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用化学健康论文篇1

上述数据表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时期尽管与日本相差30年，但老龄化速度却非常相似，从平稳期的5.0%上升到7.0%的第一阶段都是不到20年，从 7.0%上升到14.0%的第二阶段都是25年左右，从14.0%上升到21.0%的第三阶段都是15年左右(我国部分为预测数据)。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社会经济背景也与日本十分相似。在第一阶段，都是在社会急速转型和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日本用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20年时间经历了战争结束和恢复重建，实现国民收入倍增，经济的发展显著地改善了以传染病、营养不良和死婴等为中心的健康问题，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等事件。同样，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的20年间经历了结束混乱，市场经济转轨，GDP总量翻两番，疾病谱发生改变，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健康状况与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改善与提高等事件。在第二阶段，日本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社会阶层分化以及贫富差距的显性化，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生活方式等社会因素变成了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4]。我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二阶段始于世纪之交，同样出现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分化以及贫富差距不断加剧等问题，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作用日益加重。因此，如何有效地利用这30年的时间差，深入探讨社会因素影响健康状况的作用机制，是提高我国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课题。

健康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的研究有多种学科视角，其中社会学探讨的是社会分层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是如何导致健康不平等的[5]，即研究的重点是社会分层，而健康不平等只是社会不平等的不良后果之一。社会医学探讨的是各个社会群体的健康状态以及生活状况如何受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目的是为了从医学和社会的角度维持、增进、改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的健康水平。本文将以社会医学的视角为主，并借鉴社会学的观点分析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为我国健康介入研究以及老年政策的制定提供基础数据。

二、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关系的理论以及先行研究

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争议[6]，即同时存在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导致健康状况结果不同的社会因果论和健康状况不同导致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健康选择论[7]。在将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地位在退休之前已经形成，观察时点的健康状态以及其后的生存时间与社会经济地位有明确的时间先后，二者的关系更符合社会因果论的观点。可以说个人的健康状况受社会结构因素限制，即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健康水平，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人，其健康状况越差[8]。我国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存在影响，其中，齐良书等人认为20～65岁的成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状况越好[9]，汤哲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有更长的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10]，顾大男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对高龄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等身体健康的影响较小[11]。另外，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变量同样对健康产生影响，黄枫等人认为不同的社会医疗保险待遇对于老年人口的健康有着显著而长远的积极影响[12]，刘平贵认为60岁以前的职业是高龄老年人死亡风险的重要预测变量[13]，曾宪新认为是否有养老金对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有显著影响[14]。

上述研究尽管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水平越高的观点，但是重在阐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理论机制的研究却很少[15]。社会因果论包括两个方面的影响机制：一是物质环境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收入与生活环境差距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二是生活方式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不同生活方式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王甫勤以成年人为对象验证了生活方式论，即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拥有和维护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又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健康水平[16]，而对于普遍维持良好生活习惯的我国老年人来说，这样的解释机制是否合适有待进一步讨论。

在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有可能存在如文化性闲暇活动这样的第三变量。顾大男分析3年的追踪数据，发现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和较多医疗资源的老年人外出旅游和健身锻炼的比例较高，而出游和健身锻炼有利于身体健康以及降低死亡风险[17]。吴金晶等人分析截面数据发现，经常参与志愿者活动的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18]。杨宗传认为文化素质是老年人参加老年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19]。齐良书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多种途径作用于个人健康状况，如果仅用单一指标进行量化分析，难以全面深入地揭示其作用机制[20]。

当然，我们也发现先行研究中尚存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如何影响健康的?其机制尚未得到解释，多数研究只证明了存在影响。二是健康指标不全面，未同时考虑健康状态(健康的质)和生存时间(健康的量)：同样是讨论男性与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导致的是男性健康状况比女性好，却又导致女性寿命比男性长。三是追踪时间较短且未考虑生存时间。寿命或生存在先行研究中一般追踪时间只有2～3 年，追踪时间过短很难排除基线调查中既成事实的干扰，不能说明因果关系。多数研究只分析死亡率或生死结果而不考虑生存时间的多少，造成分析存活一年的老人和存活十年的老人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四是统计分析方法不适用于综合作用机制的研究。双变量分析、多元回归、Logistic回归分析或Cox风险回归等只能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直接影响而不能分析间接影响，而且有些先行研究使用不同模型分别研究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的关系、生活方式与健康等的关系，却主观推断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改变生活方式而影响健康的结论。

三、研究方法

1.研究设计与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分析讨论，本研究以社会因果论为基础，探讨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通常人们在进入老年期后不仅有足够的时间照顾自己的生活，而且由于健康水平的下降更意识到需要维持一个良好的饮食作息习惯，因此，对于老年人来说，良好的生活方式是健康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老年人由于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责任不断减少，生活责任性外出大幅度减少，其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增加可能是维持老年人社会交往的重要因素。城市老年人在基本生活已经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可能更多的是带来文化性闲暇活动的不同。

本文使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将2000年调查时点之前已经形成的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基本潜在因子，将2000年调查时点的文化性闲暇活动作为中间潜在因子，将2000年调查时的健康状态(健康的质)和其后9年时间里的生存日数(健康的量)作为结果潜在因子(其中，健康状态使用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包括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健康三个方面)，分析基本因子如何通过中间因子对结果因子产生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如图1所示)，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并通过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假设2：文化性闲暇活动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并通过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假设3：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闲暇活动，并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间接影响健康状态和生存时间。

2.调查方法与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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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基线调查是由作者负责的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城市科学研究所与沈阳市卫生局的合作项目，调查时间是2000年6月1日至6月20日，调查总体是沈阳市的和平区、皇姑区、沈河区、大东区、铁西区五个市区的45万人老年人。抽样方法是使用分级抽样方法，在五个市区中分别抽出两个老年人口比率与所在区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街道办事处，再从中各抽出一个老年人口比率与所在街道办事处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社区。调查对象是被抽出社区的全部60岁及以上老年人，全市共计抽取了10个社区的4460名老年人。调查员由经过多次培训的各区疾病控制中心的医生和街道的地段医生以及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职员担任，使用自填式和询问式两种问卷，最终回收问卷3654份，回收率为 81.9%。

本研究的追踪调查为作者负责的2012年度日本文部科学省学术振兴会资助的中日养老文化比较研究项目，对基线回答者的死亡日期以及死因进行追踪调查。追踪调查的对象是从基线调查回答者的3654人中减去未登录户籍者134人、姓名与身份证号码等个人情报记录不清者703人、问卷回答不完全者51人，实际追踪调查对象为2766人。追踪期间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共3135日。本研究为了减少调查期间已经濒临死亡者的影响，分析对象是从追踪期间的全部538名死亡者中删除了基线调查结束后6个月内的死亡者，最终为2001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死亡的506人。

3.调查指标与统计方法

2000年基线调查中与本研究有关的项目包括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健康状态三大类指标。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包括退休前的职业、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三项。文化性闲暇活动包括社区活动、旅行游乐、个人兴趣三项。世界卫生组织在1948年提出的健康概念已被广泛认可，即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是虚弱，而是身体的、精神的、社会的一种良好状态，因此，在本研究中将健康状态分解为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健康三个构成部分。描述身体状态的身体健康包括主要疾病、疼痛症状、生活能力三个项目，其中生活能力测评选用东京老年综合研究所开发的老年人活动能力评价指标①中的银行存取款与缴纳水电费这两项差异较大的敏感指标投入了方程;描述与群体或他人关系适应性的社会健康是指个体与他人及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并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实现社会角色的程度，本研究中使用去公园晨练、购物办事、广场聊天等外出活动频度测评城市老年人生活中的偶遇性社会适应程度，同时使用与邻里、朋友、同事等的互访活动频度测评老年人主动性社会适应程度;精神健康主要是指人们的一种主观的快乐的人生体验，而不是描述是否患有精神疾患，本研究中使用对人生幸福的感觉和对现在生活满足的感觉这两项指标。年龄在描述分析中用年龄阶段表示，在结构模型中为实际年龄。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统计分析软件为SPSS18.0版和 Amos17.0版。

四、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

1.分析对象的变量分布

本研究的追踪对象为2776人，追踪期间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分析对象为剔除了基线调查结束后半年内的死亡者，剩下的2001 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死亡者506人，其生存时间为228～3134日，平均生存1808.34日。表1为506名死亡者的基线调查的变量分布。

2.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的结构方程模型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我们将身体健康、社会健康、精神健康及其构成的综合健康状态、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等潜在因子用椭圆形表示，将直接观测到各个变量(包括生存时间)用长方框表示，用e、d、z表示未知部分，箭头连线表示因果关系，连线上的数值为标准化路径系数，在(-1，1)之间表示关系强度与方向，方框或椭圆形的右上角数值为回归解释率，GFI为数据与模型间的调整拟合度。本研究的拟合模型不仅AGFI值达到0.921，而且健康状态解释率为70.0%，生存时间的解释率为10.0%，说明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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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具有较强的正向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46，其中身体健康影响最大，达0.70×0.46，社会健康的影响仅次于身体健康的影响，达到0.59×0.46，精神健康的影响力较小，仅为0.26×0.46。在身体健康的各指标中，老年人的身体能力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力远大于身体病症的影响力。本研究的结果与吴晓光等人的8年追踪数据均发现，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健康自评以及认知功能对死亡有较高的预测价值[21]，并与曾宪新分析65岁以上城乡老年人的3年跟踪数据所发现的死亡风险与生活能力等身体健康指标关系稳定的结果呈现一致性[22]，但本研究不仅验证了上述身体健康的作用还证明了社会健康对死亡有较高的影响力与预测性。

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有着很强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达到0.70，对生存时间的直接影响极其微弱，其路径系数不具有显著性，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改变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产生很大的间接的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70×0.46。上述结果可以发现，假设1部分被验证，部分被否定，即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有很强的正向的直接影响，而对生存时间并无直接影响，该指标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而间接影响生存时间。齐良书等人认为20～65岁成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状况越好[23]，本研究发现60岁以上城市老年人也具有上述倾向。刘贵平分析80岁以上城乡高龄老年人的2年跟踪数据发现，死亡风险与社会经济地位中的退休前职业有一定相关性[24]。但是，曾宪新分析65岁以上城乡老年人的3年跟踪数据发现，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社会经济地位对死亡风险的影响不明显[25]。本研究认为，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存时间或死亡风险不具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

社会经济地位对文化性闲暇活动具有中等强度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25，同时由于文化性闲暇活动对健康状态具有中等强度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26，所以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又对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强度为0.25×0.26。上述结果表明，假设2部分被验证而假设3完全被验证，即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闲暇活动，并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间接影响健康状态。本研究与杨宗传以及顾大男的观点一致，都认为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社区活动与旅游等文化性闲暇活动越丰富[26-27]。而且本研究与吴金晶等人的观点相似，志愿者活动等文化性闲暇活动越多的城市老年人，包括幸福感在内的精神健康水平越高，其综合健康状态越好[28]。但是，顾大男使用3年的追踪数据分析死亡与出游的双变量关系认为，旅游对健康长寿的作用是直接的[29]，本研究在控制健康状态的情况下认为，文化性闲暇活动对生存时间不具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年龄对社会经济地位的路径系数为-0.42，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说明年龄越大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因此，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影响包含着年龄对健康状态与文化性闲暇活动的间接影响，强度达到0.42×0.70和0.42×0.25，而年龄对生存时间、文化性闲暇活动以及健康状态的直接影响极小，路径系数均不具有显著性。

五、结论与讨论

为了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本研究运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对沈阳市2766名60岁及以上城市老年人进行9年追踪调查，对其中506名死亡的老人使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解析其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与健康状态以及生存时间的结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

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一方面对健康状态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改变文化性闲暇活动而对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存时间没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影响健康状态延长生存时间。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有较大影响，其中身体健康对健康状态的影响力最大，其次为社会健康，最后为精神健康。另外，身体健康中身体能力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力大于身体病症。因此，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老年人其文化性闲暇活动越丰富，其外出交往频繁，从而提高了社会健康，满足了精神健康，维护了身体健康，间接延长了生存时间。

在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期，由教育程度、收入、退休前职业构成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受年龄的影响，高龄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与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影响包含着一定的年龄因素。

既有的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作用机制的理论包含两个方面的解释：一是认为不同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亚文化，其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人们的饮食烟酒、作息运动、毒品以及性行为等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反过来又影响着人们的健康;二是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人所享有的医疗资源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得不到及时救治。

日用化学健康论文篇2

传播是人类社会古老的行为。传播学的开山祖师施拉姆说：传播是最繁忙的交叉口，但许多人只路过而不逗留。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开始迅速发展。健康传播学就是医学与社会学在路过传播学这个交叉口时“逗留”下的产物。21世纪是健康的世纪，越来越富足的人类，开始关注人本身，健康已经成为大众、政府和学者一致关心的议题。健康传播就是要满足大众对健康信息的渴求，而传媒在传播健康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关于健康传播的定义有很多种，有学者从人际传播方面给健康传播下定义，认为健康传播是病患和医疗提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治疗室里无数的人际传播活动，美国着名的传播学者罗杰斯（M. Roger S）则认为凡是人类传播类型涉及到健康的内容就是健康传播。在美国健康传播领域有两大分支：一是“健康促进”，二是“健康服务递送”。前者的议题主要是以媒介和大众传播为主，后者主要是以医患关系和人际传播为主。美国国家癌症学会和疾病控制中心给出了以下定义：健康传播是指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传播媒介和方法，为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而收集、制作、传递、分享健康信息的过程。上述各种定义从不同方面强调了健康传播的各种特性，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取性。

一、健康传播研究的历史

作为传播学一个分支领域，健康传播学属于专业传播研究的范畴。健康传播在学科构成上非常多元及杂糅。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法律、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和市场营销学等多个学科从不同角度为健康传播学的学科框架和理论范式的形成提供了支持。其中，健康教育学、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对健康传播学的诞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大多数者认为，美国是健康传播学的学科发源地，时间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1971年，美国心脏病学专家 J.法夸尔 (Dr. Jack Farquhar)和传播学家 N.麦科比 (Nathan Maccoby)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实施着名的“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 (Stanford Heart Disease Prevention Program，SHDPP)，该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成功地运用了社会学习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营销策略等理论框架。（Everett M.Rogers，1994）这些理论和方法日后均成为健康传播重要的理论组成。研究者认为，在健康传播中大众传播加上人际传播效果最佳，但大部分情况仅有大众传播，效果同样很理想。这一试验被视为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1991年，美国疾病防控中心 ( The Center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设立了专项基金和健康传播办公室，开始组建全国范围内的健康传播机构。1972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 ( Therapeutic Communication Interest Group)成立，后易名为“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该小组隶属于着名的“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成为其下属的众多分支机构之一。该小组奠定了健康传播的在学术领域的地位，也使健康传播学向学科的规范化发展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1973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编辑了第一份简易专业性刊物《国际传播学会简讯》，专门刊登健康传播的宗旨、研究领域和特点并刊登专业文章和资料，有效扩大健康传播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在1975年举行的国际传播学年会（ICA）上“治疗传播兴趣小组”正式更名为ICA“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这是学术界首次正式使用“健康传播”这一提法。

20世纪80年代，“预防艾滋病运动”标志着健康传播研究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播学届从隐性走向显性。众多的着名学者和研究基金投入，使健康传播研究在很短时间内迅速发展，也成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在80年代健康传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独立的专业。同一时期，美国健康传播专业研究机构的出现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从研究的人员构成看主要来自四个领域：即具备医学、公共卫生学教育背景人员是现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力，所占比例为一半；其次传播学研究者，约占25%左右；最后是社会学与教育学领域的研究者和来自综合性大学的研究者，两者总数占25%左右。（孙晶，2005）

一般认为，某个学科的成型必须有专业书籍的出版、专业协会的成立、专业课程的开展 以及专业刊物的发行作为标准，而健康传播从 70年代诞生至今，经历了一系列的飞速发展的过程。首先是专业书籍的大量出版。第一本有关健康传播的理论着作是 1984年由着名的传播学者Kreps和Thornton撰写的《健康传播理论与实践》( Health Communication ： Theory and Practice)。同年出版的第二部专着是由夏夫（Sharf）所着的《内科医生优化传播指南》。诺索斯（Northouse）于次年出版了该领域的第三部专着《健康传播专业人员手册》，此后各类专业书籍和论文层出不穷，巩固和丰富健康传播的发展。

其次是有关健康传播的协会的建立。为了适应学科的发展，美国传播学会领域最大的专业团体——“口语传播学会”（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CA）于1985年美国设置了“健康传播委员会”(Commission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作为对国际传播学会（ICA）“健康传播分会”的补充。原先ICA很多健康传播分会成员同时加入SCA“健康传播委员会”。再次是与该学科有关的专业会议的召开 ，这是该学科发展专业化规范化的必备条件。同年召开的“医学传播会议”(Medical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是健康传播的第一次学术会议。1986年又召开了由国际传播学会ICA和牛津大学合办的“基础医疗保健中的健康教育”会议，以及在加拿大西昂塔里奥举办的 “医患传播”会议。除此之外，国际传播学会ICA和口语传播学会（SCA）每年定期召开的学术年会也成为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美国大学中健康传播学专业逐步设立，目前明尼苏达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南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肯塔基大学马里兰大学都开设了健康传播传播学课程，而肯塔基大学、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已成为全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根据全美传播学协会的不完全统计，全美高校约有20个主要的健康传播学博士项目和40个硕士项目。（Everett M. Rogers，1994）美国着名的健康传播结构有肯塔基大学疾病预防研究中心、南加州大学健康促进和和疾病预防研究院、斯坦福疾病预防研究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口与家庭健康署。

美国的健康传播研究经过80年代的全面发展，其基本框架已经建立，开始进入逐步完善的阶段。国际传播学会ICA、口语传播学会SCA等专业机构和设有健康传播课程的着名高校开展了频繁的学术交流活动，极大的促进了学科的繁荣。1996年，全美另一份重要的健康传播研究专业学术期刊《健康传播季刊》（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创办。与1989年创办的《健康传播》相比，《健康传播季刊》上发表的论文偏重于国际性、应用性研究，而《健康传播》的定位则偏重于理论性研究。进入90年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对联邦研究基金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除此之外，大量私人基金组织的资金注入也为90年代美国健康研究传播学蓬勃发展的重要保证之一。

二、健康传播研究的现状

（一）国外健康传播的研究现状

现阶段，国外健康传播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手段相对与发展初期也更为科学，笔者通过浙江大学的电子资源相关数据库ProQuest和Web of Science中分别输入“health communication”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查到相关论约数十篇，经分析总结，新时期国外健康传播研究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1.研究问题的具体化，更加注重实证研究

健康传播在上世纪70-80年代成立之初主要关注的是对学科发展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随着这些问题研究的深入和学科内容的日益丰富，研究人员开始把侧重点放在具体问题上，研究某一事件甚至事件中某一过程的传播规律，且更加注重实证研究。如有学者通过调查基于数字媒体的健康传播问题，对数字媒体在促进健康饮食、减少肥胖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分析，通过195名志愿者对两个社区进行为期6个月的调查，认为数字媒体在促进人们的健康生活方面较传统媒体有很多优势，因此应该发挥数字媒体的优势，促进人们合理科学的生活习惯。[1]同时Lee等学者调查了公众通过互联网获取健康信息的行为与人们去看医生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网络健康传播能够有效地向公众提供健康信息，促进公众健康意识的提高，从而使他们能够更加自觉的去看医生（Lee，2009）。此外针对陪护人员与病人之间通过网络的交互行为日益增多，Tustin对陪护人员和病人之间通过互联网的进行交流研究，通过调查发现大多数病人认为陪护人员网络的使用程度和服务质量以及满意度呈负相关性，但是医生的网络使用却和服务质量以及病人满意度呈正相关性，因此作者认为在实践中应该加强陪护人员和病人之间的实际交流（Tustin，2010），该论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应陪护机制的合理设计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很多，其实最近几年出版的《健康传播》以及《健康传播期刊》上面的论文大多数是分析健康传播的细节问题。

2．研究角度的多维性

健康传播学本质上是医学卫生和传播学的一门交叉学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来为自己服务，近几年来健康传播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借鉴于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以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注重研究健康传播信息的心理认知过程、社会影响以及从健康传播的角度来研究健康政策。例如H. Wang等对人们对禁烟广告所产生的个人感知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相对与非吸烟者来说，吸烟者对禁烟广告的关注情况要更高一些，因此应该针对吸烟者加强禁烟广告的传播力度（H. Wang，2010）。针对酒后驾车问题的日益严重，Ebina同样对不同人群对酒后驾车态度的差异进行了考察，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只有考虑到受众的个体差异以及对信息的感知的差异才能够有效的提高健康传播的效果。（Ebina，2010）该研究对健康政策的制定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中提到了心理因素的重要作用。Kathryn Green的《Communicating Health： Strategies for Health Promotion》是一部研究提高公众健康素养策略的非常有价值的着作，内容涉及健康素养的理论和模型、文化因素、大众媒介、信息技术以及评价标准等诸多因素，在该着作中作者详细论述了健康传播的文化内涵，从政治、经济、心理以及人文等多学科角度分析了健康传播如何促进人们的健康意识，激励人们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Gazmararian等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理解了人们对临床试验信息的关注，该研究将风险信息寻找处理模型（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cessing ，RISP)应用与人们的健康决策中，通过分析临床试验固有的内在风险，他们认为参与临床试验是一项风险——收益的决策过程，最后作者指出该研究可以用于指导相关健康传播策略的问题制定（Gazmararian，2010）。随着人们对健康传播认识的不断深入，健康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程度还有进一步加强，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的专业人员将会加入到健康传播研究的领域，因此预计以后该方向仍然是研究的热点。

3．关注边缘文化群体

目前国外，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少数裔人口以及某些亚文化群体。针对非洲裔群体在美国认可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多，Davis等学者对非裔美国人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了研究，以往认为在健康传播的研究中可以将非裔美国人作为相同的群体进行对待，但调查发现这一群体的健康文化、行为以及信念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然后提出了针对这一群体的细分模型（The Black Identity Classification Scale，BICS)，利用这一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某些现实现象（Davis，2010）。学者Adeline研究了美国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在美国老年人当中存在着两级分化的现象，大多数互联网使用者都是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文章考察了网络对老年人产生的心理影响，认为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来缩小贫富差距所产生的数字鸿沟。学者Leung研究了针对肥胖儿童的健康传播问题，提出了使他们养成健康生活习惯的传播策略，并研究了传播效果的评估模型以及传播策略对儿童所产生的心理影响。最后作者认为该策略能够给儿童创造一个健康知识的良好学校环境，从而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跟这种趋势类似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关注某一单独的群体，如吸烟人群、酗酒人群、特殊心理疾病人群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研究，以发掘跟特殊群体相关的特殊规律。而Burton认为在健康知识的宣传策略方面应该根据种族、文化、教育状况以及不同人群的认知水平的差异进行宣传，文章讨论了一些针对特定人群的模型和方法。文化的多样化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基于不同群体的健康传播研究是健康传播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Burton，2010）

4．研究手段日益精确化，注重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地研究健康传播问题

随着健康传播研究的深入，很多问题的研究需要有精确的度量，因此不可避免的要使用数学方法，特别是统计学的相关方法。如在2008年由美国健康协会（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组织了关于健康传播和饮食习惯之间关系的研究。Mccormack等学者考察了公众健康素养度量问题，对以往的度量指标进行了改进，去除了那些在度量中表现不好的指标，通过回归分析等方法得出了25个基本指标，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基于网络的健康素养度量模型（Mccormack，2010）。Fairlie通过电话采访了330名年龄在18-25岁的大学生，根据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认为周末酒会较多、年龄21周岁以上和公众交通工具供应的不足是导致酒后驾车的主要原因，作者认为大学应该加大对学生在饮酒方面健康引导的力度（Fairlie，2010）。Larkey对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交流语言进行了量化研究，文章主要是关注口头交流语言，利用计算机辅助的方法利用相关指标对交流语言的质量进行评估，得出的结果能够很好的反应实际情况，文章中的方法也可以拥有书面语言（如病例、处方等）的研究（Larkey，2010）。Nan等学者研究了禁烟广告和烟民的吸烟习惯之间的关系，对未吸烟的人群将来的吸烟趋势进行了预测，同时对吸烟人群未来的戒烟趋势进行了预测，该研究对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意义（Nan，2010）。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当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使用的手段日益精确化，注重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的研究健康传播问题。

5．重视网络等新媒体对健康传播的重要作用

针对数字媒体的使用日益增多的现实，美国密苏里大学的研究人员研究了数字媒体对美国健康传播的影响，指出通信技术的进步能够有效的提高公众的健康素养，消除信息获取的不公平等因素。Van对互联网健康传播进行了调查，研究指出相对与传统媒体互联网能将健康信息传播到更多的受众，而且信息获取的费用也相对较低，研究进一步指出通过网络干预能够有效的改变人们的健康行为，最后作者探讨了互联网正面引导的方法（Van，2010）。Nora J通过对2020个健康成年人的信息产品使用情况进行调查，指出互联网和电子个人健康管理系统是人们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途径，然后利用上述现实对目前的健康传播效果模型进行修改，认为信息产品的使用应该在模型中占据较大的比重。Michelle Lisa研究了普通人健康知识的获取来源，主要研究了网络对健康传播的影响。研究中首先询问人们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认识，然后让他们上网查询相关内容后重新回答相同的问题，通过比较差异来研究网络如何对人们健康知识的架构产生作用。健康传播的研究跟传播所依据的载体密切相关，随着信息传输技术的进步，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传播工具和交流方式，因此这类的研究将永远随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目前，国外健康传播研究也有一些学者继续关注健康传播的传统问题，在传统的传播学框架内对健康传播进行基础性的研究，如电视禁烟广告的研究、传播语言设计问题研究以及健康传播的基础理论研究等。另外，从检索的相关文章中还可以总结得出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艾滋病、性病、和与性健康相关的研究仍然在健康传播研究中占首要地位，关注抽烟、饮酒、癌症等健康行为相关的健康传播议题也很常见，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多样，主要是问卷调查法、个案研究、内容分析、文献研究、实验法、访谈法等。社会营销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是主要采用的理论框架。总而言之，目前国外健康研究的范围界定模糊，也缺少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这些都是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所在。

（二）华人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现状

与西方学界的健康传播研究相比，华人社会的健康传播起步较晚。海内外华人社会有几个较具规模的传播学研究组织，按成立时间先后，依次为（北美）国际华人传播学会CCA（1990）、（北美）华人传播研究学会ACCS（1991）、（台湾）中华传播学会（1996）及中国传播学会CAC（2002）等。台湾传播界（以CCS为代表）起步较大陆早，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组织健康传播研究和探讨。

1.台湾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

就华人社会来说，健康传播学研究领域的相关学术成果以台湾方面为优。台湾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关注健康传播研究，直至今日已汇集了相当一批专业研究学者和研究成果，其中较主要的研究学者包括陈世敏、徐美荃等人。台湾中华传播学会(CCS)成立于1996年，自20世纪90年代末对组织健康传播专题研究和议题深入探讨。同时，作为台湾新闻传播学最重要最着名的学术期刊之一的《新闻学研究》也将1999-2000年的研究重点定为“健康传播”研究。从研究的成员的构成看，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医护人员或教育推广者是主要的成员，但新闻传播研究学者的参与程度相对不足。

当前台湾在健康传播学研究领域，大多以实证研究为主，高达九成的研究着眼于本地的健康传播议题，多以单一时间点的断代议题或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在对传播媒介的关注方面，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或大众传播媒介与人际传播媒介的效果比较，研究的应用属性远较理论性为强。

从健康传播学研究的议题变化，1980年之前的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公共健康知识与健康政策的传递，如新药与新疗法的普及、家庭计划生育等内容是当时的研究重点。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健康传播进入快速发展期，除了从特定的健康议题或疾病议题（如艾滋病、控烟、禁毒、心理健康、全民保健瘦身减肥）入手进行的重点研究之外，也有针对特定传播媒介或特定理论的应用研究，如互联网健康传播、健康社会营销研究等。与此同时，健康传播研究对健康议题的思考更具人性化与权力意识。

健康传播教学方面，总体而言台湾尚起步不久，仍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这类课程主要开设在高等院校的传播学系或公共卫生与医护系，多为专业研究所或大学部高年级的选修课。其实较早涉及这一领域的高校有台湾慈济大学和台北医学大学等。1999年夏天，台湾慈济大学申请设立了传播学系，并决定了将未来传播学系的教学和研究重点将放在可以结合医学与传播学的健康传播上。2001年，台湾济慈大学设立健康传播、媒介素养两大专业领域，成为台湾传播学界第一个与健康传播相关的科系。目前，台湾在健康传播教学和研究领域实力较强的机构有：台湾慈济大学健康传播中心、台北医学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台湾世新大学新闻系与口语传播学系。

2．大陆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

我国大陆的健康传播研究起步较晚，对于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萌芽，有两种不同的认识观点。一种观点从公共健康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始于 20世纪 80年代末的健康教育研究应该被视为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另一种观点从传播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传播学研究者的加入以及以“传播学问题意识”为导向的研究课题的开展，是中国大陆在传播学意义上的健康传播研究领域得以发端的必要条件。两种观点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对健康传播不同研究取向的选择，前者是公共健康研究取向，后者是传播研究取向。

传播研究方面学术专着来说，目前我国尚没有系统地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的译着，仅有的只是一些以“医学社会学”和“健康社会学”等为标题的译着。这类书籍尽管在内容上对健康传播而言有可借鉴之处，但毕竟存在较大的差别。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的《健康传播：个人、文化与政治的综合视角》(Communication Health：Personal，Cultural，and Political Complexities)一书，是以“健康传播”为标题的着作，此书系统地论述了健康传播与个人、文化和政治的关系，但由于是英文影印版，国入研读起来仍有些费力（盖斯特马丁，2006）。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专着，目前可以检索到的只有北京医科大学主编的《健康传播学》和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由米光明、王官任编着的《健康传播学原理与实践》。2008年2月，学者张自力所着《健康传播与社会》正式出版。

自 2000年复旦大学《新闻大学》杂志首次发表“健康传播论文” ——《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之后（张自力，2001），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传播学研究论文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等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上相继发表，并逐渐增多。在学术研究方面，张自力是较早地系统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并将其理论应用到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于2001年撰写了《廿一世纪中国健康传播展望》，之后又陆续撰写了《“健康的传播学”与“健康中的传播学”——试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两大分支领域》、《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等多篇学术论文。其中他在《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方向》一文中提出了健康传播研究领域的划分模式图，通过三个维度系统阐述了健康传播的12个领域，并归纳出今后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重要课题。 （张自力，2005）此外，近几年我国有关健康传播的研究论文还有：《中国媒介的大众健康传播1994--2001年(人民日报)“世界艾滋病日”报道分析》(陈丹，2002)，以人民日报为例进行个案研究，探讨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国主流报纸如何呈现与建构艾滋病相关议题；燕晓英在《萌芽中亟待关注的研究领域——我国健康传播的现状分析和前瞻》(2003)中指出，“我国现有的研究成果和数据仍旧散落在各个卫生部门和高校院所，至今国内的健康传播研究仍然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中”；韩纲的《传播学者的缺席：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十二年——一种历史视角》(2004)，通过对1991年至2002年中国大陆主要发表健康传播相关研究成果的专业期刊的分析，初步探讨了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整体状况，揭示了传播学者的缺席是其中的重要特征。

近年来，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渐渐兴起。2003年 11月，“中国健康教育与大众传媒论坛”在北京举行，首次开创性地以健康传播作为论坛研讨的主题。2004年 11月，“清华－拜尔公共健康与媒体研究室”挂牌成立。2006年月10月，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卫生部新闻办和美国疾控中心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健康传播论坛”在清华大学成功举行，该论坛是我国首次举办的关于“健康传播”的学术论坛，它不仅唤起了社会各界对健康传播的进一步关注和健康传播意识的提高，而且引起了我国传播学学界对健康传播研究的迸一步关注。以后每年定期召开，已以“婚育新风进万家”、“健康传播与疾病预防”、“公共卫生风险沟通”和“疫苗安全”为主题，成为国内外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2007年 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的“华语健康传播论坛”召开，成为另一个定期召开的高水平健康传播学术论坛。2010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与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安妮伯格传媒学院共同主办2010年健康传播暑期学校，邀请了国内外知名专家介绍健康传播与新闻传播学国际国内前沿动态。

目前，在中国普通高校的医学院尚未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而中国的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也除了清华最近新增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外同样没有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健康传播的研究缺乏基础平台的支持，制约了教学、科研和专业人才的培养。目前仅有的健康传播研究主要依靠分散在各个高校的个别学者。现在有少数高校策划或已经成立健康传播中心。例如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和台湾济慈大学都相继成立此类中心。2003年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与日本东北福祉大学对等成立“健康传播与社会福利研究中心”，致力于为社区研究和中国健康产业把脉，从而成为率先介入健康传播学科领域的中国高校。中国科技大学也于2004年建立“中国科技大学健康传播中心”，依托本校的学科力量和平台资源，结合外部力量，探索当代大学生的健康培养模式，探索社会公众、社区、企业、城市的健康传播发展模式。2010年11月，在清华大学和卫生部共同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我国首个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宣告成立。该中心已经获得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增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批准。

三、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健康传播学本质上是医学卫生和传播学的一门交叉融合学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来为自己服务。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来看分析，未来健康传播学有将会两个发展趋势，其中纵向是指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的研究层面；而横向则是指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法律、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等不同学科的融合（盖斯特马丁，2006）。国外的健康传播与中国的健康传播的发展历程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中国健康传播起步较国外晚，加之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医疗水平和国民素质等差异，国内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有所差异。

（一）国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这些年，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发展迅速而稳健，并已进入黄金期，与传播学中大多数分支领域一样，健康传播的早期研究较多地集中在证实“传播学在健康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方面。但这远远不是健康传播研究的全部。将来的国外的健康传播研究会更关注健康信息的有效传递、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新媒体也将带来新的健康传播方式及新议题。此外，对边缘性文化群体，如穷人、少数民族、妇女和老人等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1.媒介的效果研究将仍然会是未来健康传播研究的重点

对于健康信息的传播，大众传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对信息，特别是对日常生活内容相距较远的所谓“非强制性接触议题”的信息获取，绝大多数来源于大众媒体，在国外这部分的研究议题涉及大众传播健康传播的形式、内容技巧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研究，以及效果研究等。相关研究理论包括议题设置、社会学习理论使用和满足理论。涵化理论、沉默和螺旋理论等（孙晶，2005）。

2.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也是未来健康研究研究的重点

医护人员本应担任着为大众提供权威性健康信息的重任，随着患者的个****利意识的强化和传播链中受者地位的凸显，从患者角度探讨传播内容、效果的研究日益成为主流，涉及个性化传播（差异传播）研究、医患关系与患者知情权等研究内容日益热门。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显示，医患间的互动交流因为各种原因呈减少趋势，虽然现代社会人们几乎处于一个构建媒介的拟态信息社会，但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毕竟是去化人性化的，医患之间人际的交流是为患者心灵、治疗病患最有效沟通方式，所以如何通过有效的传播方式，构建新的医患交流模式并将成为将来的研究重点。

3.新兴媒体为健康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传播方式，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议题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出现不仅给健康传播带来了技术上的更新，也带来了传播方式和传播理念的更新。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介技术，它不仅兼具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交往的特点，又有两者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在有利于健康传播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同时，更为健康传播研究带来了新的很多研究议题。从目前看来，互联网在健康传播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4.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目前在国外，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少数裔人口以及某些亚文化群体。针对非洲裔群体在美国认可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多，因此，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二）国内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健康取向与传播学取向形成健康传播研究的两大主要分支，由这两个分支领域展开的主要研究内容占据健康传播研究的主体部分，但这并不是全部。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领域，健康传播研究是建立在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法律以及公共卫生学、教育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基础上的融合而成，这就注定了健康传播研究的多维性。其中最主要的维度有传播学维度、社会学维度、公共卫生维度。健康传播学是多维度学科的对接、产生了多元的研究领域，并丰富了健康传播的研究视角。通过对国内健康传播学学者学术成果分析，在众多的子领域中，以下领域是当前和未来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方向。

1.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大众传媒健康传播的传播形式、内容和技巧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建构，以及效果研究等。

2.组织健康传播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组织健康传播载体（墙报、讲座、宣传小册子、海报）的内容分析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组织健康传播形式与策略研究、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效果相比较研究等。

3.以“医患关系”为中心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医患关系研究是人际健康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主要聚焦点为医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传播方式、内容、策略、效果及信息不平衡等。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人际传播、话语权力、知情权等很多内容。

4.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健康教育设计和效果评估、健康促进计划策略研究、健康传播材料的制作等。

5．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的研究。外部环境研究的议题主要涉及健康政策制定与公众健康的影响研究、卫生保健政策的研究、健康传播法规研究、医患关系中的法律权益的研究等。

6．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涉及的研究议题主要包括健康、疾病和死亡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其解读及对健康传播的影响、健康传播的人文特性和文化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健康传播比较的研究、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在健康传播过程之中的文化差异等。

7．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研究（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对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涉及危机事件发生的原因、机制与体制，应急预案的制定和危机发生后的有效控制传播等，不仅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8．健康传播史的研究。这里的健康传播史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健康传播研究史研究，另一个、是健康传播实践史研究。

9．艾滋病、安乐死、同性恋、器官移植等特殊健康议题的研究。

以上国内研究方向不仅是当前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也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健康传播领域面临的重要的课题。需要指出的是，每个研究方向对应的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研究子领域，而是多个子领域的结合。对这些课题的研究和推动将会为未来的健康传播打开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张自力，2005）。

[注释]

[1]参见网址：http//proquest.umi.com/pqdweb?did=2179562451&sid=3&Fmt=3&clientId=41483&RQT=309&VName=PQD

徐美苓，《健康传播在台湾》，（台北，2004），第526-5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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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张自力（2005）.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九个方向.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5). [Zhang Zili (2005). Nine Directions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Hangzhou Teachers College (Social Science Edition).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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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化学健康论文篇3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worldwide based on the books, periodicals, journals, major symposium, academic conferences and key scholarships. The author finally concludes the research tendency abroad towards four directions: firstly,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s of media; secondly, 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thirdly, health communication in new media; finally, the communication with marginalized cultural groups. Meanwhile, national research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has important topics including media effects, organizational health communication, interpersonal health communication centered on “doctors and patients” relationship, health education and promotio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studies, health emergencies, health communication history, specific health communication issues concerning of AIDS, euthanasia, homosexuality, organ transplantation etc. and so on.

Key words: Health Communication；History；Present；Tendency

传播是人类社会古老的行为。传播学的开山祖师施拉姆说：传播是最繁忙的交叉口，但许多人只路过而不逗留。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开始迅速发展。健康传播学就是医学与社会学在路过传播学这个交叉口时“逗留”下的产物。21世纪是健康的世纪，越来越富足的人类，开始关注人本身，健康已经成为大众、政府和学者一致关心的议题。健康传播就是要满足大众对健康信息的渴求，而传媒在传播健康的过程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关于健康传播的定义有很多种，有学者从人际传播方面给健康传播下定义，认为健康传播是病患和医疗提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治疗室里无数的人际传播活动，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罗杰斯（M. Roger S）则认为凡是人类传播类型涉及到健康的内容就是健康传播。在美国健康传播领域有两大分支：一是“健康促进”，二是“健康服务递送”。前者的议题主要是以媒介和大众传播为主，后者主要是以医患关系和人际传播为主。美国国家癌症学会和疾病控制中心给出了以下定义：健康传播是指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传播媒介和方法，为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而收集、制作、传递、分享健康信息的过程。上述各种定义从不同方面强调了健康传播的各种特性，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取性。

一、健康传播研究的历史

作为传播学一个分支领域，健康传播学属于专业传播研究的范畴。健康传播在学科构成上非常多元及杂糅。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法律、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和市场营销学等多个学科从不同角度为健康传播学的学科框架和理论范式的形成提供了支持。其中，健康教育学、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对健康传播学的诞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大多数者认为，美国是健康传播学的学科发源地，时间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1971年，美国心脏病学专家 J.法夸尔 (Dr. Jack Farquhar)和传播学家 N.麦科比 (Nathan Maccoby)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实施著名的“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 (Stanford Heart Disease Prevention Program，SHDPP)，该计划在实施过程当中成功地运用了社会学习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营销策略等理论框架。（Everett M.Rogers，1994）这些理论和方法日后均成为健康传播重要的理论组成。研究者认为，在健康传播中大众传播加上人际传播效果最佳，但大部分情况仅有大众传播，效果同样很理想。这一试验被视为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1991年，美国疾病防控中心 ( The Center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设立了专项基金和健康传播办公室，开始组建全国范围内的健康传播机构。1972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 ( Therapeutic Communication Interest Group)成立，后易名为“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该小组隶属于著名的“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成为其下属的众多分支机构之一。该小组奠定了健康传播的在学术领域的地位，也使健康传播学向学科的规范化发展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1973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编辑了第一份简易专业性刊物《国际传播学会简讯》，专门刊登健康传播的宗旨、研究领域和特点并刊登专业文章和资料，有效扩大健康传播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在1975年举行的国际传播学年会（ICA）上“治疗传播兴趣小组”正式更名为ICA“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这是学术界首次正式使用“健康传播”这一提法。

20世纪80年代，“预防艾滋病运动”标志着健康传播研究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播学届从隐性走向显性。众多的著名学者和研究基金投入，使健康传播研究在很短时间内迅速发展，也成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在80年代健康传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独立的专业。同一时期，美国健康传播专业研究机构的出现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从研究的人员构成看主要来自四个领域：即具备医学、公共卫生学教育背景人员是现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力，所占比例为一半；其次传播学研究者，约占25%左右；最后是社会学与教育学领域的研究者和来自综合性大学的研究者，两者总数占25%左右。（孙晶，2005）

一般认为，某个学科的成型必须有专业书籍的出版、专业协会的成立、专业课程的开展 以及专业刊物的发行作为标准，而健康传播从 70年代诞生至今，经历了一系列的飞速发展的过程。首先是专业书籍的大量出版。第一本有关健康传播的理论著作是 1984年由著名的传播学者Kreps和Thornton撰写的《健康传播理论与实践》( Health Communication ： Theory and Practice)。同年出版的第二部专著是由夏夫（Sharf）所著的《内科医生优化传播指南》。诺索斯（Northouse）于次年出版了该领域的第三部专著《健康传播专业人员手册》，此后各类专业书籍和论文层出不穷，巩固和丰富健康传播的发展。

其次是有关健康传播的协会的建立。为了适应学科的发展，美国传播学会领域最大的专业团体――“口语传播学会”（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CA）于1985年美国设置了“健康传播委员会”(Commission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作为对国际传播学会（ICA）“健康传播分会”的补充。原先ICA很多健康传播分会成员同时加入SCA“健康传播委员会”。再次是与该学科有关的专业会议的召开 ，这是该学科发展专业化规范化的必备条件。同年召开的“医学传播会议”(Medical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是健康传播的第一次学术会议。1986年又召开了由国际传播学会ICA和牛津大学合办的“基础医疗保健中的健康教育”会议，以及在加拿大西昂塔里奥举办的 “医患传播”会议。除此之外，国际传播学会ICA和口语传播学会（SCA）每年定期召开的学术年会也成为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美国大学中健康传播学专业逐步设立，目前明尼苏达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南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肯塔基大学马里兰大学都开设了健康传播传播学课程，而肯塔基大学、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已成为全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根据全美传播学协会的不完全统计，全美高校约有20个主要的健康传播学博士项目和40个硕士项目。（Everett M. Rogers，1994）美国著名的健康传播结构有肯塔基大学疾病预防研究中心、南加州大学健康促进和和疾病预防研究院、斯坦福疾病预防研究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口与家庭健康署。

美国的健康传播研究经过80年代的全面发展，其基本框架已经建立，开始进入逐步完善的阶段。国际传播学会ICA、口语传播学会SCA等专业机构和设有健康传播课程的著名高校开展了频繁的学术交流活动，极大的促进了学科的繁荣。1996年，全美另一份重要的健康传播研究专业学术期刊《健康传播季刊》（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创办。与1989年创办的《健康传播》相比，《健康传播季刊》上发表的论文偏重于国际性、应用性研究，而《健康传播》的定位则偏重于理论性研究。进入90年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对联邦研究基金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除此之外，大量私人基金组织的资金注入也为90年代美国健康研究传播学蓬勃发展的重要保证之一。

二、健康传播研究的现状

（一）国外健康传播的研究现状

现阶段，国外健康传播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手段相对与发展初期也更为科学，笔者通过浙江大学的电子资源相关数据库ProQuest和Web of Science中分别输入“health communication”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查到相关论约数十篇，经分析总结，新时期国外健康传播研究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1.研究问题的具体化，更加注重实证研究

健康传播在上世纪70-80年代成立之初主要关注的是对学科发展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随着这些问题研究的深入和学科内容的日益丰富，研究人员开始把侧重点放在具体问题上，研究某一事件甚至事件中某一过程的传播规律，且更加注重实证研究。如有学者通过调查基于数字媒体的健康传播问题，对数字媒体在促进健康饮食、减少肥胖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分析，通过195名志愿者对两个社区进行为期6个月的调查，认为数字媒体在促进人们的健康生活方面较传统媒体有很多优势，因此应该发挥数字媒体的优势，促进人们合理科学的生活习惯。[1]同时Lee等学者调查了公众通过互联网获取健康信息的行为与人们去看医生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网络健康传播能够有效地向公众提供健康信息，促进公众健康意识的提高，从而使他们能够更加自觉的去看医生（Lee，2009）。此外针对陪护人员与病人之间通过网络的交互行为日益增多，Tustin对陪护人员和病人之间通过互联网的进行交流研究，通过调查发现大多数病人认为陪护人员网络的使用程度和服务质量以及满意度呈负相关性，但是医生的网络使用却和服务质量以及病人满意度呈正相关性，因此作者认为在实践中应该加强陪护人员和病人之间的实际交流（Tustin，2010），该论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应陪护机制的合理设计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很多，其实最近几年出版的《健康传播》以及《健康传播期刊》上面的论文大多数是分析健康传播的细节问题。

2．研究角度的多维性

健康传播学本质上是医学卫生和传播学的一门交叉学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来为自己服务，近几年来健康传播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借鉴于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以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注重研究健康传播信息的心理认知过程、社会影响以及从健康传播的角度来研究健康政策。例如H. Wang等对人们对禁烟广告所产生的个人感知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相对与非吸烟者来说，吸烟者对禁烟广告的关注情况要更高一些，因此应该针对吸烟者加强禁烟广告的传播力度（H. Wang，2010）。针对酒后驾车问题的日益严重，Ebina同样对不同人群对酒后驾车态度的差异进行了考察，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只有考虑到受众的个体差异以及对信息的感知的差异才能够有效的提高健康传播的效果。（Ebina，2010）该研究对健康政策的制定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中提到了心理因素的重要作用。Kathryn Green的《Communicating Health： Strategies for Health Promotion》是一部研究提高公众健康素养策略的非常有价值的著作，内容涉及健康素养的理论和模型、文化因素、大众媒介、信息技术以及评价标准等诸多因素，在该著作中作者详细论述了健康传播的文化内涵，从政治、经济、心理以及人文等多学科角度分析了健康传播如何促进人们的健康意识，激励人们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Gazmararian等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理解了人们对临床试验信息的关注，该研究将风险信息寻找处理模型（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cessing ，RISP)应用与人们的健康决策中，通过分析临床试验固有的内在风险，他们认为参与临床试验是一项风险――收益的决策过程，最后作者指出该研究可以用于指导相关健康传播策略的问题制定（Gazmararian，2010）。随着人们对健康传播认识的不断深入，健康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程度还有进一步加强，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的专业人员将会加入到健康传播研究的领域，因此预计以后该方向仍然是研究的热点。

3．关注边缘文化群体

目前国外，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少数裔人口以及某些亚文化群体。针对非洲裔群体在美国认可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多，Davis等学者对非裔美国人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了研究，以往认为在健康传播的研究中可以将非裔美国人作为相同的群体进行对待，但调查发现这一群体的健康文化、行为以及信念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然后提出了针对这一群体的细分模型（The Black Identity Classification Scale，BICS)，利用这一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某些现实现象（Davis，2010）。学者Adeline研究了美国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在美国老年人当中存在着两级分化的现象，大多数互联网使用者都是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文章考察了网络对老年人产生的心理影响，认为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来缩小贫富差距所产生的数字鸿沟。学者Leung研究了针对肥胖儿童的健康传播问题，提出了使他们养成健康生活习惯的传播策略，并研究了传播效果的评估模型以及传播策略对儿童所产生的心理影响。最后作者认为该策略能够给儿童创造一个健康知识的良好学校环境，从而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跟这种趋势类似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关注某一单独的群体，如吸烟人群、酗酒人群、特殊心理疾病人群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研究，以发掘跟特殊群体相关的特殊规律。而Burton认为在健康知识的宣传策略方面应该根据种族、文化、教育状况以及不同人群的认知水平的差异进行宣传，文章讨论了一些针对特定人群的模型和方法。文化的多样化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基于不同群体的健康传播研究是健康传播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Burton，2010）

4．研究手段日益精确化，注重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地研究健康传播问题

随着健康传播研究的深入，很多问题的研究需要有精确的度量，因此不可避免的要使用数学方法，特别是统计学的相关方法。如在2008年由美国健康协会（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组织了关于健康传播和饮食习惯之间关系的研究。Mccormack等学者考察了公众健康素养度量问题，对以往的度量指标进行了改进，去除了那些在度量中表现不好的指标，通过回归分析等方法得出了25个基本指标，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基于网络的健康素养度量模型（Mccormack，2010）。Fairlie通过电话采访了330名年龄在18-25岁的大学生，根据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认为周末酒会较多、年龄21周岁以上和公众交通工具供应的不足是导致酒后驾车的主要原因，作者认为大学应该加大对学生在饮酒方面健康引导的力度（Fairlie，2010）。Larkey对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交流语言进行了量化研究，文章主要是关注口头交流语言，利用计算机辅助的方法利用相关指标对交流语言的质量进行评估，得出的结果能够很好的反应实际情况，文章中的方法也可以拥有书面语言（如病例、处方等）的研究（Larkey，2010）。Nan等学者研究了禁烟广告和烟民的吸烟习惯之间的关系，对未吸烟的人群将来的吸烟趋势进行了预测，同时对吸烟人群未来的戒烟趋势进行了预测，该研究对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意义（Nan，2010）。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当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使用的手段日益精确化，注重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的研究健康传播问题。

5．重视网络等新媒体对健康传播的重要作用

针对数字媒体的使用日益增多的现实，美国密苏里大学的研究人员研究了数字媒体对美国健康传播的影响，指出通信技术的进步能够有效的提高公众的健康素养，消除信息获取的不公平等因素。Van对互联网健康传播进行了调查，研究指出相对与传统媒体互联网能将健康信息传播到更多的受众，而且信息获取的费用也相对较低，研究进一步指出通过网络干预能够有效的改变人们的健康行为，最后作者探讨了互联网正面引导的方法（Van，2010）。Nora J通过对2020个健康成年人的信息产品使用情况进行调查，指出互联网和电子个人健康管理系统是人们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途径，然后利用上述现实对目前的健康传播效果模型进行修改，认为信息产品的使用应该在模型中占据较大的比重。Michelle Lisa研究了普通人健康知识的获取来源，主要研究了网络对健康传播的影响。研究中首先询问人们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认识，然后让他们上网查询相关内容后重新回答相同的问题，通过比较差异来研究网络如何对人们健康知识的架构产生作用。健康传播的研究跟传播所依据的载体密切相关，随着信息传输技术的进步，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传播工具和交流方式，因此这类的研究将永远随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目前，国外健康传播研究也有一些学者继续关注健康传播的传统问题，在传统的传播学框架内对健康传播进行基础性的研究，如电视禁烟广告的研究、传播语言设计问题研究以及健康传播的基础理论研究等。另外，从检索的相关文章中还可以总结得出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艾滋病、性病、和与性健康相关的研究仍然在健康传播研究中占首要地位，关注抽烟、饮酒、癌症等健康行为相关的健康传播议题也很常见，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多样，主要是问卷调查法、个案研究、内容分析、文献研究、实验法、访谈法等。社会营销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是主要采用的理论框架。总而言之，目前国外健康研究的范围界定模糊，也缺少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这些都是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所在。

（二）华人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现状

与西方学界的健康传播研究相比，华人社会的健康传播起步较晚。海内外华人社会有几个较具规模的传播学研究组织，按成立时间先后，依次为（北美）国际华人传播学会CCA（1990）、（北美）华人传播研究学会ACCS（1991）、（台湾）中华传播学会（1996）及中国传播学会CAC（2002）等。台湾传播界（以CCS为代表）起步较大陆早，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组织健康传播研究和探讨。

1.台湾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

就华人社会来说，健康传播学研究领域的相关学术成果以台湾方面为优。台湾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关注健康传播研究，直至今日已汇集了相当一批专业研究学者和研究成果，其中较主要的研究学者包括陈世敏、徐美荃等人。台湾中华传播学会(CCS)成立于1996年，自20世纪90年代末对组织健康传播专题研究和议题深入探讨。同时，作为台湾新闻传播学最重要最著名的学术期刊之一的《新闻学研究》也将1999-2000年的研究重点定为“健康传播”研究。[2]从研究的成员的构成看，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医护人员或教育推广者是主要的成员，但新闻传播研究学者的参与程度相对不足。

当前台湾在健康传播学研究领域，大多以实证研究为主，高达九成的研究着眼于本地的健康传播议题，多以单一时间点的断代议题或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在对传播媒介的关注方面，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或大众传播媒介与人际传播媒介的效果比较，研究的应用属性远较理论性为强。

从健康传播学研究的议题变化，1980年之前的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公共健康知识与健康政策的传递，如新药与新疗法的普及、家庭计划生育等内容是当时的研究重点。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健康传播进入快速发展期，除了从特定的健康议题或疾病议题（如艾滋病、控烟、禁毒、心理健康、全民保健瘦身减肥）入手进行的重点研究之外，也有针对特定传播媒介或特定理论的应用研究，如互联网健康传播、健康社会营销研究等。与此同时，健康传播研究对健康议题的思考更具人性化与权力意识。

健康传播教学方面，总体而言台湾尚起步不久，仍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这类课程主要开设在高等院校的传播学系或公共卫生与医护系，多为专业研究所或大学部高年级的选修课。其实较早涉及这一领域的高校有台湾慈济大学和台北医学大学等。1999年夏天，台湾慈济大学申请设立了传播学系，并决定了将未来传播学系的教学和研究重点将放在可以结合医学与传播学的健康传播上（陈世敏，2003）。2001年，台湾济慈大学设立健康传播、媒介素养两大专业领域，成为台湾传播学界第一个与健康传播相关的科系。目前，台湾在健康传播教学和研究领域实力较强的机构有：台湾慈济大学健康传播中心、台北医学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台湾世新大学新闻系与口语传播学系。

2．大陆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

我国大陆的健康传播研究起步较晚，对于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萌芽，有两种不同的认识观点。一种观点从公共健康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始于 20世纪 80年代末的健康教育研究应该被视为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另一种观点从传播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传播学研究者的加入以及以“传播学问题意识”为导向的研究课题的开展，是中国大陆在传播学意义上的健康传播研究领域得以发端的必要条件。两种观点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对健康传播不同研究取向的选择，前者是公共健康研究取向，后者是传播研究取向。

传播研究方面学术专著来说，目前我国尚没有系统地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的译著，仅有的只是一些以“医学社会学”和“健康社会学”等为标题的译著。这类书籍尽管在内容上对健康传播而言有可借鉴之处，但毕竟存在较大的差别。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的《健康传播：个人、文化与政治的综合视角》(Communication Health：Personal，Cultural，and Political Complexities)一书，是以“健康传播”为标题的著作，此书系统地论述了健康传播与个人、文化和政治的关系，但由于是英文影印版，国入研读起来仍有些费力（盖斯特•马丁，2006）。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专著，目前可以检索到的只有北京医科大学主编的《健康传播学》和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由米光明、王官任编著的《健康传播学原理与实践》。2008年2月，学者张自力所著《健康传播与社会》正式出版。

自 2000年复旦大学《新闻大学》杂志首次发表“健康传播论文” ――《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之后（张自力，2001），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传播学研究论文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等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上相继发表，并逐渐增多。在学术研究方面，张自力是较早地系统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并将其理论应用到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于2001年撰写了《廿一世纪中国健康传播展望》，之后又陆续撰写了《“健康的传播学”与“健康中的传播学”――试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两大分支领域》、《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等多篇学术论文。其中他在《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方向》一文中提出了健康传播研究领域的划分模式图，通过三个维度系统阐述了健康传播的12个领域，并归纳出今后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重要课题。 （张自力，2005）此外，近几年我国有关健康传播的研究论文还有：《中国媒介的大众健康传播1994--2001年(人民日报)“世界艾滋病日”报道分析》(陈丹，2002)，以人民日报为例进行个案研究，探讨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国主流报纸如何呈现与建构艾滋病相关议题；燕晓英在《萌芽中亟待关注的研究领域――我国健康传播的现状分析和前瞻》(2003)中指出，“我国现有的研究成果和数据仍旧散落在各个卫生部门和高校院所，至今国内的健康传播研究仍然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中”；韩纲的《传播学者的缺席：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十二年――一种历史视角》(2004)，通过对1991年至2002年中国大陆主要发表健康传播相关研究成果的专业期刊的分析，初步探讨了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整体状况，揭示了传播学者的缺席是其中的重要特征。

近年来，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渐渐兴起。2003年 11月，“中国健康教育与大众传媒论坛”在北京举行，首次开创性地以健康传播作为论坛研讨的主题。2004年 11月，“清华－拜尔公共健康与媒体研究室”挂牌成立。2006年月10月，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卫生部新闻办和美国疾控中心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健康传播论坛”在清华大学成功举行，该论坛是我国首次举办的关于“健康传播”的学术论坛，它不仅唤起了社会各界对健康传播的进一步关注和健康传播意识的提高，而且引起了我国传播学学界对健康传播研究的迸一步关注。以后每年定期召开，已以“婚育新风进万家”、“健康传播与疾病预防”、“公共卫生风险沟通”和“疫苗安全”为主题，成为国内外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2007年 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的“华语健康传播论坛”召开，成为另一个定期召开的高水平健康传播学术论坛。2010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与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安妮伯格传媒学院共同主办2010年健康传播暑期学校，邀请了国内外知名专家介绍健康传播与新闻传播学国际国内前沿动态。

目前，在中国普通高校的医学院尚未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而中国的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也除了清华最近新增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外同样没有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健康传播的研究缺乏基础平台的支持，制约了教学、科研和专业人才的培养。目前仅有的健康传播研究主要依靠分散在各个高校的个别学者。现在有少数高校策划或已经成立健康传播中心。例如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和台湾济慈大学都相继成立此类中心。2003年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与日本东北福祉大学对等成立“健康传播与社会福利研究中心”，致力于为社区研究和中国健康产业把脉，从而成为率先介入健康传播学科领域的中国高校。中国科技大学也于2004年建立“中国科技大学健康传播中心”，依托本校的学科力量和平台资源，结合外部力量，探索当代大学生的健康培养模式，探索社会公众、社区、企业、城市的健康传播发展模式。2010年11月，在清华大学和卫生部共同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我国首个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宣告成立。该中心已经获得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增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批准。

三、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健康传播学本质上是医学卫生和传播学的一门交叉融合学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来为自己服务。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来看分析，未来健康传播学有将会两个发展趋势，其中纵向是指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的研究层面；而横向则是指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法律、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等不同学科的融合（盖斯特•马丁，2006）。国外的健康传播与中国的健康传播的发展历程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中国健康传播起步较国外晚，加之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医疗水平和国民素质等差异，国内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有所差异。

（一）国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这些年，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发展迅速而稳健，并已进入黄金期，与传播学中大多数分支领域一样，健康传播的早期研究较多地集中在证实“传播学在健康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方面。但这远远不是健康传播研究的全部。将来的国外的健康传播研究会更关注健康信息的有效传递、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新媒体也将带来新的健康传播方式及新议题。此外，对边缘性文化群体，如穷人、少数民族、妇女和老人等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1.媒介的效果研究将仍然会是未来健康传播研究的重点

对于健康信息的传播，大众传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对信息，特别是对日常生活内容相距较远的所谓“非强制性接触议题”的信息获取，绝大多数来源于大众媒体，在国外这部分的研究议题涉及大众传播健康传播的形式、内容技巧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研究，以及效果研究等。相关研究理论包括议题设置、社会学习理论使用和满足理论。涵化理论、沉默和螺旋理论等（孙晶，2005）。

2.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也是未来健康研究研究的重点

医护人员本应担任着为大众提供权威性健康信息的重任，随着患者的个人权利意识的强化和传播链中受者地位的凸显，从患者角度探讨传播内容、效果的研究日益成为主流，涉及个性化传播（差异传播）研究、医患关系与患者知情权等研究内容日益热门。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显示，医患间的互动交流因为各种原因呈减少趋势，虽然现代社会人们几乎处于一个构建媒介的拟态信息社会，但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毕竟是去化人性化的，医患之间人际的交流是为患者心灵、治疗病患最有效沟通方式，所以如何通过有效的传播方式，构建新的医患交流模式并将成为将来的研究重点。

3.新兴媒体为健康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传播方式，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议题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出现不仅给健康传播带来了技术上的更新，也带来了传播方式和传播理念的更新。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介技术，它不仅兼具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交往的特点，又有两者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在有利于健康传播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同时，更为健康传播研究带来了新的很多研究议题。从目前看来，互联网在健康传播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4.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目前在国外，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少数裔人口以及某些亚文化群体。针对非洲裔群体在美国认可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多，因此，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二）国内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健康取向与传播学取向形成健康传播研究的两大主要分支，由这两个分支领域展开的主要研究内容占据健康传播研究的主体部分，但这并不是全部。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领域，健康传播研究是建立在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法律以及公共卫生学、教育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基础上的融合而成，这就注定了健康传播研究的多维性。其中最主要的维度有传播学维度、社会学维度、公共卫生维度。健康传播学是多维度学科的对接、产生了多元的研究领域，并丰富了健康传播的研究视角。通过对国内健康传播学学者学术成果分析，在众多的子领域中，以下领域是当前和未来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方向。

1.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大众传媒健康传播的传播形式、内容和技巧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建构，以及效果研究等。

2.组织健康传播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组织健康传播载体（墙报、讲座、宣传小册子、海报）的内容分析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组织健康传播形式与策略研究、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效果相比较研究等。

3.以“医患关系”为中心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医患关系研究是人际健康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主要聚焦点为医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传播方式、内容、策略、效果及信息不平衡等。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人际传播、话语权力、知情权等很多内容。

4.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健康教育设计和效果评估、健康促进计划策略研究、健康传播材料的制作等。

5．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的研究。外部环境研究的议题主要涉及健康政策制定与公众健康的影响研究、卫生保健政策的研究、健康传播法规研究、医患关系中的法律权益的研究等。

6．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涉及的研究议题主要包括健康、疾病和死亡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其解读及对健康传播的影响、健康传播的人文特性和文化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健康传播比较的研究、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在健康传播过程之中的文化差异等。

7．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研究（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对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涉及危机事件发生的原因、机制与体制，应急预案的制定和危机发生后的有效控制传播等，不仅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8．健康传播史的研究。这里的健康传播史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健康传播研究史研究，另一个、是健康传播实践史研究。

9．艾滋病、安乐死、同性恋、器官移植等特殊健康议题的研究。

以上国内研究方向不仅是当前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也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健康传播领域面临的重要的课题。需要指出的是，每个研究方向对应的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研究子领域，而是多个子领域的结合。对这些课题的研究和推动将会为未来的健康传播打开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张自力，2005）。

 

[注释]

[1]参见网址：http//proquest.umi.com/pqdweb?did=2179562451&sid=3&Fmt=3&clientId=41483&RQT=309&VName=PQD

[2]徐美苓，《健康传播在台湾》，（台北，2004），第526-5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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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Nan, X. and Zhao, X. (2010). The influence of liking for antismoking PSAs on adolescents' smoking-related behavioral intentions.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25(5),pp.459-69.

[15] 张自力（2005）.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九个方向.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5). [Zhang Zili (2005). Nine Directions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Hangzhou Teachers College (Social Science Edition).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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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徐美苓(2007).健康传播研究与教育在台湾――“传播”主体性的反思.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0)，第148―153页. [Xu Meilin (2007).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Taiwan--- A Reflection on the Subjectivity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10), pp. 148-153.]

日用化学健康论文篇4

将学习宣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向深入。按照“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要求，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坚持不懈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把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作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和党员干部学习的重中之重。运用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等重要读本，自觉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全力提升理论学习质量和理论宣传效果。

全力提升理论学习质量和理论宣传效果。开展“厚植理论沃土行动”。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线，抓好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建设，推动《学习规则》的贯彻落实。制定理论学习安排计划，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运用中心组学习（每月一次）、集中培训（每月两次）、个人自学（每月不低于三次）等行之有效的做法，开展开放式、研讨式、参观式学习并写下心得体会。制定《关于加强和改进领导干部理论学习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建立以讲促学、以考促学、以用促学“三促”长效机制。大力抓好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学习强国”“舒兰资讯”平台的推广使用，将覆盖率和活跃度等情况纳入到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考核内容。在4月25日前建立10个全系统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示范点、5个基层宣讲工作联系点。积极组织一线理论宣讲， 10月1日前各单位组织开展一次“理论创新和辉煌历程”主题宣讲活动，把理论宣传阐释与新中国70年伟大成就展示紧密联系起来，并优选出5个优秀宣讲点、10个优秀基层宣讲员，以上所有活动要组织好签到簿、课件和影像资料的收集归档工作，及时上报局党办。

二、扎实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宣传活动

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型歌咏汇演，组织开展“我和我的祖国”“你好新时代”主题征文、演讲等宣传活动，激发卫生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使命担当。开展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活动，教育引领新时代青年为舒兰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三、进一步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

进一步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严格执行《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贯彻落实中央市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决策部署。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加强文化、舆论、宗教等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

建立健全重大事项请示报告、述职述责等各项制度。强化自检自查、专题督查和反馈整改工作，推动党委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第一责任人”和“一岗双责”制度的落实。坚持问题导向，以省委、吉林市委巡视巡察发现的意识形态问题为重点，建立意识形态工作问题清单，推动相关问题有效整改。

强化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进一步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形成严密的信息审批流程，全面改善网络舆论生态，净化网络空间。

四、参与做大做强高质量发展的主流舆论

为发挥市电台、市电视台、“舒兰”“舒兰资讯”等主流媒体作用，全市卫生健康系统积极做好平台的推广使用，每月择优报送新闻1-2篇。市卫生健康系统将继续加大“舒兰卫生”微信公众平台国家政策、健康资讯和各单位工作动态的宣传力度；各卫生健康单位全年至少上报12篇以上工作信息或有价值的新闻线索，抓好整体设计，利用好新媒体传播网络，加大信息传播覆盖面，形成立体、融合、多轮宣传攻势。单位稿件在国家、省、地区、本市媒体刊登的，年末考评中酌情考虑给予加分。

五、着力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水平

学习贯彻《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广泛开展群众性主题教育。充分利用烈士纪念日等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时间节点，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做好革命遗址、遗迹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和利用。充分利用老黑沟惨案遗址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完颜希尹家族墓地等历史遗迹，组织开展参观和教育活动，坚定爱国信念，激发报国情怀。

加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社会宣传力度。扎实推进三大攻坚战，增进全民共识。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大力抓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工作落实。

日用化学健康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9-0275-01

体育与健康，是学校体育的重要任务之一。但是，在其现实的实践中，却存在着许多的谬论与存在很大的实践误区。不指出这些谬论不解决这些错误的实践问题，体育与健康事业就得不到健康的发展，并亦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歧途。

一、竞技有害论与现代大众竞技决定论

竞技从来就是体育与健康的重要来源地，竞技中的大众竞技，从来比一般的体育活动与锻炼具有更大的健康意义与作用。关于大众竞技的决定性与优越性，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法看到：

第一，大众竞技是公认的体育比赛项目，具有技术的标准化、国际化，具有游戏特殊自然之比学赶帮的组织与可比性质，因此，它决定了体育的项目文化价值，决定了体育的文化性、技术性与国际化、社会化程度，决定了体育的性质与效能。

第二，大众竞技比一般体育锻炼更具有竞技的要求性与练习的难度、强度、量，更具有社会综合能力的运用性，并且，众所周之，没有为健康体育拼命的，除非是重病患者；而大有为好玩、为比赛或竞技拼命与付出的，大有为全面发展拼命与付出的。因此，大众竞技或学生竞技，具有比单纯健康的体育，具有更加显著的锻炼价值或健康效能。

第三，大众竞技是以“公平、公正比赛”为核心的体育活动，也可以说是典型的具有严密竞赛组织性作引导的群众运动、人民战争，而这种以“公平、公正比赛”为核心的群众运动、人民战争，无疑更加成倍地决定了体育的刺激性、决定了更具时间密度的体育规模。

第四，大众竞技是社会化很高的通用体育，因此，决定了市场体育、终身体育、阳光体育等的广泛展开与巨大效果。因此，大众竞技，在宏观上决定了体育项目的社会性与未来、决定了体育教学的社会性质与未来效能。

第五，大众竞技是比体育健康模式更体现有竞争特点的体育模式，能够更好地培养与发展学生的竞争意识、竞争能力，有益于尊重规则的习惯培养；有益于动手能力的培养；有益于社会活动能力的培养，从而有益于竞争意识、习惯、能力的培养。

二、唯体育健康论与现代科学健康论

体育其实并不是唯一的健康方法，简单枯燥的体育运动更没有那么大的健康功能。其实，健康是多源的，现代科学健康论是全面的。通常，我们的健康来源于“现代生活健康方法，现代体育健康方法，现代全面综合交叉健康方法，增强体质方法”。

关于这个问题，除了现代体育健康方法和增强体质的方法之外，特别要指出的是：

第一，我们必须掌握生活健康的科学方法。一方面，人要健康，首先在于或根本在于“减少生活或生命的折损”。寿命及其年龄特征是健康最根本重要的标志，而人只要没有任何折损，就能活到175岁，就能达到最大的健康目的（不能活到175岁的原因，就是遭受了这样或那样的折损）。折损是对健康、体质、寿命最重大、最深层次的破坏。常常十年健康抵不上一次重大折损，一贯健强抵不上一刻生命。能够保持身心与寿命的完好，就是最大的最有意义的健康。另一方面，人要健康，主要的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修身养性。要善于平衡生心；要善于合理运动；要善于适应或改造改变自然的或社会的环境。

第二，我们必须掌握全面综合交叉健康的基本方法。

中医、西医、体育，可谓是人类三大健康的特效途径与方法。其中，中医主要是从根本上进行日常的疗养与治疗，其方法主要是根据人体身心理特征和自然、社会的特点，利用食物、酒、中草药、中医疗法，对人进行调理，总体上属比较温和的健康方法。西医主要是从现象上进行对应的解除式治疗，其方法主要是根据人体身心理症状，利用手术等物理方法和药物等化学方法，对人进行急救，总体上属于比较暴烈的健康方法。相比之下，体育属于最自然阳光的健康方法，其方法主要是利用物理运动与社会活动的巨大力量对人的身心进行刺激，通过刺激获得巨大的健康效益。对于中医、西医、体育这三种健康方法，我们必须区别对待与合理运用。

三、结语

日用化学健康论文篇6

的运行过程基础之上，运用现有的先进理论与技术手段，按照系统的发展规律，对当地系统实施有效的干扰，使得系统保持持续健康，并充分发挥系统的功能，服务人类社会。显然，系统管理的重点就是系统的健康管理。

系统健康（system health）具有三个要点：一是系统必须具有和谐、稳定的组织结构；二是系统能够持续发挥其为社会服务的功能；三是系统必须安全可靠，不会对系统自身产生危害（自害），同时也不会对别的系统产生危害。

系统健康管理（system health management，SHM），就是根据系统监测结果，对系统健康状况进行分析评估，并据此对系统实施有效管理，实现系统结构持续稳定与功能持续高效输出[8-18] 。

2 系统承载力

系统承载力（capacity，carrying capacity），又叫做系统容量，是指在一定条件下系统对外输出服务的最大能力，见图2。当系统承载力超载时，表现为以下3种状态：

稳定型状态：系统处在一定阈值之内，在特定承载力K 值附近（阈值内）振动，这时的系统就处在稳定型状态。处在这种状态的系统，对于在阈值之内的超载，系统能够很快恢复到K值附近。

衰落型状态：当系统超载突破上述阈值，对系统造成的破坏不能恢复到上述承载力K 值，但还未对系统造成完全破坏，系统还能够恢复部分组织结构或功能，尚能运转，这时的系统就处在衰落型状态，此时系统的承载力只能恢复到较低水平。

崩溃型状态：如果严重超载，造成系统丧失全部的恢复能力，系统就会崩溃，这时系统就处在崩溃型状态。

系统承载力分析源于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人口理论，最初为Logistic指数增长模型：

从上式可以看出，系统的规模数量标志值Nt受到系统承载力K和系统增长率r、系统初始规模数量标志值N0制约。由此可以看出，系统承载力受到较多的来自于自身的，以及来自于环境的因子影响，系统承载力分析，要将系统所处环境以及系统本身的整体结构、功能与过程等因子，纳入到分析过程。随着现代计算技术和监测技术的发展，系统承载力可以采用系统建模仿真技术，可以更加精准地进行系统承载力分析。

3 林业企业健康评价

林业企业健康评价是基于林业企业承载力分析基础之上。一个完整的林业企业健康评价步骤，一般包括分析目标确定、资料收集、建立分析指标体系、分析工具选择、建模分析五个阶段。常用林业企业健康评价方法包括，系统承载力法、生产力评价法、熵评价法、层次分析法、盈亏法、状态法、诊断法、回归分析法、多因子数量分析法和系统分析法。

4 林业企业健康管理

林业企业健康管理是系统健康管理轮在林业企业管理中的运用，是运用系统健康理论，以实现林业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为目标，对具体的林业企业管理提供更加科学的管理策略、管理方式和管理过程。

4.1系统管理的方式

林业企业健康管理，常采用的系统管理方式是适应性管理。适应性管理是管理者根据林业企业有限的监测信息和林业企业管理过程的不完整理解，对林业企业不确定的过程进行灵活管理，这就需要管理者在制定适应性管理计划时，需要对林业企业的运行状况，即林业企业健康水平进行科学评估，并在充分听取专家、一线职工意见基础上进行。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得管理计划更加完善，另一方面通过充分的民主讨论，使得职工充分理解适应性管理计划，并主动支持计划的实施。

4.2系统管理的基本步骤

林业企业健康管理步骤，一般包括：确定林业企业管理目标；企业健康状况监测与评价；明确林业企业管理时空边界，构建林业企业组织结构；制定林业企业管理原则；制定不同时间尺度林业企业管理计划；明确林业企业各成员职责分工与合作关系；管理过程监测，有必要时组织第三方专家对管理过程与成效进行评估。

4.3林业企业管理智能化

林业企业管理的对象是林业企业，作为系统健康管理的管理对象，其影响管理的内部因子与环境因子、系统健康指标、管理目标因子指标等，都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处理，转换成数量化指标。随着应用数学理论与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利用这些数量化的因子指标，可以建立多因子、多目标与智能化的林业企业管理智能系统，实现林业企业健康状况、管理过程的实时监测及管理成效的精准评估，以提高林业企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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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张国庆.林产品溯源系统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2011,(22).

日用化学健康论文篇7

为此，《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杂志社与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将共同举办首期“积极心理与学校文化建设高级研修班”，现诚邀各单位相关人员参加，并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参加人员

中小学校长、学校教育教学管理人员，以及班主任、心理教师等。

二、研修内容

模块一：理论篇

积极心理学原理及其在学校文化建设中的运用；

基于积极心理的学校文化建设新思路；

学校文化建设及其心理动力；

学校文化对学生心理健康及积极品质形成的影响……

模块二：案例篇

丰富学校文化内涵，引领师生幸福成长；

积极心理运用于学校文化建设案例剖析；

学校文化建设特色学校解析……

模块三：考察篇

北京知名中学考察。

三、授课专家组成

教育部相关部门领导；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学校文化的资深教授；

国内外积极心理研究专家；

一线知名校长（参会校长可在报名回执表中提出主题演讲申请）。

四、研修时间、地点

1．报到时间：2012年7月17日

研修时间：2012年7月18日～21日

2．报到地点：另行通知

研修地点：北京师范大学

五、研修费用

1．学费：1980元/人（含授课费、午餐费、资料费）。

2．外地参训人员可协助统一安排食宿（费用自理）。

六、考核与证书

学员完成研修内容并经考核合格的，将获颁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和《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杂志社具章的结业证书；并可在北师大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网页（scett.bnu.省略/）上查验证书。

欢迎学员围绕研修内容提交论文，题目自拟。论文要求：（1）符合本次会议相关主题要求，且未在正式刊物上公开发表；（2）论文内容应包括：论文题目、摘要、关键词、正文及参考文献，作者及其单位、邮编、电子邮件地址；（3）论文提交邮箱xljkzz@vip.省略。会议将在了解学员需求的基础上，根据提交论文的质量决定是否结集出版，优秀论文可推荐到《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杂志发表，相关事宜将在会后另行沟通。

七、其他事宜

凡参加研修的学员，均可提交学校在文化建设方面遇到的问题与困惑，与会专家将作为典型案例进行解答、分析，现场进行交流互动。

凡参加研修的学员，每人须携带电子版免冠照片1张（注明单位、姓名及身份证号码）、身份证复印件1份。

八、付款方式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苏州桥支行

户 名：《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杂志社

账 号：1100 1079 8000 5600 9860

联行号(京外汇款填写)：105100012091

九、报名及联系方式

报名电话：010-88810835 传真：010-88817526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杂志社培训部 王老师

咨询电话：010-58802881

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 余老师

日用化学健康论文篇8

百度百科这样解释“健康”――“是指一个人在身体、精神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不仅是躯体没有疾病，还要具备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有道德”。高殊的年龄阶段所决定的高中生特殊心理状态以及他们所处的学习生活环境和改革开放化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他们的心理变化发展正处在一个不稳定的阶段。随着与义务教育阶段不同的学习生活的变化，升学竞争日趋激烈，高中生在自我意识、人际交往、学习生活等方面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困惑，并严重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联合国一位专家在20世纪90年代曾指出：“从现在到21世纪中叶，没有任何一种灾难会像心理冲突一样带给人们持久而深刻的痛苦。”因此在此阶段，能否保证和增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将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身心是否能全面健康发展成长，并对他们终生产生深远的作用。笔者认为，每一个高中德育工作者，应该根据高中生心理特点，结合学校的生源特色，利用学校资源，围绕学校德育工作要求，展开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关注并研究新形势下德育工作内容和形式的拓展，才能让“健康”这一鲜明的旗帜，高高飘扬于学校这个德育教育的主阵地。

一、实践“健康”教育的理论依据

《国家十二五教育发展规划纲要》第一章“战略部署”中“战略主题”的阐述为“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现行的《中学德育大纲》已把“具有自尊自爱、自立自强、开拓进取、坚毅勇敢等心理品质和一定的道德评价能力、自我教育能力”列入高中阶段德育目标，把“良好个性心理品质的教育――自尊自爱、自强自立、开拓进取的教育；健康生活情趣和健全人格的培养教育；青春期心理健康、友谊、恋爱、家庭观的教育和行为指导；坚强意志品格和承受挫折能力的培养训练”列入高中阶段德育内容。而心理健康教育，即心理教育工作者运用心理学、教育学原理以及心理咨询理论与技术等对受教育者施加一定的影响，帮助他们化解心理矛盾、减少心理冲突、缓解心理压力、优化心理素质，使受教育者的心理过程得以正常发展，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形成良好的个性和思想品质，促进人格的成熟及人生的全面发展。无论是“人”还是“心理品质”等概念，无不明确规定心理健康教育应该是德育工作的重要任务和内容之一；而“立德”“良好”“正常”等词的本质内容，则可以用“健康”一词概括。“健康”一词已是目前社会上广为公众接受的一种科学观点，健康是德育教育的真正目的，正日益体现出它的重要性和时代性。

从“健康”这个角度，关注学生的情感需要，关心学生的个体意识，使德育教育深入到学生个性心理品质发展的微观层面，从而增强德育教育的现实性。心理健康教育正是这样以一种关注学生个体真实生命、更靠近学生心理发展的全新姿态出现，运用独特的内容和方法，让学生在德育教育中健康成长。

二、实践“健康”教育的途径策略

（一）多种形式结合，定位落实健康教育宣传。

比较初中学生来说，高中学生的自觉性、独立性、果断性、主观性显露得较为明显，他们的独立性意向十分强烈，同时各年段学生的性格、气质又各有特点。我们应该针对不同年段学生的一般性特征有目标地展开健康教育宣传；同时，高中学生对外面世界的信息非常敏感，健康教育宣传的落实，最好也能更具有时代特征，让学生印象深刻并行之有效。

1.根据年段特点开展知识讲座。针对高一新生入学后学生中普遍存在着对新的学习方式、新的生活环境、新的角色的适应问题，明确高一年级以良好的适应，努力提高自我意识，增强自我管理能力为目标，进行《青春期的人际交往》《如何积极适应新的环境》等的讲座；针对高二学生新鲜感缺失，学习动机模糊，产生疲倦及种种消极沮丧想法以及早恋的问题，明确以树立正确的幸福观，乐观豁达，积极进取，正确处理男女同学间的友谊为教育目标，进行《青春期的异往》《如何度过青春期》等系列的讲座；针对高三学生学习压力不断增加，学习成绩处于瓶颈状态，考试焦虑等问题，明确以愉快的接受，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激发心理潜能，达到自我意识日趋完善的新境界，成为一个心理健康，能自强自立，积极向上，成熟的人为目标，进行《青春期常见心理偏差及疏导》《远离考试焦虑》等知识讲座。同时，可让校级领导及医保中心负责进行《预防艾滋病》《珍爱生命，远离》《青春期常见健康问题的预报和保健》讲座。这些讲座针对学生在不同阶段的心态，逐步帮助学生找到自己适应环境、调整心态的方法，对增强心理素质以及青春期生理、心理的健康有着良好的效果。

2.结合特殊的日子发放宣传资料。青春期性生理教育、性心理教育、性道德规范教育、性法制伦理教育、性审美教育、预防性疾病传播尤其关于预防艾滋病宣传以及远离、珍惜生命等方面的教育内容，除了专题知识讲座以外，还可以结合特殊的日子，例“国际禁毒日（6月26日）”，“世界艾滋病日（12月1日）”等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以健康小册子的形式发放资料，或者结合利用校医务室的有关专业知识资料――《青春健康教育手册》，印发到学生手中，让学生及时了解青春期生理和心理的变化、异往的方法等。这些资料一般能让学生印象深刻，深受学生欢迎。当然也可以翻印或在网上共享好的宣传资料，如中国计生协会培训师资的《青少年生殖健康工作者培训指南》、《成长之道》以及《藏在书包里的玫瑰》、《百问百答――青春期与性》等书籍，教育者可以以班级为单位展开宣传，让“健康”的理念根植到学生心中。

（二）教育资源整合，加速凝聚健康教育合力。

现代教育中，教师是教育的最大财富，校园这个有别于其他环境的特有的硬件设施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决定了每一位老师“不仅仅是人类文化的传递者也应该是的学生心灵的塑造者，是学生心理健康的维护者”，决定了校园文化活动的丰富多彩。整合教育资源，凝聚健康教育的合力，健康教育的步伐会迈得更迅速，更坚实，更有力。

1.充分利用学科特点，以课堂为阵地点滴渗透健康教育。课堂，是师生沟通的一个重要场所。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健康教育，是实现健康教育目标的主渠道。在课堂上，师生之间无时不在进行情感的交流和心灵的沟通，教师应根据学科特点，重视挖掘教材中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心理素质的因素，通过巧妙的设计，组织各种活动，使师生之间达到共鸣，在实实在在的教育中推进健康教育。当然，教师的心理素质如何，是否具有良好的教学情绪，将直接影响课堂教育效果和学生的心理健康的发展。教师拥有良好的教学情绪和心理素质，才能创设良好的课堂教学心理环境，让学生在和谐的氛围和愉悦的意境中学习知识，并完善人格。为此，学校要着力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建设，鼓励教师参加心理健康教育师资培训，规定教师必须参加心理健康教育基础知识培训，甚至是心理咨询师的考试，从而提高教师的心理素质，提高教师的心理学知识水平。每一个教师都能应用心理学原理，根据学生的心理、生理特点，认真备好课，上课时调节自身的良好心态，德育工作才能有的放矢，取得较好的效果，课堂作为德育教育的主阵地，才能真正健康、向上。

2.不断丰富校园文化，以活动为载体逐步推进健康教育。健康的心理社会环境和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有助于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和健康心理的形成。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为学生搭建表现才华的舞台，既调节学生的身心，又释放学生的潜能。各种社团活动和学科竞赛，可以培养学生的团结合作、奋勇拼搏的精神；校园环境的文化布置，如教室走廊上的名人名言，教室内的励志名言，食堂内的向学生征集的以珍惜、节约为主题的佳句展示，校园各区看似无意实则精心的细节装点，甚至是灯箱和电子大屏幕，这些都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让学生在有益于身心的活动和文化氛围中感受到什么是真正健康向上的青春，把健康的宗旨渗透到生活的角角落落。只有健康的环境，才能有健康的学生。

3.灵活运用校园设施，以主题班会形式创新健康教育。班主任工作中一个重要内容是以生动有趣的主题班会对学生进行健康教育，班会课在德育教学中，尤其需要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内驱力，维系学生持久的学习热情。高中校园内，多媒体设备比较完善，情境教学、演讲辩论、案例分析、课堂讨论、社会调查、音乐欣赏等，都可以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特点，组织主题丰富的班会活动，改变班会课由班主任讲到底的传统课型，把角色扮演和小品、游戏引入课堂，并经常性开展小组讨论，发挥同伴教育的积极作用，让学生主动地学，有个性地学，在参与中学，学会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情绪，学会与同学、老师和家长进行有效的沟通，培养对挫折的耐受能力，形成良好的意志品质。班会课上的班主任也要能放下为师的“架子”，以朋友的身份走近学生，以引导者的身份引导学生和自己一齐去探求知识，及时评价学生的学习活动，要把成功榜样、激励等贯穿课堂，激发学生的自信心、自强心，形成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心理素质。

（三）实践活动推动，拓宽校园健康教育发展空间。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和加强学生应付心理压力的能力，心理健康教育应该融心理预防咨询与治疗，人格发展和情感教育于一体。成功的心理品质教育必定是学生自觉参与的结果，专业的心理辅导则能教会他们模仿某些策略和新的行为，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存在的能力或形成更为适应的应变能力，并且能运用此能力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为走上社会做好充分准备。心理辅导室及其他社会实践活动，是让学生由校园理论走向社会现实的直接具体的方法，拓展了学校健康教育的空间。

1.心理辅导室活动

心理辅导室的集体和个别辅导，对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出现的问题给予间接的引导和直接的指导，为学生搭建了一个学习、倾诉的平台，既能排解心理困扰，建立师生联系，又能让学生明白心理压力和身心疾病是难以回避的现实生活中的客观存在，只有直面自身的问题，运用科学方法，增强自我调节、自我控制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才能正确面对影响身心健康的心理压力和身心疾病，并且教会学生怎么做，怎样逐渐培养起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自我调适与疏导的能力，促进健康的心理品质的形成。这是健康教育和心理疏导的真正目的。心理辅导室可以定时定人进行宣传或辅导活动。例如针对高三学生的高考压力，可以在高考前夕于学校宣传窗刊出《高三学生心理调适专刊》；针对青春期女生容易碰到的问题，可以以《写给高一女生》《青春期女生的自尊自爱教育》《心理缺氧问题的分析与解救》为内容，每学年分年段进行女生讲座；可以发一些心理健康调查或测试的试卷，以提醒学生学会寻求帮助，注意自己的心理健康；更可以定时进行个案咨询与辅导，让个别学生的突出问题在具体而专业的咨询辅导中得到真正的解答，为学生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2.社会实践活动

影响学生素质提高的各种因素中，家庭与社会亦是健康教育的重要阵地。特别是家庭教育，它直接与学生健康状况相关联。学校可在校讯通、家访或者电话以及一学期一次发放的《告家长书》中，指导并要求家长能够配合学校促进子女全面健康成长，使之成为学生健康教育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形成关心、支持、参与教育的良好环境。同时，鼓励并组织学生走出校门，积极参加团市委等组织的各种社会活动，例如每年两次的敬老院送温暖和“志愿者在行动”的活动，让学生的健康教育不仅仅只停留在学校，还要扩展到家庭乃至社会，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走出误区，培养学生优良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使他们以健全的人格、渊博的知识、健康的身心成为对祖国有用的基础人才，从而提高健康教育工作的成效与水平。

总之，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要求德育工作以健康目的，在宣传发动、资源整合、实践推动中把心理健康教育引入德育工作中，不断探讨两者相结合的可能性，对于提高德育工作的实际效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论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

日用化学健康论文篇9

中国大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步至今,在理论研究、方法创新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现在,全国范围内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正处于全面繁荣并不断向纵深推进的历史性关键时期。据教育部2009年在全国范围内对1538所高校的调查数据显示,大陆已有93%的高校建立了独立的心理健康教育机构,92.2%的高校建立了三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网络,目前,全国建有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机构的高校已增至1983所。客观分析当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已经形成的发展优势,有利于增强政府、社会和高校的信心,继续深入地拓展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推动与之相关的各项工作沿着更加科学、高效的方向发展。

一、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逐步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叶一舵教授曾将20多年来我国大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为调查、呼吁期(20世纪80年代的初、中期),第二期为尝试、起步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第三期为探索、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第四期为推进、繁荣期(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而如果从受到外界重视程度的高低来划分的话,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则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的成长过程。

第一阶段,由民间的自发活动发展成学校的行政行为。早在1984年,我国的一些留学人员归国后,在大学生中发起心理咨询活动,及至1986年底,全国已有30多所高校建立了心理咨询中心。此时,一场由学校社团等自发发起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开始得到部分高校领导的重视并逐步演变成这些高校学生教育与管理的行政行为。

第二阶段,由学校的自主行为变成国家教委的主导性工作。1993年后,原国家教委亲自牵头,先后在北京、上海、武汉、大连等地先后举办各种形式的心理咨询培训班,为各地高校培养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开始得到国家教委的高度重视。

第三阶段,中共中央、国务院开始从德育工作和素质教育等方面提及心理健康教育。1994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通过多种形式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指导,帮助学生提高心理素质,健全人格,增强承受挫折、适应环境的能力。1999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议》中也指出,要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学生坚韧不拔的意志、艰苦奋斗的精神,增强适应社会的能力。

第四阶段,教育部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出明确的、规范的要求。2001年3月,教育部颁发《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教社政【2001】1号),2002年4月,教育部又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实施纲要(试行)》(教社政厅【2002】3号),同时,心理健康教育开始被纳入学校评估体系之中。2005年1月12日,教育部、卫生部、再次联合发文《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见》(教社政【2005】1号),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总体要求、工作水平、队伍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体制四大方面提出具体的意见。2005年6月3日,教育部办公厅为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发文成立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教社政厅函【2005】44号),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对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咨询与指导作用。

沿着时间维度,来分析1984年到现在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史,可以发现我国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走过了从民间推动前进向政府主导发展的成长历程,而2001年可以被看成是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从基层探索上升为国家政府行为的转折点,因为从这一年起,党和政府便不断利用强大的舆论宣传和行政管理的力量,为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持续并健康地发展保驾护航。

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开始进入专业化的发展轨道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化发展的标志主要体现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两个层面。

1.理论研究方面

早期是以研究大学生的德育和思想政治素质为主,辅之以心理教育的探讨,而现在则出现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并行与互补的现象,许多专家、学者开始从心理的角度而非思想政治道德的角度来研究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宏观上,如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内涵、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的研究、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构建的研究、对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理论依据的探讨等都体现了较强的专业性与学术性。微观上,如对各类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研究、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标准的研究、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影响的研究,关于积极心理学及存在心理学等学科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影响的研究,关于混沌控制理论,以及元认知理论等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影响研究,都说明我国的理论研究工作已经进入具体化和中国化的探索阶段。

2.实践操作方面

实践操作上的专业化,首先要求有一支专业化和专职化的师资队伍。早期的学校心理辅导工作常常由“两课”教师兼任,缺乏专业性,导致心理辅导变成了变相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部连续下达几个促进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文件后,许多高校开始增加心理辅导员的编制并引进心理学、精神病学和社会学专业的人才充当心理辅导员。通过调查发现,目前大多数高校已经形成了校内与校外、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师资队伍,截至2009年,全国共有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3561名,平均每校2.41名,教育部直属高校平均每校3.79名。

实践操作专业化的第二个要求是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运行规范化,从中心的隶属关系到中心各部门的设置都必须体现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特色。许多高校已经将心理普查与疾病筛查、心理危机干预、心理发展教育、心理健康年度与月度活动、团体心理辅导、心理状态监控、心理课程的设置与教材的编写等工作纳入到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工作职责当中,如江苏省教育厅于2009年11月11日公布《江苏省首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示范中心》,共有南京大学等16所本科和高职院校入围,这些示范中心将在如上的各个方面发挥示范与引领作用,推动江苏省各高校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又如天津、上海、广东等省市都相继出台了《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建设指标体系》,对高校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各项工作提出了明确的、极具操作性的建设要求。

实践操作专业化的第三个要求是心理咨询室工作规范与心理咨询策略符合心理学的专业要求。过去许多有心理援助需求的同学只能在教师集体办公的地方进行咨询,不但效果不佳,而且无法遵循心理咨询的相关原则。现在许多高校都建有心理咨询室、心理测试室、心理宣泄室等场所,不但环境优雅,而且各类仪器设备和软件系统配备齐全。如湖南省教育厅于2008年4月24日颁布了《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心理咨询室建设标准(试行)》(湘教发【2008】27号),文件中包括心理咨询室建设的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主要观测点,以及A、B两个等级标准,同时对一般本科院校、重点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的优秀与合格标准作区别对待。

实践操作专业化的第四个要求是心理健康测评系统要具有针对性。过去高校在评估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时,只能使用普通成人的或从国外翻译过来的系统软件进行测评,缺乏针对性和特异性。2001年10月“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相关量表的编制”课题组成立,教育部社政司司长靳诺任负责人,经过几年的调查研究,终于在2005年编制出《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测评系统》量表手册和软件,并建立了中国大学生常模。该测评系统包括4个心理健康相关量表和1个计算机软件,即中国大学生心理应激量表(CCSPSS)、中国大学生人格量表(CCSPS)、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CCSAS)、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CCSMHS)和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测评系统软件(CSPA)。自此,我国终于诞生了基本符合中国社会文化特点、适合中国大学生使用的心理健康测评系统。

三、国际与国内交流活动日益增多

1.国际交流方面

世界各国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各有特色,欧美国家开展最早也最有经验可鉴。中华民族是一个不甘落后且谦虚好学的民族,非常善于运用“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交流方式,让中国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从一开始就能够充分利用国外的先进理论和实践方法,缩短了自我独自摸索的时间。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外出学习活动,如2006年8月,由国家教育部组成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8人考察团,赴加拿大、美国的四所高校,就北美地区的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进行了实地考察和交流。又如2009年9月,北京市高教学会心理咨询研究会在北京市教工委的支持下组织部分高校学生工作部长、心理咨询中心主任18人参加了澳大利亚认知与行为治疗学会第32届全国大会,考察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心理咨询中心,进行工作交流和专业研讨。而将国外知名心理健康教育专家请到中国来的做法,更让国内许多学者受益匪浅。如2008年11月,由北京市教工委主办的中、美、加学生事务北京峰会在京召开,来自耶鲁大学等40所西方知名高校,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中国高校负责学生事务的校领导、心理咨询中心主任200多人参加了峰会,这是中国、美国、加拿大三国高校首次共同研讨学生事务工作。到2009年,北京市高教学会心理咨询研究会又在北京市教工委的支持下,在4月至6月间,分别邀请了美国的专家举办了“北京高校心理咨询教师个人成长与专业成长团体培训”、“同伴咨询”培训和“美国高校心理咨询的发展与危机干预”培训。除了北京的引进培训外,2009年7月,吉林省也在延吉市召开了“心理学理论及应用国际研讨会”,中、美、韩、日四国许多著名的心理咨询专家围绕心理学理论、心理咨询及心理健康教育等主题展开了学术交流并举办了专家工作坊。

2.两岸四地交流方面

香港、台湾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起步较早,至今已有30多年的发展历史。向港台的各个高校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和方法,更接近中国人的文化与习惯,更易于形成适应中国大陆学生的并具有中国大陆特色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如:2004年全国大学生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曾组团到香港六所高校进行了参观学习;2008年6月广东省组织9所高校的10名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机构负责人赴香港城市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三所高校考察学习;2009年10月,黑龙江省高校心理代表团赴台湾参加在台湾省台北市召开的“台湾辅导与谘商学会2009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内地与港台地区交往日益密切的基础上,两岸四地的高校提出了共同举办论坛的设想。2009年7月27―29日,首届两岸四地高校心理辅导与咨询高峰论坛在江苏省会议中心举行。大陆、港澳台地区近60所高校150名代表参会,来自台湾、香港、澳门和大陆地区的几十位高校心理学专家深入探讨和分享了各自在大学生心理辅导方面的心得体会和宝贵经验。

3.内地高校之间交流方面

内地高校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交流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上:第一层次是由政府部门牵头召开的各类会议,如2009年3月19日由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主持的《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经验交流会议》在南京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各高校的200余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在此次会上,教育部思政司司长杨振斌提出将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教育教学体系建设、活动体系建设、服务体系建设、预防与干预体系建设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会上,湖南省教育厅、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和清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上海海洋大学、南京大学也作了会议交流发言。第二层次是全国及地方的各类学会、研究会举办的各种交流与培训活动。目前,成立近20周年的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大学生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主要承担了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指导与培训工作,并已举办了十届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学术交流会,为扎实推进全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知识普及化、意识全员化、课程标准化、教育立体化、队伍专业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省级的各类学会也成为地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交流和培训的主要召集人,规模较大和层次较高的有江苏、湖南、广东、北京、天津、广西、辽宁、黑龙江等地,其中辽宁省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会从2006年起至今,就先后为全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举办学术讲座“心理咨询中的心理评估”(梁宝勇)、“积极心理学”(刘翔平)、“心理咨询流派的理论与方法”(马建青)、“大学生压力情绪管理与应对”(郑日昌)、“大学生心理障碍临床干预技术”(金洪源)、“大学生人格障碍与自我调整技术”(张美蓉)、“心理行为训练技术”(孙远刚)、“沙盘游戏疗法及应用”(李灵)、“全球化时代的高校学生工作与心理健康教育、怎样对大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高校学生工作中团体辅导技术的应用及高校危机干预与自杀预防”(樊富珉)、“大学生心理障碍的识别与应对、心理危机干预”(唐登华)。第三层次是高校之间的互访。许多高校在教育部相关文件的敦促下,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开始转变认识,由只重视形式与宣传,逐渐转变成既重视形式更注重内涵的发展,变过去的被动应付检查为现在的主动投资建设,向先进高校学习、取经的做法已经成为部分高校加快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程建设的捷径。

四、民间性质的技术研修活动频繁和各种技术性工具的研制层出不穷

部分国内外的培训机构发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较强的开发潜力和利润空间,纷纷与国内各级学术团体和高校甚至于专家个人进行合作,开设各种类型的商业性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培训班。尽管许多培训活动收费较高,但由于能够及时地把国内外最新的技术介绍给高校从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一线工作人员,这种民间性质的技术研修活动还是受到许多参与者的肯定。

一些企业或组织自己的团队或与科研院所协作,开展关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硬件与软件研究,新产品不断涌现,如心理咨询脑波治疗仪、多参数生物反馈仪、HeartMath生物反馈训练系统、宣泄系统、沙盘治疗(箱庭工具)系统、心理与行为干预系统、漂浮仪及各种心理测试软件等。这些仪器设备与软件系统,逐渐改变了过去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传统而单一的辅导、咨询与治疗的方法,使得人与人、人与仪器在和谐而有趣的氛围中取得较好的咨询与治疗效果。

总览中国大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认为中国大陆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已经进入到快速、规范、高效的发展轨道,其所积聚的发展优势已经成为全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发展模式改革的内驱力。

参考文献:

[1]叶一舵.我国大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二十年[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148-155.

日用化学健康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R4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06-0588-01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我科收治的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均经颅脑CT确诊，为首次发病，格拉斯哥评分>8分，病情稳定者。共纳入研究236例，将2011年7月1日～2011年12月31日126例设为对照组，2012年1月1日～2012年6月30日110例设为观察组。对照组男70例、女56例，年龄39～76岁；小学及以下学历26例，初中43例，高中及中专35例，大专及以上22例；观察组男61例、女49例，年龄41～77岁；小学及以下学历23例，初中39例，高中及中专24例，大专及以上24例。2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1.2.1 健康教育方法

1.2.1.1 对照组 采取常规健康教育模式，由责任护士按照病房制定的健康教育内容，采用口头宣教方法。

1.2.1.2 观察组 将桑代克学习理论应用于健康教育中：①组织护士认真学习桑代克提出的三大学习定律：准备律、练习律和效果律，深刻领会其含义。②分析健康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包括护士实施健康教育流于形式、教育形式单一、教育时机不当、语言沟通缺乏艺术性和吸引力、出院指导不够详细[1]等。③针对问题，组织讨论，将桑代克学习理论应用其中，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④责任护士负责桑代克学习理论为主题的健康教育的实施。⑤护士长和责任组长每周2次对健康教育实施情况进行检查督导，必要时给予补充教育。

1.2.2 评价方法 比较两组健康教育达标情况和护理服务满意度。①健康教育达标情况。采用我院的健康教育检查标准，出院前1～2d由责任组长进行评价，内容包括健康教育宣传资料、入院宣教、住院宣教、出院宣教4大项20小项内容，90分为达标。②护理服务满意度。出院时采用我院自行设计的护理服务满意度调查表，内容包括服务态度、技术水平、健康宣教内容、宣教形式、出院指导等13条内容，每项满意度分值：满意3分、一般2分、不满意0分，将调查表所得分数之和/39×100%。得分≥95分为满意。

1.2.3 统计学方法 用SPSS17.0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分析，采用x2检验，检验水准a=0.05。

2 结果

3 讨论

健康教育是通过系统的社会教育活动， 促进人们自愿地改变不良健康行为和影响健康行为的相关因素， 消除或减轻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 预防疾病， 促进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2]。临床健康教育，本质上是患者在医护人员的引导下进行认识活动的过程，是双方共同活动的过程。桑代克学习理论的应用，对护患双方的学习均起到促进作用，分析其作用机制如下。

3.1 桑代克认为，准备律是指学习者在学习开始时的预备定势[3]，它不仅指学习前的知识准备或成熟方面的准备，而且包括在开始学习时动机的准备。健康教育中准备率的应用：①知识准备：调研结果显示，部分学历及职称低的护理人员对健康教育相关知识掌握不足，没有能力更好地完成健康教育工作。如在给患者做饮食指导时，只笼统地说吃低盐低脂肪饮食、糖尿病饮食，当患者想知道具体吃什么时，护士往往答不上来，缺乏系统的理论知识。针对这一情况，科室建立健康教育制度，准备疾病宣教资料，包括健康知识宣传栏、壁画、宣传手册、光盘等，方便护士使用。②沟通技巧准备：选择恰当的教育时机，与病人一起安排教学时间，一般在病情稳定后或入院后2～3天开始；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态度温和诚恳，当护患认识出现分歧时，不要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病人，要因诱利导，逐渐改变病人对健康问题的不正确认识。③学习动机准备：准确收集病人资料，正确评估病人的健康需求和学习动机，在具体内容上根据病人的病情和住院的不同时期选择侧重点，从而引导患者思想、情感和行为的改变和依从；同时将健康教育纳入三基考试内容，考评结果与绩效奖金挂钩，调动了护理人员健康教育的积极性。

3.2 练习律包括①应用律是指任何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结，一经应用或练习则可使之加强，练习越多，则联结力越强。②失用律是指如果某一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结在若干时间内不加以练习的话，联结的力量就会减弱。这一规律强调的是反复练习、不间断练习，不仅适用于护理人员对患者的健康指导，更适用于护理人员自身的提高。练习律的应用启示：①合理安排教育内容，根据病人的知识层次、接受能力选择讲解内容的深浅、多少，制定健康教育计划，对不易理解的内容要反复多次讲解。②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尤其对于文化低的病人，医学术语往往难以理解，尽可能地使用他们熟悉的日常用语，只要保证意思不变就行，要生动形象，以充分调动病人学习的积极性。。③采用多种教育方式：调查显示：最受高血压患者欢迎的是医务人员与病人交谈、提供疾病科普读物，还可采用图片、录像、幻灯等直观教学法，对病情平稳者组织专题讲座和护患交流会。对于血压测量方法及功能锻炼的手法，则在床边进行技术指导，并及时给予纠正和指导。

3.3 效果律是指刺激与反应之间所建立的联结受反应效果的影响。当反应是满意的时候，联结力量就会增强；相反，当反应是烦恼的时候，联结力量就会削弱[4]。效果律强调了健康教育及时评价的重要性。病人接受健康教育后注意观察是顺利接受还是有抵触情绪，及时评价教与学的结果，针对不足，具体指导，加强病人的正确行为。当病人积极主动地接受教育，产生了一定的良，如掌握了血压的正确测量方法后，及时给予鼓励，使患者产生愉悦感和成就感，可促进其健康行为的强化。

桑代克学习理论的应用，可以指导我们选择恰当的健康教育方法，激发患者的学习动机，增加学习的有效性，提高患者对健康教育的依从性，同时护理人员的健康知识水平和沟通能力也不断加强，提高了护理服务满意度，促进了责任制整体护理的开展。

参考文献：

[1] 薛协颖.临床护理健康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医药指南2011，9（8）：147.

[2] 黄敬亨.健康教育学[M].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4～5.

[3] 马彩虹.桑代克的学习定律及其启示[J]. 常熟高专学报，2001，5（3）：68-70

日用化学健康论文篇11

目前，中专教学中既没有开设独立的心理学课，也无从上到下通力合作抓心理健康教育的习惯，主要依靠班主任和学保处(政教处)做工作，情况并不乐观，这客观上要求各任课教师在本学科的教学中在这方面要有所努力。语文学科的课程性质是人文性、社会性和工具性的统一，更注重一种人文和社会的体验，而这些都不同程度的折射着人的心理素质，如果把语文教学当成是“熊掌”，那么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就是“鱼”，在语文教学过程中“熊掌”和“鱼”能兼得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语文学科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理应成为心理健康渗透的重要载体，两者能够进行完美的整合。

一、中专生的心理问题不容忽视

中专生在校学习的时期正处在15岁至19岁的青春期，而这个阶段止是他们身心急剧发展、情感丰富强烈、情绪波动大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是最容易出心理问题的时期。有些人由于兴趣、情感、意志、习惯等非智力因素的影响，导致学习成绩欠佳；因中考失意而产生自卑；家长过高的期望，使他们大都有不同程度的失败感和挫折感，心理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学习心理方面：表现为学习适应不良；学习动机不正或学习目的不明；学习策略不当或学习困难；学习成绩太差，厌学情绪严重；转而是焦躁、困惑，情绪压抑严重。

2.人际交往方面：表现为人际适应困难；集体观念较淡薄；缺乏尊重、真诚、团结、互助精神。为摆脱这种令人失望的状态，许多学生与社会无业青年靠近，或者校园内部拉帮结派或者集体性早恋，以不正常方式来肯定自己。

3.性格方面：缺乏坚强的意志品质；性格态度特征表现为坚持性、自觉性较差，自制力不足。有1/4左右的学生或多或少违反校纪校规。

4.自我认知方面：缺乏积极健康的自我观念，表现为较强的自卑感，自立、自信、自尊、自强不足，自我评价机制不完善。转而以破坏课堂、哗众取宠等形式来寻找自我。

那么，如何化解中专生的心理问题，使之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是摆在广大中专教师面前非常迫切的问题，也是我们语文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充分尊重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语文学科性质的前提下，我们把心理健康教育目标与语文学科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语文教学的同时有意识地渗透心理健康教育，不仅有利于加深学生对语文知识的理解，而且对培养学生的健康心理和良好的品格大有裨益，从而促使学生全面、主动、和谐、健康的发展。

二、如何将心理健康教育渗透到中专语文教学中

(一)深入研究语文教材，找准切入点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教师、学生和教材是课堂教学三个永恒不变的主体，在语文教学中，要以语文教材为载体，立足教材，构建教学的平台，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的教育。现行语文教材中有许多心理教育材料，或显性的，或隐性的，渗透着对学生的行为规范、智能训练和人格要求，教师在备课与课堂教学中要善于发掘这一资源，培养学生的健康心理。例如，在教学鲁迅小说《药》时，结合鲁迅的经历及其对国民性的思考，联系当今种种让人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让学生深刻认识到旧中国国民人格上的缺陷，从而为培养学生的健康人格提供历史的借鉴。再如，在教学《项链》时，为了让学生充分认识到玛蒂尔德身上存在的人性的弱点与人格缺陷，我把切入点放在对这一人物的分析﹑评价上，组织学生展开深入的讨论。在讨论﹑交流中，有的学生对人物报以同情，有的则认为这完全是人物的虚荣心所至，有的还把问题深入到社会制度上去。在讨论中，学生认识到了什么才是健全的人格，并能结合自己存在的问题，取长补短，不仅掌握了小说的思想内涵，而且受到了一次深刻的人格教育。

(二)努力探索创新教学方法，激发学生求知欲望，完善学生个体心理

在教学中，如果总是采用同一或相仿的教学方法，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就就会受到压抑。即使某一种教学方法比较好，但如果在教学实践中使之程式化，这种教法也就停滞起来，缺乏活泼的生命力。

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采用多种方法，从学生的心理实际、学习课文的愿望和现有语文能力的情况出发，使每篇课文的阅读有新意，有新鲜感。教师不宜教给学生过多的现成结论，而应该引导学生对课文本身进行感悟，使学生对文章有新的理解和创造。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在学生的脑力劳动中，摆在第一位的并不是背书，不是记住别人的思想，而是让学生本人进行思考，也就是说，进行生动的创造。”如我们很熟悉的文章《荷塘月色》，文章起笔就说：“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多年来，教师总是习以为常地把“不宁静”的原因归之于当时的时局动荡，且反复使学生熟悉这一点。这就使学生失去创新理解原文的机会，从而把学生的创造力扼杀在“熟悉化”的摇篮中。其实，教师完全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些有关朱自清当时生活状况的资料，让学生自己对文章进行陌生化探索。这样学生就会发现：当时朱自清父子因家庭事务而关系紧张，为了缓和这种紧张的关系，朱自清屡屡写信回家；然而父亲一直没回信，所以朱自清心里颇不宁静。这样学生可以探索出：家事和国事是使朱自清心里不宁静的双重原因；朱自清虽然是散文家和教授，但他也有烦恼的时候，写文章抒发自己的情感也是解决自身忧愁的方法之一。

(三)紧紧围绕教学环节，在教学活动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1.创设宽松的教学氛围，优化学习的心理环境

营造友善的教学氛围，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应把微笑带入课堂，把快乐带给学生，树立“以情感人，以情服人，以情育人”的教学观念，用情趣去感染学生，用挚爱唤醒学生人格深处的迷惘。给学生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学习环境，创设一定的教学情景，才能使学生真正的进入角色，大胆的发言﹑自由的讨论，想己之所想，说己之想说，从而充分展示学生的个性，引起共鸣，达到提高人格水平的目的，为最终协调学生社会化和个性化的发展构建了健康的心境。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善于用自己的眼睛与学生交流，让学生感受到老师一直都在关注他(她)。在师生关系上，建立平等交流，共同研讨的民主氛围，让心灵体贴心灵，“让每一个学生都抬起头来走路。”保护学生心理健康，在教学中从细微处着眼，关心学生的健康发展，及时正确地对学生进行鼓励表扬，让学生获得成功的满足感。

2.在课堂内的活动中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渗透

立足课堂，心理健康的渗透教育才能落到实处。教材中安排了不少的语文社会实践活动和口语交际，由学生实际参与实践，在设计、制作、组织、表演、辩论等活动中，学生全身心的投入，有着丰富的体验，或品尝成功、分享喜悦；或经历挫折、体验失败，学生的心理状态是随着活动的过程和参与程度而呈发展变化的状态，在教学中，以“活动”为“教材”，敏锐地把握心理健康教育的契机，用行动去感染学生、影响和暗示学生，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的教育，让学生在充分的活动中，愉快地感悟、体验。

3.以作文教学为切入点，疏导学生积郁的情感

社会变化的困惑，人际关系中的焦虑，个体成长的烦恼，或喜或忧，学生有倾诉的需要，如果因势利导，把学生常思常想，常讨论的热门话题，常关注的焦点纳入作文教学之轨，那就满足了他们倾诉的需要，解开他们的心结又帮助了他们作文。抓住学生平时关注的一些热门话题可以拟题作文。如谈谈对网络的看法，讨论一下姚明和火箭队赛事，前段时间陈冠西等港台明星出现的令人不齿的“艳照门”，可以拟题让他们评论一下这些事，这样可以让他们知道怎样去认识一个人，怎样坚持正确的道德观和人生观；如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在抗震救灾中涌现了许许多多令人感动的人和事，如果让学生去思考、去感受这些人和事，他们自己也领会到了拼搏、抗争、关爱、感恩等众多元素对他们自身人格的启迪，有些学生在作文中直舒胸意，对自己、他人和生命的意义有了更成熟的认识，积郁的情感不仅得到了倾泻，世界观也得到了改造。其实对于中专生而言，即使全篇文章文句不是很通顺，但在某一处写出了作者的思想火花，都应大肆表扬。这样能使学生切实感受到成就感，这种感受非常符合学生健康成长的心理需要。

4.把日记作为学生的心灵小船，对学生适时进行心理辅导

心理不适很多时候是由于内心郁结造成的。写日记是宣泄感情的好办法之一。日记可让学生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最真实的想法，最真切的感受写下来，让感情得到宣泄。除了作文外，日记或周记沟通了学生和教师的心灵，让他们拥有一个和兄弟姐妹、朋友同伴、长辈智者于一体的倾诉对象，从而减却不少孤单和无帮助感；同时教师获得了学生信任，了解了信息，防范于未然。日记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载体，可帮助学生更好地发掘其进步潜能，解决心理不适和心理困扰，引导他们通过日记来合理渲泄自己的情绪。在日记中，教师可通过笔谈，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心理辅导。

(四)开展多种形式的课外活动，能锻炼学生的能力

组织学生适当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在活动中了解社会，并学习运用语文能力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也是心理健康教育的一个手段。如像开展社会规范用字调查、人们日常频繁用语调查等活动，对学生语文水平的提高都有一定的帮助。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还组织学生出黑板报，自编手抄报，书报美文摘抄，书法比赛，演讲比赛等语文活动，促使学生关注当今改革、开放、竞争的社会现实，让学生感受时代气息，了解当今社会最新的科技信息，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利于学生健康的心理素质的形成与培养，使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达到一定的高度。

总之，在中专语文教学过程中，我们语文教师必须有“角色”意识，要把整体育人视为语文教学的目的，把教学过程视为育人过程和心理辅导过程，有意识地对学生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做到“熊和鱼掌”“亦可兼得”，中专语文教学的作用和效果也会得到改观，学生的语文素养也会得到大大的提升。

日用化学健康论文篇12

同学们:

大家好!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络已成为我们学习知识、交流思想、休闲娱乐的重要平台,它为我们提供展现自我的个性空间。

但我们也看到，网络是一把双刃剑，网络在极大地方便我们交流和获取信息的的同时，个别网站也存在着传播不健康信息、提供不文明服务等严重危害社会的问题，尤其危害我们小学生的身心健康。所有这些，令人痛心，令人警醒。

为了使我校校园保持清新、健康的舆论氛围，学校向全体同学发出文明上网、健康上网的倡议:

1、规范自身行为，自觉抵制诱惑，远离网吧。不沉迷网络游戏，正确把握上网时间和上网时段。

2、明确上网目的，利用网络充实、提高、完善自我。

3、文明健康上网，访问文明网站，做文明上网的模范和榜样。

4、宣传文明上网，倡导文明上网，做绿色上网的宣传员。

5、关心身边同学，奉劝远离网吧，帮助同学充分认识不良网站的危害。

让我们全体同学信守倡议、自尊自爱、自强不息、严格要求自己，让文明、健康的网络文化在我校蔚然成风，共同促进我校校园文化的健康发展。

株洲光明学校

20xx年11月15日

小学文明上网倡议书【二】

亲爱的同学们:

互联网的日益发展在给我们带来诸多好处的同时也产生不良的影响和危害，从而，营造健康文明的网络文化环境已成为保障学生健康成长的迫切需要。

为了深入贯彻和全面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关于要引导网络机构和广大网民增强网络道德意识，共同建设网络文明的精神，增强青少年自觉抵御网上不良信息的意识，格林社区团支部向辖区全体同学发出以下倡议:自觉遵守《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自我约束，互相监督，健康文明上网，积极营造网络文明新风。

一、大力宣传、贯彻、落实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和三讲三心明德教育，以崇尚科学、团结互助、诚实守信为荣，坚持文明上网，把互联网建设成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的阵地。

二、不在网上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和国家法规的言论，不利用网络进行煽动闹事，不在网上宣传、色情、迷信、暴力的内容。

三、坚决抵制与社会公德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相背离的不良信息，自觉抵制网络低俗之风，净化网络环境，不刊载不健康文字和图片。

四、不发送不健康短(彩)信，不在网站社区、论坛、新闻跟帖、聊天室、博客等中发表、转载违法、庸俗、格调低下的言论、图片、音视频信息。

五、不沉迷于网络游戏，不利用网络做造谣生事、冒名顶替、污蔑欺骗、拨弄是非、骚扰恐吓的事情，不利用网络进行个人攻击、毁人声誉、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