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论文篇1

一、“全球化”、认识“全球化”的几种视角及现状

一般所说的“全球化”这个词语是由英文单词globalization翻译而来,其词源可追溯到global(全球的、全世界的)一词。这个词虽然产生比较早,但被普遍使用并在世界范围内有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从而引发热烈的理论探讨却是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开始的。

由于立场角度不同,世界各国的学者对全球化的认识和理解颇有差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全球化不过是现代性从西方社会向世界的扩展;从信息通信、全球意识的角度思考,全球化则是信息克服空间障碍在全世界的自由传递。

著名学者斯克莱尔建立了全球体系模式的理论并提出“跨国实践”的概念。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及其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全球体系。全球体系模式理论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等方面均有所突破。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最主要特征。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一体化,同时经济全球化必将带来文化的多元化,而文化的多元化是以文化的个性为前提的。各民族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促进相互交往的同时,既有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吸引和融合,又不可避免地产生相互碰撞和冲突。因此,在国际政治社会多极化的同时,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也是多元又互补的。

全球化进程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但同时也有相反的声音存在。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反全球化”的运动。有些学者认为“全球化”是“西方化”,是西方制度、发展模式的全球扩张,更是文化―意识形态的全球扩张。显然,是否会被“西方化”,是“全球化”给人们提出的新课题。

全球化最终会影响到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的交往,进而影响到各个民族文化的发展。总之,从当今实际的全球化实践进程来看,多元化依然是现阶段全球化的主流。

二、文化全球化

学术界一般认为文化的全球化过程始于资本主义产生阶段,其实质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殖民化过程。对于文化全球化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全面排斥和欢迎。前者主张对文化全球化应当全面排斥,从而阻拒资本主义文化的殖民略,而后者则对文化全球化持欢迎态度,认为这是彻底“改造”传统文化、融入“世界潮流”甚至全盘西化的大好时机。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有所偏颇。文化的全球化既是全球文化自身发展的结果,同时又具有独特的性质和特殊的内容。全球文化的发展与演变,大体上经历了文化殖民主义、文化全球化两个阶段。

文化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侵略性和扩张性在文化上的表现。由文化殖民主义到文化帝国主义经历了一个过程。文化全球化是全球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它具有与前一阶段完全不同的特征:文化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突出了不同文明和文化的异质性;文化全球化在总体上充满不确定性、不甚明晰,具有后现代文化特征;文化全球化运动所依据的文化观念是文化相对主义。

可见,文化全球化是全球文化结构的转换和重建,它给予我们的是一种全新的文化经验和价值依托,并将深刻地作用于人们,形成新的文化心理。但是,文化全球化仍然是一个正在生成而尚未完成的文化形态,它缺乏一套完整成熟的文化理念,缺乏一套具有建设性的、积极的全球文化互动规范。

因此,我们应当打消对文化全球化的种种疑虑,制定正确的文化发展战略,积极参与文化全球化过程。我们要与世界不同文化主体一起,积极建立全球文化新体系,推进文化的全球化过程。而建立全球文化新体系的关键就在于确立文化进步主义的新的文化观念。

文化进步主义强调文化同质性和异质性的统一、文化发展的创造性,也强调文化发展的全面性、总体性。文化同质化与异质化之间的关系是当今文化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文化进化主义认为,任何一个特定的文化形态都是由其内部各层面诸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文化各层面之间保持着一种结构和功能上的相互匹配关系,共同构成特定文化形态的整体特征。文化进步主义能够通过对文化深层意义的思考和文化现实状况的考察,凸显人类普遍、永恒的价值,从而承担起为文化全球化构造文化发展理念的任务。同时文化进步主义坚持一种社会发展的全面的衡量尺度。

文化全球化运动所应指向的文化理念是世界文化。世界文化形成了一套建设性的、积极的全球文化互动规范,是全球文化的有序状态;同时,它并不抹煞各地域、各民族文化的个性,但是它要求每一种文化对其他文化保持一种开放态度。

正确的态度应是客观看待这种文化互动的历史过程,顺应全球文化交流发展的历史潮流,以民族文化为本位,确立民族文化的发展意识,积极参与全球化文化交往,吸纳世界进步文明,丰富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文化走向世界。

总之,面对现阶段全球化仍是多元化为主流的世界现实状况,我们应该在维护全球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尊重多元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自主发展,保持彼此间的合作,争取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为别的主体的发展提供价值对象,共同参与和促进文化全球化。

参考文献:

[1]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全球化论文篇2

全球化一般被界定为市场与外部联系这一过程的加速和随之而来的民族经济融入到统一的规则中，在这里，国家受到限制，市场则不受限制。但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因为它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不是一个仅仅由特定的政府排除连续的障碍以达到各种跨国联系的量变过程。这是一个质变过程，民族经济的整体从开放产品市场发展到开放资本市场。产品市场，或外贸，在10年前就已相对地不受束缚。比较新的情况是，最近10年对资本流动的障碍急剧减少。这意味着质变而不是量变，因为这两种类型的市场之间存在一个根本的差别。

它们是不同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以下事实：就本质而言，资本市场较少竞争性，或者说更倾向于垄断，如银行业那样。正如斯蒂格利茨所强调的，市场经济中资本的配置主要是以卖方所定的价格来进行的①。另一个差别是，由于信息的匮乏，资本市场比产品市场更易于遭到投机和崩溃的打击②。因而，资本市场比产品市场存在更多风险，因而，当资本流动的障碍减少时，民族经济必须增强。换言之，如果像上面那样界定的话，全球化将民族经济和世界经济带入了一个新的、风险更大的领域。进一步而言，这些风险一方面与更为显著的垄断活动有关，另一方面与更为剧烈的经济变动性有关。理论模式的转变战后两种主要的理论模式，即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充分意识到自由资本所包含的风险。虽然通常被人们看成竞争对手，但由于这一原因，这两种理论事实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二者皆主张本国经济对外国经济的优势地位，希望由政府来处理快速增长和充分就业问题。为了给政府以必需的自由处理权，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提倡限制跨国资本的流动性。这两种理论都应当被看成是对战前几十年资本市场迅速开放的一种反应。它们都把30年代的大萧条（有史以来资本主义最低迷的时期）归咎于大规模的资本自由化。两种理论对政府的信任反映出了相同的道德使命：如果市场不能为整个社会确保公正的结果，那么政府必须以某种方式介入并纠正这些结果。

从更深的层面而言，可以将这些经济学说看成是一种受道德驱动的、对可能无法令人接受的非正义的反应，这种非正义导致了资本主义近乎完全的崩溃。然而，必须注意的是，虽然公开提出道德问题，但两种学说在运用道德概念时存在一些差异。凯恩斯主义的道德观主要是个人主义的，而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基本上是集体主义的。

相应地，这两种学说在实现公正的（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结果的首选方式上存在差异，凯恩斯主义是改良的学说，主张在传统的机制内进行有限的修改。它尤其赞同政府对很大程度上受市场左右的经济的干预。相反，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的学说，主张对制度的根本变革，从而政府而不是市场将成为主角。

乐观的观点

全球化意识形态要获得支配的地位，就必须对上述两种学说提出质疑。这种质疑主要来自货币学派，它宣称市场不得受到政府过多的限制。货币学派不是将大萧条或别的不利事件归咎于过度的市场，而是将这种挫折归因于政府机构的管理不善。

随着货币学派的成功，不仅出现了对大萧条的不同解释，而且也否定了作为重要变量的道德。这是一种脱离了道德的学说，道德被看成是与（受到功效而不是同情驱动的）经济行为不相容的因素。因为增长的效率是对社会问题的最好救治，既然市场对效率最有益，那么政府就没有必要引入道德。

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的相对悲观的经济观已经受到挑战，这一挑战来自相对乐观的主张跨国联系的货币主义者。后者不但提出这种联系不会是一种威胁，而且为所有参与者提供了机遇。并且辩称使经济体更为紧密并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需要做的无非是缩小政府的活动范围而已。

这种乐观精神充盈于货币主义的派生物———全球化学说中。简单而言，这种学说声称摧毁政府对外部联系的障碍将释放两种积极的力量。其一是最好的运作机制（市场）从最先进的经济区域扩展到所有的政府放弃了控制权的经济区域。其二是随着这种最为有效的机制的扩散，最不发达的经济区域也会繁荣起来。全球的现实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理论模式转向货币学派，正在发生的全球化让人觉得民族市场正在逐渐向外来的利益开放。最为实质的转变很可能就是近年来得到最为妥善保护的资产市场也放开了，外国投资者不但可以接近股票市场，而且对国有资产相当规模的公开购买也得到认可这一开始于发达国家的过程近来也波及到了不太发达的经济区域，如果全球化的论据是正确的，那么人们就会期待不太发达的国家的机制将愈益类似于发达国家的。随着这种最好的运作机制的普遍传播，欠发达世界的经济将加速发展，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国家财富的差距也会缩小。然而，无论从机制上还是繁荣的程度上而言，全球化的现实并不是世界经济变得更为统一。正在进行的全球化并没有如同人们所宣称的那样成为统一的力量。相反，概而观之，经济联系壁垒的消除（开始于战后初期）事实上深化了近来世界经济中的差异。

简而言之，从实践而不是从理论层面来看，全球化产生了自相矛盾的结果，这种结果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方面。这并不奇怪，没有哪种经济过程只产生积极的或只产生消极的结果。令人惊讶的是，全球化积极的一面主要产生于发达国家；消极的一面主要积聚在欠发达的地区。

政府机构

特定的经济会产生何种类型的结果关键在于它是否与有效的政府一起加入了世界经济，有效的政府是指它有能力控制经济，足以吸收由于开放国内市场而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额外风险。因为绝大多数的额外风险来自于资本市场的开放，最为关键的是政府有能力确保这些风险不会破坏经济的运行。

由此可见，如果要使全球化在任何经济区域产生积极的结果，某种程度上的政府调整（改革）是必需的。因为，不管特定的经济区是发达的还是不发达的，政府不会为开放资本市场所带来的额外风险做好充分的准备。事实上，在资本市场具有同等开放程度的两个国家，较为发达的国家将比不太发达的国家更容易对政府进行改革。

全球化的运作不仅需要市场的扩展，也需要政府（职能）的扩展。全球化的过程不是通过市场代替国家来进行的，而是在两者都扩展的情况下进行的。为了处理市场扩大所产生的额外风险，政府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为了应付这些风险，政府的权能也得扩大，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政府的改革在发达国家比较容易。当政府有能力吸收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所固有的风险时，就可以看到全球化的积极后果；而政府缺乏这种能力时，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政府效力的差异造成了全球经济效益事实上的差别。这也就是说，北美和西欧表现了全球化积极的一面，而拉美和东欧则表现了全球化消极的一面。相反的趋势认为发达国家在适当地调整它们的政府方面大多取得了成功，不太发达的国家大部分失败了，这种说法没有完全理解全球化的现实。真实的情形更为生动，在发达国家的政府兴盛的同时，不太发达国家的政府在衰退。事实上，在不太发达的经济区，许多政府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即赤字和（或）地方腐败。

资金缺乏和腐败在全球化发生之前就已成为拉美国家的特征，但东欧并非如此。然而，拉美首先投身于全球化，随后就是东欧（1989年），但政府都已经历了更深程度的腐化。在东欧尤其如此，原本非常强大的东欧各国政府已遭受了最为急剧的能力上的退化。

政府腐化的事例没有比陷于危机的俄罗斯政府所表现出的更为引人注目的了，在这里，强大的政府权力突然被所谓的寡头政治执政者的权力所取代，他们有自己的强制性力量（保镖和私人“军队”）。但在像波兰这样的国家，政府看上去处境好一些，但非常类似于政府的真空状况，因为波兰政府很大程度上被非政府的行为者（他们的行为类似寡头执政者）的利益所左右。在拉美，也存在政府腐化的迹象，特别是在那些近期卷入世界经济的国家，如秘鲁，尤其是阿根廷。多年来被看成是最沉迷于市场改革的阿根廷2002年已陷入了最为严重的经济不景气中，经济学家将其归为结构问题。这也就是说，政府的崩溃是经济崩溃的根源，因此，没有政府的重建就不可能有发展。安全毯货币主义者声称，最好的运作机制在世界经济中的扩展意味着市场替代政府，部分原因是市场在为个人平衡经济机遇方面更为有效。随着全球化的进行，战后以上述平衡为目的的“福利国家”的干预很大程度上将不再需要。不管这一理论宣扬什么，事实上，至少在发达国家，事情恰恰相反③。转在全球化占据经济议程之前，更为开放的经济，像奥地利、丹麦或瑞典这样的小国，在社会福利计划上的花费很多，以此来资助陷于困境中的个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时期，福利开销普遍增加，国民生产的税收额同样如此，例如，1990年到2000年，法国的税收从47％增至50％，德国从42％增至44％，意大利则从41％增加到44％④。

然而，东欧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它最近才向世界经济开放。1989年以来，福利国家大幅度地解体，这从福利计划有系统的收缩和税收的持续下降中可以看出。这些福利项目曾经可以与发达经济区域，至少与西欧相媲美，现在正在被遗弃，令人担忧的是，有时候还低于国家承诺的水平。

因而，一度脱离贫困的东欧已经距离脱离了贫困的西欧很远了，并将大量的人推入了悲惨境地。这种状况即使在相对成功的经济区域也不例外。如波兰，社会福利计划所占国民产值的份额从23％降到20％，失业率从0增至2002年的25％，就业的人中也只有20％的人获得报酬。大约55％的人口处于社会最低保障线之下，10％的人口的收入不能维持生存。

各种垄断势力

当全球化的主要鼓吹者声称市场取代政府将带来普遍的利益仅仅适用于不太发达的国家时，另一种主张针锋相对地指出，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市场改善的状况并不适用于不太发达的国家。后面这种主张在发达国家开放的背景中很有意义，但不适用于不太发达的经济区域，肯定也不适用于东欧经济区。

市场改善意味着垄断受到整顿，但与全球化的论断相反的是，向世界市场的开放会增加垄断倾向。垄断是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就好像它是地方市场或国内市场的一部分一样。当特定的经济区整合入世界市场时，垄断必须受到政府而不是其他机构的控制。这是发达国家的事实，在欧盟中也的确如此。

然而，随着政府处于极度的混乱状态，从1989年以来，东欧经济区的垄断实质性地增强了。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因为1989年之前，这些仍处于中央计划之下的经济体已经高度垄断化了。当然，这些垄断的本质已经从国家（强制性）垄断转向了市场（自发的）垄断，但这并不等于就不能减少甚至是消除这种垄断状况。

东欧国家已经达到的垄断程度主要是由于如下事实所致：对私人利益的关注削弱了政府的能力，政府现在愿意向公司让步以换取支持、贿赂和捐赠。在获得政府让步的游戏中，较大的公司（资金更为雄厚）比小公司具有明显的优势，它们正利用其影响力从现有的横向的集中转向更为强有力的纵向集中。

经济增长的不均衡分布最好的运作机制（政府的和／或市场的）并没有由于全球化而从发达国家向不太发达的国家传播，经济繁荣的世界性驱动力因全球化之故而不可避免的说法不可能是正确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除了为数不多的值得注意的例子（主要来自东亚经济体，包括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而言，不太发达的国家比以往表现得更糟。

一方面，许多发达国家在最近的十年出现了经济的加速增长，这是许多经济学家未曾预料到的。这些国家通常是成熟的经济区，没有丧失战后的推动力，并保持低增长率，但最近十年增长率突然飙升。在1990—2000年间，美国的增长率在3％－4％之间摇摆，很明显，这是一种历史的反常。

在发达的经济区，全球化所伴随的这种反常具有积极意义，但它同时将一种消极的反常置于不太发达的经济区，至少是东欧。毫无例外，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在转向市场性的改革后，在1990年到1991年间，一个接一个地陷入生产的低迷期，它比30年代的大萧条更为糟糕，不仅程度深而且持续的时间更长。

像匈牙利和波兰这样受破坏程度最轻的国家的生产下降了20％，其他像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几乎下降了40％，在俄罗斯，几近50％，在乌克兰则为60％。受大萧条打击最为严重的德国和美国的生产下降了25％，但在5年中就完全恢复了。但10年后的2001年，东欧地区仍然没有恢复到1989－1990间的产量。虽然俄罗斯和乌克兰开始了经济复原，但或许需要20年的时间本的重新配置

人们认为全球化对不太发达的国家很有助益，因为通过全球化，资本明显从发达的经济区向不太发达的经济区流动。据说在资本富裕的发达经济区，资本的收益，或者所得要比资本匮乏的不太发达的经济区少。当资本市场开放时，对最高回报的追求将会使资本转移到不太发达的经济区，因此，那里生产增长的机遇也会增加，最终会追赶上发达经济区。

即使如上所述，但相反的情况也发生了，在东欧最为明显，东欧国家致力于以市场取代中央规划，多数国家在1989年之后忙于私有化方案（它主要有利于外国人，他们几乎全部来自发达国家），并以极度低廉的价格来推行。资产的流失是由于肆无忌惮的政府官员为了私利而廉价出卖的结果。

依照笔者2001年的一项调查，匈牙利在2001年大约有80％的银行业被外国拥有，在波兰，银行业同样如此，在工业中，外国所有者占有了资产的60％，外国人以实价的10％－15％购买公司。在波兰，每1600亿美元的国民收入就意味着85－90％的资本价值的损失，当向外国人的出售活动结束时，大约2000亿美元落入资本富足的买主之手。

先前已存在的民族资本的流失并没有被资本的加速形成所弥补，也没有被国外新的所有者的投资活动所弥补，将资产转给外国人并创造一种发达国家并不存在的所有权结构，这背后似乎隐藏着某种合理性，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因为投资比率和国民生产中的投资份额已开始显著下降而不是相当程度的恢复。萧条经济学全球化的提倡者声称，与发达国家的整合不但使资本匮乏的经济区更容易获得发达国家的资本，而且更为紧密的联系也会给这些地区带来更多的稳定性（这些发达国家在“二战”后就已经获得）。近来的经济表现中的上述差别证明，这种状况并没有发生，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向国外宣传它们并没有真正实行的思想。

事实上，在发达的经济区，货币主义已经深深地侵蚀了凯恩斯主义，它的稳定和抗危机的特性在发达经济区得到鼓吹。但这更多是文字上的表述而不是经济实践的现状。当面临困境时，政府继续求助于凯恩斯主义的手段，例如，对积累需求的管理，而且因为政府仍具有内聚力，它们随时准备采取行动（如美国在2001－2002年间的表现）。

然而，在不太发达的国家中，凯恩斯主义不但在思想层面上不被承认，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如此。所以货币主义的处方就随之出现了，当面对不利的景况时，政府就采取反凯恩斯主义的步骤⑤。因此，政府不是通过刺激（例如，降低利率，货币贬值，或者预算赤字）以减少生产所遭受的破坏，却反其道而行之，所以它们实际上使生产更为低迷。

不太发达的经济区的政府所采取的相反措施并不是由于信念恰好改变了，而是反映了全球化已经开始深入到这些经济区这一新的事实。这种行为过程在损害地方利益（如地方劳动力）的同时却有利于外来者的利益（例如外资）。在外资占优势的地方，或者如同外资几乎处于独占状况的东欧（在拉美也日益如此），政府软弱无力，对外来者的利益无可奈何。

结论

以货币主义作为思想基础的全球化理论声称，民族经济向世界的开放使得在发达经济区运作的机制向不太发达的经济区传播，并且使得世界财富在这两个区域均衡化，这些变化的积极后果主要发生在发达经济区，因此，全球化的进程事实上加深了发达经济区与不太发达的经济区之间的传统差别。

在世界的发达地区，政府已经变得益愈强大，市场也愈加有效率，这就是它们发现自己处于全球化的积极一端的原因。对不太发达的经济区而言，事实恰恰相反，政府软弱无能，市场机制同样残缺不全。如果人们能够谈论政府正在被市场所取代，那它仅仅是东欧和拉美这些地方的事实，在这里，已经恶化的政府被恶化的市场所取代。

全球化有着这样多的结果，因而需要对它进行更加仔细的审视，它的理论基础货币主义（对自身的利益具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同样如此。是重访它的竞争对手———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了，它们对资本自由化（或者对不受国家监督的一切市场）有着更为清醒的看法，重要的是，它们对政府机构中的道德关怀的作用有着更高的评价。■注释：

①约瑟夫·斯蒂格里茨，《枯萎的社会主义？》，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②贾格迪什·巴格瓦蒂，《资本的神话》，《外交》，1998年5－6月号。

全球化论文篇3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风起云涌，这股反全球化思潮还在发展中。就目前而言，“反全球化”是一种尚未完全定型的思潮，是一种新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全球化已经成为一股世界性大潮、显潮，反全球化思潮还是一股小潮、潜潮。但反全球化思潮的兴起本身就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值得我们重视和反思。

二

由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一个国家的不同阶层，他们在全球化中的地位不同，对全球化的态度也就不同。人们一般认为，由于全球化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启动的，他们在全球化进程中占尽先机，取得了最大利益，所以他们赞成全球化的呼声最高。而发展中的国家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基本上是被全球化的，其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也更大。事实上，反全球化的力量构成比较复杂。除了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一些发达国家的弱势群体。因为他们同样不能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却要承担全球化的负面后果，他们反全球化的情绪和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了。反资本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生态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等虽然都各有其反全球化的观点，而且观点庞杂，歧义迭出。但概括起来，他们的基本思想倾向是相同的，且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反全球化者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充满了危险性的进程，是一种“意识形态陷阱”。在他们看来，全球化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极浓的价值术语。其意蕴是：其一，借全球化之名自由地推销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维护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由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是由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的，他们希冀在全球化过程中永远占据主导地位，分得最大分量的“蛋糕”，占尽最大利益；其二，自由地推销西方的价值观念，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模式形成巨大冲击。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信息融入量的增加，这种冲击将愈加激烈。这种情况极易产生模仿效应，导致本民族文化传统失落，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解体，直接瓦解社会主义国家本应执着的精神根基。

因而，在一些反全球化者看来，全球化等于“新帝国主义”。目前的Internet是一种“信息帝国主义”，WTO是“市场帝国主义”，IMF是“金融帝国主义”，联合国则是一种“政治外交帝国主义”。所以，全球化即“西化”、“资本主义化”。驰名世界的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Amin)认为，全体发展中国家再度成为帝国主义“臣民”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西方体制的全球性扩散，也就是西化的全球性普及。“西雅图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新经济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们只是在形式上有新花样，实质上不过是否定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乌托邦。它们建立在两个相互联系的原则之上：一是金融的逻辑控制社会的一切；二是给市场以最大的自由。推行这两个原则是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历史已经证明，这些原则是不对的、不合理的。它们激励的不是民主，而是无政府主义。这种什么都由市场来控制的经济逻辑，不会产生人们所希望的和平，而是冲突。这种资本主义的乌托邦，不管是什么原因，都表现出资本要控制一切的倾向。这就是今天的全球化。”(注：李崇富、罗文东：《西方左翼学者论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2)。)

其次，反全球化者认为，全球化导致“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仅仅是资本运动的全球化，而非经济福音的全球化。西方资本的大规模跨国运动将世界的生产和交换连为一体，但从世界性的生产和交换活动中产生的经济利益，却没有在全球呈现正态分布。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西方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的赢家，第三世界却在可悲地扮演着输家的角色。”(注：房宁、王小东、宋强：《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69页。)据有关统计资料，全世界有六万多家跨国公司，他们控制了世界生产的40%，国际贸易的50%—60%，国际直接投资的90%以上。这些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和流通活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动力和主体力量。这是一种被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多次谴责过的“新经济殖民主义”。“……如果新经济殖民主义的威胁被真实地感觉到了，那么人民走上街头抗击只是个时间问题。如果外国对当地产业的控制被认为是过分了，人民将争取获得控制权，示威、大规模游行可能升级，也有可能转化为暴力和破坏。”(注：庞中英：《另一种全球化——对“反全球化”现象的调查与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2)。)

反全球化者对全球化造成的全球范围内的两极分化深表忧虑：一端是高工资、高消费所导引的享乐主义盛行的发达世界，一端是发展明显滞后的不发达世界。整个世界关系在零和博弈之中，这一零和博弈继续产生“马太效应”：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据有关统计资料，拥有世界1/5人口的高收入国家掌握着全世界86%的国民生产总值和82%的出口市场，而占全世界人口1/5的最贫困国家仅占每一项的1%。人类20%的富有者消费着86%的各种商品和服务，而20%的贫困者只消费着世界财富的1.3%。40年前，全世界最富的人口和最穷的人口人均收入是30∶1，而今已上升到74∶1。20年前，联合国成员国中最不发达国家仅二十有余，而今却增加到48个。30亿人即世界人口的一半每天的生活费在2美元以下，13亿人在绝对贫困线以下，日平均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这巨大的贫富悬殊用活生生的数字宣布了全球化将给人类带来普遍福祉的神话的破产。拉美一位前总统说，西方得到蛋糕，我们只有面包屑。我们在全球化的中心，看到的是财富、权利和温文尔雅的享乐，但在全球化的边缘，我们看到的却是贫穷、饥饿和危机四伏的动乱。这种利益分配严重不均的状况必将加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影响世界和平；而且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全球性的两极分化不仅使不发达国家不能摆脱贫穷和困顿，也会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受阻，归根结底只会有碍于整个人类的持续发展。再次，反全球化者认为全球化导致“涡轮资本主义”，将绞杀民主。曾任里根政府和克林顿政府战略顾问的爱得华·勒特韦克在其名著《涡轮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中的赢家与输家》中认为，所谓全球化，即意味着资本主义市场超越地理的界限、技术和通讯的发展、由于产品的非物质化而导致的运输成本的下降以及消费的同质化等等现象。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推行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一种国际化。所谓经济自由主义，实质上是经济试图超越政治和法律的限制。这种经济自由主义与全球化相结合，产生了今天的“涡轮资本主义”。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扩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将“私先于公、经济先于公民利益”绝对化，使“受控制的资本主义”失控，造成“社会的失效”。勒特韦克强调，所谓的经济自由主义是同脱政治化、政治私有化、反民主结合在一起的，使资本主义成为一部绞杀公众利益和民主的绞肉机，其结果很可能是走向“民主法西斯主义”。

德国《明镜》杂志两位著名记者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用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写成了《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一书。书中生动地描绘了全球化图景所带来的负面后果：“‘涡轮’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渗透现在似乎已不可阻挡。它正在摧毁自身存在的基础：即能够发挥职能作用的国家与民主的稳定。这种变化速度以及权力与福利的再分配迅速侵蚀着旧的社会统一，其速度之快远远超过新的社会统一的发展。迄今为止的社会福利国家正迅速消耗自身凝聚力的社会资源，其速度比生态资源的消耗还要快。”“政府在所有与生存攸关的未来问题上只是一味地让人们注意跨国经济极其强大的客观强制，把所有政治都变成一种软弱无力的表演，民主国家于是就名存实亡了。全球化把民主推入陷阱。”(注：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最后，反全球化者认为全球化将导致一系列不可治愈的全球性问题。所谓全球性问题，是指那些事关全人类共同利益、对全球范围的社会发展有着重大影响、需要在全球范围的共同合作中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无论是东半球，还是西半球，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些问题的困扰和折磨。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全球性问题以更尖锐、更鲜明的方式冲击着人类。英国经济学家克利夫·克鲁克认为：“对于态度最激烈的批评者而言，全球化(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大进军)是压迫、剥削和非正义的驱动力。他们认为驱使恐怖主义者施以令人发指暴行的愤怒情绪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全球化的一种反应。至少可以说，恐怖主义在贫困中获得了发展的养分——抗议者们认为，国际资本主义也在贫困中获得了发展的养分。”(注：克利夫·克鲁克：《全球化及其批评者》，《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2(1)。)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近年来反全球化者主要来自发达国家。这是因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达国家在利益分配方面也是不均等的，也出现了相对贫困和边缘化现象(虽然与不发达国家的贫困和边缘化不可同日而语)，即所谓的“第三世界化现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低收入国家雇佣劳动者之间的直接竞争不仅仅限于低技能工人，而且也波及到其工作可能通过遥感信息手段而处于‘网络’状态的所有劳动者”。(注：F.沙奈：《资本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1页。)他们反对全球化的理由主要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开放以及吸引外资的政策，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为追求高额利润，正在不断地向具有资源禀赋而劳动力成本廉价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并在那里生根开花。随着越来越多的产业源源不断地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对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但也给发达国家带来了产业空洞化的问题。在这同一过程中，发达国家国内工人的就业机会也受到威胁。同时，失业工人的增加，给在业工人也带来压力，资本家趁机在在业工人工资、劳动保护、退休金等方面进行削减或克扣，从而恶化了在业工人的工作条件。因此，近些年来，在发达国家，凡是全球性或区域性的重大国际会议，都成为反全球化示威的目标。虽然反全球化参与者鱼龙混杂，除了发达国家传统的工会力量外，还有新左派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贸易保护论者，还包括一批另类激进分子。但他们却由于反全球化而走到一起。值得警惕的是，他们有时与民族主义、排外主义、激进主义结合在一起，把失业的痛苦和对全球化的仇恨转移到外来移民身上。如此这般反全球化，有可能改变全球化的正确方向，从中也可以看出反全球化的非理性特质和局限性。

另外，反全球化其实是在反对某种同他们本身信念、价值观相背离的全球化。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千年报告》也曾指出：“很少有人、团体或政府反对全球化本身。他们反对的是全球化的悬殊差异。……更广义地说，全球化对许多人意味着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无法预测的力量的伤害，这些力量有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造成经济不稳和社会失调。……甚至在最强大的国家，人们不知道谁是主宰，为自己的工作而担忧，并担心他们的呼声会被全球化的声浪淹没。”

三

全球化绝不会因反全球化思潮的兴起而停止其进程。因为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论鼓与呼还是反与讽，你都得融入全球化过程，否则你将难以摆脱被“边缘化”的危险。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已经造成全球范围内利益分化严重不均、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凸现，影响到整个人类发展的程度，再奢谈什么全球化的美丽憧憬，就太不顾及起码的现实了。从这个角度讲，尽管反全球化者的看法是片面的，有些行为与情绪是显然错误、过激、非法和非理性的，但它在全球化负面效应越来越凸现的背景下，登高疾呼，严肃地提醒世界舆论注意全球化的许多负面影响，具有警示作用。它昭示：全球化并非是一种毫无限制的、不可逆转的发展进程，它要受到它自身所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的制约。如果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得不到有效的规避和矫正，那么，全球化进程不是不存在陷入停滞、断裂甚至逆转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倾听反全球化的声音，并直面反全球化中的合理成分，是全球化顺利推进的基础和前提。

事实上，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不是全球化自身带来的，而是全球化的制度安排所带来的。换言之，是全球资本主义化所带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反全球化实质上是反资本主义。资本就其本性来讲，是天生的国际派。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这正是反全球化运动和思潮兴起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们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的推进，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昭示将更鲜明地体现出来。

全球化论文篇4

下面分别予以讨论。

1．教育资源（要素）的跨国流动留学（留学生）是此类“教育全球化”现象的典型代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荷兰、瑞典、挪威等欧美发达国家以及日本、新加坡、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纷纷来华频频举办各种“教育展”，受到媒体广泛关注，并因此成为“大专辩论赛”的主题。8，9，10另据官方统计，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赴美留学生超过三十万11，去其他国家留学人员也相当可观。

无论中外，留学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相当久远12。只是以往大都将其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现象来看待，现在则还注意到它所具有的经济功能：

1994年，世界大学生6100万，其中留学生占2%，达130万人。二战以后，在美国就读的留学生历来为世界之最，1994年，在美国就读的留学生达50万人，为美国经济提供了近100亿美圆的市场容量；1992年，澳大利亚教育创汇7。5亿美圆，成为该国第一大出口商品，而在1986年仅3400万美圆，五年增长20多倍。目前，澳大利亚在北京、香港、新加坡、汉城、台北、曼谷、雅加达、吉隆坡等地开设了连锁教育中心，今年教育出口收入可望超过20亿美圆。

39所高校走出国门招生《经济日报》00/09/26就在国外高校纷纷来中国招生之际，中国高校也将走出国门，瞄准国际留学市场。10月28日、29日，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39所国内高校将聚集韩国，举办“中国留学说明会”。据介绍，接受外国留学生一直是我国对外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同时也是高校加强国际合作和提高国际知名度的有效手段，还可补充高校教育经费的不足。去年我国共接受了来自142个国家的近4万名自费留学生。（柯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支持1999年高校大扩招的诸多理由中，“减少因高中生出国留学导致的教育资源流失（向国外学校交纳的学杂费估计达100亿人民币）”，也是一个重要的理由。

除了留学（留学生）现象以外，世界银行及其他国际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援助（包括资金和物资）、校际合作（互换教师与课题合作等）、教材输出、制度模仿等等，都可以纳入“教育资源（要素）跨国流动”的概念框架中分析。

2．全球性的教育现象教育一向被认为是需要保持本国特色也必须保持本国特色的国内活动，但从“教育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来看，这些所谓的特色正在逐渐减少，而在各国教育活动中相似和相同的方面却越来越多。

首先是教育观念。世界各国虽然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发展水平、意识形态各不相同，但关于教育的基本观念却越来越趋于一致。比如教育宗旨，正在形成以“促进学生健康发展”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共识；在其他方面，由生理科学、心理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以及自然科学各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正在构筑起关于教育活动的核心观念：

认知发展阶段理论；

道德发展阶段理论；

终身教育理论

多元智力理论；

需求层次理论；

教育目标分类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

教育产业理论；

等等

正是在观念层面的融合与趋同为制度层面的模仿和新技术的扩散提供了共同的基础。

全球性的教育现象在世界各国的教育制度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义务教育制度。自200年前德国最先创立义务教育制度后，目前义务教育制度已经在全球得到普及，尽管各国在义务教育的年限上有较大的差异，但它的基本原则，比如普及性原则、强制性原则等都得到普遍遵守。

其它如学校制度、学位制度等都有非常相似的制度架构。

再看教育内容。尽管世界各国的课程和教材在表现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异，但由于知识本身所具有的统一性，使得世界各国的教育内容在学科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比如常见的“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课程框架以及“工具、知识和教化”课程框架等等。

在教育手段方面，综合运用电视技术、卫星技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现代远程教育，正在世界各国得到推广和普及，并且正在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更具有全球性特色的教育活动形式。

可以肯定，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世界各国教育体系之间的交流会更加便利，各国教育活动中相似和相同的现象也会越来越多。

3．全球教育——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教育活动在迄今为止的人类教育发展史上，无论是一国政府还是教育研究人员，都还没有自觉地在全球化的视野中分析、研究和规划一国的教育体系，教育也一向被认为是国家垄断的领域。但是，这种认识目前已经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而我们的政府和研究人员却都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

挑战之一来自美国的教育实践。我们注意到，对美国教育的评价常常表现出令人困惑的矛盾：她的基础教育经常受到美国国内和国外各方面的批评和指责，从五十年代的课程改革到九十年代制定“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都是建立在对美国基础教育的否定评价之上的。尽管如此，美国却有全球最优秀的大学和最强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她的经济发展也未受到那个“低劣的”基础教育的困扰，这是传统教育理论难以解释的。但是，如果我们摆脱传统教育理论把一国教育体系限制在该国疆界内的思维定势，同时注意到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入国这样一个显见的事实，则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美国教育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教育资源配置的开放式的高效率的全球化教育体系，以此分析上面所说的矛盾也就不难得到合理的解释。

以美国教育为代表的“全球化教育体系”是“教育全球化”现象中“全球教育”的一个典型代表。

挑战之二来自晚近发展起来的基于互联网的“网络教育”。

在基于互联网的“网络教育”中，师生关系、教学互动机制、教学激励机制和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等都表现出与传统教育完全不一样的特点，“稳定的师生关系、面对面的交流、在一个确定的空间和时间内进行教学活动”这些传统教育中的基本特征在“网络教育”中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开放性和学习者选择权”并因此成为异军突起的新型教育活动类型和传统教育的强劲竞争对手。

美国有44%的高等学校向全社会提供各种远程教育，接受远程高等教育的学生约占全日制在校学生的32%，此外，还有21%的高等学校计划在今后3年内开展远程教育；学历学位教育是美国高等学校远程教育的主要形式，163.2万名远程教育注册学生中，有143.3万名攻读学历或学位课程，其中本科生为108.2万名，研究生为28.1万名；学费与在校学生相仿；远程教育开设的学历、学位课程数达到4.9万个，基本覆盖了美国高等学校的所有学科和专业；到1998年，以互联网为主要手段开展远程教育的高校占60%左右，比3年前增长了3倍，其余学校也将在3年内开始利用互联网开展远程教育；

31所教育部远程教育试点重点高校名单（2000年）第一类：既可招收参加全国高考和成人高考的生源，也可学校自主考试录取，招生条件由学校自主决定招收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北方交通大学,无锡轻工业学院北京邮电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湖南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东北农业大学,重庆大学天津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第二类：只招收参加成人高考的生源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兰州大学上海交大成立国际教育学院（中国教育报道/中国教育先锋网/2000/10/22）为适应社会发展和我国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趋势，上海交大国际教育学院日前正式挂牌成立，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日本、韩国、孟加拉、巴基斯坦、加蓬、尼日利亚等三十多个国家的留学生代表，市教委留学生办公室领导、交大领导以及办学人员出席了成立仪式。上海交大近三年来加快了留学生教育事业的发展步伐，在校学位生一九九九年比一九九八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二年比一九九九年增长了百分之十六；长期汉语生的增长尤为瞩目，一九九九年比一九九八年增长百分之十一点四，而二年比一九九九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二点八；其他形式的留学生包括学位生、境外办班生、校际交流生、中欧学院留学生等，由一九九八年的二百二十三名到一九九九年的二百七十八名，今年在校留学生人数据统计已达四百四十八名（不含短期学生）。同时交大进一步改善了留学生教育的办学条件，添置了新型语音教学设备，完善了多功能、多媒体教室的建设，并进一步利用学校理工科、管理学科的综合优势，突出电子信息技术的工程教学强势、创建应用汉语教学的特色，开拓同声传译、现代汉学研究等新领域。

虽然“网络教育”目前还主要用于向国内受教育者提供教育服务，但它显然已经具备了向全球受教育者提供教育服务的技术潜力和制度潜力，在此基础上实现的“全球教育”将是二十一世纪最激动人心的教育变革。

互联网与跨国教育《科学时报》08/11随着全球越来越多的学校进入互联网，教育服务正在超越国界。跨国教育的影响将对传统的教学方式产生怎样的影响？语言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语言。单语言学生，特别是非英语学生将面临严重的问题。但语言不是主要问题，互联网上也提供诸如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的服务，并有专门机构从事翻译工作。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跨国教育不仅涉及语言问题，而且涉及各国的文化和经济。经济问题对于富裕地区的教育机构，它们会聘用世界各地的教师以促进本地教育发展并减少其在教师薪水上的开支。网上教育比传统的学校教学方式的费用更少，这也将促进跨国教育的发展。文化问题跨国教育者将需要在网上处理各种有关信仰、世界观、政治等的问题，不同国家的学生和学者将会对经济、地理、历史、政治等问题有不

同见解。文化差异将令教育者不得不决定网上跨国教育的内容及授课方式。影响各种地区的教育机构将面临来自世界范围的竞争，教育机构将需要适应跨国文化交流的问题，来自多文化环境的教育机构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占有优势。

毫无疑问，“网络教育”也是“教育全球化”现象中“全球教育”的另一种重要类型。

“全球教育”中的第三种类型以“国际文凭教育”为典型代表。

“国际文凭教育”是在国际文凭组织（英文全称是InternationalBaccalaureateOrganization，简称IBO）所属学校中进行的教育活动，她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IBO的成立首先满足了现代化移动家庭的子女教育需求，学生可以跟着父母自由地从一个国家的一所IB学校转入另一个国家的另一所IB学校学习同样的课程，学业不受影响。因其具有先进的国际化教育思想和严格统一的考试制度，IBO逐渐成为一个对于国际化教育有影响的机构，并在全世界迅速发展。

IB学校培养出来的国际化人才受到了世界各国高等院校的欢迎，从而使国际文凭组织得以与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和名牌大学建立了稳定的协约关系。这些大学不仅乐于接收国际文凭的持有者，而且有许多名牌大学还向成绩优异者提供奖学金或跳级学习的优惠待遇。据了解，目前除中国外，全世界的名牌大学几乎都与IBO签订了协议，在其招生简章中都声明：凡IB持有者，可免试入学。

经过30多年的努力，国际文凭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员学校已由最初的十几所发展到今天的1000多所，遍及世界近100个国家，其文凭被1000余所大学所认可，其中包括哈佛、剑桥、牛津等名牌大学，并且有更加扩大的趋势。据悉，目前在中国，国际文凭组织的成员学校还不多，仅有北京、上海、郑州、香港等地7所IBO成员学校。北京作为IBO成员学校较为集中的地区，目前共有3所IBO成员校：55中、丽都国际学校、汇佳学校。55中和丽都国际学校只招收外国学生，而汇佳学校作为仅有的可招收中国学生的IBO成员校，为保证教学质量，每年的招生数量也很少，主要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对学生的英文水平与学习态度要求都很高。学生经过3年的学习后，如取得国际文凭组织颁发的国际文凭，就等于是取得了通往世界大学的“通行证”。（《市场报》2000/7/23）

与此相似的还有各种国际性行业组织和跨国公司的证书考试，其中IT行业中最著名的如“微软”、“IBM”、“HP”的工程师认证等等。

另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些国际知名大学纷纷到世界各地开设分校，这与国内大学在远程教育的旗帜下到异地开设网络教育或远程教育分院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美国MBA课程全球化《纽约时报》09/26美国大学的企管硕士(MBA)课程走向全球化。例如芝加哥大学就在新加坡设立分校，地点就在新加坡总统府对街，约有84名新生于上周加入其首度在当地开办、为期两年的企管硕士班。这些新生大多是三十多岁的企业主管，他们象征美国知名大学向外扩张的梦想。新加坡是芝加哥大学在九十年代于西班牙巴塞罗那设立分校后的第二个海外据点。杜克大学也从上个月开始在德国法兰克福授课，并将于明年1月在当地成立分校。哈佛大学则已在香港及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成立硏究中心，并计划在欧洲比照办理。西北大学及宾州大学则与知名顾问公司麦肯锡合作，将于明年在印度的海德拉贝德设立印度商学院。一些欧洲顶尖的学院也有类似的动作。伦敦商学院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将合开MBA课程。另外，位于法国枫丹白露一所有四十年历史的商学院，从今年开始，就在距离芝加哥大学新加坡分校不远处，提供MBA课程。芝加哥大学新加坡分校副校长艾潘说，“若想要成为一流的商学院，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全球各大主要城市布点。”对这些大学而言，新的尝试也包括实验中的远距学习(distantlearning)，即利用网际网路来授课。新的MBA课程介于传统的校园学习及成本较低的纯线上教学之间。也就是说，海外分校的学生花一、两周的时间与专程从校本部飞到当地教学的教授上课，之后这些学生暂时离开校园约一个月的时间、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并完成作业。他们可利用电子邮件提出构想并对住在数千哩外的教授提出问题。基本上，这些学校断定，在其他国家有很多经理人对取得本国学校授与的MBA学位并不感兴趣，而宁愿付出高昂的学费以取得美国名校的学位。对校方而言，除了有形的收益外，也有无形的好处。在美国，强劲的经济成长及二十多岁的人口相对较少，使过去两年大部份顶尖学院一般MBA课程的申请人数下滑，如果没有国外学生、特别是来自亚洲的申请者的持续增加，跌幅会更大。

综合以上所述，我们把“教育全球化”现象概括为

A．教育资源在全球范围的流动

B．全球性教育现象

C．全球教育

三大主要类型，在每一种类型中又进一步辨认出若干种典型的表现形式。通过这一梳理，原来纷繁复杂的“教育全球化”现象显示出了它们的共同特征——“全球性”——与两个以上非特定国家相关，当然这是一种唯象的描述。“教育全球化”的本质，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以不同形式不断扩大教育资源的共享程度并且不断增加不同教育体系的共同因素以形成一个联系更加紧密的全球教育体系的过程。追溯教育活动中“全球性”发展的历史并分析其形成机制，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教育全球化”的认识。

2、“教育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在“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之前，世界各国的发展因受到地理障碍的阻隔而处于各自独立的孤立发展状态，各国的教育也因此表现出广泛的差异性。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展、现代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的技术创新和市场扩展，各国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各种教育体系也在相互交流中不断取长补短，显示出强烈的趋同性。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市场的全球性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从而为“教育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对“教育全球化”历史进程的考察表明，构成“教育全球化”的微观基础是一国教育体系的变迁，变迁的动力来之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变迁的基本方向是由封闭走向开放、由精英走向

大众、由集中走向分散、由单一走向多元。与此同时，一国教育体系变迁的微观过程又与全球教育体系之间发生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由此逐渐形成了以一国教育体系的变迁与传导为演化动力的全球教育体系。

是否存在一个“全球教育体系”？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看法。反对者认为，不但不存在一个“全球教育体系”，甚至什么“西方教育体系”之类的跨国界概念也根本不存在，实际上存在的只是“美国教育体系”、“英国教育体系”、“法国教育体系”等等。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尽管国家是人类教育活动的重要边界，一国之内的教育活动在具体表现形式上也与他国有很大的差异，但这种表面上的差异并不能掩盖不同国家的教育活动在观念、内容、手段、技术、制度等各个方面的共同基础，况且不同国家教育活动的相互影响已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这就好比我们不能因为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和不同国家经济活动的差异性而否认全球经济体系的存在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基本政治单位在教育活动中的重要性而否认“全球教育体系”的存在。显然，本文所持的是后一种观点。

在“教育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不同国家教育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有三种主要的动力模式——“要素流动”、“模式复制”和“资源共享”，分别对应上面所说的三种主要的“教育全球化”现象。依据不同历史时期处于主导地位的动力模式，我们可将“教育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工业革命以前，“教育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要素流动”，可以称为“观念传播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留学生成为一国教育体系和另一个教育体系相互作用的主要媒介，期间也还出现过一些频繁和规模较大的留学生交流现象，比如西方的古希腊时期、中世纪末期以及中国的战国时期等，但由于这种交流始终停留在民间层次，故并没有对不同的教育体系的变迁产生直接的影响。

第二阶段，从工业革命开始到二战结束，“教育全球化”主要表现为“模式复制”，可以称为“西方主导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借助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功在全世界进行扩张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成为发展中国家竞相模仿的榜样，以现代学校制度为核心的现代西方教育制度也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法宝在世界各国得到推广，中国和日本的教育发展史都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第三阶段，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至今，“教育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资源共享”，可以称为“全球体系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增加，相互依赖性增强，一国教育体系的预设功能已经可以部分借助于其他国家的相关资源来实现，包括资金、师资、教学仪器设备、等等，共享全球教育资源已经从自发阶段进入自觉阶段，一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协调并且在高等教育中依赖性逐步增加的“全球教育体系”正在形成。

综观“教育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不断扩大的西方文化影响是这一历史进程中最显著的特点，今后是否会有所变化，目前还难以预料。伴随“教育全球化”不断扩展的西方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要求一国教育体系对世界应有更大的开放性，否则，由教育形成的国民素质将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另一方面，教育体系更大的开放性必定会使本土文化对国民的影响力相对下降，这种文化冲突既有可能侵蚀发展中国家政治权力的基础，也常常引起人们对破坏文化多元化生态环境的焦虑和担忧，因此，发展中国家政府通常在维护国家教育的旗号下尽可能小的开放国内教育市场。

3、“教育全球化”的动力机制

根据本文所作的历史考察，“教育全球化”既是当今世界的基本事实，也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现在我们想知道的是，这一基本事实和基本趋势的历史合理性是什么，即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结果和趋势。

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任何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或历史潮流，一定是对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基本需求的反映，因此，如果“教育全球化”确实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反映了人类教育发展的历史趋势，那么，在它的背后一定能够找到人类普遍的价值追求。以此反观“教育全球化”现象，它满足了什么样的人类基本需求呢？对此我们可以从个人（家庭）和组织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个人（家庭）在教育活动中追求的价值目标第一是为了获得生存优势，它具体表现为与更高学历相关的身份优势和与更新、更专门的知识相关的人力资本优势；第二是为了参与知识创造，以满足人类普遍的好奇心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第三是为了获得精神和肉体的享受，以满足身心愉悦的需要，但它与第二种价值追求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追求的是教育的结果，价值的实现存在与教育活动之外，教育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而后者目标的实现则存在于教育活动之中。因此，不难发现，如果我们承认以上三个方面的价值追求是个体接受教育的基本动力，并且承认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文化的特殊性，那么，更自由的国际交流和分享不同文化形成的教育资源就会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与个体在教育活动中追求多种价值目标不同，组织在教育活动中追求的价值目标只有一个，即获得生存优势。而当组织的生存优势是通过组织中个体的人力资本和作为整体的组织资本来体现时，接下来的分析与前面对个体的分析就会有同样的结论——更自由的国际交流和国家之间的教育资源共享将会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这一点可以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史上得到全部或部分的验证。

由此可见，由于“教育全球化”适应了组织和个人获得生存优势和其它一些基本的价值追求，因此，只要人类基本需求不改变，“教育全球化”就不会停止它的步伐。

4、“教育全球化”与国家安全战略

作为“全球化”浪潮组成部分的“教育全球化”在二十一世纪将会对世界各国现行的教育体系产生更加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已经是毋容置疑的了

。是洞悉先机，主动适应和充分利用由此形成的教育超常规发展机遇，使中国教育实现快速发展，还是因循守旧，画地为牢，迟疑于世界潮流之外，对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中长期战略安全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始于1999年的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大扩张是中国教育政策发生战略性转变的重要标志。1999年，以刺激消费为直接动因的高校扩招虽然最终并没有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什么作用（关于这一点，目前还缺乏有权威性的研究报告，但根据经验可作如下分析：由于高校扩招伴随高校学杂费上涨，由此建立的未来支出增长预期必定迫使十倍甚至百倍于扩招学生家庭的其他家庭采取更为保守的即期消费策略，两相抵消，其效应之不明显应早在预料之中），但为推动这一政策出台所开展的关于“教育产业”、和“教育产业化”的讨论，却促成了一个非预期的观念成果的推广：在考虑教育与社会协调发展时，规模上的政策基点应置于满足公众的教育需求上，结构上的政策基点则应置于满足社会的人才需求上，前者称为“入口平衡论”，后者称为“出口平衡论”，同时考虑两个方面的需要称为“综合平衡论”。在计划经济中，当教育需求与人才需求发生矛盾时，总是“入口平衡”服从“出口平衡”，而在市场经济中二者的主从关系正好颠倒过来，“入口平衡”始终处于矛盾的主导方面，“出口平衡”方面的政策目标则通过家庭、学校和政府之间的相互选择来实现。因此，原来为刺激经济回升的短期教育扩张政策就演变成了着眼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增强国家综合竞争实力的中长期教育扩张政策。遗憾的是，由于人们长期受计划经济“出口平衡论”的思想束缚，对于当前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和高等教育的持续扩张还大多抱有怀疑、焦虑和抵触的心态，反映了一种狭隘的、就教育论教育的小教育观。

教育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知识经济、网络和全球化时代，其作用除了由传统“人力资本理论”所揭示的以外，还有一种对国家民族生存、安全日益重要的作用——创造生存空间——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在传统的国家安全理论中，一国（一个民族）的生存空间受国家物理疆界的约束，因此，国土纷争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扩展国家、民族生存空间最重要的斗争形式。但是，二战以后国际关系新格局的形成导致国家安全观念发生深刻变化，国家民族之间生存竞争的主导模式已经由对国土资源的争夺转变为对经济资源的争夺，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已经更多地取决于她在全球范围内有效支配资源的能力而不再取决于国家疆界内的资源多少，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现代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加以考察，而其中两个关键性的因素——在组织层面的国家创新能力和在个体层面的全球生存能力则都与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教育作为国家创新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内在逻辑。

中国号称地大物博，但如分配于其庞大的人口，则人均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在这样的资源禀赋下，只有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利用全球资源才能保证国家民族的长期战略安全，同时必须通过大力提升国家创新能力才能在全球市场上拥有足够的份额，由此可见，加入WTO乃是关系国家民族生存的必然选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和大力提倡创新教育则是扩展国家民族生存空间的必由之路。

在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讨论中，人们关注的焦点是转变教育观念，改革教育方法，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为什么要转轨？其重要目的是为了提升国家创新能力，这一点目前已经比较明确，但为什么要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只有认识到它的最终目的在于扩展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才能为这种国家意志找到形成社会共识的基础，从这个角度去看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必然得出扩展教育规模，提高教育层次逐步普及高等教育乃是推行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内在要求的重要结论。这一结论虽然与当前政府的教育扩展政策一致，但它们的出发点却是不同的。

把扩大教育规模和提高教育的层次结构看成是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内在要求有两个理由。第一，国际经验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发展中国家的高层次、高学历人才的流出要大大的多于流入，导致符合外向经济要求的人力资源严重不足，这也为中国的经验所证实，因此需要通过增加教育产出以弥补因人才流出导致的国内人才短缺。第二个理由没有第一个理由那么直截了当，但却更为重要。分析世界各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状况不难发现，无论在哪一个国家的失业人员中，在数量上，高学历者要少于低学历者；在寻找重新就业的机会上，高学历者要大大优于低学历者，因此，扩大教育规模和提高教育层次对于减轻就业压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知识经济中，一种极其重要的公民素质——全球就业能力——跨国就业和跨文化就业是与公民的学历层次紧密相连的，显然，公民的这种全球就业能力对于扩展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是极其重要的，而要使这种能力成为公民的普遍素质，没有大规模的教育扩展和教育层次的普遍提高是不可能实现的。

认清了扩展教育规模和提高教育层次对国家民族扩展生存空间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之后，回过头来再来考虑中国在“教育全球化”中应该选择的战略和对策就有了全新的思路。

在传统思维中，我们考虑问题的主要出发点是如何保护国内的教育市场和防止文化侵略，而在新思维中，我们考虑问题的主要出发点是如何最有效的利用全球教育资源快速扩展我们的教育规模和提高全民的教育层次，因此必须进行前面而深刻的教育政策创新。

5、“教育全球化”与教育政策创新

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政府在各个领域推行市场导向的改革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教育领域也不例外。但由于教育与意识形态之间事实上的紧密联系，以及我们对这种紧密联系的片面认识，使得政府的教育政策经常左右摇摆，缺乏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难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面临的挑战，必须在更新观念的

市场风险和保护消费者利益。在部分开放还是全面开放的问题上，只要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任何来华办学者都必须也必定会遵守中国的法律，那我们还有什么必要担心他们会挑战中国政府对学校意识形态的控制权呢？只要这个担心不成立，选择全面开放当然更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

对外资开放教育市场要有紧迫感。虽然教育服务并没有列入我们加入WTO承诺开放的时间表，但决不能因此缺乏紧迫感，甚至以为奇货可居。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国家发展而言，资金在任何时候都是稀缺资源，国际上也决没有无限丰富的资金在等待进入中国教育市场，恰恰相反，在发展中国家纷纷抢乘知识经济这班时代列车时，大家都面临共同的问题：发展教育和资金稀缺的矛盾，由此可以预见，争夺国际资本用于本国教育发展将很快成为各国引进外资的重点，如果我们不能解放思想，为外资进入中国教育市场提供最宽松的市场环境和尽快建立良好的政策支持体系，我们将会失去这即将来临的千载难逢的良机。

目前我们在对外开放中国教育市场的问题上，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晚开放、如何少开放，更多的是把它当成一种文化侵略而不是一种文化交流，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们是消极、回避、抵制和限制外资进入中国教育市场，我们总担心开放教育市场会给政府的教育行政管理带来麻烦，这既是一种缺乏政治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表现，也是一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我们因此错过发展中国教育的绝好机会，我们也许将会犯下比当年制定错误的人口政策更严重的历史性错误。在由知识经济已经清楚展示的历史规律面前，这一判断绝非危言耸听。

对外资进入教育市场全面实施“国民待遇”应该成为我们吸引外资政策的主要特征。

全球化论文篇5

“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现实。衡量企业（业绩）成功与否的标准只有一个：国际市场占有率。成功的企业通常依靠在全球各地找到市场而获胜。”通用电气公司的前任CEO杰克·韦尔奇（JackWelch）这样说道。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内部市场，顾客也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内部消费者，所有的一切都是世界的，是没有国界的。所以企业只有在世界市场上取得成功，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成功。《财富》杂志以营业收入为标准排序的2001年前500家最大的服务和制造公司中，日本电话电报公司（NTT）虽然具有最高的市场价值，但其营业收入却排在第16位，利润则排在第129位。一个国家的“外部市场”的潜量是如此的巨大！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市场吸纳着全世界市场约为25%的产品和服务，由此可以考虑到，其余75%的市场存在于美国之外。对日本公司来说，尽管其本国市场的美元价值在西方国家排在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日本以外的市场要占世界市场潜量的85%。因此，走向全球，谋求更大的发展和发挥最大的潜能才是根本！“不能抓住全球机遇的公司可能最终会丧失其国内的市场，因为更强更具竞争力的全球竞争者会将他们挤出跑道。”

全球营销是指为了实现公司整体目标而集中组织资源，选择、开发国内与国外营销机会的过程。全球营销是一般国际营销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淡化了国家的界限，模糊了本国市场和外国市场，强调各主要职能的全球分工与整合，倾向于使用标准化的策略来服务于全球的目标顾客。

二、跨文化管理，全球营销之必须

实行全球营销，满足全球消费者的需求，而全球的目标顾客所处的环境是不同的，包括交流沟通的第一要素的语言不同、所处国家的风俗习惯不同、各个国家的历史不同导致的民族感情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导致的受教育的程度不同以及和家庭构成等不同，从而导致购买模式、生活方式等的不同。而且这些就是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就是千差万别的，何况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呢？而这一切主要缘于各国的文化环境不同。

实行全球营销，跨国经营企业面临的是一个诸多差异之间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经营环境，企业经营环境的跨文化差异是企业跨文化管理的现实背景。一般的说，跨国经营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等。其中文化因素对企业运行来说，其影响力是全方位的、全系统、全过程的。在跨国经营企业内部，东道国文化和所在国文化相互交叉结合，东道国和所在国之间以及来自不同国家的经理职员之间的文化传统差距越大，所需求解决的问题也就越多。在跨文化管理中，形成跨文化沟通和谐的具有东道国特色的经营哲学是至关重要的。

伴随着全球营销的发展，经济学家将文化因素引入了消费者行为模型，强调了文化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主流的购买行为模型将文化定义为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关键因素，科特勒认为文化因素将对消费者行为产生最广泛最深刻的影响。主流的消费者行为模型，如恩格尔—考莱特模型对文化变量的重要性给予了证明。在EKD模型中，环境影响、个体差异和心理过程是塑造消费者行为的三个核心力量，对这三个力量影响下的因素分析表明，大多数因素是直接或间接的文化范围的变量，如社会阶层、家庭、动机、态度、价值、生活方式以及学习。因此,他们得出文化因素在分析消费者行为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华纳曾指出：“在跨文化管理中，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在某个特定的文化中有效的办法在另一个文化里可能没有效果。”因此，进行跨文化管理是实行全球营销企业管理的核心任务。

三、冲突管理，跨文化管理的核心

跨文化管理又称交叉文化管理，就是在跨国经营中，对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类型、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子公司所在国的文化采取包容的管理方法，其研究的是在跨文化条件下任何克服异质文化的冲突，并据此创造出公司独特文化，从而形成卓越有效的管理过程。，其目的在于如何在不同形态的文化氛围中设计出切实可行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在管理过程中寻找超越文化冲突的公司目标，以维系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共同的行为准则，从而最大限度地控制和利用企业的潜力与价值。

（一）跨文化冲突的特征

在进行全球营销时，跨国公司由于加入了另一种文化的观念，势必会造成文化冲突(Cultureshock)。跨国公司跨文化冲突的特征有：1、非线性不同质的文化像不同的水域，几片或多片水域的冲突与交融，常常表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因而具有非线性特征。2、间接性文化冲突一般都在心理、情感、思想观念等精神领域中进行，其结果是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需要通过较长的时间才表现出来。3、内在性文化是以思想观念为核心的，因此，文化的冲突往往表现在思想观念的冲突上。比如，对于美国人而言，任何超过50年的建筑物都可以作为国家历史圣地，因此，许多美国人并不为拆掉这样的建筑而代之以现代化的办公大楼而感到丝毫遗憾。而在欧洲，人们为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圣地而感到自豪。这样冲突就发生了。1990年6月，麦当劳想在巴黎一家有180年历史而且毕加索和其他一些著名艺术家曾经驻足过的建筑物中设立一个餐馆，尽管他拥有位于香格里拉大街的建筑物某些特许权，但巴黎市民宣称城市的历史纪念地不容侵犯，麦当劳最后屈服了。4、交融性。文化冲突与文化交融始终相伴而行。跨文化管理的任务在于从不同的文化中寻求共同的能体现各种文化精髓的东西，这样才能在各种文化环境中生存。

（二）跨文化冲突的表现

跨文化冲突表现在国际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其中某些特定的管理职能对文化更加敏感些，主要表现在员工激励、协调组织、领导职权和人力资源决策等方面。

在激励方面，工资是调动员工积极性的关键因素，但各个国家由于文化不同而导致对工资的态度和政策不同。当美国的海外经理给东道国墨西哥的工人长工资时，却适得其反，墨西哥的工人减少了工作时间而去享受闲暇。这是因为美国人和墨西哥人对诸如工作这样的基本概念所持的态度因文化不同而不同。美国文化中人们对工作的态度是积极热情,而墨西哥人对工作的态度则是，工作仅是为了维持所期望的生活水平而采取的方法，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在协调组织方面，跨文化冲突从日本企业进军马来西亚的企业的苦衷可见一斑。在马来西亚时常发生工人“集体歇斯底里”的情况。因为区区小事，一个工人大喊大叫便会引发整个车间的骚动，造成停工。由于多数工人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还不习惯城市工厂的现代化劳动管理。这种心理压力增多就会发生歇斯底里现象。当遇到这种情况时，只能请当地的巫师来驱邪加以解决。

在领导职权方面，中意合资企业迪玛公司陷入困境也是由于跨文化的冲突。这家拥有丝绸处理高新技术的企业市场前景是相当广阔的。但企业的中方董事长耐不住“大家长”脾气，对企业的产供销直接干预，甚至将企业从银行的贷款放在老厂的帐户上，终于将外方总经理气回国，企业陷入困境。

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微软公司的原则是，需要人力时立即到市场上去找现成的，最短时间就能担当某个最具体的工作；培训5%的人员，另外的95%靠自学和在职“实习”；公司业务成长而员工没能“跟着成长”，就会被淘汰。其前任总经理吴士宏则主张帮助员工“跟着企业成长”，在中国市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策略。由于不能克服这种跨文化的冲突吴士宏辞职了。

四、跨文化管理的策略

（一）树立正确的跨文化管理的观念

首先承认并理解差异的客观存在，克服狭隘主义的思想，重视他国语言、文化、经济、法律等的学习和了解。当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到具有不同文化的东道国工作时，往往会遇到很多困难。反映了特有文化的语言、价值观念、思维形式等因素在跨文化管理中会形成障碍，产生矛盾，从而影响跨国经营战略的实施。理解文化差异是发展跨国文化管理能力的必要条件。理解文化差异有两层含义：一是理解东道国文化如何影响当地员工的行为；二是理解母国文化如何影响公司派去的管理人员的行为。不同类型的文化差异可以采用不同的克服措施。因管理风格、方法或技能的不同而产生的冲突可以通过互相传授和学习来克服则比较容易改变；因生活习惯和方式不同而产生的冲突可以通过文化交流解决，但需较长的时间；人们基本价值观念的差异往往较难改变。只有把握不同类型的文化差异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文化冲突的办法。

其次把文化的差异看成是一种优势而不只是一种劣势，恰当、充分地利用不同文化所表现的差异，为企业发展创造契机。西方有谚语：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文化也是一把"双刃剑"。文化给企业开展国际运营带来了机遇，但更多的却是巨大的挑战。广州本田汽车公司总经理门胁轰二先生曾说：“我们企业内部的矛盾颇多，但这也正是本田好的一面。我们在中国选择合作伙伴时，总是喜欢挑选一些与我们想法不同的合作者，这使我们经常发生意见的碰撞，这样不同思想的碰撞就会产生新的想法，从而创造出本田新的企业文化。”在广州本田看来，矛盾和冲突的正确对待，不仅不会形成障碍，反而会是企业发展的动力，企业创新的源泉。

第三，要充分认识到跨文化管理的关键是人的管理，实行全员跨文化管理。这是因为：1、跨文化管理的客体是人，即企业的所有人员。跨文化管理的目的就是要使不同的文化进行融合，形成一种新型的文化，而这种新型的文化只有根植于企业所有成员之中，通过企业成员的思想、价值观、行为才能体现出来，才能真正实现跨文化管理的目的，否则跨文化管理则流于形式。2、实施跨文化管理的主体也是人，即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在跨国公司中，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可通过企业的产品、经营模式等转移到国外分公司，但更多的是通过熟悉企业文化的经营管理人员转移到国外分公司，在跨国公司的资源转移中，除资本外就是经营管理人员的流动性最强。由于跨文化管理的主体和客体都涉及到人，因此跨国公司的跨文化管理中要强调对人的管理，既要让经营管理人员深刻理解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又要选择具有文化整合能力的经营管理人员到国外分公司担任跨文化管理的重要职责，同时要加强对公司所有成员的文化管理，让新型文化真正在管理中发挥其重要作用，促进跨国公司在与国外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三）跨文化管理的策略

1、本土化策略。要本着“思维全球化和行动当地化”的原则来进行跨文化的管理。通常跨国企业在海外进行投资，就必须雇用相当一部分的当地职员。这主要是因为当地雇员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市场动态以及政府方面的各项法规，而且和当地的消费者容易达成共识，雇用当地雇员无疑方便了跨国企业在当地拓展市场、站稳脚跟。“本土化”有利于跨国公司降低海外派遣人员和跨国经营的高昂费用、与当地社会文化融合、减少当地社会对外来资本的危机情绪；有利于东道国在任用管理人员方面，主要考虑的是该雇员的工作能力及与岗位的匹配度，选用最适合该岗位的职员。但其缺点也是致命的。由于公司的各个成员都只重视自我的发展，无法形成一个集体价值的企业文化，使得企业对个体来说缺少长久的凝集力。全球营销种产品的快速创新和多样化，以及人类种族之间的空前交往和融合，“多向交叉文化”策略己经成为许多跨国公司采用的人事管理制度。在具体运用中，可采用以下的方法，来避免由于个体之间存在的巨大的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文化冲突”：（1）尽量选用拥有当地国籍的母国入；（2）选用具有母国国籍的外国入；（3）选用到母国留学、工作的当地外国入；（4）选用到当地留学、工作的母国入等。

2、文化相容策略。根据不同文化相容的程度又可以细分为以下两个不同层次：（1）文化的平行相容策略。这是文化相容的最高形式，习惯上称之为“文化互补”。就是在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中并不以母国的文化或是开发国的文化作为子公司的主体文化。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但却并不互相排斥，反而互为补充，同时运行于公司的操作中，充分发挥跨文化的优势。一种文化的存在可以充分地弥补另外一种文化的许多不足及其比较单调的单一性。美国肯德基公司在中国经营的巨大成功可谓是运用跨文化优势，实现跨文化管理成功的典范。（2）隐去两者的主体文化，和平相容策略。就是虽然跨国公司中的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而两者文化的巨大不同也很容易在子公司的日常运作中产生“文化摩擦”，但是管理者在经营活动中却刻意模糊这种文化差异，隐去两者文化中最容易导致冲突的主体文化，保存两者文化中比较平淡和微不足道的部分。由于失去了主体文化那种对不同国籍的人所具有的强烈影响力，使得不问文化背景的人可以在同一公司中和睦共处，即使发生意见分歧，也很容易通过双方的努力得到妥协和协调。

3、文化创新策略。文化创新策略即母公司的企业文化与国外分公司当地的文化进行有效的整合，通过各种渠道促进不同的文化相互了解、适应、融合，从而在母公司和当地文化基础之上构建一种新型的国外分公司企业文化，以这种新型文化作为国外分公司的管理基础。这种新型文化既保留着强烈的母公司企业文化特点，又与当地的文化环境相适应，既不同于母公司企业文化，又不同于当地企业文化，是两种文化的有机整合。因为要从全世界角度来衡量一国或一地区文化的优劣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中间存在一个价值标准的问题，只有将两种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才能既含有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内涵，又能适应国外文化环境，从而体现跨国企业竞争优势。

4、文化规避策略。这是当母国的文化与东道国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母国的文化虽然在整个于公司的运作中占了主体，可又无法忽视或冷落东道国文化存在的时候，由母公司派到子公司的管理人员，就必须特别注意在双方文化的重大不同之处进行规避，不要在这些“敏感地带”造成彼此文化的冲突。特别在宗教势力强大的国家更要特别注意尊重当地的信仰。

5、文化渗透策略。文化渗透是个需要长时间观察和培育的过程。跨国公司派往东道国工作的管理人员，基于其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的巨大不同，井不试图在短时间内迫使当地员工服从母国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而是凭借母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所形成的文化优势，对于公司的当地员工进行逐步的文化渗透，使母国文化在不知不觉中深入人心，东道国员工逐渐适应了这种母国文化并慢慢地成为该文化的执行者和维护者。

6、借助第三方文化策略。跨国公司在其他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全球营销时，由于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而跨国公司又无法在短时间内完全适应由这种巨大的“文化差异”而形成的完全不同于母国的东道国的经营环境。这时跨国公司所采用的人事管理策略通常是借助比较中性的，与母国的文化己达成一定程度共识的第三方文化对设在东道国的子公司进行控制管理。用这种策略可以避免母国文化与东道国文化发生直接的冲突。如欧洲的跨国公司想要在加拿大等美洲地区设立子公司，就可以先把子公司的海外总部设在思想和管理比较国际化的美国，然后通过在美国的总部对在美洲的所有子公司实行统一的管理。而美国的跨国公司想在南美洲设立子公司，就可以先把子公司的海外总部设在与国际思想和经济模式较为接近的巴西，然后通过巴西的子公司总部对南美洲其他的子公司实行统一的管理。这种借助第三国文化对母国管理人员所不了解的东道国子公司进行管理可以避免资金和时间的无谓浪费，使子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活动可以迅速有效地取得成果。

7、占领式策略。占领式策略是一种比较偏激的跨文化管理策略，是全球营销企业在进行国外直接投资时，直接将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强行注入国外的分公司，对国外分公司的当地文化进行消灭，国外分公司只保留母公司的企业文化。这种方式一般适用于强弱文化对比悬殊，并且当地消费者能对母公司的文化完全接受的情况下采用，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模式采用得非常少。

总之，全球营销企业在进行跨文化管理时，应在充分了解本企业文化和国外文化的基础上，选择自己的跨文化管理模式，从而使不同的文化达到最佳的结合，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五、跨文化培训，一个有效的途径

全球化论文篇6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争端的新特点

经济全球化产生之后，在上世纪80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国际格局上，东德和西德实现了统一、东欧发生了巨变、苏联解体，这样一来，原本的东西对峙因为缺乏对抗的基础而变得没有意义。新科技革命之后，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国际社会中，经济贸易发展成为主旋律。以上世纪80年代为界限，国际贸易争端发展出了很多的新的特点。

1.国际贸易争端领域的新特点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最容易发生国际贸易争端的领域为货物贸易领域，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争端领域发生了变化，由单一的贸易领域扩展到服务贸易领域、知识产权领域、投资领域。服务贸易领域之所以会得到快速的发展，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专业化分工的程度越来越深，由此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所以服务贸易领域的争端就逐渐的多了起来。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交易不再是单纯的货物，非货物也变为交易的对象，由此争端就扩展到了知识产权领域。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渐增强，促进了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的发展。基于此，国际贸易争端的领域发生了新的变化，体现出了新的特点。

2.国际贸易争端内容的新特点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争端的内容主要是削减关税壁垒，而在经济全球化之后，争端的内容变为拆除非关税壁垒。国际贸易在八十年代之前，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平稳发展的影响，一直呈现出贸易自由化，因此争端就主要集中于关税壁垒上。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国际贸易中，出现了非经贸领域的问题，使得国际贸易争端的内容呈现了新的特点。

3.国际贸易争端主体的新特点

在过去，发生国际贸易争端的主体多为发达国家，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壮大，在争端主体中，出现了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贸易主体之间的贸易量越多，那么发生争端的频率越大，反之则频率越小。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国际贸易，因此发生争端之后，解决争端的规则也是由发达国家来决定，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其经济实力得到了大大地提高，在国际贸易中逐渐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的身影，当发生国际贸易争端时，发展中国家会利用已有的争端机制来保护自身的合理利益。由于主体的变化，导致国际贸易的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

4.国际贸易争端原因的新特点

各国在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水平各不相同，这种差异性导致在国际贸易中会会发生争端。以农业为例，美国和欧盟的农业都比较发达，但是美国的农业发展水平要高于欧盟，在美国与欧盟争夺世界农产品市场时，欧盟为了取得争夺的胜利，就制定了一系列出口补贴政策，这样一来，美国与欧盟之间就发生了争端。除了经济水平的差异之外，各国之间的政策、国内法、国际法之间都存在着差异性，在国际贸易中都会形成争端。

二、WTO解决争端机制的完善

1.引进否定协商一致原则

在解决争端的过程中，会遇到程序性或者实体性方面的问题，对于这类问题的解决办法，如果出席会议的成员国没有一致的反对，那么该问题的决定予以通过。这样一来，争端解决得到了有效的保证，不会因一方的阻止而终止或者拖延。

2.建立统一的争端解决程序，设立专门的争端解决机构

在关贸总协定中，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由理事会负责，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对这种状态做出了改变，争端解决不在由理事会负责，而是设立了专门的解决机构DSB。争端解决的规则及程序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DSB负责执行，另外，在协定中磋商和争端解决条款也由DSB来负责。

3.引入自动程序

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由多个阶段组成，各个阶段都有具体的工作时限，这在谅解及附件中做出了明确的固定，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未磋商出结果或者不理会磋商，那么在进行第二次争端解决申诉时，就会自动成立有关的专家组。专家组成立之后，会向DSB提出报告，DSB要在60日内通过该报告，这样的规定是为了阻止其中一方当事人有意上诉。报告通过之后，如果没有否定一致同意的情况，那么就会引入自动程序。通过自动程序，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干预，进而促使争端得到有效的解决。

4.引入交叉报复

对于中止和减让的问题，专家组在进行审理时，要与专家组处于相同的部门中，然而，在同一个部门中，中止和减让比较难以实现，因此，当事人就会用其他的办法将另一有关协议项下的减让中止，这就是交叉报复。通过这个做法的引入，可以更好地执行裁决结果。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国际贸易争端的应对对策

1.中国要积极地加入国际贸易中

近年来，国际贸易争端的数量急剧增加，并且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我国加入国际贸易后，会产生一定的风险，但是我国不能因此就拒绝加入，反而要积极地加入到国际贸易中。对外开放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为了提高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我国的实力，就需要大力推行对外开放，加强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科技、文化的合作与交流，并积极地吸收先进的东西。不过，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切忌盲目乐观，要对国际贸易争端有一个清晰地认识。

2.加强与发展中国家、亚洲国家的合作

实际上，国际贸易争端的本质为利益之争，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达成协作、协同利益。我国也属于发展中国家，在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贸易时，由于分工定位趋同导致争端的发生，对于这类型的国际贸易争端，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实行产业升级，或者进行地区间的合作，进而有效的减少争端。

3.发挥行业协会在避免和解决争端中的作用

所谓行业协会，是指一种特殊的中介组织，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属于民间组织，WTO规则无法直接管辖行业协会。在解决国际贸易争端时，行业协会可以直接或间接代表会员企业参与其中，利用其自身的优势促进争端解决。

4.完善我国的产业救济体系

在WTO中倡导贸易自由，但这并不能说明其一概排斥贸易保护，在法律框架中，设定了许多的例外，主要目的在于允许成员国实施国内产业救济。有些国家为了在国际贸易竞争中胜出，会采取不恰当的倾销、补贴措施等，通过法律框架中例外条例，成员国就可以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等。完善的产业救济体系，可以保证我国的国际贸易，并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

5.培养国际贸易人才

作为国际贸易人才，不仅需要懂得相关的国际贸易知识，还需要掌握国际贸易法律法规、规则，同时还要精通外语，通过国际贸易人才，可以促进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我国应建立严格的国际贸易人才上岗制度，避免非专业人士上岗，让其在国际贸易中发挥成分发挥自身的技能。

四、结论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国际贸易争端。面对机遇和挑战，我国要在充分认识国际贸易争端特点的基础上，制定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贸易争端应对策略，在国际竞争中有效的增强我国的实力。

经济全球化的论文范文二：中小企业经济全球化下的发展路径

经济全球化逐渐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的主要趋势，其表现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全球化产生的重要基础是贸易全球化。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生产力在二战以后大大提高，并很快被卷入世界市场当中。世界上国家之间的交易逐渐增多，并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频繁地进行交易，这样就使各个国家之间在贸易结构、贸易规模以及贸易流向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二，许多跨国公司在经营和生产上变得更加全球化。从小的方面来说，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跨国公司的推动。因为跨国公司在规模上逐渐扩大，并且在国际化的生产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影响更加广泛，其重要性程度也不断提高。第三，世界范围内的金融联系更加密切。首先是国家间的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并且投资规模逐渐扩大，然后是世界范围内的金融贸易不断发展。最后是金融机构变得更加全球化。在这方面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区域性的或全球性的金融机构逐渐增多，而国际性金融机构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增强。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中小企业在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1.很多中小企业在技术水平和相关必备设施上较为落后。由于很多中小企业没有较多的资金，因此在相关的装备和设施上存在着较大的改进空间。还有些中小企业在技术水平上严重落后，所用设备也较为陈旧。没有规范的办公场所和工具，条件较为落后。

2.中小企业的管理水平不高。由于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缺陷导致很多中小企业没有较为完善的管理结构，并且在公司或企业内部往往都是独断式管理。也就是领导一人说了算，这样就容易使企业的决策缺乏科学性。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没有较为完善的发展计划和较为长远的发展目标，并且也没有形成现代化的企业管理理念和企业管理制度。有许多中小企业都是家族式的管理和结构，这样容易造成企业管理秩序的混乱。

3.中小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较高的质量和档次。中小企业的装备水平决定了中小企业的产品没有较高的品质。这是因为中小企业在管理水平上较为落后，而且极为缺乏具有专业水平的技术人员，因此中小企业的产品没有较高的质量。另一方面，大部分中小企业的产品大都属于初加工，没有较高的产品附加值。所以，很多中小企业相对来说都发展得较为缓慢。此外，中小企业的外部监督缺失也是导致中小企业产品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

4.广大中小企业在融资上难度较大。由于我国的中小企业没有完善的信用评价制度和体系，并且在信用担保体制上也不够健全，再加上中小企业自身的实力较差、不能抵御较大市场风险等原因，导致我国的中小企业存在着严重的融资难问题。融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并且也使我国中小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成本大大增加。

5.中小企业在经济指标上不及大型企业。由于中小企业在管理、技术、人员以及设备等方面相对比较落后，因此其经济指标远低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在当前的产业结构中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技术水平比较低，产品附加值比较低。所以，中小企业的资金利税率以及产品的销售率与大型企业相比也有较大差距。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小企业在经营业绩和获利能力上较为落后。

中小企业应该如何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取得较快发展

1.中小企业自身要不断努力。第一，不断增强中小企业自身的实力。要注重引进先进的经营人才，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实现企业的不断创新。加快企业内部的信息化建设，通过电子商务的开展来实现中小企业的经济效益。中小企业要想实现大发展，就必须要创新当前的营销策略，以国际化的市场新观念来代替传统的企业推销和生产观念。并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特征，再结合自身实际的情况下有针对性地组织生产并积极开发新产品，从而使企业在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情况下为企业赢得利润。在当前时期，国际化的品牌确实给企业带来了不小的发展机遇和巨大的经济效益。就目前来说，名牌经济的实行是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必然。中小企业只有不断增强自身的品牌意识和名牌意识才能够不断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从而使中小企业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取得一个稳定的地位。在实行品牌战略的同时中小企业还要不断加大企业自身的科技创新力度，中小企业要积极鼓励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和资本参与到企业的分配中来。对于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员工企业要及时予以奖励和赞赏，特别是企业中的管理人员和科技创新人员。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不断推动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以及成果转化力度。同时，政府也应当要制定鼓励创新的政策。

全球化论文篇7

90年代，是我们深深感到经济观念、生活观念、文化观念进一步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从国内到国外，似乎到处都在发生着文化争论、爆发着冲突的时代。在我们自身周围的生活中，到处弥漫着不安与焦虑，好像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在迅速地流动与转变之中；所有事物似乎都失去了原有的规范，显得不很确定，难以定形。颠覆、解构、反中心、反权威、边缘化等体现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种种思潮大为流行，似乎所有现象都受到它们的浸淫，这使得那些竭力要保持中心、权威的人们，一听到这些名词就心惊发憷。同时，这个时代也是兴起流行文化的时代，一些知识分子通过对它们的研究，能够表达一定的思想，有限地表述自己的意见，整理并批判各种文化思想，企图参与现实、历史的进程，期望着发生某些相互的影响。无疑，这些文化行为正使我们渐渐融入一种全球化的意识之中。

至于在文学艺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面，90年代正是它们获得自主性同时又是走向边缘化的时代。在经历了近百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文学艺术、文学理论与批评终于回归自身、同时也就失去了人为的轰动效应，而逐步趋向正常状态。80年代下半期和整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影响与信息技术的直接介入，使得大众文艺、影视艺术以及传媒工具，对原有的文学艺术发生了重大的冲击，这导致文学观念又一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趋向多样与宽宏。文艺思想进一步分化甚至相互对立，文艺界实际上派别林立（正常意义上的）而又相互共处。多种文学话语与理论话语，可以相对自由地喧哗，以至达到前所未有的思想、话语狂欢的地步，自然，其中既有严肃的文学的探索，也有颓唐的文字经营与媒体的无休止营利炒作。开头我们对于这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不甚了了，随后意识到，我们正被不依我们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势力，投入了商业化的操作之中，这是难以抵御的经济全球化和由此而形成的全球化语境所必然产生的现象，现代性的消极因素与种种后现代性因素杂然并陈。

在这种多变的、不确定的似乎是非理性的语境中，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我们还是应当采取一种新的理性精神的立场，一定的价值判断的立场，来理解90年代文化现象。我们所持的价值立场，可能会大体一致，或者有很大出人，甚至相互对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只要不是那种故意弓；起“轰动效应”的、横扫一切的、红卫兵式的批评，或是乱打棍子的痞子式的批评，大家就完全存在着求同存异的对话的可能。

我国80年代后半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是一个解构同时也是建构的过程，解构与建构是共存一体的。解构什么？解构那些严重束缚、阻碍文学艺术发展，无法对文学艺术进行科学解释的教条规定。这在早期当然是行政力量起了作用，但是我们看到，后来再行设置任何新的条条框框、清规戒律，己无济于事，文学艺术与文学理论批评，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已按着自身的生存方式与自身的规律办事，远离行政的号召与指令。这一趋势的进展，在90年代中后期尤甚。促进这一趋势的出现，现实生活的需求当然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只要是不符现实生活发展趋势的各种号召与指令，即使应时顺势，再也难以发挥它的影响力。

在这种情况下，我以为文学艺术、文学理论获得自己应有的独立自主性，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是这一时期的最为激动人心的、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

所谓文学理论的自主性，主要是指文学理论摆脱了政治的束缚，使文学理论回归自身。几十年来的沉重的政治管制，使文学理论完全成了一些政治家手里的、不断朝令夕改的某些政治行为的等价物，文学理论完全失去了自身存在的尊严与价值。如今，文学理论分清了与政治的界限，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开始建立起自身的学理。自然，政治作为一种行政的意识与手段，仍有可能来干预文艺现象，但已不易收到实际的效果，这就是所谓解构了。解构还表现在过去不少被奉为重要的理论原则，如今已退出文学理论，这也是事实，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文学理论的自主性，自然还在于理论自身的学理建设。80年代下半期和整个90年代，是我国文学理论比较全面地建立自身学理的时期，确立自身主体性的时期。在文学理论学理的探索、建构中，无疑，西方文学理论发生过重要影响；80年代初期，在西方文学理论思潮如潮水般涌入我国的时候，我国文学理论中的西化倾向十分流行。但是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审美研究、作品形式、结构等因素的内在研究，和那时我国美学问题的大讨论，都对我国文学理论改造起到良好的作用。同时在讨论中，不少学者对现代文论传统进行了有批判的吸收，并且力图打通古今中外。所以到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动景象，新说屡起，佳作迭现。文学理论中的新作，都是在解构旧说的基础上出现的，同时又是新的建构。因此，在我看来，这十多年的文学理论，不是一味的解构，不是一味地听从外国人说话，不是把外国人的文学理论进行简单的移植，而是在批判。借鉴的基础上，对文学理论既有改造，又力图有所创新，并且卓有成效地创立了一些新的文学理论范畴。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文学理论在不断地走向边缘化，不被人们重视，但是应当承认，文学理论是个有成绩的部门，真正的理论创新，自会留下自己的印痕。自然，我们不必把成绩估计过高，但也没有理由妄自菲薄。新的理性精神的解构与建构，正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体现。

正是本着这一认识，我和童庆炳先生编辑出版了《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广收我国在新时期文学理论方面有创建的著作，以记录学者们所作出的努力与文学理论的更新，为新世纪文学理论的进一步建设，留下一份思想资料。

在这套丛书里，有探讨文学审美特征的著作和审美价值结构与感情逻辑的著作；有研究文学艺术精神与艺术的生存意蕴的著作；有阐释艺术与人和文艺学的人文视野的著作；有文学艺术本体反思、文化批评、汉语形象和现代性与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的理论思考；有文艺学的民族特色、比较诗学、宗教文艺审美创造的探索；有新意识形态批评、圆形批评与圆形思维主张的张扬；有诗学研究、创作心理、文化诗学、文本生产、原型的理论与实践的细致剖析和审美实践文学论；有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等文学理论主张的标举等。此外还将收入一些著名学者的论著。从上面涉及的不少论题来看，它们触及了文学理论的各个方面，这是过去的文学理论所没有过的现象。这些论著阐发问题的深度可能不会令人完全满意，但重要的是其中一些著述，并非泛泛之论，它们并非食古不化，更非盲目崇洋，而是针对文学、理论的现实，提出了新的见解，或是新说；出现了一些新的核心概念，并已在理论实践中发生作用，初步形成了我们自已的文学理论的视界。上面提及的不少问题，可以作为重要课题而继续深人，同时新的理论问题还会不断出现。丛书的出版，显示了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进展的实绩的一个侧面。自然，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的重要的文艺论著，由于出版条件关系，未能列入，使我们深以为憾，这是需要说明的。

在全球化语境中，当鸟瞰20世纪中外文论的发展时，我曾指出两者之间曾经发生过两次错位。一次是80年代前，西方文学理论的主导研究是一种内在研究，而我们则把文学理论的外在研究发展到了极致。结果是两者都走入绝境，难以为继。另一次是80年代初开始，当全球化语境正在逐渐形成之中，西方文学理论的主导倾向，由内在研究而走向外在研究，而且声势越来越大。而我国文学理论，则由外在研究而走向内在研究，大力探讨文学理论自身的问题、规律等等。从目前的双方文学理论情况来看，说不定可能是第三次错位了。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欧美文论研究向外转的潮流中，我觉得学者们的取向，是不尽一致的。像法国的某些结构主义者，发觉了文学内在研究的局限性之后，要求将文学研究与文学所包含的其它文化因素结合起来，努力发掘文学本身固有的文化涵义，以充实文学研究，这大体是属于文化诗学的研究范围，如托多罗夫。另一些学者特别是后来的美国学者，实际上一开始就转向了所谓“文化研究”。欧美的这种文化研究，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在德国、英国就开始了，80年代初，不过是完成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而已，并且由于时代的变化，文化研究相应地改变了自身的涵义与主题。关于这点，我国一些学者已有介绍。我们看到，在当今这种文化研究思潮的高涨中，欧美国家的文化研究，发挥了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精义，不仅把文艺研究视为文化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实际上以文化研究取代了文学理论的研究，渐渐消解了文学理论研究，趋向后现代文化思想。

欧美的“文化研究”，贯穿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想，体现了后现代性的诉求，解构了以往的学说。诚如美国学者哈桑所指出的那样，后现代主义主要表现为如下特征，即它的“不确定性”与“内在性”。所谓不确定性，即含混、不连续性、异端、多元性、随意性、变态、变形、反创造、分裂、解构、离心移位、差异、分离、分解、解定义、解秘、解合法化，等等。所谓内在性，即强调人的心灵的能力，通过符号来概括他自身，通过抽象对自身产生作用，通过散布、传播、交流，来表现他的智性倾向[i]。

于是历史与虚构可以混同，历史的真实可以被创造，而真正的历史真实则完全成了偶然事件。文化研究通过文学艺术、大众文化。城市文化、影视文化、广告动画、甚至建筑风格与思潮，探讨政治、种族压迫、新的殖民现象、妇女权利与文艺、文化新潮现象，以切入当今社会、政治、文化状况等，展现了后现代性的文化特征。

后现代主义文化恩潮，表现了全球化语境中人的思维方式、人们的社会心理的重大的变化。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中，我们看到，各种社会的、文化的矛盾，正在酝酿、冲突之中，文化研究正好适应了这一情况，从而表现了这一研究的广泛的社会性、政治性特征，使社会、政治问题学术化。这种体现了多元化精神的文化研究，表现了对当前政治、社会、制度、文化霸权、经济、民族问题、种族压迫、新老殖民主义的反思与批判，显示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某种批判性的一面。同时，几百年来科学分析方法受到了怀疑，学科愈分愈细的做法受到抨击，要求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之间的综合研究的呼声时有发生；但由于缺乏真正的理论建设，又立即拆散、解体了这一趋势。这种种矛盾的文化思想与心态，成了催生当今五花八门的、颇有声势的文化研究的内因，展现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景象。

8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曾经来我国介绍欧美流行起来的文化研究。接着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女权主义、种族理论等又风靡我国文论界，并且扩大到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80年代下半期，当文化研究在我国还未流行开来．那时我们还把这种研究视为文学理论的一种跨学科研究。90年代初以后，人们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静反思，发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并初步了解了其妙处和特点，于是迅速在文艺界广为传播，并且形成了一股争说后现代的热潮。稍后我们看到，一些原来的文学研究者，转向了经济、政治、思想的评论研究，出现了文学理论、批评队伍跨向其它学科的分流现象。这一现象，与我们在80年代上半期见到的情况截然相反，那时讨论文学问题，指责过去忽视审美，同时对文艺与政治、伦理、历史、社会等联系，避之犹恐不及；或是对这些方面形成的干扰，与文学审美应有的文化选择捆绑一起，进行挞伐，要使文学变得纯而又纯。现在正好相反，一些原来的文学研究者，致力于译介外国那些探讨社会、思想、经济、科技的学术著作，进行经济、政治、制度、思想的评论，力图介入政治。社会、思想批判，既有指点江山式的激扬文字，又有随意套用西方术语的现象发生，又一次出现西方术语的大移植，产生了极为复杂的影响。

这自然是，一，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作为多种思想原则诉求的现代性、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相互影响而又杂然并陈。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一些特征、风尚，已经存在于我国的社会生活之中，所以一些学者的学术思想与之一拍即合。二，我国学术界向来有向西方学术前卫思想迅速靠拢、及时学习甚至移植的风尚，把握前沿性问题，以扩大学术探讨的领域，迸而掌握这一话语赋予的话语权力。所以不久之后，媒体就册封了我国的“后现代大师”。有趣的是，一些中外学者原本竭力反对要有什么中心，倡导颠覆、消解。现在通过后现代话语权力的占有，赢得了声誉，自己就成了中心，却从来没有听说要对自己的地位与宣扬的学说进行颠覆、消解。三是我们发现，后现代研究形形，它们把政治、历史、社会。文学等问题搅在一起，结合起来，介入现实、社会、历史。政治生活，批判现行制度以及体制的不合理的地方，既可使学术政治化，又可把政治问题学术化，起到知识分子与社会、历史、现实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作用，争取到了以往只为少数人把持的部分政治话语权力，力图负起知识分子的使命，这无疑是学术的也是社会的一个小小的进步。四，这种文化研究，大大推动了探讨大众文化、城市文化。影视文化以及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女性写作、建筑艺术的倾向，而这些部门，也就成为文化研究的主要领域，进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热潮，但是由于客观原因，这种研究与我国实际存在的重大问题还有不小的距离。五是这种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研究，毫无疑问，具有方法上的借鉴意义。确实，文学研究完全可以从文化研究中引进多种方法，以补充自己。比如，重读中外文学，我们完全可以借用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视角，来开掘作品的新意，扩大文学研究领域，但这不是解构主义的研究，这是借用后现代主义的某些方法，以丰富现代学术的研究。

现在，“文化研究”在我国方兴未艾，一些中外文学研究者得风气之先，率先进入这一领域，随后不少从事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学的学者，都卷了进去，显示了我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对后现代性的热切诉求，期望能够争取到更多的学术权利与扩大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术空间。但是，我们也知道，作为当今文化研究思潮的思想导师如福柯、德里达，在今天中国虽然声誉正盛，不过在他们的祖国，他们的理论不断在受到质疑与批判；而风行一时的文化研究，由于自身理论、方法、实践上存在着不少问题，在今天的美国研究界也颇受垢病，我们在后面还将涉及。

我们在上面讲的文化研究，主要是指近几十年来流行于欧美的文化研究，这是一种相对狭义的文化研究，新起的文化思潮的研究。其实，文化研究在各国文化活动中早就存在，有着多种文化观就有多种派别存在，只是没有像当前的“文化研究”那么炫耀而已。比如，我国有历代政治、经济体制的大型文化课题研究，有考古、语言、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大型文化课题研究，它们是我们文化研究的真正主体。在我国文化研究中，主要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文化研究，只占整个文化研究的一小部分。我国整体上的文化研究，其主导倾向应诉诸于现代性。现代性意味着使社会不断走向进步的新理性精神，是一种不断进行反思的、批判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它是不断变化创新、具有无限丰富资源的未竟事业。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提出的种种问题．丰富了文化的研究。但对于文化整体来说，除了吸取后现代性中的某些合理因素，则更应倾向现代性的诉求。

文学理论研究还能继续存在、发展吗？会被“文化研究”替代吗？现代往与后现代性问题

美国解构主义学者希利斯·米勒，在我国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与座谈会上的谈话，他多次谈到文学、文学研究问题，认为在当今电信时代，文学是个幸存者，文学艺术从来就是生不逢时的；而“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地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我非常怀疑文学研究是否还会逢时，或者还会不会有繁荣的时期”[ii]。另一位美国学者加布里尔·施瓦布教授认为，“美国批评界有一个十分明显的转向，即转向历史的和政治的批评。具体来说，理论家们更多关注的是种族、性别、阶级、身份等等问题，很多批评家的出发点正是从这类历史化和政治化问题着手从而展开他们的论述的，一些传统的文本因这些新的理论视角而得到重新阐发”[iii]。当他们在学术交流中，发现一些中国学者所选择的题目较多地倾向于“审美诉求”，探讨诗学、诗性文化、神话美学、中西文论比较等，就觉得这类问题大而无当，说在美国三四十年前就不做了。同时，他们很想了解中国一些重要理论批评家的文风，忠告中国学者的研究能够具体、细致[iv]一些，等等。

在这里，美国学者的一些意见，确实是切中肯綮的。比如我们有些会议上的个人论题，相对都比较大，很抽象，个人力有不逮，但还是要做，结果是大题小做，空有架子，缺少血肉，学术质量受影响；而且确定某个问题。样样不管前人有没有做过研究，解决到了什么程度，却是一切由他重新开始，还自以为是创新，实际上这是重复劳动，这自然不符学术规范。不少外国学者的著作、论文，就不是这样，一般论题小而具体，论述方式是先从某部作品，引出一段文字，或一个细节，作为一个引子，然后围绕引文中的思想，旁征博引，展开阐释，以说明某个问题，这叫小题大做，做得好，十分讨好。我国一些精通英美文学的老专家，多数受过这类训练，就是这么做文章的。但有时也有这种现象发生，即有些外国学者这类文章有时做的过于琐碎，难以卒读。这种学风，从新近的传统来看。无疑受到新批评、作品细读方式的影响。同时这种写作方式，在我国学术研究中其实也是一种基本方式，稍远一些看，可以说是乾嘉学派的余绪，近一些说，无疑受到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

对于米勒等学者所作的表述，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那就是认为，一，文学理论不可能再去探讨文学自身的问题，这样做已不合时宜；二是不可能再形成一个文学研究的繁荣期、一个文学研究的时代；当然，文学研究还会存在；三是文学研究在美国已转向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某些方法，可以为文学研究提供一些视角，丰富文学研究。但不管怎么说，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已退居到次要地位。美国学者的上述意见，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这就是在全球化语境的文化氛围中，文学理论能否继续存在并获得发展。

从美国学者的意见来看，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而不顾理论、政治方面的因素，单纯地讨论文学问题，将是不合时宜，而且看来在他们那里己经有一段时间。这就让我明白了过去极感疑惑、十分不解的下面这些现象：譬如在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的《后哲学文化》中读到，在英美的文学教学课堂上，讲讲诸如弗洛伊德、德里达、萨特、伽达默尔就算是讲文学理论课了。大学英语系的哲学课，不是由哲学系的老师讲授，而是代之以英语系的教师来操作[v]。再譬如有关全球化文化的讨论中，有的学者认为，要把文学作品当作哲学著作来读，或是相反，要把哲学著作当成文学著作来读，并要求把文学研究的方法，引入其它学科的研究，如此等等。纯粹的文学理论研究受到“文化研究”的冲击而呈现解体现象，这可能就是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读到当代欧美学者那种精深的文学理论著作的原因了。

人们常说，20世纪是批评的世纪，这对于欧美文论来说确是如此。从世纪之初到80年代，欧美文论经历了它的繁荣期。内在研究方式排除文学与外在因素的联系，使得在分解文学作品各个因素的探讨方面，曲尽其妙。各种学派一个接着一个，把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的探讨，发挥到了极致，以致觉得再往下去，已经难以有新的作为。这些研究自然都以“审美诉求”为其基础的。所以研究文学性、审美现象、审美思维、细读、象征、神话、修辞、叙事方式等等这类诗学著作，已经出版很多很多，再探讨下去，一时也难有突破。不少被我国译者翻译过来的这类著作，如果我们留心一下，确实大半是外国几十年前的东西，近期这类论著已是不很多见。像20世纪欧美文艺批评那样群星灿烂的繁荣的时代，可能在未来很难重现。

可是，中国学者为什么仍然要以“审美诉求”为基础，来探讨文学理论问题呢？在我看

来，在当前全球化的处境中，这种倾向正好显示了中外文论相互之间的差异所在。这就是由于社会、文学艺术发展的不同，中外学者在文学艺术研究上所持的不同观点，正好在于中国学者主要是从现代性的诉求出发，而外国学者的着眼点则是后现代性，这就是我在前面所说文学理论研究上可能发生的第三次错位的原因了。如果说外国文论确是美妙无比，即使全部翻译过来，但也仍然替代不了我们自己的文论；我们还得建设自己的文论，这就是我国当代文论的现代性诉求。

这可否说明，在当前全球化的语境中，实际上存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两种思想的不同诉求，以何者为主，则要看那个国家的文化发展的具体情况了。

中国文论滞后，其原因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政治了文学艺术的本质特性，即最根本的审美特征，进而完全遏制了文学艺术的审美的自由想象力。摆脱了这种不幸境遇，文学艺术要成为文学艺术，自然首先要恢复其原有本性，即审美特征。于是在80年代初期，美学、文学理论中就出现了有关“审美”的大讨论，使文学艺术恢复其自身特征，以回到自身，建立自己的学理，确立自身的独立自主性。但是，我们随后又看到，由于对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压制既久，所以反抗也烈，以致在一些学者的著述中，认为审美就是审美，审美与其它文化因素无关，排除了审美本身的文化选择与其所具有的文化内涵的现象。

这样，在我国，所谓对文学艺木的“审美诉求”，至今尚在清理与探讨过程之中。我国文学艺术所经历的这种艰辛，可能外国同行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今天面临的不少文学理论问题，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已成过去；从他们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自然已不成问题。但是正好是他们不成问题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还正是些重大问题，需要深入，进行理论的重构。同时在我看来，即使在他们的文论里，也还有一些重要课题要做，如对文学艺术本质的探讨，恐怕也并未完成。在这方面，外国学者也只是各说各的，并元统一定论和现成答案。而且近几十年由干反本质主义思潮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流行，不少人宁愿多研究具体问题，而少谈或不谈主义即理论，这种思潮在我国文学理论界也有反映。

比如，如前所说，各类文化方面的冲突与矛盾，引发了“文化研究”的兴起，而且大有涵盖其它学科的势头。90年代下半期之后，在感受到全球化氛围的、体现了后现代性的外国文化研究的影响下，我国一些学者以为现在再来探讨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文艺诗学、文化诗学已经有点过时了，外国早就不这么干了；只有通过几个文学的例子，引申开去，探讨社会、经济、政治、种族。阶级、公共空间、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与后后现代，才算进人了国际学术前沿，这恐怕未必尽然。自然，外国人说得在理的地方，我们需要学习、借鉴，从中得到启发，获得灵感，但是没有必要用外国人这么说了，那样做了，来规范我们的行动，或是当成我们的学术规范。这种一反不久前的唯审美诉求的做法，又使我们感到困

惑，文学艺术怎么了，怎么把主要是虚拟的文学现象，与经济、史实、社会调查一视同仁，等量齐观了呢？它怎么又成了别种意识形态的附庸，它还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审美意识形态吗？

退一步说，外国人的文学理论的确高明，搬用外国文论，以替代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这在过去就出现过，而且在80年代又发生过一次，但是这种搬用与完全西化的办法未能奏效。对于我们来说，今天文学理论的深入探讨恐怕只是开了个头，我不相信我们的研究开头就成了终结，我倒更相信现代性是个“未竟的事业”。比如，我国古代文论并没有一种特定的形态，更不具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形式。一些专家对及其丰富的著述在清理、整合，力图厘清古代文论的核心观念，进行阐释，建构它的体系，并且已经取得了重大成绩，多种论著各有千秋，但它们分歧也很大，一时难有定论。古代文论的研究，无疑还应寻求新路，进行下去。这是我们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当代文论形态。现代性重在精神与价值，要求重构与建设。近百年来西方文论的简单移植的倾向，或是替代，固然使我们了解到不少东西，但也留给我们不少的教训。原因在于我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在众多的国家文化中，地位确是太特殊了，它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悠久的文化传统。传统悠久，内涵深厚，可能成为财富，也可能成为包袱。如果因为自己的文化制度、文化传统存在问题，企图跨越它们，弃置不顾，而把他人的文化思想、原则搬过来就用，这在现实中往往寸步难行，弊端丛生，主要它们并不完全适用于我们特定的文化环境与精神的需求。我国毕竟不同于欧美诸国，后者不仅有着共同的文化源流，而且由于地域关系，在进入商业资本时代之后，交流方便，虽然一些国家仍然保留着不同的民族的文化风尚，传统与习惯，但无疑有着几乎大体一致的文化大背景，有着更多沟通的机会，存在着文化上的更多的相似性乃至一致性。世界各国的文学与文学理论，确有它们的相通之处，否则就难以相互交往与沟通。但是一个民族，它所赖以生存的地域的特殊性、它所特有的政治文化制度以及文化传统的悠久性，在新的文化的建设中，起着极为重大的作用。所以要想更新。要想前进，就必须以现代性而不是后现代性来观照传统，既尊重传统，又批判传统，融会传统。不是简单地采用他人的文化替代自己的文化，而是吸取他人文化中的长处，融会自己文化传统中的精华，创造新的理论，指导新的文化的创造，迸而更新传统，又形成新的文化传统。这就是文学理论简单的搬用总是不能成功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把现代性思想视为我国文学理论建设的主导思想。

20世纪的我国文学理论走过了极为曲折的道路，经验与教训并存，清理与重新评价正在进行。虽然已有一些批评史、理论史著作，但不少著作由于尚缺乏自己的理论立足点，或带有方法论上的缺陷，如仍然承袭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所以往往把探讨变成就事论事；或是只重视某些表面性的文艺论争，以此代替理论自身的探索，结果现代文论自身的形态不见了，这种趋势还会持续一个时期。看来需要把种种问题与论争，置于国际文化、文学思潮与国内社会、文化。文学语境中加以探讨，并应用多种方法，努力阐明我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民族性在不同时期的自身要求、差异与内涵，揭示文学理论现代形态的不断生成与变化。以现代性、交往对话精神、人文诉求，进行学理性的探索；以真正历史主义的态度，来处理历史理论现象，对存在于一些人中间的非历史主义观点与态度，进行适当的辨析。如果不了解20世纪我国现代文论的多种形态，并把它们看成传统自身．只用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进行片面地描述、消解与否定，那么，我们就很难找到新的文论建设的起点。因此我们文论的建设与创新，还有一段很长的道路要走。这又是文学理论研究自身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里附带说一下文学史的研究。我们还将在适应现代性的要求、“审美诉求”的基础上，运用多种方法，对我国几千年来的文学遗产，必须进行新的整合，尽管现在古代文学遗产研究中有“危机”说，如缺少“兴奋点”，甚至可能不会出现“文学研究”的时代。但对以往经典仍然需要重新进行阐释，同时新的文学材料还会被不断发现，新的文学经典还会被不断界定，作为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扬，还会重新进行下去的。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素有与多种文化因素结合一起进行阐发的传统，这一传统看来将会获得丰富与发扬。又如有关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著述不少，但有新意的不多，而且即使是些富有探索精神的著作，也是言人人殊，纷争不休。有的称作文学史，编排有如教程，但很有新意；有的文学史称作教程，但提出的新说，学术个性太强，公认的程度不够高，仍需切磋。

在当今来势凶猛的、主要是体现后现代性的文化研究的潮流中，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文学理论，如上所述，恐怕还会按着自身的规律运作下去的，而不会被文化研究所吞噬。同时，文学理论不会被文化研究所吞噬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即我们还不能不考虑到今后文学存在的形式与文学艺术创造的思维方式。

把文学视作文化的组成部分，自然是不错的。几千年来，文学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出现之外，相当部分一直混迹于其它学科之中，人们不断认识这些现象，了解它们的特征，直到近百年来，才把文学现象从其它文化形式中分离出来，也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较为科学的观念。在高科技带来的物质生活的巨大转折的全面影响下，人的思维方式也会随之变化，相应一切意识形式自然会在内部发生变异，文学艺术存在的形式也正在变化之中，语言文字的艺术将受到极大的冲击。但是文学艺术的形式无论如何多种多样，它只能是艺术思维的产物。比如小说，虚构的也好，标榜非虚构的也好，网络小说也好，影视小说也好，写实的也好，玩玩叙事策略的也好，而且即使是那些不断出现的艺术新形式，它们都只能是艺术思维的产物。艺术意识、审美思维，是人在千百年的自身形成过程中所形成的本质特征，是对人的自身本质的确证。在当今文化手段的多姿多彩的变化中，文艺创作会增加自身文化选择的可能，从而使自身变得更加丰富起来，但它恐怕不会被文化掉自身千百年来已经形成的特征，而被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所兼并。就是说，人的审美思维将会继续存在和得到丰富，那些引不起

文学理论也是如此，19世纪外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家提出了建立文艺科学的初步设想，但只是在20世纪，文学理论才形成了自己的独立形态，用以较为科学地阐释文艺现象。文艺作品自然可以被文化研究视为研究对象，但真正能够全面说明它们的特性的，恐怕还是文艺批评、文学理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比较，在思维方式上是同又不同的。两者都是综合性理论思维，但各有专职。文学研究通过审美感受和接受，探讨文艺作品自身存在的艺术思想、叙事方法。技巧使用等问题，即使涉及多种文化因素等方面，如政治、社会、伦理、哲学、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仍以作品的审美特征、审美观念、审美变异、审美思潮、审美传统等方面为其主线，意在阐明作品自身的问题。审美意识中的文化的选择与阐释，丰富了诸种审美因素的阐明，所以它仍是文学的研究。这种审美的文化选择的探讨．大体属于文化诗学的研究范围。

当前流行的文化研究同样是一种混合型思维的研究，但不同于文学研究之处，在于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的研究，它一开始可能从某部文艺作品出发，某个作品的细节作为例子，但其目的不在于说明文艺作品本身的问题。从目前我们见到的文化研究主要表现形式来看，它着重探讨的是全球化经济问题、社会或社会思想问题、政治或政治思想包括诸如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身份、阶级等问题。这种研究大多数情况下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学问题相互混合一起的，文学艺术在这种研究中的地位，大部分情况下只是被用来论证、说明其它学科思想的例子或工具，审美因素实际上被排除、榨干了。我们看到一些外国文艺学家所做的这种研究及其著作，主要在于阐明，文学艺术的现状在何种明显的或隐蔽的程度上成了反映了经济、政治状况的手段，这里也涉及大众文学、艺术趣味、艺术形式如何变为一种风靡一时的时尚，时尚又如何变为群体的一种追求，但主要在说明杜会、政治、经济等状况与问题。这里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往往相互交织，这一方式的确扩大了我们对文学艺术的认识，但大多数情况下，涉及的文学艺术作品，实际上往往被看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的风向标，或是它们的附属物。

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中，思维的综合是一种趋势，以致会导致某些学科的合并。但是人类思维方式是否会急剧向混合型思维方式转向，并完全支配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我看这可能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过去各种学科由于分工过细，妨碍了对事物的整体的理解，而今必须走向综合，一些学者包括我在内，在大力倡导综合，主张一些课程的综合与兼并。但相当部分的学科看来还会长期存在下去，各种专门性的探讨仍然需要，因为它们自身还有许多问题需要阐明，而且问题又在不断发展。在这方面，具有综合性的理论、主义要研究，专门的、局部的问题也要探讨；综合性的本质论要深人，单一的现象学问题也不能偏废，文学理论就是如此。同时文学艺术创作中的新问题又层出不穷，文学理论批评的探讨也无止境，所以这一过程可能会较长，此其一。其二，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作为一种综合型思维形式，它

的特征显然不同于前者，它确是力图发现现实中的新问题，但这是一种重在描述、报告、趋向彻底消解以至否定的思维方式。凡是新的就是好的，主要是对以往一切文化只提质疑，或进行颠覆，而不顾其历史、人文的价值。经典经过几下贬抑批判，就算被消解了，但是没有新的什么可以替代，也不想用什么替代。

自然，文化研究大大拓宽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探讨问题的范围，它把一些学科打通起来了，使得不少文艺批评、理论研究者，可以两栖于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研究之间，由文艺而进人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研究的层次，从而也拓宽了个人研究的领域，这可能正是对我们原有发展得过于精细的学科思维的一种反拨。而在这些方面，很可能正是中外学者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可以进行对话的公共活动的领域与舞台，体现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的协调、交叉与结合。至于这类文化研究课题，原先都是外国人根据他们文化发展现状提出来的，是否都适合中国，适合到什么程度，在何种意义上可以发挥它的作用，也是一个值得观察的问题。况且，中外文化研究的现实作用恐怕也不尽一致。

文学理论批评有其自身范围的综合性研究，它可以从文化研究的方法中吸取教益。学者可以一身兼作几种研究，或以文化研究为主导，使文学艺术种种材料为我所用；或主要探讨文学艺术问题，兼用其它学科与方法。但是以文化研究的那种综合性研究来取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是很困难的；抹去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研究的界限，效果未必会是积极的。

比如，在我看来，在大学文科教学中设置文学理论批评这类课程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化研究的目的不尽一致。比如文学理论、批评课程，它不是满足于对文化现象的描述，它探讨以及提供有关文学艺术的风尚、审美标准。审美的文化选择等问题的基本知识，辨明作品的艺术思想质量的高低上下，多样中的优伪良莠，乃至是非曲直，这对于形成人的健康的审美趣味、鉴赏能力至为重要。这是一门人文性的、具有一定价值判断的学科。缺少文学理论的基础知识，人们自然仍能写作，并且生活得很好，但是也是一些人在艺术上不能分清高低上下的一个原因。同时，文学理论批评的审美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趋向多样，需要不断发展的。至于文化研究的注意力，文化研究的学者的真正兴趣，恐怕述不在于文学艺术自身的问题，而主要是研究经济、社会、政治。人的活动的公共空间的状况，人群、阶级、妇女权力的变化上，两种知识不好互相替代。

一般来说，在欧美国家的大学教学的课程设置中，并无文学理论一说，有的只是作品分析，现今似乎也为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所替代。前面提及，在课堂上，除了谈谈德里达、弗洛伊德等人就算是讨论文学理论了。有一则消息说到，大学课堂上的内容设置主要是大众文化、影视艺术、行为艺术、春宫画片、广告动画等。因此，美国现代语文学会主席爱德华·萨伊德说：“现在，文学本身已经从课程设置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残缺破碎、充满行话、俚语的科目。”同时由于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过去的经典著作渐渐被否定；文学教学为了不断求得新奇，以引起听者兴趣，课程就得不断花样翻新，于是争先恐后地引进那些品位不高的、冷僻的文学文本，以替代原有的文学经典。解构主义的影响还表现在对文学意义的消解上，在语言多义、语言能指无限膨胀的思想指导下，以为人们讨论文学作品的价值是徒劳的，论者充其量不过是在“表态”而已。当文学的意义、价值、感情被消解干净，突然，相反方向的潮流，如国家、民族、阶级、等级、殖民主义、权力消解、文化冲突等问题又滚滚而来，让人应接不暇[vi]。这实际上是一种泛文化教学了，它提供了不少知识，但缺乏了人文的关怀。我以为，这些信息不一定反映了全部的情况，但我想也并非空穴来风．作者也曾就此问题向一些外籍学者做过了解，情况大体如此，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最近在《文艺报》上见到一文，该文作者有一段时间曾经亲临美国的文化研究领域，并做了考察，用不少见闻说明美国文化研究的情况。他说到美国的文化研究，原本盛极一时，但是近十年来，已渐渐走人令人尴尬的处境。主要是文化理论批评脱离实际，始于词语，终于词语，看上去提的问题十分尖锐，实际上是些不装引信的炸弹，并没有什么危险。同时，文化理论批评不断更新，十分时髦，但没有系统理论。一些保守的名牌大学虽然并不公开反对，但把它们视为左道旁门，在课程中不予认可，以致使得那些原本站在潮头的理论家们的理论难以进入现实。像德里达、克里斯蒂娃、萨伊德等人，后来都写起小说来了。也有像斯坦利·费什这样从事理论研究的理论家，公开宣布理论与实践元关，理论与理论之间也无联系，主张“理论无用论”。倒是萨伊德对文化批评理论的遭遇十分痛心，并追悔莫及，他“指责当代批评理论的泛文化趋势，痛感当今人文传统消失，人文精神淡薄，人文责任丧失，称之谓‘人文的堕落”’，呼吁去掉浮躁，回归旧时细读传统，从文化回归文本[vii]。说的很是实在，他抓住了文化研究的重要问题方面。至于理论家写写小说，我以为是一种好现象；不过上面这幅图景真有些使人心惊，也逼迫我们思考一些问题。

文化研究是一种新的文化现象，也是门相当困难的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也是如此。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恐怕得在学养上大下功夫。单凭懂得一些外文，搬用一些外国词汇，对问题并不内行，就拉开架势大谈文化问题，好像天下大事尽在自己掌握之中，但令人读后或是觉得整篇文章好像是篇翻译文章，或是尚缺乏可信性，有些隔靴抓痒，可能在开头阶段在所难免。文化研究既然是门综合的学问，研究者恐怕得精通几门专门知识，对一些问题确是做过认真的研究，发表过一些独到的见解，才有发言权。当然，由于我国情况特殊，有时这类文章不免要使用伊索式的语言，从而增加人们理解的难度，这也在情理之中。

文学理论的建设，是新的文化建设的需求，在当今全球化的氛围中，它无疑应当面向现代性的诉求，面向创新，面向人文价值的追求，面向重构，面向建设，面向新的理性精神。它可以适当地吸取某些后现代性因素，如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文化的唯中心论、僵死教条等等，但不是后现代式的满足于事态的描述、报告与消解。

这是我理解的文学理论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的主体性表现。

[i]见伊哈布·哈桑：《后现代转向》，第155－156页，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

[ii]见希利斯·米勒：《全球化和新的电信时代文学研究的未来》，《文艺报》2000年8月29日；《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iii][iii]见《理论旅行（的交流），对话录》，《中华读书报》2000年10月25日。

全球化论文篇8

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使各国各地区各大洲都处于一个联系紧密的生产、商贸、信息和通讯网络之中，迅速消除着经济的区域性，促使资本重新组合，“流动空间”正在取代“地域空间”。换言之，地域正在被网络取代，网络不再对应于某一具体区域，而是被纳入世界市场之中，不再受任何国家的政治限制。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在历史上第一次开始分离。这种分离与跨国公司、国际资本、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等）等日益扩大和强化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使各国经济政策和法规越来越受制于外部世界的框架条件即国际通行规则和国际惯例，迅速融于经济全球化的洪流中。在新的经济全球化巨大洪流中，经济国际化和企业经营国际化不仅规模迅速扩张，而且质量也日益提高。国际化的内容不仅包括商品、资本、劳动力等，而且包括信息、知识、技能与制造技术等。国际直接投资方式日趋多样化，影响越来越大，掀起了大规模资本流动浪潮。

对于生产力质变导致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专家学者有不同的认识。有人甚至否认这一事实的存在，认为这是某些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媒体的有意炒作。然而，不管某些人承认不承认，这是客观事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认识世界生产力的巨大变化、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特别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自觉地发展高科技及其产业，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综合国力和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生产关系的巨变与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主要是美国生产关系的全球化。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笔者认为，从生产关系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全球经济的市场化，市场化把全球各国、各类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经济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国际化向全球经济纵深发展、进入高级阶段的产物，是经济国际化的高级表现形式。追根溯源，经济国际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经济国际化于19世纪产生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巩固和发展，无限扩大的生产经营能力，冲破国界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生产经营者“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页．）。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经济国际化的精辟论述。但是，随着世界科技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国际化的范围越来越广、形式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丰富、规模越来越大。近40多年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社会主义国家都纷纷扩大对外开放，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经济国际化由资本主义国家垄断的局面早巳被打破，它不再受国家的生产关系、社会形态、政治制度、文化差异、国土面积大小的限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股潮流，即经济国际化已发展为经济全球化。

在当今世界，商品、资本、服务、技术、信息、人才超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快速流动，实现世界资源的优化配置。哪里环境好、回报率高，资源就向哪里流动，谁也阻挡不住。资源的流动要靠市场。市场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商品和服务交换关系的总和，是不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生产关系。因此，从生产关系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全球经济市场化。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在发展市场经济，都在开拓国际市场。市场化使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经济逐步融合，使跨国商品与生产要素在全球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形式日趋多样化，使世界各国（地区）经济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最终形成互相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统一体，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没有市场化就没有经济全球化，市场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

有市场就有竞争。全球经济的市场化使全球性竞争更加激烈、更加复杂。思想理念竞争、制度竞争、机制竞争、政策竞争和产品竞争、技术竞争、资本竞争、人才竞争交织在一起，使竞争呈立体化趋势。竞争的基础和中心环节是企业。企业之间的竞争特别是跨国公司之间的全方位激烈竞争促进了全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世界经济的增长，使经济全球化不断上新台阶。日趋激烈的竞争有可能激化企业与企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这就更需要各大企业之间、各国政府之间加强合作，更需要国际机构发挥越来越多的协调作用。现在各种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经济组织越来越多，区域化、一体化经济机构也越来越多。例如WTO、IMF、OPEC、APEC等，其国际政策协调越来越重要，这也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结果。各主

权国家应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中国加入WTO，积极参加APEC的活动，适应了这一要求。

作为经济全球化主体的跨国公司，为了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纷纷结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原来曾是竞争对手的跨国公司结成联盟，以对付新的竞争对手。如美国IBM公司与德国西门子公司合作开发电脑记忆芯片，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与欧洲第二大汽车厂商菲亚特公司相互成为对方的销售，欧洲跨国公司每年缔结的合作协定成倍增加，许多中小跨国公司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竞争对手。在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之间的结盟也日趋活跃。目前，跨国公司广泛结盟已成为企业经营国际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反映丁跨国公司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在跨国公司广泛结盟的同时，全球跨国并购如火如荼。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测算，在过去10年里，跨国公司的全球跨国并购增加了4倍。其中，美国、欧盟的企业跨国并购最为迅猛，电信、医药和化工产业是主力军。全球跨国并购使一个个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应运而生，因而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凭借最先进的技术进行的竞争称之为“超强竞争”。“超强竞争”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谁最大胆、最迅速地打破旧秩序，谁就能获胜。用迅速大胆的行动打乱竞争对手的心态和阵脚成为获取市场份额、提高利润总额的重要途径。对手越茫然不知所措，“超强竞争者”就越有时间在对手明白过来或作出反应之前赚钱。“超强竞争者”主要在对手处于惊愕莫名或陷于瘫痪的时间内保持其优势。当对手明白过来并作出反应时，“超强竞争者”原有的优势就可能丧失。“超强竞争”的日益加剧迫使竞争各方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实行最科学的管理、利用最佳手段降低成本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从而为经济全球化增添了巨大的新动力。

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平衡，不平衡发展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平衡—相对平衡—新的不平衡—新的相对平衡”的互动史。每一个周期从不平衡走向相对平衡，都使世界经济的生产力水平上一个新台阶，使世界经济的规模和质量产生一次新飞跃。近十几年来，全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及其矛盾运动，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多方面质变。整个世界的经济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创造的物质财富大大增多。“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正让位于一个由全球参与者构建的世界经济。”（注：王烈、杨雪冬：《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都无法回避。但是，收益分配的不公在加剧，信息技术的“数字鸿沟”在加深，可持续发展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加剧。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收益分配不公的加剧，扩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平衡。据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统计，全世界20个最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是20个最穷国家人均收入的37倍，而40年前仅18倍；世界最富的20%的人口的人均收入为最穷的20%的人口的98倍，而40年前仅30倍。不少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历程中，却更加相对贫困，有的国家陷入极端贫困。在全球经济市场化的大趋势下，世界资源的配置和收益分配主要靠市场机制，而市场机制所关心的是“利润最大化”，不是“社会公平”。收益分配多寡的要素排列顺序是先资本、技术和知识，后土地、资源和劳动。发达国家掌握着庞大的资本、垄断着高新技术和新知识，必然获得巨大收益，发展中国家只能靠廉价的土地、资源和劳动获得微薄的收益。这是收益分配严重失衡、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世界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他的《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一书中，提出了“循环和积累的因果原理”，以新的视角解释了地区间、国家间收益分配失衡问题。他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造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而不平等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不平等和水平差距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并且有积累性。地区间和国家间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就是由这种“循环和积累的因果关系”造成的。在国际贸易中，完全靠市场的力量无法摆脱这种“循环和积累”，只会扩大差距。发达国家经济实力雄厚，科技水平高，管理先进，产品技术含量高、质量好、附加值高、竞争力强，发展中国家很难在竞争中获胜。在进行自由贸易时，发达国家依靠巨大的竞争力抢占和扩大国际市场，获取高额利润，从而带动国民经济和其他事业的发展，进而形成向上的、越来越强的“循环和积累”。而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落后，企业和产品缺乏竞争力，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市场不断被挤占，工农业生产逐渐衰落，从而形成经济发展下降的、越来越弱的“循环和积累”。经济全球化扩大了市场机制“优胜劣汰、扶强抑弱”的作用，必然导致收益分配的严重不公和经济发展的巨大不平衡。

不同市场经济模式的竞争同时也扩大了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在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的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相同制度下不同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日本式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德国式的社会市场经济之间的竞争。美国经济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它强调遵循客观经济规律，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以达到充分就业和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利润最大化；它强调个人自由、个人发明、个人创造、个人价值的重要性，鼓励创造、发明和创新；它强调个人利益高于集体利益，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所以，这种模式充满生机和活力、创造性和创新性。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则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调控，主张实行混合市场经济体制——国有经济与私有企业并存，政府调控与自由竞争相互补充，效率与公平兼顾，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相辅相成。尤其是日本，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对经济活动、企业决策进行诱导和干预，依靠财政、金融、税收等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通过官民协商、政企交流扶持财团发展；强调工人个人利益与企业集体利益乃至国家利益相结合，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利益。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世界经济趋于市场化、自由化的条件下，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处于优势地位，其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增长。而强调政府主导和调控的国家包括西欧国家、日本等国则长期处于经济低迷状态。美国模式的创新性使其抢占了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制高点，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大发展，从而拉大了与日本和许多欧美国家高技术和经济增长的差距，连续数年雄居国际竞争力排名之首，日本等国的位置则大大后移。据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测算，美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从20世纪30年代的3%提高到90年代的4%；同期，日本GDP的年均增长率从4%降到1.4%，欧盟15国中荷兰、丹麦、芬兰、瑞典的GDP增长率有所提高，而德、法、英、意等国都在下降。这使发达国家之间经济的不平衡加剧。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比较复杂，有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有处于转轨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如东欧诸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如东南亚国家、拉美国家等，它们都坚定地发展市场经济，建设市场经济体制。但它们的市场经济模式不同，改革开放的政策各异，因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在加剧。中国、印度、智利、韩国等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菲律宾、巴基斯坦、阿根廷、非洲国家、东欧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缓慢，有的国家还呈现负增长，因而差距在不断拉大。

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加剧引发了一股又一股的反全球化运动。参加反全球化运动的成分比较复杂，其中有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成分，反映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愿望，这对于改善贫富差距扩大的不合理、不公平状况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要真正改变世界范围内的分配不公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主要应靠发展中国家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战略和策略，促进自身经济的发展。

我国应有条件地参与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发展和质变是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及矛盾运动作用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我国必须遵循客观规律，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参与。如果我国不参与经济全球化，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断送改革开放的成果。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分配不公及其发展不平衡的加剧说明了经济全球化的相对性、有限性和多样性。如果我国五条件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就可能受制于人，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同样会断送改革开放的成果。据此，我国必须有条件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制定和实施科学的战略和策略，趋利避害，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发展自己。

（一）深化改革，提高国际竞争力。参与经济全球化，必然参与日趋激烈复杂的国际竞争。国际竞争主要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企业是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主体。与发达国家比，我国的综合国力还比较弱，与世界上的大跨国公司比，我国企业的竞争力还不强。因此，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必须把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企业竞争力作为主要战略任务来抓。其中，在国家层次上，主要是尽快转变政府职能，健全法制，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市场经济的成熟，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同时，还应进一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促进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为企业科技进步奠定稳固的基础。在企业层次上，主要是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搞好信息化建设、经营管理和科技进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应变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目标是创建一批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依靠跨国公司参与国际竞争。

（二）全面创新，不断提高经济国际化的质量。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举措。我国许多省市和行业都已制定和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成效显著。今后，应坚持全面创新，不断提高经济国际化的质量。观念创新是全面创新的先导，面对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必须不断学习，更新观念。不但企业应树立全新的观念，而且政府也应树立全新的观念。制度创新是全面创新的基础和前提。抓制度创新，重点抓好宏观制度创新和企业制度创新两个方面，既要符合中国实际，又要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和国际惯例。管理创新是全面创新的灵魂，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永恒课题，必须实行科学管理、全面管理，不断提高管理的水平和层次。技术创新是全面创新的核心和内动力，必须建立健全合理机制，搞好技术开发、技术应用和技术扩散。产品创新是全面创新的载体，是竞争力的外在表现，必须不断改造传统产品，研究开发新产品，培育和宣传名牌产品，依靠名牌打天下。市场创新是全面创新的归宿，必须确立自身的科学创新模式，实现从适应市场到创造市场的转变。

（三）积极参加国际经济合作。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意味着国际分工更细，更细的分工要求更紧密的合作。我国已经成为WTO正式成员，应遵循WTO的法律框架和基本原则，与WTO其他成员加强经济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

（四）牢牢把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必须认真贯彻实施。但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降低对外依赖程度。最主要的是做好两项工作：一是学会灵活运用经济全球化的规则特别是WTO的基本原则和有关条款，发展和保护自己；二是遵循国际通行规则和市场经济规律，不断深化改革，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经济贸易体制和灵活高效的宏观经济管理机制，卓有成效地化解和消除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五）保证经济安全，维护国家。经济全球化从许多方面损蚀着国家经济，给诸多国家带来了经济安全问题。特别是信息传播全球化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观念和观念受到了巨大冲击，信息战愈演愈烈，直接危害着国家安全和经济。经济是国家对本国经济所拥有的最高领导权和决策权，是对国家经济利益的最高权力。而国家经济利益又是国家安全的核心。所谓保证经济安全，实际上就是保证国家经济利益和人民群众利益不受侵害，保证国民经济正常有序运行。国家问题不容讨论，国家不允许任何国家、任何集团、任何个人侵犯；国家安全和国家紧密相连，不允许受侵害。我们必须制定和实施科学完善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和策略，切实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维护国家。

（六）努力发展科教事业，积极培养优秀人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谁拥有高素质的人才、控制高新技术的制高点，谁就能把握经济全球化的主动权，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越战越强。经济全球化中的不平衡，主要是科学技术和人才的不平衡。贫富差距、强弱差距，主要是科技和人才的差距。因此，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最根本的策略是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努力发展科技特别是高科技事业，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努力发展教育事业，积极培养各级各类优秀人才。培养人才周期较长，难以满足当前的急需，因此，在积极培养人才的同时，还应积极从国外招聘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比培养和招聘人才更重要的是使用人才，应深化改革，强化竞争机制，健全激励机制，创造有利于人力资源全面发展的良好氛围，才能用好人才、留住人才。

【参考文献】

(1)王烈、杨雪冬：《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2)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2001年版。

(3)卢新德：《信息传播全球化与中国企业经营国际化战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全球化论文篇9

【正文】

中图分类号：B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019(2004)01-0013-05

在当今的全球化浪潮中，西方发达国家把全球化等同于西方一体化，进而等同于美国化，从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表现出单向度全球化进程。与此相伴，这一进程又出现了强劲的民族化趋势，各种复杂的民族问题，在国际关系变动的大背景下，在宗教因素的作用下，日益普遍化和国际化，成为困扰国际社会的一个大难题。许多边缘国家纷纷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谋求自身的独立和平等，以及复兴与发展。对全球化进程中这一民族化的现象，马克思是否有过分析，做何理解?本文试图对此作一点探讨。

一、马克思全球化思想中蕴含的民族化理论

早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阐述了“世界历史”的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世界历史”概念和当代的“全球化”概念虽然相差一个半世纪，但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属于同一个范畴系列和谱系。它最早探讨了全球化的根本问题和中心问题，阐述了全球化理论的主要生长点和基本思想，形成了对后来者的研究有规范作用的总体框架，从而提出了具有原创性和前瞻性的世界历史观。

《共产党宣言》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大机器工业的兴起，以及商品生产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大，“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失，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1](第4卷，P470)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把资本主义制度推行到全世界，使得一切民族和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并因此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往来，克服了各个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民族之间的壁垒被打破了，民族的孤立性也被消除了。

显见，早在19世纪40年代，经典作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就探索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从而成为全球化理论的真正源头。这一分析不但完全符合了19世纪中期以前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状态，而且在今天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得到验证，实际就是今天的全球化过程。

但世界历史的发展又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正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阶段，即19世纪中后期之后，与全球化进程似乎背道而驰的民族主义，首先在欧洲，随后在全世界日益成为一种越来越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甚至在一个多世纪中左右了很多国家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发展。那么，是否马克思的上述论述出现了自相矛盾的现象呢?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发生了脱节和背离吗?资本主义发展的国际性和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至少从第二国际时期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开始，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已产生了重大歧义。今天人们研究这个问题也时时会产生困惑。

为解释这一系列的问题，有必要重新回到马克思，细细分析经典作家的全球化理论，那样我们就可探寻出其中内含的民族化思想。首先，从民族的形成过程看，它与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改变相联系。马克思曾说：“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1](第3卷，P57)由此可见，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民族的形成和各个国家民族化的过程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分离与对立而出现的。也正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交往方式的不断扩大和更替，决定了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演进，从而使民族从古代民族、奴隶民族、中世纪民族发展为现代民族。

第二，民族国家也是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逐步扩大的而建立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财产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个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2](第1卷，P255-256)对于这段话，人们一般都会正确地理解为欧美那些“历史悠久的国家”(old-establishednation)或“历史性国家”(historicnation)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建立的情景。但从民族主义研究的角度来看，它描述的也就是民族国家形成或建立的过程，是西方传统的“历史性国家”形成近代民族国家的过程。19世纪中期以后100多年的历史表明，对于首先出现的中欧、东南欧和东欧，随后出现在亚非拉各地，出现在全世界的新的民族国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同样也是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扩大而建立的。

可见马克思以其远大的预见性和卓越的智慧为我们描述了相辅相成的两个过程：一方面，世界市场的开拓使不同的民族和国家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套用当今的话语，即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全球化日益加深；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断加强。

在经历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民族主义浪潮的迅猛发展后，列宁在1913年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中更直接、更明确地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3](第24卷，P129)第一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占主导地位，第二种趋势则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

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的这两种趋势，马克思又进一步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资本主义资本的二重性决定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双向效应：一方面世界历史进程中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分工的发展，而被消灭的愈来愈彻底，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同时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又造成了各国民族发展的不平等状况。所以《共产党宣言》指出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但资本主义是一种扩张性的制度，资本膨胀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全球各地，把落后的民族纳入资本主义体系，成为附庸国和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侵入落后民族，掠夺天然财富、农业原料，倾销商品，落后民族的那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终于被资本主义势力所破坏，旧的生产方式解体，而代之以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发展新式工业和资本主义工业，把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把独立的国家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从而“使野蛮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依赖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依赖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依赖于西方。”[1](第4卷，P470)

资产阶级对落后和弱小民族的掠夺和剥削，客观上促进了落后民族的社会变革，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复兴和独立。恩格斯1882年2月7日在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指出：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民族的独立和平等不仅是解决和处理内政的需要，也是开展外交活动，是进一步实现国际合作的基础。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的序言中又指出：“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2](第1卷，P249)由此可见，全球化进程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形式，大大加强了民族国家的地位的作用。

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对民族国家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上述理论为我们今天理解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循此思路来思考当今的全球化和民族化问题，也许会得出与西方一体化或东方民族分离主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

(一)从全球化对经济的后果来看，其影响是双向的。

依托工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市场，资本、技术、原料、产品、劳务、信息和观念都在这个市场上流通运转起来。过去那种地方性的自我孤立和自给自足状态的樊篱被最终打破，但其影响却是多方面的。它打破了地方的樊篱，却没有打破民族之间的壁垒；它所产生的后果虽然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但它首先是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内起作用：工业革命始于民族国家，又以一个个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传播，以民族国家为基础形成世界规模。19世纪中期以后，虽然自由放任主义和自由贸易政策取代国家重商主义成为主要民族国家的经济指导思想，但在经济生活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已牢固确立。虽然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但生产的组织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不管企业具有何等规模的国际联系和超国界的发展，它的母体仍然处于一个民族国家之内，它的存在、经营和发展受到本国法律、文化和传统的约束和支配。国际卡特尔所布下的“看不见的大网”，虽然把不同国家的经济联系在一起，但它的目的却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从而也是为了自己的“祖国”服务的，而且并不能阻止各国之间经济上的竞争。产品的国际流通扩大了，但国内消费的增长更加迅速。工业资本主义的血液——货币、信贷和银行业，虽然具有极强的国际性，但它们也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并且首先是被用于本国之内。工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国际化，非但未能消除民族国家之内的壁垒，而且强化了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国家成为“国民经济的母体”，为国际经济交往提供了一个合法机构和中介，并在国际竞争中充当了本国经济保护者的角色，从而强化了经济对民族国家的依赖。

(二)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政治的影响也是双向的。

是一个民族国家长期形成的共同利益在政治上的表现。从政治视角来看：全球化在一定的程度上削弱了国家，实现了各国的部分让渡。但这种让步只是为了本民族的更大利益。比如说，发行和使用本国货币的权利被包括在每个国家的概念之中，但欧元的出现使欧盟各国已经没有再保留各自国家货币的余地，这种放弃原有的货币，只是为了世界经济中获取更大的利益。对发达国家来说，民族国家的界线已成为资本积累和资本扩张的消极界线；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界线依然是其发展的有利屏障和积极推动者。维护国家的完整也依然是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主要的任务。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由于经济的互为一体，相互依赖，市场经济规则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全球经济资源的流向，各国的利益之争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市场经济规则的斗争。未来世界的主导权之争很可能是对世界游戏规则制定权利的争夺，这种争夺日益凸显出政治领域的较量。故此，安东尼·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将民族国家称为“权力的集装器”(powercontainer)。

(三)全球化视野下的民族文化。

全球化的意义并非让不同的民族更为迅速地传递屈原和莎士比亚，或者彼此欣赏毕加索和张大千。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政治的双向发展，必然导致文化的双向发展。

一方面，全球化的视野下文化表现出同质化的倾向。第一，为各民族所共同认可的市场生活价值观开始出现。诸如社会生活的标准化：大机器工业所造成的产品的标准化，在一定的意义上表现为文化规同一化。同时一些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无深度的、模式化的、易复制的、按市场规律生产的文化产品，一经商业化的文化机制包装改制后，马上就会风靡世界，成为各民族大众共享的文化。第二，全球化共识的逐步形成。全球化时代，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到伦理生活领域都形成了全球共同认可的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普世伦理、人权意识等等。第三，作为全球化文化交流的媒介也产生了。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出现和发展，数字化语言成为民族交往日益重要的媒介。

另一方面，全球化中的民族文化的异质化更为明显。全球化的方案不会消融和取代各国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有自身生存的根基。

首先，作为民族文化认同对象的民族和民族国家依然存在。民族国家作为世界格局的基本力量，其主体地位一直未变，它构成国际关系的核心要素，占据中心地位，并起决定作用，因为国际关系中的各种矛盾、竞争、冲突与合作都深植于国家的本质属性中，虽然他们的内容、形式地位和作用各异，却都根源于各国不同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与国家利益。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其民族的本质，相反，跨国公司和跨国经济活动产生的重要冲突仍还需要国家之间通过谈判处理，如知识产权、经济纠纷等等。实际上，国家始终是国际关系中唯一享有充分的国家的行为主体，拥有对内最高的统治权，实施对内和对外的战略目标，维护自身的利益。

其次，作为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因——民族利益依然存在，并且更加突出。在全球化中，谋求国家的最大利益依然是各民族经济互动的内在动力。虽然全球化使世界各国越来越趋向合作和共同发展，但是一个国家的任何国际行为的决策都离不开对国家利益的基本价值判断，国际间的经济竞争更趋白热化了。不同的国家利益必然会导致不同的文化诉求，导致文化的较量和话语之争，谁掌握国际意识形态的话语主动权，谁就能保持国际上主导地位，实现由软权力向硬权利的转化，文化殖民主义就是实现这种权利转化的手段。在此，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再一次凸显出来。

再次，作为民族文化融合的前提条件——民族平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本不存在。全球化的基础是市场经济，而市场的特点是竞争，竞争中的两极分化趋势必然通过全球化显示出来。可以说全球化把竞争的主体从个人变为民族国家，把阶级之间的不平等转化为民族国家的不平等，进而导致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不同国家的政治地位不平等。所以对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来说，全球化不是即将到来的良辰美景，也不是奔赴经济与文明的盛宴，更不是进入发达国家的直通车。相反却极有可能置不发达的国家于被奴役、被剥削的境地，因此全球化浪潮中民族主义的复兴在所难免。

三、当今民族主义复苏的主要原因

通过上述阐述可知，在当今全球化过程中民族主义的兴起，这种看似反常的现象，正是全球化扩张的结果。

从经济生活的角度看，市场经济中民族利益分配的不平等导致其他的不平等是民族主义崛起的主要原因。发达的国家凭借其资本和技术的优势和控制力，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资源的不平等分配，造成第三世界国家的贫穷和落后。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成为民族主义浪潮的多发地带，是因为它在近代以来遭受到了深重的经济剥削和经济控制，由此形成严重的经济贫穷和依赖。而民族国家为了寻求民族经济的独立，必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剥削产生冲突，导致民族主义。

从政治生活角度看，民族主义的兴起更是与当今世界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地位不平等有关，少数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干涉和压制是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情绪膨胀的主要诱因。西方少数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优势肆意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并动辄就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制裁，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发展中国家极端民族主义的复兴。可以说，只要存在民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就不可能消除民族主义。

再从文化意义的角度看，民族国家出现的文化本土回归，在一定意义上是发展中国家民族平等事实在文化领域的反映。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不仅实行经济上、政治上的霸权主义，而且也实行文化上的殖民主义，这不仅造成了民族国家价值观念的失落和误导，使原有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被文化殖民主义所鼓吹的梦想所取代，而且西方的价值标准也造成了被殖民国对本民族文化的怀疑和自卑，在无形中形成一种精神上的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导致民族国家的文化保护主义，以对抗文化霸权。

显而易见，资本主义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双向的。一方面，全球化以不可阻挡的力量驱使民族国家与世界接轨；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在全球化的压力下，同样出现不可遏制的民族主义浪潮。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双向发展，正印证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分析。

收稿日期：2003-09-03

【参考文献】

全球化论文篇10

2，跨国公司的作用尚不明朗，民族工业又起争论

“入世”使跨国公司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民族工业问题成为热门话题。

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推动了全球序列的国际分工构架的形成,按照在这一分工构架中的位置，各个国家被区分为：新产品、新技术研制国——最重要的主机生产国——生产和加工装配国——原材料、人力供给国——市场销售国。世界性的产业重构和企业重组，就是这样从按地域和国家发展到了以全球为目标。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一个国家和民族由全球化获利的多寡由其在这一分工构架中的地位决定。因此，弱势国家很难在高层次的产业序列中同强势国家争高下，只能被迫在较低的层次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并可能要长时间地忍受这种国际分工的安排（注：10）。中国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的位置是什么？在这个分工体系中，中国可能的最有利的角色定位又是什么？发展的趋势是什么？根据中国的比较优势，各个产业，各种产品，各个企业难以避免地要做出自己的选择。改革开放以来，世界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400家在中国设立了企业。跨国公司带来了资金、现代管理经验、管理观念和技术，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同样要正视跨国公司挤占中国市场，对本土企业的生存发展所造成的压力和冲击。到1997年，国内轿车制造业的100％、软饮料制造业的99％、胶片制造业的99％都有跨国公司的投资。方便食品和肥皂、洗衣粉市场占有率分别为87.7％和89％。一些行业、企业在与“洋”企业竞争中失利的报道，引致了“民族工业”这个老概念的复活。

“民族工业（企业）”近几年在媒体出现的频率日趋增多，但它不是一个经济学的规范概念，也不是市场经济通用的概念，从媒体登载的文章看似乎也没有一致认同的界定，一般中外辞典和经济学书籍中，都难以找到这一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只有词条“民族资本(nationalbourgeoisiecapital)”。其解释如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间投资经营的资本主义经济。早期统称商办企业，与清政府和中华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的官办、官商合办企业相区别。稍后的文献中，它们又常被称为民族工业，以区别于买办性企业。民族资本一词应用稍晚，大体是相对于政府的官僚资本而言，而非相对于外国资本而言；但民族资产阶级一词早见于重要文献，该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即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同时还指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原来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转化为社会主义经济”（注：12）。显然，这是一个产于中国本土，且早已成为历史的概念。

但是目前广泛使用的“民族工业（企业）”显然不是这个意义，其实质，一是指产业或企业的“所有权”，即“国籍”问题；二是指非中国籍企业对中国长远发展和安全可能带来的影响。在生产全球化时代，界定企业的“国籍”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93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只要是由民族国家组成世界，即使这个世界存在着全球化的跨国公司与一体化的经济体制，无论对个人还是公司而言，国籍的概念就不会轻易消失。但国籍的作用却会变得不那么重要，除了在公司组建与法人资格方面确定适用的法律规则这一正式角色外，运用公司国籍作为公司划分依据的做法将会越来越少。”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一概念的内涵更模糊。到中国投资的外商中相当部分是港澳台同胞，按理也应归为“民族工业”，但他们与大陆的“民族工业”又不一样，划作同类显然欠妥。

目前，有学者建议划分“民族工业”的标准，应按股权比例、经营决策权、技术控制权和产品增值比例等四项加以界定(注：13），但实际操作起来仍有困难。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各类产业、企业受跨国公司影响的性质和程度，对引入跨国公司的期望和要求差别很大，各类产业和企业的世界竞争力以及它们在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差别也很大，很难用“民族工业”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我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跨国公司把技术和创新活动引入东道国，对东道国企业提高生产率的贡献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自身的技术能力，即它能否掌握引进的技术并使之适应当地的条件（注：13）。

3.“全球化”与“全国化”

全球化的前提是国内和区域内资源的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内和区域内的规模效益和分工效益，才能提高竞争力，也才能以最有利的态势与国际跨国公司竞争。世界银行的一个报告在论述国际竞争与国内竞争关系时写道：“国内竞争促进了创新与技术传播，尤其是在国内市场很大的情况下。”“最近对6个欧洲国家、日本、南朝鲜、新加坡和美国成功的工业进行的一项研究报告发现，国内竞争是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Porter1990年）。在日本，几乎所有跻身国际市场的主要出口部门都有许多国内竞争者。”“一些阻挠内部竞争的障碍——用发放执照来限制进入市场的规定，定价政策，有关破产和劳工法的规定，加上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往往使企业不愿进行技术革新（注：11）。”在实践中，我国竞争不足和过度竞争都同时存在着，但主要问题是竞争不足。我国统一的大市场还没有形成，行政分割仍然是资产重组、企业并购、资源优化配置的重大障碍。许多产业和企业不要说“全国化”，有的连“地方化”、“部门化”都难以做到，要形成我国自己的跨国企业还有许多路要走。因此，要加快改革和国内区域间的相互开放，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以形成“全国化”的环境和条件。

4.更多的开放要有更有效的保护

世界银行在它的发展报告中这样描述贸易保护情况：“在工业革命前的若干个世纪，有些国家就已懂得保护国内市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工业国的平均关税降低到6%以下，但是从60年代起，采用其他保护性措施，如配额、补贴、资源出口限制以及反补贴和反倾销措施，已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在1966-1986年间，进口中受所有非关税措施影响的份额，美国增加20%以上，日本增加将近40%，欧洲共同体增加160%”。“在1980—1985年间，美国对农业的补贴增加了80%，加拿大增加了60%，日本增加了21%，而澳大利亚、加拿大、欧洲共同体和美国提出的反补贴和反倾销案件数目则增加1倍以上。”对此，世界银行不无忧虑地指出：“工业国在过去30年里增加使用这些措施的情况，为发展中国家采取报复性行动和以立法形式制定类似措施提供了令人不安的先例（注：11）。”这些话说明了两点，一是开放和保护从来就是同时存在、并行不悖的；二是随着国家竞争力和世界经济的变化，保护的手段和程度是变化的。最近，30名美国参议员写信给美国电信管理部门，反对德国电信公司收购斯普林特公司，理由是德国电信公司属国家控股公司，所以这一交易“违反”美国法律，并“威胁”美国安全（新华社7月3日电）。看来，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保护，而在于怎样利用各种规则进行有效的保护，而中国却缺少有关的知识和经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内市场将进一步开放，但并不是国门大开，不加设防。随着“入世”，改变了的是“游戏”的规则和裁判。因此，随着传统保护手段效能的急剧降低，必须代之以其他符合规则的措施和手段，包括技术壁垒、环保壁垒等。当然，最有效的“保护”是帮助和督促企业迅速提高国际竞争力，毕竟，今日世界仍然是强者纵横的天下。

5.全球化与新经济

“新经济”是与全球化紧密相连的一个现象。美国《商业周刊》曾载文称：“美国经济已从工业经济时代迈向新经济时代”，认为“新经济就是建立在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大市场基础上的经济”。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的报告也指出：“在新世纪的黎明之时，美国经济正在经历着一场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转变外在的明显标志植根于革命性的技术进步，包括了高性能的个人电脑，高速通讯与互联网。在过去15年来这些因素所形成的市场环境及其他发展有着各种不同的名称，如“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与“风险社会”等。把这些包捆在一起，常常被简称为“新经济”。美国商务部的报告认为：“自1995年以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幅平均达到2.8%，比1973年到1995年间的1.4%提高了1倍，其中一半以上归功于信息产业。6月28日《日本产经新闻》发表题为“世界认可新经济理论”的社论，说：“国际社会承认了以信息技术为工具，提高生产率、提高增长力、实现低通胀的新经济理论。”新经济的出现，给全球竞争带来新的内容，也给其他各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思路和机遇。但是，新经济是建立在高度成熟的工业化和市场化基础上，是在强大的实物经济基础上发展，在信息技术获得普遍应用基础上运行，并在全球市场上进行竞争并获利的。而这几点恰恰是我国缺欠，正在努力完成的任务——即完成传统工业化的任务，加快基础设施和城市化的进程，加快改革以尽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无疑，这些任务无法超越，由此而产生的发展阶段上的差距正是中国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弱势的根本原因。要缩短这一差距，不仅需要正确政策和战略，加快科教兴国战略的落实，提高创新能力。还需要努力加快改革，缩短转轨的过渡期，创造更完善的制度和环境，以利于“新经济”在中国的兴起。

全球化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2-0076-02

1 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文化安全既有机遇更有挑战

文化全球化是近几年学界兴起的一个概念。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经济是基础，政治与文化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导致政治和文化上层建筑的相应调整与变革，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必然导致文化全球化应运而生。另外，从文化总体上讲，文化不是从来就有的东西，它有着起源、壮大、变化的历史。文化的发展有积累，有革命，也有淘汰，使得文化在时间中表现为一个进化与分化、积累与沉淀、层次与统一、目的性与自然决定性的复杂过程。可见，文化全球化作为的一个结果和在文化领域的反映，是一次深刻的全球性文化资源的再分配和全球性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的重组。文化全球化的主体是人类整体，而不是习惯意义上的社群、民族、国家；它的客体是整个世界，而不是局限在国家的范畴。因而，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讲，“未来的21世纪将是一个个分裂的文化集团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一个多元一体的国际社会。”

文化全球化拓展了我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容，也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供了机遇。众所周知，文化全球化加速了世界文化融合，也加剧了国家文化秩序的变动和文化力量格局的重组。全球化在促进世界文化融合的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的更新改造过程。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参与世界文化建设是维护我们国家文化安全的手段之一，是主动的“防御”。从整体上讲，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不应单纯地认为是努力营造的一种相互促进的、发展的、和谐的安全关系。

当前，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由于在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家利益等诸多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分歧，自然而然地成为某些霸权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颠覆的主要目标之一。这就决定了中国在新世纪必然面临严峻的文化安全挑战。

（1）文化帝国主义直接威胁着我国的国家文化安全。文化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新形态，也可以说，是帝国主义采取的新战略。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及东欧事件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认为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文化上长期对苏联及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实行渗透、宣传和颠覆的“硕果”。就中国而言，文化帝国主义的战略主要有：①利用一切手段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渗透。除了继续利用政府文告进行意识形态攻击以及通过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等新闻媒介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政治理论、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外，还充分利用其网络优势强化“文化入侵”。②利用经济手段进行文化“植入”。当前的文化全球化不再单纯凭借军事占领、宗教战争等手段，而是依赖频繁的产品和服务贸易、大众文化工业、全球标准的制定、日益兴旺的全球旅游业以及网络信息服务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伴随信息产业、资讯、影视及至传媒等领域的逐渐开放，文化植入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③积极进行人才争夺。或是利用教育优势，吸引优秀学生出国留学并留在国外或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人；或是以法律形式，鼓励拥有高技术专长的人进行“技术移民”；或是通过跨国公司，在中国本土网罗高技术人才；或是通过某些“基金”和“组织”，以合作研究、资助研究或交流研究的名义，输入西方政治理念；或是以“政治避难”等方式，拉拢国内政治、宗教领域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培植西方政治思想武装起来的西方利益人。

（2）商品化的倾向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渗透和泛滥，也是威胁我国文化安全的重要因素。市场经济的自发性有很强的向其他领域渗透的扩张性，当前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从交换价值的角度刺激、迫使人们的功能很强，而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去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功能则受到抑制，造成人的片面发展，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日益泛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社会主义观念受到空前挑战。②由此引发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以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受到巨大冲击和消解，承担着消除资本主义异化的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一、直接利益与最终目标的统一遇到一定的困难。③要求文化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观点在相当范围内存在，文化本身在商品经济的侵蚀下日益失去自身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有逐步蜕变为一般商品的危险。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和清醒的头脑，并切实加强文化安全意识和文化安全措施，构筑文化安全体系。

2 建立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文化安全运作机制

面对文化安全方面的隐患，如何捍卫我们的文化、维护我们的文化安全？发展是硬道理。以开阔的眼界、积极的态度、发展的办法，建设性地思考和解决我国的文化安全问题才是我们明智的选择。

（1）树立现代国家文化安全理念。国家文化安全是一个复杂的实践命题，能否求得最优解，至关重要的一条是以什么样的理念为先导。仅有先进的理念也许不一定求得最优解，但没有先进理念注定得不到最优解。这样的理念应当体现以下基本点：符合中国文化国情，反映中华民族根本文化利益，而非狭隘民族主义；符合整体相关性原则和可持续发展要求；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面向世界，辩证取舍，择善而从，而不是游离于世界市场体系之外。树立现代国家文化安全理念，应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一方面要更进一步激发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强意识，加强民族的凝聚力，精心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品牌；另一方面，要更进一步激发全民族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提高抵御文化帝国主义渗透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对民族文化安全保护的热切参与，才能自觉抵御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渗透。

（2）建立高效的民族文化安全预警系统。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警示人们，缺乏健全的安全防范机制和预警系统是导致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安全如此，文化安全也是如此。建立文化安全预警机制，就是要在深入分析我国文化安全现状、文化产业基本国情、国际文化市场、文化商品的流动趋势等的基础上，把可能对我国传统文化及文化产业造成生存与发展威胁的因素和力量，牢牢控制在安全警戒线以下，更好地实现维护我国国家文化安全的目标。这一预警系统，要求我们必须对国际市场文化商品流动趋势及其以各种渠道影响和进入我国文化领域可能导致对我国文化产业、文化市场发展及在意识形态领域构成的威胁和不良趋势进行分析，并诉诸相应的国家机制，运用法律的行政的、市场的和经济的及其他文化安全管理手段，及时准确地作出预告性和警示性反应，一方面对那些对我国造成重大危害的文化传播行为采取严厉措施；另一方面要保护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增强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中的竞争力。当然，建立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并不是要搞关门主义，而是要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根据WTO有关文化投资自由化的原则，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需要的实际出发，适当放开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经营权，使各种国际文化金融资本和跨国文化集团，在中国境内，在中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从事文化产业的合法经营。

（3）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文化实践，引导文化形态的多样化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这是不能动摇的。同时，我们又不能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而要在实践中与时俱进，根据新的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当前，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由于片面地强调思想的“多样化”和“多元化”而有某种程度的削弱。应该说，思想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并不是坏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比思想僵化、教条主义要好得多，但是一些同志仅仅片面强调了多元的合理性，甚至有意无意地借其他社会思潮冲击、取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维护社会主义文化安全，必须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层面的中国化，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用民族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也用马克思主义改造民族文化，在大力培育和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过程中打上民族文化精神的烙印，使两股文化势能汇集在一起，这是提高文化势能、增强国家文化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一个战略至高点。

（4）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传播优秀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与优秀的民族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优秀的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和物化的结晶。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根基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其源泉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一个失去意志的民族是不会得到安全和尊重的。确保国家基本制度和核心价值观不受侵犯，培育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公民责任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安全的不可动摇的底线。弘扬民族精神关键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历史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5）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有效提升“文化力”。文化实力是文化安全的基石和最终的决定因素。在全球化环境下，落后是要挨打的。文化产业的发达程度，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文化创造与文化传播的现代化程度。没有一个与强大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相适应的文化产业体系，要想获得精神文化对经济和政治提供智力支持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根本上达到维护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目的，而又不造成对当代中国国家文化生存与发展的伤害，就必须进行文化产业政策方面的战略性调整，在实行文化产业及市场适度准入原则的同时，推进文化产业的民营化战略，主动出击国际文化市场，开展全面的国际文化贸易，积极参与世界文化市场竞争，从而在“积极的民族主义”引导下，把对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纳入到一种广阔的、充满活力和竞争的文化产业体系中，在积极的文化进击中获得国家文化安全的积极防御。

参考文献

［1］韩民青.文化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全球化论文篇12

关键词 全球化 经济 文化

全球化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6世纪。从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在1492年率领船队横渡大西洋，远航美洲起，重大的地理发现就使人类有了“全球”的观念，并逐步开始了全球化的进程。二战以后，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步伐明显加快。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全球化，同时，由于经济与文化、政治等密不可分的关系，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世界多元文化的交融。从全球化到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是一个不断深化，并且速度越来越快的过程。

一、全球化

“概念……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任何一项研究的进行，都以对象的确定为前提。然而在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中，却存在着一个奇怪的现象，即：随着研究的展开，“全球化”成了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但对这一概念本身，却始终缺乏基本的界定，这就阻碍了讨论的深入。有鉴于此，我们拟对全球化做一个限定。

1985年，T?莱维提出了“全球化”一词，以此来概括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即商品、资本、技术、服务行业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资等领域的扩展已经突破国家的边界，走向全球化。从这个最初的涵义来看，“全球化”显然指的是经济全球化，而不是别的什么全球化。

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一个非常模糊和容易产生歧义的概念。对全球化问题的系统研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在陆续出现的一系列的全球化思潮中，阿明和弗兰克等人的“依附理论”，萨伊德、德里克等人的“后殖民理论”，沃勒斯坦等人的“世界体系理论”，杰姆逊等人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批评理论”，吉登斯等人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和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是影响较大的几种。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及与国际的接轨，全球化问题也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不同学科的学者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据《中国哲学发展报告1999》统计，对全球化的理解，至少可以概括为5种基本观点。在对这些观点进行仔细研究和认真思考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从根本讲，全球化是一种社会历史过程。具体地说，它是指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强，最终使人类活动突破了区域的限制，并使世界成为一个统一的发展整体。

全球化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会得到不同的认识。为了进一步深入地理解全球化现象，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角度去分析。首先从事实的角度看，全球化不是人们的主观臆想，而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再者从综合性角度看，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的全球化，它还包括以经济全球化为载体的文化、科学、政治等综合性的全球化；第三从存在方式的角度看，全球化不是一个既定的、已完成了的结果，而是一个未完成的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最后从发展的角度看，全球化不仅属于现在，更加属于未来，它是一个趋势，一个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今天之所以如此关注全球化问题，就在于它不仅对现在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未来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未来的社会，将是一个综合性的全球化社会。

二、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之间的商品和生产要素，包括技术、劳动力、资本、信息等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通和配置，它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相互渗透日益加深，即生产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以寻求相应的位置进行最佳的资源配置。经济的全球化是世界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高度发展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它意味着生产的全球化、消费的全球化和竞争的全球化，这使得国际分工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