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口贸易论文篇1

一、我国纺织品出口贸易面临的环境及发展趋势

1、贸易自由化背景下，区域性优惠安排增加的趋势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加深，世界各国之间经济和贸易的联系与依赖日益增强．对贸易保护主义形成一定程度的制衡，要求贸易自由化的呼声也越来越大。1986年，关贸总协定将纺织品回归自由贸易的议题纳入乌拉圭回合谈判．并决定成立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其宗旨就是主导世界贸易总体趋势朝自由化方向迈进。纺织品配额的取消本身就是贸易自由化的有力例证。因此．从长远来看．国际贸易包括纺织品贸易的大环境是自由化。

但是．全球贸易自由化并不是全球性自由贸易。在贸易自由化背景下全球贸易体系中出现区域贸易协定急剧增长的趋势。截至2003年1月1日．在WTO备案的区域贸易协定总数达到259个在这些区域贸易协定中有许多专门针对纺织品的贸易优惠安排。如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就取消了北美三国之间纺织品进口的配额限制和关税．逐步实现其区域内纺织品贸易自由化。再如美国(2000年贸易与发展法》，赋予加勒比海邻近24个国家以及撒哈拉以南48个非洲国家生产的服装输往美国．在关税和配额方面享有优惠。在欧盟．其内部各国之间纺织品和服装的进口关税已全部取消。欧盟还通过与地中海国家签订《联系国协定》．与巴尔干半岛地区国家签订《联系与稳定协定》．推动双边的纺织品贸易一体化和自由化。欧盟还与南非、墨西哥、智利等国分别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分阶段地逐步取消纺织品配额和关税。事实上，包括正在谈判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和构想中的泛欧洲——地中海自由贸易区都把纺织品服装问题作为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来对待．并考虑特殊的安排。促进区域内纺织品贸易自由化，以对抗区外竞争者越来越成为这些区域贸易协议的重要内容。

大大加强的区域贸易优惠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所达成的惠及所有WTO成员的自由贸易制度。这种发展趋势对我国纺织品出口贸易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区域贸易优惠安排为贸易转移提供了机会，在对区域市场形成保护．促进与既定贸易伙伴国的贸易发展的同时，事实上减少了各成员按照比较利益原则增加从中国进口纺织品的可能性，增添了我国产品在其区域内扩大市场份额的难度

2．贸易争端背景下，关税壁垒被重新利用的趋势

从2005年1月1日开始．纺织品全球配额取消。作为WTO的成员国中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中国理所当然地享受纺织品配额取消的利益。但是，配额取消带来的自由贸易仅100多天就被美欧的频繁设限打破。4月4日，美国启动针对3类中国纺织品进口的保障程序；4月6日．欧盟公布对中国纺织品特限行动指南；4月28日，美国对l4大类来自中国的纺织品进行特保调查同日欧盟对我9类纺织品启动特保调查5月13日，美国决定对3个类别的中国服装产品重新实行配额限制5月18日，美国对我4种产品采取特保”；5月22日．中国宣布自6月1日起大幅度提高74种纺织品出口关税税率；5月23日，欧盟对和麻纱启动特保程序；5月25曰．欧盟宣布推迟对我和麻纱启动特保程序5月27日，美国正式对我4类纺织品实行进：13限制措施，设限期到2005年12月31日止月27日．欧盟对我T恤和麻纱提出正式磋商请求；5月30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自6月1日起取消81种纺织品出口关税；6月，中美、中欧纺织品贸易磋商开始……中美欧纺织品贸易争端的背后，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发达国家面临纺织品进口增长为推卸责任将矛头指向中国．希望通过打击我国的纺织品出口以转移国内压力。但是，随着中国政府外交策略的转变．单方面地实施限制或是特保的效果越来越难以掌控．而且即使是在发达国家内部也出现种种责难。因此．关税壁垒作为WTO认可的贸易保护措施正出现被重新利用的趋势。2004年欧盟、美国、日本纺织品服装行业总体平均进口关税水平分别为9％、lO．2％、8％．并承诺在2005年将纺织品服装平均关税分别约束至7．9％、8．9％、6．6％。虽然发达国家纺织品服装平均关税约束水平较低但是下降幅度有限并呈现以下特点：(1)关税升级现象。以欧盟为例，享受最惠国待遇的供应方向欧盟出口纺织品时遭遇的关税结构为：原料平均关税为0。7％，纤维平均税率为5-3％，纱线平均税率为6．3％，织物平均税率为9．1％，服装平均税率为11．9％．从原料到服装的关税升级现象十分明显．使服装制成品的有效关税大大高于其名义关税：(2)关税高峰现象。以美国为例，美国至少对200种纺织品制定了高于18％的从价关税税率，对部分羊毛及人造纤维的征税超过30％，一些特定服装的从价税达到33％，甚至更高。就其发达国家纺织品服装关税安排特点来看．关税仍然是直接影响竞争力并形成不公平竞争的最直接的因素。

3。自由保护主义背景下，贸易限制手段多样化趋势

进入后配额时代的世界纺织品贸易并未从此真正步入自由贸易。在许多纺织品进口国不安地要求延长配额取消时限时，我们就已经体会到这一点。配额取消后，国际纺织品贸易保护不会随之消失，相反将以一种新的形态继续配额的影响。如果说配额制度是一种有限制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话(毕竟受多边协议和增长率的限制)，这种新形态就是一种自由保护主义了。一方面，各种贸易限制措施层出不穷另一方面，贸易限制实施更为自由．因为这些措施不是多边的，而是双边甚至是单边的。

利用“二保一反”措施实施贸易限制。”二保一反指我国《入世协定书》中所规定的“纺织品特别保障措施、“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和反倾销措施”。按照我国《入世协定书》中规定，所有世贸组织成员在截至2008年12日前，如遇自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在短期内数量激增、价格下跌，对其造成市场扰乱”，可运用纺织品特别保障措施条款对中国纺织品实施进1：3限制：也可在截至2013年12月10日前(即中国入世后12年内)．运用“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条款对中国纺织品实施进口限制也可在截至2016年l2月10日前(即中国入世l5年内)根据反倾销措施条款在确定倾销时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可以预见各国以二保一反实施的贸易救济将成为我国今后很长～段时间内纺织品出口的主要障。

利用生态标准等技术贸易壁垒形成出口屏障。近年来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提高了产品的技术标准同时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命安全为由．对产品制定了苛刻的绿色环保要求。目前．纺织品服装领域主要盛行的欧盟生态标签和生态纺织品认证已造成我国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货和出口限制并成为我国纺织品国际市场准入的“绿色屏障”

利用劳工标准制造贸易障碍。近年来．国际上兴起一些新的企业认证体系——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主要涉及到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目的是希望企业在赚取利润的同时．主动承担对环境、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客观地说．社会责任标准是人类物质文明上升到精神文明的一种体现。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31的大量增加．发达国家抨击发展中国家忽视劳工权益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在我国，纺织品服装基本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受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大多数地区企业的生产很难符合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责任标准。因此，这些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存在可能成为制约我国纺织品出口的又一大障碍。

4．新市场出现的背景下，纺织品市场价格下降的趋势

世界纺织品服装贸易的回归WTO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削弱了一些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给与特定国家的优惠和特权．那些由此而产生的贸易也将部分被取消，生产和贸易扭曲将会被消除。当纺织品服装贸易不再受到数量限制．世界将出现一个巨大的、有待开发的市场。配额取消使发达国家的纺织品服装市场变得更为开放，增加更多的贸易机会。此外，发展中国家迫于发达国家的压力将进一步开放其国内纺织品服装市场新的市场也会使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日益扩大。

在出现新的市场的同时，世界纺织品市场价格出现下降的趋势以美国为例自1996年以来其纺织品服装的进口价格持续下降．欧洲、日本和许多其它市场也是这样。究其原因，主要是进口服装的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而进口服装在整个纺织品进口中占很大比重。配额取消后，来自低成本生产国的产品比重上升，进口纺织品服装价格还将不断下降，将使纺织品市场价格下降的趋势继续延续。一方面，进口价格持续下跌，给进口国带来明显的福利净增加效应；另一方面．价格下降的趋势继续下去将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产生不利的影响5．市场集中程度加深背景下。市场竞争加剧的趋势

如果说世界纺织品服装市场在配额取消前呈现的是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的话，那么，进入后配额时代后，它将成为一个几乎完全竞争的市场但是，在分析日本和美国的纺织品服装在1995年到2001年期间各自前5位的供应国和地区所占的贸易比重(表1)时，可以发现分别作为非配额国家和配额国家的日本和美国．其进口纺织品服装市场表现出不同的市场集中程度。2001年日本前五大进31服装供应国已基本垄断了日本进口服装市场．而相比之下，美国前五大服装供应国占美国进口服装市场的一半还不到。因此．可以预计，随着配额的取消．美国及其它原设限国进口纺织品服装市场集中程度将进一步加大。

。

因此．取消配额后，市场开始进行激烈的重组，过去靠配额的庇护生存的企业面临抉择。在这个市场中，企业之间的竞争更趋激烈，商品的价格逐渐下降，行业利润趋薄。在高端产品市场，我国产品仍将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竞争；在低端产品市场，我国则将与为数更多的具有基本相同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竞争，这其中既包括东南亚国家，又包括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等中南美洲的一些国家。纺织品服装市场竞争加剧的趋势不可避免。

二、我国纺织品出口贸易拓展的对策建议

在日趋严峻的出口环境下．我国纺织品贸易要持续增长．必须有的放矢地拓展纺织品出口贸易。笔者认为可以从两方面着手。

1．对外拓展贸易市场

一方面，巩固和拓展传统出口市场。众所周知．欧、美、日是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传统市场．在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国家和地区分布中一直占较大比重．一直以来我国每年有超过的纺织品服装出口是输往这些国家和地区。而欧、美、日同时又是世界纺织品服装进口的大国．2003年仅美欧纺织品服装进口就达2300亿美元。如果我们对美欧市场占有率增长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可增加2O多亿美元的贸易额。因此，欧、美、日仍应是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贸易市场拓展的重点。

但是如果出口市场过分集中于某个或某几个市场．会造成对出口市场的依赖．增加贸易的不稳定性。从第一部分的分析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些传统市场出现的市场竞争加剧、各种关税及有针对性的非关税限制措施的利用以及区域优惠安排的趋势对我国纺织品服装贸易带来发展障碍。要想在后配额时代的纺织品贸易中寻求进一步发展，优化全球出口市场的战略布局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拓展贸易市场要实行多元化战略在巩固和拓展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培育和拓展周边和新兴市场比如俄罗斯韩国和中东等市场。以俄罗斯为例有统计数据显~,2003年俄罗斯纺织品服装进口额比2002年增长了103个百分点从其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可以预计未来对于占尽地利的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俄罗斯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2。对内拓展出口动力

目前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仍是价格驱动．2004年我国出151177亿件服装平均每件服装的价格仅有3．51美元出1360亿双鞋，平均每双鞋的价格不到2．5美元。在这种价格驱动下，我国的纺织品服装贸易形成了一种”数量大价格低“的现象。这其中有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的客观原因也有国内企业由于“对外出口偏好”而过度竞争的原因，还有我国纺织品服装贸易主要出口常规产品附加值不高的原因。

众所周知出口数量大价格低极易招致进口国的贸易争端和报复(比如“二反一保”等)。因此我们有必要实现贸易动力的转型尽快地调整出口企业的产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品质以质量带动纺织服装出口贸易的发展这同时也是回避某些非关税壁垒的有效手段。

转口贸易论文篇2

(一)对外贸易规模由小到大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28年间,对外贸易增长了12倍,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1年的23年间,对外贸易增长近25倍,年平均增长22•1%;加入WTO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对外贸易赢得了历史上最好最快的发展时机。2004年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2007年再破2万亿美元大关。2002-2008年,进出口总额增长4倍多,年平均增长为25•9%,七年进出口总额占中国60年进出口总额的70%以上。60年来,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升。1950年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0•9%,到2008年达到8%以上。中国的出口总额经过30年徘徊到1990年列第15位,2001年列第6位,2004-2006年居第3位,2007-2008年上升到第2位,中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

(二)进出口商品结构由不合理到相对合理

新中国初期,出口商品的80%以上是初级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则主要是机器设备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改革开放后,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战略性转变,1980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接近出口总值的一半,1989年上升到71•3%。从根本上扭转了大量出口初级产品来换取工业品进口的落后局面。进入90年代,机电产品成为进出口的主力军。1990年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的17•9%,到1998年,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达36•2%,成为中国出口第一大类商品。同期,机电产品进口占进口总额的45•6%。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进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发生变化。2002年至2008年七年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进口的平均增速分别高达36•8%和27%;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值的比重从2002年的20•8%上升到2008年的29•1%,进口比重从28•1%上升到30•2%。

(三)对外贸易额由逆差到顺差

中国对外贸易差额经历了从小额逆差到微量顺差再到巨额顺差,从外汇极度短缺到成为外汇储备全球第一的历史性转变。1950-1977,其中头6年全部为逆差,平均年逆差约8•5亿美元,其后年份为小额顺差或逆差;1978年以来,对外贸易顺差大幅增加。1995年对外贸易顺差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2005年一举突破1000亿美元,2007年突破2000亿美元,2008年接近3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大幅增长,2008年末达到1•9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

(四)贸易伙伴由单一到多元

建国初期,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国际市场是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以上,其中对苏联的贸易额约占半。80年代末中国提出了“市场多元化”战略。经过多年的努力,市场多元化战略取得明显成效,目前中国的贸易伙伴已遍及世界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2008年,中国前十位最大的贸易伙伴依次为:欧盟、美国、日本、东盟、香港、韩国、台湾、德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对这10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合计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78•4%。

(五)自由贸易区建设由少到多

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2003年以来,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得到大发展,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和渠道。中国与五大洲2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2个自由贸易区,到2008年占到中国对外贸易额的1/4以上。中国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凸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诸多自由贸易区建设如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中-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等的带动效应。同时拓展跨地缘优势,建设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区。中国正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包括沙特、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6国)谈判建设自由贸易区议案。

二、巨大成就的理论与战略保证

60年对外贸易巨大成就的取得具有客观必然性,也是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和中国特色对外贸易战略的不断优化、形成合力的必然结果。

(一)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的保证

理论来自实践,同时又对实践产生反作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外贸易理论主要引进于前苏联,此时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持否定态度。加之世界政治二元化格局,形成东西方对峙的两大阵营,人为地把统一的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市场体系分割成“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与“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致使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空间十分狭窄。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呼唤中国化的国际贸易理论问世。邓小平基于中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的客观趋势,依据中国的国情,科学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建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国际贸易观点、思想和理论。其基础理论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外开放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大块组成,其应用理论由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帮助中国发展对世界有利;一国两制、共同开发;利用好中国这个大市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等六大观点组成。邓小平的国际贸易理论不同于马克思、列宁和前苏联的国际贸易理论(时代不同、任务不同、内外部环境不同、世界经济走势不同),更不同于西方古典和现代学派的国际贸易理论。它所回答及解决的问题和重点,不再是国际经济贸易产生的原因、比较利益的获得、国家竞争优势的发挥,而是围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针对国际经贸关系中存在失衡的现状,突出地解决当代国际贸易中存在的三大问题:一是贸易条件的改善,二是贸易利得的公平分配,三是反对贸易歧视。因此,以邓小平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指导中国的国际经贸发展更符合中国国情,更能促进中国国际贸易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本着外为中用原则,从抵制-引进-借鉴到运用之路。由于中国对国际贸易理论理解不深、与中国国情结合不够,它们在产生正面效应的同时,带来了负面效应(中国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的不少问题,或多或少地与其有关)。

(二)国际贸易战略的保证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对外贸易的战略是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兼容互补的模式。这一战略模式要求:沿海地区和出口竞争能力较强的轻纺行业以推行出口导向为主;其他地区和出口竞争能力较弱的重化工行业,以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为主。兼容互补战略模式的战略重点,在出口贸易战略方面,要求合理安排出口产品结构,大力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全方位开拓国际市场,建立和完善出口产品生产体系;在进口贸易战略方面,把进口的重点放在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及软件上,实行以进养出,把来料加工出口作为发展中国出口贸易的一项重要战略方针。中国拥有10多亿人口,国土辽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实行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综合兼容的战略模式,较之实行单一的出口导向战略模式更符合中国国情,促进了对外贸易的较快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进入实施“大经贸战略”的新阶段。大经贸战略指以进出口贸易为基础,产品、资金、技术、劳务合作与交流相互渗透,协调发展;生产科技、金融等部门共同参与;外贸、外资、外汇、外援等各种经贸活动相互融通、相互结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一种战略构想。中国是潜在的贸易强国,中国对外贸易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和世界经济的走势。大经贸战略正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主动顺应国内“两大转变”和国际“三大潮流”(经济市场化、经济国际化和经济信息化)的要求而提出的。实践证明,它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极大的推动效应。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起,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进入全方位开放和发展的更高阶段。中国加入WTO后,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须履行相应的义务,从而要求:(1)中国对外开放从自主单向开放变为相互双向开放;(2)从政策导向开放变为按照WTO规则要求开放;(3)从货物市场开放变为服务贸易市场和技术贸易市场的开放;(4)从适度保护贸易政策变为协调管理的一般自由贸易政策,即通过谈判确定中国在贸易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对外贸易的管理,逐步实行贸易自由化。#p#分页标题#e#

三、对外贸易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

回顾历史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在于运用逆向思维和反思,找准影响和阻碍中国对外贸易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害问题,那就是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非科学性和对外贸易发展的非均衡性。

(一)关于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型

外贸增长方式转型是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之关键所在。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型已卓有成效,但依然存在许多非科学性,若掉以轻心,让分散的非科学性聚集起来,将引致中国外贸增长方式的倒退。外贸增长方式转型中的非科学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尚未摆脱对外贸增长方式转型的认识误区。认为转型只是指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那什么是集约型呢?一般认为,集约型即质量型、资源节约型、科技高含量型。上述理解是欠科学的。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外贸增长方式转型包含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以及由外延扩大再生产型转变为内延扩大再生产型两个层面的要求;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看,集约型和内延扩大再生产型具有复合和综合的特点。在内容上,它们包括生产进步、科技进步、管理进步、信息进步和教育进步的全面要求,不能简单地把集约型(或内延扩大再生产型)等同于质量型、节约型和科技高含量型;在实现过程上,它们是一种动态要求,不是静态指标,而具有长期性和长效性,不能简单地以近期出口业绩等指标加以衡量;在目的和手段、过程和结果上,它们体现出既管目的又管手段,既管过程又管结果的有机整体和高度统一,不可分割,更不可对立起来,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只管结果而不管过程。二是尚未走出速度和数量的惯性漩涡。对外贸年增长速度,以及对对外贸易总额最大化、对外贸易顺差最大化和外贸企业利润最大化表现出由衷地偏爱。以为只要把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提高起来,把对外贸易总额增加起来,对外贸易效益就会提高,国民从中得到的社会福利就会增加,转型的目标就会实现,而淡化了对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危机的洞察、防御、化解和转嫁能力的培养。应该看到,速度和数量不过是外贸增长方式转型的直观现象,转型的科学标准和实质性要求,是以应对危机、化解风险的潜在素质和能力作为衡量尺度的。国际贸易是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它从一开始就受到国家、货币汇率、消费偏好和贸易规则等的制约。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包括有独立关税的地区)都可以通过更换外贸政策,出台贸易规则而不费吹灰之力地把中国外贸企业创造的效益减下去,把他们的损失转嫁给我们。因此,中国外贸及其企业的抵制压力、规避风险、化解转嫁的能力大小,理所当然地应成为转型成功与否的客观标准和核心标志。

(二)关于外贸发展的均衡性

转口贸易论文篇3

一、引言

2002年11月，我国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自此中国与东盟正式开启自贸区建设的进程。2004年起“早期收获计划”开始顺利实施，有效促进了区域内农产品的贸易。而对于作为东盟成员国之一的新加坡来说，无论在经济总量还是金融发展或是社会建设方面，新加坡在东盟十国中都处于领先的地位，且经济持续增长。因此，中国与新加坡的贸易往来也必将越发紧密。

2008年10月，中国与新加坡签订自贸区协议，新加坡成为东盟成员国中第一个单独与中国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国家。经过双方的努力，2000――2015 年中国与新加坡之间进出口贸易总额呈递增趋势，双边贸易额从2000年的331.5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795亿美元。此外，比较进口和出口的数据可知，虽然中国对新加坡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整体上增长，但出口总额的增幅显著高于进口总额，表明中国对新加坡进出口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的现象。

在进出口结构方面，莫瑶（2016）指出双边贸易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初级产成品比重较低。中国从新加坡进口的货物中，初级产品的进口额出现负增长现象，而工业制成品的进口额大体保持着正增长趋势，工业制成品总额不断扩大。从中国对新加坡出口货物结构来看，中国对新加坡出口的初级产品总额和工业制成品总额均呈增长趋势，且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额远高于对初级产品的出口额。

中新自由贸易协定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了双边减税的进程，加强了两国在货物、服务贸易等领域的经贸合作关系。中新两国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预示着中国与新加坡的经济合作展开了新的局面。在中国与新加坡双边贸易规模迅猛增长的态势下，中国和新加坡之间的贸易合作关系也发生显著变化。分析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两国贸易产生的影响，并探讨成功的经验，有利于为正在进行中的自由贸易区建设提供借鉴，为如何更好地运用自由贸易区的优势发展贸易提供建议，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通过阅读文献可以发现，学者们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效应的研究内容较为丰富，而针对运用引力模型来分析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经济效应的研究则不够全面。本文运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分析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建立的贸易创造效应以及对比其贸易转移效应对我国从东盟国家和从其他贸易伙伴的进口产生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关于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国内已有一些研究成果。项义军，厉佳佳（2014）指出中国――新加坡自贸区的建立，促使两国之间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两国根据自身优势重新分配生产要素，优化资源配置。而随着两国贸易合作深化，贸易额也将会再达到高峰。此外，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中新贸易的合作，贸易创造效应会占据主导地位。于翱翔（2015）指出，中国与新加坡双边贸易额的增长会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产生积极影响，它们之间的均衡关系是长期且稳定的。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成立后所带来的两国双边贸易的快速增长，将会刺激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

关于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国――新加坡自贸区贸易效应的研究：林琳，李怀琪（2015）从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两方面对中国――新加坡自贸区建立后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包含的变量有各国GDP、距离变量、两个贸易区的时间虚拟变量，运用混合效应的引力模型，得出中国――新加坡自贸区的成立对非成员国的贸易转移效应相对较小，中国――新加坡自贸区的贸易效应以贸易创造效应为主的结论。俞雷（2013）考察了2008年至2011年的数据，比较了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向新加坡的出口额和中国从新加坡的进口额的影响。选取其他九个主要贸易伙伴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促进了中国同新加坡的进出口贸易，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而对中国出口新加坡的促进作用在减弱。因此，新加坡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受益者。成利沙（2012）除传统变量以外，还加入了利率、开放度水平、汇率、金融危C等变量，运用1995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四季度的数据，得出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中国与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促进了中新两国的双边贸易，两个自由贸易区所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转移效应的结论。

通过阅读文献，本文发现已有研究的不足：1.数据大多用的2012年及以前的数据，需要数据更新；2. 没有进行贸易转移效应在不同区域的差别比较。本文在已有优秀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更新了数据，另一方面对比了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对于东盟成员国与对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转移效应，弥补了贸易转移效应对比的分析，希望能为更好地发展自贸区提供政策建议。

三、理论模型

贸易引力模型是度量贸易流量和估算贸易潜力的重要方法，是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有许多研究运用引力模型来研究自由贸易区产生的贸易效应。贸易引力模型的理念最初来源于物理学领域著名的理论万有引力定律，它是指任意两物体之间的相互引力与质量成正比，与距离正反比。最早将引力模型运用到国际贸易领域的是Tinbergen和Poyhonen。陈雯（2002）指出在1962年的一次演讲中，Tinbergen第一次提出要运用引力模型来研究双边贸易流量。而Poyhonen从1963年开始在德国用引力模型来解释国家间贸易流量的问题，他们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研究的核心都是考察经济规模和距离对世界贸易流向与贸易流量的影响。他们指出，两国双边贸易量的规模与两国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两国之间的距离成反比。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Xij=GSi MjΦij

其中，Xij表示 i国到j国的出口价值，Mj表示j 国所有的特定因素，表征进口国的总需求，Si表示i国所有的特定因素，表征出口国总供给愿望。G表示与i和j无关的变量，例如世界自由化程度，Φij表示出口国i进入j国市场的难易程度，通常用两国首都或经济中心之间的距离或语言等变量来表示。

在研究中，通常将基本形式转化为对数线性形式，如：

lnXij=α0+α1lnYi+α2lnYj+α3lnDij+α4Pij+εij

其中，Xij： i国对j国的出口值，Yk（k=ij）：k国的国民生产总值，Dij：i国与j国间的距离，Pij：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的虚拟变量，εij：模型误差。

在引力模型后续的发展中，这一模型被学者们添加了更多的解释变量，如人均收入、汇率、是否拥有共同语言或文化等等。

本文用中国向贸易伙伴的出口额与进口额作为被解释变量，中国与贸易伙伴的GDP、距离、人口乘积、中国――东盟自贸区时间虚拟变量、中国――新加坡自贸区时间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根据经验和经济原理，中国的GDP规模对于中国的进口额有正向影响，贸易伙伴的GDP规模对中国的出口额有正向影响，两国之间的距离对进出口额有负影响。人口乘积对于进口贸易额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人口数量越大，总需求越大。两一方面，人口越多，人均收入越少，人均需求越小，因此人口乘积对进口贸易额的作用方向不确定。而对于出口贸易额，匡增杰（2015）认为人口变量对出口贸易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随着人口增加，国内分工深化，产品总量增加，这将会增加国内产品的出口。另一方面，人口增加会导致国内产品需求增加，减少国内产品出口。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国――新加坡自贸区建立的时间虚拟变量对于中国的贸易额预计有正的贸易创造效应和对其他国家负的贸易转移效应。

四、经验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检验

1、贸易创造效应

贸易创造效应是将贸易从低效率生产的本国生产者转移至高效率生产的区域性贸易协定成员国。本文考察中国――新加坡自贸区的建立对中国与新加坡之间的贸易额的影响，分别从出口与进口两个方面来考察。描述经济总量的变量一般有GDP、人均GDP等，考虑到如果加入过多变量可能导致多重共线性，所以本文只包括了中国与新加坡的GDP来描述各自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由于只有一个国家，所以不包含距离变量。模型构建如下：

线性化的进口贸易引力模型：

lnEXt=α0 +α1lnCGDPt+ α2lnSGDPt +α3P1t + α4P2t+α5lcpop_lspopt +εt（1）

t=2000，2001…..2015 α0，……α4 为系数，εt 为随机误差项。

线性化的出口贸易引力模型：

lnIMt=β0+β1lnCGDPt +β2lnSGDPt + β3P1t + β4P2t +β5lncpop_popt+μt（2）

t=2000，2001…..2015 β0，……β4 为系数，μt 为随机误差项。

其中EX、IM分别为中国从新加坡的出口和进口额，CGDP表示中国以现价美元计算的GDP总量，SGDP表示新加坡以现价美元计算的GDP总量。P2是虚拟变量，由于新加坡槎盟成员国，所以用P2表示中国――东盟“早期收获计划”在2004年的开始，2004年以前P2为0，2004年以后为1。P1也是虚拟变量，表示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的建立，2008年10月该自由贸易区建立，所以P1在2009年以前是0，在2009以后是1。

（1）平稳性检验

（2）多重共线性检验

Variable | VIF 1/VIF

----------+----------------------

ddlCGDP | 2.32 0.431207

ddlGDP | 1.92 0.520615

ddlcpop_pop | 1.44 0.695301

P1 | 1.30 0.768397

----------+----------------------

Mean VIF | 1.74

VIF检验表示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3）序列相关检验

经过序列相关检验，当被解释变量是ddlEX时，拒绝原假设，存在序列相关，需要修正序列相关；当解释变量为dlIM时，不能拒绝原假设，不需修正序列相关。

2、对于东盟国家的贸易转移效应和对于其他重要贸易伙伴的贸易转移效应

贸易转移是指在形成自由贸易区后，一国减少从生产成本较低的非成员国的进口，转而向生产成本比较高的成员国进口。本文研究的是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的贸易转移效应，所以考察的是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建立对中国从非成员国进口的影响，不涉及中国对非成员国出口的影响。根据此思路，在引力模型中，可以用虚拟变量P1来度量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从非成员国进口所产生的影响，即贸易转移效应。为了对比中国――新加坡自贸区的建立对于东盟成员的贸易转移效应与对其他主要的贸易伙伴的贸易转移效应是否存在差异，本文选取除新加坡以外的9个东盟成员：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缅甸、菲律宾、文莱，以及日本、韩国、德国、美国、俄罗斯、巴西、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印度这十个中国较大的贸易伙伴国作为对比分析。

模型为：

lnIMit = β0 +β1lnCGDPt+β2lnGDPit+β3lncpop_popit +β5P1t+β6lndisi+εit（3）

t=2000，2001…..2015 β0，……β4 为系数，μt 为随机误差项。

在分析中，本文采用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面板数据的优势在于涵盖更多的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规避单一数据类型的时间和个体差异，增加模型拟合的效果和准确性。

（1）平稳性ADF检验

（2）随机效应与固定效应检验

蒋冠（2015）指出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方法通常可以分为混合效应、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三类。混合方法是指不加区分地对任何个体和截面采用混合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固定效应方法适用于系数效应方向一致、大小相似的情况，细分为个体固定、时点固定和个体时点双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方法是指将原来固定的系数作为随机变量进行回归。通过检验，本文模型中的随机效应显著，且通过Hausman检验，无法拒绝原假设，故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二）数据描述

引力模型变量说明、数据来源及系数预期

描述统计量

（三）经验结果分析

1、贸易创造效应

这里采用2000―2015年中新双边贸易与经济数据，运用Stata12计量软件检验中国――新加坡自贸区的贸易创造效应。得到如下结果：

在进口模型中，R2为0.67，表明拟合优度较好。虚拟变量P2前的系数为正，表明“早期收获计划”对中国从新加坡的进口有促进作用，与预期一致，但显著性并不高。而虚拟变量P1前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从新加坡的进口有负的影响，因为林琳，李怀琪（2015）认为 2008年正值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而新加坡作为主要的贸易型国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比较大，弱化了对于进口的促进作用。此外，中国的ddlGDP在7.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中国从新加坡的进口与中国的GDP规模即总需求有着较大关系，与经济理论相一致。由于人口的增长对进口的影响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人口增长带来总需求的增长，进口需求会增加，二是人口的增L导致人均收入的下降，人均需求下降。在本文的进口模型中，人口乘积前的系数为负，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与我们预期相反。

在出口模型中，R2为0.7，拟合效果较好。虚拟变量P1前的系数为正，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具有出口贸易创造效应。此外，新加坡的ddlSGDP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中国向新加坡的出口额与新加坡的GDP规模有着密切关系，与经济理论相符。

将虚拟变量P1与P2前的系数相比，发现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效应相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较大。由于中国――新加坡与中国――东盟相比，所涉及的贸易范围更广，关税减让力度更大，因此中新两国的经贸合作进一步得到了加深。但二者的系数的都较小，说明贸易的创造效应并没有完全发挥。

转口贸易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8―0062―06

一、问题的提出

新古典经济学对区域市场整合的分析和研究基于以下假设：市场的完全竞争、不变的规模收益以及决策行为的“理性经纪人”范式；这些分析和研究的重心在强调非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损益及由此引发的对政府干预的福利分析。关税同盟理论作为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下的区域市场整合理论的核心，曾被公认是随Viner的开拓性研究而逐渐成型的。继之，Shoup、Meade、Lipsey、Tinbergen、Cooper ＆ Massell、Johnson、Balassa以及Corden等学者使这一理论体系最终成型。概括而论，关税同盟理论认为同一关税可以将区域内的资源合理配置，从而产生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贸易扩张和贸易条款、成本递减和贸易抑制等效应。

主流经济学家Balassa；Curson；彼得・林德特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对区域市场整合问题的研究却是另一番景象。他们注重对相邻国家的某种特定空间纬度中的关税同盟问题展开研究，将区域市场整合理解成标准的国际经济学问题。国内学者对这一相关问题也有研究，赵伟等(2006)解析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多层次性特征，指出“区域”尤其是“区域市场”在中国是个极其宽泛的概念，作为地域面积与人口规模均名副其实的大国，中国内部多层次的区域经济，至少可分为四个层次：国民经济层次、大区域经济层次、省、市际经济层次和“大中国”经济区层次或“一国两制”层次。在笔者看来，港澳与大陆的区域市场整合的最大特点在于成员体之间是不同制度、不同关税区、不同货币下的属于同一的经济区域，我们可以将关税同盟经典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某些分析范式用于这一层次的区域市场整合的研究。

作为对问题研究的一种学术探讨，当我们将港澳与大陆看成是存在着一种准关税同盟的研究对象时，Viner关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之效应的学说，无疑给我们研究这一层次的区域市场整合提供了某些帮助。本文拟通过对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整合背景的描述，在借助Viner理论和Balassa模型的基础上，对港澳与大陆这一层次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展开理论分析和检验。

二、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整合的演进背景分析

香港和澳门均属于自由港，各自为独立关税区，是两个对外高度开放的海岛型城市经济体系。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大陆经贸关系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港澳地区同大陆在区域市场上从分离到重新整合的过程。撇开香港和澳门在政治上与大陆分离的诸多原因，仅就经济层面而言，港澳地区与大陆的脱离既与外部原因有关，也与内部的经济体制原因相关。如果说香港和澳门的政治回归分别是在1997年和1999年开始的，那么香港和澳门的经济回归则可以从大陆经济的改革开放开始。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开启了港澳地区与大陆的区域市场整合(Economic Integration)。

区域市场整合可分为两种形态：功能性整合和制度性整合，即丁伯根(Tinbeergen)理论中的消极一体化(Negative Integration)和积极一体化(Positive Integration)。功能性整合是指取消各种阻碍经贸活动的规章制度，即消除对有关经济体的物质、资金和人员流动的障碍，它主要是自发的市场力量推动和引导的结果，反映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具有不稳定性。制度性整合是通过建立新的规章制度去纠正自由市场的错误信号，并由特定的一体化组织管理机构加以指导和按照明确的制度安排的一体化过程，它反映了功能性整合的要求，并将其制度化和法制化，使功能性整合的成果得到巩固并不断提高。尽管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内地的经贸合作不同于国际间的经济一体化，但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思考港澳和中国大陆之间经济关系的演变和发展。根据中国大陆市场开放程度的差异，可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港澳和大陆的经济关系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是基于功能性整合的货物贸易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殊的国际政治和经济背景，使中国大陆与国际市场处于隔离状态，加上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中国基本上只是同前苏联为首的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行有限的以货易货的贸易。这一时期的中国大陆市场基本是封闭的，有限的货物贸易是港澳与大陆经贸关系的主要纽带，香港几乎是大陆与国际市场联系的唯一通道。香港凭借自由港的地位、国际性的商贸网络及其同大陆的特殊联系，扮演了大陆与国际市场之间有限贸易转口港的角色。资料显示，尽管香港与大陆的贸易额占香港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50年的27.2％不断下降到1970年的8.8％，但这一比例在1980年以后明显开始上升。值得指出的是，1950至1970年代，大陆一直在香港贸易总额中保持前4名的地位，大多数年份位于前3名，并且在进口方面保持前1―2名的位置。

第二时期改革开放到加入WTO，是基于功能性整合向制度性整合转变的直接投资和货物贸易并进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的制定，大陆选择了符合自身国情的渐进式、局部开放的战略决策。首先，在沿海城市和地区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其中三个放在广东，两个位于珠三角，紧邻港澳地区；继之，是有选择地开放了直接投资市场，在大力引进海外直接投资的同时，对一些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密集产业的产品内销市场实现了比较严格的限制，从而在粤港与大陆之间形成了一种以“前店后厂”为产业分工特征的投资与贸易的制度安排。“前店后厂”的产业分工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投入和产出“两头在外”的、“大进大出”的直接投资和贸易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投资和贸易是互动的，正是投资和贸易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导致了粤港之间贸易量的高速增长，香港自由港的制度优势得到了发挥，从而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贸易、金融、物流和商贸服务中心。“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是以香港体制、资金及其拥有的国际市场和内地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优势为基础的，是香港与大陆市场局部相结合的产物。客观地说，这一时期香港成为大陆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发动机。据统计，2002年中国大陆与香港的贸易额占香港贸易总额的42％，香港转口贸易的90％与大陆有关；截至2003年底，港资在

大陆的实际利用外资中的比重高达44.4％，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2004年香港是中国大陆第四大贸易伙伴，仅名列在欧盟、美国和日本之后；同时，该时期大陆在香港的外来直接投资和香港对外直接投资中均名列首位。

第三时期以CEPA签署为标志，是基于制度性整合的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阶段。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以提供有效的服务和降低交易费用的方式，加强着港澳与大陆的经济互动，它是“一国两制”和WTO框架下的国家内部的独立关税区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这种制度安排是为了解决或逐步消除“回归”后的港澳与大陆在经济整合中因不同社会运作机制和历史因素所造成的贸易障碍。由于港澳有着不同于大陆其他省份的特殊地位而产生了制度，货物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等便构成CEPA的基本内容。CEPA这一制度安排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区域内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使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商品和要素逐渐地自由和双向地流动，因而这项制度创新的绩效得以逐渐显现。应当承认，CEPA的制度绩效远大于其内容本身，它对珠江三角洲乃至大陆的长期制度创新具有示范作用。

三、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

Viner的“贸易创造”(Trade Creation)和“贸易转移”(Trade Divereion)理论的基本结论是：在关税同盟成立前，对未来成员体的高关税会增加贸易创造的可能性；而在关税同盟建立后，这些未来成员体则有可能取得福利收益。另一方面，对非成员体的低关税将会减少贸易转移的机会。显然，当我们将港澳与大陆看成是存在着一种准关税同盟的研究对象时，则Viner关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之效应的学说，给我们研究这一层次的区域市场整合提供了某些启示；同时，我们可以借助Balassa(1961)模型对港澳与大陆间有可能出现的区域市场整合展开模拟检验。

Balassa模型是以区域贸易合作前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固定不变，区域贸易合作必然会引起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为基本假设前提，该模型通过区域贸易合作前后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来说明区域贸易合作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当区域内贸易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增大时，则意味着总贸易创造，当区域外贸易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减小时，则表明总贸易转移。解析Balassa模型的主要公式：

M=aYbu　(1)

M为进口值，Y为国内生产总值，a为一常数，u为模型误差，b为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将方程两边同时取对数得：LnM=a+bLnY+u　(2)

可将(2)进一步转化为3个方程：

总进口方程：LnMT=at+btLnY+ut　(3)

区域内进口方程：LnMI=ai+biLnY+ui　(4)

区域外进口方程：LnME=ae+beLnY+ue　(5)

MT、MI、ME分别代表总进口值、区域内贸易进口值和区域外贸易进口值。如果我们主要考察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值b，则我们在不考虑以上各方程中的a和u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对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益展开解说。剔除a和u，用以解释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的简化方程表现为以下形式：

LnMT=btLnY；LnMI=biLnY；LnME=beLnY　(6)

一般来讲，当区域贸易合作后的和都大于合作前的水平，则存在着Viner理论中的净贸易创造，即在区域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后，成员体A内成本高的产品为成员体B内成本低的产品所代替(假定成员体内存在A，B两大类别)。也就是说，原来由成员体A生产的，现在可从成员体B进口，于是新的贸易得到“创造”。同时，由于从成员体B进口成本低的产品代替原来成本高的产品后，成员体A就可以把原来的生产成本高的资源转向生产成本低的产品，从而获得贸易创造效应。

当区域贸易合作后的bi大于合作前的水平而be小于合作前的水平时，则存在着Viner理论中的净贸易转移，即由于区域内经济体对外实行统一关税率时，对第三方的歧视会导致外部进口减少和转变为从成员体进口的局面，即产生贸易转移。这种贸易转移的机理在于：从原来第三方进口成本较低的产品改为从成员体进口成本较高的产品。当然，这种情况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损失，但它对区域市场整合之贸易流动说产生的效应是不可忽视的。

现在，我们依据Viner的理论对大陆与港澳的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进行检验。基于CEPA实施时间不长，可计算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数据时段较短，我们只能依据港澳与大陆这两个经济体间贸易的较少样本数据来进行相关检验。根据Balassa模型所计算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对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的解释，港澳和大陆之间贸易往来明显包含着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问题。以2003年9月内地与香港CEPA的附属文件的签订为分界线，现依据2002-2004年、2005-2007年的大陆与港澳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进行检验。以下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亚洲开发银行、香港贸易发展局网站和澳门特区统计暨普查局网站。

将上述数据分别代入公式6予以测度，可计算得到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其计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比较两个时间段的数据，大陆和港澳的区域内贸易合作后的总进口需求弹性都大于合作前的水平；大陆区内的进口需求弹性和区外进口需求弹性在2002―2004年的统计年度略微下降，港澳区内的进口需求弹性和区外进口需求弹性都呈现增大趋势。可见，中国大陆与港澳区域间的贸易影响并不相同。为此，我们有以下讨论。

首先就港澳而言，CEPA实施后，区内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i(0.9872>0.9754)同总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i(1.0483>1.0352)、区外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ε(0.9982>0.9865)一起增大，这说明港澳与大陆间的贸易往来不但存在着总贸易创造效应，而且获得净贸易创造，并且没有形成净贸易转移。具体地讲，CEPA实施所带来的港澳台与大陆间贸易的扩大，不仅来自从大陆进口替代港澳的自行生产，还来自从大陆进口替代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进口，后一种替代的进口产品在大陆的生产成本并不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即CEPA的实施创造出港澳台对内地产品的更多需求。这些需求既有原先自行生产的，也有主要通过从其他国家或地区进口来满足的。其次对大陆来说，总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t明显增大(0.8904>0.8870)，区内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i(0.4753

转口贸易论文篇5

关键词:中美贸易 贸易逆差 引力模型

近年来,中美贸易格局基本以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逐年上升为显著特征。这一贸易格局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并引发了许多解释性的观点。对中美贸易不平衡原因的解释主要包括美国对华出口的限制性贸易政策、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产业转移以及汇率因素等。本文以引力模型为基础,以上述主要观点为参本,以期对每种观点的解释能力做一个客观的评价。

本文与类似文献的不同之处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综合考虑了影响中美贸易差额的主要因素,并把它们引入到扩展的引力模型中,避免了前人研究中由于缺失重要解释变量而产生的自相关问题;其次,本文分别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和从美国的进口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引力模型,从而从出口和进口两个方面考察贸易差额产生的原因,这与前人单纯以中美贸易差额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模型相比,能够带来更丰富的结论;第三,本文对各种观点的解释能力做了定量分析。本文最主要的发现是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并不是导致中美贸易差额的因素,相反,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倾向于减少中美贸易差额,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是不一致的,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统计数据支持本文的观点。此外,贸易政策论、产业转移论和人民币汇率论分别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

中美贸易不平衡原因的主要观点

目前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类主要观点:

(一)贸易政策论

中美两国在国际分工中资源禀赋不同,双方经济存在明显的互补性。一方面,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加之中国长期采取出口导向型的政策,对出口有大量的政策鼓励和制度激励,导致大量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美国虽然在高科技产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但由于对华实行严格的出口管制,因此,美国货物贸易的对华出口始终小于从华进口,这是构成是美中贸易逆差的一个原因。Zhang(2000)认为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强调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却又不想取消对华出口管制,这就成为发展与扩大中美贸易和经济关系的主要障碍。林珏(2008)通过贸易竞争力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中美双边贸易产品的竞争力状况,认为中国的比较优势已经释放,而美国始终没有对华开放高科技产品出口,只要美国放松对华出口管制,是完全能够实现对华贸易平衡的。

(二)美国在华投资论

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对中美贸易差额产生影响:一是在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替代效应减少了美国对中国最终产品的出口;二是在华直接投资的贸易创造效应增加了美国对中国中间产品或相关产品的出口;三是在华跨国公司向美国的产品返销扩大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综合以上三种途径,美国在华直接投资扩大了中国向美国的出口,而对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因此,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依赖于这三种途径的力量比较。许多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实证研究,几乎所有研究表明美国在华直接投资是中美贸易差额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杨来科和廖春(2006)发现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增长较快的行业,美国企业在华的销售额也增长较快,同时美国对华出口下降的速度也比较快,因此,他们发现美国对华投资企业的贸易替代效应占主导地位。付强和朱竹颖(2008)通过协整检验并构建误差修正模型,说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在华直接投资所引致,这种引致过程主要通过美在华投资企业加工贸易返销造成。

(三)产业转移论

该观点认为东亚地区的产业转移,使中国承接了东亚地区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东亚主要经济体通过将部分产业向中国转移再由中国向美国出口,把中国作为外贸出口的生产平台。这种产业转移造成的贸易顺差转移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大多数实证研究证实了产业转移论对中美贸易顺差的影响。Yang等(2004)指出,中国大陆的外贸伙伴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将劳动密集型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大陆,通过在中国大陆进行外向加工,然后对美出口。这些产品占了美国从华进口的很大份额,因而美中贸易逆差的增加部分是美国对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贸易逆差转移的结果。

(四)人民币汇率论

该观点认为中国对美国不断上升的贸易顺差是由于人民币汇率人为地维持在低水平上所引起的。人民币汇率的压低导致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上形成了非自然的竞争优势,因此导致了中国对美国存在大量的贸易顺差。关于汇率因素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学者们并未达成一致意见。沈国兵(2004)利用协整检验的方法对美中贸易逆差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前者并非由后者引起。与他们的研究结论相反,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余淼杰(2009)采用引力模型,使用2002-2007年间的行业面板数据考察人民币汇率对于中美双边贸易的影响,发现人民币贬值能够显著地增加中美贸易顺差。

扩展的引力模型、变量和数据

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3)指出,引力理论也许是当今唯一能成功地解释双边贸易额的模型。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应用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得到了发展。基本引力模型通过被加入一些新的变量而有了扩展性的应用。

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是:

(1)

其中,Xij是国家i和国家j之间的贸易流量;Yi和Yj分别为国家i和国家j的GDP;Ni和Nj分别为两国的人口数量;Dij是两国经济中心之间的空间距离;Pij是影响双边贸易的其他因素,例如两国是否结成优惠贸易安排、两国是否边界相邻,是否使用共同语言、进出口相似性指数等变量;Uij是随机误差项。在应用中,人们会对引力模型进行扩展和变形。

上文总结的不同解释性观点揭示了不同的因素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影响,本章以引力模型为基础,把上述因素考虑进去,对各因素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影响作定量分析。借鉴贸易引力模型的形式,本文引入进出口相似性指数、美国在华FDI,东亚国家在华FDI、人民币实际汇率等解释变量,建立对贸易流量分析的模型。本文设定计量模型如下:

(2)

(3)

(2) 式和(3)式分别是中国对美国出口和从美国进口的引力模型。其中,EX和IM分别表示中国对美国出口额和从美国进口额,单位为万美元。数据来源于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中进口国的报告数据,即中国对美国出口额采用美国报告的进口数据,中国从美国进口额采用中国报告的进口数据。一般认为,由于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等原因,进口国在贸易统计上较为严谨。同时,采用美国报告的进口数据能够避免因忽略中国内地从香港转口造成的数据不准确问题。

GDPUS是美国的GDP,GDPC是中国的GDP(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数据来源于IMF2008年世界经济展望,单位为万美元。出口国的GDP越大意味着出口供给能力越强,进口国GDP越大意味着进口吸收能力越强,因此它们的系数都期望为正值。

COSCUS和COSUSC表示中国和美国的进出口相似性指数。前者是以中国作为出口国、美国作为进口国计算的,后者是以美国作为出口国、中国作为进口国计算的。本文采用Cees和Hans(1991)提出的计算两国进出口相似性指数的方法:

其中,i、j、k分别表示出口国、进口国及商品类别 ;Eik为出口国i向世界其他各国出口k类商品的总量;Eik为进口国j从世界其他各国进口k类商品的总量。COS的值位于0至1之间,取值越大,意味着两国进出口相似性越大,双方存在的贸易潜力也就越大。有些现实原因可能会使这种贸易可能性受到影响,例如各种贸易政策和贸易壁垒。本文在(2)式和(3)式中分别加入了COSCUS和COSUSC,二者的计算基于SITC两位数的分类,数据来源于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二者的系数β3和α3都期望为正值。

FDIUS是美国在华FDI存量,由各年度FDI流量加总得到,考虑到1986年之前美国在华FDI存量较小,所以起始年度为1986年。数据来自于中经网《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FDIUS的单位为万美元。根据前文的分析,美国在华FDI会促进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因此,β4的符号期望为正值。而美国在华FDI对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所以α4的符号是不确定的。

FDIEA是东亚国家在华FDI存量,由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五个国家或地区各年度FDI流量加总得到,同样,考虑到1986年之前各国在华FDI存量较小,所以起始年度为1986年。数据来自于中经网《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FDIEA的单位为万美元。东亚国家在华FDI会促进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因此,β5的符号期望为正值。而东亚国家在华FDI对中国从美国进口也会起促进作用,所以α5的符号也期望为正值。

汇率水平Exchange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数据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网站,系数β6期望为正值,α6期望为负值,这是因为人民币贬值有利于中国对美国出口,而不利于中国从美国进口。Ut和εt分别为方程(2)和(3)的随机误差项。方程(2)和(3)使用1986年至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于FDIUS、FDIEA、EX和IM,为了消除物价变动的影响,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中国GDP缩减指数进行了处理(1990年为100),然后取对数。对GDPUS和GDPC(已是按不变价格计算的)、Exchange、COSCUS和COSUSC也取对数。

计量模型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计量模型的检验与结果

如果直接将非平稳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可能会造成伪回归。但如果多个非平稳变量具有协整性,则这些变量可以合成一个平稳的时间序列。这个平稳的时间序列可用来描述原变量间的均衡关系。因此,在进行协整分析前,首先检验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在差分前是不平稳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是平稳序列。在变量时间序列都为一阶单整的基础上,检验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考虑到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例如,汇率并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受到双边贸易额的影响,均使用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值作为它们的工具变量。首先用(2)式做如下协整回归并检验各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4)

“***”、“**”和“*”分别表示通过了1%、5%和10%水平的t检验。各变量的符号与我们期望的一致。美国在华FDI的符号虽然为正值,但仅通过10%水平的t检验。其他变量都通过了1%或5%水平的t检验。若上述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则(4)式中残差序列ut应具有平稳性。通过进行AEG检验,结果表明(4)式中各变量存在协整关系。

同样,用(3)式做如下协整回归并检验各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5)

人民币汇率符号与期望不一致,这可能是由于加工贸易进口对汇率变动不敏感所致。美国在华FDI的符号为正,这说明美国在华FDI的贸易创造效应要大于贸易替代效应。其他变量的符号与预期一致,并通过了1%或5%水平的t检验。若上述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则(5)式中残差序列εt应具有平稳性。AEG检验表明(5)式中各变量也存在协整关系。

(二)稳定性检验

为了确认回归结果的可信性,本文进一步进行了稳健性分析。首先,考虑到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汇率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本文使用1994年至2007年的数据重新对方程(4)和方程(5)进行了回归,结果发现除了回归系数略有变化外,各变量仍然保持了原有的符号,并且除了美国在华FDI未通过10%水平的t检验外,其它各变量均通过1%或5%水平的t检验。

另外,考虑到大多数引力模型也把人均GDP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本文把中国和美国的人均GDP变量分别用PGDPUS和PGDPC表示(数据来源于IMF2008年世界经济展望,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单位为万美元),并引入到方程(4)和方程(5)中重新进行了回归检验,结果发现原有变量的系数仍然保持了稳定性,不过中国和美国的人均GDP变量回归系数均为负数,这结果与余淼杰(2009)的发现非常相似。余淼杰(2009)对此的解释是人均GDP变量不是外生的,而是受该国制度所影响的。由于人均GDP变量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所以我们不必在意这个结果。

(三)对计量模型结果的分析

本文以方程(4)式和(5)式为依据,对计量模型的结果进行分析:

从两国的GDP看,由(4)式和(5)式可知,美国GDP每增加1%,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加0.69%,而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增加0.67%;中国GDP每增加1%,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加1.70%,而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增加1.47%。因此,美国和中国GDP的增加都有利于扩大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GDP的增加意味着出口供给能力和进口需求能力的提高,与美国相比,中国在一个较低发展水平上的GDP的增加带来出口供给能力和进口需求能力更快的提高。

从进出口相似性指数看,(4)式和(5)式表明进出口相似性指数每增加1%,中国对美国出口增加2.21%,而中国从美国进口增加2.06%。由此可见,随着中美贸易互补程度的提高,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增加速度要超过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增加速度。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贸易政策方面的,比如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以及中国拥有比美国更为严格的进口限制措施等。

从美国在华FDI看,(4)式表明美国在华FDI每增加1%,中国对美国出口仅增加0.34%;(5)式表明美国在华FDI每增加1%,中国从美国进口增加0.62%。因此,美国在华FDI的增加倾向于减少中美贸易差额。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统计数据,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的销售额中,分别都有超过40%的比例在中国销售或出口到第三国,而只有10%左右返销到美国。因此,美国对华投资大多数属于水平型投资和出口平台投资,这种以占领中国市场和他国市场为主要目的的投资,虽然促进了美国对中国的中间产品出口,但没有使中国对美出口显著地增加。因此,与传统观点相反,美国在华FDI并不是引起中美贸易差额的重要因素,相反,美国在华FDI倾向于减少中美贸易差额。

从东亚国家在华FDI看,(4)式和(5)式表明东亚国家在华FDI每增加1%,中国对美国出口增加0.43%,而中国从美国进口增加0.24%。因此,东亚国家在华FDI倾向于扩大中美贸易差额。东亚国家在华FDI中相当一部分属于出口平台型直接投资,这些企业除了从本国进口部分中间产品外,从美国也进口部分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的一部分出口到美国。从总体效应看,东亚国家在华直接投资造成的贸易逆差转移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

从人民币实际汇率看,人民币实际汇率每贬值1%,中国对美国出口增加2.11%,而中国从美国进口增加0.9%。人民币实际贬值提高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有利于扩大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由于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加工贸易占的比重很大,加工贸易出口产品竞争力的提高带来加工贸易进口的增加,所以即使人民币实际贬值1%,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依然增加0.9%。总体来看,人民币实际汇率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结论

本文通过应用扩展的引力模型考察了解释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几种观点的解释能力,得到以下结论:

本文最主要的发现是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并不是导致中美贸易差额的重要因素。由于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企业的产品大多数在中国当地市场或第三国市场销售,返销到美国的产品数量很少,同时,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带动了美国对中国的中间产品出口,所以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并不是解释中美贸易差额的重要变量,相反,美国在华FDI倾向于减少中美贸易差额。

贸易政策论、产业转移论和人民币汇率论从不同角度解释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随着中美两国贸易互补程度的提高,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与从美国的进口并没有同等程度地提高,中美两国的贸易政策,例如,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的限制政策,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东亚国家在华直接投资带来的贸易逆差转移也加剧了中美之间贸易的失衡。人民币实际贬值对中国对美国出口和从美国进口产生了不平衡的影响,人民币实际贬值扩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此外,随着中美两国GDP的增长,与美国相比,中国出口供给能力和进口需求能力提高得更快;随着中国GDP的增长,与进口需求能力相比,中国出口供给能力提高更快。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的出口供给能力和进口需求能力的变化也是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沈国兵.贸易统计差异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经济研究,2006(5)

2.杨来科,廖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财贸经济,2006(12)

3.余淼杰.人民币升值有利于降低中美贸易顺差吗―基于引力模型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系列No.C2009002,2009

转口贸易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4-0111-02

1、前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特别是通过大力引进外资来发展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美贸易也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美国在2004年成为了我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占我国对外贸易的14.8％，仅次于欧盟(15.5％)。1997年美国超过日本成为了我国最大的海外市场。根据美国2000年的统计数据，我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美国是我国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三大进口国。2006年，我国取代墨西哥成为了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由此可见，中美双边贸易已经成为两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美中两国自1979年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从1979年的不足25亿美元猛增到2009年的3659.8亿美元，短短的30年时间增长了146倍之多。近几年来，美中双边贸易额增长迅速，根据美国官方统计，在美中贸易中，美国自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2009年贸易逆差达到2268.3亿美元。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在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中，中国对外贸易一直为逆差，1993年开始转变为顺差，2009年底顺差为1960.7亿美元。

由于巨额贸易逆差的存在，导致美中经贸关系引发许多问题，如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纺织品配额问题等。本文结合产品周期理论从两国贸易逆差总量、商品结构和贸易方式对美中贸易逆差进行分析。

2、中美贸易额及产品结构的比较分析

产品周期理论主要从技术变化的角度探讨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如果要分析美中贸易逆差是否是符合产品周期理论假设条件所规定的结构性的，那么就不仅要讨论中美间双边贸易总额之间的关系，还要深入探讨中美贸易产品的结构性差异，只有结合了这两方面的因素，才能说明美中贸易逆差的首要原因。

2.1中美贸易额的总量分析

为了更真实客观的反映数据的可信性，本文分别采用中国官方公布的中方贸易顺差数据和美国官方公布的美方贸易逆差数据，虽然双方的加总并不是平衡数据，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哪方的统计存在误差，只是统计范围的差别，比如对直接外资投资企业进出口统计标准和统计口径的不同等原因。基于以上原则，本文整理了美中双方1980年至2006年27年间的贸易总量的统计数据，见图1：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1)中美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特别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双边贸易额以每年约20％以上的速度增长，到2006年美国成为中国的仅次于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美国也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国，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第四大出口市场。(2)尽管中美双方的统计口径存在上亿美元的差距，但是纵观美中贸易26年间的差额变化，总体趋势是不可争议的，即中国的贸易顺差在逐年增大，但增速有所放缓；美国的贸易逆差也逐年增大，但逆差的扩大也呈逐年减小趋势。

2.2中美贸易的产品结构的比较分析

对中美两国的历年贸易总额进行分析，只能得出美中贸易逆差的感性概念。因此，除此之外，还应对美中贸易逆差的商品结构进行仔细分析。本文选取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署贸易数据库(UNCOMTRADE)，根据中国从美国的分类商品进出口值，我们可以得出美中贸易逆差的分类商品值。本文选取的时间跨度为1995-2006年进行分析。数据的选取标准采用SITC一位数，本文将两国出口商品按1位数的SITC代码分为农产品(0＋1＋2)、初级产品(3＋4)、相对劳动密集型制成品(6+8)及相对资本密集型制成品(5+7+9)。因此在具体分析时，本文将0-9类商品划分为农产品、初级产品、相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图2形象地显示了美中贸易在这四类商品上的不平衡值。

由上图可以看出，1995-2006年期间，中国的农产品一直处于逆差状态；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从1996年开始由逆差转为顺差，虽然2001年出现小幅回落，但2002年以后增长迅速；而相对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处于缓慢上升的顺差状态，但是其比重却占了美中逆差额的绝大部分；初级产品相对处于较低贸易额平缓发展的状态。

2.3结合产品周期理论分析美中贸易逆差的性质。

经济学家维农(Raymond Vernon)提出的产品周期理论从技术变化的角度探讨了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他认为某种产品从生产到消费完成一次循环，需要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初始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在这三个阶段中，各国由于自身的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的不同，贸易的形式、范围和数量都有所区别。如图3所示，t0-t1时期是产品的研发期，t1-t2时期是贸易的初始阶段，贸易主要发生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这两个时期共同构成了比较优势理论中的初始期；随着国际贸易的深化，在t2-t3时期扩展至新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由于工业基础薄弱，进口需求旺盛，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海外市场，在t3时期，次发达国家基于自身比较优势成为净出口国，在t4时期，首要发达国家由于竞争激烈，研发、管理、营销等方面成本的提高，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逐渐由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这三个时期就是产品周期理论中的成长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产品已实现了标准化，并普及到广大的市场汇总，参与国际贸易各国厂商的生产基本达到了最佳规模点，劳动力红利成为发展中国家后发制人的主要手段，制造业的长足发展使发展中国家在t5时期由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这一转变即意味着产品周期理论中的成熟期的到来。

通过对比笔者发现，根据产品周期理论绘制的图3中代表中国进出口商品平衡额的L3曲线和代表美国进出口商品平衡额的L1曲线，与根据中美贸易实际发生量绘制的图2.1种的中国顺差额和美国贸易逆差额存在惊人的相似性。此外，由于美中贸易逆差额主要来自相对劳动密集型

和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这就使上述分析由曲线上的“惊人的相似性”转变为实际贸易状况符合产品周期理论的指导。

综上，可以得出美中贸易逆差额是结构性的，是美中两国在长期经济发展中所不可避免的必经阶段。图2.3中标出的t5时期即是中国加入WTO组织前后的时期，是中国经历自78年改革开放以来卓有成效的积蓄性发展所达到的必然高度。

3、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美国向中国出口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和中国向美国出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种国际贸易形势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一定的稳定性。结合产品周期理论，本文认为，美中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并且随着中国的发展，这种贸易逆差将会经历一个峰值，随后逐渐下降。2009年和2010年的初步数据显示，美中贸易逆差额的扩大趋势正在逐步放缓。但是，由产品周期理论(图2.3L2)可知，即使中国发展到与美国的双边贸易能够实现零顺差的地步，即中国发展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时候，美国仍会面对着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逆差，这些问题不是美国施加政治压力、外汇压力以及舆论压力所能克服的。这种贸易逆差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发生自由国际贸易时所必然产生的。

另外，美中贸易巨大逆差的存在也表明中美经济潜力、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这种贸易顺差对中方来说也是不利的。

综上，我国应该继续大力推进产业结构改革，建设创新性社会，加大创新投入在企业成本中的比重，努力实现由高污染、高消耗、低附加值的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向出口低污染、低消耗、高附加值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转变。这一转变需要长期的、渐进式的进行，因此，本文建议尊重国际贸易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人为的给双边贸易加以负面限制，这样对双边贸易各国都是有利的。

参考文献：

[1]高筠燕，姚益龙，产品周期理论的重温与思考，世界经济文汇，1991，(01)

[2]李坤望，张伯伟，国际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91-93

转口贸易论文篇7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状况

2000年11月，朱镕基总理在新加坡“10+3”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想。2002年11月4日, 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召开的第六次东中国-东盟峰会上11个国家领导人在中国东盟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方面之间的合作签订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10+1协议》），规定了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容、时间等基本构架。到目前为止经历以下几个阶段：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服务贸易协议。按照《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时间框架，涵盖19亿人口、6万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4．5万亿美元贸易额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1月1日全面建成。中国与东盟新成员国在2015年建成自由贸易区,将形成一个拥有17亿消费者、近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达1.2万亿美元贸易总额的经济区。根据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进行的初步测算，到2015CAFTA建成之时，将使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加106亿美元，增幅为55.1%；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增加130亿美元，增幅为48%。同时，CAFTA的建立将分别拉动东盟和中国的GDP增长0.9%和0.3%。[1]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分析。

在关税同盟理论中,范纳认为对于区域一体化所带来的贸易效应, 可以分为贸易转移效应和贸易创造效应。这两个概念主要用来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集团在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静态效应, 是衡量一体化集团取得成效的重要指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形式也必将产生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两种效应。而对于建立CAFTA 而言, 还应该包括出口扩张效应这独特的第三种效应。[2]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是否能使成员国实现多赢、共同享受到资源优化配置所带来的收益,这要取决于产生怎样的贸易效应。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中哪种效应居于主导直接影响建设贸易区的价值以及区内成员国的贸易利益和经济福利毕业论文范文。从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用GTAP模型对CAFTA进行可行性分析的结果来看，CAFTA的建立能产生正的贸易创造效应,拉动中国和东盟的出口总量分别增长2.73%和0.95%,社会福利分别增长17.87亿美元和29.86亿美元。

(一) 贸易转移效应

贸易转移效应是指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导致原来的以比较成本优势为基础的成员从非成员的进口被成员国之间的内部贸易往来所取代。显然, 贸易转移效应是不利于资源的最优化配置的。

表1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主要国家对美、日、欧进出口所占比例单位：%

 

 

  出口

进口

国别

美国

日本

欧盟

美国

日本

欧盟

中国

20.4

16.9

15.4

10.8

17.6

14.7

印尼

13.8

23.4

—

10.2

16.3

—

马来西亚

20.2

13.3

13.6

16.0

19.2

12.9

菲律宾

28.7

14.1

17.9

15.5

19.2

9.2

新加坡

17.3

—

—

14.8

21.2

—

泰国

21.2

14.8

—

转口贸易论文篇8

一、外贸依存度基本概念

外贸依存度是衡量一个地区的对外贸易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依赖程度以及一个地区的外向程度的经济分析指标。外贸依存度的计算方法和名称依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而有所差别。本文主要研究外贸的依存度对于宏观国民经济影响，采用使用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来计算“外贸进出口依存度”。

二、我国外贸依存度的现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以及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的外贸总额快速增长，外贸依存度也随之快速上升。2009年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与上年比有所下降，GDP虽然增长速度比前几年下降，但依然处于上升趋势，所以我国外贸依存度在2009年出现相对大幅下降。但是无可否认的是，44%的外贸依存度依然处于较高水平。

表1. 我国2000――2010年外贸依存度数据表

数据来源：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数据计算

三、贸易依存度过高的负面影响

高外贸依存度是一柄双刃剑。外贸依存度的增长体现了我国对外开放的丰硕成果，树立了我国在国际交换和分工中不可取代的作用。但是诸多外贸依存度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桎梏。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外贸依存度过高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世界市场和主要贸易伙伴，从而甚至影响我国的经济决策能力。根据国际贸易基本理论，贸易分工虽然提高了双方的社会福利，但是也固化了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我国单一地集中于制造业和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到美国、日本、欧盟等贸易伙伴国内需求和对外政策的影响。例如，美国对我国实行越来越多的反倾销诉讼以及特保案，针对我国劳动力和环境的蓝色和绿色贸易壁垒，都严重影响了我国出口额，造成出口为主的产业纷纷转向内销，使国内市场面临供大于求的扭曲，并造成更多工人失业。

由于战略资源的大量进口，使得我国国家安全收到威胁。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我国对于许多战略资源的需求也逐年升高，当国内生产不能满足巨大的经济发展需求，我国对于资源的进口也逐年增加。1993年，我国从原油的出口国转变为进口国，我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支撑经济发展支柱产业发展的资源形成对国外的依赖，使得国家宏观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出口国，还威胁国家的政策自主性。

外贸依存度快速提高和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会使得国内出口企业不断增加从而满足国际需求，从而改变国内的就业格局。生产和就业格局的改变，导致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增多，失业率上升，企业也不能第一时间雇佣到合适的工人，劳动生产率受到影响。

四、结论以及政策建议

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外贸实现了由小变大的转变，已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过去我国外贸是大而不强，虽然进出口规模大，但整体利益比较少。因此，我国应采取相应政策来推进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进程。

提升资源禀赋结构。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主要体现在数量充足和廉价上面，而在劳动力的素质方面依然处于劣势。根据H-O模型贸易理论，我国外贸产业只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获得较少利益。所以我国应大力发展人力资本，加大培养和引进人才的力度，把劳动力的数量和价格优势转化为劳动力素质优势，同时还应该更多地挖掘其他优势，并创造出新的资源优势，从而优化资源禀赋的结构和特点。

加快产业升级，改善贸易结构。我国要降低外贸依存度，在对外贸易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是改善贸易结构 ,一方面是升级资源禀赋，挖掘其他资源优势，使我国出口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化；另一方面是优化国内资源配比，重视产业的优化布局，最大限度利用国内资源，并协调地区资源，从而达到资源利用和配置最优化。

参考文献：

[1]吴汉嵩.论我国外贸结构调整《经贸论坛》2009；7

[2]黄晖.内生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及我国外贸结构的转换 2009

[3]肖海霞.我国外贸依存度增长的利弊之所在

转口贸易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09)08-0085-04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泛珠三角区域(以下简称泛珠)与东盟地理位置邻近，开展贸易往来具有区位优势。不仅如此，泛珠三角内地省区还基本涵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CAFTA)建设的国内热点和重点地区。目前，泛珠三角合作论坛已经将泛珠与东盟的区域合作摆在战略优先的地位。在2008年的“第六届泛珠合作与发展社科专家论坛”上，泛珠三角省区社科学界已经确定《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东盟开放合作的战略构想与对策》的联合研究课题。毫无疑问，泛珠与东盟的区域合作研究已经成为重要议题。

如今泛珠和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虽刚起步，但国内的研究成果却已迭出。如陈乔之、李锦元(2004)关于泛珠三角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对接的研究，肖茂盛(2005)有关泛珠与东盟开展经济合作的初步判断，广东省社会科学院(2005)有关泛珠三角经济国际化问题以及泛珠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基本分析，林凌(2006)有关泛珠三角在“10+1”中扮演的角色探讨，华晓红、汤碧(2007)有关香港在CAFTA框架下泛珠三角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平台中作用与功能的定位分析，陈秀莲(2007)关于泛珠三角西南次区域和东盟开展区域贸易的分析，徐佩文(2008)有关泛珠三角地区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基本探讨，这些研究成果给本课题的深入分析提供了有益启示。然而现有的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上过于集中在经验性的描述研究方面，研究结论多侧重于宏观定性分析与战略判断，而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比较少，缺乏一些深层次的探讨。因此，本文尝试借助静态经济效应的分析框架，从区域组织层次视角着手，对双边的区域经济合作问题展开实证分析，这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有一定创新意义的研究领域。

二、静态经济效应的分析范式

泛珠与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是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背景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现象，在对自由贸易区经济效应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中，贸易效应的研究是主流方向，并可分为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从静态效应的视角来分析，主要有维纳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理论，凯姆普和亨利·旺的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协定的福利增长理论，克鲁格曼的区域集团和世界福利理论。

其中，美国经济学家维纳认为，在静态效应的分析框架中，贸易创造效应是由于关税同盟内部取消关税，一成员国国内生产成本高的产品或原先从同盟外高价购买的产品为另一成员国成本低的产品所替代，从而导致从成员国的进口增加，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增加了消费者福利。贸易转移效应是原来从同盟外非成员国成本较低的产品进口转向另一成员国成本较高的产品进口，其结果恶化了资源配置，减少了社会福利。维纳(Viner，1950)认为，贸易创造效应增加了关税同盟成员国和整个社会的福利，因为关税同盟的建立使国内生产的产品被其他成员国成本较低的产品所取代，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扩大了生产盈利。而贸易转移效应使原来从同盟外非成员国较低成本的产品进口转换为从成员国较高成本的产品进口，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减少了社会福利。至于建立关税同盟是否得益，取决于贸易创造效应与贸易转移效应相互比较的实际结果。维纳的研究显示，关税同盟福利效应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建立关税同盟前各国或地区之间关税税率的差异程度。建立关税同盟前的税率越高，建立关税同盟后的经济效应越大，因为产品价格的下降会增加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量。第二，关税同盟的成员国或地区越多或经济规模越大，贸易转移的可能性就越小，区内资源重新配置的可能性越大，提高区内福利水平的可能性也越大。第三。一国或地区国民经济中对外贸易的比重越低，参与关税同盟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的可能性越大(Viner，1950)。

米德(Meade，1955)认为，维纳的分析只考虑了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生产效果，不能准确地估计关税同盟的净损益。因为维纳的分析基于供给完全弹性和零需求价格弹性的假设，而这显然与现实不符。在关税同盟形成之后，随着区域内关税的消除，进口产品价格下降，消费者需求增加，对伙伴国的进口量上升，这种由于价格变化而引起的进口消费的增加会给进口国的消费者带来福利。因此，消费效果加强了贸易创造所带来的社会福利，而且部分消除了贸易转移对社会福利的损失。利普赛(Lipsey，1957)进一步认为，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的不同虽是分析关税同盟对生产影响的基础，但却不是分析社会福利的依据。因为，关税同盟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也可能是正面的。对于贸易转移是否一定减少国际福利，经济学家格瑞尔斯(Gehrels，1956)认为，贸易转移是否一定减少国际福利还要取决于商品间有无替代性。如果商品间有替代性，则贸易转移也可能增加福利。维纳分析的缺陷在于只注意到国家间的替代关系，而未注意到商品间的替代关系。

库柏和马塞尔(Cooper and Masell，1965)的研究却认为，按照传统关税同盟理论的分析，如果一个国家实行非歧视性关税削减，那么该国所得到的福利要比成为一个关税同盟成员所得到的福利要多。从成本一收益角度考虑，一个国家必然有加入关税同盟的理性偏好。因此，库柏和马塞尔建议，应建立补偿机制以弥补成员国之间的损益分配不均。约翰逊(Johnson，1965)则从私人和社会的成本与收益角度说明社会福利除了来自于效用最大化的私人消费外，还来自于对公共产品的集体消费。当一国通过征收关税来保护国内市场时，私人消费者因商品价格高于世界价格而利益受损。但是，国内工业生产活动的扩大将可能给国家整体带来超过消费者的损失。政府的理性决策使得国内的关税保护将消费者损失与国内工业生产扩大所带来的集体福利大体相当。保护国内市场，发展本国工业，促进出口，可以通过建立关税同盟来达到。虽然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对伙伴国来说都可带来收益，但是关税削减国更倾向于贸易转移。上述有关贸易静态经济效应理论分析框架的提出与发展深化，为东盟和泛珠三角地区之间开展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理论支持。

三、区域经济合作的绩效评估

从泛珠与东盟双方经贸合作的现实来看，双边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贸易静态效应首先来源于贸易壁垒的取消。目前，中国和东盟在合作框架下的关税减让参照了东盟自由贸易区原有《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CEPT)来实施，“10+1 协议”明确了货物贸易自由化的时间表和取消所有贸易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目标，并以CEPT为基础采取封闭式的区域性优惠关税措施，将产品分为三类，实行逐年降税模式。如图－1所示，在没有建立自由贸易区之前，双方贸易曲线变化平稳。2003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双方贸易达782亿美元。到2007年底，双边贸易总额高达2025.5亿美元，提前三年实现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的预定目标。

与此同时，泛珠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在快速发展，双方在资源构成、产业结构和工农业产品等方面各具特色，互补性很强，凸显泛珠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中的显著作用。2004年，泛珠内地九省区对东盟的出口额为144.27亿美元，进口额为257.68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为401.95亿美元。2005年泛珠内地九省区对东盟的出口额增加到174.55亿美元，同比增长20.99％，而进出口贸易总额高达462.46亿美元，增长15.05％。2006年泛珠(含港澳)与东盟的贸易总额达到1138亿美元。到2007年底，双边贸易总额再创历史新高。2008年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双边贸易额出现短期大幅波动。

在泛珠内地九省区对东盟贸易的地区差异中，广东和福建作为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份额占比超过80％。若以2005年为时点来做不同省区的数据分析，从中可以看出泛珠与东盟的区域合作对泛珠不同省区的影响不一。2005年广东、福建与东盟贸易总额分别为369.04亿美元、46.55亿美元，广东所占泛珠与东盟贸易总额的79％，而福建则占9％，两者合计高达88％。而2006年、2007年广东省与东盟的贸易总额分别达到441.48亿美元、559.60亿美元。而福建与东盟的贸易总额则分别为54.12亿美元、70.74亿美元。作为经济规模较大的两个外向型经济省份，它们的贸易数据变化符合维纳关于静态效应中区内经济效应与福利水平增长程度与区域经济规模成正相关的判断。处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前沿省区的广西和云南，区域进出口贸易份额增长显著。2007年，广西与东盟贸易额为29.08亿美元，云南与东盟贸易额则达30.3亿美元，贸易增幅强劲，东盟一举成为广西和云南对外贸易规模活力最强的市场。这应验了静态效应理论中一个地区外向型经济比重越低，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可能性越大的基本结论。

建立自由贸易区后，泛珠与东盟的主要老成员国新加坡、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在双边贸易商品结构中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体现出了水平型分工特征，这有利于取得贸易创造效应。另外，新加坡在一些化工、机械设备、通讯设备、计算机等技术密集型产品上有比较优势，而泛珠三角内地省区在货物贸易上有很强的互补性。马来西亚在电子、电器产品方面，泰国在大米、糖、热带水果等农产品方面，菲律宾在水果、蔬菜、办公用品方面，印尼、文莱在能源出口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泛珠三角地区基本上是石油净进口地区，双方合作空间广阔。由于存在特惠贸易安排，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等新东盟国家也将享有在能源、木材加工、农产品和水产养殖等资源性产品上的比较优势。而泛珠在电器、机械产品、建筑材料、服装及纺织品上占有一定的优势。随着贸易壁垒的减少和撤除，这种优势互补会带来更多的贸易机会。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受《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定》实施的推动，2006年，泛珠三角内地省区共进口东盟自由贸易区项下货物受惠货值达10.74亿美元，税款优惠7.08亿元人民币，比2005年同期分别增长1.11倍和45％。进口东盟化工品共3.4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61倍，占总受惠货值的近31.94％。进口东盟水果受惠货值为2.48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7.44％。这无疑证实了米德关于消费效果加强了贸易创造所带来的社会福利，而且部分消除了贸易转移对社会福利的损失的观点。伴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降税进程的推进，随着区域内关税的逐步消除，双边进口产品价格下降，消费者需求增加，对伙伴国或地区的进口量上升，这种由于价格变化而引起的进口消费的增加给进口国的消费者势必带来明显的福利效应。

此外，从贸易对象来看，泛珠和东盟各国主要向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出口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主要有服装、鞋类、组装类电子产品以及日用品等。在进口商品结构上以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制成品为主。因此，贸易的国别结构和商品结构决定了泛珠和东盟的贸易很难替代各自与区外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因此建立自由贸易区后虽然会扩大区内的贸易往来，但是产生的贸易转移效果不大。不可否认，泛珠和东盟在出口结构上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相互竞争的产品，特别是纺织品、服装及其他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且由于泛珠三角区域产业升级和产业转型趋势明显，在汽车工业、医药工业、机械电器、电子产品领域，也和东盟国家存在竞争。正如约翰逊所论，政府的理性决策使得国内的关税保护将消费者损失与国内工业生产扩大所带来的集体福利大体相当。为了保护国内市场，发展本国工业，促进出口，泛珠和东盟企业唯有大力引进新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努力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竞争结果将使各种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间寻求最优配置。

四、结论

东盟与泛珠同属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和产业竞争力水平有很大相似性。此外，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来源地大致相等，出口产品和市场相似度大。贸易的国别结构和商品结构决定了泛珠和东盟的贸易都很难替代各自与区外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因此建立自由贸易区后产生的贸易转移效果有限。泛珠与东盟的贸易效应直接来源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降低或撤除，这虽然有助于地区扩大共同市场容量，但同时也存在贸易转移效应。双边的贸易关系互补性能促进基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基础上的资源优化配置，在优势互补的产品上产生贸易效应，形成提高区域经济利益的巨大动力，在形成规模经济的基础上促进了区域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泛珠与东盟国贸易创造的空间很大，同时对第三方市场的贸易额会有所下降，但贸易转移并不居于主导地位。

注释：

①国内现有关于泛珠与东盟的代表性研究文献，集中于下列研究视角。如陈乔之、李锦元《“泛珠三角”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载于《当代亚太》，2004年第5期；肖茂盛《浅议泛珠三角经济圈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载于《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2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促进泛珠东盟合作：构建“9+2+10”经济圈》，载于《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廖杨《世界体系中的“华南经济圈”及其参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优势问题》，载于《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林凌《构建“10+1”自由贸易区的前沿阵地一一泛珠三角在“10+1”中扮演的角色探讨》，载于《开放导报》，2006年第1期；邝国良等《泛珠江三角洲与东盟的经济合作研究》，载于《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陈秀莲《泛珠三角西南次区域和东盟贸易的实证分析》，载于《企业经济》，2007年第8期；徐佩文《“泛珠三角”地区与东盟经济合作浅析》，载于《长沙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上述研究在切入点方面具有诸多新意，但是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应用性上却存在不少值得商榷之处。

转口贸易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2-0037-06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深化推动了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性垂直专业分工发展，推动形成了国际社会的全球价值链体系（裴长洪，2016）。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济与贸易开始进入深度结构性调整的“新常态”（刘世锦，2014）。对于我国而言，过去数十年持续贸易增长形成规模扩张、低价竞争、外资主导与低技术附加值的特征化事实。这种长期以来所形成出口驱动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始终面临着“浮萍经济”和“低端锁定”的双重风险，在外部冲击下这种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盛斌，2011；张二震，2014）。作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成分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力驱动，对外贸易的提质保量与优化升级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紧要任务。2012年商务部《对外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将“巩固贸易大国地位，推动贸易强国进程”作为贸易发展的指导思想。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的“十三五”发展新目标。围绕这一发展理念，在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基础上，抓住全球贸易新常态为我国外贸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所创造的战略机遇，实施贸易强国战略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然而，贸易强国如何定义？当今哪些国家可以称作贸易强国？我国距离贸易强国存在哪些差距？强国战略路径如何选择？这些都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在系统梳理有关贸易强国战略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揭示贸易强国理论内涵，对贸易强国的特征、评判体系、历史经验和战略路径进行整理和评述，以期为中国实施贸易强国战略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贸易强国的内涵

贸易强国作为反映一国贸易实力的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贸易大国”存在“质”上的区别。传统的贸易理论和实践往往从贸易规模角度衡量一国的贸易竞争力和影响力，从而构成贸易大国的显著特征。然而，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兴起所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推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贸易模式的形成条件和基础，贸易不再是一国要素的产物，而是多国要素的集合，贸易总规模不再是一国竞争力和国际经济地位的表现，而只是跨国公司进行全球布局的结果（张幼文，2015）。此时，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的内涵差异日益明显。同时，要素流动理论表明，现代的国际贸易竞争力是由本国要素收益的价值构成而非一国贸易收益规模所决定，遵循本国要素收益原则，贸易强国正是以要素收益结构作为评判指标和微观基础（张幼文，2016）。由此可见，“贸易强国”概念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推动的必然结果。

二、贸易强国评判的理论溯源

在不同历史时期关于贸易强国的判定标准存在差异。传统理论中对于贸易强国的判别可追溯到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认为，农业是生产的基础，一国生产并出口的农产品越多，则所获贸易利得越多，农业大国等同于贸易强国。在这一阶段，贸易强国往往是以农产品出口量作为衡量标准。而重商主义推行“货币差额论”和“贸易差额论”，将货币和财富等价，以金银作为财富的唯一形态和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唯一尺度，主张奖出限入。此时，贸易强国是以出口量或金银货币的储备量为标准。

亚当・斯密从劳动生产率或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的角度提出绝对优势理论，揭示国际分工与交换蕴含的贸易利得，贸易不再是国家利益间的零和博弈，自由贸易能够使贸易双方同时获益，基于绝对优势理论的分工和交换使资源实现合理配置。在此基础上，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指出国际贸易流向及利益分配原则取决于相对优势而非绝对优势，一国只具有相对生产优势也可参与贸易并获利。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绝对优势理论的局限性，对有悖绝对成本优势原则国家之间的贸易做出解释，使得劳动生产率或成本优势成为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

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将生产要素由单纯的劳动扩展到资本，从要素禀赋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了各国间生产成本的差异。此时，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从以劳动要素为基础的生产率水平逐步扩展到以资本为代表的高级要素的禀赋状况。然而，上述理论都片面强调外生静态比较优势而忽略动态比较优势的培育和演化对一国贸易地位和福利的影响。此后的新贸易理论则引入规模经济以及垄断竞争对动态比较优势进行深入扩展。贸易强国的评判开始从一国外生静态因素向内生动态竞争优势转变。

三、贸易强国的特征及评价标准

关于当代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国外文献主要从贸易开放度（Squalli and Kenneth，2011）、贸易结构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阶位（Cattaneo et al.，2011；Feenstra and Wei，201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Kudrle，2012）等角度对一国的贸易发展特征与所处贸易地位做出评价，但由于研究范式与理念的差异，鲜有关于贸易强国战略等具体政策导向性的概念提法。与之不同，我国加入WTO之后源于对外贸易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现实需要，国内学界普遍基于不同视角，对贸易强国的相关议题展开讨论。

一些文献基于定性分析，从外贸特征、贸易质量与效率、国际分工地位、话语权的优势以及外贸和经济的关系等方面对贸易强国的特征或概念加以界定。对贸易强国应具有的贸易特征，有学者参照世界主要经贸强国的标准进行总结概述：经济高度发达、收入水平高、贸易规模大、市场占有率高、影响力强、辐射面广、具有要素比较优势和技术竞争优势、高度开放等特征（何新华等，2000；余芳东等，2001）。但也有文献指出，贸易强国应具备以高级要素为基础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与利益分配上占据主导地位，在国际贸易体制以及相应的经济合作体制中拥有话语权和影响力（郑宝银，2011；盛斌，2014）。同时，在技术复杂度、质量与效率上应体现可持续发展和核心竞争力，拥有贸易定价权以及抵御风险冲击的安全体系（桑百川，2015）。具体到产品层面：出口产品的高级生产要素含量和附加值高，掌握高端制造业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和销售渠道，品牌化程度高，拥有国际核心竞争力和应对外部风险能力（陈飞翔等，2006；程筱宇，2015）。同时，贸易强国的服务贸易应尤为发达并存在较大的内外部市场需求，拥有一批能够整合全球资源和主导国际分工走向的跨国公司作为贸易主体，具备对外投资竞争优势（洪涛，2010；杨圣明，2011；赵培文，2013）。此外，有学者认为货物、服务和货币贸易共同构成全球贸易的总和（杨枝煌，2014），因而贸易强国除具有突出的制造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外，也应是金融与货币强国，拥有现达金融市场体系（柳思维，2011）。

部分文献建立了指数化的评价体系，围绕相关指标的选取和测算展开定量研究。一些文献从贸易规模、进出口结构、产品竞争力、市场势力、附加值以及国际分工地位等多角度对中国贸易现状作静态评析，从而得出中国为贸易大国而远非贸易强国的结论（刘宝荣等，2000；王冉冉，2005；毛群英，2008）。同时，一些文献基于国际贸易地位及其发展趋势的影响因素，构建形成包括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贸易依存度、汇率水平、贸易主体、贸易条件、贸易差额、贸易品牌、贸易服务化、贸易多元化以及对外投资等更加系统全面的宏观贸易质量评价体系，还选取同期世界上主要贸易强国样本开展定性对比分析，从而指出中国与贸易强国所存在的差距（魏浩等，2005；张钰梅，2010）。其中，张钰梅（2010）利用10个一指标和26个二级指标，测算了美德日三国样本在各项指标值的算术平均作为贸易强国的标准阈值系数。此外，一些文献还从国际贸易数据统计口径的概念范畴和指标（贾怀勤，2014；杨枝煌，2014）、贸易政策取向与结构调整的线索回顾（尹翔硕，2003a；裴长洪，2009）、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下的贸易增速变化演变逻辑（戴翔和张二震，2015a；2016）等方面分别对中国外贸格局地位进行评析和论证并提出转变贸易发展方式，实施贸易强国战略的相关建议。

基于对研究方法的创新探索，有些文献引入计量回归模型，对贸易强国的评判展开经验研究。马淑琴等（2006）采用贸易水平升级因子分析法建立回归函数模型，从理性开放度、贸易条件水平、结构合理度以及市场分散度等因素视角，运用1990―2005年进出口贸易数据对中国的贸易升级问题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伴随中国贸易的发展，理性开放度与贸易结构合理度提高，但贸易条件日趋恶化，成为阻碍贸易升级的第一要素。类似的，张亚斌等（2007）基于全球生产网络，从贸易效益、贸易环境以及贸易结构等层面，利用因子分析法的综合得分进行聚类的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中国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其贸易效益、贸易环境与贸易结构亟待转变。郑甘澍等（2013）则根据生态位理论提出“国家贸易生态位”的概念，分析了中国与美英德日四个传统贸易强国之间的地位和竞争关系，并利用生态位扩充、分离和共生等理论，探析国家贸易生态位变化规律，提出中国实现贸易强国的路径。

四、世界贸易强国的历史经验

现有相关文献还对国际贸易发展史上主要贸易强国的历史经验进行回顾和整理，并结合贸易现实从不同时期的贸易战略国际比较（尹翔硕，2006）、对外贸易的政策变迁与演进（Robert Gilpin，2006a；2006b；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贸易强国的发展轨迹与经验方略（盛斌，2015）以及近代中国的海权思想与贸易机遇（柳思维，2010）等角度进行阐述。其中，柳思维（2010）以明代郑和下西洋史实为例，将其与开启欧洲诸国海上贸易霸权的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的远航探险活动进行深层次对比，从目的与动机、文化背景、激励约束与主体组织制度设计等方面对近代中国错失海上贸易的机遇进行制度反思。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梳理了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进脉络，指出贸易政策是一国贸易优势和国家利益的有机统一，国家利益随着贸易竞争比较优势变化而变化，故而需在不同时期对贸易政策做出适时调整。。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海上贸易的兴起。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和航海技术优势开辟贸易新航线，成为16世纪海上贸易的垄断者。与此同时，荷兰也日益崛起，其通过贸易公司制度的股份产权制度与金融制度的创新，将社会各阶层利益与海外贸易直接结合起来，极力推行海外贸易扩张，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马车夫”。18世纪中后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导致新的世界贸易格局产生。英国凭借制度革新与技术创新迅速崛起，并积极实施海外扩张，利用众多海外殖民地的资源和市场及贸易垄断特权获得世界贸易霸主地位。早期采取重商主义的保护贸易策略而后转变为自由贸易政策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本输出，“日不落帝国”盛极一时。然而，20世纪初的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随之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国际贸易的发展跌入谷底，昔日的贸易霸主英国开始迅速走向衰败。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完成统一并通过工业革命迅速崛起，对外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积极参与世界贸易市场竞争。战后的数十年间，德国依靠强大的制造业基础，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在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中日益壮大最终一跃成为世界贸易强国。同样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快速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建立起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并发动对外战争掠夺海外资源，快速成长为新兴的工业强国。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得益于系统的产业政策指导以及进口保护以促进出口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激励，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然而，随着日本同美国贸易摩擦的加剧，《广场协定》导致日元短期大幅升值，随后经济泡沫的破灭使日本陷入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停滞和衰退，贸易增长缓慢，全球份额持续下滑。

18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后实施以提高联邦政府财政收入与保护本国制造业为双重目的的进口贸易保护政策，保护和扶持了幼稚工业的发展。此后的南北战争加快了统一的商品和原材料市场的形成，西进运动、移民热潮与技术革命的兴起共同推动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并逐步形成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健全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积极推行私有产权保护和专利法制度，激发技术创新的热潮，使美国成为全球技术研发和扩散中心。战后，美国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导建立自由多边贸易体制，全球贸易开始进入“美国时代”。尽管经济危机以及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崛起给美国经济带来冲击，但其凭借要素禀赋及市场优势，发达人力资本与产业技术研发优势，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商业网络与营销渠道优势以及制度与文化的创新不断稳固贸易强国地位。

五、我国贸易强国战略的实施路径

我国传统粗放型贸易增长方式日益受到环境资源和要素成本上升以及新兴国家竞争等影响，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积极推进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变。2010年商务部《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外贸“两个十年”由“大”转“强”的发展目标。2016年，商务部《商务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又一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指导思想。针对这一议题，国内相关文献对贸易强国战略的实施路径进行深入探讨。

张幼文（2003）结合当代经济强国优势的结构特征提出，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为我国建设经济强国提供历史机遇，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以及经济地位的提升趋势都为实现经济强国目标战略提供了依据。同样的，一些学者基于对我国外贸的现实基本面的分析，提出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变应以贸易强国战略作为指导，以市场战略与资源配置为核心，实施科技兴贸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贸易增长方式上，更加注重贸易质量提升与结构性平衡，推动贸易产业支撑的基础制造业战略升级，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和全球化布局战略，从经贸方式与主体的不平衡向相对协调平衡转变（董晓麟，2011；程筱宇，2015）。在贸易结构上，应以提升进口贸易地位作为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型的关键，从注重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到注重进口更加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配合以内需为主要拉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实施货物与服务贸易、进口与出口贸易、加工与一般贸易的多元平衡发展战略（裴长洪，2005；冯雷，2014；王备，2014）。在贸易规模扩大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贸易的比较利益，促进贸易条件的改善，积极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在发展模式上，由对外贸易的“赶超”、“优先”、“超高速”、“外需拉动”模式向“巩固地位”、“适度优先”、“速度适中”、“ 稳定拉动”的发展模式转变（黄锦明，2007；李等，2010；）。

部分学者从贸易新常态与构建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系层面提出实施贸易强国的具体战略要求（裴长洪和郑文，2014；唐海燕2014；裴长洪，2015）。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全球经济变化和经贸格局调整，过去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和鼓励大规模出口，实施低成本竞争的循环开放格局制约我国提升全球价值链位置与实现经济转型内在需求（张二震等，2014；戴翔等，2015）。应构建与扩大开放相适应，符合贸易新规则，具有战略纵深和全面空间布局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包括资本技术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优势。突出培育主体、创新发展方式，形成开放型经济竞争新优势（裴长洪，2016）。同时，把握战略机遇，围绕“十三五”中国改革目标与任务，实施“走出去”、“自贸区”以及“一带一路”等战略。依托供给侧改革继续推动生产要素和贸易出口转型升级。扩大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提升贸易质量，提高外资利用效率。鼓励国内企业的OFDI，完善投资结构和渠道，积极构建跨国生产经营网络。另外，积极推动生产制造业的服务化（吴汉嵩，2009；张二震，2011；杨圣明，2011），在能源及其他战略性原料贸易领域获得定价权优势（贾怀勤，2014）。

一些文献则从制度创新层面思考加快中国经贸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层次问题，指出贸易强国不仅不限于生产的成本优势和产业的技术优势，还取决于国家的战略优势和体制优势。多轨并进贸易政策相较全球多边贸易政策运作效率更高，而其前提是一国拥有较强市场势力（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应通过实施贸易投资战略，与各国签署投资协议，开展双边至多边的区域合作。利用国际投资制度性的互惠互利市场开放消除贸易扭曲，将贸易开放战略上升到贸易强国战略（马涛，2016；张幼文，2016）。积极谋求建立现代贸易与投资新规则，加强政策规制的协调，推进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大融合。特别地，要妥善处理贸易摩擦或争端，进一步完善国内贸易救济法律体系，建立专门补贴管理与贸易援助制度（薛荣久，2007；盛斌，2014）。与此同时，在国内贸易制度改革中消除相关歧视待遇，健全外贸发展促进体系，注重制度顶层设计，形成市场化管理格局和研究智库体系。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与贸易便利化，优先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高国际贸易规则制订和贸易谈判中的话语权（杨枝煌，2014；马相东等，2015）。制定粮食等农产品贸易战略与发展低碳经济的总体战略，倡导生态文明理念（郑宝银，2011）。

在贸易强国战略的微观层面，有学者指出贸易战略要受一国要素投入与市场规模等内部客观条件的制约。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升级的不同阶段，结合要素供给与市场需求多元化灵活调整贸易政策，由出口导向型向进出口均衡、内外需协调发展战略转变，以摆脱要素投入和市场规模两方面的约束，推动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尹翔硕，1992；2004）。打造贸易强国应以培育高级要素为基础而非直接激励出口能力，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引导对外贸易和国际分工走向是构建贸易强国的核心战略（裴长洪，2013；张幼文，2015）。利用要素引进阶段创造的条件及时向要素培育战略转型升级，有效规避要素合作陷阱或价值链低端陷阱（张幼文，2016）。

六、总结性述评

综上所述，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往往与现实背景紧密联系，并因不同研究视角与主观价值判断而异，很难形成统一标准。现有文献的贡献在于构建一系列贸易指标评价体系对中国的贸易质量进行评价，并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贸易强国战略的研究提供了现实依据。但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定性研究在贸易强国的评价指标选取上相互援引大同小异，往往侧重于对贸易质量的主观评析，在理论逻辑上无实质区别。而定量研究则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静态分析模式的缺陷，有效避免主观随机性评判所导致的谬误，为后续研究提供良好的思路和借鉴。尽管研究方法各异，但现有文献却大都得出一致结论：我国已成为贸易大国但远非贸易强国，贸易结构亟待转型升级。具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与要素禀赋优势使中国成为贸易大国，但贸易质量与结构的失衡，国际竞争力薄弱，产业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国际贸易规则话语权的能力等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并非贸易强国，因而加快构建和推进贸易强国战略迫在眉睫。

关于贸易强国评判的理论溯源，目前还鲜有文献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一方面归因于国际贸易发展的不同时期，“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概念的模糊与混淆不清。从传统观念来看，贸易大国往往也是经贸强国，但不同历史阶段贸易理论的演进及变迁，难以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经济一体化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形成，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贸易与投资推动了要素的跨国流动，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分工格局的贸易规模不再与贸易利益分配流向相一致，此时贸易大国在贸易规模上的优势只是资源在全球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结果，而非一国竞争力的完全体现。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贸易强国相较贸易大国的内涵更加复杂深远，传统贸易理论的解释难以为继。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内外研究范式与理念的差异，国外学界鲜有关于贸易强国战略等具有政策导向性的概念提法，与之接近的是战略贸易理论。因此，目前学界尚未形成有关贸易强国评价标准的理论体系，也使得现有评价体系缺乏理论依据。

纵观近现代贸易史上贸易强国的兴衰起伏，我们也可以对其历史共性加以总结。首先，贸易强国的崛起与霸权均是以先进技术为保障。无论是新航路开辟、贸易权垄断还是近代工业革命都归功于技术研发创新与传播，生产性创新技术成为决定贸易优势的首要因素。当代贸易强国引领全球贸易的关键在于对高端制造业技术与创新服务的掌控。其次，贸易强国兴起均得益先进的制度体系。通过完善产权保护与商业规则体系，参与国际规则与惯例制定，为贸易与投资提供制度保障和话语权优势。第三，不同时期的资源约束与贸易政策取向往往相一致。早期贸易强国的崛起处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阶段，主要面临土地资源约束，普遍实施对外扩张，以满足资源需求。对外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扶持本国幼稚产业发展。军事与贸易战争往往是贸易强国间完成嗔Ω迭的重要手段。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策略有违当代所倡导的合作、开放、共赢的贸易理念。

在贸易强国战略的路径选择上，现有文献大都基于国家层面或产业层面加以阐述，涉及到微观企业层面则鲜有具体的指导性建议。同时，全球经济与中国对外贸易的新常态引发广泛关注，相关文献大都趋于中国的贸易动态特征及成因分析，对全球经济的“新常态”与中国贸易强国战略之间的联动机制研究则略显不足。另外，国内文献习惯于运用中国或世界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缺少对国际贸易基础理论的创新性探索与研究的横向互动。

随着贸易政策在指导经济转型升级、培育和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中地位的日益显著以及学界对贸易强国战略研究的逐步深入，未来关于我国贸易强国战略评价体系构建与实施路径的研究，可以采用经验研究方法，围绕当前国际贸易组织制度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大背景，运用中国的微观层面贸易数据，分别从贸易总量、贸易结构（二元边际、出口质量、技术复杂度和成本加成）和市场势力等方面深入考察中国贸易发展现状。进一步地，基于当前所面临的贸易环境因素，揭示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的战略路径和作用机制渠道。毫无疑问，这对于指导中国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和提升贸易质量的实践，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为真正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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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口贸易论文篇11

2中美贸易问题的现状和原因分析

2.1中美贸易的现状

据中国海关统计，中美双边贸易额从1978年的9.9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3078.2亿美元，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随着中美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据中方统计，由1993年开始美方出现逆差62亿美元，到2008年上升到582亿美元。同时随着双边贸易量的不断攀升，中美贸易逆差还将继续扩大。

2.2中美贸易的原因

2.2.1宏观层面的原因

(1)经济全球化。

二战以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美国企业为了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竞争和生存环境,根据成本和效率的高低不断对各生产部门、生产环节,甚至生产要素进行调整，保留竞争力强,附加产值较高的部门和产业。美国经济结构经过产业高级化调整后,一些初级产品如日用品、原料加工和工业半成品的生产都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这些产品又是生产和生活消费所必需,这就决定了美国从国际市场进口的大多是这些初级工业产品。我国工业是在承接产业转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产业和产品结构都比较落后,大多数企业都是以加工贸易的形式为跨国公司进行配套生产。因此,中美贸易顺差主要体现为加工贸易的顺差。加工贸易超过一般贸易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加工贸易赚取的是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增值部分,这就决定了加工贸易必然出现顺差。

(2)东亚各国和地区对美贸易顺差转移到中国。

我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产业转移,尤其是制造业从其它地区向我国转移。由于各国对进口商品的原产地认定以“实质性改变”为原则,加工产品的出口国就从上述国家和地区转移到了中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5年,我国分别吸收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当年出口的21.8%、11.5%和8.3%,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分别占我国出口总额的21.4%和18.9%。与2001年相比,2005年东盟、韩国等在我国进口中的份额也分别上升,其在美国出口中的份额则分别下降了1、1.1和0.7个百分点。而同期,我国在美国进口市场的比重上升了5.8个百分点。上述数据表明,部分亚洲国家对美贸易顺差转化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

2.2.2微观层面的原因

(1)储蓄率的差异。

美国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主要是因为储蓄率偏低在开放宏观经济分析中,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有十分重要的联系,外部经济不均衡必然影响到内部经济的均衡,而内部经济不均衡必然降低宏观经济效率,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美国从1960年到1971年的总储蓄大于总投资,即年年有贸易顺差,并表现为美国对外净投资和债权,表现为双剩余；但近30多年来美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尽合理,低储蓄、高消费导致求过于供。长期的双缺口隐含的内外失衡经济风险主要表现在国内储蓄与投资关系的严重失衡。美国政府实施的低储蓄率政策,刺激了国内的消费需求。美国民众普遍持有超前消费的意识。然而高消费、超前消费的结果,使总储蓄小于总投资,产生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

(2)两国劳动力成本差异导致中美贸易逆差。

高消费需要高工资、高福利来支撑，而作为高工资、高福利的美国，其劳动力成本必然比中国高。这样，美国跨国公司为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竞争力，就会规模地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据我国商务部统计，至2004年底，美国累计对华投资项目达45265个，合同金额986.1亿美元，美方实际投入480.3亿美元，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已经有4万多家。随着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特别是进口替代型投资的增加，一方面造成了中国对美国进口的减少；另一方面又导致了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的增加，从而扩大了中美贸易逆差。因为采取低消费政策，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仅比美国低，而且也比亚洲一些主要国家低。中国劳动力成本仅为美国的1/40和亚洲一些主要国家的1/8-1/7，这又促使美国跨国公司将一些在亚洲国家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后出口到美国的加工贸易格局，美国因此减少了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增加了从中国的进口，从而促使中美贸易逆差加大，对亚洲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减少。

3结论

美国政府和华尔街许多人都非常相信，人民币对美元重新估值将有利于降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但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这是有缺陷的。

我们可以从考察美国对华出口来分析。一般意义上讲，人民币的升值将增加人民币的购买力，进而增加中国对美国的需求，从而减少贸易差额。但是，中国的经济是一个出口拉动型的经济，由于产品出口、收入增加才会促进进口需求。而人民币升值后，随着出口的减少，将减少中国的进口需求；收入的减少还会引起对消费品需求的降低。另一方面，迄今为止的中美双边贸易基本上是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的互补性很强的贸易，美国对华出口的大宗商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高附加值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另一类是农产品。对于第一类产品中的一部分，美国对华实行贸易限制，这一部分的出口量并不取决于汇率，而是取决于贸易政策。即使中国有再大的进口需求，人民币再升值，只要美国对华的贸易限制不取消，对华出口就无法增长。

综合以上分析，不难发现中美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其实与人民币汇率水平没有太大的关系，它更多的基于两国实体经济上的一些非汇率因素。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消除中美贸易顺差，反而，人民币的大幅升值还可能给美国经济带来危险。客观事实表明，中美经贸关系既大有利于中国，又大有利于美国，两国都是赢家。中美经贸关系今后将继续循“发展-摩擦-妥协-发展”的规律向前推进，这是中美双方根本利益和中美关系大局所决定的。

参考文献

转口贸易论文篇12

2 中美贸易问题的现状和原因分析

2.1 中美贸易的现状

据中国海关统计，中美双边贸易额从1978年的9.9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3078.2亿美元，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随着中美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据中方统计，由1993年开始美方出现逆差62亿美元，到2008年上升到582亿美元。同时随着双边贸易量的不断攀升，中美贸易逆差还将继续扩大。

2.2 中美贸易的原因

2.2.1 宏观层面的原因

(1) 经济全球化。

二战以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美国企业为了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竞争和生存环境, 根据成本和效率的高低不断对各生产部门、生产环节,甚至生产要素进行调整，保留竞争力强,附加产值较高的部门和产业。美国经济结构经过产业高级化调整后,一些初级产品如日用品、原料加工和工业半成品的生产都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这些产品又是生产和生活消费所必需,这就决定了美国从国际市场进口的大多是这些初级工业产品。我国工业是在承接产业转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产业和产品结构都比较落后,大多数企业都是以加工贸易的形式为跨国公司进行配套生产。因此,中美贸易顺差主要体现为加工贸易的顺差。加工贸易超过一般贸易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加工贸易赚取的是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增值部分,这就决定了加工贸易必然出现顺差。

(2)东亚各国和地区对美贸易顺差转移到中国。

我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产业转移,尤其是制造业从其它地区向我国转移。由于各国对进口商品的原产地认定以“实质性改变”为原则,加工产品的出口国就从上述国家和地区转移到了中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5 年,我国分别吸收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当年出口的21.8 %、11.5 %和8.3 % ,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分别占我国出口总额的21.4 %和18.9 %。与2001年相比,2005年东盟、韩国等在我国进口中的份额也分别上升,其在美国出口中的份额则分别下降了1、1.1 和0.7个百分点。而同期,我国在美国进口市场的比重上升了5.8个百分点。上述数据表明,部分亚洲国家对美贸易顺差转化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

2.2.2 微观层面的原因

(1)储蓄率的差异。

美国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主要是因为储蓄率偏低在开放宏观经济分析中,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有十分重要的联系,外部经济不均衡必然影响到内部经济的均衡, 而内部经济不均衡必然降低宏观经济效率, 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　美国从1960年到1971年的总储蓄大于总投资,即年年有贸易顺差,并表现为美国对外净投资和债权,表现为双剩余；但近30多年来美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尽合理,低储蓄、高消费导致求过于供。长期的双缺口隐含的内外失衡经济风险主要表现在国内储蓄与投资关系的严重失衡。美国政府实施的低储蓄率政策,刺激了国内的消费需求。美国民众普遍持有超前消费的意识。然而高消费、超前消费的结果, 使总储蓄小于总投资,产生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

(2) 两国劳动力成本差异导致中美贸易逆差。

高消费需要高工资、高福利来支撑，而作为高工资、高福利的美国，其劳动力成本必然比中国高。这样，美国跨国公司为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竞争力，就会规模地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据我国商务部统计，至2004年底，美国累计对华投资项目达45265个，合同金额986.1亿美元，美方实际投入480.3亿美元，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已经有4万多家。随着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特别是进口替代型投资的增加，一方面造成了中国对美国进口的减少；另一方面又导致了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的增加，从而扩大了中美贸易逆差。因为采取低消费政策，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仅比美国低，而且也比亚洲一些主要国家低。中国劳动力成本仅为美国的1/40 和亚洲一些主要国家的1/8-1/7，这又促使美国跨国公司将一些在亚洲国家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后出口到美国的加工贸易格局，美国因此减少了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增加了从中国的进口，从而促使中美贸易逆差加大，对亚洲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减少。

3 结论

美国政府和华尔街许多人都非常相信，人民币对美元重新估值将有利于降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但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这是有缺陷的。

我们可以从考察美国对华出口来分析。一般意义上讲，人民币的升值将增加人民币的购买力，进而增加中国对美国的需求，从而减少贸易差额。但是，中国的经济是一个出口拉动型的经济，由于产品出口、收入增加才会促进进口需求。而人民币升值后，随着出口的减少，将减少中国的进口需求；收入的减少还会引起对消费品需求的降低。另一方面，迄今为止的中美双边贸易基本上是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的互补性很强的贸易，美国对华出口的大宗商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高附加值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另一类是农产品。对于第一类产品中的一部分，美国对华实行贸易限制，这一部分的出口量并不取决于汇率，而是取决于贸易政策。即使中国有再大的进口需求，人民币再升值，只要美国对华的贸易限制不取消，对华出口就无法增长。

综合以上分析，不难发现中美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其实与人民币汇率水平没有太大的关系，它更多的基于两国实体经济上的一些非汇率因素。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消除中美贸易顺差，反而，人民币的大幅升值还可能给美国经济带来危险。客观事实表明，中美经贸关系既大有利于中国，又大有利于美国，两国都是赢家。中美经贸关系今后将继续循“发展-摩擦-妥协-发展”的规律向前推进，这是中美双方根本利益和中美关系大局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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