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审计论文篇1

关键词：债务重组准则变迁比较启示

一、基本缘起：会计历史性变革

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了包括《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在内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实现了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实质性趋同，顺应了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这39项企业会计准则的正式，标志着我国已初步完成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制定任务，成为我国会计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重要的里程碑。这也标志着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与国际惯例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体系的建立，其突出特征就是公允价值的引入。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资产和负债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相对于国际会计准则来说，新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使用范围还比较谨慎。公允价值会计研究，对于财务会计模式的改进和改革将具有深远的意义。公允价值会计代表了财务会计的发展方向，它将起到连接财务会计过去与未来的桥梁作用。新会计准则引入的公允价值计量，更强调反映经济实质，更注重信息披露。采用公允价值来计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益和损失才最接近现实，向投资者提供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才是最相关、最真实、最有用的。由于公允价值也具有数据、资料不易取得，计量过程主观随意性较大，得出的信息不够可靠等缺点。我国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的引入是比较谨慎的、有条件的，只是适度引入，而不是广泛引入。在市场经济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一些企业可能因经营管理不善，或受外部各种因素的不利影响，致使盈利能力下降或经营发生亏损，资金周转不快，出现暂时资金紧缺，难以按期偿还债务。在此情况下，虽然按我国法律债权人有权在债务人不能偿还到期债务时向法院申请债务人破产，但在债务人主管部门申请整顿且经债务人与债权人会议达成和解协议时，破产程序应予中止。此外，即使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也可能因为相关的过程持续很长，费时费力，结果还可能难以保障债权人的债权能如数收回。于是就有了另一种解决债务纠纷的方法，债务重组，包括减少债务本金、债务利息和修改其他债务条件等。为了规范债务重组的确认、计量和相关信息的披露，财政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制定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以下称“新债务重组准则”）。

二、新旧债务重组准则变化：比较与启示

财政部曾于1998年《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规范债务重组实践。由于引入公允价值，允许债务人将重组债务账面价值与转让的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或股权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债务重组收益，并在利润中进行反映。但是，由于当时生产资料市场和产权市场尚在建立健全中，相关公允价值难以真正“公允”，从而有可能影响因债务重组而产生的“利润”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基于此，财政部又于2001年对《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以下简称“旧债务重组准则”）进行了重大修订，不仅拓展了债务重组的概念，而且在债务重组的会计处理规定方面有很大突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资本市场的日益完善，加之2006年新会计变革背景之公允价值引入和市场环境变化对债务重组的新要求，财政部又对债务重组准则进行了修订。我们认为，了解此次会计变革背景对思考准则变迁具有重要意义，债务重组准则必然要引入公允价值计量以体现会计变革要求。在此基础上可以发现如下差异。

1、债务重组的定义

旧准则中债务重组是指债权人按照其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或法院的裁决同意债务人修改债务条件的事项。新准则将债务重组定义为在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的情况下，债权人按照其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或法院的裁定做出让步的事项。新旧准则比较，其差异主要表现在：第一，旧准则中未以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为前提，而新准则中指明，进行债务重组的前提即为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第二，旧准则未指明债权人做出让步为债务重组的结果，就包括了债权人做出让步的事项，也包括了未做出让步的事项。旧债务重组的定义过于模糊，未指明债务重组的前提是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也未强调债权人做出让步。债务重组的性质即为修改债权债务合同的经济行为，其前提是合同的一方（债务人）不能履行合同，双方协商或法院裁定更改合同。这里新准则强调了债务人不能履行合同应是客观上不能履行而非主观上不能履行。而按照旧准则定义，只要债权人与债务人达成协议，不论债务人是否有能力清偿债务，均视为债务重组。这就大大增加了利润操纵的空间。只要债权人与债务人合谋，就可以相互随意调节或转移利润，尤其是关联方企业时，这就更为严重。此规定显然违背了债务重组的本意，从而使债务重组成了操纵利润的新手段。新准则则避免了旧准则的上述缺陷，明确了债务重组的前提是债务人发生了财务困难，债务重组的结果是债务人获得重组收益，债权人发生重组损失，从而使债权人的会计处理更为稳健。即便如此，新准则在“堵”了债务人通过债务重组将利润转移给债权人“漏洞”的同时，仍客观存在债权人向债务人转移利润的可能。建议注册会计师在审查时，尤其应关注关联企业之间债务重组交易的公允性。

2、债务重组的方式

旧准则债务重组方式包括：以低于债务账面价值的现金清偿债务；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债务转为资本；修改其他债务条件，如延长债务偿还期限、延长债务偿还期限并加收利息、延长债务偿还期限并减少债务本金或债务利息等；以上两种或两种以上方式的组合。新准则认为，债务重组准则方式包括：以资产清偿债务；将债务转为资本；修改其他债务条件，如减少债务本金、减少债务利息等，不包括上述两种方式；以上三种方式的组合等。债务重组方式的变化主要是形式上的而并非实质上的。新准则关于债务重组方式的归纳显得更为完整与简练。

3、债务重组中债权债务方的会计处理

（1）债务人会计处理

第一，当债务人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时，旧准则规定债务人应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转让的非现金资产账面价值和税费之和的差额，确认为资本公积或当期损失。以产成品抵偿应付账款为例，会计分录为：借：应付账款，贷：库存商品；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或借：应付账款，营业外支出——债务重组损失，贷：库存商品；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而在新准则中，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的，债务人应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转让的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作为债务重组收益，记入当期损益。会计分录为：借：应付账款，贷：主营业务收入（公允价值）；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营业外收入——债务重组收益。同时，借：主营业务成本；存货跌价准备，贷：库存商品。

第二，当用债务抵偿资本时，旧准则要求债务人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债权人因放弃债权而享有股权的份额之间的差额确认为资本公积。会计分录为：借：应付账款，贷：股本（股票面值）；资本公积（股本溢价）。新准则要求债务人应将债权人因放弃债权而享有股份的面值总额确认为股本（或实收资本）；股权的公允价值与股本之间的差额确认为资本公积。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和股份的公允价值总额之间的差额作为重组收益，记入当期损益。会计分录为：借：应付账款，贷：股本（股票面值）；资本公积——股本溢价；营业外收入——债务重组利得。

第三，当债务人以低于债务账面价值的现益金清偿债务时，旧准则要求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支付的现金之间的差额作为资本利得，记入资本公积，以银行存款偿付应付账款为例，简化会计分录为：借：应付账款，贷：银行存款；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而在新准则中，债务人将此差额作为重组收益，记入当期损益。会计分录为：借：应付账款，贷：银行存款；营业外收入——债务重组利得。

（2）债权人会计处理

第一，将债务转为资本时，旧准则中债权人应将重组债权的账面价值作为受让股权的入账价值。以应收账款转为资本清偿债务为例，会计分录为：借：长期股权投资，贷：应收账款。在新准则中，债权人因放弃债权而享有的股权按股权的公允价值计入长期股权投资；债权人因放弃债权的账面价值与享有股权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作为债务重组损益处理。会计分录为：借：长期股权投资；营业外支出——债务重组损失，贷：应收账款。

第二，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时，旧准则规定债权人应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作为受让的非现金资产的入账价值。如果设计多项非现金资产，债权人应按各项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占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总额的比例，对重组债权的账面价值进行分配，以确定各项非现金资产的入账价值，以固定资产和原材料抵债为例，会计分录为，借：固定资产（债权账面价值×固定资产公允价值/固定资产与原材料公允价值之和）；原材料（债权账面价值×原材料公允价值/固定资产与原材料公允价值之和）；坏账准备，贷：应收账款。在新准则中，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债权人应将受让非现金资产按公允价值入账，重组债权的账面余额与受让的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之间差额作为债务重组损失，记入当期损益。以产成品抵偿应收账款为例，会计分录为：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坏账准备；库存商品；营业外支出——债务重组损失，贷：应收账款。

新准则体现了与美国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对参与债务重组的非现金资产和股份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由此债权人的损失得以显现，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当然，整体而言，新准则采用了公允价值计量非现金资产和股权，使得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的会计信息更客观公允。与旧准则相比，这是一个重大进步。并且也减少了利润操纵的空间。然而，新准则仍客观存在利润操纵的空间。因为新准则要求债务人将债务重组中产生的债务重组收益，不再记入资本公积，而是记入当期损益。这就意味着债权人可与债务人合谋，通过将债权人利润转移到债务人账面上，从而达到粉饰财务报表的目的。我们建议注册会计师应尤其关注关联企业之间债务重组交易的公允性审查，以此规范债务重组交易的公允性。

【参考文献】

[1]葛家澍：创新与趋同相结合的一项准则——评我国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J].会计研究，2006（3）.

[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3]葛家澍、徐跃：会计计量属性的探讨[J].会计研究，2006（9）.

债务审计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29-0069-05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审计治理与投资者保护：机制、效应及其评价”（13YJC790121）以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一、引言

Jensen和Meckling（1976）以及Myers（1977）等学者研究认为，由于企业债权人与管理当局之间利益不一致，且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企业管理当局会侵占债权人的利益，产生债务成本，降低企业价值。Spengupta（1998）和Yu（2003）的研究发现，信息不对称和资金成本之间存在相关性，投资人会通过提高资金成本的方式补偿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风险。

内部控制和外部审计作为企业内部和外部治理机制的组成部分，是维护投资者利益的重要保障。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确定内部控制的目标之一是合理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客观可靠的财务信息是企业外部债权人做出决策、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独立审计能缓解信息不对称，提高财务报告信息质量，也是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重要机制。目前关于独立审计与债务成本的实证研究较多，如李海燕和历夫宁（2008），胡奕明和唐松莲（2007），高雷、戴勇和张杰（2010）等，但关于内部控制与债务成本的实证研究较少，而且鲜有将内部控制、外部审计与债务成本三者联系起来的研究。目前的相关研究也基本是基于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而针对我国中小上市公司的相关研究较少。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鼓励金融机构信贷向成长性较好的中小企业倾斜。那么，金融机构在设置债务契约条件时，是否考虑了中小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和外部审计质量所传递的信号呢？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以我国深交所的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内部控制对降低债务成本的作用，并且考察外部审计质量对内部控制与债务成本相关性的影响作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内部控制与债权人保护

杨雄胜（2011）将内部控制定义为“运用专门手段、工具及方法，防范与遏制非我与损我，保护与促进自我与益我的系统化制度”。内部控制作为实现权力制衡的基本措施，可以降低企业内部人员随机错报的可能性以及机会主义会计政策选择的可能性，从而提高财务报告的可靠性（魏明海等，2007）。Doyle等（2007）的研究发现，完善的内部控制可以有效增强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减少公司管理层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公司透明度，有利于投资者做出理性决策。Bushman和Smith（2003）认为，公司信息透明度的增加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增强了对公司管理者的监督约束，能够减少管理者的道德风险，即降低成本。Ogneva等（2007）的理论分析认为，内部控制存在缺陷会使得会计信息质量较低，因而投资者的信息风险增加；内部控制存在缺陷也往往意味着公司总体管理控制较弱，因而公司经营风险增加；无论是信息风险的增加还是经营风险的增加，都会导致权益资本成本提高。但Ogneva等（2007）的实证检验结果没有支持上述理论预测，可能的原因是样本公司的重大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不具有信息含量。

我国上交所和深交所于2006年先后颁布并实施了各自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财政部等五部委于2008年《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于2010年《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至此，我国建立了完整的内部控制规范体系。近几年，我国学者关于内部控制对投资者利益保护作用的实证研究逐渐增多，但主要集中在对股权投资者的保护上，直接研究对债权人保护的较少（李晓慧、杨子萱，2013）。

国内学者杨德明和冯晓（2011）利用深沪两市上市公司2007―2008年的数据，实证检验内部控制质量与银行债务契约的关系，结果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能获得相对更多的长期贷款并且贷款的期限也更长，但这种情况仅在国有上市公司中成立，而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并不明显。李晓慧和杨子萱（2013）以2010―2011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内部控制质量与债权人保护的关系，发现当借款人拥有较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时，债权人能够感知到更多的保护信号，选择的债务契约条件更为宽松，表现为偏好更多的债务资本、更长的债务期限和更低的债务资本成本。

基于内部控制能够增强财务报告可靠性，我们可以合理推断，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向外界传递企业财务报告真实可靠以及经营高效的良好信号，债权人会根据此信号相应设置或修改债务契约条款，保护自身利益，由此提出假设1。

假设1：内部控制质量与债务成本负相关。

（二）外部审计与债权人保护

根据理论，审计是一项减少冲突、降低成本的机制。关于审计质量与大小股东之间冲突的研究已较为丰富。Fan和Wong（2005）研究认为，高质量审计能够降低冲突从而保护投资者利益。杜兴强等（2010）研究发现，高质量审计可以显著抑制大股东的资金占用，然而，大股东资金占用严重的公司并不一定会聘用高质量的审计师。

国内外有关外部审计与债权人保护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即外部审计可以保护债权人利益。Watts和Zimmerman（1986）研究发现，经过审计的财务报告可以用来监督债务契约。Blackwell等（1998）研究发现，财务报表未经审计的企业，其银行贷款利率显著高于购买了审计服务的小型私人企业。Lin等（2003）研究发现，银行等债权人对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公司的财务报告的信任度会降低。胡奕明和唐松莲（2007）发现，银行的短期和长期贷款利率都与借款企业的审计师规模和审计意见相关，审计对银行贷款利率的决定发挥了一定作用。李海燕和历夫宁（2008）利用我国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2001―2003年的数据研究了独立审计对债权人的保护作用，发现债权人能够根据审计意见所传递的信息设置债务契约条件，即审计意见具有预警作用，但本土“五大”和国际“四大”并不能给债权人更强的保护。高雷等（2010）利用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04―2008年的数据分析发现，聘请高质量审计师和获得标准审计意见有助于公司获得银行短期贷款，并且提供的担保费用比例较低，而获得标准审计意见还有利于公司获得银行长期贷款。

总的来说，国内尚未出现将内部控制、外部审计和债权人保护一起进行考察的文章，只有杨德明等（2009）研究了内部控制和外部审计在降低大股东资金占用、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上是存在替代效应还是互补效应。内部控制和外部审计在保证财务报表可靠性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试图研究外部审计质量对内部控制与债务成本相关性的影响作用。当外部审计质量低时，债权人可能更依赖于内部控制对其利益的保护作用，而当外部审计质量高时，内部控制的保护作用会有所降低，由此提出假设2。

假设2：外部审计质量对内部控制与债务成本的相关性起到一定的调节效应。

三、研究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一）研究设计

本文选取2012年深交所中小板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删除了主要变量缺失的公司，最终样本为497家上市公司。样本公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披露情况来源于各公司年报，其余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数据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通过EViews6.0完成。

本文通过以下模型来验证假设1。

INTRATE=α+β1IC+β2CURTRT+β3SIZE+

β4ROA+β5GROWAV+β6CASHCD+β7GROWTA

+β8TUNNEL+β9EXFU

有关变量定义及度量标准见表1。

其中，INTRATE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企业的债务成本。根据委托理论，理性的债权人能够预期到公司经理人员可能采取的对其不利的行为，他们或者通过提高利息率的方式将经理人员的机会主义倾向所可能导致的损失预先考虑在内，或者在与经理人员签订的债务契约中对企业的某些行为加以限制。债务利息率与债务人的风险和借款项目的风险有关，是对债权人承担风险的一种补偿，因此可以作为衡量债务成本的指标。本文以利息支出率[利息支出/（长期借款+短期借款+应付债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来衡量样本公司债务成本。

IC为解释变量，代表样本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用样本公司是否自愿披露内控鉴证报告来衡量。如果自愿披露了鉴证报告，则该指标为1，否则为0。根据信号传递理论，公司管理层有动机自愿披露更多信息以向外界传递公司高品质的信号，而聘请注册会计师对内部控制进行鉴证并披露鉴证报告，可以向外界传递公司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信号。目前，深沪两市主板上市公司被强制要求披露内控鉴证报告，而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还处于自愿披露阶段。根据笔者对中小板上市公司内控鉴证报告的统计，发现内控鉴证报告的审计意见基本上都是无保留意见。因为上市公司如果没有获得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就意味着其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此时上市公司如果仍披露此鉴证报告，则会向外界传递公司内部机制不完善的信号，所以，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公司往往不会自愿披露内控鉴证报告。可以合理推断，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中小板上市公司，其内部控制质量较好。

参考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选择其他可能影响债务成本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收益能力（总资产收益率）、企业成长性（主营业务增长率和总资产增长率）、偿债能力（流动比率和经营现金流动负债比）、大股东资金占用程度和当年是否有其他外部融资。

为了验证假设2，本文借鉴杨德明等（2009）的做法，对模型进行分组检验。将全部样本公司按照审计事务所是否为国内六大分为两组，是国内六大的为审计质量高的一组，否则为审计质量低的一组。如果对于两个样本组，内部控制在降低债务成本方面的作用存在差异，则说明外部审计质量对内部控制降低债务成本的作用有一定的调节效应。

（二）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从表2来看，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中，约46%的公司自愿披露了审计鉴证报告，约39%的公司聘请了国内六大进行财务报表审计。从反映成长性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来看，最大值和最小值变化幅度较大，均值为51%，说明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发展能力差异较大，但普遍存在发展空间。从流动比率和经营现金流动负债比可以看到，2012年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较高。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3。IC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债务成本越低，从而假设1得到验证。内部控制制度作为合理保证财务报告可靠性的一种制度安排，可以起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作用。杨德明和冯晓（2011）利用上市公司2007―2008年的数据研究发现，银行仅能识别国有公司的内控质量，却无法识别民营公司的内控质量，因此建议要重视对中小企业、非国有企业的信贷风险评估，在利用信贷资金扶持此类企业的过程中，要避免资金过度流入高风险的非国有企业。笔者的结论与其不同。本文的样本公司是中小板上市公司，基本上都是非国有企业，回归结果表明债权人能够感知中小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传递的信号，更愿意以较低的利息率与拥有高质量内部控制的上市公司合作。

对模型的分组回归结果见表4。从表4可以看到，对于Big6=1的高审计质量样本组，IC的系数虽然为负，但并不显著，说明在高审计质量样本公司中，良好的内部控制质量能够降低债务成本，但作用并不显著。对于Big6=0的低审计质量样本组，IC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低审计质量样本公司中，良好的内部控制质量能够显著降低债务成本。总的来看，不论外部审计质量高低，高质量内部控制都能降低债务成本，只是当外部审计质量较低时，债权人会更依赖于内部控制对其利益的保护作用，而当外部审计质量高时，对内部控制保护作用的依赖有所降低，由此假设2得到验证。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还采取了以下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假设1和假设2结论仍未发生改变。

1.将被解释变量替换成（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t-（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t-1，即两年的债务增量取自然对数来进行考察，检验结果显示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债务增量越大，高质量内部控制能够降低债务成本。

2.考虑到国内学者对高审计质量指标的选取有多种，如四大、六大、或十大，本文还采用了当年度的前作为高审计质量指标，假设2仍然成立。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12年深交所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能够降低债务成本，这意味着债权人在对中小板上市公司做出信贷决策时，能够感知到内部控制传递的信号，对拥有高质量内部控制的债务人会提供更多的债务资本和更低的债务资本成本。因此，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应积极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更要主动地披露内部控制信息和提供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以获得更为宽松的债务契约条件，降低债务成本。

本文研究还发现，在高审计质量样本中，高质量内部控制降低债务成本的作用不明显；在低审计质量样本中，高质量内部控制降低债务成本的作用显著。这说明当中小板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质量较低时，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从而降低债务成本的作用将更明显。

【主要参考文献】

[1] 李海燕，历夫宁.独立审计对债权人的保护作用[J].审计研究，2008（3）：81-93.

[2] 胡奕明，唐松莲.审计、信息透明度与银行贷款利率[J].审计研究，2007（6）：74-84.

[3] 高雷，戴勇，张杰.审计实务影响银行贷款政策吗？――基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金融研究，2010（5）：191-205.

[4] 杨雄胜.内部控制范畴定义探索[J].会计研究，2011（8）：46-52.

[5] 李晓慧，杨子萱.内部控制质量与债权人保护研究――基于债务契约特征的视角[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3（2）：97-105.

[6] 杨德明，冯晓.银行贷款、债务期限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8）：44-50.

[7] 杜兴强等.大股东资金占用、外部审计与公司治理[J].经济管理，2010（1）：111-117.

[8] 林斌，饶静.上市公司为什么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实证研究[J]. 会计研究，2009（2）：45-52.

[9] 杨德明，林斌，王彦超.内部控制、审计质量与大股东资金占用[J].审计研究，2009（5）：76-81.

[10] 盛庆辉. 基于投资者保护的外部审计治理有效性研究综述及展望[J].财会通讯，2013（11下）：16-18.

[11] Doyle J，Ge W，McVay S. Accruals quality and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J].The Accounting Review，2007，78（5）：1141-1170.

债务审计论文篇3

[关键词]

地方政府债务；跟踪审计；债务管理

一、引言

审计署2013年底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末，地方政府背负的债务已达17.89万亿元，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一个突出的问题。为全面加强地方债管理，有效防控地方政府债务（下文简称“地方债）风险隐患，政府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2014年10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和财政部《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纳入预算管理清理甄别办法》，部署各地清理存量债务、甄别政府债务，并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及时将政府存量债务分类纳入预算管理。2015年5月，国务院《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对地方债改革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制定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意见的配套办法，加快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对地方债实行限额管理，建立地方债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学术界也提出了一些缓解地方债风险的建议。然而，地方债的增速依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据新华社2015年8月29日报道，截至2014年底，地方债总规模为24万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为15.4万亿元，相比2013年6月末的累计债务规模增长了41.3%。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1]有的学者尝试从审计角度就如何提高地方债管理水平进行研究，[2][3]这些研究大多是从事后审计的角度探讨发挥审计的监督作用。由于事后审计往往存在“即使发现问题，但已木已成舟”的问题，难以充分发挥审计的监督作用。而在实践中日益受到重视的跟踪审计，通过事中与事后的有机结合，能及时反馈审计发现的问题，有利于防患于未然，审计效果显著。那么，跟踪审计能否参与地方债管理？基于此，我们尝试将跟踪审计引入到地方债管理工作中，深入研究地方债资金跟踪审计问题。将地方债管理与跟踪审计相结合进行探讨，不仅丰富了地方债管理和跟踪审计两方面的学术文献，而且有助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债务审计模式和风险评价体系，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分析和监管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思路和方法，进而有利于有效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同时，国家审计是治理地方政府债务的一个重要手段，本文的研究既拓展了地方政府债务审计理论研究，又为国家审计进一步加强政府债务审计监督和治理提供了借鉴，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有利于促进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作用的发挥。

二、跟踪审计的含义、特点、作用及实践探索

（一）跟踪审计的含义及特点跟踪审计通常是指审计事项发生后，审计机关依法对财政资金或政府投资项目进行的全过程、分阶段、有重点的持续性审计，其对象是政府投资资金使用者从事的经济活动。[4]跟踪审计是跟随被审计事项的发展过程持续进行的一种审计方式，具有过程性突出、时效性强、效益性明显等特点。白日玲（2009）根据跟踪审计的介入时间点，将跟踪审计分为全程介入式、适时介入式和重点介入式等三种模式。[5]谭劲松等（2013）在分析跟踪审计含义的基础上，借鉴人体免疫系统的思想，提出跟踪审计具有三道“免疫防线”特征。[6]

（二）跟踪审计的作用及适用范围跟踪审计能及时发现、反馈各个阶段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发表审计意见和建议，是一种动态监督活动。[7]跟踪审计是跟随被审计事项同步进行的一种审计方式，其优势主要表现为及时发现问题、揭示风险，把可能出现的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审计机关能利用自身专业技术，对被审计单位管理上可能存在的漏洞早发现、早预防，从根本上解决过去事后监督时滞性问题。这不仅有利于全面促进和提高被审计单位管理水平，而且有利于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或促进政府投资项目的顺利开展。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跟踪审计的作用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推动政策措施落实是跟踪审计的又一实践创新。2014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跟踪审计工作方案》，要求全国审计机关自2014年8月起，持续开展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国务院相关部门贯彻落实政策措施情况的跟踪审计。总之，跟踪审计在及时发现与披露问题、揭示风险、推动政策措施落实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宋常（2011）认为，跟踪审计的成本通常会高于传统的事后审计，成本的提高往往会抵消其带来的经济效益，因此只有那些金额高、性质特殊的项目才适合采用跟踪审计。[8]审计署在《2008至2012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中曾提出，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特大型投资项目、特殊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事项、重大突发性公共事项、国家重大政策措施的执行试行全过程跟踪审计。我国政府审计机关已经实施并完成了汶川灾后重建、玉树和舟曲灾后重建、京沪高速铁路建设、西气东输二线工程等跟踪审计项目。学者们也对跟踪审计实践进行了归纳总结，王中信（2009）以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款物全过程跟踪审计为例，对如何开展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跟踪审计进行了探讨。[9]自2009年起，美国审计署对一系列重振制造业政策的执行和实施情况进行跟踪审计，审计报告12篇。[10]美国审计署还针对页岩油气开发进行跟踪审计，监督政策落实情况和项目进展情况，先后出具了89篇报告。[11]

（三）跟踪审计用于地方债管理的创新审计署《关于2015年地方审计机关开展审计业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持续跟踪审计地方政府性债务，注意反映和揭示新情况新问题，促进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意见的贯彻落实”。地方债管理的目标是控制规模与防范风险，跟踪审计的目的是将监督关口前移以提高监督效果，两者的着力点或关注的对象实质上都是财政资金或财政性资源。在实践中，财政资金或财政性资源已经将地方债与跟踪审计连结起来，比如有关地方债政策落实情况的跟踪审计实质上就是地方债资金跟踪审计的体现。然而，现有的理论研究并未能较好地将跟踪审计与地方债管理结合起来，对地方政府债务如何进行跟踪审计，学术界并未提供较好的答案。尽管对如何加强地方债管理已有了一些探讨，但从审计视角的研究较少。王世成和李袁婕（2013）认为应制定《地方政府债务法》，在法律层面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全方位立体监督体系，实现依法治债，从而使地方政府举债能够有法可依，有序运行。[12]李燕和同生辉（2014）则提出只有事前控制和执行控制相结合、主动管理和风险监控相结合，才能将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落到实处。[13]Liu（2014）认为，导致中国地方债现状的主要原因是预算软约束和非市场化的要素分配，而缓解地方债风险的措施则包括强化预算约束和改革地方政府的投融资体制。[14]Br觟thaler等（2015）发现，对市政债券进行限额管理能有效降低地方债规模及波动性。[15]马轶群（2015）通过模型推理发现，国家审计的揭示、抵御和预防功能可以对地方政府债务租值耗散进行治理，提高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是目前治理地方政府债务的重要手段。[16]从上述文献可知，学者们普遍认可对地方债实行全方位、全过程、立体型的管理方式。我们认为跟踪审计体现的监督关口前移、时效性强、全程监督等特点，正好契合了这些需求。因此，地方政府债务跟踪审计既是地方债管理方式的创新，又是跟踪审计范围的拓展。

三、实施地方债资金跟踪审计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地方债监督管理体制的完善跟踪审计从地方债资金举借环节就参与到地方债资金使用的监督之中，一方面能及时发现地方债资金举借、配置、使用、偿还等环节中的舞弊、违规、违纪行为，另一方面能就发现的问题及时向有关各方揭示，督促相关部门改进地方债管理工作，及时堵塞内部控制和管理过程中的漏洞，有效地预防和减少相关违法违规，从而进一步完善地方债资金监督管理体制。而原有的事后审计只是事后反馈存在的问题，发挥的监督作用相对有限。

（二）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地方债管理水平的提升从审计署2013年审计结果看，近87%的地方债资金投向了市政建设、土地收储、保障性住房、农林水利、生态建设等工程，并且这些工程一般周期长、业务复杂。对地方债资金运行过程中的浪费现象，事后审计只能是批评与处罚。跟踪审计由于能更早地发现、反馈地方债资金运行中的浪费现象，促使被审计单位加强后续资金的管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项目后续过程中资金运行低效或无效行为，有利于节约地方债资金，提高其使用效率和管理水平。

（三）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地方债有关政策措施的落实如前所述，地方债资金主要投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重大工程项目及配套工程建设中，大多属于贯彻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资金来源。执行地方债跟踪审计能及时发现和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总结和反映好的做法和经验，促进政策落地生根及不断完善。通过开展地方债资金跟踪审计，可以连续监控有关宏观经济政策措施的实施过程，并如实反映与客观评价有关政策执行情况，推动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

（四）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地方债审计的效率和效果的提高跟踪审计的优势之一是提高了审计信息的及时性。跟踪审计将监督关口前移，不仅有助于及时发现并纠正问题，而且通过信息的及时反馈，有效地降低地方政府与资金使用单位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抑制或降低道德风险进而提高地方债资金的使用效果。它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被审计单位提高资金管理水平，从而缓解被审计单位对审计工作的抵触情绪，营造良好的审计氛围，从而提高审计效率。另外，地方债资金从举借、配置、使用到最终偿还需要在很多部门之间流转，如果每一个环节都各自开展审计工作，必然造成衔接困难、重复劳动、效率低下。而跟踪审计则能自始至终围绕地方债的某一笔资金，有效减少流程中的重复环节，优化审计资源，提高审计效率。总之，传统的地方债审计主要审计地方债的规模、结构及期限，很少涉及资金举借、配置、使用及偿还等方面的内容。如果采用地方债跟踪审计，则可以将审计监督的关口前移，对地方债资金使用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发现与反馈，促进纠正，进而起到亡羊补牢甚或未雨绸缪的作用。因此，在地方债资金管理中实施跟踪审计，对促进地方债监督管理体制的完善、地方债管理水平的提升、地方债政策措施的落实及地方债审计效率和效果的提高都具有重要意义。

四、实施地方债资金跟踪审计的有利条件

（一）已有的跟踪审计实践经验可资借鉴1999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首次提出“各级审计部门应对国家拨款的基建项目进行跟踪审计和专项审计”。2001年8月，《审计机关国家建设项目审计准则》提出，“对关系国计民生或财政性资金投入较大的国家建设项目，政府审计机关可以对其前期准备、建设实施、竣工投产的全过程进行跟踪审计”。《审计署2008—2012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强调，“对特大型投资项目、特殊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事项、重大突发性公共事项、国家重大政策措施的执行试行全过程跟踪审计”。2014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审计机关持续开展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执行政策落实措施情况的跟踪审计”。2014年11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也提出，“要加大对经济运行中风险隐患的审计力度，密切关注财政、金融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和风险隐患，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区域性金融稳定等情况，持续组织对国家重大政策措施和宏观调控部署落实情况的跟踪审计，推动政策措施贯彻落实”。刘家义审计长在2014年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表示，今后一段时期审计署会加大对中央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跟踪审计力度。在政府部门的强力推动和基于加强财政资金监督的客观需要，跟踪审计作为一种新的审计方式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成为国家审计的重要监督手段。在实践中，国家审计机关已经成功实施了汶川大地震救灾款物和灾后重建项目、玉树地震救灾物资项目、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西气东输工程、京沪高速铁路等重大项目的跟踪审计，积累了较丰富的跟踪审计实践经验，为开展地方债跟踪审计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相关思路与经验。

（二）国家审计的相关理论予以指导国家审计最基本的职能是经济监督，其初始目标是检查财政收支的真实性和合规性、评价政府部门利用公共资源的效率和效果、增强财政收支的透明度等。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制度环境的变迁，国家审计的内涵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刘家义审计长（2012）提出，“国家审计的实质是国家依法使用权力监督制约权力的行为，本质是国家治理系统中一个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17]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再局限于对经济行为的监督和经济后果的评价，而应更加强调事中控制和积极预防，进一步发挥“预防、揭示、修补”功能，即预防潜在威胁、及早发出预警信息，揭示违法违纪违规行为，修补制度缺陷和管理漏洞，真正担当起作为国家经济社会运行“免疫系统”的角色。与事后审计方式相比，跟踪审计突出过程监督，有效克服了事后审计即使发现问题，但纠偏成本很高或木已成舟而于事无补的局限，具有时效性较强、过程性突出、预防性明显、效益性显著等特点，充分体现了国家审计的“免疫系统”本质（宋常等，2014）。[18]其实，加大审计参与地方债资金管理力度的呼声一直不断。审计署《“十二五”审计工作发展规划》曾要求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动态化、常态化的审计监督。总理指出：审计是我们国家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利益的“捍卫者”、政策落实的“督查员”和公共资金的“守护者”。因此，有必要扩大审计对地方债资金的监督范围，将地方债资金的举借、配置、使用及偿还等环节纳入其中，即实施全过程跟踪审计。

（三）跟踪审计对象与地方债资金投向的交叉融合目前，地方债资金的投向与审计署实施的跟踪审计项目已有部分交集。财政部《2009年地方政府债券资金项目安排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主要安排用于中央投资地方配套的公益性建设项目及其他难以吸引社会投资的公益性建设项目。据审计署2013年12月30日公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30日，大部分省市的地方债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性项目，主要投向市政建设、交通运输、土地收储和教科文卫及保障性住房。强化审计监督要做到财政资金运用到哪里，审计就跟进到哪里。可以说，无论是对重大项目还是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跟踪审计，其根本落脚点还是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效率与效果）。围绕财政资金使用，加强对重点领域、重点项目的监督是跟踪审计的应有之义。因此，财政资金是连接地方债与跟踪审计的纽带，如图1所示。地方债资金投入的项目大多具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等特点，其资金使用效果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有关政策的落实，对这些项目加强跟踪审计十分必要。其实，国家审计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查核被审计单位存在的问题，而且是为了督促被审计单位整改存在的问题，改善经营管理，堵塞各种漏洞，进而提高被审计单位的经营绩效。审计的主要目标，应该体现为审计发现的问题都能够及时导向制度上的缺陷及其改进，减少“屡审屡犯”和“屡犯屡审”的现象。目前的地方债事后审计模式显然达不到这样的预期目标。《国务院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2014年）规定，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实行审计全覆盖。审计署关于2015年地方审计机关开展审计业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持续跟踪审计地方政府债务，注意反映和揭示新情况和新问题，促进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意见的贯彻落实。据此，更多的地方债资金项目将纳入审计全覆盖的范围，与跟踪审计的交集也会越来越多。由此可见，对地方债资金实施跟踪审计是可行的，既有稳增长等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实践经验可资借鉴，又有国家审计的相关理论予以指导，更重要的是审计机关当前正在实施的部分跟踪审计项目所关注的对象就是地方债资金。因此，无论是从提高地方债资金使用效益，还是从控制地方债风险来看，地方债管理工作都需要跟踪审计的积极参与。

五、地方债资金跟踪审计的目标与重点

地方债资金运行涉及举借、配置、使用、偿还等多个环节。针对我国地方债资金运行中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可以明确各个环节跟踪审计的目标与内容，并确定相应的审计重点。地方债资金跟踪审计的流程、目标及指标体系，如图2所示。地方债资金跟踪审计流程设计应按照风险导向和成本效益原则，将跟踪审计的重点放在能有效降低地方债风险的关键环节，促进地方政府将有限的地方债资金投入到可以产生更多经济及社会效益的活动中去，以提高地方债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果。

（一）地方债资金举借环节审计目标与重点———依法适度地方债举借环节是地方债资金运行的起点。新《预算法》规定，从2015年起地方债全部纳入地方政府预算管理。经国务院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方式适度举借债务，市、县级政府确需举借债务的应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代为举借。政府债务只能通过政府及其部门举借，不得通过企事业单位举借。然而，地方政府举债的规模、期限、利率等信息并未完全公开。针对举债环节的审计应重点关注地方债举债主体、举债方式、举债规模、举债程序等内容。该环节可能存在的问题有：地方政府未遵循新《预算法》的规定，委托非政府机构代为举债，比如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公司举债、地方政府仍存在债券以外的融资方式、举借规模超出预算规模、举债不按规定程序等。针对当前地方债举借环节可能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否依法适度是该环节审计的目标与重点。第一，明确举债主体，即地方债的举债主体是否符合新《预算法》的相关要求，是否仍然通过地方融资平台这类举债主体举债；第二，规范举债方式，即除发行债券外，融资方式是否有其他形式；第三，控制举债规模，即核算地方债规模是否超出了地方财政的实际承受能力、偿债峰值是否超过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第四，严格举债程序，即核查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是否严格遵循法定程序。根据地方债举借环节的审计重点，在进行审计评价时，宜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定性分析指标主要有举债主体合法性、举债方式市场化、举借规模合理化以及举债流程规范化；定量评价指标主要有债务率（债务余额/政府可支配财力）、新增债务率（新增债务/债务余额）、债务负担率（债务余额/GDP）、利息负担率（当年债务利息/政府可支配财力）和财政收入增长率等。

（二）地方债资金配置环节审计目标与重点———有理有据地方债资金的配置主要是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分配地方债资金的问题。在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下，财政资金要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到市、县、乡（镇）进行层层拨付，导致地方债资金的分配环节过多、时间过长等问题突出，甚至有些资金始终没有拨付。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总理2015年先后多次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中部署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工作。地方债资金配置环节可能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省、市、县之间的资金配置缺乏分配依据，比如未考虑各级政府的财力及偿债能力而进行几乎平均的分配；未遵循项目确定、预算安排、人大审批等程序；分配不及时，存在资金滞留、挤占或挪用等现象。鉴于此，地方债资金配置环节的审计重点应关注省、市、县之间如何合理分配地方债资金，是否充分考虑各级政府的财力及偿债能力，是否及时分配、及时拨付，是否存在资金滞留、挤占或挪用等现象，决策过程是否公开透明等。在地方债资金配置环节，也宜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定性分析指标主要有地方债资金配置是否存在分配标准，是否真正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执行，资金分配是否进行了公示；定量评价指标主要有资金分配到位时间和资金及时到位率（及时拨付金额/应拨付金额）等。

（三）地方债资金使用环节审计目标与重点———效益导向地方债资金不仅仅是其规模问题，更重要的在于其使用效率与效果问题。地方债资金的使用既涉及风险水平，又涉及社会效益，是地方债管理的关键环节。《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2014〕45号）规定，地方债资金只能用于中央投资配套、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公益性资本支出和适度归还存量债务，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然而，地方政府如果将地方债资金完全投向公益事业，其社会效益明显而经济效益不足，从而导致地方政府的动力不足。地方债资金使用环节可能存在的主要问题有：资金使用部门改变地方债资金既定用途和范围，将地方债资金投向非公益性项目，甚至存在贪污、挪用、截留、浪费等现象；地方债资金使用缺乏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地方债资金使用环节的审计重点应关注资金的投向，比如地方债投资项目名称、项目工期、项目负责人等信息是否进行了公示，资金使用单位是否按申报时的用途合法合规使用资金；还应关注资金的使用效率及预期效果，如是否存在资金沉淀现象、已使用资金是否与项目进度相吻合等。在地方债资金的使用环节，可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定性分析指标主要有资金使用的目标性（如是否专款专用）和项目目标的可行性（如有无可行性报告）；定量评价指标主要有资金到位率、施工进度完成率、项目净现值以及项目回收期等。

（四）地方债偿还环节审计目标与重点———足额及时偿还环节是地方债资金运行的终点。在此环节，落实还款来源、优化还款方式是关键。该环节可能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偿债责任不清、偿债意识不强、偿债机制不健全，以及偿债计划缺失，地方政府无相对固定的偿债资金来源，还款资金来源渠道少。地方债偿还环节的审计重点应关注偿债资金的及时到位及规模，即偿债资金到位的及时性及稳定性，偿债资金是否有预算安排；地方政府是否建立了债务监控体系，是否有系统的偿债约束机制，是否实行了债务报告制度，债务相关信息是否透明。地方债偿还环节的审计评价，也应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定性分析指标主要包括是否设立了偿债制度、是否有完整的偿债计划、财政金融数据是否真实完整；定量评价指标主要包括当年可支配财力、偿债资金规模等。

六、改进和加强地方债资金跟踪审计的政策建议

（一）大力加强地方债跟踪审计理论研究加强地方债跟踪审计理论研究，有利于审计人员把握其发展规律，提高审计工作的效率。然而，我国目前的跟踪审计实践还处在起步阶段，跟踪审计理论也比较薄弱。有关地方债跟踪审计的含义特点、功能作用、内容目标、方式机制以及技术运用等问题亟需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以便指导和促进地方债跟踪审计的实践。现阶段可从以下方面入手。第一，紧密结合已有跟踪审计实践，加强调查研究，了解跟踪审计工作面临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借鉴其他项目跟踪审计有益做法，不断总结地方债跟踪审计实践经验，探索其发展规律。紧紧围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开展研究，形成具有针对性、前瞻性的地方债资金跟踪审计理论成果。第二，充分借鉴已有审计理论成果，拓展跟踪审计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第三，继续加强与科研院所的合作。审计机关立足审计实践，是审计理论的实践者和应用者，掌握着大量的一手资料和实践经验，但在审计实践经验的凝集和升华上可以与科研院所加强合作与交流，共同开展理论研究。

（二）进一步充实地方债跟踪审计人员队伍审计人员是提升审计质量的关键因素。地方债资金跟踪审计时间跨度大，情况复杂，对审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审计人员不仅需要具备法律、会计、财务、财政、金融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而且需要深刻理解地方债资金投放与使用的制度背景及政策意图，并作出科学、合理的职业判断和专业评价。因此，需要对现有的审计人员加强培训，增强其跟踪审计业务的能力，打造一支能有效开展地方债资金跟踪审计工作的人才队伍。在整合内部审计资源的同时，还应该拓宽思路寻求外部力量的支持。随着跟踪审计范围的逐渐扩大，在一些专业性很强的知识领域，可以在《审计署聘请外部人员参与审计工作管理办法》允许的范围内，引进或聘用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地方债资金跟踪审计。这既有利于降低审计风险，也有利于增强审计结果的权威性及在社会公众中的认可度。

（三）尽快制定地方债跟踪审计相关规制完善的地方债资金跟踪审计规制，是依法开展地方债审计工作的依据。我国跟踪审计实践的时间较短，积累的经验不是很多，目前还缺乏用来规范跟踪审计的有关规制。因此，需要在不断实践并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与地方债资金跟踪审计有关的具体规制、指导性意见或业务指南，使地方债资金跟踪审计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并逐步走上程序化、制度化、规范化。目前，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明确地方债跟踪审计范围，跟踪审计不是大包大揽，不能越位参与地方债资金项目的管理；第二，要考虑审计风险，准确把握跟踪审计的介入深度和关键控制点；第三，要建立质量控制体系，提高地方债跟踪审计的质量；第四，要建立审计结果公告制度，提高审计工作透明度。

（四）进一步创新地方债跟踪审计方式方法随着经济社会信息化的高速发展，各行各业都在努力挖掘大数据的价值以期望其在本行业带来巨大变革，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化审计将在信息获取渠道、抽样方法、审计范围、审计模式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在思维及理念上，应借助“互联网+”，尽快创新审计技术及方式方法，以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优势。一方面，在审计技术方法上，地方债跟踪审计应致力于审计信息化建设，尽快适应科技创新和外部环境的深刻变革，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技术进行在线审计，加快构建地方债跟踪审计应用系统，实施信息化审计；另一方面，在审计方式上，伴随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高度融合，各类型审计常常相互重合和支撑，财政资金流转于企业、税务、金融等领域，涵盖多方面、多方式、多专业的综合审计将逐步成为一种主要的审计方式。因此，应尝试将地方债资金跟踪审计与财政审计、金融审计、经济责任审计等财政资金审计项目结合，以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七、结语

跟踪审计作为一种审计方式，具有关口前移、时效性强等优点，近年来得到了审计机关的大力推广，已彰显出其优越性及广阔的应用前景。地方债资金跟踪审计不仅有利于实现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动态监督和有效管理，而且有利于国家审计发挥其参与国家治理的作用。然而，现有的研究并未能较好地将跟踪审计与地方债管理结合起来，相关可用的理论成果尚付阙如。本文基于地方债管理和跟踪审计的现有文献及地方债管理和跟踪审计的对象都是财政资金的客观事实，探讨了地方债资金的跟踪审计问题，分析了实施地方债资金跟踪审计的有利条件，初步探讨了地方债资金跟踪审计的目标与重点（含实践路径），并对改进和加强地方债资金跟踪审计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这将有助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债务审计模式和风险评价体系，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提供可借鉴性的路径，进而达到有效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目的。

[参考文献]

[1][17]刘家义：《论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2]曾康霖、吕劲松：《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审计思考》，《审计研究》2014年第1期。

[3][16]马轶群：《地方政府债务的租值耗散及国家审计治理———以融资平台为例》，《财经科学》2015年第2期。

[4][18]宋常、田莹莹、张羽瑶：《关于国家审计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当代财经》2014年第1期。

[5]白日玲：《审计机关强化跟踪审计的若干思考———基于大连市审计机关开展跟踪审计的实践》，《审计研究》2009年第6期。

[6]谭劲松、赵黎鸣、宋顺林：《跟踪审计的“免疫防线”：体系构建与案例分析》，《审计与经济研究》2013年第1期。

[7]宋常、黄文炳：《基于国家治理新动向的国家审计若干思考》，《审计研究》2015年第2期。

[8]宋常：《探索跟踪审计》，《首席财务官》2011年第1期。

[9]王中信：《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全过程跟踪审计方式探讨》，《审计研究》2009年第6期。

[10]王长友、张强：《美国审计署对重振制造业政策执行情况审计及其借鉴》，《国外审计动态》2014年第11期。

[11]刘誉泽、崔孟修：《美国审计署页岩油气开发跟踪审计情况与启示》，《国外审计动态》2015年第6期。

债务审计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F27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10-0058-06

一、引言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债务融资逐渐成为我国上市公司的一种主要融资方式。针对企业的资本成本来讲，债务融资不仅是一种资本来源，其自身更是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债务融资成本不仅意味着企业负债所承担的代价，还意味着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取得债务融资的难易程度。国内学者将焦点主要集中于债务融资的比例和规模、期限结构方面的研究，但对于债务融资的维度方面缺乏关注，所以对于债务融资进行更深入的考察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金融生态环境提出伊始便得到了极大的关注。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利于降低金融运行风险、改善金融交易环境、合理优化资源配置。但迄今为止，我国对于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并不多。基于我国现有的资源及背景，本文试图从金融生态环境和外部审计这两方面治理因素入手，实证检验其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程度。

随着国内外财务舞弊案件的逐年增多，如何更好的发挥外部审计的作用已经被推至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风口浪尖。（Pittman，Fortin，2004；Anderson等，2004）[1][2]研究表明，基于审计质量的研究视角，审计对于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具有关键的作用，选择高质量和高声誉的审计师有利于上市公司获得较低的债务资本成本。并且，审计意见作为外部审计出具的最终证据，也将影响企业利益相关者做出财务决策，包括银行作为债权人做出贷款决策，然而关于债务资本成本与审计意见类型之间关系的研究却不多见。

本文主要研究金融生态环境、外部审计监督在债务资本成本中所起的作用。构建了金融生态环境与债务资本成本关系的基本理论模型，从宏观层面揭示了金融生态环境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设，不仅丰富了我国债务资本成本影响因素的研究，而且也扩展了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范畴。探讨了金融生态环境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结论不仅对企业的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还提供了外部审计监督影响债务资本成本的经验证据。

本文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包括样本选取、研究模型与变量设计；第四部分为本文的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最后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概括。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国外关于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特征与治理结构两个方面。Bhojraj和Sengupta（2003），Minnis（2011）[3][4]指出，现有的研究大部分都是从盈利能力、公司规模、企业成长性、市场风险、利息保障倍数等特征如何影响债务资本成本方面展开。一般而言，盈利能力越强、公司规模越大、企业成长性越高、市场风险越低、利息保障倍数越高的企业可以获得越低的债务资本成本。Bhojraj和Sengupta（2003）[5]研究结果显示，董事会独立性较强及机构持股比例较高有利于企业获得更低的债务资本成本。Pittman和Fortin（2004）[1]研究表明，相比较之下，聘请“六大”担任审计师的企业承担具有较低的债务资本成本。Anderson等（2004）[2]对500家上市的实证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规模越大、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越强、董事会独立性越强，则公司可获取的债务资本所承担的成本越低。Qian和Strahan（2007）[6]研究结论表明，金融市场的金融生态环境发展水平与企业获取贷款的利率显著正相关。Qi等（2010）[7]实证表明，企业的债务资本成本与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环境呈现正相关。本文基于金融生态环境和外部审计两个维度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考察，为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因素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二）外部审计与债务融资

在理论上看，目前国内外关于实证研究检验外部审计与债务融资关系的成果不少，已有的研究主要围绕审计信息的真实性对债务融资的有用性展开，大部分文献从审计意见的视角对债务融资展开研究，忽视了外部审计是否由“四大”审计以及审计意见类型等多角度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从现有的文献来看，Estes& Reimer（1977）[8]通过问卷调查法得出，根据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审计意见可以有助于贷款主管做出决策。Beatty（1989）[9]等对公司首次公开募股（IPO）的定价行为进行研究，发现聘请高质量高声誉大规模审计师事务所的公司，其IPO折价相对较低。Antonio（2003）[10]对银行业做了一项问卷调查，结果发现，银行在发放贷款时，需要考察贷款公司各种信息以决定贷款公司贷款期限结构、贷款限制额度、贷款利率以及有关贷款担保事项等，审计意见类型是银行的重要考量因素。Pittman & Fortin（2004）[1]对于刚上市不久的公司进行研究，其中聘请“六大”会计师事务的企业负担较低的债务资本成本，而随着公司上市年龄的增长，其信息披露逐渐完善，与银行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也逐渐降低。因而“六大”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程度也逐渐降低。Kim（2006）[11]对审计质量（包括审计师规模和审计任期两个维度）与债务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审计质量对贷款利率差异的影响是显著的，即当贷款公司发生审计师变更时，银行会要求更高的贷款利率，而且如果贷款公司以前由“四大”事务所审计，当变更为非“四大”事务所审计时，银行会更加强烈地要求更高的贷款利率；另外，事务所审计师规模也与贷款公司债务资本成本显著负相关。

在国内，代表性研究包括江伟、雷光勇（2008）[12]运用事务所资产规模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研究结果表明，聘请事务所资产规模与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显著负相关；但是，在金融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越高时，这种负相关的效果越弱。王少飞、孙挣和张旭（2009）[13]采用现金—现金流量敏感性为融资约束的变量，通过数据实证研究外部审计对于贷款企业的融资约束缓解作用，发现审计意见的质量（即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会影响审计意见的融资契约，而审计意见对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缓解作用有更显著地效果。李源（2006）[14]以利息支出率作为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的衡量标准，研究表明，获得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将会承担更高的银行贷款利率。

综上国内外研究文献可以得出：（1）外部审计（尤其是审计意见类型和审计师选择两个维度）对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2）外部审计的作用在于为企业财务报告内含信息的可靠性、公允性和合法性提供保证，而这种保证是通过市场的反映影响审计报告和审计意见的。

（三）金融生态环境、外部审计与债务融资

外部审计对于信贷资源的配置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进而影响企业的债务资本成本。胡奕明和唐松莲（2007）[16]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结果表明银行在为上市公司提供贷款，确认上市公司披露信息的同时更多考虑上市公司所获取的审计意见，被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公司更容易获得较低的银行贷款利率，即较低的债务资本成本。Karjalainen（2011）[17]实证研究表明，企业聘请“四大”事务所审计，并在审计过程中由两个以上的审计师审核，最后被出具无保留审计意见，这时企业再通过债务融资更加容易，并且债务资本成本也相对较低。朱凯、陈信元（2009）[15]运用1998—2005年的数据研究了不同金融生态环境下审计意见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在发达的金融生态环境下，公司整体融资约束较低，但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其投资者会自然而然认为企业粉饰财务报告以掩盖更多不利的财务信息以扰乱投资者决策方向，因此，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投资收益率，这必然导致公司面临着更大的融资约束，增加公司债务资本成本。在金融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由于政府的不断干预，即便国有企业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对国有企业具有较浓厚的“父爱主义”情节，因此国有企业仍然能够获得银行较低利率的贷款。市场的不完善与不成熟会致使金融信贷部门未能充分地认识外部审计这一评价指标对贷款企业风险的揭示功能。但是，在金融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较高时，政府的干预会逐渐减少，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较成熟，投资者会更加依赖外部审计出具的审计意见进行投资决策，同理，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流向受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也会逐渐加强（李扬和张涛，2009）[18]。外部审计所包含的信息量，尤其是非“四大”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揭露的企业风险将在债务资本成本的定价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利于引导金融机构信贷资源的优化配置。

通过前述文献的综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假设1：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聘请“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承担了更低的债务资本成本。

假设2：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承担了更高的债务资本成本。

假设3：在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下，外部审计的选择有利于降低债务资本成本。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沈洪涛（2007）[19]的研究结果表明，沪市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披露状况一般优于深市。所以，本文选取沪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根据中国证监会2001年4月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所列的行业门类，对每个行业内的上市公司都选取了一些样本进行分析。

本文选取2008—2011年的全体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为了保证文章研究的准确性和谨慎性，对所选取的数据进行了如下筛选：第一，鉴于金融、保险行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公司治理、行业特点等方面与其他行业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剔除金融、保险行业上市公司。第二，为了避免研究异常值的出现，从原始样本中剔除了财务状况异常的ST、*ST、PT及数据不全的企业。第三，剔除债务资本成本无法计算及相关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第四，为了避免极端值的影响，剔除债务融资成本指标的5%以下和95%以上的分位数极端值。最后得到694家上市公司共四年有效研究样本2776个。样本公司年报资料来自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上市公司披露财务报告的网站（http：//.cn），相关的变量来源于瑞思金融研究数据库和国泰安（CSMAR）数据库，并逐一与公司年报进行核对。

（二）变量定义

1. 债务资本成本。本文借鉴Pittman和Fortin（2004）[1]、李广子和刘力（2009）[20]以及Minnis（2011）[4]的研究结论，采用净财务费用占比来衡量公司债务资本成本，即净财务费用与公司总负债之比。由于企业通过债务融资不但要支付利息费用，还有可能存在手续费等其他成本支出，因此本文中提及与债务融资相关的总成本由利息支出加上手续费支出和其他财务费用构成。

2. 金融生态环境。本文借鉴中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地区金融生态坏境评价”课题组中的数据，以中国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综合指数作为衡量金融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变量，刘煜辉（2007）[21]、李扬和张涛（2009）[18]。

3. 外部审计。针对外部审计这一变量，本文采用是否由“四大”审计和最终出具的审计意见类型来衡量。当上市公司年报是由“四大”审计时取1，否则为0；当上市公司年报被事务所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时取1，否则为0。

4. 控制变量。借鉴其他相关研究文献，本文主要选取公司规模、盈利能力、财务杠杆、公司成长性、市场风险、利息保障倍数等作为控制变量，并考虑行业和年度因素的影响。

（三）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上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构建了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模型中各个研究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1。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对选取的694家沪市上市公司四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处理分析后，得到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如表2所示。

表3和表4是对样本进行的均值差异检验，包括独立样本T检验和Whitney U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选择“四大”事务所进行审计的上市公司，其债务融资成本显著低于非“四大”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其债务融资成本显著较高。因此，研究假设1和假设2得到了初步的验证。

（二）相关性分析

表5是对各个研究变量进行的相关性分析检验，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除了企业成长性），因此，不存在变量之间的自相关，不会对多元线性回归的分析产生重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FinaE与COD和Opinion与COD在10%的水平上负相关，TOP4与COD在5%的水平上负相关，也就是说，金融生态环境越好、选择国内排名前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其债务资本成本越低。所涉及到的各控制变量均与COD存在相关性，说明在检验金融生态环境、外部审计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过程中，有必要对这些变量加以控制。

（三）多元线性回归

以2008—2011年沪市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上市公司为测试样本，以金融生态环境恶劣的公司为控制样本，来检验债务资本成本是否受到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多元回归结果见表6。通过对全样本与子样本的回归结果分析，可以看出F值高度显著相关，但Adj.R2为0.164和0.185，说明可能有其他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变量没有被引入。VIF值最大为2.101且Durbin-Watson值基本都在2左右，表明模型中的自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样本符合多元线性回归的要求。回归结果中，解释变量FinaE在全样本中的系数为-0.008，在子样本中的系数为-0.015，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子样本相比，通过对全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TOP4在全样本中的系数为-0.029，在子样本中为-0.01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Opinion在全样本中的系数为-0.005，在子样本中的系数为-0.01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情况下，外部审计的选择有利于降低企业的债务资本成本，即投资者既关心金融生态环境，又关心财务报表审计是由谁出具的和出具了怎样的意见。外部审计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提供的财务信息质量提供了保证，有利于提高公司价值、降低企业风险，上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得到验证。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本文采用城市生态指数来衡量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水平、用国内前10大会计师事务所代替前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估计审计师选择，运用Tobit回归模型对样本进行回归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变量之间略有差别，但相关解释变量均通过了检验，并且回归结果与预期一致，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

五、研究结论

本文以2008—2011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验证金融生态环境、外部审计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对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首先，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能够降低企业的债务资本成本；其次，对于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企业，其聘请“四大”事务所对企业财务报告进行审核，向市场传递了较好的信息，有助于投资者从正面理解企业业绩及风险，从而降低企业的债务资本成本，这表明金融生态环境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还存在审计师选择的因素；最后，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具有更低的债务资本成本，这表明审计意见揭示了企业的财务风险并加强了债务资本成本的定价作用。进而，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具有增强审计意见风险的揭示功能。以上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良好的生态金融环境和外部审计都有助于提高企业的信贷资源的优化配置。

这些研究在金融生态环境和外部审计方面不仅丰富了其研究成果，还对监管机构、企业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等提供了科学的参考意见，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今后发展过程中，加强促进金融生态环境发展的理论积淀与降低债务资本成本方面的动机。本文为金融生态理论、外部审计的公司治理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证据，也丰富了债务资本成本领域的相关研究，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与实证方面的经验证据。

参考文献：

[1]Pittman，J.and S.Fortin.Auditor Choice and the Cost of Debt Capital for Newly Public Firms[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4，37（1）：113-136.

[2]Anderson.R.C，S.A.Mansi and D.M.Reeb.Board Characteristics Accounting Report Integrity and the Cost of Debt[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4，37（3）：315-342.

[3]Bhojraj.S.and P.Sengupta.Effec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on Bond Ratings and Yields：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the Outside Directors[J].Journal of Business，2003，76（3）：455-475.

[4]Minnis，M.The Value of Financial Statement Verification in Debt Financing：Evidence from Private U.S.Firms[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11，49（2）：457-506.

[5] Bhojraj，S.and P.Sengupta.Effec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on Bond Ratings and Yields：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the Outside Directors[J].Journal of Business，2003，76（3）：55-475.

[6]Qian，J.and P.Strahan. How Laws and Institutions Shape Financial Contracts：The Case of Bank Loans[J].Journal of Finance，2007，62（6）：2803-2834.

[7]Qi，Y.，L.Roth and J.K.Wald.Political Rights and the Cost of Debt[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0，95（2）：202-226.

[8]Estes，R.，M，Reimer.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Differential Effect of Standard and Qualified Auditors Opinions on Investors' Price Decision[J].Accounting and Business Research，1977，（Spring）.

[9]Beatty R.Auditor Reputation and the Pricing of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J].Accounting Review，1989，（64）.

[10]Antonio Durendez Gomez-Guillamon.The Usefulness of the Audit Report in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Decisions[J].Managerial Accounting Journal，Bradford，2003，（6）.

[11]Kim，J.B，B.Y Song，and Tsui，J.S.L，”Auditor quality，tenure and bank loan pricing” SSRN Working Paper，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2006.

[12]江伟，雷光勇.制度环境、审计质量与债务融资[J].当代经济科学，2008，（2）：117-123，124.

[13]王少飞，孙挣，张旭.审计意见、制度环境与融资约束[J].审计研究，2009，（2）：63-72.

[14]李源.股权结构、利益相关者行为与成本[D].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

[15]朱凯，陈信元.金融发展、审计意见与上市公司融资约束[J].金融研究，2009，（7）：66-80.

[16]胡奕明，唐松莲.审计、信息透明度与银行贷款利率[J].审计研究，2007，（6）：74-84，73.

[17]Karjalainen，J. Audit Quality and Cost of Debt Capital for Private Firms：Evidence from Finland[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uditing，2011，15（1）：88-108.

[18] 李扬，张涛.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2008-2009）[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债务审计论文篇5

就债务契约来说，由于契约的不完备以及管理当局与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作为债务人的企业管理当局有动机以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为代价来追求私利，如发放清算性股利、投资高风险的项目、放弃能带来正净现值的项目等。如果企业管理当局能够提供综合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会计信息，就可以为银行等债权人评价企业的偿债能力提供充分、有效的信息，从而更容易获得银行、其他金融机构或其他债权人的负债融资，并降低负债融资成本；还可以从债权人的角度减少作为债务人的管理当局与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并限制管理当局的行为，从而降低债务契约的监督成本和执行成本。

会计信息是由企业生产和提供的，由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企业管理当局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其有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对会计信息进行粉饰、操纵甚至财务造假的动机，其提供的会计信息可靠性无法得到保证。②此时，外部审计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应该通过对会计信息的审计，保证财务报告质量，提高财务报告的可信度，限制管理当局的自利行为，否则就可能被视为违约而需要承担违约责任（Watts&Zimmerman，1986）。从这个意义上说，审计师与企业签订的对财务报表进行审计的合约是企业与债权人签订的债务契约的一个子契约。国内外的经验研究表明，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在债务契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Smith&Warner，1979；Lefiwich，1980；胡奕明、周伟，2006；李源，2006；李海燕、厉夫宁，2008）。从本质上说，审计服务是一种产品，同其他产品市场相类似，审计服务产品市场也存在竞争，而由于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众多，审计服务这种产品也存在质量差异。高质量的审计能更好地发挥独立鉴证的功能，因此，自法定独立审计在大多数国家的上市公司中成为一种强制要求后，关于独立审计的需求就演变成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

那么，审计服务特别是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是否如预期的那样能够达到上述效用呢？也即通过独立的外部审计能否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和可信度，从而提高债务契约的有用性呢？对此，国内外学者主要探讨了审计师特征与债务融资的可获得性以及融资成本问题（Gul，1987；Blackwell，1998；Mansi，2004；Kim，2006；李源，2006；胡奕明、唐松莲，2007；李海燕、厉夫宁，2008），但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这些研究主要考察的是审计师特征与债务融资变量（包括债务融资的数量、成本和期限等）的直接关系，而我们认为，决定债务融资变量（包括债务融资的数量、成本和期限等）最根本的因素是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体现企业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审计对债务契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审计师的特征（包括审计质量、审计意见类型等）对债务融资变量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之间相关性的影响上，即审计师的特征能否提高或降低债务融资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之间的相关性。此外，要考察我国转轨经济背景下的独立审计、会计信息与债务契约之间的关系，离不开具体的制度环境分析。③本文以2000年至2007年深沪两市除金融股以外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审计师特征对债务融资变量以及反映企业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之间相关性的影响，并区分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的产权性质进行了分析和检验。研究发现，就研究的总样本来说，高质量的审计师对债务融资与会计信息之间的相关性并无显著影响，非标准的审计意见能够显著降低债务融资与会计信息之间的相关性；相对于最终控制人为国有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而言，高质量的审计师对债务融资与会计信息之间相关性的影响在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中显著存在。

与以往的研究直接考察审计师特征对债务融资的影响不同，本文主要考察了审计师特征对债务融资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之间相关性的影响，并结合我国转轨经济的特殊制度背景，区分公司不同的产权性质进行了分析。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会计信息的债务契约有用性角度加深对独立审计本质与功能的理解，丰富有关独立审计经济后果的文献，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同时，通过考察不同的产权制度环境下外部独立审计对增强会计信息债务契约有用性的差别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独立审计功能发挥的约束条件，以便为其效用更大程度的发挥提供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为了缓解企业管理当局与债权人之间的冲突，降低债务契约的监督成本和执行成本，避免债务人以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为代价追求私利，债务契约中一般有很多基于会计信息的限制性条款。但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企业管理当局操纵会计信息的可能性无法根除，其提供的会计信息质量无法得到保证。此时，外部审计作为独立的第三方，通过对会计信息进行审计，可以保证财务报告质量，提高财务报告的可信度，从而限制管理当局的行为（Smith&Warner，1979；Leftwich，1981；Watts&Zimmerman，1986）。基于此，审计师与企业签订的对财务报表进行审计的合约，可以看成是企业与债权人签订的债务契约的一个子合约。

围绕独立审计对债务契约的影响，国内外的文献主要考察了是否聘请审计师以及审计师的特征（主要是审计师的规模、任期及审计意见类型）对债务融资的可获得性和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一般认为，在独立审计成为法定要求之前，自愿聘请外部审计师的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贷款的利率水平也较低；而在法定审计成为强制要求以后，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可以更好地对企业管理当局进行监督，从而减少信息风险和债务人的道德风险。此外，审计师的审计意见类型可能会对债务融资的可获得性和债务融资成本产生显著影响，当公司被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后，其债务融资的难度会增大，债务融资的成本也可能会提高。对此，经验研究并未取得完全一致的结论。Blackwell、Noland和Winters（1988）研究发现，购买了审计服务的小型私有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利率显著低于未经审计的企业。Kim（2006）把样本公司划分为具有投资价值和不具有投资价值的两个子样本后发现，在财务杠杆高、不具有投资价值和分析师跟随较少的子样本中，审计师特征（包括审计师规模和审计任期）与贷款利率显著反相关。Mans（i2004）发现，审计师的质量和任期与债务融资成本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Gu（l1987）以新加坡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调整的非标准审计意见对贷款主管是否给予公司贷款以及贷款利率都会产生显著影响。Bamber和Stratton（199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审计意见对债权人的风险评估、信贷决策及贷款利率等都有显著影响。胡奕明和周伟（2006）发现，当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时，其长期贷款数额较少。胡奕明和唐松莲（2007）发现，审计师的特征（审计师的规模和审计意见）与银行贷款利率显著相关。

此外，也有很多研究发现，审计师的特征并未对债务契约的主要变量（如债务融资的可获得性、债务融资的数量和成本等）产生显著的影响。Johnson（1983）等通过问卷调查发现，贷款主管对一些主要变量（是否给予贷款、贷款额和贷款利率等）的决策与“会计报告是否经过审计”或“盈利预测是否经过审核”无关。Lin等（2003）以中国证券市场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如果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准的审计意见报告，银行等债权人对其财务报告的信任度会下降，但并未影响其投资或贷款决策。李海燕和厉夫宁（2008）发现，审计师的规模与债务融资成本和债务融资数量之间无显著的相关关系，若聘请国际“四大”反而会显著地增加债务融资成本。

以上这些研究之所以未能取得一致的结论，除了与其采用不同的方法及不同的研究设计和样本数据有关外，还与其均是直接考察审计师特征与债务融资变量（包括债务融资的数量、成本和期限等）的关系有关。我们认为，决定债务融资变量（包括债务融资的数量、成本和期限等）最根本的因素是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体现企业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而审计对债务契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审计师的特征（包括审计质量、审计意见的类型等）对债务融资变量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会计信息之间相关性的影响上，也即审计师的特征能否提高或降低债务融资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一般来说，高质量的审计师能够更好地发挥其鉴证功能，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从而增强债务融资与会计信息之间的相关性；审计师的审计意见也会对债务融资与会计信息之间的相关性产生影响，如果公司被出具非标准的审计意见报告，则债务融资与会计信息之间的相关性会显著降低。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说1和假说2。假说1a：高质量的审计师能够增强债务融资的数量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会计信息之间的正相关性。假说1b：高质量的审计师能够增强负债融资成本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会计信息之间的负相关性。假说2a：非标准的审计意见能够降低债务融资的数量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会计信息之间的正相关性。假说2b：非标准的审计意见能够降低负债融资成本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会计信息之间的负相关性。

审计师的特征（包括审计师的规模、审计意见的类型等）对债务融资主要变量的影响可能还会受到制度因素的约束。产权经济学特别强调制度对契约结构的决定性影响，并将契约结构视为不同制度环境所引致的交易成本的内生变量，即公司各种契约结构的形成是不同制度下的最优安排，是企业适应外部制度环境的理性选择（Coase等）。作为反映公司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由于其固有的局限性（如历史成本计价、盈余管理的存在等），在某些情况下并不能作为债务契约的重要依据而提供有关债务人的有用信息，从而降低债务融资与会计信息之间的相关性，此时，审计师的特征对两者相关性的影响显然也会受到制约，甚至不存在。本文拟从公司产权性质的角度来考察不同产权制度安排下审计师的特征对债务融资与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影响。从我国转轨经济的具体实践来看，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建立健全，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逐步得到加强。但是，政府在资源分配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作为国有资产重要组成部分的国有银行，成为政府官员寻租的工具之一，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更有可能获得银行的贷款（Cull&Xu，2005；Johnson&Mitton，2003）。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产权性质的企业由于与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容易获得政府的支持（如财政补助、税收优惠等），也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等债务融资。此外，地方政府的直接干预会使国有公司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等债务融资，这也是导致国有企业债务融资预算软约束的重要原因（林毅夫、李志赟，2004）。

因此，与非国有产权性质的公司相比，国有公司债务契约的签订会受到许多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这会降低会计信息在债务契约中的有用性，从而直接影响外部独立审计鉴证作用的发挥。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说3。假说3a：相对于最终控制人为国有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高质量的审计师对债务融资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之间相关性的影响在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中更为显著。假说3b：相对于最终控制人为国有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非标准的审计意见对债务融资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之间相关性的影响在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中更为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

1.债务融资数量和债务融资成本的衡量。本文用公司期初与期末长短期贷款（包括长期借款、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即将到期的长期借款）的差额（用公司的期初总资产进行平减，以消除量纲的影响）来衡量公司债务融资的数量（反映债务融资的可获得性），用年利息支出除以期末长短期贷款（包括长期借款、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即将到期的长期借款）来反映债务融资成本。

2.会计信息的衡量。为了衡量独立审计对债务契约及其相关性的影响，本文借鉴相关的研究，基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7个指标，通过因子分析的方法构建2个因子，作为企业会计信息的替代指标。这7个指标分别是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资产净利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以及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流动比率（current）、速动比率（quick）、现金比率（cash）、资产负债率（flev）和负债资本比率（le）。通过因子分析形成的2个公因子factor1和factor2，用来反映企业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3.高质量审计师的衡量。审计市场与其他产品市场一样存在着质量问题，但由于审计质量无法直接观测，市场需要寻找审计质量评价的替代品。那么，究竟应该以什么作为高质量审计的替代变量呢？绝大多数的研究都支持大规模的审计事务所能够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DeAngelo，1981；De－Fong&Jiambalvo，1991；Becker，DeFond&Ji－ambalovo，1998）。规模产生质量，质量产生声誉，声誉创立品牌。于是，“四大”④在西方就成为高质量审计的代名词。“四大”在中国审计市场上也倍受关注，从2002年起，“四大”开始占据国内审计市场份额的前四名。漆江娜等（2004）的研究证实，国内“四大”的审计收费显著高于本土事务所，而经“四大”审计的公司每单位资产操控性应计数（discretionaryaccruals）略低于本土事务所审计的公司，说明“四大”在中国审计市场保持了较好的审计质量。本文将以国内“四大”作为高质量审计的替代变量进行分析，并以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作为高质量审计的替代变量进行敏感性测试。

（二）研究样本

本文以2000年至2007年深沪两市所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剔除最终控制人及其他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后，假说1和假说2的样本数分别为7392和7111。

（三）研究模型

为了验证高质量审计师对债务融资数量及债务融资成本与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影响，我们设立了如下模型：loan（cost）=α+β1factor1+β2factor2+β3auditor*factorl+β4auditor*factor2+β5size+β6growth+β7icfo+fixedeffect为了验证审计意见对债务融资数量及债务融资成本与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影响，我们设立了如下模型：loan（cost）=α+β1factor1+β2factor2+β3opinion*factorl+β4opinion*factor2+β5size+β6growth+β7icfo+fixedeffect其中，loan和cost是模型的应变量，分别代表公司债务融资的数量和债务融资成本，loan用公司期初与期末长短期贷款（包括长期借款、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即将到期的长期借款）的差额（用公司的期初总资产进行平减，以消除量纲的影响）来衡量，cost用年利息支出除以期末长短期贷款（包括长期借款、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即将到期的长期借款）来衡量；fac－tor1和factor2是衡量公司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2个因子，利用反映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7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Auditor表示审计师，分别用“四大”以及“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来衡量，如果公司前一年度的审计师为“四大”或“国内十大”则为1，否则为0；Opinion是审计意见的哑变量，当公司被出具非标准的审计意见时为1，否则为0。模型的其他变量都是控制变量，其中，size为公司的规模，用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grow为公司的成长性，用销售收入的增长率来表示；icfo为公司的资金需求，用公司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与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的差额（用期初总资产平减）来表示。由于债务融资数量和成本主要受以前年度外部审计相关信息和会计信息的影响，本文所有的测试变量和控制变量（包括审计意见、审计师种类、反映会计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的指标及其他控制变量）都用上一年度的数据来表示。为了控制内生性的影响，本文使用了固定效应模型。为了检验假说3，本文按照最终控制人的类型将样本公司分为国有产权性质和非国有产权性质的公司，依据上述两个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与检验，以验证不同产权性质下独立审计对债务融资与会计信息相关性的不同影响。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会计信息的因子分析

债权人对企业会计信息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偿债能力（包括长期偿债能力和短期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上，本文借鉴相关研究，选择流动比率（current）、速动比率（quick）、现金比率（cash）、资产负债率（le）、债务资本比率（flev）、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总资产收益率（roa）共7个指标，通过因子分析（factoranalysis），提取2个公因子（factor1和factor2），分别代表企业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变量定义及因子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中可以看出，公因子1（factor1）主要对反映偿债能力的指标如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现金比率、资产负债率和债务资本比率有较大的载荷率，而公因子2（factor2）主要对反映盈利能力的两个指标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收益率有较大的载荷率。另外，除资产负债率外，因子分析的初始解都较高，说明因子提取的效果较好。

（二）描述性统计

表2是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别列出样本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中位数、最大值和最小值。

（三）回归分析

债务审计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 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02-0053-07

一、引言

会计信息质量在债务市场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债务融资成本中，利率为会计信息最重要的作用机制之一，利息收入是最主要的收入，债权人将资本金转移给债务人，最终从债务人那里获得本金和利息。为此，债权人将会在债务契约签订之前寻求债务人有用的会计信息作为衡量债务人偿债能力的标准。孙铮等通过实证研究表明，由于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政府对国有企业存在软预算约束，当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遇到资金瓶颈时，政府往往会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其渡过难关，这意味着国有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在某种程度上包含着政府的隐性担保作用[ 1 ]。

会计信息质量在债务融资成本中的角色定位是近年来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尽管过去相关的研究文献表明会计信息质量在债务融资成本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债务市场中公认的会计信息有用性还是存在一定的质疑。另外，被赋予“经济警察”重要职责的审计师作为公司治理的一项制度安排，特别是自“安然”事件爆发以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更加强调审计师需要对企业提供的财务报告质量进行严密监控。然而，以前的研究大多从审计师声誉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或审计师选择与债务成本的关系进行，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审计师的选择行为可能在缓解公司不良信息方面的重大作用，为此，本文选取2010―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检验会计信息质量和审计师选择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同时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将三者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这一研究不仅拓展了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空间范围，还对审计师选择的经济后果从理论上进行了丰富。

二、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会计信息质量与债务融资成本

会计信息质量是信息使用者作出相应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胡奕明和周伟认为债权人在信贷决策过程中需要考虑债务人所提供的会计信息是否真实可靠，其提供的财务报表是否经过了审计师的严格审查，审计师的资质又如何[ 2 ]；朱松利用中国证券市场的相关数据，将企业信用评级、会计信息质量和债券融资成本三者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企业信用等级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信用等级越高的企业其债券融资成本将会越低[ 3 ]；郭泽光等以2008―201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发现我国政府的“父爱效应”和“软预算约束”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上市公司在债务融资上发挥激励约束的功能[ 4 ]。

在有效的资本市场中，债务融资成本的高低源于借贷双方所拥有的信息是否对等。由于管理层负责整个企业的运营，对公司的所有信息了如指掌，而作为管理层以外的“外部人”，拥有的信息较少，为此，在公司的融资过程中，债权人为了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遭受的损失，在签订债务契约时会要求一个较高的风险溢价进行补偿，从而导致债务融资成本提高，这就是由于借贷双方所掌握的信息不对称所出现的“逆向选择”问题。早在1976年，Jensen和Meckling便提出了道德风险问题[ 5 ]，即债务契约签订之后，由于股东和债权人的目标不一致，股东筹集到资金后可能会进行高风险的投资，而高风险项目的预期收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当债权人意识到这一点时，就会通过提高利息的方式来弥补这种投资风险所带来的损失，进而产生了“柠檬市场”问题。在务市场中，债务契约的高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是债务契约制定的基础，由于利率是债务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债务融资成本的高低与会计信息质量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一个公司的收益质量较低，体现在财务报表上的会计信息质量将会下降，通过信号传递效应，这些信息将会给企业带来负面影响，导致债务融资成本增加。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1。

H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会计信息质量与债务融资成本负相关。

（二）审计师选择与债务融资成本

审计师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发挥其监管和信号传递功能正是缓解企业内外信息不对称，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一个重要手段。Blackwell et al.研究发现，公司获取贷款的利率与其选择审计师的质量成反比例关系，获取贷款的数额与其选择审计师的质量成正比例关系[ 6 ]。洪金明等实证研究发现，会计信息质量越高的公司越倾向于选择高声誉会计师事务所，同时，高声誉会计师事务所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控股股东对资金的占用[ 7 ]。陈关亭等从信用评级的角度出发，实证表明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外部审计师的选择和会计信息质量有不同的评价，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对公司的信用评级起到良好的信号传递效应[ 8 ]。罗珊梅、李明辉通过对2009―201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审计师质量与公司是否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对降低融资约束存在一定的影响[ 9 ]。以上国内外研究文献表明，在审计师监督下产出的高质量会计信息有利于债权人作正确的信贷决策，从而确定比较合适的债务融资成本。以前关于债务融资成本和财务信息的文献主要集中于会计信息质量与单一的债务成本的关联性研究，大量的研究文献表明，较低的会计信息质量将要求更高的利率加以补偿，但大多忽视了会计信息质量与债务融资成本在审计师不同选择机制下的相互作用。DeAngelo的声誉机制理论表明，审计师质量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其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对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测将更加准确[ 10 ]。审计师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其出具的审计报告向外界代表着被审计公司财务状况的合法性、客观性和公允性，通过信号传递功能，有利于降低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降低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

与此同时，会计信息质量越高的公司为提升企业形象越愿意对外披露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市场机制通过信号传递功能亦会将企业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传递给投资者，从而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公司通过自身的声誉效应将会筹集到更多的资金，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可见，审计师声誉和会计信息质量在一定程度上都起到了降低信息不对称的作用，而企业聘用高质量的审计师需要支付更高的审计费用。因此，根据一般理性人的假设，企业将会在这两种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会计信息质量较低的公司会选择高声誉的审计师，通过外部治理机制向投资者传递公司财务报告质量可靠的信号，从而提高债务融资需求，降低债务融资成本；而会计信息质量较高的公司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高声誉审计师债务融资有用性的需求，转而选择低声誉的审计师来节约审计成本。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2和假设H3。

H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审计师声誉与债务融资成本负相关。

H3：会计信息质量较低的公司选择高声誉审计师，对降低债务融资成本起着显著的作用；而会计信息质量较高的公司选择高声誉审计师，对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没有明显的效果。

在我国，国有企业有着特殊的制度背景，虽然一部分国有企业通过改制成了股份制公司，但其在我国国民经济中仍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其股权的特殊性，国有企业与政府的政治关联性比非国有企业表现得更加突出，政府对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的存在，导致其在债务融资过程中有着与非国有企业不可比拟的天然优势。为此，国有企业借助审计师进行外援融资的可能性较小，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对国有企业的影响不会太大。与此相反，由于非国有企业受到国家保护的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加之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非国有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困难重重，从自身利益考虑，非国有企业会更加主动从外部治理机制出发，通过选择高声誉的审计师向外界释放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以此来降低债务融资成本。为此，本文提出假设H4。

H4：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选择高声誉审计师更能增强会计信息质量和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联系。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0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并按如下原则进行筛选：（1）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2）剔除ST上市公司样本；（3）剔除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4）剔除同时发行B股或H股的上市公司样本。本文所需的各项数据除了公司性质变量“是否国有控股”来源于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外，其他数据主要从国泰安数据库和万德数据库查询获得，会计师事务所综合排名数据通过查询中国注册会计协会网站（.cn）获得。为减少极端值产生的影响，对连续性变量按5%和95%的标准进行了缩尾处理（Winsorization），最后得到11 328个样本。本文的数据处理和多元回归分析采用了Stata11统计分析软件。

（二）研究模型c变量定义

为验证本文的假设H1―假设H4，分别构建如下模型来进行检验，变量定义如表1。

1.因变量的界定

上述模型中，参照蒋琰的方法[ 11 ]，因变量（Debt）债务融资成本通过“利息总支出/长短期债务总额平均值”来进行衡量。其中长短期债务总额包含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其他长期负债。利息数据主要从国泰安数据库财务报表附注中财务费用的详细科目得到。

2.自变量的界定

国内外不同学者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替代指标不尽相同，黎文靖以会计的稳健性来度量会计信息质量[ 12 ]，在本文的研究中，借鉴陈关亭等的研究[ 8 ]，以企业的净利润与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之差（GPANA）来衡量会计信息质量。净利润反映的是权责发生制下的会计利润，不能代表企业的实际盈利水平，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反映的是收付实现制下的实际盈余，代表了企业的真正盈利能力，两者之差越小，说明企业的会计盈余越小，会计信息质量越高，用这种方法来衡量会计信息质量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自选择和内生性问题。在此，为了避免企业规模给模型带来的影响，采用净利润与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之差与总资产之比的绝对值来衡量会计信息质量，该数值越低，表示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越高。

审计师的声誉用Auditor来衡量。借鉴以往学者[ 10 ]的研究，根据中注协公布的2013年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排名，若会计师事务所位居前十名，为高声誉审计师，Auditor=1；Auditor=0被认为是低声誉审计师。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是根据股权信息中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性质来划分，若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性质为国有时，划分为国有企业，Nation=1；否则Nation=0为非国有企业。当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冲突时，以实际控制人为标准进行划分。

3.控制变量的界定

国内外众多研究文献表明，债务融资成本主要受宏观因素、市场风险、行业特征、公司特点等因素影响，本文在多元回归中主要对获利能力、偿债能力、成长能力、公司规模、股权集中度、破产风险、资产流动性、行业以及年度等变量进行了控制。

四、描述性统计和实证研究

（一）样本描述性统计

在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中，对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审计师声誉的高低及是否属于国有企业进行了分组，并对三组均值的T检验进行了独立样本的显著性水平测试。从表2可以看出，在对债务成本的影响方面，是否拥有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审计师声誉的高低及是否属于国有企业对债务融资成本均产生了显著影响。从第一组可以看出，是否拥有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对审计师的选择存在一定的差异，其差异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从第三组是否属于国有企业的平均值和T统计量可以看出，是否属于国有企业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其差异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这与前面的假设基本相一致。同时，是否属于国有企业、审计师声誉的高低及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在盈利能力、公司规模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二）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表3列示了样本的Pearson相关性分析。从表3中发现会计信息质量、审计师声誉均与债务融资成本显著负相关，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144和-0.125。会计信息质量与审计师声誉的相关系数为-0.033。另外，企业的产权性质与债务融资成本、会计信息质量和审计师声誉之间均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进一步证明了会计信息质量、审计师声誉和债务融资成本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下面进行多元回归来进一步研究其内在的关联性。

（三）多元回归分析

从表4回归（1）可以看到，GPANA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较低的会计信息质量增加了企业债务融资约束，提高了债务融资成本，假设H1得到验证。回归（2）加入了审计师选择变量，从中可以看出，审计师变量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聘请高声誉的审计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信息的透明度，提升公司的形象，缓解了融资约束，降低了债务融资成本，这与吕伟的研究结论一致[ 13 ]，假设H2得到验证。

根据以往研究，一般盈余质量较高的企业，其会计信息质量也较高，在回归（3）盈利能力高于样本平均值的回归中，GPANA与Auditor的交叉乘积项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而回归（4）盈利能力低于样本平均值中，GPANA与Auditor的交叉乘积却不显著，其可能的解释是盈利能力越高的上市公司，其拥有的会计信息质量也越高，从而使公司的融资条件得到进一步放宽，因而依靠外部审计师进行融资的需求不再强烈，这支持了假设H3。

另外，对比回归（5）和（6）发现，非国有企业低的会计信息质量会导致明显高的债务融资成本，其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而国有企业则表现不明显。进一步对比交互项发现，非国有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与审计师声誉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而国有企业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假设H4得到验证。这表明非国有企业选择高声誉审计师更能增强会计信息质量和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关联性，也表明在我国特殊制度背景下，由于国有企业存在软预算约束等原因，其会计信息质量即使较低，但对债务融资并不会造成较大的影响，也不会受到金融机构的惩罚，而对非国有企业而言，由于其缺乏“政治”保护，因此他们需要寻求独立第三方审计师这一外部治理机制来减轻融资约束，降低债务融资成本。

五、稳健性检验

在会计信息质量的替代变量选取上，本文除了以“净利润与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之差与总资产之比的绝对值”来衡量以外，国内外不少学者还将会计稳健性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替代指标。为此，借鉴Basu[ 14 ]的研究，将会计稳健性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变量重新对样本进行了回归。Basu所设计的稳健性模型是基于一种整体的度量，被称作盈余/回报反向回归模型。其方程为：

在这个模型中，EPS表示上市公司的每股税后收益，P表示公司年末股票的市场价格，R表示公司的股票年收益率，DR的值主要根据R而定。在此，笔者定义当R≥0时，DR=0；当R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模型来考察会计信息质量、审计师选择和债务融资成本的相互关系，得到以下研究结论：首先，在有效的资本市场中，通过信号传递功能，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够显著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其次，作为公司治理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研究发现审计师声誉越高，其被审计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越低，这使得审计师声誉的经济后果在我国的资本市场得到了进一步确认，从而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再次，计师的选择因素会使会计信息质量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产生较大差异，会计信息质量较低的公司选择高声誉审计师，越能降低债务融资成本，而会计信息质量较高的公司选择高声誉审计师，对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没有明显效果。最后，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选择高声誉审计师更能增强会计信息质量和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关联性。说明在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下，国有企业由于存在软预算约束等原因，审计师声誉机制的发挥在资本市场上存在一定的选择性。

本文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一方面拓展了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空间范围，有助于企业进行公司治理；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对审计师声誉机制经济后果的研究，对于监管部门决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衡量债务融资成本和会计信息质量的方法还存在不足，也未将偿债的期限考虑在内，未来可以从这些方面作进一步研究，以验证本文的结论。

【参考文献】

[1] 孙铮，李增泉，王景斌.所有权性质、会计信息与债务契约：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06，15（10）：100-149.

[2] 胡奕明，周伟.债权人监督：贷款政策与企业财务状况[J].金融研究，2006（4）：49-60.

[3] 朱松.债券市场参与者关注会计信息质量吗？[J].南开管理评论，2013，34（3）：25-36.

[4] 郭泽光，敖小波，吴秋生.内部治理、内部控制与债务契约治理：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15，18（1）：45-51.

[5] JENSEN M C，MECKING W H. 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and ownership structure[J].Rochester Studies in Economics and Policy Issues，1979，45（1）：163-231.

[6] BLACKWELL D W， NOLAND T R， WINTER D B.The value of auditor assurance：evidence from loan pricing[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88，36（1）：57-70.

[7] 洪金明，徐玉德，李亚茹.信息披露质量、控股股东资金占用与审计师选择：来自深市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审计研究，2011（2）：107-112.

[8] 陈关亭，朱松，黄小琳.审计师选择与会计信息质量的替代性研究：基于稳健性原则对信用评级影响视角[J].审计研究，2014（5）：77-85.

[9] 罗珊梅，李明辉.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审计师选择与融资约束：来自A股市场的新证据[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5（2）：105-115.

[10] DEANGELO L E.Auditor size and auditor quality[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81，66（3）：181-199.

[11] 蒋琰.权益成本、债务成本与公司治理：影响的差异性研究[J].管理世界，2009，40（11）：144-155.

债务审计论文篇7

【摘要】本文选择从审计质量对我国上市公司融资成本，即股权融资成本和债务融资成本两个方面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债务融资成本的研究，选取2010—2012 年深沪股票剔除数据不全和奇异数据后的3 年内5 个时间点进行细致分析，采用spss 研究债务融资成本与上市公司审计质量的相关性。股权融资成本的研究，由于数据量较多，则选择深沪2010 年的整理后的88 个数据量进行同上的相关性分析，随后为了证实时间序列上的合理性，本文将研究推广到了 2011 年和2012 年，这几年都通过了 5% 显著性检验。最终得出的结论为：5% 的显著水平下，债务融资成本、股权融资成本与上市公司的审计质量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但并不符合线性回归关系。

【关键词】股权融资成本　债务融资成本　审计质量

一、 引言

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资本市场经历了飞速发展的阶段， 同时也伴随着现代激烈的市场竞争，上市公司的融资问题对于公司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也加快了金融全球化的步伐，经济也得到迅猛发展，国内的投资者们也渐渐意识到了对外融资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与此同时，上市公司融资成本问题也日益突出。在现代信息发达的今天，频频爆发出上市公司财务丑闻，加上我国资本市场相对发展比较晚，其运作机制等难免存在缺陷，也就加剧了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信任危机，这些也都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投资者所面临的风险和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降低了融资效率，阻碍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现阶段，上市公司所选择的审计事务所对于公司的发展举足轻重。而对这一问题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的便是事务所的审计报告。事务所出具的高质量的审计报告可以增强投资者的信任，降低投资风险，因而对上市公司的融资问题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国外对于该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多，也较系统，国内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则刚刚起步。本文对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和上市公司融资成本问题进行相关性研究，以期获得一定成果，并且从另外一些方面提出建议，目的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促进我国企业健康快速发展，最终带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 研究方法及审计质量替代指标

企业融资的方式包括两种：一种是债权融资，也可以称为债务融资；另一种叫做股权融资。融资成本是指融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融资费用是企业在资金筹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资金使用费是指企业因使用资金而向其提供者支付的报酬，如股票融资向股东支付股息、红利，发行债券和借款致富的利息，借用资产支付的租金等等。

( 一) 股权融资成本研究方法

1.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由William Sharpe、John Linter、Jan Mossin，对证券资产组合理论进行了深入分析的研究上各自独立提出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是探讨资产风险与资产收益的关系，是现代金融市场价格理论的基础并且具有一系列的严格基础假设。该模型表示为：

其中，E（Ri）表示资产的预期收益率，Rf 表示无风险收益率，此处可选择国债的收益率，E(Rm) 表示所有股票或者所有债权的平均收益率，β i 表示第i 种股票或者第i 种证券的组合的β 系数。

2. 股利折现模型。股利折现模型，是最基本的股票定价模型，股利折现模型认为股票价格是公司内在价值的体现，即股票价格是投资者未来收益的现值之和。该模型表示为：

其中，P o 表示股票当前的市场价格，D t 表示投资者预期未来第t 期股利，r 是股票的贴现率。3. 股利增长模型。股利增长模型是一种股票估价模型。该模型通过计算公司预期未来支付给股东的股利现值，来确定股票的内在价值，它相当于未来股利的永续流入。因此可以用来衡量股权成本。该模型表示为：

其中，P 为股票价格，D 为预期基期每股的股息，i为贴现率，g 为股息年增长率，Dt 是在未来他时期以现金形式表示的每股股利。

综上所述的多种方法比较来看，股利增长模型是基于一固定的股利增长率，并不十分符合实际，应用也比较少。股利折现模型虽然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多数研究者利用此模型计算出的股权融资成本明显低于银行贷款利率，有时甚至低于银行存款利率，这样的计算结果显然不符合常理。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相比来看不仅简单易懂、操作方便，而且相对来说数据获取较容易一些，并在整个估算过程中所涉及的主观因素的影响较小，测算结果的可比性相对较强，因此本文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来估计股权融资成本。

（二）债务融资成本研究方法

借鉴李广子和刘力（2009）、魏志华等（2012）、Pittman 和Fortin（2004）以及Minnis（2011）的研究，本文采用利息费用占比这一指标来衡量公司债务融资成本：利息费用占比，即利息支出占公司总负债的比例。利息费用占总负债的比例越高，说明债务融资成本也就越高，相反就越低。

（三）审计质量替代指标

Dopuch 和Simunic 于1982 年提出，资本市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八大”会计师事务所就是高质量审计服务的代表，因为“八大”( 现在的“国际四大”) 具有许多可以观察到的、与高质量审计相关的显性特征。随后的DeFond 等 (2000)、Ferguson 等(2003) 的研究取得相似的结论。总体而言, 到目前为止, 西方学者大部分关于审计质量与审计师声誉的结论均支持两者存在正相关, 并认为国际四大确实代表了高质量审计服务。而对于我国的事务所审计情况而言，国内研究学者认为，国内优秀的审计师集中于国内“十大”所中，并且排名前十位的审计事务所具有相对较大的规模，因此认为国内“十大”所代表了较高质量的审计。Anderson、Pittman 和Fortin 等于2004 年研究发现，选择高质量审计师的上市公司可以获得更低成本的债务融资。近期，Karjalainen 于2011 年对芬兰私营企业进行实证研究表明，“四大”审计、两个以上审计师审核及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企业，其债务融资成本显著较低。综上所述，本文结合当代研究最新结论及成果，选择是否为国内“十大”所为审计质量的替代指标，并且将数据控制在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基础之上，以避免干扰。

三、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和新浪资讯。对于股权融资成本的计算，本文选用当期国债的到期收益率作为R f 无风险选择的收益率的代表，股票市场平均收益率E (R m )，选择2000—2010 年的深沪股票，剔除奇异值和缺失数据后，保留了88 个数据样本，采用几何平均法进行计算而得出。β 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随后本文将研究推广到了 2011 年和2012 年，这几年也都通过了 5% 显著性检验。债务融资成本的计算，利息费用占比，即利息支出占公司总负债的比例，选取2010—2012 年深沪股票剔除数据缺失值和奇异数据后的3 年里5 个时间点即1 月、3 月、6 月、9 月、12 月的共131 个观测量进行计算，其中包括大所审计46 个观测量，非大所审计85 个观测量，做到均衡的配比。

四、实证相关性分析

将排在前十位的国内审计事务所定义为大所，在spss 中取值为1，非大所取值为0，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指标，1 为高质量的审计，0 为一般质量的审计，为了排除其他审计因素干扰，数据选择中，均选择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公司数据。同时将股权融资成本和债权融资成本分别导入spss，分析审计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债务融资成本的相关性。

假设H1 ：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成本与审计质量为负相关关系；假设H2 ：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成本与审计质量为负相关关系。

（一）审计质量对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

1．第一步采用独立样本t 检验，考察大所审计和非大所审计对股权融资影响的方差显著性差异。结果如下：大所与非大所的两组数据的关系，F 值对应的显著性概率为0.705，大于0.05，因此接受方差相等的原假设，然后再看方差相等时的T 检验的结果，T 统计量的概率为0.015，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拒绝T 检验的原假设即零假设。也就是说，由大所审计的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和非大所审计的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的平均值存在显著差异。此外从样本的均值差的95% 置信区间看，区间不跨0，这也说明两个成本间的平均值具有显著差异。

2．第二步将对股权融资成本和审计质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如下：相关性可以看出，股权融资成本与审计质量的相关系数矩阵为-0.254，即股权融资成本与审计质量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并且相关系数为0 的假设成立的概率为0.017，0.017<0.05，拒绝原假设，即认为在5% 的显著性检验上认为两个变量是相关的。

（二）审计质量对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

1．我们依然采用spss 作独立样本T 检验，考察是否大所对债务融资即利息费用占比的影响，观察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分析如下：大所与非大所的两组数据的关系，F 值对应的显著性为0.000，小于5%，拒绝方差相等的原假设，可以认为由大所审计的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和非大所审计的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的方差存在显著差异；然后看方差不相等时的T 检验的结果，T 统计量的概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拒绝T检验的原假设即零假设。也就是说，由大所审计的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与非大所审计的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的平均值存在显著的差异。此外，从样本的均值差的95% 置信区间看，区间并不跨0，这也说明两个成本间的平均值存在显著的差异。

2．对债务融资成本和审计质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如下：债务融资成本与审计质量的相关系数矩阵为-0.409，即债务融资成本与审计质量呈现出较强的负相关关系，并且相关系数为0 的假设成立的概率为0.000，0.000<0.05，拒绝原假设，即认为在5% 的显著性检验认为两个变量是相关的。

五、研究结论及局限性

以上的研究证实了H1 和H2 假设，即审计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债务融资成本具有负相关关系，原因可能为，影响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成本的因素很多，如金融环境、国家政策、市场微观结构的不对称性等，都会对其产生影响，因而使得审计质量与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之间不具有单纯的线性相关关系。也有前人指出，较高的审计质量能够降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较高质量的审计报告的披露，可以方便市场参与者获得准确的高质量的信息，从而降低投资风险，增强投资信息，最终影响融资成本，即审计质量先通过影响信息的对称性，从而信息情况影响了公司的融资成本。本文通过研究发现，较高的审计质量可以降低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进而利于企业融资，开拓市场，较快发展，而保持事务所的独立性对于高的审计质量必不可少。因此，如果企业想要降低本公司的融资成本，聘用高质量的事务所，提高审计质量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本文在选取数据上，选用了深沪地区的部分股票，因此数据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在研究方法上选择相对简单，在日后的研究中可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 DYE R A. Auditing standards,legal liability and auditor weal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3 (101).

[2] 王宪振. 独立审计与外部融资实证研究综述[J]. 经济研究导刊,2012 (27).

债务审计论文篇8

[关键词]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合伙债务

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为“事务所”)的合伙债务主要导源于审计失败而招致的赔偿责任。如果合伙事务所既存在事务所的合伙债务，又存在合伙人个人债务，且可用于偿债的资源非常有限，在我国注册会计师合伙制度还不健全，审计师行为尚待规范的情况下，研究合伙债务清偿问题，具有显著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合伙债务清偿制度安排：应否区分谁的错

虽然总的说来，事务所的合伙债务最终要由合伙人承担，但由什么样的合伙人来承担，无论在法律制度安排层面上，还是在合伙事务所内部治理结构层面上都需要审慎考虑。从西方国家法律制度安排层面看，有两类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只要是合伙人，无论审计失败是谁造成的，都要承担清偿责任，这就是普通合伙(GP)和有限合伙(LP)坚持的合伙债务清偿观，立法者这样安排合伙债务清偿，是因为他们相信，把审计责任赋予全体合伙人，可以提高合伙人相互监督的积极性，可以为确保审计质量提供制度基础，同时，可以使审计失败的受害者将损失降到最低。正因为如此，所以，(1)注册会计师(CPA)在选择合伙人时特别小心；(2)GP和LP下的合伙人无论其私人财产多少，在事务所投入了多少资本，在事务所重要和重大决策上，都实行合伙人“一人一票，一致同意”的决策机制，显然，这种决策机制与合伙人无论对错都要承担合伙债务的无限连带责任制度安排相对应(matching)。也“具有株连九族的封建残余”的性质而受到广泛批评，并被有限责任合伙(LLP)所改进(王善平，2001)。二是主张应区分合伙人是否有错，如LLP。在LLP下，只有当事的合伙人才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如果发生审计失败，招致合伙债务，那么，首先用来赔偿的是合伙资产，不足部分才由当事的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在这种合伙债务清偿制度安排下，LLP事务所的合伙人为了避免自己不必要的损失，(1)一般会尽可能地要求将收益分配完，使自己在合伙财产中所占的份额尽可能地少；(2)重要审计项目需要集体决定，并采用“一人一票，多数同意”的决策机制；(3)事务所一般按照在私人财产、创新能力和风险态度等方面均比较接近的原则选择审计项目“搭档”，也可能采用风险态度比较互补的原则由事务所配置负责审计项目的合伙人。

二、合伙债务清偿制度安排：合伙债权优先还是共同优先

如果事务所发生严重审计失败，导致巨额合伙债务，此时，如果合伙人还有数额不小的个人债务的话，特别是当出现如下三种情况之一时，研究合伙债务和合伙人个人债务的清偿顺序安排更显现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假定A与B分别代表合伙资产与合伙债务，a与b分别代表合伙人个人资产与个人债务，(1)A―B

合伙债权优先安排原则，是指合伙债权人就合伙财产优先受偿，不足部分与合伙人个人债权人就合伙人的个人财产共同受偿。大陆法系国家着眼于对合伙债权人的保护，一般都采用这一原则。显然这一原则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优先保护合伙债权人利益，强化合伙制度的信用和法律地位，体现合伙债务清偿的彻底的无限性和连带性(钟元茂，1990)。合伙事务所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特殊的企业(王善平，2002a)，其核心竞争力主要来自其“公信力”，需要有足够的财力来兑现自己对社会的审计承诺(王善平，2002b)，实际上，优先偿还合伙债权，是合伙人兑现自己的审计承诺的现实表现，同时，可以强化合伙人的审计风险意识和法律责任意识，提高合伙事务所的社会信用和社会声誉。不过，若从合伙人个人债权人利益保护的角度看，当A―B

一；(3)若实施双重优先原则，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合伙债权人的权益很难得到保证，人们可能在审计市场上将“创新”变成“冒险”，将事务所变成捞取钱财的，无限连带责任就可能变成合伙事务所这一风险很大的经济组织的一文不值的“遮羞布”。

三、切实保护合伙债权人权益：需要改进的若干重要制度安排

(一)把合伙人资格安排给德高、足资、多才的注册会计师

合伙人在事务所审计风险控制方面起决定性作用，强调事务所合伙人高标准准入，是控制事务所合伙债务风险集聚的关键所在。

1．事务所的合伙人首先应该是自然人。在合伙事务所中，合伙人是事务所风险的最终控制者和承担者，其对社会的贡献不在于它出具过多少审计报告，而在于是否在审计报告中“说实话”，而要在审计报告中“说实话”，必须依赖其高超的审计职业判断能力，以及亲临现场的职业判断行为等，对此，非专业人员与法人一样，都没有职业判断能力，只能依赖于必要的授权，在有授权的情况下，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取决于人的忠诚，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所以，无论从保护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的角度看，还是从合伙人自身利益保护的角度说，法人与非专业人员都没有必备的职业判断能力，容易遭受有职业判断能力的人的欺骗，进而难免不欺骗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此外，即使让资本势力雄厚的法人与非专业人员成为事务所的合伙人，也不是一个最优的责任制度安排。

2．事务所合伙人不是一般的自然人，还是CPA。虽然注册评估师和注册税务师有一定的审计职业判断能力，也能亲临现场，但在执业能力上，注册评估师的专业能力主要体现在对资产现时价值的判断上，注册税务师的专业优势主要表现在税务稽查、申报与筹划上，审计与资产评估、税务稽查、税收申报、税务筹划有很大差异，总体而言，仅仅依靠考试获得注册评估师资格和注册税务师资格的人，在审计职业判断能力上不如CPA，并且，事务所是主要提供审计这种智力服务的经济组织，注册评估师和注册税务师可以分别成为评估事务所和税务事务所的合伙人，发挥他们各自的专业优势。

3．事务所合伙人不应该只是普通的CPA，应当是“德高”、“足资”、“多才”的CPA。众所周知，审计报告必须由合伙人签发，独立审计对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打击人的腐败、提高资本市场中企业的质量、维护资本市场正常秩序等具有不可替代的监督作用，再加上独立审计的团队生产、信息不对称等特点，进一步凸现出要求合伙人道德水准高的特别重要性。但道德品质高并不意味着人们在审计活动中不会发生审计失败，意味着更难在审计报告中“说谎”和在发生审计失败时更能自觉地尽力承担赔偿责任。在制度设计上需要考虑合伙人对未来民事责任的承担能力：(1)要迫使事务所说“实话”，说到底，就是要迫使合伙人说“实话”，必须以合伙人一定的最好是全部的私人财产作抵押，同时，也是社会相信CPA审计报告的经济基础；(2)事务所的经营管理需要各种经营(决策)能力(包括各种职业判断和管理决策技术)作支撑，可惜的是人们的经营决策能力是不能直接测度的，在正常情况下，人的私人财产是其经营能力的重要信号，在实际经营中，富人比穷人更有号召力；(3)让私人财产殷实的CPA作合伙人，是防止CPA滥用人们对独立审计信任的重要约束机制之一，这是因为，如果CPA在审计报告中“说谎”就让合伙人承担“说谎”引起的民事赔偿的无限连带责任，在自利动机的推动下，合伙人自己不敢“说谎”，同时也有了监督其他人员“说谎”的积极性。

人们设计合伙制的宗旨在于通过给合伙人以无限连带责任以约束合伙人并通过合伙人约束非合伙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和行为，在审计活动中，非合伙人对合伙人存在一定程度的行为，为控制非合伙人的机会主义，合伙人应该比非合伙人更有创新能力，有更高的经营决策能力，如出色的统领全局能力，杰出的风险辨别和防范能力，较强的人际关系协调能力，以及不同一般的开拓新业务、占领新市场的能力等。显然，这些能力一方面是不能直接测度的，另一方面又必须依赖不断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竞争力。总体上，教育是获取这些能力的基础，此外，天生聪颖也是非常重要的能力来源。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学历文凭、各种资格证书和职称证书，是其拥有者能力的重要“信号”，但不能迷信这些五花八门的证书，应该在长期的重复博弈中纠正“信号”传递的偏差，这就是说，对CPA经营决策能力的识别是一个时间累积过程，也是团队人员彼此认同的过程，所以在发达国家，要成为合伙人常常需要较长的时间，在我国的现行规定中，要成为合伙人必须在事务所有“五年”以上的独立承担审计业务的执业经验。在合伙人的才能中，职业判断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能力，虽然部分地来源于人的悟性，从而形成先天性个体差别，更多地来源于后天习得，特别是执业经验，执业经验有利于合伙人更快捷地找到审查被审计单位重要错弊的路径与证据，有利于合伙人形成恰当的职业谨慎。合伙人不仅仅自己要职业技术高，而且要有领导那些技术水平高、经营能力强、经验丰富或者缺乏的人把工作做好的能力。

(二)优化LLP制度安排

LLP解除了合伙人对自己不知情的其他合伙人的执业过失或欺诈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风险，体现了“谁有错谁负责”和“个人有错不能累及他人”的原则。从美国的实践看，LLP也是合伙人采取的一种自救机制，只不过由于多方努力与人们对独立审计的实际需求，LLP这种不是保护合伙债权人利益的最好机制，社会却不得不接受。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出现的储蓄与信贷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诉讼爆炸，成了LLP诞生的催化剂(刘燕，2003)。既消除了“株连九族”的封建残余，又秉承了“权责对等”的现代文明(王善平，2001)。我们的问卷调查证实：人们更愿意选择LLP而不是GP。但必须认识到，LLP虽然是按照“谁有错谁负责”的原则来确定合伙人是否应该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具有科学性。然而，若从彻底保护合伙事务所债权人利益的角度看，LLP又并不总是科学的。因为如果合伙事务所的合伙财产不多，当事的合伙人又安排得很少，当某一审计失败所造成的损失很大时，合伙人就滥用LLP所坚持的谁有错谁赔偿的法则。为此要提高LLP对虚假审计行为的约束力，就必须优化LLP：(1)提高合伙人私人财产的底线；(2)通过提高合伙人初始投资的金额和规定利润分配前必须计提最低的利润准备金，来增加事务所合伙财产；(3)规定大型审计项目至少有半数的合伙人成为其审计意见的决定人，为其出具的审计报告真实性负责。如此改进LIP的理论基础是合伙事务所作为市场里的特殊企业(王善平，2002a)。合伙人的非人力资本虽然也为事务所经营活动作“垫支”，但更重要的是一种“信誉担保”和“失信赔偿”的信号机制，以及在发生审计失败时的赔偿机制(王善平，2006)。

(三)与收入分配制度安排关联起来

为确保审计质量，保证合伙事务所债权人的合法利益，我们的改进建议主要

包括：

1．要在个人所得中预留风险准备金。其主要原因是，(1)合伙事务所对从业人员的收入分配采取按贡献论回报的基本原则。来自审计业务的个人所得或多或少地存在某种潜在审计风险；(2)审计人员的流动，增加了将谁有错谁赔偿原则贯彻到底的难度，同时也显示出从个人所得中预留部分收入作为风险准备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债务审计论文篇9

一、 引言

2011年，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专项审计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 174.91亿元，占当年GDP的1/4，超过当年全国财政总收入 。2014年，为积极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要求测算债务相关指标，评估地区债务风险状况，对债务高风险地区进行预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应“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着力防控债务风险”。

相关法规及政策的出台已凸显出当前建立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评价机制的紧迫性，但由于相关数据及信息披露有限，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风险量化和预警研究尚未得到深入开展，目前针对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评价问题的研究主要有：裴育、欧阳华生（2007）从理论高度阐述了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机制的目标及其构建;许争、戚新（2013）、倪筱楠等（2014）、朱文蔚、陈勇（2015）则依照债务资金流向，从借、用、还三个环节依次选取风险衡量指标，构建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风险评价机制 ;缪小林、伏润民（2012）按照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内部结构风险和外部负担风险分类，讨论了风险指标的选取，并利用HP滤波分析判断了债务风险的长期波动趋势 ;陈梦秋、宋良荣（2013）尝试为地方财政编制资产负债表，并据此从静态、动态两个维度选取风险评价指标，构建债务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郭宇、庄亚明（2014）基于系统工程论，通过社会经济、举债程度和偿债能力三个子系统构建了风险系统的多层次预警指标体系和机制。

虽然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尝试探讨了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风险测算和评价方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缺乏必要的理论基础及依据。多数研究对指标的选取设置没有进行充分论证，注重实践应用而忽视了理论研究，理论基础的薄弱导致债务风险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受到影响;其次，所建立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相对狭隘。多数指标体系不能全面反映与债务风险相关的各项因素，偏重个人主观经验，缺乏对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发展历程和特有背景的客观考量。因此，找到一种科学合理的理论作为基础及依据，结合我国特有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特征与制度背景，构建一套客观全面的风险评价机制成为亟需，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

二、 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风险特征及内部控制的适用性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主要存在以下特征：

首先，主体多元，管理权责不清。在目前的地方政府性债务体系中，举债主体包括融资平台公司、地方政府部门及机构、经费补助事业单位等，债务监管主体包括财政、审计、贷款银行等部门。但在诸多的参与主体中，作为主要监管部门的地方财政只能掌控部分债务，绝大多数存在于融资平台公司和其他政府部门的债务由各单位独自管理，其来源渠道复杂，投资方向多样，财政部门难以对该部分债务实施统一有效的直接监管。这种复杂多元的系统使债务的借、用、还被隔绝于不同主体而难以明确权责，在面临债务风险时不能及时采取控制措施，增加了债务风险向财政风险甚至金融风险转化的可能性。

其次，“重借轻还”，风险意识淡薄。由于债务偿还期限通常大于领导干部换届周期，上界地方政府举借的债务常常由下届地方政府承担偿还，而当本级政府面临债务偿还危机时，最终会由上级政府“买单”，这种举借权力与偿还责任上的时空分离，导致地方政府管理人员的风险意识相对淡薄，极易出现过度举债行为。此外，我国的政治文化背景和不尽完善的干部考核机制使得部分地方政府在举借债务时，考虑的不是长远发展战略和财政承债能力，而是短期经济效益及“形象工程”。淡薄的风险意识和“重借轻还”的管理态度无疑加重了地方债务负担及债务风险爆发的可能性。

最后，机制缺失，监管乏力。监管机制的缺失，首先表现在债务的计量管理基础薄弱。目前，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尚未形成统一的统计系统和信息反馈路径，信息分散、统计不准确、反馈不及时都增加了债务管理的难度，降低了债务管理的精度，使得大量透明度差的隐性债务游离于地方财政和人大的监管之外。其次在于缺少统一的风险控制机制。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统一的债务风险评价和预警机制，难以对整个债务系统实施全面的风险预警和控制，这是债务监管面临的突出问题。

内部控制理论自18世纪产业革命后，伴随企业实践发展至今，内部控制的具体目标也由最早的保障财物安全和信息真实，扩展至经营效率以及战略正确性，以风险管理为起点的内部控制，逐步成为现代公司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前述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存在的管理权责不清、风险意识淡薄、风险控制机制缺失等特征及问题，内部控制恰好是一种在多环节系统中分配权责、实施监督的有效管理机制，有利于克服债务管理中的权责不清;同时，作为风险管理中的重要机制，内部控制能够有效增强地方政府的风险意识，促使其着眼于长期发展，立足战略层面对债务进行科学规划和管理 ;风险控制方面，内部控制是一种主动的风险应对机制，可以融入到日常管理中，在事前、事中、事后对组织实施连环不间断的动态管理过程，可以有效弥补风险控制机制缺失问题。

此外，内部控制在行政管理及国家治理中的实践应用也较为普遍。诸多学者认为内部控制能够保证政府有效履行公共受托责任，对于提升单位管理和国家治理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 。也有学者进一步探讨了内部控制在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中的应用逻辑、作用机理和面临困境 ，并尝试将内部控制理论与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防范问题相结合，探讨基于内部控制的债务风险防范方法 ，但内部控制在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管理中的实践应用尚未有学者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三、 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评价机制的构建

1. 风险指标的选取设定。COSO在《内部控制整体框架》中指出，内部控制系统由相互关联的五项要素组成，分别是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它们相互联系，又分别适用于特定目标类别，共同构成能够对环境变化连续反应的一个整体。本文基于该五项要素构建了债务风险评价的基本框架，结合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有限可得的数据资料，共设置了16项风险评价指标，构建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1）控制环境。结合COSO内控整体框架，本文将控制环境设定为债务运行的经济基础和财政基础，从经济和财政两大视角出发，为控制环境选取了七项评价指标。经济基础方面，参考黄运（2002）;肖红叶等（2007）;郭玉清等（2015）的研究成果，选取地方“GDP增长率”和“人均GDP”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用“第三产业增加值GDP占比”和“商品出口额GDP占比”反映经济发展结构。财政基础方面，选取“地方财政收入”和“财政收入支出比”衡量地方政府财力及其流动性，用“财政支出贡献率”（财政支出/GDP）反映地区经济对财政支出的依赖度，以反应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2）风险评估。风险评估要素旨在识别和分析系统活动中与实现组织目标相关的风险，以合理确定风险对策。参考黄燕芬、邬拉（2011）;缪小林、伏润民（2012）等人对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所面临风险的分析及研究，本文将风险评估要素分为规模风险、结构风险和运行风险三类，分别设置风险评价指标，以求全面识别和评估风险。

规模风险即债务总量超过地区经济承载能力，导致债务无法按期偿还所带来的风险，本文从当前规模和发展速度两个角度评估，使用“债务率”（年末债务余额/当年综合财力）和“负债率”（年末债务余额/GDP）两项国际通用指标衡量债务的相对规模，用“债务增速与GDP增速比”衡量债务相对发展速度。结构风险指标参考缪小林、伏润民（2012）的研究成果，选取“担保债务风险”（年末担保债务余额/财政收入）、“逾期债务率”（年末逾期债务额/年末债务余额）两项指标组成对结构风险的评估，其中，“担保债务风险”反映地方政府的或有债务风险，“逾期债务率”反映地方政府当前积累的信用违约风险状况。运行风险选取“债务依存度”（当年新增债务额/财政支出）衡量，反映财政支出对务资金的依赖性。

（3）控制活动。本文参考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以及财政部相关规定，对各地区的政府性债务相关管理制度和风险控制措施进行评估，我们选用各地区在2013年政府性债务审计公告中披露的地区债务管理制度数量作为对该要素的评估，设置“债务管理制度”指标，制度数量和涉及内容越全面，债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越小。

（4）信息与沟通。在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风险评价体系中，地方政府应及时收集与传递有关债务规模、来源、当前使用情况、偿还情况、政府承债能力、可能面临风险等的信息。本文借鉴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团队依据各地信息公开申请、网络、出版物等渠道，搜集相关信息制定的“财政透明度指数”来衡量地方政府性债务信息与沟通指标，完善的信息披露可以形成有效的外部约束机制，降低债务风险。

（5）监督。本文将监督要素设定为以控制债务风险为目的，对债务资金运行有效性进行的监督评价活动。本文从审计视角出发，评估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监督要素，并借鉴朱荣（2014） 的研究方法，用各地政府性债务审计公告中披露的审计查处违规金额数量衡量“审计执行力度”，查处金额越大，表明审计执行力度越大，监督作用越强。

2. 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由于表1所列指标的量纲和数量级存在差异，考虑我国相关数据获取困难，样本量有限等因素，本文选取均值法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对负向指标取倒数，得到各指标最终的评价值，将其调整到方向一致可加总的状态，使得债务风险越大，最终评分越大。

对于指标权重的确认，本文采用专家评判法和熵值法分别为主因子和次因子赋权。通过向业内专家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得主因子指标的重要性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后，确定主因子权重。本文手工整理了2013年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专项审计结果，即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3个计划单列市的债务审计公告及其相应年份的统计年鉴，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最后得到了27个地区2012年末次因子指标的相关数据，考虑样本数量能够满足客观赋权法的计算要求，因此采用熵值法计算次因子指标权重。最终得到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分布，如表1各指标后括号内数值所示。基于地区i第j项指标的评分和权重分布，测算其政府性债务的总体风险：

由此得到相关地区的政府性债务风险评分，分值越大，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越大。同时，根据本文所构建的风险评价机制得到债务风险最终评分，可以追溯定位关键风险点，找到“五要素”中具体薄弱环节所在，为后续风险管理和相关措施改善提供有效参考和指引。

四、 结论

本文以内部控制理论为基础及依据，结合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风险特征及制度背景，探讨了内部控制理论在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管理中的适用性。内部控制的风险管理本质为其在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评价中的应用奠定了较合理的理论逻辑和实践基础;同时，内部控制理论的应用也有利于解决当前债务风险评价模型普遍缺乏理论依据的问题。本文从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等多维度出发，构建了涵盖经济基础、财政基础、规模风险、结构风险、运行风险等方面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评价机制，为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风险评价与预警、控制及管理提供有益的借鉴及参考。

参考文献：

[1] 审计署.第35号公告《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2011.

[2] 裴育，欧阳华生.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理论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7，（3）：110-119.

[3] 许争，戚新.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研究――基于东北地区某市的经验数据[J].科学决策，2013，（8）：30-47.

[4] 倪筱楠，王莉，袁若愚.基于模糊综合判断法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价[J].企业经济，2014，（5）：156-159.

[5] 朱文蔚，陈勇.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评估及预警研究[J].亚太经济，2015，（1）：31-36.

[6] 缪小林，伏润民.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生成与测度研究――基于西部某省的经验数据[J].财贸经济，2012，（1）：17-24.

[7] 陈梦秋，宋良荣.基于资产负债表的地方政府负债融资信用评级指标体系研究[J].金融经济，2013，（6）：21-23.

[8] 郭宇，庄亚明.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系统的构建[J].统计与决策，2014，（4）：151-154.

[9] 小林，伏润民，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内涵与生成：一个文献综述及权责时空分离下的思考[J]，经济学家，2013，（8）：90-101.

[10] 孙芳城，李松涛.浅议内部控制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J].商业会计，2010，（16）：61-62.

[11] 张少春.抓实抓好内控规范实施工作努力打造行政事业单位管理“升级版”[J].中国财政，2013，（16）：8-10.

[12] 杨兴龙，何国亮，内部控制服务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的逻辑和机理[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4，（10）：63-69.

[13] 药清，董玲.基于内部控制视角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J].财会通讯，2014，（3）：106-108.

债务审计论文篇10

资产负债表也称财务状况表，反映企业（单位）在某一时点占有或使用的经济资源和负担的债务状况，以及企业（单位）的偿债能力和财务前景；是企业普遍使用的财务报表。耿建新（2015）认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从字面意思上来看是一种具有企业资产负债表形式、用于核算自然资源存量的价值计量表格。

当前我国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正处于试点工作时期；而在理论方面，从现有的文献考证来看，目前国际上尚无统一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技术框架可供参考。所以无论是从实务还是理论方面来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都处于探索阶段。

一、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与会计的联系

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在编制过程中应作为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一部分进行编制和披露。国家资产负债表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之间，有着类似于企业财务报表体系中报表与各总账账户之间的关系。国家资产负债表即类似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则相当于一组名为“自然资源”的资产总账账户。两者既为“资产负债表”则在编制过程中免不了与会计和审计有密切的联系。分析这些联系有利于我们在会计和审计方面加强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相关的研究，从而促进其科学编制。

（一）与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的联系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在编制过程中要不可避免地借鉴企业资产负债表编制的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季曦等（2015）认为在矿产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中应以复式记账原则为基础，采取权责发生制，并且认为该原则也适用于其他不可再生资源的资产负债表编制。众所周知，以上两项原则是现代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从结构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使用了 “账户”这一会计工具来组成报表； 从构成要素看，不仅资产、负债和净资产均是会计概念，而且除自然资源资产之外的项目均可以与财务报表项目相对应； 从表内的平衡关系来看，无论是“四柱平衡观”所支持的“期初资产存量+存量增加-存量减少=期末资产存量”即“资产来源（类别）= 资产运用（占用）”的恒等关系还是“同体二分观”所支持的“自然资源资产=自然资源负债+自然资源净资产”或“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资本”都与企业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有异曲同工之处。

由此可见，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离不开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的研究。会计专业人员和从业者应结合环境会计内容，进一步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的会计理论和方法。

（二）与会计资料的联系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离不开大量准确的会计资料，会计资料是编制两种报表的主要资料来源。

从当前我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所需数据来源看，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数据和企业披露数据。就矿产与能源相关数据来看，负有管理职责并能够提供各种数据资料的部门包括国土资源部、能源局、国家统计局以及海关总署，但是由于这些管理部门职责交叉、权限不明晰，造成我国的矿产与能源统计表数据缺失现象较严重，更有部分相关资料并不对外公布。另外，由于我国的环境会计也处于发展阶段，企业对于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十分有限。目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比较完善的公司集中在国家强制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16类重污染行业中。

二、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与审计的联系

我国传统的领导干部离任审计的重点在于经济发展成果、重大经济决策、改革创新、廉政建设等方面，然而在过去十几年间，各级领导干部对 GDP 和财政收入的盲目追逐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恶化，因此认真审视经济发展模式、重构政绩考核指标、完善领导干部任期责任审计工作势在必行。在此方面，地区在该领导干部在任期间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但是也不难想到在结合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离任审计中将会存在种种问题，如：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是否准确可靠，审计人员的水平是否能达到审计工作的要求，审计结果中的资源环境破坏责任应如何界定等。

要解决以上预期问题，一方面要提高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质量，而当下试点工作尚处于基本的编制方法探索阶段，这将是未来努力的方向；另一方面审计人员应不断学习，提高执业能力。最后对于审计结果中责任的界定，应随着离任审计实务的经验进一步明确。

三、对我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的展望

十后我国关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的研究论文数量和质量都有了很大提升。相信在党和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随着专家学者们的理论研究的不断成熟和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试点工作的不断推进，我国会在不久的将来形成完善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技术框架，摸清自然资源资产的家底及其变动情况。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有效保护和永续利用自然资源提供信息基础、监测预警和决策支持。

参考文献：

[1]耿建新，刘祝君，胡天雨.编制适合我国的土地资源平衡表方法初探――基于实物量和价值量关系的探讨[J].会计之友，2015，02：7-14.

[2]耿建新，胡天雨，刘祝君.我国国家资产负债表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与运用初探――以SNA 2008和SEEA2012为线索的分析[J].会计研究，2015，01：15-24+96.

债务审计论文篇11

http://

关键词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政府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政府审计

博鳌亚洲论坛2015 年会“市政债：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最优选择”分论坛在海南召开，财政部部长楼继伟、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资深董事Jonathan Woetzel 等政府人员和投资评级机构人员出席了此分论坛，讨论了地方政府债务的现状、风险及其对策。地方政府通过银行贷款、债券等方式筹措债务资金用于公共投资、城市建设等，可以弥补地方财力的不足，有利于经济加速发展和公共服务能力的快速提高。但是自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影响下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急速膨胀，部分地方负债率过高，债务的违约风险大大增大，给政府运行、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带来了诸多潜在风险。虽然就目前所公布的地方政府债务状况表明债务尚在可控范围之内，但仍有部分学者及评级机构认为其中潜藏着巨大风险，不容乐观。由此，建立系统完整的地方债务管理体系是十分重要且迫切的。

一、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现状

国家审计署2013 年下半年展开了对地方债务的全面审计，根据公布的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3 年6 月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10.89 万亿元，2014、2015 和2016 年地方政府需偿还的到期债务约为2.38、1.86 和1.26 万亿元，2017 年及以后到期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约为2.89万亿元。截至2012年底，有3个省级、99 个市级、195 个县级、3465 个乡镇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高于100%。针对2014 年底的地方政府债务审计工作也于2015 年1 月开始，虽然暂时还没有结果，不过财政部长楼继伟在2015 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言表示整个地方政府最终要偿还的债务规模在12 万亿至13万亿元之间。

而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还有如下特点：从举借主体看，融资平台公司、政府部门和机构、经费补助事业单位是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主要举借主体；从债务资金来源看，银行贷款、BT、发行债券是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主要来源；从债务资金投向看，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性项目。

二、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其危害

1.偿债压力影响地方财政运行

大规模的的地方政府债务意味着地方财政每年须支付巨额的利息和面临巨大的到期债务偿还压力。沉重的债务压力会侵占大额地方财政资金，从而可能导致经常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支出及投入的不足，对地方政府财政正常支出造成不利影响。地方财政状况会因为债务的大规模膨胀而不断恶化，严重影响地方财政的正常运行。

2.降低了经济效率和质量

地方政府进行债务融资的目的主要是通过项目投资以推动地方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加速发展。然而盲目的扩大债务规模往往会导致盲目投资，地方政府对债务资金的投向和运营缺乏重视，且风险意识薄弱。这就导致投资项目的效率和质量大打折扣，造成了地方上许多重复建设、低效投资的现象。由此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目的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反而降低了经济效率和质量。

3.对政府公信力和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过大首先直接面临的风险就是无法支付利息及到期债务造成地方政府债务违约，而这对政府的公信力是极大的打击。同时，偿债能力的不足必然会影响到政府用于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开支，对地方人民的社会公共生活造成不利影响，这也会对政府公信力不利。此外，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使债权人经济遭受损失而带来的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对社会的稳定构成威胁。

三、地方政府债务全程管理对策建议

在现阶段我国对难以按时偿付的地方政府债务主要采用债务替换的方式解决，但这只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真正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从长远来看，需要构建一套系统的地方政府债务全程管理机制，以释放和控制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

1.完善风险预警与债务融资审核机制

建立完善风险预警机制是风险预防的重要手段。根据我国国情和风险成因等因素确定政府风险衡量指标以识别、监测与分析地方债务风险，及时了解风险水平从而采取防范和控制措施。设置不同的风险预警线对地方债务风险的严重程度分级，并根据不同级别制定适宜的预防、管理政策。同时，根据警戒线设置“特别风险名单”，对有重大违约风险的地方政府债务进行实时监测。除此之外，还可以引入资信度较高的评级机构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评级，评级结果作为外部市场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评价，也有利于控制地方债券规模及风险。

风险预警能够帮助政府及时调整债务融资的计划

和管理政策，特别是当地方债务风险级别较高时可以对地方政府债务采用特别控制措施。针对不同风险级别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可以调整地方政府债务额度、发债条件、债务融资资质审核进行分级管理。

2.多渠道融资

我国地方债务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贷款，超过总资金来源的50%，资金来源比较单一集中，对地方政府债务的优化不利。地方政府采用多渠道的融资方式能够拓宽资金来源和分散风险。

分阶段全面引入市场化、透明度较高的市场债券，使地方政府债务更加透明和规范化。通过地方政府债务的债券化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发挥债券市场操作规范、信息透明以及监管有力的优势，对加强地方对政府债务的约束和监督，提高地方政府的债务管理能力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有利于控制地方政府债务的成本、规模和风险。

政府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是创新公共服务投入机制的方式之一，在公共产品领域引入私人资本。推广PPP 模式能够充分发挥政府和私人部门各自优势，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和质量。从政府角度看，通过动员私人资本参与，不仅可以减轻当期财政支出压力，而且可以平滑年度间财政支出波动。从社会角度看，通过发挥公私部门的各自优势，把政府的政策目标、社会目标和私人部门的运营效率、技术进步内在动力结合起来，充分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3.完善政府债务日常管理机制

对于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的日常管理应当重点关注强化债务项目管理、高效运营政府资产、建立偿债基金三方面。强化债务项目管理对债务资金的使用过程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管理，对资金使用的效率及投向实时监测，以防止资金的滥用和低效，保障债务项目能得到高效有质量的运转。地方政府应当高效运营政府资产，提升政府资产运营收益，扩大财政收入，为债务利息的支付和偿还减轻财政压力。建立偿债基金也是降低违约风险的有效手段之一。偿债基金能平滑各期支付政府债务的财政支出，减少对正常财政支出的影响，同时偿债基金的存在也能提高政府信用度。

4.提高政府审计的效果，提高信息透明度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信息透明度并不高，不利于监督控制债务风险，也不利于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对地方政府性债务实行动态化、常态化的政府审计监督，提高政府审计的效果和信息透明度是十分必要的。首先应当根据我国国情和地方政府债务的特点设置一套科学合理的审计评价标准。目前为止，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审计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合理的评价标准，而没有合适的评价标准就无法提高政府审计的效果。其次，政府审计机关应当每年对地方政府债务的情况依法进行审计并对外公告审计结果，特别是针对债务风险较大的地方政府还应进行联合审计以保障真实性和公允性。最后，对政府债务审计时不应当只局限于对债务真实性公允性进行审计，还应当结合财政审计、预算执行审计、经济效益审计、经济责任审计等，力求全方位地反映地方政府债务的状况，提升债务信息的透明度。

5.将政府债务效率考核纳入政绩评价监督体系

对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中过于偏重GDP 等经济数据也是政府债务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的推进，对地方政府绩效评价的关注重点也应当从经济发展与经济建设方面转换到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淡化对地方政府的GDP等经济发展指标的考核，重点考察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改善和提升状况。将政府债务效率考核纳入政绩评价监督体系，重点考察地方政府债务项目是否合理高效，是否有助于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改善和提升。

6.完善债务责任追究制度

各级政府应重视政府债务的审计结果和政府政绩监督考核结果，建立完善政府债务举债、使用管理效益及风险的问责制，针对明显缺乏效益、高风险和由于失职所造成的地方政府负债，应当进行反思和整改，严重的则应对负有相关责任的政府官员进行问责，坚决杜绝仅仅为了粉饰政绩的“面子工程”。同时，在对政府官员的日常持续监督和经济责任审计中，也应当把政府性债务情况列入考察范围，追查债务责任，防止为了获得晋升的“面子工程”。

http://

参考文献：

[1]崔军,朱志钢.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路径安排：清理存量、创新体制、强化监管.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1(4).5-12.

[2]刘昊,刘志彪.地方债务风险有多高———基于现实、潜在及引致风险的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3(6).72-79.

[3]刘蓉,黄洪.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度量、评估与释放.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1).82-88.

债务审计论文篇12

引言

近年来由于出现了大量上市公司审计失败的案例,因此审计质量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资本结构作为企业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的比例关系,是企业相关利益者权利和义务的集中体现。影响并决定着公司治理结构,进而影响并决定企业的治理效率。当上市公司出现财务危机的时候,其进行盈余管理和操控的动机明显增强。而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报表能否甄别出相应的利润操纵?

目前从资本结构的角度对审计质量的影响进行研究的资料较少,本文试图结合具体数据给以量化的验证和分析。从而进一步研究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为提高审计质量提出建议,最终的目的是希望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披露质量,降低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从而提高审计质量。

一、文献回顾

朱小平、余谦(2003)从公司管理层因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不佳,需粉饰报表以操纵利润的角度,提出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会影响公司的审计意见类型,其检验结果显示: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例、上市公司年限等因素与公司收到非标准意见的概率负相关,资产规模、存货占总资产的比率、净资产收益率、现金流量比率等因素与公司收到非标准意见概率正相关。

张为国、王霞(2004)通过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资产负债表指出负债状况会对公司信息披露产生直接影响,美国安然公司的财务丑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司资产负债率过高引起的。理论上认为,公司杠杆越高,其面临的财务风险越大,从而被资本市场低估的可能性也越大;公司管理层为消除负债率过高给股市带来的负面影响,往往在信息披露上进行操纵,如通过设立大量的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空壳子公司来规避“报表”财务风险,或者利用盈余管理手段来加大公司盈余,从而显示高资产负债率的正效应。已有研究表明,公司资产负债率越高,经理层出于职位安全考虑会更多地进行盈余管理,从而降低信息披露质量。

王玉蓉、黄巧欢(2008)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审计质量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研究得出:资产负债率、上年审计意见类型与“非标准”意见的出具概率呈现正相关关系。由此说明客户出现财务危机时注册会计师更加谨慎,尤其是上市公司出现亏损时会引起广泛的关注,此时,被出具“非标准”意见的可能性较大。

二、研究设计

(一)假设的提出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并不是所有的具体指标都适合评价上市公司的审计质量。方军雄等人通过研究公司出现首次净亏损时审计师的表现,得出结论之一是:在我国当前的审计市场当中不同规模的审计师在审计意见出具上并没有存在显著差异,国外成熟市场以审计师规模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标准可能并不适合我国当前的状况。1996年Subramanyam比较研究了国际原“六大”会计师事务所和“非六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操控性应计利润定价。其研究表明,审计质量和操控性应计利润的信息价值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目前,上市公司往往对可控应计利润进行操纵,存在比较普遍的盈余管理和管理舞弊行为,这会降低会计数据的可靠性和真实性,造成财务报告的信息失真。审计师要发表恰当的审计意见来揭示存在的盈余管理和管理舞弊行为,以降低审计的风险,提供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增加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因此,本文拟采用可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衡量审计质量的标准。

基本财务数据和指标作为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的指示灯,不仅反映了公司基本的资本结构,同时也是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的直接材料。本文将提出2个假设以检验这些因素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资本结构中负债比重的高低影响到公司财务风险的高低,为了验证资产负债率是否能影响审计质量,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资产负债率越高,公司“粉饰”合并报表、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强烈,则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就会越高,审计质量随之降低。

由于债权人具有监督和确保管理者不操纵盈余和报告误导性会计数值的作用。随着债务融资水平的提高,利益相关者(贷款人)的归属利益也随之增加,导致更高审计质量需求的增加。为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债务融资水平越高,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越低,审计质量则会提高。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从2006年度所有沪深上市公司中选取样本,剔除金融保险行业和数据不全的上市公司,从而最终得到1331个研究样本。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国泰安研究服务中心(省略)的CSMAR中国上市公司财务年报数据库,中国股票市场操控性与非操控性应计利润研究数据库,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研究数据库等。

(三)变量定义与计算方式

1.因变量

本文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来计算非可操控性应计利润:

NDAt/At-1=a1/At-1+a2(REVt-RECt)/At-1+a3PPEt/At-1

其中,NDAt为第t年的非可操控性应计利润,At-1为第t-1年的总资产,REVt为第t年的营业收入与第t-1年的营业收入之差,RECt为t期与t-1期的应收款项差额,PPEt为第t年期末固定资产价值,a1、a2、a3为系数,由以下模型在估计期回归得出:

TAt/At-1=a1/At-1+a2REVt/At-1+a3PPEt/At-1+e

其中,TAt为总体应计利润,t为事件期年份,e为残值。

再用利润总额减去非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即可得到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进而计算出ABS(DAt/At-1)来衡量审计质量。

2.解释变量

根据前文提出的两个假设,我们设置如下两个解释变量(见表1)。

3.控制变量

影响审计质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本文主要研究与资本结构相关的因素,根据相关研究经验及我国特有的资本结构背景,我们主要选择可能影响审计质量的三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见表2)。

(四)研究模型

为了验证资本结构与审计质量之间的相关性,我们设计了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ABS(DAt/At-1)=a0+a1LEV+a2LL+a3SIZE+a4CASH+a5QR+a6LQR

此模型所要揭示的目标是,在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中,究竟哪些因素与审计质量之间有更显著的相关性。

本文使用的数据处理统计分析软件是SPSS 12.0。

三、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利用表3对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得到如下初步结论:(1)ABS(DAt/At-1)的最大值达4.959,即是上年度总资产的4.959倍,体现了上市公司可以进行的盈余管理空间之大;同时,约24%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绝对值的均值还说明了上市公司可能存在的较普遍的盈余管理行为。(2)上市公司之间的资产负债率相差悬殊,如最高的资产负债率高达为970%,而最低的仅为2.1%,样本中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的均值在60%左右,存在较大的财务风险。(3)长期负债比率之均值在9.62%左右,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流动负债水平偏高,上市公司出现资金周转困难的可能性随之提高,进而也增加了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构成了公司经营的潜在威胁。(4)样本中现金流动负债比率的平均值在18.5%左右,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净现金流量不充足,公司需要通过短期债务来保证正常的运营。(5)流动比率的平均值在1.41左右,速冻比率则在1.30左右。根据国际惯例:企业的流动比率为2比较适当,而速动比率一般不能低于l,否则短期偿债能力会不足。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的流动比率明显偏低,企业短期偿债能力偏低。

(二)回归分析结果

对该方程进行回归后,得到F统计量为10.857,并在0.01水平上显著,即在显著性水平0.01下,ABS(DAt/At-1)对LEV、LL、SIZE、CASH、QR、LQR有显著的线性关系,即回归方程是显著的。

从表4的多元回归统计结果可知,资产负债率与ABS(DAt/At-1)之间相关性显著,这说明资产负债率的高低会影响到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上市公司,其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较高,从而审计质量降低。长期负债比率与ABS(DAt/At-1)之间相关性不显著,说明长期负债比率高的上市公司,其审计质量未必低于长期负债比率低的上市公司。

资产规模与ABS(DAt/At-1)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性,说明资产规模越大、效益越好的公司,其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大,可操控应计利润越高,从而审计质量会降低。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审计质量衡量方法的分析,选择使用调整后的截面Jones模型所估计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财务报告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通过研究与资本结构相关的六个变量,分析资本结构与审计质量的关系,通过理论分析和调查统计数据得出资本结构与审计质量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关系的结论。本文的局限性在于因篇幅与时间所限没有充分考虑可操控性应计利润以外的审计质量衡量方法对财务报告审计质量研究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方军雄,洪剑峭,李若山.我国上市公司审计质量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和启示[J].审计研究,2004,(6):35.

[2]王玉蓉,黄巧欢.我国上市公司审计质量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62-64.

[3]来明敏,吴春燕.审计质量的衡量标准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财会月刊,2005,(5):35-36.

[4]易琮.审计意见类型能反映审计质量吗?[J].中国审计,2002,(4):75.

[5]张为国,王霞.中国上市公司会计差错的动因分析[J].会计研究,2004,4.

[6]Heidi Vander Bauwhede,Marleen Willekens,Ann Gaeremynck.Audit firm size,public ownership,and firms’discretionary accruals management[J].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2003,(38):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