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用化学与健康论文篇1

上述数据表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时期尽管与日本相差30年，但老龄化速度却非常相似，从平稳期的5.0%上升到7.0%的第一阶段都是不到20年，从 7.0%上升到14.0%的第二阶段都是25年左右，从14.0%上升到21.0%的第三阶段都是15年左右(我国部分为预测数据)。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社会经济背景也与日本十分相似。在第一阶段，都是在社会急速转型和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日本用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20年时间经历了战争结束和恢复重建，实现国民收入倍增，经济的发展显著地改善了以传染病、营养不良和死婴等为中心的健康问题，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等事件。同样，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的20年间经历了结束混乱，市场经济转轨，GDP总量翻两番，疾病谱发生改变，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健康状况与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改善与提高等事件。在第二阶段，日本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社会阶层分化以及贫富差距的显性化，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生活方式等社会因素变成了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4]。我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二阶段始于世纪之交，同样出现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分化以及贫富差距不断加剧等问题，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作用日益加重。因此，如何有效地利用这30年的时间差，深入探讨社会因素影响健康状况的作用机制，是提高我国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课题。

健康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的研究有多种学科视角，其中社会学探讨的是社会分层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是如何导致健康不平等的[5]，即研究的重点是社会分层，而健康不平等只是社会不平等的不良后果之一。社会医学探讨的是各个社会群体的健康状态以及生活状况如何受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目的是为了从医学和社会的角度维持、增进、改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的健康水平。本文将以社会医学的视角为主，并借鉴社会学的观点分析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为我国健康介入研究以及老年政策的制定提供基础数据。

二、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关系的理论以及先行研究

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争议[6]，即同时存在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导致健康状况结果不同的社会因果论和健康状况不同导致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健康选择论[7]。在将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地位在退休之前已经形成，观察时点的健康状态以及其后的生存时间与社会经济地位有明确的时间先后，二者的关系更符合社会因果论的观点。可以说个人的健康状况受社会结构因素限制，即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健康水平，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人，其健康状况越差[8]。我国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存在影响，其中，齐良书等人认为20～65岁的成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状况越好[9]，汤哲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有更长的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10]，顾大男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对高龄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等身体健康的影响较小[11]。另外，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变量同样对健康产生影响，黄枫等人认为不同的社会医疗保险待遇对于老年人口的健康有着显著而长远的积极影响[12]，刘平贵认为60岁以前的职业是高龄老年人死亡风险的重要预测变量[13]，曾宪新认为是否有养老金对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有显著影响[14]。

上述研究尽管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水平越高的观点，但是重在阐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理论机制的研究却很少[15]。社会因果论包括两个方面的影响机制：一是物质环境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收入与生活环境差距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二是生活方式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不同生活方式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王甫勤以成年人为对象验证了生活方式论，即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拥有和维护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又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健康水平[16]，而对于普遍维持良好生活习惯的我国老年人来说，这样的解释机制是否合适有待进一步讨论。

在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有可能存在如文化性闲暇活动这样的第三变量。顾大男分析3年的追踪数据，发现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和较多医疗资源的老年人外出旅游和健身锻炼的比例较高，而出游和健身锻炼有利于身体健康以及降低死亡风险[17]。吴金晶等人分析截面数据发现，经常参与志愿者活动的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18]。杨宗传认为文化素质是老年人参加老年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19]。齐良书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多种途径作用于个人健康状况，如果仅用单一指标进行量化分析，难以全面深入地揭示其作用机制[20]。

当然，我们也发现先行研究中尚存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如何影响健康的?其机制尚未得到解释，多数研究只证明了存在影响。二是健康指标不全面，未同时考虑健康状态(健康的质)和生存时间(健康的量)：同样是讨论男性与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导致的是男性健康状况比女性好，却又导致女性寿命比男性长。三是追踪时间较短且未考虑生存时间。寿命或生存在先行研究中一般追踪时间只有2～3 年，追踪时间过短很难排除基线调查中既成事实的干扰，不能说明因果关系。多数研究只分析死亡率或生死结果而不考虑生存时间的多少，造成分析存活一年的老人和存活十年的老人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四是统计分析方法不适用于综合作用机制的研究。双变量分析、多元回归、Logistic回归分析或Cox风险回归等只能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直接影响而不能分析间接影响，而且有些先行研究使用不同模型分别研究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的关系、生活方式与健康等的关系，却主观推断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改变生活方式而影响健康的结论。

三、研究方法

1.研究设计与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分析讨论，本研究以社会因果论为基础，探讨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通常人们在进入老年期后不仅有足够的时间照顾自己的生活，而且由于健康水平的下降更意识到需要维持一个良好的饮食作息习惯，因此，对于老年人来说，良好的生活方式是健康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老年人由于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责任不断减少，生活责任性外出大幅度减少，其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增加可能是维持老年人社会交往的重要因素。城市老年人在基本生活已经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可能更多的是带来文化性闲暇活动的不同。

本文使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将2000年调查时点之前已经形成的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基本潜在因子，将2000年调查时点的文化性闲暇活动作为中间潜在因子，将2000年调查时的健康状态(健康的质)和其后9年时间里的生存日数(健康的量)作为结果潜在因子(其中，健康状态使用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包括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健康三个方面)，分析基本因子如何通过中间因子对结果因子产生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如图1所示)，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并通过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假设2：文化性闲暇活动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并通过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假设3：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闲暇活动，并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间接影响健康状态和生存时间。

2.调查方法与调查对象

F104Y484.jpg

本研究的基线调查是由作者负责的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城市科学研究所与沈阳市卫生局的合作项目，调查时间是2000年6月1日至6月20日，调查总体是沈阳市的和平区、皇姑区、沈河区、大东区、铁西区五个市区的45万人老年人。抽样方法是使用分级抽样方法，在五个市区中分别抽出两个老年人口比率与所在区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街道办事处，再从中各抽出一个老年人口比率与所在街道办事处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社区。调查对象是被抽出社区的全部60岁及以上老年人，全市共计抽取了10个社区的4460名老年人。调查员由经过多次培训的各区疾病控制中心的医生和街道的地段医生以及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职员担任，使用自填式和询问式两种问卷，最终回收问卷3654份，回收率为 81.9%。

本研究的追踪调查为作者负责的2012年度日本文部科学省学术振兴会资助的中日养老文化比较研究项目，对基线回答者的死亡日期以及死因进行追踪调查。追踪调查的对象是从基线调查回答者的3654人中减去未登录户籍者134人、姓名与身份证号码等个人情报记录不清者703人、问卷回答不完全者51人，实际追踪调查对象为2766人。追踪期间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共3135日。本研究为了减少调查期间已经濒临死亡者的影响，分析对象是从追踪期间的全部538名死亡者中删除了基线调查结束后6个月内的死亡者，最终为2001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死亡的506人。

3.调查指标与统计方法

2000年基线调查中与本研究有关的项目包括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健康状态三大类指标。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包括退休前的职业、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三项。文化性闲暇活动包括社区活动、旅行游乐、个人兴趣三项。世界卫生组织在1948年提出的健康概念已被广泛认可，即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是虚弱，而是身体的、精神的、社会的一种良好状态，因此，在本研究中将健康状态分解为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健康三个构成部分。描述身体状态的身体健康包括主要疾病、疼痛症状、生活能力三个项目，其中生活能力测评选用东京老年综合研究所开发的老年人活动能力评价指标①中的银行存取款与缴纳水电费这两项差异较大的敏感指标投入了方程;描述与群体或他人关系适应性的社会健康是指个体与他人及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并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实现社会角色的程度，本研究中使用去公园晨练、购物办事、广场聊天等外出活动频度测评城市老年人生活中的偶遇性社会适应程度，同时使用与邻里、朋友、同事等的互访活动频度测评老年人主动性社会适应程度;精神健康主要是指人们的一种主观的快乐的人生体验，而不是描述是否患有精神疾患，本研究中使用对人生幸福的感觉和对现在生活满足的感觉这两项指标。年龄在描述分析中用年龄阶段表示，在结构模型中为实际年龄。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统计分析软件为SPSS18.0版和 Amos17.0版。

四、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

1.分析对象的变量分布

本研究的追踪对象为2776人，追踪期间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分析对象为剔除了基线调查结束后半年内的死亡者，剩下的2001 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死亡者506人，其生存时间为228～3134日，平均生存1808.34日。表1为506名死亡者的基线调查的变量分布。

2.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的结构方程模型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我们将身体健康、社会健康、精神健康及其构成的综合健康状态、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等潜在因子用椭圆形表示，将直接观测到各个变量(包括生存时间)用长方框表示，用e、d、z表示未知部分，箭头连线表示因果关系，连线上的数值为标准化路径系数，在(-1，1)之间表示关系强度与方向，方框或椭圆形的右上角数值为回归解释率，GFI为数据与模型间的调整拟合度。本研究的拟合模型不仅AGFI值达到0.921，而且健康状态解释率为70.0%，生存时间的解释率为10.0%，说明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结构模型。

F104Y485.jpg

F104Y486.jpg

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具有较强的正向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46，其中身体健康影响最大，达0.70×0.46，社会健康的影响仅次于身体健康的影响，达到0.59×0.46，精神健康的影响力较小，仅为0.26×0.46。在身体健康的各指标中，老年人的身体能力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力远大于身体病症的影响力。本研究的结果与吴晓光等人的8年追踪数据均发现，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健康自评以及认知功能对死亡有较高的预测价值[21]，并与曾宪新分析65岁以上城乡老年人的3年跟踪数据所发现的死亡风险与生活能力等身体健康指标关系稳定的结果呈现一致性[22]，但本研究不仅验证了上述身体健康的作用还证明了社会健康对死亡有较高的影响力与预测性。

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有着很强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达到0.70，对生存时间的直接影响极其微弱，其路径系数不具有显著性，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改变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产生很大的间接的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70×0.46。上述结果可以发现，假设1部分被验证，部分被否定，即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有很强的正向的直接影响，而对生存时间并无直接影响，该指标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而间接影响生存时间。齐良书等人认为20～65岁成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状况越好[23]，本研究发现60岁以上城市老年人也具有上述倾向。刘贵平分析80岁以上城乡高龄老年人的2年跟踪数据发现，死亡风险与社会经济地位中的退休前职业有一定相关性[24]。但是，曾宪新分析65岁以上城乡老年人的3年跟踪数据发现，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社会经济地位对死亡风险的影响不明显[25]。本研究认为，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存时间或死亡风险不具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

社会经济地位对文化性闲暇活动具有中等强度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25，同时由于文化性闲暇活动对健康状态具有中等强度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26，所以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又对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强度为0.25×0.26。上述结果表明，假设2部分被验证而假设3完全被验证，即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闲暇活动，并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间接影响健康状态。本研究与杨宗传以及顾大男的观点一致，都认为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社区活动与旅游等文化性闲暇活动越丰富[26-27]。而且本研究与吴金晶等人的观点相似，志愿者活动等文化性闲暇活动越多的城市老年人，包括幸福感在内的精神健康水平越高，其综合健康状态越好[28]。但是，顾大男使用3年的追踪数据分析死亡与出游的双变量关系认为，旅游对健康长寿的作用是直接的[29]，本研究在控制健康状态的情况下认为，文化性闲暇活动对生存时间不具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年龄对社会经济地位的路径系数为-0.42，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说明年龄越大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因此，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影响包含着年龄对健康状态与文化性闲暇活动的间接影响，强度达到0.42×0.70和0.42×0.25，而年龄对生存时间、文化性闲暇活动以及健康状态的直接影响极小，路径系数均不具有显著性。

五、结论与讨论

为了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本研究运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对沈阳市2766名60岁及以上城市老年人进行9年追踪调查，对其中506名死亡的老人使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解析其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与健康状态以及生存时间的结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

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一方面对健康状态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改变文化性闲暇活动而对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存时间没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影响健康状态延长生存时间。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有较大影响，其中身体健康对健康状态的影响力最大，其次为社会健康，最后为精神健康。另外，身体健康中身体能力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力大于身体病症。因此，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老年人其文化性闲暇活动越丰富，其外出交往频繁，从而提高了社会健康，满足了精神健康，维护了身体健康，间接延长了生存时间。

在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期，由教育程度、收入、退休前职业构成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受年龄的影响，高龄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与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影响包含着一定的年龄因素。

既有的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作用机制的理论包含两个方面的解释：一是认为不同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亚文化，其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人们的饮食烟酒、作息运动、毒品以及性行为等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反过来又影响着人们的健康;二是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人所享有的医疗资源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得不到及时救治。

日用化学与健康论文篇2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worldwide based on the books， periodicals， journals， major symposium， academic conferences and key scholarships. The author finally concludes the research tendency abroad towards four directions: firstly，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s of media; secondly， 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thirdly， health communication in new media; finally， the communication with marginalized cultural groups. Meanwhile， national research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has important topics including media effects， organizational health communication， interpersonal health communication centered on “doctors and patients” relationship， health education and promotio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studies， health emergencies， health communication history， specific health communication issues concerning of AIDS， euthanasia， homosexuality， organ transplantation etc. and so on.

Key words: Health Communication；History；Present；Tendency

传播是人类社会古老的行为。传播学的开山祖师施拉姆说：传播是最繁忙的交叉口，但许多人只路过而不逗留。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开始迅速发展。健康传播学就是医学与社会学在路过传播学这个交叉口时“逗留”下的产物。21世纪是健康的世纪，越来越富足的人类，开始关注人本身，健康已经成为大众、政府和学者一致关心的议题。健康传播就是要满足大众对健康信息的渴求，而传媒在传播健康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关于健康传播的定义有很多种，有学者从人际传播方面给健康传播下定义，认为健康传播是病患和医疗提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治疗室里无数的人际传播活动，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罗杰斯（M. Roger S）则认为凡是人类传播类型涉及到健康的内容就是健康传播。在美国健康传播领域有两大分支：一是“健康促进”，二是“健康服务递送”。前者的议题主要是以媒介和大众传播为主，后者主要是以医患关系和人际传播为主。美国国家癌症学会和疾病控制中心给出了以下定义：健康传播是指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传播媒介和方法，为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而收集、制作、传递、分享健康信息的过程。上述各种定义从不同方面强调了健康传播的各种特性，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取性。

一、健康传播研究的历史

作为传播学一个分支领域，健康传播学属于专业传播研究的范畴。健康传播在学科构成上非常多元及杂糅。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法律、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和市场营销学等多个学科从不同角度为健康传播学的学科框架和理论范式的形成提供了支持。其中，健康教育学、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对健康传播学的诞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大多数者认为，美国是健康传播学的学科发源地，时间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1971年，美国心脏病学专家 J.法夸尔 (Dr. Jack Farquhar)和传播学家 N.麦科比 (Nathan Maccoby)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实施著名的“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 (Stanford Heart Disease Prevention Program，SHDPP)，该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成功地运用了社会学习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营销策略等理论框架。（Everett M.Rogers，1994）这些理论和方法日后均成为健康传播重要的理论组成。研究者认为，在健康传播中大众传播加上人际传播效果最佳，但大部分情况仅有大众传播，效果同样很理想。这一试验被视为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1991年，美国疾病防控中心 ( The Center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设立了专项基金和健康传播办公室，开始组建全国范围内的健康传播机构。1972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 ( Therapeutic Communication Interest Group)成立，后易名为“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该小组隶属于著名的“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成为其下属的众多分支机构之一。该小组奠定了健康传播的在学术领域的地位，也使健康传播学向学科的规范化发展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1973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编辑了第一份简易专业性刊物《国际传播学会简讯》，专门刊登健康传播的宗旨、研究领域和特点并刊登专业文章和资料，有效扩大健康传播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在1975年举行的国际传播学年会（ICA）上“治疗传播兴趣小组”正式更名为ICA“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这是学术界首次正式使用“健康传播”这一提法。

20世纪80年代，“预防艾滋病运动”标志着健康传播研究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播学届从隐性走向显性。众多的著名学者和研究基金投入，使健康传播研究在很短时间内迅速发展，也成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在80年代健康传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独立的专业。同一时期，美国健康传播专业研究机构的出现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从研究的人员构成看主要来自四个领域：即具备医学、公共卫生学教育背景人员是现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力，所占比例为一半；其次传播学研究者，约占25%左右；最后是社会学与教育学领域的研究者和来自综合性大学的研究者，两者总数占25%左右。（孙晶，2005）

一般认为，某个学科的成型必须有专业书籍的出版、专业协会的成立、专业课程的开展 以及专业刊物的发行作为标准，而健康传播从 70年代诞生至今，经历了一系列的飞速发展的过程。首先是专业书籍的大量出版。第一本有关健康传播的理论著作是 1984年由著名的传播学者Kreps和Thornton撰写的《健康传播理论与实践》( Health Communication ： Theory and Practice)。同年出版的第二部专著是由夏夫（Sharf）所著的《内科医生优化传播指南》。诺索斯（Northouse）于次年出版了该领域的第三部专著《健康传播专业人员手册》，此后各类专业书籍和论文层出不穷，巩固和丰富健康传播的发展。

其次是有关健康传播的协会的建立。为了适应学科的发展，美国传播学会领域最大的专业团体——“口语传播学会”（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CA）于1985年美国设置了“健康传播委员会”(Commission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作为对国际传播学会（ICA）“健康传播分会”的补充。原先ICA很多健康传播分会成员同时加入SCA“健康传播委员会”。再次是与该学科有关的专业会议的召开 ，这是该学科发展专业化规范化的必备条件。同年召开的“医学传播会议”(Medical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是健康传播的第一次学术会议。1986年又召开了由国际传播学会ICA和牛津大学合办的“基础医疗保健中的健康教育”会议，以及在加拿大西昂塔里奥举办的 “医患传播”会议。除此之外，国际传播学会ICA和口语传播学会（SCA）每年定期召开的学术年会也成为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美国大学中健康传播学专业逐步设立，目前明尼苏达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南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肯塔基大学马里兰大学都开设了健康传播传播学课程，而肯塔基大学、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已成为全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根据全美传播学协会的不完全统计，全美高校约有20个主要的健康传播学博士项目和40个硕士项目。（Everett M. Rogers，1994）美国著名的健康传播结构有肯塔基大学疾病预防研究中心、南加州大学健康促进和和疾病预防研究院、斯坦福疾病预防研究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口与家庭健康署。

美国的健康传播研究经过80年代的全面发展，其基本框架已经建立，开始进入逐步完善的阶段。国际传播学会ICA、口语传播学会SCA等专业机构和设有健康传播课程的著名高校开展了频繁的学术交流活动，极大的促进了学科的繁荣。1996年，全美另一份重要的健康传播研究专业学术期刊《健康传播季刊》（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创办。与1989年创办的《健康传播》相比，《健康传播季刊》上发表的论文偏重于国际性、应用性研究，而《健康传播》的定位则偏重于理论性研究。进入90年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对联邦研究基金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除此之外，大量私人基金组织的资金注入也为90年代美国健康研究传播学蓬勃发展的重要保证之一。

二、健康传播研究的现状

（一）国外健康传播的研究现状

现阶段，国外健康传播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手段相对与发展初期也更为科学，笔者通过浙江大学的电子资源相关数据库ProQuest和Web of Science中分别输入“health communication”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查到相关论约数十篇，经分析总结，新时期国外健康传播研究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1.研究问题的具体化，更加注重实证研究

健康传播在上世纪70-80年代成立之初主要关注的是对学科发展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随着这些问题研究的深入和学科内容的日益丰富，研究人员开始把侧重点放在具体问题上，研究某一事件甚至事件中某一过程的传播规律，且更加注重实证研究。如有学者通过调查基于数字媒体的健康传播问题，对数字媒体在促进健康饮食、减少肥胖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分析，通过195名志愿者对两个社区进行为期6个月的调查，认为数字媒体在促进人们的健康生活方面较传统媒体有很多优势，因此应该发挥数字媒体的优势，促进人们合理科学的生活习惯。[1]同时Lee等学者调查了公众通过互联网获取健康信息的行为与人们去看医生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网络健康传播能够有效地向公众提供健康信息，促进公众健康意识的提高，从而使他们能够更加自觉的去看医生（Lee，2009）。此外针对陪护人员与病人之间通过网络的交互行为日益增多，Tustin对陪护人员和病人之间通过互联网的进行交流研究，通过调查发现大多数病人认为陪护人员网络的使用程度和服务质量以及满意度呈负相关性，但是医生的网络使用却和服务质量以及病人满意度呈正相关性，因此作者认为在实践中应该加强陪护人员和病人之间的实际交流（Tustin，2010），该论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应陪护机制的合理设计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很多，其实最近几年出版的《健康传播》以及《健康传播期刊》上面的论文大多数是分析健康传播的细节问题。

2．研究角度的多维性

健康传播学本质上是医学卫生和传播学的一门交叉学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来为自己服务，近几年来健康传播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借鉴于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以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注重研究健康传播信息的心理认知过程、社会影响以及从健康传播的角度来研究健康政策。例如H. Wang等对人们对禁烟广告所产生的个人感知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相对与非吸烟者来说，吸烟者对禁烟广告的关注情况要更高一些，因此应该针对吸烟者加强禁烟广告的传播力度（H. Wang，2010）。针对酒后驾车问题的日益严重，Ebina同样对不同人群对酒后驾车态度的差异进行了考察，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只有考虑到受众的个体差异以及对信息的感知的差异才能够有效的提高健康传播的效果。（Ebina，2010）该研究对健康政策的制定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中提到了心理因素的重要作用。Kathryn Green的《Communicating Health： Strategies for Health Promotion》是一部研究提高公众健康素养策略的非常有价值的著作，内容涉及健康素养的理论和模型、文化因素、大众媒介、信息技术以及评价标准等诸多因素，在该著作中作者详细论述了健康传播的文化内涵，从政治、经济、心理以及人文等多学科角度分析了健康传播如何促进人们的健康意识，激励人们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Gazmararian等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理解了人们对临床试验信息的关注，该研究将风险信息寻找处理模型（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cessing ，RISP)应用与人们的健康决策中，通过分析临床试验固有的内在风险，他们认为参与临床试验是一项风险——收益的决策过程，最后作者指出该研究可以用于指导相关健康传播策略的问题制定（Gazmararian，2010）。随着人们对健康传播认识的不断深入，健康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程度还有进一步加强，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的专业人员将会加入到健康传播研究的领域，因此预计以后该方向仍然是研究的热点。

3．关注边缘文化群体

目前国外，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少数裔人口以及某些亚文化群体。针对非洲裔群体在美国认可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多，Davis等学者对非裔美国人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了研究，以往认为在健康传播的研究中可以将非裔美国人作为相同的群体进行对待，但调查发现这一群体的健康文化、行为以及信念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然后提出了针对这一群体的细分模型（The Black Identity Classification Scale，BICS)，利用这一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某些现实现象（Davis，2010）。学者Adeline研究了美国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在美国老年人当中存在着两级分化的现象，大多数互联网使用者都是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文章考察了网络对老年人产生的心理影响，认为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来缩小贫富差距所产生的数字鸿沟。学者Leung研究了针对肥胖儿童的健康传播问题，提出了使他们养成健康生活习惯的传播策略，并研究了传播效果的评估模型以及传播策略对儿童所产生的心理影响。最后作者认为该策略能够给儿童创造一个健康知识的良好学校环境，从而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跟这种趋势类似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关注某一单独的群体，如吸烟人群、酗酒人群、特殊心理疾病人群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研究，以发掘跟特殊群体相关的特殊规律。而Burton认为在健康知识的宣传策略方面应该根据种族、文化、教育状况以及不同人群的认知水平的差异进行宣传，文章讨论了一些针对特定人群的模型和方法。文化的多样化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基于不同群体的健康传播研究是健康传播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Burton，2010）

4．研究手段日益精确化，注重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地研究健康传播问题

随着健康传播研究的深入，很多问题的研究需要有精确的度量，因此不可避免的要使用数学方法，特别是统计学的相关方法。如在2008年由美国健康协会（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组织了关于健康传播和饮食习惯之间关系的研究。Mccormack等学者考察了公众健康素养度量问题，对以往的度量指标进行了改进，去除了那些在度量中表现不好的指标，通过回归分析等方法得出了25个基本指标，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基于网络的健康素养度量模型（Mccormack，2010）。Fairlie通过电话采访了330名年龄在18-25岁的大学生，根据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认为周末酒会较多、年龄21周岁以上和公众交通工具供应的不足是导致酒后驾车的主要原因，作者认为大学应该加大对学生在饮酒方面健康引导的力度（Fairlie，2010）。Larkey对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交流语言进行了量化研究，文章主要是关注口头交流语言，利用计算机辅助的方法利用相关指标对交流语言的质量进行评估，得出的结果能够很好的反应实际情况，文章中的方法也可以拥有书面语言（如病例、处方等）的研究（Larkey，2010）。Nan等学者研究了禁烟广告和烟民的吸烟习惯之间的关系，对未吸烟的人群将来的吸烟趋势进行了预测，同时对吸烟人群未来的戒烟趋势进行了预测，该研究对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意义（Nan，2010）。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当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使用的手段日益精确化，注重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的研究健康传播问题。

5．重视网络等新媒体对健康传播的重要作用

针对数字媒体的使用日益增多的现实，美国密苏里大学的研究人员研究了数字媒体对美国健康传播的影响，指出通信技术的进步能够有效的提高公众的健康素养，消除信息获取的不公平等因素。Van对互联网健康传播进行了调查，研究指出相对与传统媒体互联网能将健康信息传播到更多的受众，而且信息获取的费用也相对较低，研究进一步指出通过网络干预能够有效的改变人们的健康行为，最后作者探讨了互联网正面引导的方法（Van，2010）。Nora J通过对2020个健康成年人的信息产品使用情况进行调查，指出互联网和电子个人健康管理系统是人们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途径，然后利用上述现实对目前的健康传播效果模型进行修改，认为信息产品的使用应该在模型中占据较大的比重。Michelle Lisa研究了普通人健康知识的获取来源，主要研究了网络对健康传播的影响。研究中首先询问人们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认识，然后让他们上网查询相关内容后重新回答相同的问题，通过比较差异来研究网络如何对人们健康知识的架构产生作用。健康传播的研究跟传播所依据的载体密切相关，随着信息传输技术的进步，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传播工具和交流方式，因此这类的研究将永远随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目前，国外健康传播研究也有一些学者继续关注健康传播的传统问题，在传统的传播学框架内对健康传播进行基础性的研究，如电视禁烟广告的研究、传播语言设计问题研究以及健康传播的基础理论研究等。另外，从检索的相关文章中还可以总结得出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艾滋病、性病、和与性健康相关的研究仍然在健康传播研究中占首要地位，关注抽烟、饮酒、癌症等健康行为相关的健康传播议题也很常见，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多样，主要是问卷调查法、个案研究、内容分析、文献研究、实验法、访谈法等。社会营销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是主要采用的理论框架。总而言之，目前国外健康研究的范围界定模糊，也缺少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这些都是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所在。

（二）华人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现状

与西方学界的健康传播研究相比，华人社会的健康传播起步较晚。海内外华人社会有几个较具规模的传播学研究组织，按成立时间先后，依次为（北美）国际华人传播学会CCA（1990）、（北美）华人传播研究学会ACCS（1991）、（台湾）中华传播学会（1996）及中国传播学会CAC（2002）等。台湾传播界（以CCS为代表）起步较大陆早，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组织健康传播研究和探讨。

1.台湾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

就华人社会来说，健康传播学研究领域的相关学术成果以台湾方面为优。台湾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关注健康传播研究，直至今日已汇集了相当一批专业研究学者和研究成果，其中较主要的研究学者包括陈世敏、徐美荃等人。台湾中华传播学会(CCS)成立于1996年，自20世纪90年代末对组织健康传播专题研究和议题深入探讨。同时，作为台湾新闻传播学最重要最著名的学术期刊之一的《新闻学研究》也将1999-2000年的研究重点定为“健康传播”研究。[2]从研究的成员的构成看，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医护人员或教育推广者是主要的成员，但新闻传播研究学者的参与程度相对不足。

当前台湾在健康传播学研究领域，大多以实证研究为主，高达九成的研究着眼于本地的健康传播议题，多以单一时间点的断代议题或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在对传播媒介的关注方面，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或大众传播媒介与人际传播媒介的效果比较，研究的应用属性远较理论性为强。

从健康传播学研究的议题变化，1980年之前的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公共健康知识与健康政策的传递，如新药与新疗法的普及、家庭计划生育等内容是当时的研究重点。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健康传播进入快速发展期，除了从特定的健康议题或疾病议题（如艾滋病、控烟、禁毒、心理健康、全民保健瘦身减肥）入手进行的重点研究之外，也有针对特定传播媒介或特定理论的应用研究，如互联网健康传播、健康社会营销研究等。与此同时，健康传播研究对健康议题的思考更具人性化与权力意识。

健康传播教学方面，总体而言台湾尚起步不久，仍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这类课程主要开设在高等院校的传播学系或公共卫生与医护系，多为专业研究所或大学部高年级的选修课。其实较早涉及这一领域的高校有台湾慈济大学和台北医学大学等。1999年夏天，台湾慈济大学申请设立了传播学系，并决定了将未来传播学系的教学和研究重点将放在可以结合医学与传播学的健康传播上（陈世敏，2003）。2001年，台湾济慈大学设立健康传播、媒介素养两大专业领域，成为台湾传播学界第一个与健康传播相关的科系。目前，台湾在健康传播教学和研究领域实力较强的机构有：台湾慈济大学健康传播中心、台北医学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台湾世新大学新闻系与口语传播学系。

2．大陆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

我国大陆的健康传播研究起步较晚，对于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萌芽，有两种不同的认识观点。一种观点从公共健康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始于 20世纪 80年代末的健康教育研究应该被视为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另一种观点从传播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传播学研究者的加入以及以“传播学问题意识”为导向的研究课题的开展，是中国大陆在传播学意义上的健康传播研究领域得以发端的必要条件。两种观点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对健康传播不同研究取向的选择，前者是公共健康研究取向，后者是传播研究取向。

传播研究方面学术专著来说，目前我国尚没有系统地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的译著，仅有的只是一些以“医学社会学”和“健康社会学”等为标题的译著。这类书籍尽管在内容上对健康传播而言有可借鉴之处，但毕竟存在较大的差别。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的《健康传播：个人、文化与政治的综合视角》(Communication Health：Personal，Cultural，and Political Complexities)一书，是以“健康传播”为标题的著作，此书系统地论述了健康传播与个人、文化和政治的关系，但由于是英文影印版，国入研读起来仍有些费力（盖斯特马丁，2006）。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专著，目前可以检索到的只有北京医科大学主编的《健康传播学》和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由米光明、王官任编著的《健康传播学原理与实践》。2008年2月，学者张自力所著《健康传播与社会》正式出版。

自 2000年复旦大学《新闻大学》杂志首次发表“健康传播论文” ——《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之后（张自力，2001），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传播学研究论文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等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上相继发表，并逐渐增多。在学术研究方面，张自力是较早地系统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并将其理论应用到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于2001年撰写了《廿一世纪中国健康传播展望》，之后又陆续撰写了《“健康的传播学”与“健康中的传播学”——试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两大分支领域》、《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等多篇学术论文。其中他在《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方向》一文中提出了健康传播研究领域的划分模式图，通过三个维度系统阐述了健康传播的12个领域，并归纳出今后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重要课题。 （张自力，2005）此外，近几年我国有关健康传播的研究论文还有：《中国媒介的大众健康传播1994--2001年(人民日报)“世界艾滋病日”报道分析》(陈丹，2002)，以人民日报为例进行个案研究，探讨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国主流报纸如何呈现与建构艾滋病相关议题；燕晓英在《萌芽中亟待关注的研究领域——我国健康传播的现状分析和前瞻》(2003)中指出，“我国现有的研究成果和数据仍旧散落在各个卫生部门和高校院所，至今国内的健康传播研究仍然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中”；韩纲的《传播学者的缺席：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十二年——一种历史视角》(2004)，通过对1991年至2002年中国大陆主要发表健康传播相关研究成果的专业期刊的分析，初步探讨了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整体状况，揭示了传播学者的缺席是其中的重要特征。

近年来，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渐渐兴起。2003年 11月，“中国健康教育与大众传媒论坛”在北京举行，首次开创性地以健康传播作为论坛研讨的主题。2004年 11月，“清华－拜尔公共健康与媒体研究室”挂牌成立。2006年月10月，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卫生部新闻办和美国疾控中心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健康传播论坛”在清华大学成功举行，该论坛是我国首次举办的关于“健康传播”的学术论坛，它不仅唤起了社会各界对健康传播的进一步关注和健康传播意识的提高，而且引起了我国传播学学界对健康传播研究的迸一步关注。以后每年定期召开，已以“婚育新风进万家”、“健康传播与疾病预防”、“公共卫生风险沟通”和“疫苗安全”为主题，成为国内外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2007年 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的“华语健康传播论坛”召开，成为另一个定期召开的高水平健康传播学术论坛。2010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与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安妮伯格传媒学院共同主办2010年健康传播暑期学校，邀请了国内外知名专家介绍健康传播与新闻传播学国际国内前沿动态。

目前，在中国普通高校的医学院尚未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而中国的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也除了清华最近新增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外同样没有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健康传播的研究缺乏基础平台的支持，制约了教学、科研和专业人才的培养。目前仅有的健康传播研究主要依靠分散在各个高校的个别学者。现在有少数高校策划或已经成立健康传播中心。例如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和台湾济慈大学都相继成立此类中心。2003年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与日本东北福祉大学对等成立“健康传播与社会福利研究中心”，致力于为社区研究和中国健康产业把脉，从而成为率先介入健康传播学科领域的中国高校。中国科技大学也于2004年建立“中国科技大学健康传播中心”，依托本校的学科力量和平台资源，结合外部力量，探索当代大学生的健康培养模式，探索社会公众、社区、企业、城市的健康传播发展模式。2010年11月，在清华大学和卫生部共同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我国首个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宣告成立。该中心已经获得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增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批准。

三、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健康传播学本质上是医学卫生和传播学的一门交叉融合学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来为自己服务。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来看分析，未来健康传播学有将会两个发展趋势，其中纵向是指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的研究层面；而横向则是指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法律、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等不同学科的融合（盖斯特马丁，2006）。国外的健康传播与中国的健康传播的发展历程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中国健康传播起步较国外晚，加之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医疗水平和国民素质等差异，国内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有所差异。

（一）国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这些年，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发展迅速而稳健，并已进入黄金期，与传播学中大多数分支领域一样，健康传播的早期研究较多地集中在证实“传播学在健康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方面。但这远远不是健康传播研究的全部。将来的国外的健康传播研究会更关注健康信息的有效传递、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新媒体也将带来新的健康传播方式及新议题。此外，对边缘性文化群体，如穷人、少数民族、妇女和老人等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1.媒介的效果研究将仍然会是未来健康传播研究的重点

对于健康信息的传播，大众传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对信息，特别是对日常生活内容相距较远的所谓“非强制性接触议题”的信息获取，绝大多数来源于大众媒体，在国外这部分的研究议题涉及大众传播健康传播的形式、内容技巧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研究，以及效果研究等。相关研究理论包括议题设置、社会学习理论使用和满足理论。涵化理论、沉默和螺旋理论等（孙晶，2005）。

2.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也是未来健康研究研究的重点

医护人员本应担任着为大众提供权威性健康信息的重任，随着患者的个人权利意识的强化和传播链中受者地位的凸显，从患者角度探讨传播内容、效果的研究日益成为主流，涉及个性化传播（差异传播）研究、医患关系与患者知情权等研究内容日益热门。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显示，医患间的互动交流因为各种原因呈减少趋势，虽然现代社会人们几乎处于一个构建媒介的拟态信息社会，但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毕竟是去化人性化的，医患之间人际的交流是为患者心灵、治疗病患最有效沟通方式，所以如何通过有效的传播方式，构建新的医患交流模式并将成为将来的研究重点。

3.新兴媒体为健康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传播方式，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议题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出现不仅给健康传播带来了技术上的更新，也带来了传播方式和传播理念的更新。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介技术，它不仅兼具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交往的特点，又有两者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在有利于健康传播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同时，更为健康传播研究带来了新的很多研究议题。从目前看来，互联网在健康传播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4.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目前在国外，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少数裔人口以及某些亚文化群体。针对非洲裔群体在美国认可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多，因此，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二）国内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健康取向与传播学取向形成健康传播研究的两大主要分支，由这两个分支领域展开的主要研究内容占据健康传播研究的主体部分，但这并不是全部。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领域，健康传播研究是建立在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法律以及公共卫生学、教育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基础上的融合而成，这就注定了健康传播研究的多维性。其中最主要的维度有传播学维度、社会学维度、公共卫生维度。健康传播学是多维度学科的对接、产生了多元的研究领域，并丰富了健康传播的研究视角。通过对国内健康传播学学者学术成果分析，在众多的子领域中，以下领域是当前和未来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方向。

1.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大众传媒健康传播的传播形式、内容和技巧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建构，以及效果研究等。

2.组织健康传播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组织健康传播载体（墙报、讲座、宣传小册子、海报）的内容分析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组织健康传播形式与策略研究、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效果相比较研究等。

3.以“医患关系”为中心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医患关系研究是人际健康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主要聚焦点为医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传播方式、内容、策略、效果及信息不平衡等。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人际传播、话语权力、知情权等很多内容。

4.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健康教育设计和效果评估、健康促进计划策略研究、健康传播材料的制作等。

5．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的研究。外部环境研究的议题主要涉及健康政策制定与公众健康的影响研究、卫生保健政策的研究、健康传播法规研究、医患关系中的法律权益的研究等。

6．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涉及的研究议题主要包括健康、疾病和死亡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其解读及对健康传播的影响、健康传播的人文特性和文化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健康传播比较的研究、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在健康传播过程之中的文化差异等。

7．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研究（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对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涉及危机事件发生的原因、机制与体制，应急预案的制定和危机发生后的有效控制传播等，不仅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8．健康传播史的研究。这里的健康传播史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健康传播研究史研究，另一个、是健康传播实践史研究。

9．艾滋病、安乐死、同性恋、器官移植等特殊健康议题的研究。

以上国内研究方向不仅是当前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也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健康传播领域面临的重要的课题。需要指出的是，每个研究方向对应的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研究子领域，而是多个子领域的结合。对这些课题的研究和推动将会为未来的健康传播打开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张自力，2005）。

[注释]

[1]参见网址：http//proquest.umi.com/pqdweb?did=2179562451&sid=3&Fmt=3&clientId=41483&RQT=309&VName=PQD

[2]徐美苓，《健康传播在台湾》，（台北，2004），第526-529页.

[参考文献]

[1] Rogers，Everett M. (1994).The Field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Toda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Vol.38(2)，pp.208-214.

[2] Carmen R.(2008).Differences in theoretical constructs of processing health information in narrative entertainment television messages. Ph.D.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3] Riet， J.Van’t.(2010). Investigating predictors of visiting， using， and revisiting an online health-communication program: a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Vol.12(3). pp.37.

[4] Lee， Chul-Joo and Hornik， Robert. C. (2009). Physician Trust Moderates the Internet Use and Physician Visit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Vol.14(1)，pp.70-76.

[5] Tustin， N. (2010). The Role of Patient Satisfaction in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Vol.15(1). pp.3-17.

[6] Wang， H. (2010). Selective exposure and selective perception of anti-tobacco campaign messages: the impacts of campaign exposure on selective perception. Health Communication，Vol.25(2). pp.182-190.

[7] Ebina， R. et al. (2010). The effectiveness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health education in Kushima， Japan . Global Health Promotion，Vol.17(1)，pp.5-15.

[8] Gazmararian， Julie. A. (2010).The Development of a Health Literacy Assessment Tool for Health Plans.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93-101.

[9] Davis. R.E. (2010).A new audience segmentation tool for African Americans: the black identity classification scale.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5)，pp.532-554.

[10] Burton， D. (2010). Perceptions of smoking prevalence by youth in countries with and without a tobacco advertising ban.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6)，pp.656-664.

[11] McCormack， L. (2010). Measuring Health Literacy: A Pilot Study of a New Skills-Based Instrument.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51-71.

[12] Fairlie， A. M. (2010). Socio demographic，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Predictors of Alcohol-Impaired Driving in a Sample of US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218-232.

[13] Larkey. L. K. and Hecht， Michael. (2010). A Model of Effects of Narrative as Culture-Centric Health Promotion .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114-135.

[14] Nan， X. and Zhao， X. (2010). The influence of liking for antismoking PSAs on adolescents' smoking-related behavioral intentions.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25(5)，pp.459-69.

[15] 张自力（2005）.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九个方向.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5). [Zhang Zili (2005). Nine Directions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Hangzhou Teachers College (Social Science Edition). (5). ]

[16] 孙晶(2005).美国健康传播研究评析.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Sun Jing (2005). A Review of American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aster’s Dissert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

[17]徐美苓(2007).健康传播研究与教育在台湾——“传播”主体性的反思.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0)，第148—153页. [Xu Meilin (2007).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Taiwan--- A Reflection on the Subjectivity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10)， pp. 148-153.]

[18]陈世敏(2003).健康传播话从头.传播研究简讯（台湾），(1). [Chen Shimin (2003). Brief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aiwan). (1). ]

日用化学与健康论文篇3

Abstract： Generally，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even their syntheses. With prevailing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dynamic. The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s，Human relation that can be beneficial to responsibility for groups or to altruistic behaviors is very importan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haracters of gentleman that can be in favor of virtue are highlight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rmony that makes for motivat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preach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t will make some practical suggestions by the releva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onfucianism； Taoism； Positive psychology； education for positive mental health

教育部2001年颁布的《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指出，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成绩卓著，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但是，传统心理健康教育理论根植于西方文化价值体系之中，热衷于把人的心理现象理解成一种自然的现象，或者将之看成具有与自然现象相类似性质的客观实在。所以，主流心理学不得不强调其内容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可重复检验性的重要，忽视甚至否认心理健康教育的社会性和文化性。坚持还原论和自然主义，把复杂的人的心理还原为物性和动物性，从而导致心理学的研究本体――人性的失落。

随着心理学研究的深入，尤其是正在兴起的积极心理学，坚持以人的积极心理品质为研究目标，它不是简单地对消极心理学的完全否定，而是对消极心理学的扬弃，即在批判中继承。积极心理学关注人性中的积极因素，强调个体的优点和人的价值，它利用更加科学、更加人文的思路和方法研究如何挖掘人的潜能和创造力，如何最大限度地激发蕴藏于人内心的活力，增强人们的自信心，正确树立人们的人生信念。变传统的“问题式”、“病理式”心理健康教育为以积极预防和发展为取向的积极心理健康教育。

我国学者孟万金教授创立了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本，并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主张以培养积极心理品质作为开展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核心内容。这一心理健康教育新理论为当代中国高等心理健康教育开辟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综述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史中在特定的自然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积累和流传下来，并且至今仍在影响当代文化的“活”的中国古代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积淀厚重，博大精深。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诸多学派，最具影响力的有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以及墨、法等重要学说流派。现在所讲的中国传统文化一般泛指儒释道三家学说及其综合体。贵和尚中、和而不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君子慎独、天人合一、阴阳相生相克等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影响着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以儒家文化为主干，兼容道佛等家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积极心理学盛行的今天，越发显示其旺盛的生命力。

积极心理学最早在美国兴起，它主张采用一种全新视角来诠释心理现象，强调用人的积极力量、美德和善端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变关注人的心理问题为关注人的内在潜能，并借此激发个体自身所固有的一些实际的乃至潜在的积极心理品质和力量，并通过最大限度地释放个体潜能使之获得美好生活。积极心理学主要涵盖三个层面的研究内容：第一个是主观层面，这个层面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作为个体――人的主观体验，具体包括心理满足、内心平和、安宁、对未来充满希望以及乐观等。这一层面重点关注的是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强调人要满意的心态看待自己的过去、幸福、乐观地感受着现在和积极、主动地迎接未来；第二个是个体层面，该层面主要研究的是人格特质，尤其关注的是存在于人格之中的那些关于积极力量和美德的人格特质。如，研究包括个体智慧、勇气、仁慈、感激等24种人格因素，并努力探寻一条能够使生命个体具备这些积极人格特质的有效方法；第三个是群体层面，主要以积极的组织系统为研究对象，具体包括了对安定的社会、关系良好的社区、高效能的学校、积极、健康的家庭及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各种媒体等，从而使公民具有责任、利他、礼貌及所从事职业的职业道德[4]。我国学者孟万金在借鉴和整合西方积极心理学及积极教育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传统文化和当今时代精神创立了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该理论认为，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对个体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因为积极心理品质不仅有助于心理疾病好转，更好地预防心理疾病。因此，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就是努力培养在校大学生的心理品质。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

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理论更多关注于人的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而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理论则对人性优点及人的价值更为关注，主张通过发展来化解问题，明确提出“开发潜能，减负增效”与“塑造积极向上心态和奠基幸福人生”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两大使命。中国传统文化以其特有的内涵和多样的形式为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开展发挥作用。

1.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际关系，有利于群体责任感、利他行为等品质的培养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没有哪个中国人怀疑这句话的正确性。由此可知中国文化是非常重视人际关系的。人际关系能使人感到安全和温暖，满足了个体的心理归属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的理解是需要将人放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它强调的是个体的社会关系和谐，人是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一个分子、一个角色，人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生命个体，而是一个具有伦理道德的社会个体，每个人均为群体关系的派生物。

尤其是，儒家学说中用“仁”来处理社会中所有的人际关系。孔子用“忠恕”解释“仁”，认为“仁”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了实现“忠恕”的目标，儒家文化倡导自我反省。

儒家文化用礼来调整和规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并以此实现“和”的目的。儒家学说认为，如果把“仁”当作人际交往的核心，以“礼”作为人际交往规范，就能在人际互动中有效约束人的行为，减少人际交往的摩擦，缓解人际交往的紧张与冲突。

人自从来到世界上便与其所生活的环境相互影响，一个人良好的适应性就是一种积极的心理品质。道家文化尤为重视人与环境的适应与和谐，道家文化的主题是“天人合一”，核心是“道”。祸福相依乃是天道，生命枯荣是自然规律，祸福非人力所能左右，是个体品性的自然结果。据此，人在面对伤害或冲突时，应该“顺之以天理，……应之以自然。”

儒家文化也非常强调人对环境的适应。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即当遭遇挫折或失败时，不应将原因归于环境或他人，而应该查找自身原因。只有这样，才能永葆积极乐观的健康心态，有所作为。

2.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君子人格教育，有利于善端、美德的培养

俗语虽然有“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之说，但研究显示，相同文化性及相同生物性能使一个国家、社会或者同一种族的成员具有诸多相同或者相近的心理和行为[7]。儒家文化把人大致分成了两类，一类人是君子，另一类为小人。儒家文化中的君子泛指有较高文化、品德的人；小人则指道德与文化有缺失的人。“君子人格”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代表着自然，天的运行一直是刚健苍劲，君子为人处世应当像天的运行规则一样，追求自我进步，刚强坚毅，奋发有为，永不停息；作为地，其气势厚重和顺，君子待人接物应当增益美德，容载万物。儒家文化倡导人格教育应以造就君子人格（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为要义。在此基础上衍生出诸多君子人格教育的精辟见解：“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

自我反省是君子道德修养中不可或缺的过程。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如果有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只有通过不间断地自我反省，查找差距，弥补不足，才能实现自我完美人格。

3.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和谐，有助于主观幸福感的激发

不同文化模式对幸福感存在不同的理解。一般地，文化模式常被划分为两种：个人主义模式和集体主义模式。个人主义的文化模式强调个人的内在感觉和思想，个人相对地拥有更多的自由；在注重集体主义的文化里，更强调群体（通常是家庭和朋友）内部与外部明显的区别。个人主义者往往以个人情绪体验作为判定生活满意程度的标尺；集体主义者却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生活满意与否的依据。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属于后者。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精髓是“和”文化，其核心价值观中凝聚着相当丰富的和睦、融合、平和的思想与观念，“和”文化渗透于天人、自我、群我等各种社会关系中，也就构成了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的和谐与统一等内容。即对于生活于中国文化环境中的国人来说，主观幸福感不仅仅是一般感官上的与安逸，而是通过和自然、和自身、和社会的和谐互动中得到的那份心灵的平和与安宁。

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人类物质生活水平获得了极大提高。但是，社会发展的缺陷与人类的弱点也日渐显现：如，人类对大自然毫无限制的发掘、肆无忌惮的破坏、贪得无厌的掠夺，使得自然资源供应匮乏成为全球性顽疾；越来越多的废弃物的排放，已经打破了地球生态环境的固有循环和平衡。资源的匮乏和环境的恶化已成为世界性难题。“端起大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社会现象体现出人类主观幸福感指数的骤降。个人主义文化模式以其“无厌的贪”而无法阻止“骂娘”，中国传统文化凭其“知足常乐”的平常心成为了人类追求幸福的历史选择。

三、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开展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具体建议

文化影响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社区人们的行为、性格、思维及其价值观。当人类进入后工业时代，西方文明越来越受到批判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越发突显。由此，建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色的积极心理健康教育成为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历史选择。

1.营造环境，浓厚传统文化氛围

文化是特定的人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形成的，体现着该群体的精神、气质和独特追求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和情感模式的综合体。文化对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可以是有意的，也可以是无意的。不论何种影响，生活于一定文化氛围中的个体，必然要受到该文化的感染与熏陶，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营造文化环境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呢？一方面，用中国传统文化妆点大学校园，让学生随时随处感受到文化的存在。如，在校园内、教学楼道中张贴名人图像；在宣传栏内、线杆儿上悬挂名人名言、历史典故等。另一方面，让传统文化进入网络世界，利用校园网络平台、手机微信等渠道用传统文化占据学校舆论阵地，为学生健康成长汇聚社会正能量。如，通过建立校园网，或者以班级为单位形成微信朋友圈，辅导员或者班干部定时更新传统文化为内容在朋友圈内分享，以实现教育的目的。

2.编撰教材，让传统文化走进课堂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实践证明，满堂灌的传统课堂因其远离学生生活实际，而让学生对学习内容丧失兴趣。那么，如何才能让生活走进课堂，已经成为当前广大教育工作者不得不思考的重要问题。

现在，国内许多高校都建立完善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机构和相关人员的配置。同时，很多学校还积极开发、编写具有地方特色的心理健康专门教材。如邯郸某高专，凭借邯郸成语典故之乡的地域优势，通过成语、典故等文化形式，结合心理健康教育的具体内容，编写了学生喜闻乐见的教材，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乐。如，在学习篇章中，通过“胡服骑射”成语典故，使学生明白学习重要的道理；而以“邯郸学步”的故事，让学生领悟到学习是建立在个体原有认知基础上的，抛开既有知识，新学知识将会无处可依；利用“纸上谈兵”让学生认识到学习离不开实践。等等。

3.开展活动，领略传统文化魅力

文化是人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活动结果，无形的文化离不开有形的实践活动。文化只所以能成为一个有意义和有价值的系统，就是因为其产生于一个个具体而生动的社会实践活动。反推之，通过具体的活动可以让学生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感受。

一是利用传统节日开展活动。中国传统节日很多，除春节外，正月15日闹花灯，3月里的清明节祭祖，5月5日端午节赛龙舟，8月15日中秋节赏月，9月9日重阳节登高，腊月23日祭灶等。通过开展与节日相关的活动，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传统文化活动除上述节日外，还可以开展其它形式多样的活动，如传统书法、传统美术、传统戏剧、群众舞蹈、曲艺、传统手工艺、杂技与竞技等。二是以中华武术为媒，感悟中华文化的博大。中国传统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浓缩和载体，能充分体现武术的文化性与民族性。

中国传统武术，如太极拳，它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理论根基，旨在追求生命与自然的和谐，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有研究显示，太极拳训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症状自评量表》中的阳性诊断指数。

参考文献：

[1]李炳全等.主流心理学的困境与文化心理学的兴起――文化心理学能否成为心理学的新主流[J].国外社会科学，2005（1）

[2]孟万金.论积极心理健康教育[J].教育研究，2008（5）

[3]顾冠华.中国传统文化论略[J].扬州大学学报，1996（6）

[4]任俊.积极心理学[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5]诸子集成本[M].上海：上海书店，1986

[6]杨国枢.我们为什么要建立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J].本土心理学研究，1993（1）

[7]王淑梅等.传统文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

[8]邹琼.主观幸福感与文化的关系研究综述[J].心理科学，2005（3）

日用化学与健康论文篇4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worldwide based on the books, periodicals, journals, major symposium, academic conferences and key scholarships. The author finally concludes the research tendency abroad towards four directions: firstly,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s of media; secondly, 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thirdly, health communication in new media; finally, the communication with marginalized cultural groups. Meanwhile, national research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has important topics including media effects, organizational health communication, interpersonal health communication centered on “doctors and patients” relationship, health education and promotio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studies, health emergencies, health communication history, specific health communication issues concerning of AIDS, euthanasia, homosexuality, organ transplantation etc. and so on.

Key words: Health Communication；History；Present；Tendency

传播是人类社会古老的行为。传播学的开山祖师施拉姆说：传播是最繁忙的交叉口，但许多人只路过而不逗留。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开始迅速发展。健康传播学就是医学与社会学在路过传播学这个交叉口时“逗留”下的产物。21世纪是健康的世纪，越来越富足的人类，开始关注人本身，健康已经成为大众、政府和学者一致关心的议题。健康传播就是要满足大众对健康信息的渴求，而传媒在传播健康的过程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关于健康传播的定义有很多种，有学者从人际传播方面给健康传播下定义，认为健康传播是病患和医疗提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治疗室里无数的人际传播活动，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罗杰斯（M. Roger S）则认为凡是人类传播类型涉及到健康的内容就是健康传播。在美国健康传播领域有两大分支：一是“健康促进”，二是“健康服务递送”。前者的议题主要是以媒介和大众传播为主，后者主要是以医患关系和人际传播为主。美国国家癌症学会和疾病控制中心给出了以下定义：健康传播是指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传播媒介和方法，为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而收集、制作、传递、分享健康信息的过程。上述各种定义从不同方面强调了健康传播的各种特性，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取性。

一、健康传播研究的历史

作为传播学一个分支领域，健康传播学属于专业传播研究的范畴。健康传播在学科构成上非常多元及杂糅。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法律、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和市场营销学等多个学科从不同角度为健康传播学的学科框架和理论范式的形成提供了支持。其中，健康教育学、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对健康传播学的诞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大多数者认为，美国是健康传播学的学科发源地，时间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1971年，美国心脏病学专家 J.法夸尔 (Dr. Jack Farquhar)和传播学家 N.麦科比 (Nathan Maccoby)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实施著名的“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 (Stanford Heart Disease Prevention Program，SHDPP)，该计划在实施过程当中成功地运用了社会学习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营销策略等理论框架。（Everett M.Rogers，1994）这些理论和方法日后均成为健康传播重要的理论组成。研究者认为，在健康传播中大众传播加上人际传播效果最佳，但大部分情况仅有大众传播，效果同样很理想。这一试验被视为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1991年，美国疾病防控中心 ( The Center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设立了专项基金和健康传播办公室，开始组建全国范围内的健康传播机构。1972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 ( Therapeutic Communication Interest Group)成立，后易名为“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该小组隶属于著名的“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成为其下属的众多分支机构之一。该小组奠定了健康传播的在学术领域的地位，也使健康传播学向学科的规范化发展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1973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编辑了第一份简易专业性刊物《国际传播学会简讯》，专门刊登健康传播的宗旨、研究领域和特点并刊登专业文章和资料，有效扩大健康传播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在1975年举行的国际传播学年会（ICA）上“治疗传播兴趣小组”正式更名为ICA“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这是学术界首次正式使用“健康传播”这一提法。

20世纪80年代，“预防艾滋病运动”标志着健康传播研究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播学届从隐性走向显性。众多的著名学者和研究基金投入，使健康传播研究在很短时间内迅速发展，也成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在80年代健康传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独立的专业。同一时期，美国健康传播专业研究机构的出现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从研究的人员构成看主要来自四个领域：即具备医学、公共卫生学教育背景人员是现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力，所占比例为一半；其次传播学研究者，约占25%左右；最后是社会学与教育学领域的研究者和来自综合性大学的研究者，两者总数占25%左右。（孙晶，2005）

一般认为，某个学科的成型必须有专业书籍的出版、专业协会的成立、专业课程的开展 以及专业刊物的发行作为标准，而健康传播从 70年代诞生至今，经历了一系列的飞速发展的过程。首先是专业书籍的大量出版。第一本有关健康传播的理论著作是 1984年由著名的传播学者Kreps和Thornton撰写的《健康传播理论与实践》( Health Communication ： Theory and Practice)。同年出版的第二部专著是由夏夫（Sharf）所著的《内科医生优化传播指南》。诺索斯（Northouse）于次年出版了该领域的第三部专著《健康传播专业人员手册》，此后各类专业书籍和论文层出不穷，巩固和丰富健康传播的发展。

其次是有关健康传播的协会的建立。为了适应学科的发展，美国传播学会领域最大的专业团体――“口语传播学会”（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CA）于1985年美国设置了“健康传播委员会”(Commission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作为对国际传播学会（ICA）“健康传播分会”的补充。原先ICA很多健康传播分会成员同时加入SCA“健康传播委员会”。再次是与该学科有关的专业会议的召开 ，这是该学科发展专业化规范化的必备条件。同年召开的“医学传播会议”(Medical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是健康传播的第一次学术会议。1986年又召开了由国际传播学会ICA和牛津大学合办的“基础医疗保健中的健康教育”会议，以及在加拿大西昂塔里奥举办的 “医患传播”会议。除此之外，国际传播学会ICA和口语传播学会（SCA）每年定期召开的学术年会也成为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美国大学中健康传播学专业逐步设立，目前明尼苏达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南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肯塔基大学马里兰大学都开设了健康传播传播学课程，而肯塔基大学、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已成为全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根据全美传播学协会的不完全统计，全美高校约有20个主要的健康传播学博士项目和40个硕士项目。（Everett M. Rogers，1994）美国著名的健康传播结构有肯塔基大学疾病预防研究中心、南加州大学健康促进和和疾病预防研究院、斯坦福疾病预防研究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口与家庭健康署。

美国的健康传播研究经过80年代的全面发展，其基本框架已经建立，开始进入逐步完善的阶段。国际传播学会ICA、口语传播学会SCA等专业机构和设有健康传播课程的著名高校开展了频繁的学术交流活动，极大的促进了学科的繁荣。1996年，全美另一份重要的健康传播研究专业学术期刊《健康传播季刊》（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创办。与1989年创办的《健康传播》相比，《健康传播季刊》上发表的论文偏重于国际性、应用性研究，而《健康传播》的定位则偏重于理论性研究。进入90年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对联邦研究基金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除此之外，大量私人基金组织的资金注入也为90年代美国健康研究传播学蓬勃发展的重要保证之一。

二、健康传播研究的现状

（一）国外健康传播的研究现状

现阶段，国外健康传播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手段相对与发展初期也更为科学，笔者通过浙江大学的电子资源相关数据库ProQuest和Web of Science中分别输入“health communication”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查到相关论约数十篇，经分析总结，新时期国外健康传播研究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1.研究问题的具体化，更加注重实证研究

健康传播在上世纪70-80年代成立之初主要关注的是对学科发展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随着这些问题研究的深入和学科内容的日益丰富，研究人员开始把侧重点放在具体问题上，研究某一事件甚至事件中某一过程的传播规律，且更加注重实证研究。如有学者通过调查基于数字媒体的健康传播问题，对数字媒体在促进健康饮食、减少肥胖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分析，通过195名志愿者对两个社区进行为期6个月的调查，认为数字媒体在促进人们的健康生活方面较传统媒体有很多优势，因此应该发挥数字媒体的优势，促进人们合理科学的生活习惯。[1]同时Lee等学者调查了公众通过互联网获取健康信息的行为与人们去看医生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网络健康传播能够有效地向公众提供健康信息，促进公众健康意识的提高，从而使他们能够更加自觉的去看医生（Lee，2009）。此外针对陪护人员与病人之间通过网络的交互行为日益增多，Tustin对陪护人员和病人之间通过互联网的进行交流研究，通过调查发现大多数病人认为陪护人员网络的使用程度和服务质量以及满意度呈负相关性，但是医生的网络使用却和服务质量以及病人满意度呈正相关性，因此作者认为在实践中应该加强陪护人员和病人之间的实际交流（Tustin，2010），该论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应陪护机制的合理设计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很多，其实最近几年出版的《健康传播》以及《健康传播期刊》上面的论文大多数是分析健康传播的细节问题。

2．研究角度的多维性

健康传播学本质上是医学卫生和传播学的一门交叉学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来为自己服务，近几年来健康传播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借鉴于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以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注重研究健康传播信息的心理认知过程、社会影响以及从健康传播的角度来研究健康政策。例如H. Wang等对人们对禁烟广告所产生的个人感知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相对与非吸烟者来说，吸烟者对禁烟广告的关注情况要更高一些，因此应该针对吸烟者加强禁烟广告的传播力度（H. Wang，2010）。针对酒后驾车问题的日益严重，Ebina同样对不同人群对酒后驾车态度的差异进行了考察，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只有考虑到受众的个体差异以及对信息的感知的差异才能够有效的提高健康传播的效果。（Ebina，2010）该研究对健康政策的制定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中提到了心理因素的重要作用。Kathryn Green的《Communicating Health： Strategies for Health Promotion》是一部研究提高公众健康素养策略的非常有价值的著作，内容涉及健康素养的理论和模型、文化因素、大众媒介、信息技术以及评价标准等诸多因素，在该著作中作者详细论述了健康传播的文化内涵，从政治、经济、心理以及人文等多学科角度分析了健康传播如何促进人们的健康意识，激励人们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Gazmararian等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理解了人们对临床试验信息的关注，该研究将风险信息寻找处理模型（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cessing ，RISP)应用与人们的健康决策中，通过分析临床试验固有的内在风险，他们认为参与临床试验是一项风险――收益的决策过程，最后作者指出该研究可以用于指导相关健康传播策略的问题制定（Gazmararian，2010）。随着人们对健康传播认识的不断深入，健康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程度还有进一步加强，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的专业人员将会加入到健康传播研究的领域，因此预计以后该方向仍然是研究的热点。

3．关注边缘文化群体

目前国外，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少数裔人口以及某些亚文化群体。针对非洲裔群体在美国认可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多，Davis等学者对非裔美国人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了研究，以往认为在健康传播的研究中可以将非裔美国人作为相同的群体进行对待，但调查发现这一群体的健康文化、行为以及信念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然后提出了针对这一群体的细分模型（The Black Identity Classification Scale，BICS)，利用这一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某些现实现象（Davis，2010）。学者Adeline研究了美国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在美国老年人当中存在着两级分化的现象，大多数互联网使用者都是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文章考察了网络对老年人产生的心理影响，认为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来缩小贫富差距所产生的数字鸿沟。学者Leung研究了针对肥胖儿童的健康传播问题，提出了使他们养成健康生活习惯的传播策略，并研究了传播效果的评估模型以及传播策略对儿童所产生的心理影响。最后作者认为该策略能够给儿童创造一个健康知识的良好学校环境，从而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跟这种趋势类似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关注某一单独的群体，如吸烟人群、酗酒人群、特殊心理疾病人群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研究，以发掘跟特殊群体相关的特殊规律。而Burton认为在健康知识的宣传策略方面应该根据种族、文化、教育状况以及不同人群的认知水平的差异进行宣传，文章讨论了一些针对特定人群的模型和方法。文化的多样化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基于不同群体的健康传播研究是健康传播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Burton，2010）

4．研究手段日益精确化，注重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地研究健康传播问题

随着健康传播研究的深入，很多问题的研究需要有精确的度量，因此不可避免的要使用数学方法，特别是统计学的相关方法。如在2008年由美国健康协会（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组织了关于健康传播和饮食习惯之间关系的研究。Mccormack等学者考察了公众健康素养度量问题，对以往的度量指标进行了改进，去除了那些在度量中表现不好的指标，通过回归分析等方法得出了25个基本指标，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基于网络的健康素养度量模型（Mccormack，2010）。Fairlie通过电话采访了330名年龄在18-25岁的大学生，根据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认为周末酒会较多、年龄21周岁以上和公众交通工具供应的不足是导致酒后驾车的主要原因，作者认为大学应该加大对学生在饮酒方面健康引导的力度（Fairlie，2010）。Larkey对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交流语言进行了量化研究，文章主要是关注口头交流语言，利用计算机辅助的方法利用相关指标对交流语言的质量进行评估，得出的结果能够很好的反应实际情况，文章中的方法也可以拥有书面语言（如病例、处方等）的研究（Larkey，2010）。Nan等学者研究了禁烟广告和烟民的吸烟习惯之间的关系，对未吸烟的人群将来的吸烟趋势进行了预测，同时对吸烟人群未来的戒烟趋势进行了预测，该研究对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意义（Nan，2010）。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当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使用的手段日益精确化，注重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的研究健康传播问题。

5．重视网络等新媒体对健康传播的重要作用

针对数字媒体的使用日益增多的现实，美国密苏里大学的研究人员研究了数字媒体对美国健康传播的影响，指出通信技术的进步能够有效的提高公众的健康素养，消除信息获取的不公平等因素。Van对互联网健康传播进行了调查，研究指出相对与传统媒体互联网能将健康信息传播到更多的受众，而且信息获取的费用也相对较低，研究进一步指出通过网络干预能够有效的改变人们的健康行为，最后作者探讨了互联网正面引导的方法（Van，2010）。Nora J通过对2020个健康成年人的信息产品使用情况进行调查，指出互联网和电子个人健康管理系统是人们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途径，然后利用上述现实对目前的健康传播效果模型进行修改，认为信息产品的使用应该在模型中占据较大的比重。Michelle Lisa研究了普通人健康知识的获取来源，主要研究了网络对健康传播的影响。研究中首先询问人们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认识，然后让他们上网查询相关内容后重新回答相同的问题，通过比较差异来研究网络如何对人们健康知识的架构产生作用。健康传播的研究跟传播所依据的载体密切相关，随着信息传输技术的进步，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传播工具和交流方式，因此这类的研究将永远随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目前，国外健康传播研究也有一些学者继续关注健康传播的传统问题，在传统的传播学框架内对健康传播进行基础性的研究，如电视禁烟广告的研究、传播语言设计问题研究以及健康传播的基础理论研究等。另外，从检索的相关文章中还可以总结得出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艾滋病、性病、和与性健康相关的研究仍然在健康传播研究中占首要地位，关注抽烟、饮酒、癌症等健康行为相关的健康传播议题也很常见，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多样，主要是问卷调查法、个案研究、内容分析、文献研究、实验法、访谈法等。社会营销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是主要采用的理论框架。总而言之，目前国外健康研究的范围界定模糊，也缺少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这些都是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所在。

（二）华人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现状

与西方学界的健康传播研究相比，华人社会的健康传播起步较晚。海内外华人社会有几个较具规模的传播学研究组织，按成立时间先后，依次为（北美）国际华人传播学会CCA（1990）、（北美）华人传播研究学会ACCS（1991）、（台湾）中华传播学会（1996）及中国传播学会CAC（2002）等。台湾传播界（以CCS为代表）起步较大陆早，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组织健康传播研究和探讨。

1.台湾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

就华人社会来说，健康传播学研究领域的相关学术成果以台湾方面为优。台湾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关注健康传播研究，直至今日已汇集了相当一批专业研究学者和研究成果，其中较主要的研究学者包括陈世敏、徐美荃等人。台湾中华传播学会(CCS)成立于1996年，自20世纪90年代末对组织健康传播专题研究和议题深入探讨。同时，作为台湾新闻传播学最重要最著名的学术期刊之一的《新闻学研究》也将1999-2000年的研究重点定为“健康传播”研究。[2]从研究的成员的构成看，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医护人员或教育推广者是主要的成员，但新闻传播研究学者的参与程度相对不足。

当前台湾在健康传播学研究领域，大多以实证研究为主，高达九成的研究着眼于本地的健康传播议题，多以单一时间点的断代议题或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在对传播媒介的关注方面，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或大众传播媒介与人际传播媒介的效果比较，研究的应用属性远较理论性为强。

从健康传播学研究的议题变化，1980年之前的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公共健康知识与健康政策的传递，如新药与新疗法的普及、家庭计划生育等内容是当时的研究重点。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健康传播进入快速发展期，除了从特定的健康议题或疾病议题（如艾滋病、控烟、禁毒、心理健康、全民保健瘦身减肥）入手进行的重点研究之外，也有针对特定传播媒介或特定理论的应用研究，如互联网健康传播、健康社会营销研究等。与此同时，健康传播研究对健康议题的思考更具人性化与权力意识。

健康传播教学方面，总体而言台湾尚起步不久，仍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这类课程主要开设在高等院校的传播学系或公共卫生与医护系，多为专业研究所或大学部高年级的选修课。其实较早涉及这一领域的高校有台湾慈济大学和台北医学大学等。1999年夏天，台湾慈济大学申请设立了传播学系，并决定了将未来传播学系的教学和研究重点将放在可以结合医学与传播学的健康传播上（陈世敏，2003）。2001年，台湾济慈大学设立健康传播、媒介素养两大专业领域，成为台湾传播学界第一个与健康传播相关的科系。目前，台湾在健康传播教学和研究领域实力较强的机构有：台湾慈济大学健康传播中心、台北医学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台湾世新大学新闻系与口语传播学系。

2．大陆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

我国大陆的健康传播研究起步较晚，对于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萌芽，有两种不同的认识观点。一种观点从公共健康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始于 20世纪 80年代末的健康教育研究应该被视为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另一种观点从传播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传播学研究者的加入以及以“传播学问题意识”为导向的研究课题的开展，是中国大陆在传播学意义上的健康传播研究领域得以发端的必要条件。两种观点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对健康传播不同研究取向的选择，前者是公共健康研究取向，后者是传播研究取向。

传播研究方面学术专著来说，目前我国尚没有系统地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的译著，仅有的只是一些以“医学社会学”和“健康社会学”等为标题的译著。这类书籍尽管在内容上对健康传播而言有可借鉴之处，但毕竟存在较大的差别。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的《健康传播：个人、文化与政治的综合视角》(Communication Health：Personal，Cultural，and Political Complexities)一书，是以“健康传播”为标题的著作，此书系统地论述了健康传播与个人、文化和政治的关系，但由于是英文影印版，国入研读起来仍有些费力（盖斯特•马丁，2006）。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专著，目前可以检索到的只有北京医科大学主编的《健康传播学》和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由米光明、王官任编著的《健康传播学原理与实践》。2008年2月，学者张自力所著《健康传播与社会》正式出版。

自 2000年复旦大学《新闻大学》杂志首次发表“健康传播论文” ――《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之后（张自力，2001），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传播学研究论文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等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上相继发表，并逐渐增多。在学术研究方面，张自力是较早地系统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并将其理论应用到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于2001年撰写了《廿一世纪中国健康传播展望》，之后又陆续撰写了《“健康的传播学”与“健康中的传播学”――试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两大分支领域》、《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等多篇学术论文。其中他在《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方向》一文中提出了健康传播研究领域的划分模式图，通过三个维度系统阐述了健康传播的12个领域，并归纳出今后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重要课题。 （张自力，2005）此外，近几年我国有关健康传播的研究论文还有：《中国媒介的大众健康传播1994--2001年(人民日报)“世界艾滋病日”报道分析》(陈丹，2002)，以人民日报为例进行个案研究，探讨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国主流报纸如何呈现与建构艾滋病相关议题；燕晓英在《萌芽中亟待关注的研究领域――我国健康传播的现状分析和前瞻》(2003)中指出，“我国现有的研究成果和数据仍旧散落在各个卫生部门和高校院所，至今国内的健康传播研究仍然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中”；韩纲的《传播学者的缺席：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十二年――一种历史视角》(2004)，通过对1991年至2002年中国大陆主要发表健康传播相关研究成果的专业期刊的分析，初步探讨了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整体状况，揭示了传播学者的缺席是其中的重要特征。

近年来，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渐渐兴起。2003年 11月，“中国健康教育与大众传媒论坛”在北京举行，首次开创性地以健康传播作为论坛研讨的主题。2004年 11月，“清华－拜尔公共健康与媒体研究室”挂牌成立。2006年月10月，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卫生部新闻办和美国疾控中心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健康传播论坛”在清华大学成功举行，该论坛是我国首次举办的关于“健康传播”的学术论坛，它不仅唤起了社会各界对健康传播的进一步关注和健康传播意识的提高，而且引起了我国传播学学界对健康传播研究的迸一步关注。以后每年定期召开，已以“婚育新风进万家”、“健康传播与疾病预防”、“公共卫生风险沟通”和“疫苗安全”为主题，成为国内外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2007年 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的“华语健康传播论坛”召开，成为另一个定期召开的高水平健康传播学术论坛。2010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与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安妮伯格传媒学院共同主办2010年健康传播暑期学校，邀请了国内外知名专家介绍健康传播与新闻传播学国际国内前沿动态。

目前，在中国普通高校的医学院尚未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而中国的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也除了清华最近新增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外同样没有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健康传播的研究缺乏基础平台的支持，制约了教学、科研和专业人才的培养。目前仅有的健康传播研究主要依靠分散在各个高校的个别学者。现在有少数高校策划或已经成立健康传播中心。例如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和台湾济慈大学都相继成立此类中心。2003年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与日本东北福祉大学对等成立“健康传播与社会福利研究中心”，致力于为社区研究和中国健康产业把脉，从而成为率先介入健康传播学科领域的中国高校。中国科技大学也于2004年建立“中国科技大学健康传播中心”，依托本校的学科力量和平台资源，结合外部力量，探索当代大学生的健康培养模式，探索社会公众、社区、企业、城市的健康传播发展模式。2010年11月，在清华大学和卫生部共同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我国首个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宣告成立。该中心已经获得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增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批准。

三、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健康传播学本质上是医学卫生和传播学的一门交叉融合学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来为自己服务。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来看分析，未来健康传播学有将会两个发展趋势，其中纵向是指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的研究层面；而横向则是指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法律、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等不同学科的融合（盖斯特•马丁，2006）。国外的健康传播与中国的健康传播的发展历程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中国健康传播起步较国外晚，加之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医疗水平和国民素质等差异，国内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有所差异。

（一）国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这些年，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发展迅速而稳健，并已进入黄金期，与传播学中大多数分支领域一样，健康传播的早期研究较多地集中在证实“传播学在健康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方面。但这远远不是健康传播研究的全部。将来的国外的健康传播研究会更关注健康信息的有效传递、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新媒体也将带来新的健康传播方式及新议题。此外，对边缘性文化群体，如穷人、少数民族、妇女和老人等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1.媒介的效果研究将仍然会是未来健康传播研究的重点

对于健康信息的传播，大众传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对信息，特别是对日常生活内容相距较远的所谓“非强制性接触议题”的信息获取，绝大多数来源于大众媒体，在国外这部分的研究议题涉及大众传播健康传播的形式、内容技巧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研究，以及效果研究等。相关研究理论包括议题设置、社会学习理论使用和满足理论。涵化理论、沉默和螺旋理论等（孙晶，2005）。

2.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也是未来健康研究研究的重点

医护人员本应担任着为大众提供权威性健康信息的重任，随着患者的个人权利意识的强化和传播链中受者地位的凸显，从患者角度探讨传播内容、效果的研究日益成为主流，涉及个性化传播（差异传播）研究、医患关系与患者知情权等研究内容日益热门。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显示，医患间的互动交流因为各种原因呈减少趋势，虽然现代社会人们几乎处于一个构建媒介的拟态信息社会，但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毕竟是去化人性化的，医患之间人际的交流是为患者心灵、治疗病患最有效沟通方式，所以如何通过有效的传播方式，构建新的医患交流模式并将成为将来的研究重点。

3.新兴媒体为健康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传播方式，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议题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出现不仅给健康传播带来了技术上的更新，也带来了传播方式和传播理念的更新。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介技术，它不仅兼具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交往的特点，又有两者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在有利于健康传播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同时，更为健康传播研究带来了新的很多研究议题。从目前看来，互联网在健康传播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4.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目前在国外，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少数裔人口以及某些亚文化群体。针对非洲裔群体在美国认可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多，因此，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二）国内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健康取向与传播学取向形成健康传播研究的两大主要分支，由这两个分支领域展开的主要研究内容占据健康传播研究的主体部分，但这并不是全部。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领域，健康传播研究是建立在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法律以及公共卫生学、教育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基础上的融合而成，这就注定了健康传播研究的多维性。其中最主要的维度有传播学维度、社会学维度、公共卫生维度。健康传播学是多维度学科的对接、产生了多元的研究领域，并丰富了健康传播的研究视角。通过对国内健康传播学学者学术成果分析，在众多的子领域中，以下领域是当前和未来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方向。

1.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大众传媒健康传播的传播形式、内容和技巧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建构，以及效果研究等。

2.组织健康传播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组织健康传播载体（墙报、讲座、宣传小册子、海报）的内容分析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组织健康传播形式与策略研究、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效果相比较研究等。

3.以“医患关系”为中心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医患关系研究是人际健康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主要聚焦点为医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传播方式、内容、策略、效果及信息不平衡等。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人际传播、话语权力、知情权等很多内容。

4.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健康教育设计和效果评估、健康促进计划策略研究、健康传播材料的制作等。

5．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的研究。外部环境研究的议题主要涉及健康政策制定与公众健康的影响研究、卫生保健政策的研究、健康传播法规研究、医患关系中的法律权益的研究等。

6．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涉及的研究议题主要包括健康、疾病和死亡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其解读及对健康传播的影响、健康传播的人文特性和文化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健康传播比较的研究、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在健康传播过程之中的文化差异等。

7．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研究（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对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涉及危机事件发生的原因、机制与体制，应急预案的制定和危机发生后的有效控制传播等，不仅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8．健康传播史的研究。这里的健康传播史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健康传播研究史研究，另一个、是健康传播实践史研究。

9．艾滋病、安乐死、同性恋、器官移植等特殊健康议题的研究。

以上国内研究方向不仅是当前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也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健康传播领域面临的重要的课题。需要指出的是，每个研究方向对应的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研究子领域，而是多个子领域的结合。对这些课题的研究和推动将会为未来的健康传播打开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张自力，2005）。

 

[注释]

[1]参见网址：http//proquest.umi.com/pqdweb?did=2179562451&sid=3&Fmt=3&clientId=41483&RQT=309&VName=PQD

[2]徐美苓，《健康传播在台湾》，（台北，2004），第526-529页.

[参考文献]

[1] Rogers,Everett M. (1994).The Field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Toda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Vol.38(2),pp.208-214.

[2] Carmen R.(2008).Differences in theoretical constructs of processing health information in narrative entertainment television messages. Ph.D.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3] Riet, J.Van’t.(2010). Investigating predictors of visiting, using， and revisiting an online health-communication program: a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Vol.12(3). pp.37.

[4] Lee, Chul-Joo and Hornik, Robert. C. (2009). Physician Trust Moderates the Internet Use and Physician Visit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Vol.14(1),pp.70-76.

[5] Tustin, N. (2010). The Role of Patient Satisfaction in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Vol.15(1). pp.3-17.

[6] Wang, H. (2010). Selective exposure and selective perception of anti-tobacco campaign messages: the impacts of campaign exposure on selective perception. Health Communication，Vol.25(2). pp.182-190.

[7] Ebina, R. et al. (2010). The effectiveness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health education in Kushima, Japan . Global Health Promotion，Vol.17(1),pp.5-15.

[8] Gazmararian, Julie. A. (2010).The Development of a Health Literacy Assessment Tool for Health Plans.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93-101.

[9] Davis. R.E. (2010).A new audience segmentation tool for African Americans: the black identity classification scale.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5),pp.532-554.

[10] Burton, D. (2010). Perceptions of smoking prevalence by youth in countries with and without a tobacco advertising ban.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6),pp.656-664.

[11] McCormack, L. (2010). Measuring Health Literacy: A Pilot Study of a New Skills-Based Instrument.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51-71.

[12] Fairlie, A. M. (2010). Socio demographic,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Predictors of Alcohol-Impaired Driving in a Sample of US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218-232.

[13] Larkey. L. K. and Hecht, Michael. (2010). A Model of Effects of Narrative as Culture-Centric Health Promotion .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114-135.

[14] Nan, X. and Zhao, X. (2010). The influence of liking for antismoking PSAs on adolescents' smoking-related behavioral intentions.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25(5),pp.459-69.

[15] 张自力（2005）.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九个方向.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5). [Zhang Zili (2005). Nine Directions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Hangzhou Teachers College (Social Science Edition). (5). ]

[16] 孙晶(2005).美国健康传播研究评析.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Sun Jing (2005). A Review of American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aster’s Dissert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

[17]徐美苓(2007).健康传播研究与教育在台湾――“传播”主体性的反思.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0)，第148―153页. [Xu Meilin (2007).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Taiwan--- A Reflection on the Subjectivity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10), pp. 148-153.]

日用化学与健康论文篇5

展出地点:地坛公园·方泽坛

展出地点:2007-05-18至2007-05-22

国家:中国城市:北京

展馆名称:方泽坛

主办单位: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

承办单位:北京金士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单位:2007学生营养健康用品博览会组委会办公室

单位地址: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后河区藏珍阁

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件地址:*******@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一年一度的“5.20学生营养健康节”活动是贯彻卫生部、教育部《关于开展学生营养日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精神，呼吁全社会关注我国青少年的健康状况，引导学生健康发展。为配合本年度“5.20学生营养健康节”活动的宣传主题：均衡营养、适量运动，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营养学会等单位将联合举办2007年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高峰论坛及全国中小学校长峰会；全国学生营养与健康知识有奖征文与专家讲座、现场咨询活动以及2007年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用品博览会。

一、活动概况

举办地点：北京·地坛公园·方泽坛

举办时间：2007年5月18日—5月22日

主办单位：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中国营养学会

承办单位：北京金士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二、活动主题：“均衡营养、适量运动”

副标题：“营养、健康，和谐同行”（待定）。

三、顾问委员会（拟）

韩启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名誉会长

孙孚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名誉会长

王文元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名誉会长

邹时炎国家教委原副主任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名誉会长

闵振环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高级顾问

殷大奎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原副部长、中国医师协会会长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高级顾问

彭玉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原副部长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高级顾问

四、组织委员会（拟）

主任：杜玉侠

副主任：尚玉香、李蒙恩、王钊、葛可佑

秘书长：马冠生

副秘书长：宋玉芳、张伟、秦闻

办公室副主任：孙兆华

五、博览会介绍

本届博览会是目前国内举办规模最大的学生用品博览会，是企业了解全国学生用品产业发展趋势和市场前景，寻找专业合作伙伴，拓展市场的重要场所；是企业展示最新产品、塑造品牌、政府公关和商业贸易的绝佳机会；展会搭建开放互动的有型载体，整合行业资源，使“学生营养与健康用品博览会”成为品牌建设、文化传播、经济贸易的无可替代的平台，打造出深受广大青少年喜爱、有市场号召力的学生营养与健康用品名优品牌的展会。

六、活动形式：

展览：本届展览会展出面积8000平米，400个展位，涵盖了整个学生用品产业

论坛：学生健康用品推荐会、学生营养餐企业负责人及全国校长峰会、家长营养知识座谈会

讲座：“怎样预防儿童超重与肥胖”、“儿童饮食行为与健康”、“营养、健康，和谐同行”、“戒除网瘾，还孩子一个灿烂的明天！”

活动：组织学校学生、北京市儿童福利院孩子为代表的文艺表演活动（健美操、舞蹈、杂技、演奏等）

七、活动内容

（一）2007年中国学生营养健康节宣传活动启动仪式暨2007中国学生营养健康节开幕式

时间：2007年5月18日上午

地点：北京·地坛公园·方泽坛

（二）全国学生营养与健康用品博览会

时间：2007年5月18日-5月22日

地点：北京·坛公园·方泽坛

内容：集中展示学生营养与健康用品

展示项目：

营养食品展区——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乳制品、豆制品、休闲食品、饮料饮品、纳米食品、有机食品、保健食品等各种定型包装食品、学生营养配餐食品等；

健康用品展区——学生环保用品、健康背（书）包、环保家装产品、环保家居用品、运动服装保健用品、医疗保健辅助用品、保健医疗器械、健身器械等；

教育用品展区——图书文具、文化用品、电脑（电子）系列、高科技健康产品；

投资洽谈区：企业投资者就全国营养与健康保健产品技术开发、咨询洽谈，学生营养餐工程技术转让及产业投资洽谈活动；

（三）举办2007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高峰论坛

举办时间：2007年5月19日

举办地点：某酒店

举办2007学生营养餐企业负责人及全国校长峰会

举办时间：2007年5月20日

举办地点：某酒店

举办2007学生家长营养知识座谈会

举办时间：2007年5月21日

举办地点：某酒店

（四）学生营养与健康专家咨询日活动

时间：2007年5月19日、20日、21日

地点：北京·地坛公园·方泽坛

内容：邀请青少年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等方面的专家开展义诊咨询活动

咨询项目：

身体健康类——肥胖、近视、脊椎侧弯、口腔疾病、身材矮小等青少年亚健康问题以及青少年慢性病预防专题咨询及义诊活动

心理健康类——青春期心理问题、考试综合症、人格障碍、学习障碍、网瘾、各种神经症等青少年心理健康专题咨询

（五）举办学生营养与健康知识征文活动（待定）

报名时间：2006年12月1日

截止时间：2007年3月31日

（六）举办学生营养与健康科普图片展览

时间：2007年5月18日-5月22日

地点：北京·地坛公园·方泽坛

（七）“我”最喜欢的食品、健康用品名优品牌调查活动

时间：2007年5月18-22日

地点：北京·地坛公园·方泽坛

内容：展会现场设置四组投票箱,由参观观众投票选出：2007“我”最喜爱的食品、健康用品名优品牌，调查结果揭晓后，获奖单位由组委会颁发奖牌

（八）2007年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用品博览会闭幕答谢酒会

时间：2007年5月22日（19：00—21：00）

地点：以请柬为准

八、观众邀请

日用化学与健康论文篇6

将学习宣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向深入。按照“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要求，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坚持不懈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把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作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和党员干部学习的重中之重。运用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等重要读本，自觉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全力提升理论学习质量和理论宣传效果。

全力提升理论学习质量和理论宣传效果。开展“厚植理论沃土行动”。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线，抓好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建设，推动《学习规则》的贯彻落实。制定理论学习安排计划，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运用中心组学习（每月一次）、集中培训（每月两次）、个人自学（每月不低于三次）等行之有效的做法，开展开放式、研讨式、参观式学习并写下心得体会。制定《关于加强和改进领导干部理论学习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建立以讲促学、以考促学、以用促学“三促”长效机制。大力抓好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学习强国”“舒兰资讯”平台的推广使用，将覆盖率和活跃度等情况纳入到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考核内容。在4月25日前建立10个全系统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示范点、5个基层宣讲工作联系点。积极组织一线理论宣讲， 10月1日前各单位组织开展一次“理论创新和辉煌历程”主题宣讲活动，把理论宣传阐释与新中国70年伟大成就展示紧密联系起来，并优选出5个优秀宣讲点、10个优秀基层宣讲员，以上所有活动要组织好签到簿、课件和影像资料的收集归档工作，及时上报局党办。

二、扎实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宣传活动

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型歌咏汇演，组织开展“我和我的祖国”“你好新时代”主题征文、演讲等宣传活动，激发卫生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使命担当。开展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活动，教育引领新时代青年为舒兰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三、进一步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

进一步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严格执行《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贯彻落实中央市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决策部署。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加强文化、舆论、宗教等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

建立健全重大事项请示报告、述职述责等各项制度。强化自检自查、专题督查和反馈整改工作，推动党委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第一责任人”和“一岗双责”制度的落实。坚持问题导向，以省委、吉林市委巡视巡察发现的意识形态问题为重点，建立意识形态工作问题清单，推动相关问题有效整改。

强化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进一步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形成严密的信息审批流程，全面改善网络舆论生态，净化网络空间。

四、参与做大做强高质量发展的主流舆论

为发挥市电台、市电视台、“舒兰”“舒兰资讯”等主流媒体作用，全市卫生健康系统积极做好平台的推广使用，每月择优报送新闻1-2篇。市卫生健康系统将继续加大“舒兰卫生”微信公众平台国家政策、健康资讯和各单位工作动态的宣传力度；各卫生健康单位全年至少上报12篇以上工作信息或有价值的新闻线索，抓好整体设计，利用好新媒体传播网络，加大信息传播覆盖面，形成立体、融合、多轮宣传攻势。单位稿件在国家、省、地区、本市媒体刊登的，年末考评中酌情考虑给予加分。

五、着力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水平

学习贯彻《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广泛开展群众性主题教育。充分利用烈士纪念日等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时间节点，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做好革命遗址、遗迹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和利用。充分利用老黑沟惨案遗址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完颜希尹家族墓地等历史遗迹，组织开展参观和教育活动，坚定爱国信念，激发报国情怀。

加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社会宣传力度。扎实推进三大攻坚战，增进全民共识。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大力抓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工作落实。

日用化学与健康论文篇7

将学习宣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向深入。按照“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要求，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坚持不懈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把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作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和党员干部学习的重中之重。运用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等重要读本，自觉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全力提升理论学习质量和理论宣传效果。

全力提升理论学习质量和理论宣传效果。开展“厚植理论沃土行动”。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线，抓好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建设，推动《学习规则》的贯彻落实。制定理论学习安排计划，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运用中心组学习（每月一次）、集中培训（每月两次）、个人自学（每月不低于三次）等行之有效的做法，开展开放式、研讨式、参观式学习并写下心得体会。制定《关于加强和改进领导干部理论学习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建立以讲促学、以考促学、以用促学“三促”长效机制。大力抓好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学习强国”“舒兰资讯”平台的推广使用，将覆盖率和活跃度等情况纳入到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考核内容。在4月25日前建立10个全系统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示范点、5个基层宣讲工作联系点。积极组织一线理论宣讲， 10月1日前各单位组织开展一次“理论创新和辉煌历程”主题宣讲活动，把理论宣传阐释与新中国70年伟大成就展示紧密联系起来，并优选出5个优秀宣讲点、10个优秀基层宣讲员，以上所有活动要组织好签到簿、课件和影像资料的收集归档工作，及时上报局党办。

二、扎实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宣传活动

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型歌咏汇演，组织开展“我和我的祖国”“你好新时代”主题征文、演讲等宣传活动，激发卫生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使命担当。开展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活动，教育引领新时代青年为舒兰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三、进一步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

进一步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严格执行《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贯彻落实中央市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决策部署。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加强文化、舆论、宗教等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

建立健全重大事项请示报告、述职述责等各项制度。强化自检自查、专题督查和反馈整改工作，推动党委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第一责任人”和“一岗双责”制度的落实。坚持问题导向，以省委、吉林市委巡视巡察发现的意识形态问题为重点，建立意识形态工作问题清单，推动相关问题有效整改。

强化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进一步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形成严密的信息审批流程，全面改善网络舆论生态，净化网络空间。

四、参与做大做强高质量发展的主流舆论

为发挥市电台、市电视台、“舒兰”“舒兰资讯”等主流媒体作用，全市卫生健康系统积极做好平台的推广使用，每月择优报送新闻1-2篇。市卫生健康系统将继续加大“舒兰卫生”微信公众平台国家政策、健康资讯和各单位工作动态的宣传力度；各卫生健康单位全年至少上报12篇以上工作信息或有价值的新闻线索，抓好整体设计，利用好新媒体传播网络，加大信息传播覆盖面，形成立体、融合、多轮宣传攻势。单位稿件在国家、省、地区、本市媒体刊登的，年末考评中酌情考虑给予加分。

五、着力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水平

学习贯彻《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广泛开展群众性主题教育。充分利用烈士纪念日等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时间节点，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做好革命遗址、遗迹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和利用。充分利用老黑沟惨案遗址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完颜希尹家族墓地等历史遗迹，组织开展参观和教育活动，坚定爱国信念，激发报国情怀。

加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社会宣传力度。扎实推进三大攻坚战，增进全民共识。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大力抓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工作落实。

日用化学与健康论文篇8

百度百科这样解释“健康”――“是指一个人在身体、精神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不仅是躯体没有疾病，还要具备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有道德”。高殊的年龄阶段所决定的高中生特殊心理状态以及他们所处的学习生活环境和改革开放化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他们的心理变化发展正处在一个不稳定的阶段。随着与义务教育阶段不同的学习生活的变化，升学竞争日趋激烈，高中生在自我意识、人际交往、学习生活等方面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困惑，并严重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联合国一位专家在20世纪90年代曾指出：“从现在到21世纪中叶，没有任何一种灾难会像心理冲突一样带给人们持久而深刻的痛苦。”因此在此阶段，能否保证和增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将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身心是否能全面健康发展成长，并对他们终生产生深远的作用。笔者认为，每一个高中德育工作者，应该根据高中生心理特点，结合学校的生源特色，利用学校资源，围绕学校德育工作要求，展开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关注并研究新形势下德育工作内容和形式的拓展，才能让“健康”这一鲜明的旗帜，高高飘扬于学校这个德育教育的主阵地。

一、实践“健康”教育的理论依据

《国家十二五教育发展规划纲要》第一章“战略部署”中“战略主题”的阐述为“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现行的《中学德育大纲》已把“具有自尊自爱、自立自强、开拓进取、坚毅勇敢等心理品质和一定的道德评价能力、自我教育能力”列入高中阶段德育目标，把“良好个性心理品质的教育――自尊自爱、自强自立、开拓进取的教育；健康生活情趣和健全人格的培养教育；青春期心理健康、友谊、恋爱、家庭观的教育和行为指导；坚强意志品格和承受挫折能力的培养训练”列入高中阶段德育内容。而心理健康教育，即心理教育工作者运用心理学、教育学原理以及心理咨询理论与技术等对受教育者施加一定的影响，帮助他们化解心理矛盾、减少心理冲突、缓解心理压力、优化心理素质，使受教育者的心理过程得以正常发展，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形成良好的个性和思想品质，促进人格的成熟及人生的全面发展。无论是“人”还是“心理品质”等概念，无不明确规定心理健康教育应该是德育工作的重要任务和内容之一；而“立德”“良好”“正常”等词的本质内容，则可以用“健康”一词概括。“健康”一词已是目前社会上广为公众接受的一种科学观点，健康是德育教育的真正目的，正日益体现出它的重要性和时代性。

从“健康”这个角度，关注学生的情感需要，关心学生的个体意识，使德育教育深入到学生个性心理品质发展的微观层面，从而增强德育教育的现实性。心理健康教育正是这样以一种关注学生个体真实生命、更靠近学生心理发展的全新姿态出现，运用独特的内容和方法，让学生在德育教育中健康成长。

二、实践“健康”教育的途径策略

（一）多种形式结合，定位落实健康教育宣传。

比较初中学生来说，高中学生的自觉性、独立性、果断性、主观性显露得较为明显，他们的独立性意向十分强烈，同时各年段学生的性格、气质又各有特点。我们应该针对不同年段学生的一般性特征有目标地展开健康教育宣传；同时，高中学生对外面世界的信息非常敏感，健康教育宣传的落实，最好也能更具有时代特征，让学生印象深刻并行之有效。

1.根据年段特点开展知识讲座。针对高一新生入学后学生中普遍存在着对新的学习方式、新的生活环境、新的角色的适应问题，明确高一年级以良好的适应，努力提高自我意识，增强自我管理能力为目标，进行《青春期的人际交往》《如何积极适应新的环境》等的讲座；针对高二学生新鲜感缺失，学习动机模糊，产生疲倦及种种消极沮丧想法以及早恋的问题，明确以树立正确的幸福观，乐观豁达，积极进取，正确处理男女同学间的友谊为教育目标，进行《青春期的异往》《如何度过青春期》等系列的讲座；针对高三学生学习压力不断增加，学习成绩处于瓶颈状态，考试焦虑等问题，明确以愉快的接受，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激发心理潜能，达到自我意识日趋完善的新境界，成为一个心理健康，能自强自立，积极向上，成熟的人为目标，进行《青春期常见心理偏差及疏导》《远离考试焦虑》等知识讲座。同时，可让校级领导及医保中心负责进行《预防艾滋病》《珍爱生命，远离》《青春期常见健康问题的预报和保健》讲座。这些讲座针对学生在不同阶段的心态，逐步帮助学生找到自己适应环境、调整心态的方法，对增强心理素质以及青春期生理、心理的健康有着良好的效果。

2.结合特殊的日子发放宣传资料。青春期性生理教育、性心理教育、性道德规范教育、性法制伦理教育、性审美教育、预防性疾病传播尤其关于预防艾滋病宣传以及远离、珍惜生命等方面的教育内容，除了专题知识讲座以外，还可以结合特殊的日子，例“国际禁毒日（6月26日）”，“世界艾滋病日（12月1日）”等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以健康小册子的形式发放资料，或者结合利用校医务室的有关专业知识资料――《青春健康教育手册》，印发到学生手中，让学生及时了解青春期生理和心理的变化、异往的方法等。这些资料一般能让学生印象深刻，深受学生欢迎。当然也可以翻印或在网上共享好的宣传资料，如中国计生协会培训师资的《青少年生殖健康工作者培训指南》、《成长之道》以及《藏在书包里的玫瑰》、《百问百答――青春期与性》等书籍，教育者可以以班级为单位展开宣传，让“健康”的理念根植到学生心中。

（二）教育资源整合，加速凝聚健康教育合力。

现代教育中，教师是教育的最大财富，校园这个有别于其他环境的特有的硬件设施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决定了每一位老师“不仅仅是人类文化的传递者也应该是的学生心灵的塑造者，是学生心理健康的维护者”，决定了校园文化活动的丰富多彩。整合教育资源，凝聚健康教育的合力，健康教育的步伐会迈得更迅速，更坚实，更有力。

1.充分利用学科特点，以课堂为阵地点滴渗透健康教育。课堂，是师生沟通的一个重要场所。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健康教育，是实现健康教育目标的主渠道。在课堂上，师生之间无时不在进行情感的交流和心灵的沟通，教师应根据学科特点，重视挖掘教材中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心理素质的因素，通过巧妙的设计，组织各种活动，使师生之间达到共鸣，在实实在在的教育中推进健康教育。当然，教师的心理素质如何，是否具有良好的教学情绪，将直接影响课堂教育效果和学生的心理健康的发展。教师拥有良好的教学情绪和心理素质，才能创设良好的课堂教学心理环境，让学生在和谐的氛围和愉悦的意境中学习知识，并完善人格。为此，学校要着力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建设，鼓励教师参加心理健康教育师资培训，规定教师必须参加心理健康教育基础知识培训，甚至是心理咨询师的考试，从而提高教师的心理素质，提高教师的心理学知识水平。每一个教师都能应用心理学原理，根据学生的心理、生理特点，认真备好课，上课时调节自身的良好心态，德育工作才能有的放矢，取得较好的效果，课堂作为德育教育的主阵地，才能真正健康、向上。

2.不断丰富校园文化，以活动为载体逐步推进健康教育。健康的心理社会环境和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有助于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和健康心理的形成。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为学生搭建表现才华的舞台，既调节学生的身心，又释放学生的潜能。各种社团活动和学科竞赛，可以培养学生的团结合作、奋勇拼搏的精神；校园环境的文化布置，如教室走廊上的名人名言，教室内的励志名言，食堂内的向学生征集的以珍惜、节约为主题的佳句展示，校园各区看似无意实则精心的细节装点，甚至是灯箱和电子大屏幕，这些都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让学生在有益于身心的活动和文化氛围中感受到什么是真正健康向上的青春，把健康的宗旨渗透到生活的角角落落。只有健康的环境，才能有健康的学生。

3.灵活运用校园设施，以主题班会形式创新健康教育。班主任工作中一个重要内容是以生动有趣的主题班会对学生进行健康教育，班会课在德育教学中，尤其需要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内驱力，维系学生持久的学习热情。高中校园内，多媒体设备比较完善，情境教学、演讲辩论、案例分析、课堂讨论、社会调查、音乐欣赏等，都可以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特点，组织主题丰富的班会活动，改变班会课由班主任讲到底的传统课型，把角色扮演和小品、游戏引入课堂，并经常性开展小组讨论，发挥同伴教育的积极作用，让学生主动地学，有个性地学，在参与中学，学会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情绪，学会与同学、老师和家长进行有效的沟通，培养对挫折的耐受能力，形成良好的意志品质。班会课上的班主任也要能放下为师的“架子”，以朋友的身份走近学生，以引导者的身份引导学生和自己一齐去探求知识，及时评价学生的学习活动，要把成功榜样、激励等贯穿课堂，激发学生的自信心、自强心，形成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心理素质。

（三）实践活动推动，拓宽校园健康教育发展空间。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和加强学生应付心理压力的能力，心理健康教育应该融心理预防咨询与治疗，人格发展和情感教育于一体。成功的心理品质教育必定是学生自觉参与的结果，专业的心理辅导则能教会他们模仿某些策略和新的行为，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存在的能力或形成更为适应的应变能力，并且能运用此能力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为走上社会做好充分准备。心理辅导室及其他社会实践活动，是让学生由校园理论走向社会现实的直接具体的方法，拓展了学校健康教育的空间。

1.心理辅导室活动

心理辅导室的集体和个别辅导，对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出现的问题给予间接的引导和直接的指导，为学生搭建了一个学习、倾诉的平台，既能排解心理困扰，建立师生联系，又能让学生明白心理压力和身心疾病是难以回避的现实生活中的客观存在，只有直面自身的问题，运用科学方法，增强自我调节、自我控制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才能正确面对影响身心健康的心理压力和身心疾病，并且教会学生怎么做，怎样逐渐培养起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自我调适与疏导的能力，促进健康的心理品质的形成。这是健康教育和心理疏导的真正目的。心理辅导室可以定时定人进行宣传或辅导活动。例如针对高三学生的高考压力，可以在高考前夕于学校宣传窗刊出《高三学生心理调适专刊》；针对青春期女生容易碰到的问题，可以以《写给高一女生》《青春期女生的自尊自爱教育》《心理缺氧问题的分析与解救》为内容，每学年分年段进行女生讲座；可以发一些心理健康调查或测试的试卷，以提醒学生学会寻求帮助，注意自己的心理健康；更可以定时进行个案咨询与辅导，让个别学生的突出问题在具体而专业的咨询辅导中得到真正的解答，为学生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2.社会实践活动

影响学生素质提高的各种因素中，家庭与社会亦是健康教育的重要阵地。特别是家庭教育，它直接与学生健康状况相关联。学校可在校讯通、家访或者电话以及一学期一次发放的《告家长书》中，指导并要求家长能够配合学校促进子女全面健康成长，使之成为学生健康教育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形成关心、支持、参与教育的良好环境。同时，鼓励并组织学生走出校门，积极参加团市委等组织的各种社会活动，例如每年两次的敬老院送温暖和“志愿者在行动”的活动，让学生的健康教育不仅仅只停留在学校，还要扩展到家庭乃至社会，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走出误区，培养学生优良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使他们以健全的人格、渊博的知识、健康的身心成为对祖国有用的基础人才，从而提高健康教育工作的成效与水平。

总之，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要求德育工作以健康目的，在宣传发动、资源整合、实践推动中把心理健康教育引入德育工作中，不断探讨两者相结合的可能性，对于提高德育工作的实际效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论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

日用化学与健康论文篇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ily Hassles and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Xu Guoqing, Li Hui, Xie Guocai.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 300134, P.R.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ily hassles and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examine their interaction. Methods The SRHMS and the revised HASS/Col were used in measuring Health and stress of daily hassles of 153 college students. Results Frequency of daily hassles in college students significantly predict physical health; the person appraisal of intensity of the stressor and coping processes significantly predict mental health; coping processes significantly predict social health; frequency and coping processes significantly predict gross health scores. Conclusion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ily hassles and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daily hassles can be an effective predictor to health of individuals.

【Key words】 Daily hassles; Stress; Regression analysis; College students; Health

1 引 言

应激是由各种充满紧张性的刺激物引起的一类非特异性反应状态，包括应激源、个体对紧张的反应和应对过程[1]。应激发生频率高、范围广，对个体的工作或学习都有影响，甚至威胁到人的身心健康，引发机体疾病。根据引发应激的刺激事件强度，可将应激源分为：生活事件(生活中重大的变化)和日常琐事(常见的使人烦恼和气愤的“琐事”)[2]。重大生活事件很容易引发身心疾病[1]。而国外研究发现，日常琐事应激可显著预测心理压力与负性情绪[3,4]。国内也有研究认为，日常琐事应激与个体心理健康的关系密切[5]。Lazarus认为日常琐事与疾病的关系甚至比生活事件与疾病的关系更为密切[3]。因此，可以推测日常琐事应激很可能会成为预测个体身心健康的有效预测源。

国内研究集中于对在校大学生面临的应激性事件和生活压力感受的调查以及量化评定方法的探讨[6,7]。但较少有区分生活事件和日常琐事这两种应激源，并且所有的评定量表在评价应激对个体影响时多从应激频率、认知评价和个体应对等方面入手，但仅侧重其中的某些方面。例如青少年自评生活事件量表就缺乏对应激频率的评定[8]。若个体面对的应激频率较高，自身的认知评价也高，且个体应对较差，那么应激对个体所产生的影响就会累积增加。因此，结合上述三方面因素设计出的应激评定量表会更有效。根据WHO的定义，健康包括生理、心理和社会健康。据此，本文试图探讨日常琐事应激与个体生理、心理和社会健康的关系，并检验日常琐事应激对不同层面健康的预测作用。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随机抽取161名在校大学生。发放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53份。被试平均年龄22岁。

2.2 方法

2.2.1 大学生日常琐事应激评定量表和SCL-90症状自评量表 大学生日常琐事应激评定量表由Sarafino编制，共54项。被试根据过去1个月左右的回忆，对量表中所列事件发生频率、困扰程度和个体应对进行等级评定，等级越高代表应激发生频率越高，通过认知评价带来的困扰程度越大，个体应对的时间越长。各题目项在这三方面的评分分别相加即为分量表得分，各得分之和为日常琐事应激得分。经检验具有良好的信效度[9]。

为排除语言、文化等差异，使用前对该量表进行修订。首先，翻译量表题目，并请英语教师校正；其次，用开放式问卷对56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国内学生还常遇到事情冲突和东西坏掉等日常琐事。最终，修订后的量表包含51个项目。使用后得到3个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93、0.94和0.91。SCL-90症状自评量表包括90个题目项，共10个因子分，可测量心理健康状况，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指标[10]。本研究中作为修订后的大学生日常琐事应激量表的效标。结果表明，大学生日常琐事应激总分与SCL-90总分之间相关值为0.51(P

2.2.2 自测健康评定量表(SRHMS) 自测健康是指个体对其健康状况的主观评价和期望，目前已经成为国际上较通用的健康测量方法之一。该量表由许军等人根据WHO的健康定义，采用Delphi法和现场调查法编制，适用于14岁以上人群。SRHMS为自评量表，由10个维度，48个条目组成，包括自测生理健康(1～18)、心理健康(19～34)和社会健康(35～48)3个子量表。评分采用模拟线性方式，各个题目原始分的回答是在一条有两个极端点的10厘米线上画上标记，其中37个题目正向计分，11个题目反向计分，每个题目的理论最高值是10，最小值为0。经测试证明SRHMS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11]。

2.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11.5软件包中并进行统计处理。

3 结 果

3.1 大学生日常琐事应激的性别与年级差异比较 见表1。

表1中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表明，大学生日常琐事应激各维度及总分不存在性别差异；F检验的结果表明，也不存在年级差异。

3.2 大学生日常琐事应激与自测健康之间的关系 见表2。

表2显示，日常琐事应激各维度及总分与健康各维度及总分呈显著负相关。

3.3 健康各维度对应激各维度的多元回归分析 见表3。

由表3可知，应激频率单独对生理健康具有显著预测作用；认知评价和个体应对共同对心理健康具有显著预测作用；个体应对单独对社会健康具有显著预测作用；应激频率和个体应对共同对总体健康具有显著预测作用。

4 讨 论

研究表明，男女大学生应激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低年级学生应激水平高于高年级[6,7]。而本研究结果未发现日常琐事应激存在性别和年级差异。我们推测日常琐事应激来源广泛，也许更多受人格等因素影响。已有研究发现大五人格的神经质、尽责性和外倾性与日常琐事应激关系密切[12]。

Selye认为应激发生时，会引发机体心率上升、肌肉紧张度降低等一系列自发的防御性反应即警戒反应，而大多数短暂应激都会在这个阶段得以解决[1]。日常琐事应激事件发生次数越多，个体经历身体的这种变化就更频繁，进而表现为身体健康受损。这可解释日常琐事应激频率对个体生理健康的显著预测作用。

认知评价和个体应对共同预测个体心理健康的结果服从认知交互作用模型的理论预测。该模型把应激看成个体与环境间的交互作用，对事件的认知评价以及个体的应对可预测心理健康。

个体应对单独预测社会健康这表明应对能力差的学生社会健康水平较低。原因可能是这类学生欠缺对社会支持的合理利用，处理日常琐事缺乏灵活性。

日用化学与健康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G44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6.12.075

Abstract The current mental health status is an important standard to measure the talent， mental health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study and life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but also related to the overall quality of China's talent team.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mode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ay attention to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humanistic care， to implement the party's educational policy and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quality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this paper makes the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ims to build the well-off society and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Keywords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mode； theoretical research

1概述

1.1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概念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是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为帮助高校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中出现的心理方面的问题，结合学生生理和心理的发展特点，综合教育学、心理学和其它相关学科，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心理疏导等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帮助学生提高心理素质和心理机能。①这充分展现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内涵、方法和目标，是一种科学化的提法。

1.2 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简介

心理健康教育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心理健康教育的思想，实现心理健康教育的作用，达到心理健康教育的预期目标，是一种实用性和操作性极强的模式。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架起了理论和实践的桥梁，标志着心理健康教育从经验化转向专业化，从无序化转向有序化。我国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结合多年的实践和国外的研究经验，将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归纳总结出心理学模式、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爱心模式和医学模式等几大类，这些模式都具有各自的优势，但也存在局限性，所以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进行理论研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体目标是为学生全面发展奠定基础，培养高校学生健全的人格，帮助大学生消除不利于心理健康发展的因素，增强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分为心理健康、心理亚健康和心理疾病三个层次，②所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目标分为发展性目标、预防性目标和矫治性目标，发展性目标针对所有学生开发心理潜能，使学生获得最优化的发展。预防性目标是针对心理亚健康的学生制定的，这部分学生虽然没有心理病态，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心理困扰，严重影响学习和日常生活，所以要帮助他们调节情绪，完善认知，预防心理疾病。矫治性目标针对群体为出现心理疾病的学生，为他们提供帮助，克服心理障碍。

2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存在的问题

2.1 缺乏推广价值

第一，在一些相对落后的偏远地区很难实施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发达地区的教学和管理都比较先进，具有齐全的硬件和软件设施，这是实施高校心理健康模式的前提条件，但是一些欠发达的地区，没有这些先进的教学和管理作保障，导致这种模式很难推广。第二，我国的各个高校之间的教学条件具有较大的差异，但是学校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经验构建属于自己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致使这种模式缺乏推广价值，所以目前这种缺乏推广空间和推广价值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是我国面临的一大问题。

2.2 理论研究薄弱

首先，从国内到国外的理论研究可以发现，③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定义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操作程序，各个高校对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有不同的解释，不知道如何应对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其次，缺乏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缺乏操作性，往往只是对理论进行架构，泛泛而谈，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

2.3 整合概念模糊

我国已经开始进行整合，但仅仅只是整合部分要素，还没有实现整体整合。整合既是对各种教育模式的整合，又是对各个模式的实施路径进行整合。目前我国对心理健康教育整合还没有清晰的概念，缺乏明确的整合标准和整合途径，整合的要素也互不相同。

2.4 本土化研究浅显

我国当前的心理健康教育主要是借鉴国外的教育模式、经验、理论和方法。但这些经验理论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国情，例如，西方的学生一般具有独立的个性，他们崇尚自由，所以西方的心理健康工作者一般不对来访者进行心理指导，不对他们的心理思想进行任何评判。④但中国的学生则不同于西方学生，中国的学生从小就崇尚权威，非常依赖心理咨询师的指导性意见，如果中国的心理咨询师也尊重来访者的个性和自由，他们的专业能力将受到质疑。当心理出现问题时，西方学生会倾向于求助心理医生，但中国的学生会去求助亲人和朋友，这是因为西方国家绝对尊重别人的隐私权，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则是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所以我国一定要结合自身国情特点进行理论研究，研究出一套属于我们本土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理论。

3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实践

3.1 加强理论基础研究

面对当前我国薄弱的理论基础，必须加强理论基础研究。在实践过程中，使高校师生和办公室管理人员都积极参与到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理论研究的工作中，吸收与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的其他学科，通过各方的共同配合，加强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基础研究。

3.2 开展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由于资金、建校历史和国家扶持力度等不同，我国各个高校在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够发现这些差异的具体内容，才能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研究提供依据。但是仅仅了解学生的心理健康还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调查学生的家庭和教育等其它背景，所以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进行调查研究，增强这种模式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理论研究提供更全面可靠的依据。

3.3 深入整合高校心理健康教育

充分利用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整合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使学生在具有专业心理健康教育的环境中学习和生活，这是我国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需要加强的工作内容。目前对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探索相对比较分散，⑤使得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缺乏普遍性，这不利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整体发展。所以必须进行整合，明确整合概念和整合目标，制定出一套规范、统一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这是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趋势，也是国际的发展大形势。

3.4 重视理论本土化研究

我国是文明古国，具有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我国的民族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结合我国的传统文化特点，一定能够研究出最适合我们自身国情发展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对于西方的经验，我们只能有选择性地加以借b，必须以我国自身的本土教育为主，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大力进行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本土化探索，研究出我们自己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理论。

4构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注意问题

4.1 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者政教育

促进高校学生成长，帮助学生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共同目的，但是高校学生的思想意识、心理障碍和道德品质往往容易混合，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⑥无论是在工作形式、内容，还是方法上都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心理健康教育关注学生的发展和矫正，帮助学生提高自身的潜能，增强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塑造健全的人格。思想道德教育则侧重对学生的思想、政治和道德进行教育，帮助学生树立健康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的人生信仰和道德品质。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是可以互相融合的，将思想政治教育引入到心理健康教育中，可以使心理健康教育更具有针对性。⑦思想政治教育也可以影响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和途径，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效果。

4.2 调适性教育与发展性教育

前文介绍过调适性心理健康教育针对的群体是有心理障碍的学生，而发展性心理健康教育的教育主体是所有学生。我国的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应该以发展性教育为主，调适性教育为次，⑧强调以全体学生为服务对象，采取多样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法，帮助学生健全人格，提高心理素质。

4.3 课堂教育与生活教育

为了使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化，使学生系统且完整地接受心理健康教育，学校会进行课堂教育，但高校学生的心理活动与日常生活具有密切的联系，所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不仅要课堂化，也要生活化，让学生将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到生活中，将两者进行有机结合，增强教学效果。

5 总结

总而言之，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研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必须在仔细分析当前我国心理健康教育的基础上，加强理论基础研究、开展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深入整合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重视理论本土化研究，注重对高校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帮助他们消除心理障碍、树立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为国家储备全面的高素质人才。

注释

① 周易.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现状、问题和策略[J].青春岁月，2013（14）：240-241.

② 黄建春.积极心理学理念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构建[J].湖南社会科学，2014（4）：247-250.

③ 梁日宁，郑文清，杨泽楷等.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探索――以学生管理的视角[J].时代教育，2015（7）：45-45，47.

④ 邵昌玉.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探析[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4.28（10）：53-55.

⑤ 刘珊珊.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理论探索[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4.13（6）：205-206.

日用化学与健康论文篇11

早在1983年，林崇德教授就出版了《中学生心理学》一书，提出了培养学生良好心理品质的问题。同年，燕国材教授提出了要加强学生的非智力因素的培养的问题。1986年，班华教授提出了心育问题。1988年，林崇德教授出版了《品德发展心理学》一书，把心理健康教育与品德培养结合起来研究。1991午，班华教授发表了《心育刍议》论文，系统地阐述了与心育有关的问题，并于1994年出版了心理教育专著――《心育论》。这些书籍的出版，为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专家们的呼吁下，全国部分中小学开展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实验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早在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一论断指出了我国人才培养的模式。1996年6月27日，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同志提出：“心理素质的培养要普遍加强。心理健康是青少年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建功立业的重要条件，而健康心理的形成需要精心周到的培养和教育。父母和教师仅仅关心孩子身体健康和学业进步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把关心孩子的心理健康，把培养健康的心理素质作为十分重要的任务。”国家主席也曾指出：“一个民族的新一代，没有强健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这个民族就没有力量，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领导的一系列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中小学教育工作者。

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这是第一次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正式文件中提到心理素质，并且把心理素质与其他各项素质相提并论。这标志着心理素质培养从过去基层学校的教育行为，逐渐转换成为一种政府行为。

199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要“通过多种方式对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指导，帮助学生提高心理素质，健全人格，增强承受挫折、适应环境的能力”。

1999年1月13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于1998年12月24日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要“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整体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和民族创新能力”，要实施“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道德、健康的心理和高尚的情操”。

1999年6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要“针对新形势下青少年成长的特点，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学生坚忍不拔的意志、艰苦奋斗的精神，增强青少年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

为了规范心理健康教育，1999年8月13日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若干意见》。《意见》对以下三方面内容做了具体的说明：(1)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进行了论述；(2)对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任务、途径、方法及基本原则做了规定：(3)对心理健康教育的组织领导、师资队伍、条件保障及需要注意的问题提出了要求。《意见》指出：“已经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地方和学校，要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和深入；目前还未开展的地方，要积极创造条件，从2000年秋季开学起，大中城市有条件的中小学要逐步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小城镇及农村的中小学也要从实际出发，逐步创造条件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这一切都说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十分重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逐步升温。1998年，心理健康教育被纳入中学思想政治课，利用一学年的时间在初中一年级进行心理品质教育。另外，心理健康教育作为一项相对独立的教育内容，也引起了各级教育部门的重视。教育部基础教育司选择北京、上海、天津、陕西、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十家试点单位进行先期实验，他们都在大胆实验和积极探索。除此之外，心理健康教育在各级各类学校逐步展开，心理健康教育的规模和范围正在不断扩大。

2000年2月1日，总书记发表了《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语重心长地指出：“现在一些学生负担很重，结果形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这不利于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他强调说：“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不仅要加强对学生的文化知识教育，而且要切实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纪律教育、法制教育。老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仅要教好书，还要育好人，各个方面都要为人师表。加强和改进教育工作，不只是学校和教育部门的事，家庭、社会各个方面都要一起来关心和支持。只有加强综合管理，多管齐下，形成一种有利于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年轻一代才能茁壮成长起来。”总书记的讲话为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

为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的讲话精神，2000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公开发表。《意见》明确指出，“中小学校都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品质”。该《意见》同时指出：“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遵循中小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从中小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提高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切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

在国家主席的讲话精神及教育部下发的各种文件精神指导下，全国各地的教育行政部门纷纷行动起来。进行师资培训、建立心理辅导中心、开设心理健康活动课、举办各种交流研讨会，与此同时，与之配套的各种心理健康教育培训用书、参考用书、指导用书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不断探索的过程当中，有关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不断增多且日趋成熟。

日用化学与健康论文篇12

作为脊柱健康行业一年一度的盛事，第七届中华脊柱健康论坛又将以一个全新的理念和活动形式展示在脊柱医学及产业界的同仁乃至更广泛的健康学者面前。此次论坛的主题是：“大脊柱医学，大健康产业”。参会者不仅有医学学术界的专家，产业界的朋友及相关领导和学者，还有部分脊柱健康事业的推动者或病友代表。因而，无论在其规模、范围和影响力上都将超过往届。故本届论坛将在延续往届论坛特色的基础上，开创诸多跨越式的亮点。

1 重心转移――脊柱医学向脊柱健康方向转化

中华脊柱医学论坛自2004年至2010年已成功举办了六届。在业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每一届均从不同的视角和观念对脊柱医学的学术理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研究，最终完成了脊柱医学的学术理论探讨和学科基本构建。应发展之所需，2010年第六届论坛推出了“学术产业化，产业学术化”的主题，使脊柱医学学术化发展向产业化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故自2011年5月21日的第七届论坛开始，正式更名为“中华脊柱健康论坛”。这预示着以脊柱医学学术探讨为主的重心将转移到围绕“脊柱健康”为中心，从学术、产业等多方面入手，将学术理论成果真正落实到产业发展和为人民的脊柱健康服务上，并在原有的基础上探讨出更为全面的脊柱健康学术理论和产业发展模式及规律问题，旨在让脊柱医学更好的惠及人类健康。

同时，随着重心的转移和拓宽，本届论坛邀请到的不仅仅是脊柱医学学术界、脊柱健康产业界的专业人士，还将广泛的邀请部分投融资界、相关行业人士和脊柱病友代表等，让他们一同见证和推动脊柱医学、脊柱健康产业的生机及发展。

2 博纳百川――战略思想高屋建瓴，技术手段百花齐放

在百川的大力推动下，脊柱健康行业已初见端倪，全六届论坛从学术界的思想理论和技术应用到产业界的经营谋略和运作手段，无一不在彰显行业各类战略思想的高度和战术的百花齐放。第七届中华脊柱健康论坛将顺应行业的发展所需，以“博纳百川，和而三元”的组织理念，从大家最关注的争议性话题和最感兴趣的热门问题入手，以辩论会、百川论见、投融资洽谈会等多种新颖模式，开启多场“战略思想盛宴”的分场讨论或对话会议。比如，“治病卫生和保养养生哪个对健康更有利”、“技术应用模式和商业运作模式哪个更重要”的辩论；投融资商务洽谈会（资本方与技术方及咨询管理方三方对话现场）；百川论见之“探寻颈肩腰腿痛的解决新思路”，还有类似如MBA的管理课程也将在论坛中呈现……。这些都将从更务实的角度去帮助大家解决技术应用和产业运作上的实际问题。

本届论坛以“让每一位代表都有所获”为目标，从多个角度对内容和形式进行改革，意在从学术技术和管理运作的层面，为与会代表开启不一样的思路观点和事业方向，推动脊柱健康事业迈向更快的旅程！

3 公益“接力”――全民脊柱健康工程总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