〕江上波夫《匈奴的住所》，《西北史地》，1991年，第3期，第103-114页。

[37]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第1册，第71页。

[38] 《全唐文》(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卷二八一薛登《请止四夷入侍疏》，第3册，第2854页。

[39] 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卷一，第43页。

[40] 道宣《释迦方志》(范祥雍点校，中华书局，1983)卷上，第12页。

[41] 《宋史》卷四四一《文苑传》三许铉，第37册，第13045-46页。

[42] 《演繁录》卷一三“毛裘”，《考古编》第180页。

[43] 《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第3册，第992页。

[44] 《北史》卷九八《蠕蠕传》，第10册，第3260页。

[45] 《南齐书》卷五九《河南传》，3册，1027页。《梁书》(中华书局，1992)卷五四《诸夷传》西北诸戎，第3册，第810页谓百子帐“即穹庐也”。

[46] 据《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第241页转引。《酉阳杂俎》前集卷一礼异，第7页所述北朝婚礼与此同。“聘北道里记”，《酉阳杂俎》作“聘北道记”，此从《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地理，第4册，第986页。江德藻，见《陈书》(中华书局，1992)卷三四《文苑传》，第2册，第456-7页。据本传“校勘记”〔八〕，出使时间应在天嘉二年。

[47] 青庐，又见于敦煌写本吉凶书仪，参见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仪》，《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245-260页。?

[48] 本段颜真卿奏议原文见下引《唐会要》(中华书局影印，1990)卷八三，此处宋大昌理解为障车、却扇、花烛之礼等，颜真卿皆“请遵用不废”，《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第252页则认为，“据《唐会要》八三，颜真卿为礼仪使曾‘请停障车、下婿及却扇诗等。’看来却扇是唐代流行而未被承认的民间习俗。”并在注解中谓，《封氏闻见记》“奏”字下脱“停”字。两种理解正好完全相反。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见下文引《封氏闻见记》。

[49] 关于封演，请参见《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87)卷一二子部杂家类四，下册，第1033页“提要”的介绍。

[50] 《封氏闻见记》(乾隆五十七年江宁刘文奎刻版)卷五，第5页。

[51] 《唐会要》卷八三嫁娶，下册，第1530页。参见《通典》(中华书局，1984)卷五八，第337页。

[52] 《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8)第七函，第一册，卷四七八，下册，第1212页。

[53] 参见《新唐书》卷八三《诸帝公主传》云安公主，12册，3666页。《唐会要》卷六，上册，第65页误作“云阳公主”。

[54] 《周书》卷五《异域传》下突厥，第3册，第911页。

[55] 《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第6册，第1588页。参见《资治通鉴》卷一八炀帝大业三年，第12册，第5632页。

[56] 参见洪迈《容斋四笔》卷八“南舟北渡”，《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四库笔记小说丛书》，1992)，第732页。

[57]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第16册，第5163页。

洛阳诗韵教案篇5

宋代的汉人到底有多少种方言，目今已缺乏较完整的记录。但从某些片断的记载，也可看出一些方言的特色。陆游说：“四方之音有讹者，则一韵尽讹。如闽人讹高字，则谓高为歌，谓劳为罗；秦人讹青字，则谓青为萋，谓经为稽；蜀人讹登字，则一韵皆合口；吴人讹点字，则一韵皆开口。”周密说：“浙之东言语，黄王不辨，自昔而然。”现今的一些江浙方言也同样是黄王不辨。“闽人以高为歌，荆楚人以南为难”。②

各地的方言中必然有一些特殊的词汇。如开封方言“谓不循理为乖角”，“作事无据者为没雕当”，“淮人谓岁饥为年岁揽减”，“越人以婴儿为呕鸦”。③“闽人谓子为囝，谓父为郎罢”。“岭南风俗，相呼不以行第，唯以各人所生男女呼其父母”。如“韦庶女名睡娘，即呼韦庶作父睡，妻作婶睡”。④

任何时代总有一些秽言和詈语。例如宋时“谓贱丈夫曰汉子”，秦桧学生时代，人称“长脚汉”，秦桧惧内，即使升任高官，其妻称他“老汉”。施全行刺秦桧不成，有人讥他为“不了事汉”，但“丈夫汉”当时仍是褒词。⑤

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关系，自然是源和流的关系，但两者又各有其继承性。宋代的书面语言，仍大致沿用秦汉以降的古文和后来的骈体文。自春秋、战国时出现汉语史上第一次白话运动以后，经历了千馀年的演变，秦汉古文与口头语言的差别愈来愈大。

《说郛》卷7《轩渠录》记载，北宋开封“有营妇，其夫出戍”，其子名窟赖儿，她“托①《耆旧续闻》卷7，《老学庵笔记》卷6，《说郛》卷5《选谈》。②《老学庵笔记》卷6，《癸辛杂识》续集下《黄王不辨》，《耆旧续闻》卷7。③《萍洲可谈》卷1，《江湖长翁文集》卷11《送学生归赴秋试因省别业三首》。④《宋朝事实类苑》卷60《岭南人相呼》，《闽人称呼》。⑤《老学庵笔记》卷2，卷3，《朝野遗记》，《鄂国金续编》卷25《杨么事迹》。

1一教学秀才写书寄夫云：窟赖儿娘传语窟赖儿爷，窟赖儿自爷去后，直是 憎儿，每日根特特地笑，勃腾腾地跳。天色汪囊，不要吃温吞蠖底物事”。那个秀才无法捉笔，只能退回她数十钱。书面语言表达口语固然困难，而文化水平较低的人往往不易听懂书面语言，更不论自己作文了。因此，就出现了书面语言的白话文倾向。

宋代不少民间语言逐渐渗透到书面语言之中。例如宋代的“勾当”、“管勾”等词，就是常用口语，意为管理之类。当时的官名有管勾卖盐官、勾当御药院、①管勾文字、勾当公事、管勾帐司②等。又如“诡名”一词，也属民间口语，指假冒姓名之类。此词在宋代官方文献中使用也非常普遍，如诡名挟户、诡名挟佃、③诡名子户、诡名隐寄、④诡名走寄、诡名冒请⑤等，都是指假冒姓名立户，分户，伪称佃户，隐瞒田产，请佃官田之类。

今存宋人文献中，保留了不少使用民间口语谈话记录。北宋时，登州妇人阿云“用刀斫伤”丈夫韦阿大，“县尉令弓手勾到阿云，问：是你斫伤本夫，实道来，不打你”。⑥宋金通使时，宋人记录金人译语，也间或用白话文。如金将完颜粘罕对马扩说：“见皇帝说：射得煞好，南使射中，我心上快活。”金人萧褐禄问宋使魏良臣等人说：“秦中丞（桧）安乐么？此人元在自家军中，煞是好人。”⑦在著名民族英雄岳飞的震惊千古的冤狱中，最初是由其部将王俊的一纸诬告状为藉口。王俊诬告岳飞的爱将张宪企图谋反，其状词全用白话文。这反映了王俊本人的文化水平，他显然没有能力写标准古文式的书面语言，故文士们称其“甚为鄙俚之言”。如“自家懑都出岳相公门下”，“他懑有事，都不能管得”，“大段烦恼”之类，都是宋时常用的口语。“懑”相当于现今的“们”。“大段”意为大大地，战场上立功，可称“大段立功”。⑧在这次冤狱中，秦桧蛮横无理地回答韩世忠“莫须有”三字是很有名的，这也是宋时的口语，意为“岂不须有”。⑨

民间口语虽有鄙俚不雅之词，但也不乏生动的语言。如“嫁得鸡，逐鸡飞；嫁得狗，逐狗走”。南宋初的谚语说：“仕途捷径无过贼，上将奇谋只是招。”又说：“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著行在卖酒醋。”又说：“要高官，受招安；欲得富，须胡做。”⑩这些①《宋会要》职官44之40，《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39《言王中正札子》。②《长编》卷367元元年二月戊子。③《历代名臣奏议》卷45余应求奏，《长编》卷249熙宁七年正月丙寅。④《宋会要》食货5之24，38之21。⑤《历代名臣奏议》卷258虞俦奏，《朱文公文集》卷99《晓谕逃移人户》。⑥《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40《议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而自首状》。⑦《会编》卷4《茅斋自叙》，《会编》卷162《绍兴甲寅通和录》。⑧《挥麈录馀话》卷2，《长编》卷341元丰六年十二月癸酉。⑨宋时“莫”或可作“岂不”解。如《永乐大典》卷19735《曾公遗录》载宋哲宗说：“府界莫可先行？”《宋史》卷192《兵志》作“府界岂不可先行”。⑩《鸡肋编》卷中，卷下，《会编》卷140。

2谚语辛辣地讽刺了时政。

洛阳诗韵教案篇6

闲暇之余我还积极参加校内外组织的古诗词学习活动，背诵诗词名作数百首，有灵感时，也尝试写作。在学习诗词过程中我意识到，物理的学习内容与许多古诗词对自然现象、生活规律的表达存在许多共同之处，如能将之引入平时的教学中，理应收到积极功效。如：《小儿垂钓》中“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钓鱼的小孩面对路人的询问，为何只是招手却默默不作声？借用物理知识可知道：声音不仅能在空气中传播，还能在水中传播，小儿只“遥招手”，鱼儿听不见，因为招手时手的振动频率很低，所发出的波动频率也很低，不在鱼的听觉范围内。《滕王阁诗》的诗句“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闲云潭影，云是水蒸气上升遇冷液化成水，部分水凝固成冰，混合悬浮在高空中形成的；潭影是物体反射光线照在水面，再发生光的反射，由平面镜成像原理，在清澈的潭水中形成像，即为潭影……可见初中物理知识与古诗词有一定的共同性和联系，稍加运用，可收奇效。另外物理的学习、探究和诗词的学习也有许多相同之处，比如都需观察、联想、发散和集中思维、概括与实践相结合等方法，将二者有机联系，可使学到的物理知识为诗词学习提供素材。诗词的学习、创作，诗词高度概括、凝炼的过程，有时正是一种物理知识复习过程。押韵、平仄的音乐美，对仗的形式美，在物理教学活动中，会使学生在课堂内外快乐、兴趣盎然地学习。

其次，让诗词与物理知识有机地结合。

由于在古诗词方面具有一定的知识素养和学习方法，我试着把古诗词学习、鉴赏引入初中物理教学，通过两个学期的试验，取得了满意的教学效果，获得了一定教学经验。新课引入时，结合所学物理知识选取与之有一定联系的诗词，利用它的韵律美巧妙地导入新课，吸引住学生，能使之产生对知识的渴求。如讲声的产生与传播时，反复朗诵诗句“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刚上课时，由于学生各种准备活动显得较为嘈杂，听到老师吟诗，都放下手中的事情静下来好奇地聆听，我趁机引导他们分析：玉笛声是空气柱的振动而发出的，再演示如动物发声，管乐器、弦乐器、打击乐器发声和雷声等展开分析、争论，最后小结：声是由物体的振动而产生的。再分析后一句，春风是春天空气的流动，笛声随着春风到达整个洛阳城，说明空气能够传播声音。接着演示真空罩中闹钟的实验，有空气时能听到声音，抽成真空时听不到声音。月球上没有空气，宇航员只能通过无线电交流。然后让学生讨论、交流，师生一起总结：声的传播需要介质，空气是传播声音的介质，而真空不能传声。用这首诗导入新课，使教学轻松，学生很自然地进入到教学情境中。

教材的编写有的地方语言死板、枯燥乏味，一些概念、定律、公式、仪器的使用难掌握、易忘记，学生会产生厌学情绪。若能利用诗词的语言、结构、韵律特点编成顺口溜，如用“物体有惯性，惯性物属性，大小看质量，不论动与静”记忆贯性、用“增则反，减则同，不变则为零”帮助理解楞次定律的运用、用“左物右码先调零，天平一定要放平，砝码要用镊子夹，从大到小顺序拿”强调天平的使用等，既琅琅上口、活泼明快，又易于记忆。在教材上的一些插图旁结合内容试着配上诗词句，既可增添美之乐趣，又便于理解学习，久而久之自然而然地将诗词与物理教学内容相结合，能够活跃课堂气氛，使学生的注意力高度集中。 可通过习题的方式把两者联系起来学习。如：

1、填空：“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其中一人是“影”，它是_______传播造成的。

答案：光在均匀介质中沿直线。

2、选择：日照香炉生紫烟，“紫烟”是什么物态变化现象（　）。

A、汽化　B、液化　C、升华　D、熔化

答案：B。

3、说理：曹植的诗《侍太子坐》：白日曜青春，时雨静飞尘。寒冰辟炎景，凉风飘我身。用物理知识回答：为什么“落雨可以静飞尘”呢？

洛阳诗韵教案篇7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著名诗人白居易称病辞去刑部侍郎职，由长安东归，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洛阳，时年58岁。回到洛阳之后，诗人一直住在早年购置的洛阳履道坊宅，直到75岁(武宗会昌五年，846)去世。在此期间，这位远离宫廷纷争的老人在履道坊宅内张设了一顶青毡帐，伴着青毡、红炉度过了人生旅途中最后18个漫漫的寒冬。在白居易的诗、文中，多次深情地提到或专门描述了“青毡帐”(或“碧毡帐”、“毡帐”)，此据写作年代先后，分别具引如下：[3]

1(太和五年(831)作《别毡帐火炉》：“忆昨腊月天，北风三尺雪。年老不禁寒，夜长安可彻?赖有青毡帐，风前自张设。复此红火炉，雪中相暖热。如鱼入渊水，似兔藏深穴。婉软蛰鳞苏，温炖冻肌活。方安阴惨夕，遽变阳和节。无奈时候迁，岂是恩情绝?毳帘逐日卷，香燎随火灭。离恨属三春，佳期在十月。但令此身健，不作多时别。”[4]

2(太和六年(832)作《夜招晦叔》：“庭草留霜池结冰，黄昏钟绝冻云凝。碧毡帐上正飘雪，红火炉前初炷灯。高调秦筝一两弄，小花蛮二三升。为君更奏湘神曲，夜变侬来能不能?”[5]

3(同年作《池边即事》：“毡帐胡琴出塞曲，兰塘越棹弄潮声。何言此处同风月，蓟北江南万里情。”[6]

4(同年作《雪夜喜李郎中见访兼酬所赠》：“可怜今夜鹅毛雪，引得高情鹤氅人。红蜡烛前明似昼，青毡帐里暖如春。十分满盏黄金液，一尺中庭白玉尘。对此欲留君便宿，诗情酒分合相亲。”[7]

5(同年作《府酒五绝》之二招客：“日午微风且暮寒，春风冷峭雪干残。碧毡帐下红炉畔，试为来尝一盏看。”[8]

6(同年作《雪夜对酒招客》：“帐小青毡暖，杯香缘蚁新。醉怜今夜月，欢忆去年人。暗落灯花烬，闲生草座尘。殷勤报弦管，明日有嘉宾。”[9]

7(太和七年(833)作《青毡帐二十韵》：“合聚千羊毳，施张百子弮。骨盘边柳健，色染塞蓝鲜。北制因戎创，南移逐虏迁。汰风吹不动，御雨湿弥坚。有顶中央耸，无隅四向圆。旁通门豁尔，内密气温然。远别关山外，初安庭户前。影孤明月夜，价重苦寒年。软暖围毡毯， 鎗束管弦。最宜霜后地，偏称雪中天。侧置低歌座，平铺小舞筵。闲多揭帘入，醉便拥袍眠。铁檠移灯背，银囊带火悬。深藏晓兰焰，暗贮宿香烟。兽炭休亲近，狐裘可弃捐。砚温融冻墨，瓶暖变春泉。蕙帐徒招隐，茅庵浪坐禅。贫僧应叹羡，寒士定留连。宾客于中接，儿孙向后传。王家夸旧物，未及此青毡。”[10]

8(太和八年(834)作《除夜言怀兼赠张常侍》：“三百六旬今夜尽，六十四年明日催。不用叹身随日老，亦须知寿逐年来。加添雪兴凭毡帐，消杀春愁付酒杯。唯恨诗成君去后，红笺纸卷为谁开?[11]

9(同年作《风雪中作》：“岁暮风动地，夜寒雪连天。老夫何处宿?暖帐温炉前。两重褐绮衾，一领花茸毡。粥熟呼不起，日高安稳眠。是时心与身，了无闲事牵。以此度风雪，闲居来六年。忽思远游客，复想早朝士。踏冻侵夜行，凌寒未明起。心为身君父，身为心臣子。不得身自由，皆为心所使。我心既知足，我身自安止。方寸语形骸，吾应不负尔。[12]

10(太和九年(835)作《酒熟忆皇甫十》：“新酒此时熟，故人何日来?自从金谷别，不见玉山颓。疏索柳花碗，寂寥荷叶杯。今冬问毡帐，雪里为谁开?”[13]

11(开成三年(638)作《洛下雪中频与刘李二宾客宴集因寄汴州李尚书》：“水南水北总纷纷，雪里欢游莫厌频。日日暗来唯老病，年年少去是交亲。碧毡帐暖梅花湿，红燎炉香竹叶春。今日邹枚俱在洛，梁园置酒召何人?”[14]

12(同年作《初冬即事呈梦得》：“青毡帐暖喜微雪，红地炉深宜早寒。走笔小诗能和否?泼醅新酒试尝看。僧来乞食因留宿，客到开樽便共欢。临老交亲零落尽，希君恕我取人宽。”[15]

13(会昌六年(846)作《自咏老身示诸家属》：“寿及七十五，俸沾五十千。夫妻偕老日，

甥侄聚居年。粥美尝新米，袍温换故绵。家居虽濩落，眷属幸团圆。置榻素屏下，移炉青帐前。书听孙子读，汤看侍儿煎。走笔还诗债，抽衣当药钱。支分闲事了，爬背向阳眠。”[16]

14(除诗歌外，诗人在太和六年(832)《与刘禹锡书》中也提到了青毡帐：“昨问李宗直，知是久亲事，常在左右，引于青毡帐前，饮之数怀，隅坐与语。先问贵体，次问高墙，略得而知，聊用为慰，即瞻恋饥渴之深浅可知也。复何言哉!”[17] 二

同一物事，在诗文中如此频繁地以浓墨重彩加以详细描述，是很少见的。《风雪中作》称“以此度风雪，闲居来六年”，此诗作于太和八年(834)，上推六年，正是太和三年(829)，即诗人初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之时，也就是说，从还居洛阳当年起，诗人就开始在毡帐里过冬了。《自咏老身示诸家属》作于会昌六年(846)，是诗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即75岁时创作的一首诗，即使在这时，诗人仍然过着“置榻素屏下，移炉青帐前”的生活，青毡帐一直伴随诗人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历程。

应该特别指出的一点是，除《自咏老身示诸家属》外，毡帐诗最晚是在开成三年(838)创作的《洛下雪中频与刘李二宾客宴集因寄汴州李尚书》与《初冬即事呈梦得》二首，而在开成四年(839)初冬，诗人始患“风痹”，[18]上引《别毡帐火炉》中说“但令此身健，不作长时别。”体魄强健是享受毡帐情趣的必要条件，得风痹之后，诗人大概很少在毡帐中生活，所以在开成四年(839)至会昌五年(845)之间不见关于描写毡帐的诗文，会昌六年(846)提到的情景，可能只是偶一为之。到开成四年(839)时，诗人已在毡帐中度过了十个冬日(829-838年)，诗人患风痹是否与长期居住毡帐有关，已无从考察。

这些与毡帐有关的诗文，大多是描写在青毡帐中待客、宴饮的情形，其中《别毡帐火炉》、《风雪中作》及《青毡帐二十韵》等三首集中描述了青毡帐的形制、用途及诗人在毡帐中日常起居的情景，对了解有关毡帐的知识和诗人的毡帐生活都非常重要，尤其是《青毡帐二十韵》，特别受到后人的注意。宋人程大昌(1123-1195)曾主要依据白居易的记叙，对毡帐的来源、形制进行了详细考证。[19]程大昌说：

唐人昏礼多有百子帐，特贵其名与昏宜，而其制度则非有子孙众多之义，盖其制本出塞外，特穹庐、拂庐之具体而微者。棬柳为圈，以相连琐，可张可阖，为其圈之多也，故以百子总之，亦非真有百圈也。其施张既成，大抵如今尖顶圆亭子，而用青毡通冒四隅上下，便于移置耳。白乐天有《青毡帐诗》，其规模可考也。其诗始曰：：“合聚千羊毳，施张百子弮，骨盘边柳健，色染塞蓝鲜。”其下注文自引《史记》：“张空弮”为证，即是以柳为圈而青毡冒之也。又曰：“有顶中央耸，无隅四向圆。”是顶耸旁圆也。既曰：“影孤明月夜”，又曰：“最宜霜后地”，则是以之弛张，移置于月、于霜，随处悉可也。又曰：“侧置低歌座，平铺小舞筵。”则其中亦差宽矣。既曰：“银囊带火悬”，又曰：“兽炭休亲近”，则是其间不设燎炉，但用银囊贮火，虚悬其中也。又曰：“蕙帐徒招隐，茅庵浪坐禅”，其所称比，但言蕙帐、茅庵，而不正比穹庐，知其制出穹庐也。乐天诗，最为平易，至其铺叙物制，如有韵之记，则岂世之徒缀声音者所能希哉!(中略)丙申年十月十一日(1176年11月13日)夜，醉后读白集，信笔以书。[20]

程大昌所论主要有四点：一、毡帐出自塞外，实即穹庐、拂庐之具体而微者，白居易所设“毡帐”即百子帐；二、毡帐以柳为圈，顶耸周圆，周覆以毡；三、毡帐有便于移动的特点；四、毡帐不设火炉，而是以“银囊”贮火，虚悬帐中。

如果仅就《青毡帐诗》而言，程大昌所列诸条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但是结合诗人其它与毡帐有关的诗来看，“不设燎炉”云云，显然与事实不尽相合。上引《别毡帐火炉》“复此红火炉，雪中相暖热”；《风雪中作》“老夫何处宿，暖帐温炉前”；《自咏老身示诸家属》“置榻素屏下，移炉青帐前”等等，都说明“地炉”是毡帐取暖的重要手段。而且“碧毡帐”与“红火炉”对举，甚至成了作者毡帐诗的一个固定的句式，如《夜招晦叔》“碧毡帐上正飘雪，红火炉前初炷灯”；《府酒五绝》“碧毡帐下红炉畔，试为来尝一盏看”；《洛下雪中频与刘李二宾客宴集因寄汴州李尚书》“碧毡帐暖梅花湿，红燎炉香竹叶春”；《初冬即事呈梦得》“青毡帐暖喜微雪，红地炉深宜早寒”等等，都是显例。“不设燎炉”，显然不能作为毡帐的一般特点。或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毡帐取暖有地炉和银囊两种不同的途径，而地炉显然较银囊更为重要。

此外，应该补充的是，诗人每年施设毡帐的时间多是在冬季，毡帐似乎尤其适宜于洛阳初冬的气候特点。《别毡帐火炉》“方安阴惨夕，遽变阳和节。无奈时候迁，岂是恩情绝?毳帘逐日卷，香燎随火灭。离恨属三春，佳期在十月。”《初冬即事呈梦得》“青毡帐暖喜微雪，红地炉深宜早寒。”“十月”、“早寒”都是指初冬言，而“三春”阳和时节，就到了诗人告别毡帐的时候了。除了程大昌指出的“于月”、“于霜”可随意择地施设的特点外，毡帐最为诗人称赏的是它在风天雪夜的防风保暖性能。“雪中相暖热”、“青毡帐里暖如春”、“帐小青毡暖”、“内气密温然”、“暖帐温炉前”、“碧毡帐暖梅花湿”、“青毡帐暖喜微雪”等句，都在严冬里透出了融融的暖意。 三

人们日常生活习俗的形成，与经济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受到经济生活形态的强烈制约，这种影响表现在衣食住行各个领域，有时甚至宗教活动的具体形式也会深深地打上经济生活类型的烙印。如鲜卑人有神车之制，即将神像置于车中以供祭祀，[21]以适应流移不定的生活特点。突厥人无祠庙，刻毡为神像，或盛于皮袋，或系于竿上，四时祭祀，[22]经济生活类型对生活习俗的决定性影响，于此可见一斑。居住毡帐，就是以畜牧为业，行逐水草，居无定处的游牧民族经济生活方式的直接反映。

毡帐又称“穹(或“穷”)庐”、“穹（或“弓”）闾”[23]、“旃帐”、[24]“毳帐”等，是我国北方古代游牧或关游牧民族的最主要的居住形式。匈奴“父子同穹庐卧”。[25]乌孙人也以毡帐为室。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05)，江都王建女细君公主远嫁乌孙，公主悲愁，作歌遣怀，其中有“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的描写。[26]汉末魏初，乌丸、鲜卑等东胡民族“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皆东向。”[27]柔然“土气早寒，所居为穹庐毡帐。”[28]高车诸族延请宾客，不讲究座次，“穹庐前丛坐，饮宴终日，复留其宿。”[29]奚人“居有毡帐，兼用车为营。”[30]吐谷浑“随逐水草，户帐为屋，以肉酪为粮。”[31]突厥“畜牧为事，随逐水草，不恒厥处，穹庐毡帐，被发左衽，食肉饮酪。”[32]在一些半游牧的民族中，毡帐也是一种重要的民居形式，东汉西域蒲类国人“庐帐而居，逐水草，颇知田作。”东且弥国也“庐帐居，逐水草，颇田作。”[33]两国属于半游牧经济，但都庐帐而居。吐蕃“其人或随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颇有城郭。其国都城号为逻些城。屋皆平头，高者至数十尺。贵人处于大毡帐，名为拂庐。寝处汗秽，绝不栉沐。”[34]城郭与毡帐并存。自汉至唐，北方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广泛使用了毡帐，匈奴甚至规定“汉使不去节，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庐。”[35]毡帐在游牧民族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 古人居住的毡帐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毡帐与车辆合而为一，固定在一起的车帐。二是毡帐与车辆可分可合，临时居住或移动时，车、帐合而为一；长期居住于一地时，分而为二。三是毡帐与车辆分而为二，可以折叠张合的毡帐，张设时置于地面，移动时车载畜驮均可。三种类型虽然常常共存于同一时期或同一民族之中，但是不同的毡帐类型，大体上反映了游牧生活的不同发展阶段，时代愈早，流动性越强，居住与交通功能的区分越不明显。随着游牧经济的发展，居室的用途与交通用途日渐分离，最后帐、车分而为二。[36]白居易在洛阳宅内施设的毡帐，就是属于车、帐分离后，纯粹作为居室，但同时又保留了便于移动特点的毡帐。

由于毡帐与游牧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内地农耕民族的眼里，毡帐久已成了游牧民族及其生活方式的重要象征。隋炀帝时，突厥启民可汗屡屡上表，陈请变服色，易冠带，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隋炀帝下诏说，启民可汗“遵奉朝化，思改戎俗，频入谒觐，屡有陈请。以毡墙毳幕，事穷荒陋，上栋下宇，愿同比屋。诚心恳切，朕之所重。宜于万寿戍置城造屋，其帷帐床褥已上，随事量给，务从优厚，称朕意焉。”[37]明确将放弃“毡墙毳幕”作为改变游牧生活方式的最重要的标志。唐人薛登在《请止四夷入侍疏》中认为，遣子入侍，渐染华风，是导致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重要诱因，刘元海等匈奴五部以离散之余而能入主于内地，就是因为“居汉之故”；而匈奴冒顿虽兵力雄强而不入中国者，则是因为“生长碛漠之北，以穹庐坚于城邑，以毡罽美于章绂。既安其所习而乐其所生，是以无窥中国之心。”[38]也以穹庐与城邑分别作为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重要分界标准。

著名的僧人玄奘在唐朝初年游历了中亚各地，他依照佛教的观念指出，世界有四洲，其中南瞻部洲有南象主(五印度)、西宝主(波斯及以西之地)，北马主(泛指突厥、铁勒等北方游牧民族)，东人主(唐朝)等四主，“马主之俗，天资犷暴，情忍杀戮，毳张穹庐，鸟居逐牧。”[39]将穹庐作为“鸟居逐牧”的游牧文化的最重要的特征。而与他同时代的僧人道宣在谈到四主时则说：“雪山以北，至于北海，地寒宜马，是为马主也。其俗凶暴忍煞，衣毛，是突厥国。”[40]突出强调“衣毛”在游牧文化中的象征意义。在古人眼中，居室与衣著是区分不同文化类型的重要标准，在他们看来，毡帐与毛褐就是游牧文化的集中体现。

当这些具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特点的生活习俗的象征意义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时，就带有了强烈的价值判断的色彩，甚至成为道德评判的标准。

晋太康年间，天下以毡为头、络带及衿口，“百姓相戏曰，中国必为胡所破也。毡产于胡，而天下以为头、带身、衿口，胡既三制之矣，能无败乎。”[《宋书》卷三《五行志》一，3册，887页。]

如隋炀帝称毡帐生活“事穷荒陋”，就已含有了明显的褒贬成分，而最典型，也称得上最极端的例子是北宋初期徐铉(917-992)对待毛褐的态度。徐铉自南唐入宋，据称“初，铉至京师，见被毛褐者，辄哂之，邠州苦寒，终不御毛褐，致冷疾。一日晨起，方冠带，遽索笔手疏，约束后事，又别署曰：‘道者，天地之母。’书讫而卒，年七十六。”[41]宋人程大昌虽然对徐铉“以织毛衣，制本出塞外，不肯被服，宁忍寒至死”的做法提出了怀疑，但是仍然“信其有守”，不自禁地流露出了对他“笃古坚毅，死且不易”的精神的赞赏。[42]因毛褐出自游牧民族，宁可冻死而不服，毛褐所承负的沉重的道德判断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将徐铉宁死不服“毛褐”的做法，与白居易对待毡帐的融融亲情稍加比较，就会发现在一百多年之间，价值判断的标准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从而也就会对唐代胡风的盛行有更深刻的认识。 四

白居易张设在庭院里的毡帐，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有独特的历史根源和时代背景。

诗人自称所设青毡帐为百子帐。百子帐是南北朝时鲜卑人对毡帐的习称。齐武帝永明十年(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南齐使臣出使北魏，观看了北魏祭天仪式，仪式中专供宴饮休息的百子帐，使他们留下了深刻的映象。据记载，这种毡帐“以绳相交络，纽木支枨，覆以青缯，形制平圆，下容人坐，谓之为‘繖’，一云‘百子帐’也。于此下宴息。”[43]魏孝明帝正光二年(梁武帝普通二年，521)，北魏赐柔然降主什物，其中也有“百子帐十八具”[44]吐谷浑出自慕容鲜卑，西迁之后，吐谷浑部仍然保留着居住百子帐的习惯，史称吐谷浑“多畜，逐水草，无城郭。后稍为宫室，而人民犹以毡庐百子帐为行屋。”[45]前两例都是在鲜卑入主中原(姑以398年迁都平城为界)之后，可见在鲜卑人逐渐放弃游牧生活方式后，仍然保留了使用百子帐的遗风，但是南朝使臣见到的百子帐虽然形制仍旧，可是覆盖材料却由毛毡改作了青“缯”(丝织品)，而且使用范围也由日常居室变成了“宴息”的场所。又，北魏赐予柔然的百子帐，应该是用作日常居室的毡帐，则鲜卑人这时似乎还没有完全放弃毡帐。

陈文帝天嘉四年(563)，江德藻出使北齐，归来著《聘北道里记》，云：“北方婚礼必用青布幔为屋，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新妇。”[46]从下文唐人记述可知，北朝供婚礼专用的“青庐”，[47]就是指百子帐。其使用的材料和用途都与492年南齐使臣所见的百子帐相仿。与百子帐保留了鲜卑人早年对毡帐的称谓一样，从“青庐”的“庐”字，依稀也可看到鲜卑人“以穹庐为宅”时代的影子。五六世纪时，鲜卑人基本上放弃了毡帐生活，但是他们在婚礼和祭祀等重大场合使用的“青缯帐”或“青布庐”，仍然保留了早年居室文化的内容。

到唐代之后，继续沿袭了北魏使用百子帐的习俗，程大昌说，唐人婚礼多用百子帐，即是一例。程大昌接着说：“唐德宗时，皇女下降，颜真卿为礼仪使，如俗传障车、却扇、花烛之礼，颜皆遵用不废，[48]独言毡帐本塞外穹庐遗制，请皆不设，其言毡帐，既乐天所赋而宋之问所谓‘催铺百子帐’者是也。”透露出了唐朝皇室嫁女仪式中盛行百子帐的情形。中唐人封演[49]也详细记述了这件事，此转录于下：

近代婚嫁有障车、下婿、却扇及观花烛之事，又有卜地、安帐并拜堂之礼，上自皇室，下至庶族，莫不皆然。今上诏有司约古礼，今仪使太子少师颜真卿、中书舍人于邵等奏：障车、下婿、观花烛及却扇诗并请依古礼，见舅姑于堂上，荐枣栗腶修，无拜堂之仪，又，毡帐起自北朝穹庐之制，请皆不设，惟于堂室中置帐，以紫绫幔为之(后略)。[50]

两人所记同为一事，但封演为德宗时人，他的记载更具权威性。从这段记载可知，中唐婚礼用毡帐的习俗盛极一时，“上自皇族，下至庶族，莫不皆然”，流行于社会各阶层。

封演和程大昌提到的颜真卿奏议，分别见于《唐会要》和《通典》记载。《唐会要》说：“建中元年(780)十一月二日，礼仪使颜真卿等奏(中略)，(公主，郡、县主出降)相见行礼，近代设以毡帐，择地而置，此乃元魏穹庐之制，合于堂室中置帐，请准礼施行。”[51]明确将唐人婚礼中施设毡帐归结为“元魏(鲜卑)穹庐之制”。程大昌谓“催铺百子帐”为宋之问诗。据查，宋之问诗无此句，唯陆畅《云安公主下降奉诏作催妆诗》：“云安公主贵，出嫁五侯家。天母亲调粉，日兄怜赐花。催铺百子帐，待障七香车。借问妆成未?东方欲晓霞。”[52]与宋大昌所引完全相同。很可能是宋大昌“醉后信笔”将陆畅的诗误植到了宋之问名下。云安公主是唐顺宗(805)之女，宪宗时(806-820)下嫁刘士泾。[53]陆畅对云安公主婚姻情形的描写，表明婚礼设毡帐的习俗，并没有因为颜真卿的反对而消失，至少在九世纪初年，在唐人婚礼中仍然保留着“铺百子帐”的习俗。

从以上论述可知，唐人所用毡帐，尤其是婚礼中使用的，以“百子帐”为名的毡帐，是出自鲜卑遗制。洛阳为北魏旧都，而且白居易自称其毡帐为“百子帐”，则其所设毡帐与鲜卑的历史渊源自不待言。另一方面，鲜卑南下之后，随着经济生活方式的改变，同时为了适应内地的气候环境，“百子帐”的材料已由毛毡改为纺织品，但是到了唐代，又由缯、布变为毡褐。《唐会要》说婚礼施毡帐出自“元魏穹庐之制”，固然正确地揭示了这种风俗的来源，但是还应该看到，唐人婚俗中的帐幕与北魏相比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就是由缯、布到毡褐的转变。毫无疑问，鲜卑在南下之前和南下之初，使用的百子帐也是用毡制作的，[注：《宋书》卷五九《张畅传》，6册，1601页，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魏拓跋焘南征彭城，在城南戏马台立毡屋。参见《宋书》卷四六《张邵传》从子畅附，5册，1397页（此卷重出）。]但是在百子帐由鲜卑人传入内地，并演变为布帐数百年之后，到中唐又转而变为毡帐，这种转变显然不能简单地用“元魏穹庐之制”来解释。从唐朝的具体情况分析，这种变动与唐代胡风盛行的有直接关系，具体说是受到了突厥风俗的直接影响。

突厥文化对中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此仅就与毡帐有关者略作探讨。早在南北朝后期，突厥人就已大批入居北周及北齐境内，在北周京师享受优厚待遇的突厥人“常以千数”。[54]随着突厥与内地政权间交往的开展，突厥以“穹庐毡帐”为特点的居室文化也对中原农耕区产生了影响。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北巡突厥，“欲夸戎狄，令(宇文)恺为大帐，其下坐数千人。帝大悦，赐物千段。”[55]所谓“千人毡帐”，一直是北方游牧生活的典型象征，[56]虽然不能说炀帝“大帐”形制必出于突厥，但他为夸示突厥而制作的“大帐”与突厥“毡帐”间的密切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唐灭突厥之后，又有大批突厥入居内地，“其酋首至者，皆拜为将军、中郎将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因而入居长安者数千家。”[57]突厥人的南下，将他们的生活习俗，包括居室文化带入了内地。突厥可汗颉利在长安被安置在太仆寺内，“颉利不室处，常设穹庐廷中，久郁郁不自憀，与家人悲泣相下，状貌羸省。”[58]太仆寺位置在唐西京皇城“承天门街之东，第六横街之此，从西第一”[59]既然在皇城内都张设起了突厥毡帐，则毫无疑问，其它突厥人入居地区搭置的毡帐必定也不在少数。

流风所及，突厥文化甚至对唐朝皇室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唐太宗的太子李承乾深受突厥文化的影响，并身体力行，在日常生活中极力模仿突厥生活习俗：

(太子)好效突厥语及其服饰，选左右貌类突厥者五人为一落，辫发羊裘而牧羊，作五狼头纛及幡旗，设穹庐，太子自处其中，敛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啖。又尝谓左右曰：“我试作可汗死，汝曹效其丧仪。”因僵卧于地，众悉号哭，跨马环走，临其身，剺面。良久，太子欻起，曰：“一朝有天下，当帅数万骑猎于金城西，然后解发为突厥，委身思摩，若当一设，不居人后矣。[60]

由帝位继承人张施在皇宫里的毡帐，可以作为突厥居室文化对唐人生活发生巨大影响的典型个案，同时也为研究白居易履道坊宅内的毡帐提供了有力的旁证。

文化的传播与影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从北魏到唐代数百年间，由鲜卑人带入内地的毡帐经历了曲折的演变过程：覆盖材料由毡而布，又由布而毡；使用范围由日常居室变为庆典场所，再由庆典场所变为日常居室(虽然只有特殊个例)；最终因为无法适应内地的经济生活和气候环境而逐渐消失。在毡帐流行于内地的过程中，既有渊源于鲜卑早期的习俗，同时又有突厥游牧文化的巨大影响，充分表明了文化传播的复杂性。

一旦某种社会风气形成之后，被这种风气左右的人们就会做出许多违情背理的事情，他们的这种作为，也根本无法用常理来解释。稍具牧区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居住毡帐远不是一件舒服惬意的事，虽然白居易描述毡帐生活如“有韵之记”，但由于注入了对毡帐生活的强烈的情感，所以诗人笔下的毡帐具有浓厚的理想色彩。毡帐固然有防风保暖的优点，但是这种优点只是相对于露宿野处而言的，是长期过着游牧生活的人们的无法之法，与土木结构的民居相比，毡帐的这些优点恰恰就成了它最突出的弱点。应该说，北魏时随着鲜卑人的地著化，毡帐居室功能被房屋取代，毡帐本身演变为以纺织品为材料的庆典用具，属于事理之必然；而唐代搭设在皇宫及庭院里的毡帐则是对事物正常发展规律的反动，诗人长期弃室屋而居毡帐，对这种都市中毡帐生活的欣赏态度，更是违背了情理之常。但这种反动和背理，却正是反映唐朝“胡风”盛极一时的绝好材料。 注释：

[1] 有关唐代胡风的研究主要参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第1-116页；〔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13-66页。

[2] 谢弗曾简略地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没有进行专门讨论，见《唐代的外来文明》，第49页。

[3] 引文据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下文简称《笺校》。年代顺序从《笺校》，不另注。

[4] 《笺校》卷二一格诗歌行杂体，第3册，第1455-56页。时60岁，在洛阳，任河南尹。又，此诗《笺校》附录三《白居易年谱简编》，第6册，第4040-41页太和五年未收。

[5] 《笺校》卷二六律诗，第3册，第1865页。时61岁，在洛阳，任河南尹。

[6] 《笺校》卷二六律诗，第3册，第1867页。时61岁，在洛阳，任河南尹。

[7] 《笺校》卷二七律诗，第3册，第1911页。时61岁，在洛阳，任河南尹。又，《笺校》附录三《白居易年谱简编》，第6册，第4040页系此诗于太和五年(831)下，此姑从正文。

[8] 《笺校》卷二八律诗，第4册，第1989页。时61岁，在洛阳，任河南尹。又，《笺校》附录三《白居易年谱简编》，第6册，第4041-42页太和六年未收。

[9] 《笺校》卷二八律诗，第4册，第1994页。时61岁，在洛阳，任河南尹。

[10] “施张百子弮”下自注云：“司马迁书云‘张空弮’”。末句下注云：“王子敬语偷儿云：‘青毡我家旧物’。”《笺校》卷三一律诗，第4册，第2134-35页。今按：王家旧物云云，可参见《晋书》卷八《王羲之传》，7册，2105页。作此诗时62岁，在洛阳，任太子宾客分司。

[11] 《笺校》，外集卷上，诗文补遗一，诗词一，第6册，第3832页。时63岁，在洛阳，任太子宾客分司。

[12] 《笺校》卷三格诗，第4册，第2059页。时63岁，在洛阳，任太子宾客分司。

[13] 《笺校》卷三二律诗，第4册，第2230页。时64岁，在洛阳，任太子少傅分司。

[14] 《笺校》卷三四律诗，第4册，第2331页。时67岁，在洛阳，任太子少傅分司。

[15] 《笺校》卷三四律诗，第4册，第2373页。时67岁，在洛阳，太子少傅分司。

[16] 《笺校》卷三七律诗，第4册，第2578页。时75岁，在洛阳，刑部尚书致仕。

[17] 《笺校》外集卷下，诗文补遗三，文，第6册，第3941页。时61岁，在洛阳，任河南尹。

[18] 《笺校》卷三五律诗，第4册，第2386页《病中诗十五首》序云：“开成己未岁(839)，余蒲柳之年六十有八。冬十月甲寅旦，始得风痹之疾。”

[19] 宋大昌的传记见《宋史》(中华书局，1985)卷四三二《儒林传》三，第37册，第12858-61页。

[20] 《演繁录》卷一三“百子帐”条，《考古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四库笔记小说丛书》，1992)第181-2页。

[21] 《魏书》(中华书局，1974)卷一三《皇后列传》献明皇后，第2册，第324页载，献明后为避仇，“匿神车中三日”，得免。《通鉴》(中华书局，1976)卷一六晋武帝太元十年条，第7册，第3350-51页亦载此事，“胡注”云：“北人无室屋，逐水草，置神于车中而严事之，因谓之神车。”

[22] 《酉阳杂俎》(方南生点校，中华书局，1981)前集卷四，第45页。又，在突厥人之前，尔朱荣的属部刘灵助也曾“刻毡为人象，画桃木为符书，作诡道厌祝之法。”见《魏书》卷九一《术艺》刘灵助，6册，1959页。

[23] 《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第五，4册，1338页：“故北夷之气如群畜穹闾”，“索隐”称：“邹云一作‘弓闾’《天文志》‘弓’字，音弓。盖以毡为闾，崇穹然。又，宋均云‘穹，兽名’，亦异说也。”

[24] 《史记》卷一四《匈奴传》，10册，2901页，“集解”引《汉书音义》曰：“穹庐，旃帐。”

[25] 《汉书》(中华书局，1983)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11册，第3760，3772页。

[26]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乌孙，第12册，第3903页。

[27] 《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卷三《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第3册，第832页“裴注”引《魏书》论东胡乌丸习俗。同卷，第836页“裴注”引《魏书》中说“鲜卑亦东胡之余也(中略)，其言语、习俗与乌丸同。”

[28] 《南齐书》(中华书局，1983)卷五九《芮芮虏传》，第3册，第1023页。芮芮是柔然的异称。

[29] 《北史》(中华书局，1983)卷九八《高车传》，第10册，第3271页。

[30] 《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卷一九九下《北狄》奚国，第16册，第5354页。

[31] 《晋书》(中华书局，1982)卷九七《四夷传》西戎吐谷浑，第8册，第2537页。

[32] 《隋书》(中华书局，1982)卷八四《北狄传》突厥，第6册，第1864页。

[33] 《后汉书》(中华书局，1982)卷八六《西域传》，第10册，第2928，2929页。

[34] 《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第16册，第5220页。

[35]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11册，第3760，3773页。

[36] 关于游牧民族毡帐的三种分类及论证，请见王子今译，〔日〕江上波夫《匈奴的住所》，《西北史地》，1991年，第3期，第103-114页。

[37]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第1册，第71页。

[38] 《全唐文》(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卷二八一薛登《请止四夷入侍疏》，第3册，第2854页。

[39] 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卷一，第43页。

[40] 道宣《释迦方志》(范祥雍点校，中华书局，1983)卷上，第12页。

[41] 《宋史》卷四四一《文苑传》三许铉，第37册，第13045-46页。

[42] 《演繁录》卷一三“毛裘”，《考古编》第180页。

[43] 《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第3册，第992页。

[44] 《北史》卷九八《蠕蠕传》，第10册，第3260页。

[45] 《南齐书》卷五九《河南传》，3册，1027页。《梁书》(中华书局，1992)卷五四《诸夷传》西北诸戎，第3册，第810页谓百子帐“即穹庐也”。

[46] 据《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第241页转引。《酉阳杂俎》前集卷一礼异，第7页所述北朝婚礼与此同。“聘北道里记”，《酉阳杂俎》作“聘北道记”，此从《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地理，第4册，第986页。江德藻，见《陈书》(中华书局，1992)卷三四《文苑传》，第2册，第456-7页。据本传“校勘记”〔八〕，出使时间应在天嘉二年。

[47] 青庐，又见于敦煌写本吉凶书仪，参见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仪》，《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245-260页。

[48] 本段颜真卿奏议原文见下引《唐会要》(中华书局影印，1990)卷八三，此处宋大昌理解为障车、却扇、花烛之礼等，颜真卿皆“请遵用不废”，《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第252页则认为，“据《唐会要》八三，颜真卿为礼仪使曾‘请停障车、下婿及却扇诗等。’看来却扇是唐代流行而未被承认的民间习俗。”并在注解中谓，《封氏闻见记》“奏”字下脱“停”字。两种理解正好完全相反。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见下文引《封氏闻见记》。

[49] 关于封演，请参见《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87)卷一二子部杂家类四，下册，第1033页“提要”的介绍。

[50] 《封氏闻见记》(乾隆五十七年江宁刘文奎刻版)卷五，第5页。

[51] 《唐会要》卷八三嫁娶，下册，第1530页。参见《通典》(中华书局，1984)卷五八，第337页。

[52] 《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8)第七函，第一册，卷四七八，下册，第1212页。

[53] 参见《新唐书》卷八三《诸帝公主传》云安公主，12册，3666页。《唐会要》卷六，上册，第65页误作“云阳公主”。

[54] 《周书》卷五《异域传》下突厥，第3册，第911页。

[55] 《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第6册，第1588页。参见《资治通鉴》卷一八炀帝大业三年，第12册，第5632页。

[56] 参见洪迈《容斋四笔》卷八“南舟北渡”，《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四库笔记小说丛书》，1992)，第732页。

[57]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第16册，第5163页。

洛阳诗韵教案篇8

53、贺夏月新婚诗 宝扇迎归日，榴花插木檐，人真冰玉耦，爻应凤凰占；

凉月笼新簟，青山拂晓帘，百年方共尔，应不愧鹣鹣。

54、自从香暧透帘烟，待得春风拂翠钿，道韫新词传柳絮，晋秦密意报柳笺；

红潮镜底初生晕，彩媵钗头欲渡蝉，洛里兰汤双报共，月明高阁映蝉娟。

55、贺秋月新婚诗 四时秋独好，今夕更何如，明月银河渡，灯花绣阁舒；

蓝田种璧夜，京兆画眉初，人鉴辉双玉，相将挽鹿车。

56、 帘幕香浓宝鸭浮，妆台月满夜如秋。花开并蒂摇金屋，带结同心绾玉钩。

图画蝉娟传海峤，诗歌窈窕及河洲，翩跹几度霓裳舞，遥见仙检槎泛斗牛。

57、贺冬月新婚诗 蜡炬迎鸾凤，笙歌夹路看，锦帏浑似画，绣幕不知寒；

宝瑟弹连理，金尊号合欢，朝来描翠黛，喜色上眉端。

58、日来凛凛朔风凉，晴值0家喜匹凰，画烛摇光凝瑞霭，寒梅著蹭回天香；

未窥灯下红妆女，先醉炉边绿绮觞，那识洞房春自在，流苏帐暖护鸳鸯。

59、贺政界新婚诗 上苑欣闻弄玉吹，高风此日证齐眉，分担家国平章事，载咏河洲窈窕诗；

并蒂花开连理树，同心带引合欢卮，试看底畔宜男草，今夜先开第一枝。

60、贺军界新婚诗 夫唱妇妇吉礼同，韩梁眷属世所宗，长杨日暖祥光集，细柳风高乐意融；

帐挂芙蓉添喜气，屏开翡翠夺天工，双星今夜银河渡，好事应看梦叶熊。

61、贺学界新婚诗 负笈归来喜欲狂，玉人交拜在华堂，鹊桥乍渡欢何若，鸳牒新成乐未央；

自有文章警宇宙，且将粉黛伴闺房，百年偕老和鸾凤，认得温柔是此乡。

62、贺商界新婚诗 孟梁自古慕高风，满载而归六礼通，宝炬光摇亲美貌，香衾梦熟诉私衷；

权将玉帛庄闺内，绣得丝罗见市中，琴瑟和鸣今日起，百年偕老乐融融。

63、姻缘千里两情牵，佳耦感恩宝架前，燕婉之求诗咏雪，执柯以伐谱联鸳；

宠邀观周礼幸承，且有真神与爱筵，遥祝OO多福乐，长流基督满身芗。

64、贺续弦诗 洞房春暧列笙歌，合卺筵前绝绮罗，梁孟依然新眷属，樊刘争比旧娇娥；

芙蓉帐里添金碧，翡翠衾中续暖和，重奏鸾弦欣易云，双星今又渡银河。

65、其二： 重斟卺酒乐如仙，竟效鹣鹣唱比肩，款款艳情传韵事，双双丽影缔良缘；

谱成一阕同心曲，弹出七音得意弦，转轸新丝沿旧线，凭君抚拔五更天。

66、其三； 薰炉香 绣帘褰，竟理丝桐第二弦，词谱凤台春正暧，匣开鸾镜月当圆

似宜重写登科记，闻道还新种玉田，莫怪元龙豪未减，碧桃花映洞房天。

67、其四； 双辉华灼映红毡，鸾凤和鸣亦夙缘，曲奏新词循旧谱，韵随玉柱绕朱弦；

闺帏肃穆诚堪赞，泉石风流矧可传，此日同心歌窈窕；从此一体咏贞坚。

68、其五； 盆鼓庄歌忆旧情，新郎不愧一书生，Oo佳耦天联配，秦晋良缘夙缔成；

卺酒交杯春色艳，洞房花烛夜光明，古坛喜庆弦音续，击钵催诗淑女迎。

三、贺嫁女诗

69、快婿如今喜乘龙，浓妆淡抹展花容，明年共庆麟儿获，美满夫妻唱阿侬。

70、自是传家彩笔真，择婚闺秀辩琴人，郎才女貌桃华宴，珍重同心达道身。

71、银蟾映影异寻常；风送新妆出画堂，学识原知才咏絮，相夫刻烛有余光。

72、鸳鸯比翼日相亲，爱甚画眉敬似宾，痴伯今朝无所赠，愿期早获玉麒麟；

73、喜值阳春二月天，双修慧福缔良缘，华堂争看神仙侣，璧合珠联恰斗妍。

74，拥上氍毹双璧人，笙箫迭奏瑞光臻，红丝一系偿心愿，好向三生问夙因。

75、蓬瀛春暖艳阳骄，引凤初吹紫玉箫，良夜漏长更似闰；百花伫待庆生朝。

76、天长地久两多情，伦理绵延百世赓，为祝人间仙眷属，齐家先叶风鸾鸣。

77、巾帼隽英，娴静干练，共事一堂，时相敬勉； 何幸张生，雀屏中选，宜室宜家，为邦之彦。

78、标梅迨吉订红丝，宝炬光辉乐可知，绣罢鸳鸯移玉步。诗成柳絮展花枝；

珠楼喜见乘龙选，璇阁还闻跨风姿，奏得催妆歌一曲，相夫有礼室家宜。

79、名题夸硕士， 正值合婚期，学府声华重，掌珠宠爱施；

结缡欣有托，比翼誓相随，言德容兼备，尊章娌亦慈；

画眉张敞笔，举案孟光仪，如漆如胶夜，又惊又喜时；

屏开金雀艳，帐暖腊梅迟，琴瑟和鸣叶，儿孙衍派滋。

80、雪案初吟柳絮飘，凤台香谱奏今朝，红丝远系鸳鸯耦，五指轻挥琴瑟调；

才女惟应逢雅士，彩鸾端合配文箫，并肩人立如双璧，遥看星光耀碧霄。

81、光辉凤烛乐怡怡，女貌郎才俊俏奇，好学精明通哲理，耽吟风雅幕唐诗；

鸳鸯注定朱丝结，锦帐花开玉蕊技，对镜画眉纤细细，双双丽影美丰仪。

82、春生葭律暧风吹，淑女于归正及期，意甚绸红豆室，情何款密碧纱帏；

子平欣遂浮生愿，谦益却工嫁女诗，一柬招邀朋谊厚，老饕准拟醉千卮。

83、鸥鹭联盟萃一 堂；于归志庆颂隆昌，O君喜凤如心愿，O女祥龙得意偿。

84、吉日于归灿锦娘，家风十德配钦郎，和耽和乐谐琴瑟，双宿双飞羡凤凰；

彩线结心缘夙缔，赤绳系足愿初偿，河山合咏欢今夕，举案深期比孟光。

85、于归爱女老心怡，选婿挑来绝世奇，秀质灵苗原有种，凤呜燕喜岂无诗；

凝香髻乱朦胧月，舞影风摇连理枝，快意而翁开口笑，璧人成对见容仪。

86、风卜于归恰约年，三生有约缔良缘，绿云环髻簪钗艳，白首盟心铁石坚；

秋霁明蟾征慧秀，春风化雨见恭虔，翠楼酣醉吟声响，争诵而翁嫁女篇。

87、河洲窈窕两怡怡，坦腹东床足炫奇，掌上明琰双彩笔，座中骚客合欢诗；

同心曲唱扬金阕，并蒂花开满玉枝，律应黄钟调岁令，苑梅新放映丰仪。

88、欣闻令媛正华年，两姓联姻缔夙愿，仰慕钱江人溢喜，更传锦绣女情坚；

承欢初试调羹手，姆训常遵德妇虔，贵客同声歌好合，纷投珠玉短长篇。

四、贺新婚词

89、箫声沸，仙子下秦接。鹳鹊昔曾邀明月，雎鸠今始咏风讴，孔乐订相攸。

90、莲花灿，红烛正高烧。花月团圆除宝扇，香去袅娜曳轻绡，识面倍含娇。

91、无端绪，欲语又鬓低。檀口徽含闻蕙麝，樱唇浅抹露瓠犀，心事托鸾栖。

92、声声听，银漏隔花移。授婢好教安凤枕，背郎悄自抹胭脂，羞煞剔灯时。

93、更深后，面面掩窗纱。如意并栽连理树，同心竟吐合欢花，胜境武陵赊。

94、香衾暧，准拟作鸳巢。绮丽暗通鹦鹉语，温存新作凤鸾交，花妥学莺捎。

95、沉酣处，仙液沁霞丹。豆蔻香舒春 ，差蘼睡足夜阑珊，绣幕不知寒。

96、晨曦动，香梦醒惺松。预约郎修眉黛妩，先教侬理鬓云松，不尽两情钟。

五、贺续弦诗

97、合卺筵前旨意有，笙歌叠奏迎新偶。今朝重复理鸾弦，檀香口，细腰柳。艳比旧欢无可否。

98、春暖洞房鸳被叠，柔情蜜意交相。花容不改旧娇娥，合俏靥，胭脂颊。又渡银河真体贴 。

六、祝婚辞

99、日吉辰良兮风和日丽，鸾凤和鸣兮珠联璧合； 百年好合兮鸳鸯比翼，洞房花烛兮满堂生辉；

宾客欢贺兮笙箫长吹，夫妇同心兮自强不息； 人人称羡兮创世界之奇迹。

100、鱼水千年合，芝兰百世馨；

吉期逢良时，嘉礼演文明；

洛阳诗韵教案篇9

休沐辰良不待晴，径称闲客此闲行。春衫欺雨任教冷，病眼得山元自明。抹黛浓岚围坐晚，揉蓝新渌没篙清。栖鸦未到催归去，想被东风笑薄情。——范成大《次韵韩无咎右司上巳泛湖》

三月初三寒食雨，春光黯淡似秋光。羽书未报江东捷，何日看花到洛阳。——释行海《三月三日寒食》

似惜残红未放稀，佳人怯试薄罗衣。桃花水涨冰犹凝，燕子泥融雪更飞。老去寻芳元自懒，病来吹霎不如归。常嫌禊帖书清朗，尔许奇寒可浴沂。——方回《久苦春寒三月三日戏作俳体》

寒沙日午雾犹含，萧瑟风光三月三。扑地柳花新燕子，不由人不忆江南。——王微《忆江南》

圣朝无复用舟师，戏遣艨艟插戟枝。沸浪有声黄帽动，春风无力彩旗垂。不胜杯酌宁辞醉，传语风光共此嬉。远比永和真继轨，临摹茧纸看他时。——张耒《次韵王敏仲至西池会饮》

草堂寂历自禅居，山下春光正祓除。邻犬人归纤月后，木鱼风落妙香初。萧疏远岫云林画，映带清流内史书。乘兴寻师相赏处，笔床经案独踌躇。——程嘉燧《三月三日泊虞山下步寻等慈师不遇》

洛阳诗韵教案篇10

清人潘德舆曾通论七绝特质，说这一体裁“易作难精，盛唐之兴象，中唐之情致，晚唐之议论，途有远近，皆可循行；然必有弦外之音，乃得环中之妙”（《养一斋诗话》卷二）。这段话至少包含了两层意蕴：一、就表现手法言，盛、中、晚唐各有开拓，晚唐以来的七绝，议论成分的突出最引人注目。二、就整体风格言，无论采用什么手法，七绝传统上终是以浑含蕴藉为宗。以下即从手法与风格两点出发，对宋初七绝作一考察。

在表现手法上，宋初七绝有两个特点：第一，随着说理手法的大量运用，写景抒情之中也多掺入议论笔调，两者有时无法截然划分开来。如徐铉《阁皁山》：“殿影高低云掩映，松阴缭绕步徘徊。从今莫厌簪裾累，不是乘轺不得来。”传达对此山的爱赏之情，纯以翻案笔法出之。释赞宁《落花》：“蝶醉蜂狂香正浓，晚来阶下坠衰红。开时费尽阳和力，落处难禁一阵风。”花开难花败易的惆怅，隐然升华到了人生哲理的层次，却又只可意会，不能坐实。穆修《登女郎台》二首其一：“台前流水眼波明，台上闲云鬓叶轻。莫把姑苏远相比，不曾亡国只倾城。”这两首诗的议论成分也有翻案的味道，而作用与徐铉之诗又自不同。女郎台风景虽然秀美，规模却远不能和姑苏城同日而语，穆修并不否认这一点，而是通过倾城与倾国的对比，来转劣势为优势。在他笔下，女郎台比姑苏少了一份危险，却反而多了一份可爱。这些诗都旨在写景抒情，多半并非有意传递什么道理，议论笔法完全是为曲传情、景而服务的；但后者的介入，无疑丰富了诗作的表现手段，可以取得一些单凭描摹或抒发无法获取的艺术效果。由于议论笔调的渗透，甚至以往难以言传的景致，也有了言传的可能。如司马池那首著名的《行色》：“冷于陂水淡于秋，远陌初穷见渡头。犹赖丹青无处画，画成应遣一生愁。”这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题目，行色似无而有，绝对实写不得，只可用议论侧笔，以虚写虚。描摹行色要同时顾及两层：一是形态，二是情感。此作前半摹态，后半表情，都倚重于议论。前半的比较是精华所在，吴子良就说：“此诗惟第一句最有味”（《荆溪林下偶谈》卷二）；不过后半写愁，也费斟酌。如藉由某一种个别情境来写，则有损于前面营造的抽象韵味；如单纯抒情，两句七言又显得空间太宽，不易填满，因此同样不得不以议论手法故为曲折，最后才逼出一个“愁”字，既增添了诗笔的流转，也使得情绪表达集中于一点，不致削弱力度。这些地方，非议论笔调不能为功，可见参以议论，对宋初七绝更自如地写景抒情是不无帮助的。

这一时段前后，出现了两组纪咏地理古迹的大型联章诗，即由南唐入宋的朱存所作《金陵览古》二百首，以及后来仁宗庆历间杨备的《金陵览古百题》。这类作品初见于五代后唐庄宗时李雄分咏金陵、成都、邺下三地的《鼎国集》②，但李诗现今一首无存，所用诗体已不可考，朱存与杨备之作则均为七绝。写作大型七绝组诗，始于中唐，是一种比较新的现象，就题材来说，基本可分为宫词（如王建、花蕊夫人之作）与咏史（如胡曾、汪遵、周昙之作）两大类，《宫词》以叙事、描写、抒情为主，《咏史》则纯就史事发表议论，表现手段各有取舍，泾渭分明③。朱存、杨备的作品则不然，吟咏古迹，多寄托今昔盛衰之感，但又不时加入一些对历史的理智思考，兼有感性与理性的因素。这一类型联章七绝的存在，也可视为议论笔调渗入抒情写景的一个例证。

第二，唐末五代以来七绝作者，在表现手法上分化比较明显，干谒诗人主要写议论性的内容，其他作者则多重视造境抒情④。但宋初自太宗后期起，七绝作者多有兼写这两种作品的。智圆之作多以说理见长，如《湖西杂感诗》二十首、《嘲写真》、《舟归咏雁》、《诫后学》等。他还用七绝写过不少读后感，如《读王通中说》、《读毛诗》、《读禅月集》、《读项羽传二首》、《读杨子法言》、《读罗隐诗集》等等。但他也有一些七绝，抒怀写境，每以景语作结，以求余韵悠然，如《春日别同志》、《夏日湖上寄太白长老》、《西湖》、《送禅者》、《古意》等。重显诗如《送宝月禅者之天台》、《和颃书记见寄》等，则多以情景抒写取胜，但他也偶有《寄陈悦秀才》等议论直白的绝句。这种兼容并蓄，有时紧挨在同一题目之下，如上引穆修《登女郎台》二首其一，虽阑入说理口气，旨归仍在于写景，其二却与之大相径庭：“女郎名字本风流，好与州人作胜游。倘使此台呼丑女，汝阴城里一荒丘。”专注于议论，而且诗意与前一首的欣赏偏爱似乎不无矛盾。穆修七绝如《过西京》、《赋催妆》、《城南（一作南城）五题》等，多数写得颇为旖旎；而在这一首诗里，他的说理冲动却展露无遗，乃至已顾不上与另一首相协调了。这些作者身份、地域不一，七绝总体的艺术手法倾向也各有侧重，但在维持倾向性的前提下，尝试兼涉其他表达手段，这一点则是一致的。

表现手法的选择与整体风格的形成不是一回事，可也并不是渺不相关的。相对来说，写景抒情，容易造成兴致的杳远；说理议论，容易造成意态的爽利。晚唐五代七绝的议论虽然突出，但运用多限于特定的诗人群体；宋太宗后期以来，栖身方外的僧徒、服膺儒学的官员等各类型的诗人都开始采纳这一手法，加之宋初以来说理笔调向抒情写景的渗透，这两点在某种程度上共同指示着一个趋向，即宋初七绝中，清畅流利的风格愈来愈成为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

二

在整体风格上，宋初七绝的这一趋势有一个发展过程。摹景抒怀之作起初还多保持蕴藉融远之貌。如由南唐入宋的孟宾于，当时诗名藉甚，所作《公子行》、《湘江亭》诸诗，写法皆依循绝句正格。五代后晋时他在中朝应进士举，写过一首诗上献主司：“那堪雨后更闻蝉，溪隔重湖路七千。忆昔故园杨柳岸，全家送上渡头船。”借相同的雨后树上鸣蝉景象，把家乡与京城绾连起来，结尾处全家相送，则期望之殷不言可知，希求主司提拔的意思尽在其中，而又含蓄有致。这首诗在宋初“大播人口”（王禹偁《孟水部诗集序》），传诵颇广，可见当日诗坛风尚所在。由吴越入宋的钱昭度、钱易等人也是如此。像钱昭度的咏方池诗：“东道主人心匠巧，凿开方池贮涟漪。夜深却被寒星映，恰似仙翁一局棋。”点点星光倒映池中，比之为一盘围棋，自是切合池形之方的妙喻；而“仙翁”两字闲闲点出，隐用观棋烂柯故事，暗示主人家的庭院美如仙境，则写池而又不限于写池。这一层措意甚是深微。钱易诗多学李贺，造境奇特，七绝写景却仍求融美，如《芦花》：“深溪高岸罩秋烟，飒飒江风向暮天。凝洁月华临静夜，一丛丛盖钓鱼船。”以动衬静，不乏情韵。来自蜀中的田锡绝句仅有两首，都是七言，看来并不着力于此。如《西楼残月歌》：“西楼置酒宾客饮，西楼酒阑夜亦残。汪汪月华如玉盘，酒力不禁明月寒。”实际上是微型化的歌行，整个构思都取自温庭筠的《夜宴谣》，以宴后的冷清与宴会的热闹相对比，酒阑人散后的明月独照是促使情绪转折的关键性意象。但《夜宴谣》篇幅较长，不惮穷形极状，最终以“脉脉新蟾如瞪目”作结，相当具有压迫性，仿佛逼着诗人对这种酒食征逐的生活痛作反省。田锡为求浑融，弃而不用“瞪目”这一极有力的比喻，换成了平淡无奇的“玉盘”，顾及绝句的特质，而不惜降低表达的效果。生长北方的寇准，七绝也谐婉而流丽。以上这些例子时间上先后不一，地域上南北不一，大致可以说明太祖、太宗两朝写景抒怀七绝的主导风格取向。

但也正是自太宗朝开始，这类绝句中流利乃至疏放之作渐渐增多。活跃于太宗、真宗两朝的诗人如魏野、张士逊等人，所作多是这一路数。魏野好以联想衍展成篇，如《留题浐川姚氏鸣琴泉》：“琴里休夸石上泉，争如此处听潺湲。爱于琴里无他意，落砌声声是自然。”此诗切合泉名，把琴声比泉声，这是他七绝常用的写法。另有一部分诗作，设想稍奇，如《雪竹》：“溪南一向几多垂，欲咏终难比并伊。应是（一作似）彤庭将御试，麻衣群见折腰时。”拟喻尤其独特，但把雪竹比作求取功名之辈，奇则奇矣，而一切高情远韵，却都谈不上了。最成功的作品当推《送寿师新加命服后归蜀》：“日照孤云作彩霞，帝乡风送去天涯。野人遥望归何处，万里峨嵋便是家。”从色彩着眼，用“彩霞”比命服，同时以“日”切帝恩，以“孤云”切上人，设喻妥帖通贯。整诗均由这一构思生发而来，名利之事，偏能写得飘逸雅致，不失高人身份，所以难得。但这种例子并不多见。反复使用联想，给人造成得来太过容易之感；这其实是以思理代替了细致的写景、抒情，且又多半为联想而联想，语尽篇中，没有回味，和浑融蕴藉之风距离较远。

张士逊老寿，身历太宗、真宗、仁宗三朝，仁宗时两度拜相，官位甚显。他的七绝不少，大多浅白流利。时或由地名自然生发，如《题建宁县洛阳村寺》：“金谷花时醉几场，旧游无日不思量。谁知万水千山里，枉被人言过洛阳。”扣住地名的巧合来写对洛阳的怀念。《云峰寺》：“百越回辕度翠微，全家还憩白云扉。白云知我帝乡去，旋拂征鞍也要归。”扣住“云峰”之名，以白云有情反写自己的眷恋。本地风光，愈见爽利。魏、张一为隐士，一为高官，足见这一风气涉及阶层之广泛。

流利乃至疏放的诗风，在太宗、真宗朝先后两位文坛领袖王禹偁、晏殊的七绝中也有所体现。王禹偁有些作品造语很流便，但他的绝句可贵处也正在于此，即信笔写来，能自然现出作者的神情。如《眼疾》：“古人功业甘无分，往圣诗书合有缘。何事病来花满眼，只将简策枕头眠。”又如《独酌自吟拙诗次吏报转运使到郡戏而有作》：“日高睡足更何为，数首新篇酒一卮。郡吏谩劳相告报，转输应不管吟诗。”寥寥几笔，便勾勒出自己乐道好诗而不介怀富贵的疏放意态。这完全来自于作者的个人气质，绝非刻意妆饰所能办，可谓是一种得之于无心的艺术效果。

晏殊七绝偶发议论，有意不同流俗，如《端午作》：“汨渚沉沉不可追，楚人犹自吊湘累。灵均未免争琼糈，却道蛟龙畏色丝。”意偏而新。其他写景抒情之作，也多清畅明快。如《吊苏哥》：“苏哥风味逼天真，恐是文君向上人。何日九原芳草绿，大家携酒哭青春。”称心而言，语激意竭，断非传统的浑含蕴藉所能范围。晏殊和上面列举的几例有几点差别：一、上面几例大体同时，自太宗朝即开始活动，晏殊则于真宗景德间以神童召试授官，年代较晚。二、魏野诗如其名，一向疏野；王禹偁整体诗风也以清畅为主，七绝的风格都符合自己总的创作个性（张士逊存诗不多，无从深论）。而晏殊写作别的诗体，用笔多闲雅细腻，同七绝的作风有一定差距。三、魏野、张士逊、王禹偁三人都来自北方，晏殊则是江南诗人。这些区别都反映出，七绝疏放之风随时间的推移，影响有进一步扩展的趋势。

以上从手法和风格两方面，对宋初七绝、尤其是写景抒情之作进行考察，所有描述都呈现出这样一个趋势，即七绝中流利疏放之作数量逐步增多，影响明显上升。而这一趋势，也正是此后宋代七绝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值得我们注意。

① 参看刘宁：《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第四章第二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4页-202页。

洛阳诗韵教案篇11

但有一件亲历的事却让我有些愠怒和计较了。有周口的文友和书友来南阳互访交流，点名要见见史焕泉并想得到他的作品。我托了作协的秘书长正义君邀约，想着他们是洛阳求学时的同门师兄弟，肯定会给面子，结果是正义兄和我都很没面子。“还真是牛逼哩！”男人容易较劲，我的牛劲也上来了。比酒赌牌，也许我的酒量和极差的赌运牌技震撼了史焕泉，他终于开口了：“水兄，我送你一幅字批评批评吧。”缘来情投，虽迟了些，但敲骨心动，惺惺相惜。一个敢于面对权势、面对伪装作秀装神弄鬼说不的人，能送我字，我很满足。

2、我是书法的门外汉，虽说艺术相通，我却无缘染指，也不敢染指，觉得书法比写文章难。但教书的臭毛病，总是好为人师。人家一谦虚，便胡扯一通。什么要像鲁迅先生那样很会生活也很会写作，生活是第一位的，要先会生存而后艺术，而书法等等；还说艺术拼到最后是艺术家自身的学养、思想、性情云云。

我早年写诗，现在以散文为主，其它技艺几无涉猎。然而，诗歌是语言艺术，书法是线条艺术。所以，我识焕泉为一个文艺层面上的道友。和焕泉在一起，一席话一席话，一瞬间爽快了许多，但也醉了许多，囊中羞涩了许多。教师言教，但焕泉更多的是爽朗的笑和沉默。他一直在弄出声响且已弄出了大声响。他已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考级中心总部考官、河南省书法家协会楷书委员会副主任、河南省青年书协副主席、北京对外经贸大学艺术研究员、河北美术学院特聘教授。他的书法作品获得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提名奖、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三等奖、第九届全国书法篆刻展三等奖、全国首届草书展提名奖、全国第二届隶书展提名奖、纪念老子诞辰2578周年全国书法展一等奖、纪念傅山诞辰400周年全国书法展一等奖等等，作品还曾入展中国书协主办的各类专业展览30余次，入选《共和国书法大系》。中央电视台、河南电视台《中国书法》杂志等有专题、专栏介绍。焕泉正在趋向“大师级的书法家”行列。

这让我有了一种深深的敬仰和自豪感。我知道，作为朋友，我只需要聆听和欣赏，从他的作品和章法里，从他的一撇一捺里，聆听他的心声。

3、一晃，又一、二年了。我在糊里糊涂的生活里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但焕泉知道他要做什么，也知道，他该做什么。对他而言，法古创新，超越自己，更新自己，拜师求艺，传承和发扬，否定和扬弃，每一选择，每一思考，每一课题都意义非凡，深邃如海。

他到了北京，一个经济、文化、资源、信息、人才都超一流的灿烂环境里拜师求学，虔诚切磋。他的书法日臻完美，也大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故事和噱头。若不然，品品他的字，读读他的书写内容就一目了然。

他在上升，学习，悟道，修身。

他行走在大师已走的路上。他行走在将属于自己风格的路上。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话写在纸上轻，做起来很重。

焕泉的追求，已彰显出自己的特点。像他喝酒，不醉不罢休，像他打牌，惟“独（只赢一张）”是问，独秀牌坛。而他的书法呢？篆、隶、草、楷并行，是不是想独步天下。尤其草书，师法黄山谷，跌宕起伏，点“点”成“睛”，对一代大师黄庭坚、祝枝山的技法上都有所师从。而在酒神精神和行文恣肆上，颇有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几分神韵。“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写字是用来修身养性的，艺法自然，太顾及书法之道，太讲究了，便假了，艺术的最高境界应该就是自然，像睡梦中均匀的呼吸，才会舒服。

诗需要一点醉意，书法也需要。好的书法，应该是每一个字，每一个线条，都充满醉意，没有醉意的书法缺少神韵。听说，张旭的狂草绝世，大都是在醉意朦胧中如升仙得道，惊天泣地。

而书的醉意感？那就是“气韵”。“气韵”这个东西很中国，听起来形而上，其实是实实在在的。我们说酣畅淋漓，一气呵成，大概指的就是这个气韵，一幅书法作品有了气，就是一个整体，就有了生命感。我们还说，大写意，泼墨。想想写字像用力把一砚墨如一盆水一样泼出去，那是何等壮观的气势，不力透纸背才怪。

在中国艺术里，宣纸和美酒，和长啸一样，同样具有傲骨、孤独和抒情。焕泉的作品已是关于自己关于个性美的“史诗”。他已出版了书法作品集《棠棣之约》、“时代书画名家工程《史焕泉卷》”。他已用自己的书法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展出了自己的形象。

但这个世界和社会太吵了。我不敢确定，他的声音和形象，能传出多远，能让多少人听见看见。好在，我听见看见了。

趁一次酒后大醺，我让他给我写幅“花开大地风情万种”草书，他一展案台，凝聚神气，一挥而就。那气度，那神韵，如万马奔腾，暴雨泉涌，又如春江花月，憨鸟独枝，浊酒老翁，腊梅斜横。只可惜，再一次酒后，我把它丢了，也许是天意让它流落到不可知处，在天与地间花开大地，风情万种！一叹，又一憾。

但焕泉也有他的无奈，毕竟是身在江湖，活在尘世。那些不愿参加的活动，他得参加，那些不愿赠送的作品他得赠送。我知道，多少次他不吭声，但心在反抗。在一次爽约而不爽聚的小交流书会上，我一连让焕泉写了四、五幅，他拧着的眉头，最后收笔时用力的一点一捺，都是他无声的抗诉。再见了他说我不是水兵而是强盗，我无言以对。他的心音，让我心疼，让我觉得自己罪孽深重。甚至让我觉得，当下的社会，病得很重。但做人如能再多几分傲骨，安贫再守几分隐寂，那将是书家中的上品和伟丈夫，书法有幸，书法史有幸。

4、大书无形，如行云流水，章法自在心中。看那世间碑刻、匾额、对联、墙题，属于瑰宝级的，那个不是放荡不羁，随意随心，如风吹草，如雨扑地。传世的《肚脐贴》，《留言贴》，更是大师们急促急就而成就的本色和大美。如果有一天《兰亭序》真迹面世，肯定让书界唏嘘不已，不仅仅是书法之美，更深是王者归来，写法自然无敌。甚至王羲之先生再世也会感叹是神来之笔，说自己再也写不出来。

焕泉弟弟的品性也一如我所认识的他的个性：大大方方，男人气十足，大口喝酒，大块吃肉；亦如他的性情：不奸不滑，清澈见底。也许这只是我所感。如果你想走近他，依我之见，你不妨赏赏他的书法，读完他那些用性情倾泻的文字之美以及尺幅上的清香。

5、焕泉还要远行，因为他还有梦想。一个人心中有梦想就会有足够的底气，有足够的底气就能远行。他就可以高尚而又勇敢地说：“你不懂书法，我不想给你字！”

当然，一个人光有梦想是不行的，还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身体力行。一个甩掉体制供养，甘愿打工流浪的苗族诗人写道：

天下之大，都是朝廷

八万里，只有贵阳一座城，能容下

英雄与统治者在梦里的一次相遇

把酒言欢，醉倒的是野心

醒来的，也是野心

不走了，先占领贵州，再进攻中国

请允许我：抽刀断水，仰天长笑

卧薪尝胆，借东风而南下

在三月里率领百万雄师

攻占整个洛阳和一首唐诗

这是诗人的浩气，我想这也应是大书家和焕泉弟弟的浩气。

洛阳诗韵教案篇12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4）01―0102―06

朴学是清代学术的主流，深刻地影响着清代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朴学”之名，初见于《汉书・儒林传》。汉儒治经，注重名物、训诂、考据，清代乾嘉学派继承汉儒学风，致力于治经考据，以区别宋儒性命之学，世称“汉学”，亦称“朴学”。清初顾炎武、胡渭、阎若璩为其不祧之宗，他们力矫晚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弊，倡导征实、博学的新风，以朴实、严谨、求真的治学精神相尚。

朴学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其治学精神和方法。其治学精神是“实事求是”，治学方法是“无征不信”。梁启超称之为“科学的研究法”[1]（P12），胡适也为这样一种“严格的、精确的”方法心折，称18、19世纪为“考据的时代”[2]（P570），“一种新精神、新方法带来的学术复兴的新时代”[2]（P571）。风气所及，几乎所有学者都用此方法来做研究，诗论家们在谈诗论文时，也一定程度地借鉴了它，使清代诗论较从前有了一大转关，即更具实证性、专门性、系统性，因而也更具学术性。当批评家们把文学批评不再视作“闲谈”之资，而是作为专门名家之学时，朴学的精神和方法就深深浸透其中了。

一清代诗学之考据法

清代考据法的开山鼻祖顾炎武，不仅创辟了考据的步骤程式，而且给它注入了新锐之精神。至乾隆、嘉庆年间，考据法盛行于全学界，达到顶峰状态。考据法具体而言指：“凡立一意，必凭证据；选择证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1]（ P47） 可见考据法是一种颇为严格、精密的研究方法，包含有举证、分析、推理诸过程。清代朴学家守此方法甚严，且功夫用得极深。他们立论时，大规模搜集材料证据，以求结论的正确可靠，如顾炎武为考证“服”字的古韵，在《诗本音》中举证三十二条，在《唐韵正》里搜集一百六十二条证据。朴学之求实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清以前也有一些诗论诗话偶涉考证，如吴聿的《观林诗话》、周必大的《二老堂诗话》等，严羽之《沧浪诗话》中也专列“考证”一节。但至清代，因受朴学影响，考据法才形成规制，并被广泛运用于诗歌批评之中。

清代诗学考据法之衍变，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清初诗学之考证法

清初诗论之考证法，尚处于发轫阶段。引证材料有限，或者不确，但考证辨伪的风气已开。毛先舒《诗辨坻》中考证《素》、《文木》等赋非汉西京之调。其步骤如下：首先质疑，从风格上讲，诸赋多艳语，似六朝人之伪拟。然后举证，指明班固《汉书・艺文志》不载诸赋而诸赋仅见于晋人葛洪的《西京杂记》之中。最后是结论，诸赋当为六朝人伪作。这一段考证，有实证，有分析推理，已初具考据法之精神。但此为孤证，且推理中主观臆断成分较多，所以与同时的顾炎武等人相较，谨严不足；与中叶的赵翼，甚至沈德潜等比较，又深入不够。

明末清初人徐世溥《榆溪诗话》对历代诗作多有辨证，如考证《胡笳十八拍》的真伪、使事之始等问题。吴景旭《历代诗话》共八十卷，分十集，内容极丰富驳杂。全书重在考订名物，诠释字句，约计千余条，每条皆杂采各书考证，或辨旧说之非，或参其异同，或补其所遗。清初施闰章《蠖斋诗话》，考证《惶恐滩》、《石壕吏》之误字诸条，见解新颖独到。此书有不少内容是考证诗歌用事用字的正误得失，但不够严谨和准确，有一些失考之处。清初诗论大家王士祯的著作被后人分类整理成《带经堂诗话》共三十卷，其中有八卷为考证类，典制、名物、音训、字义、句意、用事皆在其列。

（二）清中叶诗学之考证法

诗学著作中的考证法极盛于清中叶。其原因，一为考据学此时正如日中天，统领全学界，诗论家们亦趋此时尚。一为大批学者开始直接参与诗歌批评、诗学探讨，带来了精纯和规范的考据法。因而，无论是学者还是纯文人，无论是极重考据的肌理派，还是于考据颇有微词的性灵派，都能不同程度地运用此一方法。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偏于征实的诗学力作，其考证较之清初已显得更为细致、审慎，但仍可明显地分为两类：一为学者兼诗论家的考证，一为纯文人的考证。我们看下面两则诗学著作中的考证，其一选自沈德潜的《说诗语》，其二选自洪亮吉的《北江诗话》。

沈德潜考证“仓皇”一词始于何时

沈德潜：《说诗语》卷下之九十二条。

例证一：少陵之诗：“誓欲随君去，形势反仓黄。”

例证二：少陵之诗：“苍黄已就长途往，邂逅无端出饯迟。”

例证三：柳州之诗：“苍黄已驱逐，谁识死与生？”

例证四：柳州之诗：“数州之犬，苍黄吠噬。”

分析推理：唐人将“仓卒皇遽”省作“仓皇”。

归纳综合之一：唐诗无“仓皇”。

例证五：宋欧阳修《伶官传》云：“仓皇东出”，始见“仓皇”。

归纳综合结论之二：“仓皇”一词始于宋。

洪亮吉考证唐韩诗“日暮汉宫传蜡烛”中“烛之用蜡”起于何时

洪亮吉：《北江诗话》卷四之二十九条：

材料一：《楚辞》云：“兰膏明烛，华容备些。”

材料二：《文子》云：“膏烛以明自销。”

材料三：《史记》曰：“始皇冢中，以人鱼膏为烛。”

材料四：桓谭《新论》：“灯中脂炷，秃将灭。”

材料五：徐广曰：“人鱼似鲇，四足。”《正义》引《异物志》云：“人鱼似人形，长尺余，始皇冢中以人鱼膏为烛，即此。”

归纳之一：古人之烛，用麻，用木蓼，用胡麻，或用脂膏，无所谓蜡烛。

材料六：《潜夫论・遏利篇》始有：“脂蜡明灯。”

说明语：三国以后，方屡见于书，证据如下：

材料七：《晋书》及《世说》：石崇及石季龙皆以蜡烛炊。

材料八：《晋书・周传》：岂页弟以蜡烛投岂页。

材料九：《后魏书》：世祖南伐，刘义恭献蜡烛至。

材料十：齐梁间并有咏蜡烛诗。

综合归纳结论：蜡烛起于东汉以后。

补证一：《说文》无“蜡”字。

补证二：《玉篇》《广韵》：“蜡，蜜滓也。”

……

比较两则考证：从材料上看，前者过于单纯，仅从诗句中取证，且皆为唐诗。后者取材极为广博，有文集（《楚辞》），史书（《史记》、《晋书》、《后魏书》），特别是字书（《说文》、《玉篇》、《广韵》），另有小说杂记（《世说新语》、《南粤王赵佗传》、《异物志》）。从时间上看，前者仅限于唐宋，未对唐以前有所涉猎，而后者从先秦考证起，且对时间层次交代极清楚：何时没有，始于何时，何时屡见，十分严谨而深入。尤其是从《说文》等字书着手，从辞源学的角度举证，显得正确有力。两则考证，学者型和文人型考证间的差别甚为明显，洪亮吉代表学者型诗论家的考据风格，他完全遵循的是“必取博证”与“以古为尚”的取材原则。又如，《北江诗话》考谢玄晖《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之新林、板桥

洪亮吉：《北江诗话》卷四之五十三条，《宣城图经》及方志、艺文志皆以为指宣城东十里的新林浦板桥，洪亮吉一方面通过景定《建康志》、《金陵故事》、《扬州记》等书详考其真实所在，另一方面通过李白诗进一步补证。

这一时期颇具影响的学者诗话还有赵翼《瓯北诗话》，史学家赵翼以考史之功力论诗，书小引云“取诸家全集，再三展玩，始知其真才分、真境地”，“挫笼参会，自成一家”

赵翼：《瓯北诗话》序，可见用心所在。全书十二卷，前十以人分卷，列出唐宋至清的大家十人，后二卷，一专论历代“明妃诗”，一专论七言律，体例严格，论述详实。卷一专论李白，分体论其诗风，也有多条考其交游、生平事迹、诗本事者，如以诗史互证法考李白避安禄山之乱，为永王招入幕而获罪事之始末

赵翼：《瓯北诗话》卷一之十一条，其考如下：

《扶风豪士歌》：“洛阳三月飞胡沙，白骨相撑如乱麻。我亦东奔向吴国，来醉扶风豪士家。”按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禄山反，十二月陷洛阳，其曰“三月”，则十五载之春，自洛南奔也。

《猛虎行》“窜身南国避胡尘”之下，即云“昨日方为宣城客”，是南奔先至宣城也。

《乱后将避地剡中赠崔宣城》诗，则至宣城后本欲入剡。

《赠王判官》则入剡未果，即往庐山也。

《赠江夏太守》诗，自叙被永王招致入幕之事，云“半夜水军来，追胁上楼船”，是至寻阳始招致之，而《旧唐书》谓白谒见于宣城者，非也。青莲本学纵横术，以功名自许，其从，正欲藉以立功。故所作《永王东巡歌》第二首，即云“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已隐然以谢安自许。是时未有异志，及见所至富饶，始有窥江左意，然犹未敢显言；青莲固未知之。

引李白诗十余首，详细考证了这一时期李白先后游历的地方，其间发生的事情，其心境与态度之变化等等，并指出《旧唐书》之谬。赵翼作为清代著名考史学家，其诗话考证的严谨、普遍与他的史学著作如出一辙，故崔旭《念堂诗话》中称“（《瓯北诗话》）犹其著《廿二史札记》手段”。

清中叶，虽诗话考证的质量参差不齐，但诗论家大多接受了这种重实证的方法。袁枚似乎是其中的例外，他对“考据之潮流施以锐利之攻击”[1] （P473 ）。他说“著作”优于“考据”，因为“一主创，一主因，一凭虚而灵，一核实而滞”

袁枚：《散书后记》，《随园文集》卷二十九。 他曾断言“考据之学，离诗最远”

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二 。袁枚的话是有道理的，但是袁枚自己恰又是“得考据深处”[3]（P475）、“尤为深入考据三昧” [3] （P476）者。在他驳斥对方、阐明自己观点时，也是极讲究收罗实证的。其诗话作品中，考据之例已屡见不鲜，如《随园诗话》中考集句、联句之始，考《诗经》的音韵，考名物、典制、用事，卷十五几乎整卷皆为考证。他的挚友朴学家孙渊如给《随园随笔》作序称袁枚“未尝不时时考据”。所以，虽然袁枚在言论上反对考据，其著作中的考证却屡见不鲜。其实他要攻击的是这种欲以考据淹没一切、取代一切的潮流，若是把考据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袁枚是乐于接受的。

清中叶，考证法几乎渗透到一切诗学著作之中，成为最普遍和有效的论诗方法。尤其是那些学者型诗论家的著作，考证几乎成了他们诗论的创作目的和基本风格。这一时期的学者论诗著作为数极多，其中较著名的除了洪亮吉《北江诗话》、赵翼《瓯北诗话》、还有翁方纲《石洲诗话》、李调元《雨村诗话》、纪昀《河间诗话》、杭世骏《榕城诗话》、梁章钜《东南峤外诗话》、舒位《瓶水斋诗话》等，皆考订博赡、论证有据。他们引证材料更繁富，选择材料更精审，论证时的主观臆断更少，因此，学术价值较以前有了较大的飞跃。

（三）晚清诗学之考证法

晚清，“乾坤之变”使诗坛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诗论家们也有了新旧两派。新派如林昌彝，其《射鹰楼诗话》颇具影响，“射鹰”为“射英”之意，是记录鸦片战争反帝反英的爱国主义诗话。史料极详实，书中亦多涉考证。另一新派诗话代表人物为梁启超，其《饮冰室诗话》宣扬“诗界革命”，主张诗歌应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梁氏对考据之法也极为推崇，主张应尽可能举以实证，使其雄辩更具可靠性。

晚清还有大量旧派诗话，如方东树《昭昧詹言》、陈衍《石遗室诗话》、邓绎《藻川堂谭艺》、易顺鼎《琴志楼摘句诗话》、李慈铭《越缦堂诗话》、陆蓥《问花楼诗话》等，仍沿着传统的路子，或探讨诗歌源头，或剖析风格流派，议论得失，考订辨误，虽然考据学的全盛期已过，但他们仍遵循持守乾嘉之风，以征实为尚，但其成就于清中叶已有所不及。

考据法运用于诗论，即以实证批评论诗，较之传统的“点悟式批评”――即仅“点”出诗之某一特色，只如火光一闪，让人去“悟”得诗心诗味的一种灵性批评 [3]（P9），有极大不同。前者重实证，后者重直觉；前者征实，后者空灵；前者是博引旁征，使人信服，后者是点到为止，使人领悟。传统诗论较多地采用点悟式批评，长于保有诗心、诗味，使读者有所悟得，然而失于虚无飘渺，语焉不详，体例散漫。清代诗论融入考据法之实证性，其系统性、学术性大大加强，那些无根之游谈，不实之浮论，大多是被排斥的，其理性精神、客观的态度、实证的方法，使得中国诗学已逐渐脱离旧有之模式，具有了一定的新质。

二清代诗学之综合法

清代朴学，还有一个特点，即长于综合。此点以扬州学派、浙东学派最为突出。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中引张舜徽先生言，曰：“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皖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4]（ P287）洵为知论。扬学之长，正在于能综合百家，融会贯通。戴震的私淑弟子、扬州学派最杰出的代表焦循，大力倡导此法，所谓“汇而通之，析而辨之”，“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

焦循：《与刘端临教谕书》，《雕菰楼集》卷十三 。因而，他最反对拘守一隅，执其一端，泥于一师，不知通方。他提出了“通核”方法，“通核者，主以全经，贯以百氏。协其文采，揆其道理”

焦循：《辨学》，《雕菰楼集》卷八。用诸经、百氏，互相印证，互为参照，而兼采其长，兼擅其美。浙东史学亦长于综合。章学诚欲贯通百家，建立一种“通史”，一种历史哲学。其代表作《文史通义》的意义正在于此。因而，清代的学术，尤其是乾、嘉以后，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气象，那就是不仅各人或各派分擅各自所长，更在于能综合融化各代、各派、各人而会通之。

清诗论中这种综合、融通，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纵向同类综合

这是指从自己的论诗宗旨出发，把前代与自己观点相同的言论归纳综合起来。无论是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都不始于清人，但都至清而集其大成。这便是纵向同类综合。如王士祯之“神韵”说，可上溯到钟嵘的“滋味”说。中唐以下，此说逐步走向深入，皎然的“文外之旨”，戴叔伦的“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司空图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皆甚著名。有宋一代，盛行以禅喻诗，此说更得发挥，如梅尧臣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包恢的“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执着，曾不可得”等。南宋末年，严羽融冶诸家，自铸伟辞，提出“兴趣说”及“妙悟说”，把这一学说推向高峰。至明，胡应麟提出“神韵”一词。王士祯对上述诸家作了综合与融汇，赋予“神韵”二字以完整的诗学意义，并辅以大量实例进行充分细致地阐发，虽未有重大创见，却为这一学说作了丰富、周全、系统的理论整合

上述诸论参见：钟嵘《诗品》，皎然《诗式》，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严羽《沧浪诗话》，胡应麟《诗薮》，王士祯《渔洋诗话》、《带经堂集》等著。。余者如格调说、性灵说，也都能见出其源流有自，至清代而得以充分发展、融通，从而走向完备和终结的历史轨迹。

（二）横向异类综合

横向异类综合即以自己的论诗宗旨为中心，把其他与自己相异的观点，尽可能地融汇而综合起来。如倡格调者不废神韵、性灵，倡性灵者不废神韵、学问，倡肌理者欲融通神韵、格调。这是横向异类综合。所以，清诗话中，多是折衷的主张，多是面向全体的综合，多是尽可能地求同存异。翁方纲肌理派虽以治经术的方法来论诗，离神韵最远，他却作《神韵论》来为自己辩解。他自言：“其实格调即神韵，今人误执神韵，似涉空言，是以鄙人之见，欲以肌理之说实之。其实肌理亦即神韵也。”

翁方纲：《神韵论》上，《复初斋文集》卷八在他看来，格调、神韵、肌理，三者本应一脉。我们且不管他是否能自圆其说，但他这样求融通、欲综合的态度和方法，在清人是颇为常见的。

清诗论家们这样纵向、横向，同类、异类的综合方法，使他们的理论都具有较复杂和完整的体系。而且，这使清代诗学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从前有过的各种观点、流派这里几乎都有，而且都很成熟。各种观点、流派之间既有出入，又有联系；既相互矛盾，又相互渗透，不存在水火难容的对立。这就完成了中国诗论的大综合、大总结，共同构成了一个空前完备、空前宏大的诗学理论体系。

（三）专类综合

清代诗学除了在建构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上采用综合的方法以外，在具体的论诗之中也广泛运用综合之法。如在评论一个诗人时，收罗前人所有的评论，综述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得失，进行个案综合，或者专门搜集某地、某一时代，某一类型的诗话，可称专类综合。

陶元藻《全浙诗话》，综合古今论浙人诗之资料而成。收春秋迄清的浙江诗人一千九百余位，引书七百余部。体例以人名立目，下作小传，然后采列名家的有关资料。所采之书有史传、志乘、诗话、文集、笔记等，搜集颇丰。如卷八辑罗隐的资料，辑书五十五种，卷十五辑陆游的资料，采书三十五种。可谓辑浙诗人资料之大全。

又，缪焕章《云樵外史诗话》卷一专论查慎行诗

缪焕章：《云樵外史诗话》卷一，综合了有关查慎行的大量资料，取其《行状》、《墓志》、《年谱》和他人之论评，汇集成卷。这类个案综合在清代诗论中较为通行，因而专论一个或几个诗人的专家体诗话大量出现。如著名学者、文学家纪昀著《李义山诗话》二卷，专论李商隐诗之主旨、用事、诗法等。著《史记・三国志辩证》的尚有《三家诗话》，论乾隆时代袁枚、蒋士铨、赵翼三大家之诗，自创系统化评论诗人的新体例。全书分为“三家总论”、“三家分论”、“三家余论”三个部分，基本上摆脱了历代诗话由内容互不相关的论诗条目连缀成篇的旧例。又，潘德舆撰《李杜诗话》三卷，附于《养一斋诗话》后，该书广泛收集了前人诗话、笔记及各类史书中关于李、杜评论的资料，且一一加以辨证。卷一专论李白，卷二专论杜甫、卷三杂论李、杜而重在杜，全书资料丰富，结构清晰，体例严谨，学术价值较高。其他如胡凤丹《六朝四家全集》（四家为陶潜、谢眺、鲍照、庾信）后附《采辑历朝诗话》一卷，系辑历朝对上述四位诗人的评语。

此外，还有搜集、综合前代声韵学的诗学著作，如雪北山樵撰《花薰阁诗述》十卷，实古近体诗韵律学之全书，收诗律诗韵书十二种，收录如下：卷一《律诗定体》、《渔洋答问三种》，卷二《声调谱》，卷三《谈龙录》（附《吴修龄与万季野书》），卷四《唐音审体论》，卷五《钝吟杂录》、《乐府论》，卷六、卷七《乐府诗集》，卷八《古音表》，卷九《韵补正》，卷十《等音》。除卷六、七外，余则皆为清代有影响的诗律诗韵学专著，以此指示初学，齐备、精良，十分有益。

三朴学精神影响下的清代诗学

朴学不仅仅以一种方法影响着诗学的发展，其所蕴含的科学理性精神，更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诗学的内在气质。概言之，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征实。这是朴学最本质的精神。“清朝的学者所以胜过前人，全在征实这一点。”[4]（P341）“无征不信，崇实黜虚”，乃有清一代学者的真精神所在。表现在清诗话中，一是诗论家在评价诗人、评述某一诗派时，能广泛地结合史料、联系作家生平事迹、生活的历史环境，全面详细地考察，做到言之有据。这方面，赵翼是极突出的代表，作为史学家兼诗论家，在其《瓯北诗话》中，他常能根据诗人的经历，且深入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以论诗。其论陆游，联系“戎巴、蜀”的经历；论东坡，联系王安石新法、“乌台诗案”等历史事件。其诗话若干条目，如同考史札记。这样综合而全面的考察，依据的是详尽的史料，不同于以往或出于空言，出于臆断，或仅凭诗人一两首诗来下结论。又如杭世骏《榕城诗话》记录闽地山川虫鱼、风土人物，记录闽地诗人诗歌都很详尽，借助这些材料来考察闽地诗歌发展的过程，无异于一部地方诗史。二是诗论家在表述自己的诗学主张时，能佐之以大量实证。如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有“总论”、有“条辨”。“总论”中提出一系列诗学观点，“条辨”中再逐条剖析，剖析时既有分析性文字，更大量采用“诗例证诗法”，补充证据。这种“诗例证诗法”始于唐人，但唐人多是摘句方式，而王寿昌更多采用以整首诗、多首诗为例证。这样，每一诗学观点下，皆附有大量诗歌作品来佐证，非“语焉不详”的诗话所可比拟。[5]

其二，公正平和。以公正的态度来对待学问，即章太炎在分析考据学的科学精神时最称道的“断情感”

章太炎：《说林》，《太炎文录初编》卷一，《章太炎全集》（四）。 。这是考据法所蕴含的科学的理性精神之一。一方面，不拘于师说，不避与师立异，亦如梁启超所说：“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1]（P47 ）所以，段玉裁对其师戴震虽推崇备至，而在其《说文解字注》中屡屡言：“先生（戴震）之言非也。”“先生之说非也。”另一方面，对于异己异见，不以霸气凌之，辩诘之词旨笃实温厚。当时扬州两学者王懋和朱泽虽学术见解颇有分歧，他们展开讨论辩难，彼此尊重，从不相互诋毁，甚至还易子而教，结了儿女亲家。[5]（P292）清诗论家明显少了明人的偏狭之习，少了那种盛气凌人的霸道，少了那种攻谪交加、各标门户的夹缠、纠纷局面。清诗话界有四大派别，主张亦各不相同，却仍能相安共存。他们对神韵派都有一致的好感。即使是所谓的“沈袁之争”，也不过是袁枚两度致书沈德潜，不同意沈的诗学观点，措辞较平和而善意。这与明人的互相影射讥笑、盛气凌轹，态度两样。清诗论家的公正平和还表现在评论诗人时，能实事求是，一分为二，不为尊者讳。如当时诗坛的一代宗主王士祯，在清诗论家笔下就有褒有贬。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我奉渔洋如貌执，不相菲薄不相师。”

袁枚：《随园诗话》卷二之三十八还说：“世人尊之者，诗文必弱；诋之者，诗文必粗。”

袁枚：《随园诗话》卷二之三十九 意在倡导以平等心、平常心对待之。尚《三家诗话》专论“乾嘉三大家”：袁枚、蒋士铨、赵翼。尚虽极推崇他们，认为他们“才情学力，俱可以挫笼今古，自成一家”

尚：《三家诗话》之《三家总论》 ，然亦多次论及三人之弊，如“苕生有生吞活剥之弊，云松有夸多斗靡之弊”

尚：《三家诗话》之《三家分论》，“子才专尚性灵而太不讲格调”

尚：《三家诗话》之《三家分论》 。清诗论家们所作之诗集序跋，也多能出以实事求是、公正客观的态度，他们决不肯泛述交情以资点缀，或滥用谀辞作为敷衍，总是举以例证，言必有据。他们的观点虽未必都正确，他们的态度却是力求中正平和的。[6]

其三，质疑。不盲从，不轻信，以怀疑为前提，先立假说，再找实证来论证并解决之，这是考据的基本过程。所以，胡适认为考据的精神是“以怀疑和解决怀疑做基础的新精神”，是“对于牵涉到经典的问题也有道德的勇气去怀疑”的精神[2]（P570）。清初胡渭作《易图明辨》攻“河洛”，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攻《古文尚书》，都是直接怀疑、攻击权威经典，对当时思想界是一大冲击，从此唤起了求真的观念、怀疑的精神。大胆的怀疑和小心的求证相结合，共同构成了近代学术界崭新的科学精神。这一精神在清初和晚清最为炽烈。表现在清诗话中，最典型的是清初的冯班。他作《严氏纠谬》，对严羽《沧浪诗话》大加驳斥，大胆批评和责难严氏之说，指出：“沧浪论诗，止是浮光略影，如有所见，其实脚跟未曾点地。”

冯班：《严氏纠谬》，《钝吟杂录》卷五 又通过对诗体的具体考证和分析，批驳严羽“诗体篇”及传统旧说之谬，并提出“齐梁诗格”之说，这是冯班在诗体上的一大发现。在《正俗》篇，又怀疑当时流行的“绝句起源于律诗半截”之说，通过考证《玉台新咏》、元、白集、杜牧集、昌黎集，提出了新的绝句起源说。关于乐府，他作《古今乐府论》，亦具真知灼见。怀疑精神在他身上是极强烈的。

其四，审慎。清儒的治学态度多严谨、慎重。顾亭林开此学风，他有感于明人著述过于轻率，疾呼：“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

顾炎武：《与潘次耕书》，《顾亭林诗文集》卷四 “古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为之。……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功名也。”

顾炎武：《著书之难》，《日知录》卷十九《日知录》为其生平最得意之作，自言一年之中，“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

顾炎武：《与人书十》，《顾亭林诗文集》卷四。可见著述之慎重、谨严。此种学风对有清一代皆有相当影响，清人诗论，多广泛收罗经史、艺文志、年谱、方志、音韵、笔记、野史等各种材料，参证细究，精心而为，著述态度之审慎非历代能比。如《辽诗话》作者周春，又著《辽金元姓谱》等书，于有辽一代深入精研，用功甚深。沈德潜在《辽诗话序》中说他“博采群编，凡涉辽诗，无不摭入。以正史为宗，以志乘、说类为佐，上自宫廷，下及谣谚，事曲而核，语赡而雅。”

沈德潜：《辽诗话序》 其学风之严谨于此可见一斑。又赵翼《瓯北诗话》称道靳荣藩注吴梅村诗：“以十年之功，为之笺释，几于字栉句梳，无一字无来历。其于梅村同时在朝、在野往还赠答之人，亦无不考之史传；史传所不载，考之府、县志；府、县志所不载，采之丛编脞说及故老传闻，一一详其履历。”“因诗以考史，援史以证诗，一一疏通证明，使作者本指，显然呈露。”

赵翼：《瓯北诗话》卷九之十条这种严谨、审慎的治学态度正是当时论诗家、注诗者所普遍秉持的。朴学大家王鸣盛为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作序时，曾称道冯氏“贯穿新、旧唐书，博观唐、宋人纪载，参伍其党局之本末，反覆于当时将相大臣除拜之先后，节镇叛服不常之情形，年经月纬，了然于胸”

王鸣盛《李义山诗文集笺注序》，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之附录二，“钩稽所到，能使义山一生踪迹历历呈露，显显在目。其眷属离合，朋俦聚散，吊丧问疾，舟嬉巷饮，琐屑情事，皆有可指，若亲与之游从，而籍记其笔札者。深心好古如是，细心考古如是，平心论古如是。”

王鸣盛《李义山诗文集笺注序》，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之附录二

清人笺注诗文之成就较前代为高，大抵如是。[7]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分析清代朴学的方法，特标出两项：一为“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此即“类比归纳法”；一为“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1]（P47），此言学术研究的专门化趋势。这实际已体现了一定的现代学术精神。他进一步阐发：“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并论列其程式如下：

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

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

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

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凡今世一切科学之成立，皆循此步骤。[1] （P62）

这一段话，大抵涵融了清代朴学治学方法的精华。即以实证为核心，运用分析、类比、归纳、推理等逻辑手段，去获取接近事物本质的结论。从这一角度而言，吸纳了朴学方法的清代诗学，其科学精神、学术意味无疑日趋浓厚了，开始走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言说传统，由此开启了中国现代诗学批评之法门。

[参考文献]

[1]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胡适. 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A]. 胡适.中国哲学史[C]. 北京：中华书局，1991.548-574.

[3]钱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曹聚仁. 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M]. 北京：三联书店，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