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一体化论文篇1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尤其是网络的兴起，文化的力量日益凸显，经济文化的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全球化进程的最终决定力量将是文化。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文化对经济已不单纯是影响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决定作用，文化经济时代已临近家门。

一、经济文化一体化是挡不住的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世纪之交，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因特网的普及，文化与经济共生互动，经济和文化的一体化趋势日益增强。经济日益文化化，文化日益经济化。

伴随着经济文化化，文化不断地向经济活动渗透，给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文化决定着资源的开发、组合，决定着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速度，检验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合理性，推动着先进价值体系的形成，协调着市场和环境的结合与互动，以及人才素质的提高。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来说，文化的内在驱动力比经济力、政治力具有更强大的牵引力。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已成为影响地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经济活动中注入的文化内涵越多，物质生产中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就越高，竞争力就越强，效益就越好；文化发展中吸收的经济成分越多，科技含量越高，文化的覆盖面越广，影响力就越大，渗透力就越强。经济的文化含量日益提高，文化含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产品的被接受程度和价格的高低。美国、西欧、日本等国，经济发展中观念的、科技的、信息的，乃至心理的等文化要素大量进入，使其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中的文化因素已日益跃居重要地位。服务、知识、信息等第三产业成了经济的重心。与之相呼应的是，脑力劳动者的数量迅速增加。到1970年，美国“白领”职工与“蓝领”工人的就业结构比已为5∶4，到1980年，美国第一产业即农业和矿业中的从业人员仅占总比例的2.9%，第二产业即各种制造业降到31.6%，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百分比已上升到65.5%。而在第一、第二产业中的科技管理人员也超过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1]（P3）。

伴随着文化经济化，文化日益进入市场，进入产业，其经济功能不断增强，对企业的兴衰、产品的销售及品牌的流行起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并且文化本身也成为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文化还成为社会生产力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商品属性日渐显现，从而增加了文化的造血功能，使文化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这一点在西方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中尤其明显。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以音乐磁带、激光唱盘、MTV、电影、电视、录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拳王争霸赛、世界杯足球赛为代表的娱乐文化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中的新兴产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等高科技及其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宣告知识经济、文化经济时代的到来。如今，新经济已占据美国GDP的70%，加拿大GDP的60%。迪斯尼公司产业规模及赢利均进入世界前十强，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号》创下全球18亿美元的票房收入等等，都充分证明了文化的经济价值[1]（P18）。文化产业被视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文化产业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新的增长点。

经济文化的一体化推动了文化经济的兴起。文化与经济互动，将构成新时代全新的生产形态和发展模式。打造文化经济，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壮大文化产业，在经济活动中更多地注入文化内涵，提升产业层次、产品档次，增强竞争力，逐步转变广大人民群众转变生活方式，注重物质消费产品的文化内涵，追求精神文化需要的满足，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竞争力提高的合理选择。从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改革开放初期靠政策优势，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靠环境优势，21世纪靠的是文化优势。知识、智慧、价值观念、精神动力，以及文化所创造的人文环境，文化发展所形成的巨大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源，最终将转化为物质形态的竞争力。21世纪，各地区经济的赛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力”的较量。

目前，很多学者把世纪之交产生的与文化高度融合的经济形态称为“知识经济”。笔者认为，不如称为“文化经济”更合适。文化经济比知识经济概括性更强、涵盖面更广。文化，根据其与行为的关系不同，可分为知识、观念和技术。人的行为，首先要明白根据什么干，其次要明白干什么，最后还要明白怎样干。知识，解决的是根据什么干的问题，它是反映和解释事物的，使人知道周围事物及人自身的状况。观念，解决的是干什么的问题，使人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事和想要什么东西。技术，解决的是怎样干的问题，使人知道怎样干成要干的事和怎样获得想要的东西。文化中，哲学、宗教、道德、法律及政策等属于观念文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等属于知识文化，而各种工程技术、技艺、技巧等，则属于技术文化。知识、观念和技术，皆为人的行为所必需，缺一不可。缺乏知识，人就不能及时准确地把握外界信息，不能认清自身，不能掌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使人不能知己知彼而进退失宜。观念错误，就不能正确的选择行为方向，即便拥有丰富的知识和高超的技术，也不能持久、持续地利人利己。技术低下，就会心有余而力不足，陷于妄想和空谈，不能实现既定目标。在知识、观念和技术三者之中，观念是目的，知识和技术是手段，是为观念服务的。三类文化，应相互协调，平衡发展，不能畸轻畸重，厚此薄彼[1]（P46）。由此可见，“知识”只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包括知识，但又不仅仅是知识。“知识经济”的提法有些偏狭，也不太确切。“文化经济”的提法比“知识经济”全面、确切。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使用和分配基础上的经济，核心是突出知识、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价值；而“文化经济”则是对知识经济内涵的扩展和深化。

二、“文化经济”的涵义、内容及特征

在我国，“文化经济”这个范畴，首见于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2002年5月13日发表的题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发展，进一步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讲话。张德江在讲话中首先精辟地概括了新世纪经济的显著特征：“文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源动力，在新世纪对于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联系更加密切，文化和经济出现加快融合乃至一体化的趋势。经济活动中注入的文化内涵越多，物质生产中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就越高，竞争力就越强，效益就越好；文化发展中吸收的经济成分越多，科技含量越高，文化的覆盖面就越广，影响力就越大，渗透力就越强。”然后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新世纪的经济，就是‘文化经济’。”

文化经济，是文化与经济高度融合的产物，文化含量十分丰富。概括地讲，文化经济就是建立在人文精神和知识、技术高度发展基础上的新型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之后的又一种经济形式。文化经济的出现，深刻反映了当今时代文化与经济日益交融、彼此渗透、相互促进的现象，揭示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动向。文化经济是对知识经济的提升，其内容不仅有科学、技术等智力因素，还有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等精神因素。“文化经济”的要点是:(1)精神生产上升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主导性系统。(2)文化与经济日益融合。文化已深深融入经济之中，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和物质产品都包含着文化因素和文化内涵，而且经济借助文化的力量急剧扩张，成为当代社会生产力的原发性因素和经济增长的基本推动力量。(3)基于以人为本的理念，文化以其人文格调和高科技含量，对社会全面发展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越来越强。文化的精神要素和技术要素高度统一，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高度统一，形式不断创新，内容更加丰富，人类的存在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已表现为一种文化精神。(4)文化产业作为精神生产的当代形态，将成为未来产业结构发展中的主导力量。文化产业、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日益具有经济功能和市场效益，范围不断拓展，包括了教育产业、智力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媒体产业、艺术产业、健康产业、体育产业、休闲产业等诸多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加速了原来在知识、技术之外的文化要素作为生产力要素进入社会生产领域的过程，其势头迅猛，潜力巨大，必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引发新的产业群，对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5)文化在政治运行和治理中的作用也日渐突出。政治运行越来越多地通过文化的形式来表现。政治理念融入大众文化之中，政治内容通过文化形式生动表达[2]。

文化经济作为新世纪的战略构想，是对当今时代越来越突出的文化与经济日益交融、彼此渗透、相互促进现象的深刻反映，它从本质、地位、功能和作用等方面准确揭示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动向，即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依存及一体化。它具有以下两个显著特征：

一是经济发展以文化内容为主导。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等阶段，文化经济的迅猛崛起，标志着人类社会新阶段的来临。在人类文明不同发展阶段，起核心作用的生产力要素是不一样的：农业经济阶段是自然力，工业经济阶段是资本和大机器，文化经济阶段则是人文精神和知识、技术的有机结合。因此，文化经济是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甚至知识经济不同的新型经济，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代表了一个全新的文明发展阶段。此即，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化需求的增长，人们越来越重视产品的文化属性和文化个性，精神消费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使得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以文化内容为主导的经济形态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主流，人类社会发展正步入一个文化经济时代。

二是社会生产方式以人文精神为主导。如果说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核心是突出知识、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价值的话；那么，文化经济则是对知识经济内涵的扩大和深化。文化经济内在包含了知识经济，并在经济系统中充满了文化因素。其内容构成不仅有科学、技术等智力因素，还有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文化艺术、娱乐休闲等精神因素，不仅包含科学精神，还体现人文精神，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尤其突出了人文精神、观念文化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价值。这就使：以人为本的人文价值观逐渐渗透到经济发展领域；精神、智力因素与自然资源、经济资本一样成为生产力中的组成要素；信用文化、经济伦理在市场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在企业管理和决策中的效能越来越突出；文化附加值成为物质产品价值中的重要部分；以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为核心的人力资本对经济竞争力越来越具有决定性影响[3]。

三、如何发展文化经济？

文化经济是一种文化和经济融为一体的经济。因此，发展文化经济的基本思路就是全力推进经济文化一体化。为此，要努力实现从“以物质生产为主导”向“以精神生产为主导”的战略转移，着力把握以下两个要点：

1、以新型工业化为主导推进“经济文化化”

要通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生存发展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通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中西部的经济基础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承接东部先进地区的产业转移，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通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解决发展县域经济和民营经济总量不大、质量不高和水平偏低的问题；通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大经济的国际合作力度，加强省际、市际、县际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内源型经济和外源型经济全面协调发展，从而形成大开放的战略新格局。

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推进经济“文化化”，总的来说，要在经济活动中更多地注入文化内涵，提升产业层次、产品档次，增强竞争力，逐步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转变生活方式，注重物质消费产品的文化内涵，追求精神文化需要的满足。为此，要把握以下几个要点：（1）牢固确立高新技术为主导的思想观念，突出建设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坚持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工业化水平，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2）把发展的重点转移到依靠专门科技人才和高智力资源上来，走集约化的新路子。（3）加强新型工业化资源的科学规划、协调整合和综合利用，科学统筹生产力布局。（4）努力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可持续发展之路，严格控制工业生产对环境的破坏，建立科学有效的调控机制，使工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率最大，污染最小。

2、以发展文化产业为枢纽，推进“文化经济化”

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由于其生产规模大，市场运作灵活，具有不断再生和扩张的功能。以发展文化产业为枢纽，推进“文化经济化”是合理选择。为此，要把握以下几个要点：（1）国家在保持对文化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投入不断加大的同时，要充分利用文化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长期积累的资源，从人才和物质技术基础等方面培育和支持文化产业的成长。（2）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带动和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的发展。一方面，通过发展文化产业，为文化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的发展提供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动力；另一方面，用产业化方式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盘活其存量，增加其增量。此外，通过发展文化产业，为文化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提业化运作示范，提供物质和智力支持，使文化产业在某种程度上兼具事业性和公益性。（3）确立文化产业在整个文化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把文化和经济这两个长期分离而相对独立的领域高度融合起来，建造全国文化经济的强大体系。（4）对文化产业进行合理规划和战略调整。首先，确立“精神产业”战略新理念。认真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成功经验和有效机制，在全社会倡导精神产业的战略新理念。大力推进文化创新、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努力实现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其次，规划和建设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体系的支柱产业门类。根据我国的实际，应重点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教育产业、智力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媒体产业、艺术产业、休闲产业等产业，并加大文化产业向其他产业的扩张和渗透力，建立起完整系统的文化产业体系。再次，科学规划和调整全国文化产业的生产力布局。根据我国精神生产力地区发展不平衡性和发展的多层次性，按照开展竞争和“适度垄断”的原则，合理规划产业结构和产品布局。在东部发达地区，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群、产业带，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产业企业集团，发展优势明显的文化支柱产业。在中西部和山区要集合力量嫁接国内外科研成果和专利技术发明，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发展一批文化名牌产品、文化企业集团和文化支柱产业，借以形成特色鲜明、发挥自身资源优势的文化产业门类[4]。

[参考文献]

[1]杨英法.文化图强正相宜——兼论邯郸市文化产业发展之路径[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

经济一体化论文篇2

从理论和现实看，中国应该加快经济一体化进程

1．经济一体化有深厚的济学基础。

经济一体化有其经济学上的内在合理性。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已经证明，基于比较优势和规模报酬递增这两大理由之上的自由贸易能极大地促进各国的生产效率和世界的总产出。当前，由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传递用于协调和管理世界各地生产的信息及其处理成本大幅下降，组织国际分工的成本急剧减低。正因为如此，各国有强大的动力参加这种国际分工。而且，参加的国家越多，平均成本可以降得越低。因为它们的产品可以面对更大的市场。采取闭关自守政策的国家必定只能以本国为市场，各种产品的产量不可能很大，因而平均成本必然很高，根本无法同参加国际分工的国家相竞争。同时，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入，各国间的依存度会逐步加强，这将迫使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向前推进。另外，各国也日益意识到，世界虽然人为地分成许多政治单位，但从生态、环保、资源、和人文的角度看，地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各国必须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共享地球上有限的资源和防止全球生态的进一步恶化。

2．中国改革开放其实也是经济一体化的过程。

1978年以来。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增强，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目前，市场经济新体制的雏形已基本显现，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已基本消失。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也是经济一体的过程。首先，对外贸易不断扩大。一方面是贸易额的增加，现在中国大陆已经是世界第十大外贸国；另一方面是随着对外贸易国别和地区的扩大以及深度的增加，对外贸易依存度越来越大。其次，资本流动数量不断增加。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资本流入国，同时，中国也开始适量对外投资。再次，加入国际经济组织，参与国际经济协调。目前，中国已经加入了包括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国际经济组织，同时加入了亚太经合组织这个准一体化的组织，不断参与世界经济和地区经济的协调。因此，整体上看，中国改革开放本身也是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也正是由于这一过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和世界的经济联系不断密切，迫使改革开发的力度一步步加大。

3．亚洲的现状决定中国应该加快一体化进程。

回顾上一世纪，我们发现，亚洲如同一串散落的珍珠一样，尽管次区域的经济整合度已相当高，但整个亚洲经济的一体化步伐却仍相对迟缓，缺乏一根有效的主线将他们由联起来。1997年之后，亚洲孤立的危险日益浓重，整合亚洲的压力也日甚。

和欧洲以及美洲的一体化相比，亚洲无疑已显得落后了。亚洲至今没有制度化的区域融合安排，长久以来，亚洲一体化的合作仅有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部长会议和高官会等，一直缺乏有效的谈判机制。尽管在《汉城宣言》正式确立了APEC的宗旨和目标为“相互依存，共同利益，坚持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和减少区域贸易壁垒”。但从严格意义上讲，APEC还不算一个经济一体化组织。APEC的特色在于承认多样性、强调灵活性、渐进性和开放性；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协商一致、自主自愿。这一方面赋予了APEC求同存异、灵活务实的优势，但同时也带来了清谈气氛过浓，缺乏多边谈判和制定多边行动纲领的制度化约束的弊端。一体化的收益和参与者为其支付的成本、为其所承受的风险呈正比，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亚洲希望加速其一体化。就不能不增强谈判机制和制度化约束色彩。亚洲内部曾经涌现出“东亚奇迹”，目前正被人津津乐道的则是“中国奇迹”，但区域经济整合进展不大。亚洲内部存在纷繁的次区域板块，例如东盟板块。澳新板块、“中国经济”板块、南亚板块等，次区域的社会经济合作也日趋频繁，但亚洲明显地缺乏推动者，如果这样的状况延续下去，则亚洲就可能仍是半个世纪前邱吉尔曾经说的那样，亚洲？那只是个地理概念！

4．一体化过程的推进有助于增加中国的国际空间。

尽管美国也参加了APEC，但其有两个明显的用意：一是借亚太一体化对付欧盟；二是想利用自己在APEC中举足轻重的作用遏制中国。同时，美国又在不遗余力地推进美洲一体化的进程：先是NAFTA的建立，解决了自己在北美一体化中的领导地位；另外，美国积极推动整个美洲的经济一体化，西半球贸易会议宣布，将2005年1月1日定为完成从加拿大到智利建立世界上最大自由贸易区的目标期限。美洲一体化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层次，欧美间在种族和人文方面存在千丝万缕的传承关系，而美洲和亚洲主要的经济体又同时为APEC所覆盖，因此其区域经济整合如果顺利，将给欧洲构成追赶的压力。而对亚洲构成示范的压力。这对中国拓展自身活动的国际空间来言是十分不利的。

中国如何加快经济一位化的进程

就目前而言，中国需要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加深经济一体化的力度。

1．对外方面，通过各种手段，加快以中日为主的东亚经济一体化。

亚洲经济一体化之所以发展速度不快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这一地区缺乏强劲的推动者，这使得区域竞争和区域融合不尽同步。欧盟中存在德法核心，美洲存在美加核心，但亚洲缺乏促成区域化的“凝聚核”。

从经济实力而言，中国和日本在东亚处于领先水平。尽管日本经济已在呆滞的泥潭中挣扎了十余年，日本国民财富也在迅速缩水，但此类缩水主要是不动产和股票市值蒸发引起的，例如2000年土地资产缩水了76万亿日元，股票市值缩水了88万亿日元，这并没有损害到日本经济的根本。迄今日本人均GDP仍然高达3．76万美元，位居全球第二，其制造业也涌现了例如液晶显示、光相关技术产品等一系列在2001年度增长达20％以上的行业，并且在超精密技术产业方面仍居于全球领先。中国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目前从GDP而言位居世界第七。另外，尽管目前东盟成立已有30多年，但由于这个一体化组织的十个成员整体实力比较弱，产业结构方面又存在着很大的雷同，因此，现在看来，这一组织的经济实力还不是太强。这样看来，亚洲特别是东亚的一体化应该由中日来充当核心了。但是，由于日本国内某些势力对二战中侵略亚洲国家的历史一直没有彻底悔过，这使得亚洲国家对日本还存有很大戒心，这对东亚的一体化十分不利。另外，当前日本似乎正成为亚洲区域经济的竞争对手，而非合作伙伴。回顾1997年的亚洲危机，当时日本的大型银行为尽力满足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全力从亚洲抽回贷款尤其是“君子协议”贷款，使得亚洲突然面临巨大的流动性困难，是引发亚洲金融出现雪崩式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从1997年起，日本对亚洲的贷款锐减了80％，对亚洲的海外直接投资则减半。这样看来，日本经济就不是日益整合于亚洲经济之中，而是孤悬于亚洲经济之外。

笔者认为，现在要培育中日核心，可以从两方面着手。第一，依靠日本国内各界，敦促其政府对侵略问题彻底反省，尽快融入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但笔者估计，如果没有其他外力的推动，这一进程将十分缓慢。第二，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同时应增强自身实力，迫使日本就范。具体来说，一方面中国应加强与东盟的合作。2001年11月5日在文莱召开了“10＋3”（亚细安+中日韩）首脑会议。针对中国总理朱镕基正式提出的十年内建立起中国-亚细安自由贸易区（CAFTA）的建议，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对CAFTA表示赞同，认为“建立中国-亚细安自由贸易区机会千载难逢，我们决不能错过”，其余的东盟诸国对该提议基本上没有任何强烈的异议，这证明东盟各国对与中国的经济的互补性表示一致认可。不仅如此，亚细安已开始进一步寻求与中国的政治合作和地区安全协作。泰国外交部长素拉吉表示同意并支持CAFTA的提议，并期待“通过加强与中国的协作，使黄金三角地带出产的不再经由中国流向世界各地”。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同一首脑会议上，由日本倡导的全面支持美国的谴责世界恐怖主义的决议遭到亚细安的否决。另一方面，中国与韩国应加强一体化的进程。如果中国和东盟、韩国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各方收益都明显增加时，将会迫使日本加入到东亚经济一体化中。

2．对内来说，中国应推进内部的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自身经济实力。

要真正成为经济一体化组织中的核心成员，自身的经济实力要强于非核心成员。目前，中国总量与日本相比还有相当差距，从人均经济指标看，不仅比日本差，而且与亚洲四小相比也逊色不少。因此，中国应在积极推动对外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通过内部的一体化，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具体来说，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积极推进两岸四地的经济一体化

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同是一个国家，文化接近，语言一致，由于历史原因，一直没有实行实质的经济一体化。由于香港、澳门都已经回归祖国，因此，现在不少贸易障碍已经减少。对于台湾，两岸首先应该“三通”，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经济的一体化。由于比较棘手，因此，应通过各种途径努力扩大两岸的贸易、投资，使得双方经济关联性不断增强，在此基础上，通过台湾民间力量给台湾当局施加压力，从而推进两岸四地的经济一体化。

第二，大陆应实现此区域的经济一体化。

目前，大陆的地区差距比较大，这对实现东亚的一体化是不利的。从欧盟的实践看，由于一些成员国贫困地区比较多，因此，共同的财政预算给这些国家的份额比较大，这引起了其他成员国的不满，不利于一体化的快速推进。因此，缩小国内地区差，减少地方保护主义，首先实现大陆自身的一体化十分必要。

笔者认为，当前，可以通过以下几条途径实现大陆的经济一体化：（1）加大西部大开发的力度。主要应通过输入技术的手段提高西部的经济实力。（2）加强边境地区的次区域一体化，发展边疆地区的经济。以加快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次区域的经济一体化，强化相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为经济总量的增加做出更多贡献。

加强对及全球化的研究，拢出解决途径，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扫清理论障碍

经济一体化论文篇3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财政

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和趋势,对世界经济产生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一个倍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而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财政问题也不断地凸显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扩展,传统的国家财政理论分析框架已经无法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作出合理的诠释,这需要我们从一个新的视野和分析框架———国际财政的角度去展开研究。因此,探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际财政问题,不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财政理论研究和分析方法的深入和拓展。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为了达到最佳配置生产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义通过谈判协商实现成员之间互利互惠及经济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兴起,其背后隐含着多种因素,有着众多的目标,既有促进贸易、收入和投资的需要,又有实现增长和发展的要求;既有获取市场准入适应区域与全球化的意图,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虑。这种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同时也是我们所讨论的财政问题。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伴而生并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决定的。

遗憾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中却很少直接关注财政问题。以被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核心的关税同盟理论及其发展为例,维纳(Viner1Jacob)及其后继者们从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投资效应等不同层面和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体、非成员体乃至整个世界的生产、消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等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利益或损害。虽然该理论是从关税及其效应分析这一财政问题出发,而且后来约翰逊、库珀和马塞尔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将“公共产品”引入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分析,并得出了关税同盟更能满足成员体政府对各种保护主义倾向的商业政策以及对工业化目标的偏好的结论(田青,2005),但总体看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基本上是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下的阐述,很少直接关注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也没有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政府主导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机制作出全面的阐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约。

总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由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性这一特征决定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存在,但却不被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所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它不仅涉及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效应这一基本问题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系统阐述,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财税制度协调及发展的研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仅直接影响着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本身,而且还关系着区域经济体各成员国之间乃至非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利益和财政关系的协调;同时,将财政问题作为重要的变量引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还可以更好地从政府经济活动的角度阐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府主导性及其机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而且将直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持续协调发展。

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国际财政是伴随着国际经济活动的扩展和国家间经济依赖的日益加强而在财政关系领域形成的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是财政和国际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关于国际财政的定义(董勤发,1997),理论界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从世界或全球角度来看的财政,即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是以世界性的公共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为后盾的;另一种观点是把国际财政看成是国际经济中的财政,是国家财政在国际经济中的延伸或变种,是国际经济中的国家财政活动,是不同国家的财政通过国际经济交往而相互联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财政关系。与国家财政相比,国际财政具有一般财政的普遍性特征,但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即国际性、整体性、复杂性和协调性等特点(林品章,1995)。虽然在欧盟的财源筹集方式、国际税收合作组织研究以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于1999年提出的对电子邮件开征“比特税”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的影子,但在现代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超国家的全球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国际财政就只能是国际环境下财政的作用问题。它主要表现为对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国家财税制度协调和财政利益分配,是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质是国家间的财政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财政存在的客观前提在于国民经济中的市场失灵。同样,国际财政的产生和存在,也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首先,国际财政作为国际经济活动中财政问题的国际化,其基础是市场经济;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决定的国际市场失灵,就直接成为了国际财政存在的理论基础(董勤发,1997)。其次,基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利益目标追求,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直接构成为各国政府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严重阻碍,因此,寻求和实现各国政府间的财政协调和合作,是国际财政存在的现实基础。

从国际财政产生和存在的理论和现实基础的角度出发,国际财政存在的意义就是矫正国际市场的失灵和实现各国财政的协调和合作。同时,又由于当前并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世界权力机构,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制定、颁布和执行国际课税和支出方案的“国际财政当局”,更不可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世界范围内的全球财政制度。因此,国际财政只能采取多国财政合作的存在形式。根据合作的程度,国际上多国财政的合作方式大致分为财政协调(FiscalCoordina2tion)、财政同盟(FiscalUnion)和财政一体化(FiscalIntegration)。这三种基本合作方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中,财政协调是以既有国家为基础的国际财政合作形式,是国际财政合作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强调财政合作的自愿性和协商性,如现有的各种国际税收协定等;财政同盟更多地以部分国家的让渡为前提,它强调财政合作的一致性和强制性,往往是区域经济共同体中较高级的合作形式,如欧盟内部废除关税、统一增值税等;财政一体化则以国家财政的完全让渡或消失为条件,实行超国家财政干预,它是最高级的财政合作形式,但由于其缺乏现实性,所以更多地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财政合作形式。而根据不同的国际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国际财政研究在存在形式上又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一般而言,国际财政协调是当前国际财政最重要的存在形式也是研究的核心内容,国际财政研究的理论体系也主要是围绕着国际财政协调来展开。①

三、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产生的财政问题,是国际经济活动中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研究的范畴。而通过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框架的分析,我们找到了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实质上就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因此,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相结合的角度,我们可以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本质上就是要诠释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性的运行机制及意义,通过推进和实现区域内外各经济体的财政协调和财政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循着从国家财政到国际财政的思路,借鉴马斯格雷夫等人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的阐述,通过在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中引入政府及其经济活动———财政这一变量,一种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的新视角和分析方法———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浮出了水面,②它大致由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部分构成。

国际区域财政导论主要阐述国际区域财政的含义、产生、研究范围及方法等内容。借鉴国际财政的定义,我们可以给国际区域财政做出这样的界定:它是指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财政问题,是国家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延伸和发展。换言之,国际区域财政就是国际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家和国家间的财政关系,是我们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层面的一种视角和分析框架。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也有着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上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即国际区域市场失灵,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产生的理论基础。由于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经济体不断寻求财政协调与合作的努力,现实地演绎了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总体看来,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性质依然是财政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研究范围也包含着财政协调、财政同盟和财政一体化三种形式,且它们不同程度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在研究方法上,国际区域财政也应遵循国际财政学的研究方法(董勤发,1997),即国家主义分析方法与世界主义分析方法的有机结合。

国际区域财政支出主要探讨国际区域财政支出的形式及其效应。具体而言,国际投资和国际援助是其存在的基本表现,前者类似于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后者则更多地具有政府转移支出的性质或类似于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意义。国际投资的基本理论和效应分析,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综合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分析区域财政支出中国际投资的框架。从现实来看,国际投资制度主要由各国家的投资制度、双边层次投资制度、区域层次的和多边层次的投资制度构成,且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并成为国际投资的阻碍,因此,要从制定更权威的、高度自由化的投资制度和高标准的国际投资保护制度及公正高效的争端解决制度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创新(柳剑平等,2005)。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国际援助在传统的国家财政和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作用(郧文聚,2000),主要是缓和国际政治经济矛盾和促进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短期性、政治性和经济战略性的支出形式而存在。目前,除欧盟法中的国家援助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援助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外,国际援助特有的规律和运行规则总体上与作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形式的内容和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因此,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经济体之间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着力构建一个能有效协调区域财政关系的经常化、制度化的国际援助制度。转贴于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主要研究国际税收、国际债务和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等问题及其经济影响。国际税收是国际财政大厦相对独立的体系和重要支撑,同样也是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中最主要的内容。国际税收的研究,不仅表现在早期对国际税收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反映在当前对国际税收竞争、国际税收协调、国际税收合作与国际税收组织、贸易与税收摩擦、反吸收调查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扩展。由于受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发展水平和存在形式的制约,国际区域财政中的国际税收除国际税收协调这个核心以外,还涉及到国际税收同盟和一体化等表现形式,这在欧盟的统一关税、统一增值税和“自有财源”中可以得到初步的例证。也就是说,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国际税收,必须密切关注和分析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下国际税收的各种具体形式和效应。关于国际债务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在国际金融研究和国家财政的债务分析中找到较为完整的内容和体系。如何从现有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出发,立足于促进区域经济稳定与发展,探讨区域国际债务的规模及效应和债务监控体系,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高效的国际债务运行机制和风险防范体系,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框架中的国际债务研究的主要内容。此外,为了避免如联合国财政危机中的会费问题的尴尬,还应该积极研究关于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方式,使区域国际组织能够高效正常运转,确保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组织作用的发挥。

国际区域财政政策主要研究区域内外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及其实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避免各国独立分散决策的低效率,在不同程度上减低各国政策之间的相互冲突,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的不良影响,稳定各国和区域经济的稳定运行,获得经济开放带来的多方面利益,只是这种协调要求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各国政策的自主性。区域财政协调的理论分析指出,协调政策会减小针对繁荣或萧条的财政扩张或收缩的溢出效应;在协调计划中,任何国家的财政扩张或收缩都应该考虑伙伴国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溢出效应,它要求伙伴国的财政政策取向相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的协调,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的是既包括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又包括区域内外财税政策之间的协调;而狭义主要是指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即各国在制定国内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各国间的磋商等机制和方式来实现财政政策的协调。从政策协调的程度来看,又可以分为信息交换、危机管理、政策目标和行动的一致性协调、全面协调及联合行动等层次;从协调方式的角度,可以分为相机性协调和规则性协调两种。还需指出的是,国际区域财政政策协调还涉及到区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的协调,它们共同构成区域宏观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

总之,国际区域财政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而国际区域财政研究基本框架的构建,不仅是这种区域性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而且还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政府经济行为及其效应分析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思路和方法。

注释:

①马斯格雷夫教授从财政的国际协调和发展财政两个方面概括和总结了国际财政的基本内容;而董勤发则是结合财政的经济职能从国际财政合作形式的角度来构建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

②区域有不同的层次划分,区域财政也多以行政区划确立的社会、政治、经济区域为研究对象,但本文所论之区域指的是国际区域,国际区域财政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

参考文献:

[1]BelaBalassa1TheTheoryofEconomicIntegration,Allen&UnwinLondon,1962121

[2]樊莹.国际区域一体化的经济效应[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1171

[3]MaurriceSchiff,L1AlanWinters.区域一体化与发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41

[4]邓力平,陈涛.国际税收竞争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

[5]田青.国际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1421

经济一体化论文篇4

世界经济一体化是在世界各国经贸联系愈来愈紧密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产生、发展的原因往往也被视作世界经济一体化产生、发展的理由。实际上，这种解释只能说明部分问题。各国之间能否走向经济一体化，不仅取决于现时的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经济利益，而且，也是各国政策策略选择的结果。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况，即各国政策选择如果不在合作中实现较大效益，就会在冲突中遭受更大损失，这已成为决定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另一方面的因由。本文试图用对策论来分析这一情况。一、传统理论对世界经济一体化解释的片面性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还是立足于对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产生、发展的原因的分析，如利用比较优势原理、要素禀赋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及产品生命周期学说等说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产生与发展。这种解释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世界经济一体化不简单地等同于国际贸易或国际投资。经济一体化产生的一个关键条件是，各国经济甚至政治、社会行为必须在多国共同确立的某种协定的规则或准则的约束下进行。也就是说，世界经济如果称得上一体化，它不仅是各国发生了经贸联系，而且，这种经贸联系的发展还涉及到各国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的选择。各个国家之间可能存在很强的互补和互利性，但是，其间经贸联系可能很少或没有。或者，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经贸联系，但它们并没有组成一体化。这在当今世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所以，用传统的理论说明经济一体化的产生和发展，只是把握了一个方面，即各国之间存在的经济上的互补性和互利性可能推动它们之间经贸联系深化，却忽视了另一方面，即各国如何根据这种互补性和互利性从政策选择上认可某种形式的共同约束规则或准则。应该说，迄今为止所有经济一体化的产生都是这两方面综合的结果，缺一不可。从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新问题来看，更难以用传统的理论说明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经济一体化发展愈来愈走向高度化。高度的一体化不仅要求各国实行自由贸易，加强投资合作，而且，要求各国实现货币政策协调、财政政策协调，走向单一货币等等。新的发展趋向所能产生的利益是传统理论所不能分析到的，有些利益短期内无法度量。更重要的是，一体化向高度发展，更多地涉及到各国主权让渡问题，这样，远远超越于一般经济利益的权衡。（2）有些全球性问题已经成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因素。如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已发展成为数国甚至全球问题；技术进步愈来愈快，作用在增大，各国要求保护知识产权的愿望也会越来越迫切，但它不是一国政策所能实现的；国际金融领域巨大的资本流动对各国经济可以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于各国单独的经济政策调控所能及的范围；甚至可以说，世界经济已经步入了相互依存的时代，任何一种危机可能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波及，使各国难以幸免，要预防这类危机，需要全球合作。上述这些变化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开放，它们可能促使各国走向一体化，但是，单单用传统的理论无法说明和解释。当今在西方经济学界盛行的对策论可能有助于认识这一问题。由于精细的对策论需要应用艰深的数学，这里，只是应用对策论的基本原理作一些粗略的分析。二、应用对策论对世界经济一体化产生、发展的分析1、应用对策论分析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深。一国在制订某种经济政策时，不仅会影响到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对它国产生影响。同样，它国制订某种经济政策也会产生类似的双重效应。所以，各国之间在政策选择上存在着利害关系，它们在进行某一经济决策时，不能不考虑到彼此的反应。对策论正是以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害冲突为研究对象，世界经济一体化不过是各国在开放政策方面从利益相互冲突走向协调的结果。这是应用对策论进行分析可能得到的一个结论：当今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各国间存在利害冲突，但任何寄希望于它损的企图，只会 导致共同的更大损失。所以各国可能会尽量避免选择引起与它国冲突的决策，从而走向合作与一体化。不同层次经济一体化达到的高度和实现合作的领域不同，其对策模型特征会有些差异。下文分别从贸易、经济调控政策及环境污染的解决等方面应用对策论具体分析各国如何可能走向一体化。2、走向经济一体化的政策选择模型（1）确立贸易合作的策略选择。这一模型采用“两国家模型”。假定有A、B两个国家，相互间存在很强的贸易互补性，其中A国为大国，B国为小国（我们也可以设定A、B两国为同类水平的国家，这并不影响分析，只是假定一大国一小国，可以更方便地引申出本文所要论述的另一结论），两国之间有开放市场、封锁市场等政策选择，不同的政策选择决定了两国“支付”的不同。两国可能的政策组合及“支付”（如表1）。表1 两国贸易政策选择的对策模型B国开放 不开放A 开放 Ⅰ（3，8） Ⅱ（0，10）国 不开放 Ⅲ（4，0） Ⅳ（0，0）（表中每一括号内数字左边为A国支付，右边为B国支付）表1中，Ⅰ（3，8）表示A国开放市场，B国也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为3和8。Ⅱ（0，10）表示A国开放市场，B国不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为0和10。Ⅲ（4，0）表示A国不开放市场，B国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是4和0。Ⅳ（0，0）表示A、B两国都不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为0。从表1可看出，两国不同政策选择组合引起的“支付”的变动，实则反映了两国贸易制度选择利弊权衡的价码。如果两国既存关系达到一定程度，而且，两国充分意识到制度选择的权衡价码，就可能促成两国走向合作，走向一体化。如我们选取两国都开放市场时各国的支付为参照系，具体分析这个问题。从表1来看，相比于两国都开放市场，A国若能单方面关闭本国市场，则它可净获利1（4—3），B国若能单方面关闭本国市场，则它净获利2（10—8）。然而，不幸的是，国际贸易中很少存在这种单方面“恩惠”。一国单方面关闭市场获净利，会促使另一国也关闭市场。这会引起两国较大的损失。此时，相比于两国都开放市场，A国净损失3（0—3），B国净损失为8（0—8）。两国都关闭市场引起的净损失远远大于单方面关闭市场的净获利。在重复游戏情况下，各国会不断修订本国政策，最终可能会达到均衡解Ⅰ，即两国都开放市场。若没有外在约束力量，均衡解Ⅰ很容易因为某一国家试图获取单方面关闭市场的净利的诱惑所打破，从而造成上述共同净损失的出现。根据制度经济学原理，这种情况可能促使某种制度即规则产生，以避免或减少上述净损失。这样，在贸易领域两国走向一体化。（2）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的策略选择。这一模型仍然采用两国家模型。假定A、B两国都采取货币政策对本国经济进行调节，两国可能采取的政策组合（如表2）。表2 两国调控政策选择的对策模型（附图 {图}）（表中G指经济增长率，P为物价上涨率，括号内的数字是经济增长率减通货膨胀率后的净报偿，每一行第一个数字是A国的，第二个数字是B国的。）从表2可看出，若两国同时采取扩张政策，则它们都有纯利益，两国都存在一定的通货膨胀，但有较高的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一国实行宽松政策，而另一国实行紧缩政策，则会比两国都实行紧缩政策效果更差。比如说，紧缩国家可能出现货币升值，出口下降，从而经济增长率下降，而扩张国家虽然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但是，由于货币贬值造成通货膨胀的代价会超过较高经济增长的利益。考虑到当今国际资本跨国流动的频繁和巨大数量，一国难以单独依靠本国调控政策实现某种经济目标。通过参与决策游戏，不同国家可能实现在经济调控政策方面相互协调。上述两模型采取“两国家”分析，虽然方便地说明了两国走向一体化的原理，却不能解释，当一个国家与多个国家存在经 贸联系，从而它们之间进行贸易、经济调控政策选择时，都存在如表1或表2中所示的“支付”，为什么这个国家不和所有的有经贸联系的国家结成一体化？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如果将上述模型扩展到几个国家，我们会发现，一国与其余的（n－1）个有经贸联系的国家之间的政策选择组合的“支付”有大有小（我们权当作谈判收益），而该国与它国在文化、现有政策体制等方面存在的差别程度很不一样，这样，该国与这些国家进行谈判的成本也就不同。一国与它国能否从一般的经贸联系走向一体化，是在这种谈判收益与成本比较中选择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国家间能形成一体化，有些国家间却不能。（3）关于治理环境污染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全球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解决环境污染需要各国合作，但在此过程中，存在如何分摊成本的问题。由于环境污染问题解决后，各国都可以成为受益者，所以，在分摊费用时，可能出现各国寄希望于“免费搭车”的现象，导致谁也不愿出资，以致环境污染无法解决。对此，对策论利用简单模型，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假设某一治理环境污染项目可能给n个国家带来的潜在收益分别是P［，1］，P［，2］，……，P［，n］，预计该项目总成本为C。假定（附图 {图}）即从项目可能带来的效益看，建造该项目是合算的，应该投资。但是，由于各国企图“搭便车”，该项目也许难以筹措到足够的资金。设想有一个类似投标的机制，即由各受益国认捐，其出资数目分别为S［，1］，S［，2］，……，S［，n］。若（附图 {图}），则该项目无法修建，将捐款如数退回各国；若（附图 {图}），则项目可修建。若（附图 {图}），盈余部分退回各国。这样，在解决这一项目的建设问题时，有两个可能解，它们分别是：（附图 {图}），S［，i］＜P［，i］，在此情况下，项目可建成；（附图 {图}），在此情况下，项目无法建成。假定可以重复游戏，若第一次失败，即各国出资后，（附图 {图}），项目不能建立，再进行第二次认捐，一直到各国出资数目达到（附图 {图}），项目建成为止。由于每个参加国都认识到其获益将是P［，i］—S［，i］≥0，所以，从理论上讲，参加国会在一次次游戏下趋于合作，最后由各国达成协议，共同出资将该项目建成。上述三个简单模型，分析了不同国家在三个不同领域走向合作的政策选择的可能。但这三个领域的政策选择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其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如贸易合作的策略选择可能会促成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这主要是因为前者是引起各国经济政策相互影响的一方面原因，而且，贸易合作的程度也是决定经济政策协调“支付值”大小的一个因素。这两者与环境污染也有联系。一方面，贸易合作加强，可能加剧区域内环境污染，从而加强了共同解决污染问题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可能也是推动各国经济调控政策协调的一种动力。虽然运用对策论分析表明，各国若考虑到它国的反应，在对某些经济领域可能的政策选择作出权衡后，它们可能会谋求合作，也许还会形成统一的约束规则，实现一体化发展。但是，在现实中，要达到这一结果并不容易，谈判和策略选择可能颇费周折，谈判可能还存在不对等关系。3．各国实现合作的困难和谈判的不对等关系由于各主权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自身的相对优势，在有些情况下，也许会出现数个国家间决策无法相容的问题，从而依照某种投票规则进行决策，无法达成一致协议。例如，假定有A、B、C三个国家，它们在资源禀赋上存在很大差别，处于经济 发展的三层次。其中，A国在高精尖产品生产方面占优势，B国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占优势，C国在资源密集型产品生产方面占优势。这三个国家分别主张降低高精尖产品、资本密集产品和资源密集产品的税率。于是，当由它们投票选择共同的贸易体制（制订统一的关税率）时，会出现以下偏好序（如表3）。表3 不同国家投票选择的偏好序降低资源 降低资本密 降低高精密集产品关税 集产品关税 尖产品关税A国 3 2 1B国 2 1 3C国 1 3 2从表3来看，如果三个国家根据各自的偏好序投票，而且投票是根据多数原则作出决策，那么，根据“阿罗定理”，三个国家在降低不同类产品关税上无法达成一致。例如，若从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关税与降低资本密集产品关税看，A国和B国对后者的偏好均强于前者，所以，按多数规则，应该选择降低资本密集产品关税这一方案。而从资本密集产品和高精尖产品看，A国和C国均倾向于降低高精尖产品关税。但从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和高精尖产品关税来看，B国和C国对前者的偏好强于后者，所以，它们两国此时会支持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关税。可见，三国在进行投票决策时，会出现无限循环，无法达成一致协议。为解决这一问题，有人提出，如果参加者各方扩大信息交流，并作必要的游说，使参加者都认识到一体化发展可能带给各自的好处，这样，可能会改变某些参加者的偏好序，从而避免出现“投票循环”。另外一个办法是，各国可暂时避开这一协调领域，而转向其他共同利益交叉多的领域进行合作。如在上例中，可以暂时允许各国对各自相对劣势产品提供关税保护，但相互间可加强资本流入和投资合作，这可能有助于避免不利结果的产生。从这里可以引申出的一个结论是，如果各参加国能充分意识到各国加强合作的意义，并尽量在某些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走向政策协调，其结果是，它可能促使这些国家在该领域内生产发展和分工的深化。这样，一体化政策或体制选择本身又成了推动某种经济发展格局形成的因素。例如假定某些国家致力于加强环保协作，它们达成了在某些规格的环保产品上享受关税优惠的协议，这可能会促使原来没有环保产品的国家优先发展环保产品。当今世界一些国家为向世界贸易组织靠拢，努力调整本国生产，实际上也说明了这一问题。由于我们假定各参加国是政治上、经济上自立的主权国家，因此，任何决策都是各国根据本国对可能获益与所付代价权衡后作出的。通常一国是不能强迫它国作出某种政策选择的，这与70年代前情况有所不同。从二战后一直到70年代，各国在政策协调方面明显地处于实力不均衡状况。当时，美国居于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它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战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制，如战后GATT及IMF所确立的自由贸易、国际金融体制框架，基本上反映了美国当时的利益需要，其他国家只能在此类框架约束下被动地参与到世界经济大循环中去。80年代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发达国家如日、欧的力量日益强大，发展中国家地位也极大地得以提高。各国谈判力量增强了，当今世界多边体制已很难由个别国家操纵。尽管如此，但是在实现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由于国与国之间的不同政治企图和经济上实际存在的差距，加上历史形成的某些大国的实权地位，世界经济政治生活中仍然存在不平等的问题。除了其它原因，正如前文表1中所示，我们曾假定A国是大国，B国是小国，相应地，两国相互开放市场后，A国获利相对少些，B国获利相对多些。因此，若两国为走向一体化进行谈判、协商，它们利弊权衡的筹码就不同，对谈判所愿作出的让步也就不一样。大国倾向于少一些让步，小国往往迫于对大国市场较严重的依赖关系，可能不得不多作出一些让步。三、运用策略选择分析经济一体化存在的问题随着各国相互依赖关系加深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越来越突出，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发展趋势会日益明显，从而，运用对策论分 析、解决的问题会增多。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参加国家越多，协调领域越多，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分歧也会越多，进行重复游戏的成本会增加，要达成协议和维持规则运转的费用会越来越高。因此，如果不能找到比较合理的决策机制和程序，那么，依靠对策论分析也只能得到非常有限的结果。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策略选择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基础上，任何超越于生产力许可范围之上的政策安排都是不现实的。而且，生产力的发展可能要求各国走向高度的经济一体化，但策略选择总受制于民族国家的主权范围内，所以，两者会存在不同步发展的问题。在分析经济一体化过程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两者存在相互制衡、相互促进的关系，应该将它们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经济一体化论文篇5

国际分工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国际贸易又进一步加深国际分工，解释贸易的理论都是以阐释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比较利益理论。李嘉图认为，各国应致力于生产其相对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其相对具有较低劳动生产率的产品；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则表明，商品价格差异是贸易的基础，要素价格差异是产品价格差异的根源，各国应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密集地使用本国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二是新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人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之一，但该理论仅解释了要素禀赋具有差异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而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贸易是发生在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着眼于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以边际成本递减作为生产分工与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竞争及其市场细分策略来解释这类贸易与国际分工，说明规模收益只要超过运输成本，生产应有集中化的趋势，并且市场规模越大、“学习曲线”效应越明显的行业，成本就会越低，以此为基础的生产分工与选址，不再决定于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而是历史因素与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以上理论出发，分析经济一体化在贸易流向与产业组织结构两方面对分工的影响，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方面明显的效应：第一，市场规模效应。一体化以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因而无论从市场范围还是消费者效应来说，都有效地扩大了市场的规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国都趋向于出口在本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产品的原理（克鲁格曼、赫尔普曼，1985），一体化区域将具有增加对区外出口的倾向。第二，市场竞争效应。贸易壁垒降低将导致区内市场竞争激化，减少寡头垄断，降低区内市场细分的程度，可以强制地带来经济效率的调整。第三，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分工的效应。市场规模扩大以后，企业可以通过做大规模降低成本，一些厂商能够从事更多的工厂专业化分工，减少每个工厂生产的产品种类，降低服务成本，增强出口与区域内进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将增加一体化区域的区位优势，增加一体化区域内部分国家的竞争优势，引起区内投资格局的调整与区外对区内投资的增加。

从贸易对分工的影响来看，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有三个共同点：一是产品都是由一国国内的企业生产的；二是贸易保护的对象都是一国的产业、产品及其生产的企业；三是要素在地区间不流动。但如果以跨国公司的跨国一体化经营为分析背景，以上三点结论就需要重新推敲，国内有学者将跨国公司内中间产品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的融合概括为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张二震、马野青，2002），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我们认为，分析贸易投资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可以以要素的跨国流动与各国同类要素的异质性为基础，当跨国公司实行跨国一体化经营时，跨国公司的管理、技术以及品牌都可以成为投入的要素，地区经济一体化降低了贸易壁垒，有利于要素与中间产品的国际流动，从而推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依据各国的要素差异进行不同的价值增值环节的选点布局，一国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质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价值增值环节大的生产投资与研发机构的建立，低素质低技术的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产环节的建立。贸易投资一体化使产品乃至产业失去了国家的界限，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不能再说是由中国制造的，但国际分工仍存在，不过分工不以产品、产业为标志，而以国家之间的要素差异为标志，以要素创造的价值增幅为标志。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结果不是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扩大，如跨国公司专门将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心、价值增幅大的生产环节放在本国，而把生产的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国，或仅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的技术应用中心，中国将专门成为成熟技术的生产加工基地，长期下去中国的知识型管理型人才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造成人才培养的困难与人才的流失，进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长的贸易陷阱。

对一体化国家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了区域内的市场，降低了区域内同类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增加了同类生产要素尤其是知识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这都将增加区内的区位优势，提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层次。但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将非常重要，使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落址于本国，通过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来实现本国有竞争力要素的持续增长，将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新目的。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要有量，而且还要有质。

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国际经济学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分析总是以一体化对新贸易格局的影响作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创立，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的理论被植入国际贸易的分析，因而投资效应的分析就以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作为基础，贸易投资一体化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行为主要还是以寡占反映战略为主，在方法上仍属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下面我们以这两个阶段为界分而述之。

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跨地区跨集团的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策略，从根本上来说将成为打破地区封锁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当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从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要素寻找型向市场开拓型转变后，国际贸易的作用将是长期的基础性的。从贸易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投资的影响，出发点是一体化对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与福利的影响，理论基础基于比较利益之上的专业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部门间或产业间的区域内部贸易的增长，市场规模以及规模经济都成为一体化收益的主要来源，经济特征相似的国家都可以在专业化分工中收益，从与一体化之外的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变中获益。分析一体化对贸易的影响，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虑关税、配额和其他贸易障碍降低后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以及价格对贸易商行为的影响。由于影响相对价格的行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联系具体产业与产品是很难下具体结论的，但总体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与思路。

美国经济学家J·瓦伊纳于1950年提出了“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这两个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贸易对一体化的反应，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转移”与“投资创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区域一体化贸易流向的反应，由此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尔伯格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表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流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流量产生影响，形成投资创造效应与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创造是由贸易转移引起的，一般而言，关税水平越高的国家，一体化后贸易转移效应越大，该国将从成员国进口成本更高的产品，消费者获得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但国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关税收入。如中日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中国可能以从日本进口汽车来代替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但别国厂商自不会坐以待毙，中国厂商也不能面对新格局而束手无策，由此形成的区外非成员国对一体化区域内的直接投资和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即为投资创造，区外的跨国公司在一体化内部建立“避税工厂”(Tariff-exemptfactory)，并向一体化市场供货，以维护其原来以出口方式占领的市场份额，同时，由于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使市场扩大与需求增加，为厂商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一体化内外的跨国公司互相竞争以追求潜在的规模经济效益，也会增加在区域内的直接投资。

投资转移是由贸易创造引起的扩大了的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创造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成员国的数量，数量越大，表明市场越大；平均关税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关税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趋向贸易创造；成员国经济的竞争程度，受保护的同类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差异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大。贸易创造的产生来源于规模经济与专业分工，为从一体化经济中获取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的收益，需要进行生产的重组，由此引起区域内直接投资布局的调整与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区外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产生投资转移。

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根源于一体化的规模效应与市场统一效应，相对于区外国家而言，一体化内部的总收益无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工业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长期意义，但对一体化内不同的国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对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Robson,1998)，一体化区域内产业在国与国之间转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产业全部向一国偏转的可能，因而认真研究一体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优势及产业分工趋向，制定适当的补偿机制就成为一体化的重要制度内容。

三、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由于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为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进行的跨国投资战略调整，建立在地理意义上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概念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起来，因而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金德尔伯格的二分法就难以反映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全部复杂问题，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占领市场为导向的寡占反映战略就成为解释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这种方法着眼于一体化从哪些方面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其分析一般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依据，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的组合：第一，所有权优势。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具有某种垄断优势，以抵消在陌生环境中经营所需增加的额外成本，一般业主的无形资产与规模经济都可能体现特定的所有权优势，其内容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能力、管理能力、获取信息能力、营销技巧、特殊的组织结构以及进入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市场的便利条件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制度学派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科层组织，与外部市场相比具有减少交易成本的优越性，根据邓宁的分析，国际市场的失效主要有两类，一是结构性失效，如贸易壁垒的存在与无形资产的溢出效应影响外部市场的形成和发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畅及国际市场经营风险过高都将提高交易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第三，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来自东道国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如自然资源的禀赋、社会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以及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优越条件等，这些因素不是跨国公司特有的，但跨国公司可以不断适应它，利用它。

将以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释国际生产的组织形式，所有权优势决定了“谁”来生产，内部化优势决定了“怎样”生产，区位优势决定了“在哪里”生产。而一体化从规模性、结构性与交易性三个方面增强了区域内国家在以上三个方面的优势。贸易壁垒的降低尤其是专用性资产、中间产品及要素流动壁垒的降低，提高了跨国公司内部化的能力，一体化后的区域市场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家的市场，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为区域内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国际经营的学习机会与条件，使一部分区位优势转化为所有权优势(MiraWilkins,1991)，一体化最为突出的还在于它凸显了区域市场的区位优势，拓宽了市场的范围，加大了经济的总体规模，提高了经济的抗震性，能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减少，周期拉长，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对于一体化的小国来说，生产的种类可以减少，规模可以加大，生产的某种地理分工变得更自然，一体化产生的规模经济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厂中应用的重要生产要素，如某些类型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这也成为跨国公司对区内投资的重要原因。

将直接投资的增长与企业的战略对策结合的分析认为主要有四种形式的战略投资对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进口替资，也叫“桥头堡投资”或“跳越关税”的投资，是外部企业对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的一种对策，反映了一个企业为维持在一体化经济中的市场份额从以贸易为基础的战略向以投资为基础的战略的转变；(2)进攻性进口替资，亦称出口导向投资，它以一体化对竞争效率、收入水平、增长和创新的影响为依据，投资的动机在于利用地区一体化所造成的市场扩大和需求增大的势头，是企业抢占市场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的一种战略投资；(3)重组投资，又叫合理化投资，即生产经营的布局按一体化后更自然的区位优势重新组织所进行的投资，因为贸易壁垒消除以后，各成员国的比较优势成为资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据，生产活动将向成本较低的地区集中；(4)寡占反映投资，指当地企业面对外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该地区，为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也必须通过做大规模进行回应，从而刺激其通过直接投资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直接投资的效应，最主要在于强调它对工业效率的影响，这可能是比资源配置效应更为重要的一种收益来源，因为从贸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内展开的，而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强调的是以不完全竞争为框架，分析一体化对厂商竞争行为的影响。鉴于一体化后兼并与收购将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式，因而如何规范本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垄断行为，就成为新的更重要的课题。

四、启示与结论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参与经济一体化必将有得有失，但一般总是得大于失，这是双赢、多赢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体化分工的格局趋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导向，一国要从一体化中获得有益的分工，就要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竞争性要素的持续增长等几个方面来引导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向，从以上贸易与产业组织两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参与经济一体化主要应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1.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依照传统贸易理论，中国是简单劳动力要素的供给极其丰富的国家，几乎可以说具有无限供给弹性，因而一体化后，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将有向中国集中的趋向，依照新贸易理论，生产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国家集中的趋向。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向别国开放市场也具有诱人的利益，当中国与东盟拟建立自由贸易区时，日本不无妒忌地宣称，为了享受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零关税，日本企业可能进一步向中国投资，为了同样的理由，日本可能将已或拟向东盟的投资转向中国（冯昭奎，2002），其实，中国与东盟都大可不必为此而担心，制造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制造业的产品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只要一体化内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价格就有均等化的趋向（赫尔普曼、克鲁格曼，1985），如果其生产全向一国集中，则比较优势的天平将向另一面倾倒，况且生产同样的商品对要素的组合方式仍有差异，可以起到平衡各国生产要素供给的作用，东盟即使生产的种类减少了，但贸易壁垒的降低使中国辽阔无边的市场向他们优惠开放，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运转来看，自由贸易的协定尤其有利于小国，因为他们的增长与繁荣有了更多的空间(ShyamalenduSarkar,2001)。对东盟而言，中国是竞争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间将主要在制造业、电子、通讯等产业内部的分工与贸易，由于这些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最初的生产与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实证分析这些产业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分工布局将对资源的配置起导向作用。

2.处理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关系。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分析表明，一体化后的市场将成为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角逐的场所，其第一阶段的投资将是对资源重新配置、生产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阶段的投资则是实现企业的快速增长和加强对市场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购当地企业便成为其迅速占领市场的最有效的手段。面临外国跨国公司的竞争，我们在不同的产业市场结构中应有不同的应对之策，具体而言，在规模经济较显著的行业，如汽车、化工、金融、民用飞机等部门，在收入需求弹性较大的部门，如电子通讯、计算机、药品等部门，其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企业兼并的国际化倾向也明显，因而应鼓励国内企业实现并购，形成产业组织的集中化，以大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而在规模经济不明显、生产处于成熟阶段、生产技术已标准化、需求收入弹性较小的部门，如纺织、服装等，应以鼓励竞争为主，制定较严格的反垄断管制，这种按产业结构的差异制定垄断管制的双重标准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盟都采用的方法。

3.处理好具有核心竞争力要素的培养与跨国公司一体化经营的关系。在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经营的战略下，中国既要发挥简单劳动力丰富低廉的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也要发挥中国优秀人才的竞争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既要有生产加工中心，也要有技术中心。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背景下，要保护本国有竞争力的要素在本国有就业机会，有获取高工资的机会，要力争让跨国公司的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具有核心创造力的研发活动在中国展开，如法国在药品生产行业就规定在当地建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是外国投资进入法国市场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跨国公司，只要能对中国关键的核心生产要素付高额报酬，都应受到鼓励，这是从根本上获取关键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关键要素与技术的持续供给能力，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具有“独立于一体化经济中的能力”。

【参考文献】

[1]赫尔普曼，克鲁格曼.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上海三联书店，1985.

[2]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张二震，马野青.贸易投资一体化与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创新.福建论坛，2002,(3).

[4]高乐咏.一体化进程中的政府与企业.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

[5]冯昭奎.10+3：东亚自由贸易区之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3).

[6]Kindleberger.c.p.EuropeanIntegrationAndTheInternationalCorporation.

ColumbiaJouralOfWorldBusiness,Vol.1.1996.

[7]PeterRobson.TheEconomicsOfInternationalIntegration.Routledge,1998.

[8]MiraWilkins.TheGrowthOfMultinationals.EdwardElgarPublishingCompany.

1991.

[9]Yannopoulos.G."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EuropeanIntegration".Jounal

OfCommonMarketStudies,Vol.28.1990.

经济一体化论文篇6

一、地区一体化的历史发展

地区一体化并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现象。自19世纪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地区一体化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以货币同盟为主体的早期阶段

19世纪，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在欧美迅速扩展，以自由贸易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兴起。19世纪中期以后，欧洲处于这场革命的中心。1860年，以英、法签订“科布登条约”为标志，欧洲的贸易自由化达到高潮。在这一背景下，欧洲开始了地区一体化实践。

地区一体化起源于关税同盟。1834年，尚处于邦国同盟状态的德国出于经济统一和工业化的要求，建立了由18个邦国结成的德意志关税同盟。1852年它扩展到全部39个邦国。1857年，它与奥地利建立了德奥货币同盟，使用共同记帐单位——银马克，直到1866年因普奥战争而解体。

19世纪西欧地区一体化的典型形式是货币同盟。1865年，由法国、比利时、瑞士和意大利4国建立了拉丁货币同盟，奥地利和希腊在1867年加入。1875年，挪威、瑞典和丹麦3国建立了斯堪的纳维亚货币同盟。这两个货币联盟的共同特点是成员国协商安排货币制度，统一规定货币重量、名称、形式和流通汇兑方法。拉丁同盟形成的直接原因是，英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它1821年确立的金本位对法国等西欧大陆国家银本位及相互关系的冲击。拉丁同盟采取金银复本位，一方面与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开放相适应；另一方面可以保持货币独立性和成员国之间经济关系的稳定性。1878年后，拉丁同盟实行跛行金本位制度、依然坚持白银的法偿地位。斯堪的纳维亚货币同盟源于法国等实行复本位、而英国及德国实行金本位所产生的挤压，建立货币联盟是一种居中的选择；1885年后，联盟主要发行无黄金保证的纸币，并一直坚持到1914年。

20世纪初，由于西欧一体化的影响，1910年在非洲出现了由南非等4国建立的“南非关税同盟”。但两次世界大战打断了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进程。虽然两次大战之间也出现过区域化组织，加1922年成立的比卢经济同盟、20世纪30年代的奥斯陆集团等，但这些地区组织为时不久、也无实质性发展。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40年中以共同市场为主要形式的全面兴起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区域化发展进入复兴和全国兴起的新阶段。在西欧，1948年，比、卢、荷3国根据1944年伦敦协定建立了关税同盟；1952年法国等6国创立“欧洲煤钢共同体”，1958年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1960年，英国等7国成立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在亚洲、非洲和拉美地区，从1959年法国指导加蓬、刚果、乍得和中非共和国4国在巴黎建立中非关税与经济同盟开始，兴起了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一体化组织。具有代表性的地区组织，在非洲有：西非经济共同体(1959)，中非关税与经济同盟(1959)，东非共同体(1961)，马格里布共同市场(1964)，南非关税同盟(1969)；在拉美有：中美洲共同市场(1959)，加勒比共同体(1968)，东加勒比共同体(1968)，拉美一体化协会(1960)，安第斯共同市场(1969)；在亚太有：阿拉伯共同市场(1964)，澳新自由贸易区(1966)，东南亚国家联盟(1967)。到20世纪70年代初，关贸总协定成员中有80多个成员分别属于17个区域组织。

这个时期区域化的主要特点是：(1)地区合作除了关税同盟和货币合作外，还包括产业、科技、文化、社会、政治、安全方面的合作，经济共同体为主要形式。(2)大部分地区一体化组织建立了超国家性质的功能性机构，如地区合作基金、地区中央银行和投资银行等。(3)地区组织已在全部大部分地区得到发展。虽然地区内有传统经济联系、政治经济状况相近或相同成员组成的区域组织仍是主流，但与战前相比，区域化的内容、组织和分布都有了很大变化。

地区一体化复兴和全面兴起的背景是：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视自主发展与国家安全，既要参与美国主导的贸易和投资全球化，又担心外来控制和卷入国际争端。而西欧国家既担心经济上受美国控制，又担心美苏争霸危及欧洲安全以及内部冲突再起，欧洲联合被视为保证欧洲政治独立和经济自主、在东西方关系中找到回旋余地、维护欧洲安全与稳定的重大战略。法国政治家莫内曾指出，“在当今世界上，就现代技术手段而言，与今天的美国和俄国以及明天的中国和印度相比，我们这些国家已变得太小了。欧洲各国人民统一于欧洲合众国是提高生活水平、维护和平的一种手段。这是当代莫大的希望和运气”（注：皮埃尔·热尔贝：《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中文版，16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20世纪70代中期以后，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打击，区域化高潮开始回落。

（三）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以开放化和多样化为特征的加速发展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冷战由缓和到终结，以贸易自由化和资本开放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区域一体化进入振兴和加速发展期。其主要表现是：(1)地区组织在更广泛的领域内、更高的层次上开展合作，更多地关注社会、环境、和平与安全问题。(2)地区组织进一步扩大。例如，欧盟1995年扩大为15国，1997年开始筹备东扩、计划吸收中东欧国家。又如东盟，1984年吸收文莱，1995年越南加入，1997年吸收老挝与缅甸，1999年接纳柬埔寨，成为拥有10个成员国的“大东盟”。(3)新的地区组织大量崛起，如北美自由贸易区(1992)、南方共同市场(1991)、亚太经合组织(1989)、南亚区域合作联盟(1985)、中西亚经合组织(1985)、孟印斯泰经合组织(1997)、里海经合组织(1992)、独联体联盟(1993)、非洲经济共同体(1991)等，地区组织已遍布全球。(4)地区组织打破了原有单一类型的结构，形成了类型不同的国家合作共存、多种类型的地区组织并存的局面。目前许多地区组织中既包含了发达国家、又包含了发展中国家，既包含了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相同的国家、也包含了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不同的国家。(5)地区组织向跨区域联合方向发展，地区组织表现出明显的开放性特征。如南方共同市场与欧盟的合作，亚欧会议开始的欧盟与东亚的合作，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等。所谓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地区主义就是指在全球化压力下，地区一体化的开放性、多样性，地区涵义拓展、合作内容加深、范围延伸的新状况。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地区主义的发展显然是因为各国、各地区都希望抓住发展机遇，应对全球化发展引起的一系列挑战。连欧盟这个目前最成功的地区组织也一再强调，强大的、稳定的和开放的欧洲才能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角，而这又必须以地区一体化发展为基础。

地区一体化的发展表明，它与全球化发展密切相关。全球化打破了传统的地区性国际关系、形成了全球国际关系体系，但地区一体化再度加强了地区关系。这种“回归”现象客观上要求合理的解释。

二、地区一体化的理论解释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区域化原因的解释主要是经济一体化理论。该理论认为，地区一体化建立地区统一市场、利用市场机制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市场化功能，是它兴起的基本原因。例如，关税同盟理论认为，关税同盟通过“贸易创造”和“贸易转向”效应扩大内部贸易，有利于资源配置和生产发展。大市场理论认为，共同市场可以获得规模经济，加强竞争，推动技术创新，增强经济活力。协议分工理论指出，国家间协凋解决地区分工和市场问题，可以实现成本长期递减，促进贸易和生产和谐发展。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有利于地区要素流动和国际收支均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丁伯根指出，经济一体化就是废除阻碍经济运行的人为因素，创造最适宜的国际经济结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认为，由于民族国家经济难以直接走向单一世界经济，地区一体化在走向单一全球经济中起过渡作用（注：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文版，11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与此相应，国际政治学界提出了解释区域化发展机制的各种理论。例如，具有代表性的新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地区精英团体发起的功能性合作活动会创造出新功能活动的要求与环境——这种“溢出效应”不断扩大，推动一体化运动向前发展。交易主义理论认为，地区内人民间大量的交易、社会学习和“共同体心理”形成过程，是一体化运动的动力。国际机制理论认为，地区合作机制定义了博弈规范，这种机制保证着一体化发展。政府间至上主义认为，地区一体化加强了政府权力，政府不断推动着一体化发展（注：DimitrisN.Chryssochoou,MichaelJ.Tsiniszelis,TheoryandReformintheEuropean

Union,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1999,pp.7～27.）。

经济一体化理论显然忽视了地区一体化兴起和发展的全球化背景。如果说地区一体化单纯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市场化手段，那么，它不应与全球化并存发展，因为就资源的市场最优配置而论，它不及全球化；假定它是全球化的准备，全球化兴起它将失去存在的理由。地区一体化之所以在全球化中兴起和发展，根本问题在于全球化与区域化的性质不同和对国家的影响不同。

我们知道，全球化是指经济资源在全球自由配置、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状况和历史过程。全球化在本质上是市场化，它的主要功能是利用市场竞争机制和全球资源促进增长和发展。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是效率和增长的来源，市场是分工的条件，通过市场竞争，各经济主体乃至各国明确自身优势，形成合理分工，资源充分利用，经济获得增长。但是，全球化既意味着市场由中心向延伸，更多国家参与增长过程，也意味着波动和冲击易在国家间蔓延。因为全球化一方面产生扩散效应既加速增长趋势，另一方面又产生极化效应即财富向中心集中、使中心更有力地支配和影响的趋势。至于这两种趋势何为主流，则取决于技术创新和主导部门调整的相对速度，以及经济主体的创新意识和市场机制的灵活性。因此在客观上出现中心与、与、中心与中心的竞争和博弈撞击过程。而且由于经济交汇使国家的功能受到限制，国家特别是国家很难控制安全和稳定问题，安全概念本身成为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环境在内的综合安全概念，而不仅是领土完整、国家不受到外部军事威胁问题。早在19世纪全球化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文版，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宣称，全球化破坏了民族国家与国民的安全契约，国家不能维护国民和企业的利益，国民对国家失去信任与忠诚，从而使民族国家这一社会组织走向分化与终结（注：DanielDrezner,GlobalizersoftheWorld,Unite!TheWashingtonQuarterly,Winter1998,pp.209～223.）。这固然夸大了全球化冲击，确也指出了全球化对国家安全和稳定的不利影响问题。

地区一体化是国家采取的回应对策。它并不反对市场化和全球化，但它倡导和坚持平等对话与协商原则，在这一基础上开展包括政治、经济、贸易、货币、文化、科技、控制冲突等方面的合作，通过政策合作引导市场化发展。它在本质上是地区合作主义，或者说是合作引导下的市场化过程。这种合作特性使它具有应对全球化冲击，维护安全与稳定发展的功能。

第一，地区一体化坚持合作发展意识，摈弃极端利己主义意识，平等对话协商，求同存异，化解地区内国家间矛盾与冲突，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发展。

全球化不等于国家、个人和公司的同质化，个人、公司和民族的特性并不因市场界限的突破而消失，不同国家市场主体间的非同质竞争和利益冲突最终表现为国家间的竞争和政策冲突发生。地区内国家间的合作，既有利于缓和矛盾，也有利于市场竞争的继续发展。例如，地区内各国政府共同发起的经济技术活动，将直接推动各国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培养共同发展意识，形成政府引导下的市场竞争，改善地区经济结构，避免结构趋同引起的过度竞争与冲突，这对地区经济发展、就业、劳动保护、环境污染控制、提高国际竞争力、保证基本商品稳定供应都有重大意义。此外，全球化过程中对重要资源的要求，会引发地区内各国在领土、疆域归属上的争端，地区对话、协商、合作，一方面可以消除误解、抑制冲突、保持稳定，另一方面可以在合作开发、共同利用中逐步寻求解决途径。

第二，地区一体化形成经济活动的地区集中化，客观上减少对外部的依赖，造就一个区域大市场，有利于抗御外部经济冲击，维护地区经济安全。

全球化时代最大的安全问题是经济安全。大规模的贸易流动和资本进出使一国市场很难容纳和承受，而冲击的后果是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收入和消费急剧下降、经济活动萎缩，包括社会、经济、政治在内的国家综合安全遇到严峻挑战。地区大市场除了有利于资源配置、增强地区实力之外，由于它的规模和深度优于一国市场，有利于缓和外部冲击。货币冲击实际上是一个货币依赖问题，地区货币一体化既有利于形成金融大市场，也有利于国际货币金融结构的对称发展，削弱少数国家的金融霸权、抑制该国市场主体利用货币特权进行资本冲击的机会。贸易冲击也是不对称依存问题，经济发达、市场庞大的中心国家对外依存度比经济规模小的国家低，前者的贸易政策变化和经济波动往往是后者的贸易经济活动强烈张驰和紧密的重要原因；地区贸易合作既适应了小国或发展中国家经济对外依存度高的特点，又降低了对外部的依赖度及所产生的贸易冲击。当然，地区政策合作也意味着内部贸易、金融、货币和经济活动的协调性增强，减少了内部冲击的来源。

第三，地区一体化在国际体系中形成地区政治与经济力量，推动世界多极化格局发展，有利于抑制霸权主义，维护国际政治安全。

全球化往往与少数中心国的霸权主义行为相联系。因为中心在经济上的既得利益往往转化为政治军事优势、民族优越意识和霸权欲望，促使它打击新兴力量，与其他中心国争夺霸权。争夺霸权、维护霸权、霸权扩张是全球化中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发展受到威胁的基本根源。地区一体化不以军事联盟而以经济合作为重点，一方面可以避免正面冲突，另一方面可以形成新的经济中心，改变世界资源结构，削弱霸权主义的资源基础，使霸权争夺的斗争难以为继，从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同时，地区合作加强了地区力量、提高了自身地位，在国际关系中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在国际规则制定上有更大的发言权，可以更好地维护国家。比如，少数发达国家常以人权和环境的全球关联性为由，粗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的受到严重挑战，唯有通过联合和地区合作才能应对。

地区一体化反映了合作安全思想，即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任何单方面的安全措施都无法保证自身安全，只有超出国家层次考虑安全，通过共同合作建立地区安全机制或全球安全机制才有可能保障综合安全。地区合作安全思想突破了传统的均势思维。传统的均势理论认为，大国均势是国际稳定的机制。但历史证明，大国联盟抗衡常因双方加盟的国家数增加和资源增长而变得尖锐，最终导致均势稳定格局破裂和冲突发生。地区一体化是均势对抗博弈的“破坏者”。博弈论认为，第3博弈方的加入将改变原有两方的博弈，使博弈的目标和利益分布具有多元性、发散性和不确定性，从而缓和博弈对抗。地区一体化反映了多极博弈稳定的思想。从博弈论的观点看，地区一体化就是以多极博弈和合作博弈回应全球化进程中的霸权主义和对抗博弈，使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建立在地区整体安全的基础之上。地区一体化产生、发展的基本意图就是使地区内各国联合应对共同的发展和安全挑战。

至于地区一体化的发展机制，西方学者的看法显然有一定的意义，但我以为主要机制有三：一是平等合作机制。作为一种集体行动，地区合作同现有全球性安全与发展机制相比（如联合国和多边国际经济组织）更有效。根据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集体行动由于成员多、利益分散，往往失去平等性而由核心集团所控制；有效的集体行动要求成员数足够少、以至一个成员退出便无集体利益可言。地区合作不仅成员少，而且各成员在地理、语言、文化上接近，具有传统经济联系和安全与发展利益共识；同时，地区组织内往往还由次区域集团和不同成员组成更集中的平等协商、民主决策结构，保证了合作行动的有效性，避免了利益分散、决策和行动为少数强国支配、集体合作沦为形式的状况，内在地推动着地区一体化发展。二是外在压力下的自动加速机制。对于已有的地区一体化组织来说，不继续发展，就意味着丧失优势和利益；若一国退出，则意味着更难应付安全与稳定问题、并将被淘汰出全球大赛局。因此，不论地区一体化组织领导人和各成员方领导人如何更替，区域化总呈现自加速趋势。三是示范与战略反应机制。地区一体化抑制霸权主义、维护安全与稳定的功能，无疑会产生示范作用，促使那些未开展地区合作的国家仿效参与；而霸权国则进行战略反应，组织新的地区一体化和参与某些地区组织，以摆脱制约、重新获得优势和主导地位。反过来，这又将极大地刺激地区一体化加速发展。地区化发展机制反映了在全球经济化背景下，国家发展依托地区博弈发展的客观现实。

三、地区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区域化的安全与稳定功能并不掩饰它在资源配置上的效率问题，因为同全球市场相比，区域市场毕竟是次优的。偏重区内交换和竞争，容易造成市场主体的“内向化”、对区域的依赖性和使区域联合向区域垄断转化的可能性，这些都不利于创新和发展。同样，全球化冲击也不否定它在推动经济发展上的突出作用。区域化过度发展影响增长，全球化过快发展影响安全与稳定。因此，二者相互依存，各国总是根据本国发展状况在不同时期有所侧重。这也就决定了全球化和区域化发展上的并存性、同步性与高潮上的交替性。

毫无疑问，区域一体化将伴随全球化持续发展。由于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的冲击，未来一段时期地区一体化将加快发展。有几点趋势是比较明确的：

1.地区一体化组织加快发展，但不会取代国家

地区一体化组织是以国家（政府）的政策合作和权力让渡为基础的。国家参与地区一体化意味着地区间国家关系走向平等合作，地区安全和发展有了新的制衡机制，国家维护国家利益的方式和战略发生了变化，但绝不意味着国家功能完全丧失。即使是那些具有集中调节功能的区域组织，它所涉及的范围、作用和效果也是有限的；即使是共同的利益与安全可以通过地区层次集中解决，各国不同的利益和安全问题也还需要国家发挥作用。只有当经济发展到很高水平，民族意识消失，社会管理成为个人自律，国家才丧失它存在的价值。区域一体化不是走向全球大同的中间阶段，它是与全球化、与双边合作并存的一种国际关系，是复合依赖的地区表现。

2.地区一体化中次区域组织将会获得更大发展

战后地区一体化发展中依然带有大国支配的影子，地区内大国的态度往往对一体化进程有重要影响。而大国在考虑地区共同利益时，又总是以本国利益和偏好为出发点的。一般而言，地区内的小国具有不断推动一体化发展的倾向，因为它们在保证地区安全和利益上有更强烈的要求。它们既要依托地区内大国的实力和优势，又要在民主和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决策。这样，便出现了大国经常在较少的议题上、小国经常在较多的议题上达成共识与合作的分歧。为了促进一体化加速发展，地区内一些小国建立次区域组织、在更小的范围内率先行动，一方面促使大国行动，另一方面形成成功的示范，最终推动地区一体化向新的层次迈进。此外，随着一体化成员增加，利益分散，也需要次区域组织来承担核心作用，这种次区域组织或者由大国间的紧密合作来构成，或者由一些小国来组成，或者由大国与小国联合构成。次区域组织通过改变一体化合作的动力结构，可以加快合作进程，减少一体化的成本。在欧共体的发展过程中，法德轴心与荷比卢3国的次区域合作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3.地区一体化将不断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

地区一体化作为一种顺应时展的新型国际关系机制，其特点是平等性、民主性和广泛的交流合作性。在它初创阶段和探索发展阶段，它可能只在某一个方面有一些突破，在出现问题时临时协商解决就足以支持其发展。但随着全球化发展和成员的增加与合作的深化，地区一体化客观上要求经常性协商、民主化决策和全面性合作。因为，涉及到的外部和内部问题日益增多，为了避免对立，充分地表达意见，达成共识，作出正确的决策，客观上需要建立解决问题的规范化的程序、制度和机制；也需要建立相关机构，以便专门研究地区一体化问题，提出合作议题与建议，安排协商事宜并检查合作决议的实施和执行状况。地区一体化的最终权力在各成员方，但制度和机构则是权力有效性和合理性的重要保证。对地区关系进行调整和完善的要求，必然导致地区合作采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形式。当然，对那些可能较多地介入成员方国内事务、涉及问题评价的制度应注意其适度性。

4.地区一体化将面对次区域军事联盟和让渡这两个最大挑战

区域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消除歧见、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如果其中掺杂次区域军事联盟或区内某些成员与区外国家军事联盟问题，那就有悖于地区一体化的本意，甚至会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地区一体化的发展。英美特殊关系对英国与欧盟关系的影响就是例子。美、日军事同盟对亚太地区的一体化尤其是东亚一体化发展同样是不利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地区一体化组织涉及军事一体化都可能把区域化推回到传统的军事对抗的老路上去，使它向不利的方向发展。地区一体化发展面对的第二个挑战是让渡问题。让渡是地区一体化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但让渡又最为敏感，成功的可能性又最令人置疑。倘若地区一体化的发展方式和抗御全球化冲击的理论没有新的突破，让渡终将是一个需要逾越而又难以逾越的问题。

5.货币与金融、科技、文化和基础设施与环境合作将是合作的重点领域

随着贸易和金融日益开放，全球化过程中的金融冲击更加强烈，建立地区货币与金融合作与稳定机制十分必要。而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对于提高区域整体实力、抗御外部冲击和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也是各国最需要且最易合作的内容。要把区域一体化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使它具有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远大前景，将这些领域作为一体化合作的重点领域是必然的。地区一体化的重点将会逐渐发生转移，特别是那些有众多发展中国家参与的地区一体化组织将不再走模仿前进的路线，而将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开展合作创新。这样，地区一体化将会迎来它的成熟发展阶段。

四、中国在地区一体化中的战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认识有了显著发展。中国积极参与地区一体化合作并作出了重要贡献。1991年，中国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2000年，中国与日本、韩国和东盟达成标志东亚金融合作开端的“货币合作协议”。2001年，中国和俄罗斯等6国在上海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东盟就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行了协商。2001年10月，APEC第13次部长级会议和第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海成功召开，标志着中国在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方面又迈进了新的一步。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地区一体化发展中的基本战略是：坚持参与和推动大范围的地区一体化，积极推动近周边的次区域一体化合作，以全面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

然而，随着中国正式加入WTO，大幅度地实施经济和金融开放，也由于欧元流通和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发展，以及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加速推进，中国参与地区一体化的战略客观上应有所发展。

1.中国参与区域一体化合作应以保证经济稳定和安全为首要目标，积极推动建立一些深层次、规范化的合作稳定和安全机制，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APEC框架下，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为了表达不走向封闭的理念，一直使用“开放的区域主义”这一术语。从背景上看，这首先是因为大多数APEC成员与APEC之外的国家和地区有着广泛联系，APEC成员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并存在几个可作为核心或具有强凝聚力的次区域组织，因此，区域合作以最惠国待遇原则为适用基础，对区外非成员不会产生歧视作用，从而与WTO的多边合作规则保持一致，对经济全球化发展产生助推作用。从实践上看，亚太经济合作承认差异，在进行经济政策协调、认同合作目标的前提下，坚持单边自由化行动，不强求步调绝对一致，在不存在补偿机制条件下，这有利于各成员向自由化方向发展和迈进，也表现出开放性。这样，开放的地区主义得到了广泛认同。

不过，APEC开放的地区主义实质上是以各成员的经济发展为主旨的，而不以稳定发展和安全为目标。结果，APEC在应对全球化冲击方面严重残缺，不存在防范和稳定机制，以致1997年的金融危机给APEC东亚各成员经济予以严重打击。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作为APEC重要成员的美国实质上并不赞同最惠国待遇和单边行动。它认为有效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不宜单边实施，也不应以最惠国待遇为基础，因为这会助长一些成员的“搭便车”行为，而推迟自己实施自由化的进程。这种目标和认识上的非全面性和非统一性客观上制约了APEC的发展。

为了巩固APEC框架下的大区域合作，特别是面对加入WTO后走向全面开放的经济与金融安全新形势，中国应在坚持APEC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原则框架下，积极推动某些领域，如财政与货币、金融与资本流动、科技与人力资源等领域的政策协商，建立有监控、有补偿的、规范化的合作机制。事实上，在某些具有共同利益的最重要的领域开展深层次的规范化合作是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必然发展。开放的地区主义并不意味着在所有领域一概单边行动，墨守成规将有损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应义不容辞地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2.次区域合作的重点应放在东亚经济一体化合作方面，应在现有的中、日、韩和东盟的对话机制和货币合作机制上建立东亚经济合作组织框架，一些领域的深层次合作应首先在次区域内先期实施。

东亚经济一体化合作倡议已久，但由于多种原因，尚未形成一个正式的政府间合作组织。经济上的一个理由似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乎所有东亚成员都与美国有重要的经济互补联系。这种认识显然也是强调区域一体化的经济发展功能，而忽视了它的经济稳定与安全功能。事实上，不对称的经济依存虽然会在一定时期内加速发展，但如果没有一个接近对称的结构，随着不对称依存进一步加剧，更容易产生冲突和不稳定问题。建立东亚经济合作组织，加强东亚次区域一体化合作进程，一方面有助于东亚地区的经济稳定与安全，另一方面有助于改善同美国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联系依存结构，更有力地推进APEC框架下的大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

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合作将以中、日、韩和东盟已达成的“货币合作协议”即“清迈协议”为基础，进一步在科技与人力资源、金融开放与资本流动方面达成新的合作协议，然后再将形成后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扩大，由此建立起东亚经济合作组织这一次区域合作框架。至于其他的东亚次区域合作形式，如东北亚经济合作和东南亚经济合作等（即图门江和湄公河等地区成长三角），目前主要是由相关国家的地方政府负责、集中于在基础设施建立和地区开发方面的合作，应在适当时候纳入东亚经济合作组织框架，成立专门的统一的地区开发合作机构进行协调和管理。

经济一体化论文篇7

按照中国与东盟达成的协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合作框架主要包括中国与东盟实现零关税，减少非关税壁垒、技术壁垒，加强沿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开发，建设昆明—曼谷公路和昆明—新加坡泛亚铁路等方面的内容。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与运行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虽然有其基础和有利的现实条件，但也存在相当多的困难与挑战。

（一）区域内的不稳定因素

一旦贸易区形成，东盟国家将面临许多棘手的问题和挑战，例如经济一体化过程，将会连带出现政治、文化、宗教以及种族问题，由于东盟是一个多元化的区域，对各自文化、宗教和种族的保护，将迫使各国在讨论经济问题时，必须顾及彼此的要求，因此进一步建立地区经济联盟，甚至类似欧元一样的亚洲货币，会面临很大阻力。

（二）领导权问题

对于“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倡议，东盟国家作为既得利益者，大多希望保持“10+3”现有的模式，它们企图以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东盟投资区(ATA)计划为基础吸收中、日、韩3国参加，最后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避免东盟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旁落。在商谈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时，东盟仍是期望保持其领导地位。尽管中国同意保留东盟的核心地位，并对东盟中不发达成员实行特别优惠关税待遇。但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的过程中，领导权问题始终将是必须面对的一个最主要难题。

（三）贸易投资自由化与经济技术合作两者关系处理

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专家组提交的建议中，内容多属经贸合作与经济援助问题，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内容相当有限。目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员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大不相同，对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的目标和承受能力也不尽一致。同时，中国和东盟一些国家的关税仍然偏高，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自由贸易区，双方之间的贸易增长很有可能来自于区域外部国家的贸易转移；由于双方产业结构趋同可能会使竞争加剧，而加剧的竞争也可能会导致一些企业被迫做出调整。

（四）关税及非关税壁垒

签署的《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实现零关税和减少非关税壁垒、技术壁垒。

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的存在也是有些好处：1）进口替代效应（使国内的生产增加）2）保护效应（保护国内的产业）3）转移效应4）税收效应等。放弃关税就意味着使国内的产业完全暴露在区内这个大市场之内，接受“优胜劣汰”的原则的判决，而这种“暴露”是双方面的，所以真正弄清解除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利弊就要从双方的贸易相关性出发。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外部经济影响与走向

合作框架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加强双方的联系，建设经济联系的纽带（对沿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开发），在零关税对贸易推动的基础上，这无疑也会促进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与投资，这就是所说的贸易自由化所产生的投资效应与贸易效应。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和贸易创造效应

1.贸易转移效应

顾名思义，贸易转移效应是指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导致了成员国原来的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从非成员国家的进口被成员国之间的内部贸易往来所取代。区内产业结构和贸易品结构存在很大的相似性，都是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所以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后，区内的贸易也不会很大程度地取代原来各自与区外国家的贸易往来。这一“弱点”使贸易转移效应下降，然而也避开了阻碍资源全球配置的弊端。

2.贸易创造效应

由于两方的产业结构和贸易品结构都很相似，各国为了保护国内的产业都彼此设立了很严格的关税及非关税壁垒。这也就意味着彼此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投资与贸易空间。当贸易壁垒取消后，区内各国间的贸易将有一个飞跃。贸易往来的增多又会深化分工协作；分工的深化必将产生彼此贸易的增加——贸易创造效应，如此循环强化。另外，前面也提到了双方的互补性产品，这方面在贸易限制解除后受益更多。

（二）投资效应分析

中国与东盟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市场，这无论在市场稳定性方面，还是法规透明健全方面都会较原来进步，随着投资环境的改良，区外的投资自然愿意将资金投放在这样一个有很大潜力的市场上。建成后的中—东自由贸易区将是继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的第三大贸易区，这样一个前景广阔的市场对投资者的诱惑可是不小的。

四、开创发展中国家双赢合作的新典范

不可否认，我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对我国和东盟的经济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自贸区的建立将扩大双方贸易与合作的规模，提高本地区的整体竞争力，使中国与东盟更好地分享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利益。从而开创发展中国家双赢合作的新典范。

参考文献：

经济一体化论文篇8

2 马元和股市无法遏制地持续下滑，迫使总理马哈蒂尔最终选择了外汇管制。管制内容包括非居民的货币兑换、离岸户口转帐、沽售股票所得的转出、海外投资、进出口结算以及现金的出入境。简而言之，退出游戏，关门不玩了。公布外汇管制措施的当天，马元汇价上升了7.2%。

3 香港的庄家下场和增加磨擦的“七招三十式”：面对国际炒家“按提款机”式的新一轮摧毁性攻击，香港当局忍无可忍，直接入市，大笔作多，买港元，买股票，买期货。8月28日一天，香港股市成交790亿港元，创历史最高记录。特区政府照单全收大量抛售的恒生指数股，抛多少收多少，大有不惜“国有化”恒生指数股企业的架式。 紧接着，政府推出“七招三十式”。其中“七招”是香港金融管理局的七项新措施，旨在强化货币发行局制度和增加银行体系流动资金，减少港元利率被人为操纵的机会。“三十式”则分别针对香港联合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中央结算公司、政府财经事务局五个机构，提出新纪律或重申一些交易规则，加强对股票抛空的监管。这些技术性措施，归根结底是给国际炒家的“提款”程序设置障碍、增加摩擦，让炒家没那么容易赚到钱，知难而退。虽然联系汇率发行局制度不变，这些限制性措施不仅在特殊意义上绊住国际炒家的脚，同时也在一般意义上为国际资本在香港进出的流动增加了摩擦。 各国家和地区政府纷纷出手，干预市场：早在1998年1月初，新台币兑美元在三天内大跌之后，台湾就立即关闭了NDF(无本金远期外汇交易)。

4 9月初，为了防止索罗斯旗下基金“空袭”，台湾金融当局指名道姓地宣布，不准台湾投资人将资金汇出境外投资索罗斯基金，严禁台湾证券商为索罗斯旗下基金下单买卖。

5 新加坡则修改了股市指数，将原来以价格加权的计算改为市值加权计算，使炒家通过操纵指数成份股获利的难度增加。

6 俄罗斯为了捍卫卢布，曾经在8月宣布限制商业银行购买外汇，其实就是外汇管制。

7 后来又放弃了，结果，卢布汇价一路下滑，从8月17日到9月9日，卢布贬值超过60%，

8 外汇交易几度被暂停，银行也一再停止卢布的兑换。最近又有消息说，总统叶利钦正在考虑限制美元在国内的流通。

9 二、“资本神话”幻灭 自由派经济学贸易理论的权威巴格瓦提(Jagdish Bhagwati)说，资本自由化是贸易自由化的理念延伸，可是，鼓吹资本自由化的经济学家从来没有象自由贸易经济学家那样拿出足够的实证分析。大量事实证明，不规则和难以控制的短期资本流动，是许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渊薮。越来越多的证据和逻辑推理都支持限制货币自由流动。贸易自由化和货币自由化是完全不同的是两回事，云云。

10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说，亚洲的“病因”是资本市场过早开放。

11 美国《新闻周 刊》发表署名文章说，全球资本流动使穷国的经济越发不稳定，同时反过来损害了富国投资者的利益。

12 投资银行Warburg Pincus & Co.的执行总裁Rajiv Lall说：“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融合本来就是“双刃剑”，人们原来以为好处会大于坏处，现在看来不对了。对国际资本流动作某些方面的限制，也许不是一件坏事。

13 有迹象表明，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七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都有可能改变反对管制资本流动的一贯态度。因为在“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下，可能需要某些特定的资本管制措施，应付特殊情况。

14 麻省理工大学教授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说得更直接，亚洲各国经济苦苦挣扎，丝毫没有起色，随时可能引发新一轮的资本流出浪潮和更严重的危机。对此，唯一的方法是外汇管制，尽管这是很多人所忌讳提到的。他认为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存在很大的问题，却能成为亚洲金融风暴中的“安全岛”，靠的就是有效的外汇管制。

15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能为力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年度财政报告，1997年6月至1998年6月财政年度，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最多的是南韩、印尼和阿根廷。

16 为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己已经出现财政危机，希望美国国会尽快批准180亿美元的拨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执行总裁Fischer估计，现在可用于援助的款项只剩下50至90亿美元。

17 姐妹机构世界银行也发出警告，向遭殃国家提供大量援助贷款，已经影响了世界银行资产的稳定性，除非股东再注入资金，世界银行将无法继续向有问题的国家施以援手。到目前为止，世界银行已经向亚洲国家和俄罗斯提供了84亿美元贷款，占可提供贷款额度的77.7%。

1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钱又出力，为受援国提出一大套进一步自由化的改革开放方案，要求那些急需刺激经济景气的国家紧缩银根、提高利率、严格控制财政赤字，而且不能实施货币局制度。

19 结果，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国家，至今没有一个可以摆脱困境。克鲁格曼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不但没有将亚洲从危机中挽救出来，反而使情况越来越糟。

20 虽然有种种资本自由流动和开放金融市场的理论，作为各国“最后贷款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在国际游资巨大的破坏力面前无能为力。 四、欧元面对严峻挑战 1999年1月1日，欧盟11国正式启动欧元。但是，要到2002年7月，创始国货币才全部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三年过渡期，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意大利里拉等货币与欧元并存，同时发行和流通。这样“双轨制”的过渡期，为国际炒家利用欧元中央银行与各国中央银行之间政策取向的偏差，选择薄弱环节各个击破，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典型的前车之鉴是1992年的英镑“阻击战”。

当时欧洲汇率稳定体制(ERM)中，弱势货币英镑兑马克币值明显偏高。英国既要维持货币币值(维持高息)，又要摆脱经济衰退，唯一的出路是要求德国减息。可是，德国刚刚统一，西德马克与东德马克按一比一的汇率合二而一，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率飙升的强大压力，非但不能减息，反而要加息。于是，弱势英镑成为投机者大笔沽空的攻击目标。一场恶战下来，英镑被国际游资打出欧洲汇率稳定体制。索罗斯志得意满，大赚10亿英镑，英国财相灰头土脸，被迫辞职。21 如今，参与欧元的11个欧洲联盟国家中，各国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政策取向也不一致。这些民主国家的民选政府，政治必须服从选票，关键时刻制定政策，只能从本国选民的利益出发，很容易在货币政策上不能共同进退。欧元挑战美元，是一伙钩心斗角的联盟与一个统一强大的巨人搏斗，前景令人担忧。

22 如果说1992年，英镑和意大利里拉可以被相继打出欧洲汇率稳定体制(ERM)，不能说1999年以后，欧元区的其它货币，譬如德国马克，没有可能成为国际游资投机的目标。如今，德国对俄罗斯的巨额问题 贷款已经可能冲击德国的银行体系。

23 与原东德和俄罗斯经济关系密切的东欧国家，受俄罗斯危机的直接拖累，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的货币已处风雨飘摇之中。

24 德国建议用欧元救援俄罗斯，希望由此把自己在东欧和俄国的利益卷成欧盟的集体行动。

25 如果俄罗斯和东欧情况恶化，影响到德国的货币和经济政策，造成德国与欧盟其它国家不一致的政策取向，逻辑上，不能排除马克面临1992年英镑处境的可能性。倘若马克受到强有力的冲击，甚至被打出欧元体系，欧元、乃至整个欧盟的前景都将面临空前未有的严峻考验。

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战国时代(第3页)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进入改革开放的浪潮，主题是经济自由化。大幅度降低关税、贸易自由化、资本自由流动、开放电讯市场、跨国直接投资和企业兼并、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各种经济同盟的建立、欧盟从关税同盟到贸易自由化到货币一体化等等，所有这些的本质，都是各个国家政府对经济活动直接控制的强度和干预范围越来越小。随着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危机向南美、俄罗斯的蔓延，自由化改革开放的潮流开始了明显的逆转趋势。 曾几何时，“亚洲模式”成为众矢之的。学术界异口同声：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是政府过份干预经济，造成泡沫经济。

如今，危机蔓延到“亚洲模式”以外的俄罗斯和南美各国。前者实行的是西方大为推崇的“休克疗法”，后者经过债务危机以后几乎成为美国的加工基地。这使人们对危机的理解逐渐加深，并且开始发生逆转。所谓“逆转”，面对的实践是，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干预都大大加强了。香港始终以政府最少干预经济活动而著称于世。结果，当局不得不庄家下场，亲自和国际游资“埋身肉搏”，紧接着颁布实行“七招三十式”，成为从自由化逆转到大干预而特干预的典型案例。亚洲金融危机早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受援国家推行进一步自由化的改革，结果不仅无效，而且雪上加霜，遭到普遍批评，是另一个方向的典型案例。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的改革，几乎退出进一步改革的逻辑选择空间，是又一个典型案例。马来西亚实行外汇管制的成功，看上去是应付危机诸多手段之中的一种选择，实际上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逻辑上，与人民币不自由兑换的道理一样，只要短缺资本不能自由流动，本国中央银行的景气调节，就能在本国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换言之，过去马来西亚经济的景气，是马哈蒂尔和索罗斯一起说了算，因为中央银行的任何景气政策都可能被国际游资的流入流出抵消或者放大。实行外汇管制以后，马来西亚的经济景气就成了马哈蒂尔一个人说了算。在马来西亚国家范围以内，中央银行可以在没有或很少国际游资“对冲”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当然，代价是巨大的，特别是对外商长期直接投资的负作用不容忽视。26 直截了当地实行外汇管制也好，香港的“七招三十式”也好，台湾指名道姓地禁止索罗斯进场也好，性质上都是为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增加磨擦。倘若不让索罗斯来，罗索斯、斯索罗或者索罗斯自己改个名字还要来，台湾当局还可以继续增加禁止下场的名单，一直增加到国际游资的冲击强度减弱到可以接受的程度。

倘若有了“七招三十式”的磨擦，国际游资还来冲击取钱，香港当局还可以继续增加“八招四十式”，一直增加到国际游资的冲击强度减弱到可以接受的程度。换句话说，所以这些政策规定，目的都是要为国际资本流动制造磨擦，直到磨擦大于资本流动的动能，使可能造成伤害的资本不能自由流动为止。所以，政治上宣布不宣布外汇管制是一回事，实际上实行的都是外汇管制，区别只在于管制的程度。因为就算是宣布实行外汇管制，具体到如何管制和管制到什么程度，资本项目和贸易项目之中，本身就有诸多条款，诸多不同程度的限制和区别对待的放松。既然各种政策规定的目的都是使资本流动的磨擦大于资本流动的动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不同形式(宣布的和不宣布的)和不同程度的外汇管制，标志着各国和各地区政府对全球范围自由化改革开放潮流的逆转。 资本自由流动和全球金融一体化的神话，在各国和各地区政府各种形式的外汇管制中逐渐破灭。贸易自由化随之受到威胁。最近，巴格瓦提等西方经济学家把资本自由化与贸易自由化分而论之，值得商榷。80年代末和90年代以来，贸易自由化突飞猛进的发展，和企业跨国化、跨国直接投资突飞猛进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冷战结束的和平环境里，跨国公司全球分工体系内部的“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例越来越大，

27 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使进出口关税成为多此一举，而且强烈要求资本项目的自由流动。在这个物质基础上，各国的外汇管制对跨国直接投资的巨大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全球范围的跨国直接投资减缓下来，进出口贸易必然重新成为各国政策争执的新焦点。 纵观近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始终有一个生产力发展超越国界和世界市场以民族国家为单元分散管理的矛盾。殖民地经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以后的冷战，在经济层面，本质上都是这个矛盾的反映。试想，各国都关起门来，在国界内部按照百万、千万的人口规模生产自己的汽车，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年生产近千万辆汽车，只能卖在美国，怎么可能呢?一个世纪以前，马克思曾经血淋淋地详细描述过英国机织纺织品对印度和中国小农经济的摧残。在这个意义上，说瓦特蒸汽机演化出资本主义全球殖民的历史，并不牵强附会。同理，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把世界市场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跨国要求，集中成为可以跨国分工和相对自由贸易的两大板块，才奠定了50多年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秩序基础。

如今，第三世界生产力的供给能力发展起来。生产力的发展，以信息产业为龙头，发生了又一次空前巨大的飞跃。为了适应这个生产力的发展，早在80年代，以洲为单位以致跨州的地区经济贸易结盟就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冷战一结束，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就在贸易，直接投资，开放电讯、媒体、商业、金融市场等所有方面排山倒海而来。如果说生产力的发展与殖民、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世界秩序演进，存在某种相辅相成的内在联系，那么今天，技术进步推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更是以百万、千万甚至上亿人口规模为单元的国家所无法容纳的了。在这个问题上，英国、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四个强国联手，才能作成空中客车，与美国航空工业一搏，是生产力发展超越国界在供给方面的典型案例。南韩以几千万人口的国力和市场规模，独立发展各种产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是生产力发展超越国界在需求方面的很好说明。 生产力发展推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但是，需要警惕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丝毫不意味着正义和公平。象以往的历史一样，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融合了少数生产力发达国家自私的国家利益。譬如，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军工重组直接威胁欧洲以国家为单位的军工产业的生存。28 譬如，酝酿许久的欧元，说到底，也是欧盟列强团结起来，既抗衡美国，又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尽量攫取最大份额的工具。譬如，就象当年英国的机织纺织品是用炮舰送来的一样，今天，专玩金融衍生工具的国际游资四处横行作孽，绝大部分集中在美国的几家金融机构。29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迫使各地受灾政府进一步自由化改革开放。雪上加霜的结果，迫使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和地区不得奋起保护自己。马来西亚的外汇管制，台湾禁止索罗斯进场，香港当局与国际炒家“埋身肉搏”，我国人民币不贬值和暂不考虑人民币可兑换的改革等等，都是国家民族利益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掺合在一起的矛盾反映。如今，从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外汇管制开始，金融危机迫使所有政府干预和控制本国经济的行为大大加强。相对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而言，世界正在步入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战国时代”。

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的命题。然而，从瓦特蒸汽机带来的工业革命以来，历史就是这样矛盾地走过来的。这里没有一个纯粹经济学的帕雷托最优模型可以解释的道理。倘若彻底按照帕雷托最优模型办事，过去 的帝国主义殖民当然是推动历史前进，争取民族解放就成了反动;今天要防范金融危机，全世界都用美元一种货币，不就万事大吉了，何必还要各国不同货币兑来换去的麻烦? “战国时代”核心是一个“战”字。斗争和团结(为斗争需要的结盟)是这个时代的主题。 1 讨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邓英淘提出世界进入“战国时代”的概念。作者在与邓英淘的多次讨论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发。作者对本文的观点和错误负责。

2 据估计，全球对冲基金的资产总额达三万亿美元，再加上借贷能力(以十倍计算)，可动用资金达30万亿美元(230万亿港元)(见《苹果日报》：“炒家弹药230万亿，财司怎招架”，1998年9月14日)。另据估计，全球每天的资金流动，在几年前就达到了1.2万亿美元，其中用于国际贸易的只占1%左右。与此同时，各国的外汇储备一般只是以百亿美元计算，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

3 见《信报》：“马来西亚实施严厉外汇管制”，1998年9月2日，第8页。

4 见《信报》：“台央行总裁解释关闭NDF原因”，1998年9月1日，第7页。

5 见《信报》：“台湾全面封杀索罗斯基金活动，台股急跌创22个月以来新低”，1998年9月1日，第7页。

6 见《明报》：“星采新股市指数减少受操控”，1998年8月31日，第B-4页。

7 见John Thornhill：“Fears over devaluation send Russian markets into dive”，Financial Times，1998年8月14日，第1页。

8 见《信报》：“浅析俄国金融风暴”，1998年9月9日，第16页。

9 据香港无线电视新闻报道，1998年10月3日。

10 见崔之元编译：“资本神话─商品和服务贸易与美元贸易的差异”，《参阅文稿》，No.98-14。

11 见《香港经济日报》：“为亚洲把脉─病因：资本市场过早开放”，1998年9月15日，第A-2页。

12 见Robert J. Samuelson：“Global Capitalism， R.I.P”，Newsweek，1998年9月14日，第28页。

13 见Rajiv Lall：“Taming Capital Flows”，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1998年9月17日，第47页。

14 见Stephen Fidler：“Capital curbs seen in more favourable light”，Financial Times，1998年9月15日，第12页。

15 见Paul Krugman：“Saving Asia：it's time to get radical”，Fortune，1998年9月7日。

16 对俄罗斯的援助在6月以后，尚未计入。

17 见Bob Davis：“IMF pledges its readiness to assist Brazil”，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1998年9月8日，第8页。

18 见Robert Chote：“World Bank sounds alarm over risky emergency loans"，Financial Times，1998年9月25日，第7页。只要这个比例达到80%，按规定就要自动增加世界银行的资本金了。

1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先后在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 强烈反对为稳定货币而实施与美元挂钩的货币发行局制度。

20 见Paul Krugman：“Saving Asia： it's time to get radical”，Fortune，1998年9月7日。

21 参见俞岱曦等1998：《金钱与梦想》，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49-173页。

22 参见刘冰：“欧元能挑战美元吗?”见下期《香港传真》。

23 德国是向俄罗斯贷款最多的国家。为了这些连利息偿付都有困难的问题贷款，德国银行的财务评级会被调低(见Graham Bowley：“Russian crisis hits German banks”，Financial Times，1998年9月15日，第26页)。

24 见Stefan Wagstyl：“Eastern Europe feels fallout from the crisis”，Financial Times，1998年9月11日，第2页。

25 德国作为被前苏联和“华约国”战胜的战犯，在冷战结束后，为了自身安全和巩固东、西德重新合并，在北约“东扩”中最卖力气，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投资最多。

26 参见Sheila McNulty：“Malaysia's capital controls create investment challenge”，Financial Times，1998年9月15日，第22页。

经济一体化论文篇9

欧洲国家的相对同一性是建立制度性一体化框架的关键因素。欧共体成员有着相似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相近，贸易政策基本一致，相对容易就一体化目标通过谈判达成一致。它们追求的利益目标和追求利益的方式比较相似，因此能够按照共同通过的法律契约让渡自己的、加强经济融合。欧盟拥有紧密的制度性联合和较强的组织机构，成员国政府通过签署条约对其在一体化集团中的权利和义务做出相应的规定，并根据具体情况设置超国家机构共同决定一体化的发展。

与欧盟相比，亚太地区包括众多经济体，它们不仅社会制度不同、经济运行体制相异、发展水平悬殊、贸易政策难协调，而且还存在不少历史遗留下来的非经济障碍，难以寻求统一的“价值”或“理念”。APEC以自发形成的密切联系的经济活动为基础而产生，这种以市场为动力的一体化，绕过了影响贸易、资本流动和其他经济交流的制度和法律障碍。APEC成员在保留自己的前提下消除各种壁垒，形成市场的扩大和客观的融合，其一体化既没有法律和协定的约束，也没有超国家机构进行管理，成员之间以松散的形式进行经济合作。

2.运行机制比较——开放与封闭

如果一体化组织的运行通过谈判机制来完成，该组织往往以对内的开放和对外的封闭为特征。在谈判机制下，欧盟给各成员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是以成员间彼此消除壁垒、开放市场、甚至出让一部分为代价的，因此具有排他性。这将减少成员国与外界的联系，更加依赖于组织内部的经济往来，从而产生了封闭性。从欧盟内部贸易和对外贸易中可以清晰地看出，1960年～1995年欧盟的内部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由6%上升到14%，对外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却变化不大；而且欧盟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对其出口依存度由1987年的25%下降为1993年的23%。

相反，如果允许成员通过特定的协商机制来确定经贸合作的共同目标，并在实现这些共同目标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那么一体化组织在对内开放的同时也能实现对外开放。如在APEC单边主义协调机制下，任何一个合作事项均实行成员主动倡议、共同协商、达成一致的方式，各成员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开放进程的调整以相应的承受能力为基础。这种单方面的自由化措施同时面向区域内外，APEC以外国家和地区对APEC的出口依存度由1987年的19%上升到1993年的22%。

3.组织机构比较——紧密与松散

以谈判机制为基础而建立的区域经济合作，客观上需要有一套紧密的制度性组织机构为各成员提供一个经常性的谈判和仲裁场所。欧洲经济一体化制度性合作色彩较浓，因而其组织化程度和规范强度在各成员国的主动认可下远远强于APEC。为保证制度性组织机构行使权力，欧盟要求各成员让渡部分经济，由超国家机构统一调控。从关税同盟开始，随着一体化的深化，各成员让渡的相应增加，欧盟已逐步建立起一套结构紧密的“超国家共同体机构”，包括欧洲理事会、部长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法院和欧洲中央银行等。

在APEC协调的单边主义机制下，成员之间在一体化进程中产生利益矛盾与冲突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虽然这种合作模式客观上也需要有一定的组织机构作为协调合作目标、合作进程和相互利益关系的场所，但APEC的组织机构完全不同于欧盟的“超国家共同体机构”，它强调功能性合作，不需要让渡，是比较松散、约束力较弱的合作机构。APEC既没有法律和协定的约束，也没有超国家机构进行管理，它只设有一个秘书处，除财务管理外，主要是联系和协调各方面的活动。

二、欧盟和APEC推进方式比较

作为制度性一体化，欧盟在一体化的每个阶段都制定相关法律，成员国依此实施一致对内对外政策，经历了由低到高的一体化形式。《巴黎条约》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反映了特定经济部门的一体化。《罗马条约》建立了关税同盟，实行区域内贸易自由化。《单一欧洲法案》对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列出了约300项立法，并规定了完成这些立法的时间表。1993年，欧洲统一大市场正式形成。随后，欧共体成员国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并于1999年实现了经济货币联盟。今后，欧盟将迈向完全的经济一体化，对各种经济政策通过超国家机构进行协调和统一。

欧盟创建时就采用关税同盟对一体化升级具有决定意义。关税同盟要求成员国放弃关税制定权，并让渡给共同体所设立的超国家机构。根据“新功能主义”，超国家机构具有功能外溢的特征，即当成员国在某一经济领域实现了一体化，超国家机构将提出另一个领域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这将导致其他经济领域的一体化发生。随着一体化程度加深，欧盟各成员让渡的权力从关税制定权扩展到货币政策制定、管理和执行权。尽管让渡的范围不断扩大，但权力的实质性转移仍取决于成员政府的政治意志。为平衡成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超国家机构加强机制化建设，采取各种有效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在协调成员国和联盟利益的矛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欧盟正是在解决这两种利益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

与欧盟不同，APEC在推动经济合作的道路上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方式。首先，APEC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开放的区域主义”。为了推进全球贸易投资的自由化，防止世界贸易形成封闭状态，APEC坚持非歧视性原则，其成员任何关税减让、非关税措施的减少或取消原则上可适用于非成员。其次，APEC各成员存在很大差异，如果强求一致，只会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因此APEC选择了灵活的方式，承认各成员贸易投资自由化起点不同，允许成员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程度和承受能力，在APEC规定的时间表内对不同经济领域的自由化进程采取不同的方法，强调了灵活性。最后，APEC规定成员用15～20年完成贸易投资自由化，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这个长期目标。这样，各成员就有时间和机会逐步调整自己的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在开展具体的经济合作时，APEC成员不需要服从于超国家规章或强制力量的制约，它实行“自愿选择、组织推动”，同时采用单边行动和集体行动，依靠各成员的主动性和成员之间的协调性。APEC的这种发展模式建立在现实和实用基础上，只要亚太地区多样性这一特点不变，APEC开放、灵活、渐进的推进方式就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三、发展趋势分析

1.欧盟的发展趋势

欧盟以制度化和机制化作为发展框架，以统一方式和一致进度推动一体化，虽然这样组建的一体化组织容易迅速巩固和深入发展，但封闭性和排他性使一体化规模难以扩大。鉴于生产扩大与内部市场狭小的矛盾，欧盟必须从外部开拓新的市场空间，为振兴经济注入新活力。

(1)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按照“同心圆欧洲”的构想逐步推进一体化。以原欧共体为内圆的深化和扩大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第二圆也随欧共体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达成“欧洲经济区”协议而实现。目前，进一步扩展至中东欧构成欧洲经济圈第三圆的建设正在进行。中东欧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等方面与欧盟差距较大，短期内达到入盟标准的难度很大。1999年，欧盟通《2000年议程》，对东扩的财政预算、共同农业政策和结构基金的改革达成妥协。2000年，欧盟通过了旨在改革内部机构、为东扩铺平道路的《尼斯条约》草案。随着东扩谈判的进展，由于成员国组成发生变化，欧盟必须放弃过去步调一致的一体化方式而采取更为灵活的方法。已走入经济货币联盟的欧洲国家将形成一个核心内圈，其余国家将以某种松散形式联合起来，待条件成熟时进入内圈。欧盟可能成为一个以灵活性和开放性为特征，发展层次有别、推进速度有异的新型一体化集团。

(2)欧盟在推进自身建设的同时，还加强了与区外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尤其是与第三世界的经济关系成为其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欧盟利用地缘优势推行新地中海战略，加快与地中海申请入盟国家进行谈判，期望于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此外，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正式签署了《欧盟—南方共同市场地区间合作框架协议书》，于2005实现两大地区之间的工业和服务贸易自由化。欧盟还在《洛美协定》的基础上，与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签订了《科托努协定》，建立了稳定的联系国合作关系。为了进一步加强和亚洲的贸易合作，欧盟与亚洲以定期召开亚欧首脑会议和亚欧商务论坛的方式建立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可见，欧盟开始把其经济集团的范围逐步扩大到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较高的欧洲发达国家和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相互融合，标志着欧盟传统的一体化模式在该地区正在被打破，该区域一体化组织正在由封闭走向开放或比以前有了较高程度的开放性。

2.APEC的发展趋势

经过多年发展，随着发达成员主导APEC发展方向的趋势得到加强，APEC出现了逐步向机制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即其中的非强制性成分在减少，而强制性成分在增加。

(1)有关机构建设和高层会议制度化。1992年，《曼谷宣言》决定在新加坡设立秘书处作为常设机构标志着APEC走上了机制化道路。1993年，APEC决定每年定期举行首脑非正式会议，将协商的时间框架机制化。APEC形成了从高官会到部长级会议再到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三层决策结构，并以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出的“承诺”作为实施决议的保证。这增强了APEC的硬性约束力，任何议程一旦达成共识或进行了承诺，就具有“隐形压力”。

(2)贸易投资自由化途径呈现出机制化倾向。APEC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了时间表来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构成硬约束。为使各成员国的单边行动计划具有可比性和透明性，APEC贸易与投资委员会设计了标准化格式文件，并配备了一套以修改、审评为内容的保障机制，体现了对成员更加一致和硬性的要求。随着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一步深化，集体行动计划无疑将继续增加，这使“自愿灵活”的空间逐渐缩小，依靠舆论压力和形象促进的软约束将演变成集体行动的时间承诺和变相的硬约束。

(3)议事规则的硬性约束趋势。温哥华会议确定的自愿部门提前自由化(EVSL)，违背了APEC一贯倡导的自愿和协调一致原则，体现了真正的“硬”行动。EVSL尽管名义上是自愿的，但实际上标志着从自愿向谈判的转变，某些APEC专家认为这是典型的关贸谈判方式，远离了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单边计划。此外，APEC在协商方面也趋向于强制性，“协商一致”原则蜕变成为“灵活协商”或“实质性多数”方式，从而使多数意见形成主导势力，敦促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成员调整自己的立场。

(4)争端调解机制。《大阪行动议程》对APEC的争端解决机制制定了目标、准则和集体行动框架，将争端解决内容分为APEC成员政府之间的争端、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的争端和私营企业之间的争端。1996年，APEC在菲律宾高官会上就APEC争端调解的性质和程序作了深入探讨，并通过了各成员的单边行动方案。随着APEC机构的不断发展，成员间经济贸易摩擦和争端日益频繁，争端调解机制的建立势在必行。

今后，欧盟和APEC以前所各自拥有的独特性质将逐渐变为二者的共性。欧盟正积极为实现政治一体化而努力，同时，它在发展趋势上还呈现出松散性、开放性和灵活性特征。而APEC在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同时，正致力于加强机制建设，各成员之间的经济联系将进一步的规范化和制度化，APEC正在成为一个更加紧密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参考文献】

[1]EuropeanEconomy:AnnualEconomicReportfor,StatisticalAnnex,Table40～41,1995.

经济一体化论文篇10

珠江流域不但在天然河系、生物区系上有密切的联系；而且在交通运输、物质交流、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珠江是我国三大河流之一，珠江流域地处滇、黔、桂、湘、赣、粤六个省区，流域面积44万km[2]，河长2000km，水量丰富，年径流量为3000亿m[3]，占全国河川径流量的12.3%，仅次于长江，是黄河的5.7倍。经过“八五”、“九五”的建设，珠江已经成为带动流域经济发展的大动脉。从香港始发的万吨海轮可逆江而上，直达广东港，千吨级船舶可直达梧州、桂林、贵港和南宁，120吨级的机动船可进入红水河和南盘江。[2]同时，南昆铁路和成都至广西北海的高速公路全线贯通，使广州尤其是珠江下游三角洲地区对中上游地区的辐射能力增强，便利的水陆交通，加强了流域内的人员交流和物资流通。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利用世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良好机遇，一举跨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虽然1997年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但近年来，经济迅速恢复。珠江流域具有优越的区位，整个流域地处我国南方，濒临太平洋，面向东南亚，具有沿海、沿江、沿边的地理优势，又具有亚太地区中心的重要战略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成为我国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同时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已经跻身于世界新兴工业化地区之列，香港是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和世界贸易中心，拥有资金、技术、信息、国际市场营销网络等优势。中上游的广西和云南与东南亚国家“山脉同缘，江河同源”，拥有我国通往东南亚的最重要的战略通道，区位优势不言而喻。因此，充分利用这一区位优势，加强流域的经济合作，实现流域内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形成一个强大的经济集团参与国际竞争，已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珠江流域揽括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不同的区域经济特征，它以其独特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在我国流域开发中，特别在西部开发中将发挥积极的作用。在目前情况下，通过区域经济带的建立和发展，并依靠其联动作用和辐射作用来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一条较为有效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就一直作为全国率先实行开放的前沿阵地，发展速度遥遥领先，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抓住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创造了非凡的业绩。三角洲地区的深圳、珠海、广州、东莞、中山、佛山、江门等都步入全国50强的行列。据统计，1996年珠江三角洲总人口2166万人，占广东的31%，占全国的1.77%；国内生产总值4474亿元，占全国的6.6%，占广东的70%；出口总额537亿美元，占广东600亿美元的89.5%；占全国出口总额的36.6%。但是，近年来，三角洲地区受到基础工业的瓶颈制约，一次能源和矿产资源缺乏，发展原材料和能源工业先天不足，因此目前三角洲地区某些产业和产品已经失去或者正在失去比较优势。其次是生产力诸要素发生了变化，劳动力价值低廉的优势正在丧失，导致企业成本迅速上升。因此，向中西部投资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产业阶梯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上游的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区矿能资源极为丰富，如珠江上游的云南省矿藏资源丰富，并且种类比较齐全，有“有色金属王国”、“植物王国”、“动物王国”之称。中游的贵州煤炭资源居全国第五位，居长江以南各省区之首。广西锰、锑、锡等10种矿藏的保有储量居全国第一；水能资源丰富，如云南可开发的水能资源达7116万千瓦，居全国第二位，贵州、广西也有丰富的水能资源，红水河水力发电梯级开发是国家三大水电建设基地之一，它将是华南最大的能源基地；[3]珠江流域具有从低海拔向高海拔过渡的特征，纬度低，气候类型复杂，特有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丰富的生物资源；同时，中上游地区还有极为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仅奠定了经济起飞的物质基础，而且也决定了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但是由于流域地域辽阔，各地区的经济地理、自然条件不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弱点。中上游地区虽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劣势也非常明显。主要表现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基础设施落后、人口素质差、技术落后、资金缺乏等。通过开展流域经济合作，可以做到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实现全流域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二、积极开展珠江流域多行业多形式的经济合作

珠江流域的经济合作，其根本目的是实现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组合，使下游地区的资金、先进技术、人才、经济信息和企业经营管理知识经验等向中上游地区流动，与中上游地区的自然资源、能源、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等相结合，以实现中上游地区经济的大发展和下游地区更高层次的发展。因此，就目前来看，合作应当突出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开展资源性合作，为下游地区建立稳定的能源、原材料供应基地。珠江中上游地区虽然资源丰富，但是多年来丰富的资源优势并没有转变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和产业、产品优势。相反，一些地区随着资源的开采，不是越来越富，而是越来越穷。究其原因，主要是大部分的资源开采企业属于乡镇企业，企业规模小，生产技术落后，产品大都属于基础性的上游产品，产业链短，加工程度低。同时，近年来，以依托资源优势形成的产业体系，在全国结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市场约束增强的情况下，出现了能源、原材料工业品滞销的现象。因此，当前一方面应当充分利用广东及三角洲地区的先进技术和资金联手开发当地的优势资源，提高产品的加工增值能力，延长产业链，这样，既有助于将上游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又可以为下游地区建立原材料的综合加工、销售、利用基地。另一方面，应当依据市场需求和比较优势原则，调整投资方向，重点开发那些有市场、发展前景好的能源和原材料加工业。

2.积极开展资产型合作，充分利用双方优势进行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包括企业托管、产权转让、收购兼并等，形成新的生产组合和新的竞争力。在20世纪80年代，海外及港澳地区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我国的沿海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当时廉价的劳动力、廉价土地、税收减免等要素的优化组合下，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但是，随着世界性新科技革命的发展，目前面临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迫切需要进行经济转型与产业转移。珠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区经过40多年的建设，经济实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已初步形成了以煤炭、电力、钢

铁、有色金属、建材工业为基础和军工企业相结合的工业体系；而且中上游地区腹地辽阔，已经得到了初步开发，土地、劳动力、能源和矿藏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在相应的产业和产品生产上具备或者正在获得比较优势。通过这些产业和产品的转移，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上下流域的产业结构都可以升级，实现结构的高度化，从而双方都将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同时，通过产业的转移，有效地降低成本，也必然带来更大的市场空间，创造出更多的产品需求。

产业的转移，必须通过企业来实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体，而且也应当成为流域经济合作的主体。因此，应当鼓励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大公司、企业集团和民营企业到中上游地区充分利用双方优势进行资源型合作。如鼓励三角洲地区的名牌企业与中上游地区的同类企业进行合作，利用中上游地区的土地、部分设备和资金建立生产基地；采用技术转让、产权置换、产品调整、市场转移兴办合作开发项目等等。

3.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与合作。加强中上游地区的基地设施建设，是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点，也是构成产业群落经济基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国家和中上游地区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增加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因此，鼓励下游企业到中上游地区投资不仅会有好的回报率，对于开拓市场、转移投资风险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中上游地区的农业、环保、旅游、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且投资环境正在不断改善。当前尤其应当加强在区际交通、通讯信息、江河整治、生态环境保护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与协调，尤其是强化在流域整治规划上的相互衔接，最大限度地提高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和规模经济效益。

4.积极开展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珠江中上游地区之所以落后，其中科学技术不发达是根本原因。要改变科学技术落后的状况，一方面，要靠自身不断努力，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真正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积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才。引进技术包括引进国外的和国内发达地区的两个方面。相比较而言，引进国内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成本更低，更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因此，应当积极开展流域地区的科学技术合作，充分发挥下游地区科技优势，通过科技成果转让，技术、专利入股，联手进行科技攻关，走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路子，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加快中上游地区传统产业升级优化。同时根据“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有重点、有选择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使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相结合。

5.积极开展生物资源、旅游资源方面的开发与合作。珠江流域具有丰富的生物资源和旅游资源。近年来，流域各省区都把绿色产业、旅游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加以发展。如云南提出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旅游文化大省”的战略目标；贵州、广西也提出加快旅游业和生物资源开发目标；广东凭借区位优势，旅游业发展迅速。但是，从生物资源开发看，中上游地区由于科学技术落后，开发程度比较低；旅游资源由于跨省区，条块分割，各自为政，整体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在生物资源的开发中，应加强流域各省区的合作，尤其是要充分发挥下游地区的科技、人才优势；在旅游业的发展上，流域各省区应尽量做到统一规划，搞好跨省区的流域旅游线的共同开发，加强流域内外的联合促销，实行旅游网络资源、旅游信息资源的共享。

三、珠江流域经济合作中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1.目前，珠江流域经济合作与建设还处于自发阶段或者萌芽阶段，目前的合作还是零散和小规模的，流域经济合作的作用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因此，流域各省市之间的政府，应当加强沟通与联系，达成共识，加强合作的规划与建设，积极引导下游沿江城市的资金、技术、人才和产业向中上游地区转移，通过流域经济专业化协作与综合发展，最终实现整个流域经济的统一、联动和协调发展，为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创造良好的条件，真正发挥东部地区的主力军作用。

2.与行政性区域经济相比，流域经济活动是经济协作式的，而非行政行为。流域经济组织是以经济关系为核心的，而非具有行政隶属关系的政权组织或者部门，因而组织形式具有多样性、松散性。流域经济合作的上述特点，要求在开展流域经济合作中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协调作用，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要求坚持互惠互利，力争实现双赢。[4]但是，单纯的市场调节也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合作机制上应当是在充分发挥市场基础性调节作用的同时，政府部门予以积极的推动和支持。地方政府在流域经济合作中必须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手段，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同时又必须树立新型的市场观念，避免不正当的干预。

3.中上游地区必须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体制机制环境，对外开放程度，企业家创业精神，都是吸引外资的重要条件。珠江中上游地区传统的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观念根深蒂固。要改变落后面貌，必须硬件软件都要抓，不仅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设备，还要消除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克服那种不思进取、肥水不流外人田，怕钱被别人赚走、得过且过的自然经济意识。树立“以开放求发展，以市场换技术，以产权换资金，以存量换增量，以政策换效益”[5]的新的发展观。应进一步把扩大开放与本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切实加强软环境建设，把税收、土地使用、企业开办、项目审批等方面优惠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改善政策和法制环境，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要加大教育投入，加强对劳动者的技术培训，提高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通过软环境建设吸引下游地区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的管理方式投向那些具有自身优势的产业，以带动经济的发展。

4.正确处理产业转移与接受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下游地区一些产业向中上游地区转移是必然趋势，那些高耗能产业、劳动密集型、耗用原材料多的产业和产品将向中上游地区转移。这些产业和产品的转移，不仅有利于下游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而且对中上游地区也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但是，产业的转移不应当是简单的搬迁，必须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趋势，以科技为先导，尽可能科学、合理地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使环境的破坏严格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在决策过程中合理地制定和选择环境与发展政策，避免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可持续发展受损。中上游地区虽然具有丰富的资源，但是生态脆弱，必须尽量避免那种“边开发、边破坏、边治理，边污染”的现象。

收稿日期：2002-06-05

【参考文献】

[1]张敦富.区域经济开发研究[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8.

[2]梁植松.珠江流域整体开发的战略思考[J].热带地理，1996,(1):27.

经济一体化论文篇11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是目前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目前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即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阻力。本文则认为,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不仅没有阻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且还在许多方面推动了经济全球化。（本文认为经济全球化与多边贸易体制是一致的，故在用语上二者可互换。）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多边贸易体制）的促进作用

1、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样以贸易自由化为目标，与多边贸易谈判的目标相吻合，有利于促进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

2、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由于数量更少、地域较近、经济文化水平较为接近，因而更易协调各方立场和利益，能使有关参加方在多边贸易体制下暂时无法实现的自由化利益在小范围内得以实现，从而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补充。

3、区域经济一体化所涉成员远少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各成员间就贸易自由化进程达成一致的难度相对较小，从而有利于在小范围内更快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进而坐在WTO谈判桌前的代表数量就可下降，从而有效地降低多边贸易谈判的复杂程度和难度。

4、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作为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试验场”，通过小范围的“试验”可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大有裨益的经验教训，为国际贸易自由化提供可供借鉴的先例，发挥示范效应。如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产生之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澳新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已就服务贸易自由化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规定。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认识，有助于消除人们的疑虑，为多边规则的达成和实施提供一定的思想认识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WTO发展并走向成熟的中间环节，有助于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向更深层次发展。

5、当前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具有重叠性，即某一国家是多个组织的成员国，这类国家能起到桥梁的作用，促进各国间的交流与合作，进而推动全球多边贸易谈判。

6、区域组织的强大凝聚力，可在多边贸易体系中抗衡经贸超级大国，从而防止和避免多边贸易体制成为超级大国称霸的工具。

7、某一区域内的自由化行动可以激励其他国家和地区采取同样措施，进而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如1996年11月，APEC苏比克峰会批准到2000年消除信息技术产品的所有关税，并在新加坡召开的WTO部长级会议上呼吁将信息技术协议推向全球。APEC称如果WTO成员中有很大一部分不准备加入该协议，APEC将于圈内自行实施之。此举显然会导致出现新的差别待遇，于是圈外国家对此作出了正面回应，这样APEC在实现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又推进了全球自由化。

8、区域经济一体化所产生的贸易创造远远高于贸易转向。所谓贸易创造就是指一体化组织内部取消贸易壁垒后所带来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增加,而贸易转向则是指一体化组织内部取消贸易壁垒后所造成从非成员国进口转向到从成员国进口的贸易方向转移。区域经济一体化必然会造成一定的贸易转向,因此使许多人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利于全球的共同繁荣,并从而阻碍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特鲁曼、巴拉萨、克雷宁等经济学家曾对欧共体所产生的贸易创造及其对欧洲自由贸易区造成的贸易转向,进行了数量化评估,所得出的结论是:贸易创造远远高于贸易转移,欧共体的一体化发展并没有对其最重要贸易伙伴———欧洲自由贸易区成员国产生严重的经济影响。目前存在着一种研究倾向,即把经济一体化组织建立后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发展简单地归结为贸易转向的结果。例如,有的学者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以来美、加、墨的3边贸易增长单纯看作是对区域外贸易壁垒的结果。1987—1997年10年间,美墨贸易额增长了3.5倍,而同期中国对美贸易额增长了6.7倍,马来西亚对美贸易额增长了近5倍,泰国对美贸易额增长了4.3倍。此间没有证据表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造成了严重的贸易转向。1997年以后,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造成泰国、马来西亚对美贸易的大幅度下滑,而中国对美贸易则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

9、区域组织间相互重叠交叉，而非相互封闭、孤立与对抗，且跨地区和重叠性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将使全球化步伐加快。中国-WWW.10、GATT和WTO承认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其采取宽容态度。GATT第24条第4款写道，“通过自愿签订协定发展各国之间经济的一体化，对扩大贸易的自由化是有好处的”。类似内容也见于GATT1994年对24条的谅解之中，“考虑到自1947年GATT成立以来，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有了极大的增加，并成为当今世界贸易的重要部分，则进一步确定，此类经济一体化可能对扩大世界贸易做出贡献”。由此可见，GATT并没有完全把区域经济一体化当作是GATT的对立物，而是肯定其对自由贸易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同时有监督管理规范，一是规定组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的。GATT要求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建立的目的应是便利区内贸易，关税和其他限制性商业规章方面的限制，不能高于或严于自由贸易区或关税同盟建立之前的水平，即不能对区外非成员提高贸易壁垒。组成一体化的成员国应最大可能避免对GATT其他成员的贸易造成不利影响。GATT一成员方因组建关税同盟计划提高约束税率，与GATT第2条冲突时，必须按第28条规定的程序办理，并进行补偿调整。二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和运行做出了程序上的规范。首先，确立了通报制度。任何缔约方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必须向GATT缔约国全体通报。通报的主要内容有:相关资料、协议的运行情况，协议的任何重大变化或发展等。其次，要求一体化制定内部壁垒减让计划和时间表。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必须在合理期间内成立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合理期时间一般最长为10年。如情况特殊要求超过10年，须向WTO货物贸易理事会提供完整的解释。预订的计划和进程表如要修改，必须向货物贸易理事会通报。最后，建立了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审查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就有关建立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的资料提交GATT后，GATT即组成工作小组，根据第24条的有关内容进行审查，并通过货物贸易理事会向有关各方提出建议。审查中如发现没有订立计划和时间表的，GATT须建议订立此类计划和时间表，如成员方不遵照执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不能保留或实施。如发现虽订有时间表和计划，但GATT认为在所拟议的期间内不可能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或认为所拟议的期间不够合理，GATT可向有关成员方提出修改的建议，如各方不遵照执行，则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也不能保留和实施。GATT的上述规定目的在于，使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后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尽可能最小化，同时，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发展、变更纳入GATT的管理和规范体系，以保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与GATT的规定相一致。

11、相对于区域内成员，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对外确实存在歧视和差别待遇，但这是一种相对的歧视和差别待遇。GATT要求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建立的目的应是便利区内贸易，关税和其他限制性商业规章方面的限制，不能高于或严于自由贸易区或关税同盟建立之前的水平，即不能对区外非成员提高贸易壁垒。组成一体化的成员国应最大可能避免对GATT其他成员的贸易造成不利影响。GATT一成员方因组建关税同盟计划提高约束税率，与GATT第2条冲突时，必须按第28条规定的程序办理，并进行补偿调整。因此这种歧视和差别待遇只是相对于区域内的，与绝对提高对外壁垒不可同日而语。另外，根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开放性特点（区域组织也与区域外组织和国家有广泛往来），以及GATT、WTO谈判成果，对外歧视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在降低。并且，歧视和差别待遇导致区域外国家加入区域组织，导致区域组织扩大。

12、区域一体化组织在贸易行政管理、技术标准、规则等方面趋于一致，使区域外国家贸易便利性大大加强。

13、区域行动能够为官员、政府和国家提供学习机会,从而更好地建立多边贸易体制。

区域集团的形成和发展为成员国政府、管理阶层和利益集团参与多边谈判、开辟贸易自由化新领域并制定相应的规则,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和培训机会。区域行动能够使官员、政府和国家熟悉相对较小的区域内自由化进程的设计和实施,从而使它们最终能更容易地转向类似的多边行动。

综上所述，就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本文总的观点和结论如下：

1、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将长期并存、相互促进、又相互矛盾。

2、在承认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存在负面影响的前提下，更多看到它对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促进意义。

经济一体化论文篇12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地区间经济往来的不断加深区域经济一体化得到了较快发展。对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乃至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集“决策者”、“服务者’和‘协调者”等角色于一身的地方政府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必须与时俱进地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不断创新。

一、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要作用

1、制定本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

制定战略规划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制定者必须高瞻远瞩、放眼未来，同时必须符合实际、切实可行。充当“战略家”的地方政府必须深会国家宏观发展战略楠神，制定适合本地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实现区域社会、经济和生态之间的和谐发展。

2、分配各种资源

资源是有限的，必须对各种资源进行合理利用，使其效用最大化。掌握着各种资源分配权的地方政府，不仅要尽力发挥资源的最大价值，同时还必须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促进区域内的稳定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3、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服务

地方政府要以服务行政为理念，倍育区域合作发展的市场机制，营造一个成熟、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向区域内的各类群体和组织提供基于区域合作发展的政策、信息等公共服务。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各地方政府必须为外来的投资者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来投资。

4、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矛质

地方政府应坚持科学发展与五个统筹思想，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类矛盾，尤其是加强区际政府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减少利益磨擦与冲突。另外，地方政府还须在遵循宪法和上位法的基础上制定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法律规范和公共政策，加强法律的执行和监督力度。

二、地方政府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地方政府角色错位

从现实情况看，地方政府管理最突出的问题是政府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好与企业、市场及社会自主治理的关系。政企不分、政社不分、政事不分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导致地方政府管理的职能和管理行为的越位、错位、缺位现象同时存在。一方面，地方政府还没有完全从经济活动中超脱出来，包揽了许多本该由市场自身承担的经济职能，直接管了一些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另一方面，许多本来应该由政府履行的职责却做得不够。

2、地方政府存在着信用危机

作为投资软件，信用环境是极为关键的要素，因为投资者首先考虑的是投资安全和风险系数。而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中，政府信用无疑居于关键的主导地位，因而政府失信则被认为是最大的风险，是市场经济操作系统中最具破坏性的“病毒”。地方政府的失信不仅导致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而且会使大批的外来投资者没有安全感，进而导致大量投资的外逃。

3、地方政府依法行政的意识不强

依法行政不规范现象普谊存在。一是执法主体过多过滥，造成多头执法，交叉执法，一事异罚，一事多罚;二是行政执法目的不明确，把执法作为创收手段，以罚款代替执法;三是执法行为不文明，态度粗暴;

四是执法程序不规范，执法不出示证件，罚款不提供依据，不出示处罚通知书，不开收据等;五是执法人员自由裁量权过大并且标准把握不准，罚不罚，罚多少，全凭个人说了算。这些现象让民众怨声载道，恶化了干群关系。

三、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的总体思路

1、观念创新

只有从观念上全面创新，才能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好地指导具体行动上的创新。第一，责任理念。责任意识的缺失以及由此带来滥用权力、违法行政、执法犯法等状况，正急切地呼唤着必须强化公务人员的责任感和诚信意识，并确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责任机制，使地方政府真正成为责任政府、信用政府。第二，效能理念。由于资源的短缺性，政府必须尽力使各种资源的效用最大化。除了要杜绝可以避免的浪费之外，政府还应该对各种资源进行台理配置。第三，廉洁意识。要求政府员必须奉公守法、清明廉洁，不以自己的职权寻求额外的“租金”。严重的政治腐败不仅会增加交易成本，打击投资者的信心，而且败坏公共道德、损害社会公正。

2、组织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