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心理学论文篇1

二、认知心理学在高校钢琴教学中的应用

（一）培养学生的听觉认知

对于一名合格的钢琴演奏者而言除了要有较高的演奏技能，还要具备高度敏锐的听觉，因此在高校的钢琴教学中，教师既要训练学生具备高超的钢琴弹奏能力，使学生能够颇为熟练的完整的演奏完一首曲子，还要对学生的听觉进行严格的训练，让学生能够听到自己所弹奏出来的声音，结合自己的理论知识，判断自己的演奏的好坏，在听的过程中及时调整自己不足的地方，且学生还可以从中自我反馈，清楚掌握自己当前的演奏水平以及有待提高和改正的地方，帮助学生扬长补短，与此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重技能，轻鉴赏是我国高校钢琴教学中所普遍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学生一弹错教师就立马上前指正，而离了教师，学生就弹奏不起来了，这表现出学生在弹奏过程中对教师的过度依赖，学生无法独当一面，学生的“听觉”迟缓，还何谈以听来纠正自己的演奏，还怎么获取反馈信息，使自己不断提高。因此，在高校的钢琴教学中，教师要注意培养学生的听觉认知，让学生从听的过程中认识到自己的真实情况，从而有效帮助学生提高钢琴演奏的水平。

（二）培养学生的逻辑认知

钢琴演奏并不是按下琴键发出声音这么简单的事，再难的演奏技能，相信只要勤加练习都可以有所小成，但是要想真正地演奏出一首完整的曲子，需要演奏者从内心感受曲子中所蕴含的真实情感，并在演奏中正确表达自己所理解和感受到的内容。高校生大部分都已是成年人，具备相对成熟的想象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因此在高校的钢琴教学中教师要注意因势利导，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引导学生对要演奏的曲子形成合理的认知。比如在演奏贝多芬的《月光》时要要表现出安静的，沉思的情感和状态，而在演奏《骑士》这首曲子的时候则要表现出一种雄壮、威武的气势。理性的分析以及对作品创作背景的了解是学生正确而完整的演奏完该曲的基础。这里所讲的背景包括作品作者的生平、作品创作的社会背景、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科技的发展水平等，这些都有助于学生从细节和整体上把握作品中的独特意义以及想要表达的意境，使学生更好地驾驭将要演奏的曲子。

认知心理学论文篇2

一、引言

语言和文化紧密联系，因此，英语学习离不开英语文化学习。（Carl James，2003；Lyons，1968；张德禄，2005；常宗林，2004；乐眉云，2006）如果我们只重视句子的完美形式而忽视其文化背景，就会变成Hymes（1967）所说的“文化怪物”（转引自张德禄，2005）。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文化作为一门重要的课程，普遍受到重视。西方学者Haviland（1975）认为文化是可以学习的；本族语者的文化知识是通过文化移入的方式由一代人传给另一代人的。而对于非本族语者来说，一种有效的文化学习手段就是通过英文电影感触西方文化的。Raggett（1975）（转引自桂诗春，2001）试验说明视觉图像比言语记忆保存的时间要长得多。近年来，英文电影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学手段，在英语教学包括文化教学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傅琳，2006；姚静，2005；刘悦，2005；刘丽丽，2004）。电影作为一种集音像于一体的综合艺术，能提供给观赏者四种文化形态——物质文化、关系文化、行为文化和心理文化（Lustig & Koester，1999）。它具有形象的直观性，能让观赏者直接地感受，使记忆更为深刻。英文电影在文化学习上的优势可以从长时记忆、心理语境和心理图式三个方面探讨。

二、记忆结构与英文电影

1.长时记忆与英文电影

记忆的目的是把信息储存起来供以后使用。当我们记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时总是不停地重复才能记住但不久遗忘掉。但当我们看完一部感人的电影或文学作品后，若干年后其中的情节还历历在目。心理语言学认为，记忆结构有三个层次——感觉记录器（sensory register）、短时记忆（short-term memory）和长时记忆（long-term memory）。长时记忆是记忆的最高层次，是保存知识的仓库，用来理解推断新的信息。桂诗春（2001）认为影响语篇理解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读者对语篇内容有无背景知识。这里的背景知识包括文化背景知识，它能使英语学习者更好地理解英语本族者，促进双方的交流，因此文化知识应被长久记忆。长时记忆包括一般知识文化知识和个人经验，如欣赏电影，前者叫做语义记忆，后者叫做情节性记忆。语义记忆相对稳定，而情节性记忆则是动态的，语义信息可以通过情节性信息的轨迹提取。例如，英法百年战争及法国女英雄的名字这些历史文化常识可以从《圣女贞德》（Messenger.The Story of Joan Arc）这部英文电影情节中获取。十八世纪的建筑样式这一西方文化常识可以从英文电影《爱国者》（The Patriot）的情节中直观地感受到。十七世纪英国皇家的官级服装样式可以从英文电影《加勒比海盗》（Pirates of Caribbean）的情节中形象地获取。陈旭光（2002）认为，电影都是以活生生的人为表现对象的，通过活生生的处于和他人、社会、自然的关系中的人，折射出广阔繁复的社会。文化不能孤立存在，它蕴含在地理环境、社会行为，以及支配这些行为的思维观念中。英文电影可以提供英语国家独特的生活形态、价值观念和民俗风情，这些方面的文化与电影情节相糅合，从而使观赏者在欣赏电影情节的过程中实现文化知识的长久记忆。

2.心理语境和英文电影

在阅读理解中，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如果读不懂概念存在的具体语境，就不能对概念之间的关系做出准确的判断，即使有时理解概念所处的语境，文化的不同也会造成错误的判断。心理语境论认为，由目标或文化所规定的某些语境可以提供一个概念里的特征之间的连接和一个范畴里的概念之间的连接。能够成为概念关系的知识基础的不仅是语境目标，还可以是文化目标。例如，教堂、牧师和婚礼在中国是互无关联的，但是在西方国家却归为有紧密联系的范畴。如果没有西方的文化背景知识，任何非本族语者就会对这种归类方式感到难以捉摸。因此，一个范畴里的概念由特定的文化相联结，不同文化里的人们进行交流必须了解双方的文化才能促进交流的成功。作为综合艺术的电影能够让观赏者身临其境地感受概念之间的联系，深刻地理解以英语文化为基础的心理语境。例如，在西方国家，狮子是百兽之首，在西方文化中与国王这一概念紧密相连，这两个概念的关系可以从英文电影《狮子王》中直观地感受到。因此，通过英文电影，观赏者可以形象地感受到由西方文化所连接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有效地建立本族语者的心理语境，从而深刻地理解英语语篇，促进跨文化交际的成功。

3.心理图式与英文电影

在英语教学过程中，一种普遍的现象就是：尽管作了不少努力，但有些学生仍然不能理解一些建构得不错的英语语篇。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对所学习的材料没有现存的图式，这种情况对理解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使他们无法摆脱那些起干扰作用的细节，因此在语篇理解中导致错误。Barlett（1932）的研究说明，图式在语篇处理中具有指引作用。由于中西的心理图式不同，学生在语篇理解中往往感到困难，从而造成错误的判断，因此，建立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心理图式，是准确理解英语语篇和促进跨文化交际成功的前提。英文电影可以帮助学生有效地建立起类似英语本族语者的心理图式，而且这种心理图式会随着经验的丰富而不断完善。英文电影《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Four Weddings and a Funeral）可以使我们建立这样一个心理图式。

图式中的某一点或几点被激活就可能会激活整个图式，也就是说，教堂、黑色礼服和胸前的白花就很有可能说明这是一个西方教徒的葬礼，葬礼始终保持庄严肃穆的气氛，到场亲友一般不能像在中国葬礼上一样号啕大哭。有了这样的心理图式，我们才不会因英语本族语者在葬礼上穿黑色而不是白色丧服而感到诧异。因此，通过英文电影，观赏者更容易建立起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心理图式，从而准确地理解英语语篇的含义，在跨文化交际中使自己的言谈举止具有“可接受性”（Carl James，2003）。

三、英文电影在文化学习上的可利用性

英语电影应是全面提高学生英语水平的途径之一，然而，英语电影欣赏在实践中并未取得应有的成效（李月林，2003）。针对英语电影对西方文化学习的影响，笔者在其所在的学校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调查的主要对象是英语专业三年级的六个班183名学生。调查结果显示，电影作为一种娱乐工具，其娱乐功能在学生中仍占有绝对优势。76%的学生看英文电影的主要目的是娱乐，英语技能学习和文化知识学习只是娱乐的附带品。尽管24%的学生以增加文化知识为目的观看英文电影，但其中认为在英文电影中所学的文化背景知识对英语阅读理解和跨文化交际偶尔有所帮助的占到76%，而认为从来没有帮助的也占到了11%，这说明大部分学生没有意识到英文电影在英语语言文化学习中的作用，而意识到英文电影在学习中的积极作用的部分同学对电影中的文化信息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结果导致英文电影在改善学生文化学习方面的效果不太理想。究其具体原因，可以从心理语言学的三个方面阐释。

首先，我们所记忆的是自认为重要的信息。在欣赏英文电影的过程中，如果只注意视觉和听觉的感官享受，而不注意里面可能隐藏的文化内涵，看完电影后就只能记住其音乐的动听、画面的优美和故事情节的感人，而不会发现其中的文化内涵。根据调查，55%的学生偶尔注意电影情节中的文化内涵并进行中西比较；3%的学生未曾注意过情节中的文化内涵也未曾进行中西比较，这说明多数学生在观赏电影时，没有把其中的文化信息作为重点，因而这些信息没有得到记忆。

其次，记忆编码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联系原则，该原则认为在一起发生的感知、思想和其他的心理活动会在记忆里联系在一起，所以只要其中的一些环节在以后出现，它就会触动其他相连的事情。例如，在英文电影《龙凤配》（Sabrina）中，由奥黛丽·赫本主演的沙布里娜谈论了一个平民姑娘与王子相爱拒绝皇室用钱收买的故事，这个故事说明了当时的等级制度极其森严。如果观赏者被故事本身的内容或由故事所引发的思想中的任何一个环节触动，就会触动其他所有相连的情感。例如西方森严的等级制度被触动就会带动平民姑娘与王子的爱情故事、拒绝收买的故事、沙布丽娜、当时用的关键词语“buy off”、电影的名称和演员的名字。相反，如果欣赏电影过程中没有思考西方的等级制度，即使看到这一词语也想不起前面的其他环节。根据调查，76%的学生偶尔联系课堂上所学的文化知识，3%的学生未曾联系过。这说明了大多数学生在观赏电影过程中没有积极地进行思考，联系课堂所学的知识，这也是利用英文电影改进文化学习没有显著成效的重要原因。

最后，信息遗忘是记忆的一个普遍规律。心理学认为，回述和再认会提高记忆强度，降低遗忘率。根据调查，71%的学生看完电影后偶尔对自己所学到的知识进行回述和再认，而从来没有此习惯的学生占到了11%，回述和再认的频率非常低，所以即使在看电影过程中学到某些知识，也会由于没有得到及时复习而很快遗忘掉。

懂得了记忆运作的原理，在观赏电影的过程中，我们就要培养多思考的习惯，多注意电影情节中所隐含的文化信息，多联系课本上所学的文化知识，多重复回述有意义的文化信息。尽管英文电影蕴含的文化信息丰富多样，但由于其比较琐碎，缺乏系统性，有些甚至没有现实性，因此不能同文化课本中的知识等同起来，一概而论。因此，笔者认为，文化学习的最好方式是课本与英文电影相结合，课本为本，电影作为辅助手段，使文化学习更为有趣，理解更为深刻。

四、结语

英文电影作为英语国家社会生活和地理环境的一面镜子，成为非本族语者了解西方文化的窗口。本文从心理认知角度介绍了英文电影作为现代媒介促进文化学习方面的优势，并解释了学生利用英文电影改善其文化学习但效果不太理想的原因。了解了记忆原理，学习者应该培养合理利用英文电影的习惯，通过英文电影的帮助，开阔文化视野，在轻松愉快的情节中结合课本文化知识实现对西方文化学习的长时记忆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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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心理学论文篇3

有更多的数据表明大学生同性恋群体并不像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乐观勇敢。在大学生同性恋群体的自评中, 虽然有40 % 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是“一个特殊但并没有危害性的群体, 需要社会的特别关注”, 另有54 % 的被调查者则觉得他们“跟其他的大学生没什么两样, 很正常”, 但是在被问及“您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的普遍态度”时, 仍然有高达58 % 的被调查者觉得社会对他们的态度是“鄙视, 厌恶, 排斥”的, 仅有10 % 的被调查者认同社会的普遍态度是“宽容, 表示理解”的。有些同性恋大学生表现出喜欢异性是为了掩饰自己同性恋取向，怕被身边同学知道后受到嘲笑、讥讽或是直接的人身攻击，有的还担心将来不能和异性结婚生子而遭受到父母家人的压力。如果大学生同性恋群体自身主体认为社会对他们是排斥的,那么这种悲观主义只能导致他们更为隐蔽的隔绝自己, 将与社会的互动压缩至最低, 随之而来的只能本文由收集整理是更为深层的心理压抑和人格异化, 而这是谁也不想看到的结果。

2. 大学生同性恋群体的安全隐患

大学生同性恋群体面临着一系列社会的道德的法律的经济的疾病的问题，他们的心理和行为与社会规范常常处于不相容的状态，这使他们经常地处于性的冲动追悔和苦恼的矛盾之中，正因为同性恋者接受的是绝大多数人的异性恋的主流文化，所以他们最共同弱点是自嘲、自贬、自病和自弱，他们心情压抑，心理困惑，行为隐蔽，不敢正视生活，直面人生。学者张北川根据多年来一直对同性恋者进行的跟踪调查，得出一组沉重的数据：因为歧视，30%-35%的同性恋者曾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9%-13%的人有过自杀行为，同样是因为歧视，21%的同性恋者在身份暴露后，受到异性恋者的伤害，包括当面侮辱殴打敲诈等。这些焦虑和困惑使同性恋大学生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特别是影响学习，个别人因此出现抑郁倾向 ，甚至出现自杀倾向。另外，由于校园里缺乏适时适度的性教育，很多年轻的同性恋者只能通过黄色网站等不良渠道涉猎相关知识，这也是同性恋者出现违法行为的重要诱因。

大学生是将来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这一群体有主动要求心理辅导的同性恋者，也有有了心理困扰拒绝别人帮助的同性恋者，且成为同性恋可能是自愿的，可能是被迫的，或许还有其他。他们的生活充满了痛苦，在同志内部，他们要面临感情的追逐、面对外部环境，有来自家庭、道德伦理法律的诸多困扰。这类学生有主见，且自我封闭害怕被同学发现大学生一般都过着集体生活，对于同性恋大学生除了学习的使命外，不但要处理好自己的人际关系 ，而且要努力使同志间的恋情不被外界环境的压力而产生动摇，所以他们生活的很辛苦，如果同志间的情感不稳定且抵挡不住外界的压力，情绪很容易波动，也很容易产生轻生的念头。

3.加强大学生同性恋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很多大学生对同性恋现象的认知更多地停留在行为层面, 对于精神层面的内涵了解较少,对于同性恋行为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与偏见, 如将同性恋群体视为情感游戏者、道德败坏者或性病、艾滋病传播者, 由此就本能地、情绪化地反感他们, 并在道德上歧视他们。大学生同性恋群体整体的生存环境仍十分尴尬, 来自家庭、社会、学校、道德、伦理、法律的诸多外在困扰使多数同性恋者不得不隐瞒自己的真实心理倾向,承受着压力和痛苦。每个人对自己性倾向的认识和认同都有一个过程, 自我认同不足是导致许多同性恋者痛苦的内在因素。大多数的同性恋大学生生活在自我隐藏状态中,他们或是担心暴露性取向后受到歧视； 或是希望找一位同性恋爱对象, 但不敢或没有渠道去找；他们为未来能否结婚而焦虑, 特别是独生子女同性恋者, 担心将来不结婚要遭受来自家庭的沉重压力；部分同性恋者因为希望改变自身性取向却又无法改变而产生抑郁情绪；也有不少同性恋者偶然发生同性性关系后担心感染性病、艾滋病而感到焦虑。这些困惑和焦虑使同性恋大学生的生活、学习、人际交往等受到极大影响, 不少人患上不同程度的抑郁症, 甚至出现自杀倾向。作为高校辅导员我觉得大学生同性恋群体的心理健康很令人担忧，所以做好大学生同性恋者的心理健康教育是至关重要和迫在眉睫的。

4.加强大学生同性恋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途径

4.1做好高校教育引导工作

开设专门的教育课堂，增强大学生健康的性文化教育，引导学生确立正确的性取向。高校应加强健康的性文化宣传，引导和鼓励大学生之间正常的两性交往，让大学生掌握科学的性知识和树立健康的性观念，形成和谐完美的人格和人生观、道德观。

4.2加强人文关怀积极融入到群体生活

由于大学生同性恋群体内心较为脆弱，极易出现心理波动，辅导员老师应深入了解学生情况，特别是特殊生群体，其中应加强对同性恋学生群体的关怀与心理辅导，用辅导员的真挚和关怀使大学生同性恋者缓解压力，动员干部、党员、室友关心同性恋同学，不要使其孤立，通过与同学交流与参加活动，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发挥他们的才能与特长使其融入到群体中来，令他们放松心态，慢慢的帮助当事人形成正确的自我信念。

认知心理学论文篇4

二、自我认知对解决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作用

大学阶段，是社会化的重要阶段，也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而经过“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式的选拔考上大学，发现周围都是与自己能力水平差不多甚至高于自己的人，发现自己不如以前出类拔萃，以及远离熟悉环境开始独立生活等。如若不适时正确调整自身心态，就会有产生自卑、嫉妒甚至敌对等心理的可能，进而使一部分大学生不愿意参加活动，对他人漠不关心，认为自己对别人来说可有可无，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阻碍大学生的综合发展。

（一）自我认知团体模拟实际环境为实际问题解决提供范例

在自我认知团体活动中可以生动模拟还原实际情况中出现的问题，并为案主提供了更为综合的模拟社会现实环境，易于将辅导中收获的效果运用于实际生活中去。在辅导中使案主接受到多方面刺激，来思考、学习、面对自身的现实问题。团体中沟通交流与现实中的相似使得辅导效果更容易巩固与应用。团体辅导中指导与学习正确解决方式的过程也促进了案主个人的身心健康发展。除此之外也为案主建构了适合其自身的社会支持体系。需要对自我认知进行团体辅导的成员大多因为社会支持薄弱对自身现状感到无助、无力与悲观。而在自我认知团体中因各个成员的相像性以及建立的平等和团体中的归属感、被认可的社会场境以及相互扶持、共同进步的环境，事实上又建构成或改善了成员的社会支持体系。

（二）自我认知团体感染力强、影响广泛

团体成员在团体中找到了共同体归属感。在团体中因成员有着相同的经历或相同的愿望，所以成员间有着平等的感觉，有着强烈的被接纳感受，自己不再被边缘化，感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从而对团体产生归属感与认同感。可以创造相互帮助、共同成长的学习机会。成员通过诚实地回应其他成员的成长，表达的是对他人的接纳和肯定。这种接纳和肯定使成员彼此之间愿意和乐于相互学习、相互帮助，从而实现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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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G352

在上世纪90年代，Ingwersen提出在国际情报学界已形成了北欧方法(Scandinavian approach)。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以丹麦皇家图书情报学院、芬兰坦佩雷大学和瑞典哥德堡大学为代表的北欧情报学研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学术风格，且颇多建树。领域分析就是典型代表。在我国，文献较早地介绍了领域分析学说。近年来领域分析在国内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拟对领域分析的研究进展做一系统的论述，以促进学界更深入的探讨。

1　领域分析概述

丹麦情报学家赫约兰德(HjCdand)和爱布瑞森(Albrechtsen)首先提出了情报学中的领域分析(Domain analysis)概念。两人合作发表的文献全面阐述了领域分析的历史渊源、理论思想和方法，被视作该学说建立的重要标志。尽管领域分析学说提出的时间不长，但发展却很快，至今已形成了涵盖从原理到应用各个方面的成熟思想体系，既可把领域分析称作元理论，又可称作范式和方法论，具有所指意义的多元性。领域分析的经典表述是：

理解情报学中情报的最佳途径是研究作为社会劳动分工一部分的知识领域，即话语社群(discourse community)。在不同的领域中，知识组织和结构、合作模式、语言和交流形式、信息系统和相关性标准都是话语社群的工作客体和社会角色的反映。个体的心理、知识、信息需求和主观相关性判断标准都应当从这种视角来看待。

2　领域分析的关键概念

总体来看，领域分析意指情报学的最佳研究对象是知识领域，它是一种集体知识结构。情报学视角下领域的信息结构分析包括知识规模、知识组织、引文模式、传播、范式、知识组织等方面，目的是使知识传递、使用和中介的效果达到最优。不同领域中这些方面的结构不同，这是领域特殊性的一种适应性表现。工具、概念、意义、信息结构、信息需求等都是在知识领域即话语社群中得以塑型的。

在领域分析的经典表述中，“领域”与“话语社群”是两个相关联的关键概念。作为领域分析的创始人和主要推动者，赫约兰德认为领域可以是一个学科或学术区域，也可以是与信仰、职业或惯例相关联的话语社群。话语社群形成的标志则是在某一群体中存在着有序的、由概念结构、制度栅栏(enclosure)和话语场域的管控共同加以结构化的交流过程。赫约兰德的关注重点放在了领域的维度分析上。他指出：领域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社会学三个维度来认识，其中后两维度是核心所在；领域是动态的，三个维度之间也是相互作用和变化的，领域的研究应考虑本体论、认识论和社会因素之间的复杂交互。

但应指出，维度的分析并不能代替概念的界定，泰尼斯(Tennis)就曾指出领域的界定和边界存在着混淆，这可形象地比喻为：赫约兰德提供了领域分析这个“锤子”，可是领域这个“钉子”是什么还没有定论。为此泰尼斯提出两种分析工具，即调节域和专业化程度，前者可通过领域中成员与领域分析学者的沟通协商来设定领域的名称和外延，从而解决领域的界限问题，后者设定领域的内涵，关注的是其核心议题和领域问的交叉情况；这样，使用两种工具及其包含的参量就可以定义一个领域。这是方法论角度的定义，所谓确切的“钉子”还是没有找到。赫约兰德对此则认为，领域的质化研究应始于对主体或兴趣群体的高层次诠释研究，要找到构成领域中不同现象基础的旨趣，再通过磋商取得理想的定义。

麦(Mai)采用与赫约兰德相似的思路，明确指出领域是指分享共同目标的人类群体。领域的概念要把形式化(formality)结构和实际工作与活动结合起来考虑，后一方面跨越学科专业界限而聚焦于人的活动、合作以及共同目的。这表明领域概念与人类活动密切关联，所定义的领域是以活动为中心的。笔者认为，这种定义实质上是以活动理论作为元理论基础的反映，活动理论强调的活动这一核心概念规制了领域的本质和界限，正是以包括共享目标在内广义上的活动作为标杆，领域的轮廓才得以勾画清楚。因此，可以将领域定义为“以社会中有机联系的共同活动(包括共享目标、任务、合作、交流)为基础、结合专业的形式化结构而形成的群体”。依此定义，我们继而可以把学科和专业看成是具有相似结构或特征的多领域聚类而成的领域簇。

3　领域分析的社会认知观

3.1　社会认知观的理论内涵

领域分析将认知问题当作核心关注之一，所持的观点是社会认知观(socio-cognltive view)。其思想基础是包括维果斯基的社会历史文化理论在内的活动理论；此外，杜威的实用主义也是重要的思想来源，赫约兰德将它们合而称之为实用实在论。同维果茨基的观点一致，社会认知观认为，当习得了语言符号之后，人的认知过程更多地就以符号、意义和记号为媒介，此时个体存储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主要地依赖于他掌握的符号系统；而这些符号系统首先是在个体外部、在文化中发展起来的，具有文化社会及领域特殊性，其后才被个体内化并塑造改变了个体的认知，这样人的认知发展对文化和社会的依靠比生物构造的依靠就大得多。总之，认知首要地由社会文化情境因素所决定，并通过掌握社会文化因素的中介载体工具――语言符号系统来实现从发育早期的生物心理驱动向社会文化历史驱动的认知功能的改变。

3.2　社会认知观与传统认知观的比较

社会认知观是以情报学传统认知观的批评者和替代者的身份出现的。传统认知观秉承两个基本假设：一是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把个体认知功能和知识结构当作核心问题，坚持社会现象可层层还原为心理现象的观点；二是认为心智模型与人头脑中的先天神经结构存在联系，认知科学同神经科学密切相关。社会认知观对此持有否定的态度。社会认知观认为，传统认知观研究的是脱离社会历史文化情境的孤立个体认知和内部心理结构，而恰恰是这些情境因素对认知形成起着决定性的意义。社会认知观虽然对个体认知感兴趣，但并非从研究孤立个体的心智科学或脑科学的角度来探究，而是采用社会情境的方法来看待认知问题，认为对个体知识结构的理解只能建立在对群体导向的分析上，即特定个体的知识水平、个体从信息系统使用中的获益以及知识利用中的障碍，从根本上说，并不是通过大脑功能和机制的心理分析就能阐明的，而是凭借着对个体的社会角色、工作、任务、教育背景和学科关联这些社会情境变量的充分认识才能解释清楚。通过由外及内的方法路径，社会认知观把焦点从抽象的个体转移到社会一文化情境，强调存在着将源于文化的符号内化于主体之中的过程，认知

过程要以文化、历史和社会所构建的意义作为中介，需要从社会文化、实用主义和实在论的理论高度研究认知。这些观点再一次体现出社会文化历史理论和活动理论的要义。

4　领域分析的基本方法

一种成熟的理论必然有其系统与完善的方法，领域分析也概莫能外。赫约兰德在被评为《文献学杂志》2002年度最佳论文的文献中列举了领域分析的11种研究方法，分别为：编制文献导引与主题网关、构建专业分类法与叙词表、专业学科中的标引与检索、基于经验主义的用户研究、文献计量研究、相关的史学研究、文献和文献类型研究、认识论和批判性研究、术语学和专门语言学研究、科学交流中的结构与制度研究、科学认知与专家认知及人工智能。领域分析的这11种方法既有传统的，也有新产生的，彼此间互为补充。当它们共同应用于同一知识领域时，情报学的独特学科视角就能最好地凸显出来，情报学的学科“核心竞争力”也因而得以形成。

当然，这11种方法在领域分析中的重要程度是各不相同的，正如领域分析的别称社会学一认识论范式所昭示那样，认识论方法与社会学方法统领了领域分析的方法论纲领，认识论方法则是领域分析最基本的方法，如果舍弃这种方法，其他所有方法都会变得浅显”“。情报学任何理论问题归根结底都要推演到其认识论假设的这一基础性问题上。认识论渗透到用领域分析思想研究情报学的各个方面，如知识组织、用户信息行为等。基于此，赫约兰德专门建立了讨论认识论的学术网站，并命名为Epistemoloogical Lifeboat，把认识论之于情报学比喻成救生艇，意在强调情报学未来理论发展关键要依靠认识论。

社会学一认识论范式也是社会认知观的另一同义表述。从该范式的角度看，传统的认知观研究个体心智模型，可是社会里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心智模型”，因而缺乏普适性和将模型一般化的可能，而认识论是关于人如何获得知识的理论，是一种广义层次上普适性的“认知模式”研究，可以提供最一般化的“心智模型”；换言之，社会学一认识论范式自顶向下宏观地把个体知识看作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把心理学问题予以认识论化聚焦在认识论的框架内解决问题，使研究具有了较强的普适性。

5　情报学分支学科的领域分析视角

5.1　信息用户及行为

领域分析反对信息行为研究重心从客观实在转向主观现象，认为后者是没有任何现实解释力的，用户的信息查寻行为应当在检索的客观可能性的知识和用户如何利用这些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加以诠释；不能把用户当作毫无区别的整体进行全局性的研究，抽象或适用于所有知识领域的用户模型是不存在的，要认识到用户隶属于不同的文化、社会结构和知识领域，知识的生产者、中介和用户在社群里以不同程度相关联，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语义距离。认识论是信息用户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的理论根基。

5.2　信息检索

从领域分析的视角看，主题检索点的信息价值随所处知识领域的惯例和著述文化的不同而变化，并无固定值。不同检索语言各有长处互为补充，要根据知识领域、用户群体以及文献和媒介的不同类型来应用适宜的检索语言。用户在信息源及其描述用语等方面的期望与客观实在的相符程度、用户的专业知识、提问式与具有既定潜在信息价值的文献之间的语义距离是任何检索理论都必须予以考量的。目前研究通常关注如何构造出好的计算机“心智模型”如布尔逻辑、段落标引等，而更应重视“专业文献的心智建模”(“Mental modeling”of subject literatures)这一核心议题。认识论提供了理解专业文献心智建模内容的理论基础。在相关性判断上，相关性应看作是客观而非主观现象；不管用户的主观偏好和判断如何，如果某一事物对欲达到的目标有用，那它就同目标相关，同样，一旦给定目的，基于该目的的特定文献的相关性也就客观地确定了，用户是否有能力认识到这一客观实在的相关性是另一回事情。认识论理论是相关性研究最基础和最广义的理论。

此外，领域分析在数字图书馆、知识组织、知识服务等诸多分支学科的应用中也产生了新颖的观点。文献就对面向领域和话语社群的知识服务理论进行了阐述。

6　领域分析的理论意义与学术评价

领域分析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业已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在情报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拓展了情报学的眼界，提供了一种思考问题的新方式。领域分析对于强化情报学的职业和学科身份、从而与计算机科学和认知科学相区别有重要的贡献。具体而言，它的理论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提供了情报学理论全面系统的视角；②将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对于学科中所有主要概念的观点立场在逻辑上连贯一致，使情报学与自身学科发展史一脉相承；③能够整合情报学中不同分支学科；④使信息系统和技术更好地适应异质用户群体及其兴趣。此外，从元理论角度来看，领域分析的元理论基础――实用实在论和活动理论，在其学说中得到了明确的阐述，正是因为自身元理论基础坚实、思想明确，上层的理论才能够很快得以发展。率先采用元理论――理论――应用三位一体的学科理论构建模式使得领域分析在情报学理论大厦的建设中成功地占得先机和优势。

认知心理学论文篇6

“认知诗学”是1983年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ReuvenTsur教授首次提出的，1992年他出版的《建构认知诗学理论》一书真正开启了认知诗学研究之端绪。虽然20世纪末并未见证认知诗学研究热潮的到来，但到了21世纪初，Stockwell2002年出版的《认知诗学导论》（CognitivePoetics:AnIntroduction）、Gavins&Steen主编、2003年出版的《认知诗学实践》（CognitivePoeticsinPractice）、Semino&Culpeper2002年出版的《认知文体学：语篇分析中的语言和认知》（CognitiveStylistics:LanguageandCognitioninTextAnalysis）等3部认知诗学标志性论著的相继问世，引起了语言学界和文学评论界的不同反响，形成了认知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此将学术界对诗学的研究引上了认知的路径。

认知诗学将认知学科运用到诗学研究中，而文学观则是诗学的第一命题。Stockwell（2002：1）在《认知诗学导论》中开宗明义地宣称：“认知诗学就是关于文学作品的阅读”。Tsur的认知诗学研究强调认知学科工具和传统文学批评与语言学工具相接合，解决了人类信息处理对文学语言的制约，对传统文学批评通过内省直觉文学效果作出了强有力的阐释（Tsur，1992：360）。Gavins&Steen（2003：1）认为文学是人类日常生活经验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也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特殊体现方式。这种认知根植于人类赋予世界以意义的一般认知能力之中。因此，文学解读可参照人类普遍的语言机制和认知机制。

认知诗学按研究对象分为4个不同的研究派别：第一流派以认知诗学先驱Tsur为主要代表，借鉴了第一代认知科学研究成果，如认知心理学、神经解剖学和文学批评等描述研究诗歌理论和方法论，以及Gibbs（尤其是实验认知和社会心理学，心理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和KeithOatley（基于认知心理学，以人类情感研究著称）的研究成果；第二流派Tabakowska将Langacker（1987/1991）认知语法理论中的意象理论应用到英语诗歌翻译研究中；第三流派是以认知语言学先驱Lackoff&Turner为代表的运用概念隐喻理论研究诗歌隐喻的流派；第四流派以Stockwell、Gavins、Steen等所有除上述提及之外的第二代认知诗学代表人物，他们运用包括认知语言学、认知叙事、认知文体等各种不同的跨学科方法研究文学。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认知诗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艺术理论，正不断地走向成熟和独立。认知诗学力图从认知角度重新评估概念和范畴，重新审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及文学阐释，以寻找一条接通文学—语言—心智研究的新路径，构建一种系统的文学理论。因此，本质上认知诗学是认知框架下的一种当代西方诗学理论，应归属于西方诗学。在中国，近年来已经或开始关注认知诗学研究的学者队伍正在日益壮大。继我国学者（刘立华、刘世生，2006；熊沐清，2008；尚必武，2011等）将认知诗学的标志性著作陆续介绍给国人之后，认知诗学正成为当下学界关注的又一个新热点。国内学者研究的聚焦点主要在国内外认知诗学研究概观、发展态势展望，以及将认知诗学的重要原理运用到文学文本解读之语篇分析实践上（如苏晓军，2009；蒋勇军，2009；赵秀凤、叶楠，2012；蓝纯，2011等）。但我国目前的认知诗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土化进程仍需要时间。

二、认知诗学与文学翻译

1．翻译的诗学演进

根据上文的界定，如果说诗学是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的关于文学理论、流派、或是文艺创作手法之总和的话，那么不难理解“翻译诗学”就是将翻译艺术提升到翻译理论体系。一切具有文学性、文学价值的译作、译技、译论都是翻译诗学的研究范畴。西方最早将“诗学”引入翻译研究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批研究者，其代表人物为利维、米科和波波维奇。他们的翻译研究源于俄国形式主义流派的客观诗学，在批判传统译论采用乔姆斯基的深层结构基础上，发展了形式主义的诗学观。而“翻译诗学”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法国著名文论家亨利•梅肖尼克于1973年所著的《诗学——创作认识论与翻译诗学》一书中。梅肖尼克认为“诗学”是“关于作品价值与意蕴的理论”；“翻译理论当被包含在诗学之中”；梅肖尼克批判形式—内容二元对立的思想，否定传统的意义观，并对奈达、斯坦纳等人只注重意义而忽视话语连贯性的翻译观进行批判的同时，将“创作性”、“历史性”、“作品的整体性”概念引入到翻译诗学中。梅肖尼克的翻译诗学将文学翻译置于语言之上，但因缺乏可操作性的理论系统构建，所以为后人留下了更多研究空间。文化派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Lefevere）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将翻译诗学融入翻译“改写”理论中，提出“翻译就是文化改写、也就是操纵”（Bassnett&Lefevere，1992）。勒菲弗尔（1992：45~48）提出了影响文学翻译的三要素：诗学（Poetics）、意识形态（ideology）与赞助人（patronage），其中诗学是制约译作生成的内部因素，而意识形态是制约译作生成的外部因素，属于“非语言”因素。勒菲弗尔的“翻译诗学”突出了翻译对原作文化层面的改写、操纵以及意识形态和诗学对翻译的影响。其他西方学者如美国WillisBarnstone（1993：51~55）在其著作《翻译诗学：历史、理论、实践》、英国GeorgeSteiner在其专著（1975/1998）《翻译的系统诗学》、埃德温•根茨勒（EdwinGentzler）（2004：167）在MonaBaker所编的《翻译研究百科全书》等书中都对“翻译诗学”做了宏观和微观上的深入阐述，并使其外延与内涵不断扩展。在中国，袁筱一、许钧教授（1995：60~66）是较早关注翻译诗学理论的学者，他们将法国梅肖尼克的翻译诗学理论系统地介绍给国人，并与许渊冲教授的“翻译诗学”做了对比，发现与中国传统译论的“神似说”与“化境说”有着极为相似的一面，并得出中国的翻译诗学实则早已存在的结论。但他们同时指出：中国翻译理论只有诗学范式，没有逻辑范式；“中国译论就是中国的翻译诗学”。徐新建教授（2001：16~23）从比较诗学的角度论述了“中国诗学”在现代汉语中包含着3种源流：第一是对西方“poetics”等的翻译转换；第二是对中国传统文论的阐发（再造）；第三是对“中国”现代文论的建构；并认为“翻译诗学”就中国对西方的引进而言，就是汉语传述的西方诗学，“翻译文论”亦然，“翻译诗学”已融入中国现代汉语思想资源，并充当了中西之间进行比较的“第三者”。学者吕俊、侯向群（2006：56）认为，就中西翻译研究的诗学范式而言，中西是相通的，“无论是西方以修辞学为理论指导的翻译研究，还是我国以中国古典美学为指导的翻译研究，都有重感性、轻理性、重感悟、轻分析的倾向，都对客观知识与理性持排斥态度”。

上述学者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翻译诗学”进行了研究。从中不难看到，一方面，我国的翻译诗学在借鉴西方诗学中定位自己；另一方面，“只有诗学范式，没有逻辑范式”、“重感性、轻理性”的我国传统译论有其独特优势的同时，也常被概括为“印象式、点评式、随感式之‘三式’”而被认为缺乏学科形态，为人所诟病；梅肖尼克的翻译诗学在强调文学翻译超越语言之上的同时，有忽略文本语言形式客观存在之嫌，其为一，而缺乏相应可供操作的指导性的系统理论，其为二；以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文化派的操控论在张扬译者主体以及意识形态等外部客体的同时，应警惕因过于张扬而忽略文本的客观性。

2．认知诗学与文学翻译

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再现原作的艺术价值与诗学功能。文学富含诗性语言，文学性的蕴意既隐身于语言之中，又超乎语言之外。语言学的严密逻辑固然无法解释诗性，因为诗意贵在体悟，犹如悟禅，梅肖尼克在翻译诗学里也持相同的观点：“文学翻译的特殊性使之不能用语言学手段得到诠释，必须纳入诗学轨道”。但文学语言形式的特殊性是客观存在的，且是不容忽视的客观现实，人类需要对这种特殊语言形式本身作出合理的解释。认知诗学源于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等多种认知科学，跨学科是其基本属性，心智体验是其哲学基础，文学文本是其研究对象。因此，认知诗学能够通过人类心智的互动体验，将人类普遍的语言机制和认知机制作用于文学翻译，构筑语言与文学之间通约的桥梁。

认知诗学在注重文学语境在意义构建中的重要性的同时，一并考察人类情感、审美等非概念意义，但所有这些都离不开语言机制和认知机制的相互作用，这也正是认知诗学力图超越传统印象式审美批评最主要的标志。此外，注重整体效果，遵循格式塔“整体不等于局部之和”，是认知诗学的又一个重要命题。Stockwell指出，传统文学批评过于聚焦“作者—文本—读者”三角关系，不同流派或方法有着不同的关注焦点，但认知诗学并不局限于任一点，它是对整个文学活动过程的彻底重估。虽然认知诗学与梅肖尼克的翻译诗学所强调的整体效果在某种程度上存有交叠，但前者涵盖更广、更全面、更精细，分析文本更具有可操作性。虽然认知诗学与认知语言学也有不同程度的重合，但各自的研究目的和研究范式都各有侧重。诚如Tsur（2002：314）所言，语言是概念化的，诗歌中的情感、审美等因素是非概念化的，是言说不了的；认知诗学主要探讨如何用概念性的语言理解文本中的非概念化的因素，如何运用认知理论获得对文本结构的感知效果（2008，31（4）：2~20）。

尽管认知诗学研究的聚焦点在于文学文本的阅读和理解，目前在文学翻译研究上著述寥廖，但是文学翻译研究理应归属文学文本研究的一部分。因为“翻译文学”是文学作品一种独立的存在形式，既然它不是外国文学，那么它就该是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一部分（谢天振，1999：239）。因此，认知诗学能给文学翻译带来新的方法论指导，并启迪翻译实践。从文学翻译的实践来看，认知诗学能够为译者正确理解原文、选择适当的翻译方法提供有力的帮助。以认知诗学理论为指导，可以使译者更深刻地认识到重视文本的整体效果和认知语境的重要性；由于认知诗学强调文学植根于语言，语言植根于人类的认知活动和生活体验，这就为文学翻译打破形式和意义的二元对立，注重人的参与，注重作品整体价值——“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20世纪90年代初，ElzbietaTabakowska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认知语言学与翻译诗学》已经昭示了运用认知诗学基本原理来分析诗歌翻译的可行性。鉴于其跨学科属性，认知诗学能够成为文学翻译批评与阅读欣赏的一种新型的方法工具，在整合认知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可以有选择性地运用认知学科和文学的核心论题和概念，把认知、诗学和翻译真正地连通起来，从而更大地发挥其阐释潜力。

认知心理学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4-0083-07

对文化的关注是20世纪后半期心理学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从60年代开始,心理学家就从多个角度探讨文化的影响问题。罗素、许琅光、韦伯、Nisbett和彭凯平等人关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论述,成为20世纪后半期文化心理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从DeVos与Hipplerjan1969年最早提出文化心理学的名称至今,文化心理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依赖与独立型自我构念、整体与分析性思维方式等均使用“特质方法”探察文化间的差异。这种方法虽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推动了文化心理学的发展,但由于其仅仅局限于文化问差异的比较,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在过去的十年中,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开始对西方心理学的种种理论是否适用于欧美文化之外的世界产生了怀疑:文化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影响人的心理与行为?Hong等人从社会认知的视角出发提出的文化的动态建构理论系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动态建构理论的思路

动态建构理论借鉴了G。Kelly个人建构心理学思想的观点,Kelly强调个体对自我和社会现实的主观建构,这种主观建构是一种内隐理论,它引导着人们对自我和他人信息的加工及理解过程。Hong等人将“内隐理论”引入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认为文化对人们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是通过人们在文化环境中习得的内隐文化理论来发挥作用的,不同文化下人们的内隐文化理论有不同的内容,导致了不同文化下人们的认知、情绪、动机及行为的差异。

动态建构理论强调内隐文化机制的动态性,认为文化的影响不是稳定不变的,也不是在任何情境下都是一致的。当特定的文化情境进入人们的思维时,激活了人们的内隐文化加工机制,用于解释当前的刺激情境或引导个人行为时,文化的影响才发挥作用。该理论强调的是文化与情境的交互作用,而不仅仅是文化差异。这使得文化心理学不仅要探讨不同文化团体之间成员社会认知的差异,同时也要探讨社会认知对文化影响的调节效应。

Hong认为文化心理学应像人格心理学那样将情境因素作为变量加以研究。如果人格的表现具有情境特异性,那么文化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也应是在不同的情境下呈现不同的特点,以往将文化内部的行为变异视为一种测量误差是不合适的。如果特定情境中人格的表达受到知识激活等社会认知原则的制约,那么社会认知分析同样也应该适用于文化对行为影响的研究。从社会认知的视角分析,文化并不是以一种僵化的方式来决定行为,其对行为的效应也不是统一不变的。当行为情境发生变化,文化对行为的效应可能会加强、削弱或者以另一种方式发挥作用。

事实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文化心理学家开始关注情境变量的作用了,而且很多实证研究也为这种动态建构的观点提供了支持。比如在探讨东西方文化下个体思维方式的整体性与分析性差异时,这种文化差异仅仅出现在当文化的知识范式得到彰显时。这种“彰显”效应说明尽管东亚人也能够使用分析性的、自我中心的推理方式,但在特定的情境下,在东亚人的知识范式的重要性或可应用性得到彰显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使用所处文化推崇的思维方式。Choi等人对归因风格的文化差异研究也发现,东亚被试在一般情境下也与北美被试一样做特质的归因。但是,当情境因素彰显时,相比北美被试而言,东亚的被试更易于调整自己的归因方式,将行为归因于环境而非个体,从而更不容易犯基本归因错误。这些都证明文化对人们心理的影响是受到情境因素影响的,因此,文化动态建构理论在解释文化效应的情境特异性上更有优势。

二、动态建构理论的作用机制

认知心理学论文篇8

自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以来，承传并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在回应西学的挑战中，产生出对知识与理性的诉求。这一诉求在熊十力的哲学中也得到了表现。

熊先生著述甚丰，其哲学以“境论”为名，出佛入儒，归宗大易，以“体用不二”建本立极，确立了人生的安心立命之基，同时使生活世界也具有了本体层面的超越意义，确实地开出现实社会人生的本体境界。在现代新儒学的发展运动当中，熊氏以其哲学成就被誉为“现代新儒家理论体系的真正奠基人”，并且“奠定了这一思潮的哲学形上学之基础”。20世纪海内外对熊先生思想的总体研究状况，可参见郭齐勇《数十年间海内外熊学研究动态综述》和秦平《近20年熊十力哲学研究综述》二文。

熊氏常说“吾学贵在见体”，在《新唯识论(语体文本)》的“初印上中卷序言”中，熊氏自陈：“原本拟为二部：日《境论》，(境者，所知名境，本佛典。今顺俗为释，如关于本体论及宇宙论、人生论等，有其所知、所见、或所计持者，通名为境。)曰《量论》。(量论，相当俗云知识论或认识论。量者，知之异名。佛家有证量及比量等，即关于知识之辨析也。)只成《境论》一部分，《量论》犹未及作。”但是，熊氏在著“境论”的同时，始终念念不忘与“境论”需要一同著出的“量论”，即知识论。熊氏在《原儒》中列出了“量论”的轮廓：“原拟为二篇：曰《比量篇》，(比量，见中译因明书。量犹知也。比者比度，含有推求、简择等义。吾人理智依据实测而作推求，其所得之知曰比量。此与因明不全符，只从宽泛解释。)曰《证量篇》。(证者知也。略言之，吾人固有迥然昭明离诸杂然之本心，其自明自了，是为默然内证。)”然而熊先生最终自陈“今精力已衰，虽欲写一纲要而不可能”。“量论”尽管未著出，但这一轮廓已指示着著述“量论”的线索。

学者们对熊氏“量论”思想的研究，按不同的思路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侧重体用不二的思想，从性智与量智的关系出发，认为量智是性智的发用，“境论”与“量论”之间是相互包含的关系。第二类侧重现象与本体的区分，认为认识现象的量智(科学)与认识本体的性智(玄学)是不同的两种认识方式，重在阐述性智的“境论”与重在阐述量智的“量论”并不相互包含。第三类通过从不同的思想资源出发对熊氏的“量论”思想做出了分析。

一、“境论”与“量论”相互包含

贺麟在《论熊十力哲学》一文中指出，熊十力所认为绝对永恒之本体，乃本心，本性，而非心理学可以研究的思虑营为情感意欲等习心。习心与物相对，在某意义之下亦是“无自性”之物，而本心则“众物皆为表现其自身之资具，而不物化者也”。与物相对之心，乃本心之显现或发用。因此，心物亦非二物，而是一个整体的相反相成的两方面。此说破除把心消纳到物、执著物质的唯物论，并破除执著习心或势用之心把物消纳到心的唯心论，而成一种心物合一的泛心论。熊十力所提出的即用显体之说，实不啻为反本归寂明心见性指出一下学上达简易平实之门径。陈荣捷在《新唯心儒家：熊十力》一文中认为，心、意和识，乃是“本心”的不同方面。刘述先在《当代新儒家的探索》与《对于熊十力先生晚年思想的再反思》二文中认为，依熊先生的看法，科学乃是假定万殊之物界为实在而分门别类以穷其理的格物的学问。然圣学却由万殊以会入一本，盛张体用不二之旨，虽重穷极根源，而亦不遗万殊。熊十力以量智为性智之发用的慧识，是后来的新儒家们所无法超越的。陈来在《熊十力哲学的明心论》一文中认为，《明心篇》继承了唯识宗意识分析与儒家心性哲学的双重传统，兼涵知识意义与实践(伦理)意义，实质上相当于宋明理学的心性论与格致论。用良知与知识的关系来说，既要求良知展开为知识活动，又要求知识活动为良知之发用和流行，智不能离识，识也不能离智。楼宇烈在《熊十力“量论”杂谈(三则)》一文中指出，“境论”和“量论”不二。熊氏的本体论最后是落实到他的认识论的归本证量上的。熊氏在“境论”中对本体存在的证明，实际上正是运用了他准备在“量论”中论述的对本体存在认识的理论和方法。在熊氏的“境论”中已包含了“量论”的主旨，“量论”的主体部分在“境论”中已得到了相当充分的阐发。杜维明在《孤往探寻宇宙的真实――重印序》一文中认为，由反身工夫所体现的哲学思辨是以证会“本体世界底真实”为意旨的，不离闻见亦不脱经验，但不能从一般知识累积或逻辑推论而得。为学切要功夫必从收敛精神、集中心力以扩展自家本身的这点萌蘖开始，去努力创生。高振农在《试论熊十力对印度佛学思想的批判与改造》一文中指出，熊十力提出“反求本心”或者叫做“反求自识”的认识理论，也就是直接凭借自己的“本心”去认识自己。人们认识事物，只要通过“反求本心”。林安梧在《熊十力体用哲学之诠释与重建》一书中指出，熊十力破解了意识的染执性与权体性，而呈现了意识之本然的透明性与空无性，更且指出意识之本然亦隐含着明觉性与自由性，此明觉性与自由性即是存有的根源开显之动力。熊十力破斥了传统的知识论上的符应说，相应于熊氏所建立的这套活生生的实存而有这样的存有学及本体现象学，他又建立了以主客互融、范畴裁制一起完就的知识论。岛田虔次在《熊十力与新儒家哲学》一书中认为，哲学的任务以认识存在界本体(实体)为目的。本体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如强名之，可日“恒转”。它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心)，只是运动(转变、变)。它不是“静之物”，而是“动之势”，凝聚运动的“翕”产生后，才出现物质，形成各处动点。“翕”必然发展到“辟”即扩散运动，心在“辟”中。“辟”是变的基础，心是存在界的基础。“翕”“辟”是用，但又是体。韩强在《现代新儒学心性理论评述》一书中指出，熊十力主张性智是对本体世界的直觉证会，量智是对物理世界的科学认识。性智为体、量智为用，体用不二。这样既说明了本体世界是形而上的，又说明了本体世界与物理世界的体用关系，达到了二者的统一。郑家栋在《寓于无言之境――熊十力哲学方法论析》一文及《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一书中认为，熊十力先生把性智与量智(理智)表述为体用关系。“境论”讲本体，“量论”讲方法。熊氏所说的“量论”乃是一种广义的方法论，包括求知的方法和证体的方法，当然主要是后者。“量论”与“境论”的关系，包含了传统哲学所说的“工夫”与“本体”的关系。本体与方法(工夫)、“境论”与“量论”本身即是不可分割地统一在一起的。所以，“量论”未及作在某种意义上亦可说是无须作。但是，通过“量论”把理智问题突出出来，做专门的方法论探讨，这本身就较之传统儒学大大前进了一步。郭齐勇在《熊十力思想研究》一书中指出，量智分为作为性智之发用的量智和性智

障蔽不显时的量智。前性智的量智思维――性智――后性智的量智思维，如此三阶段及其循环，是认知体悟宇宙本源人生真谛不可或缺的环节过程。认识的最终目的是以关于本体的认识(性智)去涵盖代替关于现象的认识(量智)。量论是对于本体的一种体证或契悟的方法论，超出认识论或知识论，包括了道德修养的内容。肯定本体可知、人有最高的般若智是量论的核心。郁振华在《论熊十力的唯心论的本体――宇宙论的形而上学》一文中指出，熊十力“新唯识论”给科学知识以一席之地的思路是，从对象方面讲，本心发用流行而施设宇宙万象；从主体方面讲，本心发为感识、意识之盛用。两相配合而科学知识生。在此，相对于德性之知，科学知识是从属的，它是德性之知下开转出的结果。熊十力的思路没有逸出传统的道德唯心论的框架。丁为祥在《熊十力学术思想评传》一书中认为，知识的形成，是有待意识介入，有待意识分别能所、安立范畴从而形成比量起始的。范畴是当作为天人之统体的功能表现于认识的领域时方有，是本体“功能”的认知表现。在思的基础上转而以修养为本，以超越理智、超越思辨的体认指向证量就实现了思修交尽。这样，证量的基础便是认识论的基础，而证量的归向又是超认识的归向，是对比量与证量的双向肯定。成中英在《从当代西方知识论评价熊十力的本体哲学》一文中指出，本体的发用创造了心物兼具的人的实体。在人的层次上，人能兼仁与智的性能发挥为道德与知识。称本体之用为本体理性，道德之用为道德理性或价值理性，知识之用为知识理性。道德理性与知识理性可看作本体理性的创造的分化，同源而异用，但两者又能在人的实体中结合为行为的原动力，使人能够透过实践行为来实现与改造自己，此即为实践理性的发用。在张文儒、郭建宁主编的《中国现代哲学・熊十力的哲学思想》一文中认为，量论中的思想在熊十力现有的著作中已有所涉及，只是没有作深入的阐发。熊十力认为量智虽不能究体，但在性智见体之后，量智就是性智的自然发用，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可以废绝。但是，量智往往会被习心所主宰，仅仅成为逐物的工具。因此，在价值上，熊氏肯定性智统辖下的量智，而否定习心主宰的量智。胡伟希在《从康德到熊十力：“知智之辨”》一文中认为，在康德那里，现象界与本体界的分野，使得知识与智慧(美德)产生断裂。熊十力通过探求“转智成识”和“由智化境”的问题使得知识与智慧的联系与融通得以恢复。“转识成智”与“转智成识”的前提是体用不分，即体即用的本体论，由此破除了现象界与本体界之间的对立，也破除了知识与智慧之间的对立。麻天祥在《折衷空、有于的本心本体论》一文中认为，性智是自明自觉，向内求诸己而反之于心，是觉悟真的自己，即谓之本体。量智则是思理推度，向外探求，简择得失，以理性思辨事物之理则，是性智的发用。性智向内，体悟本心；量智向外而生习心。性智和量智、本心和习心之体用关系的区分，目的在于突出本体的态势，另一方面也从认识论上进一步阐明其本体论中以直觉体悟为特征的思维方式。欧崇敬在《新儒学的开启与收场――从“孟子学”的儒家型态创造转化到熊十力、牟宗三哲学体系的反省》一文中指出，熊十力哲学以“体用不二”建构其哲学体系，并以《易传》、阳明学为本，改造唯识学概念系统为方法，建立其“一元实体论”，强调“本心”、“即用显体”、“即心显体”，并使存有学、知识论二者合一，完成20世纪第一个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体系。张光成在《中国现代哲学的创生原点：熊十力体用思想研究》一书中认为，熊十力形成的新的本体观，事实上就是在破斥作现象外兀然一物观的本体论基础上形成的体用、本现、心物相融的浑一本体论。杨国荣在《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一书中指出，熊十力的体用不二说与王阳明的心物一体论的差异在于，王氏着重强调“即体而言用在体”，熊十力更多地侧重于“即用而言体在用”。所谓即用显体也就是把本体看作是一个展开于具体现象之中的流行过程，而主体则在这一流行过程中把握本体。它在逻辑上蕴含的前提是：承认现象(用)的实存性，这已不仅仅是见体的前提，而且构成了日常经验与科学知识所以可能的条件。从即用显体到以用(现象界)为科学的基础，表现出沟通玄学与科学的运思倾向。吴学国在《体用与性相――略论熊十力哲学对佛教唯识学的继承与改造》一文中指出，从用上识体，是熊十力哲学的根本方法论。但熊十力哲学因受佛教唯识学的影响，遂将易的生化之体从宇宙论转移到生存论――存在论维面。造化就是存在之开显自身；生生不息就是此开显活动之无有停滞。故生化之体也就是存有之显发的先验的生存论整体性。张学智在《从熊十力的本体观看其量论未造出之由》一文中认为，熊十力援佛入儒，知识论与本体论合而为一，遂不复有另成一系统之知识论的必要。其量论只在《原儒》序言中略有提及，糅合唯物辩证法与旧有的本体之说，既无唯识法相学的量论之自成系统，又无西方哲学知识论之独特理路。熊氏的哲学思想本体论极强而知识论极弱，或以本体论吞噬、代替知识论。许宁在《熊十力与儒学哲学化的向度扭转》一文㈣中认为，性智是“本心”的自我认识能力，不滞感官，超越主客，在刹那直觉中证会本体，浑然与天道合一；量智是出自习心的认识能力，是性智的发用，以日常经验为基础，以主客划分为前提，以渐进积累为过程。晚年熊氏修正早年将量智限制在现象层面，反成“见体”蔽障的观点，认为量智和性智在见体时具有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

二、“境论”与“量论”不相互包含

在这一类研究中，依据“境论”与“量论”之间是否具有相互支持关系，可以分为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境论”与“量论”具有相互支持关系，第二种观点认为“境论”与“量论”不具有相互支持关系。

(一)“境论”与“量论”相互支持

谢幼伟在《熊十力》一文中指出，熊十力自认与西洋哲学不同之点，在于本体之认识，恃性智而不恃量智。评者认为著者之玄学方法，非纯恃性智或体认，是亦兼恃量智。其言只恃性智者，无说则已，有说则亦恃量智也。杜守素在《略论 的本体论》一文中指出，区别“实证”和“知识”，区别“本心”和“习心”，乃至“如何使本心不受障碍”的“方法”，是非靠知识不可的。实际上绝没有像熊先生所说那样根本和量智不同的性智。李泽厚在《略论现代新儒家》一文中指出，熊十力强调哲学与科学的分途，强调西学(科学、认识、“量智”)虽可辅助中学(“性智”、本体)、但低于中学。宋志明在《试论熊十力“新唯识论”思想的形成》一文中认为，熊先生的“新唯识论”在认识论方面区别性智和量智，性智才能体悟真谛，量智只能局限于俗谛。冯契在《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一文中指出，熊十力认为，中学与西学、玄学与科学、知识的与非知识的(即修养的)，虽然性质不同，方法各异，但知识与修养，西学与中学是可以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熊氏把科学与玄学、逻辑思维与直觉(实证)截然对立起来。强调直觉超乎科学，高于辩证思维。熊氏认为，玄学不必过问自然规律，因为那是科学的事。自然的定律在被了解的时候，那就是“境不离识”；在未被了解时，它只是“沉隐于识野之阴”，没有显现而已。自觉既不

靠科学知识，也不靠社会实践。通过自觉达到自识本来面目，与本体合一，具有“超知识的”性质。舒默在《论熊十力“体用不二”的唯心论哲学》一文中认为，熊十力从认识论的角度论证本体论，用感觉分析法否认外在事物的客观性。把人类认识事物要通过感觉和意识，歪曲成为客观事物的存在要依赖人的感觉和意识，排斥理智和科学的认识。李维武在《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一书③中指出，熊十力对于本体的认识论问题的探讨，是从科学与哲学的划界人手的。熊氏在把人的学问分为科学与哲学的同时，又把人的认识活动分为“量智”与“性智”，“性智”属哲学，“量智”属科学。熊氏主张把量智与性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把认识外界与认识本体、探求知识与超越知识合为一体的认识活动。这种量智与性智的结合，也就是把思辨与修养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思辨与修养交尽之学”。张庆熊在《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和胡塞尔的现象学》一书中，通过对熊氏“习心”的分析，揭示出了熊氏哲学中的意识结构，认为事物本身可以被归结为本体的收凝的功用，事物的意义是由认识行为通过范畴构成的，而范畴不是先天的，也是被意识活动构成出来的东西。意识的现起主要依赖于它内在的自动的力。自动的力构成习心与本心之间的桥梁，存养工夫可通过这一自动的力体认本心使性智取代量智，成为识的主宰。反过来不加强道德修养，逐物而起执，则这一自动的力就失其本真，为习心所用。由存养工夫表现出的心所法把认识论和伦理学结合起来，指出一条人走向完善的道路。颜炳罡在《当代新儒学引论》和《慧命相续・熊十力》二书中认为，理智即量智，超理智即性智。一是相的问题，一是体的问题。由量智可以形成科学知识，但绝对不能把握宇宙本体，感官不是认识本体的窗户，反而是认识本体的障碍。熊十力反对以量智寻求宇宙本体，实质上是反对本体的物化，人的物化。熊氏认为只要我们常存自识自明的性智，就会发现吾人之无尽的生活源泉。高瑞泉在《默识与体认――熊十力的直觉理论述评》一文中指出，熊十力认为以逻辑分析为工具的理智与思辨方法，不但是“神悟”(证会、体认等等)的必要准备，而且可以是将“神悟”所得系统化表达、并“自实践而予知识以安顿与维系”的方法。《新唯识论》在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之间有着高度的统一性。但是就其理论的现实目标而言，其中心却移向了伦理学。因此，认识论或方法论上的直觉论，退而成为一种过渡，一种指向伦理学的导论。胡军在《知识论与哲学――评熊十力对西方哲学中知识论的误解》一文中指出，知识论的研究，运用的方法只能是分析的方法，即量智。量智是帮助我们达到本体的一种手段，但却不能帮助我们直接进入本体的最高境界。要直接把握本体还需依靠性智或智的直觉。性智本身就是本体或境界。所以性智是本体和工夫的综合，我们不能停留在方法论的层面上来了解性智。杨明在《现代儒学重构研究》一书中认为，熊十力辨析科学与哲学，指出二者领域不同、层次不同，归根到底是因为二者方法不同。熊氏称前者的方法为量智，后者的方法为性智，量智和性智是两种不同的认识能力。量智源自于人的习心，是对于“用”的认识，性智源自于人的本心，是对于“体”的认识。量智分为两类，一类是性智障蔽不显时的量智，一类是作为性智之发用的量智。量智必须以性智为前提。只有通过性智识得了宇宙的大本大源，量智也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郭美华在《熊十力本体论哲学研究》一书中认为，性智和量智是在“量论”(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分。性智是真实自我及其自我觉悟的统一，性智自己觉悟自己而不需要任何中介，因此为本体。量智(或理智)是基于人的感官与外物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是经验性的，它一方面将人的感觉意识当作“内”，一方面将感觉的对象当作“外”，量智表现为用内在意识认识外在对象。量智对于物的“知”，就其本原而言，也来自性智的觉悟――是性智陷溺于主体官能与万物相作用所产生的经验的产物与表现。量智对于“外”的追求，反过来遮蔽了性智本有的觉悟。从量智阻碍、悖逆性智的论述来看，人对自身的认识是不以任何经验为基础的，更不以为自我认识需要以对物的认识为中介环节。这是受制约于“新唯识论”皈依于体的整体倾向的，将“新唯识论”摒弃经验现实而皈依于体的特征清晰显露出来。熊氏侧重在显体，因此熊氏“境论”并不包含更多作为知识论的“量论”内蕴，而主要是以道德价值取向为主的境界意蕴。刘振贵在《熊十力的“量论”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一文中认为，熊十力坚持二重真理，即科学真理和玄学真理。认识“玄学真理”要用“性智”的方法，认识“科学真理”要用“量智”的方法。“性智”与“量智”的关系，是“智”与“知识”的关系。“量智”是“性智”的前提条件，没有“量智”的积累，就没有“性智”的完成。同时，性智的显现有助于量智的开发。“性智”与“量智”的关系既是一种递进关系，也是一种相互为用的关系。

(二)“境论”与“量论”不相互支持

冯友兰在《怀念熊十力先生》一文中指出，熊先生的《新唯识论》主张没有离识之境，这是熊氏和《成唯识论》相同的地方，但熊氏又认为“取境之识，亦是妄心”。就是说，所谓识是个体的心，对于宇宙的心来说，这个识也是妄心，宇宙的心才是真心。这个论断就是《新唯识论》之所以为新的地方。周谷城在《评熊十力的》一文中指出，熊先生会通儒佛，于寂静的体上加以生化的用，于是体用合一。此外更于生化的妙用上，施设一个物理世界，或外在世界，以为科学知识的安足处。但一则本体如能在遮拨世界之后面得到，则所存者仅有体而无用，不能谓之体用同在；二则本体如不能在遮拨物理世界之后而得到，则体用两者都没有，更无谓体用同在。姜允明在《熊十力哲学思想中的“本心”概念及其恒转功能》一文中认为，由于习心与本心的区分，以其探讨对象的不同，学问亦因之划分为科学与哲学。科学知识只是习心的对象，在熊氏哲学体系仍属于次级下层。熊十力提出的性智就是澈悟到宇宙人生会通的真实境界。性智不是量智，一般人为习心蒙蔽，必须要除去障碍，妄习断尽，性智才能全显，才能达到觉悟真解的境地。景海峰在《熊十力》一书中认为，熊十力强调的“玄学的本体论”，认为本体不是知识推求的对象，而是靠内心的体验，靠以道德修养为主的人生日用实践来证得。这与西方哲学的实体学说有根本的区别。西方哲学的实体观念不是源自内心的渴望和理性的追求，而是出自对客观规律的控寻和逻辑存有的推论。西方哲学的实体观念对本体的索解和证明方式，最终显露的只是人类理性思维的无能，而决不可能得到本根意识的确证和形而上心灵的满足。

三、从不同思想资源出发对熊氏“量论”思想的研究

魏达志在《熊十力“新唯识论”评述》一文中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来看，熊十力否认认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认为人的认识过程是通过感觉、思想，最后才到物的。熊氏的宇宙论由于只强调顿变，强调精神的主宰作用，把物质世界的运动说成是精神显发的现象，从而否定了物质世界运动的本身。刘广汉在《熊十力范畴说释论》一文中指出，“范畴说”是熊氏知识论的关键。熊十力以感官对外物的“实测”为认识活动的开端，把范畴定义为物上的法则，其义接近《管子》所谓自然规律。规律与概念范畴

认知心理学论文篇9

认知模式这一概念频繁出现在各领域中，如哲学、医学、经济学、法律学、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因此，对其定义也不一，但总的来说认知模式是一种涉及心理的信息加工模式或处理模式。本文从语言学视角探讨认知模式的定义、本质和组成，希望能科学地认识认知模式。

一认知模式的语言学定义及组成

1定义

Lakoff（1987：126）指出认知模式是对世界的一种总的表征，它提供一种规约化的、过于简单的方式理解经验，这些经验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拟的。Lakoff认为,人的认知模型是以命题和各种意象的方式贮存在大脑中,认知模型在人与世界的交往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贮存信息,而且还对输入的信息进行重组。理想化认知模型的价值在于它对我们生活的经历和行为方式高度概括,为我们认知世界提供了一个简约的、理想化的认知框架。也就是说,它能为我们的言语活动和行为提供一个参照,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样,我们要怎样行事。交际双方只有拥有相同或相似的ICM,交际才能顺利进行。

2组成

认知模式的观点主要来源于一下四个方面：

框架语义学(Fillmore),认知语法（Langacker’scognitivegrammar），隐喻和转喻理论(LakoffandJohnson),心理空间理论(Fauconnier)。

（1）命题形式（Fillmore’sframesemantics）

它表明概念与概念之间关系的知识结构属于命题模式，如一个描述关于“火”的知识的命题模式包括“火是危险的”这一命题。这些知识包括特定对象的成分、属性及其之间关系的认知，数个认知域中的知识形成知识网络。人类一部分知识是以命题形式存在的，这也是以前的语言学研究最多的。（赵艳芳，2001）

（2）意象图式模式（Langacker’scognitivegrammar）

意象图式最初是在概念隐喻理论中提出来的(LakoffandJohnson，1980)。Johnson（1987）定义其为一种感知互动及感觉运动活动中的不断再现的、我们的经验以连贯和结构的动态结构。它是在对事物之间关系的认知的基础上所构成的认知结构，是人类经验和理解中的一种联系抽象关系和具体意象的组织结构，是反复出现的对知识的组织形式，是理解和认知更复杂概念的基本结构，人的经验和知识是建立在这些基本结构和关系之上的。Johnson（1987）提到了20多种意象图式：部分-整体图式、连接图式、中心-边缘图式、起点-路径-目标图式、上-下图式、前-后图式、线性图式、力图式等。

既然意象图式是从概念隐喻理论中提出来的，Brugman(1988)的研究表明OVER的意义可用意象图式及意象图式图式来解释，且这些意象图式间是基于相似关系的，即基于隐喻，所以意象图式和隐喻两认知模式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3）隐喻和转喻(LakoffandJohnson)

隐喻和转喻都是认知模式的基本类型，两者都以经验为理据，并用于某些语用目的。把隐喻和转喻作为“模式”强调了它作为稳定的“认知装备”（cognitiveequipment）的一部分，即隐喻和转喻应是我们人类范畴系统的稳定成分。认为转喻和隐喻都是人类重要的思维方式,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重要手段。它们根植于人们的基本经验之中,构成我们日常的思考和行动方式(Lakoff&Johnson,1980:37)。

（a）隐喻模式

隐喻是一个认知机制，在这一机制中，一个认知域被部分地映现(mapped)于另一认知域上，后者由前者而得到部分地理解。前者叫来源域(sourcedomain),后者叫目标域(targetdomain)。也就是说隐喻是从一个概念域（conceptualdomain或称认知域,cognitivedomain;Ungerer&Schimid称之为“认知模型”）向另一个概念域（或认知域）的结构映射。

Argumentiswar（论争是战争）

1）敌对双方的初始位置：Theydrewuptheirbattlelines.

2）进攻：Sheattackedeveryweakpointinmyargument.

3）防御：Theydefendedtheirpositionferociously.

4）撤退：Hewithdrewhisoffensiveremarks.

5）反攻：Ihitbackathiscriticism.

6）胜/负/停战：OK,youwinHehadtosuccumbtotheforceofherarguments.Let’scallitabruce.

由此可知人们通常把较为熟悉的、具体的概念映射到不太熟悉的概念域上，这样有助于对后者的理解。隐喻是一种认知模式，其认知力基于相似或相关而创造相似，创造途径是从来源域向目的域的单向映射。

（b）转喻模式

传统的修辞学和认知语言学都认为转喻是基于邻近性的。Ullmann(1962)认为转喻基于三种邻近性：空间邻近性、时间邻近性和因果邻近性。Lakoff和Johnson（1980）提出邻近性的认知观。Gibbs(1994:319)指出人们能推断出有关整个情形的一些东西的能力依赖于相关的转喻模式。Gibbs还提出了转喻表达式加工理解的两个重要原则:意义构建(sensecreation)和意义选择(senseselection)。这两个原则都是与邻近性相关的。Radden&Kovecses(1999:21)把转喻定义如下:转喻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概念实体或载体(vehicle)在同一ICM内,向另一概念实体或目标(target)提供心理可及。也就是说转喻是在同一理想化认知模型中一个概念实体为另一个概念实体提供心理通道的认知操作过程（李勇忠，2005）。如：

Onewaitresssaystoanother,“Thehamsandwichjustspilledbeeralloverherself.”

(Lakoff,1980)

例（2）中，名词hamsandwich代表的是吃hamsandwich的人，用转喻的定义就可解释为：三明治的意义提供了对吃三明治的人的心理可及。

Kovecses(2002)根据同一认知域或理想化认知模型中转体与目标的关系,将转喻分为两大类:一是整体ICM与其部分之间的转喻关系ICM有：实物模型、构造模型、等级模型、复杂事件模型、范畴-属性模型等；二是一个ICM中部分与部分之间的转喻关系是以整个ICM为背景：行为模型、感知模型、使役模型、产品模型、控制模型、邻属模型、容器模型、地点模型、修饰模型等。

（4）心理空间理论(Fauconnier)

心理空间理论是Fauconnier(1985)在其著作《心理空间》中提出的，该理论系统地考察人类认知结构和人类语言结构在认知结构中的体现。心理空间理论是意义建构的理论，它研究自然语言意义的构建过程的一种新模式，包含句子意义是如何被分割成心理空间。心理空间是心理空间理论的核心概念,它指人们进行交谈和思考时为了达到局部理解与行动的目的而构建的概念集合(conceptualpocket),它不是语言形式本身或语义结构本身的一部分,而是语言结构中相关信息的“临时性容器”,是语言使用者(话语双方)在语言交际过程中分派和处理信息的虚拟概念框架。这些虚拟概念框架就是研究言者或听者在语言交际中所构建的域,即心理空间。当我们思维和谈话时，在语法、语境和文化的压力下，随着话语的展开，我们创造出一个心理空间网络。由于每个空间都来自于一个母空间(parentspace),而每个空间又有许多子空间，所以空间网络将是个二维点阵(twodimensionallattice)。在这个空间网络中，我们可以从子空间到母空间，也可以从母空间到子空间。心理空间的各种连接或映现可使我们使用词语作为触发词(trigger)去指称其它心理空间中的另一目标实体，这些连接或映现包括语用功能(pragmaticfunction)，转喻、隐喻和类比等。语用功能可把两个心理空间连接起来，例如作者名字可与该作者所著的书对应起来。由此可见，心理空间理论（虚拟概念框架）与理想化认知模式紧密相连，因为理想化认知模式为我们认知世界提供了一个简约的、理想化的认知框架。

（5）概念整合理论（Fauconnier&Turner）

随着心理空间理论的发展，Fauconnier和Turner（1994，1999）发现了反映许多语言现象中的一条重要的心理空间的认知操作：概念整合(conceptualblending)。概念整合理论提供了一个意义构建的总的模式，在这一模式里，有类比、隐喻、转喻及语义、语用因素在运作。Fauconnier和Turner（1999）还指出合成空间理论描述了心理空间网络里认知模式的动态运作（魏在江，2007）。因此可用以下两个例子证明概念整合理论也是一种认知模式：

Everybodyhastheirhornspulledin.

解释：在牛群活动的输入空间里，牛无法收回其牛角。在金融的输入空间中，投资者没有牛角，但它们能收回其投资。在整合空间中，投资者成为具有可缩回牛角的牛。这一突生结构是无法直接通过来源域和目标域的隐喻映现获得的。从上例可看出，概念整合是隐喻这一认知模式的进一步应用，因此概念整合是一种间接的认知模式（张辉,2003;王文斌,2004）。

MaybeRomeoisinlovewithJulit.

Maybe,RomeoandJuliet''''snamesarereallyDichandJane.

(Fauconnier,1994)

词语Maybe是一个触发语，它建立了一个与基本空间相关的可能性的心理空间。第一句话中的Romeo和Juliet转喻的是第二句话中的Dich和Jane。

（6）其他模式：俗模式和科学模式

无任何专业技术知识的普通人们对他们生活的各个重要方面有潜在或明显的理论。人类认知学家称其为俗理论或俗模式。据所知，这些俗理论或俗模式已逐步发展成为范畴化的典型理论。尤为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什么是俗模式以及专业知识所建立的领域如范畴化、指称、意义等。

三模式间的联系与不同

综上所述，认知模式是建立在事物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的对事物的一种认识。ICM是代表说话人的概念知识（包括他们的语义知识）的语言结构（魏在江，2007）。且各模式间紧密联系，如意象图式模式与隐喻模式、隐喻模式与转喻模式。当然，各模式有其自身的特点：命题模式表明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意象图式模式是在对事物之间抽象和具体的关系的认知的基础上所构成的认知结构，隐喻模式基于相似或相关而创造相似关系的基础上认识事物，转喻模式是基于邻近性的关系，心理空间理论及概念整合理论是隐喻模式和转喻模式的综合运用或进一步运用。此外，认知模式与文化模式息息相关，因为我们认识事物都是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且认知模式随着文化模式的变化而变化，正如DCruse(1991:389)指出：“在认知发展过程中的范畴典型显然受到熟悉度和经验的影响；在南极长大的人对于鸟的典型的认识在亚麻逊河流域或者在撒哈拉沙漠长大的人就不一样。”

四结语

人们在认识世界、建立范畴概念的过程中，使用了很多认知模式。每一种认知模式都是一个结构性整体，一种完型结构。简单的范畴可能只涉及一种认知模式，但复杂的范畴可能涉及多个认知模式，如感情范畴。但对认知模式的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几个观点：

（1）认知模式的研究潜力巨大。认知模式是一个心理学中的术语，但如同文章开头所述，它在众多领域中广泛应用。

（2）认知模式在各门学科的研究中很不平衡。它已深入到了医学、经济学、法律学、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等多个学科，但对其的研究只是皮毛。

（3）认知模式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如何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生作用在认知语言学这门学科内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4）认知模式与文化模式紧密相关，但在进行跨文化的交际（包括翻译）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5）认知模式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和体现还未成系统,只是粗略的在听力、阅读理解等中有所提及，但未深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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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angacker,R.2000:FoudationsofCognitiveGrammar［M］Vol,1.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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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akoff,G.&M.Johnson,1980:MetaphorsWeLiveBy［M］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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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Lakoff,G.&M.Turner:1989:MoreThanCoolReason［M］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9］Ugerer&Schimid,2004:AnInroductiontoCognitiveLinguistics［M］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10］李福印意象图式理论［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1).

［11］李志岭以概念为基础的转喻VS以语言形式为基础的转喻［J］山东外语教学,2006(4)

［12］王文斌概念合成理论研究与应用的回顾和思考［J］外语研究,2004(1）

［13］魏在江概念整合、语用推理与转喻认知［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1).

［14］文旭，叶狂转喻的类型及其认知理据［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6)

认知心理学论文篇10

信息技术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因其在教学实践中的应用得到更好的发挥，这也促进了教育的公平和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同时，信息技术与教学的整合也对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和教育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信息技术在英语教学中的实际应用却出现了很多问题。多媒体课件设计者与英语教师往往只根据这个现代工具的技术功能进行设计，或是只按照设计者的主观意图设计，客观上忽略了信息加工过程和认知规律，忽视了学习者的心理特点[1]。这种对多媒体教学环境下学习者认知规律的忽略必然对多媒体教学效果产生影响。

因此，在英语多媒体教学中，多媒体课件设计者与英语教师需要充分考虑学习者的心理特征和认知规律。对英语教学中的媒体设计进行探讨就变得更加重要。

一、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概述

1.理论基础

本世纪初，美国著名心理学教授迈耶（Richard.E.Mayer）基于双重编码理论、建构主义理论和认知负荷理论等相关理论提出了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

（1）双重编码理论

上世纪60年代末，双重编码理论（Dual Coding Theory）由著名的加拿大心理学家佩维奥（Allan Paivio）提出。 双重编码理论提出，人类的大脑拥有两个处理信息的认知系统，语言认知系统和非语言认知系统，这两个系统既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语言认知系统处理语言信息，非语言认知系统加工非语言信息，二者可以被相应的刺激激活。双重编码理论最重要的观点是，当教学材料同时以语言形式和视觉材料形式呈现给学习者时，学习者的记忆和识别会被增强。在教学实践中，双重编码理论以图示教学法的形式得以应用[2]。

（2）建构主义理论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被看做是当代建构主义理论最早的提出者。进入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兴起，成为学习理论中的重要流派之一。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习的过程是学习者主动构建内部心理结构的过程，学习是在原有的经验和认知结构基础上，通过与外界的相互作用，即通过协作学习和教学情境的创设来建构新的理解[3]。

（3）认知负荷理论

认知负荷理论（Cognitive Load Theory）最早是由澳大利亚心理学家斯威勒（John Sweller）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目前，认知负荷理论作为研究人类认知过程的重要理论之一，已经成为研究多媒体教学设计的重要理论。认知负荷一般被分为三种类型，即内在认知负荷、外在认知负荷和有效认知负荷[4]。其中，因外在认知负荷与教学媒体设计的密切关系，更多地受到研究人员的关注。有效认知负荷与教学媒体的设计也存在一定的关联，会促进学习者的有意义学习的发生。相比较而言，内在认知负荷与教学媒体设计的关系不大。

认知负荷理论认为，教学媒体设计不合理会占用学习者有限的心理能量，从而增加学习者的外在认知负荷，进而对学习者的学习效果产生影响。因此，多媒体教学课件设计者与英语教师有必要在进行教学媒体设计时，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导以降低学习者的外在认知负荷，以促进学习者进行更加有效的学习。

2.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

基于以上理论，迈耶和他的团队提出了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该理论提出了三种理论假设，即双通道假设（Dual Channel Assumption）、工作记忆有限性假设（Limited Capacity Assumption）和积极加工假设（Active Processing Assumption）。

双通道假设是指文字材料与图片材料会分别经由视觉通道与听觉通道进行加工。工作记忆有限性假设指单一通道单次加工信息的量是有限的，即呈现给学习者的材料学习者不可能全部进行处理。积极加工假设提出，学习者会主动地对呈现给他们的多媒体信息进行认知加工。而且，Mayer提出了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模型，见下图。

Mayer的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模型

以上的理论模型表示，多媒体教学课件的界面与英语教师所呈现出来的素材主要包括两种形式：图片形式（静态图片和动态动画）和文字形式（文本文字和解说性文字）。通过视觉通道和听觉通道，学习者对教学媒体所呈现素材中的文字和图片进行选择，在认知系统的工作记忆中，学习者对选择的内容进行组织，并对这些内容进行组合，最后学习者会将选择的学习内容与自己先前的知识进行联系。整个过程包括选择、组织和组合三个步骤。

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信息技术与英语课程的整合，提高基于多媒体的英语教学效果，英语教学课件设计者与英语教师需要了解学习者的内部心理机制，以设计出更符合学习者认知规律的多媒体课件。

二、英语多媒体教学媒体设计策略

在英语多媒体教学过程中，教学材料通常是以音频、图片、文字和视频等形式存在，这就需要多媒体教学课件设计者与英语教师合理地对这些教学媒体进行选择与设计。为了避免出现学习者的学习效果与设计者的设计初衷不一致的情况发生，设计者与教师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1.合理利用多媒体，避免学习者认知负荷超载

多媒体教学中所呈现的信息主要包括文字和图片。根据以上观点，多媒体教学信息的主要呈现方式包括文本文字和图片的组合、解说性文字和图片的组合、文本文字和动画的组合、解说性文字和动画的组合。根据多媒体认知原则（Multimedia Principle），当将文本材料与图片材料进行组合并呈现给学习者时，学习者会得到比单一文字材料呈现方式时更好的学习效果。通道原则（Multimedia Principle）提出，当教学材料以解说性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呈现给学习者时，学习者会得到比文本文字和图片的形式组成的媒体呈现方式更好的学习效果。另外，冗余原则（Modality Principle）指出，当教学材料以解说性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呈现给学习者时，要比以文本文字、解说性文字和图片进行组合的呈现方式给学习者带来更好的学习效果。

这是因为当学习者同时面对文本文字与图片时，视觉通道需要同时加工文字信息和图片信息。单一通道所能够处理的信息量是有限的，当视觉通道需要处理过多的文本信息时，认知负荷就会超载，有意义的学习就无法有效进行。但是此时听觉通道则会被浪费。因此，英语课件设计者与英语教师在对教学媒体进行设计时，要将多种媒体进行合理的分配，充分利用好视觉通道和听觉通道，避免因单一媒体的过度使用而使认知负荷超载，影响多媒体学习效果。

2.临近空间呈现文字与图片，避免学习者认知资源的浪费

空间接近原则（Spatial Contiguity Principle）认为，当对应的词语与画面临近呈现时比隔开呈现能使学生得到更好的学习效果。因为，当对应的词语与画面临近呈现时，学习者就可以节省认知资源用来搜索，并将它们同时保持在短时记忆中；但当对应词语与画面呈现较远时，学习者就必须浪费认知资源在文字与图片之间进行匹配。这是符合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的三个假设的。

在部分英语教学课件中，需要讲解的语言点与原载体之间经常是分开来呈现的，这样学习者就必须在语言点和原载体之间来回跳转。有限的认知资源被部分地浪费掉。因此，英语课件设计者与英语教师需要临近呈现语言点与原载体，减少认知资源的浪费。

3.同时呈现文字与图片，避免对多媒体学习的损害

时间接近原则（Temporal Contiguity Principle）提出，当相关联的文字与画面同时呈现给学习者时，学习者会收到比材料相继呈现时更好的学习效果。

当同时将解说性文字与图片呈现给学习者时，学习者也会将两种材料的心理表征同时保持在工作记忆中，更容易使两者之间建立起心理联系；但若将两种材料相继呈现给学习者时，学习者则很难将两种材料的心理表征同时保持在工作记忆中，很难在言语表征与视觉表征之间建立心理联系。但是，如果解说性文字与所呈现的图片之间间隔时间较短时，学习者仍然有可能在词语与图片之间建立起来心理联系”[5]。

因此，在进行媒体设计时，应尽量使文本呈现与语音同步呈现，最好是能够同步突出呈现。相对于将文本单独呈现再播放语音或单独播放语音再呈现文本，同步呈现更能减少外在认知负荷，减少对多媒体学习效果的损害。

4.排除无关材料，避免学习者注意力的分散

一致性原则（Coherence Principle）认为当无关的材料被排除在外的时候，学习者的学习效果会更好。即当利用多媒体手段进行教学活动时，若加入了与主题无关的文字与画面或声音时，学生的注意力会被分散，有效学习会受到损害。反之，若将与主题无关的材料删除掉，学习者的注意力则不会被分散，有限的认知资源不会被无用的材料浪费。

在部分英语多媒体课件中，设计者与教师会使用添加外来图片与声音的方法，意在增加学习者的学习兴趣。但是这种做法实际上分散了学习者的注意力，本来有限的认知资源被用来加工无关的材料，有意义的学习会受到影响。另外，在目前众多的英语教学软件中出现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软件设计者与外语教师为了使课件美工设计更好地为主题服务，会在界面背景上花费很多的精力，结果造成了学习者注意力的分散，很容易使学习者视觉通道认知负荷超载。

5.评估学习者的知识水平，尊重学习者的个体差异

根据个体差异原则（Individual Differences Principle），教学媒体设计效果对知识水平低的学习者要强于对知识水平高的学习者。所以，外语教学软件设计者与教师针对不同知识水平的学习者对英语教学媒体进行设计会更好地促进学习者的有效学习。但是，尽管目前大部分英语教学已经实施了分级教学，分级标准往往是依据学习者的英语成绩，而非知识水平。

随着信息技术在英语教学中的广泛应用，英语课件设计者与英语教师有必要对英语学习者的心理特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并探索出符合学习者认知心理特征的多媒体教学媒体设计方法。

在基于多媒体的英语学习中，国内外学者关于英语学习者心理特征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并未形成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学者们把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在多媒体软件中的应用。大量的研究仅仅对基于认知负荷理论的多媒体课件设计进行阐述，对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与教学媒体设计的研究甚少。相对于国内，迈耶对多媒体学习的研究处于领先地位，并为教学媒体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文通过重新梳理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和多媒体教学媒体设计原则，结合英语教学实践，分析如何更加合理地对英语教学媒体进行设计。目前，信息技术已经由“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发展到“信息技术与外语课程整合”阶段。但是，如何更好地实现信息技术与外语课程的深度整合、如何更好地实现教师和学习者角色的转变、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提升学习者的英语学习能力等，这都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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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杨延龙.基于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的外语多媒体教学信息呈现方式研究.外语电化教学，2009（5）.

[2] 陈长胜，刘三女牙，汪虹，陈增照.基于双重编码理论的双轨教学模式.中国教育信息化，2011（3）.

[3] 吴疆.现代教育技术教程（二级）.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

[4] 汤欣.基于认知负荷理论的英语教学媒体选择与设计探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2）.

[5] 理查德.E.迈耶.多媒体学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认知心理学论文篇11

影视剧名属于专名范畴，被视为“作品之眼”，高质量的翻译是获得文化认同的重要环节，直接影响作品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文化翻译的关键之一是避免文化误解，尤其要杜绝扭曲文化内涵。近十年来国产影视作品产量激增，频频参与角逐国际大奖，作为推广工作的一部分，影视剧片名和台词翻译日显重要。本文从影视剧名翻译的认知特质入手，结合对当前最佳的认知翻译模式的讨论，重述认知翻译操作的三个基本原则，有助于促进对认知视角翻译理论的丰富性和再理解。

一、影视剧名翻译的认知特质

不同于其他专名和通名翻译，影视剧名的翻译和剧本共构语篇，较之于其他范畴，这类专名的含义更加丰富。过去的翻译更多从文化学角度追求文化意象的重塑，倡导“归化”和“异化”视角的协调，但这并不是说文化功能对等和语言意义对应的追求拒绝认知层面上对语言文化本位的关照。

翻译的认知语言学视野自20世纪80年代始在我国得到深化。认知语言学没有严格意义的框架约束，富有灵活性和包容性，本质上是认知科学框架下多个语言研究流派的总称。它构建自身的概念结构和意义研究体系，桥接多范式的语言研究方法，树立了社会文化学的地位。其子范畴正如共筑的“群岛”，分享核心要义，中心论题包括认知语法、放射状网络、原型理论、图式理论、概念隐喻、意象图式、心理空间理论、框架语义学、构式语法以及以用法为基础的语言学思想等。第二代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有六大基本原则，如语言单位是开放知识网络中触点的大脑激活，语言形式的意义体现了词同心智的投射关系等，[1]这种体验哲学的主观主义关照极大丰富了以往翻译的语言学客观主义思想，更大限度地解放了“镣铐下的舞者”。

重新挖掘以往的翻译标准中间包蕴的认知理念，对重新理解译者的身份和整合翻译策略有着特殊的借鉴价值。以认知思想来衡量严复的翻译原则，“信”诠释了译者对原文本的信息认知度。片名是施加于目标语观众对于包括影片类型及其他相关文本的直观心理印象。“达”解释译者对译名的双语文化的认知度，其过程需要在后续语篇的支持下精准转码，拒绝信息流失。因为题目不构成命题，不能成为表述的全部。“雅”则是新高度上创造性翻译的认知美学追求，尤其在当下，“人们开始注意协调文化精神的本质追求和技术导致的影视文化日益世俗化、大众化趋势之间的关系”[2]。翻译影视剧名作为一种认知活动，译者具有主体性和主动性，不同身份的想象式介入，检验自身的世界认知图式和语言认知储备，进而重构文本使之成为和谐译品。

概括说来，剧名翻译有三方面特质。首先是浓缩凝练。片名本身篇幅有限，译时须简洁明快，最大限度传递原信息。其次，要求文化体认。剧名是大众传媒艺术和娱乐形式，忌晦涩生僻。除特殊要求，避用专业术语。译时须照顾受众的认知需求，选择语言类型，连结文化和人性的共通点。最后，功能性语篇的呼唤功能。电影作为影人的文化艺术行为，同时也是一种商业活动，因此，片名具有广告语篇功能，包蕴和诉求了特定的广告效应。翻译的过程须追随文本的形式诉求、感染和影响观众，寻求认同。

二、最佳认知翻译模式

迄今为止，认知翻译模式中基于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理论构建的模式最完善也最有说服力。[3]福柯尼[4]认为各心理空间有相互映射的关系。心理空间指在为达到思考和交流过程中局部理解某一概念的内涵和所指的概念包。它负责明确语言事件参与者的行动目的并指导行动的策略。就影视剧名的翻译而言，概念整合翻译基于对剧名理解的心理空间知识的深化。翻译操作过程中，一个或一类文本被提及后，译者的可能身份开始构筑心理空间，促成文本空间对现实空间的投射。在语言形式的理解和选择上，译者和读者可以在指代或者隐喻相同或者不同空间里的事物。这些事物在认知上相互关联，具有触发作用。

在概念合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四空间概念合成认知操作模式是一种基于认知内容交互作用的自然语言意义在线构建模型。[5]该构想认为，各域的映射是人类独有的意义生产、迁移和操作的认知核心能力，语言结构和使用为内隐的空间域之间映射提供依据，外显的语言是内隐意义构建的极微小部分。构建过程复杂而内容丰富，是更高阶段的心理运作，并遵循两大重要原则，即建构性原则和管制性原则。在作为一类概念翻译专名时，先要符合概念合成的建构性原则，部分的跨空间映射以及对投射过程中的部分选择性，从而在合成空间中表现出新显的结构，并以语词的外显形式加以表征；同时，概念的合成受制于管制性原则，优化策略，具体表征为完善和整合结构与范式，维系各种内在的网络联结，保证合成空间的清晰性以及空间内部结构各部分的关联性等。毋庸置疑，影视剧名的翻译过程正好诠释了其中的多种蕴涵及其语词表征的路线。

三、重述认知翻译操作的三原则

翻译的认知观强调视角的整合，在保证理解的前提下，重现源语篇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也即译者的认知世界。此时语篇是操作的基本单位，语义被心智过程赋予了连贯性在内的多种认知特征。翻译的过程创而有度，拒绝随意。认知视角下影视剧名的翻译操作可以参照三条重要的原则，即针对翻译主体而言的主体性原则，针对功能定位而言的补偿性原则以及针对翻译目标而言的和谐性原则。[6]

首先，认知语言学视野下的译者具有主体性。语言活动具有体验性、多层互动性和创造性，影视剧名翻译尤其如此。译者从源语语篇特征出发，再现其内置的双重世界，即创作的客观世界及作者的主观世界，进而追求“解释的合理性”。以传统经典《水浒传》被译成105 Men and 3 Women来看，有人说这是译者的戏谑，反观其在信息传达方面似无不妥，但在文化体验上看，两者在凸显和背景上做了概念偷换，使视角发生了转换，突出地展示了在西方文化解读中无我体验哲学观的不足。冯小刚的《夜宴》票房成绩惊人地超过13亿，英译为The Banquet，在外国观众那里反响很好，译法巧妙地避开了文化误解，把持住剧情的高潮部分，把想象空间留给了读者；又如，《卧虎藏龙》曾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大奖，英译名为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龙和虎的形象蕴涵浓厚的汉文化气息，译得不打折扣。在这里，前一个重写了中国式的“哈姆雷特”，后一个是东方传奇的演绎，译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与原名化于一致，遵循了忠实的翻译宗旨，达到和谐翻译的效果。

其次，认知视野下的翻译在功能定位上要求补偿性原则。这一翻译观可以同当代语言学的其他成果互补形成合力。普通语言学从客观主义的角度寻找异质语言的规律性和共性，而功能和形式语言思想扩展了翻译维度和向度。认知语言学则通过引入体验哲学的理念，一改传统的客观主义真值条件语义学思想，从非客观主义加以解读，把语义看作是具有心智能力的人同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以韩礼德为代表的功能学派为例，其把心理映射解读为符号的映射，强调认知语篇的表意功能和形式价值，从语篇的系统观和功能观对语域和语境赋值，其成熟的语境理论、功能句法理论、评价理论以及语法隐喻理论对翻译的操作和理论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而认知学派不同，它更侧重了认知涉及外部世界的心理表征，认为语言根植于认知。基于此，认知翻译观同其他翻译哲学互为补偿，对于创造性翻译具有积极的建设作用。译者对影片内容、风格及内涵的理解是认知的过程，同时也是语言形式和功能的转换过程。如香港都市剧集《掌上明珠》讲述一个关于朱家三女及其所从事的珍珠首饰生意的故事，英文为“apple of ones eye”，意为“珍爱的人或物”，中文正特指女儿。但把标题译成“Sister of Pearl”，一语双关，又暗含一个隐喻，使得直译意译相和，“珍珠”和“姐妹”的源域到目标域的投射，将多重意思都包含了进来。这一译法同新近出品的“Flowers of War”，《金陵十三钗》有着类似的精妙的补偿功效。

第三，在翻译目标上，认知翻译观倡导和谐性原则。和谐既包括译者多重身份的内在和谐，也包括目标语和源语文本的和谐。和谐始于译者的体认。理解过程是译者消解其内在矛盾的心灵体验。翻译像巨大的贯通中西知识、弥合文化间性的桥梁工程，译者在这样一种自我冲突的心理体验中，寻求平衡点，从综合、统和和暗示走向分析、细微和明示，从而跨越和克服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基本分歧，以重新编码文本的方式呈现另一种文化。这样的翻译原则直指翻译的文化目标。张再红[7]曾指出，文化语义是客观映象和主观意识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不同民族语言使用者的思维和文化心理互动的结果。而认知语言学的原型理论、认知模式理论及框架语义学和认知人类学的文化模式理论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框架。因此，翻译影视剧名可以追溯这种文本的故事原型，根据词汇认知和情节认知的最佳模式，辅以其他文化理论，升华文化语义的传达进入理想的境界。如《黄飞鸿》译名为Once all upon a time in China，效仿《美国往事》的片名Once all upon a time in America，又如《刀，剑，笑》译为The Three Swordsmen让人马上联想大仲马的《三个火》（The Three Musketeers），中西不同的江湖传奇在良好的传译效果中尽显。类似译例在语言表述中找到了平衡点，实现了文化和谐的追求。

综上所述，从认知视角翻译影视剧名这一类专名时，首先须明确翻译的本体和客体及二者关系，在把握认知翻译操作的三个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以语篇为基本单位，遵循认知翻译的最佳模式，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完成翻译在实践和理论层面上对真值和协调的核心价值追求。

[参考文献]

[1] Robert A Wilson，Frank C Keil.The MIT Encyclopedia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s/MIT，（Edit）[M].Boston：The MIT Press，1999：135.

[2] 张晓红.试论当前中国影视文化的“消解倾向”[J].学术交流，20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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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auconnier G，M Turner.The Way We Think[M].New York：Basic Books，2002.

认知心理学论文篇12

语文学习是一个动态的认知过程，它伴随着学习者对语文知识的记忆、理解，对语言情景的思考、推理、解决进而将其应用于特定语境。而这一过程涉及到的感觉、知觉、记忆、表象、概念和推理、思维、语言、问题解决等一系列问题恰是认知心理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认知心理学作为教育心理学的一个主要思潮，它以新的高度为教育教学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因此，语文教材作为语文学习的工具，认知心理学就理所应当地成为了教材编写中不可忽视的理论依据。

一、认知心理学概况

认知心理学理论是用信息加工的观点来研究人的认知过程，揭示人学习、储存、提取知识来解决问题的实质，即有效地获取知识和使用知识，这里面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认知加工理论，即知识是如何在我们的记忆中储存，以及储存什么样的记忆内容；一是认知结构理论，即知识是如何被使用和处理的历程问题。经过认知心理学家对认知发展的长期、多方面的研究，形成了如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布鲁纳的认知发现说和奥苏贝尔的认知同化说等众多理论。他们关注的是学生头脑中认知结构的重建，重视对学生的思维过程和思维方式的研究，这为编写符合学生认知心理的语文教科书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认知心理学对语文教材编写的启示

教材编写者结合课改精神，对语文教材进行了改革，对学生的身心发展给予了充分关注，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以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表达交流”部分为例，在新课改的背景下，教材将原来的“写作”和“口语交际”整合为“表达交流”，与“阅读鉴赏”并存，将其以专题训练的形式纳入了课内学习计划，可见编写者对口语重视程度的提升，但这仍存在有待完善的地方。本文通过对认知心理学相关理论的简要分析，找到其与“表达交流”教材编写的契合点，从而得到了这样一些启示：

（一）内容组织应有良好的结构

认知心理学认为人的知识是相互联系、按照一定的结构组织起来的，有效的知识组织方式对于新知识的获得、保持和迁移应用都有重要的作用。学习者要想进行有意义的学习，就需通过主动的认知操作活动，使新知识能与认知结构中已有的适当观念建立起实质性的联系，新旧意义产生同化，从而形成进一步分化的认知结构，此时，新旧知识就以有序、有效和稳定的方式储存在认知结构中了。所以，各种知识的层次结构的好坏对新信息的可接受性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其中，布鲁纳特别提出了学科结构的重要性，强调教学要注意将知识点和基本逻辑结构联系起来，避免各部分的彼此割裂、干扰和重复，形成一个相关的整体，促进学生对该学科的基本结构有一个理解。

语文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目，学科内容的组织并不需要刻意追求知识的完整与系统性，但这并不是说知识是没有结构的。对于教材编写者来说，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在充分考虑学生认知结构的基础上，把有层次有结构的内容展现出来，积极促成学生稳定、清晰的认知结构的发展。因此，在组织教材内容时要尽量传授一些具有概括性、应用价值的概念和策略，更要注意渐进性和过渡性，内容要以最合理、最有效的顺序来组织，使其有内在的逻辑性、层次性。

例如，写作专题的编写顺序是由感性的记叙、描写和抒情向理性的议论逐渐展开的，既有对人物的记叙，对情感的抒发，对自然景物的观察，又鼓励学生学会思辨。从一个角度的写作到各种手法的融合，这样的编排比较符合青少年思维的规律。再者，口语交际的五个专题，首先是由个人的独立表达“朗诵”，到面向人群的“演讲”，接着是进入人群的“讨论”“辩论”，再到群体双向交流的多样化的“访谈”，这样的编排，既反应了知识渐进的层次逻辑，又顾及到了学生听说心理的发展过程。但这样编写也有欠缺之处，如“表达交流”的知识体系包括写作、听说、辩证逻辑、鉴赏和模仿等知识的指导，虽然每个专题有明确的学习目标，但总的来说这些知识以点的形式分布在“记叙、议论”的写作和“朗诵、演讲、讨论、辩论、访谈”这两条线上，设置比较零散，没有具体的概要和总结。教师如果没有相应的提示，学生学完后很难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框架。

（二）设计好“先行组织者”

奥苏贝尔认为，学习变化的实质是新旧知识在学习者头脑中的相互作用，为了促进新旧知识之间发生实质性的联系，他提出了“先行组织者”的概念。他认为，促进学习和防止干扰最为有效的策略，是利用相关的、清晰稳定的和包摄性较大的引导性材料，这种材料就是“组织者”。因为这些“组织者”一般在教学内容之前出现，且有利于确定有意义学习的方向，所以称之为“先行组织者”。它为学习者在已有知识与需要学习的新内容之间架设了一道桥梁，使学生能更有效地同化、理解新内容。后来，奥苏贝尔进一步发展了“先行组织者”的概念，提出“组织者”也可以出现在学习材料之后。

在编写教材时，既要重视学习内容之前的引导性材料的设计，如一些说明性、比较性的文字和相关图片或是类属的例子，也要精心设计课后练习这一组织者。值得注意的是，先行组织者的设计不仅需要重视单篇内部、单元、单册的联系，也需重视跨篇、跨单元、跨册的联系。总之，先行组织者的内容、呈现方式和结构组织都应在教材编写中得到加强，这样才能更好地“利教”和“便学”。

“表达交流”部分较好地体现了先行组织者的设计，例如，写作专题安排“话题探讨”“写法借鉴”这些固定的内容，它们起到点拨知识、提供范文、给予提示的作用，其中有大量引导、参考作用的例子，使学生在生动的实例中更快地吸收写作知识与技能；并且这些例子多是初、高中语文学过的我国现当代文学的篇目，让学生容易理解、模仿和有话可说。例如，在必修二的“美的发现，学习抒情”这一专题中，为了说明抒情与记叙、议论、说明等表达方式的不同和抒情本身的特点的写法，教材在“写法借鉴”中安排了周敦颐的《爱莲说》、茅盾的《白杨礼赞》、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和的《纪念白求恩》等例文。

（三）创设良好的学习情境

有效地获取和保持知识是认知心理学关注的重要点。那如何才能促进知识在长时记忆中有效保持呢？认知心理学家认为不管是为了促进发现学习还是有意义学习，都要做到有效地学习和教学，必须要注意学习情境的创设，尤其是要加强应用情境与学习情境的一致性，因为二者的结合情况会影响到学习者对长时记忆中的知识的提取应用，只有在与学习情境相类似的情境中，学习者才能更好地提取应用、迁移所学的知识。所以，学习的内容要选择真实性的任务，这种任务应与对应的现实生活有一定的同构性。

学是在一定的情境下进行的，学习情境对于学习者来说是相当重要的，这要求语文教材的听说读写任务的编写应有一定的情境性，也就是说要把学习任务放置在一种真实而复杂的情景中展开。虽然创设具有真实性、情节性、复杂性和开放性等特点的学习情境本身会有一定的难度，但为了良好的学习效果，教材编写者应该有意识地努力为学生设计情境性的学习任务，让学生在真实的任务中开展活动，促进知与行的结合，这其中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要注意教材的生活化。

口语交际是在一定的语言情境中相互传递信息、分享信息的过程，它的特点之一就是情境性，学生在具体可感的情境下才能得到较好的表达交流效果。口语交际专题中的“实践与交流”部分结合学生学过的文章和生活中的实例进行了主题的相关讲解，它以小组主题活动为主要形式，给学生提供了较为熟悉的材料与情境，一些活动还对口语交际的评价标准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且以委婉而准确的方式说明。例如，演讲专题就注意了演讲因情境的不同会制约演讲的内容、方式和技巧运用等，所以教材提供了不同的、符合学生实际生活的情境：新学期的职位竞选演讲、十六岁“花季宣言”的演说和因爱而“学会感激”的演讲比赛，让学生在不同的情境中练习、提高演讲技能。

认知心理学对语文教材编写还有着更多的启示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以期能使教材构建在一个心理学的理论高度，实现理论发展和实践变革的互生共长：在吸收借鉴认知心理学理论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达到语文学科逻辑结构与学生心理结构在教材中和谐融于一体的效果，从教材层面上激发学生学习，提高学习效率和培养语文素养，最终发挥语文教材的功用，彰显语文教材的魅力。

参考文献：

[1]陈琦，刘儒德.当代教育心理学[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皮连生.学与教的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