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与艺术论文篇1

（一）模糊不清的教学目的

电脑艺术设计在中国大学中的艺术系或学院作为必修课程仅仅20年的时间，由于普及时间相对西方发达国家较短，这门学科的专业教学法和课程设置标准仍处于空白阶段。位于中国中部地区的河南省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农业大省，以科技为导向的电脑艺术设计教育在其高校的发展也就相对滞后。这种滞后的第一个表现就是教学目标不清晰。多数课程在为期四到五周，每周16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段中，把教会学生技能作为课程目标。一般来讲，教师会把介绍“像素”概念作为学习设计软件的开头，例如Photoshop,CorelDraw,Illustrator。接下来，一系列设计工具的功能被逐个展示及讲解，学生按照教师的讲解做没有任何艺术理论支撑的练习。“这种授课的方式被中国大多数高校运用，是由于几乎所有电脑艺术设计教科书籍只强调电脑相关技能和手法而忽略了艺术或设计理论”[2]。因此，教学方法经常被当作课程目标。虽然一些教师会在授课过程中讲述艺术理论及历史，但仍然不可避免地从掌握电脑设计技术为出发点讲解设计工具。这样做的结果是，为了具体展示说明他们的观点，教师有时不得不拼凑从网络上找来的图片，最终借助设计工具完成特殊效果制作。课程结束经常以一张到两张二维设计项目为评判标准，例如海报设计，标志设计或者书籍装帧设计。非常遗憾的是，在大多数案例当中，由于对技术以及特殊电脑效果的过度聚焦，学生所完成的设计作品经常出现过度使用电脑特效的情况，而没有反映他们的个人艺术表达，这样制作的艺术作品仅停留在应用电脑技术的表层，失去了设计作品的艺术本质。

（二）课程设置相对落后

数字艺术在当今社会已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河南省，已经有超过40所高等院校开设了视觉艺术专业。虽然本科学生扩招不断增长，学校由于扩招带来的收益也不断加大，但视觉艺术的课程设置十年来却未有大幅变化。根据抽样调查，河南省高校视觉设计本科专业课程设置可分为五个阶段：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程、实践课程以及选修课。具体来讲，公共基础课也可以称作通识教育课，主要教授政治、思想、计算机等课程，安排在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课时当中。专业基础课主要集中在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上半学期，教授中外艺术及历史理论，训练基础绘画及造型技能。专业核心课程包含电脑艺术设计及相关设计课程，例如海报设计、标志设计、字体设计等，学生从大二下学期到大四上学期进行学习。实习课程主要由外出实地考察以及毕业设计组成。据调查，视觉艺术专业的通识教育课程平均占到毕业总学分的约30%，专业基础课与专业核心课程共占到总学分的约50%，剩余学分由实践和选修课程组成。这就表明，电脑艺术设计课程设置时间的短缺会极大影响学生掌握电脑设计技能及方法的能力，至于将个人艺术表达融入其中的较深层面更无从谈起。此外，今天的电脑艺术设计并不仅局限于二维或三维图形图像设计，动态平面设计早已成为图形设计的另一种趋势。这意味着表现视觉艺术的媒介在不断更新，叙述手法在不断完善。同时，这种现象提示了传统电脑艺术设计课程所强调的知识点已不能够满足市场需求。“如今的动态平面设计更强调图形与观众动作产生互动效果，而非传统平面设计只处理图像视觉信息，多媒体的综合技术运用使动态图形不仅有形态，更有声音与动态”[3]。正因为动态平面设计具有较强的交叉性、综合性，传统封闭的独立课程单元需要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将相关课程进行有逻辑的交叉衔接。

（三）先进教学设备的短缺

“中国政府财政收入与教育投入的比率失调具有相当长的历史。”[4]这种教育资源配置的短缺首先体现在对公立学校的财政拨款方面，教学设备的定期更新是许多高校面临的问题。尽管教学目标、教学方法以及课程设置是达到预期教学效果的核心，但是先进的教学设备也是教育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有效使三者结合并实现教学效果的护航使者。尤其在视觉艺术专业领域里，电脑的硬件及软件更新对于其课程的有效展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河南许多高校的艺术学院仍存在着此类问题，低级别配置的电脑无法满足不断更新的设计软件的速度要求。此外，一些艺术学院无法保证电脑总数匹配学生总数，这就造成了教师有时候不得不要求学生上课带自己电脑的尴尬局面。在如此情况下，教师很难保证良好的教学环境，学生也可能会逐渐失去学习的兴趣。

二、改革电脑设计课程的方法建议

改革电脑艺术设计课程的前提条件是明确新的课程设置目标。课程理论之父拉尔夫•泰勒曾经提出一条经典的课程目标设置基准：“既制出要使学生养成的那种行为，又言明这种行为能在其中运用的生活领域或内容。”[5]相关课程设置应该遵循两个原则：第一是培养学生能够把所学知识运用到生活中的能力；第二是学生在运用知识的领域中能有光明的前景。除此之外，课程设置应具备可持续性的特质，意味着各门课程直接的逻辑交叉关系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学生才能从中积累知识并且循序渐进地培养自己的能力。根据以上理论基础，本文提出五点整合电脑艺术设计课程的办法。

（一）专业基础课程

高校视觉艺术专业仍旧需要专业基础课程来强调艺术及设计理论与历史的重要性，并给学生创造一个了解艺术及设计背景的途径。这些课程可以同时以传统及现代艺术理论为重心，并用多媒体为主要教学手段。通过学习不同的艺术理论，学生可以把所学知识作为怎样把美学概念融入数字艺术的手段，并充分理解电脑艺术设计在他们作品中的重要地位[6]。这样，便有助于解决学生在创作过程中遇到的不会将艺术理论与设计艺术手法相结合的难题。

（二）专业核心课程

理论概念和不同的多媒体技术的课程应该在大学一年级开始。但在河南省，此类课程经常到大学二年级第一学期才开设。在此状况下，学生可能并不能熟练掌握电脑技术。如果多媒体相关课程可以较早开设，学生就可能更熟练掌握此项技能并更容易把自己的艺术观点融入到其设计作品中去，而不会由于技能的生疏限制了他们创作灵感的发挥。同时，“电脑艺术设计课程需要紧跟当今科技与数字艺术的趋势”[7]。现今的美学观念和动态平面设计课程应该纳入视觉艺术课程体系以及实践类课程，例如让学生接触现实实践设计项目，是培养他们适应未来工作的有效方案。

（三）与设计产业联系的工作室制度

工作室制度的教学模式，可以从视觉艺术专业的第三年级开始建立并持续到毕业年。与传统教学课堂相比，这种模式更能够积极地鼓励学生参与到数字媒体相关产业中去。工作室模式教学和以“项目设计”为中心的教学在西方国家已经运作得较为成熟，它具备很强的开放性与互动性，强调让学生参与到设计课题当中而绝非完成单独不相关的作业。高校可以经常请设计企业代表或专家来到课堂与学生分享设计趋势，或举办一些与电脑艺术设计行业相关的研讨会，并提供真实的设计项目。教师在设计过程中作为“促进者”，能帮助学生不断反思设计问题，并在没有固定方式和局限条件下共同研究设计方案。这样，使学生提前了解社会市场需求，以便培养相关能力，为其毕业找工作做好准备。

（四）毕业设计项目

鼓励临近毕业的视觉艺术专业学生在相关企业中进行实习并寻求工作岗位。学生的毕业设计项目是开放的，允许他们根据喜好挑选感兴趣的命题或者根据未来工作需求拟定相关题目。在设计过程中，教师应以学生为中心，辅助指导他们完成毕业设计。

三、课程设置改革之相关问题

除了需要对电脑艺术设计相关课程设置进行重新整合外，也不能忽视教育资金的短缺与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遗留问题所造成的影响。作为全国最大的农业省，政府资金的投放与分配，不能够完全满足教育发展的需求。依赖先进并昂贵的硬件及软件设备支持的电脑艺术设计课程改革将会因为资金的欠缺受到影响。此外，高校视觉艺术专业中的公共基础课程比例应该削减，要增加电脑艺术设计课程的整体比重。思想教育及通识教育课程的过度填充可能会对此专业教学效果产生消极的影响。相比之下，与电脑艺术设计相关的选修课程可以适当增加，因为此类课程可以拓宽学生对艺术设计的理解能并培养其设计技能。但以思想教育为核心的此类课程设置所占比例也会影响未来课程设置的改革。

视觉与艺术论文篇2

何为大众流行文化？可否解释为：是以社会为背景，经技术革命特别是传播技术革命而出现的一种文化，它是在充分的市场条件下，随着文化进入工业生产和市场商品领域而产生的新的社会现象，是由于大众传媒和信息技术与受众之间的互动机制而催生的新的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形式，是以城市大众为主要对象的复制化、模式化、批量化、普及化的文化形态。大众流行文化即消费文化，以大众消费作为流行基础，以商业运行来制造流行事物，以传媒为核心制造产生着流行符号的一个文化概念，它通过传媒语言将个别的思路转换为普遍的层面上来，它把流行当作是一种意义，使流行的过程成为其本质。

它充分尊重市场和商业规则，主动迎合不同受众的兴趣，从而形成了多元的文化形式和内容取向。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模式，大众流行文化借助于市场规则和现代科技，全方位的渗入了我们的社会生活，无论是从影视、广告、互联网、娱乐节目等文化产品的消费，还是到各种理念、趣味、形象等非物质文化的流行，大众流行文化产业在带来巨大财富和文化消费满足的同时，也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它无处不在的威力。

在这个时代中大众流行文化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之技术化、媒体化、娱乐化。商业化和消费化是大众流行文化的最大特点。在大众流行文化中人们的消费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原来的实物消费品转向情感、梦想和欲望等精神方面的感官消费。作为一种感性文化，大众流行文化的消费性是建立在大众本能的直接需求上，而大众无休止的消费欲望则成了大众文化不断发展的动力。

作为一种全球性文化风暴，大众流行文化是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多样化的表征。大众流行文化是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系统中一个相对晚出又个性鲜明的文化形态，充满生机与活力，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文化潮流。流行文化的发展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的一元主义文化发展模式，从制度上与观念上确立了社会民众的文化主体地位，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多元化进程，开创了文化回归大众的新纪元。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流行文化席卷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形成有目共睹的特殊文化景观。

以视觉为主因的现代文化形态的大众流行文化，实际上是现代传播技术的直接产物和新兴的主导的文化艺术样式。其特点在于精确无误地对世界进行影像记录或是惟妙惟肖地创造一个影像世界，无论是忠实记录或是重新创造，大众流行文化都在借助现代传播技术制造一个日常生活形象的完美世界。

大众流行文化作为一种商业文化，必然遵守商业原则，这直接导致了艺术创作者的物化。艺术创作者在进行文化的生产时，不得不将文化当作普通的商品，按照市场规律进行创作。于是，生产代替了创造，摹仿与复制代替了想象与灵感。保罗・瓦莱利说：“伟大的革新将会改变艺术的全部技巧，由此必将影响到艺术创作本身，最终或许还会导致以最迷人的方式改变艺术概念本身”。由于技术的不断发展，复制技术对艺术品的欣赏、审美、传播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艺术的消费和占有的方式，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艺术品的性质特征以及原作界定的认识。

那何为当代视觉艺术？视觉艺术，是人类精英文化内涵和视觉艺术的自然结合所产生并为历史所传承的视觉呈现形式，渗透着历代文化精英的思想精华，是意识形态的历史沉积，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大众性、综合性、互动性都是当代视觉艺术的特点。

当代视觉艺术是一种艺术形式，是指本质上是以视觉目的为创作重点的作品，例如绘画、摄影、版画和电影。而牵涉到三维立体空间物件的作品，例如雕塑和建筑则称为造型艺术。许多其他的艺术形式也会包含视觉艺术的成份，因此在定义上并不是非常严格。

现如今的社会，由于物质的极其丰富，我们已经进入一个读图的年代。图像在信息记录与传播中的作用正在逐渐地增大，例如，从文字记录到图像传真，从静态图片到动态影片，从无声影像到声画合成，从平面记录到三维动画呈现等各式各样的媒介。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网络的进一步普及，图像记录和传播信息的途径不断增大，视觉符号在不知不觉的改变我们的生活。

每天有大量的信息通过各种渠道快速的传递到我们的面前，各种各样的艺术手段，各种各样的艺术表现方式和各种各样可以接触到艺术的平台的出现，让曾经与我们有一段距离的艺术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浏览世界各大艺术博物馆，不像以往，除非很特意的了解和接触，才能走进艺术。而如今，标志、广告、卡通影像以及各种具有审美价值的生活用品纷纷涌入人们的生活。无论是行走在大街上，还是打开家中的电视机，随时随地都能获得艺术方面的信息。艺术已经大众化，平民化，商业化。手边的绝大部省商品或者图片都经过了艺术的雕琢。

大众流行文化是时代的产物，大众流行文化潜在地影响着人们各种观念的构建，进而影响了当代视觉艺术。

大众流行文化使视觉艺术的表现对象不断地大众化、平民化和商业化。架上绘画、影视作品、街头广告或者时尚海报等东西，都是大众流行文化展示的平台。它们以一种最为快捷、直观的方式提供给我们信息。甚至有一些被主流文化所遮蔽了的一些边缘文化也可以不被落下，使大众流行文化变得非常广泛。大众流行文化也是现代社会生活世俗化的产物，它不仅以商品经济发展为基础，而且直接构成一种商品经济的活动形式。

再有，大众流行文化使视觉艺术的表现形式在逐渐地多元化、直观化和模式化。

如今社会出现的媒体化生活和通俗艺术，它们对传统的文化等级秩序和深度追求构成巨大消解。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社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文化元素，经典文化的失宠与对经典观念的消解成为潮流。在高科技和经济全球化的笼罩下，经典艺术受流行文化影响，与高科技、时代风尚结合衍生出众多的变种，经典美学的许多理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也加剧了表现形式的多元化。

当代视觉艺术以个性为特点，无论怎样的表现形式，都是以多元的，甚至光怪陆离地姿态正式进入当代视觉艺术的视野，使我们逐渐弱化了对语言的依赖，让我们的生活在一个越来越直观化的图像世界中。而这些图像无不在展示它的商业性和消费性。因为商业的目的，需要这些图像发挥引领我们消费流行的功用，所以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的生活正悄悄的被这些商业图片改变着。直接影响我们对生活的要求以及我们观念的改变。让我们的思想、心理和文化知识结构等都受到当下视觉艺术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并逐步模式化。

结论：大众流行文化使视觉艺术的传播载体发生巨大地变化，更多地以现代大众传媒为基本载体，并且迅速的流行和发展。

大众流行文化在整体上改变了传统视觉文化的生产和传播方式、接受模式和价值体系。与传统的文化类型相比，大众流行文化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大众流行文化以现代大众传媒为基本载体，并且在大众传媒的操作体制中流行、扩展；另外，流行文化是一种消费性文化，呈现出娱乐性、时尚化和价值混合趋向。

当代视觉艺术与大众传媒在制造作品上有着一样的架构，所以两他们之间有着相互促进和统一的前提。当代视觉艺术与大众传媒统一的发展，不仅构成了流行文化的主要景观，而且实际上是流行文化的主导形式。当代视觉艺术的流行化转型所产生的巨大商业价值是其他文化形式所不可比拟的。流行视觉艺术成为流行文化的主导形式，有商业动机的驱动，而且充分表现了大众流行文化的商品经济属性。

大众流行文化时代的当代视觉艺术艺术，在表现对象不断地大众化、平民化和商业化。表现形式上多元化、直观化。并且带来了更为新鲜的传播方式。

参考文献：

[1]马梦雅.新媒介对当代视觉艺术教育的影响[J].大众文艺（理论），2009（18）.

[2]唐骅.当代视觉艺术的文化品格[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3）.

[3]刘军辉.论流行文化对当代视觉艺术的影响[J].职业技术，2007（06）.

视觉与艺术论文篇3

网页设计的发展趋势和审美需求

视觉与艺术论文篇4

1.美国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ofWashington)的视觉文化课程(本科)

授课教师：

AlexanderCampbellHalavais(halavaisu.washington.edu)

课程说明：

课程集中在以下理论的阅读和讨论上：视觉和符号传达与知觉、认知和社会关系的关系。课程将从社会学和心理学开始，进入到知觉研究、美学、符号学、空间研究和信息环境设计等领域(该课程在网上教学)。

授课内容：

第一周：知觉理论

阅读材料：柏拉图，《洞穴寓言》；埃柯，《一张照片》；曼诺维奇，《知觉的工作》

第二周：视觉知识和权力理论

阅读材料：米歇尔，《意图和人工性》；马特拉和马特拉，《文化工业，意识形态和权力》；莱维，《艺术和赛博空间的建筑》

第三周：符号

阅读材料：图夫特，《逃避平面国》；迪尔凯姆，《三种信仰的起源》；伯克，《人的定义》；弗洛伊德，《拜物教》；荣格，Aion；索绪尔，《任意的社会价值与语言学符号》

第四周：社会符号学和创造意义

阅读材料：巴特，《照片的信息》；马克思，《商品拜物教和秘密》；霍杰和克莱斯，《社会符号学》；费斯克，《电视：多义性与流行性》

第五周：视觉的机制

阅读材料：拉塞，《形象分析导论》；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罗维，《电影形式与叙事》

第六周：模拟

阅读材料：鲍德里亚，《仿像与模拟》；埃柯，《在超现实中旅行》；莱姆，《第七次突围》

第七周：作为视觉域的城市

阅读材料：魏特姆，《物理空间》；西美尔，《大都市与精神生活》；芒福德，《隐形城市》；米歇尔，《进入生活的计算机》

第八周：信息环境

阅读材料：哈拉威，《虚拟狗宣言》；麦克卢汉，《机器新娘》；克卢兹，《本世纪的十大界面》；克兹维尔，《精神与机器即临的融合》

第九周：狂欢、交游、混乱和文化壅塞

阅读材料：贝伊，《时间自动区域》；埃柯，《走向一个符号游击战》；莱里，《屏幕》

2.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University)视觉文化研究计划(研究生)

研究计划说明：

视觉文化学科包括艺术史和艺术理论(包括建筑)、电影和电视研究。研究生研究或课程包括以下一些领域：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建筑，1920世纪欧洲艺术和建筑，澳大利亚艺术和建筑，美学艺术和建筑，电影和电视研究，摄影、艺术画廊和博物馆研究，亚太艺术等。

研究性学位：

哲学博士学位

艺术研究硕士学位

澳大利亚艺术研究硕士学位

画廊和博物馆研究硕士学位

课程性学位：

澳大利亚艺术课程硕士学位

画廊和博物馆课程硕士学位

课程资格硕士学位

艺术研究生证书

视觉文化教师证书

3.美国加州大学河畔分校(UniversityofCaliforniaatRiverside,本科)

专业名称：电影与视觉文化

主修：电影与视觉文化主修课程提供关于电影、电视、录像、多媒体和视觉文化的多学科考察，首先强调历史与理论，其次强调生产，主修课程由三组课程构成：

1)电影与视觉媒介；

2)电影、文学与文化；

3)人种志、纪录片与视觉文化。

辅修：电影与视觉文化辅修课程提供对于电影、电视、数字多媒体和视觉文化的多学科考察，突出理论和历史而非生产，以便培养学生的媒体知识。

课程选录：

电视艺术导论；当代艺术批评导论；数码成像导论；现代西方视觉文化；电影研究导论；世界电影批评方法；视觉人类学导论；电影与媒介理论；电影与媒介史专题；媒介之间：艺术、媒介与文化；大众媒介与通俗文化；居间摄影；社会性别、性征与视觉文化；种族、族性与视觉文化；电影与视觉文化专题；高级摄影实践；脚本写作；舞蹈与视觉研究；电影与媒介体裁专题；国际电影、独立制片电影和另类电影；比较电影研究；高级数码成像；摄影史：20世纪；日本电影与视觉文化；电影、录像与艺术：理论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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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视觉文化研究英文文献选目

Barnard,M.Art,DesignandVisualCulture(《艺术、设计与视觉文化》)，London:Macmillan,1998.

Baudrillard,J.SimulacraandSimulation(《仿像与模拟》),NewYork:Semiotex(e),1983.

Berger,J.WaysofSeeing(《看的方式》)，London:BBCPublications,1972.

Best,S.&D.Kellner.ThePostmodernTurn(《后现代的转向》),NewYork:Guilford,1997.

Bourdieu,P.TheFieldofCulturalProduction:EssaysonArtandLiterature(《文化生产场：论文学与艺术》)，Cambridge:polity,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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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thers,C.WarandPhotography:ACulturalHistory(《战争与摄影：文化史》)，London:Routledge,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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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herstone,M.UndoingCulture(《解析文化》),London:Sage,1995.

视觉与艺术论文篇5

后现代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换的西方社会，主要集中在美国。由于其本身反对规范和约定俗成，所以各领域就后现代提出了自成体系的论述。后现代主义反对统一的、连贯的、确定的、权威的解释，不是否定道德、真理、现象等，而是设定多种可能，从多角度思考。其在文化上具有不追求文化思想内涵的深度，只承认文化具有当下的意义并否认继承关系等特点。由于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如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社会现实和大众生活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关注焦点。后现代美术也打破了生活和艺术的界限，形成了以生活化来融会艺术。[1]这种多元化特征在各种文化（包括科技文化、商业文化、传媒文化、消费文化、都市文化、大众文化）中得到发展和交融，并注重多学科的联构和融汇。美国哈佛大学丹尼尔·贝尔教授认为：“当代文化正在逐步成为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2]后现代主义在艺术教育中，青睐于视觉艺术教育，因为视觉图像在不断充斥着社会发展，各种文化也越来越依赖视觉，而我国台湾学者郭祯祥认为：“视觉文化在教育中的功能，这个名词也不一定要有精确公认的意义，相反，正式与非正式的教育中所鼓励的‘艺术’的多元定义，更可能有助于维持艺术的活力，使之不断改变创新。”[3]由此可见，视觉艺术和视觉文化推动着艺术教育的发展，也提出了视觉文化艺术教育这一新的教育研究领域。

后现代思想认为，经验是非线性的个人自我感觉，且意义与价值是社会建构的，会随着时代、地域和社会结构的变换而改变，因此，要接受“小叙事”，允许多种诠释的并存。在复杂的视觉环境里，学生对各种视觉影像重组及重新赋予意义，建构自己的文化符号。后现代课程的特征是注重代表教师和学生的“声音”，视课程为学生与教师互动的产品，学习要同时发生在校内与校外环境中，而且这两种环境中的学习对学生的影响是相互渗透的。因此，课程更强调学生要用自我反映的生活经验看世界，这正是学习意义与知识建构的基础。在美国，学科本位的艺术课程往往只涉及欧洲艺术殿堂里的大师作品，忽略了对非西方的、非主流艺术品的学习和不同文化与民族背景的学生的需要。[4]

二、视觉艺术教育中的多元文化

进入21世纪之后，图像媒体对人们视觉造成的影响也越来越大。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视觉文化”的概念。视觉文化的内涵至今也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而言，其有两个组成要素：一是含有视觉成分、涉及以视觉手段来传递的信息；二是人类的生活经验，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而视觉文化产品，既包括实体的，如绘画、雕塑、建筑、工艺、设计、摄影、摄像灯，也包括非实体的，如文化现象与事件。[5]

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各种视觉影像就是视觉文化的内容，视觉文化的现象是当下社会的重要现象，并具有建构社会与解构社会的双重责任。在当今，信息技术的提高、后现代的张扬、文化交流区域的扩大使多元文化体现出新的时代特征，给人们的思想观念与视觉带来冲击。后现代主义的教育观认为，课程内容应该有不确定的因素，这种不确定因素引导我们学习和探究。关注课程的不稳定性、非连续性和相对性，以及分体经验相互作用的复杂性。[6]而当今的美术教育教学正体现出了这种“不确定性”，只给出课程标准，不固定课程内容和课程形式，鼓励教师在教学中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式，从多方位、多角度研究当今的美术课程。本文以后现论中的视觉多元文化为基点，通过艺术教育引导学生关注世界多元文化和本土文化。

多样性文化是艺术教育的巨大资源，应该充分利用世界上的各种传统艺术，如戏剧艺术、服饰艺术、视觉艺术等，为了解我国和其他各国文化和艺术提供了多样视角。重视多元文化观的视觉艺术教育，就要使学生了解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其自己的特征、独特的贡献和发展规律，提倡在多元文化共存的国际化视觉领域中继承、尊重和创造多样化的美术和文化。当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的时代，各种价值观、文化形态以及各种各样的信息都在改变和影响着学生，而他们则影响着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要结合我国学生艺术教育的现状，认识到艺术教育的核心点应在国家教育宗旨基础上调动本土文化传统和文化资源，结合学生身心发展，并为民族文化多样性进行更持久的传承，建构有未来意义的学生视觉艺术传承模式。

三、开发本土综合艺术文化资源、提高学生民族文化教育意识

当前，在推进视觉综合艺术教育过程中，艺术教育在提高与完善人的素质方面具有独特作用。艺术课程标准中提出，艺术学习不仅是单纯的技能、技巧学习，也是一种文化学习。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吉林省省会——长春市，其位于我国东北地区，在国内经济、教育等发展方面均可定位为中等发达省份，也是一座历史文化悠久的城市，具有丰富的艺术课程资源，其自然、社会、文化资源有很大的挖掘潜能。本土文化资源是当地人们在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所积累和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是他们耳濡目染的最熟悉的事物。其是在当地特定的历史、宗教和地理环境中形成的，是当地人们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对现实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精神支柱。长春本土文化艺术课程资源是指具有长春地方特色的资源，是长春本土艺术课程和中小学学校艺术课 程内容、教学活动与艺术课程评价的资料来源。随着新艺术课程标准的实施，后现论与本土化视觉艺术教育综合课程开发整合为课堂教学，带来一种崭新的文化教学理念。

开发本土艺术文化资源必须具有代表性，具备视觉审美价值，如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主要建筑有勤民楼、怀远楼、嘉乐殿，其建筑风格既有中国传统的四合院砖木结构建筑，又有欧洲哥特式楼房，还有东洋式殿阁，充分显示出伪满洲国的殖民地色彩和伪满皇帝的傀儡性。学生在参观伪满皇宫博物院过程中，既享受了古代建筑艺术的真谛，同时也认识了艺术品的生成背景和蕴藏的文化历史。又如拥有20年历史的长春电影城，也是有益于学校美术教育教学的资源，其承载着独特文化特色。电影城内的电影历险宫、电影配音馆、电影艺术表演馆以及采用现代声、光、电技术和影视表现手法，都在不同程度上给予学生视觉冲击力，学生通过参观电影城内景观或美术教师运用影像与图片教学，可大胆运用这种文化资源与学校美术课程结合起来，在美术课堂创造出地方美术文化资源艺术作品。[7]依据这些独特建筑的造型，均衡的构图、和谐的色彩、古朴的风格以及这些建筑与建筑力学、艺术审美、民情风俗之间的联系，可以设计出更加丰富、具有个性、激发学生学习情趣的艺术教学课例。

利用后现论与本土化视觉艺术教育综合课程的开发研究，已成为优质教育的重要环节，其主要涉及内容为：1.通过后现论中所涉及的视觉艺术图像、故事等资料揭示本土文化资源所映射出的当地人们的生活习俗和价值观；2.本土文化资源的功能、形态、色彩、材质及制作方法的分析；3.本土文化资源的教育功能和课程整合；4.本土文化资源的教学案例和课例；5.地方文化资源的传承和发展。当然，本土化视觉艺术教育综合课程的开发和利用并不限于上述内容，需要教师更加科学合理地结合自己的教学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和课程教育，以此提高学生美的感受和鉴赏能力，让他们体验到本土文化的艺术魅力，同时也让学生享受到参与艺术实践活动的乐趣，提高创新能力与动手能力，培养本土文化意识。诚然，我们不能排除艺术作品除了具有视觉冲击力以外还有空间、触觉等方面的刺激。

综上所述，艺术课程不仅是学习审美、创造的课程，也是引导学生通过视觉图像与影像直接感知、认知发展艺术思维，感悟个人思想与情感，解决学习和生活中问题的艺术课程。而这一课程提倡的是以后现论为思想基础，以适应本土化视觉文化时代的学习方式。总之，在视觉艺术教育不断发展的今天，许多新的艺术思想和艺术理论接踵而来，要在学校艺术课程中导入本土化视觉艺术的学习内容，引导学生学会鉴赏，突出视觉艺术的能动性。艺术教育者不仅要让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理论与当代视觉艺术的关系，还应该让他们借鉴前人的方法，创造自己时代文化背景下的视觉表达方式，以新的理论思想和视觉方式创造新文化。每一个时代，因不同地域的文化背景，视觉表达方式也不同，呈现出多样化的形式，在面对多元的视觉文化艺术作品时，要引导学生辨别精华和糟粕，培养其审美能力与批判精神，以视觉艺术和教育培养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目标相辅相成，学校综合艺术教育将成为传达文化价值的使者。

（注：本文为吉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研究项目“后现论与本土化视觉艺术教育综合课程的开发研究”，课题批准号：GH12011）

参考文献：

[1]齐凤阁，周绍斌.外国美术史[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Paul Duncum.Visual culture：Developments，definitions，and directions for art education[J].Studies in Art educatin，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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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钱初熹.迎接视觉文化挑战的美术教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5]陈美.传统方法培育的美术教师能教好当代视觉文化吗？[J].亚太艺术教育学报，2004.

视觉与艺术论文篇6

一、选题来源与研究背景

选题来源

信步于欧洲城市街头，不论是在罗马、巴黎、柏林、马德里等各个文化都市，还是在街头的门窗、墙壁、抑或飞驰的地铁上，都充斥着一种兼具野趣与生命力的艺术形式--涂鸦。上个世纪末，嘻哈文化如泉涌般不断四散，涂鸦艺术这方丽水也开始缓缓流入亚洲大地，这一新生的艺术文化现象相继出现在日本、中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

涂鸦艺术这种生长于草根、丰富于后现代主义风格上的艺术形式，在极短的时间内蓬勃壮大，可谓是影响到了当代生活的各式领域。

笔者在欧洲以及国内各大城市走访时，便被这种开放的艺术形式所震慑。涂鸦艺术家们将自身对世界的体验与感知，透过最质朴、原生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创造出一系列或惊艳怪诞、或趣意童稚的绘画图式与艺术符号。涂鸦艺术纯真朴实、个性时尚的特质和自由的创作精神亦与视觉传达设计的内核相得益彰，它也开始悄无声息地渗透着视觉传达设计的各个方面，在颠覆与整合中逐渐成为一种不可多得的视觉元素进入大众息息相关的生活。

从一方面而言，涂鸦艺术尽管看似处于“亚文化”之中，但却是真正来自民间的艺术，其大众性和视觉传达设计实质相同，反映出平民化的审美需求;从另一方面而言，涂鸦的绘画图式、艺术符号及其色彩均是视觉表达的形式之一，与视觉传达设计有种不尽相同但又密不可分的联系。翻阅相关文献资料不难发现，目前对涂鸦艺术的图式和视觉传达设计的研究中，部分是以一种陈旧和静态的观点去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审美“泛化”的时代，如何让视觉传达设计与个性化的涂鸦艺术结合产生新的形式?如何不仅仅停留在涂鸦艺术的表层，而是内外深度剖析寻找与视觉传达设计之间的桥梁?在当代语境和新媒体科技下，涂鸦艺术介入设计领域后又会有怎样新的发展?带着这一系列的疑问与思考，笔者立足于涂鸦艺术的图式，开始了本文的研究。希望能够通过对这一领域的探索，不仅提升涂鸦艺术的社会影响，赋予它在新时代语境下的多维度价值;更为此艺术形式的多元和发展添砖加瓦，开启一种与视觉设计联结的跨界新形式，也为今后在此方向研究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参考，增添一份新的探索。

研究背景

涂鸦艺术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俨然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这种在争议中发展却又兴盛不绝的图画传统，起源于 60 年代美国城市底层大众的街头文化。西方的涂鸦艺术从违规的街头肆意创作、涂鸦地区划分的合法化、到涂鸦艺术学科的设置和博物馆的诞生，再到如今多元化、多媒体结合的涂鸦艺术形式发展，经历了一个完整的演进历史。

文化研究领域上，早在 1983 年，美国便诞生了两部有关涂鸦影像的经典纪录片--Charlie Ahearn拍摄的《野性风格》(Wild Style)与Tony Silver导演的《风格大战》(StyleWars)。片中呈现了对各涂鸦者在家中或街上的创作片段，真实还原了艺术家们涂鸦的构思过程与生活状态，为世人提供了研究涂鸦艺术的宝典与创作的基础范本。同时，也逐步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具有影响力的涂鸦艺术家，如Blek Le Rat,Jean-Michel Basquiat,Keith Haring,Banksy,Pure Evil,Faile,The London Police,WK Interact等。笔者在欧洲走访期间，在街头任一书店均能翻阅到大量与涂鸦艺术相关的英文专着，因此不论从历史还是大众渗入度而言，都可见国外对于涂鸦艺术的研究及其所涉猎的领域探索相对更为宽泛，在视觉艺术、图式领域等也都有着诸多论述及相关着作。

就国内而言，涂鸦艺术这股艺术的春风在 20 世纪末开始吹入国土，尽管短短二十年不到的时间，已然成为一个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长期艺术运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它的踪影。国内涂鸦艺术家不断涌现，涂鸦艺术的创作语言和内容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本土文化元素被纳入其中，成为新的表达形式。如老一辈涂鸦艺术家叶永青，曾灶财，张大力，黑荔枝，李球球;当代青年涂鸦艺术家DEBE,4Get,Candy Brid,黑鸡先生Mr.OGAY等。同时，涂鸦团队遍布中国各大城市，不论是民间的自办活动，还是全国性的大规模比赛或展览，都可见此艺术形式正以其张力迅速走入年轻人的文化圈之中。

涂鸦艺术作为一种鲜活、创新的视觉传达语言，萦绕于大众生活周围，重塑着人们的都市文化，它的发展空间无疑不是广袤且具有潜力的。近年来我国对涂鸦艺术的研究虽与日俱增，但多以“网络涂鸦”盛行。在目前我国所涉猎的各中学术论文中，研究涂鸦艺术与视觉语言特征并将其应用于视觉传达设计之中、科学讨论两者的交融与差异尽管俯拾皆是，但对此课题部分仍是泛泛而谈、观点老旧，且举例的论证大多仍是多年前的案例。笔者在图书馆翻阅中文专着时，国内有对涂鸦艺术作理论研究的专着相对较少，多以图片展示为主。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能多维度去探讨涂鸦艺术和视觉传达设计两者的关系，而不仅局限于对它们外部形式的分析以及往昔案例的陈旧研究。

二、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本文试图从涂鸦艺术的历史溯源、表现形式和创作手法入手，从“外”的具象表达去感知涂鸦艺术，同时以对涂鸦艺术图式的研究角度，剖析其“内”的艺术符号、图像叙事与审美精神，以求对涂鸦艺术有更进一步和深层次的认知。

涂鸦艺术作为一种都市视觉文化符号，出现在大众生活周围，并影响着视觉传达设计。如今以涂鸦为表现风格的视觉艺术设计作品已是恒河沙数。但鉴于涂鸦艺术进入中国时间尚短且无完整的中文理论支持，人们对涂鸦艺术表现语言的应用上大多流于表面与外在的形式。本文将对现有的国内外涂鸦着作及相关文献进行旁征博引，并对来自全球各地的艺术家们的涂鸦或相关结合的视觉设计作品进行分类与解析，观察其在审美与创作手法上的方式和特点，对比涂鸦艺术与视觉传达设计在创作与思维甚至精神内涵上的异同，尝试探索涂鸦艺术在视觉传达设计领域的创新方向，为现有的理论做出完善与补充。

同时，在观察对比中融入时间维度--结合当代语境(如当代艺术与现代科技)，试图找寻对涂鸦艺术的图式又一崭新认知，希望能够通过对这一领域的探索，不仅提升涂鸦艺术的社会影响，赋予它在新时代语境下的多维度价值;更为此艺术形式的多元和发展添砖加瓦，同时开启艺术形式的多元化大门，打开一种和视觉设计联结的跨界形式，也为今后在此方向研究的人提供一个新的参考，增添一份新的探索。

三、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阐述涂鸦艺术的图式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研究，所以首先简要介绍了涂鸦的历史发展与创作风格，再通过对涂鸦艺术艺术符号概念以及涂鸦大师作品的剖析，探求涂鸦艺术的内在审美与符号。然后将此与视觉艺术设计结合，在当代的作品案例下，分析两者的表达应用与拓展的可能并进行总结与展望。本文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 绪论。讨论了选题的来源、背景与目的、意义，及论文内容与框架。

第二章 涂鸦艺术综述。阐述了涂鸦的源起、发展与创作手法和表现内容，对涂鸦的历程有一个简要的梳理以及对涂鸦的工具和形式等进行了详解。

第三章 涂鸦艺术的图式研究解析。在本章从“符号学”与“图像学”相关角度，深入分析涂鸦的艺术符号与图式的内在审美。同时结合典型的涂鸦艺术大师的作品作为例证解析其艺术符号的运用。

第四章 涂鸦艺术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表达与应用。将对涂鸦艺术的研究与视觉传达设计联结，通过对当代作品的解析，分析两者的互动与表达。

第五章 设计实践。本章是笔者在对本文进行总结后结合自身兴趣点所作的涂鸦插画设计。

四、提纲

目 录

摘 要

Abstract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来源与背景

一、选题来源

二、研究背景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一、研究内容

二、创新点

第二章 涂鸦艺术综述

第一节 涂鸦艺术的源起与发展

一、涂鸦溯源

二、涂鸦艺术的发展历程

第二节 涂鸦艺术的创作形式演进与表现内容

一、涂鸦艺术的创作手法演进

二、涂鸦艺术的基本表现内容

第三章 涂鸦艺术的图式解析

第一节 涂鸦艺术图形符号简析

一、涂鸦艺术的符号概念

二、涂鸦艺术大师们的艺术符号解析

第二节 涂鸦艺术的图像表达

一、文本与图像的互动转换

二、图像表达的即时性思维

第三节 涂鸦艺术的图式审美

一、表达心灵的幻象之美

二、荒诞世界的童趣之美

第四章 涂鸦艺术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表达与应用

第一节 涂鸦艺术的视觉元素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表达

一、色彩的情感表现

二、线条的运动性与笔触肌理

三、图形空间的形式与构成

第二节 视觉传达设计中对涂鸦艺术表达语汇的应用

一、字体设计--风格化与情感化的应用

二、海报设计--个性与趣味的相映

三、广告设计--时尚与公众娱乐性的结合

三、插画设计--手绘的自由表达

四、公共艺术--城市空间的点缀

第五章 设计实践-毕业设计

第一节 创作背景

一、灵感来源

二、借鉴资料

第二节 《山海经》手绘涂鸦画作创作

一、草图绘制

二、画作表现

第三节 设计延展应用

总结与展望

参 考 文 献

致 谢

五、创新点

把涂鸦艺术与的图式与视觉传达设计通过跨学科的研究，融合图像学、符号学、心理学、视知觉的方式来探究其多元价值，让对涂鸦艺术的理解不仅仅停留在表层，而是进行深度的内外剖析，解析其内在的图式审美。

通过实地调查、文献研究、案例分析、跨学科研究和人物走访的研究方法，将涂鸦艺术的纵向时间发展和多元化价值的横向拓展相交叉结合，对涂鸦艺术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让其风格形式更好地应用于视觉传达设计中，在涂鸦艺术与视觉传达设计之间搭建一座桥梁，让它具有更大众、时尚、潮流和个性的特质。

结合当代艺术与现代科技，在当代语境下进行更新的深入研究，不仅给涂鸦艺术带来一种新的扩展可能性，也让涂鸦艺术这种独特的语汇给视觉传达设计带来新的形式。

六、进度安排

20XX年11月01日-11月07日 论文选题、

20XX年11月08日-11月20日 初步收集毕业论文相关材料，填写《任务书》

20XX年11月26日-11月30日 进一步熟悉毕业论文资料，撰写开题报告

20XX年12月10日-12月19日 确定并上交开题报告

20XX年01月04日-02月15日 完成毕业论文初稿，上交指导老师

20XX年02月16日-02月20日 完成论文修改工作

20XX年02月21日-03月20日 定稿、打印、装订

20XX年03月21日-04月10日 论文答辩

七、参考文献

(一)中文原著[1]陈琦。城市节奏系列：画在墙上的声音--涂鸦文化史[M].山东：山东美术出版社，2010.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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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文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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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广西美术出版社，2007.12:10

[11]刘隽编。鄢格译。涂鸦变迁Graffiti Now[M].第1版。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5.

[12](英)E.H.贡布里希，(美)朱利安·霍赫伯格等着。钱丽娟译。艺术、知觉与现实[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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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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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成璐。公共艺术的社会学研究[D].上海：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3.

视觉与艺术论文篇7

作者简介：王艳华，女，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从事西方艺术史及艺术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3-0127-08

1994年，W. J. T. 米歇和博姆继罗蒂“语言学转向”之后分别提出了“图像转向”（the pictorial turn or the iconic turn），后来又被“更加广泛地概括为‘视觉转向’（the visual turn）”[1]（P11）。此后国内学界迅速做出回应，如今我们的视觉文化研究已有近二十年历史。然而，视觉性作为核心概念之一，对它的意义和起源的阐释仍不够透辟，反之，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视觉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开掘。正如迪克维斯特卡亚在《文化转向之后的视觉研究》中所言，对于视觉研究的范围、对象、定义及方法等完全没有达成共识。[2]（P2）在国内吴琼也提出类似的观点，“对于其（视觉文化――引者注）基本的理论问题和方法论，人们的认识尚有诸多暧昧不明之处”[3]。所以，他建议根据三个谱系学源头去梳理学科的发生史及基本范畴和方法，即批判的现代性/后现代性话语、图像学与艺术史研究以及“文化研究”。在吴琼看来，以上三种学术话语以其不同的背景和原因，在演进过程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最终在视觉文化研究这一思潮里形成交叉与汇流。[3]可是，事实上，三种理论话语所形成的复调式理论建构，恰使人们对视觉文化的理论与方法论认识“暧昧不明”，成为诸多概念模糊不清的主要原因。而三者对该“学科交叉地带”的进一步争夺，又使概念的溯源和界定，使学科谱系、理论、方法论的一些相关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下面，我们就视觉性一词来举例，说明视觉文化研究概念界定不清的问题，进一步溯源其概念，并思考解决概念界定不清的路径。

一、关于概念界定的“悬而未决”

寻根溯源，在视觉文化领域，一般认为，1988年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和诺曼・布列逊（Norman Bryson）最早提出这一概念。通过对比视觉和视觉性两个概念，福斯特提出“视觉暗指所见景象为物理运作，视觉性暗指其为社会事实”[4]（序言，P28）。可见，在视觉文化领域，从视觉性这一概念初被提及开始，它就天然地衍生于文化研究这一学科，“社会事实”所指向的是各种社会活动，文化研究无所不包的研究对象统统被统筹于视觉性这一范畴中来。他进一步解释到，为了实现一种观看目的，即“在所见景象机制及其历史手法之间，在视觉资料及其话语决定机制之间――我们如何看待事物，我们如何有能力、被允许、被促成去看待事物，我们为何看到此物而忽视彼物。视觉体制试图凭借各自的修辞与表征，将社会的种种视觉性打造成本质为视觉的东西，或将其在一个可见的自然等级中进行排序”[4]（序言，P28）。这里，视觉性成为人们试图发掘的作为视觉观看的“本质”或“本体”的东西，它可以包括“所见景象机制”和“视觉资料”，但并不包括创造视觉对象和景观的“历史手法”和“话语”机制，以及“如何看待事物”的方式、方法，而后者，在艺术史上费德勒提出视觉性范畴之后，原本是视觉性更广泛意义的最主要部分，视觉性在艺术史上的动态特征和静态特征发展到视觉文化时从一开始就陷入僵化、固化的境地，惠特尼批判它被完全“实体化”，只留下静态特征作为考察对象。虽然它的“象征价值”经由图像学得到一步步扩展、完善，然而“形式价值”却已被遗忘，作为动态的方法论意义更是无人提及。

事实上，当福斯特试图在视觉和视觉性比较中对后者进行界定，强调“摆脱模糊失焦的叠加，打破既定视觉事实排序”[4]（序言，P28）的重要性，侧重对影响“观看”的诸多历史文化因素的强调时，如果将视觉性视为“自然”进一步社会化的产物，那么，这在先前的艺术史学科中早有讨论，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社会历史方法早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借鉴。所以，福斯特的定义并无新意，它只是延续了文化研究的研究方法，并没有提出具有独创意义的视觉文化的视觉性概念，而且，对于艺术史的视觉性也没有构成合理的互文性，福斯特对于视觉性的界定，仅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去进行阐释。

二十年来，试图对视觉性这一单一概念进行定义和阐释的讨论并不多见。另一个典型例证可见于2006年，米尔佐夫借鉴韦登斯堡、里德、卡莱尔、爱默生等人的理论，表达了自己对视觉文化意义上的视觉性的理解：

视觉性对于英雄碰巧是可以获得的清晰的历史图画，历史学家在回顾中可获得同样的图画。但对于仅仅观察事件而不形成视觉性的普通人来说，它是不可见的。[5]（P57）

相对于福斯特所下的定义，这一阐释显然更为抽象，更为模糊不确定，然而它却暗示了视觉性一词所具有的图像学特征及源脉关系。另一位对视觉文化给予著名定义的W.J.T.米歇尔也是一位批判的图像学家。他们的论述可看出对艺术史和图像学的溯源性研究，这一进展振奋人心，它为嫁接艺术史和视觉文化二学科，弥合二者长期以来的断裂或久未实现的关联性，为克服种种视觉文化研究的学术困境做出了很大努力，显著地推进了研究进展。然而，在视觉文化内部，紧接着则有很多学者试图大刀阔斧地进行学科化革新，他们试图建构新的理论语境以及全然独立的视觉文化这一学科，他们又转向文化研究去寻求突破口，强调视觉性恰是使得事物从不可见成为可见的必要条件。在国内这一理论最强有力的代表是吴琼，他发展了米尔佐夫的视觉性指向事物的“不可见性”这一观点，提出视觉性是“从不可见转为可见的运作的总体性”[6]，所以，此后，我们认为视觉性仍向“文化研究”这一理论维度发展。

进一步而言，在国内，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的是在不同理论背景中甚至回至前科学阶段去溯源概念的过程。比如，2011年，刘晋晋在《何谓视觉性？――视觉文化核心术语的前世今生》一文中提出，视觉性最早可追溯到韦登斯堡神秘主义的视觉性概念，据此，刘晋晋试图在现代性/后现代性话语体制下，进一步扩大视觉性的适用范围。不仅如此，他还对上述诸种定义皆进行了批判。首先，针对吴琼的观点：“‘视觉性’不是指物的形象或可见性，而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世界的图像化’，是使物从不可见转为可见的运作的总体性，这种总体性既包括看与被看的结构关系，也包括生产看的主体的机器、体制、话语、比喻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还包括构成看与被看的结构场景的视觉场。”[6]刘晋晋认为，“‘运作的总体性’太空泛从而缺乏使用效力。列举‘这种总体性’显然不是在阐释术语内涵而是在罗列外延。……在具体对象面前‘视觉性’似乎成了多余”[7]。其次，刘晋晋虽然试图对米尔佐夫论述的视觉性加以概括：（1）观看（view），（2）一连串景象、全景（panorama），（3）强调杜波伊斯的“颠倒的视觉性”，然而，他认为米尔佐夫试图抬高视觉化（“视觉的文化化”）以抵制视觉文化的真正核心――“视觉性”。而且，他还认为，米尔佐夫2006年《关于视觉性》一文中对托马斯・卡莱尔新造该词的历史溯源这一过程“考证并不确切”，“是对‘视觉性’原义的歪曲”，他认为，“米尔佐夫的概念引入是对卡莱尔视觉概念的简单偷梁换柱”。[7]

使研究变得更加复杂化的是，曾军等表示直接将视觉性剔除而以“视觉化”取而代之。曾军将对“视觉”的理解分为名词化和动词化两种，并认为，“作为一种整合的努力”，视觉性“由于其界定的暧昧”而无法承担对视觉的表征。曾军认为，理解视觉的基础是视觉生物学，或者是传统视觉艺术门类之间的区分。在他看来，如果只将视觉视为自然的赐予，则不能表征“我看事物、看世界的方式都被彻底文化化”这一事实。他的偏见在于，他认为对于直观形象性的图像表征仅是“一种技术性、艺术史的活动，是一种仅仅通过训练即可达成的技巧”。因此，“视觉性”应该被“视觉化”这一概念所取代。[8]事实上，曾军的批判恰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理解视觉性的依据，并不是宣布对它的摒弃而彻底转向“视觉化”。尽管如此，我们在视觉性概念溯源这一问题尚未解决之前，暂不讨论视觉性概念是否该被消灭的问题。

所以，导致视觉文化的视觉性概念不清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方面，自视觉文化发端时起，受批判的现代性/后现代性话语以及“文化研究”的影响，在国内关于视觉性的阐释方面显出与艺术史概念的断裂和混淆不清，或者即使有的学者找到与艺术史的联系却未被后来学者理解或正确阐释（比如刘晋晋对米尔佐夫思想的错误性批判等），导致后来学者进一步讨论视觉文化各种相关概念性命题时经常陷入至少上述三种不同学术语境之一种，无法获得概念在这些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性，这使视觉文化研究面临对话艰难、自说自话以及泛文化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根据迪克维斯特卡亚的观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艺术史与文化研究理论碰撞和交互冲突之下，产生视觉文化这一新兴领域。从此，视觉以及视觉性就成了两个学科都十分关注的核心术语，人们分别从不同路径对其进行探索。一直以来，我们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二者之间的差异性，视觉文化的视觉性是在文化转向潮流之中、在广泛的文化化论证阶段被讨论，而且主要着重于对艺术史视觉性、生理视觉性（知觉）、物理视觉性等种种否定或超越，强调其文化包容倾向，强调其历史、社会、政治的“象征价值”；换言之，视觉文化的视觉性还没有进入理性论证阶段，对于这一范畴的讨论因此尚处于探索阶段且略显混乱。因此，对于该词给予一次溯源性思考仍然是必要的，而且，值得补充的是，对于范畴的讨论本身并非陷入本质主义的桎梏。

二、“视觉性”概念溯源：从视觉理论进入视觉文化

关于视觉文化和艺术史的关系，迪克维斯特卡亚总结出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认为视觉文化研究是艺术史的一种合理延伸；第二种则认为，作为独立于艺术史的一个新聚焦点，它（视觉文化）更适合于采用与数字化、虚拟化时代相关的视觉技术来进行研究；最后一种观点认为，视觉文化研究是对传统艺术史学科的威胁和自觉的挑战。[2]（P3）

不论视觉文化对艺术史是“合理延伸”还是“威胁和自觉的挑战”，这里，我们都试图坚持最原始的谱系学思维，先去找到两个学科之间的渊源关系，再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论证二者是否独立、互不关涉还是“合理延伸”或彼此“斗争”。下面，我们以视觉性这一概念为例来溯源视觉文化的艺术史渊源。

视觉文化中的视觉性概念，应以艺术史上视觉理论的发端作为源头。当我们回顾视觉的历史，回溯到视觉理论得以创建、现代艺术史或艺术科学（形式学说阶段）的确立这一时期时，我们会找到可资借鉴的学科源头和范畴参照，有助于弄清视觉性概念的来龙去脉。我们认为：视觉性经历了艺术史研究对象的进一步扩展，艺术史形式研究与图像研究的方法论转换，逐渐走向社会历史文化等多元理论与方法，并在批评理论作为阐释工具的介入之下，逐渐融入文化研究潮流，成为视觉文化中的重要范畴。总体而言，视觉性经历了艺术史、图像学以及视觉文化三个时期：首先，在艺术史上，李格尔等形式主义学者提出视觉理论，确立艺术科学作为一种新兴学科，赋予了视觉性以“形式价值”和“象征价值”，并主要通过“形式价值”对它进行界定；其次，潘诺夫斯基创立图像学，重新确立“象征价值”高于“形式价值”的标准，强调视觉性的“世界图画”的文化表征功能；然而，后来的视觉文化研究虽然发展了潘氏对于“象征价值”和“世界图画”的观念，视觉性的艺术史源脉却被切断或未被发掘，视觉性概念被实体化，它的方法论功能以及“形式价值”被忽视。

回顾视觉的历史，首先，康拉德・费德勒提出纯视觉性，一般被认为开创了视觉理论之先河。[9]（P114）费德勒认为艺术独立于美学与艺术哲学，反对黑格尔主义美学基于抽象沉思的唯心主义观念，他强调知觉体验，提出纯视觉性：

艺术家被驱使去培养自己的视觉观念……假如我们有能力达到遵循这种创造力的程度，我们通过运用艺术家的想象力，可以使得关于世界的视觉观念在构成形式方面日趋丰富。[10]（P3）

在这场视觉理论转向中，费德勒不仅反对一切哲学形而上学论，而且全心投入到“视觉形式创造机制的分析中”，全面展开“对艺术家视觉形式创造过程的研究”，从而使“先前多少有些客体化了的形式关系与其内在精神目标在纯视觉理论中获得协调”。[11]（P26）

所以，在艺术史以及相关学科（例如视觉文化）研究中，在黑格尔的“心灵”和唯心主义观念之外，视觉性开始被视为形式表征，其“形式价值”开始得以强调，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李格尔、沃尔夫林、泽德尔迈尔等提出的形式理论，或者毋宁说，视觉理论。“关于（李格尔、沃尔夫林等）德语国家早期艺术史研究的文论，人们通常给予的假定是，它基于简单、狭隘的形式主义”[12]（P1），李格尔、沃尔夫林以及泽德尔迈尔等维也纳二代学者也由此被称为形式主义者。“事实上，他们的主要学术贡献并非在于形式研究，而是开创了视觉理论，并使之成为艺术科学的理论基础，由此颠覆了艺术史传统。”[13]（P45）

李格尔在《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里根据一个概念“艺术意志”、两个范畴“触觉的”和“视觉的”所建构的理论体系中，使“触觉的”和“视觉的”一对范畴脱离了原本的知觉含义，成为形式表征[14]，突显其“形式价值”。比如，李格尔认为，古代早期“触觉式”建筑设计的艺术意图，“只要可能就会热衷于构造空间的边界，压制并掩藏起另一任务，即空间的创造”；对于罗马晚期“视觉式”风格取向的建筑而言，比如万神庙，“同一个面上不存在两个点，因此建筑的所有部分就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大轮廓”[15]（P17），这一“大轮廓”实际上指向的是“空间的创造”，所以，“触觉式”风格趋于对平面的追求，“视觉式”风格趋于对“空间的创造”的形式要求。而且，“在建筑领域……‘触觉式’是通过一系列艺术意图的取向（艺术形式――引者注）来获得的，比如强调平面维度、构造体块布局、依靠立柱来隔断空间、回避色彩或浓重的阴影对单一平面感的破坏等等。‘视觉式’反之，就存在于逐步建的‘统一的大轮廓’、追求深度的不断变化以‘引向纵深’、自由空间的个体化、创造多个色彩生动的平面或加强阴影以打破单一平面等等（形式――引者注）”[14]。可见，李格尔等形式主义者主张从形式表征的角度去考察视觉性这一范畴，虽然当时李格尔还没有明确提出“视觉性”这一术语，而是以“视觉的”或“视觉式”（opisch）来对其进行表征，但是，二者含义相似，事实上，李格尔对于视觉性的“形式价值”的强调是毋庸置疑的。

进一步而言，我们可以将李格尔的视觉性做如下总结。其一，视觉性是一种“艺术意志”（“自由的、创造性的艺术冲动”[16]（P29））；是一种创造力，亦即一种方法论，是创造或构造形式的方法。其二，是物化的客体特征，与“触觉的”/“图画的”构成统一，相互融合，又彼此斗争。其三，不具有实体性。其四，是视觉理论的核心概念，但是没有明确界定。另外，根据李格尔对不同时代具体的“艺术意志”的阐释以及沃尔夫林所强调的视觉性所指向的“时代精神”来看，视觉性在形式主义者那里包含了“视觉体验的象征形式”这一现代视觉性内涵。可见，虽然视觉性是作为形式学说术语被提出，并作为形式研究方法进入艺术史，但事实上，上述学者是最早的一批视觉理论家，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创建并完善视觉理论并以视觉理论颠覆传统形式理论，他们运用视觉性反叛或替代形式/风格甚至“图像”等范畴，深入研究形式。所以说，视觉性一经提出，就具有形式这一自然属性，成为新的形式（表征），同时，它又是一种新的方法论原则，用以重新阐释形式/风格，它自身具有相对独立性，从此种意义上来讲，它甚至成为“反形式”，对立于形式、风格以及图像，其“象征价值”逐渐凸显。不过，形式学说时期，艺术史家们对视觉性的“象征价值”的阐释不足，这一点后来在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研究中得到了补充。

此外，艺术史上形式学说之后的视觉理论家或艺术史家，仍然在不断推进对这一范畴的研究，就视觉性与形式的关系而言，众家纷说不一。比如，除下文我们主要讨论的潘诺夫斯基之外，贡布里希侧重于艺术心理学研究，他认为人类是没有纯真之眼的，视觉性作为“观看”的过程绝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而是对大自然所提出的某一个问题的结果，是“匹配的艺术图式”[17]（P29）；鲁道夫・阿恩海姆认为，视觉是“选择性思维”[17]（P26），这是从知觉心理学角度去研究视觉性和视觉思维。中国学者王耀中曾总结过形式的视觉化过程，比如视觉通过对跳跃性、无限性、无序性的形式进行重新定位和组织、选取，使其定格化、截取化、组织化，以实现审美视觉效果。[18]

总之，视觉性是视觉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在形式理论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它对立于形式/风格/图画性或图像，并在形式学说那里，试图在客体形式与主体精神的统一原则中实现它的文化象征意义。但是，在这一时期，视觉性与图画性之间的对立性，以及它所具备的“象征价值”尚未得以强调。然而，通过以上探讨，我们认为，作为视觉理论家而非形式理论家的“艺术史之父”们，他们针对视觉性范畴所展开的阐释对后来与“文化研究”以及现代性思潮具有承继关系的视觉文化研究理论及范式有着整体性开创和促进作用。

三、概念衍变：潘诺夫斯基及其图像学担当中介

如前所述，在形式学说时期视觉性的“象征价值”没有得到全面的阐发。潘诺夫斯基试图补足这一点。潘氏强调，视觉性是“思想的构像习惯”，是体验形成中象征行为的建构性特征，是视觉体验的象征形式。[19]具体来说，指我们看、构像和构画的体验。潘诺夫斯基通过对丢勒作品的分析研究，试图打破形式学说的形式统一，去寻找“可称为内容逐渐显示的过程”，论证作品如何实现形式、动机与叙事主题内容的不可分割的统一，并借此界定“伟大的象征形式”。[19]这一过程体现了图画性让渡于视觉性，以及图画性受制于或由视觉性决定。换言之，潘氏试图打破形式统一于图画性和视觉性这一局面，由此，恰走向了视觉文化中视觉性的关键一环：非图画性/视觉性二者之间的统一性而是斗争性或对立性使视觉性的地位得以提高，使视觉性具有更大阐释和可发掘的空间。所以，对于潘氏而言，视觉性所构造的图像是“图画之外”，是作为“被图绘的”特殊世界之外的认识，是超越于媒介的观看之外的观看，如此，我们才能进一步理解视觉性投射又预设一种作为“观看方式”的世界图画或世界认识。对于潘氏而言：其一，“象征价值”是深层文化累叠的根源，可凝聚并呈现多元文化意义，同时，文化意义又会带来“看”的行为差异，所以，看就成为了“观看”（viewing）；其二，人看到的“世界图像”是图画之外（extra-pictorial）的世界认识，不是图画本身，相反，是对被图绘的特殊世界的超越或否定；其三，视觉性构成“世界图画”，传达文化总体的视觉性特征。可见，这些特征都是将视觉性从形式学说向视觉文化进一步推进的必由之路。

另外，通过对比形式学说和图像学的理论和方法论，我们能够发现，视觉性不是一个历史对象，而是历史方法的分析极。正如惠特尼所说，“视觉性既投射又预设一种作为‘观看方式’的世界图画或世界认识，其中包括观看图画的方式。这种投射―预设有一段特别的历史，正是我们要追溯的。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一种方法论的循环。视觉性不是纯粹的观看，视觉性必须以图画构造活动为媒介，而图画构造活动并不能完全化约为构成它的视觉性。就这个意义而言，视觉性不是一个历史对象，而是历史方法的分析极，以之可以处理实际的历史对象：既投射又预设图画的人类视觉”[19]。

这里，对照而言，图像学对于形式学说的改造体现在方法论方面：形式学说试图通过对形式语言进行“文本细读”的方式来把握对世界的整体认识，即视觉性，而图像学通过对形式的超越去把握世界的“观看”。值得指出的是，二者在方法上虽然有别，但是无论图像学还是形式学说，它们的方法论是交叉进行的，也就是说，是以方法论循环往复的形式分别展开各自的研究。其中，图画性和视觉性同时可以被视为方法论的两极，无疑，这一主张是“艺术史之父”们――李格尔以及沃尔夫林等开创的。潘诺夫斯基和泽德尔迈尔等将其分别引向了不同的研究方向：潘氏在“象征价值”基础之上展开形式研究；泽氏在“形式价值”基础之上展开象征研究，这两种理论最终都将客体世界深层的社会、文化、历史意义揭示出来，交汇于关于“世界图景”的领悟和阐释一极。

至此，艺术史上这种理论文脉的纠结，在方法论循环上得到了厘清，同时，视觉性作为一种方法论的身份，也在图像学以及艺术史领域得到广泛的认同。然而，在视觉文化领域，这种身份却未被发掘。在惠特尼看来，“如今，视觉文化研究常常将一种纯粹的视觉性实体化。确实，视觉性似乎常常被当作一个历史对象，即所谓的‘视觉文化’。但是，这种做法违背了文化意义的原发性现象累叠这一前提，而原发性现象累叠据推定最终等同于视觉感知的原发性本体累叠。当视觉文化研究把视觉性当作图画构造史的真正基础，而不是图画构造史的一个时刻，它就不能以融贯的方式将图像自身的效果――图像按理应该具备的对视觉的构造性排序――与视觉中图画载体的各种原因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它就只能将效果和原因混为一谈。实体化的纯粹视觉性只是视觉的‘世界观’或‘时代之眼’的另一个令人质疑的教条”[19]。

举例来讲，比如曾军在批判视觉性概念时，他说：“视觉文化研究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视觉艺术的研究，而是广泛渗透到了当代文化、日常生活和社会现实之中，甚至过去当仁不让作为视觉艺术典范的造型艺术（绘画、雕塑等）已在视觉文化研究对象中居于边缘，基于视觉媒介技术而兴起的电影、电视、网络等则占据了中心。另一方面，从研究方法上讲，对视觉现象形式及其意味的审美分析早已不再是视觉文化关心的论题，视觉与权力、视觉与性别、视觉与商品广告、景观社会、拟象、仿真、城市视觉文化、旅游者的凝视、风景与帝国等，已将视觉置于社会与文化的语境进行考察，所展开的已是詹克斯所说的‘视觉性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 of visuality）了。”[8]这里，曾军所诠释的视觉性存在概念混淆问题。他几乎将视觉性狭隘化地指涉为“图画性”，将视觉性的形式属性或图像功能作为批判的重点，只是片面地强调了视觉性的表征功能和“象征价值”。套用曾军自己的话，“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在于他将着眼点放在“实体化的视觉性”上面，而且，泛文化研究倾向使他陷入两难的境地，即使他意识到视觉的动态特征，他却不愿意将这种视觉性阐释开来，即使他提到科比特所强调的“‘视觉性’意味着视觉不是一个单纯的分类，而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文化和历史”[8]，他却没有将视觉性在这种动态“形成”中所担负的方法论意义展开。在这种概念不清的情况下，将视觉性直接抛弃并以视觉化取而代之的做法，是不太恰当的。

另外，吴琼曾试图论述视觉文化的视觉性，在他看来，视觉性问题是“对现代世界的主体建构、文化表征的运作以及视觉实践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揭示了人类文化行为尤其是视觉文化中看与被看的辩证法，揭示了这一辩证法与现代主体的种种身份认同之间的纠葛”[6]。以上可见，这种辩证法体现了“象征价值”，但是，他在试图建构“世界图画”过程中却将其推向了实体化的层面。当然，很多学者也注意到海德格尔所强调的“世界的图像化”，可是，当我们将其视为从“不可见转为可见的运作的总体性”时，我们试图将视觉性泛文化的倾向就十分明显，很多学者尽可能大而驳杂地赋予视觉性无限宽广的内涵及外延，比如“这种总体性包括看与被看的结构关系，也包括生产看的主体的机器、体制、话语、比喻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还包括构成看与被看的结构场景的视觉场，总之，一切使看/被看得以可能的条件都应包含在这一总体性之内”[6]。这种泛文化倾向忽视了以方法论的方式去实践这每一环节，以至于“文化化”的视觉性陷入了扼杀视觉性自身的陷阱。

简而言之，视觉性一经艺术科学时期的艺术史家们提出，就先天地具有了“象征价值”，与图画性所表征的“形式价值”相互转化，也相互分离。视觉性是一种方法论，与图画性或“形式”互为补充，构成冲突，形成方法论的循环，使艺术史研究富于生机。“这种根本的分离造成分裂状况，由此激发视觉想象和图画构造，形成从形式到象征，从图像到‘话语’，从感知到理智，或者反向循环的真正机制。”[19]（P31）图像学对视觉性“象征价值”及其文化表征的发掘嫁接了视觉理论与视觉文化两个领域。视觉文化的视觉性对于艺术史的视觉性是一个合法的继承。如果对这种继承关系发掘得不够深入，带来的混乱将危及整个视觉文化研究进程和学科体制的进一步建制。事实上，艺术史可为视觉文化提供方法论循h功能方面的借鉴；正如肖伟胜所言，艺术史“凭借其理论资源和方法论上的多元和开放性，奠定了一门新的学科，对视觉研究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20]。对视觉性等基础概念的艺术史溯源，或可形成应对当下的视觉象征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

参 考 文 献

[1] 周宪：《视觉文化读本》，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 Margaret Dikovistkaya. The Study of the Visual after the Cultural Turn. New York： MIT Press，2005.

[3] 吴琼：《视觉文化研究：谱系、对象与议题》，载《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4期.

[4] Hal Foster. Vision and Visuality. Seattle：Bay Press，1988.

[5] Nicholas Mirzoeff.“On Visuality”，in Journal of Visual Culture，2006（5）.

[6] 吴琼：《视觉性与视觉文化――视觉文化研究的谱系》，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

[7] 刘晋晋：《何谓视觉性？――视觉文化核心术语的前世今生》，载《美术观察》2011年第11期.

[8] 曾军：《从“视觉”到“视觉化”：重新理解视觉文化》，载《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

[9] Michael Podro. The Manifold in Perception： Theories of Art from Kant to Hildbrand.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1972.

[10] Conrad Fielder. On Judging Works of Visual Art. translated by Schafer-Simmern， Henry and Mood Fulmer.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7.

[11] 张坚：《视觉形式的生命》，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

[12] Mitchell Benjamin Frank， Daniel Allan Adler. German Art History and Scientific Thought： Beyond Formalism.Great Britain： MPG Books Group，2012.

[13] 王艳华：《泽德尔迈尔研究》，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5.

[14] 王艳华：《“触觉的”和“视觉的”二元风格范畴――李格尔艺术史论管窥》，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15] 李格尔：《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陈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6] Alois Riegl. Problems of styl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1992.

[17] E. H. Gombrich. Art and Illusion： A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of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 New York： Pantheon， 1960.

[18] 王耀中：《形式化视觉：美术实践与思维的取向》，载《中国艺术》2010年第4期.

[19] Davis Whitney. “Visuality and Pictoriality”， i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and Aethetics，2004（fall）.

视觉与艺术论文篇8

在当今，信息技术的提高、后现代的张扬、文化交流区域的扩大使多元文化体现出新的时代特征，给人们的思想观念与视觉带来冲击。后现代主义的教育观认为，课程内容应该有不确定的因素，这种不确定因素引导我们学习和探究。关注课程的不稳定性、非连续性和相对性，以及分体经验相互作用的复杂性。而当今的美术教育教学正体现出了这种“不确定性”，只给出课程标准，不固定课程内容和课程形式，鼓励教师在教学中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式，从多方位、多角度研究当今的美术课程。

本文以后现论中的视觉多元文化为基点，通过艺术教育引导学生关注世界多元文化和本土文化。多样性文化是艺术教育的巨大资源，应该充分利用世界上的各种传统艺术，如戏剧艺术、服饰艺术、视觉艺术等，为了解我国和其他各国文化和艺术提供了多样视角。重视多元文化观的视觉艺术教育，就要使学生了解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其自己的特征、独特的贡献和发展规律，提倡在多元文化共存的国际化视觉领域中继承、尊重和创造多样化的美术和文化。当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的时代，各种价值观、文化形态以及各种各样的信息都在改变和影响着学生，而他们则影响着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要结合我国学生艺术教育的现状，认识到艺术教育的核心点应在国家教育宗旨基础上调动本土文化传统和文化资源，结合学生身心发展，并为民族文化多样性进行更持久的传承，建构有未来意义的学生视觉艺术传承模式。

二、开发本土综合艺术文化资源、提高学生民族文化教育意识

当前，在推进视觉综合艺术教育过程中，艺术教育在提高与完善人的素质方面具有独特作用。艺术课程标准中提出，艺术学习不仅是单纯的技能、技巧学习，也是一种文化学习。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吉林省省会——长春市，其位于我国东北地区，在国内经济、教育等发展方面均可定位为中等发达省份，也是一座历史文化悠久的城市，具有丰富的艺术课程资源，其自然、社会、文化资源有很大的挖掘潜能。本土文化资源是当地人们在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所积累和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是他们耳濡目染的最熟悉的事物。

其是在当地特定的历史、宗教和地理环境中形成的，是当地人们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对现实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精神支柱。长春本土文化艺术课程资源是指具有长春地方特色的资源，是长春本土艺术课程和中小学学校艺术课程内容、教学活动与艺术课程评价的资料来源。随着新艺术课程标准的实施，后现论与本土化视觉艺术教育综合课程开发整合为课堂教学，带来一种崭新的文化教学理念。

开发本土艺术文化资源必须具有代表性，具备视觉审美价值，如长春皇宫博物院，主要建筑有勤民楼、怀远楼、嘉乐殿，其建筑风格既有中国传统的四合院砖木结构建筑，又有欧洲哥特式楼房，还有东洋式殿阁，充分显示出洲国的殖民地色彩和皇帝的傀儡性。学生在参观皇宫博物院过程中，既享受了古代建筑艺术的真谛，同时也认识了艺术品的生成背景和蕴藏的文化历史。又如拥有20年历史的长春电影城，也是有益于学校美术教育教学的资源，其承载着独特文化特色。电影城内的电影历险宫、电影配音馆、电影艺术表演馆以及采用现代声、光、电技术和影视表现手法，都在不同程度上给予学生视觉冲击力，学生通过参观电影城内景观或美术教师运用影像与图片教学，可大胆运用这种文化资源与学校美术课程结合起来，在美术课堂创造出地方美术文化资源艺术作品。

依据这些独特建筑的造型，均衡的构图、和谐的色彩、古朴的风格以及这些建筑与建筑力学、艺术审美、民情风俗之间的联系，可以设计出更加丰富、具有个性、激发学生学习情趣的艺术教学课例。利用后现论与本土化视觉艺术教育综合课程的开发研究，已成为优质教育的重要环节，其主要涉及内容为：

1.通过后现论中所涉及的视觉艺术图像、故事等资料揭示本土文化资源所映射出的当地人们的生活习俗和价值观；

2.本土文化资源的功能、形态、色彩、材质及制作方法的分析；

3.本土文化资源的教育功能和课程整合；

4.本土文化资源的教学案例和课例；

5.地方文化资源的传承和发展

当然，本土化视觉艺术教育综合课程的开发和利用并不限于上述内容，需要教师更加科学合理地结合自己的教学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和课程教育，以此提高学生美的感受和鉴赏能力，让他们体验到本土文化的艺术魅力，同时也让学生享受到参与艺术实践活动的乐趣，提高创新能力与动手能力，培养本土文化意识。诚然，我们不能排除艺术作品除了具有视觉冲击力以外还有空间、触觉等方面的刺激。

三、总结

视觉与艺术论文篇9

当前，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视觉艺术时代。当今的社会是一个消费为主的社会形态，消费时代不仅意味着物的空前聚集，而且意味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消费文化的形成。在消费文化时代，图像、影像等视觉内容与形式正在成为当今社会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而这种文化方式的转变势必会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认知过程。视觉艺术的消费性意味着社会必须大量生产承载视觉艺术的消费产品，为消费者提供视觉的愉悦和快感的体验，因此，艺术设汁成为了当前社会热门的实用技术和研究领域，艺术设计理论在社会范围内的应用领域也愈加宽广。

平面设计技术作为艺术设计诸多技术中实用性最强、审美功效最为突出的技术形式，不但被广泛地应用于报刊、书籍等印刷媒体之中，还得到了高校专业教育的高度重视。许多高校开设了平面设计专业，培养实用性和技术性专业人才。应当说，平面设计技术脱胎于视觉艺术理论，是视觉艺术是将视觉文化原理转化为为观赏者提供实物化艺术作品的技术，因此我们研究平面设计技术的应用问题，必须从视觉艺术理论的基本特点入手。

1　视觉艺术理论的内涵和基本特征

1.1　视觉艺术的定义

视觉艺术的定义是一个有较强争议的话题，由于对视觉艺术的认知角度不同，国内外学术界对视觉艺术的基本定义并不相同，而且由于视觉艺术的自身特点，这些定义只能是描述性和概括性的，无法做出精确的廓清。总结起来，国外专家对是视觉艺术的定义多从“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角度加以研究，认为视觉艺术是“超现实的”、“精英化的”艺术形式，这种说法肯定了视觉艺术的理论性，但是未免脱离了视觉艺术本身的发展规律。

国内专家多从视觉艺术的应用性和社会属性的角度定义和研究，例如陈龙认为视觉艺术的定义应从“文化学层面定义”、“传播学层面定义”及“哲学层面定义”三个方面着手，这种说法较有代表性。笔者认为，国内学者对于视觉艺术的定义比较符合其本质属性和规律。

1.2　视觉艺术的基本特征

视觉艺术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具有自身鲜明而独特的特征，这种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视觉艺术具有极强的真实性。视觉艺术中的图像信息实现了视觉的真实延伸，具有强大的真实感，特别是摄影摄像技术的诞生，完全超越了以往艺术形式对于人类感官的局限性。

(2)视觉艺术具有丰富的感染力。视觉艺术的感染力集中的体现于视觉技术对场景的还原和再现。例如电影技术可以使受众迅速进入艺术f青景和氛围之内，实现了以往传统的艺术形式所无法达到的艺术感染力。

(3)视觉艺术具有丰富的信息量。人类的视觉所接受的信息数量要远远大于其他感官的接受信息量，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视觉艺术承载的信息数量十分庞大，特别是在媒体的新闻报道中，往往一张图片所承载的信息量要远远大于文字，而且传播效果也十分良好。最后，视觉艺术突破了语言文字的沟通障碍，实现了艺术审美的全球化和有机融合。艺术是全球化的语言。视觉艺术突破了不同语言、文字间的沟通和理解障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审美的全球化和有机融合。

2　平面设计技术在高校实训教学中应用的基本情况及面临的主要问题

2.1　平面设计技术在高校平面设计实训教学过程中的应用基本情况

在我国，平面设计技术经过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发展阶段，从起初的美术、绘画为基础到当前的视觉艺术与科技相结合，应当说如何将科技手段与设计理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是现阶段高校平面设计专业实训教学的主要内容。

(1)文字设计和运用技术。文字是平面设计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在平面设计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创作者必须要根据作品的内容和要求，运用文字进行信息传播和内容填充。以平面广告为例，字体的类型包括楷书、隶书、行书、草书等。隶书、草书、行书等属于古体字，能够为作品衬托出古朴典雅的意境，而楷书字体端正，能够为作品增添大气端庄的特质。还有一些设计作品，字体的设计要服务于内容的需要，因此产生了一些变体字、艺术字、旋转字等，突出作品灵动鲜活的特点。。

此外，字体的编排位置也是平面设计技术的重要内容，字号的大小、标题的位置、字体的编排等都是决定平面设计作品设计水平的关键因素。

(2)图片处理及运用技术。图片处理及运用技术是平面设计技术中另一项重要的研究内容。视觉艺术理论认为，图片是视觉技术中最有代表性的形式，也是突破平面设汁技术局限性、拓展艺术空间的最有效方式，平面设计理论中“突破维度理论”即是以图片处理和运用技术为基础。在平面设计作品中，图片往往要和文字共同出现，互为配合，共同产生艺术效果。因此图片的剪切、修订、放置层次、放置位置都是决定设计效果的因素。

(3)版式设计技术。版式设计是将文字、图片等设计元素加以有机整合，从而达到视觉艺术效果的平面设计技术，也是平面设计领域的核心技术。一股来说，平面版式设计讲究稳重，力求展现一维化平面的广阔和稳定，而近年来国内外也出现了一批以跳跃式和混合式为理念的平面设计作品，力求通过打乱维度体现平面设计的立体感和生命力。版式设计除了要有机整合图片、文字等内容外，还要对颜色、面积、版面结构等进行统筹安排。版式设计服从作品需要，这是平面设计理论中颠扑不破的真理。

2.2　高校平面设计实训教学中的突出问题

作为一名高校平面设计专业教师，笔者从实训教学工作中总结出了一些主要问题。

(1)文字设计技术中对于文字的可读性关注程度不高，许多学生在平面设计作品中单纯强调版式的创新，对于文字的可读性关注不够。例如笔者在指导学生为某电子产品设计平面广告时，学生在实训教学过程中采用了翻转、套色等大量的文字设计技巧、图片的叠放顺序也经过了缜密的思索，版式上更是采取了较为先进的矩阵式设计。作品完成后笔者发现，如果从消费者的视角观察，这个作品无疑很好地体现了该电子产品的主要特征，但是最为重要的是作品功能介绍的文字信息却被学生刻意进行了压缩和调整。文字信息介绍是消费者了解产品功能最为直观的形式，也是消费者决定是否采取购买行为的直接参照，学生的设计作品恰恰忽略了这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因此这个作品是失败的，没有达到设计的根本目的和要求。

(2)在设汁作品中存在滥用图片的趋势。虽然平面设计强调图片的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图片可以完全代替其他设计要素。在指导学生实训过程中笔者发现，许多学生倾向于在设计框架内大量叠放和堆放图片，试图以此获取视觉冲击力，达到视觉审美效果，这种设计理念有简单化的嫌疑。在平面设计理论中，视觉艺术不等于图片艺术，图片和其他设计元素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单纯强调图片的视觉冲击力会导致审美效果脱离设计初衷，而且图片叠放的逻辑如果没有经过周密思考，很容易使消费者产生错觉，进而影响到视觉艺术效果。

(3)高科技技术与现有设计技术的结合力度不足。笔者在指导学生进行实训的过程中主要运用了一些电脑软件技术，包括Dbotoshop、autoCAD、CorelDRAW、IIIustator、Freehand、Pag—eMaker等等，但是对于如何运用更多的高科技成果却缺少相应的手段。

3　解决高校平面设计实训教学工作主要问题的对策和措施

上文笔者所列举的当前高校平面设计专业实训教学工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当前困扰我国高校平面设计专业教学工作发展的主要困难，笔者认为解决这些困难主要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3.1　加强对学生视觉艺术理论知识和审美能力的培养

在我国，平面设计专业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的发展历程，从最初的植根于美术绘画专业到发展为独立的教学科目，视觉艺术的理论支撑作用十分明显，也就是说，平面设计专业的学科理论体系有着不同于其他专业的鲜明的特点。因此笔者建议高校平面设计专业要加强对学生视觉艺术理论知识和审美能力的培养，以此作为实训课教学的理论基础。例如学生学习视觉传播理论，就可以明确掌握平面广告作品中文字、图片等构成要素各自不同的功能和作用，学生通过学习视觉艺术的社会消费理论，就能够进一步明确平面作品的设计理念，这对于更好地提高实训教学水平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3.2　进一步在实训课教学过程中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艺术修养

当代平面设计工作不但要求学生具有良好的专业技能，而且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艺术修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需要学生具有良好的审美能力、文字能力、观察判断能力等，学生的这些能力素质对于完成一部优秀的平面设计作品是十分有用的。实训课教学强调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同样也是培养学生良好的综合素质和艺术修养的途径。教师可以在实训课教学过程中通过案例分析等教学方式，帮助学习深刻剖析作品本身蕴含的设计理念及设计技巧，尤其是平面设计作品中的“节奏”，更需要教师通过实训教学训练及反复讲解进行培养。

3.3　引进系统化的实训教学平台

笔者认为，教师在指导学生进行实训过程中，除了要继续使用已有的软件技术以外，还要学习使用高端的平面设计系统，例如Solidworks设计系统，就是平面设计高科技化和系统化的综合性平台。因此笔者建议未来在高校平面设计专业教学实训过程中更多地引进和利用综合性设计系统，满足专业教学需求。

视觉与艺术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B83-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1-0048-04

图像时代的到来使视觉文化研究成为了当下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然而，在现有的大部分讨论中，研究者往往毫无批判和反思地借用西方的各种理论资源，包括本雅明、贡布里希、拉康、福柯等关于“观看”和视觉的理论。这些不同的理论在面向当代视觉文化现象时往往有不同的阐释，彼此之间甚至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但它们的一个最大的共同之处是对视觉本身都倾向于一种反本质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立场，认为视觉是文化和历史的建构，受后者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为何这一倾向的理论在当下中国总是更能引起关注和共鸣。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然而，笔者在这里主要想就视觉的历史性这一问题对反本质主义的立场进行审视。因为这一概念的厘清对视觉文化研究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所谓视觉是指人或其它动物通过视觉器官即眼睛对物体大小、明暗、颜色、动静等的感知。它主要是一个生理学词汇。然而，由于人类通过视觉来理解和建构意义，视觉因此又与文化密不可分，并一直是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对象。这样一来，视觉的自然／文化属性就成了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也导致了对视觉的历史性的不同理解。美国的《美学与艺术批评》(The Journal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杂志曾于2001年冬季号上发表“眼睛的历史性”的专题论丛，刊登了丹托(ArthurDanto，1924-)、卡罗尔(No?I Carroll，1847-)、罗林斯(Mark Rollins)三位哲学家和一位艺术史家戴维斯(WhitneyDavis)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不同学科领域在此表现出的立场差异非常有趣：三位哲学家都主张眼睛或基本的视觉不具有历史性和可塑性，并坚决反对人文学科领域(尤其是艺术史和文化研究)把身体和知觉完全当作文化和社会建构的普遍观点；艺术史家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眼睛在人类的生活世界中同样具有历史性，而图画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视觉。国内曾有学者将这个专题论丛的主要观点编译发表，但没有受到任何关注。它的受冷落状况与视觉文化研究总体上的热闹景象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也反映了当前国内学界对于西方理论资源的“一边倒”的倾向。学术的发展需要不同观点的碰撞，鉴于此，认真审视“视觉的历史性”问题非常必要。

一、视觉文化研究与视觉的历史性

视觉具有历史性的观点在当前的视觉文化研究中非常普遍。和身体、性等其它被文化化了的生理属性一样，视觉也是人文科学对自然科学攻城掠地的战利品，视觉的历史性是文化对自然的解构的一种体现。然而细究各种视觉理论，我们并不能得出视觉具有历史性这一结论。

在西方理论史上，视觉曾经主要被看作是一种生理和自然的属性，是客观性的来源。亚里士多德在《气象学》中对于视觉的讨论，尽管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不够准确，但从其所属的著作就可以知道，他是将视觉作为一种物理现象来解释的。在《形而上学》中，亚氏还指出，视觉与“求知”密切相关，是认识事物的主要来源和依据。这种对视觉客观性的绝对崇拜在17世纪科学理性的主导下达到顶峰，并导致了相机暗箱技术的发明。视觉作为科学认识论的中心，被认为是被动、纯粹地接受和反映外界的物像。即使是黑格尔这样的大哲，也认为视觉和对象的关系是“一种纯粹认识性的关系”，对象在“无欲念的视觉”中“保持着它的完整面貌”，“凭形状和颜色而显现出来”。

然而，在现代批判性思潮的冲击下，视觉绝对客观的观念在康德哲学那里就开始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康德的先验感性论认为，感性认识是主体通过先天的感性直观纯形式――时间和空间x~感觉经验作用的结果。时间和空间都是“依附于我们内心的主观性状的东西”，尽管在康德那里，它们是先天的，因而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但是，缺口已经打开了。一旦把时空和视觉置于观看者的主观性之中，就为此后视觉的可塑性和可支配性观念开辟了一条非常便利的道路，视觉具有历史性的观点也因此而产生了。

关于视觉历史性的经典论述来自本雅明(WalterBenjamin，1892-1940)。作为一位异常敏锐的理论家，本雅明在20世纪初期就捕捉到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时代的到来，并谈到了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对感知方式的影响：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人类的感性认识方式与人类群体的整个生活方式密切相关。自然和历史环境对人类感性认识的组织方式――这一认识赖以完成的手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19世纪50年代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转移，人们看到了晚期罗马的美术工业和维也纳建筑风格。它不仅是一种不同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新艺术，而且也让人们拥有了一种不同的感知方式。

本雅明认为，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大大缩短了人们与艺术作品之间的距离，从而消除了艺术作品原有的因为一定距离而呈现的“光晕”。在这种转变中，艺术作品的展示价值压倒了此前占主导地位的崇拜价值，相应地，人们的感知方式也从静观转向了坐立不安。而摄影和电影里的特写镜头，通过强调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忽略的一些下意识细节，“可以增加对主宰我们生活的必然发展的洞察力”。可见，在本雅明看来，现代的生活方式和技术变革引起了艺术手段的变化，这种艺术手段的变化将极大地改变人们的感知方式。本雅明的这一论断得到了许多后来者的追随，并最终在法国当代思想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的理论中达到了极致。鲍德里亚认为当今世界被电视影像等各种“拟像”所包围，真实本身则在这种超真实中分崩离析。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也失去了现实感，完全无法分辨虚拟和现实。鲍德里亚的论断强调了当今视觉图像生产的虚拟性和欺骗性，具有发人深省的警示意义。但如果过分强调视觉图像生产对于视觉本身的反作用，则未免夸大其辞。事实上，在新媒体艺术――摄影和电影产生以来，各种新的视觉对象产生了。由此也造就了一场场视觉盛宴，但还没有证据显示人们的视觉感知本身发生了任何变化。鲍德里亚所谓的“海湾战争并未发生”，我们只能从隐喻的角度去理解，才会同意他的看法。

“后”学家们关于视觉和观看的论述也是目前视觉文化研究的主要理论资源，在他们这里，视觉成了受制于权力、控制和欲望的行为，看与被看被还原为一种权力关系，

充满了各种冲突、压抑和反抗。这一视觉文化现象的阐释主要见诸于被广泛称之为“凝视”理论的各种论述中。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在其镜像阶段理论中提出，个体在镜前的凝视或观看是其建构主体性的关键，但这种观看又是由他者的凝视所规定的。拉康的这一“凝视”概念通过指出视觉在结构上预设的一个看不见的他者的存在，揭示了观看主体的建构性以及看与被看的辩证法，它现在被广泛地用于描述主体在视觉中被建构起来的过程，其中的关键意义就在于，一种社会和文化所施加的身份和主体意识在这里是通过一种自然的感知――视觉所形成的。当代英国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穆尔维(LauraMulvey)进一步把这一理论运用于电影，揭示了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如何在电影的观看中发挥作用，是目前电影视觉文化研究中的主要理论资源。

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对凝视理论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对可见性背后不可见的权力的揭示。他认为，知识一权力的运作决定了某个时代可以看到什么，知识一权力本身则保持着不可见的状态。福柯通过一系列著作，用他的知识考古学分别追溯了权力和政治意识如何支配着现性社会对疯人、病人、犯人的监视和观看，并最终又如何扩展到全部人群，使现代人完全成为了规训权力的视觉对象。这样一来，视觉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权力机制，被看的对象是被规训的对象，整个社会因此构成了一个全景敞视监狱：“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公开场面的社会，而是一个监视社会。我们远不是我们自认为的那种希腊人。我们不是置身于圆形竞技场中，也不是在舞台上，而是处于全景敞视机器中，受到其权力效应的干预。”

在视觉文化研究中，“凝视”几乎成了视觉本身的代名词。“凝视”理论的力量就在于它把自然的视觉背后的文化、政治、权力等因素的运作揭示了出来，而这些文化、政治、权力等都是历史性的，会因时因地而发生变化。无论是父权制的意识形态，还是现性规训社会，无疑都是历史的产物，能够通过认识和行动加以改变，从而改变“凝视”本身的性质。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说，视觉也是可塑的。“凝视”的历史性，并不代表视觉本身的历史性，它只是视觉被文化、政治、权力等支配的历史。因此，在视觉文化研究中。我们并不能得出视觉具有历史性的观点。

二、艺术史与视觉的历史性

视觉具有历史性的观点在西方艺术史研究领域中也很常见。现代西方美术史的奠基者李格尔(Alois Riegl，1858-1905)认为艺术起源于人类对自然的再现本能，艺术形式的变化“反映了人类在各个时期与客观世界的知觉关系”，因此艺术史就是“人类知觉方式演变的历史”，具体来说，是“从古代触觉的知觉方式，向现代视觉的知觉方式发展的历史”。瑞士著名美术史家沃尔夫林(HeinrichWolfflin，1864-1945)认为艺术史，或者说艺术风格史，是人类视觉经验的历史，受特定时代对视觉方式的历史和文化规定所驱动。“视觉本身有自己的历史。而揭示这些视觉层次应该被视为美术史的首要任务。”在他看来，每一种艺术风格都是那个时代视觉方式的符号体现。二十世纪英国著名艺术史家贡布里希(E.H Gombrich，1909-2001)认为“纯真之眼是一种编造的神话”，视知觉受一种前在的“观念性”知识――他称之为“图式”(schema)的支配。这种图式与康德的先验形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经验性的。因而会随时代和历史而变化。视知觉在图式的基础上不断进行试错和矫正。从而构成了再现艺术的进步史。

视觉的历史性在西方艺术史领域备受欢迎，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是由于艺术再现观的深入人心。从艺术再现自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人所看到的自然――这一预设出发，很容易就得出以下结论：艺术的发展史就是人类视觉的发展史：其二，古往今来的学者们都往往无意识地抬高自己的研究对象，因此，哲学家们认为哲学是最重要的学科，科学家们认为科学是人类发展的核心；艺术家们则认为艺术才是人类真正的灵魂所在。艺术史家们也不例外，在他们看来，艺术的发展和变迁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甚至影响了人类的视觉。于是，由前一个原因可以得出，视觉的变化造成了艺术的变化，由后一个原因则往往强调，艺术的变化将导致视觉和感知的变化。但是，正如丹托在“眼睛的历史性”这一专题论丛中所指出的，这两种观点都站不住脚。

把艺术史归结为视觉的变化，即把艺术等同于视觉经验。其实质是把一切艺术的主旨都当作是对视觉的忠实再现，这对于从未把视觉真实作为宗旨的非西方艺术来说显然是种误读，按照丹托的说法，这是把西方文艺复兴的艺术诉求普遍化，是一种“观念上的帝国主义。”西方文艺复兴所孜孜以求的绘画理想是在平面上实现一种视错觉，于是，一些具有科学品格的绘画技术如透视法、明暗法应运而生，目的是将视觉感知中的三维物像再现在二维的画面中。以达到视觉上的真实感。但与之不同的是，在“抒情传统”影响下的中国绘画更注重的是抒写个人情志，在造型上并不拘于形象的肖似，经营构图上也往往体现极大的自由和想像。因此，尽管中国传统绘画也注重“真”，但“真”这个概念的提出是“为了区别‘似’。它更多地指向物象的精神层面，带有明显的个体感受成分”因而主要是一种“情真”。相应地，在观众的反应上，与西方绘画不同，中国传统绘画旨在“畅神”，而非追求“视网膜愉悦”。由于中西绘画在理念和追求上的这些不同，它们所体现出来的形象上的差异就不能归结于中西在视觉经验或观看本身上有所不同。有些学者从中西画的差异直接推导出中西视觉方式的不同，其实就是不自觉地用了西方艺术的观念来理解中国艺术。

那么，对于西方再现艺术来说。不同时期体现出来的差异是否在于视觉的差异呢?丹托指出，事实证明人类基本的视觉是稳定的、非历史性的。因为，对于再现性艺术来说，无论其风格有多大的变化，我们都能马上辨认出其中所再现的物体，这体现了人类视觉能力的共通性和稳定性。历史上人们对这些被再现物体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种看法属于象征意义的范畴，它是建立在视觉能力的基础之上的。象征意义无疑具有历史性，但视觉本身则没有，它超越了不同的艺术范式和文化象征意义。使我们总是能够在风格各异的艺术作品中辨认出它所再现的物体。这种人类最基本的视觉能力不受知识和信仰的影响，因而不具有历史性。

因此，再现艺术的风格差异并不是由于视觉的不同，而是由于艺术再现的图示以及技术手段的差异。为此，丹托区分了“观看”(seeing)和“呈现”(showing)，前者是指艺术家所看到的视觉形象，后者则是指呈现在艺术中的视觉形象。从“观看”或者说视觉本身来说，中西或者说古今并不存在差异，世界在不同人的眼睛中所看到的是一样的。西方再现艺术力求使“呈现”与“观看”一致，非西方国家的人们在面对这些作品时也能感受到这一点，尽管他们对

艺术本身有不同的理解。明代中国人在初次接触到西洋画时，一样赞叹它栩栩如生，称其“如明镜涵影，神态欲活”。文人顾起元描述他所见的圣母子画像“其貌如生”，“正视如生人不殊”。他们承认与西画的“目容有瞩，口容有声”相比，“中国画绘事所不及”。这些事实足以说明，中西在视觉观看上是一致的，有着相同的判断标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线性透视法并不如潘诺夫斯基(ErwinPanofsky，1892-1968)所说，仅仅是文艺复兴时期特定的一种感知图式，作为一种象征形式与原始人类的神话和传说无异。经历了后现代“洗礼”的许多当代学者往往欣然接受这种观点，认为线性透视只是许多视觉再现系统中的一种，与客观性无关。诚然，人文思潮掀起的这场对科学纯粹客观性的消解和解构本身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它指出了自称完全客观的科学知识中的文化和主观因素。但是，由此就认为科学和神话、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一样与客观性无关，就是走入了另一个歧途。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线性透视法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它用一套精密的数学法则再现了物体在空间中的位置，符合人类肉眼观看的一般规律。因此，即使在艺术“呈现”不同于“观看”的文化中，人们也一样认同线性透视在视觉上产生的真实性。

然而，古代中国人虽然赞叹西方用透视、明暗法等技术使绘画“丝毫毕肖”，但他们从中国绘画自身的“呈现”模式出发，认为它们“虽工亦匠”，作为一种形而下的技术有其可取之处，但作为艺术则缺乏神蕴，因而“不入画品”。对于西方再现绘画来说，其“呈现”旨在与“观看”本身一致，但对于中国传统绘画而言，其“呈现”则是要超越“观看”本身，因而遵循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绘画图式，并不诉诸于视觉真实。由此可见，中西两种艺术风格的差异不在于“观看”的不同，而在于“呈现”的差异。这种“呈现”的差异可以追溯到文化的根源，受文化的深刻影响，但“观看”本身则不受文化的制约。正如丹托所说，“文化决定了如何绘画，但决定不了如何观看。”今天中西绘画的图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相互之间有了更多的借鉴和融合，这些变化也都是发生在“呈现”的层面。“观看”的层面并没有什么改变，它是人类共通的东西，不可移易。

丹托还指出，是“呈现”而非“观看”的变化造成了西方再现艺术内部的发展。由于受图示和技术的制约，早期的西方再现艺术并不能如实地再现“观看”，未免显得生硬和呆板。随着各种技巧的发明和熟练运用，“呈现”才越来越向“观看”本身接近，在视觉真实性的程度上才越来越高，于是贡布里希所说的由不断的制作和匹配(makingand matching)构成的艺术进步史才得以可能。因此，西方再现艺术风格的变化不是由于“观看”发生了变化，而是“呈现”的不断完善和精确。换而言之，视觉没有历史性，但是绘画技巧却是历史性的，甚至进步的。

视觉与艺术论文篇11

（1）影像创作(image-making)和批判(critique)是共生的。“视觉文化艺术教育”最重视的是批判理解能力及为学生赋权(empowerment)，而非艺术上的表现。强调透过自由的影像创作探索其个人意义，批判的议题包括图像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阅听者的反应、媒体关系、多元主观的建构以及图像的本质，这些都在学生的创作活动中及议题讨论中形成。

（2）“视觉文化艺术教育”（VCAE）同样重视美感价值及社会议题。“视觉文化艺术教育”课程，虽将学习的内容扩张为视觉文化的视觉产物，其意并非将此课程带离艺术的审美领域，而是以融入文化社会观的方式，学习意识如何透过视觉、美感运作，或相反地美感如何推展意识，因此，“视觉文化艺术教育”（VCAE）同样重视美感价值及社会议题。

（3）“视觉文化艺术教育”（VCAE）深切基于历史：强调将影像放在其历史文本脉络中审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影像的历史，一如同视觉文化必须置于文化的脉络中审视，影像的历史是视觉文化艺术课程的重要构成因素。在具体“视觉文化艺术教育”教学过程中，现任国际艺术教育学会主席、美国北伊利诺斯大学道格拉斯?波顿教授（Prof.DouglasBoughton）提出：②学生必须更加“自主导向”，而不是像过去数十年来那样，完全由教师决定课程内容要学哪些知识，由教师安排成容易消化的单元，同一套教材按部就班教给所有的学生……视觉文化的艺术教育，让孩子创造自己的视觉文化，成为教学与创作的合伙人……因为孩子知道的视觉文化层面，也许比教师更多。

视觉与艺术论文篇12

二、重拾“文学经验”：文学叙事中的现代性焦虑和观念纠缠

如果说，艺术有“门”引发的是文学与其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亟待重建的话，那么，在文学门类内部，文艺学与其相邻的其他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便是另一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80年代以来以文学批评为中介的文学理论与当代文学批评之间曾经的亲密关系也似乎早已成为过眼云烟；曾靠着引进介绍、转化运用西方新潮理论的西方文论也面临着因“囫囵吞枣、消化不良”的不足而备受诟病。对于文艺学而言，其他的各门“文学史研究”显然已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学术研究范式，具体的文学史研究显然不需要文艺学在里面说三道四，指指点点；文艺学研究者也似乎多少失去了对文学文本的细读能力和对文学现象的提问能力。这些其实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更为现实而严峻的问题：理论从哪里来?理论创新的活力如何才能获得激发?2011年，一个当代文学批评讨论了多年的“经验”问题(文学经验、中国经验、本土经验)呈现出理论化的特点。“中国经验”形成讨论的热潮始于2005年初当时一位美籍华裔作家哈金提出了“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构想，认为“伟大的中国小说”应该是“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切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③。这一由他者所引发的命题激发起中国学者的强烈共鸣。2007年起，《芳草》杂志以“中国经验”为专栏，历时三年讨论中国经验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问题。这场规模不小的讨论，“虽然没有在文坛形成应有的反响，但这种讨论本身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①。2011年，围绕“中国经验”的讨论仍在持续，在不再局限于《芳草》这一文学杂志及其所吸引的部分当代文学批评家范围之后，更广泛的影响正在逐步形成。如南帆在《文学批评正在关心什么》一文中明确将“文学批评”与“中国经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化的阐述，在他看来，“‘中国经验’表明的是，无论是经济体制、社会管理还是生态资源或者传媒与公共空间，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出现了游离传统理论谱系覆盖的情况而显现出新型的可能。现成的模式失效之后，不论是肯定、赞颂抑或分析、批判，整个社会需要特殊的思想爆发力开拓崭新的文化空间”。很显然，这一庞大的经验世界是所有人文社会科学、文化艺术等共同面对的世界。那么，文学批评如何面对这一中国经验并发挥自己的独特价值呢?在他看来，“文学批评的特征不是阐述各种大概念，而是通过文学作品的解读发现，各种大概念如何潜入日常生活，如何被加强、被改造或者被曲解，一方面可能转换为人物的心理动机或者言行举止，另～方面也可能转换为作家的遣词造句以及修辞叙述。文学批评就是在这种工作之中积极地与世界对话，表述对于世界的理解与期待；与此同时，批评家又因此认识了真正的作家，察觉一部又一部杰作，甚至发现这个时代的经典”②。周红兵在《现代性、文学理论与中国经验》中也指出，“如何抛弃以往论争中将传统、本土与民族话语视为一种宏大叙事和本质特征进行叙事的方式，又充分以文学理论的阐释功能为起点，考虑到包括个体经验、感官与现实形式等等在内的理论需求，就成为新的理论生发点的起点所在。在我看来‘中国经验’正是这样一个适应了新的理论需求的词汇”⑧。此外，孟繁华、吴正锋、曹霞等分别从“中国经验”的讲述方式、全球视野中的“本土经验”等方面展开了对影响当代文学发生、发展以及形态特点的分析④。2011年，另一值得注意的一组文章来自当代著名作家余华组织的有关“文学与经验”问题的讨论。除了余华自己的《文学与经验》一文外，还分别发表了张清华的《当代文学如何处理当代经验》、朱寿桐的《谈文学的活性经验》、张新颖的《回过头来，回到实感经验之中》、王嘉良的《经验积累与艺术提升》和洪治纲的《经验的“边界”》。这是受《文艺争鸣》之邀，余华所主持的“文学问题”系列讨论的第三组(前两组分别是“文学与想象力”和“文学与记忆”)。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除了余华和张新颖两篇相对随意之作外，另外几篇不约而同地用理论化的方式讨论起了文学经验问题。在《文学与经验》中，余华讨论了新经验与旧经验之间的辨证关系，认为作家在“得到新的经验以后，还是要回到旧有的经验之中。我在此想说的一句话就是：文学之所以存在，它有很多理由，其中之一就是让我们的经验永远处于更新的状态之中”⑤。张新颖则在《回过头来，回到实感经验之中》对现在的创作中将“实感经验变成了‘简单的概念、片面的规定、稀薄的抽象’的情形”提出了尖锐的批评⑥。张清华讨论了“经验”对于当代文学的意义，认为“在当代文学批评中频繁地谈论‘经验’似乎已有十余年的时间了，不过谈论者并没有认真地追问和厘清‘经验’的来历、含义、范畴和意义”。原因是，“经验”和“现实”一样，在当代语境中也是如此敏感多义，并且涉及诸多复杂的哲学史和认识论问题，因此殊难说清。更何况，任何经验归根结底都是“被叙述”的，都有一个“属性”的问题——“谁的经验”、“谁讲述”或“讲述给谁”的经验?等等。没有哪个经验不是“被制造”出来的，因此它的可靠性怎样，是否具有客观性、公共性、美学的意义与讨论的价值，都是问题。经验之不同范畴的无限分割，如“个体经验”、“公共经验”、“文化经验”、“生命经验”、“隐秘经验”、“无意识经验”也同样可以使我们的谈论失去效力和意义。因此，我以为一般性地去谈经验或经验化，对于当代文学来说都缺乏针对性。必须把问题进一步狭义化，集中到当代文学与批评实践的范围内来谈，才有确切的意义”。他讨论了经验的“被叙述”的特点，提出“谁的经验”、“谁讲述”、“讲述给谁”、经验的客观性、公共性、美学意义等等问题，重点分析了当代经验书写中的“异质混合性”现象，以及作家在处理当代经验时的寓言性与真实性等等问题①。洪治纲在《经验的“边界”》中则探讨了经验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一方面，文学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经验”，“但另一方面，文学又不能完全依赖于经验，而必须对经验进行整合、改造和提升，必须突破某些经验的既定性，才能使其构成作家笔下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艺术世界”。他将这种复杂的纠葛称为“经验的边界”，并通过对这一边界的探讨，“是为了更清晰地表明，文学之所以是一种审美的存在，就在于它对经验所形成的惯例保持天生的敏感和警惕，甚至对客观的现实世界保持一种质疑和拒绝的姿态”②。朱寿桐在辨析了“有效经验与无效经验”、“直接经验与被动经验”、“童年经验与成年经验”、“集体经验与个体经验”等相关问题之后，得出结论，“文学创作经验的有效参数应该首先是经验的活性，与感动力和想象力有关”。“文学创作和文学行当是一项复杂的精神活动，其所依赖的当然有经验，主要是活性经验。”③王嘉良在《经验积累与艺术提升》中则“以作家‘经验’运用的不同情状，来说明经验积累与艺术提升的关系”④。围绕文学经验问题的这组讨论以及讨论的方式呈现出明显的与80年代以来文学基本原理的研究极为相似的特点。其实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着深厚理论修养的当代文学批评家蔡翔就曾写过《文学，经验和形而上学》一文，力图理论化地把握这个“神秘的余数”。在他看来，“经验构成了文学的基本部分，离开了经验的观照，文学不过是一种概念游戏，抽象而又空洞。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自己的经验世界，那么文学不过是事实的并不高明的摹拟者”。因此，他希望文学同时借助经验这一“满的空间”和形而上学这一“虚的空间”来创造富于意味的文学世界⑧。很显然，这是在整个文学研究“方法论热”的背景下，文学研究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的产物。这似乎在显示着，虽然历经30多年的文艺学知识范式和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文学有关的这些基本理论问题其实仍有待深化，曾经被文艺学研究轻易“超越”并快速遗忘的“基础理论”的研究方式也许并没有完全过时。

三、突显“文学形式”：文学内部规律研究的深层开掘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