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党员年度工作目标篇1

班子建设“四好”为本

党的执政能力强不强，关键在党的领导班子。成都银行党委就德才论干部、以公认选干部、凭实绩用干部，以“四好”领导班子创建活动为载体，打造坚强有力的各级领导班子。行党委始终坚持党建与经营分工不分心的理念，制定了班子成员联系分支行制度，坚持把中心组学习与经营工作结合起来，班子成员带着学习课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并通过集体讨论解决问题，使学习的成果运用到实践中，班子的学习能力和领导决策能力不断提高。针对基层党组织书记一般由行政负责人兼任，承担“一岗双责”的实际情况，行党委坚持把党建工作以党建目标管理责任制的形式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推进，不定期组织基层党组织书记培训班，提高他们抓经营、带队伍的综合素质和履职能力。

基层党建制度先行

近年来，成都银行实行“走出去”、“走下去”的战略部署，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机构网点日渐增多。行党委把抓好组织建设作为打造坚强“战斗堡垒”的基础，新设机构开到哪里，党组织就建立到哪里。重庆分行建立了分行党委，广安分行、资阳分行、眉山分行建立了党总支，在新津、崇州、金堂等支行开展公推直选党支部书记工作，不仅在第一时间建立党组织，同时也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公信力。

成都银行党委始终认为，党建工作要走上规范化、科学化之路，制度建设必不可少。近年来，该行制定了党委会议事规则、中心组学习制度、党支部理论学习制度、党支部书记例会制度等18项制度，使全行党建工作有章可依。同时，行党委通过开展“五好”党支部创建活动、创先争优活动、先进基层党组织评选活动等，不断增强基层党建工作活力，有效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党员教育重在先进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关系着党组织战斗力的发挥。成都银行党委坚持从实践中加强党员先进性教育，为党员发挥作用搭建平台。行党委制定了《成都银行党员服务队管理办法》，明确党员服务队以“听党指挥，争当先锋，立足岗位，奉献社会”为宣言，围绕推动发展、应急救援、维护稳定、扶贫帮困、便民利民开展活动，建立健全党员队伍服务群众、服务社会、服务发展的长效机制。全行共建立了50支党员服务队，围绕金融行业特征，走进企业、走进社区、走进乡村为民服务，为企业财务提供培训，向社区居民宣传金融产品、宣讲预防金融犯罪知识，为贫困学子送上书籍文具等，不仅以党建活动的实践推动了经营工作的开展，更是大大延伸了窗口网点的服务范围和服务内涵，用实际行动践行创先争优为民服务的诺言。同时，行党委在全行设立了97个党员先锋岗，开展优秀共产党员、廉洁从业先进个人、遵守职业操守标兵评选等常态化活动，通过活动树立典型，使活动开展过程成为学习先进、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过程。

党员始终应该站在第一线。成都银行党委要求全行党员既要在平凡之中见精神，也要在关键时刻豁得出。“5・12”特大地震发生后，行党委派出由两辆公交车改装的“流动银行”开到灾区都江堰，并号召具有一线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组织共产党员服务队、共青团员突击队加入“流动银行”工作，短短一天之内就有225人报名，他们分批参加了流动银行服务工作，受到灾区百姓的高度赞扬。此后行党委又组织党员到彭州市通济镇灾民板房安置点参加“爱心劳动日”义务劳动，为受灾群众的新家植树300余棵，并在当年“七一”又组织党员到都江堰与青城山学校的老师们共同开展纪念活动，学习老师们在大灾面前的爱岗敬业精神，参加活动的党员自发地带上体育用品、书籍和文具送给学校的孩子们。这些丰富的实践活动不仅成为党员教育最好的载体，也大大增强了党组织影响力。

科学发展迸发活力

银行党员年度工作目标篇2

一、要把“讲看齐、见行动”落实在从严治党上。省联社党委书记xx要求通过开展“讲看齐、见行动”学习讨论，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增强看齐的思想自觉和政治自觉，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决策部署变为实际行动，为着力转型发展、全力打造“三好银行”、强力支持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作为农商银行党委首先要向党中央看齐、向省联社党委看齐，认真落实省联社的决策部署，要建立“坚强的党委会、规范的股东大会、健康的董事会、有效的监事会、尽职的经营层”为核心内容，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农商银行实际的治理新机制。作为农商银行普通党员要正确认识全面从严治党的总体形势，准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要求，全力抓好全面从严治党的任务落实。所以全行各项经营管理工作和业务发展要结合学习教育，以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为抓手，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全面看齐、全面行动，推动农商银行全面从严治党和各项经营管理工作全面进步。

（二）要把“讲看齐、见行动”落实在政治立场上。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中共安徽省第十次代表大会精神和我行第一次党代会精神。引导全行党员干部和广大员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六中全会、省第十次党代会和xx农商银行第一次党代会精神上来，牢固树立“四个服从”、“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自觉地维护好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坚定自觉地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向省联社党委的决策部署看齐。确保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

(三) 要把“讲看齐、见行动”落实在管理、转型发展上。坚持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牢固树立“发展是第一要务、控险是第一责任”的理念，完善以“坚强的党委会”为核心的公司治理机制，不断开创全行各项工作新局面。一是在创新发展上讲看齐。深刻认识我行在与全省、皖北和xx辖区农商银行系统先进行相比中差距，陈鹏理事长指出“创新理念上的差距是最大差距，创新发展上的短板是最大短板”，要进一步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全面加强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切实做到服务好“三农”、小微企业、县域经济发展和广大城乡客户。二是在协调发展上讲看齐。各专业部门、各支行认真查找和分析各项业务和行与行之间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找准根源所在，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狠抓措施落实。积极主动调整不平衡的问题，努力实现发展速度、质量、效益的有机统一。三是在绿色发展上讲看齐。面对经济下行，要积极主动走“轻资产”、“轻资本”的转型发展之路,大力发展绿色信贷，积极支持节能、对生态保护等产业的绿色信贷支持力度。大力发展中间业务，走减少消耗资本之路。加快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开拓市场、争揽客户，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四是在开放发展上讲看齐。以积极开放的心态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要积极主动走出去，加强与银行同业、保险公司、基金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等机构的合作，在开放中合作，在合作中求发展，提升市场竞争能力，提高员工的综合能力。五是在共享发展上讲看齐。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覆盖面、可得性和便利度，千方百计让更多的三农、小微客户、贫困群众共享均等化金融服务，让客户、股东、员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四）要把“讲看齐、见行动”落实在工作目标上。对照xx农商银行第一次党代会确定的战略目标，强化责任、对标达标、补缺补差、冲刺加油，确保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精细谋划xx农商银行党委第一次党代会目标时间节点的完成进度，对照任务定措施、对照措施抓落实、对照落实要成效。进一步明晰工作思路，做到谋定而动、闻令先行、凝聚力量、付诸行动，用心支持实体，用情服务“三农”，用力防控风险，推进全行稳健发展，为xx县委县政府提出的“勇当皖北振兴排头兵”目标提供有力金融服务支持。

（五）要把“讲看齐、见行动”落实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上。按照省委、省联社部署，xx农商银行从11月下旬到2017年春节前，在全体党员干部中开展“讲看齐，见行动”学习讨论，扎实推进学习讨论，使全行广大党员和员工从党的理论中受到教育，思想境界得到提升，提振精气神，确保取得实效，助推全业务发展。要突出学习研讨，打牢思想根基；突出问题导向，注重边查边改；突出各级管理人员带头，形成示范效应。把学习讨论作为当前正在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与总结今年工作、谋划明年思路相结合，做到“两不误、两促进”，确保今年工作圆满收官、明年工作良好开局。

银行党员年度工作目标篇3

我们是不是可以突出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地位，纯粹按“效率”原则来进行改革，让社会更多地、甚至于是全部地承担这些本来就应当承担的职能与相关的成本呢？这正是我们要寻找答案的。

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大量国有，在历史地设定它们的制度功能时，就包含着某种本来应当由企业外部制度环境或政府机构负责提供的“公共产品”功能，这些企业对于员工的终生就业、终生收入及福利保障、企业所在行政区域或社区的共同生活环境建设与保护、社区文化事业支持，乃至于企业领导人兼任的社会职务的支持等等，均有着不可推御的制度责任。纯粹按企业的“效率”原则来进行改革，首先就必须对这样的“公共产品”制度功能进行清理、分离和向外转移。在外部提供“公共产品”的制度环境没有具体形成，同时原来由企业承担的“公共产品”功能的资源也没有转移制度安排的情况下，纯粹化“效率”的改革就必定会造就社会相当量“公共产品”供应的迅速短缺，导致“公共产品”供求的严重失调，激化社会矛盾，积聚社会逆动的力量，潜伏下社会危机或动乱的因素。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受到政府“公共产品”提供制度安排及功能不健全和提供“公共产品”资源不足两个方面外部条件的强烈约束。从经济成本角度来看，企业承担这些制度功能，必定耗费相应的成本，由于这类成本与外部制度环境的关联性，它们可称为“制度成本”。

与此同时，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大量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历史还赋予了它们另外一种制度功能，这就是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社会制度稳定及相关意识形态建设具体通过企业组织形式来充分保证的功能（即学术界经常谈及的“政企不分”的企业体制功能，不过，这里的“政”还应当包括“执政党执政地位”在内较为广泛的意义）。这种制度功能显然也要占有企业一定量的经济资源，而且不会全部直接地服务于企业的经营目标，这是又一重的“制度成本”。如何从国有企业内部将这一制度功能转移到企业外部，外部如何承接如此功能，相应的资源配置方式如何调整，看来还是一个需要认真谨慎的重大制度建设问题。至少首先要将如此的制度功能细分，看哪些可以继续服务于企业的经营管理，哪些则可以而且应当分离出去。鉴于这一问题还没有足够的外部制度环境承接，相应资源的配置方式也未有清晰的制度框架，国有企业如此功能的转移或转化，就不是近期可以很快实现的。换言之，即使是如此制度功能的一部分向外转移，也还会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它同样受制于外部制度环境及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纯粹以“效率”要求来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至少在一定时间内不那么现实。

面对如此状况，政府或社会宏观管理部门的选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降低国有企业纯粹“效率”改革的水准，在维持和“渐进地”减少历史形成的国有企业部分“公共产品”功能和“执政性”功能的同时，逐步进行“效率”化变革；二是“迅速地”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接受国有企业转移出来的社会性制度功能，保证国有企业改革的“效率”标准，加快研究国有企业制度变革对于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及意识形态建设等问题的，“迅速地”分离部分“执政性”功能并尽快地从国有企业内部将其转移出去。从后一种选择来看，它的实现不仅要有一个外部制度的形成、反复和尝试等的积累过程，从而需要时间，所谓“迅速地”并非很短时间内可以实现；同时，它需要从原有的国有企业资源占有中，转移出相当量的资源来保证如此制度的建设。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并不是处于社会之外的机构，它不是由自己直接承担部分“公共产品”的提供功能和“执政性”的制度功能，就是向社会提供一定的经济资源，保证社会有关方面能够有充足的经济资源来提供“公共产品”和保证“执政性”制度功能的实现。

在这里，国有企业的改革从另外一面看，也就是整个社会提供相关“公共产品”的制度功能由谁来承担的选择问题，以及“执政性”制度功能由谁来承接的问题。所谓“激进式”或“休克式”的改革选择，也就是国有企业如此的制度功能一次性转移，企业一夜之间变化为彻底的“效率派”，纯粹成为“利润或效益”的工具；而“渐进式”的改革选择，则是充分考虑历史演进约束的情况下，将企业原来体制下具有的“公共产品”和“执政性”制度功能渐进多次转移的“非效率派”，或“非速胜派”。

在某种意义上讲，选择什么样的改革方式，我们并没有绝对的价值标准可以拿来进行评判。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经历过的历史中，如同其它国有工商企业一样，长期以来“效率”低下，以“效率”为准绳变革其体制是极为的选择。加上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先进的商业银行模式给予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变革的方向性启示，变革的“效率”之路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改革的完全共识，转移“公共产品”的提供功能和“执政性”功能，纯粹化国有商业银行的银行企业经营的规定，不论从理论认识还是实践设计来看不再有任何的异议。

然而，从实践角度来看，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纯粹化“效率”来迅速地转移出去历史形成的“公共产品”和“执政性”制度功能，这个问题在外部制度建设及资源配置准备两个基本约束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在“公共产品”提供及“执政性”功能的外部制度建设方面，大量的制度还处于探索和尝试之中，如社会就业、退休、福利、医疗、住房保障制度等，都还处于急剧的变革途中，党的组织和思想建设在企业制度变革之后，如何获得足够的保障，尚有待深入研究和探讨；在大量“公共产品”提供的资源准备方面，财政等宏观管理方面并没有足够大的资源，而增加对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国有企业的资源征收，也存在着新的制度建设的困难，税收等不可能由于国有企业功能的完全“效率”化而迅速增加，集中地解决社会外部承接“公共产品”和“执政性”功能的制度安排问题，尚无足够的资源准备保证。如果国有商业银行迅速地转移历史形成的“公共产品”及“执政性”制度功能，甩出全部的外部“制度成本”，它必然地受到外部制度环境不完整的巨大抵抗，最终阻止治理结构变革目标的完整实现，甚至于可能拖延改革的进程。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对于制度环境的考虑或“屈从”也就成立了——在社会外部制度环境根本不能够承担得了国有银行纯粹化“效率”变革转移出来的社会性功能，以及相应“制度成本”的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就只能采取“渐进式”的方式来进行，短时期内期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将达到多么多么高的“效率”目标，是过于理想化的设计，根本不具有成功的可能。本文的研究分析，就是主要针对这样的社会制度环境来进行的，它将决定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方式的战略选择。

二、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基本模式选择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基本模式选择：股份制，但不是以资本市场为依托的分散资本形式的“美国模式”，而是以大股东控股方式为主的“欧洲和日本模式”，这是由中国改革的推进逻辑决定的，也是受到中国外部制度环境约束的选择，它表明制度环境约束难以逾越，国有商业银行未来的深入改革已经有了基本的“路径”规定我们只能在已经有的历史环境下来创造历史。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的模式选择，已经基本定位于国有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这是一种的选择，更是一种基于中国国情实际而来的选择，尤其是基于国有商业银行之外部中国社会现实制度环境约束的选择。

从西方本质的理论看，不论认定企业是契约性组织，是专业化分工生产单位，还是市场的替代组织形式，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总是服务于各种资源的组织、运用及产成品的产出过程的，它以资本、管理和劳动的结合为手段，以完成价值最大化的生产经营任务为目的。按照“交易费用”的经济学理论，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不可能没有“交易费用”存在的前提下，产权的配置及治理结构模式的不同选择，具有完全不同的“效率”意义。因此，在各种各样产权的集合、治理结构模式的集合中，必定存在某种产权形式和某种治理结构模式能够最大化“效率”目标，从而成为企业组织形式可以也应当去选择的对象。产权经济学家们通过和实际生活考察，基本认定私有产权制度下企业的效率是最大的，因为它能够最大化地减少“交易费用”；[1]而且，围绕私有产权而来的资本所有者与具有经营管理才能的企业家之间，建立起清晰的“委托-”关系，是能够很好地服务于私有产权增殖要求的基本治理关系；加之，规模经济带来成本降低的理论认识与实际验证，导致出了私有产权联合起来“效率”更大的理论和社会生活结论，如此而来的所谓“企业模式”，最好者也就莫过于私有资本结合、所有者与经营者关系清晰的股份制模式。尽管近些年来，企业理论随着企业运作中大量的出现有了较大的变化和，如经营管理者对于企业的实际控制而来的“内部人”风险问题等，导引出了股票期权激励一类的理论和实践，但从基本层面上来讲，股份制与“委托-”关系的企业治理方式仍然是市场经济体系中运用最为普遍也被认为是最有“效率”的模式。

显而易见，现代西方企业理论存在许多值得深入讨论的方方面面。它是基于相对纯粹的市场经济体系而成就的理论体系，缺乏对于不同经济环境，特别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轨而来的经济体系的普适性。这也就导致了如此企业理论的许多变种，尤其是导致了许多企业实践的多样化大大丰富于理论的一致性，并进一步激励了企业理论研究的深入。[2]批判和深入讨论西方现代企业理论，不是本文的。在这里，我们只是指出，西方企业理论中关于私有股份制资本结构与企业治理模式的理论，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企业历史经验的，为正在进入较为完备市场经济体系的中国企业制度的变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尽管这种理论运用到中国企业制度变革的实践需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来修正。从某种程度上讲，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造的模式选择，基本理论依据就是西方的现代企业或现代公司制度理论。我们已经进行到相当程度的国有工商企业改革，也是在这种理论观念之下进行的——变革纯粹的国有资本为多元化的股份资本，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的“委托-”关系，相对完备化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借用资本市场环境来理顺融资关系与渠道，并由其评价企业的市场价值与发展前景，使国有企业逐步转化为资本结构丰富，治理结构现代化的公司制企业。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理论界几乎没有分歧。

与西方企业理论存在着较明显差距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资本结构变化，远不是纯粹私人产权性质的，而是由更为丰富的产权主体结合而成的，而且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国有股份仍然占着大头。这一点，正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外部制度环境约束的结果，不论它实践的结果是“效率最大化”还是“效率相对较好”或其它情况，它都将为现代企业理论深入研究提供一份独一无二的材料。

从实践意义上讲，将大部分国有企业改造成为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企业，或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证国有股份占最大份额，最先的考虑是大量国有企业为国计民生提供不可或缺的产品，且资本投入量和经营规模巨大，非国有的资本无能力承接，事实上，经济体制改革初期，中国也没有足够大的民间私人资本量来配合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造；加上中国不存在较为发达的资本市场可以集中小额资本为大企业融通资金，仅从资本和经济规模角度看，中国国有工商企业大多选择国有控股的方式改造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是一种历史的、而然的选择。换言之，国有资本占主要份额的国有控股企业出现在中国，尽管都表现为“人之所为”，其实人为的“主动性”因素很少。正因为如此，中国国有工商企业改革的实际选择，是一种唯一可能的选择，它当然可以认为是正确的选择。

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促成国有企业进行如此改革选择的原因，它在以前并没有被足够地揭示出来。这就是，国有工商企业在外部制度环境并不能够足够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执政性”制度功能，且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持外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执政性”功能的格局下，国有工商企业只能逐步地转移历史形成的这些特殊制度功能，并相应逐步地减少本应由企业外部社会来承担的“制度成本”。而这一点，只有在国有股份还占据着最大比重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到，因为国家作为最大股东，仍然可以决定或部分决定企业承担某些“制度功能”及“制度成本”，它使得本来可以完全按照“效率”原则来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受到了外部制度环境的强烈约束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效率”成色。这也就是中国国有工商企业改革到今天，仍然在“效率”方面显得不那么突出，也被有些观点认为“不那么成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看，这也是一种唯一可能的选择。

毫无疑问，相比于国有工商企业而言，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制度环境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从某种角度看，它对国有商业银行以“效率”为中心来进行的改革将提供比国有工商企业改革较为宽松的制度环境。但是，就最基本的方面来看，外部制度环境仍然不足以支持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国有企业进行的完全“效率”性改革。在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得不面对更为激烈的国际性竞争的格局下，国有商业银行又不能不围绕“效率”来进行改造，这就给中国的改革者们出了一道巨大的难题，改革未来的“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难题中不得不作出的又一次被迫选择。或者说，在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变革中，我们的选择是困难的，可选择的方式其实不多。

从国际经验来看，经营货币资金为主业的商业银行从资本结构上，主要有美国式的“分散资本”模式和日本及欧洲大陆的“大资本控股”模式两种。[3]前者以极为发达的资本市场为依托，一家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非常丰富，小股东很多，许多银行的最大股东的股份份额也不过百分之几或十几；后者则是大股东股份所占比重绝对大，通常都在百分之二十以上，甚至于有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者。显而易见，不同的资本结构形式，有着不同的治理要求或治理特色。

在资本分散的情况下，小股东对于银行经营管理的控制与监督是不存在的，他们既无足够的能力，也没有内在的积极性，因为这样的监督是一种“公共产品”，[4]自己支付监督成本却大家享受收益，或者小股东需要建立另外一个“委托”的关系——委托大股东来控制和监督，而这种治理模式下“大股东”并不存在。[5]这种治理方式的优点是便于“企业家职能”的完整发挥，提高银行运作的效率，却非常容易导致“内部人”控制，股东的权益受到损害。应当说，美国近期出现的许多企业丑闻，与这种企业制度形式是有一定关联的。

大股东控股的企业则容易剥夺小股东的发言权和经营管理人员的发言权，大股东会通过对经营管理人员的直接选派等方式，强有力地监督控制整个企业，甚至于资本所有者与最高经营管理者可能“一体化”来控制企业。它的好处是作为大股东的资本所有者能够得到足够大的权能发挥，解决最大资本所有者一些非企业自身运作中的问题，或者说是企业能够承担一些大股东所希望的“另类成本”问题。这种治理方式，却容易弱化股份制企业的“企业家职能”及“企业家文化”，降低股份制企业自身运作的实际“效率”。虽然说，对于这种资本结构形式下的企业，还会有制度、道德教化与企业文化等方面的约束，从而减少企业运作中的许多“道德风险”，但完全消灭这样的风险则是不可能的。可见，世界上真是没有完美的东西，企业制度也不例外。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改革的模式选择，也就是要在“效率”原则的一般要求下，在我国具体的外部制度环境，以及不同的现代国际商业银行运行模式特点等的约束条件下来进行。除了中国不存在发达的资本市场以有效地集中小资本为大额资本进入国有商业银行外，外部制度环境如社会就业保障等“公共产品”提供制度体系方面的缺陷，以及相应外部资源的不具备，加上改革后的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还必须在一定时期内承担相当量“执政性”的它类“制度成本”，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也就要求国有资本在赢得银行足够发言权的基础上来考虑，这就自然而然地将欧洲和日本的“大股东控制模式”作为改革的目标了。在我国现实的情况下，不能想象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之外其它的改革目标模式选择，从理论到实际部门在这一点上不存在分歧就充分说明了问题，尽管大家对于这一目标模式选择所基于的理由是不尽相同的。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国有商业银行改造而来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也还将承担有一定的社会职能，我们不能否认这一历史的真实。毕竟，历史赋予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共产品”提供的制度功能及部分它类“制度成本”承担的制度功能，只能在中国整个社会的大变革之中逐渐地淡化掉。

总起来看，从外部制度环境的现实约束来看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变革，其变革的进程不过是外部制度环境变革的一个函数。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的目标尽管非常地明确，其进度则取决于外部制度环境的变革进程、力度和质量。那么，现实的外部制度环境状况及变革走势，能够给予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究竟有多么大的支持以实现最后的完全“效率”目标呢？这需要我们对当今国有商业银行外部制度环境的主要方面具体地作些分析和探讨。

三、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制度环境的具体

就业制度环境将使纯粹以“效率”为目标的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变革走缓；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要求的组织体系和政权建设、意识形态催生与保有的运作，难以在近期全面地离开国有组织形式来完成，国有商业银行还必须承担部分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的制度成本；财政制度环境尚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完全的变革进程，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变革需要自身积累资源为讨论方便起见，我们从中国现实的就业问题、执政党对执政地位稳定要求问题及财政收支问题三个制度环境方面来分析它们对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的和作用。鉴于就业问题和财政收支问题方面的已经相当丰富，执政党对执政地位稳定要求的问题也有不少论作，本文不准备对其作泛泛的讨论，而是具体结合国有商业银行变革的要求来研究。此外，为使问题的讨论具有一般性和特殊性，我们将就业问题纳入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框架内来分析或理解，“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的制度功能承担则看成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成本”给予特殊的分析，财政收支问题当作“外部制度环境资源”的问题来看待。从这样的结构上分析或理解整个国有商业银行的外部制度环境，有些结论可能适应范围广些，如可以解释一些其他国家的政府企业情况，有些结论则可能适应范围窄得多，大体可以认为只是“中国国情”方面的问题。

1.中国的失业和就业问题表明，今天国有商业银行以“效率”为目标的改革，具有越来越大的社会就业岗位提供制约，它是政府提供和政府引导社会提供就业等“公共产品”的制度职能还远没有到位形成的，国有商业银行“效率”改革目标将受此制约而走缓。

据有关调查分析，近年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头号问题是失业与就业问题。[6]从城镇来看，下岗失业人数规模很大，“九五”期间全国城镇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减少3159万人，城镇集体单位减少1648万人，两项合计减少4807万人；[7]另据统计和分析，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近年攀升，2000年为3.1%，2001年增至3.6%，到2002年底估计为4.5%.根据国情研究学者胡鞍钢的研究结论，2001年我国城镇实际失业人数已为1900万人，其中包括680万登记失业人员，1000万左右下岗失业职工，120-150万城镇农民工失业者，以及70万高校毕业待岗者，我国城镇实际失业率已经达到了8.5%.[8]从转移劳动力角度看，学者陈淮的研究指出，“十五”期间我国将有4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镇或非农产业就业，若是按照农业生产需要与劳动生产率提高要求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量会更大，10年之内会达到1.5-2亿，在没有足够就业岗位的情况下，这些转移出来的劳动力都将走进城镇或农村失业队伍，[9]进一步加大失业队伍的规模。

失业问题总是与贫困、贫富差距拉大相关联。胡鞍钢等人研究估计，2001年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的上限为2300万人，约占城镇人口的5%，下限为1400万人，约占城镇人口的3%.[10]尽管我们无法找到全国城乡贫困人口的数字，但以高校在校贫困学生来推算，城乡人口贫困比重状况令人担忧。按部统计，在校学生中大约有150万贫困生，占全部在校生的12.5%.按每个学生家庭平均人口4人推算，涉及600万人，再按入学人数占全部上学年龄段人数，城乡居民中贫困者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另外，有学者计算，反映贫富差别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我国1998年为0.35，到1997年为0.4，如果加上非法性的收入，这两个数字分别为0.42和0.49，[11]胡鞍钢则认为这个数字已经在0.5之上，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它表明我国在收入分配上已经成为不平等程度非常严重的国家。

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在解决失业和贫困问题上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但相对于就业和贫困人口格局来看，作用仍然有限。“九五”期间（1996-2000），全国共有4020万人实现了就业，平均每年新增就业岗位800多万个，却无法满足下岗分流再就业、人口年龄结构产生的新就业人员，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形成的对就业的巨大需求。有资料表明，上个世纪80年代的10年间，我国GDP 的增长率年均为9.3%，就业增长为3%，年均增长就业人数1297万人；1991-1995年，GDP 年均增长率为12%，就业增长率降至1.2%，年均净增就业人数808万；1996-2000年，GDP 年均增长率8.3%，就业增长率只有0.9%，年均净增就业人数575万人，相当于80年代年均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的44%.[12]一方面是增长，另一方面是就业岗位的增长在减少，除了反映就业难题增大外，还表明社会贫困人口的增加。仅以城镇贫困群体来看，1996年底我国传统民政系统定义的无收入来源、无劳动能力、无社会保障的“三无人员”为50万人，到1997年底我国最低生活保障人员达到了89.2万人。据民政部最新统计，到2002年1月底，全国享受低保人数达到了1235万人，比2000年底增加了2倍，其中90%以上是困难职工和失业家庭成员；全国没有纳入低保范畴的仍有约500万人。2002年1月我国城镇低保人数是1997年底的近14倍。[13]

城镇失业人口的增加、贫富差距拉大以及贫困问题的加剧，一方面是中国市场化变革以纯粹“效率”为目标而运作的结果，其中包括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大量员工的下岗分流；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和政府引导社会提供就业岗位类“公共产品”的制度功能远没有到位，从而没有跟上国有企业等市场化改革需要造成的。仅以国有企业为例，从上面的一些数据看，在国有企业改变国有产权结构，建立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大量的人员就相应地富余出来，急需社会提供相对充足的就业岗位，但政府功能转化的相对缓慢，就业岗位提供不足。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最新统计，到2002年6月底，我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464万人，其中89%进入了再就业服务中心，平均100个下岗职工仅9个实现了再就业，与2001年相比，再就业的比重又有下降。[14]政府提供及引导社会提供就业岗位呈下降趋势，而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国有机构改革又需要在市场规则下进一步地分流下岗人员，一个难以两全的局面出现了。

是迅速加大政府及政府引导社会提供就业岗位的力度，在较短的时间内，使政府及政府引导社会提供就业岗位类“公共产品”功能到位；还是国有企业以“效率”为目标的改革采取相对平缓的方式，把握改革的节奏，继续承担部分社会或政府的职能，在政府“公共产品”提供功能逐步完善中，最后实现企业制度的完全变革？“九五”期间政府及政府引导提供就业岗位的情况及最新数据表明，政府这种“公共产品”提供的能力严重不足，并且在短时间内无法根本改观，在这样的两种选择中，我们就不得不被迫地选择后者，经验支持着我们上面已经谈及的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的“路径依赖”问题。

国有企业进一步的改革不得不选择“效率”放缓方式，其实还有另外两个方面的主要原因。一方面，从改革时间的顺序上看，越是往后改革的国有企业，在下岗分流方面面临的难题更大，因为社会已经积累起了规模很大的失业人口，新增下岗分流人员将遭遇来自各外方面更大的阻力，边际下岗分流成本急剧增加；另一方面，从国有企业规模角度来看，已经有过的国有企业改革的顺序，是由小到大来进行的，垄断性的、大型或特大型的国有企业和企业集团改革相对滞后，它们进入人员下岗分流阶段的时间较短，单个企业和企业集团若按照纯粹“效率”要求在短时间内下岗分流人员数量将极为巨大，且原有企业对员工的吸引力相对于中小国有企业来说更大，下岗分流难度是中小国有企业所不可比拟的，已经有过的中小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办法和经验大多无法使用。概括说，改革越“滞后”的国有企业人员下岗分流越难，垄断越足、规模越大的企业下岗分流越难，在国有企业进一步的改革中，具有如此特征的企业根本不可舍弃如此的现实而进行纯粹化“效率”性的改革。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资金和提供服务的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直扮演着辅助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支持国民经济稳步，支持改革开放的角色，特别是承担着支持国有工商企业等的改革任务，因而长期被当作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外部金融环境”来看待。基于我国早期改革对外部环境相对稳定的要求，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的改革相对“滞后”也就是逻辑使然了。与此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又具有明显的垄断性，到今天金融资产的总量，不论是存款还是贷款，都在全部金融资产中占到60%以上；机构庞大，人员数量巨大，就是员工最少的中国银行，2001年底的员工数量也还在20万左右。可见，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具有的特征，正好与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很难以纯粹“效率”为目标的企业特征相吻合。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机构和人员扩张，主要是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之后开始的，大致到1997年这一扩张开始逆转，[15]机构和从业人员数量稳定并有所下降。由于从业人员管理体制的复杂化，各国有商业银行有正式工、合同工、聘用工、临时工等等复杂多样的员工数量概念，从业人员数量口径很难统一，根据有关资料分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及各国有商业银行近几年的年报），1997年国有商业银行各类从业人员在184万左右，到2000年底，这一数字降到了160万人左右，[16]从数字上看，三年减少24万员工，减员人数不少，每年减员的幅度也不小。事实上，由于国有商业银行采取的下岗分流办法多半为内部消化方式，内退、离岗、待岗等方式并没有真正造就多么大的净失业人口数量，为数不多的下岗者及少数转岗者，又被每年新增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及部分政策性安排人员（复转军人等）所补充，净减少员工数其实不多，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目前应当还有各类员工数在160万以上。

按照国际先进商业银行的情况分析，我们拟定几个简单的数字对比来看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以纯粹“效率”方式改革，理想的员工人数究竟是多少。或者说，我们要减少多少员工数量才能与国际先进的商业银行处于同一水平之上。

以美国花旗银行和英资的渣打银行为例。花旗银行集团的净资产收益率（或普通股收益率），1997年为17.5%，1998年14.4%，1999年21.5%，2000年22.4%，2001年19.7%；渣打银行净资产收益率1999年为12%，2000年为14.1%（根据这两行提供的年报计算）。一般来看，国外先进的商业银行净资产收益通常在10%-20%之间。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近年仅为3%左右，其中中国建设银行2000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以税前利润计算），达到过7.39%，那是由于资本金数量不足，作为净资产的分母相对较小所致。以这样两种“效益”指标对比，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只为国际先进商业银行的三分之一到七分之一。

如果从从业人员情况来看，美国花旗银行集团在全世界范围内2000年底员工数量为12.7万人；渣打银行2000年底，在世界50个国家中的500多个机构中，仅有人员为28000人。根据公布的统计数字，中国国有银行的情况为，2000年底，中国工商银行47.11万人，中国农业银行50.95万人，中国银行19.23万人，中国建设银行42.76万人。以国际先进商业银行净资产收益率来考虑人员数量的最佳值，工商银行人数为7-16万之间，中国农业银行7-17万之间，中国银行在3-7万左右，中国建设银行6-15万之间，我们取上限考虑，按照国际先进商业银行的“效率”标准简单计算，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保留员工数量仅为55万人左右，与时下160多万相比，差距105万人以上，数字之大令人惊讶。若以五年左右的时间来考虑减少员工数量，在不增加新员工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必须减少员工数量在二十万人以上。这样大的下岗分流任务，在我国现实社会就业和失业问题已经非常严重，而且政府和政府引导社会提供的就业格局不甚理想情况下，不能想象有实现的可能。

毫无疑问，这样的计算是非常粗略的，却已经说明问题。由此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社会就业与再就业岗位提供的困难，导致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国有机构改革按照纯粹“效率”原则来进行必定走样。这就证明了我们对于国有商业银行下一步改革的路径选择，不可能纯粹以“效率”为原则，因为时下向社会提供较大量的失业人员，将受到巨大抵抗，它会成为一种反逼的力量，迫使国有商业银行继续承担相当量的员工就业问题，而不是可以简单地推向社会。

2.中国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稳定问题，仍然需要通过国有企业组织形式来实现或部分实现，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尚不能够将如此的制度功能短期内全部转移到外部的社区等组织形式来承担，在较长时期内，国有商业银行还必须承担部分这样的“制度成本”。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其执政地位的稳定，是需要通过一定的组织体系建设、政权建设和相应意识形态催生与保有才能完全实现的。所谓组织体系建设，即是指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组织机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党员队伍建设，以及相应的规章制度、操作程序等方面的建设；从现实情况看，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完整的党的组织机构建制及队伍、制度建设的执政党，每个党员都“地”生活在明确有形的组织体系中。所谓政权建设，即是指执政党对政府及相关组织机构制度功能的建设，它通过党对政府机构及相关组织机构的领导、管理，实现执政党的执政意图。所谓相应意识形态催生与保有，即是指执政党具有的执政基础、执政思想、执政原则、执政程序、执政目标等等方面的意识形态化，培育社会各方面对于执政党执政的基本认同理念，辅助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稳定。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执政党，只有在这三个方面有完善的建设，并将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执政地位才可能是稳定的。实际上，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都在这三个方面倾注了极高的重视热情和操作力量。

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具体化，现实的情况，是党对各种组织机构的直接进入，并通过“党管干部原则”对各项事业实施直接的领导和管理。执政地位所依托的实现机构，一是政府机构及政府部门体系，二是其他社会组织（如军队、学校、民主党派、民间团体、宗教组织等），三是企业组织，四是社会生活组织（如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等。虽然说，作为一个公民，他的从业时间，总是归属于既定的政府机构、社会其他组织或企业，非从业时间则总是归属于一定的社区等生活空间中，社区类社会生活领域可以成为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实现的一种空间。但是，我国的经验事实表明，执政党执政意图及意识形态建设等方方面面的执政性运作要求，大多是通过政府机构、其他社会组织和企业机构来完成的。社区类的组织形式，仅仅对那些已经不再明确归属在政府机构等组织中的公民而言，才具有“我的组织”的真实意义，这些人才是社区里真正的“成员”。因此，社区类组织所承担的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的功能，目前看只在较小的人群范围内起作用，大量公民的“政治类生活”还是在政府机构或企业组织等时空内来过的。形成如此格局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等组织机构近似于政府机构的制度安排形成的，执政党管理企业等机构就如同管理政府机构一样，它能够而然地实现执政党的执政意图，也就能够提供执政地位稳定的基本保障；另一方面是由于社区等组织机构尚没有发达到有能力承担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足够大制度功能的程度形成的，国有企业（也包括集体企业或其它形式的企业等）等组织机构如果不承担相应的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的制度功能，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的建设，就会出现局部的空白处。显而易见，在这里我们所要重点讨论的，就是在这种执政党执政稳定要求格局下，国有企业能不能够纯粹“企业化”而减少或不承担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制度功能的问题。

在国有企业内部，执政党的执政地位稳定功能，大体通过三个方面来实现。一是企业内部具有成型、独立和稳定的党的组织机构，以及这种组织机构经常性的党的自身建设活动；二是在“党管干部原则”下，大量的党员干部直接进入到企业的管理层，特别是高级管理层，领导和管理企业的各种事务，既管理经营企业，又充分体现执政党执政的意图；三是通过党组织和企业管理体系，经常性地对所有员工进行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即我们通常讲到的“思想政治工作”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执政指导原则，国有企业的改革大动作地展开，虽然在企业内部的党组织、党员高层领导管理者以及相应的对企业员工的意识形态催生，继续存在，但都有了计划经济时期完全不同的特点，大多转移到服务于企业的经营管理效益目标上来了，这也就是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已经有了很大变化的最基本原因，它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已经具备了现代企业组织的基本形式及基本。然而，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的制度功能，并不能够完全地包融在企业经营管理中，更不能简单地包融在企业的经济效益追求之中。举例说，仅仅在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的意识形态建设方面，就不能够纯粹以企业“利润最大化”来向员工们灌输，尽管企业“利润或效益最大化”，也是中国共产党新时期执政的重要原则的具体化之一。这样，国有企业内部的党组织、党员管理者和相应的意识形态建设等活动，就不可能都直接服务于企业经营效益目标，而任何这样的组织活动，又必须耗费一定的经济类资源，这就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出了国有企业对于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制度成本”承担的特殊功用。因此，国有企业在自身的经营管理目标之外，还有另外一类社会性的目标，尽管后一目标是非直接或非突出的，它说明在现阶段，国有企业性质的不纯粹性。

能不能纯粹化国有企业的企业性质而转移出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的功能呢？这要看在国有企业外部的社会生活组织形式，是否具有全面地承接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制度功能的可能。以城镇和乡村两大社会生活的自然空间来看，中国社会时下的公民社会生活的绝大部分或主要部分是在社区性的居委会（家委会）和村委会，以及其他性质的民间组织（我们将这三者简称为“社区生活组织”或“社区”）之中实现的。除了上面谈到的政府机构和企业组织等之外的公民，由于他们没有相应的从业组织机构，从而会相对“政治性地生活”在社区组织空间外，社区之内的其他公民，如国家公务员、企业员工等，只是在社区内获得日常生活（主要是自然生活、物质生活或经济生活等）的协调、帮助，并向这样的协调、帮助，由个人或家庭支付一定的费用。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社区的党组织并未将从业于政府机构或国有企业中的党员归入麾下，其他非党员“群众”也未明确地属于社区党组织“管理”的对象范围，而是由所在单位或机构“负责”；社区中的大多数公民除了日常油盐酱醋、邻里纠纷、下岗就业类事情等非“政治性活动”事项与社区的组织机构发生联系外，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相关的许多事项，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建设，都不在其内，尽管这些非“政治性活动”对于社会稳定有重要意义，从而侧面支持了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稳定。换言之，时下社区生活中，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的功能，社区组织只负责很小一部分；就是这一部分中，尚有很大比重是通过日常的生活间接实现的。从上说，这只是制度建设方面的选择问题，只要我们下决心改造社区生活内容及形式，将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的相关活动，都归入社区生活的范畴中来，社区组织功能就会发生重大变化。相应地，国有企业的改革就将赢得足够纯粹企业性质变革的外部制度环境。

问题是，这样的制度建设在短时期内实现是非常困难的，有些自然性的障碍则根本不具有克服的可能。第一，社区组织不能够掌握和管理社区所有成员，特别是从业于政府机构和企业那些成员的足够大的自然时间量，也就是说，许多在社区生活中的成员，只有工作之余的时间有可能被社区组织掌握来使用于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等“政治性活动”，这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社区组织难以逾越自然时间量来行使某些群体性活动的功能；第二，社区组织从事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的制度功能，需要有足够的经济资源保障，时下这种经济资源的来源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稳定的；第三，社区组织中需要有强有力的党组织，将所有社区内的党员归入社区党组织的大麾之下，并有相应的执行机构组织，这是一种很大的党组织存在方式的制度变革，这一点不是近期可以实现的；第四，在社区之内，不论是党员还是普通群众，参加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的相关活动，需要有激励的方式或手段，因为大多数社区成员都是“业余”参加此类活动的，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业余”活动都算“机会成本”，这就要求精神和物质方面双重性的激励来促使社区成员主观上愿意进入到“政治性活动”中来，如此激励体系与制度的建设，既需要资源，更需要时间。总体上看，扩展社区制度建设，将社区生活丰富到整个社会生活最基础、基本的细胞层面，包融下已经具有的日常生活功能，及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的功能，需要克服的障碍很大，短时期内大见其效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这种格局的潜台词就是，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变革不可能迅速地取得纯粹化的企业性质。

和其它国有企业一样，国有商业银行从“降生”开始，就负有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的制度功能并承担相应的“制度成本”。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在“政企分开”等原则下确立的企业“效率”性改革中，伴随着执政党执政原则的调整，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在“效率”方面的进步是明显的。一方面，在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党的组织机构将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稳定功能，与商业银行的生存和发展的“效率”目标联系了起来，“为国家经营好银行，实现最佳的市场经济效益”，已经成为了国有商业银行党组织或党的管理层的共识——没有好的银行职业队伍、高质量的资产和高水平的效益，不仅商业银行自身的发展会陷入困境，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稳定也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在党的组织机构及自身建设、意识形态催生等方面，更加精简紧凑机构，注重实效，也注重经济资源耗费的节约，组织机构规模精巧化，自身建设活动方式改变，形式性活动的频度也大为减少，大大地降低了国有商业银行为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所承担的“制度成本”。

显然，在社区不能够足够力度地承接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功能的格局下，国有商业银行仍然有相当的传统性“执政性功能”并承担着相应的“制度成本”。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实行总、分、支行的“科层式”体制，党组织的建制相应为总行党委、分行党委和支行支部及党小组构架，通常是有一个经营管理机构设置，就有相应的党组织存在。它们按照层级管理的原则，一方面领导、管理、落实并完成商业银行的经营任务，同时还要承担着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不可或缺的功能。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内党员、共青团员占全部员工的比重大约在50%左右，仅仅只有很少的基层网点没有党员和相应的党的组织机构，大多数的组织机构配备有专门的党员干部，他们中相当部分并不直接地服务于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目标；从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和执政党地位稳定相关事项的安排来看，国有商业银行员工都需要一定的工作时间来专门、了解和讨论党和国家的大事，并有组织地参加一些专门活动，部分党员员工还要定期参加党校学习、培训等离岗活动；从内部管理层级上看，越是往上级的管理层次，党组织自身的领导、管理及相应的组织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活动就越多，基层则更多地在具体银行经营操作中，落实一些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的事项，不论上层或基层，都要支付相当的精力与资源来进行这些工作。所有这些，都表明国有商业银行所承担的“制度成本”是不低的。

从这一角度来看，如何在国有商业银行推进相对纯粹一些的“效率”改革，进一步分离或减少其所承担的“制度成本”，将国有商业银行改造成为真正完全为国家“赚钱”的企业，是必须认真思考并制订具体化操作方案的。如果只有国内竞争，国有商业银行的相对垄断地位还可以维持住一定程度的“效率”目标，问题是我们已经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国际银行业的竞争。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本来就处于相对弱势的格局下，国外先进的商业银行并不承担我们所具有的那些“制度成本”或承担很小的情况下，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要在竞争中取得好的位置，显然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也涉及到了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功能的外部制度建设问题，这不能不高度重视。

毫无疑问，在现实社区组织机构并不能够承接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国有企业如此“制度功能”及“制度成本”的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变革就不能不相应地结合“效率”目标与“制度目标”一起来考虑，那种纯粹化“效率”目标的改革显然就有相当浓厚的理想化色彩，因而不具有现实性。要清楚的是，对于中国而言，执政党地位的稳定较之国有商业银行或其它类型企业的“效率”来说，它永远是头等重要的，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这类企业的“效率”低下问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稳定，因为它可能导致金融风险与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问题。

3.我国政府掌握的资源，不论从财政收入总量情况看，还是从支出结构及债务情况看，它们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直接性资源支持，以及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所需要外部制度环境建设的间接性资源支持，均存在很大的缺口，并且在一定时期内难以有明显的制度安排变化，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的经济资源大部分要靠自身积累，这种积累需要时间。

新成立之后到经济体制改革之前，我国的财政收支工作，一直遵循“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方针，除了灾害及“文革”期间一些年份出现支大于收的情况外，大体上保证了这一方针的贯彻落实。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之后，基于对一国经济运行及财政货币政策认识的加深，财政制度变革加大了步伐。从最主要的一些方面看，财政制度的变革包括：（1）不论非国有还是国有企业，国家财政收入的方式单一化为税收方式，所有企业依据法定的税负要求纳税，取消了以往国有企业“利润分成”或是“收支两条线”的制度安排，财政收入的构成以税收为主，辅以一定量的规费收入等；（2）切断了国家财政与主管货币发行的中国人民银行之间的财政透支联系，国家财政的赤字只能通过发行国债等非透支方式来弥补；（3）实施赤字政策或时下称及的“积极财政政策”，从1986年开始，我国每年的财政收支均为支出大于收入，相应地，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支大于收的差额越来越经常化，国内债务发行1981年为48.66亿元，1999年达到了3702亿元，2000年突破了4000亿元大关，为4154亿元，2001年为4884亿元；（4）国家财政逐步从“生产性财政”转向“吃饭性财政”，除了向一些公共设施或公共产品建设提供资金，或政策性地通过贴息等方式引导投资外，财政支出中大量地减少生产性的开支，更为积极地介入到社会生活和公共产品提供领域中来，从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当年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占的比重，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1979年的64%，下降到2000年的36%，这一比重还在继续缓慢降低；（5）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那些涉及到宏观经济运行整体方面的支出，包括国有大型或特大型企业的资本金等支出，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中央财政开支的范围之内；（6）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派出“监事会”一类财务性质的监管组织，严格企业财务开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开支违章违规造成的成本增大或收入减少。

从总体情况来看，我国财政收入的规模是逐年扩大的，每年收入的增长率也不算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绝大多数年份的财政收入年增长率都在15%以上，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前些年有所降低，也大多维持在10%以上的水平，近年则回升到了15%以上，2001年达到了17.1%的较好水平；而且，支出方面逐步减少了巨大的直接“生产性开支”的制度安排，上讲来，收支的如此对比，维持较为平衡的财政收支格局应当是有可能实现的。但事实是，财政收入增大的规模及增长率并不能够满足支出规模增长的需要，支出与收入之间的缺口很大。

形成这种缺口自有多方面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我认为，是由于中国巨大人口压力之下，的“公共产品”欠账太多，且在经济改革中集中暴露出来的缘故。这种欠账，显然与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绝大多数的“公共产品”提供（包括社会福利等多方面），都由具体的国有或集体企业组织等形式来承担相关。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后，原有企业等组织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的“效率”性变革，显现出了改革的社会制度环境，原来承担的大量“公共产品”提供功能，一时间迅速地转移出来，需要由政府或政府引导社会来提供。相应地，财政支出就必须在相当程度上满足由此转移出来的“公共产品”提供功能的需要。长期以来并且是大量企业等组织形式积累起来的这一巨大的支出要求，一时间根本无法得到满足，支出的压力陡然增大，赤字也好，“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好，也就不得不操作了。在全部财政支出中，非经济建设类支出比重的逐年增大，实际上表明财政支出支持“公共产品”提供的压力越来越大，因为这种支出具有相当明显的“被动性”，并且与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相比，远远不够。就这一点看，后续的各类改革向财政再提出类似的支出要求问题，也就只能由扩大税收和增大国债发行量来考虑了。

不无遗憾的是，时下国家财政通过税收再大幅度地增加收入，受到了税收“刚性”的阻击。按照供应经济学理论，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税收总是有一个最佳的区域，它可以在保证生产经营者生产和经营积极性不受挫折的前提下，实现税收的相对最大化，并且是持续性的最大化。这是因为，只有经济活动扩大，才会形成产生税收的基础，如果税收过大社会就会减少经济活动量，同时减少税收自身的量，税收决不是可以随意增加或追加的，这就是非常著名的“拉弗曲线”问题。[17]从经验事实来看，我国的税收量，2001年底已经达到了15301.38亿元，占到国内生产总值95933.3亿元的15.95%，从比重上看并不算大，但由于各种名目的费用负担相当地重，收费量已经大大超过了税收量，各种经济体的实际负担，已经使得我国税收的空间不具有多么大增加的可能。相反，各界还有相当大的声音提出近期我国应当采取减税的宏观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

那么，国债的发行可否有较大的扩展空间呢？国债目前已经突破了4000亿元的大关，2001年的内外债已经达到了5004亿元。由于连年发债，且规模不断扩大，在今后，每年国债中用于还本付息的量也在增加，近年就已经达到了发行量的三分之一或更多，未来发债相当大的量是要用于还本付息的，不能够用于弥补经济或公共开支不足。虽然从某种理论上讲，国债具有的特性，使它的发行量有较为宽松的空间，然而，国债并非可以随意增加。财政理论专家们认为，国债的发行也有一定的限定，并非是一个无可限制的量，因为国债的发行具有正面积极和负面消极的两个方面，发债的规模超过某种量的限制，就会对整个经济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尽管目前人们对于国债规模没有接近统一的认识，各种相关的表明，国债继续过大的发行是令人不安的。[18]

因此，不论从税收方面来看，还是从国债发行规模上看，政府掌握的经济资源以及未来能够掌握的经济资源，对于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来说，直接支持的力度是有限的。而且，在现在体制之下，中央财政在全部财政中占的比重较小，财力相对分散的格局，更加重了政府对于国有企业改革支持的难度。它只能通过对国有企业开支的相对严格管理，降低成本，提高开支效率，将改革所需要的大量经济资源，转向企业内部“挖潜”或其它的方式（如通过改制向资本市场融通资源等）。

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治理结构的改造是在积累了大量需要外部制度环境支持格局下展开的。从最基本的方面来看，按照国际先进商业银行的标准，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彻底性变革目前面对的最大三个问题，一是资本金不足或资本充足率达不到国际先进商业银行标准，以及大量不良资产最后损失的负担问题；二是庞大机构数量撤并的组织安排及大量员工就业事务安排等相关问题；三是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在银行内部如何实现，又如何与银行的经营管理目标实现最佳结合的问题。这样三大难题，都与外部政府掌握的经济资源配置能力与制度安排密切相关。

1998年，我国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专门用于补充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这是在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积累不足以实现资本充足率国际基本标准情况下，国家财政给予的最大一次资本金补充。这次补充，使各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有了一定的改善，但相对于国际基本标准（按国际清算银行早期的标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至少应当满足8%的水平），特别是相对于风险控制目标下较为稳妥的资本基础而言，我国各国有商业银行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资本金的补充是当下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中一个重要得根本不可以忽略的大问题。如果按照各家银行不良资产的不同形态（如按五级分类中的后三类）分别进行准备金的提取，各家银行所需要的资本补充量就更大了，国家财政在较长时期内实现对其补充，从税收规模、国债发行规模等限制上看，不具有根本解决的可能性。1999年，我国成立了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了14000亿的不良资产，加快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理的速度和力度。目前，在国有商业银行内部还有12000亿左右的不良资产。按照资产管理公司处理的情况，就是以最好的处理结果看，不良资产的回收率为40%，26000亿不良资产最后的损失额将达到15600亿。如此大的损失数额按照国家掌握的经济资源量，根本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补上。可见，仅仅从资本补充到不良资产损失的负担，来自于国家财政制度安排的直接经济资源支持就不可能是足够的，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的经济资源支持基础并不厚实。

前面已经谈到，粗略地按照国际先进商业银行的“效率”标准来改革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仅员工数量就需要减少105万左右，按照一年净减少20万，每人要承担2万元的就业损失补偿，一年要支付40亿元的就业岗位退出支出。这笔支出可以考虑两种途径负担，一是由国家财政负担，由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统一的标准来执行，二是由各国有商业银行自身负担。鉴于国家财政方面的困难，即使是由政府出面来处理如此的人员安排，最后的经济支付要求，还是会落实到国有商业银行银行的头上，形成国有商业银行特殊的“转移支付”——国家出政策，银行出费用。既然如此，若要进行如此的减员，第二种成本承担方式相对具有现实可能性。实际上，目前“自然而然”形成的对少量员工的分流下岗安排，就是由各银行自行完成并承担费用的，而且大多具有各自银行的特点，这也照顾到了各银行员工与所在银行的历史、文化及情感上的联系，操作的矛盾分散，大大地减少国家已经有的就业与失业社会负担。但从整体上看，进行治理结构改造如此之大的经济负担要由国有商业银行承受，无法想象在不长的时期内，实现完全彻底地按照国际先进商业银行标准来改造的目标。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种理想化的预设认为，大量减少人员后，国有（或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将赢得“效率”、“效益”的巨大增长，从而可以未来巨大的效益，创造更多的政府税收来解决时下面临的这一问题。其实，如此大规模减少人员的制度安排，是否会带来大的“效率”、“效益”，那是根本不确定的。就我掌握的知识与资料来看，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制度变革经验支持与理论模型可以认定其结果的理想程度。更何况，我国已经面临着巨大的就业与失业压力。

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稳定，显然需要一定的经济资源支持。在原有体制下，国有商业银行承担着相应职能或部分工作时，这一问题并不十分地明显突出。当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治理结构改造时，这部分职能就有了“一分为二”的渐显性特色：部分职能具有双重性，既是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需要的，又是服务于企业经营管理目标的；部分职能则与企业经营管理目标没有直接关联。对于后者，国有商业银行的内部经济成本负担，按照国际先进商业银行标准来改造，就有转移由外部制度安排来承担的必要。毫无疑问，一说到国有商业银行外部资源支持问题，就必定涉及到财政能力问题，涉及到与此相关的制度建设问题。从现实格局来看，这一问题尚没有引起各方面的高度注意。一方面是我国社会关于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稳定建设，在企业组织形式变革要求越来越强烈的今天，用什么方式予以保证，没有具体化的承接制度安排；另一方面，什么样的执政地位稳定建设方式配以相应的经济资源支持的制度安排也没有成型，财政支出中它还没有成为一项明晰的。虽然说，在现实生活中的社区里，有了某种意义上的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建设的一些活动，但还是初级的，并没有足够清晰的制度性，也没有资源配置制度予以支持。从这一点来看，国有商业银行要转移出部分这样职能下的成本支付，是不可能很快实现的。再说，在国家财政能力不足情况下，由社区类组织来承担部分执政地位稳定的职能，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大量国有企业，还必须承担着经济资源方面的“转移负担”，国有商业银行在这种“制度成本”负担上的经济资源支付只是变化了形式，并不能够真正地减少支出。

可见，国家财政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的经济资源支持，不论是直接的支持，还是建设外部制度来给予的间接支持，在量上看是远远不够的，这说明财政无法以强大的经济资源来保证国有商业银行短期内的迅速变革。国有商业银行还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承担自身治理结构变革的直接经济资源积累，并在承担相当量外部制度功能或职能的前提下，承担那些历史制度安排形成的“制度成本”。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是必须进行的，而且也在进行中，我们相信能够逐步地完成这样自我积累的过程，但在实现其时间的长度上，我们不应盲目乐观，也确实不能盲目乐观。

四、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的历史性矛盾

屈从于现实的外部制度环境，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变革就必须放缓；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的放缓，对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面对国际银行业的竞争又是极为不利的。怎么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从大局着眼来看待国有商业银行变革的“小效率”问题，或者说，超居于国有商业银行局部变革之上，在大局效率与局部效率之间作出合理的选择为什么不可以突出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的目标，政府多承担一些就业和失业方面的负担？为什么不可以相对地纯粹化国有商业银行的企业本性，转移出部分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的职能及成本负担？为什么不可以放弃或减少一些其它的支出项目，集中一些国家财政资源来保证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变革？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有了外部制度环境难以逾越的和判断，强调指出了外部制度环境的客观约束力。然而，笃信人的理性及主观能力者，通常认为“事在人为”，你要成就什么，在于你选择什么。如果认定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的极其重要来突出其地位，选择其作为整个改革的最主要任务，在各类资源的保障上都全力支持这一目标，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是完全可以在较短时期内实现的；一些学者甚至于直接拿国外先进商业银行的标准来衡量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现状，并在强烈的对比之中，完全按照国际先进商业银行的模式设计我国有银行加大改革力度的种种具体方案。这充分体现了一种理想主义或过于理想化的改革思路或观念。

应当说，这种急迫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在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提出了中国银行业开放时间表后，改造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提高“效率”，增强竞争力，确实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因此，我国制度环境的现实与这些学者们的观念，正好反映出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中的历史性矛盾：屈从于外部制度环境，改革就必须放缓；而国有商业银行面对国际银行业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又不得不加快改革，任何放缓改革的做法，都可能将使国有商业银行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在这样的历史性矛盾面前，我们如何选择？

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是生存在中国现存制度大环境中的银行企业。当我们讨论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问题时，通常情况下，会暗含或预埋下关于这种变革对制度环境的两种假定：一是外部制度环境是基本稳定的，国有商业银行的制度变革与外部制度环境之间不存在大的互动影响关系，或者说，虽然有互动，外部的制度环境也不至于影响到商业银行的变革；一是外部制度环境也处于自身的变革之中，却还是能够支持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变革的，不论是直接的经济资源制度安排支持，还是间接的各种相关制度改革和建设的支持。从许多的资料来看，论及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的理论预设，大多是后者。在这样的理论预设之下，寻找到国际先进的商业银行作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的标准，纯粹化“效率”改革的目标选择，严厉地批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现存的“效率”缺陷，再提出变革的政策建议，一种“有理有据”的理论观点体系就面世了。不无遗憾的是，如此讨论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其外部制度环境的理论预设就是存在问题的。就我国当前实际情况而言，这种存在的问题是根本不可以忽略的“关键问题”，它直接地关联到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的最终“效率”目标能否实现。进一步看，不在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变革与外部制度环境的互动之中来设计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造，其政策建议就永远只可能是“纸上谈兵”。

当然，如此理论预设还有更令人遗憾的方面，一些论者似是在无意识之中舍弃了对外部制度环境的考虑，或者根本就不顾外部制度环境约束的存在，就事论事地讨论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性改革问题，这就表明研究问题的值得校正了。因为不论外部制度环境状况如何，你可以有自己研究的预设，却不可以不考虑它们的存在及其影响。至少在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变革的具体政策建议中，不能不加以细致的说明和补充。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与外部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主要可以从三个角度上来观察。第一个角度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制度体系，一段时间来是作为国有工商企业改革的外部环境对待的，它的变革进展相对较小；相应地，以往较小的银行内部变革，对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较小，且对外部制度环境的要求也相对较小，如今进入到较大变革的进程中来，它对制度环境的影响与对制度环境的要求，同时提高了层次。第二个角度是，外部制度环境所涉及的是什么样的问题，目前它与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的目标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应当如何来对待这种关系。第三个角度是，制度环境的约束越来越成为了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制度变革的重大决定性力量，舍弃外部制度环境力量来纯粹化银行的“效率”性改革，已经不具有可能性，或者说不具有成功的基础。对于第一个角度，上面的相关论述已经涉及较多。在这里，我们主要就后两个角度，研究外部制度环境与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效率”之间的一般性关系问题，以及前者对于后者变革“效率”问题的影响程度，并由这种研究生成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方式选择的一般性结论。

外部制度环境所面对和要解决的问题，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稳定和的“大效率”问题，这种“大效率”不仅仅包含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效率，还包含着社会整体繁荣、安定、公平、公正等丰富多样化的内容。社会“大效率”的复杂性在于，它与各种各样的因素相关，既与各个组织机构（其中当然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国有企业）单个的经济“小效率”提高相关，又与整个社会宏观经济管理和治理水平相关，还与其它复杂的社会、军事、文化、民生、宗教、民俗、对外事务等等相关。对于“大效率”的评价，在一定意义上讲，就不能是简单的经济量化性评价，而是综合性的民族国家实力、国际社会地位、国家安全水平、社会稳定程度、社会贫富差别程度、社会机会提供状态、民生水平、自然环境保护情况等等的多方面评价。

在当今货币的体系下，尽管所有的评价因素，都可以综合性地归属在货币量化的评价之下，但关于“大效率”的质量内涵，却不是货币量可以简单评价的，也不是简单地由各种各样的“小效率”直接集合起来就可以体现的。也就是说，在某种条件下，“小效率”可以直接集合为正向的部分“大效率”；但“大效率”则不是全部由“小效率”组合而成。“小效率”只是“大效率”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这是因为，一国之内所有组织机构的“小效率”，从统计学上显然能够直接地算出一个“大效率”来，但某些组织机构对于“小效率”的追求，有产生外部负面的功用或是可能，这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谓的“外部性”，它使得统计学上的“大效率”与实际综合的社会“大效率”是大不相同的。鉴于此，我们说，各个组织机构对“小效率”的追求是重要的，也是必须重视和大力提倡的，因为它们是“大效率”的重要基础之一，但它们并不必然带来真实可靠的全部“大效率”，相反它很可能带来对“大效率”的一定损耗。这里的潜台词就是，只有能够真实带来“大效率”的“小效率”才值得一个社会去追求和选择。

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所要追求的目标，显然是属于“小效率”范围之内的。从前面的讨论我们容易得出这样的看法，鉴于社会现实外部制度环境的制约，在当今的阶段里，国有商业银行通过纯粹性极强的治理结构的变革来实现对“小效率”的追求，并不能够在近期正向地积累起社会的“大效率”来；相反，由于大量减少职员数量，以及转移出去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定的制度功能，并相应地减少本来还承担着的部分社会“制度成本”，整个社会稳定和的大局将累积起更多的负面影响，加大社会在就业问题、机会平等问题、贫富差别问题等方面的矛盾冲突强度，弱化整个社会“大效率”的基础。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我们的选择应当也只能是减缓或部分放弃国有商业银行对“小效率”的追求，在国有商业银行范围内包融下一定的矛盾冲突，支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大局。

其实，从另一方面来看，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大效率”格局，对于单个经济组织“小效率”的正向影响和积极作用是非常突出的，赢得或保有一个社会良好的“大效率”格局，是取得最佳“小效率”的绝对前提，特别是对于那些与社会稳定和发展“大效率”关系紧密，从而互动性强烈的组织机构，更是如此。而国有商业银行正是这样的组织机构，它以“小效率”为目标的治理结构变革对于外部制度环境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小效率”的点点滴滴都与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大局密切相关。实际上，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现实运行较为正常的状况，就是在中国整个社会外部制度环境相对稳定，从而有着相当支持力度之下形成的。可以设想，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深入变革，如果没有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大效率”制度环境的支持，即使完成了变革形式上的任务，我们也无法想象国有商业银行的“小效率”可以有多么大的提高。仅以就业和失业问题看，在整个社会就业和失业问题突出到难以在近期有圆满解决办法的格局下，国有商业银行大量减少人员的制度安排能有多大实现的可能，很值得怀疑；就是硬性地将人员减少了，社会的稳定程度和整体发展水平必将受到重大影响和冲击，也必定会回过头来影响和冲击已经“完成改造的”国有商业银行制度，毕竟制造更多失业人员的源头就在国有商业银行，最后还将造成国有商业银行新治理结构下“小效率”提高的困难。就此而论，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对于自身“小效率”的追求，根本不可能在舍弃外部制度环境制约的前提下得到实现，如果这种“小效率”的追求带来了整体社会“大效率”损失的话。从这样的理解出发，我们的结论就是，国有商业银行等国有不可能直接通过追求自身的“小效率”而实现最真实可靠的“小效率”，只有将自身的制度变革，融合到整个中国经济制度变革的大环境之中，考虑到外部制度环境的约束与支持能力，才能达到相对理想的结果。

概括起来说，一方面，相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要达到的“小效率”目标而言，中国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大效率”不论如何讲，都绝对重要得多，一个国家可以也应当通过提高“小效率”来构造或促进“大效率”水平的提高，但若是对“小效率”的追求可能损害“大效率”时，这样的“小效率”追求就不应推崇和选择；另一方面，有损于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大效率”的“小效率”追求，最终也会损害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小效率”目标的实现，追求过程中的成本耗费，最后成就的竟然是毁灭追求自身，这是最不经济合理的。我们说不能够牺牲大局来成全小局，说到底，是由大局不稳，根本没有什么小局获胜可言决定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不应当连这样的基本常识性道理都在局部“小效率”的追求中忘得一干二净。就此而论，面对所谓的历史性矛盾，我们其实没有遇到什么了不起的选择困难——调整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的思路，从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出发来设计稳妥、有序、冲突放缓的推进方案，将国际先进商业银行的标准，作为一个较为长期变革的目标来逼近，乃为上上之策。历史给予我们选择空间就这么大，我们就在这样的有限空间里来作为吧。

五、一般性的结论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变革，近期内“效率”是不足够的，但从长期计量，效果不见得会多么差；这种“效率”缓进的改革选择，符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奉行的“渐进式”改革思想——在稳定中求得“效率”进展，也有改革成功的经验支持；这还表明，在一定时期内，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或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仍然具有相当程度“发展中国家”机构的基本特色，立足于如此基点来赢得正常、相配、合理的国际银行界中的地位，是我们不能不考虑的重大课题

从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的外部制度环境出发，我们分析了制度环境“强”约束之下，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的基本“效率”原则及目标确定，并具体实证地分析了外部制度环境对如此目标实现支持力度的弱小状况，提出了在外部制度环境支持不力或大局不稳定情况下，硬性地按照国际先进商业银行标准，在短期内实现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全部“效率”目标是不可能的看法，由此而来的清晰结论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的方式选择，只能是“渐进式”的，必须在保持与外部制度环境变革某种程度的一致性的情况下来进行，不顾及外部制度环境而选择纯粹化自身“效率”目标的“激进式”或“休克式”改革，会在外部制度环境不支持的情况下陷入困境。在这样的理解下，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的前景便是，“效率”目标的推进将有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不能指望近几年内，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能够改造成为国际先进的商业银行。那种近几年之内“毕其功于一役”的变革思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三至五年必须改造出类似于美国花旗银行等领先银行的观点，是与中国具体的国情制约大相径庭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表明，我们所遵循的“渐进式”改革思路，很大程度上是在中国传统儒家的“中庸”哲学思想指导之下形成的。它偏倚度小，不走极端，包融各种矛盾冲突，“试错”而后再大面积推进或另择道路，从而赢得了社会大局势相对稳定前提下改革进程的累积性成功，“摸着石头过河”的通俗说法，正好表达了改革所依据的基本哲学观念。以国有工商企业的改革为例，从中国二十多年改革的经验历程来看，“渐进式”的改革方式选择，并未实现国有工商企业最高的微观式“小效率”或“效益”，国有企业改革至今还是一盘远没有走完的棋，改造成为上市公司等企业制度形式的许多国有控股企业，远没有成为真正类似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的企业组织形式，它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中国国情”下的一些社会职能，直接的经济“小效率”或“效益”并不可以与国外先进企业相提并论。但是，这种改革中微观“小效率”或“效益”提升的某种缓慢性，甚至于是某种程度上的牺牲，相对地减少了整个社会在改革推进中过大的震荡和波动，以社会契约（公民与政府、执政党之间的基本利益关系认定）为基础的政权稳固（公民仍然相信执政党，相信政府）及社会大局稳定，倒是给予了如此微观“低效率”变革相当成功的判断；同时，由于赢得了社会大环境或大局的稳定，国有工商企业继续深入改革也相应地赢得了相对宽松的空间。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国国有工商企业改革至今的现实格局，我以为是完全正常的、合理的，也是阶段性成功的。我们不应当舍弃对中国整个社会大的制度环境的分析，片面地看待国有工商企业改革中的“小效率”或“效益”还不足够高的问题。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变革，显然与国有工商企业的制度变革具有同一性。所不同的，只是国有商业银行对外部制度环境的互动影响更大，所受的制约也更大，因为它经营的货币资金和金融服务产品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性，并与宏观经济政策和国家经济安全直接关联，且国有商业银行规模巨大，组织机构和人员数量庞大，因而在处理国有商业银行“小效率”与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大效率”方面，更要谨慎从事。国有工商企业改革的历程和现实外部制度环境告诉我们，国有商业银行以“效率”为最终目标的改革，会较之国有工商企业改革更具有挑战性，也更为艰巨，因而推进所需要的时间积累将会更长一些，我们不能在改革推进的时间上寄予过快的期望，所谓“欲速不达”，也就是这种改革所要避免的“只讲速度，不讲实际效果”的最简洁说法。当然，这一点，不能够也不应当成为国有商业银行不进行大动作改革的借口。我们强调外部制度环境的约束，是客观地分析改革所面对的困难，从而为选择更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式提供支持，而不是不要改革，或不积极地推进改革。实际上，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了银行业开放时间表的情况下，已经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了。尽快地推进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变革，是历史交给我们的重大任务。

作为一种“后发优势”，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按照国际先进商业银行的标准来进行治理结构的变革，可以借鉴国际先进商业银行制度变革的历史经验，拉直通向现代企业制度的线路，从而节省一些改革推进的时间。不过，令人不敢过于乐观的是，这种时间的节省绝对是非常有限的。看看国际先进的商业银行建立的历史，美国花旗银行成立于1821年，1999年与其合并的旅行者集团，也是成立于十九世纪的1864年；汇丰银行成立于1865年；英资的渣打银行的历史接近150年，成立于1853年。这些国际先进的商业银行发展的时间都在百年以上，经历了市场经济制度下大量的制度变革过程，我们正是从它们的制度变革中，明确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变革和发展方向的。方向的明确，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消灭时间的必要长度而迅速地走到这些先进商业银行的层次上来。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基础起点是国有工商企业的资金提供机构或出纳机构，从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才开始业务交叉和竞争，才有了“财政式”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的起步；1994年分离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商业银行特性有了较为充分的体现；1999年，各家银行剥离了部分不良资产，为下一步国有商业银行的改制提供了一定的制度支持。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历史确实很短，即使从1984年开始算起，也不足二十年；加上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国有商业银行一直作为国有工商企业和整个社会微观改革的“外部环境”来对待，自身的变革受到很大的制约，我们没有理由认定，在三、五年之内，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变革仅仅依据“后发优势”就能够改造出国际性的先进商业银行来。要知道，花旗银行等国际先进的商业银行所经历过的外部制度环境的发展格局，根本不可能三、五年之内在中国实现，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变革要在短时期内达到国际先进商业银行的标准，缺乏外部制度环境的坚实基础。

受制于外部制度环境而只可能“渐进式”改革的情况下，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虽然可以在不长的时间内改造成为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或其它先进类型的企业组织，从形式上达到先进，却无法迅速地赢得当今国际先进商业银行标准的高“效率”或“效益”水准，这便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而然的一种结果。事实上，你也无法想象在三、五年之内，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有着“发展中国家”大量需要解决的基本国计民生问题，因而制度的安排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对所有变革的制约性，而国有商业银行或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水平。基于这样的现实分析和前景认定，在国际银行业竞争中，我们就不能不以“发展中国家”银行的标准和姿态来处理各种各样的竞争难题，不能不立足于如此基点来赢得正常、相配、合理的国际银行界中的地位。虽然说，我们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同时提出了中国银行业开放的时间表，但我们在国际银行业竞争等金融开放方面的承诺，并未从根本上剥去我们还有的，并且是相当大的发言空间以及操作空间。举例说，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的外部制度环境的约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后，对国外商业银行进入中国版图后的“制度约束”，在“国民待遇”之下，我们只要不特殊地给予国外银行“超国民待遇”，如此的“制度约束”就将造就国内国外银行之间相对平等的竞争地位，使得国内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在这些方面并不处于明显的劣势。我认为，认真地考虑和这一问题，比那种不顾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国情，不顾及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大局或“大效率”，一味地鼓噪按照国际先进商业银行的标准来加快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变革的做法，要来得更加积极和更有价值。

注释：

[1]参见：（冰岛）思拉恩。埃格特森著，吴经邦等译，《新制度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10月第一版。

[2]周其仁，《公有制的性质》，载《产权与制度变迁——改革的经验》，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

[3]毛小威等，《论国有银行有效治理结构的构建》，《国际经济评论》，2001年第3-4期。

[4]（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证据》，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

[5]参见：（美）哈罗德·德姆塞茨，《企业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

[6][10]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

[7]《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

[8]本刊记者，《再就业再提速》，《嘹望》周刊，2002年第38期。

[9]陈淮，《三大深层次就业矛盾》，《嘹望》周刊，2002年第15期。

[11]陈宗胜，周云波，《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居民收入判别的及其经济学解释》，《经济研究》2001年第4期。

[12]本刊记者，《再就业再提速》，《嘹望》周刊，2002年第38期。

[13]本刊记者，《为社会弱势群体“雪中送炭”》，《嘹望》周刊，2002年第15期。

[14]转引自《当前宏观经济与就业形势》，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经济日报》，2002年10月18日。

[15]易纲等，《中国的银行竞争：机构扩张、工具创新与产权改革》，《经济研究》，2001年第8期。

银行党员年度工作目标篇4

一、开展的主要工作

（一）强化政治担当，助力疫情防控取得实效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服从总行、市委市政府及区委区政府疫情防控工作的统一部署，认真履职，充分发挥各网点优势，积极落实区委区政府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加强对疫情防控工作的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动员单位党员干部靠前指挥、下沉网点、主动作为，积极保障疫情期间人民群众金额服务需求，服务企业复工复产，高效拨付疫情防控专项资金3.6亿余元，通过下拨各网点用于疫情防控工作，为企业复产复工提供防控物质、资金等帮助，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助力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

（二）深化理论学习，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一年来积极主动参加区委中心组、人大常委会党组和工会系统的各项学习活动，坚持自学与集中学习相结合的方式，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疫情防控、决胜脱贫攻坚等的重要讲话、在庆祝建国71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党的四中、五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关于金融系统和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等，抓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学原文、悟原理，不断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的理解把握。通过组织全行党员干部开展学习先进人物事迹、参观红色基地、深入基层一线走访、“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等，进一步增强党性、提高能力、改进作风，将学习成果转化为联系服务职工群众的成果，使党的初心使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三）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提升党建工作水平

认真落实党建责任。始终把抓好全行基层党的建设工作作为首要任务，把党建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年度工作计划，强化对党建工作的安排部署及工作指导，及时研究制定党建工作计划、制度和措施并组织实施，真正形成了党支部书记亲自抓，支部委员配合抓，党务工作人员具体干的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规范“三会一课”、党员领导干部参加双重组织生活、党员活动日、民主评议党员等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并做好相关材料的记录、收集、整理、存档工作。认真组织开展党员民主评议活动，评选表彰了×名优秀党员。加强党务公开，适时更新党务公开栏，切实保障广大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主动接受党员干部的监督。抓好党员队伍管理。积极做好党员发展工作，及时按照规定调整党费缴纳基数，建立完善党费收缴台账，严格做好缴费登记工作，保证账目清晰。健全党内关怀机制，开展重要节日期间退休老党员、困难党员的慰问活动。创建党建工作品牌。紧盯新时代基层党建目标任务，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和深化拓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目前，全行共有党员69名，预备党员12名，党员发展对象5名。一大批要求进步、积极向上的青年干部职工递交了入党申请。

（四）坚持勤政廉政，努力提高自身素养修养

我始终保持一个党员干部应有的品德和品格，思想过硬，作风正派，清正廉政，积极发挥好支行领导作用。我工作中之所以能够做到尽心尽力尽职，得益于政治思想的牢固，日常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一是做到认真组织和参加每月的中心组学习制度，及时学习掌握党和国家的方针、路线、政策，深刻领会上级党委的战略部署和要求，通过政治理论的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素质。

二是做到认真学习并贯彻好党的廉洁自律准则，以党员干部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廉洁自律，把党和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不谋私利。

三是做到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责任制的落实，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始终放在首位，切实在落实上下工夫，在实际行动中求成效。

（五）聚焦金融主业，推动业务经营快速发展

2020年，我行着眼常态化疫情防控经济形势，积极助力决战脱贫攻坚，进一步加大了市场攻坚力度，经过一年的不懈努力，各项经营指标完成情况良好。全年共实现经营利润***万元，人民币各项存款比年初新增***万元，人民币各项贷款比年初下降***万元，新业务和电子银行业务有较大的发展，新增不良贷款率为***。

储蓄存款市场得到开拓。积极推进个金战略转型，制定了《个金工作战略转型工作指导意见》，初步形成了全行“大个金”服务格局，成立了个人理财中心，并将原有个人信贷中心与其进行功能整合，理顺了个人金融业务对外服务的关系，逐步加强。为了对以理财金帐户为主的高端客户档案的建立以及对优质客户“一对一”的服务。加强组织和推动个金业务营销活动，先后开展了2020年个人金融旺季劳动竞赛活动和个人金融产品集中整合营销活动，由于组织有力，措施到位，取得了较好的工作成效，特别是旺季劳动竞赛获得了市分行组织二等奖。在全行开展了“三个一”挂钩活动，紧抓储蓄源头部位，狠抓挖转他行存款工作，大力组织功关营销。强化全员营销意识，发动全员争存揽储，有效地对机关及二线人员进行揽存考核，年末吸储金额达********元。

对公存款发展迅速。奋力抓好“稳定型”、“拓展型”及“挖转型”等三类客户的市场拓展工作，制定了客户攻关目标，明确攻关责任人，对重大客户行长自身也作为客户经理带头攻关营销，实行“一对一”跟踪服务。抓好新开户，努力寻找市场资源，及时发现掌握新的客户，上下联动，全力跟踪服务。特别是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分行“5000户行动计划”的工作要求，采取点面结合的方式，加强市场调研，确定以机构客户、三资企业、中小企业为主的目标客户，找准定位，进行有质量有效益的营销，全年共实现新开户****户，新增存款****万元，其中存款达50万元以上的***户，占新增对公存款的***%。抢抓时机，奋力攻关，利用当前***拆迁改造的有利时机，及时与拆迁企业取得联系，争取到单位存款近***万元。切实加强同业合作，加大对同业的服务攻关力度，及时了解同业需求，为其提供优质、高效、贴身的金融服务，成功地与中信实业银行建立了合作关系。

信贷业务有所发展。一是在公司类信贷客户营销上，我行继续坚持好中选优的原则，严格把握上级行信贷投向政策，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降低信贷风险，全年办理打包贷款***万元，开办低风险贷款业务***万元。加大了信贷退出力度，对信用等级为A-的***厂成功退出流动资金贷款***万元。二是继续加快个人信贷业务发展，坚持做到数量、效益、风险的三统一。大力开办汽车消费贷款、综合消费贷款业务以及存单、保存质押贷款等业务，全年累计发放个人消费贷款***笔，累计发放额达***万元，贷款余额比年初新增***万元。在大力发展个人信贷业务的同时，严把新增贷款质量关，加强贷前调查，强化贷后管理工作，加强了贷款到期前提醒、贷款间隔期检查、优质客户贷后回访等工作。

中间业务发展成效显著。切实加强对中间业务的领导，制定了《2020年中间业务管理指导意见》，完善中间业务的组织管理体系，形成了由业务管理科牵头，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局面。充分发挥结算网络优势，大力发展结算业务，促成市分行与中信银行建立了合作关系，填补了我行支付结算业务的空白。依靠网点优势，大力发展业务，全年共销售基金***万元，发行国债***万元，保险***万元。充公利用中间业务平台，积极拓展代收代付业务，发动全行员工开展委托代扣营销活动，利用***公司取消柜面现金交易的良机，主动上门营销我行银证转帐产品，实现新开户***户。全年实现中间业务收入***万元，比上年提高***%，新增***万元。

新业务发展迅猛。加速电子银行业务的发展，利用个人金融产品集中整合营销活动契机，积极宣传营销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等业务，扩大交易额，把网上银行发展成为吸引重点公司客户和优质个人客户的品牌产品。至年末，全行企业网上银行、个人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的新开户及交易额均超额完成市分行下达的任务计划。大力宣传我行“汇款直通车”业务，加快“储蓄异地通”等结算新产品的推广使用促进个人汇款业务迅猛发展。加强“银保通”、金融**家、***时代等新的业务品牌的推广。国际业务得到发展，全年实现国际业务结算量***万美元，外汇资金交易量***万美元。

（六）坚持从严治行，全面完善内控建设制度

一是开展形式多样的内控教育活动。

通过开展“以制度为中心”的管理文化教育活动，增强员工的风险防范意识，提高员工的职业道德水平。开展了“内控文化教育月”以及

“集中整治案件隐患月”活动，通过内控谈话、我为内控献一策、签订“执行业务规章制度承诺书”等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加强内控制度教育，建立、健全内控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促使全行内控管理水平有一个新的提高。

二是整章建制，切实提高内控水平。

制定了支行《2020年**及案件防范工作方案》，进一步完善了内部控制制度，组织开展了全行内控达标上等级和基层网点内控达标活动，全行内控达标总分达到80分以上，有7个网点内控达标达优级。继续推进“**工程”工作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运作。

三是切实做好案件防范工作，从源头上防范操作风险。

定期专题召开案件防范分析会，进一步落实安全保卫工作责任制，与各网点负责人签订了案防工作责任状。规范了网点在机具定位、操作定型上的要求，杜绝业务操作中的随意性，切实防范风险。

四是抓好文明服务工作，着力营造“大服务”格局。

加强对服务工作的组织领导，与各营业网点签订服务工作责任状，与员工签订了优质文明服务承诺书，切实做到“二线为一线，一线为客户”的服务承诺。制定了《2020年服务工作意见》，提出了全年的服务工作目标及工作措施。积极开展“迎行庆、抓旺季”优质文明服务百日竞赛活动以及“文明服务推进月”活动，提高全行员工的服务意识、服务水平，改善服务软环境。加大服务工作检查力度，改进服务工作检查方式，加大奖惩力度。

五是加强工作的规范化管理。

建立了行长例会制度、联系挂钩网点制度、职能科室工作对照会议制度、每周三的班后学习制度以及中层干部每周工作报告制度。建立了员工行为档案，对其服务奖惩、规章制度检查处罚、奖励及表彰等情况均记录在册。增收节支，制定了支行《网点水、电、电话费用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开源节流，节约费用。

（七）坚持以人为本，努力调动干部员工积极性

一是不断改革激励机制。

完善分配激励机制，构建全方位的分配体制。在实施分行《营业网点及柜面员工考核分配办法》的基础上，结合支行实际，制定了网点员工考核补充意见，保证了考核的合理性、公正性、透明度。加强对客户经理的考核，建立了《客户经理考核管理试行办法》，形成了客户经理的营销费用及收入分配办法。对全行两个“十强网点”的负责人进行了公开竞聘、考核，对“十强网点”的员工实行双向选择，充分调动了主任、员工的积极性。充实了客户经理队伍，不断增强市场拓展的力度。

二是进一步加强党建工作。

制定了支行《2020年度党总支工作意见》，坚持围绕全行的中心工作，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切实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充分调动全行党员的工作积极性。坚持党员学习教育制度、坚持民主生活会制度，在党员中开展了学习“**”心得体会交流活动、民主评议党员活动以及“创争规划”回头看活动，精心举办好庆祝建党99周年重温入党誓言、庆祝建国71周年等庆祝活动，做好新党员的发展和培养工作，营造积极向上、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的氛围。

三是努力为员工办实事。

通过举办员工新春联欢晚会、“三八”妇女爱国主义教育、

“八一”转退伍军人聚会等活动，极大地激发其爱党、爱国、爱行、爱岗的工作热情。切实关心职工身心健康，组织全行员工进行了常规性体检和女工妇检，继续做好给员工生日送蛋糕、结婚送鲜花礼品、员工生病探望、特困员工救助等事项，尽最大可能送去组织的问候和温暖。

二、工作中的不足及努力方向

回顾一年来的工作情况，尽管做到了尽心尽力尽职，但我感到有些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做好，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具体表现在：

1、业务知识的学习缺乏系统性、计划性，特别是新业务的学习很不够，工作中感到力不从心；

2、面对业务经营出现的矛盾和困难，缺乏足够的耐心，有时情绪不够稳定，工作方法也有所欠佳或欠妥；

3、深入一线调研以及与员工直接谈心的时间相对较少，对员工的思想状况了解得还不够深入。

银行党员年度工作目标篇5

一、加强教育，增强党员履行义务的自觉性

按照规定向党组织交纳党费，是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起码条件，是党员对党组织应尽的义务，是党员党性觉悟和组织观念的重要体现，也是党员关心党的事业的具体表现。党费收缴、管理和使用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分析党员的思想状况，以支部为单位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采取有效措施，强化党员的党性观念和组织观念，增强党员履行党员义务、按期足额交纳党费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二、严格标准，确保按时足额收缴党费

凡有工资收入的党员，每月应以本人工资总额中相对固定的工资收入为计算基数，按规定比例交纳党费。

1、党费基数计算方法

执行机关公务员工资标准的党员的交纳党费计算基数：基础工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工龄工资+岗位津贴（公安、政法等机关还包括警衔津贴、政法津贴）；

机关工人中的党员交纳党费计算基数：岗位工资+技术等级工资+按规定计算发放的奖金+岗位津贴；

机关新进见习期人员中的党员交纳党费计算基数：见习期工资+岗位津贴；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中的党员交纳党费计算基数：基本工资（固定部分）+根据固定部分及其单位津贴比例核算的津贴（活的部分）+岗位津贴+工资性津贴（教护龄津贴、特殊岗位津贴等）；

企业单位职工中的党员交纳党费计算基数：基本工资（技能工资或岗位工资+技能工资）+岗位津贴+按月发放的奖金（包括以月计算的季度或年度发放的奖金）；

离（退）休人员中的党员交纳党费计算基数：离退休费总额（或领取养老保险金）-补贴部分（按劳动人事部门核定的标准）；

部分企事业单位职工基本工资收入不太稳定或者活的部分考核工资不能及时兑现，党员交纳党费计算基数，可以按上年月平均收入为基数核定本年度党费计算基数。实行年薪制人员中的党员、私营企业中的党员、从事个体经营的党员等交纳党费计算基数核定，参照这一办法。

党员工资调整后，应按规定及时调整党费收缴标准，并及时填写党员交纳党费基数核定表，通知每个党员并报本单位党委（总支），从而保证党员足额交纳党费。

2、交纳党费的比例。每月工资收入在400元（含400元）以下者，交纳月工资收入的0.5%；400元以上至600元（含600元）者，交纳1%；600元以上至800元（含800元）者，交纳1.5%；800元以上至1500元（含1500元）者，交纳2%；1500元以上（税后）者，交纳3%。没有固定收入的农民党员每月交纳党费2角；下岗待业的党员、依靠抚恤和救济为生的党员、领取当地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党员，每月交纳党费2角；没有经济收入或交纳党费有困难的党员，由本人申请，经党支部委员会同意，可以少交或免交。

3、党员党费交纳时间。党员应按月向党组织交纳党费。流动党员、工作地点不太稳定的党员、离退休人员中的党员等可视具体情况，经所在党支部同意，可以委托亲属或其他党员交纳或者补交党费，但补交党费的时间不得超过半年。

三、健全制度，规范党费管理

各基层党组织要建立健全制度，实现党费收缴、管理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重点抓好建帐、收缴、公示等三项制度的健全完善和落实。

银行党员年度工作目标篇6

我叫XXX，一九九七年入党，交通银行xxx党支部朝阳街支行一名普通柜员.二000年年底，做为转业军人的我，很荣幸来到了交通银行太原分行这个光荣的集体.说实话，当时心里的感觉是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心情是我又将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可更多的感觉还是压力，对于银行业务当时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单位领导也很能理解我这个老转，让我先到自己熟悉的保卫部门去锻炼.近两年时间，我在干好本职保卫工作的同时，虚心向身边的同事学习银行业务，从最基本的点钞练起.慢慢我对银行业务有了一个初步的入门.机会终于来了，随着押运社会化，我们这些保卫人员面临转岗，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挑战，如果选择保卫工作，自己干得得心应手，而且也没有什么压力.可军人不服输的性格让我选择了对自已更具挑战性的业务岗位.同时当前严峻的就业环境也使我感觉到，只有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复合型的人材才能在竞争激烈的人材市场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通过分行近半年专业的脱岗培训，我以优秀的成绩结业.分配到朝阳街支行做了一名自己向往的柜员.记得第一次坐在柜台上接待客户的那一天，自己的心情特别激动，虽然是三十多的人，可我知道，我在银行还只是一名新同志，一切都得从零开始.今天我坐在柜台上就直接代表交行在客户心目中的形象.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喜欢上了柜员这岗位.

柜员，银行最基本的岗位，就如一栋大厦，柜员就是象是其中的砖一样普通.可正是这普通的岗位却又是银行直接对外的窗口.每个柜员都直接代表银行在客户心目中的形象，真正要做到让每一个客户高兴而来满意而去其间的难度确实相当大.且不说人过一百形形不好掌握每个客户的心理需求，就是柜员本人也是一样，有情绪化的时候.在工作中，我努力做到使每一个客户都能满意，而自己决不带任何情绪.笑，是出自内心真诚的微笑，话，是体贴文明的职业用语.办理业务的过程也是快速准确.看似很简单的要求，要真正做到确实是不容易.朝阳街支行是全分行业务量大的支行之一，工作时间内的客户几乎是一个接着一个从没有间断过.每天上班伊始，放眼窗外绝对是一群焦急等待办理业务的客户.这样给柜员造成的不仅有工作上的压力，更多的压力来自心灵，时间长了会出现烦躁不安的心理.这就要求在工作中有一个不断调整自我心态的过程，只有自己的心情好了，才能真诚和客户交流，做朋友.每当自己感觉到心情有点烦躁的时候，我就会在心里暗暗提醒自己：我是一名柜员，我代表的是交行，我的职责就是让客户满意.这样一来，心里释然，自然心情也就会平静下来.客户来银行的目的其实都是相同的，都是有事而来，只要我们能为他们着想真正为他们解决了问题，就能得到客户的理解与支持.每天我最喜欢听到的声音是出自客户口中的一声声真诚的谢谢.其实是我应该感谢他们，正因为有了他们才有我今天的工作岗位.在朝阳支行近三年的时间里，我每天至少要接待100位客户，基本上能做到让每个客户都对我为他的服务感到满意，对于那些因种种原因而有抱怨的客户，通过沟通，积极为他们解决困难，直至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最终成为我们行的忠实客户.在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的今天，服务已经成为同业竞争中克敌制胜的法宝，银行柜员的先进事迹，作风建设《银行柜员的先进事迹》。服务既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常抓常新的工作，需要不断赋予她新的意义和内涵，打造服务特色，营造服务环境，为客户提供令人满意的服务态度、令人赞许的服务效率、令人信赖的服务质量都需要有新的理念、新的思路、新的境界.今年年初，太原分行党委在全行上下率先推行了微笑交行活动，这在当时是一种全新的理念.刚开始只是最基本的微笑，对客户微笑，对同事也同样微笑.为此分行专门花大价钱请了上海外服人才培训中心的老师为柜员讲解服务的具体要求和技巧.每一次的听课，都给了我的脑海里注入了一种全新的理念，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执行再到积极参与.每一个阶段都要克服以前的很多

银行柜员优秀党员主要事迹二

xx同志，1980年生，200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硕士研究生学历，2005年入行。在xx支行工作的9年里，她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工作勤奋扎实，积极进取，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努力学习各项金融法律、法规和业务技能，现已成为支行业务熟练、经验丰富的拔尖人员。由于表现突出，在2013年度获得了十佳柜员称号，以自己优秀的品质和模范行为履行了一个共产党员神圣的职责。

一、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性原则

该同志在工作中以党性为后盾，以政治责任感为动力，以党性强、作风正、工作好为具体要求，从思想上、作风上加强自身建设，恪尽职守、竭诚奉献、辛勤工作，出色地完成党组织赋予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任务。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她具备优良的政治、业务素质和水平，她坚持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上，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上，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增强对坚持党的领导的信念，永远紧跟党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在平时的工作中，她时时刻刻处处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衡量、约束自己的言行，不断增强党的观念，加强党性修养，按照的规定履行党员义务，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定，珍惜党员的光荣称号，以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具体要求鞭策自己，不断提高综

合素质和业务能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积极完成党的各项任务。她把每一位优秀党员当作自己的折射镜，树立自我的人格魅力，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力求率先垂范，发挥着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先锋模范作用。

二、遵守党纪法规，树立党员形象

该同志自觉地按照党的各项纪律去奉公行事，去约束自己，严守党的政治纪律，自觉地同党中央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不动摇，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她严格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令和法规，以及银行各项规章制度，不断强化自己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坚决克服那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思想认识和做法，保持共产党员的纯洁性。

党员形象，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岗位形象。一个党员在本职岗位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就为群众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她深刻知道她的一举一动都会直接或者间接，部分或全部的影响到身边的每一位同事的工作激情。所以，在日常生活和平时的工作中，她坚持不断的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自己的工作，坚持用党的一系列理论来丰富自己的政治头脑，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该同志能够主动反省自身的不足，整改提高，能够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把做事先做人，万事勤为先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认真细致，恪尽职守，以身作则。她积极参与党组织的各项活动，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时时事事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主动关心帮助在工作或生活中遇到困难的同事，用自身的言行感召周围的同志，让党员这一光荣称号在自己身上闪耀发光。

三、提高业务水平，练就过硬本领

银行党员年度工作目标篇7

柜员，银行最基本的岗位，就如一栋大厦，柜员就是象是其中的砖一样普通.可正是这普通的岗位却又是银行直接对外的窗口.每个柜员都直接代表银行在客户心目中的形象，真正要做到让每一个客户高兴而来满意而去其间的难度确实相当大.且不说人过一百形形色色不好掌握每个客户的心理需求，就是柜员本人也是一样，有情绪化的时候.在工作中，我努力做到使每一个客户都能满意，而自己决不带任何情绪.笑，是出自内心真诚的微笑，话，是体贴文明的职业用语.办理业务的过程也是快速准确.看似很简单的要求，要真正做到确实是不容易.朝阳街支行是全分行业务量大的支行之一，工作时间内的客户几乎是一个接着一个从没有间断过.每天上班伊始，放眼窗外绝对是一群焦急等待办理业务的客户.这样给柜员造成的不仅有工作上的压力，更多的压力来自心灵，时间长了会出现烦躁不安的心理.这就要求在工作中有一个不断调整自我心态的过程，只有自己的心情好了，才能真诚和客户交流，做朋友.每当自己感觉到心情有点烦躁的时候，我就会在心里暗暗提醒自己：我是一名柜员，我代表的是交行，我的职责就是让客户满意.这样一来，心里释然，自然心情也就会平静下来.客户来银行的目的其实都是相同的，都是有事而来，只要我们能为他们着想真正为他们解决了问题，就能得到客户的理解与支持.每天我最喜欢听到的声音是出自客户口中的一声声真诚的谢谢.其实是我应该感谢他们，正因为有了他们才有我今天的工作岗位.在朝阳支行近三年的时间里，我每天至少要接待100位客户，基本上能做到让每个客户都对我为他的服务感到满意，对于那些因种种原因而有抱怨的客户，通过沟通，积极为他们解决困难，直至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最终成为我们行的忠实客户.在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的今天，服务已经成为同业竞争中克敌制胜的法宝，银行柜员的先进事迹，作风建设《银行柜员的先进事迹》。服务既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常抓常新的工作，需要不断赋予她新的意义和内涵，打造服务特色，营造服务环境，为客户提供令人满意的服务态度、令人赞许的服务效率、令人信赖的服务质量都需要有新的理念、新的思路、新的境界.今年年初，太原分行党委在全行上下率先推行了微笑交行活动，这在当时是一种全新的理念.刚开始只是最基本的微笑，对客户微笑，对同事也同样微笑.为此分行专门花大价钱请了上海外服人才培训中心的老师为柜员讲解服务的具体要求和技巧.每一次的听课，都给了我的脑海里注入了一种全新的理念，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执行再到积极参与.每一个阶段都要克服以前的很多

银行柜员优秀党员主要事迹二 xx同志，1980年生，200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硕士研究生学历，2005年入行。在xx支行工作的9年里，她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工作勤奋扎实，积极进取，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努力学习各项金融法律、法规和业务技能，现已成为支行业务熟练、经验丰富的拔尖人员。由于表现突出，在2013年度获得了十佳柜员称号，以自己优秀的品质和模范行为履行了一个共产党员神圣的职责。

一、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性原则

该同志在工作中以党性为后盾，以政治责任感为动力，以党性强、作风正、工作好为具体要求，从思想上、作风上加强自身建设，恪尽职守、竭诚奉献、辛勤工作，出色地完成党组织赋予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任务。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她具备优良的政治、业务素质和水平，她坚持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上，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上，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增强对坚持党的领导的信念，永远紧跟党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在平时的工作中，她时时刻刻处处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衡量、约束自己的言行，不断增强党的观念，加强党性修养，按照党章的规定履行党员义务，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定，珍惜党员的光荣称号，以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具体要求鞭策自己，不断提高综

合素质和业务能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积极完成党的各项任务。她把每一位优秀党员当作自己的折射镜，树立自我的人格魅力，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力求率先垂范，发挥着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先锋模范作用。

二、遵守党纪法规，树立党员形象

该同志自觉地按照党的各项纪律去奉公行事，去约束自己，严守党的政治纪律，自觉地同党中央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不动摇，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她严格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令和法规，以及银行各项规章制度，不断强化自己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坚决克服那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思想认识和做法，保持共产党员的纯洁性。

党员形象，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岗位形象。一个党员在本职岗位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就为群众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她深刻知道她的一举一动都会直接或者间接，部分或全部的影响到身边的每一位同事的工作激情。所以，在日常生活和平时的工作中，她坚持不断的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自己的工作，坚持用党的一系列理论来丰富自己的政治头脑，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该同志能够主动反省自身的不足，整改提高，能够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把做事先做人，万事勤为先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认真细致，恪尽职守，以身作则。她积极参与党组织的各项活动，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时时事事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主动关心帮助在工作或生活中遇到困难的同事，用自身的言行感召周围的同志，让党员这一光荣称号在自己身上闪耀发光。

三、提高业务水平，练就过硬本领

银行党员年度工作目标篇8

为确保企业文化建设的深入开展，促进全行职业道德建设、行业作风和文明示范窗口建设再上新台阶，行党委对企业文化建设非常重视，早部署、勤检查、抓落实、重实效。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菏泽市分行企业文化建设实施方案》，成立了企业文化建设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全行的企业文化建设工作。一是工作目标明确。制定了企业文化建设的阶段性计划和长远规划，做到目标明确，重点突出，分步实施。二是工作思路清晰。做到机构健全，队伍精干，责任明确。结合市分行企业文化建设实施方案和我行实际，制定了企业文化建设的总目标，把文明单位、青年文明号、青年岗位能手、党员示范岗和“一先双优”等文明创建目标具体细化，分解到各职能部室和营业单位。各单位再根据各自实际，层层落实，分解到人。三是工作机制健全。把企业文化建设的各项工作与业务经营融为一体，做到两个文明建设同安排、同检查、同考核。把思路定位于“深化、完善、巩固、提高”八字方针上，高标准、严要求、全方位展开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四是把规范化服务和提高经营效益作为两个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根据市分行客户服务联动管理办法和我行实际，修改完善了文明优质服务考核办法。建立各种检查奖惩考核机制，加强对服务、营销、清收盘活和文明创建等工作的奖惩考核，真正做到罚不心疼，奖不手软。全行上下牢固树立“服务无小事”意识，机关为基层服务，后台为前台服务，全行为客户服务。

二、坚持“以人为本”的企业理念，建造一支“爱岗敬业，遵纪守法，诚实守信，业务精良”的员工队伍

行党委领导班子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工作方针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以树品牌、增效益为中心，以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为突破口，以争创一流业绩为根本目标，从抓好规范化服务入手，提出了“打造金融第一品牌，力做客户首选银行”的文明创建目标。首先从自身抓起，从中层干部抓起，营造团结协作、士气高昂的良好工作氛围。其次结合新时期特点，抓好爱岗敬业教育，把行风建设落实到每一位员工的自觉行动上。为各支部建立了集阅览室、文体活动室等为一体的党员活动室，配备了学习资料和娱乐健身器材，结合争创“党员示范岗”开展了“一个党员一面旗”、“我为党旗添光彩”“创先争优”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利用业余时间开展揽储、业余营销金融新产品，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在团员青年中开展“青年文明号”、“青年岗位能手”活动，在全县形成了良好的文明创建氛围。三是以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企业文化建设再上新台阶。制定了思想政治学习制度、学习检查评比制度等一系列具体措施。思想政治领导小组定期深入各单位抓好学习制度的落实和辅导，定期组织测试，巩固学习成果。经常把系统内外和本单位的先进典型事迹整理成材料，印发至各单位组织学习，使全行员工学有榜样，赶有目标，在单位内部形成了“学先进、超先进、比贡献”的良好风气。认真组织学习“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培养员工的社会责任感、事业进取心、敬业爱岗意识。坚持员工思想动态分析制度和员工行为排查制度，及时了解一线信息，掌握员工思想动态，把准员工思想脉搏，找准员工思想兴奋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把“今天比昨天做得好，明天比今天做得更好”作为每个员工的基本理念，使员工对自己的岗位目标、服务要求、操作程序牢记在心，实施在手，并且不断有高层次的创新和追求。四是抓员工培训，塑造复合型人才。每年年初，都根据实际制定培训计划，注重对员工法律法规、业务知识、市场营销、业务机能等内容的培训。通过听取专家讲座、宣讲教育、以会代训、经常性的岗位技术练兵、季度测试、年度比赛、知识竞赛等形式，调动员工的学习积极性，从而全面提高员工综合素质。2003年相继组织了储蓄、信贷、计算机操作、市场营销等培训班153期，受培训1380人次，培养了复合型人才以适应业务发展需要。2003年，在全市“十六大知识竞赛”中，我行参赛选手荣获第三名；在全市农行系统演讲比赛中，我行选手分别荣获二、三等奖；在全市农业银行系统柜台业务技术比赛中，我行代表队荣获七个项目的五项冠军，三项亚军，两项第三名，从而在10个参赛队中荣获团体总分第一名的骄人战绩；2004年3月，我行选手陈斌在省分行组织的业务技术比赛中，荣获传票算比赛项目第四名。五是创建工作锦上添花。营业部被和中国农业银行总行授予“青年文明号”三连冠奖杯，2002年被市委授予“巾帼建功文明示范岗”，被县人民银行评定为郓城县金融系统唯一的“优质支付结算单位”。东门街分理处自2000年连续三年保持了省级“青年文明号”，城区办事处、临城路分理处被市分行授予“青年文明号”。武安办事处被市分行党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高笑梅同志被省分行授予“青年岗位能手”和“优秀共青团员”，并被推荐为农总行“优秀共青团员”，吕宗椿和陈雪冬同志被市分行授予“优秀党务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

三、硬件服务上档次，软件服务上台阶，力做客户首选银行

我们内抓服务，外树形象，力争硬件服务上档次，软件服务上台阶，力做客户首选银行。首先，加强网点硬件建设，提升农行外在形象。我们先后对城区办事处、临城路分理处、育才路储蓄所、北城分理处、黄安营业所、郭屯办事处等网点进行了高档次、高标准的改造，对各营业室配备了供客户休息的高档座椅、饮水机、一次性水杯、自动擦鞋机、雨伞、打气筒等便民设施，为支行机关、城区办事处、临城路分理处、开发区分理处和自助银行等单位安装了射灯，为县行机关和农村处所建设了小花园，栽植了月季、冬青、柏树等花草树木，使营业网点达到了“三季有花、四季常青”，为客户提供宽敞、整洁、服务设施齐全的温馨服务环境，塑造了现代化银行形象。其次，不断满足客户需求，改进服务方式。1997年，在东门街分理处率先开设了“夜间银行”，2001年，在繁华的金河路上又开设了城区办事处“夜间银行”，实行“36589”服务承诺；2003年春节，在繁华的金河路与东门街交叉路口建设了我县第一家自助银行，既满足了客户的金融需求，又树立了现代化农业银行的崭新形象。第三，用足“内功”，抓营业网点管理。行党委向全行员工和社会各界郑重承诺“谁砸农行的牌子，就砸谁的饭碗”。支行坚持每季度至少对各营业单位检查一次，并根据检查结果全行通报，进行排名评比，强化监督考核措施。第四，借助“外力”，促文明服务上台阶。我们定期召开党政、新闻、黄金客户方面有关人士参加的座谈会，通过走访、寄信、发放贺年卡、短信等形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各阶层人士对我行服务内容、服务手段、服务质量等方面的意见或建议。聘请了社会监督员，向社会各界公布服务监督电话和违规违纪举报电话，通过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使抓服务、树形象活动更有生动性，更富有活力。第五，以争创“青年文明号”、争当“青年岗位能手”为载体，积极引导全行员工立足本职，开展文明争创活动，实现了员工着装统一化、网点服务规范化、库房管理军事化的标准化建设。第六、全方位、立体式展开宣传，让千家万户了解农行、认知农行。我们在县广播电台开设了“农行之声”，每天都在固定时段播放农行产品和两个文明建设的成就；与县电视台签订了长期协议，每月至少有两期农行的新闻节目；在城区公交车和“招收停”做了独具特色的农行车体宣传广告；定期利用集市日在繁华路口设立咨询站，由农行员工身披绶带，广泛向客户宣传农业银行的产品优势、科技优势、服务优势；建立强有力的宣传报道队伍，广泛宣传农行两个文明建设成就，2003年，在各级新闻媒体发表稿件834篇，支行被推荐为省分行级“宣传报道先进支行”。

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增加企业文化建设内涵

我行每年都制定员工文体计划，并定期组织实施。每季度组织一次军棋、象棋和够级比赛，每半年组织一次乒乓球和拔河比赛，每年组织两次演讲比赛和读书比赛，逢年过节都举行文艺晚会，极大的丰富了员工的业余生活，陶冶了员工情操。每年组织员工“献爱心”、“送温暖”活动，探望、慰问苦难员工和离退休干部，让他们感受到党和农行的温暖。我行在县委宣传部组织的“十六大”精神学习演讲中取得了第一名和优秀组织奖，“公民道德知识竞赛”颁奖晚会上表演的三句半《水浒故里好景观》受到了各界领导的好评。在县总工会举办的“五一职工运动会”和“迎国庆乒乓球”比赛中，我行选手分别荣获象棋、自行车慢骑、篮球和乒乓球女子单打第一名，并荣获优秀组织奖。在市委宣传部组织的市直企业文化建设文艺汇演中，我行小品《相亲》节目荣获一等奖、优秀组织奖和创作奖。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加强了队伍建设，增强了团队意识，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而且也使农行知名度大大提高。

银行党员年度工作目标篇9

一、主要工作成效和做法

2018年以来，我支行在总行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依法合规经营,紧紧围绕业务经营目标，全面夯实基础管理，面对环保整治、企业全面停产的市场新挑战，上下齐心协力，不断创新思路、真抓实干，使各项业务实现了新突破。

（一）主要指标完成情况：截止到2018年12月17日，支行各项存款余额达到65093万元，较年初增长10157万元，完成任务的137%，日均存款较年初增长9207万元，完成任务的213%；表内贷款余额38099万元，新增52笔、金额5452万元，营销票据贴现1.24亿元；年底各项收入可实现2356万元，完成全年目标的 118%，其中利息收入2341万元，手续费收入15万元，贴现收入215万元；本年累计清收不良贷款536.9万元，完成全年任务的112%；电子银行方面新增银行卡 1864个，营销手机银行2748个，新注册客户1176个，绑卡客户119个，营销其它渠道客户7471个，收银宝8个，基本完成了电子银行各项指标。

（二）具体工作开展情况

1、强化内控管理，有效防范风险。结合总行相关制度规定，我支行从劳动纪律、环境卫生、安全保卫、工作作风、内外部基础管理、文明服务、案件防控等方面进一步细化了相关要求，并张贴上墙，严格行为约束；利用晨会和夕会学习、传达总行下发的各类文件、制度和要求，充分发挥班子成员和党员模范带头作用，确保制度执行不打折扣。周末和节假日营业大厅实行大厅经理、外勤及分理处人员轮流坐班制，一方面强化了客户服务，同样也增强了安全防范，实现全年内外部安全无事故。

2、细化工作指标，严格目标考核。针对首季开门红和劳动竞赛目标要求，结合支行全年任务，细化考核，明确措施：一是下达组织资金任务，在做好柜面存款增长的基础上，员工每人每季吸储不低于200万，班子成员包挂大客户确保对公存款新增不低于5000万，并结合二次绩效分配，严格奖罚；二是强化信贷人员管理和业绩考核，从新增贷款、逾期清收、表内外欠息清收等方面进行细化考核，明确目标，每周一召开信贷碰头会，各自汇报自己上周贷款营销、发放和不良清收情况及本周工作安排，共同商讨遇到的疑难问题和拟采取哪些具体措施等等；三是合理分解电子银行营销任务，采取每周一调度，每月一考核，结合总行全员营销方案，根据员工营销的业绩进行排名，奖罚兑现。

3、做好客户定位，加大吸储力度。众所周知，     当地金融机构较多，有**银行、**银行、**银行、**等5家金融机构，同业竞争异常激烈。我行结合当地实际，逆向思维，针对它行忽视的10万以下存款小客户主动出击、强化服务，在总行基础上又多次采购了海鸥洗衣粉、雕牌肥皂、洗衣液、手提包等宣传品，确保小的宣传品不间断；结合我行利率上调和大额存单开通的有利条件，自行印制宣传海报5000余份，在重要街面商铺及13个村委会反复张贴宣传海报，在每一个关键路口和重要地段都悬挂了宣传条幅。另外，还借助当地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多次召开大型会议的时机，通过赞助印有我行LOGO的提包、水杯、笔记本、宣传手册、海报等，同步强化我行业务宣传，进一步提升和增强农商行在当地的形象及影响力。

4、立足本地搞营销，攻坚克难求发展。     当地厂矿企业较多，有10余家大企业，配套的各类选厂、烧结厂等不低于200家，近年来，由于国家宏观调控，钢铁产业进入调整期，再加上今年的环保风暴，80-90%左右的小企业关停，几乎所有的生产型的企业停产。我行针对这一现状，没有选择战略放弃，利用人熟地熟的优势，认真筛选了近30个经营相对较好的企业和个体大户多方联系、主动走访，适时进行有效宣传，重点推介账户结算、工资、电子银行、票据贴现及贷款等业务，今年以来共营销企业低风险贷款3笔、金额为1.2750亿元，个体大户抵押贷款2笔、金额1400万；对有合作潜力的客户及时跟进，本年共新增**、**、**等有效企业结算账户16个，均办理了企业网银，账户存款经常在50万到1000万不等；另外，对已在我行开立账户但很少发生业务的**、**、****等15家企业积极进行了多次走访、沟通，有效提高了账户使用频率，通过努力我行协调来1.4亿的存款近6个月；对已建立合作关系且有工资的企事业单位，我们按月进行上门回访、赠送宣传品、纪念品，结合现场体验和营销，也使单位工资在我行形成了大量的资金沉淀。

5、开拓清降思路，深耕不良挖潜。     最大的困难就是不良贷款居高不下，贷款欠息严重。对此，我支行干部员工没有气馁，迎难而上，积极探索清收方案：一是扎实做好农户贷款的清收工作，逐笔梳理和了解逾期贷款情况，采取“一周一集中”（外勤人员每周至少一次集中上门清收）“一月一行动”（支行长每月至少一次带队入户清收）的上门清降措施，对每笔不良贷款都做到紧盯不放，不论金额大小都要能收尽收，确保清收实效，全年对 143笔8391万元表内逾期贷款基本实现了上门清收和让渡利息政策宣传全覆盖，通过信贷人员上门催收，共清收个人不良贷款106万元；二是多措并举对符合借新还旧条件的大额不良贷款进行盘活落实，其中盘活669万元，荣阳2469万元，**400万元；三是一招不让的做好表内外欠息挖潜工作，坚持每月都要到欠息企业走访一次，了解经营情况，不厌其烦地向企业法人和财务催要挂息和欠息，通过努力，本年共挖潜481万元，其中多次协调当地政府归还核销贷款本息20万元，另清收个人逾期利息72万元；四是对无法盘活落实的逾期贷款都及时进行了诉讼，积极协调法院，确保诉讼案件的无缝衔接和有效执行。

二、廉洁自律情况

作为一名支行长，我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努力加强党性锻炼，牢记党的宗旨：一方面不断加强学习，努力提高思想认识，增强执行党风廉政规定的自觉性，按照关于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六项规定”、“四大纪律八项要求”，不断增强自律意识，提高自身思想修养，与总行党委保持一致，以此端正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另一方面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增强抵制各种腐败思想侵蚀的免疫力，廉洁奉公，依法办事，始终保持一名共产党员的本色；另外，作为一名支部书记，能够严格按照总行党委要求，扎实推进党建工作有效落实，在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全面推进基层党建工作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今年     支部还被总行党委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

三、存在不足和努力方向

2018年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面对成绩的同时，也看到了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与总行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学习热情不够，平时由于忙于经营，忽略了理论学习特别是党的知识，没能真正做到在干中学，学中干；二是开拓创新意识不强，习惯于凭往常经验考虑问题，在工作上谨慎求稳；三是业务发展不均衡，如收银宝、贷记卡等电子银行业务业绩不突出。针对自身存在的不足，我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不断改进工作方法，以更加合规的理念和积极的心态带领团队直面新的机遇和挑战，确保     各项业绩再创辉煌。

银行党员年度工作目标篇10

工作和生活中，*严格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坚决拥护党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监管工作中，他忠实履行监管职责，严格遵守银监会“约法三章”和工作人员守则，积极主动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努力提高自身业务素质和思想水平。担任部门党支部委员期间，积极组织开展党建工作，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积极参加“保持先进性教育的重要性”、“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标准”以及“监管岗位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具体标准”的讨论。在积极进行政治理论学习的过程中，认真总结剖析了自己在思想状况、工作态度、工作实绩方面的表现，进一步端正了思想认识。*长期担任所在部门党支部、工会委员工作，*年曾被评为中国人民银行优秀工会干部。

二、努力学习金融专业知识，不断提高理论研究能力

为做好监管工作，*积极参加专业知识培训。他曾多次被选派参加境内外培训项目，先后参加了中国人民银行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在北京举办的银行监管与信用风险分析培训；国际清算银行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维也纳基金学院举办的银行监管培训；中国人民银行举办的商业银行境外机构现场检查培训；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纽约举办的银行监管业务培训和中国人民银行和卢森堡金融技术转让协会共同举办的信贷分析培训。并被选派到香港金融管理局、花旗银行、建设银行总行进行监管业务、银行业务的培训和实践，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专业经验。

在努力学习金融理论知识的基础上，*编译、翻译了大量专业文献，积极开展专业相关理论研究。*至*年，作为中国银行业协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风险管理专家组成员，全程参与了风险管理模块从业资格认证考试大纲的撰写和教材起草工作。*年，参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培训教材第一模块监管目标和战略规划以及第二模块商业银行核心业务部分撰写、审稿工作；参与*年度《个人金融年鉴》编写工作；参与翻译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撰写《银行、保险、证券行业核心原则比较研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内部稽核情况调查报告》、《商业银行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组织形式研究》、《商业银行资产负债风险管理技术和方法》等多篇研究论文，在《中国金融年鉴》、《财经编译》、《北京金融》等刊物和论坛上发表。在努力学习专业理论知识，积极主动开展理论研究的过程中，业务综合素质得到了显著提高。

三、认真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和监管水平

参加工作以来，*长期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工作，先后承担了信托投资公司监管，中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市场准入监管，中资银行境外机构市场准入监管，外资银行在华代表处监管，国有商业银行监管等多个岗位监管工作，较为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全面接触了多种类型的监管实务，积累了扎实的金融理论知识和银行监管工作经验。期间，他承担的主要工作有：

（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组织推进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改革工作，起草改革报告上报国务院；参与香港中银重组、上市的项目研究及审批工作，并参与同境外监管当局间、银行同业间就重组上市有关问题的磋商；参与中国农业银行信息披露和准备计提专项研究；参与中国农业银行改革工作；参与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组建研究工作。

（二）现场检查工作。先后参与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粮棉油收购贷款检查、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检查、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及新发放贷款、非信贷资产和表外业务检查、可疑类贷款损失状况和损失类贷款形成原因现场检查、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全面检查等多项现场检查项目，多次在现场检查中担任主查人，起草现场检查方案，撰写检查报告。参与了人民银行重点工程——现场检查信息系统和非现场监管信息系统的建设工作。参与银监会现场检查系统需求撰写，并参与了推进小组和测试评估小组工作。

（三）法规制度起草工作。起草和参与起草了《境外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审计指引》、《外资银行代表处管理办法》以及《关于加强境外中资金融机构管理的通知》、《国有商业银行一级分行本部监管职责分工》、《关于加强涉外企业信贷管理的通知》、三部委《关于进一步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控制信贷风险的意见》、《进一步加强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监管工作意见（试行）》,《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管理严格担保资格审查的通知》等多项法规制度起草。

（四）市场准入监管工作。负责中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境外机构审批期间，研究审批建设银行法兰克福分行、进出口银行南非分行、工商银行设立法兰克福分行等多家中资境外分行设立；负责外资银行在华代表处监管工作期间，研究审批汇丰银行中国地区总部等多家外资金融机构设立；负责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境内机构市场准入监管工作期间，组织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改革，研究批准国家开发银行31家一级分行、进出口银行总行营业部、上海分行等机构设立事项。参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组建研究、审批工作。

（五）重大案件查处。从事监管工作期间，先后组织、参与领导批示查处的多项重大案件。参与银监会案件专项治理工作小组票据业务系列案件的检查工作，起草相关报告；参与原中国农业银行贵州省分行、黑龙江省分行负责人违法违规案件；福建、贵州、深圳三地农业银行重大举报案件交叉检查；秦毅集团、增奇新钢铁公司等审计发现问题的查处工作；参与国务院“803（荷兰村）专案”查处并作为专案联系人；参与中国农业银行邯郸金库重大盗窃案查处工作等。

银行党员年度工作目标篇11

(一)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按照集团公司党组开展“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月”活动的要求，紧密结合当前我分行实际，我们在2014年7月至8月在全行范围内开展“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月”活动。按照要求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把党风廉政建设摆到我行议程上并落到实处。

1、在2014年7月至8月，我行开展“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月”活动。(1)此次活动，领导重视，层层发动，组织到位。行党政领导高度重视此次活动，亲自抓在手上，放在心上。对开展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月活动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以行主要领导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的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月活动领导小组,领导组办公室设在行综合办，办公室主任由综合办主任兼任。从而，从组织上保证了本次活动的开展。(2)对照标准，寻找差距，多形式开展学习教育活动。组织集中学习，深刻领会实质。充分利用“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月活动”、“解放思想、提高效能、促进发展”、“做勤政廉政表率、创群众满意服务型机关”教育实践活动开展契机,采取集中与自学相结合、系统学习与专题学习相结合、辅导讲座与讨论交流相结合的方法。率先垂范，领导带头写出学习体会。在中层干部以上领导中组织廉政专题学习,联系邮政储蓄银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实际、班子成员思想和工作实际,认真查找在接受监督、遵纪执纪、权力行使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提出有效整改措施,进一步增强了中层干部的廉洁意识,提高了业务工作效能。创设阵地，利用教育载体。充分利用“”制度、廉政文化、党员活动室等教育载体，加强党员廉政教育工作。设立党务政务公开栏，制作党员监督桌牌，建设廉政文化走廊。在党员活动室、学习阅览室设置廉政书架，制作了“党员权利”、“党员义务”、“入党誓词”、党小组设置及支行发展历程等宣传栏，公布了先进基层党组织基本要求等内容。寻找差距，开展“四个一”活动。开展一次集中学习活动，认真学习廉政准则及相关法规制度。组织一次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结合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和岗位廉政教育，增强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讲一次廉政党课，开展党组领导干部讲党课活动，进一步增强党性观念。观看一批廉政警示教育片，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先进典型为榜样，以反面案例为镜鉴。

2、做好党风廉政建设自查工作。按照省分行邮银党委有关文件要求，我们分行认真组织开展了自查工作，自查对象及范围包括了市分行领导班子及成员、各部门和支行2014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情况，按照《2014年度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自查评价表》中所列的项目内容和评分要求，结合我行实际，逐项对照进行了自查。(1)加强领导，确保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目标落到实处。(2)发扬民主，自觉接受职工群众监督；根据规定和要求，加强对党员干部的要求和监督，更要求党员干部主动自觉接受群众监督。(3)完善各项制度，把反腐倡廉落到实处。本着节俭原则实行财务公开并开展了法制宣传月。(4)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党员和干群的思想素质。模范党员带头接受爱国主义教育。(5)仍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我行需要继续做好党风廉政建设，个别干部对党风廉政建设不够重视，纪检监察人员的培训机制亟待完善。

(二)全行及维护稳定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为了切实做好“十”期间的稳定工作，行党委召开专题会议，按照《贵州省处理突出问题及联席会议关于十期间领导干部接访工作的通知》(信发电〔2014〕92号)要求，安排我行当前及今后时期的稳定工作，切实处理好来信来访，把矛盾化解在属地，全力确保信息畅通。接访时间从11月5日起至11月20日结束，每天的接访时间从每天上午08：30至17：30，双休日照常接访。接访严格按照信发号文件，即“六个一”(即一声问候、关心群众，一张笑脸、贴近群众，一杯热茶、尊重群众，一片热心、沟通群众，一份记载、帮助群众，一句祝福、温暖群众)。接访工作机制开展。实行首问、首访、首办工作责任制，即谁接访谁负责办理、谁负责督查，谁负责包保稳控、谁负责化解。

1、坚持以人为本，注重方式与方法，加大了从源头解决问题的力度，有效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遏制了大规模的群众上访事件，尽最大能力帮助上访人员解决问题，想出对策，以“情”动人，稳定上访人员的情绪，缓解上访矛盾。

2、对上访人员的特点进行分析排查，认真梳理，掌握工作的主动权。掌握上访人员动态，确保对群体上访能够未动先知。除此之外，我行注重与地方党委政府的信息沟通，主动向地方党委政府汇报工作情况。

3、重视接访工作，妥善处理上访事项。领导主动接受上访，当面听取诉求，及时给出答复。针对所提诉求，恰当稳定群众情绪，并妥善处理上访事项。

(三)做好支行高管人员防范合规风险履职监察工作

为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工作在邮政储蓄银行内控管理中的作用，紧密围绕银行经营发展实际开展效能监察，总行制定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支行高管人员防范合规风险履职监察要点》，在全行组织开展了支行高管人员防范合规风险履职监察工作。我分行认真开展此项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广泛宣传教育，强化监督检查，促进基层高管人员履职尽责，防范风险，有力地促进了案件防控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1、统一了思想，提高对支行高管人员防范合规风险履职监察工作的认识。银行是经营风险的行业，案件防控工作是一家银行经营活动、风险状况、内部控制和法人治理的综合体现。当前邮政储蓄银行正处于转型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加强案件防控工作意义重大。

2、确认了工作职责，建立了逐步完善的支行高管人员防范合规风险履职监察工作长效机制。

3、突出了工作重点，以预防严重违规行为和案件发生为重点，以合规文化建设为重点，以将纪检监察工作融入银行经营管理为重点。

(四)总体风险管理状况

1、风险和案件防控工作在实际推进中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对有的风险案件防控形势估量不足，重视不够，工作落实走过场，流于形式，违规问题依然很多。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改变，势必会对我行的基础管理及内控工作形成“短板”效应。虽然上述问题不具有普遍性，但一样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

2、案件防控的长效机制还需进一步加以完善和改进。监督缺位和监督力度不足等问题需要花大力气进行解决。主要表现为：监督意识淡薄、存在疏于监督、不愿监督和不敢监督的问题。

3、维稳形势依然不容乐观，矛盾化解工作依然紧迫而艰巨。有的地方工作落实不到位，工作方法过于简单，矛盾处理工作做得还不够好。

(五)落实员工举报情况并对员工进行全面排查

1、2014年我分行纪检监察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员工举报暂行办法》(邮银发〔2014〕777号)文件精神，进一步规范员工举报工作，不断拓宽和畅通举报渠道。一年来，贵阳市分行按照省分行关于员工举报工作的总体部署和要求，积极贯彻落实，不断创新，标本兼治，扎实工作，完成了本年度纪检监察举报工作任务。一方面，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完善了举报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了由纪委书记负总责，纪检监察部牵头，分管领导参加，纪检监察部主任具体负责举报工作。强化目标管理，严格追究责任。另一方面推行办事公开制度，提高办事透明度。为进一步加强贵阳市分行举报工作，增加工作透明度，加强群众监督，我们在各支行设立了举报箱，开箱时间定为每月开启一次，张贴宣贯活动图文，公布举报电话及举报邮箱，达到了进一步提高了举报工作的透明度，拉近了纪检监察部门与群众的距离，增强了信任感，有利于员工举报问题的解决。今年以来，我分行未接到一个举报电话及电子邮件。

二、对员工进行了全面排查

银行党员年度工作目标篇12

这里同时也是红色遗址的圣地，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13位中国年轻人在1921年聚集于此地，商讨救国建党之纲领。这是那个时代最时尚、最前卫的行为，他们的父兄尚未适应民国，他们已经梦想重塑一个中国。

为了迎接建党90周年，这幢典型的石库门楼房刚刚经历了持续3个月的大修，旧址原貌和内部布置还一直保持着1921年的原样。据说，为“新天地”定名时，就考虑到这里是新的“一大会址所在地”，而“一”和“大”组合起来就是“天”字。于是，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和上海的“新天地”，有了天然而自然的联系。

现在生活、工作在这里的人们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地下党”涌出“金融城”

陆家嘴很小，却是上海最具地标性的地方。在6.89平方公里土地上，矗立着82幢商务楼宇、8000多家各类企业。有15万人生活在这寸土寸金之地，其中外来人口有4万多。

有人用“螺狮壳里做道场”来形容上海人的精明和能干。早在1869年，上海滩就有了证券交易。1920年，中国第一家证券物品交易所在上海证券大楼开业，从此，十里洋场成为中外金融家追逐金钱和财富的竞技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就是这样一个新“螺狮壳”，截止到2009年，陆家嘴积聚了360多家金融机构。这个唯一以金融贸易区命名的部级开发区，已是中国金融新高度的象征。

在螺狮壳里做道场的，除了资本，还有党员。几年前，上海市级机关的一次小品展演会上有这样一个节目：共产党员隐瞒身份，小心翼翼地与自己的“洋老板”相处――这并非革命年代的故事，而是取材于外企白领身边的真人真事。长期以来，部分外企资方对党组织有戒心，导致很多在外企工作的党员不愿公开党员身份，成了“潜伏”在外企的“口袋党员”。

直到有一天，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党委的支持下，党员名单在不少外企纷纷亮相，洋老板们才惊讶地发现：共产党员们个个都是业务骨干。

2006年4月，作为陆家嘴第一批外资银行党支部，渣打银行党支部正式成立，刚刚进入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还不到一年的董述寅走马上任，出任党支部书记，在外资银行固有体制中并没有党支部存在的空间，董述寅和支部里的党员们从一开始就成了“地下党”。

“从2006年开始，上海市委、浦东区委和陆家嘴金融中心综合党委，都下了非常大的力气，但是作为领头人在两新组织里推进党建工作，我们这些人也曾一度犹豫过。”董述寅坦言，“破冰真的很难。要不断地给不了解党组织的管理层做思想工作，让他们理解党组织存在的好处。”董述寅不仅出色地完成工作，热心帮助同事，还试探性地告诉外籍管理人士“我是党支部书记”，虽然他自己也常常自问“做的事情光明正大，为什么要躲躲藏藏的”，但在刚接手支部工作时的有些事情，还是会让他感到与洋老板之间存有“天大的误解”。

曾有一位高管问董述寅，“我们银行的一些业务数据，你是不是也要汇报给你的上级党委？”董述寅认为这完全是对党支部存在的一种误解，但这种疑问不是一天两天能化解的。在了解了党支部定位为“服务企业、服务社会、服务于党员群众”后的现在，高管们对银行的党建工作逐渐转为支持。

2007年，渣打银行扩大在中国的业务，董述寅惊奇地发现，招进来的年轻的管理培训生中很多是中共党员，“优秀的人才也是需要共享的，在中国优秀的年轻人不仅被党组织所吸引，而且也被优秀的外企所聘用”，那年的12月底，渣打银行党支部扩大成了党总支，随后又成立了6个党支部。

真正让管理层接受党总支，是在不久之后的一次业务会议上，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首任CEO曾璇到会，已被提升为公司银行运营部风险总监的董述寅，由上司林大卫介绍给曾璇，对于董述寅“党总支书记”的身份，曾璇很感兴趣，“她表示理解，并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董述寅回忆说，中共渣打党总支及所辖6个党支部的党员从17名发展到190多名。

今年6月1日，原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首席信息官、澳大利亚人林大卫升任渣打银行全球零售银行运营部总裁，离开中国之前，他在办公室里向《小康》记者自豪地展示了自己获得的奖状，这是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委员会颁发给他的“党建之友”荣誉证书，还有挂在墙上的那块属于渣打集体荣誉的2009年度“党建工作示范点”奖牌。

谈及支持党总支从“地下”转到“地上”的原因，林大卫说：“党的活动和我们这个组织的目标、方向有很多融合的地方，在员工的选人价值观方面有相当的交叉之处。另外对于正向的影响力来说，在我们倡导‘一心做好、始终如一’的银行品牌建设中，银行有很多倡导和实践良好社会责任方面的中心工作，这在中国和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方向是一致的，渣打银行支持党组织的活动也从另一个角度极好地体现了我们银行已经实现了很好的本地化。”

“端着饭碗”也要“找组织”

在革命战争时期，“将支部建在连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而今，党员们“将支部建在外企里”，却要经历一番曲折。中国应用哲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甚至听到过这样的情况，在一家外资企业，党员因很难公开自己的身份，而将党组织的活动放在饭厅的某个角落里进行，“大家端着饭碗过组织生活”。

即便如此，在马来亚银行、汇丰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外企，内心翻滚着“亮相”想法的党员们依旧没有放弃过“将支部建在企业里”的“革命”。

在合资公司，党员和党组织是外方股东并不陌生的，特别是在合资保险公司，中方股东往往是实力雄厚的大型国企，党组织建设一贯非常健全，党员员工倒不会出现“找不到组织”的情况。余咏是进入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10余年的老员工和老党员，入职后即把党组织关系转到中方股东的上海党支部。不过在公司中方股东变更后有个小插曲，新股东中信的党支部建在北京，沟通不便。为了便于与上级组织沟通，快速反应，中德安联的党员们开始积极寻求上海本地的上级组织关系。在经历了长达一年的“领导真空期”后，党支部委员集体给浦东区委组织部的信，辗转到了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党委手里。这次，在综合党委的帮助下，中德安联总部的党员们建立起了独立党支部，接受浦东新区党委的领导。

对于中德安联总部的独立党支部建立的情景，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党委正大片区联络员兼机关支部书记徐克定清晰地记得，“在支部建立大会上，所有党员出席了会议，德方总经理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迈出校门即走入中德安联的余咏，如今已经是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副总裁，内部审计部负责人，同时也在党支部身兼支部书记。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党委委员、党办主任吴爱静时常感慨，组织建设和骨干队伍建设，是最让他们花力量的，而在基层，开展活动和与管理层沟通，又显得至关重要。因为外企工作的特殊性，这些党务工作者们大多利用休息的时间开展党建工作，于是，食堂常常成为外企党员开会的聚点，而其他活动，则大多放在了晚上或者节假日。

一位外资银行党支部书记告诉《小康》记者这样一个故事：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党委书记严军身兼多职，他与外资银行党员骨干谈心一般安排在晚间，有次，集体谈心快结束时，一位“80后”党员骨干突然问严军：“您想不想听实话？”严军回答，当然欢迎讲真话。结果，这位“80后”党员骨干说：“关于工作方式，我们年轻人对传统的宣传方式不大喜欢。我们更喜欢形式多样的党组织活动，更愿意接受潜移默化的教育。”

对于这位“80后”党员的诉求，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上海行政学院政党研究所所长刘宗洪表示理解，“这在学术表达上是政治逻辑与生活逻辑的统一，在两新企业，党建如果完全突出政治，是有难度的，而且今天的社会已经不是政治社会，而是政治常态下的市民生活，尤其对于‘80后’、‘90后’来说，要让政治活动体现到生活当中，政治中有生活，生活中有政治。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他们，达到党建的目标。”

之后，严军与党员骨干的沟通，就更多从年轻人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入手，通过讲真话、听真话，了解党员骨干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分析判断能力、对“两新”党组织的了解程度、对党的宗旨的理解和执行能力，也从中了解到年轻的党员骨干的需求和喜好。

现在，在渣打银行、汇丰银行、花旗银行、东亚银行、星展银行、三井住友银行等外资银行及外资金融机构中，已建立党组织94个，党员2600多名。

先“潜伏”，再“亮剑”

浦东的新亮点，是张江。昔日因盛产咸菜、菱角和酱油而闻名的张江已转身成为蜚声世界的科技创新基地。自1999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启动“聚焦张江”战略以来，各种创新型企业、海内外创业人士，包括世界500强企业纷纷落户园区，每天有超过6万名年轻人在这里上下班，男性占了大多数。

这些大多拥有理工科硕士及以上学历、低调朴实、薪水较高、不善交际的“张江男”们，渐渐地引起了园区综合党委的注意。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综合委员会书记葛龙官，2000年从浦东区委组织部调任张江，那一年，园区综合党委成立，“我与我的同事们首先加强与两新组织的紧密联系，开始了地毯式的调查、摸底、走访、宣传和推进，最重要的是，去和企业、企业家交朋友。从服务着手、增强凝聚力和信任度。”葛龙官回忆说，当初园区内只有8个党支部、80多名党员。

张江园区内平均每个工作日就要诞生两三家企业，其中大多数是创新型中小企业，每年净增员工6000多人，人员流动近万名。这些企业最关心的是技术和产品能否在张江孵化成功，以及成功后有没有市场竞争力等问题，而对党建以及企业文化建设乃至员工的思想状况多少有些忽视，但这恰恰是葛龙官最关心的问题。

新时期的党建工作，不仅仅要求党员要向党组织靠拢，党组织更要用服务来凝聚人才。

乔志刚入党的故事，被写入了由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吴信宝主编的一本书中。这位复旦的高才生是第一批到张江园区的创业者，其所创立的金仕达是上海高新企业的名片之一。为了发展乔志刚入党，张江园区的几位党务主管一有空就跑到他的企业里坐坐，或者请他到综合党委聊聊天、聚聚餐，参加一些活动和学习班，考虑到乔志刚曾经在复旦大学做过讲师，综合党委请他在“老板沙龙”活动中为企业的管理者们讲课。渐渐地，乔志刚感觉到，自己和企业都离党组织越来越近了。见发展时期成熟，综合党委官员才放心地“亮剑”。很快，乔志刚就成为中央试点第一批入党的新社会阶层人士、上海市首批在“民营资本企业家”中发展的新党员。

2003年起，张江园区综合党委被上海市委组织部、区委组织部等职能机关命名为“党建创新综合实验基地”，在先试先行的过程中，综合党委在归国留学人员中开展恢复党籍和党员组织生活的试点，建立了新区乃至上海第一家归国留学人员联合会党总支，10多名“海归”创业人员恢复了组织生活，目前，园区已建党组织240家，拥有“两新”组织党员7500名。

红色的上海是中国的，蓝色的上海是国际的

如果打车去中共一大会址，操着上海口音普通话的的士司机们会告诉你，“到了新天地，也就到了一大会址。”自从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成立以来，一大会址就成为了来自各地的党员干部在上海接受培训的“第一课堂”。而慢慢地，类似于这样的“课堂”扩展到了上海的新“双子座”――这不是101层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和楼高420.5米的金茂大厦，而是“阳光驿站”和“楼宇党建”。

当地的党务工作者把“阳光驿站”和“楼宇党建”比作上海的新“双子座”。楼宇党建是以建筑物为单位，而不是以体制为单位的；阳光驿站是体制的延伸，它在原有体制之外开辟了一块新地方，实行功能再造，把党员和愿意向党组织靠拢的这批人吸引进来。

来到商城路1177弄找寻陆家嘴社区阳光驿站，原以为是一片很小的天地，顺着门卫老大爷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才知道那是建筑面积约1100平方米的“红色殿堂”，一楼的大会场被命名为“兴业堂”，会客的小客厅被命名为“景岗厅”，还有被当作会议室的“西柏坡厅”，展有两新企业介绍的“延安厅”，以及“党代表、人大代表联系点”――“遵义厅”，等等。

发端于陆家嘴社区的阳光驿站也被称为党员服务中心。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社区（街道）工作委员会书记吴安桥说，“陆家嘴的人群结构和居住形态都非常丰富，我们不能让这里的党员找不到组织！”

1921年之后，无数的党员曾汇聚于上海。他们都曾自发的寻找过组织，找到了组织就找到了党，党指挥干啥就干啥。但现在的情形不一样了，那些前来上海的党员们更重要的工作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于是这里的党务工作者们开始摸索新的办法。

刚刚提出“三服务”理念的时候，很多基层的党组织还并不理解与习惯，因为以前都是下级听命于上级，但此后，“上级组织”真的是在绞尽脑汁地服务于基层组织、党员和群众。

“陆家嘴有三难，上班停车难，中午吃饭难，晚上交友难”，长时间以来，很多白领们难以找到对陆家嘴家园的认同感，一下班就匆匆“逃离”高耸入云的楼宇和车水马龙的街道。如何真正做到服务于8000多家企事业单位的近25万从业人员？陆家嘴社区（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尝试着把“居委会”搬进了白领们工作的大楼里。

所谓的“居委会”其实是白领们对“陆家嘴商务楼宇综合服务站”的亲切叫法，它是“阳光驿站”的升级版，在服务内容上不仅仅局限于党务，更扩展到与白领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务和社会服务。服务站的LOGO（标识）是一个大大的蓝色字母B，吴安桥用一连串的英文诠释这个“与众不同”的设计理念――“blue sea（蓝色的海）”、“bridge（桥梁）”、“business building（商业大厦）”、“bay（海湾）”⋯⋯服务的理念包含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