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经济论文篇1

首先，开放经济促进了金融产品的创新，而金融产品的创新能够对金融稳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随着中国开放型经济的不断升级，国内市场开放的领域越来越多，而2013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金融领域改革式的开放与创新。金融领域的开放会促进国外的金融资本与金融产品进入我国金融市场，这些国际因素的进入在给我国金融市场主体带来活力的同时也给金融行业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在这种压力下，我国金融领域的金融机构为了吸引更多客户，会推出更多创新型金融产品与服务。金融领域的创新能够缩短资本积累的进程，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但在这种显著的成效中，以利益为中心的资本会带来不适应金融发展的结果。比如，实体经济发展导致收入分配不均等后果，这些都会影响到金融系统的稳定性，诱发金融危机的出现。另外，金融创新能够有力地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但是金融系统的运行毕竟与实体经济的运行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如果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情况不匹配，则很容易造成金融系统的崩溃。

其次，我国在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一直致力于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的国际化对于缓解我国人民币升值压力、缓解国内通货膨胀情况都发挥着非常有利的作用。而随着2014年英国决定在国内发行人民币国债的举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更加向前迈了一大步，但是在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诸多好处的同时，也会给我国金融的稳定带来一定不利的影响。关于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国际与国内学者都有一定的研究，国外的学者主要站在美元国际化的角度分析了美元国际化带来的对于美国国内货币政策运用以及美元贬值的不利影响。他们认为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这些年，使得美国国内贸易赤字非常严重，政府的负债压力也非常大，这些因素便促使了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出现，而对于财政及金融政策的放松管制，便引发了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这些都要引以为戒；而我国的学者主要站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分析了开放型经济下人民币国际化对金融稳定造成的不利影响。我国的学者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汇率政策的实施、金融投机行为等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由于我国的经济实力还没有强大到和美国相对比的地步，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可能会对我国的汇率制度造成不利影响，破坏我国汇率制度的统一，影响我国国内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从而对货币政策造成一定的压力。另外，如果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存在非正常流动，无论是某些国家大量买入人民币还是大量抛售人民币，都会对我国金融业尤其是银行造成不利的影响。

总的来讲，在开放型经济中，无论是金融领域的开放带来的金融创新还是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可能出现的人民币大规模的非正常流动，以及整个国际宏观环境本身带有的不确定，都会给我国的金融稳定带来一定的挑战，都会对我国金融防范与自身化解外部风险提出严峻的挑战。但是我国采取开放型经济的大趋势是不可改变的，因此，如何适应这个趋势，在开放经济中有效维护我国金融的稳定，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内容。

二、开放经济下维护金融稳定的实践

由于影响金融稳定的因素既有金融行业本身的不稳定性，又有相关外部政策原因，因此在维护开放经济下我国金融的稳定时，要从两方面考虑。从金融系统自身考虑。处在金融系统核心地位的银行业要做出重大调整，积极维护金融稳定。首先要提升银行的经营能力来防范可能存在的金融风险，即提高银行坏账准备金率，使其资产不会受到突如其来的外部金融风险的影响；我国银行管理机构要完善对各大银行的监管力度，对贷款的额度以及比率等都做出相应合理的最高限额规定等。其次，加大银行业信息的透明度。加大银行业的信息披露力度能够驱使银行机构更加谨慎地经营与管理，这样就不会产生过多的金融产品泡沫，对于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后，化解银行业的支付与结算风险，在这个方面可以借鉴国际清算体系相关的做法，银行要时刻关注客户借贷的流动性，这样可以随时掌握贷出的资金的用途，从而化解某些不必要的风险。从相关的外部因素考虑，则需要强化金融市场的功能作用。我国政府在制定金融政策的时候要注意保持金融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宏观政策的变动是引起金融市场，尤其是债券与股票市场变动的重要因素，在如今金融市场不断开放的背景下，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因素较多。另外还需要加强国际间在金融风险防范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建立起金融危机处理机制，既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全球性的经济组织加强交流，也要与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加强交流，在此基础上建立良好的合作机制，这样即使出现了金融危机，也会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将损失降到最小。

开放经济论文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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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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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经济论文篇3

所谓开放经济是与经济国际化、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紧密相连的一个经济概念,是与封闭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形态,其主要特点是:其一,一国经济纳入了国际经济的运行范围;其二,宏观经济政策既要实现内部均衡目标,又要实现外部均衡目标。所谓货币政策也就是金融政策,它是中央银行为实现其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取的各种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或信用量的方针和措施的总称,主要包括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和外汇政策。

(二)开放经济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开放经济和货币政策是不同性质的两个概念,但两者之间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相对封闭经济而言,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就必然要考虑国际经济的影响。这是因为一国货币政策的实施,必须依赖于具体的经济和金融环境。换句话说,如果客观经济金融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货币政策也应该相应地做出调整。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世界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金融国际化等变化趋势共同改变了货币政策实施所依赖的整个金融环境。尽管市场的开放、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在微观层面上改善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但是在宏观层面上却给政府当局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这里主要指金融政策)带来了困惑: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独立性受到冲击,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显得不能适应新的金融环境,货币政策目标(包括中介目标)以及传导机制也受到了影响。也就是说,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比如,货币当局不仅要考虑内部均衡还要考虑外部均衡;在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上,不得不放弃总量指标(货币供应量)而转向价格性指标(利率);在货币政策操作工具上更多地依靠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来实现政策目标。当然,更为重要的变化体现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方面。传统观点认为,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各国将重新获得利用独立的货币政策来影响国内实际产出水平和实现各自宏观经济目标的能力。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的货币政策实践证明,即使是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各国货币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是很大的,差异性货币政策所诱发的国际资本流动同样严重地干扰了各国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

既然开放经济对货币政策的一系列影响是如此之大,那么,这种影响有解决之道吗?可以说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的国际货币理论及实践都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即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这种影响,尽管国际经济学界对协调的收益大小尚无定论。

二、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基础

(一)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定义及前提条件借鉴30国集团1988年对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所给出的概念,对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含义做出以下界定: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就是“各国充分考虑国际经济联系,有意地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货币政策”的过程。这种协调通常分为两种,即以规则为基础的协调和随机协调,前者是以各种制度为基础的,如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欧洲货币体系;而后者主要是指为应付某一具体事件,有关国家进行磋商后作出的、持续时间有限的特殊协议,其典型的案例是1978年的波恩首脑会议、1985年的广场协定以及1987年的卢浮宫会议等。

那么,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首先,政策协调一定是在利益主体(国家或经济地区)之间发生了利益冲突的条件下才会发生的合作行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世界经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是一种常态,一般地理解,只要有交往就难免有冲突,那么协调就有必要。但是,这里依然存在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主体之间才需要协调呢?回答当然是大国与大国之间才需要协调,因为对小国来说存在一个谈判地位与力量问题,这里隐含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协调的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问题。同样地,当所有的国家都是小国的时候,一个国家实行的政策措施,对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都不会产生多大影响。其次,只有在通过冲突双方的协定或者说妥协可以使双方都获利,亦或说至少可以改善一方的境况而另一方不受到损害的条件下,协调才会发生,如果说只有一方获利,那么这种协调不会进行下去。

(二)为什么要进行货币政策国际协调

1.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现实要求———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国际经济学界广泛认为经济的相互依存性是进行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一个外在动因。按照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解,这种相互依存主要体现在结构上的相互依存,经济目标上的相互依存,国家之间政策上的相互依存。笔者在这里想强调的是政策上的相互依存,即一个国家的最佳政策得以实现,更多地取决于其他国家的行动。当然我

并不否认其他方面的依存,因为政策上的相互依存是由于结构上和经济目标上的相互依存所直接引起的。

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对外开放和相互依存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许多好处,比如,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加深了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从而优化了世界资源的配置。但是,不争的事实也有力地说明,国际间经济依存度的加大极大地降低了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增加了世界各国的溢出效应。尽管理论分析表明,一个国家的政府可通过国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调整来实现其经济的内外均衡。但实际上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中,一国货币政策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其他国家的政策、行动和做出的反应。由于自的减少,其政策的作用与效力便难以预测。所以说,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是世界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必然要求。

2.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内在动因。如果说开放经济导致各国在货币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日益加深,那么,当一国独立地制定货币政策就可能会对其他国家的政策运行施加显著的影响,也可能受制于它国的货币政策,通常地将这种效应称为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Monetarypolicyspill-overeffect)。溢出效应很早以来就被国际经济学界所认识,许多学者如哈马达(Hama2da,1974,1976,1979,1985)、米勒和萨曼(MillerandSalman,1985)、柯里和莱文(CurrieandLevine,1985)都已注意到了政策溢出效应。溢出效应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传递,一般认为主要是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以贸易渠道为例,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的需求紧缩。溢出效应产生于各种原因,包括那些将国外政策诱发干扰的影响传递给国内经济关键宏观经济变量的各种贸易与金融联系。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大量的研究证明这种货币政策溢出是普遍存在的。既然货币政策溢出是普遍的,而从理论上讲,通过国际协调可以降低这种溢出效应(这已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承认)。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政策的溢出效应就是国际协调存在的一个内在动因。但是,国际协调是怎样减少这种外部性影响的呢?下面将更进一步地谈到。

(三)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基本方法———博弈论分析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许多经济学家运用各种方法对各国间货币政策的冲突与协作进行了分析,并产生了运用博弈分析的战略决策方法(StrategicApproach),从而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在方法上提供了理论依据。

博弈论(GameTheory)又称对策论,是研究理性的决策主体之间在其行为发生冲突时的决策方法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也是研究理性决策主体之间的冲突与合作的理论。其主要特征是决策主体之间的行为是直接相互影响的,因此,决策主体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其他决策主体的反应。在相互依存性很强的开放经济中,各国货币政策的外部性越来越明显,作为世界经济中的经济主体,一国的货币政策会影响到他国的社会福利函数,反过来,又受其他国家政策的影响。因此,各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选择过程就好似一局博弈。一国在制定货币政策以及实施经济行为时,不得不考虑它国的反应以及将会采取的措施,以尽可能地做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而这种决策取决于双方博弈的结果。博弈理论研究的结果显示:国际间经济政策不协调是无效率的,而通过国际间经济政策的协调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短期内,协调收益的分配取决于博弈双方的谈判力量。而在长期内,随着博弈双方地位的此消彼长,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势必被打破,双方又开始一轮新的谈判与协调。

三、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否有效

从理论上讲,通过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可以实现帕累托效率,使各国的福利均接近最佳点,整体经济福利也高于非协调状态。但世界经济的现实却与此大相径庭,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往往不能顺利实施,“以邻为壑”的自利行为经常发生。为何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出现现实失灵呢?

首先,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不确定性。要进行国际协调,首先要了解相关国家的经济现状,一般是根据各国所用的模型来判断各国的产业结构,在此基础上协调各国的利益。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外国货币政策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本国的宏观经济变量进行了研究,但由于使用的模型多种多样,在某些具体数值上很难达成一致结论,由此导致协调利益的不确定性,使合作协调很难形成。

其次,违约冲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即使知道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能够获利,也不能保证协调的政策能够顺利实施。如果采取协调以外的政策的获利大于协调政策时的获利,就会出现免费搭车或违约行为。如果很难监督货币政策的话,那么每个国家都可以在振振有辞地证明它坚持了协议政策的同时违约,由此,出现不协调的结果将是很容易的。而且如果政策协调是在多个国家之间进行,那么违约的动机会更强。要消除免费搭车或违约行为,可以采取两项措施:一是使协调经常化,即博弈不仅仅限于一次,这样参与国就必须在背弃协议政策的预期收益与下一期对方国不合作行为的可能成本之间做出比较选择;二是引

进客观指标,完善协调政策的监督体制。

最后,政策协调中分配利益和分摊协调成本的不确定性。到目前为止,经济学者的研究结果还不能计算出成功的政策协调所带来的收益,而且对成功协调的收益分配与协调成本分摊的研究也还很少,对协调收益究竟由什么因素决定仍未达成一致意见。这样一来,即使关于协调的论证再详细,也很难为实践所接受。在这种局面下,要说服任何独立自主的一国政府,为了一些不完全归自己所有且数量不确定的国际协调收益而放弃自己的某些目标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收益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更多地流向其他参与国,而不是本国。尽管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由于上述不确定因素的存在而出现了失灵,以及在完全信息和静态的一次性博弈的最优化假设下建立的协调模型存在着潜在的局限性,即使是在动态结构模型中也存在着政策协调障碍(比如说政策协调的连续性问题或者说可维持性问题),但是,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权威货币当局之间彼此协调对世界如何运作的看法也许比政策协调的本身更为重要。这是因为信息交换不需要规范的政策协调,并且交换也不会使货币蒙受伴生性的损失,它可能是一个比成熟的合作本身更容易实现的目的,即使大多数实证经验显示政策协调的收益不如想象的那么好,但结果依然非常显著。根据休斯-哈利特在完全信息假设下的估计,政策协调收益对美国和欧佩克其他国家来说,大约相当于每年额外GDP增长的3%～5%和4%～6%。在这里之所以要列举这样一个数据,只是想表明一种观点:世界各国实现共同目标的奋斗轨迹与合作协定本身应该是同样重要的,也许今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会更充分地证明政策协调在经济福利方面所产生的显著收益。四、中国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以及对策研究

依据中国近20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以及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证明,中国目前已经初步具备了开放经济的特点。但是,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显示,从封闭经济过渡到开放经济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也会同样地受到其他经济体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到其他经济体的政策利益,既然如此,中国也应充分重视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一)中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中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现状。中国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体现在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性组织在资金贷款、政策对话、技术援助、法律协调以及信息交流等方面卓有成效的合作。当然,中国与IMF的合作与协调更为重要的表现还在于与IMF的积极配合方面。比如在东南亚危机风波中,中国对危机所采取的“同舟共济”的态度,特别是中国政府自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对国际社会所做出的“人民币不贬值”的慎重承诺,这种承诺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缓解以及国际经济的稳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次,体现在中国与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合作与协调上,比如说,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合作与协调。中国还积极参与区域性货币合作,加强了中国与亚洲各国或地区中央银行的合作,进一步巩固“10+3”(东盟10国加上中、日、韩三国,简称“10+3”)的金融合作成果,同时根据“清迈倡议”,加快了成员国之间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进程。目前,中国已与日本、泰国、韩国、马来西亚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涉及金额共计85亿美元,与其它国家的货币互换协议也正在谈判与磋商之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加强各国货币合作的机制。

2.中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汇率协调问题。汇率和汇率政策的协调一直是各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核心。中国自1994年实行汇率制度改革以来,官方一再说中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央银行的任务就是稳定人民币汇率。但IMF认为由于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太小(不足±1%),因此属于固定汇率制。那么中国目前的这种汇率政策是否合理呢?如果说在1997年的东南亚危机中,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是为了顾全大局(因为如果中国也实行贬值政策的话,那么只会招致国际社会的报复性反应,这对各方都没有好处,只会使景况变得更糟,按照国际协调理论,这也符合其宗旨),那么,在危机过后,是否一定还要履行这种承诺呢?换句话说,中国是否要以汇率稳定作为唯一目标呢?笔者同意何泽荣教授的观点:稳定汇率是汇率政策的一个目的,但不是唯一目的。当然,这里不是说中国货币一定要贬值,只是想表明这样一种观点:中国至少应该寻求一种在国际社会能够承受的合理限度内调整汇率的机制。

(2)利率协调问题。国与国之间的实际利率差异会引起国际间的套利行为,从而导致国际资本的流动,并进而会直接影响到汇率的运动。也就是说,在国际间(特别是经济大国之间)存在利率协调问题。这里有一个问题,即是不是国外(特别是美国)利率调整了中国也应该相应的调整呢?当然不是,中国连续8次下调利率,事实上对内需的刺激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也许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在这里要说的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动的环境、条件、因素及其范围,与封闭经济条件下相比较是有质的区别的。由于中国目前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因汇率变动幅度过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我国归到固定汇率制),因此对未来汇率变动是一种静态预期;另外,中

国还没有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资本是不完全流动的;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目前没有实现利率市场化,没有形成一种利率的市场反应机制;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中国利率政策从短期来说应该自主性地决定。但这绝对不是说中国不需要进行利率协调,只是说存在一个自我决策问题。

(3)中国在国际协调中的地位问题。由于获得协调利益的大小取决于协调双方的谈判力量,而这种力量从根本上来说又取决于一个国家自身政治、经济实力的强弱。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力得到极大的提高,但是相对于这样一个10多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中国的经济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巨大差距。自布雷顿森林体制崩溃以来,在国际货币领域没有一个专门负责货币国际协调的机构(在崩溃以前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成),在这种背景下,由于“八国集团”在经济实力和能力上对世界经济的重大影响,因此它们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与协调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是当今世界上除IMF以外最重要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尽管这种协调机制只是一种随机协调行为,但在新的统一的国际货币体系(这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未形成之前,它不失为一种最佳选择。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尚未被吸纳为该组织成员,这对中国在国际协调中的地位是有不利影响的。

(二)中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对策

1.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积极参与国际协调。由于中国汇率市场不完善,不是有效的汇率市场,存在封闭性和垄断性,人民币汇率变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体现了政府的政策取向,而无法通过市场供求关系来实现。针对目前经济现状,可以采取人民币适度贬值,刺激出口,扩大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缓解失业压力,与此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协调,注意国际社会的反应。

2.有步骤地开放金融领域,有效管理国际资本流动,循序渐进地推进人民币可兑换进程。加入WTO,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不可避免,但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速度取决于诸多因素,比如经济发展水平、金融体制改革进程、金融法规的完善程度、国家对金融业的监管水平以及金融机构的经营能力和竞争力。因此,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应该是一个有步骤的、渐进的过程。随着经济金融开放的深入,国际资本流动将加快,由此必须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有效管理和合理利用,建立防范国际资本流动冲击的机制。随着国际资本流动加大,必然会对资本项目可兑换提出要求。但是,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不能急于求成,应该是一个渐进的历程。

3.探索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国目前货币供应量与产出、物价之间仍然具有很大的相关性,而且可以通过利率、再贷款、公开市场操作对其加以调节。因此,中国目前仍需把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的中介目标。但是,从长期来看,也要认真探讨其他参照指标,研究新形势下中介目标的选择问题。今后几年中国应该稳步推进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改革。以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奠定基础。

4.加强国内金融监管,建立危机防范与预警机制。货币政策国际协调也体现在对国际金融犯罪的共同治理上。为此,中国要加强国内监管,规范银行业务,实现与国际接轨;还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建立强大的信息网。同时,面对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要建立危机防范与预警机制。

5.采用多种政策工具,实行政策的相机抉择,保证经济目标的实现。我们知道,一国经济内外均衡目标的实现,并不仅仅依靠货币政策,应该同时依靠其他政策,比如财政政策的配合。就是说可以寻求通过财政政策来控制经常性帐户,从而调整汇率。

参考文献:

[1]PierpaoloBenigno,“ASimpleApproachtoInternationalMonetaryPolicyCoordination”,SSRNWorkingPapers,June24,1998.

[2]PaulR.BerginandOscarJorda,“MonetaryPolicyCoordination:ANewEmpiricalApproach”,SSRNWorkingPapers,February25,2001.

[3]ManjiraDattaandLeonardJ.Mirman,“DynamicExternalitiesandPolicyCoordination”,SSRNWorkingPapers,Septermber1996.

[4]LaurenceH.Meyer,BrianM.Doyle,JosephE.GagnonandDaleW.Henderson,“InternationalCoordinationofMacroeconomicPolicies:StillAliveintheNewMillennium?”,SSRNWorkingPapers,April2002.

[5]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6]何泽荣.入世与中国金融国际化研究[M].成都:西南财大出版社,2002.

[7]戴维•里维里恩,克里斯•米尔纳.国际货币经济学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

[8]凯文•多德,默文•K•刘易斯.金融与货币

经济学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1.

开放经济论文篇4

长期以来，理论界一直把外贸依存度作为衡量一国（地区）经济开放度的重要指标。外贸依存度是一国（地区）对外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用于衡量一国（地区）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主要发生在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两个领域，其变动趋势是贸易投资一体化。因此，仅仅考虑对外贸易难以正确度量经济开放度。为此，本文用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两个指标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开放度进行度量，并以珠江三角洲等地区作为参照系进行对比分析。

严格地说，国际贸易包括商品贸易、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三部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的加速，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日益显著。但由于受统计资料的限制，本文着重分析商品贸易的依存度。根据对有关资料进行整理，200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外贸依存度为55.6%（参见表1）。

其中，上海最高，达99.4%，江苏次之，为44.5%，浙江为38.1%。长江三角洲贸易依存度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1.6个百分点，充分反映了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开放度处于领先地位。但令人惊异的是，该区外贸依存度却比沿海地区平均水平(63%)低7.4个百分点。究其原因，广东省外贸依存度高达145.6%，且权重极大：2000年进出口额达1701亿美元，占沿海地区38.8%，比长江三角洲高419.2亿美元。广东一省拉动沿海地区外贸依存度16.7个百分点。除去广东省，长江三角洲外贸依存度比沿海地区平均水平高9.3个百分点。

二、国际投资开放度分析

国际投资开放度是指一国（地区）国际投资与GDP的比值，用于衡量国际投资的开放程度。国际投资按类型分包括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按资金流向分包括资金流入与资金流出。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本文根据《国际贸易》2001年第2期的实际利用外资额进行整理分析。由于对外投资数额很小（1999年长江三角洲为0.9亿美元，珠江三角洲为0.5亿美元），故忽略不计。

表2为长江三角洲国际投资开放度与国内相关地区的对比分析。2000年，长江三角洲国际投资开放度为4.9%，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3个百分点，比沿海地区平均水平低0.4个百分点，更比珠江三角洲低6.1个百分点，长江三角洲低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仍然是珠江三角洲的影响。除去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区国际投资开放度只有4.2%，则低于长江三角洲0.7个百分点。

三、对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度的评价

分析经济开放度目的是要说明其发展水平和合理程度，以及对国民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外贸依存度迅速提高，1994～1998年，我国包括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的贸易开放度为40.1%，比美国高17.2个百分点，比日本高20.8个百分点。包括国际资金流入与流出的投资开放度为5.9%，比日本高1.5个百分点，仅比美国低1个百分点（参见表3）。于是，中国外贸依存度的高低问题，对经济影响的正负效应问题就被提了出来。有人担心依存度过高将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我国已经加入WTO，如何判断我国的外贸依存度直接影响到对外开放战略的政策调整，需要对此有一个科学结论。

国内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存在高估问题（注：参见隆国强：《如何看待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载《国际贸易问题》2001年第11期。），理由包括：

(1)加工贸易比重大。1981～1999年，加工贸易在我国出口与进口额中的比重由4.8%上升到56.9%和37.8%，由于加工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大进大出”的特点，与国内经济运行的关联度不密切，因此加工贸易比重增大，导致我国外贸依存度被高估。

(2)GDP构成差异。比较而言，第三产业可贸易程度较低，因此用传统方法计算，第三产业比重较高的美国（达75%）与发达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就会被低估。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仅为33%，相对而言，外贸依存度就会被高估。

(3)汇率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一般认为人民币名义汇率比其购买力平价汇率(PPP)低三倍左右，直接导致外贸依存度被高估。

在充分考虑GDP构成和汇率因素后，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只相当于低收入国家水平，而远低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参见表4）。

我们认为，长江三角洲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还是低水平的，既有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除以上原因外，还要考虑以下因素：

1.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看，国际贸易发展速度比经济发展速度快。世界平均出口依存度从1970年的14%提高到1997年的25%。由此推断：长江三角洲开放型经济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经济开放度将以快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增长。

2.从国内比较看，我国目前对外开放度的前沿阵地仍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度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与珠江三角洲相比差距甚大，甚至低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90年代以来，尤其是浦东及长江沿岸港口城市的开发、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重心正从东南沿海向长江流域转移。地处沿海与沿江开放带结合部的长江三角洲以其区位、历史与人才的独特优势，正成为我国的经济、信息、金融与科技中心，在长江流域及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发挥着对外开放的窗口及增长产生巨大作用。显然，本区目前的经济开放程度与水平远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尽快提升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水平与质量，不仅是长江三角洲本身发展的需要，也事关全国发展战略的成败，其紧迫性与重要性毋需赘言。

3.从长江三角洲自身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现状看，区域内部经济开放程度的地域差异极大。从省际对比看，2000年本区上海的外贸依存度最高，达99.4%，分别比江苏、浙江高1.2倍和1.6倍（参见表5）。即便如此，上海的外贸依存度也只及广东的68.3%。国际投资开放度江苏最高达6.3%，分别比上海、浙江高0.5个百分点和1.9倍，但只及广东的57%。由此可见，经济外向度的巨大区域差异为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推进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20世纪90年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经受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保持了有效益的增长，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为地区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作出了贡献。但与先进国家、先进地区相比，本区的开放性经济还存在一些结构性的矛盾：一是商品贸易市场占有率仍较低，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不高，缺少有一定规模和较强竞争力的拳头产品。二是相对于商品贸易规模，本区技术贸易与服务贸易发展滞后，亟待加快发展。三是出口市场集中度仍然偏高，致使区域经济发展受国际经济波动影响较大，贸易区域多元化格局有待进一步形成。四是利用外资规模仍然偏小，且投资引进方式单一，境外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五是外商投资的行业分布比较集中，且主要是制造业，第三产业投资主要集中于房地产业，对第一、第三产业投资有待加强。六是外商投资的地区分布过于集中，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失衡与区域发展差异扩大。七是作为长江三角洲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主阵地，各类开发区布局过于分散、起点不高、结构雷同、与周边地区关联度不强，成为制约开放型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障碍因素。

加入WTO，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将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力资源丰富，开放程度高，综合经济实力强，必须根据加入WTO的新形势与新特点，进一步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加快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同国际惯例接轨，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在实现经济国际化的过程中不断抢抓新机遇，增创新优势，促进大发展，最终实现现代化。

（一）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

长江三角洲地区两省一市作为地域相连、文化相近、结构互补的较为完整的城市经济区域，必须在多层次内部合作的基础上，实施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才能避免内耗，实现开放型经济的协同发展。为此，需要打破行政封锁，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探索上海与苏渐两省间基础设施衔接、支柱产业配套、新兴产业共建、一般产业互补的梯度开发模式与分工协作体系。要强化上海的金融中心、信息中心、创新中心与营销中心的功能，强化腹地企业与上海之间的互动与联系。以南京、苏州、无锡、徐州、杭州、宁波等二级中心城市为节点，以运输干线为依托，开展跨地区的产业整合与资产重组，培育一批能有效参与国际竞争的大型企业集团，全方位参与国际竞争。

（二）实施大口岸、大经贸战略

要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对长江三角洲内的口岸资源进行整合，做到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形成合力，避免不合理的重复建设。要建立在国际惯例指导下的由各类企业广泛参加，各项经贸业务相互融合，抵御风险能力强的开放型外经贸体系。在开放战略上，要从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的市场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市场开放；要从各自为主的单方面对外开放转变为各经济区域间的双向开放；要从具有地方特色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的制度性的开放。在操作层面上，要从单纯注重出口转变为出口与进口相结合，从单纯注重实物贸易转变为实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尤其是技术贸易）相结合。大幅度提高区内口岸的通关速度，建立健全完善的现代化物流系统，实现外经贸的经营主体多元化、商品结构高度化、贸易方式多样化、市场布局合理化和管理方式现代化。

（三）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培育开放型创新体系

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加强科贸、技贸、工贸结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为依托，技术引进与开发相结合，面向国际市场的创新体系。加快发展技术贸易，积极推进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争取在电子信息制造、电子商务、生物工程、新材料和机电一体化等高新技术领域的重点出口产品开发和经营上取得突破，建立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的出口生产基地。加大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高轻工、纺织、冶金、建材、食品等传统产品的力度，提高传统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把资源秉赋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形成在国际市场有竞争力的出口商品群。超级秘书网

（四）拓宽外商投资新领域，实现利用外资战略性转变

围绕长江三角洲地区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抓住我国入世后在服务贸易等领域进一步对外开放市场的机遇，实行公开、透明、平等的贸易与投资政策，保护公平竞争，落实国民待遇，进一步健全外商投资的法制环境。根据我国承诺的开放时间表，逐步扩大在商业、外贸、金融、保险、证券、电信、旅游、运输、咨询、法律、会计等服务领域的利用外资规模，把服务领域利用外资作为新的突破口，通过强化对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和与跨国公司的战略合作，促进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同时进一步拓宽引资渠道，改进引资方式，继续探索购并、BOT、国际租赁、创业投资和证券投资等多种引资方式，积极引导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和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不断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与水平，实现利用外资领域与方式的战略性转变。

（五）加快实施“走出去”开放战略，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

开放经济论文篇5

一般认为，政策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传递。以贸易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需求紧缩;以资本流动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意味着本币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则导致向这个国家的资本流动，他国因资本外流而有意外紧缩。库珀的大致结论是：在开放经济下如果不考虑货币合作，则一国政策效能将大为削弱。此后库里，列文和维达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动汇率制发展历程后指出，各国力图确保它们宏观政策的独立性可能对世界经济具有破坏性，溢出效应的存在说明各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分享合作体系带来福利增进。富兰克尔的基本思路是：所谓政策溢出，是指在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时，一国的政策行为将影响别国的福利函数，而它国的政策行为同样将影响本国福利函数的达成，因此各国彼此割裂和相互冲突的货币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须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整体福利损失，富兰克尔尤其主张以建立起较大的货币区(Currency Bloc)来作为国际货币合作的手段。 基于“资本市场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 表人物归功于蒙代尔，他分别讨论了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动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及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目前基于市场溢出的货币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几种思路：一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可以降低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即浮动汇率制在确保了各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隔疫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其频繁波动反过来将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各国让渡部分货币主权进行合作可以降低外汇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并最终使货币合作参与者受益;二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应该有恰当的水平和方式。S.汉和C.瑞因哈特等认为，估计在1992年时，1.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才会因溢出效应而引起货币市场间的波动，而现在0.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即可达到类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场等其它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也在增加，因此各国必须在会计准则、银行监管、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可见，各国产生在货币领域进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场的溢出效应，并改善本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及资本市场的稳健性。

二、国际货币合作的霸权稳定论 基于霸权稳定结构的货币合作理论的始作佣者可能是金德尔伯格(P.C.Kindleberger)，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并非由金氏提出，而是另一位学者克欧亨尼(R.Keohane)提出的，但金德尔伯格首先将其运用到国际货币合作领域。在其《1929-1939世界性经济萧条》一书中，金氏认为在国际货币领域需要一个霸主以杜绝政策或市场溢出效应，霸主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充当发行世界货币和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角色，也应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发挥作用。但除了霸主和附从者之间以霸权稳定结构维持国际货币秩序之外，金氏甚至否认其他形式的国际货币合作的有效性。

1973年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际，但金德尔伯格仍然坚称霸权稳定结构是唯一途径，实在具有讽刺意义。此后，克拉斯纳(S.Krasner)和吉尔芬(R.Gilpin)等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发展。一般来说，霸权稳定结构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关键国具有足够的经济规模，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2、他国相对于关键国地位的明显逊色和对关键国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体系创立伊始关键国通货稳定，且附从国认为其自身货币政策相对于关键国货币政策的从属性和被动性未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4、霸权体系内的成员存在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趋同性。而霸权合作体系则具有一下特点：1、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体现为霸主决定霸权体系的货币政策，其他附从国认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怀疑，霸权结构就从稳定向非稳蜕变;2、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通过制度予以维持和协调;3、霸权必须能够产生类似“公共产品”的收益以抵补附从国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当霸权稳定结构的合作收益趋于枯竭时，该体系就将崩溃。

金德尔伯格等提出的霸权稳定结构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克欧亨尼随后提出了后霸权合作论。最早运用霸权稳定结构一词的克欧亨尼在其《霸权衰落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倾轧》中指出：“霸权性合作并不构成唯一可能的合作方式”，“霸权后合作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后霸权稳定结构(Post-HegemonicStability Theory)的特征是：1、从逻辑上看，霸权不是寡头合作体系中出现货币合作的必要条件，而后霸权体系则是大国间的寡头合作博弈过程，大国间“可以自己提供集体利益”;2、不管是否属于霸权性质，国际体系所依赖的是共同的或互补的利益关系，频繁的政策和市场溢出将促使货币合作的规模和程度更深更广，尽管着重寡头合作的信誉是可质疑的;3、霸权体制本身具有惯性，霸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合作体系的消亡，但体系中霸主将受到寡头的挑战，从而导致霸权稳定结构向后霸权合作体系渐变。此后库纳(R.Copper)、艾治格林(B.Eichengreen)等一起发展了后霸权合作理论。他们将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对于它们，其参与国际 货币合作的可能选择只有两种对角选择(Two Corner Solu-tions)，要么保持彻底的浮动汇率制度，要么通过钉住单一货币或货币局制度(CurrencyBoard System)固定其汇率。这也被形象地比喻为“暴风雨中的风叶”理论，一个国家的汇率安排就好象风叶一样，在金融全球化的暴风雨中，除了将风叶和风车完全脱钩，让风叶随风而转之外，就只有把风叶和风车完全固定，让风叶和风车静止不动。

开放经济论文篇6

一、旅游环境与旅游业的关系

一般意义上的旅游环境，指对于具体的旅游客体——旅游区，影响旅游活动的主体——游客的旅游行为的各种外部因素，包括社会环境、自然生态环境、旅游气氛环境和旅游资源等。这里仅指旅游区的旅游资源、自然生态及相应的旅游气氛。与之相联系，旅游环境问题也就指由于外界作用使上述因素受到影响和破坏，使游客旅游活动的满足程度受到影响。

旅游区的旅游资源是游客观赏的对象。对于游客而言，旅游资源本身蕴含的各种美学特征及其历史、文化、科学价值是旅游行为的直接激发者，资源的破坏将直接影响旅游者的满足程度。

旅游区的自然生态环境是旅游区地貌、空气、水和动植物等生态因子的总称，这些生态的有机结合形成了旅游区环境的优美与愉悦。从人类审美的心理需求来看，自然景观美是基础，在一个空气污浊、水体污染、四周嘈杂的环境中，游客是无法去领略、欣赏、体会具体游览对象的各种美学特征的。特别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们的闲暇时间逐步增加，城市居民进行旅游、回归自然，借自然环境的洁净达到锻炼和疗养身心的愿望正日益高涨。由此看来，旅游区的自然生态环境从某种意议上来说也是一种旅游资源。

旅游气氛环境指旅游区所特有的地方特色、历史、民族风情及与之相适应的外部氛围。旅游环境美是形象与意境的双重美，而每一具体的游览对象，其对游客旅游行为的激发，很大程度上是它反映出的特殊的历史、地方、民族特点或一种异国、异地的特殊情调。

所以，旅游区环境状况的好坏对旅游者旅游效果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游客旅游的满足程度与旅游区环境条件息息相关，直接影响旅游业持续发展，必须充分认识到保护旅游区环境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二、目前我国旅游业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

我国旅游业目前所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是：

1、相当一部分热点旅游区污染严重。主要表现为水体污染，空气质量下降，局部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旅游资源受到损害；

2、旅游区环境卫生状况较差,区内垃圾随意抛洒堆积,污水、污物随处可见；

3、一些热点旅游区超规模接待游客，旅游区人满为患，拥挤不堪,旅游气氛丧失；

4、旅游开发建设项目与旅游区整体环境不协调。

三、旅游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

造成旅游区环境破坏、环境质量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种：

1、人类经济行为的不当破坏了旅游环境

人类经济活动对旅游区环境的影响与破坏可以分为三方面:（1）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生产排放的废物及产生的噪音污染了旅游区的自然环境，扰乱了旅游区应有的宁静。结果一方面旅游区丧失了以往清新的空气、透明的水体、静谧的氛围;另一方面游客游览的兴致因环境污染而降低。（2）不合理的资源利用与农业生产方式破坏旅游区的自然生态平衡，旅游资源直接受到影响，例如森林砍伐、过度开采地下水、开山炸石等活动造成水土流失、游览水体水位下降、奇山丽景惨遭破坏等。（3）在经济结构、生产力布局、城市发展规划中,忽视旅游资源的存在，使得区域经济结构类型、生产力布局方式、城市发展方向与旅游业正常、持续发展对环境条件的要求不相适应。如在云南石林旅游区建设大型水泥厂，在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建设灰窑、煤窑等。

2、旅游活动对旅游区环境影响

旅游活动对旅游区环境的影响主要在于旅游过程产生的垃圾对景点环境的污染以及旅游活动本身对景点自然生态平衡及旅游意境的影响。由于旅游区本身设施的不完善和游客素养不高,随着旅游活动规模的扩大,景点垃圾遗弃量日益增加。旅游区内大量垃圾随意抛洒堆积，破坏了自然景观，污染了景点水体，使旅游区水体富营养化。我国许多旅游区水体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相当一部分旅游水体的透明度、色度、嗅味等指标均超过国家规定的旅游水体标准，漂浮物、悬浮物、油迹污染物已经影响游客感官，使其旅游兴致降低。

超过景点容纳容量的超规模接待破坏了旅游区自然生态系统平衡。构成自然景观的生礅系统对旅游活动本身存在一定的承载能力，这种承载能力由生态系统的结构所确定，超过其承载能力的旅游活动将使旅游区生态系统结构发生变化，旅游区旅游功能丧失。主要表现在大量游人将旅游区土地踏实，使土壤板结，树木死亡；大量游人在山地爬山登踏，破坏了自然条件下长期形成的稳定落叶层和腐殖层，造成水土流失，树木根系，山草倒伏，从而对旅游区生态系统带来危害……

不当的旅游活动本身所蕴带来的问题是严重的，忽视这种影响，只注重短期效益，盲目扩大规模，无限制地接待游客，将对旅游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损害。

3、旅游开发和建设破坏旅游区环境

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有关设施建设与旅游区整体不协调，造成旅游资源、旅游区生态环境、特别是旅游气氛环境、特别是旅游气氛环境的破坏主要表现为古迹复原处理不当，新设项目与旅游区景观不协调，改变或破坏了旅游区所有的且应当保留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格和气氛，利于具体的旅游对象，其旅游价值主要表现在其本身所蕴涵的独特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格。在开发利用旅游资源时，这些无疑是应当保留且极力保护并充分予以表现的，忽视旅游区的整体协调及其所蕴涵的内涵，盲目开发，只会造成景点的不伦不类，进而丧失其旅游价值，使游客的兴致减退。

城市建设破坏旅游气氛,主要表现在新建建筑与旅游城市的整体建筑不协调。使本身作为旅游对象的城市失去其本来面目。

四、旅游环境保护的对策分析

为使旅游业持续地发展，充分发挥旅游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针对旅游业所存在的环境问题笔者建议采取如下措施：

1、加强旅游环境保护的科研工作和旅游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教育。

长期以来，环境科学的研究只是从人类健康需要出发，很少从人类精神、心理需要进行研究，而这正是人类与环境相互联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并在人类旅游活动中得到充分体现。

从旅游业对旅游环境的依赖关系，旅游区环境对旅游活动的承载能力，旅游业发展对旅游环境的破坏等方面研究旅游环境与旅游业的关系；从确定景观美学质量标准、自然生态质量标准、满足特种旅游活动的环境质量标准、旅游区环境质量评价方法等方面研究旅游环境保护的方法沦；从美学、心理学角度出发研究旅游环境保护的工程方法；还要进行旅游环境保护政策研究，为正确的决策奠定基础。

加强旅游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提高人们的旅游环境保护意识，向全体游人、旅游从业人员和区附近居民宣传旅游环境保护知识。

2进付旅游开发的环境影响评价。

不当的旅游开发活动对旅游区环境的破坏是无法弥补的,从保护的角度出发。存开发前对开发活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分析、识别建设、经营过程中可能造成的影响提出相应的减免对策.把可能对旅游环境造成的贝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旅游开发的环境影响评价内容包括:旅游区环境承载力分析、旅游规模分析、开发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识别、旅游过程对环境的影响分析等等。

3、在旅游区发展建设中做好旅游环境规划。

旅游环境问题的产生、旅游区环境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不当造成的，因此需要制定具有科学性、严谨性和预见性的旅游环境规划。用于组织、管理经济、旅游及其它破坏旅游环境的活动，来解决发展生产、扩大旅游规模与景点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使其协调一致，以保证经济发展和旅游活动持续稳定的进行、防止旅游区环境的破坏。

旅游区的环境规划是旅游区的经济发展、旅游业发展和旅游区环境保护的综合性规划，这个规划是从维护旅游区环境美学质量和合理利用旅游资源的角度出发，应用系统工程的原理与方法，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与旅游区环境美学规律，对经济活动和旅游活动的结构、规模和布局实行统筹规划，达到既发展经济、扩大旅游又不破坏旅游区环境的目的。

4、运用经济及其它手段，控制热点旅游厂的旅游规模。

开放经济论文篇7

论文摘要：文章以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的构建方式将贸易开放度的度量方法分为指标体系法和模型构建法进行阐述，并对每类方法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评论：尽管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理论上有较为一致的观点，但是在实证研究方面却出现了不一致的结论，文章就实证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与评论。 论文关键词：贸易开放度；经济增长；研究进展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大趋势，对外开放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同时，经济开放又是把“双刃剑”，既能带来机遇，也会提出严峻的挑战，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历程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国外在贸易开放度的度量及测算领域出现了许多新观点、新方法，对贸易开放度的实践和认识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并且国外对经济开放的要求已涉及贸易政策、贸易体制、汇率政策和宏观经济运行方式等相当宽泛的领域。与此同时，关于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也随着贸易开放度度量新方法的出现以及计量分析技术的改进，取得了很大进展。本文就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对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及度量方法研究的新进展，以及关于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和评论。 一、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及方法的研究进展 (一)研究现状 最早的贸易开放度度量是从分析对外贸易依存度开始的，即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来表示贸易开放度。由于这种度量方法简单直观，所以一直为研究者广泛采用。但是在研究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用外贸依存度来度量贸易开放度的局限性，因为一国外贸依存度受到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国内消费需求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贸易依存度并不能完全反映贸易开放度的变动，例如大国和小国由于经济规模的差异，显然具有不同的结果。Kuznets在60年代就曾提出“小国比大国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更大”的观点。Edwards(1998)也指出，一个国家即使贸易扭曲严重，但仍然可能有很高的外贸依存度，外贸依存度不能真实地反映贸易政策。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外对如何合理度量贸易开放度出现了许多不同看法。总的看来，国外在构建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时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①基于对结果的影响构建(比如商品价格变化、贸易流量等)；②基于政策影响的范围构建(比如平均关税率、非关税壁垒等)。基于结果的测度方式主要评定可观察到的价格(或数量)与在没有贸易限制时的价格(或数量)之间的差别，而基于影响范围的测度方式主要评定各种关税、非关税限制等的深度和广度。在测度贸易开放度方法上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①指标体系法，根据贸易扭曲程度，选取一些与贸易政策相关的指标来避免因外贸依存度不能真实反映贸易政策的问题。②模型构建法(也称为“回归法”)，首先选取一定的指标，然后运用回归计量方法测算其理论预测值，最终通过比较选取指标实际值与理论预测值的差异来度量贸易开放度。 1．指标体系法。 指标体系法中所构建的贸易开放度指标基本上是基于政策影响的范围构建。有关指标体系法的研究又可分为单一指标法和综合指标法两类。 (1)单一指标法。 通过比较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上商品销售价格的差异。由于该方法反映了各种影响价格、关税、配额、汇率以及补贴等贸易政策因素，特别是在一些国内没有政策扭曲的国家，价格比较是一种测度贸易政策理想的方法(Harrison，1996)。道拉斯(Dollar，1992)方法是单一指标法的典型例子，道拉斯法是用商品实际价格对贸易开放条件下价格的偏差程度来体现贸易开放度，假设美国市场价格为自由贸易条件下的价格，其计算公式为：RPL=PTi/eiPTux，式中PTi、PTux分别代表特定的某i国和美国国内可贸易商品价格，ei代表该国货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显然，当一国“RPL”值较高时，则表示该国贸易开放度较低，反之亦然。而Rodriguez & Rodfik(2001)运用Dollars方法作为解释国家和地区间经济增长不同的贸易开放度指标时发现，Dollars的贸易扭曲指标对于模型构造和分析数据的适度变化很敏感，并且利用Dollars方法计算的贸易开放度有时会出现明显的失常。 一些研究者使用与贸易限制有关的变量作为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使用较多的变量指标有平均关税率、黑市交易费用(BMP)、非关税壁垒(NTBs)、贸易数量限制(QRs)、集成关税率(CTR)等。但是，Anderson & Neary(1994)指出，只有当关税是贸易保护的唯一形式时，贸易开放指数才可以用平均关税率来度量。还有一些研究者采用外汇市场的黑市交易费用(BMP)来替代外贸扭曲程度(Levine & Renelt，1992；Lundberg & Squire，2003)。但是Rodriguez & Rodrik(2001)指出，在利用黑市交易费用作为贸易开放度的指标时要谨慎，因为很高的黑市交易费用可能是由于整个宏观政策的失败引起，但是其中有许多的政策可能与贸易开放度无关。在比较Dollar(1992)、Ben-David(1993)、Sachs&warner(1995)、Edwards(1998)的研究后认为关税水平和NTBs是测度贸易开放度合适的指标。 (2)综合指标法。 在利用单一的指标作为贸易开放度指标的基础上，一些学者综合运用多种指标来全面考察一国的贸易开放度，Sachs & Warner(1995)就是综合指标法的一个典型例子。采用“二进制”的做法，Sachs & Warner综合运用5类指标将国家分为开放或不开放两种类型，这五类指标包括：非关税壁垒覆盖范围超过总贸易的40％，平均关税率达40％或更高，黑市交易费用超过20％，为计划经济体制，主要出口商品部门存在国家垄断。由于Sachs-Warner指标构建简单且比较完整，所以被广泛地使用，Charles(2003)认为该指标作为一个合成的指标方式，每一部分都包括了“反开放”政策的一个方面，如果这些政策失灵，那么将导致宏观经济的扭曲，因此，认为Sachs&Warner指标是最值得参考和采纳的贸易开放度指标。Edwards(1998)利用一组9种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包括Sachs&Warner(1995)指标、世界银行(1987)世界发展报告对外导向型指标、Leamer(1988)开放度指标、BMP、工业制成品平均关税水平、NTBs、基于Heritage Foundation的贸易政策指 数、贸易关税占总贸易比重、Wolf(1993)的进口扭曲指标，构造了贸易开放度的测度指标，并且测算了每一个开放度指标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Heritage Foundation(2002)以构建的贸易政策指标把国家分为5个层次用以表示不同的贸易扭曲程度。 2．模型构建法。 在指标体系法基础上，一些研究者通过建立回归模型来构造贸易开放度指标。利用真实值与预测值之间的差异作为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由于这种方法可以看作是真实值与预测值差异的一个原因，所以这种方法可以看作是基于贸易政策的影响结果而构建的。从已有文献来看，采用的模型主要有以下几种：①要素禀赋模型；②引力模型；③出口总量结构模型；④贸易强度模型等。 最先采用回归法测算贸易开放度的是Balassa(1985)，Balassa构造了一个“出口总量结构模型”，以出口量为因变量，人均收入、人口、可用矿产资源为自变量，利用43个国家1973—1979年期间数据估计贸易比重，若其残差值为负，则该经济体就被解释为“对内导向型”；反之，则为“对外导向型”。 Leamer(1988)使用了包含资本、土地、劳动力、石油、煤炭以及矿产等的Heckscher-Ohlin-Vanek要素禀赋模型，对53个国家在3位数商品分类标准(SITC)上183种商品的双边贸易数据估计贸易强度，然后利用预测值与实际值之差的平均值作为贸易开放度指标。 Pritchett(1996)利用回归分析法构造了一个建立在贸易强度模型上测度贸易开放度的方法——把贸易比重作为人口、地域面积、运输费用、石油虚变量、人均GDP、人均GDP的平方的函数，通过该结构调整贸易强度模型估计贸易比重，然后把实际值与预测值之差作为贸易开放度的指标。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把贸易引力模型引入到贸易开放度的度量研究中来。Stewart(1999)以引力模型为基础，提出以该国与其他所有贸易往来国的双边贸易流量为基础计算开放度的方法。Stewart方法以贸易实际流量与以引力模型为基 础的贸易流动预测值之比作为贸易强度(tradeintensity)，以计算出来的贸易强度来代替贸易开放度，Stewart将贸易强度分为出口强度与进口强度两类。 国内对贸易开放度度量的研究，近期的主要有：李仲(1998)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三个方面研究了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包群、许和连和赖明勇(2003)用五种度量指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贸易开放度进行了测算和比较分析；沈利生(2005)在剖析了传统的外贸依存度定义的基础上，论证了计算外贸依存度的新公式，并对中国、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的外贸依存度进行了对比。 (二)分析与评论 综合来看，各类贸易开放度指标存在着共同弊端，即难以准确刻画贸易开放度指标与真实的贸易开放度之间变动的必然联系。如Dollars方法简单地把价格偏差看作是经济政策作用的结果，但实际上像运输成本、货币及汇率政策等对商品价格都有影响，因此，很难断定价格偏差的波动到底是贸易开放度变化的结果，还是其他影响贸易商品价格的因素发生变化的结果。Sachs-Warner法也存在类似问题，如用“黑市汇价是否超出官方汇率20％”作为区分贸易开放度的标准，因为黑市汇价超过官价20％的国家，基本上都是些通货膨胀率高、外债占本国GNP比重大，以及贸易条件和经济体制差的国家，因此，这些国家的黑市汇价与官方汇价的偏差与贸易政策缺乏必然的相关性。对于Edwards法，从本质上讲，这种方法并没有创新之处，虽然实证研究表明Edwards度量方法的准确性比以往的一些方法都有了显著提高，但是，Edwards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作为权数的人均GDP，如果选用GDP的对数作为权数，则Edwards开放度指标可能出现结论的差异。 而运用模型构建法所构建的贸易开放度指标，如Balassa方法的缺点首先是利用了较短时期的样本数据，其次是在Balassa的“出口总量结构模型”中要素禀赋被描述为“每一个国家要素禀赋相对于世界的特殊性”，是一个国家相对于世界可耕种土地、资本、受教育人口的比重，在模型中不包括任何直接的贸易政策变量、地理规模和其他潜在的非政策变量。虽然Leamer的方法比直接利用贸易强度作为贸易开放度指标有合理性，但是Pritchett(1996)指出，Leamer的贸易开放度测度指标与其他的指标如进口渗透(ireport penetration)、配额以及关税联系紧密，如果Leamer得出某个国家相对开放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同时很可能会存在较高的关税、配额或者较低的进口渗透。这种构建贸易开放度指标的方法只能说明模型整合了与贸易有关的各种影响因素和这个国家偏离样本中所有国家贸易限制平均水平的程度，因此，这种测度方法只能是相对的，而不能是绝对的。 二、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进展 (一)研究现状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贸易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渠道主要来源于贸易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促进资本形成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等。以Romer(1986)、Lucas(1988)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则认为贸易开放度主要通过加快本国技术进步、提高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 尽管在理论方面对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较为一致的观点，但在实证研究方面学者发现了很多的问题，最明显的是关于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的选取。不同的度量方法、不同的贸易开放度指标导致了不同的结论，研究者还没有发现能完全反映贸易政策的贸易开放度的满意指标，同时样本空间选取的不同往往也导致了结论的不同。 1．利用单一或多个贸易开放度指标考察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道拉斯(Dollars，1992)用自己构建的贸易开放度指标RPL(relative price level)，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度与人均GDP有着显著的联系，得出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汇率的稳定、贸易自由化可以改善国家的经济增长状况的结论。Edwards(1992)利用Learner(1988)的6个贸易开放度变量和其他8个各不相同的贸易开放度指标研究了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了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依赖于所选择的贸易开放度度量方法。Harrison(1996)利用7种贸易开放度指标分析了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Harrison运用了不同的时期数据分析时发现，若按年度数据，7种开放度指标中有6个开放度指标统计显著 ；若按五年平均数据，7种指标中有3种统计显著(BMP和Dollars(1992)的两个指 标)，然而当利用截面数据时，7种指标中只有1种统计显著。Edwards(1998)利用一组包括Sachs&Warner(1995)指标、世界银行(1987)世界发展报告中的对外导向型指标等9种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对93个国家1960-1990年的数据分析了贸易开放度与生产率增长的关系，得出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加快了生产率增长的结论。在研究平均关税率表示的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很弱，Rodgiguez & Rodrik(2001)分别运用Dollar(1992)、Be-David(1993)、Sachs&Warner(1995)、Edwards(1998)提出的贸易开放度度量方法，使用world bank的1980～1990年43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平均关税率与TFP之间存在显著的积极关系。 Yanikkaya，H(2003)在研究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把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分成2类：一类是以贸易量来度量，一类是以有关贸易限制来度量，运用1970-1997年超过100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结果发现以各类以贸易量度量的贸易开放度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和积极的关系，所有的以有关贸易限制度量的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除了当前账目支付(currentAccount Payments))均与经济增长也存在显著和积极的关系，从而得出：不管该国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是大国还是小国，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和积极的影响的结论。 2．利用模型构建法构建的贸易开放度指标研究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Levine＆Renelt(1992)在分析119个国家1960-1989年期间的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应用Learner(1988)的Extreme-bounds分析方法，采用了一组指标包括Dollars(1992)价格扭曲指标、平均黑市交易费用(BMP)、Leamer(1988)的贸易开放度指标验证了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了认为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通过投资而存在一种重要的联系。Lee(1993)构造了一个国家正常的进口比重来衡量贸易壁垒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评估方法，研究发现以其构造的自由贸易开放度为基础构建的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Pritchett(1996)利用结构调整的贸易强度模型构造的贸易开放度指标，通过回归后得出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的结论。 关于贸易开放度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近期的主要有：兰宜生(2002)用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国贸易开放度(以外贸依存度与外资依存度之和表示)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对外开放度与各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对外开放有力的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包群、许和连和赖明勇(2003)用脉冲响应函数(IRFs)和方差分解法(Variance decompositions)，就贸易开放度与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贸易开放度(以外贸依存度表示)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着时间上的波动性。Jin Jang C(2004)运用中国各省1978-1998的数据，以外贸依存度表示的贸易开放度分析了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东部沿海省份，贸易开放度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存在积极的影响，且在有些省份这种影响非常显著；而在内地各省增加贸易开放度反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 (二)分析与评论 对于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出现了不一致的结论，从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选取差异所造成。 由于各类贸易开放度指标(不管是指标体系法还是模型构建法)均是从某一个或某些方面反映贸易政策的变换，难以准确刻画贸易开放度指标与真实的贸易开放度之间变动的必然联系，所以不同的度量指标导致了不同的结论。如Edwards(1992，1998)的研究。当用BMP作为贸易开放度的度量指标时，Harrison(1996)，Sala-I-Martin(1997)均表明BMP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积极关系，但Rodriguez&Rodrik(2001)则认为由于BMP与许多的“坏”政策(如高通涨、高腐败等) 存在高度相关，所以很难用BMP来度量一项政策。 2．样本空间选取的差异所造成。 不同的样本国、不同的时间区域、不同的样本数据会导致不同的结论。如Harrison(1996)利用7种贸易开放度指标分析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若按年度数据，7种开放度指标中有6种开放度指标统计显著；若按五年平均数据，7种指标中有3种统计显著，然而当使用截面数据时，7种指标中只有1种统计显著。Sala-I-Martin(1997)，发现平均关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很弱，而Rodgiguez & Rodrik(2001)运用43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平均关税率与TFP之间存在显著的积极关系。 3．存在某些计量分析技术的原因。 如大多的研究者运用跨国(地区)截面数据作回归检验时，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这些研究没有考虑不同国家(地区)的特殊特征，而是假设所选取的国家集具有共同的经济结构和相似的生产技术，这在现实经济中是无法满足的(许和连、赖明勇，2002)。而国家(地区)之间不仅仅在体制、政治与经济结构方面存在差异，并且对外部冲击(external shocks)的反应也不一样，所以当选取不同的国家(地区)作为分析的对象时，往往会导致不同的结论。如Edwards(1998)，Rodgiguez & Rodrik(2001)运用world bank的43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平均关税率与TFP之间存在显著的积极关系，当把样本国增加至66个时，结论却出现了差异(Yanikkaya，H，2003)。 4．存在某些临界影响问题。 贸易开放度是否对该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与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人均GDP)，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贸易开放度的大小等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如Jin Jang C(2004)在研究贸易开放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发现，东部沿海省份，贸易开放度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存在积极的影响，而在内地各省增加贸易开放度反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Miller & Upadhyay(2000)运用83个国家1960～1989年的数据分析发现在低收入国家，人力资本对TFP存在负的影响，直到贸易开放度超过了一个临界值，这种影响则变成正的。 5．与研究者预先设定的某种假设条件有关。 如在研究平均关税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Lee (1993)，Harrison(1996)，Edwards(1998)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和积极的关系，而Edwards(1992)，Sala-I-Martin(1997)，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很弱，Rodgiguez & Rodrik(2001)，Yanikkaya，H(2003)指出。以上的这些研究中的很多研究者在检验时总是假设贸易限制对经济增长是有害的，而不管该国的发展水平和大小，所以造成了结论的差异。 三、结论 本文就贸易开放度的度量指标和方法以及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和评论。 关于贸易开放度指标的度量方法，本文根据构建方法将其分成了指标体系法和模型构建法，并对该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同时指出各类贸易开放度指标存在的共同弊端，均是从某一个或某些方面反映贸易政策的变换，难以准确刻画贸易开放度指标与真实的贸易开放度之间变动的必然联系。 尽管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理论上有较为一致的观点，但是在实证研究方面却出现了不一致的结论，本文认为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 (1)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选取差异所造成； (2)样本空间选取的差异所造成。不同的样本国、不同的时间区域、不同的样本数据会导致不同的结论： (3)存在某些计量分析技术的原因，一些研究者在运用计量分析技术检验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可能存在异方差和“伪回归”问题； (4)存在某些临界影响问题，贸易开放度是否对该国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与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人均GDP)、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等因素有很大的关系； (5)与研究者预先设定的某些假设条件有关。 最后，我们认为在选用何种指标来测度一国的贸易开放度，应当以该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贸易发展情况为依据，所选取的指标既要反映对外开放过程中的贸易政策的变化，又要尽可能的体现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 用机理。而研究者对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之前首先要对其进行仔细的定性分析，对于对外贸易的扩张或者缩减以及贸易限制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是，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变化和复杂的，而统计计量检验的使用只能作为必要的补充信息。

开放经济论文篇8

 

河北工业化萌发于清末洋务运动时期，甲午战争后特别是20世纪初，直隶（河北地区）工业获得较快发展，但1949年前由于社会制度和战乱的影响，基础十分薄弱，解放后河北省工业迅猛发展，即使文革期间，由于国家加强了对能源工业的投资，重视支农工业的发展，河北工业经济依然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国民产值中第二产业的比重逐渐上升， 1973年国民经济中第一产业的比重开始低于第二产业的比重，之后两者差距逐年加大。如果按照国民经济之产业结构标准判断（陈佳贵 黄群慧 钟宏武，2006），河北省在20世纪70年代初才真正开始进入工业化。可以得出结论，河北工业化起点在于1973年。

河北区域经济的开放之区际开放起于夏朝，而国际开放则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河北省区域经济开放进一步展开，民国时期，天津、秦皇岛和张家口成为河北省域开放的重要口岸，天津仍然是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口岸；20世纪30年代之后工商管理毕业论文，由于战乱，河北的区域开放受到很大影响，直至1948年河北解放。解放后的河北处于计划经济时期，与别的省域一样，不存在正式的省际贸易与要素流动，国际贸易处在国家计划严格控制之下。区域经济的再次开放开始于改革开放。

一个国家经济的二重开放总体进程与工业化进程存在强烈的正相关关系（赵伟，2005）。那对于省域经济呢？其开放进程和工业化进程是否也呈密切的正相关关系？本部分将通过追溯河北的工业化与省域经济二重开放进程，验证河北省区域经济二重开放的路径与河北工业化进程的关系。

二、河北工业化进程变化

对于河北工业化进程，可以以下数据变化为依据予以考察：

第一个是国民产值之产业结构的变化。河北省国民产值之三次产业的发展变化基本遵循了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由“一二三”变为“二三一”。即河北产业结构由1978年的28.52：50.46：21.02变化为2007年的14.2：50.3：33.5，第一产业的比重逐渐下降，由1978年的近30%（28.52%）降为2007年的14.2%；第三产业的比重稳步上升，由1978年的21.02%上升为2007年的33.5%。第二产业变化不大，一直占有GDP的半壁江山。第二产业一直大于第一、第三产业比重，而第一产业产业的比重在1996年才稳定地降到20%以下。因此，从产业结构角度看，在1996年前后河北工业化经历了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中期的改变，至今仍然处于工业化中期（因为第三产业比重还在10%以上，2006年为近14%）论文格式模板。

第二个是工业内部结构变化。河北省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业内部轻重工业的比重，二是河北主导产业的变化。从工业内部轻重工业的比重看， 1978年以来，在工业内部，重工业一直占绝对比重，而且有不断升高的趋势，从1978年的55.47%上升为2006年的78.8%。从河北省主导产业角度看，工业结构进一步调整优化。积极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主导产业得到强化。钢铁、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建材建筑、食品、石油化工、医药等七大主导产业对工业生产增长的贡献率达87.1%；产品结构调整优化；原材料、能源等优势产品增长较快，一批高附加值产品呈现快速增长，；高新技术产业保持较快增长。到“十一五”末，装备制造业在全省工业中的比重将进一步提高，产品结构更趋优化，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13.16万元，提高2.42万元/人。

第三个是劳动力就业产业分布的变化。这一时期就业的产业分布发生了巨大变化。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由1978年的76.88:13.88:9.24演变为2007年进一步变化为40.4:31:28.6。这一趋势反映了第二、三产业作为消化劳动力的主要领域正在发挥积极作用。与此相对应，第三产业由于第二产业的联带效益，也体现了较大幅度的就业增长空间，这一发展态势，符合世界产业发展规律的一般趋势。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自1985年以来，河北省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一直高于全国同期的平均水平。而第三产业自1978年以来，就业比重一直低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第一产业的比重还占有将近半壁江山，这一趋势直接反映出河北省第三产业发展的迟滞与落后。同时这种“一二三”的就业结构与目前河北省的“二三一”产业结构现状不太一致。从就业结构看，河北省的工业化刚刚进入工业化中期。

第四个是空间结构的变化。河北省的空间结构的变化主要通过河北省的人口城市化率来表现工商管理毕业论文，而人口城市化率则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中的比重。因此河北省空间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河北省城镇人口的变化上，河北省的人口城市化率总体成上升趋势，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10.94%上升到2006年的26.83%，增长了近16个百分点，但河北的城市化率一直低于全国水平，与GDP和人均GDP的地位有所差异。二十年来，河北省人口城市化率最高为2005年的37.69%，处于工业化初期，若按照2006年的数据，则工业化阶段更要前提。

工业化的上述推进，反映在人均国民收入或GDP变化上。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人均GDP年增长率曲线出现了很多的波动，但总体呈上升趋势，人均GDP的增加了54倍，年均增长17%， 2007年人均GDP虽然有所回落（2007年人均GDP为19363元），但丝毫没有改变人均GDP总体上升的格局（与1978年相比，30年间增加了52倍），说明河北省的经济实力逐渐提高，人均GDP逐年增长， 与河北省工业化进程同向变化，而且从人均GDP角度看，河北的工业化处于第3个时期，即工业化实现过程中的工业化中期阶段（按照2004年美元计算的人均GDP为2880—5760美元）。

总起来判断河北工业化进程，五个指标[1]中有四个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河北省国民产值的产业结构、工业结构在1996年进入了工业化中期，人均GDP和就业的产业结构虽然晚了10年，但也步入工业化中期，而人口城市化率（空间结构）指标，目前尚处于前工业化阶段。因此可以得到河北工业化进程的基本判断：河北省已经处于工业化中期，但人口城市化率指标严重滞后于该阶段，需要加快河北省城市化进程。

三、河北区域经济开放

改革开放开启了河北省省域经济开放的新篇章，作为中国区域经济之一的河北省域经济，其经济的开放严格受制于政府的开放战略，而中国的开放则始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开始，伴随着制度的转型，开放同时在两个层次上启动：即区际开放和国际开放。在经济开放内部结构中，包含贸易、投资、技术和人才的流动和旅游业。

第一从贸易方面看，贸易是最主要，也是最容易找到的数据；在此，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包含货物和服务的区际出口和国际出口，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1978年以来河北省域经济开放的对外贸易的状况，从中可以知道，近30年来工商管理毕业论文，河北经济开放中贸易量逐年提高，从1978年的25.52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1167.34亿元，年均增长率154%。

在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企业商品销售额中，建筑及装潢材料、汽车类、文化用品、粮油类、金银珠宝类、石油及制品、化工材料及制品类等产品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而从国际出口商品结构看，年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制成品、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出口都有很大幅度提高，而初级产品出口得到抑制；同时，对世界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额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论文格式模板。

第二从投资现状看，由于河北省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的限制，一直以来在省域经济开放中资金流动部分更多的是吸收资金，而非对外投资。在此，河北区域经济开放中的引进资金的情况主要由资产负债表中当年使用的国外和国内省外的金融资产与负债来体现。图2-7是1998至2005年河北省引进的资金的状况，8年间河北省引进的资金有一个反复的过程，其中最低的年份为1998年，引资总额为1572.49亿元，最高的年份为2001年，引资总额为4102.78亿元。

第三从项目历程看，省域经济合作的其他项目主要有技术合作、人才交流和旅游业等。从技术合作看，由于河北技术实际水平较低，所以该项主要是引进，而非输出；从人才交流看，2006年全省引进省外人才4.5万人，比2005年增长8.7%，2007年增加到5.0万人。全省外派人数8571人次，比2005年增长3.0%，2007年增至10641人次；从旅游业看，2006年全省旅游业稳步发展，全年接待国际游客72.5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5.7%，旅游外汇收入2.4亿美元，增长16.2%；接待国内游客9052.8万人次，增长12.2%，创收470.8亿元，增长15.8%。旅游业总收入490.2亿元，增长15.6%。

四、河北工业化与区域经济开放

第一，区域经济开放对河北工业化的作用。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工业外企在河北工业资产中占有一定的份额；二是外企工业生产及效益高于同期全省工业平均增长水平；三是推动了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长期以来，外商投资企业对河北省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大项目带来高回报、科技投入大幅增长，新产品销售利润率提高以及外商投资的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几个方面；四是促进产品结构不断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一批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第二层面是工业品出口较快增长，外贸结构继续优化，交通运输设备、通用设备出口大幅增加，资源性产品出口幅度减缓；第三层面是规模以上工业产销率达到98.18%工商管理毕业论文，钢材板带比重上升而，长材同比略有下降。此外，河北技术合作、人才输出和旅游业的发展推动了河北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的上升。

第二，二者进程。从前文考察河北省工业化进程的五个指标中，国民产值的产业结构指标较其余指标较早进入工业化中期，而一个国家或地区出口状况可以在一定情况下体现该地区的工业发展水平。比较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第三产业在国民产值的比重与同期省域出口，说明改革开放之后河北省省域开放推进的同时，工业化进程也顺畅前行，体现了两者间相互关联，同向推进的关系

改革开放之后的河北省省域经济开放路径是：区域经济的二重开放同时起步，但20世纪90年代后期之前国际开放重于区际开放，之后，两者共同发展，齐头并进。这种开放路径与河北工业化进程的轨迹大致相似：改革开放后河北工业化开始发展，与之对应，区域经济开放在国家开放战略和开放政策条件下同时启动了国内和国际两大市场；1996年大部分指标表明河北进入工业化中期，之后，河北的开放呈现了新的态势，在区域经济国际化继续发展的同时，由于环渤海经济圈的一体化的发展，浙江、江苏、广东、上海等地区纷纷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以及这些地区加速对外投资等原因，河北省区域经济区际化进入了新的阶段，有了迅猛的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赵伟，《中国区域经济开放：模式与趋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

[2]赵伟，中国区域经济开放：多层次多视点的考察，《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6期

[3]苑书义、孙宝存、郭文书主编，《河北经济史（全五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

[4]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北省治·第四十八卷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

[5]赵伟，区际开放：左右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的主要因素，《经济学家》2001年5月

[6]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综合评价和特征分析，《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

[7]《河北经济统计年鉴》1990—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

[8]《河北经济年鉴》1995——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

[9]李国平等，《首都圈——结构、分工与营建战略》，中国城市出版社，2004年4月

[10]邱德荣、刘家顺，《河北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导刊2006.5

开放经济论文篇9

2．货币政策风险承担问题是中国维护金融稳定的关键问题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使货币政策风险承担问题备受关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强，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无疑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也面临更加多元的维护金融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多重目标。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为“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从金融稳定的视角看，货币政策被寄予了过多刺激经济增长的重任，但由货币政策引发的各类风险并未受到足够重视。以美国次级债务危机为分割点，中国为预防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而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加以应对，从短期看，2008～2011年中国经济虽然维持了高速增长，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为2012年以来的大幅下滑埋下伏笔，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滑入8%以下区间。与此同时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以房地产等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破裂风险，都与货币政策紧密关联。除此之外，从中国主动融入国际经济大格局、维护本国基本经济利益的视角出发，主动并积极推进国际货币体系从“一主多元”向“多元制衡”格局演变是中国合理的利益诉求，而宏观层面以利率和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账户开放等为核心的改革，以及微观层面以国有企业改革、资本市场改革、金融机构改革等为核心的改革，正是中国谋求与经济总量相匹配的国际经济秩序话语权的必经途径。这些改革蓝图都需要货币政策框架和立场的精准配合，重视微观主体风险承担问题是维护中国金融稳定的基础条件。

3．货币政策风险承担问题是中国货币政策框架重构的核心要件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三期”叠加，使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或多或少与货币政策的剧烈调整和微观主体的风险承担有关。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资产价格泡沫，另一方面，强制结汇制度、美日量化宽松、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等因素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这无疑与中国现行货币政策框架有直接的关系，以货币供应量为主要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面临挑战，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的路径尚未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资本账户开放等，无疑需要货币政策框架和思路调整与之严密匹配。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先后实施多轮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一方面，发达国家的汇率强权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失，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助推中国国内资产价格泡沫化，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改变可能引发国际资本大量流出或流入中国，为金融系统性风险埋下巨大隐患;另一方面，中国外汇储备余额已经在4万亿美元大关徘徊，外汇占款正在更大比重上影响基础货币和派生货币，不断累积的外汇储备严重干扰了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三元悖论”的约束条件下，如何在汇率制度、国际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做出权衡，如何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维护金融稳定，已成为中国货币政策需要解决的重大基础性问题。由上可见，“形势极为紧迫、任务无比繁重、目标更加多元”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和经济新常态阶段中国货币政策框架所涉及多方面问题的真实写照，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重构需要考虑微观主体的风险承担问题。基于上述分析，从商业银行、影子银行、企业等微观主体对货币政策风险承担角度进行研究，并扩展到经济开放视角，是对当前及今后渐进式参与建设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货币政策立场取向等宏观政策调整问题的有效回应，既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又具有明显的实践价值。

二、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风险承担的微观基础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效应问题的核心在于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它对维护价格稳定、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极其重要。商业银行、影子银行、企业、家庭、地方政府是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微观主体，它们受货币政策影响而调整其经济行为，这种调整决策未必理性。长期来看，货币政策与微观主体风险承担之间存在着负向关系，即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微观主体的风险承担意愿，紧缩的货币政策则降低微观主体的风险承担意愿。可见，风险承担问题直接影响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导致宏观经济泡沫化，紧缩货币政策可能加速宏观经济衰退。以下是商业银行、影子银行和企业的风险承担机制的具体内容。

1．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机制货币政策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机制之间具有负向和正向两类关系，其中负相关系占主导地位。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机制包括:追求收益机制，宽松货币政策会导致名义利率下降，国债等资产的一系列无风险债券收益率下降，而银行负债的收益目标往往具有价格粘性，难以向下调整，而负债管理压力会迫使金融机构选择风险较高的资产，降低无风险和低风险的资产配置比重，从而间接提高银行自身资产配置的结构性风险。杠杆调整机制，金融机构有固定的(如商业银行)或顺周期的(如投资银行)杠杆比率目标，当这些金融机构的资产组合或利润遭受冲击时，金融机构主要通过改变资产配置加以应对，而不是分配红利或增加资本金，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银行利润增加或资本充足率提高，银行往往会选择扩大资产规模，原本无法获得信贷资金的企业将获得贷款(主要是高风险业务)，可见，杠杆机制使得金融机构忽视资产组合质量而盲目扩大资产规模。道德风险机制，经济下滑时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上升，在无预期情况下金融机构主要通过优化资产配置和缩小杠杆水平加以应对;然而，一旦金融机构预期央行将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时，金融机构认为经济形势将会好转，信贷风险恶化只是暂时的，为弥补暂时性损失、保证中长期收益，反而会扩大高风险资产持有数量①;另外，导致金融机构逆势配置资产、道德风险加大的因素还包括政府兜底、保险制度和“大而不倒”等因素，都会激励商业银行过度承担风险。风险转移机制，宽松的货币政策会使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和资产价值增加，在信息不对称、资本充足率受监管和金融机构需特许经营的条件下，风险中性银行受到风险共担效应(银行资本充足率越高在信贷筛选过程中越谨慎)和特许权价值(银行特许权价值越大则过度承担风险的激励就越小)的约束，降低了银行过度承担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可能①。

2．影子银行的风险承担机制影子银行一词最早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执行董事PaulMcCulley于2007年提出，也称为平行银行系统。2011年4月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影子银行:范围界定》将其定义为“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等问题的信用中介体系(包括各类相关机构和业务活动)”;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内部研究报告将其界定为从事商业银行表外理财、证券公司集合理财、基金公司专户理财、证券投资基金、投连险中的投资账户、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企业年金、住房公积金等的小额贷款公司、票据公司、具有储值和预付机制的第三方支付公司、有组织的民间借贷等融资性机构。影子银行的本质是金融脱媒，它实际上是资金绕过银行而通过其他金融机构或资本市场进行配置的一种现象。影子银行的核心特征是用复杂体系复制正规银行的信用中介功能，向非金融机构、居民家庭以及其他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期限匹配和杠杆，因而替代了传统银行的功能。但影子银行与正规银行并非对立的，二者存在明显的交互作用，而影子银行暴露自身风险或者受到临时冲击时可能直接对实体经济产生破坏，并进一步由实体经济对正规银行和影子银行形成反馈冲击，循环往复。这些内生或外在的冲击因素包括高杠杆化导致风险扩大、期限错配造成流动性不足、过高的关联性引起风险传递、缺乏监管使得风险可控性降低、内部治理缺乏约束等，这些因素通过抵押物贬值、银行资本约束、信贷利差结构变异等渠道提供了从微观到宏观的风险传染通道。影子银行通过信用创造增加了对过剩落后产能企业等的信贷供给，扩大了货币供应总量，减弱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对资产价格泡沫、通货膨胀等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影响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效率②。

3．企业的风险承担机制对企业的货币政策风险承担问题最为著名的研究是MM定理，但MM定理在宏观层面没有充分考虑利率对投资率的影响③。货币政策的企业风险承担机制包括:资产价格机制或估值机制，它是指宽松货币政策会刺激家庭、企业的资产价格上升，家庭或企业贷款融资所能提供的抵押品价值增加，资产价格上升和估值提高会改变银行贷款违约风险及贷款损失估计，按照公允价值计算的资本充足率提高，银行风险偏好及风险容忍度随之改变，促使银行风险承担的意愿和能力上升。收入及现金流机制，它是指宽松货币政策会导致企业运行成本和财务费用下降，企业收入增加，经营性现金流动性增加，企业信贷融资需求更容易被银行接受;宽松货币政策会引致家庭收入增加，间接促使家庭储蓄增加;宽松货币政策使银行一方面降低信贷风险、增加资产收益，另一方面资产负债管理更加容易，降低了银行对投资项目的筛选标准④。资产负债表机制，它主要是指货币政策对借款者资产负债状况的潜在影响，当货币政策紧缩时，企业资产净值和抵押物价值下降，致使外部融资溢价上升，信贷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增大，促使银行等金融机构提高对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的估计，提高信贷标准，加大项目筛选和贷款监督力度，进而激励企业将有限的信贷资源更多地配置于低风险项目，实行更加稳健的经营战略和财务战略⑤。我国经济的转轨特征还决定了企业承担货币政策风险的独特性:首先，企业之间的异质性影响着企业对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意愿，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更容易从变化的货币政策中获得相对多的资金，中小民营企业则较为困难;其次，企业对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存在惯性和粘性，企业规模越大、所处行业越落后、流动性越差，货币政策风险承担的惯性越大;另外，外贸企业和非外贸企业之间由于外需变化、汇率波动等因素对货币政策风险承担因需求端的变化而不同，外贸企业的敏感性更强。

三、重构中国货币政策框架体系的关键参数

综上所述，货币政策风险承担问题直接影响其宏观经济效应，这种影响是以往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所忽视的。在后危机时代和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通过重构中国货币政策框架尤其是其关键参数，发挥货币政策的精准宏观调控作用至关重要。基于商业银行、影子银行和企业等微观主体的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机制，中国货币政策框架需要关注下述两个关键参数:

开放经济论文篇10

论文摘要：开放式基金是我国证券市场上的一种新的投资品种，其在我国一问世于就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如何控制这些风险，正是当前学界和业界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试图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来探讨规制我国开放式基金风险的法律举措，以给我国开放式基金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制度基础。这些法律举措主要有：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引进独立董事制度，引入民事赔偿机制，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等。 论文关键词：开放式基金 风险 法律 规制所谓开放式基金，是相对于封闭式基金而言的。由于投资者可以自由申购或赎回基金单位，这使得开放式基金具有市场选择性强、透明度高等封闭式基金无可比拟的优势，它对投资者的保护更彻底，对基金管理人的激励约束更强。正因为如此，开放式基金在国外基金市场上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并对一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化运作发挥着重大作用(((。有鉴于此，我国也是力主发展开放式基金。从2001年9月至今，市场先后推出开放式基金12只，总规模预计突破400亿元，且新的发行还在源源不断。应该说，它的问世，将会给我国证券市场带来一种全新的运作方式和投资理念，有助于培育成熟的投资队伍。然而，“剃头挑子一头热”，基金公司踊跃，投资者却谈不上热情。今年发行完毕的7只开放式基金中，有两只未达到预定集资额，有三只虽突破了45亿元，但大量信息证明其中的种种违规操作，如银行摊派、行政干预等等。而且，开放式基金的运作也难以令人乐观。(((截至2009年9月26日，仅有华夏成长以1.023元的微弱优势维持了“面子”，其余的均在面值以下。有人甚至预言，今年我国极有可能出现第一只被完全赎回的基金。((( 种种迹象表明，在国外成功运作的开放式基金在我国甫一出现就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如何控制和化解这些风险，是在我国基金业和证券市场快速发展面前急需解决的一个课题。本文试从法律的角度，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来探讨控制我国开放式基金风险的法律制度构建。一 我国开放式基金面临的风险我国开放式基金面临着诸多的风险，如政策法规风险、行政干预风险等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管理风险等非系统性风险。这里择其要者来分析。1. 系统性风险 即基金外部发生的、非基金本身所能控制的因政治、经济、政策等的变更所导致的市场行情波动而产生的投资风险。作为一种特殊的高级投资品种，开放式基金运作的理想环境是规模大、流动性强、成熟度高、投资者理性的证券市场。然而，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至今不到二十年，种种原因造成了中国的证券市场仍很不完善，突出地表现在市场投机性强、流动性弱、市场波动频繁；而且发展仅四余年的基金的管理和运作也很不规范。这使得我国开放式基金刚一推出就面临着极大的系统风险。有关实证研究表明，系统性风险约占我国证券市场总风险的60%，而发达国家仅占20％－30%。这意味着在目前的中国证券市场，分散化投资对风险规避的作用很小，一旦遭遇股市暴跌或者长期熊市，由于缺乏可以弥补损失的反向操作工具，开放式基金难逃厄运。据研究，“过去八年中投资者只要错过了十大涨幅日，那他就肯定会输得很壮烈。”而这十大涨幅日无一不是由政策决定的。与这个结论相印证的是：当熊市来临时，80%以上的基金都跌破了面值(((。2．流动性风险 是指由于投资者大量赎回而造成开放式基金现金流动性不足的严重后果。这种情形在台湾曾有发生。1990年台湾股市下跌，曾引起一场大量赎回开放式基金的风波，并导致其暂时停牌。与海外相比，由于证券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我国开放式基金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又表现出特殊性(((：其一呈现出高流动性资产来源与低流动性资产相匹配而引发的结构不对称矛盾。我国开放式基金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跟风”操作和风险承受能力差的散户，机构投资者不及开户总数的5％，呈现高流动性。而与海外证券市场上千种投资工具相比，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品种仅十余种，其流动性（除国债外）均与市场一起呈现巨幅震荡格局，流动性又弱。其二还存在着系统风险较高与避险机制短缺的不对称矛盾。一方面，我国资本市场缺乏足够的广度和深度。截至2001年7月，我国证券市场可流通的法人股市值仅为14138亿元，远远低于欧美等国的市场规模，这势必导致基金之间的大规模交叉持股，并大大降低了所持股票的流动性；而另一方面，我国又没有大宗交易、做空机制等方面的制度，难以化解系统性风险。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我国开放式基 金面临着很大的流动性风险。3．法律风险 基金监管的国际经验表明，完善的法制是基金业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而与基金业较快发展不相适应的是，我国有关基金业的立法严重滞后。目前，我国已制定并实施《信托法》，《投资基金法》虽几易其稿，并于今年8月提交人大常委会讨论，但短时间内难以通过。直接规范开放式基金的仅有证监会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等行政规章，它们的级别低，法律效力差。《暂行办法》主要是针对封闭式基金，范围较窄，概括性强，未能理清投资基金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特别是对开放式基金的一些具体问题缺乏规定，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基金业发展的需要。而《试点办法》的颁布，虽然使得开放式基金的运作有章可循，但这毕竟是过渡性的，其本身规定也不够完善，缺乏对开放式基金的内部组织结构、民事责任等的明确规定。这不仅难以有效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也制约了基金业的健康发展。4．管理风险 主要是指管理机构的内部监督缺位、管理者的业务能力和道德水平低下等所引发的风险。在我国，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自身的治理结构和内控体系存在很大问题。公司各部门之间的分工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基金经理往往集研究、管理、交易三大职能于一身。而公司内部的稽查监察部门往往隶属于总经理，而不是隶属于董事会，难也达到真正稽查监察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发展基金的时间不长，基金管理人投资水平低下，缺乏高度的敬业精神和责任感，而且整个基金管理行业道德水准底下，基金经理私自进行个人交易现象屡禁不绝(((。相对于操作开放式基金的较高要求，这可能会引发更大的问题。业内人士曾指出，决定基金业绩的最根本因素是基金管理层的道德素养，其次才是业务素养。((( 由此可见，我国基金管理中的监督乏力与“低能缺德”必然将会给我国开放式基金的运作带来很大的风险。上述风险的存在给我国开放式基金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碍。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开放式基金及证券市场的快速健康发展，必须大力进行制度创新，其关键之举应该是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来构建我国开放式基金的法律控制体系。二 发达国家控制开放式基金风险的法律举措近半个世纪来，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基金业迅猛发展，基金业已成为各国金融业的重要支柱之一。究其原因，各国都无一例外的通过法律手段来防范和化解风险并充分地保护了投资者利益。充分了解和借鉴这些国家的法律举措，不仅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规范开放式基金之现实可行性，而且对构建和完善我国基金法律制度，必然是大有裨益。1．建立了完善的法律监管体系(((。美国是基金业最发达，同时政府监管也最严密的国家。在美国，投资基金法和基金管理公司法是相分离的，两者分别由《投资公司法》与《投资顾问法》规制，它们与《证券法》、《证券交易法》、《信托契约法》、《投资者保护法》、《内幕交易和证券欺诈管制法》等一系列联邦证券法、各州蓝天法、大量的判例法渊源以及证交会规则构成了一个完善的基金法律体系。这些法律详细规定了投资基金的成立、注册登记、运行规则、信息披露以及禁止舞弊和欺诈行为等，力求以法律为准绳对投资基金的发展和运行进行严格的规范和界定。完善的法律监管体系的建立，为美国共同基金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从此美国基金业步入了一条规范化发展之路。英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台湾则是将基金管理公司纳入统一的基金法中，其好处在于可节约立法成本，也可较详细的规范基金法律关系。这些国家和地区都见了一套较完善的基金法律法规体系，对规范基金的运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德国是将基金法纳入到基金管理公司法中。这适应了德国长期混业经营、央行具有实施监管的高度权威和能力的现状，易于监管，但也导致基金内控弱化。其涉及基金业的法律主要有《资本投资公司法》等。由此可见，发达国家对基金业的管理体现了高度的法制化特征。由于有充分的法律保障，基金业的风险得以较好的控制和化解，投资者利益保护有了强大的后盾，从而推动了发达国家基金业和整个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2．独树一帜的美国独立董事制度 在美国，由于基金多为公司型，因而对于在基金持有人与基金经理或投资顾问之间始终存在着的潜在利益冲突，其基金监管则非常重视基金经理的操守，目的是保障投资者，其方式是通过规定基金按指定的方式组织公司架构，这就是独树一帜的美国独立董事制度。依《投资公司法》规定，美国基金须 采用公司形式，基金的大部分董事必须独立于基金经理及其关联单位，即与基金经理或关联单位没有任何业务关系，以及与基金经理使用的经纪人没有任何法律关系。这样可以使基金的董事会成为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的监管执行工具，而且公司董事会中至少40%是独立董事。他们承担法律赋予的特别任务――监察基金经理，拥有法律赋予的较大权限，包括对投资顾问以及提供基金销售服务和其他必要服务机构的选择，代表基金持有人对基金运作进行监控。该法还对独立董事资格的认定进行了严格规定，能否成为独立董事，关键看他是否为“利益人”，即否是和投资公司有直接和潜在利益冲突的人士。从实践来看，独立董事制度对美国基金业中的利益冲突和关联交易的控制和防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促进了美国基金业的快速发展。并对世界上其它一些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3．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严格的信息披露是各国基金业监管中的一个重点。但美国的基金监管更依赖信息披露制度，它通过公开披露信息，由市场来监管基金经理的行为。《1933年证券法》确立了信息披露制度，要求披露的文件有注册登记表、招募说明书、中期报告、年度报告、股东大会报告以及股东帐户与记录等。《投资公司法》则对招募说明书的内容进行了详尽的规定，它还特别要求招募说明书必须披露基金经理在基金运作中有无利益冲突、基金经理及其关联单位的详情、以及针对基金经理或其职员的任何诉讼或纪律处分等等。SEC有权审阅这些报告，以保证这些招募说明书提供充分和准确的信息给投资者。((((而且上述所有文件中的信息披露都应简洁明了，都应该用投资者所明了的语言向他们传递有用的、准确相关的信息。用美国SEC前主席莱维特的话来说就是说“浅白的英语”，即明晰地表达信息。((((此外，基金及其承销商的广告材料，通常由NASD来审查。这些严格的规定使得投资者可以获得充足的投资信息，以便于投资者做出自己的决定，大大增强了投资者利益的保护。4．完善的诉讼救济制度((((。在发达国家，对于基金投资者利益因欺诈受到的损害有一套完善的诉讼救济制度。一种是直接诉讼。对此，在美国以外的大部分国家，法律的执行一般属于政府的工作范畴，不会交给私人法律机构。而美国则鼓励投资者集体诉讼以对基金经理进行监管，这是美国式基金法律监管的一个独有现象。对投资者而言，提出集体诉讼轻而易举，且费用非常低廉。而发行人要在集体诉讼中辩护不仅极为昂贵，而且常常会对其日常业务造成极大的干扰。倘若发行人败诉，可能还要支付上亿美元的赔款。为使基金避免股东可能提出集体诉讼的风险，基金和基金经理会尽量在招募说明书中披露更多的信息，实际操作的结果却是这些招募说明书在美国成了诉讼文件。政府由此而达到监察不当行为的目的。可见，集体诉讼是一种低成本的廉价监管方法。另一种是间接诉讼，又称为股东代表诉讼，为英国和美国率先在衡平法上创设。法国、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的《公司法》也都规定了股东的代表诉讼提起权。而美国则最早将其引入基金业。根据《投资公司法》第36条第二款的规定，注册投资公司的投资顾问、受托人或受托公司或投资顾问的任何关联人，以及基金公司的职员、董事、顾问委员会成员以及基金的主承销商，对支付给其报酬的投资公司及股东负有信托义务。一旦违反信托义务，基金持有人有权代表公司对它们提起诉讼。而且是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没有前置程序，也没有持股数量和时间的限制。信托义务人承担的责任则以实际损失和服务费中的低者为最高限额。这儿所支付的服务费都推定为合法有效，责任人不能以该服务费未经独立董事等机关批准而主张无效。一旦判决胜诉，基金持有人所获赔偿归属基金公司。5．各具特色的监管模式((((。完善的法律控制不仅要有立法，更应重视法律的实施和落实，因而基金业的外部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从各国的基金业实践来看，构建适合本国特点的基金业监管体制，是保证基金业得以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纵观各国之基金监管，主要有三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法律约束下的企业自律管理、以英国为代表的基金行业自律管理和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严格监管。三种模式中，美国模式强调基金在统一的法律约束下，在竞争中实现自律管理，因而使基金的发展充满了活力。而英国模式则注重充分发挥基金行业的自律功能，因而有利于保持基金行业的长期稳定和规范。日本模式则尤其注重充分发挥政府的功能，因而能迅速推进基金业的起步和成长壮大，进而能发挥基金对支持国家金融和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日本模式行业自律差，市场竞争不充分，且易滋生腐败 和官僚作风。而英国模式则不利于形成统一的法律规范，且易导致行业协会垄断，也不利于一国基金的国际化。实践中，美国模式效果很好，影响很大。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模式中，SEC发挥着重大作用。作为美国证券法的执行机构，SEC十分注意发挥市场的自律作用，尊重自由市场的神奇力量，并在可能的时候利用市场的方式如信息披露，解决市场的问题，很少直接干预基金业的运作。它与基金业的关系是一种合作伙伴关系，这种关系为美国的投资者提供了半个多世纪的良好服务((((。三 防范与化解我国开放式基金风险的法律对策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验，加快建立和完善我国基金法律制度，是防范和化解我国开放式基金风险的关键举措。1．加快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基金法律监管体系，为我国开放式基金快速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发达国家基金业发展的经验显示：只有在建立起完善的法律监管体系之后，开放式基金才能规范和自由地发展。由于发展时间短、经验缺乏，我国开放式基金无疑应以建立完善的法律监管体系作为其发展的制度基础。我国要在已出台的《证券法》、《公司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开放式基金管理试点办法》、《信托法》的基础上，加快出台独立的基金管理基本法《投资基金法》（即统一立法）及其配套法律设施规章制度；不仅要有规章制度的约束，即在由专门的基金监管机构集中管理过程中，可通过制定出基金发起与设立、发行与认购、投资策略与范围、信用评级与托管、收益的分配与信息的披露等一系列具体的规章制度对基金运作进行监管，从而规范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行为，而且还要有自律管理。不仅要有立法，立法应包括整个基金业的内控机制、外部监管、信息披露、责任追究等各个方面，更要重视法律的实施和落实。可以说，建立和完善我国基金监管法律体系，既是我国基金业规范运作的客观要求，又是我国基金业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2．引进和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建立良好的基金公司运作的内控机制。在中国现有的公司制度中，董事会、监事会并不能很好地防止基金运作的利益冲突，因为董事会代表的是基金管理公司股东的利益而不是基金股东的利益。即使基金管理公司可以是基金的发起人，董事会却具有了双重角色而难免利益冲突。而监事会游离于公司董事会的和管理层日常业务之外，难以发现舞弊及不轨行为。这种内部监督机制的缺陷，必然导致外部严格监管，而这又会使基金业务失去弹性，不利于创新和竞争。而且中国证券法、公司法还没有建立独立懂事的要求；而基金本身不是法律实体，也无建立独立懂事的要求。有鉴于此，证监会先后《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在2009年6月30日前独立董事的人数必须达到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然而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已聘独立董事的不到1/3，而在聘任的独立董事中，技术专家和经济学家占绝大多数。相比与西方国家的独立董事多为企业家、注册会计师和注册律师，我国的这些独立董事很难有效防止和克服大股东“一股独大”、“一股独霸”的现象。由此看来，我们不是该不该引进美国的独立董事制度问题，而是面临着如何将独立董事制度本土化。对基?鹨刀裕Ω迷凇锻蹲驶鸱ā分忻魅饭娑ɑ鸸芾砉颈匦虢⒍懒⒍轮贫龋娑ɑ鸸芾砉径懒⒍碌氖俊⑷沃白矢瘛⒅叭ā⒓捌淅姹；さ饶谌荩卦谇康鞫懒⒍碌娜沃白矢窈脱∑富啤6矣Υ罅忧慷懒⒍碌呐嘌岛徒逃⒅贫ǘ懒⒍轮贫仁凳┑南喙嘏涮状胧繁6懒⒍碌亩懒⑿浴?BR>3．引入民事赔偿机制，充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虽然我国证券法律制度对投资者利益保护进行了诸多的规定，但大多是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制度，民事责任追究机制很缺乏。投资者因欺诈而受损失时可寻求救济的仅有最高人民法院于今年初出台的一个司法解释，而且仅仅是因为虚假陈述才可以向法院起诉。至于股东派生诉讼，至今停留在学者们的构思之中。而这对投资者的利益保护要求很高的开放式基金之发展必然会带来严重障碍。因此，正在制定中的《投资基金法》应该把投资者利益保护放在首位，并在总则中予以明确；有关民事赔偿的条款也应在《投资基金法》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基金运作过程中，不论管理人还是托管人，一旦违反信托义务，并给投资者利益带来损失，投资者都可以提起诉讼，基金管理人或托管人则要以自有资产赔偿基金持有人的损失。另一方面，在现有《公司法》、《证券法》初步规定的基础上，引进发达国家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特别是要借鉴美国的经验，在我国的《投资基金法》中予以明确规定。其具体 内容可作如下设计((((：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违反信托义务时，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在基金管理人怠于行使诉权时，持有基金1%以上基金单位的持有人有权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代表诉讼。也有权向基金管理人董事会提出代表诉讼申请，15日内没有得到答复的，该基金持有人有权代表基金提起诉讼。但基金管理人同意自行起诉的除外。 基金持有人因代表诉讼取得的财产，归基金所有。人民法院可视具体情况要求持有人提供适当的诉讼费用担保。经过案件审理判决诉讼代表是恶意的，其应承担给被告造成的损失，并承担诉讼费用。4．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对基金管理的监督和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我国有关基金的信息披露制度主要见于《〈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第五号》，其规定了招募说明书、上市公告书、定期报告、临时报告及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规定应予披露的其他信息等格式内容，这些规定对我国基金业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这些规定毕竟是针对于封闭式基金的，在我国基金业发展时间不长的状况下，无疑带有某些过渡性色彩，而且对开放式基金缺乏相应规定，这难免给开放式基金的发展带来较大风险。对此，不妨借鉴美国的做法，对开放式基金信息披露的有关文件，如招募说明书、申购书会公告书、定期报告、临时报告与公告、广告等进行详细的规定，对这些文件中的信息特别是有关投资收益与风险的信息要严格披露。而且在一般性的信息披露规则的前提下，基金管理公司必须每半年向证监会递交修改后包含最新资料的注册登记表和招募说明书，每半年向证监会和投资者呈报诚实和非误导的报告，证监会对第一份注册登记和有关文件作全面审查，而对其后上交的修订文件只作选择性的审查。此外，证监会还应处理好与市场、与自律组织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由于开放式基金处于起步阶段，证监会难免干预，不仅锐意推动其发展，而在其出现问题时，则又会毫不犹豫的横加管制，结果是压制了其发展。正确的思想是：开放式基金毕竟是一个理性的市场机构，其所具有的市场特性决定了它的发展与管制应更多的遵循市场规律。证监会在努力推动开放式基金发展的同时，应更多的采用市场办法，如信息披露来解决问题，应充分引导和发挥基金业自律组织的一线监管作用。这样做，才可能真正符合开放式基金发展的规律。资料表明：到2001年，共同基金（开放式基金）在美国管理着6.97万亿美元的资产，世界共同基金总资产在当年达到11.6万亿美元，超过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管理的资产。参见Investment Company Institute,“Trend”.December2001http://www.ici.org/newsroom/stats-trends.html。((( 马克：《开放式基金投资价值有多大》，《南方周末》2009年9月26日第16版。((( 冉孟顺：《“赎回风暴”逼近开放式基金》，《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0月7日第1版。((( 马 克：《开放式基金投资价值有多大》，《南方周末》2009年9月26日第16版。((( 张 俊：《开放式基金如何防范流动性风险》，中华证券网2001年1月4日。((( 王苏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的责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11页。((( 马 克：《开放式基金投资家只有多大》，《南方周末》2009年9月26日第16版。((( 《基金业立法和基金业发展研究报告》，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年第 3期，第9-22页。((( 参见刘建平文《美国保护基金投资者利益的主要法律制度》，《证券投资基金研究文集》（王益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93-94页。Speech by SEC Staff:The Evolving Mutual Fund Landscape: Adapting to the Challenges of ChangeRemarks by Paul&nb sp;F. Roye, Director, Division of Investment Management,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Before the ICI 2001 Securities Law Developments Conference，December 6, 2001http://www.sec.gov/news/speech/spch528.htm。(((( 参见刘建平文《美国保护基金投资者利益的主要法律制度》，《证券投资基金研究文集》（王益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94-95页。Speech by SEC Chairman:Remarks before the Investment Company Institute, 2002 General Membership Meeting By Chairman Harvey L. Pitt,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Washington, DC，May 24, 2002http://www.sec.gov/news/speech/spch562.htm。(((( 亚瑟·莱维特：《基金信息披露应简洁明了》http://www.drcnet.com.cn。(((( Tim Oliver Brandi，ARTICLE: THE STRIKE SUIT: A COMMON PROBLEM OF THE DERIVATIVE SUIT AND THE SHAREHOLDER CLASS ACTION，Dickinson Law Review, SPRING, 1993，p398-400。(((( 《基金业立法和基金业发展研究报告》，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年第 3期，第27-28页。(((( 亚瑟·莱维特：《监管和合作：美国证监会与共同基金》，www.drcnet.com.cn。(((( 刘和平 王银凤：《基金持有人代表诉讼制度研究》，

开放经济论文篇11

一、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我国经济也在高速增长，中部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发展国际贸易的规模也在快速发展，并呈现出与经济同步增长的趋势。这是否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促进了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如果是，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多大？在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省份又会呈现出怎样的差异？

二、中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面板数据分析

（二）数据平稳性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文中对各指标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对模型中使用的对数序列和对数差分序列分别选择相同根检验方法LLC（Levin—Lin—Chu）检验和不同根检验方法Fish—ADF检验，结果表明各对数序列不平稳，但是经过1阶差分变换以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是平稳序列。

（三）协整检验

外资对湖南省经济的拉动作用最大，其次是湖北省，最后是山西省；而外资的作用在江西省、河南省、安徽省的经济增长中没有得以体现。外贸对安徽省经济的拉动作用最多，其次分别为山西省和河南省；而外贸的作用在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的经济增长中没有得以体现。综合外资和外贸来看，山西省的对外开放对其经济增长拉动最大，其次分别是湖南省、湖北省、安徽省、河南省，江西省的对外开放对其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最小。由此可以看出中部六省开放型经济内部差距较大。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目前中部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总体来说相对落后，外贸与外资的作用无法充分体现。中部六省开放型经济内部差距较大，山西省的开放型经济发展相对较快，其次是湖南省、湖北省、安徽省、河南省，而江西省的开放型经济发展相对其他五省来说相对滞后。

参考文献

[1]许佩倩.开放型经济：转变增长方式和创新发展路径[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6）.

开放经济论文篇12

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发展研究的基本任务

如果对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的发展作出具有综合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研究，其基本任务有两个方面。

（一）考察这一理论的发展现状，即在概括介绍现阶段占主流地位的观点和理论界对各个重要问题的探讨的基础上，分析所取得的理论成就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同时，针对学术界就一些主要理论问题产生的不同认识作进一步的分析，结合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作前瞻性研究。

（二）考察这一理论的发展历史，即其产生、推进和形成的历史演变过程，揭示该理论是在我国哪些不同历史时期受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条件和经济开放实践的影响而产生与发展的；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占主流地位的理论观点是怎样发展演变的；对这一理论产生与发展发生重要影响的代表性人物提出了哪些重要的见解和观点，如何评价其历史地位；在同一历史时期就一些重要理论问题有哪些重要的不同认识；这一理论的演进过程经历了哪些大的阶段，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和规律性。

之所以承担两个方面的任务，是由中国经济开放理论发展研究的内在需要所决定的。首先，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思想源远流长，并对现代经济理论有重要影响。即使自近20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对外开放理论也伴随实践的发展而经历了不断演进的过程。对这一理论的历史是经济对外开放理论发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以及具体的表现

（一）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表现形势。 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表现即生产全球化和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所谓的生产全球化，拿戴尔电脑举例，当顾客需要戴尔电脑时就会通过拨打戴尔电脑的800免费服务电话咨询购买，公司人员会把订单输入戴尔电脑的订单管理系统，随后订单被发送到其生产系统中去。

（二）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介绍。 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的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等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简单的说，也就是世界各国的经济日益紧密联系，成为一个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整体。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既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一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

（三）经济全球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经济的全球化同时会导致市场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和其他弊端也全球化了，从而使市场出现全球性的波动；西方某些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得以通过经济全球化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导致了全球范围内不公平分配和不平等贸易，从而引发全球性的经济问题。同时也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三、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对外开放的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为我国企业带来了可供借鉴学习的先进管理经验，对我国企业的体制改革起到了很好的启发作用，使我国旧的企业管理模式打破陈规，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管理模式，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同时培养精英人才，从而达到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实力。

（二）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我国更快更好的引进外资的先进科学技术。通过吸收国外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中国目前的企业在很多科技领域都还远远落后于西方的发达国家，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可以让我国迅速的缩短与发达国家科学技术之间的差距，使我们的经济能够跨越式发展。

（三）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我国吸收外国资本，加快我国市场经济的开放步伐，使我国也积极的迈入国际化生产分工中，占有国际市场份额，同时可以有效的发挥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开拓海外市场。

四、应对策略

经济全球化使我国市场的投机性和经济风险加大。经济全球化的影响遍及全球，一旦市场出现周期性波动，将影响全球市场经济的动荡。其次，经济全球化使我国的民族工业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我国的大部分民族工业生产与国外的发达科技水平相比还存有一定的差距，而同时，关税的降低，也会是我国本土的工I失去价格的优势，再次，经济全球化使我国的本土文化受到了冲击。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外来文化正在冲击着我们本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价值观以及人生观等。对于以上的消极影响，我们唯有调整对策，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把握机遇，尽可能的消除负面影响，使我国的市场经济进行跨越式的大发展。面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首先我们要不断的深化改革，加快我国各个方面体制的改革创新，扩大对外开放力度，提高自身的竞争力，积极主动的融入经济全球化。其次，积极的推进我国的本土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和进步，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势下，积极的弘扬我国的传统文化，始终保持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延续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再次，保护和发展我们的民族经济，加快本国民族经济的发展，从而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