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理工大学调剂篇1

中图分类号：R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2349（2017）07-00100-02

1954年3月昆明市工商业联合会药商业同业公会选编、昆明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审查合格的《国药八十一种成药配方目录》（昆明市档案馆档案称之为“昆81方”，故沿称“昆81方”。昆明市档案馆档案，档号：56-5-162）是新中国成立初昆明中药业制剂的标准[1]。新中国成立初的《昆81方》是以民国时期的《昆明方目》（1939）为蓝本汇编的[2]。那么，两书有何差异呢？《昆81方》对《昆明方目》有哪些继承和发挥？本文试探其义。

1继承《昆81方》医方的编纂目的和过程与《昆明方目》的编纂目的和过程是一致的。《昆81方》由中药铺的行业组织昆明市工商联合会药商业同业公会（又称“昆明市药商业国药组”）从各中药铺中筛选，确定为“成药统一药方”，后报昆明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审查登记，经审查合格后，汇编成册，作为同业制剂的标准。民国时期《昆明方目》的编纂[3]也是由行业组织昆明市药材业同业公会统一报送政府卫生部门审查，化验合格后，汇编成册，“作为配合成药之标准”。两次汇编的目的都是统一方剂，防止各药房随意加减。

《昆81方》绝大部分方剂的组方和份量与《昆明方目》的组方和份量相同。本项研究将《昆81方》与《昆明方目》对照，统计结果为：两书方剂的处方和份量全同者共51方，占全部81方的6296%；处方有一二味甚至三味加减或一二两味药的份量有些微调整者共23方，占2840%；组成成分加减超过原方数量或用量倍增者3方（朱衣安神丸、女金丹和五积散），占370%；删除9方，增加4方，增删方占1604%。也就是说，继续沿用旧方和微调的方剂占九成，只有少数增减。

《昆81方》分类与《昆明方目》相同，均沿用了清代通行的“旨证为纲”分类法为主，兼顾专科来编排。全书依次分为补益门、脾胃门、妇科门、痰嗽门、眼目门、泻痢门、气滞门、风痰门、伤寒门、暑湿门、燥火门、咽喉口齿门、幼科门、疮科门和补遗附方共15个门类。门类名称和顺序如出一辙。

《昆81方》收载方剂数量与《昆明方目》相差无几。《昆明方目》收载正方82种，附方4首，共86种；而《昆81方》收载正方79种，附方2首，共81种。

2发挥

21增加制法、主治、用量、服法和禁忌民国时期《昆明方目》仅有处方和份量，尚未记载每方的制造方法、主治、用量、服法和禁忌等事项，而《昆81方》则在每方之下记述制法、主治、用量、服法和禁忌。目录是目和录的合称。[4]对配方而言，目是指配方之名，录是为方的成分所作的说明。相比之下，《昆81方》对配方的说明更加丰富和严格。《昆81方》在正文前的编纂“说明”里强调：“我业各药房应该按照规格份量配置”，“不论散剂、水叠、蜜丸，应切实依照调剂方法，认真配置，不得自行加减或偷工减料。”同时指出“仿单内容，除商标牌号外，必须将处方、份量、制法、主治、用量、服法、禁忌、制造日期等分别项目详明地印于仿单。”

22修订了部分药名《昆81方》采取补充、增加功用或更名等方法，规范了《昆明方目》方名。所修订的药名，根据医籍文献里的经典方核对，方同者名同，方异者名异。修订后的药名，多数恢复了原来经典方的方名；与经典方相异的，另取方名。据古法加减的方剂，按照清代徐灵胎指出的那样：“义已别，则立名亦异”[5]另立一名，有别于原方。如归芍地黄丸、补心丹、开胃健脾丸等。修订的药名主要包括卫生丸等21方（见表1）。修订后更为规范。

23删除、新增部分方剂《昆81方》就《昆明方目》删除了白凤丸、立止咳嗽丸、保肺丸、橘核丸、疝气丸、苏风丸、追风紫霞丹、建中丸和孔圣枕中丹9方。新增归芍理中丸、感冒苏风丸、消食苏风丸和健脾肥儿丸4方。见表1。

24加味较多或还原的共3首对《昆明方目》朱砂安神丸等3首加味数量较大。朱砂安神丸原处方（与李杲《内外伤辩惑论》朱砂安神丸同）加潞党参、茯苓、远志、枣仁和益智5味；份量上，除朱砂外，其余均倍量。女金丹原处方（与明代张介宾《景岳全书》女金丹同）17味调整到23味（1997年改称“妇舒丸”）。五积散原处方仅保留宋代《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五积散15味中的5味，《昆81方》五积散还原为《局方》15味。

25稍微加减了部分方剂《昆81方》对《昆明方目》开胃健脾丸减黄芪，加桔梗和淮毛条（与王肯堂《证治准绳》健脾丸对照，尚有法夏等5味相异）。参苓白术散删除桔梗（1979年改为“参苓健脾胃颗粒”）。附子理中丸加肉桂，名附桂理中丸。山楂丸减砂仁、莪术和三棱3味。疝气丸加甘草。天麻丸（与元代朱震亨《丹溪心法》易老天麻丸同）去萆Z，加桂心和茯苓（1975年称“天麻祛风补片”）。通关散加枯矾。虎骨酒去熟地，加龟板和木瓜。人参败毒散加楚荷。藿香散加神曲。保童丸以白芍换云连。化虫散去谷虫和芦荟。糊药去猪骨、羊骨和鸡足，加红糖（与现行糊药同）。柏子养心丸加黄芪和党参（对明代彭用光《体仁汇编》柏子养心丸增加补气药）。

26调整了部分药味的份量《昆81方》对《昆明方目》中部分方剂微调了份量。十全大补丸的当归由1两调为1两5钱。归脾丸的远志由3两调为5两。八珍丸的当归由1两调为1两5钱。金锁玉关丸的黄柏和砂仁由8两和8两分别调为3两和2两。天王补心丸的生地和当归由8两和4两分别改为4两和8两。香砂六君子丸的党参由1两调为2两。痧气丸的大黄和蝉酥分别由6两和1两调为3两和5钱。栀子金花丸的黄柏由16两调为4两。

27增加了部分药材的炮制法。除保留《昆明方目》中原部分药材的制法外（如盐炒泽泻），《昆81方》还新增了部分药材的炮制方法如盐炒黄柏，醋煅磁石，去核乌梅，炒红花椒，虎骨（酒酥透），酥龟板，炒枳壳等。

3小结

以《昆明方目》为蓝本，昆明市工商业联合会药商业同业公会筛选了新中国成立初昆明中药铺的成方制剂，推陈出新，汇编成《昆81方》。与前书相比，《昆81方》编得更加完备。《昆81方》以古代中医典籍规范了药名、处方和份量等内容，将方剂学的严谨性和系统性应用于医方汇编，是后来云南中医方剂学、《云南省药品标准》等医籍编纂的圭臬。

《昆81方》在处方项下增加了药材炮制法、药剂修制法、主治、用量、服法和禁忌，部分增添了功能，变目录为仿单，变处方为制造和使用说明书，项目更加具体，使该医方汇编具有配方手册和用药指南的作用。各中药铺，尤其不久成立的“公私合营昆明市药材加工厂”，配制成药均以此为依据，因而该医方汇编实用价值较高。作为制剂规范，《昆81方》不仅继承了前人经验，而且增补了新的成果，@样，既保留了近代昆明中药业许多珍贵的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又传播了经典方剂，得到了医药界的普遍重视。其中许多创见，为今天云南特产中成药奠定了基础，丰富了中医药学内容。

参考文献：

[1]李文辉，李铁军云南省志・医药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87

[2]杨祝庆民国档案《昆明方目》方源初考[J].云南中医中药杂志，2017，38（2）：48-55

昆明理工大学调剂篇2

中图分类号： R283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1007-2349（2014）01-0082-03

昆明地区中成药的制作从何时开始出现？在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的82家原始店中，开设年代最早的是哪一家？这是2013年5月笔者整理昆明中药档案资料，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时碰到的问题。经过考证，这一问题逐渐清晰起来，有了可信的答案。

1 调研方法

档案文献整理法和专家访问法相结合。查阅的档案主要有昆明市档案馆档案和原企业保存的职工个人档案等资料。在整理之初，咨询和访问了包括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所原所长张震、云南省中医医院原院长吴生元等专家在内的中医药界前辈，获得了线索。征询了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原厂长赵子信、解放前的药铺学徒昌、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刘珍等老领导和老药工，得到进一步证实。

2 获得资料

这次整理，获得昆明地区中成药制作起源方面的诸多实证资料。

2.1 元代，昆明已出现官办惠民药局，购备药物，择良医主持，为贫病者治病。尚未见成药制售的记载。《云南省志卷七十・医药志》记载：“云南中药经营历史悠久，但宋朝以前仍以农村集市性贸易为主，尚无商号（座商）出现。到了元代，昆明出现了官办惠药局，主掌药品配制并出售，‘官给钞年，月营子钱，以备药物’ 并‘择良医主之，以疗贫民……’到了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省内各路也相继设立药局，并由各路正官负责，所设良医及所给钞本，均按地方行政等级和所辖民户多寡而定。”[1]元代惠民药局所备药物，多为汤剂，尚无成药。这一点，从清代的情形可见一斑。据罗养儒未刊稿《纪我所知集》记载：“云南省城。在清代亦有管医局之设置。……官医局是一施医处，替人治病，无论贫富，都不取脉金，但开药方而不给药。……惟是入局求诊之人不多，因局里医生为病者制方，多是一种好人吃不病，病人吃不好之太平汤剂。”[2]

2.2 明代，昆明出现了中成药的制作和出售，并有明确记载。《云南省志卷七十・医药志》记载：“明清年间，一些随营入滇的军医给偏僻的云南带来了先进的中原医药。如明洪武十四年（1381）随征南右副将军沐英入滇的军医朱双美，曾制售过朱氏善用水酒和小儿化风丹，并将这2种成药给两子分售，历经明、清、民国3个朝代长达500多年，到民国19年（1930年）才停售。”[3]这一记述与《昆明市志长编》的记载是一致的。

根据昆明市档案馆档案记载：后来，朱双美的后代朱亮卿又接续开设。1952年45岁的朱亮卿在昆明市正义路永升巷2号开设“双美号”药铺，制作小儿化风丹出售给用户，并获得昆明市人民政府的批准。[4]

解放后，全行业公私合营后，1958年9月朱亮卿和妻子龚秀珍参加公私合营，进入中国药材公司云南省昆明市公司，被分配到公司下属的金马药店任营业员。

朱亮卿的工作，与受访的赵子信老厂长的回忆是一致的。他说：“朱亮卿，我没有印象。合营时，资产进来了，有的无人进来，或被分去做门市部主任、营业员了。朱亮卿，有可能做这些工作去了。这些属于市药材公司管，不属加工厂管。”（刘云森、杨祝庆、王云鹏《赵子问记录》，2013）当时加工厂尚未独立核算，人财物均由上级公司昆明市药材公司管理。

关于这两项药的功能，赵子信说：“小儿化风丹，治小儿脐风最好。”（刘云森、杨祝庆、王云鹏《赵子问记录》，2013）据《昆明市志长编》称：朱氏善用水酒“主要是医治跌打损伤，痨伤，尿结石和胆结石。”[5]这两项成药的来源，《长编》称：“其制法处方，是南京内府秘方。”[5]

2.3 明代，除了朱氏善用水酒和小儿化风丹外，还有其它的中成药，如小儿救急丹、犀角保童丸和冷水金丹等。据《昆明市志长编》记载：“万松草堂，孙继鲁，……云南右卫人，明朝嘉靖葵未（1523）进士，由澧州知州历任山西巡抚，……子孙设，……创始婴孩丹丸，即‘小儿救急丹’，世其业。”[5]如果按其孙辈计算，该堂设立时间应在明朝末期（1623年前后）。也就是说，明朝末期，万松草堂就创制小儿救急丹。除此之外，孙万松草堂还制售犀角保童丸。《昆明市志长编》另一处记载：“孙万松草堂，系回族，在小西门内售小儿救急丹、犀角保童丸，遍销云南各县，有五百多年历史。他的祖辈还出一名医，叫孙光豫，曾入京当过御医。”[5]《云南卫生通志》称“孙光豫，昆明县名医。因术精而于明思宗崇祯年间（1628～1643）被任命为太医院医判。”[6]

关于冷水金丹的记载，《昆明市志长编》节录《续修昆明县志》卷2之6“慈善”篇称：“冷水金丹，系三丰张真人神方，由前明配送至今，向归三牌坊上街火醮会办。”[7]“前明”指明代，火醮会是一种民间慈善组织，它在明朝就配制冷水金丹。

2.4 就昆明地区中成药的制作历史问题，2013年5月笔者访问了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所原所长张震研究员，他认为：“昆明地区中成药制作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明代是我国科技最发达的时期。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在《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一书中认为，明代中国科技遥遥领先。昆明中成药的制作肇始于明代。”张震研究员的观点，与上述史料记载的时间是吻合的。

明代为昆明中成药的制作创造了条件。当时昆明中药的历史背景，正如李约瑟所言：“一直到十七世纪中叶，中国和欧洲的科学理论大致说来还不分上下；只自此以后，欧洲的思想才开始突飞猛进。”[9]十七世纪中叶，若以1644年为界，之前处于明代。明代前期，云南中医药学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出现了兰茂、杨慎、刘寅、杨士元、李元阳等优秀的医药学家，尤以兰茂贡献最大，他所著《滇南本草》比李时珍《本草纲目》早153年。这些医药学家为昆明中成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做出了贡献。

2.5 明代，除朱双美外，随军入滇的著名的军医还有董赐、陈凤典以及昆明罗开泰的先辈。《云南卫生通志》记述道：“董赐，安徽省凤阳县人。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平滇大军军医来滇。赐后定居赵州（今大理市凤仪）。明太祖朱元璋因其治军中疫病有功，赏土地、封世袭医官并赐他的诊所‘济生堂’扁额。”[10]“陈凤典，河南省新野县人。随大西军入滇。疗外伤有奇效。清康熙《云南通志》称他‘受异人传，有接骨神术。凡肠出骨折，苟存余息，皆能医治。甚至易骨缝肠，割肌取镞，皆人所惊见者。后卒于腾越（今腾冲）’。”[10]“罗开泰，昆明人，生于咸丰八年，卒于民国七年（1859～1918年）。其祖先是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来滇的军医，至开泰已历数代。”[10]军医入滇对中医药的传播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为昆明中药的制售奠定了基础。

2.6 明代的医户世袭制是中成药制作得以传承的主要原因。沐英入滇后，明朝在边疆云南实行军屯制度。朝廷命令“天下卫所，一律屯田”，规定边地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耕。[11]军士定点驻屯，遇有战事，军士奉调出征，战事结束返回原卫所屯田。如今云南各地都有称营、屯、旗、庄、所的村名，都是当年屯军军户形成的村寨。[12]明代卫所实行世袭制，“军皆世袭”（《明史・兵志》）一旦从军，终身为伍，即使阵亡或自然死亡，必有其子继承，世代为军。方国瑜《云南地方史讲义》引《大明会典》说：“凡军、民、医、阴阳诸色户，许各以原抄籍为定，不许妄行变乱，违者治罪，仍从原籍。”[12]明代医户世袭等措施的建立，巩固了军队，客观上取到了传承中医药的作用。

2.7 明代在军队里，实行军匠制度。军队所需的一切物品，都由匠户（分民匠和军匠2种）制造。匠户是元明两代的一种特殊制度。[13]军匠大部分属于各地卫所，军匠可以每月拿出10天的时间来应役。在服役时间内，政府发给工资，供给膳食。其余的二十天可以为自己生产。军匠制作的产品可以拿到市场上出售。这样，提高了手工业生产者的积极性。工匠制度的建立，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和劳力。“天干三年，饿不死手艺人”成为工匠们的口头禅。在这种制度的鼓励下，军医及其子弟服役之外，制作中成药在药铺上销售成为可能。

2.8 作为中成药的原料，中草药在昆明立店经营出现于明代。据《昆明市药材公司发展概况》记载：“昆明人喜欢用中草药治病，年代久远。但把中草药立店经营是从明朝的‘临福行’、‘临泰行’、‘临阳行’开始的。”明朝具体的时间，该书透露是明洪武年间。该书前言说：“昆明中药远在明代洪武年间就已立店经营，至今已有六百年的历史。”（昆明市药材公司编《昆明市药材公司发展概况》，1987）明洪武年间，为明朝初期，前后31年（1368～1398），期间中草药的原材料供应，为中成药的制售提供了上游资源。

2.9 明代，昆明中成药的炮炙技艺已有一定基础。那时，中药材加工出现了煨、酿造、蒸、煮等的炮炙方法。明初编撰的《滇南本草》（1436年），记载了酒、散、丸、丹等传统方剂的剂型，这些剂型的制作方法当时已普遍使用。尤其以水酒为引，在该书中使用较多。《昆明史志长编》说：“在《滇南本草》中，有百分之五十用水酒为引。”[14]朱氏善用水酒，就是一种酒剂，它以水酒的酿造技艺为基础。小儿化风丹、小儿救急丹、犀角保童丸和冷水金丹，这些明代中成药，也多采用了丹丸剂型。从《滇南本草》叙述的制法，如杏叶防风“合水酒服或泡药酒”[14]、接骨草“捣烂包患处”[14]、平儿草等“共一处煮烂”[14]、虎掌草“好酒二斤泡，每晚上炖热服”[14]、大一枝箭等“共为细末”[14]、野烟“单剂为末，酒合为丸”，“紫花地丁新瓦焙为末”[14]、“绵大戟为末，米糊为丸”[14]、“黄芩一钱酒炒”[14]、“用石榴皮醋炒”[14]、“响铃草蜜炒”[14]可以推测，当时的加工和制作技术包括泡、捣、煮、炖、研末、焙末、合丸、糊丸、酒炒、醋炒、蜜炒等，中成药的传统加工技艺已得到应用。

3 初步结论

昆明地区中成药的制售肇始于明代初期。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来滇的军医，为云南带来了中医药。军医朱双美，携带南京内府秘方朱氏善用水酒和小儿化风丹，到滇后曾制售。此后，他将这两项成药给两个儿子分别制售，历经明、清和民国3个朝代。解放后，1958年，朱氏家族的后代朱亮卿参加公私合营，把“双美号”药铺及其小儿化风丹等中成药，并入合营后的中国药材公司云南省昆明市公司下属的药材加工厂（现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从明代初年到现在，昆明中成药的制作历史已传承了600多年。

昆明中成药出现时，行医和卖药尚未分开。明代昆明出现中成药的制售，但当时的中成药为良医所制售，行医和卖药兼营，并仍然以行医为主。不管是政府设置的军医，如朱双美、董赐、陈凤典等，还是民间私人的世医，如孙万松草堂等，所制售的中成药都是行医的附带业务，医师主要还是行医诊断。专营中成药制售的药铺尚未出现。不过，医药兼营为清代中叶1826年中成药专营店的开工打下了基础。

明代昆明中成药为手工制售。明朝初期，随着市镇的兴起，昆明出现了立店经营的中草药商铺。药材供应的充足，为中成药的制作提供了条件。从食品制作技术，如酿造、蒸煮等发展而来的中成药加工和制作技术开始分离出来，出现了研末、焙末、合丸、糊丸、酒炒、醋炒、蜜炒等中成药的传统加工技艺。这些手工技艺，在军医药铺或个别诊所，已得到应用。当时手工作坊使用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研钵、杵、铁锅、锅铲等器具。

明代初期昆明出现少数中成药产品。从现有资料来看，明代初期，昆明已制售朱氏善用水酒、小儿化风丹、小儿救急丹、犀角保童丸和冷水金丹等中成药。这些中成药由医生制售。剂型多为内服丹剂。内服丹剂没有固定剂型，有丸剂，也有散剂。中医史上，把药品贵重或药效显著的名之曰丹，如至宝丹，活络丹等。明初昆明中成药之所以多为“丹”，也是因其珍贵而显效的原因。求医者上门来说明病情，医生即给药，带回去供患者服用，较之汤剂，使用更加方便。

鸣谢： 本文承蒙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所原所长张震研究员审阅并修改，特此致谢。[HT]

参考文献：

[1]李文辉，李铁军.云南省志卷七十・医药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306.

[2]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市志长编卷七[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546.

[3]李文辉，李铁军.云南省志卷七十・医药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306.

[4]昆明市档案馆档案，全宗号59，目录号1，案卷号2255.

[5]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市志长编卷七[M].云南：云南新华印刷厂，1984：571-572.

[6]云南省卫生厅.云南卫生通志[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716.

[7]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市志长编卷七[M].云南：云南新华印刷厂，1984：546.

[8][英]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407.

[9]云南省卫生厅.云南卫生通志[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715-718.

[10]娄曾泉，颜章炮.明朝史话[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38.

[11]郝正治.汉族移民入滇史话[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85，84.

昆明理工大学调剂篇3

1城市园林植物的病虫害防治技术分析

1.1生物技术

1.1.1昆虫性激素。通过使用昆虫性激素，可以干扰害虫的，使受引诱的昆虫被大规模杀死。目前，世界范围内昆虫性激素的成品有近百种类型，实践证明，昆虫性激素的杀虫效果十分可观。

1.1.2使用鸟类或昆虫。我国鸟类种类和数量繁多，大多数以天牛、蝗虫为食，可以通过设置人工鸟箱吸引鸟类来防治病虫害。另外，也可以在城市园林中引入害虫的天敌，为它们补充足够的寄主和食物，以此来防治病虫害。

1.1.3使用昆虫生长调节剂。昆虫生长调节剂会干扰昆虫的正常生长发育，从而使害虫死亡。例如，可以使用扑虱灵、除虫脲等生长调节剂来防治飞虱或食叶类昆虫。

1.1.4使用菌类。使用菌类防治病虫害具有环保的特点，可以利用细菌、真菌等病原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来防治害虫。

2化学技术

化学防治技术效果稳定，易大批量生产，但是农药等化学药剂又会对人类或环境产生有害影响、污染较大。因此，在使用时应该仔细考虑，酌量使用。为了减轻化学药剂对环境的污染，且使其发挥应有的功效，在使用化学防治技术时要注意以下几点：（1）正确选择农药的种类和浓度。根据城市园林害虫的种类及数量选择农药种类和浓度，尽量选择污染轻、高效、低毒的农药，合理确定农药浓度，减轻对环境的破坏。（2）合理选择农药的使用时间，遵循“杀灭害虫效果最佳，杀灭天敌效果最差”的原则，在保护害虫天敌的同时将害虫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3）合理混用或轮用农药。城市园林中往往多种虫害同时发生，因此，为达到应有的杀虫效果，避免害虫产生抗药性，要合理地混用或轮用农药。

3吉林地区常见园林植物病虫害及其防治

3.1白纹羽病

（1）在保证苗木健康的基础上，使用石灰水、硫酸铜或多菌灵等消毒药剂对苗木进行消毒。（2）在植物栽培前，通过挖沟排水、施有机肥等方式来改造土壤，提高园林土壤的土质。（3）对于发病严重的植物，可以使用石硫合剂等药物处理或者更换土壤。

3.2黑斑病

近年来，为了美化城市，吉林地区的温室中培育了大量蔷薇花，给市民带来了美的享受。但是，蔷薇花易感染黑斑病，严重时叶片甚至会全部脱落，尤其是通风状况不良或阳光照射不足时，黑斑病的蔓延会更加严重。黑斑病主要由蔷薇花的放线孢菌引起，在蔷薇的不同生长或季节对其有着不同的防治措施。在秋季时，集中清理园林中的落叶和残枝；在冬季时，修剪病枝条，降低越冬的菌源。在蔷薇的生长期，保证充足的阳光照射和通风。浇水时，为了防止孢子传播，从蔷薇的根部浇水。另外，在蔷薇发病初期，可以通过喷洒百菌清或代森锌等药剂来防治黑斑病。

3.3油松毛虫

防治油松毛虫措施：（1）生物防治法。通过吸引如灰喜鹊、大山雀等松毛虫的天敌来防治虫害，可以在园林中设立人工鸟箱，为鸟儿提供好的居住环境，吸引鸟类，以遏制松毛虫的发生。（2）化学防治法。对于3龄前的松毛虫幼虫可以通过喷洒敌百虫、辛硫磷等药剂进行防治；对于4-5龄的松毛虫，可以通过喷洒敌百虫粉剂来起到有效的杀虫成果。

3.4白粉病

白粉病主要表现为叶片萎缩、泛黑灰色、提前落叶等，一般发病在园林植物生长的旺盛时期。可以通过喷洒福星乳油、粉锈宁可湿粉剂等化学药剂来防治。

3.5黄褐天幕毛虫

黄褐天幕毛虫主要啃食杨柳和垂柳的叶片，严重时树叶甚至会被啃食干净。黄褐天幕毛虫幼年时期危害最大，因此，应该及时将幼年黄褐天幕毛虫杀死，可以采用辛硫磷、马拉硫磷、灭幼剂3号等药剂进行喷洒。

3.6国槐溃疡病

昆明理工大学调剂篇4

附：

201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学术学位类）

201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专业学位类）

昆明理工大学：

凡第一志愿报考昆明理工大学，并达到教育部规定的复试基本要求的上线考生可参加复试，复试合格的考生可在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录取。

学校接受二志愿调剂考生（学术型研究生不接受同等学力报考考生调剂），具体要求见学校网站招生信息栏和全国研招网昆明理工大学页面的招生信息，并以教育部当年关于调剂录取的政策为准。

复试工作安排在2014年4月中旬左右进行。复试考试内容包括外语（含听力、口语、专业外语阅读和翻译）、专业课笔试、综合面试。

云南财经大学：

复试一般在2014年4月底前结束；对以同等学历身份报考的考生，复试时加试至少两门本科主干课程，加试方式为笔试。实行差额复试，比例一般在120%左右。

云南农业大学：

复试采取差额形式，差额比例一般为120%。对同等学力考生除复试外，必须加试两门本科主干课程，加试科目不得与初试科目相同，加试方式为笔试。

西南林业大学：

西南林业大学将采取笔试、口试或两者相兼的方式进行差额（差额比例120%左右）复试，复试成绩占总成绩的权重一般在30%至50%的范围内。

以同等学力报考的考生，在复试阶段加试两门主干课程。

昆明医科大学：

调剂工作按教育部有关规定进行网上申请，学校同意接收后再前来复试，不接受现场申请，考生勿盲目前往。复试时间为4月上旬至5月初。

云南民族大学：

昆明理工大学调剂篇5

1、昆虫释放性信息素机理及传递方式目前，对鳞翅目昆虫的性信息素研究较多，雌成虫性成熟后，可从性腺处释放性信息素。鳞翅目雌虫一般以腹部第8、9节节间膜的腺体分泌性信息素，有一些昆虫分泌性信息素的器官是翅，也有的在后胸背板或胸部前两节上的腺体或体壁上等。雄成虫通过嗅觉，锁定异性的方位及距离，这可保证昆虫在种内雌雄个体之间性的联系及种的有序繁衍。性信息素的传递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主要靠空气流动，由上风传到下风，形成信息素带，昆虫逆风随此带到达气味源，这种传递方式较快；二是靠性信息素分子的自由运动向四周扩散，这种传递方式较慢。雄虫主要通过触角感受性信息素，与雌虫进行交尾，少数也有雄虫分泌性信息素来引诱雌成虫的。

2、昆虫性信息素组分1959年德国化学家Buterandt花了近20年时间，成功从50万头家蚕雌成虫腺体内提取到性信息素———蚕蛾醇，首次对昆虫性信息素的组分进行了分析。不同昆虫释放的性信息素组分和含量不同，多数昆虫性信息素组分并非单一。鳞翅目昆虫的性信息素的化学结构大部分为长链不饱和醇和酯类，由10～21个碳的醛、酮、醇、酯等组成。

3、影响昆虫释放性信息素的因素研究表明，昆虫分泌、释放性信息素的生理过程受外界环境因子和心侧体的控制和支配。对于一些鞘翅目的昆虫，当咽侧体被切除后，性信息素就停止分泌。另外，温度、光周期对性信息素的释放有直接影响。昆虫的性引诱现象呈现日周期性。如家蚕雌成虫对雄成虫的吸引力在早晨3～5点之间最旺盛；大袋蛾雌成虫释放性信息素有两个高峰，分别是2～6点和17～20点。

二、在监测预报中的应用

传统的虫情监测预报主要是通过人工调查和黑光灯诱集等方法进行。对于生活隐蔽、趋光性较弱、虫口密度较低的林地和一些地形较为复杂及人工难以到达的林地内的害虫，采用传统的虫情监测预报局限性较大，致使调查数据偏差较大，影响测报准确率。性信息素在虫情监测预报中广泛应用，可有效提高监测预报的准确率。性信息素可监测预报害虫的发生期、危害方位和发生量，具有活性强、专一性高、灵敏度高、准确性好、使用简便、费用低廉等优点，尤其对偶发性害虫的发生和新造林地跟踪监测，可以较准确地反映害虫的发生情况。用性信息素或性诱剂进行监测预报时，要配有诱捕器，其由诱芯和捕虫器两部分组成。

三、在害虫防治中的应用

有些类型的林地内不宜用药剂防治害虫。一是分布在高山峻岭、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地区的森林，药剂防治不但浪费人力、物力、财力，而且防治效果也不太理想；二是经济林，采用药剂防治或多或少会对经济林及其产品带来一定污染；三是城市庭院的林木，这里人口较为密集，又是公共场所，使用药剂防治，容易对人畜及周围的环境造成污染。

昆明理工大学调剂篇6

中图分类号：S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当前存在的问题

1）生态平衡、绿色空间、健康生活是当今生活的主流。城市人口密集、建筑密布、空气流通差，暴露空地少，生态环境脆弱，中和、缓解有毒物质的机会小，有毒、有害物质落在地面汇集直接进入下水道排进河流湖泊造成二次污染。加上绿化专业部门功利性强，很少关心农药毒性的问题，仅以达到当年城市树木不受危害为标准。因长期施用可以杀灭包括天敌在内的一切昆虫的剧毒农药，而造成蚧虫、螨虫、粉虱、蚜虫等小害虫抗药性日益增强，形成用药浓度越来越大、害虫越治越多的恶性循环。

2）国家明令禁用、限用的有毒农药还在城市市场流通。许多中小城市仍在普遍使用国家限用的甲胺磷、甲基对硫磷（俗称甲基 1605）、对硫磷 （俗称 1605）、久效磷 、氧化乐果、呋喃丹、氰戊菊酯、三氯杀螨醇等剧毒、高残留农药。使用农药后的绿树下、绿地中是城市居民直接呼吸、通行、锻炼的地方，没有回避期及间隙期，对人体健康危害很大。

3）缺少方便、有效的无公害防治措施。目前，防治鳞翅目蛾类、鞘翅目食叶害虫的无公害农药已经成功推广使用，但缺少防治同翅目刺吸式害虫特别是同翅目蚧虫类，以及病害防治中可以大规模推广使用的无公害农药。

二、利用天敌防治害虫，保护生态环境

在一定的自然生态条件下，天敌昆虫对某一种或几种害虫具有经常的或持久的控制能力，可以使某种害虫的数量无法大幅上升，达到减少害虫对园林的破坏和化学农药对环境的污染。经过多年的研究，我国目前已记录天敌昆虫7目70余科1000余种，其中在鞘翅目中就有天敌昆虫47科，膜翅目中天敌昆虫70多科。我国天敌昆虫中姬蜂科记载达900种以上，瓢虫700多种，寄生蝇约450种。

1、鸟类及蜂蝶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也是生态园林的具体体现,它们还可以提高园林的艺术感染力。没有蜂蝶类传粉和鸟类传播种子,没有鸟类、病原微生物、蜘蛛、寄生昆虫等控制害虫的暴发,没有微生物等的分解作用等,很多自然生态过程都无法完成。有专家初步估算，一种鸟类消失或灭绝,将有35种植物、90种昆虫、2~3种鱼类、0.5种哺乳动物随之灭绝。

2、蜘蛛对园林主要害虫如柑橘粉虱、棉蚜、吹绵蚧等同翅目、鳞翅目和鞘翅目昆虫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对新兴园林“五小害虫”控制更加有效。科学地、有效地保护和利用当地丰富的蜘蛛资源和园林蜘蛛立体防虫网络, 对控制园林害虫大面积发生, 保护当地生态环境, 增加生物多样性均有积极意义,也是当务之急。

首先, 积极向广大园林工作者普及科学技术知识, 提高他们的生态环保意识。①宣传和示范害虫天敌在防治害虫中的作用, 使园林工作者切实感受到合理植物配置等人工调控手段能有效地使园林自然形成防虫立体网络。（2)除非万不得已,尽量不使用农药,转而依靠鸟类、病原微生物、蜘蛛、捕食性螨类、寄生昆虫等对害虫虫口数量进行调节。从而,为鸟类蜂蝶等提供更多的觅食场所、储食场所,以及隐蔽、望、繁育和休憩的场所。在必须使用化学药剂时,应为天敌创造栖息环境,增加适宜的用于转换食源的植物,以供天敌取食和喷药时转迁,从而避免杀伤天敌。

其次, 加强对园林防治害虫的研究。特别是园林蜘蛛种类、分布和种群数量动态变化与害虫的关系、蜘蛛种源与园林蜘蛛资源的关系、影响园林蜘蛛种群数量和群落结构的主要生态因子、各种景观尺度下园林景观格局与蜘蛛等害虫天敌的动态变化间关系以及园林蜘蛛优势种形成原因及与目标害虫生态位等方面的研究, 为保护、利用蜘蛛控制园林害虫提供理论依据。

第三, 应用生物综合防治措施。①借助当地资源, 通过调配、引入不同类型蜘蛛、捕食螨、寄生蜂等害虫天敌, 人为有限度地适时调整城市园林生态结构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流, 使天敌和害虫的自然种群维持在一定阈值内, 达到以虫治虫的目标。②有条件地建立园林天敌与目标害虫关系预警模型, 预报和预防园林虫害, 达到有效控制园林虫害, 并与业已形成的园林植保技术的化学、物理和生物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 最终控制园林建设和维护过程中常出现的病虫害。

三、大力提倡园林病虫害无公害防治，保护害虫天敌，尽可能减少对天敌昆虫的伤害。

园林病虫害无公害防治是城市园林发展的产物，在一定的自然生态条件下，天敌昆虫对某一种或几种害虫具有经常的或持久的控制能力，可以使某种害虫的数量无法大幅上升。是城市绿化防治病虫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同城市生态环境紧密相关，也与整个城市的经济状况直接相关。随着城市绿化步伐的加快，利用天敌防治园林害虫技术必将是综合防治的主要发展方向。

无公害化学法防治一般包括使用无公害生物农药（以细菌毒素治虫）、性诱剂、激素类、无机化学物保护剂 、杀菌剂。

1） 性诱剂 。即用人工合成信息素制成对同种异性个体有较大吸引力的诱芯，结合诱捕器（水盆式、粘胶式）配套使用，可以诱捕杀灭成虫，同时也干扰了成虫的正常活动，从而大幅度降低产卵量和孵化率，达到防治害虫的目的。性诱剂作为安全、高效的一种制剂，目前还没有在城市中推广使用。有些植物的花可以吸引白天活动的蛾类，为集中杀灭成虫提供了机会。

2）激素类的除虫脲。其高效、安全 ，不伤害昆虫天敌 ，是国际推广的无公害农药，对人畜毒性小，杀虫机理是抑制害虫无法合成几丁质酶，从而使害虫不能正常蜕皮而致死。对鳞翅目、鞘翅目、双翅目害虫有效，无公害化防治作用比 Bt制剂进一步扩大。

3） 植物毒素 。目前 ，没有对植物毒素进行针对性生产 。除虫菊酯、拟除虫菊酯类对人畜毒性小，但易使害虫产生抗药性，要交叉使用。产品也基本上没有针对城市生产应用的大包装，使用也不方便。

4） 机油乳剂、石硫合剂。这 2 种药剂是防治蚧虫的有效方法。目前，城市一般以有毒有机磷内吸剂、触杀剂在若虫孵化期集中防治蚧虫，这 2 种杀虫剂不仅有毒，而且害虫易产生抗药性，导致年年防治、年年大发生。而利用机油乳剂 、石硫合剂防治蚧虫，能溶解蚧虫蜡质封闭害虫气门，使害虫窒息而死，防治上基本无毒副作用。

四、合理配置，维护园林生态平衡。

在城市园林绿化中，要增加植物多样性，促进城市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提高系统对害虫的自我调控能力。因而城市绿地建设要避免单一化模式，抗病虫害植物在园林植物的种植上要合理进行搭配；保证通风透光；要追求常绿与落叶树种结合，乔、灌、花、草、藤的结合，多树种、多层次、种植密度合理的植物群落结构，充用发挥自然控制因素的作用，充分体现园林生态景观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基因多样性。在植物配置时避免混栽有利于害虫转主寄生植物或者混植有共同害虫的植物。加强对天敌的利用和保护，尽量减少使用化学农药，创造利于天敌群落发展的条件。

结束语

天敌昆虫防治害虫对环境没有污染，改变了过去化学防治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对人畜无毒无害。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来维护园林的生态环境平衡，同时做好捕食性天敌昆虫资源的调查与保护工作，保持天敌昆虫物种多样性，实现园林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林绍光. 天敌昆虫在生态农业中的应用[J]. 广西农学报,2005(1): 41-44.

[2] 林志伟. 厦门市林木天敌昆虫资源调查[J].林业勘察设计, 2006(2): 145-148.

昆明理工大学调剂篇7

中图分类号：S43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01-0080-03

DOI： 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01.022

罗汉松新叶蚜（Neophyllaphis podicalpi Takahashi），属于斑蚜科，新叶蚜属，中国主要分布于吉林、上海、江苏、浙江、湖南、台湾、广西等地，日本、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北美等国家和地区也有分布[1]。张广学等[2]报道罗汉松新叶蚜在中国东北地区危害罗汉松，李照会等[3]调查山东蚜虫，发现泰安、潍坊等地有罗汉松新叶蚜危害，和秋菊等[4]报道在云南昆明有该虫危害。近年来，在日本进口的罗汉松中，多次检疫出罗汉松新叶蚜[5]。罗汉松新叶蚜以成、若蚜群集于罗汉松嫩梢、嫩叶正面和背面吸食汁液，叶黄绿色时发生严重，叶转深绿则转移至幼嫩部位，使叶片变小，叶色发黄，嫩梢生长不良。本研究初步调查了罗汉松新叶蚜的危害，并对该虫进行室内毒力测定和田间药效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昆虫采自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教学科研基地（广州番禺钟村）的罗汉松上，截取带有新叶蚜的叶片，放入垫有湿毛巾的托盘中备用。供试药剂：480 g/L毒死蜱（乐斯本）EC，美国陶氏益农公司；25 g/L高效氟氯氰菊酯（功夫）EC，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10%烯啶虫胺（米旺）SL，江苏农药化工厂；0.5%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ME，山东嘉禾化工有限公司；50%噻虫嗪悬浮剂，先正达作物保护公司；50%吡蚜酮水分散粒剂，先正达作物保护公司；2.5%鱼藤酮乳油，广东省广州农药厂；0.6%苦参碱水剂，内蒙古清源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2 方法

1.2.1 罗汉松新叶蚜危害特点观察 在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番禺教学科研基地、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华南农业大学一号楼、华南农业大学湿地公园、珠海M琴岛等地调查罗汉松受新叶蚜危害后的受害状及新叶蚜的危害特点。

1.2.2 室内毒力测定 根据预备试验，将供试药剂以去离子水配制成5个等比浓度，对照为去离子水。活性测定采用叶片浸渍法，将带有罗汉松新叶蚜的叶片浸入配好的药液中，3 s后取出并用吸水纸吸去多余的药液，然后放入垫有滤纸保湿的培养皿中盖好，48 h后，在双目解剖镜下检查罗汉松新叶蚜死亡情况（用解剖针轻触虫体，不动者为死亡）。每个浓度3个重复，每重复30～50头试虫。

1.2.3 罗汉松新叶蚜田间防治试验 根据室内生物测定结果，选择效果好的药剂进行田间防治试验。试验地点在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教学科研基地（广州番禺）进行，罗汉松树龄10 a以上，树高2～3 m。每浓度选择2棵树，在每棵树主干高度1.0～1.8 m东、南、西、北4个方向各选2枝有罗汉松新叶蚜的枝条，挂上标签，记录每枝上总虫数，每浓度重复3次。试验期间无雨，气温17～32 ℃。采用背负式电动喷雾器进行常规喷雾，均匀喷洒。施药浓度参考说明书，2.5%鱼藤酮乳油1 000倍液、0.3%苦参碱水剂500倍液、50%吡蚜酮水分散粒剂4 000倍液，25 g/L高效氟氯氰菊酯乳油4 000倍液。第一次处理后3、7、15 d调查罗汉松新叶蚜的存活数量，计算虫口减退率和防治效果。计算公式如下：

虫口减退率=（施药前虫数-施药后虫数）/施药前虫数×100%

防治效果=（处理区虫口减退率-对照区虫口减退率）/（1-对照区虫口减退率）×100%

1.2.4 数据处理及分析方法 试验数据采用EXCEL2007和DPS数据处理系统进行统计分析，方差分析采用邓肯氏新复极差检验法（DMRT法）。

2 结果与分析

2.1 罗汉松新叶蚜习性及危害特点

罗汉松新叶蚜成、若蚜群集于罗汉松嫩梢、嫩叶正面和背面吸食汁液，使嫩梢生长不良，叶片变小，叶色发黄。春季主要群集于黄绿色的嫩梢及嫩叶上，新叶变深绿后又转移到黄绿色新叶上，嫩梢及新叶正反面均散布白色虫蜕，叶片颜色不均匀，深绿色叶片上有煤污病，严重时煤污常与灰尘形成一层薄壳层，影响光合作用。春季4月初新蚜开始出现，4月下旬及5～6月大量繁殖为害，大雨会明显降低种群数量。2014年调查发现，4月初发现新蚜，中下旬种群数量明显上升，5月6日夜间和7日凌晨降雨，7日上午在广东省畜牧研究所和华南农业大学一号楼调查，虫口数极少。7～8月广州高温多雨，虫口数下降。9月下旬虫口数开始上升，10～12月发生严重。1～3月虫口数量低，在老叶和枝条茎上有少量分布。罗汉松新叶蚜还未发现其他寄主植物，为单食性害虫，只在罗汉松上终年繁殖为害。

2.2 8种杀虫剂对罗汉松新叶蚜的室内毒力

8种杀虫剂对罗汉松新叶蚜的室内毒力测定结果见表1。由表1可见，鱼藤酮、噻虫嗪、烯啶虫胺和高效氟氯氰菊酯对罗汉松新叶蚜的防治效果较好，处理后48 h的致死中浓度LC50分别为7.53、6.95、8.43、8.26 mg/L，其次为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其LC50为16.09 mg/L，苦参碱和吡蚜酮的防治效果较差，毒死蜱的防治效果明显低于其他几种供试药剂。

2.3 杀虫剂对罗汉松新叶蚜的田间防治效果

田间防治试验选择了两种植物源杀虫剂鱼藤酮和苦参碱，新型口针阻塞抑制剂吡蚜酮，并以传统杀虫剂高效氯氰菊酯为对照药剂，结果见表2。由表2可以看出，处理后3、7、15 d，4种杀虫剂对罗汉松新叶蚜防治效果均在90%以上，差异不显著，表明罗汉松新叶蚜对供试杀虫剂均较为敏感。

3 小结与讨论

罗汉松树姿苍古矫健，叶色四季鲜绿，是庭院、校园、公园、游乐区、廊宇等地优良的园林风景树。该树种对SO2、Cl2、NO2等气体抗性较强，是这类气体污染区的优良绿化树种。其中珍珠罗汉松是制作盆景的珍贵树材，如培养得法，经数十年乃至百年都能长盛不衰，可成绝佳盆景，观赏价值特别高。罗汉松新叶蚜是为害罗汉松的重要害虫，对罗汉松的生长及造型产生明显的影响，但国内对于其危害及防治药剂的研究较少。

本研究结果表明，罗汉松新叶蚜在广东常年发生，5～6月和10～12月是发生高峰期，降雨对种群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室内毒力和田间药效试验均表明，该虫对常用药剂较为敏感，鱼藤酮、吡蚜酮等低毒药剂均可有效控制其危害。

参考文献：

[1] 张广学，张万玉，钟铁森.中国新叶蚜属研究与新种记述（同翅目：斑蚜科）[J].昆虫分类学报，1993，15（1）：41-44.

[2] 张广学，刘丽娟，何富刚，等.中国东北地区农林蚜虫名录（一）[J].辽宁农业科学，1985（6）：11-16.

昆明理工大学调剂篇8

长期使用杀虫剂易使昆虫产生不同程度的抗药性，甚至产生交互抗性，从而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农业生产成本的降低。因此，昆虫的抗性机制研究逐渐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人们不断从各个方面对昆虫的抗性机制进行研究，以了解其产生抗性的机理，从而为抗性监测和新农药研制提供依据。

昆虫抗性研究从最初的行为、生理到代谢再到作用靶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近年来，昆虫抗性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抗性基因的表达和调控。大多数研究认为，昆虫的抗药性机制主要包括药剂穿透率下降、昆虫体内解毒酶活力增强即代谢抗性与靶标敏感性降低等。其中解毒酶主要包括细胞色素P450介导的多功能氧化酶、谷胱甘肽转移酶（GST）、水解酯酶等；3个主要作用靶标分别为乙酰胆碱酯酶（AChE）、神经轴突钠离子通道（SC）和γ-氨基丁酸（GABA）受体-氯离子通道复合体。而随着昆虫基因组全序列的测序完成以及基因组研究技术的开发运用，大大地促进了抗性基因的鉴别，使昆虫的抗性机制研究在代谢机制和作用靶标这两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1 代谢抗性机制的研究

1.1 谷胱甘肽-S-转移酶基因的研究

目前，从分子水平上探索谷胱甘肽-S-转移酶（GST）的作用机制已经十分普遍，PCR等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使人们对昆虫抗性机理的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潘敏慧等[1]通过在 sf9 细胞中真核表达家蚕（Bombyx mori）GSTe3，确定了家蚕GSTe3 的表达具有较高的组织特异性，它只在家蚕血液和头部表达，其真核表达产物具有较好的GSTs 酶活性；刘海涛等[2]研究表明，BmGSTe5 可能是参与合成 GSTs 的主要基因。以GST基因为目标的研究还有很多，这些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人们对GSTs抗性机理的了解。

1.2 羧酸酯酶基因的研究

刘海涛等[2]推测家蚕对药剂产生抗性可能是因为其体内的羧酸酯酶（CarE）发生了突变，提高了对杀虫剂的水解能力。黄水金等[3]利用RT-PCR技术和RACE方法获得了1个斜纹夜蛾（Spodoptera litura）CarE基因的全长cDNA序列，命名为Slest2，并推测Slest2的过量表达可能是斜纹夜蛾对溴氰菊酯产生抗性的分子机制之一，这种推测为进一步研究夜蛾科昆虫的抗性机理奠定了基础。兰亦全等[4]研究也表明羧酸酯酶活性的提高是甜菜夜蛾（Spodoptera exigua）对氰戊菊酯和顺式氯氰菊酯产生抗性的重要原因。

2 靶标抗性机制的相关研究

2.1 乙酸胆碱酯酶基因的研究

乙酸胆碱酯酶（AChE）作为抗性机制中的一个重要靶标，成为从基因表达和基因调控角度研究抗性机制的重点。陈亮等[5]对斜纹夜蛾乙酰胆碱酯酶基因cDN段进行克隆和序列分析，为获取斜纹夜蛾乙酰胆碱酯酶基因全序列以及研究其变构乙酰胆碱酯酶的分子机制奠定了基础。

大量试验表明，不敏感AChE对于杀虫剂的抗性归因于很多潜在的与抗性相关的点突变。以AchE基因（ace）为例，昆虫的ace发生突变，其产物AChE发生变构，使其对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的敏感性降低，从而使昆虫产生抗药性[6]。李兵[7]研究表明，家蚕Bm-ace2和野桑蚕（Bombyx mandarina）Bmm-ace2 的突变是导致其对有机磷农药抗性差异的原因之一。此外，刘海涛等[2]也发现家蚕雌雄个体之间Bm-ace2基因的表达量不同，导致AChE 的活性存在明显差异，并最终使雌雄个体表现出不同的抗性。研究家蚕AChE活性及其ace基因的表达模式，为探索家蚕对有机磷农药抗性的分子机制提供了依据，并且通过与野桑蚕比较，为家蚕对有机磷农药的抗性退化研究提供新的依据。

2.2 钠离子通道蛋白基因的研究

赵华强等[8]以野桑蚕为材料，利用RT-PCR技术克隆了野桑蚕钠离子通道蛋白基因的cDN段，发现该基因cDN段编码氨基酸序列包括钠离子通道蛋白α亚基的跨膜结构域Ⅰ、Ⅱ、Ⅲ和Ⅳ，并存在a、b、c 3个选择性微外元。但尚不清楚在发育调控中，这3个微外元对钠离子通道蛋白产生的影响。

2.3 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的研究

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nAChRs）作为昆虫神经系统中最重要的神经递质受体，也是几类重要杀虫剂的作用靶标，近年来在其抗性机理上取得了明显进展。赵宇等[9]利用RT-PCR和RACE技术，克隆了小菜蛾（Pplutella xylostella）nAChR α亚基的一个新基因Pxα8，为研究小菜蛾nAChR的亚基类型、亚基组合形式、药理学特征及其在小菜蛾对多杀菌素的靶标抗性机制方面的作用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外，在褐飞虱（Nilaparvata lugens）抗性机理的研究中，nAChRs的附属蛋白作用的发现[10]，也为抗性研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3 其他基因的研究

3.1 家蚕SerB基因

除了对ace基因的广泛研究，与抗性有关的其他基因也在不断被寻找中。葛君等[11]发现，家蚕在对有机磷农药代谢解毒过程中磷酸丝氨酸转氨酶（SerB）的表达量增加，其基因mRNA转录与其蛋白的表达呈现相同趋势，推测该基因可能与家蚕对有机磷农药的抗性存在一定关系。

3.2 P450基因

与AChE相似，P450基因表达量的升高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昆虫的抗药性。黄水金等[12]推断细胞色素P450 基因CYP4M14和CYP4S9的过量表达可能与斜纹夜蛾对溴氰菊酯的高水平抗性有关。张林林等[13]在对田间灰飞虱（Laodelphgax striatellus）抗药性进行研究时发现，细胞色素P450的CYP6家族中的10条基因序列以及CYP4家族中的6条基因序列在抗性品系中的表达量明显高于敏感品系。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针对任何一种杀虫剂的高水平抗性，可能只涉及其中少数几个对该化合物有针对性的基因，但仍需关注这些基因的表达对其他基因的影响。

4 病原微生物在抗性机理上的研究

目前，除了从基因组学角度研究各类酶外，一系列病原微生物与昆虫体内酶的关系的研究也在进行。王龙江等[14]推测球孢白僵菌（Beauveria bassiana）感染红火蚁（Solenopsis invicta）后，影响了其体内各种酶的活性，导致其体内某一种或几种保护酶的合成受到抑制，从而破坏了这几种酶在昆虫体内的作用或它们之间的协同作用，最终引起寄主一系列的生理病变。其中CarE的活力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而AchE的活力则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说明球孢白僵菌能抑制其体内AchE的活性，这对于以后红火蚁的生物防治具有重要意义，但具体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另外，研究结果还表明球孢白僵菌侵染红火蚁工蚁后会刺激CarE和AchE活性，产生一种免疫防御反应，这与昆虫对化学农药的抗性机理显著不同[14]。

5 病原微生物与基因组学

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是第一个用于重组蛋白生产的宿主菌[15]，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蛋白质表达系统。任文彬等[16]通过克隆高毒力金龟子绿僵菌（Metarrhizium anisopliae）中一个几丁质酶基因，构建pGEX-chi融合表达载体，并转化到大肠杆菌BL21中，经SDS-PAGE结果分析显示，表达出的融合蛋白大小为68 kD，占蛋白表达总量的64.5%。该试验从分子生物学和微生物学角度出发，为今后昆虫的抗性机理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为新农药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该试验还成功地在大肠杆菌中高效融合表达了金龟子绿僵菌几丁质酶，为以后对绿僵菌几丁质酶性质与作用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几丁质酶作为入侵宿主的一个重要毒力因子，是生物防治的一个重要选择。郝蕾蕾等[17]研究结果表明，几丁质酶在球孢白僵菌中分泌达到一定阈值后会显著提高病菌的毒力，但具体机制还有待研究。可能是其直接加剧了对昆虫表皮几丁质的分解，或是通过协助蛋白酶的分泌来强化这种分解。若能确定其作用机理，那么将为昆虫抗性机理研究提供另一个重要依据。

6 结语与展望

人类与昆虫之间的拉锯战已经持续了数千年，一直到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仍然进行着。随着人类对昆虫认识水平的深入，防治技术也在不断提高。自20世纪40年代DDT问世以来，人类在这场拉锯战中取得了重大进展，但随之又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其中较为紧迫的一项便是昆虫对农药的抗性。寻找新的抗性研究途径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但在寻找新途径的同时也要对已有途径进行创新利用。对于当前热门的基因工程来说，与微生物研究结合有可能是一条可行性非常高的途径，将引领我们不断探索未知的领域。

有害生物综合防治（IPM）技术研究过程中，应该以生态学、多战术、协调共存和经济学这四大观点为主导，立足于生产实践，多角度、多手段地对昆虫抗药性机理进行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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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Progress about Pesticide Resistance of Insects

HUANG Yanjun, PU Guanqin

昆明理工大学调剂篇9

1 什么是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是指利用寄生性（图1）、捕食性（图2）天敌或病原微生物，以及生物的代谢物来调控害虫密度，或抑制病原菌的传播蔓延。在自然界有许多种昆虫有发展成害虫的潜力，但实际上它们都很少爆发成灾，这就是因为有多种天敌的存在，这些天敌形成的生物控制机制使潜在的害虫不能爆发形成危害。一旦丧失这些生物控制机制，潜在的有害生物就可能爆发，从而给生产带来经济损失。所以应通过保护本地天敌提高益虫的丰度来稳定果园生态系统。益虫丰度的培育，主要采用果园生草、套种、增加植物类型，以及减少化学农药使用等措施。

利用天敌是虫害防治技术的核心，利用生物代谢的代谢产物也是防治病虫害的主要生物技术。生物防治不仅可以改变生物种群组成成分，而且可以直接消灭病虫害，对人、畜、植物也比较安全，不伤害天敌，不污染环境，不会引起害虫的再猖獗和产生抗性，对一些病虫害有长期的控制作用。但是也存在着局限性，不能完全代替其他防治方法，必须与其他防治方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2 保护和利用天敌

利用天敌是虫害防治技术的核心，果园里的蚜虫、红蜘蛛、潜叶蛾、卷叶蛾等都有大量的天敌（图1～3），如果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可以有效实现自我控制。必要时可进行人工干预。一是移植和引进外地天敌，要求天敌从害虫的原发地引进，且是单食性或寡食性，繁殖力强，与害虫的发生期和生活习性相吻合，适应力强，驯化的可能性大，传播速度快，搜索能力强，能突破寄主防御行为，以达到最好的控制效果。二是用人工的方法在室内大量繁殖饲养天敌昆虫，在需要时释放到田间，以补充自然界天敌数量，在害虫尚未大量发生之前就受到控制。

目前成功的人工繁育天敌有：赤眼蜂、捕食螨、食蚜蝇、周氏啮小蜂等。分别对鳞翅目害虫、螨类、蚜虫等害虫起到防治作用。美国白蛾是现在我国北方很多果树产区快速发展的害虫，而周氏啮小蜂是美国白蛾的天敌，可在蛾蛹中产卵，有效控制白蛾发展。另外，资源性昆虫、壁蜂、熊蜂、蜜蜂等虽然不是天敌，但是释放它们能大幅度提高坐果率，增加产量，减轻病虫害危害。

瓢虫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害虫天敌，澳洲瓢虫1年能繁殖8、9代，每头雌虫平均产卵约280粒。卵产在介壳虫的卵袋上或虫体下，在整个幼虫期能食1、2龄介壳虫126头，在整个成虫期可食介壳虫卵和成虫213头。1888年美国引进澳洲瓢虫防治吹绵蚧挽救该国的柑橘业。七星瓢虫的幼虫每天的食蚜量为1龄11头、2龄38头、3龄61头、4龄124头，成虫平均每天能吃100头左右蚜虫。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已有数百种天敌引种获得成功。

螳螂是陆栖捕食性昆虫，习性凶猛，以肉食著称，故可视为昆虫纲的猛虎。蝗、蝉、蝇、毛虫、甲虫等无不被侵袭而食。在南美产的某些螳螂攻击小鸟、蜥蜴、蛙类等小动物。螳螂凶猛，好斗，即使是同类也常互相残杀，可实现自我控制。全世界已知约1560种，我国到目前为止已知有约100种。在果园也有很多种类的螳螂。

3 利用性激素防治

信息物质的利用，如在田间喷天敌昆虫的行为物质招引天敌，施放性外激素诱杀或干扰害虫成虫等。我国已经研制出60多种昆虫的性信息素，并可以规模化生产，在害虫预测预报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特别是果树上桃小、梨小、苹大、桃蛀螟、天牛等，给果树虫害防治提供了基础。利用性激素进行防治首先要进行预测，在某种害虫大量发生前（尤其是越冬代和第1代）在果园布置诱杀。可在小盆、小桶、可乐瓶等装水，然后在水面上0.5厘米处用铁丝固定诱芯，可以固定2～3种诱芯（图4）。一般每亩地3～5个诱芯即可达到防控目的，同时注意补充水分（图5）。

4 病原微生物或其代谢产物的利用

病原微生物或其代谢产物的利用，如利用BT制剂防治多种鳞翅目害虫、利用白僵菌防治蛴螬等。害虫残体：利用害虫体内产生的一种惊恐的外激素和多种腺体激素，随体液喷洒到作物上，对同类害虫起到拒食、远迁和繁殖率降低的作用。方法是将害虫捣碎后加水过滤成虫体液，1克虫体液对水50～60千克喷施。

从生物有机体中提取的生物试剂替代农药防治病、虫、草害，利用自然界生物分泌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运用生物化学、生态学技术与方法开发新型农药将成为未来发展的新趋势。常见的是植物源和微生物源药剂。

5 常见植物源药剂介绍

此类药剂主要是杀虫剂，来源于植物中所含有的杀虫有效物质，经过提取、分离并加工成为一定的剂型，作为商品农药销售使用，所以统称为植物源杀虫剂，可用于有机果园。根据作用方式主要有以下5种：

（1）破坏昆虫口器的化学感受器。干扰了昆虫中枢神经系统，从而影响其取食行为。比如：印楝素的拒食作用；

（2）麻痹神经与肌肉。比如：烟碱、川楝素、苦参碱、苦皮藤素、闹羊花素。

（3）破坏昆虫的生理生化状态。比如：印楝素抑制昆虫雌虫卵巢发育。苦皮藤素—V破坏昆虫中肠肠壁细胞，川楝素破坏昆虫中肠，导致虫体麻痹、昏迷。

（4）扰乱昆虫内分泌激素的平衡。印楝素对保幼激素的合成与释放；影响昆虫卵成熟所需的卵黄原蛋白合成而导致绝育。

（5）产生光活化毒素。噻吩类能吸收光能，而呋喃香豆素、呋喃喹碱、呋喃色酮等，不依靠氧原子直接与脱氧核糖核酸（DNA）起化学反应，从而产生毒杀作用。

在有机合成农药成为主要农药品种之前，植物源农药曾经与矿物源农药共同担当了主要农药品类的历史性任务。过去最重要的植物源杀虫剂是烟草、鱼藤酮、除虫菊。其有效成分分别是：烟碱（即尼古丁）、鱼藤酮、除虫菊素（除虫菊素I与除虫菊素II）。分别加工成为硫酸烟碱水剂、鱼藤酮乳油、除虫菊素油剂、苦参碱。也有把鱼藤酮、除虫直接粉碎成粉剂使用的。1959年又发现了印楝。这些植物源杀虫剂对害虫具有很强的间接杀虫作用，印楝则具有比较特殊的取食行为调控作用。

这些均属于植物体内所含有的杀虫有效物质，它们的化学成分和分子结构均已查明，有些则已能进行人工合成，其中最重要的是除虫菊素（合成的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农药不能用于有机果园），印楝也已能人工合成，但成本太高。

6 微生物源杀虫杀菌剂

微生物源药剂是从微生物的代谢物中分离得到的杀虫有效物质，经过加工后成为具有明确组分的商品制剂。它们的有效成分的化学分子结构和理化性质必须查明，否则无法保证药效的稳定性。并且必须通过毒性试验，因为有许多微生物对人、畜也是有毒的。比较重要的品种有阿维菌素（齐螨素）、Bt制剂（即苏云金杆菌制剂）、白僵菌、多氧霉素、农抗120等。阿维菌素是效力最强大的微生物源杀虫剂和杀螨剂（阿维菌素毒性强不能用于有机农业）。

微生物源制剂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

昆明理工大学调剂篇10

《实施意见》提出，建设海绵城市的指导思想是：切实转变城市规划建设理念，科学规划和统筹实施城市水系统、园林绿地系统、道路交通系统、建筑小区系统建设，通过工程与生态措施相结合的方式，最大限度实现水资源在城市区域的自然积存、渗透、净化，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削减城市径流污染，促进水资源的有效利用，构建山、泉、湖、河、城相融合的城市水生态系统。（3月22日《云南日报》）

云南“网上车管所”开业 23种服务在家就能办理

云南省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于近日正式上线运行。截至目前已推出网上办理期满换证、遗失补办、考试预约、办牌办证、提交驾驶员体检证明、处理交通违法、缴纳罚款、车牌网上选号、邮政寄递上门等23项驾管服务。下一步，交管部门将逐步推行网上网下综合服务，实现网上提交申请信息，网下审核材料、制作牌证、交付寄递的全新工作机制；同时实现全国范围的跨地域信息交换和网上服务漫游，方便群众异地办理相关业务。（3月22日《昆明日报》）

昆明全面开展违建整治

日前，昆明市印发《关于全面开展违法建设整治工作的实施方案》的紧急通知。要求主城五区、三个开发（度假）园区及晋宁县必须于今年底前完成三年行动计划未完成的存量147宗、新增150宗违法建设的整治任务，今年一季度新增的157宗违法建设也必须于6月30日前整治拆除完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城中村改造或城市开发项目的拆迁中，属于违法建设的，一律不能给予补偿。（3月22日《昆明日报》）

12320卫生热线升级 届时市民可预约挂号

近日，记者了解到，2016年云南12320卫生热线呼叫中心系统平台将进行升级改造，建立12320短信平台系统，并且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咨询员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拓展12320服务功能，将计生热线整合进12320，升级成为健康热线。同时计划开通预约诊疗服务，届时市民可通过拨打12320实现各医院预约挂号。（3月21日《都市时报》）

昆明“十三五”计划投资950亿元建464条城市道路

记者从昆明市政府获悉，“十三五”期间，该市将投资950亿元，规划建设城市道路464条，总长654公里（含公交专用道93公里），投资约950亿元，约占GDP的4%。其中，续建道路126条，总长133公里，投资约164亿元；新建道路338条，总长521公里，投资约786亿元。2016年开工建设飞虎大道北段、春城路延长线西段等79条城市道路。同时，计划市区共打通43条断头路、68条综合整治道路、29个节点整治，总投资约84.3531亿元。按“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打通“断头路”，完善城市交通路网系统，快速提升城市功能。（3月22日《云南日报》）

昆明公积金主城区管理部提取窗口预计暂停2个月

昆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定于3月24日起对主城区管理部提取业务大厅（华尔贝大厦一楼）进行楼顶更换及电路改造，预计工期为2个月，提取业务大厅实行封闭停业改造。停业期间，主城区管理部提取窗口工作人员将分流到城东、城南、城西、城北四个管理部提取窗口办理业务，需前往主城区管理部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的缴存职工，可就近选择城东、城南、城西、城北四个管理部办理提取业务（在中国银行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只能到城北管理部办理提取业务）；前往主城区管理部办理归集、贷款业务的缴存单位和职工，请继续前往主城区管理部四楼办理相应业务。（3月21日《都市时报》）

昆明公交车有免费WiFi了

近日，记者从昆明七彩巴士广告有限公司获得权威消息，昆明公交第一批免费WiFi已在61路车上开始安装，预计下月初免费WiFi就能覆盖昆明千辆公交车。首先覆盖已经开通的7条三优公交，继续覆盖客流量较大线路、学校区域线路和主城区线路，今年内昆明市内4000多辆公交车都将覆盖免费WiFi。

乘客可通过两种方式使用公交车上的免费WiFi，第一种是通过portal页面直接连接公交免费WiFi，不过这种方式相当于“试用”，试用时长总计只有16小时。更为便捷的是选择第二种方法，即下载北京一路热点公司开发的“16WiFi”APP，通过APP自动连接WiFi，无论用多长时间，都免费。（3月23日《春城晚报》）

云南省规模以上工业运行实现“两稳”

记者近日从云南省工信委了解到，1至2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562.73亿元。在过剩产能尚未有效化解、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剧的情况下，非烟工业实现平稳增长，完成增加值300.67亿元，增长7.3%，增速同比提高7个百分点，较去年12月份提高4个百分点。重点行业增长平稳，占规模以上工业近25%的原材料行业中，钢铁行业增长3.8%，增速同比提高28个百分点；有色行业增速较快，增长11.2%。占规模以上工业近20%的能源工业中，煤炭行业增速较快，增长11.7%；电力行业增长5.2%，增速同比提高4.4个百分点。此外，农副食品业增长13.8%，增速同比提高10.5个百分点。（3月23日《云南日报》）

云南公务员考试3.5万人报名成功

近日，2016年云南省公务员考试报名截止。截至3月20日10时，共有35729人成功报名，其中最热岗位招考比达到1∶278，在五华区教育局；有588个岗位无人问津，这些岗位多集中在报考限制较严的省级单位，以及比较偏远的州市基层岗位。

昆明理工大学调剂篇11

0 前言

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是保护生态建设成果、推进林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减轻灾害损失、保护农民利益、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为保障林业工作持续协调、快速健康发展，维护林业生态安全，必须切实做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本文就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技术的要点谈谈粗浅认识。

1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现状

1.1 监测预报薄弱

一是基础设施落后，与当前有害生物严重发生的形势和监测工作的需要不相适应；二是测报、监测手段落后、技术水平较低，预警能力不足；三是测报、监测队伍整体素质不高；四是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影响了测报、监测网络作用的正常发挥。

1.2 防治手段落后

新技术研究和现有科研成果推广力度不够，在防治时因常常大面积喷洒化学农药导致病虫抗药性增强、污染环境、杀伤天敌形成恶性循环，生物防治技术由于资金所限还没有得到大面积的有效推广。

1.3 生产严重脱节

目前林业生产各个环节之间缺乏协调，造林的只管造，育苗的只管育，引种的只管引，加之利益驱动，搞造林规划设计很难考虑有害生物防治，造成了大面积杨树纯林的存在，为杨树的各类病虫害的发生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导致预防机制差，使有害生物防治工作长期处于被动局面。

1.4 防治经费短缺

具体表现是基础设施不足，缺乏必要的测报、防治、检疫仪器设备和交通通讯工具等，先进适用防治技术的研究与推广跟不上。

2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技术要点

2.1 苗木检疫

由于一些森林病虫害分布范围较窄，仅在局部地区造成严重危害。随着社会的发展，国际或地区间的人员往来和产品交流日趋频繁，增加了危险性病虫害传播的机会。因此，严格贯彻执行我国的检疫法规，在机场、港口和车站等商品进出口的门户抓好苗木病虫害进、出口检疫，在国内抓好苗木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防患于未然，是控制危险性病虫害扩大蔓延的重要措施。

2.2 营林技术

营林措施是防治林业病虫鼠害的根本措施，应贯穿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主要措施有：选育和推广抗病虫害能力强的优良树种；按不同立地条件选择不同树种和密度；营造混交林，避免树种单一化；用无病虫害的壮苗造林；采取中耕、除草、施肥、灌水和修枝等措施加强对中幼龄林的管理，促进植物生长；及时清除系统中的病虫木，改善卫生条件；严禁乱砍滥伐，促进多层次的植被生长。通过上述措施，可以使植物生长健壮，抗病虫能力增强，使各种天敌昆虫、有益微生物和鸟类等天敌明显增加，从而提高了整个植物系统对病虫害的控制能力；营林环境和卫生条件的改善，也能减少病原物和害虫的种群数量。

2.3 生物防治

2.3.1 微生物制剂

微生物杀虫剂主要有白僵菌、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等。我国每年应用白僵菌防治松毛虫的面积较大。我国的微生物制剂，特别是白僵菌的产量及应用面积均居世界前列。但由于绝大部分微生物制剂为土法生产，全国又没有制定统一的质量检测标准，制剂质量得不到保证，在应用过程中出现效果不稳定、成本高等问题，致使近年来白僵菌在一些省份应用面积逐年下降，苏云金杆菌应用面积亦不大。

2.3.2 天敌昆虫

我国应用较多的寄生性天敌昆虫有赤眼蜂、肿腿蜂、姬小蜂、蚜小蜂和天牛蛀姬蜂等；捕食性天敌昆虫有蒙古光瓢虫、异色瓢虫等。利用蒙古光瓢虫防治松干蚧，利用寄生性天敌蒲螨控制隐蔽性害虫，利用肿腿蜂防治粗鞘双条杉天牛、青杨天牛，利用周氏啮小蜂防治美国白蛾，利用花角蚜小蜂防治松突圆蚧，利用天牛蛀姬蜂防治青杨天牛等有明显效果。但除赤眼蜂外，其他天敌均因未完全解决繁殖寄主、工厂化生产工艺或防治效果不稳定等问题，未在生产中广泛应用。

2.3.3 益鸟

在杨树人工林中利用挂人工鸟巢的方式招引大山雀、啄木鸟和灰喜鹊等益鸟，可以明显降低食叶害虫和蛀干害虫的密度。

2.3.4 性外激素的应用

我国应用白杨透翅蛾性信息素、舞毒蛾信息素制作的诱捕器，捕杀杨透翅蛾和舞毒蛾均取得了良好效果。

2.4 化学防治

目前，化学防治仍是控制病虫害大发生和消灭虫源基地的主要措施。国内常用的杀虫剂有爱福丁、吡虫啉、锐劲特、灭幼脲等；杀菌剂有百菌清、多菌灵、粉锈宁、托布津。主要施药方法有喷雾、喷粉、熏蒸、拌种、放烟等。杀菌剂可分为铲除剂、保护剂和内吸剂。铲除剂直接可杀死病原物，如五氯酚、甲醛等。保护剂可直接施于植物体，保护植物不受侵害，如低浓度的石硫合剂，波尔多液，有机硫、有机磷、有机氯等。内吸剂是指被植物吸入体内，起抑制病原物扩展作用的药剂，如托布津、多菌灵、苯莱特等。化学药剂的使用方法包括土壤消毒、种实消毒和喷洒植株等。农药不但殃及非防治目标物种如天敌、传粉昆虫和野生动物等，而且严重污染土壤、水域、大气和动植物产品，反过来又造成新的害虫危机。

2.5 物理防治

在生产上可利用一些害虫的成虫对灯光的趋性，设置黑光灯或高压灭虫灯诱杀成虫。还可采取超声波、热处理、射线照射等方法处理种子和插条，消灭病原物或害虫。

3 强化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合理途径

3.1 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预测预报工作

预测预报是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重要基础。必须坚持把有害生物的调查监测工作放在首位，要以全面、及时、准确地掌握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发展动态作为基本目标，配备专业监测工具，确定专人、固定地块、明确对象、指定方法、定时调查，做到及时发现、及时预警信息、及时除治，坚决避免平时不调查，等到发现已是严重危害的局面。

3.2 提高防治手段

在保护好现有林业的基础上，造林要坚持适地适树，采用良种壮苗，营造混交林，实行工程造林和集约经营等林业措施，把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贯穿于林业生产的全过程，加强早期预防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增强林业自然抵御有害生物的能力，走出一条林业生产与有害生物防治协调发展的路子。

3.3 严防危险性病虫传播

随着社会的发展，地区间的人员往来和产品交流日趋频繁，增加了危险性有害生物传播的机会。因此，要严格贯彻执行检疫法规，抓好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工作，防患于未然。

3.4 加大资金投入

加大多渠道资金投入力度，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坚持“以地方为主，国家补助为辅”的投入原则和“谁经营，谁防治”的责任制度，由国家、集体和个人多层次、多渠道投入，以筹集更多的资金。

昆明理工大学调剂篇12

中图分类号 S48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4）06-0170-01

目前，在农业害虫防治中化学防治仍是主要方式，传统的化学农药存在着高毒性、环境污染以及长期使用而导致抗性等问题，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快速发展和人们意识观念的转变，高毒农药已经在生产中逐渐地被淘汰[1]，为了解决传统化学农药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寻求新颖作用机理的杀虫剂，构造和谐的生态环境，已经是农药科学研究的趋势[2]。目前所开发的新型酰胺类杀虫剂如氟虫酰胺、氯虫酰胺等，其作用靶标为鱼尼丁受体（ryanodine receptor，RyR），具有新颖的作用机理、无交互抗性，对鳞翅目害虫高效，且对非靶标生物安全，对生态环境友好等特点，可以在实际生产中推广应用。

1 鱼尼丁受体类杀虫剂的开发

南美的大枫子科灌木中存在鱼尼丁，它是一种肌肉毒剂，几千年以前当地人就利用此类含有鱼尼丁的植物制作毒箭来猎杀动物，鱼尼丁受体（RyR）因与鱼尼丁呈现出高亲和性而得名。1942年美国的默克公司从南美大枫子科灌木中提取出了植物碱鱼尼丁，但由于鱼尼丁在靶标与非靶标生物之间无选择性，因而其开发与应用受到了非常大的限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药研究者们对鱼尼丁不断地进行结构上的修饰，期望找到对昆虫高效而对哺乳动物低毒的化合物，最终日本农药公司、拜尔公司和杜邦公司发现了2个最具有代表性的化合物：一个是邻苯二甲酰胺类的氟虫酰胺（flubendiamide），另一个邻甲酰氨基苯甲酰胺类的氯虫酰胺（chlorantraniliprole）[3-4]。

经过长期的深入研究，日本农药公司和拜耳公司联合开发了氟虫酰胺并于1998年上市，是首个以鱼尼丁受体为靶标的新型邻苯二甲酰胺类杀虫剂。氟虫酰胺对鳞翅目害虫表现出良好的活性，且毒性试验结果表明，其对哺乳动物是安全的[5]。美国杜邦公司以氟虫酰胺为先导化合物，通过对其不断改良和筛选，于2000年从邻甲酰氨基苯甲酰胺类化合物中发现了氯虫酰胺，该化合物不仅和氟虫酰胺结构相似，而且作用于相同的靶标―鱼尼丁受体，对害虫具有优异的活性，无交互抗性，且对非靶标生物具有选择性[6]。

2 毒理机制

鱼尼丁受体是一类最主要的钙离子（Ca2+）通道，负责调控钙离子（Ca2+）从细胞内钙库释放出来。新型的鱼尼丁受体类杀虫剂作用于鱼尼丁受体，激活钙离子（Ca2+）通道，使其长时间处于打开状态，促使昆虫肌肉中的钙离子（Ca2+）浓度上升，引起肌肉的纤维收缩，持续的Ca2+释放引起虫体肌肉麻痹、不断的收缩、呕吐、脱粪以及进食停止等症状，最终导致昆虫死亡[7]。

昆虫和脊椎动物的体内都存在鱼尼丁受体，在开发鱼尼丁受体类化合物作为农药时，就必须要考虑它的选择性，以确保其应用的安全。与鱼尼丁不同，氟虫酰胺和氯虫酰胺能调节鳞翅目害虫的鱼尼丁受体，而对哺乳动物鱼尼丁受体没有影响，是一种高效、高选择性的昆虫RyR激活剂。对昆虫RyR结构进行研究，发现鳞翅目害虫烟芽夜蛾RyR与哺乳动物RyR的氨基酸序列的同源性仅仅为47.9%～50.1%。新型鱼尼丁受体类杀虫剂对昆虫和哺乳动物鱼尼丁受体结构差异的选择性，是它们对哺乳动物低毒的主要因素[8-10]。

3 结语

目前，对鱼尼丁受体杀虫剂的研究越来越多，随着对鱼尼丁受体类杀虫剂的深入研究，可以预见，将来一定会出现更多类似结构的新化合物，目前还不完全清楚这2类新型杀虫剂与鱼尼丁受体的确切结合位点，研究人员应该重视对其作用机理的研究，这将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其作用特性。相关研究将为新型杀虫剂的研制提供理论依据，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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